中國當代政治宣傳畫所傳達的政治文化意蘊

中國當代政治宣傳畫所傳達的政治文化意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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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關於“收藏於美國加州伯克利大學的中國當代政治宣傳畫500幅”的內容在許多微信公眾號上發布，既然有這麽多個網絡媒體都發布該信息，必然具有重要意義，遂引起我的興趣和關注。當我仔細閱讀一部分宣傳畫作品後，深信，這些宣傳畫可以傳達多種政治意蘊，於是我打起十二萬分精神，嚐試闡釋這些政治宣傳畫中所蘊含的微言大義。

紅朝中國其自身的政治體製決定了，宣傳招貼畫必然、也隻能是服務於中共紅色政權，且用本黨文化的方式來營造和維護它的專製獨裁體製，難怪繪畫較多地采用紅色的主色調，以表明紅色皇朝的主旋律，及獨斷論的調子，集權主義的價值導向。畫作之於體製也，為“毛之於皮”工具關係。這裏的作品中所顯現的專製獨裁統治，既是宣傳的內容，又是展示的形式，換言之，宣傳畫事物其結構與功能，內容與形式是合二為一，即“黨的一元化領導”，自說自話，自吹自擂。（本文的論述隻限於毛澤東時代極左政治色彩的宣傳畫作品）

今天，在海外異議的政治圈子裏，總是有著喋喋不休的喧嚷：中共繼承了馬克思主義理念從而否棄中國傳統文化雲雲，事實究竟如何呢？我的回答：絕非如此！

人算是情欲動物，必有情欲追求。佛洛依德論證過，人的情欲有著基本恒定的數值，不可能剪滅，隻可轉移。黑格爾雲：東方人畏懼於神秘的“大力”。中國人，既然精神的高端不尋覓，則必定流俗於低端的生存之道。學者李澤厚說，中國人，盡管缺乏西方式超驗的宗教情感，但是有豐富的“實用理性精神”，似乎足可以得到補償，學者朱學勤對此評說，那隻是“廉價取代”而已。

世人皆言，中國人缺乏宗教情懷和信仰，缺乏超越理性，但在世俗生活層麵上，毫不缺乏崇拜之物和崇拜之事，漢語境中的“崇拜”，大多為“頂禮膜拜”，並無神性，譬如有祖先崇拜、金錢崇拜、官位崇拜等，玄妙一點的尚有天帝崇拜，以及諸類保佑神崇拜等等。

中國的共產主義黨派試圖如此來孵化自己的黨文化，大力借助於中國的文化傳統，即民間的風土人情來實施其妄想。遨遊在民俗文化的大洋中，毛澤東真可謂是駕輕就熟：“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這個民族形式就是“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致力於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新文風。從而使得毛澤東大獲成功，泰山登頂，釀成當代中國史上“三忠於四無限”的崇拜大神。

中國文化傳統的儒家注重養育、教化。儒家強調教化對治國的推動作用，賦予其充分的政治意義。“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論語·為政》）儒家把道德上升到統治手段的高度，主張社會各階層人民不但要掌握道德觀念，也要在生活中行之以禮——這些禮儀的功能為後來的中共統治者所接受和利用，並充分反映在宣傳畫作之中。

與中國情景不同的是，西方語境裏，崇拜則是帶有宗教色彩的“WORSHIP”，通常指宗教或信仰上對讚揚、榮耀、虔誠與愛心等的特殊舉動，如與超自然力的神相聯係的舉動等就是最為典型。故此，讀者須注意中西文化的差別。

 

我對於宣傳畫作品的分析如下：

（1）帝王崇拜、領袖尊崇，權力癡迷

 

     中國人的帝王崇拜早已為世人所熟知。人類早期的氏族社會無不建立在的血緣紐帶基礎上，中國社群發展的特殊特殊路徑是，由氏族、部落成長、壯大起來的社群，其社會結構和政治框架未有大的變動，即血緣的“臍帶”始終未能脫離，即族長為部落首領，社群的長老依舊是非宗教性質的族長，理應最值得敬仰和愛戴，於是“家國同構”機製持續被複製、分形而放大，宗法人倫的溫情脈脈也隨之發揚光大。

再說，中國人的宗教情懷嚴重缺失，中國人心目中沒有一個超驗的“天帝”或“上帝”，於是權充帝王以為“天之子”來崇而拜之，漸漸成為中國人內心的“實用理性”（李澤厚）和“廉價取代”（朱學勤）。

與匱缺宗教互為因果關係的是，中國人的超越精神亦是嚴重匱缺。既然並無超越性情懷和彼岸世界可以表達，隻得以保命、求生存來獲取“活著”，遂以己身有機體的血脈延續為人生第一要義，乃順從權力最最穩當。儒家的血緣倫理學則強化了父子、君臣的等級關係。

對於奴隸性深入骨髓的國人們，文革時期個人崇拜和迷信表現出最為癲狂，表達出中國的奴隸們對於自己的奴隸位置坐立不穩而惶惶不可終日，至於政治派別上的激烈爭吵，乃至發生武鬥，則是坐穩了奴隸位置與坐不穩奴隸位置之間的爭鬥。下麵的圖片可見一斑。

 

   北京大學中文係的錢理群教授說：在一個封閉的價值體係裏，統治者與被統治者都是在同一個價值觀念上進行交流與反饋，即在終極價值理念上沒有本質上的區別。

圖片可見，庸眾熱烈歡呼、衷心擁護的場麵中，真乃“魚水交融情意深”也，可是在此，誰是“魚”？誰是“水”啊？

 

 

（2）集體崇拜、組織籠罩，個人扼殺

 

從西方傳來馬克思主義為什麽在當代中國產生出巨大的反響和回應？蓋因馬克思主義思想內稟以猶太人情愫的群體抱團精神，在本質上就是沿襲東方人人格脈絡的傳統價值觀，拒斥現代性個人主義，乃與中國人的“合群”、“和合”、“統一”、“一元化”、“集體主義”、“適應環境”等等諧振起來。可見：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理想與中國人集體無意識的“大同世界”遙相呼應，形成同構、互通、共振、共鳴！絕不是非此即彼的兩分！

 

然而專製統治，全都依賴於高度的組織性、紀律性和服從性來運作，因而“人民”、“群眾”、“集體”、“組織”之類的噱頭詞，響當當地被中國當代統治者利用起來，構建成宏大敘事，施以蒙騙之術，其居心叵測也好讓民眾喪失獨立個性的自我，“公而忘私”，全都隻以“公家人”身份乖乖地依附性生存，從而可以專為統治者盡心盡德。

 

   那個年代宣傳畫上的正麵人物，個個都是精神飽滿、滿臉堆笑，表明了全民同樂、同心同德的社會主義新氣象，全都無差別地與黨國、與領袖處於高度的統一。

 

（3）革命崇拜、豪情滿懷，感性貶值

 

中國曆來的統治者都希冀自己的統治機器能夠穩固如泰山，長治久安，總是企圖讓臣民、草民、蟻民們清靜無為恬淡寡欲，假設彼等做到了知足常樂、與世無爭，何須遑論僭越？

然而中國紅朝的建立，恰是由無產階級暴動分子按照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暴力路線，武裝奪取政權而來的，紅色革命政權既然由暴力所得到，自然產生一個邏輯關聯：亦易為暴力所推翻，這讓掌權人倍感危機，對此亟需激發奴隸的怨恨，使之時時刻刻感受到“奴隸位置不穩固”，於是“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不能讓工農階級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革命豪情歸類於理性情感，美其名曰“善”，揚善抑惡，理性情感的高漲必然遏製感性的欲念。當某人沉浸於理性豪情之中卻茫然不知自己的個人情感和欲望何處掛之時，也就沒有了非分之念；狠鬥私字一閃念，於是自覺自願地人從眾，隨大流、和稀泥、隨波逐流······

 

 

（4）雌性崇拜、女人得寵，雄性閹割

 

中國曆來的專製王國似乎單由雄性打造而成，對此構成挑戰的也幾乎是雄性豪傑，其實由此構成了恰是一個“獅子型社會”，且不要以為這樣的國度就是“雄性王國”無疑了，獅子型社會裏雄性作為整體並無多大地位。（參閱拙筆：施衛江：《論獅子型社會的男女平等問題》 https://www.aisixiang.com/data/15808.html ）

易中天在《中國的男人和女人》中論道：中國傳統的皇朝建立起來製度，“這種製度的一個特點，就是最終隻承認一個人是男人。這個人就是皇帝。皇帝‘乾綱獨斷’，是絕對的和唯一的陽剛。”“當“乾綱獨斷”的皇帝把天下臣民都女性化了時，他自己是否還能保住男性特征，其實也成了一個問題。”  

這種陰性特質之崇敬乃深深塑造出毛氏皇朝的“獅子型”社會來。古人雲：一人得道雞犬升天；同樣，當混世魔皇得道成聖時，中國的女人可真了不得也！無需才華美德，隻需“三觀相合”，便可飛黃騰達起來！如江青、邢燕子、吳桂賢、張玉鳳、李素文、郭鳳蓮、王秀珍、申紀蘭、宋彬彬等等，個個如女中之凰，全都驕傲升空成“半邊天”！卻偏偏還要讓中國的男人們大受憋屈，故此，沙葉新創作了著名話劇《尋找男子漢》，又引發巨大爭鳴！

 

    “反串”，這詞通常是用於文藝表演的舞台場合，可是在毛時代的社會現實政治生活中，“反串”就是由女人來壓製男人，從而獲取非分執念，卻是非常真實的存在！

 

法國女性主義學者克裏斯蒂娃（Julia Kristeva）引用了Chin, Ai-li的資料（“Family and kinship in Chinese society” by Chin, Ai-li,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寫進她的《有關中國女性》書中，敏銳地指出，在1962-1966年間，中國的《人民文學》上刊登的232篇短篇作品中，有62篇處理父母、男女關係的情景。這些作品描述了，在當時極左形勢下，家庭生活已不再有正常的人倫常情，通常不是兒子，總是由女兒帶動起對父親發起攻擊，以強化並鞏固中國文化的陰性特質。（參閱拙筆：施衛江：《“剩女”現象的社會批判》發表於：愛思想網站2009年11月12日）

 

 

（5）老人崇拜、長輩氣場，青春遏製

 

    一個人年老了而走上通向人生晚年的途中，身體的體力和智力逐漸地減弱萎縮，荷爾蒙激素持續衰退。由此，激勵人的崇高行為的激情也相應地萎靡不振，進而，尚未實現的自我價值或可許諾實現於未來，惜乎其可能性已經大幅縮水，於是不再抱負有遠大的誌向，不再懷有憧憬未來的願景，於是老人的性情較多地趨向於平和，能夠度上平穩日子就算足矣，得過且過吧。拘囿於種種困境，老年人不大會做出大力挑戰現存社會秩序的行為。

 

再者，中國的老年人普遍地接受正規教育少，因此能夠深明大義，懂得西方文化的更少，老年人的人生觀和世界觀通常就是憑借自己經曆過的人生經驗來做出判斷，因此，較多地承襲了逝去年代的陳舊老貨色和腐朽老價值，就戲稱是“老黃曆”吧，對於中國的國情來說，老黃曆就是老的中國傳統價值觀，其與現代西方人所敬仰的普世價值觀作對比，必定是大相徑庭，南轅北轍。由此可見，中國的老年人絕不可能是國家建設的主力軍，更是無法擔當代中國政治改革的重任。

反觀青年人，激情充沛，精力旺盛，於是敢說、敢做、敢闖、敢拚，這些情狀無疑地頗似雄性激素旺盛的男人。

 

醫學和生理知識說：雄性激素並不全長在男人身上，女人身上亦有少量；同樣，雌性激素並不全長在女人身上，男人亦有少量。如此，我們來作一個比附性思維：一個社會中的青年人，在與各個年齡段的人群作比較，就是最為陽剛氣質的“男人”。

上述篇章我論述了：中國的女性得寵，男性受壓，為的是“獅子型社會”，為的是“乾綱獨斷”，為的是“和諧社會”。一樣的道理，為了“穩定壓倒一切”，為了“紅色江山的長治久安”，為了“攘外必先安內”，須是全體國民的“去勢化”，必須大力壓製住社會中最為陽剛的人，即青年人！

中國的老人之所以能夠被紅朝統治者大肆利用起來，整合成一個“和諧社會”，內在於傳統儒家思想的等級製和名分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以及“禮治”秩序：“別貴賤”“序尊卑”“嚴上下”，演化至當朝成為美麗的標語“尊老愛幼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

再論，國民超越情懷的嚴重匱乏使得事物走向另一端，小人心境大肆當道，其症狀之一是：急功近利的麵子感高漲。試想：在下受統治的老年人既然得到紅朝統治者陰庇，使其尊嚴地位遠遠高出青年人一大檔，便可心滿意足，遂與統治者交相輝映起來了。所以美國學者孫隆基論道：“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之一是‘殺子’文化”。

今天中國的輿論陣地上經常會有如此感歎“老人變壞了！”，但卻不見有人去倒果溯因，追溯其根源。

 

（6）四肢崇拜、蠻力炫耀，思想麻木

 

那個極左年代，“愚公移山”被宣傳得盆滿缽滿，還偏偏要拒斥“智廋”，即反知識、反文化、反智慧、反精神的退化論實質。在此等政治文化的觀照下，國民大多被規訓成昏頭昏腦，混混噩噩，麻木自得，無知自豪——一副“末人”得誌得道的“共產主義”景觀。

 

極左年代的宣傳畫呈現一個強烈的反智傾向、仇知趣味：舉凡正麵人物都是四肢強壯、孔武有力、衣袖高卷、皮糙肉厚，還要秀出：短褐的衣服，粗壯的手臂，壯實的肌肉，肥大的手腕，黝黑的皮膚，進而亮出：五大又三粗，大老粗光榮，土包子本色，無產者優秀——可這些全是與物質打交道的好東東啊！

 

這樣就堅持住馬克思主義唯物論：拒絕一切精神性，把物質一端緊緊地唯住！進而，還要堅持住無產者的階級立場，唯有他們才具有“全心全意”依靠性，反之，知識越多越反動！知識與勞動無關！西諺雲：人是一枝會思想的蘆葦，可在中國，思想就是原罪！

偉大領袖作出最高指示：“拿未曾改造的知識分子和工人農民比較，就覺得知識分子不幹淨了，最幹淨的還是工人農民，盡管他們手是黑的，腳上有牛屎，還是比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都幹淨。這就叫感情起了變化，由一個階級變到另一個階級。……沒有這個變化，沒有這個改造，什麽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學生也是這樣，以學為主，兼學別樣，即不但學文，也要學工、學農、學軍，也要批判資產階級。學製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毛澤東：《五·七指示》)

 

（7）聖人崇拜，榜樣敬仰，偽善盛行

   

那個極左年代有流行的口號“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舉凡由偉大領袖引導出一個示範好榜樣，人民大眾趨之如騖，爭相趨附。蓋因天人合一的演繹，促成中國人的趨同排異心理，跟從大眾的“羊群效應”，這就是尼采所批判的卑劣的“末人道德”。

好榜樣的大流行與儒家思想的泛道德主義的理想背景有關，儒家倫理的基本立足點是“人性本善”，為此就該發揚光大，促使人人都向往善的高地去盡力而為，就會抵達至善世界“大同社會”。老夫子雲“我欲仁，斯仁至矣”，孟子曰“人皆可以為堯舜”，程朱理學示“存天理”，王陽明稱“滿街皆聖人”······

 

 

“榜樣是旗幟，代表著方向；榜樣是資源，凝聚著力量。”雖說，中國人有帝王崇拜，君主崇拜，領袖崇拜，進而還要封受崇拜者為“神”，但此神絕非西方人的人格之神的上帝。中國之“神”可隱喻為處在遙遠的“天邊”一端，這“天”顯然不是尋常百姓所能夠企及，那麽如何去“天人合一”呢？於是就有了中國人所理解的“天使”，即由偉大領袖欽定了的“好榜樣”，他們當然算作是“人”，遂看作為偉大領袖與人民大眾之間的聯絡員，現實生存中的天人合一即可延伸為：人民大眾要與“好榜樣”積極靠攏。

 

在世俗的中國人看來，隻要“榜樣”獲得了一定的名聲，便意味著其社會地位和政治勢力確立了起來，於是大眾粉絲湧現，趨勢附炎，或亦步亦趨。然則當代中國式“榜樣”（模範）之標榜，顯然是一種“權力意誌”（尼采）的宣示，浸透了政治立場的“忠心”二字，對黨、對國家、對領袖的絕對忠誠絕對高於道德的自在律令，這就是紅朝中國的“內聖外王”。

中國式道德泛化的說教完全漠視人性的幽暗之處，故必定導致極度虛假偽善！

 

（8）行伍崇拜、大兵優越，外儒內法

 

行伍、大兵之所以那麽得寵、得勢，蓋因彼等為一專事殺人的機構或組織人員，即為一個“必要之邪惡”（斯賓塞）而得以確立。為了維持這麽的“邪惡”存在，就必須予彼等以馴化，規訓，予彼等以高度的組織性、紀律性、忠誠性、服從性、嚴酷性，因為這些必要的軍人品格特別需要運用在邪惡的殺人場景！

 

若能讓這些嚴酷的品格為目的去規訓、馴化尋常百姓，冠之以“革命”的名義來孵化他們內心，成長為他們堅定的信念和意誌，如此則豈不坐穩了紅色江山？看吧，這就是紅色皇朝統治者的狂妄之念！這些狂妄盡是出於唯目的論，哪裏會顧及手段的運用？英國哲學家赫伯特·斯賓塞在他的《社會靜態學·忽視國家的權利》中精辟地論述道：“國家使用邪惡的武器來製伏邪惡，並且同樣要被它所處理的對象和運作的手段所汙染。”

 

身披軍服，在那個瘋狂年代則是“革命派”的身份標識，是革命精神的時尚大抒發。有人認為，那個時代的軍裝大流行代表了“尚武”的美學趣味，對此我該說，此等“尚武”美學實在地展示為山野村夫的粗俗趣味，因為真正美學上的“尚武”理應展現出雄性的豪放和英姿來，譬如須有棱角分明且突出，高聳且硬化的帽子前沿和上裝墊肩等等，這些美觀猶如動物打鬥那般的張牙舞爪，又例如納粹德國的虎式坦克車其大部分的裝甲角度是垂直的與其他結構相連接，就是顯得這般的雄性壯美。反觀中國文革時候男女軍裝，所有的邊緣部位全都是圓潤鏈接，展示為女性般的溫和和柔軟，但若單講文革女軍裝的女性美，則又是差之千裏，其毫無展示出女性身材線條的曲線之美。

由此可以說，山野村夫審美觀大流行、大時尚的更為深層的政治意圖是“農村包圍城市”——嫉妒城市文明，以及反智、仇知等等的極左意淫。

    行伍、大兵之崇拜，另有一側麵的大義即是“外儒內法”：表麵上，堂堂名義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仿佛是展示其“忠恕之道”，但骨子裏卻是絕對的嚴苛無情，為了嚴厲苛刻，殘酷無情，就得盡力動用“邪惡”力量，即槍杆子的威懾力，於是大兵用上了。

 

 

（9）高大上崇拜、偉光正渲染，假大空流弊

 

文革時期宣傳畫，最醒目之處是，充滿了宏大敘事的鼓噪，冠冕堂皇的喧囂，滿紙荒唐言，卻無辛酸淚！

典型的紅色口號、標語和詞匯有：大革命，愛祖國，愛人民，紅太陽，社會主義，無產階級，階級鬥爭，鬥私批修，繼續革命，為共產主義奮鬥，做共產主義接班人，等等等等。

  

口號標語的血脈僨張，極度頌揚，恰表明承襲了老舊傳統的腐朽思想，這裏有儒家的性善論、理性至上，大同世界，程朱理學“存天理，滅人欲”，王陽明“心性之學”，等等。同樣的還有，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理想王國，妄想構建於排斥私人情欲和利益的公有製的基礎上，還有各路自稱是“彌賽亞”者來提供末世得救的諾言，無不表明了：大而無當的政治，就是好高騖遠，必定會帶來虛無縹緲，海市辰樓。

 

 

上述諸類預言和諾言互相激勵，相映生輝，這些均是建立在虛假的“人性本善”立足點上，偏偏要遮蔽人性的幽暗之處，這些都可用“強道義論”來描述其倫理學譜係。過分強烈的道德敘事和傾訴，恰是如尼采所描繪的“末人德性”，即小人心境也。蓋因小人的超越情懷特別匱乏，故而頗難理解事物能夠演化和展開的情景。

由強道義論（義務論）作引申，便可推論出強目的論導向：隻顧目的如何崇高無比，卻不擇手段。再有，就是強動機論導向：隻講先驗的動機如何，卻莫談後驗的效果怎樣——毛親手發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其政治導向就是如此！

 

                              施衛江 寫於2024年10月1日

                                   美國 紐約州 羅切斯特市

 中國當代政治宣傳畫所傳達的政治文化意蘊

 

最近，關於“收藏於美國加州伯克利大學的中國當代政治宣傳畫500幅”的內容在許多微信公眾號上發布，既然有這麽多個網絡媒體都發布該信息，必然具有重要意義，遂引起我的興趣和關注。當我仔細閱讀一部分宣傳畫作品後，深信，這些宣傳畫可以傳達多種政治意蘊，於是我打起十二萬分精神，嚐試闡釋這些政治宣傳畫中所蘊含的微言大義。

紅朝中國其自身的政治體製決定了，宣傳招貼畫必然、也隻能是服務於中共紅色政權，且用本黨文化的方式來營造和維護它的專製獨裁體製，難怪繪畫較多地采用紅色的主色調，以表明紅色皇朝的主旋律，及獨斷論的調子，集權主義的價值導向。畫作之於體製也，為“毛之於皮”工具關係。這裏的作品中所顯現的專製獨裁統治，既是宣傳的內容，又是展示的形式，換言之，宣傳畫事物其結構與功能，內容與形式是合二為一，即“黨的一元化領導”，自說自話，自吹自擂。（本文的論述隻限於毛澤東時代極左政治色彩的宣傳畫作品）

今天，在海外異議的政治圈子裏，總是有著喋喋不休的喧嚷：中共繼承了馬克思主義理念從而否棄中國傳統文化雲雲，事實究竟如何呢？我的回答：絕非如此！

人算是情欲動物，必有情欲追求。佛洛依德論證過，人的情欲有著基本恒定的數值，不可能剪滅，隻可轉移。黑格爾雲：東方人畏懼於神秘的“大力”。中國人，既然精神的高端不尋覓，則必定流俗於低端的生存之道。學者李澤厚說，中國人，盡管缺乏西方式超驗的宗教情感，但是有豐富的“實用理性精神”，似乎足可以得到補償，學者朱學勤對此評說，那隻是“廉價取代”而已。

世人皆言，中國人缺乏宗教情懷和信仰，缺乏超越理性，但在世俗生活層麵上，毫不缺乏崇拜之物和崇拜之事，漢語境中的“崇拜”，大多為“頂禮膜拜”，並無神性，譬如有祖先崇拜、金錢崇拜、官位崇拜等，玄妙一點的尚有天帝崇拜，以及諸類保佑神崇拜等等。

中國的共產主義黨派試圖如此來孵化自己的黨文化，大力借助於中國的文化傳統，即民間的風土人情來實施其妄想。遨遊在民俗文化的大洋中，毛澤東真可謂是駕輕就熟：“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這個民族形式就是“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致力於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新文風。從而使得毛澤東大獲成功，泰山登頂，釀成當代中國史上“三忠於四無限”的崇拜大神。

中國文化傳統的儒家注重養育、教化。儒家強調教化對治國的推動作用，賦予其充分的政治意義。“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論語·為政》）儒家把道德上升到統治手段的高度，主張社會各階層人民不但要掌握道德觀念，也要在生活中行之以禮——這些禮儀的功能為後來的中共統治者所接受和利用，並充分反映在宣傳畫作之中。

與中國情景不同的是，西方語境裏，崇拜則是帶有宗教色彩的“WORSHIP”，通常指宗教或信仰上對讚揚、榮耀、虔誠與愛心等的特殊舉動，如與超自然力的神相聯係的舉動等就是最為典型。故此，讀者須注意中西文化的差別。

 

我對於宣傳畫作品的分析如下：

（1）帝王崇拜、領袖尊崇，權力癡迷

 

     中國人的帝王崇拜早已為世人所熟知。人類早期的氏族社會無不建立在的血緣紐帶基礎上，中國社群發展的特殊特殊路徑是，由氏族、部落成長、壯大起來的社群，其社會結構和政治框架未有大的變動，即血緣的“臍帶”始終未能脫離，即族長為部落首領，社群的長老依舊是非宗教性質的族長，理應最值得敬仰和愛戴，於是“家國同構”機製持續被複製、分形而放大，宗法人倫的溫情脈脈也隨之發揚光大。

再說，中國人的宗教情懷嚴重缺失，中國人心目中沒有一個超驗的“天帝”或“上帝”，於是權充帝王以為“天之子”來崇而拜之，漸漸成為中國人內心的“實用理性”（李澤厚）和“廉價取代”（朱學勤）。

與匱缺宗教互為因果關係的是，中國人的超越精神亦是嚴重匱缺。既然並無超越性情懷和彼岸世界可以表達，隻得以保命、求生存來獲取“活著”，遂以己身有機體的血脈延續為人生第一要義，乃順從權力最最穩當。儒家的血緣倫理學則強化了父子、君臣的等級關係。

對於奴隸性深入骨髓的國人們，文革時期個人崇拜和迷信表現出最為癲狂，表達出中國的奴隸們對於自己的奴隸位置坐立不穩而惶惶不可終日，至於政治派別上的激烈爭吵，乃至發生武鬥，則是坐穩了奴隸位置與坐不穩奴隸位置之間的爭鬥。下麵的圖片可見一斑。

 

   北京大學中文係的錢理群教授說：在一個封閉的價值體係裏，統治者與被統治者都是在同一個價值觀念上進行交流與反饋，即在終極價值理念上沒有本質上的區別。

圖片可見，庸眾熱烈歡呼、衷心擁護的場麵中，真乃“魚水交融情意深”也，可是在此，誰是“魚”？誰是“水”啊？

 

 

（2）集體崇拜、組織籠罩，個人扼殺

 

從西方傳來馬克思主義為什麽在當代中國產生出巨大的反響和回應？蓋因馬克思主義思想內稟以猶太人情愫的群體抱團精神，在本質上就是沿襲東方人人格脈絡的傳統價值觀，拒斥現代性個人主義，乃與中國人的“合群”、“和合”、“統一”、“一元化”、“集體主義”、“適應環境”等等諧振起來。可見：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理想與中國人集體無意識的“大同世界”遙相呼應，形成同構、互通、共振、共鳴！絕不是非此即彼的兩分！

 

然而專製統治，全都依賴於高度的組織性、紀律性和服從性來運作，因而“人民”、“群眾”、“集體”、“組織”之類的噱頭詞，響當當地被中國當代統治者利用起來，構建成宏大敘事，施以蒙騙之術，其居心叵測也好讓民眾喪失獨立個性的自我，“公而忘私”，全都隻以“公家人”身份乖乖地依附性生存，從而可以專為統治者盡心盡德。

 

   那個年代宣傳畫上的正麵人物，個個都是精神飽滿、滿臉堆笑，表明了全民同樂、同心同德的社會主義新氣象，全都無差別地與黨國、與領袖處於高度的統一。

 

（3）革命崇拜、豪情滿懷，感性貶值

 

中國曆來的統治者都希冀自己的統治機器能夠穩固如泰山，長治久安，總是企圖讓臣民、草民、蟻民們清靜無為恬淡寡欲，假設彼等做到了知足常樂、與世無爭，何須遑論僭越？

然而中國紅朝的建立，恰是由無產階級暴動分子按照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暴力路線，武裝奪取政權而來的，紅色革命政權既然由暴力所得到，自然產生一個邏輯關聯：亦易為暴力所推翻，這讓掌權人倍感危機，對此亟需激發奴隸的怨恨，使之時時刻刻感受到“奴隸位置不穩固”，於是“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不能讓工農階級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革命豪情歸類於理性情感，美其名曰“善”，揚善抑惡，理性情感的高漲必然遏製感性的欲念。當某人沉浸於理性豪情之中卻茫然不知自己的個人情感和欲望何處掛之時，也就沒有了非分之念；狠鬥私字一閃念，於是自覺自願地人從眾，隨大流、和稀泥、隨波逐流······

 

 

（4）雌性崇拜、女人得寵，雄性閹割

 

中國曆來的專製王國似乎單由雄性打造而成，對此構成挑戰的也幾乎是雄性豪傑，其實由此構成了恰是一個“獅子型社會”，且不要以為這樣的國度就是“雄性王國”無疑了，獅子型社會裏雄性作為整體並無多大地位。（參閱拙筆：施衛江：《論獅子型社會的男女平等問題》 https://www.aisixiang.com/data/15808.html ）

易中天在《中國的男人和女人》中論道：中國傳統的皇朝建立起來製度，“這種製度的一個特點，就是最終隻承認一個人是男人。這個人就是皇帝。皇帝‘乾綱獨斷’，是絕對的和唯一的陽剛。”“當“乾綱獨斷”的皇帝把天下臣民都女性化了時，他自己是否還能保住男性特征，其實也成了一個問題。”  

這種陰性特質之崇敬乃深深塑造出毛氏皇朝的“獅子型”社會來。古人雲：一人得道雞犬升天；同樣，當混世魔皇得道成聖時，中國的女人可真了不得也！無需才華美德，隻需“三觀相合”，便可飛黃騰達起來！如江青、邢燕子、吳桂賢、張玉鳳、李素文、郭鳳蓮、王秀珍、申紀蘭、宋彬彬等等，個個如女中之凰，全都驕傲升空成“半邊天”！卻偏偏還要讓中國的男人們大受憋屈，故此，沙葉新創作了著名話劇《尋找男子漢》，又引發巨大爭鳴！

 

    “反串”，這詞通常是用於文藝表演的舞台場合，可是在毛時代的社會現實政治生活中，“反串”就是由女人來壓製男人，從而獲取非分執念，卻是非常真實的存在！

 

法國女性主義學者克裏斯蒂娃（Julia Kristeva）引用了Chin, Ai-li的資料（“Family and kinship in Chinese society” by Chin, Ai-li,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寫進她的《有關中國女性》書中，敏銳地指出，在1962-1966年間，中國的《人民文學》上刊登的232篇短篇作品中，有62篇處理父母、男女關係的情景。這些作品描述了，在當時極左形勢下，家庭生活已不再有正常的人倫常情，通常不是兒子，總是由女兒帶動起對父親發起攻擊，以強化並鞏固中國文化的陰性特質。（參閱拙筆：施衛江：《“剩女”現象的社會批判》發表於：愛思想網站2009年11月12日）

 

 

（5）老人崇拜、長輩氣場，青春遏製

 

    一個人年老了而走上通向人生晚年的途中，身體的體力和智力逐漸地減弱萎縮，荷爾蒙激素持續衰退。由此，激勵人的崇高行為的激情也相應地萎靡不振，進而，尚未實現的自我價值或可許諾實現於未來，惜乎其可能性已經大幅縮水，於是不再抱負有遠大的誌向，不再懷有憧憬未來的願景，於是老人的性情較多地趨向於平和，能夠度上平穩日子就算足矣，得過且過吧。拘囿於種種困境，老年人不大會做出大力挑戰現存社會秩序的行為。

 

再者，中國的老年人普遍地接受正規教育少，因此能夠深明大義，懂得西方文化的更少，老年人的人生觀和世界觀通常就是憑借自己經曆過的人生經驗來做出判斷，因此，較多地承襲了逝去年代的陳舊老貨色和腐朽老價值，就戲稱是“老黃曆”吧，對於中國的國情來說，老黃曆就是老的中國傳統價值觀，其與現代西方人所敬仰的普世價值觀作對比，必定是大相徑庭，南轅北轍。由此可見，中國的老年人絕不可能是國家建設的主力軍，更是無法擔當代中國政治改革的重任。

反觀青年人，激情充沛，精力旺盛，於是敢說、敢做、敢闖、敢拚，這些情狀無疑地頗似雄性激素旺盛的男人。

 

醫學和生理知識說：雄性激素並不全長在男人身上，女人身上亦有少量；同樣，雌性激素並不全長在女人身上，男人亦有少量。如此，我們來作一個比附性思維：一個社會中的青年人，在與各個年齡段的人群作比較，就是最為陽剛氣質的“男人”。

上述篇章我論述了：中國的女性得寵，男性受壓，為的是“獅子型社會”，為的是“乾綱獨斷”，為的是“和諧社會”。一樣的道理，為了“穩定壓倒一切”，為了“紅色江山的長治久安”，為了“攘外必先安內”，須是全體國民的“去勢化”，必須大力壓製住社會中最為陽剛的人，即青年人！

中國的老人之所以能夠被紅朝統治者大肆利用起來，整合成一個“和諧社會”，內在於傳統儒家思想的等級製和名分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以及“禮治”秩序：“別貴賤”“序尊卑”“嚴上下”，演化至當朝成為美麗的標語“尊老愛幼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

再論，國民超越情懷的嚴重匱乏使得事物走向另一端，小人心境大肆當道，其症狀之一是：急功近利的麵子感高漲。試想：在下受統治的老年人既然得到紅朝統治者陰庇，使其尊嚴地位遠遠高出青年人一大檔，便可心滿意足，遂與統治者交相輝映起來了。所以美國學者孫隆基論道：“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之一是‘殺子’文化”。

今天中國的輿論陣地上經常會有如此感歎“老人變壞了！”，但卻不見有人去倒果溯因，追溯其根源。

 

（6）四肢崇拜、蠻力炫耀，思想麻木

 

那個極左年代，“愚公移山”被宣傳得盆滿缽滿，還偏偏要拒斥“智廋”，即反知識、反文化、反智慧、反精神的退化論實質。在此等政治文化的觀照下，國民大多被規訓成昏頭昏腦，混混噩噩，麻木自得，無知自豪——一副“末人”得誌得道的“共產主義”景觀。

 

極左年代的宣傳畫呈現一個強烈的反智傾向、仇知趣味：舉凡正麵人物都是四肢強壯、孔武有力、衣袖高卷、皮糙肉厚，還要秀出：短褐的衣服，粗壯的手臂，壯實的肌肉，肥大的手腕，黝黑的皮膚，進而亮出：五大又三粗，大老粗光榮，土包子本色，無產者優秀——可這些全是與物質打交道的好東東啊！

 

這樣就堅持住馬克思主義唯物論：拒絕一切精神性，把物質一端緊緊地唯住！進而，還要堅持住無產者的階級立場，唯有他們才具有“全心全意”依靠性，反之，知識越多越反動！知識與勞動無關！西諺雲：人是一枝會思想的蘆葦，可在中國，思想就是原罪！

偉大領袖作出最高指示：“拿未曾改造的知識分子和工人農民比較，就覺得知識分子不幹淨了，最幹淨的還是工人農民，盡管他們手是黑的，腳上有牛屎，還是比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都幹淨。這就叫感情起了變化，由一個階級變到另一個階級。……沒有這個變化，沒有這個改造，什麽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學生也是這樣，以學為主，兼學別樣，即不但學文，也要學工、學農、學軍，也要批判資產階級。學製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毛澤東：《五·七指示》)

 

（7）聖人崇拜，榜樣敬仰，偽善盛行

   

那個極左年代有流行的口號“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舉凡由偉大領袖引導出一個示範好榜樣，人民大眾趨之如騖，爭相趨附。蓋因天人合一的演繹，促成中國人的趨同排異心理，跟從大眾的“羊群效應”，這就是尼采所批判的卑劣的“末人道德”。

好榜樣的大流行與儒家思想的泛道德主義的理想背景有關，儒家倫理的基本立足點是“人性本善”，為此就該發揚光大，促使人人都向往善的高地去盡力而為，就會抵達至善世界“大同社會”。老夫子雲“我欲仁，斯仁至矣”，孟子曰“人皆可以為堯舜”，程朱理學示“存天理”，王陽明稱“滿街皆聖人”······

 

 

“榜樣是旗幟，代表著方向；榜樣是資源，凝聚著力量。”雖說，中國人有帝王崇拜，君主崇拜，領袖崇拜，進而還要封受崇拜者為“神”，但此神絕非西方人的人格之神的上帝。中國之“神”可隱喻為處在遙遠的“天邊”一端，這“天”顯然不是尋常百姓所能夠企及，那麽如何去“天人合一”呢？於是就有了中國人所理解的“天使”，即由偉大領袖欽定了的“好榜樣”，他們當然算作是“人”，遂看作為偉大領袖與人民大眾之間的聯絡員，現實生存中的天人合一即可延伸為：人民大眾要與“好榜樣”積極靠攏。

 

在世俗的中國人看來，隻要“榜樣”獲得了一定的名聲，便意味著其社會地位和政治勢力確立了起來，於是大眾粉絲湧現，趨勢附炎，或亦步亦趨。然則當代中國式“榜樣”（模範）之標榜，顯然是一種“權力意誌”（尼采）的宣示，浸透了政治立場的“忠心”二字，對黨、對國家、對領袖的絕對忠誠絕對高於道德的自在律令，這就是紅朝中國的“內聖外王”。

中國式道德泛化的說教完全漠視人性的幽暗之處，故必定導致極度虛假偽善！

 

（8）行伍崇拜、大兵優越，外儒內法

 

行伍、大兵之所以那麽得寵、得勢，蓋因彼等為一專事殺人的機構或組織人員，即為一個“必要之邪惡”（斯賓塞）而得以確立。為了維持這麽的“邪惡”存在，就必須予彼等以馴化，規訓，予彼等以高度的組織性、紀律性、忠誠性、服從性、嚴酷性，因為這些必要的軍人品格特別需要運用在邪惡的殺人場景！

 

若能讓這些嚴酷的品格為目的去規訓、馴化尋常百姓，冠之以“革命”的名義來孵化他們內心，成長為他們堅定的信念和意誌，如此則豈不坐穩了紅色江山？看吧，這就是紅色皇朝統治者的狂妄之念！這些狂妄盡是出於唯目的論，哪裏會顧及手段的運用？英國哲學家赫伯特·斯賓塞在他的《社會靜態學·忽視國家的權利》中精辟地論述道：“國家使用邪惡的武器來製伏邪惡，並且同樣要被它所處理的對象和運作的手段所汙染。”

 

身披軍服，在那個瘋狂年代則是“革命派”的身份標識，是革命精神的時尚大抒發。有人認為，那個時代的軍裝大流行代表了“尚武”的美學趣味，對此我該說，此等“尚武”美學實在地展示為山野村夫的粗俗趣味，因為真正美學上的“尚武”理應展現出雄性的豪放和英姿來，譬如須有棱角分明且突出，高聳且硬化的帽子前沿和上裝墊肩等等，這些美觀猶如動物打鬥那般的張牙舞爪，又例如納粹德國的虎式坦克車其大部分的裝甲角度是垂直的與其他結構相連接，就是顯得這般的雄性壯美。反觀中國文革時候男女軍裝，所有的邊緣部位全都是圓潤鏈接，展示為女性般的溫和和柔軟，但若單講文革女軍裝的女性美，則又是差之千裏，其毫無展示出女性身材線條的曲線之美。

由此可以說，山野村夫審美觀大流行、大時尚的更為深層的政治意圖是“農村包圍城市”——嫉妒城市文明，以及反智、仇知等等的極左意淫。

    行伍、大兵之崇拜，另有一側麵的大義即是“外儒內法”：表麵上，堂堂名義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仿佛是展示其“忠恕之道”，但骨子裏卻是絕對的嚴苛無情，為了嚴厲苛刻，殘酷無情，就得盡力動用“邪惡”力量，即槍杆子的威懾力，於是大兵用上了。

 

 

（9）高大上崇拜、偉光正渲染，假大空流弊

 

文革時期宣傳畫，最醒目之處是，充滿了宏大敘事的鼓噪，冠冕堂皇的喧囂，滿紙荒唐言，卻無辛酸淚！

典型的紅色口號、標語和詞匯有：大革命，愛祖國，愛人民，紅太陽，社會主義，無產階級，階級鬥爭，鬥私批修，繼續革命，為共產主義奮鬥，做共產主義接班人，等等等等。

  

口號標語的血脈僨張，極度頌揚，恰表明承襲了老舊傳統的腐朽思想，這裏有儒家的性善論、理性至上，大同世界，程朱理學“存天理，滅人欲”，王陽明“心性之學”，等等。同樣的還有，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理想王國，妄想構建於排斥私人情欲和利益的公有製的基礎上，還有各路自稱是“彌賽亞”者來提供末世得救的諾言，無不表明了：大而無當的政治，就是好高騖遠，必定會帶來虛無縹緲，海市辰樓。

 

 

上述諸類預言和諾言互相激勵，相映生輝，這些均是建立在虛假的“人性本善”立足點上，偏偏要遮蔽人性的幽暗之處，這些都可用“強道義論”來描述其倫理學譜係。過分強烈的道德敘事和傾訴，恰是如尼采所描繪的“末人德性”，即小人心境也。蓋因小人的超越情懷特別匱乏，故而頗難理解事物能夠演化和展開的情景。

由強道義論（義務論）作引申，便可推論出強目的論導向：隻顧目的如何崇高無比，卻不擇手段。再有，就是強動機論導向：隻講先驗的動機如何，卻莫談後驗的效果怎樣——毛親手發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其政治導向就是如此！

 

                              施衛江 寫於2024年10月1日

                                   美國 紐約州 羅切斯特市

 中國當代政治宣傳畫所傳達的政治文化意蘊

 

最近，關於“收藏於美國加州伯克利大學的中國當代政治宣傳畫500幅”的內容在許多微信公眾號上發布，既然有這麽多個網絡媒體都發布該信息，必然具有重要意義，遂引起我的興趣和關注。當我仔細閱讀一部分宣傳畫作品後，深信，這些宣傳畫可以傳達多種政治意蘊，於是我打起十二萬分精神，嚐試闡釋這些政治宣傳畫中所蘊含的微言大義。

紅朝中國其自身的政治體製決定了，宣傳招貼畫必然、也隻能是服務於中共紅色政權，且用本黨文化的方式來營造和維護它的專製獨裁體製，難怪繪畫較多地采用紅色的主色調，以表明紅色皇朝的主旋律，及獨斷論的調子，集權主義的價值導向。畫作之於體製也，為“毛之於皮”工具關係。這裏的作品中所顯現的專製獨裁統治，既是宣傳的內容，又是展示的形式，換言之，宣傳畫事物其結構與功能，內容與形式是合二為一，即“黨的一元化領導”，自說自話，自吹自擂。（本文的論述隻限於毛澤東時代極左政治色彩的宣傳畫作品）

今天，在海外異議的政治圈子裏，總是有著喋喋不休的喧嚷：中共繼承了馬克思主義理念從而否棄中國傳統文化雲雲，事實究竟如何呢？我的回答：絕非如此！

人算是情欲動物，必有情欲追求。佛洛依德論證過，人的情欲有著基本恒定的數值，不可能剪滅，隻可轉移。黑格爾雲：東方人畏懼於神秘的“大力”。中國人，既然精神的高端不尋覓，則必定流俗於低端的生存之道。學者李澤厚說，中國人，盡管缺乏西方式超驗的宗教情感，但是有豐富的“實用理性精神”，似乎足可以得到補償，學者朱學勤對此評說，那隻是“廉價取代”而已。

世人皆言，中國人缺乏宗教情懷和信仰，缺乏超越理性，但在世俗生活層麵上，毫不缺乏崇拜之物和崇拜之事，漢語境中的“崇拜”，大多為“頂禮膜拜”，並無神性，譬如有祖先崇拜、金錢崇拜、官位崇拜等，玄妙一點的尚有天帝崇拜，以及諸類保佑神崇拜等等。

中國的共產主義黨派試圖如此來孵化自己的黨文化，大力借助於中國的文化傳統，即民間的風土人情來實施其妄想。遨遊在民俗文化的大洋中，毛澤東真可謂是駕輕就熟：“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這個民族形式就是“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致力於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新文風。從而使得毛澤東大獲成功，泰山登頂，釀成當代中國史上“三忠於四無限”的崇拜大神。

中國文化傳統的儒家注重養育、教化。儒家強調教化對治國的推動作用，賦予其充分的政治意義。“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論語·為政》）儒家把道德上升到統治手段的高度，主張社會各階層人民不但要掌握道德觀念，也要在生活中行之以禮——這些禮儀的功能為後來的中共統治者所接受和利用，並充分反映在宣傳畫作之中。

與中國情景不同的是，西方語境裏，崇拜則是帶有宗教色彩的“WORSHIP”，通常指宗教或信仰上對讚揚、榮耀、虔誠與愛心等的特殊舉動，如與超自然力的神相聯係的舉動等就是最為典型。故此，讀者須注意中西文化的差別。

 

我對於宣傳畫作品的分析如下：

（1）帝王崇拜、領袖尊崇，權力癡迷

 

     中國人的帝王崇拜早已為世人所熟知。人類早期的氏族社會無不建立在的血緣紐帶基礎上，中國社群發展的特殊特殊路徑是，由氏族、部落成長、壯大起來的社群，其社會結構和政治框架未有大的變動，即血緣的“臍帶”始終未能脫離，即族長為部落首領，社群的長老依舊是非宗教性質的族長，理應最值得敬仰和愛戴，於是“家國同構”機製持續被複製、分形而放大，宗法人倫的溫情脈脈也隨之發揚光大。

再說，中國人的宗教情懷嚴重缺失，中國人心目中沒有一個超驗的“天帝”或“上帝”，於是權充帝王以為“天之子”來崇而拜之，漸漸成為中國人內心的“實用理性”（李澤厚）和“廉價取代”（朱學勤）。

與匱缺宗教互為因果關係的是，中國人的超越精神亦是嚴重匱缺。既然並無超越性情懷和彼岸世界可以表達，隻得以保命、求生存來獲取“活著”，遂以己身有機體的血脈延續為人生第一要義，乃順從權力最最穩當。儒家的血緣倫理學則強化了父子、君臣的等級關係。

對於奴隸性深入骨髓的國人們，文革時期個人崇拜和迷信表現出最為癲狂，表達出中國的奴隸們對於自己的奴隸位置坐立不穩而惶惶不可終日，至於政治派別上的激烈爭吵，乃至發生武鬥，則是坐穩了奴隸位置與坐不穩奴隸位置之間的爭鬥。下麵的圖片可見一斑。

 

   北京大學中文係的錢理群教授說：在一個封閉的價值體係裏，統治者與被統治者都是在同一個價值觀念上進行交流與反饋，即在終極價值理念上沒有本質上的區別。

圖片可見，庸眾熱烈歡呼、衷心擁護的場麵中，真乃“魚水交融情意深”也，可是在此，誰是“魚”？誰是“水”啊？

 

 

（2）集體崇拜、組織籠罩，個人扼殺

 

從西方傳來馬克思主義為什麽在當代中國產生出巨大的反響和回應？蓋因馬克思主義思想內稟以猶太人情愫的群體抱團精神，在本質上就是沿襲東方人人格脈絡的傳統價值觀，拒斥現代性個人主義，乃與中國人的“合群”、“和合”、“統一”、“一元化”、“集體主義”、“適應環境”等等諧振起來。可見：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理想與中國人集體無意識的“大同世界”遙相呼應，形成同構、互通、共振、共鳴！絕不是非此即彼的兩分！

 

然而專製統治，全都依賴於高度的組織性、紀律性和服從性來運作，因而“人民”、“群眾”、“集體”、“組織”之類的噱頭詞，響當當地被中國當代統治者利用起來，構建成宏大敘事，施以蒙騙之術，其居心叵測也好讓民眾喪失獨立個性的自我，“公而忘私”，全都隻以“公家人”身份乖乖地依附性生存，從而可以專為統治者盡心盡德。

 

   那個年代宣傳畫上的正麵人物，個個都是精神飽滿、滿臉堆笑，表明了全民同樂、同心同德的社會主義新氣象，全都無差別地與黨國、與領袖處於高度的統一。

 

（3）革命崇拜、豪情滿懷，感性貶值

 

中國曆來的統治者都希冀自己的統治機器能夠穩固如泰山，長治久安，總是企圖讓臣民、草民、蟻民們清靜無為恬淡寡欲，假設彼等做到了知足常樂、與世無爭，何須遑論僭越？

然而中國紅朝的建立，恰是由無產階級暴動分子按照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暴力路線，武裝奪取政權而來的，紅色革命政權既然由暴力所得到，自然產生一個邏輯關聯：亦易為暴力所推翻，這讓掌權人倍感危機，對此亟需激發奴隸的怨恨，使之時時刻刻感受到“奴隸位置不穩固”，於是“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不能讓工農階級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革命豪情歸類於理性情感，美其名曰“善”，揚善抑惡，理性情感的高漲必然遏製感性的欲念。當某人沉浸於理性豪情之中卻茫然不知自己的個人情感和欲望何處掛之時，也就沒有了非分之念；狠鬥私字一閃念，於是自覺自願地人從眾，隨大流、和稀泥、隨波逐流······

 

 

（4）雌性崇拜、女人得寵，雄性閹割

 

中國曆來的專製王國似乎單由雄性打造而成，對此構成挑戰的也幾乎是雄性豪傑，其實由此構成了恰是一個“獅子型社會”，且不要以為這樣的國度就是“雄性王國”無疑了，獅子型社會裏雄性作為整體並無多大地位。（參閱拙筆：施衛江：《論獅子型社會的男女平等問題》 https://www.aisixiang.com/data/15808.html ）

易中天在《中國的男人和女人》中論道：中國傳統的皇朝建立起來製度，“這種製度的一個特點，就是最終隻承認一個人是男人。這個人就是皇帝。皇帝‘乾綱獨斷’，是絕對的和唯一的陽剛。”“當“乾綱獨斷”的皇帝把天下臣民都女性化了時，他自己是否還能保住男性特征，其實也成了一個問題。”  

這種陰性特質之崇敬乃深深塑造出毛氏皇朝的“獅子型”社會來。古人雲：一人得道雞犬升天；同樣，當混世魔皇得道成聖時，中國的女人可真了不得也！無需才華美德，隻需“三觀相合”，便可飛黃騰達起來！如江青、邢燕子、吳桂賢、張玉鳳、李素文、郭鳳蓮、王秀珍、申紀蘭、宋彬彬等等，個個如女中之凰，全都驕傲升空成“半邊天”！卻偏偏還要讓中國的男人們大受憋屈，故此，沙葉新創作了著名話劇《尋找男子漢》，又引發巨大爭鳴！

 

    “反串”，這詞通常是用於文藝表演的舞台場合，可是在毛時代的社會現實政治生活中，“反串”就是由女人來壓製男人，從而獲取非分執念，卻是非常真實的存在！

 

法國女性主義學者克裏斯蒂娃（Julia Kristeva）引用了Chin, Ai-li的資料（“Family and kinship in Chinese society” by Chin, Ai-li,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寫進她的《有關中國女性》書中，敏銳地指出，在1962-1966年間，中國的《人民文學》上刊登的232篇短篇作品中，有62篇處理父母、男女關係的情景。這些作品描述了，在當時極左形勢下，家庭生活已不再有正常的人倫常情，通常不是兒子，總是由女兒帶動起對父親發起攻擊，以強化並鞏固中國文化的陰性特質。（參閱拙筆：施衛江：《“剩女”現象的社會批判》發表於：愛思想網站2009年11月12日）

 

 

（5）老人崇拜、長輩氣場，青春遏製

 

    一個人年老了而走上通向人生晚年的途中，身體的體力和智力逐漸地減弱萎縮，荷爾蒙激素持續衰退。由此，激勵人的崇高行為的激情也相應地萎靡不振，進而，尚未實現的自我價值或可許諾實現於未來，惜乎其可能性已經大幅縮水，於是不再抱負有遠大的誌向，不再懷有憧憬未來的願景，於是老人的性情較多地趨向於平和，能夠度上平穩日子就算足矣，得過且過吧。拘囿於種種困境，老年人不大會做出大力挑戰現存社會秩序的行為。

 

再者，中國的老年人普遍地接受正規教育少，因此能夠深明大義，懂得西方文化的更少，老年人的人生觀和世界觀通常就是憑借自己經曆過的人生經驗來做出判斷，因此，較多地承襲了逝去年代的陳舊老貨色和腐朽老價值，就戲稱是“老黃曆”吧，對於中國的國情來說，老黃曆就是老的中國傳統價值觀，其與現代西方人所敬仰的普世價值觀作對比，必定是大相徑庭，南轅北轍。由此可見，中國的老年人絕不可能是國家建設的主力軍，更是無法擔當代中國政治改革的重任。

反觀青年人，激情充沛，精力旺盛，於是敢說、敢做、敢闖、敢拚，這些情狀無疑地頗似雄性激素旺盛的男人。

 

醫學和生理知識說：雄性激素並不全長在男人身上，女人身上亦有少量；同樣，雌性激素並不全長在女人身上，男人亦有少量。如此，我們來作一個比附性思維：一個社會中的青年人，在與各個年齡段的人群作比較，就是最為陽剛氣質的“男人”。

上述篇章我論述了：中國的女性得寵，男性受壓，為的是“獅子型社會”，為的是“乾綱獨斷”，為的是“和諧社會”。一樣的道理，為了“穩定壓倒一切”，為了“紅色江山的長治久安”，為了“攘外必先安內”，須是全體國民的“去勢化”，必須大力壓製住社會中最為陽剛的人，即青年人！

中國的老人之所以能夠被紅朝統治者大肆利用起來，整合成一個“和諧社會”，內在於傳統儒家思想的等級製和名分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以及“禮治”秩序：“別貴賤”“序尊卑”“嚴上下”，演化至當朝成為美麗的標語“尊老愛幼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

再論，國民超越情懷的嚴重匱乏使得事物走向另一端，小人心境大肆當道，其症狀之一是：急功近利的麵子感高漲。試想：在下受統治的老年人既然得到紅朝統治者陰庇，使其尊嚴地位遠遠高出青年人一大檔，便可心滿意足，遂與統治者交相輝映起來了。所以美國學者孫隆基論道：“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之一是‘殺子’文化”。

今天中國的輿論陣地上經常會有如此感歎“老人變壞了！”，但卻不見有人去倒果溯因，追溯其根源。

 

（6）四肢崇拜、蠻力炫耀，思想麻木

 

那個極左年代，“愚公移山”被宣傳得盆滿缽滿，還偏偏要拒斥“智廋”，即反知識、反文化、反智慧、反精神的退化論實質。在此等政治文化的觀照下，國民大多被規訓成昏頭昏腦，混混噩噩，麻木自得，無知自豪——一副“末人”得誌得道的“共產主義”景觀。

 

極左年代的宣傳畫呈現一個強烈的反智傾向、仇知趣味：舉凡正麵人物都是四肢強壯、孔武有力、衣袖高卷、皮糙肉厚，還要秀出：短褐的衣服，粗壯的手臂，壯實的肌肉，肥大的手腕，黝黑的皮膚，進而亮出：五大又三粗，大老粗光榮，土包子本色，無產者優秀——可這些全是與物質打交道的好東東啊！

 

這樣就堅持住馬克思主義唯物論：拒絕一切精神性，把物質一端緊緊地唯住！進而，還要堅持住無產者的階級立場，唯有他們才具有“全心全意”依靠性，反之，知識越多越反動！知識與勞動無關！西諺雲：人是一枝會思想的蘆葦，可在中國，思想就是原罪！

偉大領袖作出最高指示：“拿未曾改造的知識分子和工人農民比較，就覺得知識分子不幹淨了，最幹淨的還是工人農民，盡管他們手是黑的，腳上有牛屎，還是比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都幹淨。這就叫感情起了變化，由一個階級變到另一個階級。……沒有這個變化，沒有這個改造，什麽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學生也是這樣，以學為主，兼學別樣，即不但學文，也要學工、學農、學軍，也要批判資產階級。學製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毛澤東：《五·七指示》)

 

（7）聖人崇拜，榜樣敬仰，偽善盛行

   

那個極左年代有流行的口號“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舉凡由偉大領袖引導出一個示範好榜樣，人民大眾趨之如騖，爭相趨附。蓋因天人合一的演繹，促成中國人的趨同排異心理，跟從大眾的“羊群效應”，這就是尼采所批判的卑劣的“末人道德”。

好榜樣的大流行與儒家思想的泛道德主義的理想背景有關，儒家倫理的基本立足點是“人性本善”，為此就該發揚光大，促使人人都向往善的高地去盡力而為，就會抵達至善世界“大同社會”。老夫子雲“我欲仁，斯仁至矣”，孟子曰“人皆可以為堯舜”，程朱理學示“存天理”，王陽明稱“滿街皆聖人”······

 

 

“榜樣是旗幟，代表著方向；榜樣是資源，凝聚著力量。”雖說，中國人有帝王崇拜，君主崇拜，領袖崇拜，進而還要封受崇拜者為“神”，但此神絕非西方人的人格之神的上帝。中國之“神”可隱喻為處在遙遠的“天邊”一端，這“天”顯然不是尋常百姓所能夠企及，那麽如何去“天人合一”呢？於是就有了中國人所理解的“天使”，即由偉大領袖欽定了的“好榜樣”，他們當然算作是“人”，遂看作為偉大領袖與人民大眾之間的聯絡員，現實生存中的天人合一即可延伸為：人民大眾要與“好榜樣”積極靠攏。

 

在世俗的中國人看來，隻要“榜樣”獲得了一定的名聲，便意味著其社會地位和政治勢力確立了起來，於是大眾粉絲湧現，趨勢附炎，或亦步亦趨。然則當代中國式“榜樣”（模範）之標榜，顯然是一種“權力意誌”（尼采）的宣示，浸透了政治立場的“忠心”二字，對黨、對國家、對領袖的絕對忠誠絕對高於道德的自在律令，這就是紅朝中國的“內聖外王”。

中國式道德泛化的說教完全漠視人性的幽暗之處，故必定導致極度虛假偽善！

 

（8）行伍崇拜、大兵優越，外儒內法

 

行伍、大兵之所以那麽得寵、得勢，蓋因彼等為一專事殺人的機構或組織人員，即為一個“必要之邪惡”（斯賓塞）而得以確立。為了維持這麽的“邪惡”存在，就必須予彼等以馴化，規訓，予彼等以高度的組織性、紀律性、忠誠性、服從性、嚴酷性，因為這些必要的軍人品格特別需要運用在邪惡的殺人場景！

 

若能讓這些嚴酷的品格為目的去規訓、馴化尋常百姓，冠之以“革命”的名義來孵化他們內心，成長為他們堅定的信念和意誌，如此則豈不坐穩了紅色江山？看吧，這就是紅色皇朝統治者的狂妄之念！這些狂妄盡是出於唯目的論，哪裏會顧及手段的運用？英國哲學家赫伯特·斯賓塞在他的《社會靜態學·忽視國家的權利》中精辟地論述道：“國家使用邪惡的武器來製伏邪惡，並且同樣要被它所處理的對象和運作的手段所汙染。”

 

身披軍服，在那個瘋狂年代則是“革命派”的身份標識，是革命精神的時尚大抒發。有人認為，那個時代的軍裝大流行代表了“尚武”的美學趣味，對此我該說，此等“尚武”美學實在地展示為山野村夫的粗俗趣味，因為真正美學上的“尚武”理應展現出雄性的豪放和英姿來，譬如須有棱角分明且突出，高聳且硬化的帽子前沿和上裝墊肩等等，這些美觀猶如動物打鬥那般的張牙舞爪，又例如納粹德國的虎式坦克車其大部分的裝甲角度是垂直的與其他結構相連接，就是顯得這般的雄性壯美。反觀中國文革時候男女軍裝，所有的邊緣部位全都是圓潤鏈接，展示為女性般的溫和和柔軟，但若單講文革女軍裝的女性美，則又是差之千裏，其毫無展示出女性身材線條的曲線之美。

由此可以說，山野村夫審美觀大流行、大時尚的更為深層的政治意圖是“農村包圍城市”——嫉妒城市文明，以及反智、仇知等等的極左意淫。

    行伍、大兵之崇拜，另有一側麵的大義即是“外儒內法”：表麵上，堂堂名義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仿佛是展示其“忠恕之道”，但骨子裏卻是絕對的嚴苛無情，為了嚴厲苛刻，殘酷無情，就得盡力動用“邪惡”力量，即槍杆子的威懾力，於是大兵用上了。

 

 

（9）高大上崇拜、偉光正渲染，假大空流弊

 

文革時期宣傳畫，最醒目之處是，充滿了宏大敘事的鼓噪，冠冕堂皇的喧囂，滿紙荒唐言，卻無辛酸淚！

典型的紅色口號、標語和詞匯有：大革命，愛祖國，愛人民，紅太陽，社會主義，無產階級，階級鬥爭，鬥私批修，繼續革命，為共產主義奮鬥，做共產主義接班人，等等等等。

  

口號標語的血脈僨張，極度頌揚，恰表明承襲了老舊傳統的腐朽思想，這裏有儒家的性善論、理性至上，大同世界，程朱理學“存天理，滅人欲”，王陽明“心性之學”，等等。同樣的還有，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理想王國，妄想構建於排斥私人情欲和利益的公有製的基礎上，還有各路自稱是“彌賽亞”者來提供末世得救的諾言，無不表明了：大而無當的政治，就是好高騖遠，必定會帶來虛無縹緲，海市辰樓。

 

 

上述諸類預言和諾言互相激勵，相映生輝，這些均是建立在虛假的“人性本善”立足點上，偏偏要遮蔽人性的幽暗之處，這些都可用“強道義論”來描述其倫理學譜係。過分強烈的道德敘事和傾訴，恰是如尼采所描繪的“末人德性”，即小人心境也。蓋因小人的超越情懷特別匱乏，故而頗難理解事物能夠演化和展開的情景。

由強道義論（義務論）作引申，便可推論出強目的論導向：隻顧目的如何崇高無比，卻不擇手段。再有，就是強動機論導向：隻講先驗的動機如何，卻莫談後驗的效果怎樣——毛親手發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其政治導向就是如此！

 

                              施衛江 寫於2024年10月1日

                                   美國 紐約州 羅切斯特市

 中國當代政治宣傳畫所傳達的政治文化意蘊

 

最近，關於“收藏於美國加州伯克利大學的中國當代政治宣傳畫500幅”的內容在許多微信公眾號上發布，既然有這麽多個網絡媒體都發布該信息，必然具有重要意義，遂引起我的興趣和關注。當我仔細閱讀一部分宣傳畫作品後，深信，這些宣傳畫可以傳達多種政治意蘊，於是我打起十二萬分精神，嚐試闡釋這些政治宣傳畫中所蘊含的微言大義。

紅朝中國其自身的政治體製決定了，宣傳招貼畫必然、也隻能是服務於中共紅色政權，且用本黨文化的方式來營造和維護它的專製獨裁體製，難怪繪畫較多地采用紅色的主色調，以表明紅色皇朝的主旋律，及獨斷論的調子，集權主義的價值導向。畫作之於體製也，為“毛之於皮”工具關係。這裏的作品中所顯現的專製獨裁統治，既是宣傳的內容，又是展示的形式，換言之，宣傳畫事物其結構與功能，內容與形式是合二為一，即“黨的一元化領導”，自說自話，自吹自擂。（本文的論述隻限於毛澤東時代極左政治色彩的宣傳畫作品）

今天，在海外異議的政治圈子裏，總是有著喋喋不休的喧嚷：中共繼承了馬克思主義理念從而否棄中國傳統文化雲雲，事實究竟如何呢？我的回答：絕非如此！

人算是情欲動物，必有情欲追求。佛洛依德論證過，人的情欲有著基本恒定的數值，不可能剪滅，隻可轉移。黑格爾雲：東方人畏懼於神秘的“大力”。中國人，既然精神的高端不尋覓，則必定流俗於低端的生存之道。學者李澤厚說，中國人，盡管缺乏西方式超驗的宗教情感，但是有豐富的“實用理性精神”，似乎足可以得到補償，學者朱學勤對此評說，那隻是“廉價取代”而已。

世人皆言，中國人缺乏宗教情懷和信仰，缺乏超越理性，但在世俗生活層麵上，毫不缺乏崇拜之物和崇拜之事，漢語境中的“崇拜”，大多為“頂禮膜拜”，並無神性，譬如有祖先崇拜、金錢崇拜、官位崇拜等，玄妙一點的尚有天帝崇拜，以及諸類保佑神崇拜等等。

中國的共產主義黨派試圖如此來孵化自己的黨文化，大力借助於中國的文化傳統，即民間的風土人情來實施其妄想。遨遊在民俗文化的大洋中，毛澤東真可謂是駕輕就熟：“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這個民族形式就是“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致力於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新文風。從而使得毛澤東大獲成功，泰山登頂，釀成當代中國史上“三忠於四無限”的崇拜大神。

中國文化傳統的儒家注重養育、教化。儒家強調教化對治國的推動作用，賦予其充分的政治意義。“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論語·為政》）儒家把道德上升到統治手段的高度，主張社會各階層人民不但要掌握道德觀念，也要在生活中行之以禮——這些禮儀的功能為後來的中共統治者所接受和利用，並充分反映在宣傳畫作之中。

與中國情景不同的是，西方語境裏，崇拜則是帶有宗教色彩的“WORSHIP”，通常指宗教或信仰上對讚揚、榮耀、虔誠與愛心等的特殊舉動，如與超自然力的神相聯係的舉動等就是最為典型。故此，讀者須注意中西文化的差別。

 

我對於宣傳畫作品的分析如下：

（1）帝王崇拜、領袖尊崇，權力癡迷

 

     中國人的帝王崇拜早已為世人所熟知。人類早期的氏族社會無不建立在的血緣紐帶基礎上，中國社群發展的特殊特殊路徑是，由氏族、部落成長、壯大起來的社群，其社會結構和政治框架未有大的變動，即血緣的“臍帶”始終未能脫離，即族長為部落首領，社群的長老依舊是非宗教性質的族長，理應最值得敬仰和愛戴，於是“家國同構”機製持續被複製、分形而放大，宗法人倫的溫情脈脈也隨之發揚光大。

再說，中國人的宗教情懷嚴重缺失，中國人心目中沒有一個超驗的“天帝”或“上帝”，於是權充帝王以為“天之子”來崇而拜之，漸漸成為中國人內心的“實用理性”（李澤厚）和“廉價取代”（朱學勤）。

與匱缺宗教互為因果關係的是，中國人的超越精神亦是嚴重匱缺。既然並無超越性情懷和彼岸世界可以表達，隻得以保命、求生存來獲取“活著”，遂以己身有機體的血脈延續為人生第一要義，乃順從權力最最穩當。儒家的血緣倫理學則強化了父子、君臣的等級關係。

對於奴隸性深入骨髓的國人們，文革時期個人崇拜和迷信表現出最為癲狂，表達出中國的奴隸們對於自己的奴隸位置坐立不穩而惶惶不可終日，至於政治派別上的激烈爭吵，乃至發生武鬥，則是坐穩了奴隸位置與坐不穩奴隸位置之間的爭鬥。下麵的圖片可見一斑。

 

   北京大學中文係的錢理群教授說：在一個封閉的價值體係裏，統治者與被統治者都是在同一個價值觀念上進行交流與反饋，即在終極價值理念上沒有本質上的區別。

圖片可見，庸眾熱烈歡呼、衷心擁護的場麵中，真乃“魚水交融情意深”也，可是在此，誰是“魚”？誰是“水”啊？

 

 

（2）集體崇拜、組織籠罩，個人扼殺

 

從西方傳來馬克思主義為什麽在當代中國產生出巨大的反響和回應？蓋因馬克思主義思想內稟以猶太人情愫的群體抱團精神，在本質上就是沿襲東方人人格脈絡的傳統價值觀，拒斥現代性個人主義，乃與中國人的“合群”、“和合”、“統一”、“一元化”、“集體主義”、“適應環境”等等諧振起來。可見：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理想與中國人集體無意識的“大同世界”遙相呼應，形成同構、互通、共振、共鳴！絕不是非此即彼的兩分！

 

然而專製統治，全都依賴於高度的組織性、紀律性和服從性來運作，因而“人民”、“群眾”、“集體”、“組織”之類的噱頭詞，響當當地被中國當代統治者利用起來，構建成宏大敘事，施以蒙騙之術，其居心叵測也好讓民眾喪失獨立個性的自我，“公而忘私”，全都隻以“公家人”身份乖乖地依附性生存，從而可以專為統治者盡心盡德。

 

   那個年代宣傳畫上的正麵人物，個個都是精神飽滿、滿臉堆笑，表明了全民同樂、同心同德的社會主義新氣象，全都無差別地與黨國、與領袖處於高度的統一。

 

（3）革命崇拜、豪情滿懷，感性貶值

 

中國曆來的統治者都希冀自己的統治機器能夠穩固如泰山，長治久安，總是企圖讓臣民、草民、蟻民們清靜無為恬淡寡欲，假設彼等做到了知足常樂、與世無爭，何須遑論僭越？

然而中國紅朝的建立，恰是由無產階級暴動分子按照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暴力路線，武裝奪取政權而來的，紅色革命政權既然由暴力所得到，自然產生一個邏輯關聯：亦易為暴力所推翻，這讓掌權人倍感危機，對此亟需激發奴隸的怨恨，使之時時刻刻感受到“奴隸位置不穩固”，於是“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不能讓工農階級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革命豪情歸類於理性情感，美其名曰“善”，揚善抑惡，理性情感的高漲必然遏製感性的欲念。當某人沉浸於理性豪情之中卻茫然不知自己的個人情感和欲望何處掛之時，也就沒有了非分之念；狠鬥私字一閃念，於是自覺自願地人從眾，隨大流、和稀泥、隨波逐流······

 

 

（4）雌性崇拜、女人得寵，雄性閹割

 

中國曆來的專製王國似乎單由雄性打造而成，對此構成挑戰的也幾乎是雄性豪傑，其實由此構成了恰是一個“獅子型社會”，且不要以為這樣的國度就是“雄性王國”無疑了，獅子型社會裏雄性作為整體並無多大地位。（參閱拙筆：施衛江：《論獅子型社會的男女平等問題》 https://www.aisixiang.com/data/15808.html ）

易中天在《中國的男人和女人》中論道：中國傳統的皇朝建立起來製度，“這種製度的一個特點，就是最終隻承認一個人是男人。這個人就是皇帝。皇帝‘乾綱獨斷’，是絕對的和唯一的陽剛。”“當“乾綱獨斷”的皇帝把天下臣民都女性化了時，他自己是否還能保住男性特征，其實也成了一個問題。”  

這種陰性特質之崇敬乃深深塑造出毛氏皇朝的“獅子型”社會來。古人雲：一人得道雞犬升天；同樣，當混世魔皇得道成聖時，中國的女人可真了不得也！無需才華美德，隻需“三觀相合”，便可飛黃騰達起來！如江青、邢燕子、吳桂賢、張玉鳳、李素文、郭鳳蓮、王秀珍、申紀蘭、宋彬彬等等，個個如女中之凰，全都驕傲升空成“半邊天”！卻偏偏還要讓中國的男人們大受憋屈，故此，沙葉新創作了著名話劇《尋找男子漢》，又引發巨大爭鳴！

 

    “反串”，這詞通常是用於文藝表演的舞台場合，可是在毛時代的社會現實政治生活中，“反串”就是由女人來壓製男人，從而獲取非分執念，卻是非常真實的存在！

 

法國女性主義學者克裏斯蒂娃（Julia Kristeva）引用了Chin, Ai-li的資料（“Family and kinship in Chinese society” by Chin, Ai-li,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寫進她的《有關中國女性》書中，敏銳地指出，在1962-1966年間，中國的《人民文學》上刊登的232篇短篇作品中，有62篇處理父母、男女關係的情景。這些作品描述了，在當時極左形勢下，家庭生活已不再有正常的人倫常情，通常不是兒子，總是由女兒帶動起對父親發起攻擊，以強化並鞏固中國文化的陰性特質。（參閱拙筆：施衛江：《“剩女”現象的社會批判》發表於：愛思想網站2009年11月12日）

 

 

（5）老人崇拜、長輩氣場，青春遏製

 

    一個人年老了而走上通向人生晚年的途中，身體的體力和智力逐漸地減弱萎縮，荷爾蒙激素持續衰退。由此，激勵人的崇高行為的激情也相應地萎靡不振，進而，尚未實現的自我價值或可許諾實現於未來，惜乎其可能性已經大幅縮水，於是不再抱負有遠大的誌向，不再懷有憧憬未來的願景，於是老人的性情較多地趨向於平和，能夠度上平穩日子就算足矣，得過且過吧。拘囿於種種困境，老年人不大會做出大力挑戰現存社會秩序的行為。

 

再者，中國的老年人普遍地接受正規教育少，因此能夠深明大義，懂得西方文化的更少，老年人的人生觀和世界觀通常就是憑借自己經曆過的人生經驗來做出判斷，因此，較多地承襲了逝去年代的陳舊老貨色和腐朽老價值，就戲稱是“老黃曆”吧，對於中國的國情來說，老黃曆就是老的中國傳統價值觀，其與現代西方人所敬仰的普世價值觀作對比，必定是大相徑庭，南轅北轍。由此可見，中國的老年人絕不可能是國家建設的主力軍，更是無法擔當代中國政治改革的重任。

反觀青年人，激情充沛，精力旺盛，於是敢說、敢做、敢闖、敢拚，這些情狀無疑地頗似雄性激素旺盛的男人。

 

醫學和生理知識說：雄性激素並不全長在男人身上，女人身上亦有少量；同樣，雌性激素並不全長在女人身上，男人亦有少量。如此，我們來作一個比附性思維：一個社會中的青年人，在與各個年齡段的人群作比較，就是最為陽剛氣質的“男人”。

上述篇章我論述了：中國的女性得寵，男性受壓，為的是“獅子型社會”，為的是“乾綱獨斷”，為的是“和諧社會”。一樣的道理，為了“穩定壓倒一切”，為了“紅色江山的長治久安”，為了“攘外必先安內”，須是全體國民的“去勢化”，必須大力壓製住社會中最為陽剛的人，即青年人！

中國的老人之所以能夠被紅朝統治者大肆利用起來，整合成一個“和諧社會”，內在於傳統儒家思想的等級製和名分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以及“禮治”秩序：“別貴賤”“序尊卑”“嚴上下”，演化至當朝成為美麗的標語“尊老愛幼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

再論，國民超越情懷的嚴重匱乏使得事物走向另一端，小人心境大肆當道，其症狀之一是：急功近利的麵子感高漲。試想：在下受統治的老年人既然得到紅朝統治者陰庇，使其尊嚴地位遠遠高出青年人一大檔，便可心滿意足，遂與統治者交相輝映起來了。所以美國學者孫隆基論道：“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之一是‘殺子’文化”。

今天中國的輿論陣地上經常會有如此感歎“老人變壞了！”，但卻不見有人去倒果溯因，追溯其根源。

 

（6）四肢崇拜、蠻力炫耀，思想麻木

 

那個極左年代，“愚公移山”被宣傳得盆滿缽滿，還偏偏要拒斥“智廋”，即反知識、反文化、反智慧、反精神的退化論實質。在此等政治文化的觀照下，國民大多被規訓成昏頭昏腦，混混噩噩，麻木自得，無知自豪——一副“末人”得誌得道的“共產主義”景觀。

 

極左年代的宣傳畫呈現一個強烈的反智傾向、仇知趣味：舉凡正麵人物都是四肢強壯、孔武有力、衣袖高卷、皮糙肉厚，還要秀出：短褐的衣服，粗壯的手臂，壯實的肌肉，肥大的手腕，黝黑的皮膚，進而亮出：五大又三粗，大老粗光榮，土包子本色，無產者優秀——可這些全是與物質打交道的好東東啊！

 

這樣就堅持住馬克思主義唯物論：拒絕一切精神性，把物質一端緊緊地唯住！進而，還要堅持住無產者的階級立場，唯有他們才具有“全心全意”依靠性，反之，知識越多越反動！知識與勞動無關！西諺雲：人是一枝會思想的蘆葦，可在中國，思想就是原罪！

偉大領袖作出最高指示：“拿未曾改造的知識分子和工人農民比較，就覺得知識分子不幹淨了，最幹淨的還是工人農民，盡管他們手是黑的，腳上有牛屎，還是比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都幹淨。這就叫感情起了變化，由一個階級變到另一個階級。……沒有這個變化，沒有這個改造，什麽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學生也是這樣，以學為主，兼學別樣，即不但學文，也要學工、學農、學軍，也要批判資產階級。學製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毛澤東：《五·七指示》)

 

（7）聖人崇拜，榜樣敬仰，偽善盛行

   

那個極左年代有流行的口號“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舉凡由偉大領袖引導出一個示範好榜樣，人民大眾趨之如騖，爭相趨附。蓋因天人合一的演繹，促成中國人的趨同排異心理，跟從大眾的“羊群效應”，這就是尼采所批判的卑劣的“末人道德”。

好榜樣的大流行與儒家思想的泛道德主義的理想背景有關，儒家倫理的基本立足點是“人性本善”，為此就該發揚光大，促使人人都向往善的高地去盡力而為，就會抵達至善世界“大同社會”。老夫子雲“我欲仁，斯仁至矣”，孟子曰“人皆可以為堯舜”，程朱理學示“存天理”，王陽明稱“滿街皆聖人”······

 

 

“榜樣是旗幟，代表著方向；榜樣是資源，凝聚著力量。”雖說，中國人有帝王崇拜，君主崇拜，領袖崇拜，進而還要封受崇拜者為“神”，但此神絕非西方人的人格之神的上帝。中國之“神”可隱喻為處在遙遠的“天邊”一端，這“天”顯然不是尋常百姓所能夠企及，那麽如何去“天人合一”呢？於是就有了中國人所理解的“天使”，即由偉大領袖欽定了的“好榜樣”，他們當然算作是“人”，遂看作為偉大領袖與人民大眾之間的聯絡員，現實生存中的天人合一即可延伸為：人民大眾要與“好榜樣”積極靠攏。

 

在世俗的中國人看來，隻要“榜樣”獲得了一定的名聲，便意味著其社會地位和政治勢力確立了起來，於是大眾粉絲湧現，趨勢附炎，或亦步亦趨。然則當代中國式“榜樣”（模範）之標榜，顯然是一種“權力意誌”（尼采）的宣示，浸透了政治立場的“忠心”二字，對黨、對國家、對領袖的絕對忠誠絕對高於道德的自在律令，這就是紅朝中國的“內聖外王”。

中國式道德泛化的說教完全漠視人性的幽暗之處，故必定導致極度虛假偽善！

 

（8）行伍崇拜、大兵優越，外儒內法

 

行伍、大兵之所以那麽得寵、得勢，蓋因彼等為一專事殺人的機構或組織人員，即為一個“必要之邪惡”（斯賓塞）而得以確立。為了維持這麽的“邪惡”存在，就必須予彼等以馴化，規訓，予彼等以高度的組織性、紀律性、忠誠性、服從性、嚴酷性，因為這些必要的軍人品格特別需要運用在邪惡的殺人場景！

 

若能讓這些嚴酷的品格為目的去規訓、馴化尋常百姓，冠之以“革命”的名義來孵化他們內心，成長為他們堅定的信念和意誌，如此則豈不坐穩了紅色江山？看吧，這就是紅色皇朝統治者的狂妄之念！這些狂妄盡是出於唯目的論，哪裏會顧及手段的運用？英國哲學家赫伯特·斯賓塞在他的《社會靜態學·忽視國家的權利》中精辟地論述道：“國家使用邪惡的武器來製伏邪惡，並且同樣要被它所處理的對象和運作的手段所汙染。”

 

身披軍服，在那個瘋狂年代則是“革命派”的身份標識，是革命精神的時尚大抒發。有人認為，那個時代的軍裝大流行代表了“尚武”的美學趣味，對此我該說，此等“尚武”美學實在地展示為山野村夫的粗俗趣味，因為真正美學上的“尚武”理應展現出雄性的豪放和英姿來，譬如須有棱角分明且突出，高聳且硬化的帽子前沿和上裝墊肩等等，這些美觀猶如動物打鬥那般的張牙舞爪，又例如納粹德國的虎式坦克車其大部分的裝甲角度是垂直的與其他結構相連接，就是顯得這般的雄性壯美。反觀中國文革時候男女軍裝，所有的邊緣部位全都是圓潤鏈接，展示為女性般的溫和和柔軟，但若單講文革女軍裝的女性美，則又是差之千裏，其毫無展示出女性身材線條的曲線之美。

由此可以說，山野村夫審美觀大流行、大時尚的更為深層的政治意圖是“農村包圍城市”——嫉妒城市文明，以及反智、仇知等等的極左意淫。

    行伍、大兵之崇拜，另有一側麵的大義即是“外儒內法”：表麵上，堂堂名義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仿佛是展示其“忠恕之道”，但骨子裏卻是絕對的嚴苛無情，為了嚴厲苛刻，殘酷無情，就得盡力動用“邪惡”力量，即槍杆子的威懾力，於是大兵用上了。

 

 

（9）高大上崇拜、偉光正渲染，假大空流弊

 

文革時期宣傳畫，最醒目之處是，充滿了宏大敘事的鼓噪，冠冕堂皇的喧囂，滿紙荒唐言，卻無辛酸淚！

典型的紅色口號、標語和詞匯有：大革命，愛祖國，愛人民，紅太陽，社會主義，無產階級，階級鬥爭，鬥私批修，繼續革命，為共產主義奮鬥，做共產主義接班人，等等等等。

  

口號標語的血脈僨張，極度頌揚，恰表明承襲了老舊傳統的腐朽思想，這裏有儒家的性善論、理性至上，大同世界，程朱理學“存天理，滅人欲”，王陽明“心性之學”，等等。同樣的還有，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理想王國，妄想構建於排斥私人情欲和利益的公有製的基礎上，還有各路自稱是“彌賽亞”者來提供末世得救的諾言，無不表明了：大而無當的政治，就是好高騖遠，必定會帶來虛無縹緲，海市辰樓。

 

 

上述諸類預言和諾言互相激勵，相映生輝，這些均是建立在虛假的“人性本善”立足點上，偏偏要遮蔽人性的幽暗之處，這些都可用“強道義論”來描述其倫理學譜係。過分強烈的道德敘事和傾訴，恰是如尼采所描繪的“末人德性”，即小人心境也。蓋因小人的超越情懷特別匱乏，故而頗難理解事物能夠演化和展開的情景。

由強道義論（義務論）作引申，便可推論出強目的論導向：隻顧目的如何崇高無比，卻不擇手段。再有，就是強動機論導向：隻講先驗的動機如何，卻莫談後驗的效果怎樣——毛親手發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其政治導向就是如此！

 

                              施衛江 寫於2024年10月1日

                                   美國 紐約州 羅切斯特市

 中國當代政治宣傳畫所傳達的政治文化意蘊

 

最近，關於“收藏於美國加州伯克利大學的中國當代政治宣傳畫500幅”的內容在許多微信公眾號上發布，既然有這麽多個網絡媒體都發布該信息，必然具有重要意義，遂引起我的興趣和關注。當我仔細閱讀一部分宣傳畫作品後，深信，這些宣傳畫可以傳達多種政治意蘊，於是我打起十二萬分精神，嚐試闡釋這些政治宣傳畫中所蘊含的微言大義。

紅朝中國其自身的政治體製決定了，宣傳招貼畫必然、也隻能是服務於中共紅色政權，且用本黨文化的方式來營造和維護它的專製獨裁體製，難怪繪畫較多地采用紅色的主色調，以表明紅色皇朝的主旋律，及獨斷論的調子，集權主義的價值導向。畫作之於體製也，為“毛之於皮”工具關係。這裏的作品中所顯現的專製獨裁統治，既是宣傳的內容，又是展示的形式，換言之，宣傳畫事物其結構與功能，內容與形式是合二為一，即“黨的一元化領導”，自說自話，自吹自擂。（本文的論述隻限於毛澤東時代極左政治色彩的宣傳畫作品）

今天，在海外異議的政治圈子裏，總是有著喋喋不休的喧嚷：中共繼承了馬克思主義理念從而否棄中國傳統文化雲雲，事實究竟如何呢？我的回答：絕非如此！

人算是情欲動物，必有情欲追求。佛洛依德論證過，人的情欲有著基本恒定的數值，不可能剪滅，隻可轉移。黑格爾雲：東方人畏懼於神秘的“大力”。中國人，既然精神的高端不尋覓，則必定流俗於低端的生存之道。學者李澤厚說，中國人，盡管缺乏西方式超驗的宗教情感，但是有豐富的“實用理性精神”，似乎足可以得到補償，學者朱學勤對此評說，那隻是“廉價取代”而已。

世人皆言，中國人缺乏宗教情懷和信仰，缺乏超越理性，但在世俗生活層麵上，毫不缺乏崇拜之物和崇拜之事，漢語境中的“崇拜”，大多為“頂禮膜拜”，並無神性，譬如有祖先崇拜、金錢崇拜、官位崇拜等，玄妙一點的尚有天帝崇拜，以及諸類保佑神崇拜等等。

中國的共產主義黨派試圖如此來孵化自己的黨文化，大力借助於中國的文化傳統，即民間的風土人情來實施其妄想。遨遊在民俗文化的大洋中，毛澤東真可謂是駕輕就熟：“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這個民族形式就是“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致力於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新文風。從而使得毛澤東大獲成功，泰山登頂，釀成當代中國史上“三忠於四無限”的崇拜大神。

中國文化傳統的儒家注重養育、教化。儒家強調教化對治國的推動作用，賦予其充分的政治意義。“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論語·為政》）儒家把道德上升到統治手段的高度，主張社會各階層人民不但要掌握道德觀念，也要在生活中行之以禮——這些禮儀的功能為後來的中共統治者所接受和利用，並充分反映在宣傳畫作之中。

與中國情景不同的是，西方語境裏，崇拜則是帶有宗教色彩的“WORSHIP”，通常指宗教或信仰上對讚揚、榮耀、虔誠與愛心等的特殊舉動，如與超自然力的神相聯係的舉動等就是最為典型。故此，讀者須注意中西文化的差別。

 

我對於宣傳畫作品的分析如下：

（1）帝王崇拜、領袖尊崇，權力癡迷

 

     中國人的帝王崇拜早已為世人所熟知。人類早期的氏族社會無不建立在的血緣紐帶基礎上，中國社群發展的特殊特殊路徑是，由氏族、部落成長、壯大起來的社群，其社會結構和政治框架未有大的變動，即血緣的“臍帶”始終未能脫離，即族長為部落首領，社群的長老依舊是非宗教性質的族長，理應最值得敬仰和愛戴，於是“家國同構”機製持續被複製、分形而放大，宗法人倫的溫情脈脈也隨之發揚光大。

再說，中國人的宗教情懷嚴重缺失，中國人心目中沒有一個超驗的“天帝”或“上帝”，於是權充帝王以為“天之子”來崇而拜之，漸漸成為中國人內心的“實用理性”（李澤厚）和“廉價取代”（朱學勤）。

與匱缺宗教互為因果關係的是，中國人的超越精神亦是嚴重匱缺。既然並無超越性情懷和彼岸世界可以表達，隻得以保命、求生存來獲取“活著”，遂以己身有機體的血脈延續為人生第一要義，乃順從權力最最穩當。儒家的血緣倫理學則強化了父子、君臣的等級關係。

對於奴隸性深入骨髓的國人們，文革時期個人崇拜和迷信表現出最為癲狂，表達出中國的奴隸們對於自己的奴隸位置坐立不穩而惶惶不可終日，至於政治派別上的激烈爭吵，乃至發生武鬥，則是坐穩了奴隸位置與坐不穩奴隸位置之間的爭鬥。下麵的圖片可見一斑。

 

   北京大學中文係的錢理群教授說：在一個封閉的價值體係裏，統治者與被統治者都是在同一個價值觀念上進行交流與反饋，即在終極價值理念上沒有本質上的區別。

圖片可見，庸眾熱烈歡呼、衷心擁護的場麵中，真乃“魚水交融情意深”也，可是在此，誰是“魚”？誰是“水”啊？

 

 

（2）集體崇拜、組織籠罩，個人扼殺

 

從西方傳來馬克思主義為什麽在當代中國產生出巨大的反響和回應？蓋因馬克思主義思想內稟以猶太人情愫的群體抱團精神，在本質上就是沿襲東方人人格脈絡的傳統價值觀，拒斥現代性個人主義，乃與中國人的“合群”、“和合”、“統一”、“一元化”、“集體主義”、“適應環境”等等諧振起來。可見：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理想與中國人集體無意識的“大同世界”遙相呼應，形成同構、互通、共振、共鳴！絕不是非此即彼的兩分！

 

然而專製統治，全都依賴於高度的組織性、紀律性和服從性來運作，因而“人民”、“群眾”、“集體”、“組織”之類的噱頭詞，響當當地被中國當代統治者利用起來，構建成宏大敘事，施以蒙騙之術，其居心叵測也好讓民眾喪失獨立個性的自我，“公而忘私”，全都隻以“公家人”身份乖乖地依附性生存，從而可以專為統治者盡心盡德。

 

   那個年代宣傳畫上的正麵人物，個個都是精神飽滿、滿臉堆笑，表明了全民同樂、同心同德的社會主義新氣象，全都無差別地與黨國、與領袖處於高度的統一。

 

（3）革命崇拜、豪情滿懷，感性貶值

 

中國曆來的統治者都希冀自己的統治機器能夠穩固如泰山，長治久安，總是企圖讓臣民、草民、蟻民們清靜無為恬淡寡欲，假設彼等做到了知足常樂、與世無爭，何須遑論僭越？

然而中國紅朝的建立，恰是由無產階級暴動分子按照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暴力路線，武裝奪取政權而來的，紅色革命政權既然由暴力所得到，自然產生一個邏輯關聯：亦易為暴力所推翻，這讓掌權人倍感危機，對此亟需激發奴隸的怨恨，使之時時刻刻感受到“奴隸位置不穩固”，於是“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不能讓工農階級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革命豪情歸類於理性情感，美其名曰“善”，揚善抑惡，理性情感的高漲必然遏製感性的欲念。當某人沉浸於理性豪情之中卻茫然不知自己的個人情感和欲望何處掛之時，也就沒有了非分之念；狠鬥私字一閃念，於是自覺自願地人從眾，隨大流、和稀泥、隨波逐流······

 

 

（4）雌性崇拜、女人得寵，雄性閹割

 

中國曆來的專製王國似乎單由雄性打造而成，對此構成挑戰的也幾乎是雄性豪傑，其實由此構成了恰是一個“獅子型社會”，且不要以為這樣的國度就是“雄性王國”無疑了，獅子型社會裏雄性作為整體並無多大地位。（參閱拙筆：施衛江：《論獅子型社會的男女平等問題》 https://www.aisixiang.com/data/15808.html ）

易中天在《中國的男人和女人》中論道：中國傳統的皇朝建立起來製度，“這種製度的一個特點，就是最終隻承認一個人是男人。這個人就是皇帝。皇帝‘乾綱獨斷’，是絕對的和唯一的陽剛。”“當“乾綱獨斷”的皇帝把天下臣民都女性化了時，他自己是否還能保住男性特征，其實也成了一個問題。”  

這種陰性特質之崇敬乃深深塑造出毛氏皇朝的“獅子型”社會來。古人雲：一人得道雞犬升天；同樣，當混世魔皇得道成聖時，中國的女人可真了不得也！無需才華美德，隻需“三觀相合”，便可飛黃騰達起來！如江青、邢燕子、吳桂賢、張玉鳳、李素文、郭鳳蓮、王秀珍、申紀蘭、宋彬彬等等，個個如女中之凰，全都驕傲升空成“半邊天”！卻偏偏還要讓中國的男人們大受憋屈，故此，沙葉新創作了著名話劇《尋找男子漢》，又引發巨大爭鳴！

 

    “反串”，這詞通常是用於文藝表演的舞台場合，可是在毛時代的社會現實政治生活中，“反串”就是由女人來壓製男人，從而獲取非分執念，卻是非常真實的存在！

 

法國女性主義學者克裏斯蒂娃（Julia Kristeva）引用了Chin, Ai-li的資料（“Family and kinship in Chinese society” by Chin, Ai-li,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寫進她的《有關中國女性》書中，敏銳地指出，在1962-1966年間，中國的《人民文學》上刊登的232篇短篇作品中，有62篇處理父母、男女關係的情景。這些作品描述了，在當時極左形勢下，家庭生活已不再有正常的人倫常情，通常不是兒子，總是由女兒帶動起對父親發起攻擊，以強化並鞏固中國文化的陰性特質。（參閱拙筆：施衛江：《“剩女”現象的社會批判》發表於：愛思想網站2009年11月12日）

 

 

（5）老人崇拜、長輩氣場，青春遏製

 

    一個人年老了而走上通向人生晚年的途中，身體的體力和智力逐漸地減弱萎縮，荷爾蒙激素持續衰退。由此，激勵人的崇高行為的激情也相應地萎靡不振，進而，尚未實現的自我價值或可許諾實現於未來，惜乎其可能性已經大幅縮水，於是不再抱負有遠大的誌向，不再懷有憧憬未來的願景，於是老人的性情較多地趨向於平和，能夠度上平穩日子就算足矣，得過且過吧。拘囿於種種困境，老年人不大會做出大力挑戰現存社會秩序的行為。

 

再者，中國的老年人普遍地接受正規教育少，因此能夠深明大義，懂得西方文化的更少，老年人的人生觀和世界觀通常就是憑借自己經曆過的人生經驗來做出判斷，因此，較多地承襲了逝去年代的陳舊老貨色和腐朽老價值，就戲稱是“老黃曆”吧，對於中國的國情來說，老黃曆就是老的中國傳統價值觀，其與現代西方人所敬仰的普世價值觀作對比，必定是大相徑庭，南轅北轍。由此可見，中國的老年人絕不可能是國家建設的主力軍，更是無法擔當代中國政治改革的重任。

反觀青年人，激情充沛，精力旺盛，於是敢說、敢做、敢闖、敢拚，這些情狀無疑地頗似雄性激素旺盛的男人。

 

醫學和生理知識說：雄性激素並不全長在男人身上，女人身上亦有少量；同樣，雌性激素並不全長在女人身上，男人亦有少量。如此，我們來作一個比附性思維：一個社會中的青年人，在與各個年齡段的人群作比較，就是最為陽剛氣質的“男人”。

上述篇章我論述了：中國的女性得寵，男性受壓，為的是“獅子型社會”，為的是“乾綱獨斷”，為的是“和諧社會”。一樣的道理，為了“穩定壓倒一切”，為了“紅色江山的長治久安”，為了“攘外必先安內”，須是全體國民的“去勢化”，必須大力壓製住社會中最為陽剛的人，即青年人！

中國的老人之所以能夠被紅朝統治者大肆利用起來，整合成一個“和諧社會”，內在於傳統儒家思想的等級製和名分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以及“禮治”秩序：“別貴賤”“序尊卑”“嚴上下”，演化至當朝成為美麗的標語“尊老愛幼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

再論，國民超越情懷的嚴重匱乏使得事物走向另一端，小人心境大肆當道，其症狀之一是：急功近利的麵子感高漲。試想：在下受統治的老年人既然得到紅朝統治者陰庇，使其尊嚴地位遠遠高出青年人一大檔，便可心滿意足，遂與統治者交相輝映起來了。所以美國學者孫隆基論道：“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之一是‘殺子’文化”。

今天中國的輿論陣地上經常會有如此感歎“老人變壞了！”，但卻不見有人去倒果溯因，追溯其根源。

 

（6）四肢崇拜、蠻力炫耀，思想麻木

 

那個極左年代，“愚公移山”被宣傳得盆滿缽滿，還偏偏要拒斥“智廋”，即反知識、反文化、反智慧、反精神的退化論實質。在此等政治文化的觀照下，國民大多被規訓成昏頭昏腦，混混噩噩，麻木自得，無知自豪——一副“末人”得誌得道的“共產主義”景觀。

 

極左年代的宣傳畫呈現一個強烈的反智傾向、仇知趣味：舉凡正麵人物都是四肢強壯、孔武有力、衣袖高卷、皮糙肉厚，還要秀出：短褐的衣服，粗壯的手臂，壯實的肌肉，肥大的手腕，黝黑的皮膚，進而亮出：五大又三粗，大老粗光榮，土包子本色，無產者優秀——可這些全是與物質打交道的好東東啊！

 

這樣就堅持住馬克思主義唯物論：拒絕一切精神性，把物質一端緊緊地唯住！進而，還要堅持住無產者的階級立場，唯有他們才具有“全心全意”依靠性，反之，知識越多越反動！知識與勞動無關！西諺雲：人是一枝會思想的蘆葦，可在中國，思想就是原罪！

偉大領袖作出最高指示：“拿未曾改造的知識分子和工人農民比較，就覺得知識分子不幹淨了，最幹淨的還是工人農民，盡管他們手是黑的，腳上有牛屎，還是比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都幹淨。這就叫感情起了變化，由一個階級變到另一個階級。……沒有這個變化，沒有這個改造，什麽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學生也是這樣，以學為主，兼學別樣，即不但學文，也要學工、學農、學軍，也要批判資產階級。學製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毛澤東：《五·七指示》)

 

（7）聖人崇拜，榜樣敬仰，偽善盛行

   

那個極左年代有流行的口號“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舉凡由偉大領袖引導出一個示範好榜樣，人民大眾趨之如騖，爭相趨附。蓋因天人合一的演繹，促成中國人的趨同排異心理，跟從大眾的“羊群效應”，這就是尼采所批判的卑劣的“末人道德”。

好榜樣的大流行與儒家思想的泛道德主義的理想背景有關，儒家倫理的基本立足點是“人性本善”，為此就該發揚光大，促使人人都向往善的高地去盡力而為，就會抵達至善世界“大同社會”。老夫子雲“我欲仁，斯仁至矣”，孟子曰“人皆可以為堯舜”，程朱理學示“存天理”，王陽明稱“滿街皆聖人”······

 

 

“榜樣是旗幟，代表著方向；榜樣是資源，凝聚著力量。”雖說，中國人有帝王崇拜，君主崇拜，領袖崇拜，進而還要封受崇拜者為“神”，但此神絕非西方人的人格之神的上帝。中國之“神”可隱喻為處在遙遠的“天邊”一端，這“天”顯然不是尋常百姓所能夠企及，那麽如何去“天人合一”呢？於是就有了中國人所理解的“天使”，即由偉大領袖欽定了的“好榜樣”，他們當然算作是“人”，遂看作為偉大領袖與人民大眾之間的聯絡員，現實生存中的天人合一即可延伸為：人民大眾要與“好榜樣”積極靠攏。

 

在世俗的中國人看來，隻要“榜樣”獲得了一定的名聲，便意味著其社會地位和政治勢力確立了起來，於是大眾粉絲湧現，趨勢附炎，或亦步亦趨。然則當代中國式“榜樣”（模範）之標榜，顯然是一種“權力意誌”（尼采）的宣示，浸透了政治立場的“忠心”二字，對黨、對國家、對領袖的絕對忠誠絕對高於道德的自在律令，這就是紅朝中國的“內聖外王”。

中國式道德泛化的說教完全漠視人性的幽暗之處，故必定導致極度虛假偽善！

 

（8）行伍崇拜、大兵優越，外儒內法

 

行伍、大兵之所以那麽得寵、得勢，蓋因彼等為一專事殺人的機構或組織人員，即為一個“必要之邪惡”（斯賓塞）而得以確立。為了維持這麽的“邪惡”存在，就必須予彼等以馴化，規訓，予彼等以高度的組織性、紀律性、忠誠性、服從性、嚴酷性，因為這些必要的軍人品格特別需要運用在邪惡的殺人場景！

 

若能讓這些嚴酷的品格為目的去規訓、馴化尋常百姓，冠之以“革命”的名義來孵化他們內心，成長為他們堅定的信念和意誌，如此則豈不坐穩了紅色江山？看吧，這就是紅色皇朝統治者的狂妄之念！這些狂妄盡是出於唯目的論，哪裏會顧及手段的運用？英國哲學家赫伯特·斯賓塞在他的《社會靜態學·忽視國家的權利》中精辟地論述道：“國家使用邪惡的武器來製伏邪惡，並且同樣要被它所處理的對象和運作的手段所汙染。”

 

身披軍服，在那個瘋狂年代則是“革命派”的身份標識，是革命精神的時尚大抒發。有人認為，那個時代的軍裝大流行代表了“尚武”的美學趣味，對此我該說，此等“尚武”美學實在地展示為山野村夫的粗俗趣味，因為真正美學上的“尚武”理應展現出雄性的豪放和英姿來，譬如須有棱角分明且突出，高聳且硬化的帽子前沿和上裝墊肩等等，這些美觀猶如動物打鬥那般的張牙舞爪，又例如納粹德國的虎式坦克車其大部分的裝甲角度是垂直的與其他結構相連接，就是顯得這般的雄性壯美。反觀中國文革時候男女軍裝，所有的邊緣部位全都是圓潤鏈接，展示為女性般的溫和和柔軟，但若單講文革女軍裝的女性美，則又是差之千裏，其毫無展示出女性身材線條的曲線之美。

由此可以說，山野村夫審美觀大流行、大時尚的更為深層的政治意圖是“農村包圍城市”——嫉妒城市文明，以及反智、仇知等等的極左意淫。

    行伍、大兵之崇拜，另有一側麵的大義即是“外儒內法”：表麵上，堂堂名義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仿佛是展示其“忠恕之道”，但骨子裏卻是絕對的嚴苛無情，為了嚴厲苛刻，殘酷無情，就得盡力動用“邪惡”力量，即槍杆子的威懾力，於是大兵用上了。

 

 

（9）高大上崇拜、偉光正渲染，假大空流弊

 

文革時期宣傳畫，最醒目之處是，充滿了宏大敘事的鼓噪，冠冕堂皇的喧囂，滿紙荒唐言，卻無辛酸淚！

典型的紅色口號、標語和詞匯有：大革命，愛祖國，愛人民，紅太陽，社會主義，無產階級，階級鬥爭，鬥私批修，繼續革命，為共產主義奮鬥，做共產主義接班人，等等等等。

  

口號標語的血脈僨張，極度頌揚，恰表明承襲了老舊傳統的腐朽思想，這裏有儒家的性善論、理性至上，大同世界，程朱理學“存天理，滅人欲”，王陽明“心性之學”，等等。同樣的還有，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理想王國，妄想構建於排斥私人情欲和利益的公有製的基礎上，還有各路自稱是“彌賽亞”者來提供末世得救的諾言，無不表明了：大而無當的政治，就是好高騖遠，必定會帶來虛無縹緲，海市辰樓。

 

 

上述諸類預言和諾言互相激勵，相映生輝，這些均是建立在虛假的“人性本善”立足點上，偏偏要遮蔽人性的幽暗之處，這些都可用“強道義論”來描述其倫理學譜係。過分強烈的道德敘事和傾訴，恰是如尼采所描繪的“末人德性”，即小人心境也。蓋因小人的超越情懷特別匱乏，故而頗難理解事物能夠演化和展開的情景。

由強道義論（義務論）作引申，便可推論出強目的論導向：隻顧目的如何崇高無比，卻不擇手段。再有，就是強動機論導向：隻講先驗的動機如何，卻莫談後驗的效果怎樣——毛親手發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其政治導向就是如此！

 

                              施衛江 寫於2024年10月1日

                                   美國 紐約州 羅切斯特市

 中國當代政治宣傳畫所傳達的政治文化意蘊

 

最近，關於“收藏於美國加州伯克利大學的中國當代政治宣傳畫500幅”的內容在許多微信公眾號上發布，既然有這麽多個網絡媒體都發布該信息，必然具有重要意義，遂引起我的興趣和關注。當我仔細閱讀一部分宣傳畫作品後，深信，這些宣傳畫可以傳達多種政治意蘊，於是我打起十二萬分精神，嚐試闡釋這些政治宣傳畫中所蘊含的微言大義。

紅朝中國其自身的政治體製決定了，宣傳招貼畫必然、也隻能是服務於中共紅色政權，且用本黨文化的方式來營造和維護它的專製獨裁體製，難怪繪畫較多地采用紅色的主色調，以表明紅色皇朝的主旋律，及獨斷論的調子，集權主義的價值導向。畫作之於體製也，為“毛之於皮”工具關係。這裏的作品中所顯現的專製獨裁統治，既是宣傳的內容，又是展示的形式，換言之，宣傳畫事物其結構與功能，內容與形式是合二為一，即“黨的一元化領導”，自說自話，自吹自擂。（本文的論述隻限於毛澤東時代極左政治色彩的宣傳畫作品）

今天，在海外異議的政治圈子裏，總是有著喋喋不休的喧嚷：中共繼承了馬克思主義理念從而否棄中國傳統文化雲雲，事實究竟如何呢？我的回答：絕非如此！

人算是情欲動物，必有情欲追求。佛洛依德論證過，人的情欲有著基本恒定的數值，不可能剪滅，隻可轉移。黑格爾雲：東方人畏懼於神秘的“大力”。中國人，既然精神的高端不尋覓，則必定流俗於低端的生存之道。學者李澤厚說，中國人，盡管缺乏西方式超驗的宗教情感，但是有豐富的“實用理性精神”，似乎足可以得到補償，學者朱學勤對此評說，那隻是“廉價取代”而已。

世人皆言，中國人缺乏宗教情懷和信仰，缺乏超越理性，但在世俗生活層麵上，毫不缺乏崇拜之物和崇拜之事，漢語境中的“崇拜”，大多為“頂禮膜拜”，並無神性，譬如有祖先崇拜、金錢崇拜、官位崇拜等，玄妙一點的尚有天帝崇拜，以及諸類保佑神崇拜等等。

中國的共產主義黨派試圖如此來孵化自己的黨文化，大力借助於中國的文化傳統，即民間的風土人情來實施其妄想。遨遊在民俗文化的大洋中，毛澤東真可謂是駕輕就熟：“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這個民族形式就是“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致力於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新文風。從而使得毛澤東大獲成功，泰山登頂，釀成當代中國史上“三忠於四無限”的崇拜大神。

中國文化傳統的儒家注重養育、教化。儒家強調教化對治國的推動作用，賦予其充分的政治意義。“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論語·為政》）儒家把道德上升到統治手段的高度，主張社會各階層人民不但要掌握道德觀念，也要在生活中行之以禮——這些禮儀的功能為後來的中共統治者所接受和利用，並充分反映在宣傳畫作之中。

與中國情景不同的是，西方語境裏，崇拜則是帶有宗教色彩的“WORSHIP”，通常指宗教或信仰上對讚揚、榮耀、虔誠與愛心等的特殊舉動，如與超自然力的神相聯係的舉動等就是最為典型。故此，讀者須注意中西文化的差別。

 

我對於宣傳畫作品的分析如下：

（1）帝王崇拜、領袖尊崇，權力癡迷

 

     中國人的帝王崇拜早已為世人所熟知。人類早期的氏族社會無不建立在的血緣紐帶基礎上，中國社群發展的特殊特殊路徑是，由氏族、部落成長、壯大起來的社群，其社會結構和政治框架未有大的變動，即血緣的“臍帶”始終未能脫離，即族長為部落首領，社群的長老依舊是非宗教性質的族長，理應最值得敬仰和愛戴，於是“家國同構”機製持續被複製、分形而放大，宗法人倫的溫情脈脈也隨之發揚光大。

再說，中國人的宗教情懷嚴重缺失，中國人心目中沒有一個超驗的“天帝”或“上帝”，於是權充帝王以為“天之子”來崇而拜之，漸漸成為中國人內心的“實用理性”（李澤厚）和“廉價取代”（朱學勤）。

與匱缺宗教互為因果關係的是，中國人的超越精神亦是嚴重匱缺。既然並無超越性情懷和彼岸世界可以表達，隻得以保命、求生存來獲取“活著”，遂以己身有機體的血脈延續為人生第一要義，乃順從權力最最穩當。儒家的血緣倫理學則強化了父子、君臣的等級關係。

對於奴隸性深入骨髓的國人們，文革時期個人崇拜和迷信表現出最為癲狂，表達出中國的奴隸們對於自己的奴隸位置坐立不穩而惶惶不可終日，至於政治派別上的激烈爭吵，乃至發生武鬥，則是坐穩了奴隸位置與坐不穩奴隸位置之間的爭鬥。下麵的圖片可見一斑。

 

   北京大學中文係的錢理群教授說：在一個封閉的價值體係裏，統治者與被統治者都是在同一個價值觀念上進行交流與反饋，即在終極價值理念上沒有本質上的區別。

圖片可見，庸眾熱烈歡呼、衷心擁護的場麵中，真乃“魚水交融情意深”也，可是在此，誰是“魚”？誰是“水”啊？

 

 

（2）集體崇拜、組織籠罩，個人扼殺

 

從西方傳來馬克思主義為什麽在當代中國產生出巨大的反響和回應？蓋因馬克思主義思想內稟以猶太人情愫的群體抱團精神，在本質上就是沿襲東方人人格脈絡的傳統價值觀，拒斥現代性個人主義，乃與中國人的“合群”、“和合”、“統一”、“一元化”、“集體主義”、“適應環境”等等諧振起來。可見：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理想與中國人集體無意識的“大同世界”遙相呼應，形成同構、互通、共振、共鳴！絕不是非此即彼的兩分！

 

然而專製統治，全都依賴於高度的組織性、紀律性和服從性來運作，因而“人民”、“群眾”、“集體”、“組織”之類的噱頭詞，響當當地被中國當代統治者利用起來，構建成宏大敘事，施以蒙騙之術，其居心叵測也好讓民眾喪失獨立個性的自我，“公而忘私”，全都隻以“公家人”身份乖乖地依附性生存，從而可以專為統治者盡心盡德。

 

   那個年代宣傳畫上的正麵人物，個個都是精神飽滿、滿臉堆笑，表明了全民同樂、同心同德的社會主義新氣象，全都無差別地與黨國、與領袖處於高度的統一。

 

（3）革命崇拜、豪情滿懷，感性貶值

 

中國曆來的統治者都希冀自己的統治機器能夠穩固如泰山，長治久安，總是企圖讓臣民、草民、蟻民們清靜無為恬淡寡欲，假設彼等做到了知足常樂、與世無爭，何須遑論僭越？

然而中國紅朝的建立，恰是由無產階級暴動分子按照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暴力路線，武裝奪取政權而來的，紅色革命政權既然由暴力所得到，自然產生一個邏輯關聯：亦易為暴力所推翻，這讓掌權人倍感危機，對此亟需激發奴隸的怨恨，使之時時刻刻感受到“奴隸位置不穩固”，於是“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不能讓工農階級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革命豪情歸類於理性情感，美其名曰“善”，揚善抑惡，理性情感的高漲必然遏製感性的欲念。當某人沉浸於理性豪情之中卻茫然不知自己的個人情感和欲望何處掛之時，也就沒有了非分之念；狠鬥私字一閃念，於是自覺自願地人從眾，隨大流、和稀泥、隨波逐流······

 

 

（4）雌性崇拜、女人得寵，雄性閹割

 

中國曆來的專製王國似乎單由雄性打造而成，對此構成挑戰的也幾乎是雄性豪傑，其實由此構成了恰是一個“獅子型社會”，且不要以為這樣的國度就是“雄性王國”無疑了，獅子型社會裏雄性作為整體並無多大地位。（參閱拙筆：施衛江：《論獅子型社會的男女平等問題》 https://www.aisixiang.com/data/15808.html ）

易中天在《中國的男人和女人》中論道：中國傳統的皇朝建立起來製度，“這種製度的一個特點，就是最終隻承認一個人是男人。這個人就是皇帝。皇帝‘乾綱獨斷’，是絕對的和唯一的陽剛。”“當“乾綱獨斷”的皇帝把天下臣民都女性化了時，他自己是否還能保住男性特征，其實也成了一個問題。”  

這種陰性特質之崇敬乃深深塑造出毛氏皇朝的“獅子型”社會來。古人雲：一人得道雞犬升天；同樣，當混世魔皇得道成聖時，中國的女人可真了不得也！無需才華美德，隻需“三觀相合”，便可飛黃騰達起來！如江青、邢燕子、吳桂賢、張玉鳳、李素文、郭鳳蓮、王秀珍、申紀蘭、宋彬彬等等，個個如女中之凰，全都驕傲升空成“半邊天”！卻偏偏還要讓中國的男人們大受憋屈，故此，沙葉新創作了著名話劇《尋找男子漢》，又引發巨大爭鳴！

 

    “反串”，這詞通常是用於文藝表演的舞台場合，可是在毛時代的社會現實政治生活中，“反串”就是由女人來壓製男人，從而獲取非分執念，卻是非常真實的存在！

 

法國女性主義學者克裏斯蒂娃（Julia Kristeva）引用了Chin, Ai-li的資料（“Family and kinship in Chinese society” by Chin, Ai-li,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寫進她的《有關中國女性》書中，敏銳地指出，在1962-1966年間，中國的《人民文學》上刊登的232篇短篇作品中，有62篇處理父母、男女關係的情景。這些作品描述了，在當時極左形勢下，家庭生活已不再有正常的人倫常情，通常不是兒子，總是由女兒帶動起對父親發起攻擊，以強化並鞏固中國文化的陰性特質。（參閱拙筆：施衛江：《“剩女”現象的社會批判》發表於：愛思想網站2009年11月12日）

 

 

（5）老人崇拜、長輩氣場，青春遏製

 

    一個人年老了而走上通向人生晚年的途中，身體的體力和智力逐漸地減弱萎縮，荷爾蒙激素持續衰退。由此，激勵人的崇高行為的激情也相應地萎靡不振，進而，尚未實現的自我價值或可許諾實現於未來，惜乎其可能性已經大幅縮水，於是不再抱負有遠大的誌向，不再懷有憧憬未來的願景，於是老人的性情較多地趨向於平和，能夠度上平穩日子就算足矣，得過且過吧。拘囿於種種困境，老年人不大會做出大力挑戰現存社會秩序的行為。

 

再者，中國的老年人普遍地接受正規教育少，因此能夠深明大義，懂得西方文化的更少，老年人的人生觀和世界觀通常就是憑借自己經曆過的人生經驗來做出判斷，因此，較多地承襲了逝去年代的陳舊老貨色和腐朽老價值，就戲稱是“老黃曆”吧，對於中國的國情來說，老黃曆就是老的中國傳統價值觀，其與現代西方人所敬仰的普世價值觀作對比，必定是大相徑庭，南轅北轍。由此可見，中國的老年人絕不可能是國家建設的主力軍，更是無法擔當代中國政治改革的重任。

反觀青年人，激情充沛，精力旺盛，於是敢說、敢做、敢闖、敢拚，這些情狀無疑地頗似雄性激素旺盛的男人。

 

醫學和生理知識說：雄性激素並不全長在男人身上，女人身上亦有少量；同樣，雌性激素並不全長在女人身上，男人亦有少量。如此，我們來作一個比附性思維：一個社會中的青年人，在與各個年齡段的人群作比較，就是最為陽剛氣質的“男人”。

上述篇章我論述了：中國的女性得寵，男性受壓，為的是“獅子型社會”，為的是“乾綱獨斷”，為的是“和諧社會”。一樣的道理，為了“穩定壓倒一切”，為了“紅色江山的長治久安”，為了“攘外必先安內”，須是全體國民的“去勢化”，必須大力壓製住社會中最為陽剛的人，即青年人！

中國的老人之所以能夠被紅朝統治者大肆利用起來，整合成一個“和諧社會”，內在於傳統儒家思想的等級製和名分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以及“禮治”秩序：“別貴賤”“序尊卑”“嚴上下”，演化至當朝成為美麗的標語“尊老愛幼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

再論，國民超越情懷的嚴重匱乏使得事物走向另一端，小人心境大肆當道，其症狀之一是：急功近利的麵子感高漲。試想：在下受統治的老年人既然得到紅朝統治者陰庇，使其尊嚴地位遠遠高出青年人一大檔，便可心滿意足，遂與統治者交相輝映起來了。所以美國學者孫隆基論道：“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之一是‘殺子’文化”。

今天中國的輿論陣地上經常會有如此感歎“老人變壞了！”，但卻不見有人去倒果溯因，追溯其根源。

 

（6）四肢崇拜、蠻力炫耀，思想麻木

 

那個極左年代，“愚公移山”被宣傳得盆滿缽滿，還偏偏要拒斥“智廋”，即反知識、反文化、反智慧、反精神的退化論實質。在此等政治文化的觀照下，國民大多被規訓成昏頭昏腦，混混噩噩，麻木自得，無知自豪——一副“末人”得誌得道的“共產主義”景觀。

 

極左年代的宣傳畫呈現一個強烈的反智傾向、仇知趣味：舉凡正麵人物都是四肢強壯、孔武有力、衣袖高卷、皮糙肉厚，還要秀出：短褐的衣服，粗壯的手臂，壯實的肌肉，肥大的手腕，黝黑的皮膚，進而亮出：五大又三粗，大老粗光榮，土包子本色，無產者優秀——可這些全是與物質打交道的好東東啊！

 

這樣就堅持住馬克思主義唯物論：拒絕一切精神性，把物質一端緊緊地唯住！進而，還要堅持住無產者的階級立場，唯有他們才具有“全心全意”依靠性，反之，知識越多越反動！知識與勞動無關！西諺雲：人是一枝會思想的蘆葦，可在中國，思想就是原罪！

偉大領袖作出最高指示：“拿未曾改造的知識分子和工人農民比較，就覺得知識分子不幹淨了，最幹淨的還是工人農民，盡管他們手是黑的，腳上有牛屎，還是比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都幹淨。這就叫感情起了變化，由一個階級變到另一個階級。……沒有這個變化，沒有這個改造，什麽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學生也是這樣，以學為主，兼學別樣，即不但學文，也要學工、學農、學軍，也要批判資產階級。學製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毛澤東：《五·七指示》)

 

（7）聖人崇拜，榜樣敬仰，偽善盛行

   

那個極左年代有流行的口號“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舉凡由偉大領袖引導出一個示範好榜樣，人民大眾趨之如騖，爭相趨附。蓋因天人合一的演繹，促成中國人的趨同排異心理，跟從大眾的“羊群效應”，這就是尼采所批判的卑劣的“末人道德”。

好榜樣的大流行與儒家思想的泛道德主義的理想背景有關，儒家倫理的基本立足點是“人性本善”，為此就該發揚光大，促使人人都向往善的高地去盡力而為，就會抵達至善世界“大同社會”。老夫子雲“我欲仁，斯仁至矣”，孟子曰“人皆可以為堯舜”，程朱理學示“存天理”，王陽明稱“滿街皆聖人”······

 

 

“榜樣是旗幟，代表著方向；榜樣是資源，凝聚著力量。”雖說，中國人有帝王崇拜，君主崇拜，領袖崇拜，進而還要封受崇拜者為“神”，但此神絕非西方人的人格之神的上帝。中國之“神”可隱喻為處在遙遠的“天邊”一端，這“天”顯然不是尋常百姓所能夠企及，那麽如何去“天人合一”呢？於是就有了中國人所理解的“天使”，即由偉大領袖欽定了的“好榜樣”，他們當然算作是“人”，遂看作為偉大領袖與人民大眾之間的聯絡員，現實生存中的天人合一即可延伸為：人民大眾要與“好榜樣”積極靠攏。

 

在世俗的中國人看來，隻要“榜樣”獲得了一定的名聲，便意味著其社會地位和政治勢力確立了起來，於是大眾粉絲湧現，趨勢附炎，或亦步亦趨。然則當代中國式“榜樣”（模範）之標榜，顯然是一種“權力意誌”（尼采）的宣示，浸透了政治立場的“忠心”二字，對黨、對國家、對領袖的絕對忠誠絕對高於道德的自在律令，這就是紅朝中國的“內聖外王”。

中國式道德泛化的說教完全漠視人性的幽暗之處，故必定導致極度虛假偽善！

 

（8）行伍崇拜、大兵優越，外儒內法

 

行伍、大兵之所以那麽得寵、得勢，蓋因彼等為一專事殺人的機構或組織人員，即為一個“必要之邪惡”（斯賓塞）而得以確立。為了維持這麽的“邪惡”存在，就必須予彼等以馴化，規訓，予彼等以高度的組織性、紀律性、忠誠性、服從性、嚴酷性，因為這些必要的軍人品格特別需要運用在邪惡的殺人場景！

 

若能讓這些嚴酷的品格為目的去規訓、馴化尋常百姓，冠之以“革命”的名義來孵化他們內心，成長為他們堅定的信念和意誌，如此則豈不坐穩了紅色江山？看吧，這就是紅色皇朝統治者的狂妄之念！這些狂妄盡是出於唯目的論，哪裏會顧及手段的運用？英國哲學家赫伯特·斯賓塞在他的《社會靜態學·忽視國家的權利》中精辟地論述道：“國家使用邪惡的武器來製伏邪惡，並且同樣要被它所處理的對象和運作的手段所汙染。”

 

身披軍服，在那個瘋狂年代則是“革命派”的身份標識，是革命精神的時尚大抒發。有人認為，那個時代的軍裝大流行代表了“尚武”的美學趣味，對此我該說，此等“尚武”美學實在地展示為山野村夫的粗俗趣味，因為真正美學上的“尚武”理應展現出雄性的豪放和英姿來，譬如須有棱角分明且突出，高聳且硬化的帽子前沿和上裝墊肩等等，這些美觀猶如動物打鬥那般的張牙舞爪，又例如納粹德國的虎式坦克車其大部分的裝甲角度是垂直的與其他結構相連接，就是顯得這般的雄性壯美。反觀中國文革時候男女軍裝，所有的邊緣部位全都是圓潤鏈接，展示為女性般的溫和和柔軟，但若單講文革女軍裝的女性美，則又是差之千裏，其毫無展示出女性身材線條的曲線之美。

由此可以說，山野村夫審美觀大流行、大時尚的更為深層的政治意圖是“農村包圍城市”——嫉妒城市文明，以及反智、仇知等等的極左意淫。

    行伍、大兵之崇拜，另有一側麵的大義即是“外儒內法”：表麵上，堂堂名義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仿佛是展示其“忠恕之道”，但骨子裏卻是絕對的嚴苛無情，為了嚴厲苛刻，殘酷無情，就得盡力動用“邪惡”力量，即槍杆子的威懾力，於是大兵用上了。

 

 

（9）高大上崇拜、偉光正渲染，假大空流弊

 

文革時期宣傳畫，最醒目之處是，充滿了宏大敘事的鼓噪，冠冕堂皇的喧囂，滿紙荒唐言，卻無辛酸淚！

典型的紅色口號、標語和詞匯有：大革命，愛祖國，愛人民，紅太陽，社會主義，無產階級，階級鬥爭，鬥私批修，繼續革命，為共產主義奮鬥，做共產主義接班人，等等等等。

  

口號標語的血脈僨張，極度頌揚，恰表明承襲了老舊傳統的腐朽思想，這裏有儒家的性善論、理性至上，大同世界，程朱理學“存天理，滅人欲”，王陽明“心性之學”，等等。同樣的還有，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理想王國，妄想構建於排斥私人情欲和利益的公有製的基礎上，還有各路自稱是“彌賽亞”者來提供末世得救的諾言，無不表明了：大而無當的政治，就是好高騖遠，必定會帶來虛無縹緲，海市辰樓。

 

 

上述諸類預言和諾言互相激勵，相映生輝，這些均是建立在虛假的“人性本善”立足點上，偏偏要遮蔽人性的幽暗之處，這些都可用“強道義論”來描述其倫理學譜係。過分強烈的道德敘事和傾訴，恰是如尼采所描繪的“末人德性”，即小人心境也。蓋因小人的超越情懷特別匱乏，故而頗難理解事物能夠演化和展開的情景。

由強道義論（義務論）作引申，便可推論出強目的論導向：隻顧目的如何崇高無比，卻不擇手段。再有，就是強動機論導向：隻講先驗的動機如何，卻莫談後驗的效果怎樣——毛親手發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其政治導向就是如此！

 

                              施衛江 寫於2024年10月1日

                                   美國 紐約州 羅切斯特市

 中國當代政治宣傳畫所傳達的政治文化意蘊

 

最近，關於“收藏於美國加州伯克利大學的中國當代政治宣傳畫500幅”的內容在許多微信公眾號上發布，既然有這麽多個網絡媒體都發布該信息，必然具有重要意義，遂引起我的興趣和關注。當我仔細閱讀一部分宣傳畫作品後，深信，這些宣傳畫可以傳達多種政治意蘊，於是我打起十二萬分精神，嚐試闡釋這些政治宣傳畫中所蘊含的微言大義。

紅朝中國其自身的政治體製決定了，宣傳招貼畫必然、也隻能是服務於中共紅色政權，且用本黨文化的方式來營造和維護它的專製獨裁體製，難怪繪畫較多地采用紅色的主色調，以表明紅色皇朝的主旋律，及獨斷論的調子，集權主義的價值導向。畫作之於體製也，為“毛之於皮”工具關係。這裏的作品中所顯現的專製獨裁統治，既是宣傳的內容，又是展示的形式，換言之，宣傳畫事物其結構與功能，內容與形式是合二為一，即“黨的一元化領導”，自說自話，自吹自擂。（本文的論述隻限於毛澤東時代極左政治色彩的宣傳畫作品）

今天，在海外異議的政治圈子裏，總是有著喋喋不休的喧嚷：中共繼承了馬克思主義理念從而否棄中國傳統文化雲雲，事實究竟如何呢？我的回答：絕非如此！

人算是情欲動物，必有情欲追求。佛洛依德論證過，人的情欲有著基本恒定的數值，不可能剪滅，隻可轉移。黑格爾雲：東方人畏懼於神秘的“大力”。中國人，既然精神的高端不尋覓，則必定流俗於低端的生存之道。學者李澤厚說，中國人，盡管缺乏西方式超驗的宗教情感，但是有豐富的“實用理性精神”，似乎足可以得到補償，學者朱學勤對此評說，那隻是“廉價取代”而已。

世人皆言，中國人缺乏宗教情懷和信仰，缺乏超越理性，但在世俗生活層麵上，毫不缺乏崇拜之物和崇拜之事，漢語境中的“崇拜”，大多為“頂禮膜拜”，並無神性，譬如有祖先崇拜、金錢崇拜、官位崇拜等，玄妙一點的尚有天帝崇拜，以及諸類保佑神崇拜等等。

中國的共產主義黨派試圖如此來孵化自己的黨文化，大力借助於中國的文化傳統，即民間的風土人情來實施其妄想。遨遊在民俗文化的大洋中，毛澤東真可謂是駕輕就熟：“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這個民族形式就是“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致力於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新文風。從而使得毛澤東大獲成功，泰山登頂，釀成當代中國史上“三忠於四無限”的崇拜大神。

中國文化傳統的儒家注重養育、教化。儒家強調教化對治國的推動作用，賦予其充分的政治意義。“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論語·為政》）儒家把道德上升到統治手段的高度，主張社會各階層人民不但要掌握道德觀念，也要在生活中行之以禮——這些禮儀的功能為後來的中共統治者所接受和利用，並充分反映在宣傳畫作之中。

與中國情景不同的是，西方語境裏，崇拜則是帶有宗教色彩的“WORSHIP”，通常指宗教或信仰上對讚揚、榮耀、虔誠與愛心等的特殊舉動，如與超自然力的神相聯係的舉動等就是最為典型。故此，讀者須注意中西文化的差別。

 

我對於宣傳畫作品的分析如下：

（1）帝王崇拜、領袖尊崇，權力癡迷

 

     中國人的帝王崇拜早已為世人所熟知。人類早期的氏族社會無不建立在的血緣紐帶基礎上，中國社群發展的特殊特殊路徑是，由氏族、部落成長、壯大起來的社群，其社會結構和政治框架未有大的變動，即血緣的“臍帶”始終未能脫離，即族長為部落首領，社群的長老依舊是非宗教性質的族長，理應最值得敬仰和愛戴，於是“家國同構”機製持續被複製、分形而放大，宗法人倫的溫情脈脈也隨之發揚光大。

再說，中國人的宗教情懷嚴重缺失，中國人心目中沒有一個超驗的“天帝”或“上帝”，於是權充帝王以為“天之子”來崇而拜之，漸漸成為中國人內心的“實用理性”（李澤厚）和“廉價取代”（朱學勤）。

與匱缺宗教互為因果關係的是，中國人的超越精神亦是嚴重匱缺。既然並無超越性情懷和彼岸世界可以表達，隻得以保命、求生存來獲取“活著”，遂以己身有機體的血脈延續為人生第一要義，乃順從權力最最穩當。儒家的血緣倫理學則強化了父子、君臣的等級關係。

對於奴隸性深入骨髓的國人們，文革時期個人崇拜和迷信表現出最為癲狂，表達出中國的奴隸們對於自己的奴隸位置坐立不穩而惶惶不可終日，至於政治派別上的激烈爭吵，乃至發生武鬥，則是坐穩了奴隸位置與坐不穩奴隸位置之間的爭鬥。下麵的圖片可見一斑。

 

   北京大學中文係的錢理群教授說：在一個封閉的價值體係裏，統治者與被統治者都是在同一個價值觀念上進行交流與反饋，即在終極價值理念上沒有本質上的區別。

圖片可見，庸眾熱烈歡呼、衷心擁護的場麵中，真乃“魚水交融情意深”也，可是在此，誰是“魚”？誰是“水”啊？

 

 

（2）集體崇拜、組織籠罩，個人扼殺

 

從西方傳來馬克思主義為什麽在當代中國產生出巨大的反響和回應？蓋因馬克思主義思想內稟以猶太人情愫的群體抱團精神，在本質上就是沿襲東方人人格脈絡的傳統價值觀，拒斥現代性個人主義，乃與中國人的“合群”、“和合”、“統一”、“一元化”、“集體主義”、“適應環境”等等諧振起來。可見：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理想與中國人集體無意識的“大同世界”遙相呼應，形成同構、互通、共振、共鳴！絕不是非此即彼的兩分！

 

然而專製統治，全都依賴於高度的組織性、紀律性和服從性來運作，因而“人民”、“群眾”、“集體”、“組織”之類的噱頭詞，響當當地被中國當代統治者利用起來，構建成宏大敘事，施以蒙騙之術，其居心叵測也好讓民眾喪失獨立個性的自我，“公而忘私”，全都隻以“公家人”身份乖乖地依附性生存，從而可以專為統治者盡心盡德。

 

   那個年代宣傳畫上的正麵人物，個個都是精神飽滿、滿臉堆笑，表明了全民同樂、同心同德的社會主義新氣象，全都無差別地與黨國、與領袖處於高度的統一。

 

（3）革命崇拜、豪情滿懷，感性貶值

 

中國曆來的統治者都希冀自己的統治機器能夠穩固如泰山，長治久安，總是企圖讓臣民、草民、蟻民們清靜無為恬淡寡欲，假設彼等做到了知足常樂、與世無爭，何須遑論僭越？

然而中國紅朝的建立，恰是由無產階級暴動分子按照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暴力路線，武裝奪取政權而來的，紅色革命政權既然由暴力所得到，自然產生一個邏輯關聯：亦易為暴力所推翻，這讓掌權人倍感危機，對此亟需激發奴隸的怨恨，使之時時刻刻感受到“奴隸位置不穩固”，於是“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不能讓工農階級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革命豪情歸類於理性情感，美其名曰“善”，揚善抑惡，理性情感的高漲必然遏製感性的欲念。當某人沉浸於理性豪情之中卻茫然不知自己的個人情感和欲望何處掛之時，也就沒有了非分之念；狠鬥私字一閃念，於是自覺自願地人從眾，隨大流、和稀泥、隨波逐流······

 

 

（4）雌性崇拜、女人得寵，雄性閹割

 

中國曆來的專製王國似乎單由雄性打造而成，對此構成挑戰的也幾乎是雄性豪傑，其實由此構成了恰是一個“獅子型社會”，且不要以為這樣的國度就是“雄性王國”無疑了，獅子型社會裏雄性作為整體並無多大地位。（參閱拙筆：施衛江：《論獅子型社會的男女平等問題》 https://www.aisixiang.com/data/15808.html ）

易中天在《中國的男人和女人》中論道：中國傳統的皇朝建立起來製度，“這種製度的一個特點，就是最終隻承認一個人是男人。這個人就是皇帝。皇帝‘乾綱獨斷’，是絕對的和唯一的陽剛。”“當“乾綱獨斷”的皇帝把天下臣民都女性化了時，他自己是否還能保住男性特征，其實也成了一個問題。”  

這種陰性特質之崇敬乃深深塑造出毛氏皇朝的“獅子型”社會來。古人雲：一人得道雞犬升天；同樣，當混世魔皇得道成聖時，中國的女人可真了不得也！無需才華美德，隻需“三觀相合”，便可飛黃騰達起來！如江青、邢燕子、吳桂賢、張玉鳳、李素文、郭鳳蓮、王秀珍、申紀蘭、宋彬彬等等，個個如女中之凰，全都驕傲升空成“半邊天”！卻偏偏還要讓中國的男人們大受憋屈，故此，沙葉新創作了著名話劇《尋找男子漢》，又引發巨大爭鳴！

 

    “反串”，這詞通常是用於文藝表演的舞台場合，可是在毛時代的社會現實政治生活中，“反串”就是由女人來壓製男人，從而獲取非分執念，卻是非常真實的存在！

 

法國女性主義學者克裏斯蒂娃（Julia Kristeva）引用了Chin, Ai-li的資料（“Family and kinship in Chinese society” by Chin, Ai-li,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寫進她的《有關中國女性》書中，敏銳地指出，在1962-1966年間，中國的《人民文學》上刊登的232篇短篇作品中，有62篇處理父母、男女關係的情景。這些作品描述了，在當時極左形勢下，家庭生活已不再有正常的人倫常情，通常不是兒子，總是由女兒帶動起對父親發起攻擊，以強化並鞏固中國文化的陰性特質。（參閱拙筆：施衛江：《“剩女”現象的社會批判》發表於：愛思想網站2009年11月12日）

 

 

（5）老人崇拜、長輩氣場，青春遏製

 

    一個人年老了而走上通向人生晚年的途中，身體的體力和智力逐漸地減弱萎縮，荷爾蒙激素持續衰退。由此，激勵人的崇高行為的激情也相應地萎靡不振，進而，尚未實現的自我價值或可許諾實現於未來，惜乎其可能性已經大幅縮水，於是不再抱負有遠大的誌向，不再懷有憧憬未來的願景，於是老人的性情較多地趨向於平和，能夠度上平穩日子就算足矣，得過且過吧。拘囿於種種困境，老年人不大會做出大力挑戰現存社會秩序的行為。

 

再者，中國的老年人普遍地接受正規教育少，因此能夠深明大義，懂得西方文化的更少，老年人的人生觀和世界觀通常就是憑借自己經曆過的人生經驗來做出判斷，因此，較多地承襲了逝去年代的陳舊老貨色和腐朽老價值，就戲稱是“老黃曆”吧，對於中國的國情來說，老黃曆就是老的中國傳統價值觀，其與現代西方人所敬仰的普世價值觀作對比，必定是大相徑庭，南轅北轍。由此可見，中國的老年人絕不可能是國家建設的主力軍，更是無法擔當代中國政治改革的重任。

反觀青年人，激情充沛，精力旺盛，於是敢說、敢做、敢闖、敢拚，這些情狀無疑地頗似雄性激素旺盛的男人。

 

醫學和生理知識說：雄性激素並不全長在男人身上，女人身上亦有少量；同樣，雌性激素並不全長在女人身上，男人亦有少量。如此，我們來作一個比附性思維：一個社會中的青年人，在與各個年齡段的人群作比較，就是最為陽剛氣質的“男人”。

上述篇章我論述了：中國的女性得寵，男性受壓，為的是“獅子型社會”，為的是“乾綱獨斷”，為的是“和諧社會”。一樣的道理，為了“穩定壓倒一切”，為了“紅色江山的長治久安”，為了“攘外必先安內”，須是全體國民的“去勢化”，必須大力壓製住社會中最為陽剛的人，即青年人！

中國的老人之所以能夠被紅朝統治者大肆利用起來，整合成一個“和諧社會”，內在於傳統儒家思想的等級製和名分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以及“禮治”秩序：“別貴賤”“序尊卑”“嚴上下”，演化至當朝成為美麗的標語“尊老愛幼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

再論，國民超越情懷的嚴重匱乏使得事物走向另一端，小人心境大肆當道，其症狀之一是：急功近利的麵子感高漲。試想：在下受統治的老年人既然得到紅朝統治者陰庇，使其尊嚴地位遠遠高出青年人一大檔，便可心滿意足，遂與統治者交相輝映起來了。所以美國學者孫隆基論道：“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之一是‘殺子’文化”。

今天中國的輿論陣地上經常會有如此感歎“老人變壞了！”，但卻不見有人去倒果溯因，追溯其根源。

 

（6）四肢崇拜、蠻力炫耀，思想麻木

 

那個極左年代，“愚公移山”被宣傳得盆滿缽滿，還偏偏要拒斥“智廋”，即反知識、反文化、反智慧、反精神的退化論實質。在此等政治文化的觀照下，國民大多被規訓成昏頭昏腦，混混噩噩，麻木自得，無知自豪——一副“末人”得誌得道的“共產主義”景觀。

 

極左年代的宣傳畫呈現一個強烈的反智傾向、仇知趣味：舉凡正麵人物都是四肢強壯、孔武有力、衣袖高卷、皮糙肉厚，還要秀出：短褐的衣服，粗壯的手臂，壯實的肌肉，肥大的手腕，黝黑的皮膚，進而亮出：五大又三粗，大老粗光榮，土包子本色，無產者優秀——可這些全是與物質打交道的好東東啊！

 

這樣就堅持住馬克思主義唯物論：拒絕一切精神性，把物質一端緊緊地唯住！進而，還要堅持住無產者的階級立場，唯有他們才具有“全心全意”依靠性，反之，知識越多越反動！知識與勞動無關！西諺雲：人是一枝會思想的蘆葦，可在中國，思想就是原罪！

偉大領袖作出最高指示：“拿未曾改造的知識分子和工人農民比較，就覺得知識分子不幹淨了，最幹淨的還是工人農民，盡管他們手是黑的，腳上有牛屎，還是比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都幹淨。這就叫感情起了變化，由一個階級變到另一個階級。……沒有這個變化，沒有這個改造，什麽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學生也是這樣，以學為主，兼學別樣，即不但學文，也要學工、學農、學軍，也要批判資產階級。學製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毛澤東：《五·七指示》)

 

（7）聖人崇拜，榜樣敬仰，偽善盛行

   

那個極左年代有流行的口號“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舉凡由偉大領袖引導出一個示範好榜樣，人民大眾趨之如騖，爭相趨附。蓋因天人合一的演繹，促成中國人的趨同排異心理，跟從大眾的“羊群效應”，這就是尼采所批判的卑劣的“末人道德”。

好榜樣的大流行與儒家思想的泛道德主義的理想背景有關，儒家倫理的基本立足點是“人性本善”，為此就該發揚光大，促使人人都向往善的高地去盡力而為，就會抵達至善世界“大同社會”。老夫子雲“我欲仁，斯仁至矣”，孟子曰“人皆可以為堯舜”，程朱理學示“存天理”，王陽明稱“滿街皆聖人”······

 

 

“榜樣是旗幟，代表著方向；榜樣是資源，凝聚著力量。”雖說，中國人有帝王崇拜，君主崇拜，領袖崇拜，進而還要封受崇拜者為“神”，但此神絕非西方人的人格之神的上帝。中國之“神”可隱喻為處在遙遠的“天邊”一端，這“天”顯然不是尋常百姓所能夠企及，那麽如何去“天人合一”呢？於是就有了中國人所理解的“天使”，即由偉大領袖欽定了的“好榜樣”，他們當然算作是“人”，遂看作為偉大領袖與人民大眾之間的聯絡員，現實生存中的天人合一即可延伸為：人民大眾要與“好榜樣”積極靠攏。

 

在世俗的中國人看來，隻要“榜樣”獲得了一定的名聲，便意味著其社會地位和政治勢力確立了起來，於是大眾粉絲湧現，趨勢附炎，或亦步亦趨。然則當代中國式“榜樣”（模範）之標榜，顯然是一種“權力意誌”（尼采）的宣示，浸透了政治立場的“忠心”二字，對黨、對國家、對領袖的絕對忠誠絕對高於道德的自在律令，這就是紅朝中國的“內聖外王”。

中國式道德泛化的說教完全漠視人性的幽暗之處，故必定導致極度虛假偽善！

 

（8）行伍崇拜、大兵優越，外儒內法

 

行伍、大兵之所以那麽得寵、得勢，蓋因彼等為一專事殺人的機構或組織人員，即為一個“必要之邪惡”（斯賓塞）而得以確立。為了維持這麽的“邪惡”存在，就必須予彼等以馴化，規訓，予彼等以高度的組織性、紀律性、忠誠性、服從性、嚴酷性，因為這些必要的軍人品格特別需要運用在邪惡的殺人場景！

 

若能讓這些嚴酷的品格為目的去規訓、馴化尋常百姓，冠之以“革命”的名義來孵化他們內心，成長為他們堅定的信念和意誌，如此則豈不坐穩了紅色江山？看吧，這就是紅色皇朝統治者的狂妄之念！這些狂妄盡是出於唯目的論，哪裏會顧及手段的運用？英國哲學家赫伯特·斯賓塞在他的《社會靜態學·忽視國家的權利》中精辟地論述道：“國家使用邪惡的武器來製伏邪惡，並且同樣要被它所處理的對象和運作的手段所汙染。”

 

身披軍服，在那個瘋狂年代則是“革命派”的身份標識，是革命精神的時尚大抒發。有人認為，那個時代的軍裝大流行代表了“尚武”的美學趣味，對此我該說，此等“尚武”美學實在地展示為山野村夫的粗俗趣味，因為真正美學上的“尚武”理應展現出雄性的豪放和英姿來，譬如須有棱角分明且突出，高聳且硬化的帽子前沿和上裝墊肩等等，這些美觀猶如動物打鬥那般的張牙舞爪，又例如納粹德國的虎式坦克車其大部分的裝甲角度是垂直的與其他結構相連接，就是顯得這般的雄性壯美。反觀中國文革時候男女軍裝，所有的邊緣部位全都是圓潤鏈接，展示為女性般的溫和和柔軟，但若單講文革女軍裝的女性美，則又是差之千裏，其毫無展示出女性身材線條的曲線之美。

由此可以說，山野村夫審美觀大流行、大時尚的更為深層的政治意圖是“農村包圍城市”——嫉妒城市文明，以及反智、仇知等等的極左意淫。

    行伍、大兵之崇拜，另有一側麵的大義即是“外儒內法”：表麵上，堂堂名義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仿佛是展示其“忠恕之道”，但骨子裏卻是絕對的嚴苛無情，為了嚴厲苛刻，殘酷無情，就得盡力動用“邪惡”力量，即槍杆子的威懾力，於是大兵用上了。

 

 

（9）高大上崇拜、偉光正渲染，假大空流弊

 

文革時期宣傳畫，最醒目之處是，充滿了宏大敘事的鼓噪，冠冕堂皇的喧囂，滿紙荒唐言，卻無辛酸淚！

典型的紅色口號、標語和詞匯有：大革命，愛祖國，愛人民，紅太陽，社會主義，無產階級，階級鬥爭，鬥私批修，繼續革命，為共產主義奮鬥，做共產主義接班人，等等等等。

  

口號標語的血脈僨張，極度頌揚，恰表明承襲了老舊傳統的腐朽思想，這裏有儒家的性善論、理性至上，大同世界，程朱理學“存天理，滅人欲”，王陽明“心性之學”，等等。同樣的還有，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理想王國，妄想構建於排斥私人情欲和利益的公有製的基礎上，還有各路自稱是“彌賽亞”者來提供末世得救的諾言，無不表明了：大而無當的政治，就是好高騖遠，必定會帶來虛無縹緲，海市辰樓。

 

 

上述諸類預言和諾言互相激勵，相映生輝，這些均是建立在虛假的“人性本善”立足點上，偏偏要遮蔽人性的幽暗之處，這些都可用“強道義論”來描述其倫理學譜係。過分強烈的道德敘事和傾訴，恰是如尼采所描繪的“末人德性”，即小人心境也。蓋因小人的超越情懷特別匱乏，故而頗難理解事物能夠演化和展開的情景。

由強道義論（義務論）作引申，便可推論出強目的論導向：隻顧目的如何崇高無比，卻不擇手段。再有，就是強動機論導向：隻講先驗的動機如何，卻莫談後驗的效果怎樣——毛親手發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其政治導向就是如此！

 

                              施衛江 寫於2024年10月1日

                                   美國 紐約州 羅切斯特市

 中國當代政治宣傳畫所傳達的政治文化意蘊

 

最近，關於“收藏於美國加州伯克利大學的中國當代政治宣傳畫500幅”的內容在許多微信公眾號上發布，既然有這麽多個網絡媒體都發布該信息，必然具有重要意義，遂引起我的興趣和關注。當我仔細閱讀一部分宣傳畫作品後，深信，這些宣傳畫可以傳達多種政治意蘊，於是我打起十二萬分精神，嚐試闡釋這些政治宣傳畫中所蘊含的微言大義。

紅朝中國其自身的政治體製決定了，宣傳招貼畫必然、也隻能是服務於中共紅色政權，且用本黨文化的方式來營造和維護它的專製獨裁體製，難怪繪畫較多地采用紅色的主色調，以表明紅色皇朝的主旋律，及獨斷論的調子，集權主義的價值導向。畫作之於體製也，為“毛之於皮”工具關係。這裏的作品中所顯現的專製獨裁統治，既是宣傳的內容，又是展示的形式，換言之，宣傳畫事物其結構與功能，內容與形式是合二為一，即“黨的一元化領導”，自說自話，自吹自擂。（本文的論述隻限於毛澤東時代極左政治色彩的宣傳畫作品）

今天，在海外異議的政治圈子裏，總是有著喋喋不休的喧嚷：中共繼承了馬克思主義理念從而否棄中國傳統文化雲雲，事實究竟如何呢？我的回答：絕非如此！

人算是情欲動物，必有情欲追求。佛洛依德論證過，人的情欲有著基本恒定的數值，不可能剪滅，隻可轉移。黑格爾雲：東方人畏懼於神秘的“大力”。中國人，既然精神的高端不尋覓，則必定流俗於低端的生存之道。學者李澤厚說，中國人，盡管缺乏西方式超驗的宗教情感，但是有豐富的“實用理性精神”，似乎足可以得到補償，學者朱學勤對此評說，那隻是“廉價取代”而已。

世人皆言，中國人缺乏宗教情懷和信仰，缺乏超越理性，但在世俗生活層麵上，毫不缺乏崇拜之物和崇拜之事，漢語境中的“崇拜”，大多為“頂禮膜拜”，並無神性，譬如有祖先崇拜、金錢崇拜、官位崇拜等，玄妙一點的尚有天帝崇拜，以及諸類保佑神崇拜等等。

中國的共產主義黨派試圖如此來孵化自己的黨文化，大力借助於中國的文化傳統，即民間的風土人情來實施其妄想。遨遊在民俗文化的大洋中，毛澤東真可謂是駕輕就熟：“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這個民族形式就是“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致力於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新文風。從而使得毛澤東大獲成功，泰山登頂，釀成當代中國史上“三忠於四無限”的崇拜大神。

中國文化傳統的儒家注重養育、教化。儒家強調教化對治國的推動作用，賦予其充分的政治意義。“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論語·為政》）儒家把道德上升到統治手段的高度，主張社會各階層人民不但要掌握道德觀念，也要在生活中行之以禮——這些禮儀的功能為後來的中共統治者所接受和利用，並充分反映在宣傳畫作之中。

與中國情景不同的是，西方語境裏，崇拜則是帶有宗教色彩的“WORSHIP”，通常指宗教或信仰上對讚揚、榮耀、虔誠與愛心等的特殊舉動，如與超自然力的神相聯係的舉動等就是最為典型。故此，讀者須注意中西文化的差別。

 

我對於宣傳畫作品的分析如下：

（1）帝王崇拜、領袖尊崇，權力癡迷

 

     中國人的帝王崇拜早已為世人所熟知。人類早期的氏族社會無不建立在的血緣紐帶基礎上，中國社群發展的特殊特殊路徑是，由氏族、部落成長、壯大起來的社群，其社會結構和政治框架未有大的變動，即血緣的“臍帶”始終未能脫離，即族長為部落首領，社群的長老依舊是非宗教性質的族長，理應最值得敬仰和愛戴，於是“家國同構”機製持續被複製、分形而放大，宗法人倫的溫情脈脈也隨之發揚光大。

再說，中國人的宗教情懷嚴重缺失，中國人心目中沒有一個超驗的“天帝”或“上帝”，於是權充帝王以為“天之子”來崇而拜之，漸漸成為中國人內心的“實用理性”（李澤厚）和“廉價取代”（朱學勤）。

與匱缺宗教互為因果關係的是，中國人的超越精神亦是嚴重匱缺。既然並無超越性情懷和彼岸世界可以表達，隻得以保命、求生存來獲取“活著”，遂以己身有機體的血脈延續為人生第一要義，乃順從權力最最穩當。儒家的血緣倫理學則強化了父子、君臣的等級關係。

對於奴隸性深入骨髓的國人們，文革時期個人崇拜和迷信表現出最為癲狂，表達出中國的奴隸們對於自己的奴隸位置坐立不穩而惶惶不可終日，至於政治派別上的激烈爭吵，乃至發生武鬥，則是坐穩了奴隸位置與坐不穩奴隸位置之間的爭鬥。下麵的圖片可見一斑。

 

   北京大學中文係的錢理群教授說：在一個封閉的價值體係裏，統治者與被統治者都是在同一個價值觀念上進行交流與反饋，即在終極價值理念上沒有本質上的區別。

圖片可見，庸眾熱烈歡呼、衷心擁護的場麵中，真乃“魚水交融情意深”也，可是在此，誰是“魚”？誰是“水”啊？

 

 

（2）集體崇拜、組織籠罩，個人扼殺

 

從西方傳來馬克思主義為什麽在當代中國產生出巨大的反響和回應？蓋因馬克思主義思想內稟以猶太人情愫的群體抱團精神，在本質上就是沿襲東方人人格脈絡的傳統價值觀，拒斥現代性個人主義，乃與中國人的“合群”、“和合”、“統一”、“一元化”、“集體主義”、“適應環境”等等諧振起來。可見：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理想與中國人集體無意識的“大同世界”遙相呼應，形成同構、互通、共振、共鳴！絕不是非此即彼的兩分！

 

然而專製統治，全都依賴於高度的組織性、紀律性和服從性來運作，因而“人民”、“群眾”、“集體”、“組織”之類的噱頭詞，響當當地被中國當代統治者利用起來，構建成宏大敘事，施以蒙騙之術，其居心叵測也好讓民眾喪失獨立個性的自我，“公而忘私”，全都隻以“公家人”身份乖乖地依附性生存，從而可以專為統治者盡心盡德。

 

   那個年代宣傳畫上的正麵人物，個個都是精神飽滿、滿臉堆笑，表明了全民同樂、同心同德的社會主義新氣象，全都無差別地與黨國、與領袖處於高度的統一。

 

（3）革命崇拜、豪情滿懷，感性貶值

 

中國曆來的統治者都希冀自己的統治機器能夠穩固如泰山，長治久安，總是企圖讓臣民、草民、蟻民們清靜無為恬淡寡欲，假設彼等做到了知足常樂、與世無爭，何須遑論僭越？

然而中國紅朝的建立，恰是由無產階級暴動分子按照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暴力路線，武裝奪取政權而來的，紅色革命政權既然由暴力所得到，自然產生一個邏輯關聯：亦易為暴力所推翻，這讓掌權人倍感危機，對此亟需激發奴隸的怨恨，使之時時刻刻感受到“奴隸位置不穩固”，於是“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不能讓工農階級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革命豪情歸類於理性情感，美其名曰“善”，揚善抑惡，理性情感的高漲必然遏製感性的欲念。當某人沉浸於理性豪情之中卻茫然不知自己的個人情感和欲望何處掛之時，也就沒有了非分之念；狠鬥私字一閃念，於是自覺自願地人從眾，隨大流、和稀泥、隨波逐流······

 

 

（4）雌性崇拜、女人得寵，雄性閹割

 

中國曆來的專製王國似乎單由雄性打造而成，對此構成挑戰的也幾乎是雄性豪傑，其實由此構成了恰是一個“獅子型社會”，且不要以為這樣的國度就是“雄性王國”無疑了，獅子型社會裏雄性作為整體並無多大地位。（參閱拙筆：施衛江：《論獅子型社會的男女平等問題》 https://www.aisixiang.com/data/15808.html ）

易中天在《中國的男人和女人》中論道：中國傳統的皇朝建立起來製度，“這種製度的一個特點，就是最終隻承認一個人是男人。這個人就是皇帝。皇帝‘乾綱獨斷’，是絕對的和唯一的陽剛。”“當“乾綱獨斷”的皇帝把天下臣民都女性化了時，他自己是否還能保住男性特征，其實也成了一個問題。”  

這種陰性特質之崇敬乃深深塑造出毛氏皇朝的“獅子型”社會來。古人雲：一人得道雞犬升天；同樣，當混世魔皇得道成聖時，中國的女人可真了不得也！無需才華美德，隻需“三觀相合”，便可飛黃騰達起來！如江青、邢燕子、吳桂賢、張玉鳳、李素文、郭鳳蓮、王秀珍、申紀蘭、宋彬彬等等，個個如女中之凰，全都驕傲升空成“半邊天”！卻偏偏還要讓中國的男人們大受憋屈，故此，沙葉新創作了著名話劇《尋找男子漢》，又引發巨大爭鳴！

 

    “反串”，這詞通常是用於文藝表演的舞台場合，可是在毛時代的社會現實政治生活中，“反串”就是由女人來壓製男人，從而獲取非分執念，卻是非常真實的存在！

 

法國女性主義學者克裏斯蒂娃（Julia Kristeva）引用了Chin, Ai-li的資料（“Family and kinship in Chinese society” by Chin, Ai-li,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寫進她的《有關中國女性》書中，敏銳地指出，在1962-1966年間，中國的《人民文學》上刊登的232篇短篇作品中，有62篇處理父母、男女關係的情景。這些作品描述了，在當時極左形勢下，家庭生活已不再有正常的人倫常情，通常不是兒子，總是由女兒帶動起對父親發起攻擊，以強化並鞏固中國文化的陰性特質。（參閱拙筆：施衛江：《“剩女”現象的社會批判》發表於：愛思想網站2009年11月12日）

 

 

（5）老人崇拜、長輩氣場，青春遏製

 

    一個人年老了而走上通向人生晚年的途中，身體的體力和智力逐漸地減弱萎縮，荷爾蒙激素持續衰退。由此，激勵人的崇高行為的激情也相應地萎靡不振，進而，尚未實現的自我價值或可許諾實現於未來，惜乎其可能性已經大幅縮水，於是不再抱負有遠大的誌向，不再懷有憧憬未來的願景，於是老人的性情較多地趨向於平和，能夠度上平穩日子就算足矣，得過且過吧。拘囿於種種困境，老年人不大會做出大力挑戰現存社會秩序的行為。

 

再者，中國的老年人普遍地接受正規教育少，因此能夠深明大義，懂得西方文化的更少，老年人的人生觀和世界觀通常就是憑借自己經曆過的人生經驗來做出判斷，因此，較多地承襲了逝去年代的陳舊老貨色和腐朽老價值，就戲稱是“老黃曆”吧，對於中國的國情來說，老黃曆就是老的中國傳統價值觀，其與現代西方人所敬仰的普世價值觀作對比，必定是大相徑庭，南轅北轍。由此可見，中國的老年人絕不可能是國家建設的主力軍，更是無法擔當代中國政治改革的重任。

反觀青年人，激情充沛，精力旺盛，於是敢說、敢做、敢闖、敢拚，這些情狀無疑地頗似雄性激素旺盛的男人。

 

醫學和生理知識說：雄性激素並不全長在男人身上，女人身上亦有少量；同樣，雌性激素並不全長在女人身上，男人亦有少量。如此，我們來作一個比附性思維：一個社會中的青年人，在與各個年齡段的人群作比較，就是最為陽剛氣質的“男人”。

上述篇章我論述了：中國的女性得寵，男性受壓，為的是“獅子型社會”，為的是“乾綱獨斷”，為的是“和諧社會”。一樣的道理，為了“穩定壓倒一切”，為了“紅色江山的長治久安”，為了“攘外必先安內”，須是全體國民的“去勢化”，必須大力壓製住社會中最為陽剛的人，即青年人！

中國的老人之所以能夠被紅朝統治者大肆利用起來，整合成一個“和諧社會”，內在於傳統儒家思想的等級製和名分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以及“禮治”秩序：“別貴賤”“序尊卑”“嚴上下”，演化至當朝成為美麗的標語“尊老愛幼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

再論，國民超越情懷的嚴重匱乏使得事物走向另一端，小人心境大肆當道，其症狀之一是：急功近利的麵子感高漲。試想：在下受統治的老年人既然得到紅朝統治者陰庇，使其尊嚴地位遠遠高出青年人一大檔，便可心滿意足，遂與統治者交相輝映起來了。所以美國學者孫隆基論道：“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之一是‘殺子’文化”。

今天中國的輿論陣地上經常會有如此感歎“老人變壞了！”，但卻不見有人去倒果溯因，追溯其根源。

 

（6）四肢崇拜、蠻力炫耀，思想麻木

 

那個極左年代，“愚公移山”被宣傳得盆滿缽滿，還偏偏要拒斥“智廋”，即反知識、反文化、反智慧、反精神的退化論實質。在此等政治文化的觀照下，國民大多被規訓成昏頭昏腦，混混噩噩，麻木自得，無知自豪——一副“末人”得誌得道的“共產主義”景觀。

 

極左年代的宣傳畫呈現一個強烈的反智傾向、仇知趣味：舉凡正麵人物都是四肢強壯、孔武有力、衣袖高卷、皮糙肉厚，還要秀出：短褐的衣服，粗壯的手臂，壯實的肌肉，肥大的手腕，黝黑的皮膚，進而亮出：五大又三粗，大老粗光榮，土包子本色，無產者優秀——可這些全是與物質打交道的好東東啊！

 

這樣就堅持住馬克思主義唯物論：拒絕一切精神性，把物質一端緊緊地唯住！進而，還要堅持住無產者的階級立場，唯有他們才具有“全心全意”依靠性，反之，知識越多越反動！知識與勞動無關！西諺雲：人是一枝會思想的蘆葦，可在中國，思想就是原罪！

偉大領袖作出最高指示：“拿未曾改造的知識分子和工人農民比較，就覺得知識分子不幹淨了，最幹淨的還是工人農民，盡管他們手是黑的，腳上有牛屎，還是比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都幹淨。這就叫感情起了變化，由一個階級變到另一個階級。……沒有這個變化，沒有這個改造，什麽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學生也是這樣，以學為主，兼學別樣，即不但學文，也要學工、學農、學軍，也要批判資產階級。學製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毛澤東：《五·七指示》)

 

（7）聖人崇拜，榜樣敬仰，偽善盛行

   

那個極左年代有流行的口號“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舉凡由偉大領袖引導出一個示範好榜樣，人民大眾趨之如騖，爭相趨附。蓋因天人合一的演繹，促成中國人的趨同排異心理，跟從大眾的“羊群效應”，這就是尼采所批判的卑劣的“末人道德”。

好榜樣的大流行與儒家思想的泛道德主義的理想背景有關，儒家倫理的基本立足點是“人性本善”，為此就該發揚光大，促使人人都向往善的高地去盡力而為，就會抵達至善世界“大同社會”。老夫子雲“我欲仁，斯仁至矣”，孟子曰“人皆可以為堯舜”，程朱理學示“存天理”，王陽明稱“滿街皆聖人”······

 

 

“榜樣是旗幟，代表著方向；榜樣是資源，凝聚著力量。”雖說，中國人有帝王崇拜，君主崇拜，領袖崇拜，進而還要封受崇拜者為“神”，但此神絕非西方人的人格之神的上帝。中國之“神”可隱喻為處在遙遠的“天邊”一端，這“天”顯然不是尋常百姓所能夠企及，那麽如何去“天人合一”呢？於是就有了中國人所理解的“天使”，即由偉大領袖欽定了的“好榜樣”，他們當然算作是“人”，遂看作為偉大領袖與人民大眾之間的聯絡員，現實生存中的天人合一即可延伸為：人民大眾要與“好榜樣”積極靠攏。

 

在世俗的中國人看來，隻要“榜樣”獲得了一定的名聲，便意味著其社會地位和政治勢力確立了起來，於是大眾粉絲湧現，趨勢附炎，或亦步亦趨。然則當代中國式“榜樣”（模範）之標榜，顯然是一種“權力意誌”（尼采）的宣示，浸透了政治立場的“忠心”二字，對黨、對國家、對領袖的絕對忠誠絕對高於道德的自在律令，這就是紅朝中國的“內聖外王”。

中國式道德泛化的說教完全漠視人性的幽暗之處，故必定導致極度虛假偽善！

 

（8）行伍崇拜、大兵優越，外儒內法

 

行伍、大兵之所以那麽得寵、得勢，蓋因彼等為一專事殺人的機構或組織人員，即為一個“必要之邪惡”（斯賓塞）而得以確立。為了維持這麽的“邪惡”存在，就必須予彼等以馴化，規訓，予彼等以高度的組織性、紀律性、忠誠性、服從性、嚴酷性，因為這些必要的軍人品格特別需要運用在邪惡的殺人場景！

 

若能讓這些嚴酷的品格為目的去規訓、馴化尋常百姓，冠之以“革命”的名義來孵化他們內心，成長為他們堅定的信念和意誌，如此則豈不坐穩了紅色江山？看吧，這就是紅色皇朝統治者的狂妄之念！這些狂妄盡是出於唯目的論，哪裏會顧及手段的運用？英國哲學家赫伯特·斯賓塞在他的《社會靜態學·忽視國家的權利》中精辟地論述道：“國家使用邪惡的武器來製伏邪惡，並且同樣要被它所處理的對象和運作的手段所汙染。”

 

身披軍服，在那個瘋狂年代則是“革命派”的身份標識，是革命精神的時尚大抒發。有人認為，那個時代的軍裝大流行代表了“尚武”的美學趣味，對此我該說，此等“尚武”美學實在地展示為山野村夫的粗俗趣味，因為真正美學上的“尚武”理應展現出雄性的豪放和英姿來，譬如須有棱角分明且突出，高聳且硬化的帽子前沿和上裝墊肩等等，這些美觀猶如動物打鬥那般的張牙舞爪，又例如納粹德國的虎式坦克車其大部分的裝甲角度是垂直的與其他結構相連接，就是顯得這般的雄性壯美。反觀中國文革時候男女軍裝，所有的邊緣部位全都是圓潤鏈接，展示為女性般的溫和和柔軟，但若單講文革女軍裝的女性美，則又是差之千裏，其毫無展示出女性身材線條的曲線之美。

由此可以說，山野村夫審美觀大流行、大時尚的更為深層的政治意圖是“農村包圍城市”——嫉妒城市文明，以及反智、仇知等等的極左意淫。

    行伍、大兵之崇拜，另有一側麵的大義即是“外儒內法”：表麵上，堂堂名義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仿佛是展示其“忠恕之道”，但骨子裏卻是絕對的嚴苛無情，為了嚴厲苛刻，殘酷無情，就得盡力動用“邪惡”力量，即槍杆子的威懾力，於是大兵用上了。

 

 

（9）高大上崇拜、偉光正渲染，假大空流弊

 

文革時期宣傳畫，最醒目之處是，充滿了宏大敘事的鼓噪，冠冕堂皇的喧囂，滿紙荒唐言，卻無辛酸淚！

典型的紅色口號、標語和詞匯有：大革命，愛祖國，愛人民，紅太陽，社會主義，無產階級，階級鬥爭，鬥私批修，繼續革命，為共產主義奮鬥，做共產主義接班人，等等等等。

  

口號標語的血脈僨張，極度頌揚，恰表明承襲了老舊傳統的腐朽思想，這裏有儒家的性善論、理性至上，大同世界，程朱理學“存天理，滅人欲”，王陽明“心性之學”，等等。同樣的還有，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理想王國，妄想構建於排斥私人情欲和利益的公有製的基礎上，還有各路自稱是“彌賽亞”者來提供末世得救的諾言，無不表明了：大而無當的政治，就是好高騖遠，必定會帶來虛無縹緲，海市辰樓。

 

 

上述諸類預言和諾言互相激勵，相映生輝，這些均是建立在虛假的“人性本善”立足點上，偏偏要遮蔽人性的幽暗之處，這些都可用“強道義論”來描述其倫理學譜係。過分強烈的道德敘事和傾訴，恰是如尼采所描繪的“末人德性”，即小人心境也。蓋因小人的超越情懷特別匱乏，故而頗難理解事物能夠演化和展開的情景。

由強道義論（義務論）作引申，便可推論出強目的論導向：隻顧目的如何崇高無比，卻不擇手段。再有，就是強動機論導向：隻講先驗的動機如何，卻莫談後驗的效果怎樣——毛親手發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其政治導向就是如此！

 

                              施衛江 寫於2024年10月1日

                                   美國 紐約州 羅切斯特市

 中國當代政治宣傳畫所傳達的政治文化意蘊

 

最近，關於“收藏於美國加州伯克利大學的中國當代政治宣傳畫500幅”的內容在許多微信公眾號上發布，既然有這麽多個網絡媒體都發布該信息，必然具有重要意義，遂引起我的興趣和關注。當我仔細閱讀一部分宣傳畫作品後，深信，這些宣傳畫可以傳達多種政治意蘊，於是我打起十二萬分精神，嚐試闡釋這些政治宣傳畫中所蘊含的微言大義。

紅朝中國其自身的政治體製決定了，宣傳招貼畫必然、也隻能是服務於中共紅色政權，且用本黨文化的方式來營造和維護它的專製獨裁體製，難怪繪畫較多地采用紅色的主色調，以表明紅色皇朝的主旋律，及獨斷論的調子，集權主義的價值導向。畫作之於體製也，為“毛之於皮”工具關係。這裏的作品中所顯現的專製獨裁統治，既是宣傳的內容，又是展示的形式，換言之，宣傳畫事物其結構與功能，內容與形式是合二為一，即“黨的一元化領導”，自說自話，自吹自擂。（本文的論述隻限於毛澤東時代極左政治色彩的宣傳畫作品）

今天，在海外異議的政治圈子裏，總是有著喋喋不休的喧嚷：中共繼承了馬克思主義理念從而否棄中國傳統文化雲雲，事實究竟如何呢？我的回答：絕非如此！

人算是情欲動物，必有情欲追求。佛洛依德論證過，人的情欲有著基本恒定的數值，不可能剪滅，隻可轉移。黑格爾雲：東方人畏懼於神秘的“大力”。中國人，既然精神的高端不尋覓，則必定流俗於低端的生存之道。學者李澤厚說，中國人，盡管缺乏西方式超驗的宗教情感，但是有豐富的“實用理性精神”，似乎足可以得到補償，學者朱學勤對此評說，那隻是“廉價取代”而已。

世人皆言，中國人缺乏宗教情懷和信仰，缺乏超越理性，但在世俗生活層麵上，毫不缺乏崇拜之物和崇拜之事，漢語境中的“崇拜”，大多為“頂禮膜拜”，並無神性，譬如有祖先崇拜、金錢崇拜、官位崇拜等，玄妙一點的尚有天帝崇拜，以及諸類保佑神崇拜等等。

中國的共產主義黨派試圖如此來孵化自己的黨文化，大力借助於中國的文化傳統，即民間的風土人情來實施其妄想。遨遊在民俗文化的大洋中，毛澤東真可謂是駕輕就熟：“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這個民族形式就是“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致力於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新文風。從而使得毛澤東大獲成功，泰山登頂，釀成當代中國史上“三忠於四無限”的崇拜大神。

中國文化傳統的儒家注重養育、教化。儒家強調教化對治國的推動作用，賦予其充分的政治意義。“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論語·為政》）儒家把道德上升到統治手段的高度，主張社會各階層人民不但要掌握道德觀念，也要在生活中行之以禮——這些禮儀的功能為後來的中共統治者所接受和利用，並充分反映在宣傳畫作之中。

與中國情景不同的是，西方語境裏，崇拜則是帶有宗教色彩的“WORSHIP”，通常指宗教或信仰上對讚揚、榮耀、虔誠與愛心等的特殊舉動，如與超自然力的神相聯係的舉動等就是最為典型。故此，讀者須注意中西文化的差別。

 

我對於宣傳畫作品的分析如下：

（1）帝王崇拜、領袖尊崇，權力癡迷

 

     中國人的帝王崇拜早已為世人所熟知。人類早期的氏族社會無不建立在的血緣紐帶基礎上，中國社群發展的特殊特殊路徑是，由氏族、部落成長、壯大起來的社群，其社會結構和政治框架未有大的變動，即血緣的“臍帶”始終未能脫離，即族長為部落首領，社群的長老依舊是非宗教性質的族長，理應最值得敬仰和愛戴，於是“家國同構”機製持續被複製、分形而放大，宗法人倫的溫情脈脈也隨之發揚光大。

再說，中國人的宗教情懷嚴重缺失，中國人心目中沒有一個超驗的“天帝”或“上帝”，於是權充帝王以為“天之子”來崇而拜之，漸漸成為中國人內心的“實用理性”（李澤厚）和“廉價取代”（朱學勤）。

與匱缺宗教互為因果關係的是，中國人的超越精神亦是嚴重匱缺。既然並無超越性情懷和彼岸世界可以表達，隻得以保命、求生存來獲取“活著”，遂以己身有機體的血脈延續為人生第一要義，乃順從權力最最穩當。儒家的血緣倫理學則強化了父子、君臣的等級關係。

對於奴隸性深入骨髓的國人們，文革時期個人崇拜和迷信表現出最為癲狂，表達出中國的奴隸們對於自己的奴隸位置坐立不穩而惶惶不可終日，至於政治派別上的激烈爭吵，乃至發生武鬥，則是坐穩了奴隸位置與坐不穩奴隸位置之間的爭鬥。下麵的圖片可見一斑。

 

   北京大學中文係的錢理群教授說：在一個封閉的價值體係裏，統治者與被統治者都是在同一個價值觀念上進行交流與反饋，即在終極價值理念上沒有本質上的區別。

圖片可見，庸眾熱烈歡呼、衷心擁護的場麵中，真乃“魚水交融情意深”也，可是在此，誰是“魚”？誰是“水”啊？

 

 

（2）集體崇拜、組織籠罩，個人扼殺

 

從西方傳來馬克思主義為什麽在當代中國產生出巨大的反響和回應？蓋因馬克思主義思想內稟以猶太人情愫的群體抱團精神，在本質上就是沿襲東方人人格脈絡的傳統價值觀，拒斥現代性個人主義，乃與中國人的“合群”、“和合”、“統一”、“一元化”、“集體主義”、“適應環境”等等諧振起來。可見：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理想與中國人集體無意識的“大同世界”遙相呼應，形成同構、互通、共振、共鳴！絕不是非此即彼的兩分！

 

然而專製統治，全都依賴於高度的組織性、紀律性和服從性來運作，因而“人民”、“群眾”、“集體”、“組織”之類的噱頭詞，響當當地被中國當代統治者利用起來，構建成宏大敘事，施以蒙騙之術，其居心叵測也好讓民眾喪失獨立個性的自我，“公而忘私”，全都隻以“公家人”身份乖乖地依附性生存，從而可以專為統治者盡心盡德。

 

   那個年代宣傳畫上的正麵人物，個個都是精神飽滿、滿臉堆笑，表明了全民同樂、同心同德的社會主義新氣象，全都無差別地與黨國、與領袖處於高度的統一。

 

（3）革命崇拜、豪情滿懷，感性貶值

 

中國曆來的統治者都希冀自己的統治機器能夠穩固如泰山，長治久安，總是企圖讓臣民、草民、蟻民們清靜無為恬淡寡欲，假設彼等做到了知足常樂、與世無爭，何須遑論僭越？

然而中國紅朝的建立，恰是由無產階級暴動分子按照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暴力路線，武裝奪取政權而來的，紅色革命政權既然由暴力所得到，自然產生一個邏輯關聯：亦易為暴力所推翻，這讓掌權人倍感危機，對此亟需激發奴隸的怨恨，使之時時刻刻感受到“奴隸位置不穩固”，於是“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不能讓工農階級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革命豪情歸類於理性情感，美其名曰“善”，揚善抑惡，理性情感的高漲必然遏製感性的欲念。當某人沉浸於理性豪情之中卻茫然不知自己的個人情感和欲望何處掛之時，也就沒有了非分之念；狠鬥私字一閃念，於是自覺自願地人從眾，隨大流、和稀泥、隨波逐流······

 

 

（4）雌性崇拜、女人得寵，雄性閹割

 

中國曆來的專製王國似乎單由雄性打造而成，對此構成挑戰的也幾乎是雄性豪傑，其實由此構成了恰是一個“獅子型社會”，且不要以為這樣的國度就是“雄性王國”無疑了，獅子型社會裏雄性作為整體並無多大地位。（參閱拙筆：施衛江：《論獅子型社會的男女平等問題》 https://www.aisixiang.com/data/15808.html ）

易中天在《中國的男人和女人》中論道：中國傳統的皇朝建立起來製度，“這種製度的一個特點，就是最終隻承認一個人是男人。這個人就是皇帝。皇帝‘乾綱獨斷’，是絕對的和唯一的陽剛。”“當“乾綱獨斷”的皇帝把天下臣民都女性化了時，他自己是否還能保住男性特征，其實也成了一個問題。”  

這種陰性特質之崇敬乃深深塑造出毛氏皇朝的“獅子型”社會來。古人雲：一人得道雞犬升天；同樣，當混世魔皇得道成聖時，中國的女人可真了不得也！無需才華美德，隻需“三觀相合”，便可飛黃騰達起來！如江青、邢燕子、吳桂賢、張玉鳳、李素文、郭鳳蓮、王秀珍、申紀蘭、宋彬彬等等，個個如女中之凰，全都驕傲升空成“半邊天”！卻偏偏還要讓中國的男人們大受憋屈，故此，沙葉新創作了著名話劇《尋找男子漢》，又引發巨大爭鳴！

 

    “反串”，這詞通常是用於文藝表演的舞台場合，可是在毛時代的社會現實政治生活中，“反串”就是由女人來壓製男人，從而獲取非分執念，卻是非常真實的存在！

 

法國女性主義學者克裏斯蒂娃（Julia Kristeva）引用了Chin, Ai-li的資料（“Family and kinship in Chinese society” by Chin, Ai-li,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寫進她的《有關中國女性》書中，敏銳地指出，在1962-1966年間，中國的《人民文學》上刊登的232篇短篇作品中，有62篇處理父母、男女關係的情景。這些作品描述了，在當時極左形勢下，家庭生活已不再有正常的人倫常情，通常不是兒子，總是由女兒帶動起對父親發起攻擊，以強化並鞏固中國文化的陰性特質。（參閱拙筆：施衛江：《“剩女”現象的社會批判》發表於：愛思想網站2009年11月12日）

 

 

（5）老人崇拜、長輩氣場，青春遏製

 

    一個人年老了而走上通向人生晚年的途中，身體的體力和智力逐漸地減弱萎縮，荷爾蒙激素持續衰退。由此，激勵人的崇高行為的激情也相應地萎靡不振，進而，尚未實現的自我價值或可許諾實現於未來，惜乎其可能性已經大幅縮水，於是不再抱負有遠大的誌向，不再懷有憧憬未來的願景，於是老人的性情較多地趨向於平和，能夠度上平穩日子就算足矣，得過且過吧。拘囿於種種困境，老年人不大會做出大力挑戰現存社會秩序的行為。

 

再者，中國的老年人普遍地接受正規教育少，因此能夠深明大義，懂得西方文化的更少，老年人的人生觀和世界觀通常就是憑借自己經曆過的人生經驗來做出判斷，因此，較多地承襲了逝去年代的陳舊老貨色和腐朽老價值，就戲稱是“老黃曆”吧，對於中國的國情來說，老黃曆就是老的中國傳統價值觀，其與現代西方人所敬仰的普世價值觀作對比，必定是大相徑庭，南轅北轍。由此可見，中國的老年人絕不可能是國家建設的主力軍，更是無法擔當代中國政治改革的重任。

反觀青年人，激情充沛，精力旺盛，於是敢說、敢做、敢闖、敢拚，這些情狀無疑地頗似雄性激素旺盛的男人。

 

醫學和生理知識說：雄性激素並不全長在男人身上，女人身上亦有少量；同樣，雌性激素並不全長在女人身上，男人亦有少量。如此，我們來作一個比附性思維：一個社會中的青年人，在與各個年齡段的人群作比較，就是最為陽剛氣質的“男人”。

上述篇章我論述了：中國的女性得寵，男性受壓，為的是“獅子型社會”，為的是“乾綱獨斷”，為的是“和諧社會”。一樣的道理，為了“穩定壓倒一切”，為了“紅色江山的長治久安”，為了“攘外必先安內”，須是全體國民的“去勢化”，必須大力壓製住社會中最為陽剛的人，即青年人！

中國的老人之所以能夠被紅朝統治者大肆利用起來，整合成一個“和諧社會”，內在於傳統儒家思想的等級製和名分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以及“禮治”秩序：“別貴賤”“序尊卑”“嚴上下”，演化至當朝成為美麗的標語“尊老愛幼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

再論，國民超越情懷的嚴重匱乏使得事物走向另一端，小人心境大肆當道，其症狀之一是：急功近利的麵子感高漲。試想：在下受統治的老年人既然得到紅朝統治者陰庇，使其尊嚴地位遠遠高出青年人一大檔，便可心滿意足，遂與統治者交相輝映起來了。所以美國學者孫隆基論道：“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之一是‘殺子’文化”。

今天中國的輿論陣地上經常會有如此感歎“老人變壞了！”，但卻不見有人去倒果溯因，追溯其根源。

 

（6）四肢崇拜、蠻力炫耀，思想麻木

 

那個極左年代，“愚公移山”被宣傳得盆滿缽滿，還偏偏要拒斥“智廋”，即反知識、反文化、反智慧、反精神的退化論實質。在此等政治文化的觀照下，國民大多被規訓成昏頭昏腦，混混噩噩，麻木自得，無知自豪——一副“末人”得誌得道的“共產主義”景觀。

 

極左年代的宣傳畫呈現一個強烈的反智傾向、仇知趣味：舉凡正麵人物都是四肢強壯、孔武有力、衣袖高卷、皮糙肉厚，還要秀出：短褐的衣服，粗壯的手臂，壯實的肌肉，肥大的手腕，黝黑的皮膚，進而亮出：五大又三粗，大老粗光榮，土包子本色，無產者優秀——可這些全是與物質打交道的好東東啊！

 

這樣就堅持住馬克思主義唯物論：拒絕一切精神性，把物質一端緊緊地唯住！進而，還要堅持住無產者的階級立場，唯有他們才具有“全心全意”依靠性，反之，知識越多越反動！知識與勞動無關！西諺雲：人是一枝會思想的蘆葦，可在中國，思想就是原罪！

偉大領袖作出最高指示：“拿未曾改造的知識分子和工人農民比較，就覺得知識分子不幹淨了，最幹淨的還是工人農民，盡管他們手是黑的，腳上有牛屎，還是比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都幹淨。這就叫感情起了變化，由一個階級變到另一個階級。……沒有這個變化，沒有這個改造，什麽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學生也是這樣，以學為主，兼學別樣，即不但學文，也要學工、學農、學軍，也要批判資產階級。學製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毛澤東：《五·七指示》)

 

（7）聖人崇拜，榜樣敬仰，偽善盛行

   

那個極左年代有流行的口號“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舉凡由偉大領袖引導出一個示範好榜樣，人民大眾趨之如騖，爭相趨附。蓋因天人合一的演繹，促成中國人的趨同排異心理，跟從大眾的“羊群效應”，這就是尼采所批判的卑劣的“末人道德”。

好榜樣的大流行與儒家思想的泛道德主義的理想背景有關，儒家倫理的基本立足點是“人性本善”，為此就該發揚光大，促使人人都向往善的高地去盡力而為，就會抵達至善世界“大同社會”。老夫子雲“我欲仁，斯仁至矣”，孟子曰“人皆可以為堯舜”，程朱理學示“存天理”，王陽明稱“滿街皆聖人”······

 

 

“榜樣是旗幟，代表著方向；榜樣是資源，凝聚著力量。”雖說，中國人有帝王崇拜，君主崇拜，領袖崇拜，進而還要封受崇拜者為“神”，但此神絕非西方人的人格之神的上帝。中國之“神”可隱喻為處在遙遠的“天邊”一端，這“天”顯然不是尋常百姓所能夠企及，那麽如何去“天人合一”呢？於是就有了中國人所理解的“天使”，即由偉大領袖欽定了的“好榜樣”，他們當然算作是“人”，遂看作為偉大領袖與人民大眾之間的聯絡員，現實生存中的天人合一即可延伸為：人民大眾要與“好榜樣”積極靠攏。

 

在世俗的中國人看來，隻要“榜樣”獲得了一定的名聲，便意味著其社會地位和政治勢力確立了起來，於是大眾粉絲湧現，趨勢附炎，或亦步亦趨。然則當代中國式“榜樣”（模範）之標榜，顯然是一種“權力意誌”（尼采）的宣示，浸透了政治立場的“忠心”二字，對黨、對國家、對領袖的絕對忠誠絕對高於道德的自在律令，這就是紅朝中國的“內聖外王”。

中國式道德泛化的說教完全漠視人性的幽暗之處，故必定導致極度虛假偽善！

 

（8）行伍崇拜、大兵優越，外儒內法

 

行伍、大兵之所以那麽得寵、得勢，蓋因彼等為一專事殺人的機構或組織人員，即為一個“必要之邪惡”（斯賓塞）而得以確立。為了維持這麽的“邪惡”存在，就必須予彼等以馴化，規訓，予彼等以高度的組織性、紀律性、忠誠性、服從性、嚴酷性，因為這些必要的軍人品格特別需要運用在邪惡的殺人場景！

 

若能讓這些嚴酷的品格為目的去規訓、馴化尋常百姓，冠之以“革命”的名義來孵化他們內心，成長為他們堅定的信念和意誌，如此則豈不坐穩了紅色江山？看吧，這就是紅色皇朝統治者的狂妄之念！這些狂妄盡是出於唯目的論，哪裏會顧及手段的運用？英國哲學家赫伯特·斯賓塞在他的《社會靜態學·忽視國家的權利》中精辟地論述道：“國家使用邪惡的武器來製伏邪惡，並且同樣要被它所處理的對象和運作的手段所汙染。”

 

身披軍服，在那個瘋狂年代則是“革命派”的身份標識，是革命精神的時尚大抒發。有人認為，那個時代的軍裝大流行代表了“尚武”的美學趣味，對此我該說，此等“尚武”美學實在地展示為山野村夫的粗俗趣味，因為真正美學上的“尚武”理應展現出雄性的豪放和英姿來，譬如須有棱角分明且突出，高聳且硬化的帽子前沿和上裝墊肩等等，這些美觀猶如動物打鬥那般的張牙舞爪，又例如納粹德國的虎式坦克車其大部分的裝甲角度是垂直的與其他結構相連接，就是顯得這般的雄性壯美。反觀中國文革時候男女軍裝，所有的邊緣部位全都是圓潤鏈接，展示為女性般的溫和和柔軟，但若單講文革女軍裝的女性美，則又是差之千裏，其毫無展示出女性身材線條的曲線之美。

由此可以說，山野村夫審美觀大流行、大時尚的更為深層的政治意圖是“農村包圍城市”——嫉妒城市文明，以及反智、仇知等等的極左意淫。

    行伍、大兵之崇拜，另有一側麵的大義即是“外儒內法”：表麵上，堂堂名義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仿佛是展示其“忠恕之道”，但骨子裏卻是絕對的嚴苛無情，為了嚴厲苛刻，殘酷無情，就得盡力動用“邪惡”力量，即槍杆子的威懾力，於是大兵用上了。

 

 

（9）高大上崇拜、偉光正渲染，假大空流弊

 

文革時期宣傳畫，最醒目之處是，充滿了宏大敘事的鼓噪，冠冕堂皇的喧囂，滿紙荒唐言，卻無辛酸淚！

典型的紅色口號、標語和詞匯有：大革命，愛祖國，愛人民，紅太陽，社會主義，無產階級，階級鬥爭，鬥私批修，繼續革命，為共產主義奮鬥，做共產主義接班人，等等等等。

  

口號標語的血脈僨張，極度頌揚，恰表明承襲了老舊傳統的腐朽思想，這裏有儒家的性善論、理性至上，大同世界，程朱理學“存天理，滅人欲”，王陽明“心性之學”，等等。同樣的還有，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理想王國，妄想構建於排斥私人情欲和利益的公有製的基礎上，還有各路自稱是“彌賽亞”者來提供末世得救的諾言，無不表明了：大而無當的政治，就是好高騖遠，必定會帶來虛無縹緲，海市辰樓。

 

 

上述諸類預言和諾言互相激勵，相映生輝，這些均是建立在虛假的“人性本善”立足點上，偏偏要遮蔽人性的幽暗之處，這些都可用“強道義論”來描述其倫理學譜係。過分強烈的道德敘事和傾訴，恰是如尼采所描繪的“末人德性”，即小人心境也。蓋因小人的超越情懷特別匱乏，故而頗難理解事物能夠演化和展開的情景。

由強道義論（義務論）作引申，便可推論出強目的論導向：隻顧目的如何崇高無比，卻不擇手段。再有，就是強動機論導向：隻講先驗的動機如何，卻莫談後驗的效果怎樣——毛親手發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其政治導向就是如此！

 

                              施衛江 寫於2024年10月1日

                                   美國 紐約州 羅切斯特市

 中國當代政治宣傳畫所傳達的政治文化意蘊

 

最近，關於“收藏於美國加州伯克利大學的中國當代政治宣傳畫500幅”的內容在許多微信公眾號上發布，既然有這麽多個網絡媒體都發布該信息，必然具有重要意義，遂引起我的興趣和關注。當我仔細閱讀一部分宣傳畫作品後，深信，這些宣傳畫可以傳達多種政治意蘊，於是我打起十二萬分精神，嚐試闡釋這些政治宣傳畫中所蘊含的微言大義。

紅朝中國其自身的政治體製決定了，宣傳招貼畫必然、也隻能是服務於中共紅色政權，且用本黨文化的方式來營造和維護它的專製獨裁體製，難怪繪畫較多地采用紅色的主色調，以表明紅色皇朝的主旋律，及獨斷論的調子，集權主義的價值導向。畫作之於體製也，為“毛之於皮”工具關係。這裏的作品中所顯現的專製獨裁統治，既是宣傳的內容，又是展示的形式，換言之，宣傳畫事物其結構與功能，內容與形式是合二為一，即“黨的一元化領導”，自說自話，自吹自擂。（本文的論述隻限於毛澤東時代極左政治色彩的宣傳畫作品）

今天，在海外異議的政治圈子裏，總是有著喋喋不休的喧嚷：中共繼承了馬克思主義理念從而否棄中國傳統文化雲雲，事實究竟如何呢？我的回答：絕非如此！

人算是情欲動物，必有情欲追求。佛洛依德論證過，人的情欲有著基本恒定的數值，不可能剪滅，隻可轉移。黑格爾雲：東方人畏懼於神秘的“大力”。中國人，既然精神的高端不尋覓，則必定流俗於低端的生存之道。學者李澤厚說，中國人，盡管缺乏西方式超驗的宗教情感，但是有豐富的“實用理性精神”，似乎足可以得到補償，學者朱學勤對此評說，那隻是“廉價取代”而已。

世人皆言，中國人缺乏宗教情懷和信仰，缺乏超越理性，但在世俗生活層麵上，毫不缺乏崇拜之物和崇拜之事，漢語境中的“崇拜”，大多為“頂禮膜拜”，並無神性，譬如有祖先崇拜、金錢崇拜、官位崇拜等，玄妙一點的尚有天帝崇拜，以及諸類保佑神崇拜等等。

中國的共產主義黨派試圖如此來孵化自己的黨文化，大力借助於中國的文化傳統，即民間的風土人情來實施其妄想。遨遊在民俗文化的大洋中，毛澤東真可謂是駕輕就熟：“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這個民族形式就是“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致力於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新文風。從而使得毛澤東大獲成功，泰山登頂，釀成當代中國史上“三忠於四無限”的崇拜大神。

中國文化傳統的儒家注重養育、教化。儒家強調教化對治國的推動作用，賦予其充分的政治意義。“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論語·為政》）儒家把道德上升到統治手段的高度，主張社會各階層人民不但要掌握道德觀念，也要在生活中行之以禮——這些禮儀的功能為後來的中共統治者所接受和利用，並充分反映在宣傳畫作之中。

與中國情景不同的是，西方語境裏，崇拜則是帶有宗教色彩的“WORSHIP”，通常指宗教或信仰上對讚揚、榮耀、虔誠與愛心等的特殊舉動，如與超自然力的神相聯係的舉動等就是最為典型。故此，讀者須注意中西文化的差別。

 

我對於宣傳畫作品的分析如下：

（1）帝王崇拜、領袖尊崇，權力癡迷

 

     中國人的帝王崇拜早已為世人所熟知。人類早期的氏族社會無不建立在的血緣紐帶基礎上，中國社群發展的特殊特殊路徑是，由氏族、部落成長、壯大起來的社群，其社會結構和政治框架未有大的變動，即血緣的“臍帶”始終未能脫離，即族長為部落首領，社群的長老依舊是非宗教性質的族長，理應最值得敬仰和愛戴，於是“家國同構”機製持續被複製、分形而放大，宗法人倫的溫情脈脈也隨之發揚光大。

再說，中國人的宗教情懷嚴重缺失，中國人心目中沒有一個超驗的“天帝”或“上帝”，於是權充帝王以為“天之子”來崇而拜之，漸漸成為中國人內心的“實用理性”（李澤厚）和“廉價取代”（朱學勤）。

與匱缺宗教互為因果關係的是，中國人的超越精神亦是嚴重匱缺。既然並無超越性情懷和彼岸世界可以表達，隻得以保命、求生存來獲取“活著”，遂以己身有機體的血脈延續為人生第一要義，乃順從權力最最穩當。儒家的血緣倫理學則強化了父子、君臣的等級關係。

對於奴隸性深入骨髓的國人們，文革時期個人崇拜和迷信表現出最為癲狂，表達出中國的奴隸們對於自己的奴隸位置坐立不穩而惶惶不可終日，至於政治派別上的激烈爭吵，乃至發生武鬥，則是坐穩了奴隸位置與坐不穩奴隸位置之間的爭鬥。下麵的圖片可見一斑。

 

   北京大學中文係的錢理群教授說：在一個封閉的價值體係裏，統治者與被統治者都是在同一個價值觀念上進行交流與反饋，即在終極價值理念上沒有本質上的區別。

圖片可見，庸眾熱烈歡呼、衷心擁護的場麵中，真乃“魚水交融情意深”也，可是在此，誰是“魚”？誰是“水”啊？

 

 

（2）集體崇拜、組織籠罩，個人扼殺

 

從西方傳來馬克思主義為什麽在當代中國產生出巨大的反響和回應？蓋因馬克思主義思想內稟以猶太人情愫的群體抱團精神，在本質上就是沿襲東方人人格脈絡的傳統價值觀，拒斥現代性個人主義，乃與中國人的“合群”、“和合”、“統一”、“一元化”、“集體主義”、“適應環境”等等諧振起來。可見：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理想與中國人集體無意識的“大同世界”遙相呼應，形成同構、互通、共振、共鳴！絕不是非此即彼的兩分！

 

然而專製統治，全都依賴於高度的組織性、紀律性和服從性來運作，因而“人民”、“群眾”、“集體”、“組織”之類的噱頭詞，響當當地被中國當代統治者利用起來，構建成宏大敘事，施以蒙騙之術，其居心叵測也好讓民眾喪失獨立個性的自我，“公而忘私”，全都隻以“公家人”身份乖乖地依附性生存，從而可以專為統治者盡心盡德。

 

   那個年代宣傳畫上的正麵人物，個個都是精神飽滿、滿臉堆笑，表明了全民同樂、同心同德的社會主義新氣象，全都無差別地與黨國、與領袖處於高度的統一。

 

（3）革命崇拜、豪情滿懷，感性貶值

 

中國曆來的統治者都希冀自己的統治機器能夠穩固如泰山，長治久安，總是企圖讓臣民、草民、蟻民們清靜無為恬淡寡欲，假設彼等做到了知足常樂、與世無爭，何須遑論僭越？

然而中國紅朝的建立，恰是由無產階級暴動分子按照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暴力路線，武裝奪取政權而來的，紅色革命政權既然由暴力所得到，自然產生一個邏輯關聯：亦易為暴力所推翻，這讓掌權人倍感危機，對此亟需激發奴隸的怨恨，使之時時刻刻感受到“奴隸位置不穩固”，於是“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不能讓工農階級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革命豪情歸類於理性情感，美其名曰“善”，揚善抑惡，理性情感的高漲必然遏製感性的欲念。當某人沉浸於理性豪情之中卻茫然不知自己的個人情感和欲望何處掛之時，也就沒有了非分之念；狠鬥私字一閃念，於是自覺自願地人從眾，隨大流、和稀泥、隨波逐流······

 

 

（4）雌性崇拜、女人得寵，雄性閹割

 

中國曆來的專製王國似乎單由雄性打造而成，對此構成挑戰的也幾乎是雄性豪傑，其實由此構成了恰是一個“獅子型社會”，且不要以為這樣的國度就是“雄性王國”無疑了，獅子型社會裏雄性作為整體並無多大地位。（參閱拙筆：施衛江：《論獅子型社會的男女平等問題》 https://www.aisixiang.com/data/15808.html ）

易中天在《中國的男人和女人》中論道：中國傳統的皇朝建立起來製度，“這種製度的一個特點，就是最終隻承認一個人是男人。這個人就是皇帝。皇帝‘乾綱獨斷’，是絕對的和唯一的陽剛。”“當“乾綱獨斷”的皇帝把天下臣民都女性化了時，他自己是否還能保住男性特征，其實也成了一個問題。”  

這種陰性特質之崇敬乃深深塑造出毛氏皇朝的“獅子型”社會來。古人雲：一人得道雞犬升天；同樣，當混世魔皇得道成聖時，中國的女人可真了不得也！無需才華美德，隻需“三觀相合”，便可飛黃騰達起來！如江青、邢燕子、吳桂賢、張玉鳳、李素文、郭鳳蓮、王秀珍、申紀蘭、宋彬彬等等，個個如女中之凰，全都驕傲升空成“半邊天”！卻偏偏還要讓中國的男人們大受憋屈，故此，沙葉新創作了著名話劇《尋找男子漢》，又引發巨大爭鳴！

 

    “反串”，這詞通常是用於文藝表演的舞台場合，可是在毛時代的社會現實政治生活中，“反串”就是由女人來壓製男人，從而獲取非分執念，卻是非常真實的存在！

 

法國女性主義學者克裏斯蒂娃（Julia Kristeva）引用了Chin, Ai-li的資料（“Family and kinship in Chinese society” by Chin, Ai-li,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寫進她的《有關中國女性》書中，敏銳地指出，在1962-1966年間，中國的《人民文學》上刊登的232篇短篇作品中，有62篇處理父母、男女關係的情景。這些作品描述了，在當時極左形勢下，家庭生活已不再有正常的人倫常情，通常不是兒子，總是由女兒帶動起對父親發起攻擊，以強化並鞏固中國文化的陰性特質。（參閱拙筆：施衛江：《“剩女”現象的社會批判》發表於：愛思想網站2009年11月12日）

 

 

（5）老人崇拜、長輩氣場，青春遏製

 

    一個人年老了而走上通向人生晚年的途中，身體的體力和智力逐漸地減弱萎縮，荷爾蒙激素持續衰退。由此，激勵人的崇高行為的激情也相應地萎靡不振，進而，尚未實現的自我價值或可許諾實現於未來，惜乎其可能性已經大幅縮水，於是不再抱負有遠大的誌向，不再懷有憧憬未來的願景，於是老人的性情較多地趨向於平和，能夠度上平穩日子就算足矣，得過且過吧。拘囿於種種困境，老年人不大會做出大力挑戰現存社會秩序的行為。

 

再者，中國的老年人普遍地接受正規教育少，因此能夠深明大義，懂得西方文化的更少，老年人的人生觀和世界觀通常就是憑借自己經曆過的人生經驗來做出判斷，因此，較多地承襲了逝去年代的陳舊老貨色和腐朽老價值，就戲稱是“老黃曆”吧，對於中國的國情來說，老黃曆就是老的中國傳統價值觀，其與現代西方人所敬仰的普世價值觀作對比，必定是大相徑庭，南轅北轍。由此可見，中國的老年人絕不可能是國家建設的主力軍，更是無法擔當代中國政治改革的重任。

反觀青年人，激情充沛，精力旺盛，於是敢說、敢做、敢闖、敢拚，這些情狀無疑地頗似雄性激素旺盛的男人。

 

醫學和生理知識說：雄性激素並不全長在男人身上，女人身上亦有少量；同樣，雌性激素並不全長在女人身上，男人亦有少量。如此，我們來作一個比附性思維：一個社會中的青年人，在與各個年齡段的人群作比較，就是最為陽剛氣質的“男人”。

上述篇章我論述了：中國的女性得寵，男性受壓，為的是“獅子型社會”，為的是“乾綱獨斷”，為的是“和諧社會”。一樣的道理，為了“穩定壓倒一切”，為了“紅色江山的長治久安”，為了“攘外必先安內”，須是全體國民的“去勢化”，必須大力壓製住社會中最為陽剛的人，即青年人！

中國的老人之所以能夠被紅朝統治者大肆利用起來，整合成一個“和諧社會”，內在於傳統儒家思想的等級製和名分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以及“禮治”秩序：“別貴賤”“序尊卑”“嚴上下”，演化至當朝成為美麗的標語“尊老愛幼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

再論，國民超越情懷的嚴重匱乏使得事物走向另一端，小人心境大肆當道，其症狀之一是：急功近利的麵子感高漲。試想：在下受統治的老年人既然得到紅朝統治者陰庇，使其尊嚴地位遠遠高出青年人一大檔，便可心滿意足，遂與統治者交相輝映起來了。所以美國學者孫隆基論道：“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之一是‘殺子’文化”。

今天中國的輿論陣地上經常會有如此感歎“老人變壞了！”，但卻不見有人去倒果溯因，追溯其根源。

 

（6）四肢崇拜、蠻力炫耀，思想麻木

 

那個極左年代，“愚公移山”被宣傳得盆滿缽滿，還偏偏要拒斥“智廋”，即反知識、反文化、反智慧、反精神的退化論實質。在此等政治文化的觀照下，國民大多被規訓成昏頭昏腦，混混噩噩，麻木自得，無知自豪——一副“末人”得誌得道的“共產主義”景觀。

 

極左年代的宣傳畫呈現一個強烈的反智傾向、仇知趣味：舉凡正麵人物都是四肢強壯、孔武有力、衣袖高卷、皮糙肉厚，還要秀出：短褐的衣服，粗壯的手臂，壯實的肌肉，肥大的手腕，黝黑的皮膚，進而亮出：五大又三粗，大老粗光榮，土包子本色，無產者優秀——可這些全是與物質打交道的好東東啊！

 

這樣就堅持住馬克思主義唯物論：拒絕一切精神性，把物質一端緊緊地唯住！進而，還要堅持住無產者的階級立場，唯有他們才具有“全心全意”依靠性，反之，知識越多越反動！知識與勞動無關！西諺雲：人是一枝會思想的蘆葦，可在中國，思想就是原罪！

偉大領袖作出最高指示：“拿未曾改造的知識分子和工人農民比較，就覺得知識分子不幹淨了，最幹淨的還是工人農民，盡管他們手是黑的，腳上有牛屎，還是比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都幹淨。這就叫感情起了變化，由一個階級變到另一個階級。……沒有這個變化，沒有這個改造，什麽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學生也是這樣，以學為主，兼學別樣，即不但學文，也要學工、學農、學軍，也要批判資產階級。學製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毛澤東：《五·七指示》)

 

（7）聖人崇拜，榜樣敬仰，偽善盛行

   

那個極左年代有流行的口號“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舉凡由偉大領袖引導出一個示範好榜樣，人民大眾趨之如騖，爭相趨附。蓋因天人合一的演繹，促成中國人的趨同排異心理，跟從大眾的“羊群效應”，這就是尼采所批判的卑劣的“末人道德”。

好榜樣的大流行與儒家思想的泛道德主義的理想背景有關，儒家倫理的基本立足點是“人性本善”，為此就該發揚光大，促使人人都向往善的高地去盡力而為，就會抵達至善世界“大同社會”。老夫子雲“我欲仁，斯仁至矣”，孟子曰“人皆可以為堯舜”，程朱理學示“存天理”，王陽明稱“滿街皆聖人”······

 

 

“榜樣是旗幟，代表著方向；榜樣是資源，凝聚著力量。”雖說，中國人有帝王崇拜，君主崇拜，領袖崇拜，進而還要封受崇拜者為“神”，但此神絕非西方人的人格之神的上帝。中國之“神”可隱喻為處在遙遠的“天邊”一端，這“天”顯然不是尋常百姓所能夠企及，那麽如何去“天人合一”呢？於是就有了中國人所理解的“天使”，即由偉大領袖欽定了的“好榜樣”，他們當然算作是“人”，遂看作為偉大領袖與人民大眾之間的聯絡員，現實生存中的天人合一即可延伸為：人民大眾要與“好榜樣”積極靠攏。

 

在世俗的中國人看來，隻要“榜樣”獲得了一定的名聲，便意味著其社會地位和政治勢力確立了起來，於是大眾粉絲湧現，趨勢附炎，或亦步亦趨。然則當代中國式“榜樣”（模範）之標榜，顯然是一種“權力意誌”（尼采）的宣示，浸透了政治立場的“忠心”二字，對黨、對國家、對領袖的絕對忠誠絕對高於道德的自在律令，這就是紅朝中國的“內聖外王”。

中國式道德泛化的說教完全漠視人性的幽暗之處，故必定導致極度虛假偽善！

 

（8）行伍崇拜、大兵優越，外儒內法

 

行伍、大兵之所以那麽得寵、得勢，蓋因彼等為一專事殺人的機構或組織人員，即為一個“必要之邪惡”（斯賓塞）而得以確立。為了維持這麽的“邪惡”存在，就必須予彼等以馴化，規訓，予彼等以高度的組織性、紀律性、忠誠性、服從性、嚴酷性，因為這些必要的軍人品格特別需要運用在邪惡的殺人場景！

 

若能讓這些嚴酷的品格為目的去規訓、馴化尋常百姓，冠之以“革命”的名義來孵化他們內心，成長為他們堅定的信念和意誌，如此則豈不坐穩了紅色江山？看吧，這就是紅色皇朝統治者的狂妄之念！這些狂妄盡是出於唯目的論，哪裏會顧及手段的運用？英國哲學家赫伯特·斯賓塞在他的《社會靜態學·忽視國家的權利》中精辟地論述道：“國家使用邪惡的武器來製伏邪惡，並且同樣要被它所處理的對象和運作的手段所汙染。”

 

身披軍服，在那個瘋狂年代則是“革命派”的身份標識，是革命精神的時尚大抒發。有人認為，那個時代的軍裝大流行代表了“尚武”的美學趣味，對此我該說，此等“尚武”美學實在地展示為山野村夫的粗俗趣味，因為真正美學上的“尚武”理應展現出雄性的豪放和英姿來，譬如須有棱角分明且突出，高聳且硬化的帽子前沿和上裝墊肩等等，這些美觀猶如動物打鬥那般的張牙舞爪，又例如納粹德國的虎式坦克車其大部分的裝甲角度是垂直的與其他結構相連接，就是顯得這般的雄性壯美。反觀中國文革時候男女軍裝，所有的邊緣部位全都是圓潤鏈接，展示為女性般的溫和和柔軟，但若單講文革女軍裝的女性美，則又是差之千裏，其毫無展示出女性身材線條的曲線之美。

由此可以說，山野村夫審美觀大流行、大時尚的更為深層的政治意圖是“農村包圍城市”——嫉妒城市文明，以及反智、仇知等等的極左意淫。

    行伍、大兵之崇拜，另有一側麵的大義即是“外儒內法”：表麵上，堂堂名義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仿佛是展示其“忠恕之道”，但骨子裏卻是絕對的嚴苛無情，為了嚴厲苛刻，殘酷無情，就得盡力動用“邪惡”力量，即槍杆子的威懾力，於是大兵用上了。

 

 

（9）高大上崇拜、偉光正渲染，假大空流弊

 

文革時期宣傳畫，最醒目之處是，充滿了宏大敘事的鼓噪，冠冕堂皇的喧囂，滿紙荒唐言，卻無辛酸淚！

典型的紅色口號、標語和詞匯有：大革命，愛祖國，愛人民，紅太陽，社會主義，無產階級，階級鬥爭，鬥私批修，繼續革命，為共產主義奮鬥，做共產主義接班人，等等等等。

  

口號標語的血脈僨張，極度頌揚，恰表明承襲了老舊傳統的腐朽思想，這裏有儒家的性善論、理性至上，大同世界，程朱理學“存天理，滅人欲”，王陽明“心性之學”，等等。同樣的還有，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理想王國，妄想構建於排斥私人情欲和利益的公有製的基礎上，還有各路自稱是“彌賽亞”者來提供末世得救的諾言，無不表明了：大而無當的政治，就是好高騖遠，必定會帶來虛無縹緲，海市辰樓。

 

 

上述諸類預言和諾言互相激勵，相映生輝，這些均是建立在虛假的“人性本善”立足點上，偏偏要遮蔽人性的幽暗之處，這些都可用“強道義論”來描述其倫理學譜係。過分強烈的道德敘事和傾訴，恰是如尼采所描繪的“末人德性”，即小人心境也。蓋因小人的超越情懷特別匱乏，故而頗難理解事物能夠演化和展開的情景。

由強道義論（義務論）作引申，便可推論出強目的論導向：隻顧目的如何崇高無比，卻不擇手段。再有，就是強動機論導向：隻講先驗的動機如何，卻莫談後驗的效果怎樣——毛親手發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其政治導向就是如此！

 

                              施衛江 寫於2024年10月1日

                                   美國 紐約州 羅切斯特市

 中國當代政治宣傳畫所傳達的政治文化意蘊

 

最近，關於“收藏於美國加州伯克利大學的中國當代政治宣傳畫500幅”的內容在許多微信公眾號上發布，既然有這麽多個網絡媒體都發布該信息，必然具有重要意義，遂引起我的興趣和關注。當我仔細閱讀一部分宣傳畫作品後，深信，這些宣傳畫可以傳達多種政治意蘊，於是我打起十二萬分精神，嚐試闡釋這些政治宣傳畫中所蘊含的微言大義。

紅朝中國其自身的政治體製決定了，宣傳招貼畫必然、也隻能是服務於中共紅色政權，且用本黨文化的方式來營造和維護它的專製獨裁體製，難怪繪畫較多地采用紅色的主色調，以表明紅色皇朝的主旋律，及獨斷論的調子，集權主義的價值導向。畫作之於體製也，為“毛之於皮”工具關係。這裏的作品中所顯現的專製獨裁統治，既是宣傳的內容，又是展示的形式，換言之，宣傳畫事物其結構與功能，內容與形式是合二為一，即“黨的一元化領導”，自說自話，自吹自擂。（本文的論述隻限於毛澤東時代極左政治色彩的宣傳畫作品）

今天，在海外異議的政治圈子裏，總是有著喋喋不休的喧嚷：中共繼承了馬克思主義理念從而否棄中國傳統文化雲雲，事實究竟如何呢？我的回答：絕非如此！

人算是情欲動物，必有情欲追求。佛洛依德論證過，人的情欲有著基本恒定的數值，不可能剪滅，隻可轉移。黑格爾雲：東方人畏懼於神秘的“大力”。中國人，既然精神的高端不尋覓，則必定流俗於低端的生存之道。學者李澤厚說，中國人，盡管缺乏西方式超驗的宗教情感，但是有豐富的“實用理性精神”，似乎足可以得到補償，學者朱學勤對此評說，那隻是“廉價取代”而已。

世人皆言，中國人缺乏宗教情懷和信仰，缺乏超越理性，但在世俗生活層麵上，毫不缺乏崇拜之物和崇拜之事，漢語境中的“崇拜”，大多為“頂禮膜拜”，並無神性，譬如有祖先崇拜、金錢崇拜、官位崇拜等，玄妙一點的尚有天帝崇拜，以及諸類保佑神崇拜等等。

中國的共產主義黨派試圖如此來孵化自己的黨文化，大力借助於中國的文化傳統，即民間的風土人情來實施其妄想。遨遊在民俗文化的大洋中，毛澤東真可謂是駕輕就熟：“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這個民族形式就是“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致力於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新文風。從而使得毛澤東大獲成功，泰山登頂，釀成當代中國史上“三忠於四無限”的崇拜大神。

中國文化傳統的儒家注重養育、教化。儒家強調教化對治國的推動作用，賦予其充分的政治意義。“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論語·為政》）儒家把道德上升到統治手段的高度，主張社會各階層人民不但要掌握道德觀念，也要在生活中行之以禮——這些禮儀的功能為後來的中共統治者所接受和利用，並充分反映在宣傳畫作之中。

與中國情景不同的是，西方語境裏，崇拜則是帶有宗教色彩的“WORSHIP”，通常指宗教或信仰上對讚揚、榮耀、虔誠與愛心等的特殊舉動，如與超自然力的神相聯係的舉動等就是最為典型。故此，讀者須注意中西文化的差別。

 

我對於宣傳畫作品的分析如下：

（1）帝王崇拜、領袖尊崇，權力癡迷

 

     中國人的帝王崇拜早已為世人所熟知。人類早期的氏族社會無不建立在的血緣紐帶基礎上，中國社群發展的特殊特殊路徑是，由氏族、部落成長、壯大起來的社群，其社會結構和政治框架未有大的變動，即血緣的“臍帶”始終未能脫離，即族長為部落首領，社群的長老依舊是非宗教性質的族長，理應最值得敬仰和愛戴，於是“家國同構”機製持續被複製、分形而放大，宗法人倫的溫情脈脈也隨之發揚光大。

再說，中國人的宗教情懷嚴重缺失，中國人心目中沒有一個超驗的“天帝”或“上帝”，於是權充帝王以為“天之子”來崇而拜之，漸漸成為中國人內心的“實用理性”（李澤厚）和“廉價取代”（朱學勤）。

與匱缺宗教互為因果關係的是，中國人的超越精神亦是嚴重匱缺。既然並無超越性情懷和彼岸世界可以表達，隻得以保命、求生存來獲取“活著”，遂以己身有機體的血脈延續為人生第一要義，乃順從權力最最穩當。儒家的血緣倫理學則強化了父子、君臣的等級關係。

對於奴隸性深入骨髓的國人們，文革時期個人崇拜和迷信表現出最為癲狂，表達出中國的奴隸們對於自己的奴隸位置坐立不穩而惶惶不可終日，至於政治派別上的激烈爭吵，乃至發生武鬥，則是坐穩了奴隸位置與坐不穩奴隸位置之間的爭鬥。下麵的圖片可見一斑。

 

   北京大學中文係的錢理群教授說：在一個封閉的價值體係裏，統治者與被統治者都是在同一個價值觀念上進行交流與反饋，即在終極價值理念上沒有本質上的區別。

圖片可見，庸眾熱烈歡呼、衷心擁護的場麵中，真乃“魚水交融情意深”也，可是在此，誰是“魚”？誰是“水”啊？

 

 

（2）集體崇拜、組織籠罩，個人扼殺

 

從西方傳來馬克思主義為什麽在當代中國產生出巨大的反響和回應？蓋因馬克思主義思想內稟以猶太人情愫的群體抱團精神，在本質上就是沿襲東方人人格脈絡的傳統價值觀，拒斥現代性個人主義，乃與中國人的“合群”、“和合”、“統一”、“一元化”、“集體主義”、“適應環境”等等諧振起來。可見：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理想與中國人集體無意識的“大同世界”遙相呼應，形成同構、互通、共振、共鳴！絕不是非此即彼的兩分！

 

然而專製統治，全都依賴於高度的組織性、紀律性和服從性來運作，因而“人民”、“群眾”、“集體”、“組織”之類的噱頭詞，響當當地被中國當代統治者利用起來，構建成宏大敘事，施以蒙騙之術，其居心叵測也好讓民眾喪失獨立個性的自我，“公而忘私”，全都隻以“公家人”身份乖乖地依附性生存，從而可以專為統治者盡心盡德。

 

   那個年代宣傳畫上的正麵人物，個個都是精神飽滿、滿臉堆笑，表明了全民同樂、同心同德的社會主義新氣象，全都無差別地與黨國、與領袖處於高度的統一。

 

（3）革命崇拜、豪情滿懷，感性貶值

 

中國曆來的統治者都希冀自己的統治機器能夠穩固如泰山，長治久安，總是企圖讓臣民、草民、蟻民們清靜無為恬淡寡欲，假設彼等做到了知足常樂、與世無爭，何須遑論僭越？

然而中國紅朝的建立，恰是由無產階級暴動分子按照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暴力路線，武裝奪取政權而來的，紅色革命政權既然由暴力所得到，自然產生一個邏輯關聯：亦易為暴力所推翻，這讓掌權人倍感危機，對此亟需激發奴隸的怨恨，使之時時刻刻感受到“奴隸位置不穩固”，於是“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不能讓工農階級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革命豪情歸類於理性情感，美其名曰“善”，揚善抑惡，理性情感的高漲必然遏製感性的欲念。當某人沉浸於理性豪情之中卻茫然不知自己的個人情感和欲望何處掛之時，也就沒有了非分之念；狠鬥私字一閃念，於是自覺自願地人從眾，隨大流、和稀泥、隨波逐流······

 

 

（4）雌性崇拜、女人得寵，雄性閹割

 

中國曆來的專製王國似乎單由雄性打造而成，對此構成挑戰的也幾乎是雄性豪傑，其實由此構成了恰是一個“獅子型社會”，且不要以為這樣的國度就是“雄性王國”無疑了，獅子型社會裏雄性作為整體並無多大地位。（參閱拙筆：施衛江：《論獅子型社會的男女平等問題》 https://www.aisixiang.com/data/15808.html ）

易中天在《中國的男人和女人》中論道：中國傳統的皇朝建立起來製度，“這種製度的一個特點，就是最終隻承認一個人是男人。這個人就是皇帝。皇帝‘乾綱獨斷’，是絕對的和唯一的陽剛。”“當“乾綱獨斷”的皇帝把天下臣民都女性化了時，他自己是否還能保住男性特征，其實也成了一個問題。”  

這種陰性特質之崇敬乃深深塑造出毛氏皇朝的“獅子型”社會來。古人雲：一人得道雞犬升天；同樣，當混世魔皇得道成聖時，中國的女人可真了不得也！無需才華美德，隻需“三觀相合”，便可飛黃騰達起來！如江青、邢燕子、吳桂賢、張玉鳳、李素文、郭鳳蓮、王秀珍、申紀蘭、宋彬彬等等，個個如女中之凰，全都驕傲升空成“半邊天”！卻偏偏還要讓中國的男人們大受憋屈，故此，沙葉新創作了著名話劇《尋找男子漢》，又引發巨大爭鳴！

 

    “反串”，這詞通常是用於文藝表演的舞台場合，可是在毛時代的社會現實政治生活中，“反串”就是由女人來壓製男人，從而獲取非分執念，卻是非常真實的存在！

 

法國女性主義學者克裏斯蒂娃（Julia Kristeva）引用了Chin, Ai-li的資料（“Family and kinship in Chinese society” by Chin, Ai-li,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寫進她的《有關中國女性》書中，敏銳地指出，在1962-1966年間，中國的《人民文學》上刊登的232篇短篇作品中，有62篇處理父母、男女關係的情景。這些作品描述了，在當時極左形勢下，家庭生活已不再有正常的人倫常情，通常不是兒子，總是由女兒帶動起對父親發起攻擊，以強化並鞏固中國文化的陰性特質。（參閱拙筆：施衛江：《“剩女”現象的社會批判》發表於：愛思想網站2009年11月12日）

 

 

（5）老人崇拜、長輩氣場，青春遏製

 

    一個人年老了而走上通向人生晚年的途中，身體的體力和智力逐漸地減弱萎縮，荷爾蒙激素持續衰退。由此，激勵人的崇高行為的激情也相應地萎靡不振，進而，尚未實現的自我價值或可許諾實現於未來，惜乎其可能性已經大幅縮水，於是不再抱負有遠大的誌向，不再懷有憧憬未來的願景，於是老人的性情較多地趨向於平和，能夠度上平穩日子就算足矣，得過且過吧。拘囿於種種困境，老年人不大會做出大力挑戰現存社會秩序的行為。

 

再者，中國的老年人普遍地接受正規教育少，因此能夠深明大義，懂得西方文化的更少，老年人的人生觀和世界觀通常就是憑借自己經曆過的人生經驗來做出判斷，因此，較多地承襲了逝去年代的陳舊老貨色和腐朽老價值，就戲稱是“老黃曆”吧，對於中國的國情來說，老黃曆就是老的中國傳統價值觀，其與現代西方人所敬仰的普世價值觀作對比，必定是大相徑庭，南轅北轍。由此可見，中國的老年人絕不可能是國家建設的主力軍，更是無法擔當代中國政治改革的重任。

反觀青年人，激情充沛，精力旺盛，於是敢說、敢做、敢闖、敢拚，這些情狀無疑地頗似雄性激素旺盛的男人。

 

醫學和生理知識說：雄性激素並不全長在男人身上，女人身上亦有少量；同樣，雌性激素並不全長在女人身上，男人亦有少量。如此，我們來作一個比附性思維：一個社會中的青年人，在與各個年齡段的人群作比較，就是最為陽剛氣質的“男人”。

上述篇章我論述了：中國的女性得寵，男性受壓，為的是“獅子型社會”，為的是“乾綱獨斷”，為的是“和諧社會”。一樣的道理，為了“穩定壓倒一切”，為了“紅色江山的長治久安”，為了“攘外必先安內”，須是全體國民的“去勢化”，必須大力壓製住社會中最為陽剛的人，即青年人！

中國的老人之所以能夠被紅朝統治者大肆利用起來，整合成一個“和諧社會”，內在於傳統儒家思想的等級製和名分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以及“禮治”秩序：“別貴賤”“序尊卑”“嚴上下”，演化至當朝成為美麗的標語“尊老愛幼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

再論，國民超越情懷的嚴重匱乏使得事物走向另一端，小人心境大肆當道，其症狀之一是：急功近利的麵子感高漲。試想：在下受統治的老年人既然得到紅朝統治者陰庇，使其尊嚴地位遠遠高出青年人一大檔，便可心滿意足，遂與統治者交相輝映起來了。所以美國學者孫隆基論道：“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之一是‘殺子’文化”。

今天中國的輿論陣地上經常會有如此感歎“老人變壞了！”，但卻不見有人去倒果溯因，追溯其根源。

 

（6）四肢崇拜、蠻力炫耀，思想麻木

 

那個極左年代，“愚公移山”被宣傳得盆滿缽滿，還偏偏要拒斥“智廋”，即反知識、反文化、反智慧、反精神的退化論實質。在此等政治文化的觀照下，國民大多被規訓成昏頭昏腦，混混噩噩，麻木自得，無知自豪——一副“末人”得誌得道的“共產主義”景觀。

 

極左年代的宣傳畫呈現一個強烈的反智傾向、仇知趣味：舉凡正麵人物都是四肢強壯、孔武有力、衣袖高卷、皮糙肉厚，還要秀出：短褐的衣服，粗壯的手臂，壯實的肌肉，肥大的手腕，黝黑的皮膚，進而亮出：五大又三粗，大老粗光榮，土包子本色，無產者優秀——可這些全是與物質打交道的好東東啊！

 

這樣就堅持住馬克思主義唯物論：拒絕一切精神性，把物質一端緊緊地唯住！進而，還要堅持住無產者的階級立場，唯有他們才具有“全心全意”依靠性，反之，知識越多越反動！知識與勞動無關！西諺雲：人是一枝會思想的蘆葦，可在中國，思想就是原罪！

偉大領袖作出最高指示：“拿未曾改造的知識分子和工人農民比較，就覺得知識分子不幹淨了，最幹淨的還是工人農民，盡管他們手是黑的，腳上有牛屎，還是比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都幹淨。這就叫感情起了變化，由一個階級變到另一個階級。……沒有這個變化，沒有這個改造，什麽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學生也是這樣，以學為主，兼學別樣，即不但學文，也要學工、學農、學軍，也要批判資產階級。學製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毛澤東：《五·七指示》)

 

（7）聖人崇拜，榜樣敬仰，偽善盛行

   

那個極左年代有流行的口號“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舉凡由偉大領袖引導出一個示範好榜樣，人民大眾趨之如騖，爭相趨附。蓋因天人合一的演繹，促成中國人的趨同排異心理，跟從大眾的“羊群效應”，這就是尼采所批判的卑劣的“末人道德”。

好榜樣的大流行與儒家思想的泛道德主義的理想背景有關，儒家倫理的基本立足點是“人性本善”，為此就該發揚光大，促使人人都向往善的高地去盡力而為，就會抵達至善世界“大同社會”。老夫子雲“我欲仁，斯仁至矣”，孟子曰“人皆可以為堯舜”，程朱理學示“存天理”，王陽明稱“滿街皆聖人”······

 

 

“榜樣是旗幟，代表著方向；榜樣是資源，凝聚著力量。”雖說，中國人有帝王崇拜，君主崇拜，領袖崇拜，進而還要封受崇拜者為“神”，但此神絕非西方人的人格之神的上帝。中國之“神”可隱喻為處在遙遠的“天邊”一端，這“天”顯然不是尋常百姓所能夠企及，那麽如何去“天人合一”呢？於是就有了中國人所理解的“天使”，即由偉大領袖欽定了的“好榜樣”，他們當然算作是“人”，遂看作為偉大領袖與人民大眾之間的聯絡員，現實生存中的天人合一即可延伸為：人民大眾要與“好榜樣”積極靠攏。

 

在世俗的中國人看來，隻要“榜樣”獲得了一定的名聲，便意味著其社會地位和政治勢力確立了起來，於是大眾粉絲湧現，趨勢附炎，或亦步亦趨。然則當代中國式“榜樣”（模範）之標榜，顯然是一種“權力意誌”（尼采）的宣示，浸透了政治立場的“忠心”二字，對黨、對國家、對領袖的絕對忠誠絕對高於道德的自在律令，這就是紅朝中國的“內聖外王”。

中國式道德泛化的說教完全漠視人性的幽暗之處，故必定導致極度虛假偽善！

 

（8）行伍崇拜、大兵優越，外儒內法

 

行伍、大兵之所以那麽得寵、得勢，蓋因彼等為一專事殺人的機構或組織人員，即為一個“必要之邪惡”（斯賓塞）而得以確立。為了維持這麽的“邪惡”存在，就必須予彼等以馴化，規訓，予彼等以高度的組織性、紀律性、忠誠性、服從性、嚴酷性，因為這些必要的軍人品格特別需要運用在邪惡的殺人場景！

 

若能讓這些嚴酷的品格為目的去規訓、馴化尋常百姓，冠之以“革命”的名義來孵化他們內心，成長為他們堅定的信念和意誌，如此則豈不坐穩了紅色江山？看吧，這就是紅色皇朝統治者的狂妄之念！這些狂妄盡是出於唯目的論，哪裏會顧及手段的運用？英國哲學家赫伯特·斯賓塞在他的《社會靜態學·忽視國家的權利》中精辟地論述道：“國家使用邪惡的武器來製伏邪惡，並且同樣要被它所處理的對象和運作的手段所汙染。”

 

身披軍服，在那個瘋狂年代則是“革命派”的身份標識，是革命精神的時尚大抒發。有人認為，那個時代的軍裝大流行代表了“尚武”的美學趣味，對此我該說，此等“尚武”美學實在地展示為山野村夫的粗俗趣味，因為真正美學上的“尚武”理應展現出雄性的豪放和英姿來，譬如須有棱角分明且突出，高聳且硬化的帽子前沿和上裝墊肩等等，這些美觀猶如動物打鬥那般的張牙舞爪，又例如納粹德國的虎式坦克車其大部分的裝甲角度是垂直的與其他結構相連接，就是顯得這般的雄性壯美。反觀中國文革時候男女軍裝，所有的邊緣部位全都是圓潤鏈接，展示為女性般的溫和和柔軟，但若單講文革女軍裝的女性美，則又是差之千裏，其毫無展示出女性身材線條的曲線之美。

由此可以說，山野村夫審美觀大流行、大時尚的更為深層的政治意圖是“農村包圍城市”——嫉妒城市文明，以及反智、仇知等等的極左意淫。

    行伍、大兵之崇拜，另有一側麵的大義即是“外儒內法”：表麵上，堂堂名義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仿佛是展示其“忠恕之道”，但骨子裏卻是絕對的嚴苛無情，為了嚴厲苛刻，殘酷無情，就得盡力動用“邪惡”力量，即槍杆子的威懾力，於是大兵用上了。

 

 

（9）高大上崇拜、偉光正渲染，假大空流弊

 

文革時期宣傳畫，最醒目之處是，充滿了宏大敘事的鼓噪，冠冕堂皇的喧囂，滿紙荒唐言，卻無辛酸淚！

典型的紅色口號、標語和詞匯有：大革命，愛祖國，愛人民，紅太陽，社會主義，無產階級，階級鬥爭，鬥私批修，繼續革命，為共產主義奮鬥，做共產主義接班人，等等等等。

  

口號標語的血脈僨張，極度頌揚，恰表明承襲了老舊傳統的腐朽思想，這裏有儒家的性善論、理性至上，大同世界，程朱理學“存天理，滅人欲”，王陽明“心性之學”，等等。同樣的還有，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理想王國，妄想構建於排斥私人情欲和利益的公有製的基礎上，還有各路自稱是“彌賽亞”者來提供末世得救的諾言，無不表明了：大而無當的政治，就是好高騖遠，必定會帶來虛無縹緲，海市辰樓。

 

 

上述諸類預言和諾言互相激勵，相映生輝，這些均是建立在虛假的“人性本善”立足點上，偏偏要遮蔽人性的幽暗之處，這些都可用“強道義論”來描述其倫理學譜係。過分強烈的道德敘事和傾訴，恰是如尼采所描繪的“末人德性”，即小人心境也。蓋因小人的超越情懷特別匱乏，故而頗難理解事物能夠演化和展開的情景。

由強道義論（義務論）作引申，便可推論出強目的論導向：隻顧目的如何崇高無比，卻不擇手段。再有，就是強動機論導向：隻講先驗的動機如何，卻莫談後驗的效果怎樣——毛親手發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其政治導向就是如此！

 

                              施衛江 寫於2024年10月1日

                                   美國 紐約州 羅切斯特市

 中國當代政治宣傳畫所傳達的政治文化意蘊

 

最近，關於“收藏於美國加州伯克利大學的中國當代政治宣傳畫500幅”的內容在許多微信公眾號上發布，既然有這麽多個網絡媒體都發布該信息，必然具有重要意義，遂引起我的興趣和關注。當我仔細閱讀一部分宣傳畫作品後，深信，這些宣傳畫可以傳達多種政治意蘊，於是我打起十二萬分精神，嚐試闡釋這些政治宣傳畫中所蘊含的微言大義。

紅朝中國其自身的政治體製決定了，宣傳招貼畫必然、也隻能是服務於中共紅色政權，且用本黨文化的方式來營造和維護它的專製獨裁體製，難怪繪畫較多地采用紅色的主色調，以表明紅色皇朝的主旋律，及獨斷論的調子，集權主義的價值導向。畫作之於體製也，為“毛之於皮”工具關係。這裏的作品中所顯現的專製獨裁統治，既是宣傳的內容，又是展示的形式，換言之，宣傳畫事物其結構與功能，內容與形式是合二為一，即“黨的一元化領導”，自說自話，自吹自擂。（本文的論述隻限於毛澤東時代極左政治色彩的宣傳畫作品）

今天，在海外異議的政治圈子裏，總是有著喋喋不休的喧嚷：中共繼承了馬克思主義理念從而否棄中國傳統文化雲雲，事實究竟如何呢？我的回答：絕非如此！

人算是情欲動物，必有情欲追求。佛洛依德論證過，人的情欲有著基本恒定的數值，不可能剪滅，隻可轉移。黑格爾雲：東方人畏懼於神秘的“大力”。中國人，既然精神的高端不尋覓，則必定流俗於低端的生存之道。學者李澤厚說，中國人，盡管缺乏西方式超驗的宗教情感，但是有豐富的“實用理性精神”，似乎足可以得到補償，學者朱學勤對此評說，那隻是“廉價取代”而已。

世人皆言，中國人缺乏宗教情懷和信仰，缺乏超越理性，但在世俗生活層麵上，毫不缺乏崇拜之物和崇拜之事，漢語境中的“崇拜”，大多為“頂禮膜拜”，並無神性，譬如有祖先崇拜、金錢崇拜、官位崇拜等，玄妙一點的尚有天帝崇拜，以及諸類保佑神崇拜等等。

中國的共產主義黨派試圖如此來孵化自己的黨文化，大力借助於中國的文化傳統，即民間的風土人情來實施其妄想。遨遊在民俗文化的大洋中，毛澤東真可謂是駕輕就熟：“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這個民族形式就是“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致力於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新文風。從而使得毛澤東大獲成功，泰山登頂，釀成當代中國史上“三忠於四無限”的崇拜大神。

中國文化傳統的儒家注重養育、教化。儒家強調教化對治國的推動作用，賦予其充分的政治意義。“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論語·為政》）儒家把道德上升到統治手段的高度，主張社會各階層人民不但要掌握道德觀念，也要在生活中行之以禮——這些禮儀的功能為後來的中共統治者所接受和利用，並充分反映在宣傳畫作之中。

與中國情景不同的是，西方語境裏，崇拜則是帶有宗教色彩的“WORSHIP”，通常指宗教或信仰上對讚揚、榮耀、虔誠與愛心等的特殊舉動，如與超自然力的神相聯係的舉動等就是最為典型。故此，讀者須注意中西文化的差別。

 

我對於宣傳畫作品的分析如下：

（1）帝王崇拜、領袖尊崇，權力癡迷

 

     中國人的帝王崇拜早已為世人所熟知。人類早期的氏族社會無不建立在的血緣紐帶基礎上，中國社群發展的特殊特殊路徑是，由氏族、部落成長、壯大起來的社群，其社會結構和政治框架未有大的變動，即血緣的“臍帶”始終未能脫離，即族長為部落首領，社群的長老依舊是非宗教性質的族長，理應最值得敬仰和愛戴，於是“家國同構”機製持續被複製、分形而放大，宗法人倫的溫情脈脈也隨之發揚光大。

再說，中國人的宗教情懷嚴重缺失，中國人心目中沒有一個超驗的“天帝”或“上帝”，於是權充帝王以為“天之子”來崇而拜之，漸漸成為中國人內心的“實用理性”（李澤厚）和“廉價取代”（朱學勤）。

與匱缺宗教互為因果關係的是，中國人的超越精神亦是嚴重匱缺。既然並無超越性情懷和彼岸世界可以表達，隻得以保命、求生存來獲取“活著”，遂以己身有機體的血脈延續為人生第一要義，乃順從權力最最穩當。儒家的血緣倫理學則強化了父子、君臣的等級關係。

對於奴隸性深入骨髓的國人們，文革時期個人崇拜和迷信表現出最為癲狂，表達出中國的奴隸們對於自己的奴隸位置坐立不穩而惶惶不可終日，至於政治派別上的激烈爭吵，乃至發生武鬥，則是坐穩了奴隸位置與坐不穩奴隸位置之間的爭鬥。下麵的圖片可見一斑。

 

   北京大學中文係的錢理群教授說：在一個封閉的價值體係裏，統治者與被統治者都是在同一個價值觀念上進行交流與反饋，即在終極價值理念上沒有本質上的區別。

圖片可見，庸眾熱烈歡呼、衷心擁護的場麵中，真乃“魚水交融情意深”也，可是在此，誰是“魚”？誰是“水”啊？

 

 

（2）集體崇拜、組織籠罩，個人扼殺

 

從西方傳來馬克思主義為什麽在當代中國產生出巨大的反響和回應？蓋因馬克思主義思想內稟以猶太人情愫的群體抱團精神，在本質上就是沿襲東方人人格脈絡的傳統價值觀，拒斥現代性個人主義，乃與中國人的“合群”、“和合”、“統一”、“一元化”、“集體主義”、“適應環境”等等諧振起來。可見：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理想與中國人集體無意識的“大同世界”遙相呼應，形成同構、互通、共振、共鳴！絕不是非此即彼的兩分！

 

然而專製統治，全都依賴於高度的組織性、紀律性和服從性來運作，因而“人民”、“群眾”、“集體”、“組織”之類的噱頭詞，響當當地被中國當代統治者利用起來，構建成宏大敘事，施以蒙騙之術，其居心叵測也好讓民眾喪失獨立個性的自我，“公而忘私”，全都隻以“公家人”身份乖乖地依附性生存，從而可以專為統治者盡心盡德。

 

   那個年代宣傳畫上的正麵人物，個個都是精神飽滿、滿臉堆笑，表明了全民同樂、同心同德的社會主義新氣象，全都無差別地與黨國、與領袖處於高度的統一。

 

（3）革命崇拜、豪情滿懷，感性貶值

 

中國曆來的統治者都希冀自己的統治機器能夠穩固如泰山，長治久安，總是企圖讓臣民、草民、蟻民們清靜無為恬淡寡欲，假設彼等做到了知足常樂、與世無爭，何須遑論僭越？

然而中國紅朝的建立，恰是由無產階級暴動分子按照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暴力路線，武裝奪取政權而來的，紅色革命政權既然由暴力所得到，自然產生一個邏輯關聯：亦易為暴力所推翻，這讓掌權人倍感危機，對此亟需激發奴隸的怨恨，使之時時刻刻感受到“奴隸位置不穩固”，於是“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不能讓工農階級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革命豪情歸類於理性情感，美其名曰“善”，揚善抑惡，理性情感的高漲必然遏製感性的欲念。當某人沉浸於理性豪情之中卻茫然不知自己的個人情感和欲望何處掛之時，也就沒有了非分之念；狠鬥私字一閃念，於是自覺自願地人從眾，隨大流、和稀泥、隨波逐流······

 

 

（4）雌性崇拜、女人得寵，雄性閹割

 

中國曆來的專製王國似乎單由雄性打造而成，對此構成挑戰的也幾乎是雄性豪傑，其實由此構成了恰是一個“獅子型社會”，且不要以為這樣的國度就是“雄性王國”無疑了，獅子型社會裏雄性作為整體並無多大地位。（參閱拙筆：施衛江：《論獅子型社會的男女平等問題》 https://www.aisixiang.com/data/15808.html ）

易中天在《中國的男人和女人》中論道：中國傳統的皇朝建立起來製度，“這種製度的一個特點，就是最終隻承認一個人是男人。這個人就是皇帝。皇帝‘乾綱獨斷’，是絕對的和唯一的陽剛。”“當“乾綱獨斷”的皇帝把天下臣民都女性化了時，他自己是否還能保住男性特征，其實也成了一個問題。”  

這種陰性特質之崇敬乃深深塑造出毛氏皇朝的“獅子型”社會來。古人雲：一人得道雞犬升天；同樣，當混世魔皇得道成聖時，中國的女人可真了不得也！無需才華美德，隻需“三觀相合”，便可飛黃騰達起來！如江青、邢燕子、吳桂賢、張玉鳳、李素文、郭鳳蓮、王秀珍、申紀蘭、宋彬彬等等，個個如女中之凰，全都驕傲升空成“半邊天”！卻偏偏還要讓中國的男人們大受憋屈，故此，沙葉新創作了著名話劇《尋找男子漢》，又引發巨大爭鳴！

 

    “反串”，這詞通常是用於文藝表演的舞台場合，可是在毛時代的社會現實政治生活中，“反串”就是由女人來壓製男人，從而獲取非分執念，卻是非常真實的存在！

 

法國女性主義學者克裏斯蒂娃（Julia Kristeva）引用了Chin, Ai-li的資料（“Family and kinship in Chinese society” by Chin, Ai-li,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寫進她的《有關中國女性》書中，敏銳地指出，在1962-1966年間，中國的《人民文學》上刊登的232篇短篇作品中，有62篇處理父母、男女關係的情景。這些作品描述了，在當時極左形勢下，家庭生活已不再有正常的人倫常情，通常不是兒子，總是由女兒帶動起對父親發起攻擊，以強化並鞏固中國文化的陰性特質。（參閱拙筆：施衛江：《“剩女”現象的社會批判》發表於：愛思想網站2009年11月12日）

 

 

（5）老人崇拜、長輩氣場，青春遏製

 

    一個人年老了而走上通向人生晚年的途中，身體的體力和智力逐漸地減弱萎縮，荷爾蒙激素持續衰退。由此，激勵人的崇高行為的激情也相應地萎靡不振，進而，尚未實現的自我價值或可許諾實現於未來，惜乎其可能性已經大幅縮水，於是不再抱負有遠大的誌向，不再懷有憧憬未來的願景，於是老人的性情較多地趨向於平和，能夠度上平穩日子就算足矣，得過且過吧。拘囿於種種困境，老年人不大會做出大力挑戰現存社會秩序的行為。

 

再者，中國的老年人普遍地接受正規教育少，因此能夠深明大義，懂得西方文化的更少，老年人的人生觀和世界觀通常就是憑借自己經曆過的人生經驗來做出判斷，因此，較多地承襲了逝去年代的陳舊老貨色和腐朽老價值，就戲稱是“老黃曆”吧，對於中國的國情來說，老黃曆就是老的中國傳統價值觀，其與現代西方人所敬仰的普世價值觀作對比，必定是大相徑庭，南轅北轍。由此可見，中國的老年人絕不可能是國家建設的主力軍，更是無法擔當代中國政治改革的重任。

反觀青年人，激情充沛，精力旺盛，於是敢說、敢做、敢闖、敢拚，這些情狀無疑地頗似雄性激素旺盛的男人。

 

醫學和生理知識說：雄性激素並不全長在男人身上，女人身上亦有少量；同樣，雌性激素並不全長在女人身上，男人亦有少量。如此，我們來作一個比附性思維：一個社會中的青年人，在與各個年齡段的人群作比較，就是最為陽剛氣質的“男人”。

上述篇章我論述了：中國的女性得寵，男性受壓，為的是“獅子型社會”，為的是“乾綱獨斷”，為的是“和諧社會”。一樣的道理，為了“穩定壓倒一切”，為了“紅色江山的長治久安”，為了“攘外必先安內”，須是全體國民的“去勢化”，必須大力壓製住社會中最為陽剛的人，即青年人！

中國的老人之所以能夠被紅朝統治者大肆利用起來，整合成一個“和諧社會”，內在於傳統儒家思想的等級製和名分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以及“禮治”秩序：“別貴賤”“序尊卑”“嚴上下”，演化至當朝成為美麗的標語“尊老愛幼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

再論，國民超越情懷的嚴重匱乏使得事物走向另一端，小人心境大肆當道，其症狀之一是：急功近利的麵子感高漲。試想：在下受統治的老年人既然得到紅朝統治者陰庇，使其尊嚴地位遠遠高出青年人一大檔，便可心滿意足，遂與統治者交相輝映起來了。所以美國學者孫隆基論道：“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之一是‘殺子’文化”。

今天中國的輿論陣地上經常會有如此感歎“老人變壞了！”，但卻不見有人去倒果溯因，追溯其根源。

 

（6）四肢崇拜、蠻力炫耀，思想麻木

 

那個極左年代，“愚公移山”被宣傳得盆滿缽滿，還偏偏要拒斥“智廋”，即反知識、反文化、反智慧、反精神的退化論實質。在此等政治文化的觀照下，國民大多被規訓成昏頭昏腦，混混噩噩，麻木自得，無知自豪——一副“末人”得誌得道的“共產主義”景觀。

 

極左年代的宣傳畫呈現一個強烈的反智傾向、仇知趣味：舉凡正麵人物都是四肢強壯、孔武有力、衣袖高卷、皮糙肉厚，還要秀出：短褐的衣服，粗壯的手臂，壯實的肌肉，肥大的手腕，黝黑的皮膚，進而亮出：五大又三粗，大老粗光榮，土包子本色，無產者優秀——可這些全是與物質打交道的好東東啊！

 

這樣就堅持住馬克思主義唯物論：拒絕一切精神性，把物質一端緊緊地唯住！進而，還要堅持住無產者的階級立場，唯有他們才具有“全心全意”依靠性，反之，知識越多越反動！知識與勞動無關！西諺雲：人是一枝會思想的蘆葦，可在中國，思想就是原罪！

偉大領袖作出最高指示：“拿未曾改造的知識分子和工人農民比較，就覺得知識分子不幹淨了，最幹淨的還是工人農民，盡管他們手是黑的，腳上有牛屎，還是比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都幹淨。這就叫感情起了變化，由一個階級變到另一個階級。……沒有這個變化，沒有這個改造，什麽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學生也是這樣，以學為主，兼學別樣，即不但學文，也要學工、學農、學軍，也要批判資產階級。學製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毛澤東：《五·七指示》)

 

（7）聖人崇拜，榜樣敬仰，偽善盛行

   

那個極左年代有流行的口號“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舉凡由偉大領袖引導出一個示範好榜樣，人民大眾趨之如騖，爭相趨附。蓋因天人合一的演繹，促成中國人的趨同排異心理，跟從大眾的“羊群效應”，這就是尼采所批判的卑劣的“末人道德”。

好榜樣的大流行與儒家思想的泛道德主義的理想背景有關，儒家倫理的基本立足點是“人性本善”，為此就該發揚光大，促使人人都向往善的高地去盡力而為，就會抵達至善世界“大同社會”。老夫子雲“我欲仁，斯仁至矣”，孟子曰“人皆可以為堯舜”，程朱理學示“存天理”，王陽明稱“滿街皆聖人”······

 

 

“榜樣是旗幟，代表著方向；榜樣是資源，凝聚著力量。”雖說，中國人有帝王崇拜，君主崇拜，領袖崇拜，進而還要封受崇拜者為“神”，但此神絕非西方人的人格之神的上帝。中國之“神”可隱喻為處在遙遠的“天邊”一端，這“天”顯然不是尋常百姓所能夠企及，那麽如何去“天人合一”呢？於是就有了中國人所理解的“天使”，即由偉大領袖欽定了的“好榜樣”，他們當然算作是“人”，遂看作為偉大領袖與人民大眾之間的聯絡員，現實生存中的天人合一即可延伸為：人民大眾要與“好榜樣”積極靠攏。

 

在世俗的中國人看來，隻要“榜樣”獲得了一定的名聲，便意味著其社會地位和政治勢力確立了起來，於是大眾粉絲湧現，趨勢附炎，或亦步亦趨。然則當代中國式“榜樣”（模範）之標榜，顯然是一種“權力意誌”（尼采）的宣示，浸透了政治立場的“忠心”二字，對黨、對國家、對領袖的絕對忠誠絕對高於道德的自在律令，這就是紅朝中國的“內聖外王”。

中國式道德泛化的說教完全漠視人性的幽暗之處，故必定導致極度虛假偽善！

 

（8）行伍崇拜、大兵優越，外儒內法

 

行伍、大兵之所以那麽得寵、得勢，蓋因彼等為一專事殺人的機構或組織人員，即為一個“必要之邪惡”（斯賓塞）而得以確立。為了維持這麽的“邪惡”存在，就必須予彼等以馴化，規訓，予彼等以高度的組織性、紀律性、忠誠性、服從性、嚴酷性，因為這些必要的軍人品格特別需要運用在邪惡的殺人場景！

 

若能讓這些嚴酷的品格為目的去規訓、馴化尋常百姓，冠之以“革命”的名義來孵化他們內心，成長為他們堅定的信念和意誌，如此則豈不坐穩了紅色江山？看吧，這就是紅色皇朝統治者的狂妄之念！這些狂妄盡是出於唯目的論，哪裏會顧及手段的運用？英國哲學家赫伯特·斯賓塞在他的《社會靜態學·忽視國家的權利》中精辟地論述道：“國家使用邪惡的武器來製伏邪惡，並且同樣要被它所處理的對象和運作的手段所汙染。”

 

身披軍服，在那個瘋狂年代則是“革命派”的身份標識，是革命精神的時尚大抒發。有人認為，那個時代的軍裝大流行代表了“尚武”的美學趣味，對此我該說，此等“尚武”美學實在地展示為山野村夫的粗俗趣味，因為真正美學上的“尚武”理應展現出雄性的豪放和英姿來，譬如須有棱角分明且突出，高聳且硬化的帽子前沿和上裝墊肩等等，這些美觀猶如動物打鬥那般的張牙舞爪，又例如納粹德國的虎式坦克車其大部分的裝甲角度是垂直的與其他結構相連接，就是顯得這般的雄性壯美。反觀中國文革時候男女軍裝，所有的邊緣部位全都是圓潤鏈接，展示為女性般的溫和和柔軟，但若單講文革女軍裝的女性美，則又是差之千裏，其毫無展示出女性身材線條的曲線之美。

由此可以說，山野村夫審美觀大流行、大時尚的更為深層的政治意圖是“農村包圍城市”——嫉妒城市文明，以及反智、仇知等等的極左意淫。

    行伍、大兵之崇拜，另有一側麵的大義即是“外儒內法”：表麵上，堂堂名義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仿佛是展示其“忠恕之道”，但骨子裏卻是絕對的嚴苛無情，為了嚴厲苛刻，殘酷無情，就得盡力動用“邪惡”力量，即槍杆子的威懾力，於是大兵用上了。

 

 

（9）高大上崇拜、偉光正渲染，假大空流弊

 

文革時期宣傳畫，最醒目之處是，充滿了宏大敘事的鼓噪，冠冕堂皇的喧囂，滿紙荒唐言，卻無辛酸淚！

典型的紅色口號、標語和詞匯有：大革命，愛祖國，愛人民，紅太陽，社會主義，無產階級，階級鬥爭，鬥私批修，繼續革命，為共產主義奮鬥，做共產主義接班人，等等等等。

  

口號標語的血脈僨張，極度頌揚，恰表明承襲了老舊傳統的腐朽思想，這裏有儒家的性善論、理性至上，大同世界，程朱理學“存天理，滅人欲”，王陽明“心性之學”，等等。同樣的還有，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理想王國，妄想構建於排斥私人情欲和利益的公有製的基礎上，還有各路自稱是“彌賽亞”者來提供末世得救的諾言，無不表明了：大而無當的政治，就是好高騖遠，必定會帶來虛無縹緲，海市辰樓。

 

 

上述諸類預言和諾言互相激勵，相映生輝，這些均是建立在虛假的“人性本善”立足點上，偏偏要遮蔽人性的幽暗之處，這些都可用“強道義論”來描述其倫理學譜係。過分強烈的道德敘事和傾訴，恰是如尼采所描繪的“末人德性”，即小人心境也。蓋因小人的超越情懷特別匱乏，故而頗難理解事物能夠演化和展開的情景。

由強道義論（義務論）作引申，便可推論出強目的論導向：隻顧目的如何崇高無比，卻不擇手段。再有，就是強動機論導向：隻講先驗的動機如何，卻莫談後驗的效果怎樣——毛親手發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其政治導向就是如此！

 

                              施衛江 寫於2024年10月1日

                                   美國 紐約州 羅切斯特市

 中國當代政治宣傳畫所傳達的政治文化意蘊

 

最近，關於“收藏於美國加州伯克利大學的中國當代政治宣傳畫500幅”的內容在許多微信公眾號上發布，既然有這麽多個網絡媒體都發布該信息，必然具有重要意義，遂引起我的興趣和關注。當我仔細閱讀一部分宣傳畫作品後，深信，這些宣傳畫可以傳達多種政治意蘊，於是我打起十二萬分精神，嚐試闡釋這些政治宣傳畫中所蘊含的微言大義。

紅朝中國其自身的政治體製決定了，宣傳招貼畫必然、也隻能是服務於中共紅色政權，且用本黨文化的方式來營造和維護它的專製獨裁體製，難怪繪畫較多地采用紅色的主色調，以表明紅色皇朝的主旋律，及獨斷論的調子，集權主義的價值導向。畫作之於體製也，為“毛之於皮”工具關係。這裏的作品中所顯現的專製獨裁統治，既是宣傳的內容，又是展示的形式，換言之，宣傳畫事物其結構與功能，內容與形式是合二為一，即“黨的一元化領導”，自說自話，自吹自擂。（本文的論述隻限於毛澤東時代極左政治色彩的宣傳畫作品）

今天，在海外異議的政治圈子裏，總是有著喋喋不休的喧嚷：中共繼承了馬克思主義理念從而否棄中國傳統文化雲雲，事實究竟如何呢？我的回答：絕非如此！

人算是情欲動物，必有情欲追求。佛洛依德論證過，人的情欲有著基本恒定的數值，不可能剪滅，隻可轉移。黑格爾雲：東方人畏懼於神秘的“大力”。中國人，既然精神的高端不尋覓，則必定流俗於低端的生存之道。學者李澤厚說，中國人，盡管缺乏西方式超驗的宗教情感，但是有豐富的“實用理性精神”，似乎足可以得到補償，學者朱學勤對此評說，那隻是“廉價取代”而已。

世人皆言，中國人缺乏宗教情懷和信仰，缺乏超越理性，但在世俗生活層麵上，毫不缺乏崇拜之物和崇拜之事，漢語境中的“崇拜”，大多為“頂禮膜拜”，並無神性，譬如有祖先崇拜、金錢崇拜、官位崇拜等，玄妙一點的尚有天帝崇拜，以及諸類保佑神崇拜等等。

中國的共產主義黨派試圖如此來孵化自己的黨文化，大力借助於中國的文化傳統，即民間的風土人情來實施其妄想。遨遊在民俗文化的大洋中，毛澤東真可謂是駕輕就熟：“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這個民族形式就是“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致力於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新文風。從而使得毛澤東大獲成功，泰山登頂，釀成當代中國史上“三忠於四無限”的崇拜大神。

中國文化傳統的儒家注重養育、教化。儒家強調教化對治國的推動作用，賦予其充分的政治意義。“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論語·為政》）儒家把道德上升到統治手段的高度，主張社會各階層人民不但要掌握道德觀念，也要在生活中行之以禮——這些禮儀的功能為後來的中共統治者所接受和利用，並充分反映在宣傳畫作之中。

與中國情景不同的是，西方語境裏，崇拜則是帶有宗教色彩的“WORSHIP”，通常指宗教或信仰上對讚揚、榮耀、虔誠與愛心等的特殊舉動，如與超自然力的神相聯係的舉動等就是最為典型。故此，讀者須注意中西文化的差別。

 

我對於宣傳畫作品的分析如下：

（1）帝王崇拜、領袖尊崇，權力癡迷

 

     中國人的帝王崇拜早已為世人所熟知。人類早期的氏族社會無不建立在的血緣紐帶基礎上，中國社群發展的特殊特殊路徑是，由氏族、部落成長、壯大起來的社群，其社會結構和政治框架未有大的變動，即血緣的“臍帶”始終未能脫離，即族長為部落首領，社群的長老依舊是非宗教性質的族長，理應最值得敬仰和愛戴，於是“家國同構”機製持續被複製、分形而放大，宗法人倫的溫情脈脈也隨之發揚光大。

再說，中國人的宗教情懷嚴重缺失，中國人心目中沒有一個超驗的“天帝”或“上帝”，於是權充帝王以為“天之子”來崇而拜之，漸漸成為中國人內心的“實用理性”（李澤厚）和“廉價取代”（朱學勤）。

與匱缺宗教互為因果關係的是，中國人的超越精神亦是嚴重匱缺。既然並無超越性情懷和彼岸世界可以表達，隻得以保命、求生存來獲取“活著”，遂以己身有機體的血脈延續為人生第一要義，乃順從權力最最穩當。儒家的血緣倫理學則強化了父子、君臣的等級關係。

對於奴隸性深入骨髓的國人們，文革時期個人崇拜和迷信表現出最為癲狂，表達出中國的奴隸們對於自己的奴隸位置坐立不穩而惶惶不可終日，至於政治派別上的激烈爭吵，乃至發生武鬥，則是坐穩了奴隸位置與坐不穩奴隸位置之間的爭鬥。下麵的圖片可見一斑。

 

   北京大學中文係的錢理群教授說：在一個封閉的價值體係裏，統治者與被統治者都是在同一個價值觀念上進行交流與反饋，即在終極價值理念上沒有本質上的區別。

圖片可見，庸眾熱烈歡呼、衷心擁護的場麵中，真乃“魚水交融情意深”也，可是在此，誰是“魚”？誰是“水”啊？

 

 

（2）集體崇拜、組織籠罩，個人扼殺

 

從西方傳來馬克思主義為什麽在當代中國產生出巨大的反響和回應？蓋因馬克思主義思想內稟以猶太人情愫的群體抱團精神，在本質上就是沿襲東方人人格脈絡的傳統價值觀，拒斥現代性個人主義，乃與中國人的“合群”、“和合”、“統一”、“一元化”、“集體主義”、“適應環境”等等諧振起來。可見：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理想與中國人集體無意識的“大同世界”遙相呼應，形成同構、互通、共振、共鳴！絕不是非此即彼的兩分！

 

然而專製統治，全都依賴於高度的組織性、紀律性和服從性來運作，因而“人民”、“群眾”、“集體”、“組織”之類的噱頭詞，響當當地被中國當代統治者利用起來，構建成宏大敘事，施以蒙騙之術，其居心叵測也好讓民眾喪失獨立個性的自我，“公而忘私”，全都隻以“公家人”身份乖乖地依附性生存，從而可以專為統治者盡心盡德。

 

   那個年代宣傳畫上的正麵人物，個個都是精神飽滿、滿臉堆笑，表明了全民同樂、同心同德的社會主義新氣象，全都無差別地與黨國、與領袖處於高度的統一。

 

（3）革命崇拜、豪情滿懷，感性貶值

 

中國曆來的統治者都希冀自己的統治機器能夠穩固如泰山，長治久安，總是企圖讓臣民、草民、蟻民們清靜無為恬淡寡欲，假設彼等做到了知足常樂、與世無爭，何須遑論僭越？

然而中國紅朝的建立，恰是由無產階級暴動分子按照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暴力路線，武裝奪取政權而來的，紅色革命政權既然由暴力所得到，自然產生一個邏輯關聯：亦易為暴力所推翻，這讓掌權人倍感危機，對此亟需激發奴隸的怨恨，使之時時刻刻感受到“奴隸位置不穩固”，於是“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不能讓工農階級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革命豪情歸類於理性情感，美其名曰“善”，揚善抑惡，理性情感的高漲必然遏製感性的欲念。當某人沉浸於理性豪情之中卻茫然不知自己的個人情感和欲望何處掛之時，也就沒有了非分之念；狠鬥私字一閃念，於是自覺自願地人從眾，隨大流、和稀泥、隨波逐流······

 

 

（4）雌性崇拜、女人得寵，雄性閹割

 

中國曆來的專製王國似乎單由雄性打造而成，對此構成挑戰的也幾乎是雄性豪傑，其實由此構成了恰是一個“獅子型社會”，且不要以為這樣的國度就是“雄性王國”無疑了，獅子型社會裏雄性作為整體並無多大地位。（參閱拙筆：施衛江：《論獅子型社會的男女平等問題》 https://www.aisixiang.com/data/15808.html ）

易中天在《中國的男人和女人》中論道：中國傳統的皇朝建立起來製度，“這種製度的一個特點，就是最終隻承認一個人是男人。這個人就是皇帝。皇帝‘乾綱獨斷’，是絕對的和唯一的陽剛。”“當“乾綱獨斷”的皇帝把天下臣民都女性化了時，他自己是否還能保住男性特征，其實也成了一個問題。”  

這種陰性特質之崇敬乃深深塑造出毛氏皇朝的“獅子型”社會來。古人雲：一人得道雞犬升天；同樣，當混世魔皇得道成聖時，中國的女人可真了不得也！無需才華美德，隻需“三觀相合”，便可飛黃騰達起來！如江青、邢燕子、吳桂賢、張玉鳳、李素文、郭鳳蓮、王秀珍、申紀蘭、宋彬彬等等，個個如女中之凰，全都驕傲升空成“半邊天”！卻偏偏還要讓中國的男人們大受憋屈，故此，沙葉新創作了著名話劇《尋找男子漢》，又引發巨大爭鳴！

 

    “反串”，這詞通常是用於文藝表演的舞台場合，可是在毛時代的社會現實政治生活中，“反串”就是由女人來壓製男人，從而獲取非分執念，卻是非常真實的存在！

 

法國女性主義學者克裏斯蒂娃（Julia Kristeva）引用了Chin, Ai-li的資料（“Family and kinship in Chinese society” by Chin, Ai-li,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寫進她的《有關中國女性》書中，敏銳地指出，在1962-1966年間，中國的《人民文學》上刊登的232篇短篇作品中，有62篇處理父母、男女關係的情景。這些作品描述了，在當時極左形勢下，家庭生活已不再有正常的人倫常情，通常不是兒子，總是由女兒帶動起對父親發起攻擊，以強化並鞏固中國文化的陰性特質。（參閱拙筆：施衛江：《“剩女”現象的社會批判》發表於：愛思想網站2009年11月12日）

 

 

（5）老人崇拜、長輩氣場，青春遏製

 

    一個人年老了而走上通向人生晚年的途中，身體的體力和智力逐漸地減弱萎縮，荷爾蒙激素持續衰退。由此，激勵人的崇高行為的激情也相應地萎靡不振，進而，尚未實現的自我價值或可許諾實現於未來，惜乎其可能性已經大幅縮水，於是不再抱負有遠大的誌向，不再懷有憧憬未來的願景，於是老人的性情較多地趨向於平和，能夠度上平穩日子就算足矣，得過且過吧。拘囿於種種困境，老年人不大會做出大力挑戰現存社會秩序的行為。

 

再者，中國的老年人普遍地接受正規教育少，因此能夠深明大義，懂得西方文化的更少，老年人的人生觀和世界觀通常就是憑借自己經曆過的人生經驗來做出判斷，因此，較多地承襲了逝去年代的陳舊老貨色和腐朽老價值，就戲稱是“老黃曆”吧，對於中國的國情來說，老黃曆就是老的中國傳統價值觀，其與現代西方人所敬仰的普世價值觀作對比，必定是大相徑庭，南轅北轍。由此可見，中國的老年人絕不可能是國家建設的主力軍，更是無法擔當代中國政治改革的重任。

反觀青年人，激情充沛，精力旺盛，於是敢說、敢做、敢闖、敢拚，這些情狀無疑地頗似雄性激素旺盛的男人。

 

醫學和生理知識說：雄性激素並不全長在男人身上，女人身上亦有少量；同樣，雌性激素並不全長在女人身上，男人亦有少量。如此，我們來作一個比附性思維：一個社會中的青年人，在與各個年齡段的人群作比較，就是最為陽剛氣質的“男人”。

上述篇章我論述了：中國的女性得寵，男性受壓，為的是“獅子型社會”，為的是“乾綱獨斷”，為的是“和諧社會”。一樣的道理，為了“穩定壓倒一切”，為了“紅色江山的長治久安”，為了“攘外必先安內”，須是全體國民的“去勢化”，必須大力壓製住社會中最為陽剛的人，即青年人！

中國的老人之所以能夠被紅朝統治者大肆利用起來，整合成一個“和諧社會”，內在於傳統儒家思想的等級製和名分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以及“禮治”秩序：“別貴賤”“序尊卑”“嚴上下”，演化至當朝成為美麗的標語“尊老愛幼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

再論，國民超越情懷的嚴重匱乏使得事物走向另一端，小人心境大肆當道，其症狀之一是：急功近利的麵子感高漲。試想：在下受統治的老年人既然得到紅朝統治者陰庇，使其尊嚴地位遠遠高出青年人一大檔，便可心滿意足，遂與統治者交相輝映起來了。所以美國學者孫隆基論道：“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之一是‘殺子’文化”。

今天中國的輿論陣地上經常會有如此感歎“老人變壞了！”，但卻不見有人去倒果溯因，追溯其根源。

 

（6）四肢崇拜、蠻力炫耀，思想麻木

 

那個極左年代，“愚公移山”被宣傳得盆滿缽滿，還偏偏要拒斥“智廋”，即反知識、反文化、反智慧、反精神的退化論實質。在此等政治文化的觀照下，國民大多被規訓成昏頭昏腦，混混噩噩，麻木自得，無知自豪——一副“末人”得誌得道的“共產主義”景觀。

 

極左年代的宣傳畫呈現一個強烈的反智傾向、仇知趣味：舉凡正麵人物都是四肢強壯、孔武有力、衣袖高卷、皮糙肉厚，還要秀出：短褐的衣服，粗壯的手臂，壯實的肌肉，肥大的手腕，黝黑的皮膚，進而亮出：五大又三粗，大老粗光榮，土包子本色，無產者優秀——可這些全是與物質打交道的好東東啊！

 

這樣就堅持住馬克思主義唯物論：拒絕一切精神性，把物質一端緊緊地唯住！進而，還要堅持住無產者的階級立場，唯有他們才具有“全心全意”依靠性，反之，知識越多越反動！知識與勞動無關！西諺雲：人是一枝會思想的蘆葦，可在中國，思想就是原罪！

偉大領袖作出最高指示：“拿未曾改造的知識分子和工人農民比較，就覺得知識分子不幹淨了，最幹淨的還是工人農民，盡管他們手是黑的，腳上有牛屎，還是比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都幹淨。這就叫感情起了變化，由一個階級變到另一個階級。……沒有這個變化，沒有這個改造，什麽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學生也是這樣，以學為主，兼學別樣，即不但學文，也要學工、學農、學軍，也要批判資產階級。學製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毛澤東：《五·七指示》)

 

（7）聖人崇拜，榜樣敬仰，偽善盛行

   

那個極左年代有流行的口號“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舉凡由偉大領袖引導出一個示範好榜樣，人民大眾趨之如騖，爭相趨附。蓋因天人合一的演繹，促成中國人的趨同排異心理，跟從大眾的“羊群效應”，這就是尼采所批判的卑劣的“末人道德”。

好榜樣的大流行與儒家思想的泛道德主義的理想背景有關，儒家倫理的基本立足點是“人性本善”，為此就該發揚光大，促使人人都向往善的高地去盡力而為，就會抵達至善世界“大同社會”。老夫子雲“我欲仁，斯仁至矣”，孟子曰“人皆可以為堯舜”，程朱理學示“存天理”，王陽明稱“滿街皆聖人”······

 

 

“榜樣是旗幟，代表著方向；榜樣是資源，凝聚著力量。”雖說，中國人有帝王崇拜，君主崇拜，領袖崇拜，進而還要封受崇拜者為“神”，但此神絕非西方人的人格之神的上帝。中國之“神”可隱喻為處在遙遠的“天邊”一端，這“天”顯然不是尋常百姓所能夠企及，那麽如何去“天人合一”呢？於是就有了中國人所理解的“天使”，即由偉大領袖欽定了的“好榜樣”，他們當然算作是“人”，遂看作為偉大領袖與人民大眾之間的聯絡員，現實生存中的天人合一即可延伸為：人民大眾要與“好榜樣”積極靠攏。

 

在世俗的中國人看來，隻要“榜樣”獲得了一定的名聲，便意味著其社會地位和政治勢力確立了起來，於是大眾粉絲湧現，趨勢附炎，或亦步亦趨。然則當代中國式“榜樣”（模範）之標榜，顯然是一種“權力意誌”（尼采）的宣示，浸透了政治立場的“忠心”二字，對黨、對國家、對領袖的絕對忠誠絕對高於道德的自在律令，這就是紅朝中國的“內聖外王”。

中國式道德泛化的說教完全漠視人性的幽暗之處，故必定導致極度虛假偽善！

 

（8）行伍崇拜、大兵優越，外儒內法

 

行伍、大兵之所以那麽得寵、得勢，蓋因彼等為一專事殺人的機構或組織人員，即為一個“必要之邪惡”（斯賓塞）而得以確立。為了維持這麽的“邪惡”存在，就必須予彼等以馴化，規訓，予彼等以高度的組織性、紀律性、忠誠性、服從性、嚴酷性，因為這些必要的軍人品格特別需要運用在邪惡的殺人場景！

 

若能讓這些嚴酷的品格為目的去規訓、馴化尋常百姓，冠之以“革命”的名義來孵化他們內心，成長為他們堅定的信念和意誌，如此則豈不坐穩了紅色江山？看吧，這就是紅色皇朝統治者的狂妄之念！這些狂妄盡是出於唯目的論，哪裏會顧及手段的運用？英國哲學家赫伯特·斯賓塞在他的《社會靜態學·忽視國家的權利》中精辟地論述道：“國家使用邪惡的武器來製伏邪惡，並且同樣要被它所處理的對象和運作的手段所汙染。”

 

身披軍服，在那個瘋狂年代則是“革命派”的身份標識，是革命精神的時尚大抒發。有人認為，那個時代的軍裝大流行代表了“尚武”的美學趣味，對此我該說，此等“尚武”美學實在地展示為山野村夫的粗俗趣味，因為真正美學上的“尚武”理應展現出雄性的豪放和英姿來，譬如須有棱角分明且突出，高聳且硬化的帽子前沿和上裝墊肩等等，這些美觀猶如動物打鬥那般的張牙舞爪，又例如納粹德國的虎式坦克車其大部分的裝甲角度是垂直的與其他結構相連接，就是顯得這般的雄性壯美。反觀中國文革時候男女軍裝，所有的邊緣部位全都是圓潤鏈接，展示為女性般的溫和和柔軟，但若單講文革女軍裝的女性美，則又是差之千裏，其毫無展示出女性身材線條的曲線之美。

由此可以說，山野村夫審美觀大流行、大時尚的更為深層的政治意圖是“農村包圍城市”——嫉妒城市文明，以及反智、仇知等等的極左意淫。

    行伍、大兵之崇拜，另有一側麵的大義即是“外儒內法”：表麵上，堂堂名義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仿佛是展示其“忠恕之道”，但骨子裏卻是絕對的嚴苛無情，為了嚴厲苛刻，殘酷無情，就得盡力動用“邪惡”力量，即槍杆子的威懾力，於是大兵用上了。

 

 

（9）高大上崇拜、偉光正渲染，假大空流弊

 

文革時期宣傳畫，最醒目之處是，充滿了宏大敘事的鼓噪，冠冕堂皇的喧囂，滿紙荒唐言，卻無辛酸淚！

典型的紅色口號、標語和詞匯有：大革命，愛祖國，愛人民，紅太陽，社會主義，無產階級，階級鬥爭，鬥私批修，繼續革命，為共產主義奮鬥，做共產主義接班人，等等等等。

  

口號標語的血脈僨張，極度頌揚，恰表明承襲了老舊傳統的腐朽思想，這裏有儒家的性善論、理性至上，大同世界，程朱理學“存天理，滅人欲”，王陽明“心性之學”，等等。同樣的還有，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理想王國，妄想構建於排斥私人情欲和利益的公有製的基礎上，還有各路自稱是“彌賽亞”者來提供末世得救的諾言，無不表明了：大而無當的政治，就是好高騖遠，必定會帶來虛無縹緲，海市辰樓。

 

 

上述諸類預言和諾言互相激勵，相映生輝，這些均是建立在虛假的“人性本善”立足點上，偏偏要遮蔽人性的幽暗之處，這些都可用“強道義論”來描述其倫理學譜係。過分強烈的道德敘事和傾訴，恰是如尼采所描繪的“末人德性”，即小人心境也。蓋因小人的超越情懷特別匱乏，故而頗難理解事物能夠演化和展開的情景。

由強道義論（義務論）作引申，便可推論出強目的論導向：隻顧目的如何崇高無比，卻不擇手段。再有，就是強動機論導向：隻講先驗的動機如何，卻莫談後驗的效果怎樣——毛親手發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其政治導向就是如此！

 

                              施衛江 寫於2024年10月1日

                                   美國 紐約州 羅切斯特市

 中國當代政治宣傳畫所傳達的政治文化意蘊

 

最近，關於“收藏於美國加州伯克利大學的中國當代政治宣傳畫500幅”的內容在許多微信公眾號上發布，既然有這麽多個網絡媒體都發布該信息，必然具有重要意義，遂引起我的興趣和關注。當我仔細閱讀一部分宣傳畫作品後，深信，這些宣傳畫可以傳達多種政治意蘊，於是我打起十二萬分精神，嚐試闡釋這些政治宣傳畫中所蘊含的微言大義。

紅朝中國其自身的政治體製決定了，宣傳招貼畫必然、也隻能是服務於中共紅色政權，且用本黨文化的方式來營造和維護它的專製獨裁體製，難怪繪畫較多地采用紅色的主色調，以表明紅色皇朝的主旋律，及獨斷論的調子，集權主義的價值導向。畫作之於體製也，為“毛之於皮”工具關係。這裏的作品中所顯現的專製獨裁統治，既是宣傳的內容，又是展示的形式，換言之，宣傳畫事物其結構與功能，內容與形式是合二為一，即“黨的一元化領導”，自說自話，自吹自擂。（本文的論述隻限於毛澤東時代極左政治色彩的宣傳畫作品）

今天，在海外異議的政治圈子裏，總是有著喋喋不休的喧嚷：中共繼承了馬克思主義理念從而否棄中國傳統文化雲雲，事實究竟如何呢？我的回答：絕非如此！

人算是情欲動物，必有情欲追求。佛洛依德論證過，人的情欲有著基本恒定的數值，不可能剪滅，隻可轉移。黑格爾雲：東方人畏懼於神秘的“大力”。中國人，既然精神的高端不尋覓，則必定流俗於低端的生存之道。學者李澤厚說，中國人，盡管缺乏西方式超驗的宗教情感，但是有豐富的“實用理性精神”，似乎足可以得到補償，學者朱學勤對此評說，那隻是“廉價取代”而已。

世人皆言，中國人缺乏宗教情懷和信仰，缺乏超越理性，但在世俗生活層麵上，毫不缺乏崇拜之物和崇拜之事，漢語境中的“崇拜”，大多為“頂禮膜拜”，並無神性，譬如有祖先崇拜、金錢崇拜、官位崇拜等，玄妙一點的尚有天帝崇拜，以及諸類保佑神崇拜等等。

中國的共產主義黨派試圖如此來孵化自己的黨文化，大力借助於中國的文化傳統，即民間的風土人情來實施其妄想。遨遊在民俗文化的大洋中，毛澤東真可謂是駕輕就熟：“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這個民族形式就是“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致力於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新文風。從而使得毛澤東大獲成功，泰山登頂，釀成當代中國史上“三忠於四無限”的崇拜大神。

中國文化傳統的儒家注重養育、教化。儒家強調教化對治國的推動作用，賦予其充分的政治意義。“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論語·為政》）儒家把道德上升到統治手段的高度，主張社會各階層人民不但要掌握道德觀念，也要在生活中行之以禮——這些禮儀的功能為後來的中共統治者所接受和利用，並充分反映在宣傳畫作之中。

與中國情景不同的是，西方語境裏，崇拜則是帶有宗教色彩的“WORSHIP”，通常指宗教或信仰上對讚揚、榮耀、虔誠與愛心等的特殊舉動，如與超自然力的神相聯係的舉動等就是最為典型。故此，讀者須注意中西文化的差別。

 

我對於宣傳畫作品的分析如下：

（1）帝王崇拜、領袖尊崇，權力癡迷

 

     中國人的帝王崇拜早已為世人所熟知。人類早期的氏族社會無不建立在的血緣紐帶基礎上，中國社群發展的特殊特殊路徑是，由氏族、部落成長、壯大起來的社群，其社會結構和政治框架未有大的變動，即血緣的“臍帶”始終未能脫離，即族長為部落首領，社群的長老依舊是非宗教性質的族長，理應最值得敬仰和愛戴，於是“家國同構”機製持續被複製、分形而放大，宗法人倫的溫情脈脈也隨之發揚光大。

再說，中國人的宗教情懷嚴重缺失，中國人心目中沒有一個超驗的“天帝”或“上帝”，於是權充帝王以為“天之子”來崇而拜之，漸漸成為中國人內心的“實用理性”（李澤厚）和“廉價取代”（朱學勤）。

與匱缺宗教互為因果關係的是，中國人的超越精神亦是嚴重匱缺。既然並無超越性情懷和彼岸世界可以表達，隻得以保命、求生存來獲取“活著”，遂以己身有機體的血脈延續為人生第一要義，乃順從權力最最穩當。儒家的血緣倫理學則強化了父子、君臣的等級關係。

對於奴隸性深入骨髓的國人們，文革時期個人崇拜和迷信表現出最為癲狂，表達出中國的奴隸們對於自己的奴隸位置坐立不穩而惶惶不可終日，至於政治派別上的激烈爭吵，乃至發生武鬥，則是坐穩了奴隸位置與坐不穩奴隸位置之間的爭鬥。下麵的圖片可見一斑。

 

   北京大學中文係的錢理群教授說：在一個封閉的價值體係裏，統治者與被統治者都是在同一個價值觀念上進行交流與反饋，即在終極價值理念上沒有本質上的區別。

圖片可見，庸眾熱烈歡呼、衷心擁護的場麵中，真乃“魚水交融情意深”也，可是在此，誰是“魚”？誰是“水”啊？

 

 

（2）集體崇拜、組織籠罩，個人扼殺

 

從西方傳來馬克思主義為什麽在當代中國產生出巨大的反響和回應？蓋因馬克思主義思想內稟以猶太人情愫的群體抱團精神，在本質上就是沿襲東方人人格脈絡的傳統價值觀，拒斥現代性個人主義，乃與中國人的“合群”、“和合”、“統一”、“一元化”、“集體主義”、“適應環境”等等諧振起來。可見：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理想與中國人集體無意識的“大同世界”遙相呼應，形成同構、互通、共振、共鳴！絕不是非此即彼的兩分！

 

然而專製統治，全都依賴於高度的組織性、紀律性和服從性來運作，因而“人民”、“群眾”、“集體”、“組織”之類的噱頭詞，響當當地被中國當代統治者利用起來，構建成宏大敘事，施以蒙騙之術，其居心叵測也好讓民眾喪失獨立個性的自我，“公而忘私”，全都隻以“公家人”身份乖乖地依附性生存，從而可以專為統治者盡心盡德。

 

   那個年代宣傳畫上的正麵人物，個個都是精神飽滿、滿臉堆笑，表明了全民同樂、同心同德的社會主義新氣象，全都無差別地與黨國、與領袖處於高度的統一。

 

（3）革命崇拜、豪情滿懷，感性貶值

 

中國曆來的統治者都希冀自己的統治機器能夠穩固如泰山，長治久安，總是企圖讓臣民、草民、蟻民們清靜無為恬淡寡欲，假設彼等做到了知足常樂、與世無爭，何須遑論僭越？

然而中國紅朝的建立，恰是由無產階級暴動分子按照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暴力路線，武裝奪取政權而來的，紅色革命政權既然由暴力所得到，自然產生一個邏輯關聯：亦易為暴力所推翻，這讓掌權人倍感危機，對此亟需激發奴隸的怨恨，使之時時刻刻感受到“奴隸位置不穩固”，於是“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不能讓工農階級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革命豪情歸類於理性情感，美其名曰“善”，揚善抑惡，理性情感的高漲必然遏製感性的欲念。當某人沉浸於理性豪情之中卻茫然不知自己的個人情感和欲望何處掛之時，也就沒有了非分之念；狠鬥私字一閃念，於是自覺自願地人從眾，隨大流、和稀泥、隨波逐流······

 

 

（4）雌性崇拜、女人得寵，雄性閹割

 

中國曆來的專製王國似乎單由雄性打造而成，對此構成挑戰的也幾乎是雄性豪傑，其實由此構成了恰是一個“獅子型社會”，且不要以為這樣的國度就是“雄性王國”無疑了，獅子型社會裏雄性作為整體並無多大地位。（參閱拙筆：施衛江：《論獅子型社會的男女平等問題》 https://www.aisixiang.com/data/15808.html ）

易中天在《中國的男人和女人》中論道：中國傳統的皇朝建立起來製度，“這種製度的一個特點，就是最終隻承認一個人是男人。這個人就是皇帝。皇帝‘乾綱獨斷’，是絕對的和唯一的陽剛。”“當“乾綱獨斷”的皇帝把天下臣民都女性化了時，他自己是否還能保住男性特征，其實也成了一個問題。”  

這種陰性特質之崇敬乃深深塑造出毛氏皇朝的“獅子型”社會來。古人雲：一人得道雞犬升天；同樣，當混世魔皇得道成聖時，中國的女人可真了不得也！無需才華美德，隻需“三觀相合”，便可飛黃騰達起來！如江青、邢燕子、吳桂賢、張玉鳳、李素文、郭鳳蓮、王秀珍、申紀蘭、宋彬彬等等，個個如女中之凰，全都驕傲升空成“半邊天”！卻偏偏還要讓中國的男人們大受憋屈，故此，沙葉新創作了著名話劇《尋找男子漢》，又引發巨大爭鳴！

 

    “反串”，這詞通常是用於文藝表演的舞台場合，可是在毛時代的社會現實政治生活中，“反串”就是由女人來壓製男人，從而獲取非分執念，卻是非常真實的存在！

 

法國女性主義學者克裏斯蒂娃（Julia Kristeva）引用了Chin, Ai-li的資料（“Family and kinship in Chinese society” by Chin, Ai-li,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寫進她的《有關中國女性》書中，敏銳地指出，在1962-1966年間，中國的《人民文學》上刊登的232篇短篇作品中，有62篇處理父母、男女關係的情景。這些作品描述了，在當時極左形勢下，家庭生活已不再有正常的人倫常情，通常不是兒子，總是由女兒帶動起對父親發起攻擊，以強化並鞏固中國文化的陰性特質。（參閱拙筆：施衛江：《“剩女”現象的社會批判》發表於：愛思想網站2009年11月12日）

 

 

（5）老人崇拜、長輩氣場，青春遏製

 

    一個人年老了而走上通向人生晚年的途中，身體的體力和智力逐漸地減弱萎縮，荷爾蒙激素持續衰退。由此，激勵人的崇高行為的激情也相應地萎靡不振，進而，尚未實現的自我價值或可許諾實現於未來，惜乎其可能性已經大幅縮水，於是不再抱負有遠大的誌向，不再懷有憧憬未來的願景，於是老人的性情較多地趨向於平和，能夠度上平穩日子就算足矣，得過且過吧。拘囿於種種困境，老年人不大會做出大力挑戰現存社會秩序的行為。

 

再者，中國的老年人普遍地接受正規教育少，因此能夠深明大義，懂得西方文化的更少，老年人的人生觀和世界觀通常就是憑借自己經曆過的人生經驗來做出判斷，因此，較多地承襲了逝去年代的陳舊老貨色和腐朽老價值，就戲稱是“老黃曆”吧，對於中國的國情來說，老黃曆就是老的中國傳統價值觀，其與現代西方人所敬仰的普世價值觀作對比，必定是大相徑庭，南轅北轍。由此可見，中國的老年人絕不可能是國家建設的主力軍，更是無法擔當代中國政治改革的重任。

反觀青年人，激情充沛，精力旺盛，於是敢說、敢做、敢闖、敢拚，這些情狀無疑地頗似雄性激素旺盛的男人。

 

醫學和生理知識說：雄性激素並不全長在男人身上，女人身上亦有少量；同樣，雌性激素並不全長在女人身上，男人亦有少量。如此，我們來作一個比附性思維：一個社會中的青年人，在與各個年齡段的人群作比較，就是最為陽剛氣質的“男人”。

上述篇章我論述了：中國的女性得寵，男性受壓，為的是“獅子型社會”，為的是“乾綱獨斷”，為的是“和諧社會”。一樣的道理，為了“穩定壓倒一切”，為了“紅色江山的長治久安”，為了“攘外必先安內”，須是全體國民的“去勢化”，必須大力壓製住社會中最為陽剛的人，即青年人！

中國的老人之所以能夠被紅朝統治者大肆利用起來，整合成一個“和諧社會”，內在於傳統儒家思想的等級製和名分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以及“禮治”秩序：“別貴賤”“序尊卑”“嚴上下”，演化至當朝成為美麗的標語“尊老愛幼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

再論，國民超越情懷的嚴重匱乏使得事物走向另一端，小人心境大肆當道，其症狀之一是：急功近利的麵子感高漲。試想：在下受統治的老年人既然得到紅朝統治者陰庇，使其尊嚴地位遠遠高出青年人一大檔，便可心滿意足，遂與統治者交相輝映起來了。所以美國學者孫隆基論道：“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之一是‘殺子’文化”。

今天中國的輿論陣地上經常會有如此感歎“老人變壞了！”，但卻不見有人去倒果溯因，追溯其根源。

 

（6）四肢崇拜、蠻力炫耀，思想麻木

 

那個極左年代，“愚公移山”被宣傳得盆滿缽滿，還偏偏要拒斥“智廋”，即反知識、反文化、反智慧、反精神的退化論實質。在此等政治文化的觀照下，國民大多被規訓成昏頭昏腦，混混噩噩，麻木自得，無知自豪——一副“末人”得誌得道的“共產主義”景觀。

 

極左年代的宣傳畫呈現一個強烈的反智傾向、仇知趣味：舉凡正麵人物都是四肢強壯、孔武有力、衣袖高卷、皮糙肉厚，還要秀出：短褐的衣服，粗壯的手臂，壯實的肌肉，肥大的手腕，黝黑的皮膚，進而亮出：五大又三粗，大老粗光榮，土包子本色，無產者優秀——可這些全是與物質打交道的好東東啊！

 

這樣就堅持住馬克思主義唯物論：拒絕一切精神性，把物質一端緊緊地唯住！進而，還要堅持住無產者的階級立場，唯有他們才具有“全心全意”依靠性，反之，知識越多越反動！知識與勞動無關！西諺雲：人是一枝會思想的蘆葦，可在中國，思想就是原罪！

偉大領袖作出最高指示：“拿未曾改造的知識分子和工人農民比較，就覺得知識分子不幹淨了，最幹淨的還是工人農民，盡管他們手是黑的，腳上有牛屎，還是比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都幹淨。這就叫感情起了變化，由一個階級變到另一個階級。……沒有這個變化，沒有這個改造，什麽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學生也是這樣，以學為主，兼學別樣，即不但學文，也要學工、學農、學軍，也要批判資產階級。學製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毛澤東：《五·七指示》)

 

（7）聖人崇拜，榜樣敬仰，偽善盛行

   

那個極左年代有流行的口號“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舉凡由偉大領袖引導出一個示範好榜樣，人民大眾趨之如騖，爭相趨附。蓋因天人合一的演繹，促成中國人的趨同排異心理，跟從大眾的“羊群效應”，這就是尼采所批判的卑劣的“末人道德”。

好榜樣的大流行與儒家思想的泛道德主義的理想背景有關，儒家倫理的基本立足點是“人性本善”，為此就該發揚光大，促使人人都向往善的高地去盡力而為，就會抵達至善世界“大同社會”。老夫子雲“我欲仁，斯仁至矣”，孟子曰“人皆可以為堯舜”，程朱理學示“存天理”，王陽明稱“滿街皆聖人”······

 

 

“榜樣是旗幟，代表著方向；榜樣是資源，凝聚著力量。”雖說，中國人有帝王崇拜，君主崇拜，領袖崇拜，進而還要封受崇拜者為“神”，但此神絕非西方人的人格之神的上帝。中國之“神”可隱喻為處在遙遠的“天邊”一端，這“天”顯然不是尋常百姓所能夠企及，那麽如何去“天人合一”呢？於是就有了中國人所理解的“天使”，即由偉大領袖欽定了的“好榜樣”，他們當然算作是“人”，遂看作為偉大領袖與人民大眾之間的聯絡員，現實生存中的天人合一即可延伸為：人民大眾要與“好榜樣”積極靠攏。

 

在世俗的中國人看來，隻要“榜樣”獲得了一定的名聲，便意味著其社會地位和政治勢力確立了起來，於是大眾粉絲湧現，趨勢附炎，或亦步亦趨。然則當代中國式“榜樣”（模範）之標榜，顯然是一種“權力意誌”（尼采）的宣示，浸透了政治立場的“忠心”二字，對黨、對國家、對領袖的絕對忠誠絕對高於道德的自在律令，這就是紅朝中國的“內聖外王”。

中國式道德泛化的說教完全漠視人性的幽暗之處，故必定導致極度虛假偽善！

 

（8）行伍崇拜、大兵優越，外儒內法

 

行伍、大兵之所以那麽得寵、得勢，蓋因彼等為一專事殺人的機構或組織人員，即為一個“必要之邪惡”（斯賓塞）而得以確立。為了維持這麽的“邪惡”存在，就必須予彼等以馴化，規訓，予彼等以高度的組織性、紀律性、忠誠性、服從性、嚴酷性，因為這些必要的軍人品格特別需要運用在邪惡的殺人場景！

 

若能讓這些嚴酷的品格為目的去規訓、馴化尋常百姓，冠之以“革命”的名義來孵化他們內心，成長為他們堅定的信念和意誌，如此則豈不坐穩了紅色江山？看吧，這就是紅色皇朝統治者的狂妄之念！這些狂妄盡是出於唯目的論，哪裏會顧及手段的運用？英國哲學家赫伯特·斯賓塞在他的《社會靜態學·忽視國家的權利》中精辟地論述道：“國家使用邪惡的武器來製伏邪惡，並且同樣要被它所處理的對象和運作的手段所汙染。”

 

身披軍服，在那個瘋狂年代則是“革命派”的身份標識，是革命精神的時尚大抒發。有人認為，那個時代的軍裝大流行代表了“尚武”的美學趣味，對此我該說，此等“尚武”美學實在地展示為山野村夫的粗俗趣味，因為真正美學上的“尚武”理應展現出雄性的豪放和英姿來，譬如須有棱角分明且突出，高聳且硬化的帽子前沿和上裝墊肩等等，這些美觀猶如動物打鬥那般的張牙舞爪，又例如納粹德國的虎式坦克車其大部分的裝甲角度是垂直的與其他結構相連接，就是顯得這般的雄性壯美。反觀中國文革時候男女軍裝，所有的邊緣部位全都是圓潤鏈接，展示為女性般的溫和和柔軟，但若單講文革女軍裝的女性美，則又是差之千裏，其毫無展示出女性身材線條的曲線之美。

由此可以說，山野村夫審美觀大流行、大時尚的更為深層的政治意圖是“農村包圍城市”——嫉妒城市文明，以及反智、仇知等等的極左意淫。

    行伍、大兵之崇拜，另有一側麵的大義即是“外儒內法”：表麵上，堂堂名義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仿佛是展示其“忠恕之道”，但骨子裏卻是絕對的嚴苛無情，為了嚴厲苛刻，殘酷無情，就得盡力動用“邪惡”力量，即槍杆子的威懾力，於是大兵用上了。

 

 

（9）高大上崇拜、偉光正渲染，假大空流弊

 

文革時期宣傳畫，最醒目之處是，充滿了宏大敘事的鼓噪，冠冕堂皇的喧囂，滿紙荒唐言，卻無辛酸淚！

典型的紅色口號、標語和詞匯有：大革命，愛祖國，愛人民，紅太陽，社會主義，無產階級，階級鬥爭，鬥私批修，繼續革命，為共產主義奮鬥，做共產主義接班人，等等等等。

  

口號標語的血脈僨張，極度頌揚，恰表明承襲了老舊傳統的腐朽思想，這裏有儒家的性善論、理性至上，大同世界，程朱理學“存天理，滅人欲”，王陽明“心性之學”，等等。同樣的還有，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理想王國，妄想構建於排斥私人情欲和利益的公有製的基礎上，還有各路自稱是“彌賽亞”者來提供末世得救的諾言，無不表明了：大而無當的政治，就是好高騖遠，必定會帶來虛無縹緲，海市辰樓。

 

 

上述諸類預言和諾言互相激勵，相映生輝，這些均是建立在虛假的“人性本善”立足點上，偏偏要遮蔽人性的幽暗之處，這些都可用“強道義論”來描述其倫理學譜係。過分強烈的道德敘事和傾訴，恰是如尼采所描繪的“末人德性”，即小人心境也。蓋因小人的超越情懷特別匱乏，故而頗難理解事物能夠演化和展開的情景。

由強道義論（義務論）作引申，便可推論出強目的論導向：隻顧目的如何崇高無比，卻不擇手段。再有，就是強動機論導向：隻講先驗的動機如何，卻莫談後驗的效果怎樣——毛親手發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其政治導向就是如此！

 

                              施衛江 寫於2024年10月1日

                                   美國 紐約州 羅切斯特市

 中國當代政治宣傳畫所傳達的政治文化意蘊

 

最近，關於“收藏於美國加州伯克利大學的中國當代政治宣傳畫500幅”的內容在許多微信公眾號上發布，既然有這麽多個網絡媒體都發布該信息，必然具有重要意義，遂引起我的興趣和關注。當我仔細閱讀一部分宣傳畫作品後，深信，這些宣傳畫可以傳達多種政治意蘊，於是我打起十二萬分精神，嚐試闡釋這些政治宣傳畫中所蘊含的微言大義。

紅朝中國其自身的政治體製決定了，宣傳招貼畫必然、也隻能是服務於中共紅色政權，且用本黨文化的方式來營造和維護它的專製獨裁體製，難怪繪畫較多地采用紅色的主色調，以表明紅色皇朝的主旋律，及獨斷論的調子，集權主義的價值導向。畫作之於體製也，為“毛之於皮”工具關係。這裏的作品中所顯現的專製獨裁統治，既是宣傳的內容，又是展示的形式，換言之，宣傳畫事物其結構與功能，內容與形式是合二為一，即“黨的一元化領導”，自說自話，自吹自擂。（本文的論述隻限於毛澤東時代極左政治色彩的宣傳畫作品）

今天，在海外異議的政治圈子裏，總是有著喋喋不休的喧嚷：中共繼承了馬克思主義理念從而否棄中國傳統文化雲雲，事實究竟如何呢？我的回答：絕非如此！

人算是情欲動物，必有情欲追求。佛洛依德論證過，人的情欲有著基本恒定的數值，不可能剪滅，隻可轉移。黑格爾雲：東方人畏懼於神秘的“大力”。中國人，既然精神的高端不尋覓，則必定流俗於低端的生存之道。學者李澤厚說，中國人，盡管缺乏西方式超驗的宗教情感，但是有豐富的“實用理性精神”，似乎足可以得到補償，學者朱學勤對此評說，那隻是“廉價取代”而已。

世人皆言，中國人缺乏宗教情懷和信仰，缺乏超越理性，但在世俗生活層麵上，毫不缺乏崇拜之物和崇拜之事，漢語境中的“崇拜”，大多為“頂禮膜拜”，並無神性，譬如有祖先崇拜、金錢崇拜、官位崇拜等，玄妙一點的尚有天帝崇拜，以及諸類保佑神崇拜等等。

中國的共產主義黨派試圖如此來孵化自己的黨文化，大力借助於中國的文化傳統，即民間的風土人情來實施其妄想。遨遊在民俗文化的大洋中，毛澤東真可謂是駕輕就熟：“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這個民族形式就是“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致力於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新文風。從而使得毛澤東大獲成功，泰山登頂，釀成當代中國史上“三忠於四無限”的崇拜大神。

中國文化傳統的儒家注重養育、教化。儒家強調教化對治國的推動作用，賦予其充分的政治意義。“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論語·為政》）儒家把道德上升到統治手段的高度，主張社會各階層人民不但要掌握道德觀念，也要在生活中行之以禮——這些禮儀的功能為後來的中共統治者所接受和利用，並充分反映在宣傳畫作之中。

與中國情景不同的是，西方語境裏，崇拜則是帶有宗教色彩的“WORSHIP”，通常指宗教或信仰上對讚揚、榮耀、虔誠與愛心等的特殊舉動，如與超自然力的神相聯係的舉動等就是最為典型。故此，讀者須注意中西文化的差別。

 

我對於宣傳畫作品的分析如下：

（1）帝王崇拜、領袖尊崇，權力癡迷

 

     中國人的帝王崇拜早已為世人所熟知。人類早期的氏族社會無不建立在的血緣紐帶基礎上，中國社群發展的特殊特殊路徑是，由氏族、部落成長、壯大起來的社群，其社會結構和政治框架未有大的變動，即血緣的“臍帶”始終未能脫離，即族長為部落首領，社群的長老依舊是非宗教性質的族長，理應最值得敬仰和愛戴，於是“家國同構”機製持續被複製、分形而放大，宗法人倫的溫情脈脈也隨之發揚光大。

再說，中國人的宗教情懷嚴重缺失，中國人心目中沒有一個超驗的“天帝”或“上帝”，於是權充帝王以為“天之子”來崇而拜之，漸漸成為中國人內心的“實用理性”（李澤厚）和“廉價取代”（朱學勤）。

與匱缺宗教互為因果關係的是，中國人的超越精神亦是嚴重匱缺。既然並無超越性情懷和彼岸世界可以表達，隻得以保命、求生存來獲取“活著”，遂以己身有機體的血脈延續為人生第一要義，乃順從權力最最穩當。儒家的血緣倫理學則強化了父子、君臣的等級關係。

對於奴隸性深入骨髓的國人們，文革時期個人崇拜和迷信表現出最為癲狂，表達出中國的奴隸們對於自己的奴隸位置坐立不穩而惶惶不可終日，至於政治派別上的激烈爭吵，乃至發生武鬥，則是坐穩了奴隸位置與坐不穩奴隸位置之間的爭鬥。下麵的圖片可見一斑。

 

   北京大學中文係的錢理群教授說：在一個封閉的價值體係裏，統治者與被統治者都是在同一個價值觀念上進行交流與反饋，即在終極價值理念上沒有本質上的區別。

圖片可見，庸眾熱烈歡呼、衷心擁護的場麵中，真乃“魚水交融情意深”也，可是在此，誰是“魚”？誰是“水”啊？

 

 

（2）集體崇拜、組織籠罩，個人扼殺

 

從西方傳來馬克思主義為什麽在當代中國產生出巨大的反響和回應？蓋因馬克思主義思想內稟以猶太人情愫的群體抱團精神，在本質上就是沿襲東方人人格脈絡的傳統價值觀，拒斥現代性個人主義，乃與中國人的“合群”、“和合”、“統一”、“一元化”、“集體主義”、“適應環境”等等諧振起來。可見：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理想與中國人集體無意識的“大同世界”遙相呼應，形成同構、互通、共振、共鳴！絕不是非此即彼的兩分！

 

然而專製統治，全都依賴於高度的組織性、紀律性和服從性來運作，因而“人民”、“群眾”、“集體”、“組織”之類的噱頭詞，響當當地被中國當代統治者利用起來，構建成宏大敘事，施以蒙騙之術，其居心叵測也好讓民眾喪失獨立個性的自我，“公而忘私”，全都隻以“公家人”身份乖乖地依附性生存，從而可以專為統治者盡心盡德。

 

   那個年代宣傳畫上的正麵人物，個個都是精神飽滿、滿臉堆笑，表明了全民同樂、同心同德的社會主義新氣象，全都無差別地與黨國、與領袖處於高度的統一。

 

（3）革命崇拜、豪情滿懷，感性貶值

 

中國曆來的統治者都希冀自己的統治機器能夠穩固如泰山，長治久安，總是企圖讓臣民、草民、蟻民們清靜無為恬淡寡欲，假設彼等做到了知足常樂、與世無爭，何須遑論僭越？

然而中國紅朝的建立，恰是由無產階級暴動分子按照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暴力路線，武裝奪取政權而來的，紅色革命政權既然由暴力所得到，自然產生一個邏輯關聯：亦易為暴力所推翻，這讓掌權人倍感危機，對此亟需激發奴隸的怨恨，使之時時刻刻感受到“奴隸位置不穩固”，於是“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不能讓工農階級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革命豪情歸類於理性情感，美其名曰“善”，揚善抑惡，理性情感的高漲必然遏製感性的欲念。當某人沉浸於理性豪情之中卻茫然不知自己的個人情感和欲望何處掛之時，也就沒有了非分之念；狠鬥私字一閃念，於是自覺自願地人從眾，隨大流、和稀泥、隨波逐流······

 

 

（4）雌性崇拜、女人得寵，雄性閹割

 

中國曆來的專製王國似乎單由雄性打造而成，對此構成挑戰的也幾乎是雄性豪傑，其實由此構成了恰是一個“獅子型社會”，且不要以為這樣的國度就是“雄性王國”無疑了，獅子型社會裏雄性作為整體並無多大地位。（參閱拙筆：施衛江：《論獅子型社會的男女平等問題》 https://www.aisixiang.com/data/15808.html ）

易中天在《中國的男人和女人》中論道：中國傳統的皇朝建立起來製度，“這種製度的一個特點，就是最終隻承認一個人是男人。這個人就是皇帝。皇帝‘乾綱獨斷’，是絕對的和唯一的陽剛。”“當“乾綱獨斷”的皇帝把天下臣民都女性化了時，他自己是否還能保住男性特征，其實也成了一個問題。”  

這種陰性特質之崇敬乃深深塑造出毛氏皇朝的“獅子型”社會來。古人雲：一人得道雞犬升天；同樣，當混世魔皇得道成聖時，中國的女人可真了不得也！無需才華美德，隻需“三觀相合”，便可飛黃騰達起來！如江青、邢燕子、吳桂賢、張玉鳳、李素文、郭鳳蓮、王秀珍、申紀蘭、宋彬彬等等，個個如女中之凰，全都驕傲升空成“半邊天”！卻偏偏還要讓中國的男人們大受憋屈，故此，沙葉新創作了著名話劇《尋找男子漢》，又引發巨大爭鳴！

 

    “反串”，這詞通常是用於文藝表演的舞台場合，可是在毛時代的社會現實政治生活中，“反串”就是由女人來壓製男人，從而獲取非分執念，卻是非常真實的存在！

 

法國女性主義學者克裏斯蒂娃（Julia Kristeva）引用了Chin, Ai-li的資料（“Family and kinship in Chinese society” by Chin, Ai-li,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寫進她的《有關中國女性》書中，敏銳地指出，在1962-1966年間，中國的《人民文學》上刊登的232篇短篇作品中，有62篇處理父母、男女關係的情景。這些作品描述了，在當時極左形勢下，家庭生活已不再有正常的人倫常情，通常不是兒子，總是由女兒帶動起對父親發起攻擊，以強化並鞏固中國文化的陰性特質。（參閱拙筆：施衛江：《“剩女”現象的社會批判》發表於：愛思想網站2009年11月12日）

 

 

（5）老人崇拜、長輩氣場，青春遏製

 

    一個人年老了而走上通向人生晚年的途中，身體的體力和智力逐漸地減弱萎縮，荷爾蒙激素持續衰退。由此，激勵人的崇高行為的激情也相應地萎靡不振，進而，尚未實現的自我價值或可許諾實現於未來，惜乎其可能性已經大幅縮水，於是不再抱負有遠大的誌向，不再懷有憧憬未來的願景，於是老人的性情較多地趨向於平和，能夠度上平穩日子就算足矣，得過且過吧。拘囿於種種困境，老年人不大會做出大力挑戰現存社會秩序的行為。

 

再者，中國的老年人普遍地接受正規教育少，因此能夠深明大義，懂得西方文化的更少，老年人的人生觀和世界觀通常就是憑借自己經曆過的人生經驗來做出判斷，因此，較多地承襲了逝去年代的陳舊老貨色和腐朽老價值，就戲稱是“老黃曆”吧，對於中國的國情來說，老黃曆就是老的中國傳統價值觀，其與現代西方人所敬仰的普世價值觀作對比，必定是大相徑庭，南轅北轍。由此可見，中國的老年人絕不可能是國家建設的主力軍，更是無法擔當代中國政治改革的重任。

反觀青年人，激情充沛，精力旺盛，於是敢說、敢做、敢闖、敢拚，這些情狀無疑地頗似雄性激素旺盛的男人。

 

醫學和生理知識說：雄性激素並不全長在男人身上，女人身上亦有少量；同樣，雌性激素並不全長在女人身上，男人亦有少量。如此，我們來作一個比附性思維：一個社會中的青年人，在與各個年齡段的人群作比較，就是最為陽剛氣質的“男人”。

上述篇章我論述了：中國的女性得寵，男性受壓，為的是“獅子型社會”，為的是“乾綱獨斷”，為的是“和諧社會”。一樣的道理，為了“穩定壓倒一切”，為了“紅色江山的長治久安”，為了“攘外必先安內”，須是全體國民的“去勢化”，必須大力壓製住社會中最為陽剛的人，即青年人！

中國的老人之所以能夠被紅朝統治者大肆利用起來，整合成一個“和諧社會”，內在於傳統儒家思想的等級製和名分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以及“禮治”秩序：“別貴賤”“序尊卑”“嚴上下”，演化至當朝成為美麗的標語“尊老愛幼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

再論，國民超越情懷的嚴重匱乏使得事物走向另一端，小人心境大肆當道，其症狀之一是：急功近利的麵子感高漲。試想：在下受統治的老年人既然得到紅朝統治者陰庇，使其尊嚴地位遠遠高出青年人一大檔，便可心滿意足，遂與統治者交相輝映起來了。所以美國學者孫隆基論道：“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之一是‘殺子’文化”。

今天中國的輿論陣地上經常會有如此感歎“老人變壞了！”，但卻不見有人去倒果溯因，追溯其根源。

 

（6）四肢崇拜、蠻力炫耀，思想麻木

 

那個極左年代，“愚公移山”被宣傳得盆滿缽滿，還偏偏要拒斥“智廋”，即反知識、反文化、反智慧、反精神的退化論實質。在此等政治文化的觀照下，國民大多被規訓成昏頭昏腦，混混噩噩，麻木自得，無知自豪——一副“末人”得誌得道的“共產主義”景觀。

 

極左年代的宣傳畫呈現一個強烈的反智傾向、仇知趣味：舉凡正麵人物都是四肢強壯、孔武有力、衣袖高卷、皮糙肉厚，還要秀出：短褐的衣服，粗壯的手臂，壯實的肌肉，肥大的手腕，黝黑的皮膚，進而亮出：五大又三粗，大老粗光榮，土包子本色，無產者優秀——可這些全是與物質打交道的好東東啊！

 

這樣就堅持住馬克思主義唯物論：拒絕一切精神性，把物質一端緊緊地唯住！進而，還要堅持住無產者的階級立場，唯有他們才具有“全心全意”依靠性，反之，知識越多越反動！知識與勞動無關！西諺雲：人是一枝會思想的蘆葦，可在中國，思想就是原罪！

偉大領袖作出最高指示：“拿未曾改造的知識分子和工人農民比較，就覺得知識分子不幹淨了，最幹淨的還是工人農民，盡管他們手是黑的，腳上有牛屎，還是比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都幹淨。這就叫感情起了變化，由一個階級變到另一個階級。……沒有這個變化，沒有這個改造，什麽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學生也是這樣，以學為主，兼學別樣，即不但學文，也要學工、學農、學軍，也要批判資產階級。學製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毛澤東：《五·七指示》)

 

（7）聖人崇拜，榜樣敬仰，偽善盛行

   

那個極左年代有流行的口號“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舉凡由偉大領袖引導出一個示範好榜樣，人民大眾趨之如騖，爭相趨附。蓋因天人合一的演繹，促成中國人的趨同排異心理，跟從大眾的“羊群效應”，這就是尼采所批判的卑劣的“末人道德”。

好榜樣的大流行與儒家思想的泛道德主義的理想背景有關，儒家倫理的基本立足點是“人性本善”，為此就該發揚光大，促使人人都向往善的高地去盡力而為，就會抵達至善世界“大同社會”。老夫子雲“我欲仁，斯仁至矣”，孟子曰“人皆可以為堯舜”，程朱理學示“存天理”，王陽明稱“滿街皆聖人”······

 

 

“榜樣是旗幟，代表著方向；榜樣是資源，凝聚著力量。”雖說，中國人有帝王崇拜，君主崇拜，領袖崇拜，進而還要封受崇拜者為“神”，但此神絕非西方人的人格之神的上帝。中國之“神”可隱喻為處在遙遠的“天邊”一端，這“天”顯然不是尋常百姓所能夠企及，那麽如何去“天人合一”呢？於是就有了中國人所理解的“天使”，即由偉大領袖欽定了的“好榜樣”，他們當然算作是“人”，遂看作為偉大領袖與人民大眾之間的聯絡員，現實生存中的天人合一即可延伸為：人民大眾要與“好榜樣”積極靠攏。

 

在世俗的中國人看來，隻要“榜樣”獲得了一定的名聲，便意味著其社會地位和政治勢力確立了起來，於是大眾粉絲湧現，趨勢附炎，或亦步亦趨。然則當代中國式“榜樣”（模範）之標榜，顯然是一種“權力意誌”（尼采）的宣示，浸透了政治立場的“忠心”二字，對黨、對國家、對領袖的絕對忠誠絕對高於道德的自在律令，這就是紅朝中國的“內聖外王”。

中國式道德泛化的說教完全漠視人性的幽暗之處，故必定導致極度虛假偽善！

 

（8）行伍崇拜、大兵優越，外儒內法

 

行伍、大兵之所以那麽得寵、得勢，蓋因彼等為一專事殺人的機構或組織人員，即為一個“必要之邪惡”（斯賓塞）而得以確立。為了維持這麽的“邪惡”存在，就必須予彼等以馴化，規訓，予彼等以高度的組織性、紀律性、忠誠性、服從性、嚴酷性，因為這些必要的軍人品格特別需要運用在邪惡的殺人場景！

 

若能讓這些嚴酷的品格為目的去規訓、馴化尋常百姓，冠之以“革命”的名義來孵化他們內心，成長為他們堅定的信念和意誌，如此則豈不坐穩了紅色江山？看吧，這就是紅色皇朝統治者的狂妄之念！這些狂妄盡是出於唯目的論，哪裏會顧及手段的運用？英國哲學家赫伯特·斯賓塞在他的《社會靜態學·忽視國家的權利》中精辟地論述道：“國家使用邪惡的武器來製伏邪惡，並且同樣要被它所處理的對象和運作的手段所汙染。”

 

身披軍服，在那個瘋狂年代則是“革命派”的身份標識，是革命精神的時尚大抒發。有人認為，那個時代的軍裝大流行代表了“尚武”的美學趣味，對此我該說，此等“尚武”美學實在地展示為山野村夫的粗俗趣味，因為真正美學上的“尚武”理應展現出雄性的豪放和英姿來，譬如須有棱角分明且突出，高聳且硬化的帽子前沿和上裝墊肩等等，這些美觀猶如動物打鬥那般的張牙舞爪，又例如納粹德國的虎式坦克車其大部分的裝甲角度是垂直的與其他結構相連接，就是顯得這般的雄性壯美。反觀中國文革時候男女軍裝，所有的邊緣部位全都是圓潤鏈接，展示為女性般的溫和和柔軟，但若單講文革女軍裝的女性美，則又是差之千裏，其毫無展示出女性身材線條的曲線之美。

由此可以說，山野村夫審美觀大流行、大時尚的更為深層的政治意圖是“農村包圍城市”——嫉妒城市文明，以及反智、仇知等等的極左意淫。

    行伍、大兵之崇拜，另有一側麵的大義即是“外儒內法”：表麵上，堂堂名義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仿佛是展示其“忠恕之道”，但骨子裏卻是絕對的嚴苛無情，為了嚴厲苛刻，殘酷無情，就得盡力動用“邪惡”力量，即槍杆子的威懾力，於是大兵用上了。

 

 

（9）高大上崇拜、偉光正渲染，假大空流弊

 

文革時期宣傳畫，最醒目之處是，充滿了宏大敘事的鼓噪，冠冕堂皇的喧囂，滿紙荒唐言，卻無辛酸淚！

典型的紅色口號、標語和詞匯有：大革命，愛祖國，愛人民，紅太陽，社會主義，無產階級，階級鬥爭，鬥私批修，繼續革命，為共產主義奮鬥，做共產主義接班人，等等等等。

  

口號標語的血脈僨張，極度頌揚，恰表明承襲了老舊傳統的腐朽思想，這裏有儒家的性善論、理性至上，大同世界，程朱理學“存天理，滅人欲”，王陽明“心性之學”，等等。同樣的還有，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理想王國，妄想構建於排斥私人情欲和利益的公有製的基礎上，還有各路自稱是“彌賽亞”者來提供末世得救的諾言，無不表明了：大而無當的政治，就是好高騖遠，必定會帶來虛無縹緲，海市辰樓。

 

 

上述諸類預言和諾言互相激勵，相映生輝，這些均是建立在虛假的“人性本善”立足點上，偏偏要遮蔽人性的幽暗之處，這些都可用“強道義論”來描述其倫理學譜係。過分強烈的道德敘事和傾訴，恰是如尼采所描繪的“末人德性”，即小人心境也。蓋因小人的超越情懷特別匱乏，故而頗難理解事物能夠演化和展開的情景。

由強道義論（義務論）作引申，便可推論出強目的論導向：隻顧目的如何崇高無比，卻不擇手段。再有，就是強動機論導向：隻講先驗的動機如何，卻莫談後驗的效果怎樣——毛親手發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其政治導向就是如此！

 

                              施衛江 寫於2024年10月1日

                                   美國 紐約州 羅切斯特市

 中國當代政治宣傳畫所傳達的政治文化意蘊

 

最近，關於“收藏於美國加州伯克利大學的中國當代政治宣傳畫500幅”的內容在許多微信公眾號上發布，既然有這麽多個網絡媒體都發布該信息，必然具有重要意義，遂引起我的興趣和關注。當我仔細閱讀一部分宣傳畫作品後，深信，這些宣傳畫可以傳達多種政治意蘊，於是我打起十二萬分精神，嚐試闡釋這些政治宣傳畫中所蘊含的微言大義。

紅朝中國其自身的政治體製決定了，宣傳招貼畫必然、也隻能是服務於中共紅色政權，且用本黨文化的方式來營造和維護它的專製獨裁體製，難怪繪畫較多地采用紅色的主色調，以表明紅色皇朝的主旋律，及獨斷論的調子，集權主義的價值導向。畫作之於體製也，為“毛之於皮”工具關係。這裏的作品中所顯現的專製獨裁統治，既是宣傳的內容，又是展示的形式，換言之，宣傳畫事物其結構與功能，內容與形式是合二為一，即“黨的一元化領導”，自說自話，自吹自擂。（本文的論述隻限於毛澤東時代極左政治色彩的宣傳畫作品）

今天，在海外異議的政治圈子裏，總是有著喋喋不休的喧嚷：中共繼承了馬克思主義理念從而否棄中國傳統文化雲雲，事實究竟如何呢？我的回答：絕非如此！

人算是情欲動物，必有情欲追求。佛洛依德論證過，人的情欲有著基本恒定的數值，不可能剪滅，隻可轉移。黑格爾雲：東方人畏懼於神秘的“大力”。中國人，既然精神的高端不尋覓，則必定流俗於低端的生存之道。學者李澤厚說，中國人，盡管缺乏西方式超驗的宗教情感，但是有豐富的“實用理性精神”，似乎足可以得到補償，學者朱學勤對此評說，那隻是“廉價取代”而已。

世人皆言，中國人缺乏宗教情懷和信仰，缺乏超越理性，但在世俗生活層麵上，毫不缺乏崇拜之物和崇拜之事，漢語境中的“崇拜”，大多為“頂禮膜拜”，並無神性，譬如有祖先崇拜、金錢崇拜、官位崇拜等，玄妙一點的尚有天帝崇拜，以及諸類保佑神崇拜等等。

中國的共產主義黨派試圖如此來孵化自己的黨文化，大力借助於中國的文化傳統，即民間的風土人情來實施其妄想。遨遊在民俗文化的大洋中，毛澤東真可謂是駕輕就熟：“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這個民族形式就是“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致力於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新文風。從而使得毛澤東大獲成功，泰山登頂，釀成當代中國史上“三忠於四無限”的崇拜大神。

中國文化傳統的儒家注重養育、教化。儒家強調教化對治國的推動作用，賦予其充分的政治意義。“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論語·為政》）儒家把道德上升到統治手段的高度，主張社會各階層人民不但要掌握道德觀念，也要在生活中行之以禮——這些禮儀的功能為後來的中共統治者所接受和利用，並充分反映在宣傳畫作之中。

與中國情景不同的是，西方語境裏，崇拜則是帶有宗教色彩的“WORSHIP”，通常指宗教或信仰上對讚揚、榮耀、虔誠與愛心等的特殊舉動，如與超自然力的神相聯係的舉動等就是最為典型。故此，讀者須注意中西文化的差別。

 

我對於宣傳畫作品的分析如下：

（1）帝王崇拜、領袖尊崇，權力癡迷

 

     中國人的帝王崇拜早已為世人所熟知。人類早期的氏族社會無不建立在的血緣紐帶基礎上，中國社群發展的特殊特殊路徑是，由氏族、部落成長、壯大起來的社群，其社會結構和政治框架未有大的變動，即血緣的“臍帶”始終未能脫離，即族長為部落首領，社群的長老依舊是非宗教性質的族長，理應最值得敬仰和愛戴，於是“家國同構”機製持續被複製、分形而放大，宗法人倫的溫情脈脈也隨之發揚光大。

再說，中國人的宗教情懷嚴重缺失，中國人心目中沒有一個超驗的“天帝”或“上帝”，於是權充帝王以為“天之子”來崇而拜之，漸漸成為中國人內心的“實用理性”（李澤厚）和“廉價取代”（朱學勤）。

與匱缺宗教互為因果關係的是，中國人的超越精神亦是嚴重匱缺。既然並無超越性情懷和彼岸世界可以表達，隻得以保命、求生存來獲取“活著”，遂以己身有機體的血脈延續為人生第一要義，乃順從權力最最穩當。儒家的血緣倫理學則強化了父子、君臣的等級關係。

對於奴隸性深入骨髓的國人們，文革時期個人崇拜和迷信表現出最為癲狂，表達出中國的奴隸們對於自己的奴隸位置坐立不穩而惶惶不可終日，至於政治派別上的激烈爭吵，乃至發生武鬥，則是坐穩了奴隸位置與坐不穩奴隸位置之間的爭鬥。下麵的圖片可見一斑。

 

   北京大學中文係的錢理群教授說：在一個封閉的價值體係裏，統治者與被統治者都是在同一個價值觀念上進行交流與反饋，即在終極價值理念上沒有本質上的區別。

圖片可見，庸眾熱烈歡呼、衷心擁護的場麵中，真乃“魚水交融情意深”也，可是在此，誰是“魚”？誰是“水”啊？

 

 

（2）集體崇拜、組織籠罩，個人扼殺

 

從西方傳來馬克思主義為什麽在當代中國產生出巨大的反響和回應？蓋因馬克思主義思想內稟以猶太人情愫的群體抱團精神，在本質上就是沿襲東方人人格脈絡的傳統價值觀，拒斥現代性個人主義，乃與中國人的“合群”、“和合”、“統一”、“一元化”、“集體主義”、“適應環境”等等諧振起來。可見：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理想與中國人集體無意識的“大同世界”遙相呼應，形成同構、互通、共振、共鳴！絕不是非此即彼的兩分！

 

然而專製統治，全都依賴於高度的組織性、紀律性和服從性來運作，因而“人民”、“群眾”、“集體”、“組織”之類的噱頭詞，響當當地被中國當代統治者利用起來，構建成宏大敘事，施以蒙騙之術，其居心叵測也好讓民眾喪失獨立個性的自我，“公而忘私”，全都隻以“公家人”身份乖乖地依附性生存，從而可以專為統治者盡心盡德。

 

   那個年代宣傳畫上的正麵人物，個個都是精神飽滿、滿臉堆笑，表明了全民同樂、同心同德的社會主義新氣象，全都無差別地與黨國、與領袖處於高度的統一。

 

（3）革命崇拜、豪情滿懷，感性貶值

 

中國曆來的統治者都希冀自己的統治機器能夠穩固如泰山，長治久安，總是企圖讓臣民、草民、蟻民們清靜無為恬淡寡欲，假設彼等做到了知足常樂、與世無爭，何須遑論僭越？

然而中國紅朝的建立，恰是由無產階級暴動分子按照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暴力路線，武裝奪取政權而來的，紅色革命政權既然由暴力所得到，自然產生一個邏輯關聯：亦易為暴力所推翻，這讓掌權人倍感危機，對此亟需激發奴隸的怨恨，使之時時刻刻感受到“奴隸位置不穩固”，於是“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不能讓工農階級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革命豪情歸類於理性情感，美其名曰“善”，揚善抑惡，理性情感的高漲必然遏製感性的欲念。當某人沉浸於理性豪情之中卻茫然不知自己的個人情感和欲望何處掛之時，也就沒有了非分之念；狠鬥私字一閃念，於是自覺自願地人從眾，隨大流、和稀泥、隨波逐流······

 

 

（4）雌性崇拜、女人得寵，雄性閹割

 

中國曆來的專製王國似乎單由雄性打造而成，對此構成挑戰的也幾乎是雄性豪傑，其實由此構成了恰是一個“獅子型社會”，且不要以為這樣的國度就是“雄性王國”無疑了，獅子型社會裏雄性作為整體並無多大地位。（參閱拙筆：施衛江：《論獅子型社會的男女平等問題》 https://www.aisixiang.com/data/15808.html ）

易中天在《中國的男人和女人》中論道：中國傳統的皇朝建立起來製度，“這種製度的一個特點，就是最終隻承認一個人是男人。這個人就是皇帝。皇帝‘乾綱獨斷’，是絕對的和唯一的陽剛。”“當“乾綱獨斷”的皇帝把天下臣民都女性化了時，他自己是否還能保住男性特征，其實也成了一個問題。”  

這種陰性特質之崇敬乃深深塑造出毛氏皇朝的“獅子型”社會來。古人雲：一人得道雞犬升天；同樣，當混世魔皇得道成聖時，中國的女人可真了不得也！無需才華美德，隻需“三觀相合”，便可飛黃騰達起來！如江青、邢燕子、吳桂賢、張玉鳳、李素文、郭鳳蓮、王秀珍、申紀蘭、宋彬彬等等，個個如女中之凰，全都驕傲升空成“半邊天”！卻偏偏還要讓中國的男人們大受憋屈，故此，沙葉新創作了著名話劇《尋找男子漢》，又引發巨大爭鳴！

 

    “反串”，這詞通常是用於文藝表演的舞台場合，可是在毛時代的社會現實政治生活中，“反串”就是由女人來壓製男人，從而獲取非分執念，卻是非常真實的存在！

 

法國女性主義學者克裏斯蒂娃（Julia Kristeva）引用了Chin, Ai-li的資料（“Family and kinship in Chinese society” by Chin, Ai-li,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寫進她的《有關中國女性》書中，敏銳地指出，在1962-1966年間，中國的《人民文學》上刊登的232篇短篇作品中，有62篇處理父母、男女關係的情景。這些作品描述了，在當時極左形勢下，家庭生活已不再有正常的人倫常情，通常不是兒子，總是由女兒帶動起對父親發起攻擊，以強化並鞏固中國文化的陰性特質。（參閱拙筆：施衛江：《“剩女”現象的社會批判》發表於：愛思想網站2009年11月12日）

 

 

（5）老人崇拜、長輩氣場，青春遏製

 

    一個人年老了而走上通向人生晚年的途中，身體的體力和智力逐漸地減弱萎縮，荷爾蒙激素持續衰退。由此，激勵人的崇高行為的激情也相應地萎靡不振，進而，尚未實現的自我價值或可許諾實現於未來，惜乎其可能性已經大幅縮水，於是不再抱負有遠大的誌向，不再懷有憧憬未來的願景，於是老人的性情較多地趨向於平和，能夠度上平穩日子就算足矣，得過且過吧。拘囿於種種困境，老年人不大會做出大力挑戰現存社會秩序的行為。

 

再者，中國的老年人普遍地接受正規教育少，因此能夠深明大義，懂得西方文化的更少，老年人的人生觀和世界觀通常就是憑借自己經曆過的人生經驗來做出判斷，因此，較多地承襲了逝去年代的陳舊老貨色和腐朽老價值，就戲稱是“老黃曆”吧，對於中國的國情來說，老黃曆就是老的中國傳統價值觀，其與現代西方人所敬仰的普世價值觀作對比，必定是大相徑庭，南轅北轍。由此可見，中國的老年人絕不可能是國家建設的主力軍，更是無法擔當代中國政治改革的重任。

反觀青年人，激情充沛，精力旺盛，於是敢說、敢做、敢闖、敢拚，這些情狀無疑地頗似雄性激素旺盛的男人。

 

醫學和生理知識說：雄性激素並不全長在男人身上，女人身上亦有少量；同樣，雌性激素並不全長在女人身上，男人亦有少量。如此，我們來作一個比附性思維：一個社會中的青年人，在與各個年齡段的人群作比較，就是最為陽剛氣質的“男人”。

上述篇章我論述了：中國的女性得寵，男性受壓，為的是“獅子型社會”，為的是“乾綱獨斷”，為的是“和諧社會”。一樣的道理，為了“穩定壓倒一切”，為了“紅色江山的長治久安”，為了“攘外必先安內”，須是全體國民的“去勢化”，必須大力壓製住社會中最為陽剛的人，即青年人！

中國的老人之所以能夠被紅朝統治者大肆利用起來，整合成一個“和諧社會”，內在於傳統儒家思想的等級製和名分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以及“禮治”秩序：“別貴賤”“序尊卑”“嚴上下”，演化至當朝成為美麗的標語“尊老愛幼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

再論，國民超越情懷的嚴重匱乏使得事物走向另一端，小人心境大肆當道，其症狀之一是：急功近利的麵子感高漲。試想：在下受統治的老年人既然得到紅朝統治者陰庇，使其尊嚴地位遠遠高出青年人一大檔，便可心滿意足，遂與統治者交相輝映起來了。所以美國學者孫隆基論道：“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之一是‘殺子’文化”。

今天中國的輿論陣地上經常會有如此感歎“老人變壞了！”，但卻不見有人去倒果溯因，追溯其根源。

 

（6）四肢崇拜、蠻力炫耀，思想麻木

 

那個極左年代，“愚公移山”被宣傳得盆滿缽滿，還偏偏要拒斥“智廋”，即反知識、反文化、反智慧、反精神的退化論實質。在此等政治文化的觀照下，國民大多被規訓成昏頭昏腦，混混噩噩，麻木自得，無知自豪——一副“末人”得誌得道的“共產主義”景觀。

 

極左年代的宣傳畫呈現一個強烈的反智傾向、仇知趣味：舉凡正麵人物都是四肢強壯、孔武有力、衣袖高卷、皮糙肉厚，還要秀出：短褐的衣服，粗壯的手臂，壯實的肌肉，肥大的手腕，黝黑的皮膚，進而亮出：五大又三粗，大老粗光榮，土包子本色，無產者優秀——可這些全是與物質打交道的好東東啊！

 

這樣就堅持住馬克思主義唯物論：拒絕一切精神性，把物質一端緊緊地唯住！進而，還要堅持住無產者的階級立場，唯有他們才具有“全心全意”依靠性，反之，知識越多越反動！知識與勞動無關！西諺雲：人是一枝會思想的蘆葦，可在中國，思想就是原罪！

偉大領袖作出最高指示：“拿未曾改造的知識分子和工人農民比較，就覺得知識分子不幹淨了，最幹淨的還是工人農民，盡管他們手是黑的，腳上有牛屎，還是比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都幹淨。這就叫感情起了變化，由一個階級變到另一個階級。……沒有這個變化，沒有這個改造，什麽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學生也是這樣，以學為主，兼學別樣，即不但學文，也要學工、學農、學軍，也要批判資產階級。學製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毛澤東：《五·七指示》)

 

（7）聖人崇拜，榜樣敬仰，偽善盛行

   

那個極左年代有流行的口號“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舉凡由偉大領袖引導出一個示範好榜樣，人民大眾趨之如騖，爭相趨附。蓋因天人合一的演繹，促成中國人的趨同排異心理，跟從大眾的“羊群效應”，這就是尼采所批判的卑劣的“末人道德”。

好榜樣的大流行與儒家思想的泛道德主義的理想背景有關，儒家倫理的基本立足點是“人性本善”，為此就該發揚光大，促使人人都向往善的高地去盡力而為，就會抵達至善世界“大同社會”。老夫子雲“我欲仁，斯仁至矣”，孟子曰“人皆可以為堯舜”，程朱理學示“存天理”，王陽明稱“滿街皆聖人”······

 

 

“榜樣是旗幟，代表著方向；榜樣是資源，凝聚著力量。”雖說，中國人有帝王崇拜，君主崇拜，領袖崇拜，進而還要封受崇拜者為“神”，但此神絕非西方人的人格之神的上帝。中國之“神”可隱喻為處在遙遠的“天邊”一端，這“天”顯然不是尋常百姓所能夠企及，那麽如何去“天人合一”呢？於是就有了中國人所理解的“天使”，即由偉大領袖欽定了的“好榜樣”，他們當然算作是“人”，遂看作為偉大領袖與人民大眾之間的聯絡員，現實生存中的天人合一即可延伸為：人民大眾要與“好榜樣”積極靠攏。

 

在世俗的中國人看來，隻要“榜樣”獲得了一定的名聲，便意味著其社會地位和政治勢力確立了起來，於是大眾粉絲湧現，趨勢附炎，或亦步亦趨。然則當代中國式“榜樣”（模範）之標榜，顯然是一種“權力意誌”（尼采）的宣示，浸透了政治立場的“忠心”二字，對黨、對國家、對領袖的絕對忠誠絕對高於道德的自在律令，這就是紅朝中國的“內聖外王”。

中國式道德泛化的說教完全漠視人性的幽暗之處，故必定導致極度虛假偽善！

 

（8）行伍崇拜、大兵優越，外儒內法

 

行伍、大兵之所以那麽得寵、得勢，蓋因彼等為一專事殺人的機構或組織人員，即為一個“必要之邪惡”（斯賓塞）而得以確立。為了維持這麽的“邪惡”存在，就必須予彼等以馴化，規訓，予彼等以高度的組織性、紀律性、忠誠性、服從性、嚴酷性，因為這些必要的軍人品格特別需要運用在邪惡的殺人場景！

 

若能讓這些嚴酷的品格為目的去規訓、馴化尋常百姓，冠之以“革命”的名義來孵化他們內心，成長為他們堅定的信念和意誌，如此則豈不坐穩了紅色江山？看吧，這就是紅色皇朝統治者的狂妄之念！這些狂妄盡是出於唯目的論，哪裏會顧及手段的運用？英國哲學家赫伯特·斯賓塞在他的《社會靜態學·忽視國家的權利》中精辟地論述道：“國家使用邪惡的武器來製伏邪惡，並且同樣要被它所處理的對象和運作的手段所汙染。”

 

身披軍服，在那個瘋狂年代則是“革命派”的身份標識，是革命精神的時尚大抒發。有人認為，那個時代的軍裝大流行代表了“尚武”的美學趣味，對此我該說，此等“尚武”美學實在地展示為山野村夫的粗俗趣味，因為真正美學上的“尚武”理應展現出雄性的豪放和英姿來，譬如須有棱角分明且突出，高聳且硬化的帽子前沿和上裝墊肩等等，這些美觀猶如動物打鬥那般的張牙舞爪，又例如納粹德國的虎式坦克車其大部分的裝甲角度是垂直的與其他結構相連接，就是顯得這般的雄性壯美。反觀中國文革時候男女軍裝，所有的邊緣部位全都是圓潤鏈接，展示為女性般的溫和和柔軟，但若單講文革女軍裝的女性美，則又是差之千裏，其毫無展示出女性身材線條的曲線之美。

由此可以說，山野村夫審美觀大流行、大時尚的更為深層的政治意圖是“農村包圍城市”——嫉妒城市文明，以及反智、仇知等等的極左意淫。

    行伍、大兵之崇拜，另有一側麵的大義即是“外儒內法”：表麵上，堂堂名義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仿佛是展示其“忠恕之道”，但骨子裏卻是絕對的嚴苛無情，為了嚴厲苛刻，殘酷無情，就得盡力動用“邪惡”力量，即槍杆子的威懾力，於是大兵用上了。

 

 

（9）高大上崇拜、偉光正渲染，假大空流弊

 

文革時期宣傳畫，最醒目之處是，充滿了宏大敘事的鼓噪，冠冕堂皇的喧囂，滿紙荒唐言，卻無辛酸淚！

典型的紅色口號、標語和詞匯有：大革命，愛祖國，愛人民，紅太陽，社會主義，無產階級，階級鬥爭，鬥私批修，繼續革命，為共產主義奮鬥，做共產主義接班人，等等等等。

  

口號標語的血脈僨張，極度頌揚，恰表明承襲了老舊傳統的腐朽思想，這裏有儒家的性善論、理性至上，大同世界，程朱理學“存天理，滅人欲”，王陽明“心性之學”，等等。同樣的還有，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理想王國，妄想構建於排斥私人情欲和利益的公有製的基礎上，還有各路自稱是“彌賽亞”者來提供末世得救的諾言，無不表明了：大而無當的政治，就是好高騖遠，必定會帶來虛無縹緲，海市辰樓。

 

 

上述諸類預言和諾言互相激勵，相映生輝，這些均是建立在虛假的“人性本善”立足點上，偏偏要遮蔽人性的幽暗之處，這些都可用“強道義論”來描述其倫理學譜係。過分強烈的道德敘事和傾訴，恰是如尼采所描繪的“末人德性”，即小人心境也。蓋因小人的超越情懷特別匱乏，故而頗難理解事物能夠演化和展開的情景。

由強道義論（義務論）作引申，便可推論出強目的論導向：隻顧目的如何崇高無比，卻不擇手段。再有，就是強動機論導向：隻講先驗的動機如何，卻莫談後驗的效果怎樣——毛親手發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其政治導向就是如此！

 

                              施衛江 寫於2024年10月1日

                                   美國 紐約州 羅切斯特市

 中國當代政治宣傳畫所傳達的政治文化意蘊

 

最近，關於“收藏於美國加州伯克利大學的中國當代政治宣傳畫500幅”的內容在許多微信公眾號上發布，既然有這麽多個網絡媒體都發布該信息，必然具有重要意義，遂引起我的興趣和關注。當我仔細閱讀一部分宣傳畫作品後，深信，這些宣傳畫可以傳達多種政治意蘊，於是我打起十二萬分精神，嚐試闡釋這些政治宣傳畫中所蘊含的微言大義。

紅朝中國其自身的政治體製決定了，宣傳招貼畫必然、也隻能是服務於中共紅色政權，且用本黨文化的方式來營造和維護它的專製獨裁體製，難怪繪畫較多地采用紅色的主色調，以表明紅色皇朝的主旋律，及獨斷論的調子，集權主義的價值導向。畫作之於體製也，為“毛之於皮”工具關係。這裏的作品中所顯現的專製獨裁統治，既是宣傳的內容，又是展示的形式，換言之，宣傳畫事物其結構與功能，內容與形式是合二為一，即“黨的一元化領導”，自說自話，自吹自擂。（本文的論述隻限於毛澤東時代極左政治色彩的宣傳畫作品）

今天，在海外異議的政治圈子裏，總是有著喋喋不休的喧嚷：中共繼承了馬克思主義理念從而否棄中國傳統文化雲雲，事實究竟如何呢？我的回答：絕非如此！

人算是情欲動物，必有情欲追求。佛洛依德論證過，人的情欲有著基本恒定的數值，不可能剪滅，隻可轉移。黑格爾雲：東方人畏懼於神秘的“大力”。中國人，既然精神的高端不尋覓，則必定流俗於低端的生存之道。學者李澤厚說，中國人，盡管缺乏西方式超驗的宗教情感，但是有豐富的“實用理性精神”，似乎足可以得到補償，學者朱學勤對此評說，那隻是“廉價取代”而已。

世人皆言，中國人缺乏宗教情懷和信仰，缺乏超越理性，但在世俗生活層麵上，毫不缺乏崇拜之物和崇拜之事，漢語境中的“崇拜”，大多為“頂禮膜拜”，並無神性，譬如有祖先崇拜、金錢崇拜、官位崇拜等，玄妙一點的尚有天帝崇拜，以及諸類保佑神崇拜等等。

中國的共產主義黨派試圖如此來孵化自己的黨文化，大力借助於中國的文化傳統，即民間的風土人情來實施其妄想。遨遊在民俗文化的大洋中，毛澤東真可謂是駕輕就熟：“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這個民族形式就是“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致力於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新文風。從而使得毛澤東大獲成功，泰山登頂，釀成當代中國史上“三忠於四無限”的崇拜大神。

中國文化傳統的儒家注重養育、教化。儒家強調教化對治國的推動作用，賦予其充分的政治意義。“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論語·為政》）儒家把道德上升到統治手段的高度，主張社會各階層人民不但要掌握道德觀念，也要在生活中行之以禮——這些禮儀的功能為後來的中共統治者所接受和利用，並充分反映在宣傳畫作之中。

與中國情景不同的是，西方語境裏，崇拜則是帶有宗教色彩的“WORSHIP”，通常指宗教或信仰上對讚揚、榮耀、虔誠與愛心等的特殊舉動，如與超自然力的神相聯係的舉動等就是最為典型。故此，讀者須注意中西文化的差別。

 

我對於宣傳畫作品的分析如下：

（1）帝王崇拜、領袖尊崇，權力癡迷

 

     中國人的帝王崇拜早已為世人所熟知。人類早期的氏族社會無不建立在的血緣紐帶基礎上，中國社群發展的特殊特殊路徑是，由氏族、部落成長、壯大起來的社群，其社會結構和政治框架未有大的變動，即血緣的“臍帶”始終未能脫離，即族長為部落首領，社群的長老依舊是非宗教性質的族長，理應最值得敬仰和愛戴，於是“家國同構”機製持續被複製、分形而放大，宗法人倫的溫情脈脈也隨之發揚光大。

再說，中國人的宗教情懷嚴重缺失，中國人心目中沒有一個超驗的“天帝”或“上帝”，於是權充帝王以為“天之子”來崇而拜之，漸漸成為中國人內心的“實用理性”（李澤厚）和“廉價取代”（朱學勤）。

與匱缺宗教互為因果關係的是，中國人的超越精神亦是嚴重匱缺。既然並無超越性情懷和彼岸世界可以表達，隻得以保命、求生存來獲取“活著”，遂以己身有機體的血脈延續為人生第一要義，乃順從權力最最穩當。儒家的血緣倫理學則強化了父子、君臣的等級關係。

對於奴隸性深入骨髓的國人們，文革時期個人崇拜和迷信表現出最為癲狂，表達出中國的奴隸們對於自己的奴隸位置坐立不穩而惶惶不可終日，至於政治派別上的激烈爭吵，乃至發生武鬥，則是坐穩了奴隸位置與坐不穩奴隸位置之間的爭鬥。下麵的圖片可見一斑。

 

   北京大學中文係的錢理群教授說：在一個封閉的價值體係裏，統治者與被統治者都是在同一個價值觀念上進行交流與反饋，即在終極價值理念上沒有本質上的區別。

圖片可見，庸眾熱烈歡呼、衷心擁護的場麵中，真乃“魚水交融情意深”也，可是在此，誰是“魚”？誰是“水”啊？

 

 

（2）集體崇拜、組織籠罩，個人扼殺

 

從西方傳來馬克思主義為什麽在當代中國產生出巨大的反響和回應？蓋因馬克思主義思想內稟以猶太人情愫的群體抱團精神，在本質上就是沿襲東方人人格脈絡的傳統價值觀，拒斥現代性個人主義，乃與中國人的“合群”、“和合”、“統一”、“一元化”、“集體主義”、“適應環境”等等諧振起來。可見：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理想與中國人集體無意識的“大同世界”遙相呼應，形成同構、互通、共振、共鳴！絕不是非此即彼的兩分！

 

然而專製統治，全都依賴於高度的組織性、紀律性和服從性來運作，因而“人民”、“群眾”、“集體”、“組織”之類的噱頭詞，響當當地被中國當代統治者利用起來，構建成宏大敘事，施以蒙騙之術，其居心叵測也好讓民眾喪失獨立個性的自我，“公而忘私”，全都隻以“公家人”身份乖乖地依附性生存，從而可以專為統治者盡心盡德。

 

   那個年代宣傳畫上的正麵人物，個個都是精神飽滿、滿臉堆笑，表明了全民同樂、同心同德的社會主義新氣象，全都無差別地與黨國、與領袖處於高度的統一。

 

（3）革命崇拜、豪情滿懷，感性貶值

 

中國曆來的統治者都希冀自己的統治機器能夠穩固如泰山，長治久安，總是企圖讓臣民、草民、蟻民們清靜無為恬淡寡欲，假設彼等做到了知足常樂、與世無爭，何須遑論僭越？

然而中國紅朝的建立，恰是由無產階級暴動分子按照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暴力路線，武裝奪取政權而來的，紅色革命政權既然由暴力所得到，自然產生一個邏輯關聯：亦易為暴力所推翻，這讓掌權人倍感危機，對此亟需激發奴隸的怨恨，使之時時刻刻感受到“奴隸位置不穩固”，於是“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不能讓工農階級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革命豪情歸類於理性情感，美其名曰“善”，揚善抑惡，理性情感的高漲必然遏製感性的欲念。當某人沉浸於理性豪情之中卻茫然不知自己的個人情感和欲望何處掛之時，也就沒有了非分之念；狠鬥私字一閃念，於是自覺自願地人從眾，隨大流、和稀泥、隨波逐流······

 

 

（4）雌性崇拜、女人得寵，雄性閹割

 

中國曆來的專製王國似乎單由雄性打造而成，對此構成挑戰的也幾乎是雄性豪傑，其實由此構成了恰是一個“獅子型社會”，且不要以為這樣的國度就是“雄性王國”無疑了，獅子型社會裏雄性作為整體並無多大地位。（參閱拙筆：施衛江：《論獅子型社會的男女平等問題》 https://www.aisixiang.com/data/15808.html ）

易中天在《中國的男人和女人》中論道：中國傳統的皇朝建立起來製度，“這種製度的一個特點，就是最終隻承認一個人是男人。這個人就是皇帝。皇帝‘乾綱獨斷’，是絕對的和唯一的陽剛。”“當“乾綱獨斷”的皇帝把天下臣民都女性化了時，他自己是否還能保住男性特征，其實也成了一個問題。”  

這種陰性特質之崇敬乃深深塑造出毛氏皇朝的“獅子型”社會來。古人雲：一人得道雞犬升天；同樣，當混世魔皇得道成聖時，中國的女人可真了不得也！無需才華美德，隻需“三觀相合”，便可飛黃騰達起來！如江青、邢燕子、吳桂賢、張玉鳳、李素文、郭鳳蓮、王秀珍、申紀蘭、宋彬彬等等，個個如女中之凰，全都驕傲升空成“半邊天”！卻偏偏還要讓中國的男人們大受憋屈，故此，沙葉新創作了著名話劇《尋找男子漢》，又引發巨大爭鳴！

 

    “反串”，這詞通常是用於文藝表演的舞台場合，可是在毛時代的社會現實政治生活中，“反串”就是由女人來壓製男人，從而獲取非分執念，卻是非常真實的存在！

 

法國女性主義學者克裏斯蒂娃（Julia Kristeva）引用了Chin, Ai-li的資料（“Family and kinship in Chinese society” by Chin, Ai-li,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寫進她的《有關中國女性》書中，敏銳地指出，在1962-1966年間，中國的《人民文學》上刊登的232篇短篇作品中，有62篇處理父母、男女關係的情景。這些作品描述了，在當時極左形勢下，家庭生活已不再有正常的人倫常情，通常不是兒子，總是由女兒帶動起對父親發起攻擊，以強化並鞏固中國文化的陰性特質。（參閱拙筆：施衛江：《“剩女”現象的社會批判》發表於：愛思想網站2009年11月12日）

 

 

（5）老人崇拜、長輩氣場，青春遏製

 

    一個人年老了而走上通向人生晚年的途中，身體的體力和智力逐漸地減弱萎縮，荷爾蒙激素持續衰退。由此，激勵人的崇高行為的激情也相應地萎靡不振，進而，尚未實現的自我價值或可許諾實現於未來，惜乎其可能性已經大幅縮水，於是不再抱負有遠大的誌向，不再懷有憧憬未來的願景，於是老人的性情較多地趨向於平和，能夠度上平穩日子就算足矣，得過且過吧。拘囿於種種困境，老年人不大會做出大力挑戰現存社會秩序的行為。

 

再者，中國的老年人普遍地接受正規教育少，因此能夠深明大義，懂得西方文化的更少，老年人的人生觀和世界觀通常就是憑借自己經曆過的人生經驗來做出判斷，因此，較多地承襲了逝去年代的陳舊老貨色和腐朽老價值，就戲稱是“老黃曆”吧，對於中國的國情來說，老黃曆就是老的中國傳統價值觀，其與現代西方人所敬仰的普世價值觀作對比，必定是大相徑庭，南轅北轍。由此可見，中國的老年人絕不可能是國家建設的主力軍，更是無法擔當代中國政治改革的重任。

反觀青年人，激情充沛，精力旺盛，於是敢說、敢做、敢闖、敢拚，這些情狀無疑地頗似雄性激素旺盛的男人。

 

醫學和生理知識說：雄性激素並不全長在男人身上，女人身上亦有少量；同樣，雌性激素並不全長在女人身上，男人亦有少量。如此，我們來作一個比附性思維：一個社會中的青年人，在與各個年齡段的人群作比較，就是最為陽剛氣質的“男人”。

上述篇章我論述了：中國的女性得寵，男性受壓，為的是“獅子型社會”，為的是“乾綱獨斷”，為的是“和諧社會”。一樣的道理，為了“穩定壓倒一切”，為了“紅色江山的長治久安”，為了“攘外必先安內”，須是全體國民的“去勢化”，必須大力壓製住社會中最為陽剛的人，即青年人！

中國的老人之所以能夠被紅朝統治者大肆利用起來，整合成一個“和諧社會”，內在於傳統儒家思想的等級製和名分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以及“禮治”秩序：“別貴賤”“序尊卑”“嚴上下”，演化至當朝成為美麗的標語“尊老愛幼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

再論，國民超越情懷的嚴重匱乏使得事物走向另一端，小人心境大肆當道，其症狀之一是：急功近利的麵子感高漲。試想：在下受統治的老年人既然得到紅朝統治者陰庇，使其尊嚴地位遠遠高出青年人一大檔，便可心滿意足，遂與統治者交相輝映起來了。所以美國學者孫隆基論道：“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之一是‘殺子’文化”。

今天中國的輿論陣地上經常會有如此感歎“老人變壞了！”，但卻不見有人去倒果溯因，追溯其根源。

 

（6）四肢崇拜、蠻力炫耀，思想麻木

 

那個極左年代，“愚公移山”被宣傳得盆滿缽滿，還偏偏要拒斥“智廋”，即反知識、反文化、反智慧、反精神的退化論實質。在此等政治文化的觀照下，國民大多被規訓成昏頭昏腦，混混噩噩，麻木自得，無知自豪——一副“末人”得誌得道的“共產主義”景觀。

 

極左年代的宣傳畫呈現一個強烈的反智傾向、仇知趣味：舉凡正麵人物都是四肢強壯、孔武有力、衣袖高卷、皮糙肉厚，還要秀出：短褐的衣服，粗壯的手臂，壯實的肌肉，肥大的手腕，黝黑的皮膚，進而亮出：五大又三粗，大老粗光榮，土包子本色，無產者優秀——可這些全是與物質打交道的好東東啊！

 

這樣就堅持住馬克思主義唯物論：拒絕一切精神性，把物質一端緊緊地唯住！進而，還要堅持住無產者的階級立場，唯有他們才具有“全心全意”依靠性，反之，知識越多越反動！知識與勞動無關！西諺雲：人是一枝會思想的蘆葦，可在中國，思想就是原罪！

偉大領袖作出最高指示：“拿未曾改造的知識分子和工人農民比較，就覺得知識分子不幹淨了，最幹淨的還是工人農民，盡管他們手是黑的，腳上有牛屎，還是比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都幹淨。這就叫感情起了變化，由一個階級變到另一個階級。……沒有這個變化，沒有這個改造，什麽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學生也是這樣，以學為主，兼學別樣，即不但學文，也要學工、學農、學軍，也要批判資產階級。學製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毛澤東：《五·七指示》)

 

（7）聖人崇拜，榜樣敬仰，偽善盛行

   

那個極左年代有流行的口號“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舉凡由偉大領袖引導出一個示範好榜樣，人民大眾趨之如騖，爭相趨附。蓋因天人合一的演繹，促成中國人的趨同排異心理，跟從大眾的“羊群效應”，這就是尼采所批判的卑劣的“末人道德”。

好榜樣的大流行與儒家思想的泛道德主義的理想背景有關，儒家倫理的基本立足點是“人性本善”，為此就該發揚光大，促使人人都向往善的高地去盡力而為，就會抵達至善世界“大同社會”。老夫子雲“我欲仁，斯仁至矣”，孟子曰“人皆可以為堯舜”，程朱理學示“存天理”，王陽明稱“滿街皆聖人”······

 

 

“榜樣是旗幟，代表著方向；榜樣是資源，凝聚著力量。”雖說，中國人有帝王崇拜，君主崇拜，領袖崇拜，進而還要封受崇拜者為“神”，但此神絕非西方人的人格之神的上帝。中國之“神”可隱喻為處在遙遠的“天邊”一端，這“天”顯然不是尋常百姓所能夠企及，那麽如何去“天人合一”呢？於是就有了中國人所理解的“天使”，即由偉大領袖欽定了的“好榜樣”，他們當然算作是“人”，遂看作為偉大領袖與人民大眾之間的聯絡員，現實生存中的天人合一即可延伸為：人民大眾要與“好榜樣”積極靠攏。

 

在世俗的中國人看來，隻要“榜樣”獲得了一定的名聲，便意味著其社會地位和政治勢力確立了起來，於是大眾粉絲湧現，趨勢附炎，或亦步亦趨。然則當代中國式“榜樣”（模範）之標榜，顯然是一種“權力意誌”（尼采）的宣示，浸透了政治立場的“忠心”二字，對黨、對國家、對領袖的絕對忠誠絕對高於道德的自在律令，這就是紅朝中國的“內聖外王”。

中國式道德泛化的說教完全漠視人性的幽暗之處，故必定導致極度虛假偽善！

 

（8）行伍崇拜、大兵優越，外儒內法

 

行伍、大兵之所以那麽得寵、得勢，蓋因彼等為一專事殺人的機構或組織人員，即為一個“必要之邪惡”（斯賓塞）而得以確立。為了維持這麽的“邪惡”存在，就必須予彼等以馴化，規訓，予彼等以高度的組織性、紀律性、忠誠性、服從性、嚴酷性，因為這些必要的軍人品格特別需要運用在邪惡的殺人場景！

 

若能讓這些嚴酷的品格為目的去規訓、馴化尋常百姓，冠之以“革命”的名義來孵化他們內心，成長為他們堅定的信念和意誌，如此則豈不坐穩了紅色江山？看吧，這就是紅色皇朝統治者的狂妄之念！這些狂妄盡是出於唯目的論，哪裏會顧及手段的運用？英國哲學家赫伯特·斯賓塞在他的《社會靜態學·忽視國家的權利》中精辟地論述道：“國家使用邪惡的武器來製伏邪惡，並且同樣要被它所處理的對象和運作的手段所汙染。”

 

身披軍服，在那個瘋狂年代則是“革命派”的身份標識，是革命精神的時尚大抒發。有人認為，那個時代的軍裝大流行代表了“尚武”的美學趣味，對此我該說，此等“尚武”美學實在地展示為山野村夫的粗俗趣味，因為真正美學上的“尚武”理應展現出雄性的豪放和英姿來，譬如須有棱角分明且突出，高聳且硬化的帽子前沿和上裝墊肩等等，這些美觀猶如動物打鬥那般的張牙舞爪，又例如納粹德國的虎式坦克車其大部分的裝甲角度是垂直的與其他結構相連接，就是顯得這般的雄性壯美。反觀中國文革時候男女軍裝，所有的邊緣部位全都是圓潤鏈接，展示為女性般的溫和和柔軟，但若單講文革女軍裝的女性美，則又是差之千裏，其毫無展示出女性身材線條的曲線之美。

由此可以說，山野村夫審美觀大流行、大時尚的更為深層的政治意圖是“農村包圍城市”——嫉妒城市文明，以及反智、仇知等等的極左意淫。

    行伍、大兵之崇拜，另有一側麵的大義即是“外儒內法”：表麵上，堂堂名義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仿佛是展示其“忠恕之道”，但骨子裏卻是絕對的嚴苛無情，為了嚴厲苛刻，殘酷無情，就得盡力動用“邪惡”力量，即槍杆子的威懾力，於是大兵用上了。

 

 

（9）高大上崇拜、偉光正渲染，假大空流弊

 

文革時期宣傳畫，最醒目之處是，充滿了宏大敘事的鼓噪，冠冕堂皇的喧囂，滿紙荒唐言，卻無辛酸淚！

典型的紅色口號、標語和詞匯有：大革命，愛祖國，愛人民，紅太陽，社會主義，無產階級，階級鬥爭，鬥私批修，繼續革命，為共產主義奮鬥，做共產主義接班人，等等等等。

  

口號標語的血脈僨張，極度頌揚，恰表明承襲了老舊傳統的腐朽思想，這裏有儒家的性善論、理性至上，大同世界，程朱理學“存天理，滅人欲”，王陽明“心性之學”，等等。同樣的還有，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理想王國，妄想構建於排斥私人情欲和利益的公有製的基礎上，還有各路自稱是“彌賽亞”者來提供末世得救的諾言，無不表明了：大而無當的政治，就是好高騖遠，必定會帶來虛無縹緲，海市辰樓。

 

 

上述諸類預言和諾言互相激勵，相映生輝，這些均是建立在虛假的“人性本善”立足點上，偏偏要遮蔽人性的幽暗之處，這些都可用“強道義論”來描述其倫理學譜係。過分強烈的道德敘事和傾訴，恰是如尼采所描繪的“末人德性”，即小人心境也。蓋因小人的超越情懷特別匱乏，故而頗難理解事物能夠演化和展開的情景。

由強道義論（義務論）作引申，便可推論出強目的論導向：隻顧目的如何崇高無比，卻不擇手段。再有，就是強動機論導向：隻講先驗的動機如何，卻莫談後驗的效果怎樣——毛親手發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其政治導向就是如此！

 

                              施衛江 寫於2024年10月1日

                                   美國 紐約州 羅切斯特市

 中國當代政治宣傳畫所傳達的政治文化意蘊

 

最近，關於“收藏於美國加州伯克利大學的中國當代政治宣傳畫500幅”的內容在許多微信公眾號上發布，既然有這麽多個網絡媒體都發布該信息，必然具有重要意義，遂引起我的興趣和關注。當我仔細閱讀一部分宣傳畫作品後，深信，這些宣傳畫可以傳達多種政治意蘊，於是我打起十二萬分精神，嚐試闡釋這些政治宣傳畫中所蘊含的微言大義。

紅朝中國其自身的政治體製決定了，宣傳招貼畫必然、也隻能是服務於中共紅色政權，且用本黨文化的方式來營造和維護它的專製獨裁體製，難怪繪畫較多地采用紅色的主色調，以表明紅色皇朝的主旋律，及獨斷論的調子，集權主義的價值導向。畫作之於體製也，為“毛之於皮”工具關係。這裏的作品中所顯現的專製獨裁統治，既是宣傳的內容，又是展示的形式，換言之，宣傳畫事物其結構與功能，內容與形式是合二為一，即“黨的一元化領導”，自說自話，自吹自擂。（本文的論述隻限於毛澤東時代極左政治色彩的宣傳畫作品）

今天，在海外異議的政治圈子裏，總是有著喋喋不休的喧嚷：中共繼承了馬克思主義理念從而否棄中國傳統文化雲雲，事實究竟如何呢？我的回答：絕非如此！

人算是情欲動物，必有情欲追求。佛洛依德論證過，人的情欲有著基本恒定的數值，不可能剪滅，隻可轉移。黑格爾雲：東方人畏懼於神秘的“大力”。中國人，既然精神的高端不尋覓，則必定流俗於低端的生存之道。學者李澤厚說，中國人，盡管缺乏西方式超驗的宗教情感，但是有豐富的“實用理性精神”，似乎足可以得到補償，學者朱學勤對此評說，那隻是“廉價取代”而已。

世人皆言，中國人缺乏宗教情懷和信仰，缺乏超越理性，但在世俗生活層麵上，毫不缺乏崇拜之物和崇拜之事，漢語境中的“崇拜”，大多為“頂禮膜拜”，並無神性，譬如有祖先崇拜、金錢崇拜、官位崇拜等，玄妙一點的尚有天帝崇拜，以及諸類保佑神崇拜等等。

中國的共產主義黨派試圖如此來孵化自己的黨文化，大力借助於中國的文化傳統，即民間的風土人情來實施其妄想。遨遊在民俗文化的大洋中，毛澤東真可謂是駕輕就熟：“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這個民族形式就是“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致力於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新文風。從而使得毛澤東大獲成功，泰山登頂，釀成當代中國史上“三忠於四無限”的崇拜大神。

中國文化傳統的儒家注重養育、教化。儒家強調教化對治國的推動作用，賦予其充分的政治意義。“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論語·為政》）儒家把道德上升到統治手段的高度，主張社會各階層人民不但要掌握道德觀念，也要在生活中行之以禮——這些禮儀的功能為後來的中共統治者所接受和利用，並充分反映在宣傳畫作之中。

與中國情景不同的是，西方語境裏，崇拜則是帶有宗教色彩的“WORSHIP”，通常指宗教或信仰上對讚揚、榮耀、虔誠與愛心等的特殊舉動，如與超自然力的神相聯係的舉動等就是最為典型。故此，讀者須注意中西文化的差別。

 

我對於宣傳畫作品的分析如下：

（1）帝王崇拜、領袖尊崇，權力癡迷

 

     中國人的帝王崇拜早已為世人所熟知。人類早期的氏族社會無不建立在的血緣紐帶基礎上，中國社群發展的特殊特殊路徑是，由氏族、部落成長、壯大起來的社群，其社會結構和政治框架未有大的變動，即血緣的“臍帶”始終未能脫離，即族長為部落首領，社群的長老依舊是非宗教性質的族長，理應最值得敬仰和愛戴，於是“家國同構”機製持續被複製、分形而放大，宗法人倫的溫情脈脈也隨之發揚光大。

再說，中國人的宗教情懷嚴重缺失，中國人心目中沒有一個超驗的“天帝”或“上帝”，於是權充帝王以為“天之子”來崇而拜之，漸漸成為中國人內心的“實用理性”（李澤厚）和“廉價取代”（朱學勤）。

與匱缺宗教互為因果關係的是，中國人的超越精神亦是嚴重匱缺。既然並無超越性情懷和彼岸世界可以表達，隻得以保命、求生存來獲取“活著”，遂以己身有機體的血脈延續為人生第一要義，乃順從權力最最穩當。儒家的血緣倫理學則強化了父子、君臣的等級關係。

對於奴隸性深入骨髓的國人們，文革時期個人崇拜和迷信表現出最為癲狂，表達出中國的奴隸們對於自己的奴隸位置坐立不穩而惶惶不可終日，至於政治派別上的激烈爭吵，乃至發生武鬥，則是坐穩了奴隸位置與坐不穩奴隸位置之間的爭鬥。下麵的圖片可見一斑。

 

   北京大學中文係的錢理群教授說：在一個封閉的價值體係裏，統治者與被統治者都是在同一個價值觀念上進行交流與反饋，即在終極價值理念上沒有本質上的區別。

圖片可見，庸眾熱烈歡呼、衷心擁護的場麵中，真乃“魚水交融情意深”也，可是在此，誰是“魚”？誰是“水”啊？

 

 

（2）集體崇拜、組織籠罩，個人扼殺

 

從西方傳來馬克思主義為什麽在當代中國產生出巨大的反響和回應？蓋因馬克思主義思想內稟以猶太人情愫的群體抱團精神，在本質上就是沿襲東方人人格脈絡的傳統價值觀，拒斥現代性個人主義，乃與中國人的“合群”、“和合”、“統一”、“一元化”、“集體主義”、“適應環境”等等諧振起來。可見：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理想與中國人集體無意識的“大同世界”遙相呼應，形成同構、互通、共振、共鳴！絕不是非此即彼的兩分！

 

然而專製統治，全都依賴於高度的組織性、紀律性和服從性來運作，因而“人民”、“群眾”、“集體”、“組織”之類的噱頭詞，響當當地被中國當代統治者利用起來，構建成宏大敘事，施以蒙騙之術，其居心叵測也好讓民眾喪失獨立個性的自我，“公而忘私”，全都隻以“公家人”身份乖乖地依附性生存，從而可以專為統治者盡心盡德。

 

   那個年代宣傳畫上的正麵人物，個個都是精神飽滿、滿臉堆笑，表明了全民同樂、同心同德的社會主義新氣象，全都無差別地與黨國、與領袖處於高度的統一。

 

（3）革命崇拜、豪情滿懷，感性貶值

 

中國曆來的統治者都希冀自己的統治機器能夠穩固如泰山，長治久安，總是企圖讓臣民、草民、蟻民們清靜無為恬淡寡欲，假設彼等做到了知足常樂、與世無爭，何須遑論僭越？

然而中國紅朝的建立，恰是由無產階級暴動分子按照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暴力路線，武裝奪取政權而來的，紅色革命政權既然由暴力所得到，自然產生一個邏輯關聯：亦易為暴力所推翻，這讓掌權人倍感危機，對此亟需激發奴隸的怨恨，使之時時刻刻感受到“奴隸位置不穩固”，於是“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不能讓工農階級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革命豪情歸類於理性情感，美其名曰“善”，揚善抑惡，理性情感的高漲必然遏製感性的欲念。當某人沉浸於理性豪情之中卻茫然不知自己的個人情感和欲望何處掛之時，也就沒有了非分之念；狠鬥私字一閃念，於是自覺自願地人從眾，隨大流、和稀泥、隨波逐流······

 

 

（4）雌性崇拜、女人得寵，雄性閹割

 

中國曆來的專製王國似乎單由雄性打造而成，對此構成挑戰的也幾乎是雄性豪傑，其實由此構成了恰是一個“獅子型社會”，且不要以為這樣的國度就是“雄性王國”無疑了，獅子型社會裏雄性作為整體並無多大地位。（參閱拙筆：施衛江：《論獅子型社會的男女平等問題》 https://www.aisixiang.com/data/15808.html ）

易中天在《中國的男人和女人》中論道：中國傳統的皇朝建立起來製度，“這種製度的一個特點，就是最終隻承認一個人是男人。這個人就是皇帝。皇帝‘乾綱獨斷’，是絕對的和唯一的陽剛。”“當“乾綱獨斷”的皇帝把天下臣民都女性化了時，他自己是否還能保住男性特征，其實也成了一個問題。”  

這種陰性特質之崇敬乃深深塑造出毛氏皇朝的“獅子型”社會來。古人雲：一人得道雞犬升天；同樣，當混世魔皇得道成聖時，中國的女人可真了不得也！無需才華美德，隻需“三觀相合”，便可飛黃騰達起來！如江青、邢燕子、吳桂賢、張玉鳳、李素文、郭鳳蓮、王秀珍、申紀蘭、宋彬彬等等，個個如女中之凰，全都驕傲升空成“半邊天”！卻偏偏還要讓中國的男人們大受憋屈，故此，沙葉新創作了著名話劇《尋找男子漢》，又引發巨大爭鳴！

 

    “反串”，這詞通常是用於文藝表演的舞台場合，可是在毛時代的社會現實政治生活中，“反串”就是由女人來壓製男人，從而獲取非分執念，卻是非常真實的存在！

 

法國女性主義學者克裏斯蒂娃（Julia Kristeva）引用了Chin, Ai-li的資料（“Family and kinship in Chinese society” by Chin, Ai-li,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寫進她的《有關中國女性》書中，敏銳地指出，在1962-1966年間，中國的《人民文學》上刊登的232篇短篇作品中，有62篇處理父母、男女關係的情景。這些作品描述了，在當時極左形勢下，家庭生活已不再有正常的人倫常情，通常不是兒子，總是由女兒帶動起對父親發起攻擊，以強化並鞏固中國文化的陰性特質。（參閱拙筆：施衛江：《“剩女”現象的社會批判》發表於：愛思想網站2009年11月12日）

 

 

（5）老人崇拜、長輩氣場，青春遏製

 

    一個人年老了而走上通向人生晚年的途中，身體的體力和智力逐漸地減弱萎縮，荷爾蒙激素持續衰退。由此，激勵人的崇高行為的激情也相應地萎靡不振，進而，尚未實現的自我價值或可許諾實現於未來，惜乎其可能性已經大幅縮水，於是不再抱負有遠大的誌向，不再懷有憧憬未來的願景，於是老人的性情較多地趨向於平和，能夠度上平穩日子就算足矣，得過且過吧。拘囿於種種困境，老年人不大會做出大力挑戰現存社會秩序的行為。

 

再者，中國的老年人普遍地接受正規教育少，因此能夠深明大義，懂得西方文化的更少，老年人的人生觀和世界觀通常就是憑借自己經曆過的人生經驗來做出判斷，因此，較多地承襲了逝去年代的陳舊老貨色和腐朽老價值，就戲稱是“老黃曆”吧，對於中國的國情來說，老黃曆就是老的中國傳統價值觀，其與現代西方人所敬仰的普世價值觀作對比，必定是大相徑庭，南轅北轍。由此可見，中國的老年人絕不可能是國家建設的主力軍，更是無法擔當代中國政治改革的重任。

反觀青年人，激情充沛，精力旺盛，於是敢說、敢做、敢闖、敢拚，這些情狀無疑地頗似雄性激素旺盛的男人。

 

醫學和生理知識說：雄性激素並不全長在男人身上，女人身上亦有少量；同樣，雌性激素並不全長在女人身上，男人亦有少量。如此，我們來作一個比附性思維：一個社會中的青年人，在與各個年齡段的人群作比較，就是最為陽剛氣質的“男人”。

上述篇章我論述了：中國的女性得寵，男性受壓，為的是“獅子型社會”，為的是“乾綱獨斷”，為的是“和諧社會”。一樣的道理，為了“穩定壓倒一切”，為了“紅色江山的長治久安”，為了“攘外必先安內”，須是全體國民的“去勢化”，必須大力壓製住社會中最為陽剛的人，即青年人！

中國的老人之所以能夠被紅朝統治者大肆利用起來，整合成一個“和諧社會”，內在於傳統儒家思想的等級製和名分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以及“禮治”秩序：“別貴賤”“序尊卑”“嚴上下”，演化至當朝成為美麗的標語“尊老愛幼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

再論，國民超越情懷的嚴重匱乏使得事物走向另一端，小人心境大肆當道，其症狀之一是：急功近利的麵子感高漲。試想：在下受統治的老年人既然得到紅朝統治者陰庇，使其尊嚴地位遠遠高出青年人一大檔，便可心滿意足，遂與統治者交相輝映起來了。所以美國學者孫隆基論道：“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之一是‘殺子’文化”。

今天中國的輿論陣地上經常會有如此感歎“老人變壞了！”，但卻不見有人去倒果溯因，追溯其根源。

 

（6）四肢崇拜、蠻力炫耀，思想麻木

 

那個極左年代，“愚公移山”被宣傳得盆滿缽滿，還偏偏要拒斥“智廋”，即反知識、反文化、反智慧、反精神的退化論實質。在此等政治文化的觀照下，國民大多被規訓成昏頭昏腦，混混噩噩，麻木自得，無知自豪——一副“末人”得誌得道的“共產主義”景觀。

 

極左年代的宣傳畫呈現一個強烈的反智傾向、仇知趣味：舉凡正麵人物都是四肢強壯、孔武有力、衣袖高卷、皮糙肉厚，還要秀出：短褐的衣服，粗壯的手臂，壯實的肌肉，肥大的手腕，黝黑的皮膚，進而亮出：五大又三粗，大老粗光榮，土包子本色，無產者優秀——可這些全是與物質打交道的好東東啊！

 

這樣就堅持住馬克思主義唯物論：拒絕一切精神性，把物質一端緊緊地唯住！進而，還要堅持住無產者的階級立場，唯有他們才具有“全心全意”依靠性，反之，知識越多越反動！知識與勞動無關！西諺雲：人是一枝會思想的蘆葦，可在中國，思想就是原罪！

偉大領袖作出最高指示：“拿未曾改造的知識分子和工人農民比較，就覺得知識分子不幹淨了，最幹淨的還是工人農民，盡管他們手是黑的，腳上有牛屎，還是比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都幹淨。這就叫感情起了變化，由一個階級變到另一個階級。……沒有這個變化，沒有這個改造，什麽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學生也是這樣，以學為主，兼學別樣，即不但學文，也要學工、學農、學軍，也要批判資產階級。學製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毛澤東：《五·七指示》)

 

（7）聖人崇拜，榜樣敬仰，偽善盛行

   

那個極左年代有流行的口號“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舉凡由偉大領袖引導出一個示範好榜樣，人民大眾趨之如騖，爭相趨附。蓋因天人合一的演繹，促成中國人的趨同排異心理，跟從大眾的“羊群效應”，這就是尼采所批判的卑劣的“末人道德”。

好榜樣的大流行與儒家思想的泛道德主義的理想背景有關，儒家倫理的基本立足點是“人性本善”，為此就該發揚光大，促使人人都向往善的高地去盡力而為，就會抵達至善世界“大同社會”。老夫子雲“我欲仁，斯仁至矣”，孟子曰“人皆可以為堯舜”，程朱理學示“存天理”，王陽明稱“滿街皆聖人”······

 

 

“榜樣是旗幟，代表著方向；榜樣是資源，凝聚著力量。”雖說，中國人有帝王崇拜，君主崇拜，領袖崇拜，進而還要封受崇拜者為“神”，但此神絕非西方人的人格之神的上帝。中國之“神”可隱喻為處在遙遠的“天邊”一端，這“天”顯然不是尋常百姓所能夠企及，那麽如何去“天人合一”呢？於是就有了中國人所理解的“天使”，即由偉大領袖欽定了的“好榜樣”，他們當然算作是“人”，遂看作為偉大領袖與人民大眾之間的聯絡員，現實生存中的天人合一即可延伸為：人民大眾要與“好榜樣”積極靠攏。

 

在世俗的中國人看來，隻要“榜樣”獲得了一定的名聲，便意味著其社會地位和政治勢力確立了起來，於是大眾粉絲湧現，趨勢附炎，或亦步亦趨。然則當代中國式“榜樣”（模範）之標榜，顯然是一種“權力意誌”（尼采）的宣示，浸透了政治立場的“忠心”二字，對黨、對國家、對領袖的絕對忠誠絕對高於道德的自在律令，這就是紅朝中國的“內聖外王”。

中國式道德泛化的說教完全漠視人性的幽暗之處，故必定導致極度虛假偽善！

 

（8）行伍崇拜、大兵優越，外儒內法

 

行伍、大兵之所以那麽得寵、得勢，蓋因彼等為一專事殺人的機構或組織人員，即為一個“必要之邪惡”（斯賓塞）而得以確立。為了維持這麽的“邪惡”存在，就必須予彼等以馴化，規訓，予彼等以高度的組織性、紀律性、忠誠性、服從性、嚴酷性，因為這些必要的軍人品格特別需要運用在邪惡的殺人場景！

 

若能讓這些嚴酷的品格為目的去規訓、馴化尋常百姓，冠之以“革命”的名義來孵化他們內心，成長為他們堅定的信念和意誌，如此則豈不坐穩了紅色江山？看吧，這就是紅色皇朝統治者的狂妄之念！這些狂妄盡是出於唯目的論，哪裏會顧及手段的運用？英國哲學家赫伯特·斯賓塞在他的《社會靜態學·忽視國家的權利》中精辟地論述道：“國家使用邪惡的武器來製伏邪惡，並且同樣要被它所處理的對象和運作的手段所汙染。”

 

身披軍服，在那個瘋狂年代則是“革命派”的身份標識，是革命精神的時尚大抒發。有人認為，那個時代的軍裝大流行代表了“尚武”的美學趣味，對此我該說，此等“尚武”美學實在地展示為山野村夫的粗俗趣味，因為真正美學上的“尚武”理應展現出雄性的豪放和英姿來，譬如須有棱角分明且突出，高聳且硬化的帽子前沿和上裝墊肩等等，這些美觀猶如動物打鬥那般的張牙舞爪，又例如納粹德國的虎式坦克車其大部分的裝甲角度是垂直的與其他結構相連接，就是顯得這般的雄性壯美。反觀中國文革時候男女軍裝，所有的邊緣部位全都是圓潤鏈接，展示為女性般的溫和和柔軟，但若單講文革女軍裝的女性美，則又是差之千裏，其毫無展示出女性身材線條的曲線之美。

由此可以說，山野村夫審美觀大流行、大時尚的更為深層的政治意圖是“農村包圍城市”——嫉妒城市文明，以及反智、仇知等等的極左意淫。

    行伍、大兵之崇拜，另有一側麵的大義即是“外儒內法”：表麵上，堂堂名義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仿佛是展示其“忠恕之道”，但骨子裏卻是絕對的嚴苛無情，為了嚴厲苛刻，殘酷無情，就得盡力動用“邪惡”力量，即槍杆子的威懾力，於是大兵用上了。

 

 

（9）高大上崇拜、偉光正渲染，假大空流弊

 

文革時期宣傳畫，最醒目之處是，充滿了宏大敘事的鼓噪，冠冕堂皇的喧囂，滿紙荒唐言，卻無辛酸淚！

典型的紅色口號、標語和詞匯有：大革命，愛祖國，愛人民，紅太陽，社會主義，無產階級，階級鬥爭，鬥私批修，繼續革命，為共產主義奮鬥，做共產主義接班人，等等等等。

  

口號標語的血脈僨張，極度頌揚，恰表明承襲了老舊傳統的腐朽思想，這裏有儒家的性善論、理性至上，大同世界，程朱理學“存天理，滅人欲”，王陽明“心性之學”，等等。同樣的還有，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理想王國，妄想構建於排斥私人情欲和利益的公有製的基礎上，還有各路自稱是“彌賽亞”者來提供末世得救的諾言，無不表明了：大而無當的政治，就是好高騖遠，必定會帶來虛無縹緲，海市辰樓。

 

 

上述諸類預言和諾言互相激勵，相映生輝，這些均是建立在虛假的“人性本善”立足點上，偏偏要遮蔽人性的幽暗之處，這些都可用“強道義論”來描述其倫理學譜係。過分強烈的道德敘事和傾訴，恰是如尼采所描繪的“末人德性”，即小人心境也。蓋因小人的超越情懷特別匱乏，故而頗難理解事物能夠演化和展開的情景。

由強道義論（義務論）作引申，便可推論出強目的論導向：隻顧目的如何崇高無比，卻不擇手段。再有，就是強動機論導向：隻講先驗的動機如何，卻莫談後驗的效果怎樣——毛親手發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其政治導向就是如此！

 

                              施衛江 寫於2024年10月1日

                                   美國 紐約州 羅切斯特市

 中國當代政治宣傳畫所傳達的政治文化意蘊

 

最近，關於“收藏於美國加州伯克利大學的中國當代政治宣傳畫500幅”的內容在許多微信公眾號上發布，既然有這麽多個網絡媒體都發布該信息，必然具有重要意義，遂引起我的興趣和關注。當我仔細閱讀一部分宣傳畫作品後，深信，這些宣傳畫可以傳達多種政治意蘊，於是我打起十二萬分精神，嚐試闡釋這些政治宣傳畫中所蘊含的微言大義。

紅朝中國其自身的政治體製決定了，宣傳招貼畫必然、也隻能是服務於中共紅色政權，且用本黨文化的方式來營造和維護它的專製獨裁體製，難怪繪畫較多地采用紅色的主色調，以表明紅色皇朝的主旋律，及獨斷論的調子，集權主義的價值導向。畫作之於體製也，為“毛之於皮”工具關係。這裏的作品中所顯現的專製獨裁統治，既是宣傳的內容，又是展示的形式，換言之，宣傳畫事物其結構與功能，內容與形式是合二為一，即“黨的一元化領導”，自說自話，自吹自擂。（本文的論述隻限於毛澤東時代極左政治色彩的宣傳畫作品）

今天，在海外異議的政治圈子裏，總是有著喋喋不休的喧嚷：中共繼承了馬克思主義理念從而否棄中國傳統文化雲雲，事實究竟如何呢？我的回答：絕非如此！

人算是情欲動物，必有情欲追求。佛洛依德論證過，人的情欲有著基本恒定的數值，不可能剪滅，隻可轉移。黑格爾雲：東方人畏懼於神秘的“大力”。中國人，既然精神的高端不尋覓，則必定流俗於低端的生存之道。學者李澤厚說，中國人，盡管缺乏西方式超驗的宗教情感，但是有豐富的“實用理性精神”，似乎足可以得到補償，學者朱學勤對此評說，那隻是“廉價取代”而已。

世人皆言，中國人缺乏宗教情懷和信仰，缺乏超越理性，但在世俗生活層麵上，毫不缺乏崇拜之物和崇拜之事，漢語境中的“崇拜”，大多為“頂禮膜拜”，並無神性，譬如有祖先崇拜、金錢崇拜、官位崇拜等，玄妙一點的尚有天帝崇拜，以及諸類保佑神崇拜等等。

中國的共產主義黨派試圖如此來孵化自己的黨文化，大力借助於中國的文化傳統，即民間的風土人情來實施其妄想。遨遊在民俗文化的大洋中，毛澤東真可謂是駕輕就熟：“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這個民族形式就是“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致力於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新文風。從而使得毛澤東大獲成功，泰山登頂，釀成當代中國史上“三忠於四無限”的崇拜大神。

中國文化傳統的儒家注重養育、教化。儒家強調教化對治國的推動作用，賦予其充分的政治意義。“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論語·為政》）儒家把道德上升到統治手段的高度，主張社會各階層人民不但要掌握道德觀念，也要在生活中行之以禮——這些禮儀的功能為後來的中共統治者所接受和利用，並充分反映在宣傳畫作之中。

與中國情景不同的是，西方語境裏，崇拜則是帶有宗教色彩的“WORSHIP”，通常指宗教或信仰上對讚揚、榮耀、虔誠與愛心等的特殊舉動，如與超自然力的神相聯係的舉動等就是最為典型。故此，讀者須注意中西文化的差別。

 

我對於宣傳畫作品的分析如下：

（1）帝王崇拜、領袖尊崇，權力癡迷

 

     中國人的帝王崇拜早已為世人所熟知。人類早期的氏族社會無不建立在的血緣紐帶基礎上，中國社群發展的特殊特殊路徑是，由氏族、部落成長、壯大起來的社群，其社會結構和政治框架未有大的變動，即血緣的“臍帶”始終未能脫離，即族長為部落首領，社群的長老依舊是非宗教性質的族長，理應最值得敬仰和愛戴，於是“家國同構”機製持續被複製、分形而放大，宗法人倫的溫情脈脈也隨之發揚光大。

再說，中國人的宗教情懷嚴重缺失，中國人心目中沒有一個超驗的“天帝”或“上帝”，於是權充帝王以為“天之子”來崇而拜之，漸漸成為中國人內心的“實用理性”（李澤厚）和“廉價取代”（朱學勤）。

與匱缺宗教互為因果關係的是，中國人的超越精神亦是嚴重匱缺。既然並無超越性情懷和彼岸世界可以表達，隻得以保命、求生存來獲取“活著”，遂以己身有機體的血脈延續為人生第一要義，乃順從權力最最穩當。儒家的血緣倫理學則強化了父子、君臣的等級關係。

對於奴隸性深入骨髓的國人們，文革時期個人崇拜和迷信表現出最為癲狂，表達出中國的奴隸們對於自己的奴隸位置坐立不穩而惶惶不可終日，至於政治派別上的激烈爭吵，乃至發生武鬥，則是坐穩了奴隸位置與坐不穩奴隸位置之間的爭鬥。下麵的圖片可見一斑。

 

   北京大學中文係的錢理群教授說：在一個封閉的價值體係裏，統治者與被統治者都是在同一個價值觀念上進行交流與反饋，即在終極價值理念上沒有本質上的區別。

圖片可見，庸眾熱烈歡呼、衷心擁護的場麵中，真乃“魚水交融情意深”也，可是在此，誰是“魚”？誰是“水”啊？

 

 

（2）集體崇拜、組織籠罩，個人扼殺

 

從西方傳來馬克思主義為什麽在當代中國產生出巨大的反響和回應？蓋因馬克思主義思想內稟以猶太人情愫的群體抱團精神，在本質上就是沿襲東方人人格脈絡的傳統價值觀，拒斥現代性個人主義，乃與中國人的“合群”、“和合”、“統一”、“一元化”、“集體主義”、“適應環境”等等諧振起來。可見：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理想與中國人集體無意識的“大同世界”遙相呼應，形成同構、互通、共振、共鳴！絕不是非此即彼的兩分！

 

然而專製統治，全都依賴於高度的組織性、紀律性和服從性來運作，因而“人民”、“群眾”、“集體”、“組織”之類的噱頭詞，響當當地被中國當代統治者利用起來，構建成宏大敘事，施以蒙騙之術，其居心叵測也好讓民眾喪失獨立個性的自我，“公而忘私”，全都隻以“公家人”身份乖乖地依附性生存，從而可以專為統治者盡心盡德。

 

   那個年代宣傳畫上的正麵人物，個個都是精神飽滿、滿臉堆笑，表明了全民同樂、同心同德的社會主義新氣象，全都無差別地與黨國、與領袖處於高度的統一。

 

（3）革命崇拜、豪情滿懷，感性貶值

 

中國曆來的統治者都希冀自己的統治機器能夠穩固如泰山，長治久安，總是企圖讓臣民、草民、蟻民們清靜無為恬淡寡欲，假設彼等做到了知足常樂、與世無爭，何須遑論僭越？

然而中國紅朝的建立，恰是由無產階級暴動分子按照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暴力路線，武裝奪取政權而來的，紅色革命政權既然由暴力所得到，自然產生一個邏輯關聯：亦易為暴力所推翻，這讓掌權人倍感危機，對此亟需激發奴隸的怨恨，使之時時刻刻感受到“奴隸位置不穩固”，於是“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不能讓工農階級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革命豪情歸類於理性情感，美其名曰“善”，揚善抑惡，理性情感的高漲必然遏製感性的欲念。當某人沉浸於理性豪情之中卻茫然不知自己的個人情感和欲望何處掛之時，也就沒有了非分之念；狠鬥私字一閃念，於是自覺自願地人從眾，隨大流、和稀泥、隨波逐流······

 

 

（4）雌性崇拜、女人得寵，雄性閹割

 

中國曆來的專製王國似乎單由雄性打造而成，對此構成挑戰的也幾乎是雄性豪傑，其實由此構成了恰是一個“獅子型社會”，且不要以為這樣的國度就是“雄性王國”無疑了，獅子型社會裏雄性作為整體並無多大地位。（參閱拙筆：施衛江：《論獅子型社會的男女平等問題》 https://www.aisixiang.com/data/15808.html ）

易中天在《中國的男人和女人》中論道：中國傳統的皇朝建立起來製度，“這種製度的一個特點，就是最終隻承認一個人是男人。這個人就是皇帝。皇帝‘乾綱獨斷’，是絕對的和唯一的陽剛。”“當“乾綱獨斷”的皇帝把天下臣民都女性化了時，他自己是否還能保住男性特征，其實也成了一個問題。”  

這種陰性特質之崇敬乃深深塑造出毛氏皇朝的“獅子型”社會來。古人雲：一人得道雞犬升天；同樣，當混世魔皇得道成聖時，中國的女人可真了不得也！無需才華美德，隻需“三觀相合”，便可飛黃騰達起來！如江青、邢燕子、吳桂賢、張玉鳳、李素文、郭鳳蓮、王秀珍、申紀蘭、宋彬彬等等，個個如女中之凰，全都驕傲升空成“半邊天”！卻偏偏還要讓中國的男人們大受憋屈，故此，沙葉新創作了著名話劇《尋找男子漢》，又引發巨大爭鳴！

 

    “反串”，這詞通常是用於文藝表演的舞台場合，可是在毛時代的社會現實政治生活中，“反串”就是由女人來壓製男人，從而獲取非分執念，卻是非常真實的存在！

 

法國女性主義學者克裏斯蒂娃（Julia Kristeva）引用了Chin, Ai-li的資料（“Family and kinship in Chinese society” by Chin, Ai-li,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寫進她的《有關中國女性》書中，敏銳地指出，在1962-1966年間，中國的《人民文學》上刊登的232篇短篇作品中，有62篇處理父母、男女關係的情景。這些作品描述了，在當時極左形勢下，家庭生活已不再有正常的人倫常情，通常不是兒子，總是由女兒帶動起對父親發起攻擊，以強化並鞏固中國文化的陰性特質。（參閱拙筆：施衛江：《“剩女”現象的社會批判》發表於：愛思想網站2009年11月12日）

 

 

（5）老人崇拜、長輩氣場，青春遏製

 

    一個人年老了而走上通向人生晚年的途中，身體的體力和智力逐漸地減弱萎縮，荷爾蒙激素持續衰退。由此，激勵人的崇高行為的激情也相應地萎靡不振，進而，尚未實現的自我價值或可許諾實現於未來，惜乎其可能性已經大幅縮水，於是不再抱負有遠大的誌向，不再懷有憧憬未來的願景，於是老人的性情較多地趨向於平和，能夠度上平穩日子就算足矣，得過且過吧。拘囿於種種困境，老年人不大會做出大力挑戰現存社會秩序的行為。

 

再者，中國的老年人普遍地接受正規教育少，因此能夠深明大義，懂得西方文化的更少，老年人的人生觀和世界觀通常就是憑借自己經曆過的人生經驗來做出判斷，因此，較多地承襲了逝去年代的陳舊老貨色和腐朽老價值，就戲稱是“老黃曆”吧，對於中國的國情來說，老黃曆就是老的中國傳統價值觀，其與現代西方人所敬仰的普世價值觀作對比，必定是大相徑庭，南轅北轍。由此可見，中國的老年人絕不可能是國家建設的主力軍，更是無法擔當代中國政治改革的重任。

反觀青年人，激情充沛，精力旺盛，於是敢說、敢做、敢闖、敢拚，這些情狀無疑地頗似雄性激素旺盛的男人。

 

醫學和生理知識說：雄性激素並不全長在男人身上，女人身上亦有少量；同樣，雌性激素並不全長在女人身上，男人亦有少量。如此，我們來作一個比附性思維：一個社會中的青年人，在與各個年齡段的人群作比較，就是最為陽剛氣質的“男人”。

上述篇章我論述了：中國的女性得寵，男性受壓，為的是“獅子型社會”，為的是“乾綱獨斷”，為的是“和諧社會”。一樣的道理，為了“穩定壓倒一切”，為了“紅色江山的長治久安”，為了“攘外必先安內”，須是全體國民的“去勢化”，必須大力壓製住社會中最為陽剛的人，即青年人！

中國的老人之所以能夠被紅朝統治者大肆利用起來，整合成一個“和諧社會”，內在於傳統儒家思想的等級製和名分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以及“禮治”秩序：“別貴賤”“序尊卑”“嚴上下”，演化至當朝成為美麗的標語“尊老愛幼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

再論，國民超越情懷的嚴重匱乏使得事物走向另一端，小人心境大肆當道，其症狀之一是：急功近利的麵子感高漲。試想：在下受統治的老年人既然得到紅朝統治者陰庇，使其尊嚴地位遠遠高出青年人一大檔，便可心滿意足，遂與統治者交相輝映起來了。所以美國學者孫隆基論道：“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之一是‘殺子’文化”。

今天中國的輿論陣地上經常會有如此感歎“老人變壞了！”，但卻不見有人去倒果溯因，追溯其根源。

 

（6）四肢崇拜、蠻力炫耀，思想麻木

 

那個極左年代，“愚公移山”被宣傳得盆滿缽滿，還偏偏要拒斥“智廋”，即反知識、反文化、反智慧、反精神的退化論實質。在此等政治文化的觀照下，國民大多被規訓成昏頭昏腦，混混噩噩，麻木自得，無知自豪——一副“末人”得誌得道的“共產主義”景觀。

 

極左年代的宣傳畫呈現一個強烈的反智傾向、仇知趣味：舉凡正麵人物都是四肢強壯、孔武有力、衣袖高卷、皮糙肉厚，還要秀出：短褐的衣服，粗壯的手臂，壯實的肌肉，肥大的手腕，黝黑的皮膚，進而亮出：五大又三粗，大老粗光榮，土包子本色，無產者優秀——可這些全是與物質打交道的好東東啊！

 

這樣就堅持住馬克思主義唯物論：拒絕一切精神性，把物質一端緊緊地唯住！進而，還要堅持住無產者的階級立場，唯有他們才具有“全心全意”依靠性，反之，知識越多越反動！知識與勞動無關！西諺雲：人是一枝會思想的蘆葦，可在中國，思想就是原罪！

偉大領袖作出最高指示：“拿未曾改造的知識分子和工人農民比較，就覺得知識分子不幹淨了，最幹淨的還是工人農民，盡管他們手是黑的，腳上有牛屎，還是比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都幹淨。這就叫感情起了變化，由一個階級變到另一個階級。……沒有這個變化，沒有這個改造，什麽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學生也是這樣，以學為主，兼學別樣，即不但學文，也要學工、學農、學軍，也要批判資產階級。學製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毛澤東：《五·七指示》)

 

（7）聖人崇拜，榜樣敬仰，偽善盛行

   

那個極左年代有流行的口號“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舉凡由偉大領袖引導出一個示範好榜樣，人民大眾趨之如騖，爭相趨附。蓋因天人合一的演繹，促成中國人的趨同排異心理，跟從大眾的“羊群效應”，這就是尼采所批判的卑劣的“末人道德”。

好榜樣的大流行與儒家思想的泛道德主義的理想背景有關，儒家倫理的基本立足點是“人性本善”，為此就該發揚光大，促使人人都向往善的高地去盡力而為，就會抵達至善世界“大同社會”。老夫子雲“我欲仁，斯仁至矣”，孟子曰“人皆可以為堯舜”，程朱理學示“存天理”，王陽明稱“滿街皆聖人”······

 

 

“榜樣是旗幟，代表著方向；榜樣是資源，凝聚著力量。”雖說，中國人有帝王崇拜，君主崇拜，領袖崇拜，進而還要封受崇拜者為“神”，但此神絕非西方人的人格之神的上帝。中國之“神”可隱喻為處在遙遠的“天邊”一端，這“天”顯然不是尋常百姓所能夠企及，那麽如何去“天人合一”呢？於是就有了中國人所理解的“天使”，即由偉大領袖欽定了的“好榜樣”，他們當然算作是“人”，遂看作為偉大領袖與人民大眾之間的聯絡員，現實生存中的天人合一即可延伸為：人民大眾要與“好榜樣”積極靠攏。

 

在世俗的中國人看來，隻要“榜樣”獲得了一定的名聲，便意味著其社會地位和政治勢力確立了起來，於是大眾粉絲湧現，趨勢附炎，或亦步亦趨。然則當代中國式“榜樣”（模範）之標榜，顯然是一種“權力意誌”（尼采）的宣示，浸透了政治立場的“忠心”二字，對黨、對國家、對領袖的絕對忠誠絕對高於道德的自在律令，這就是紅朝中國的“內聖外王”。

中國式道德泛化的說教完全漠視人性的幽暗之處，故必定導致極度虛假偽善！

 

（8）行伍崇拜、大兵優越，外儒內法

 

行伍、大兵之所以那麽得寵、得勢，蓋因彼等為一專事殺人的機構或組織人員，即為一個“必要之邪惡”（斯賓塞）而得以確立。為了維持這麽的“邪惡”存在，就必須予彼等以馴化，規訓，予彼等以高度的組織性、紀律性、忠誠性、服從性、嚴酷性，因為這些必要的軍人品格特別需要運用在邪惡的殺人場景！

 

若能讓這些嚴酷的品格為目的去規訓、馴化尋常百姓，冠之以“革命”的名義來孵化他們內心，成長為他們堅定的信念和意誌，如此則豈不坐穩了紅色江山？看吧，這就是紅色皇朝統治者的狂妄之念！這些狂妄盡是出於唯目的論，哪裏會顧及手段的運用？英國哲學家赫伯特·斯賓塞在他的《社會靜態學·忽視國家的權利》中精辟地論述道：“國家使用邪惡的武器來製伏邪惡，並且同樣要被它所處理的對象和運作的手段所汙染。”

 

身披軍服，在那個瘋狂年代則是“革命派”的身份標識，是革命精神的時尚大抒發。有人認為，那個時代的軍裝大流行代表了“尚武”的美學趣味，對此我該說，此等“尚武”美學實在地展示為山野村夫的粗俗趣味，因為真正美學上的“尚武”理應展現出雄性的豪放和英姿來，譬如須有棱角分明且突出，高聳且硬化的帽子前沿和上裝墊肩等等，這些美觀猶如動物打鬥那般的張牙舞爪，又例如納粹德國的虎式坦克車其大部分的裝甲角度是垂直的與其他結構相連接，就是顯得這般的雄性壯美。反觀中國文革時候男女軍裝，所有的邊緣部位全都是圓潤鏈接，展示為女性般的溫和和柔軟，但若單講文革女軍裝的女性美，則又是差之千裏，其毫無展示出女性身材線條的曲線之美。

由此可以說，山野村夫審美觀大流行、大時尚的更為深層的政治意圖是“農村包圍城市”——嫉妒城市文明，以及反智、仇知等等的極左意淫。

    行伍、大兵之崇拜，另有一側麵的大義即是“外儒內法”：表麵上，堂堂名義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仿佛是展示其“忠恕之道”，但骨子裏卻是絕對的嚴苛無情，為了嚴厲苛刻，殘酷無情，就得盡力動用“邪惡”力量，即槍杆子的威懾力，於是大兵用上了。

 

 

（9）高大上崇拜、偉光正渲染，假大空流弊

 

文革時期宣傳畫，最醒目之處是，充滿了宏大敘事的鼓噪，冠冕堂皇的喧囂，滿紙荒唐言，卻無辛酸淚！

典型的紅色口號、標語和詞匯有：大革命，愛祖國，愛人民，紅太陽，社會主義，無產階級，階級鬥爭，鬥私批修，繼續革命，為共產主義奮鬥，做共產主義接班人，等等等等。

  

口號標語的血脈僨張，極度頌揚，恰表明承襲了老舊傳統的腐朽思想，這裏有儒家的性善論、理性至上，大同世界，程朱理學“存天理，滅人欲”，王陽明“心性之學”，等等。同樣的還有，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理想王國，妄想構建於排斥私人情欲和利益的公有製的基礎上，還有各路自稱是“彌賽亞”者來提供末世得救的諾言，無不表明了：大而無當的政治，就是好高騖遠，必定會帶來虛無縹緲，海市辰樓。

 

 

上述諸類預言和諾言互相激勵，相映生輝，這些均是建立在虛假的“人性本善”立足點上，偏偏要遮蔽人性的幽暗之處，這些都可用“強道義論”來描述其倫理學譜係。過分強烈的道德敘事和傾訴，恰是如尼采所描繪的“末人德性”，即小人心境也。蓋因小人的超越情懷特別匱乏，故而頗難理解事物能夠演化和展開的情景。

由強道義論（義務論）作引申，便可推論出強目的論導向：隻顧目的如何崇高無比，卻不擇手段。再有，就是強動機論導向：隻講先驗的動機如何，卻莫談後驗的效果怎樣——毛親手發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其政治導向就是如此！

 

                              施衛江 寫於2024年10月1日

                                   美國 紐約州 羅切斯特市

 中國當代政治宣傳畫所傳達的政治文化意蘊

 

最近，關於“收藏於美國加州伯克利大學的中國當代政治宣傳畫500幅”的內容在許多微信公眾號上發布，既然有這麽多個網絡媒體都發布該信息，必然具有重要意義，遂引起我的興趣和關注。當我仔細閱讀一部分宣傳畫作品後，深信，這些宣傳畫可以傳達多種政治意蘊，於是我打起十二萬分精神，嚐試闡釋這些政治宣傳畫中所蘊含的微言大義。

紅朝中國其自身的政治體製決定了，宣傳招貼畫必然、也隻能是服務於中共紅色政權，且用本黨文化的方式來營造和維護它的專製獨裁體製，難怪繪畫較多地采用紅色的主色調，以表明紅色皇朝的主旋律，及獨斷論的調子，集權主義的價值導向。畫作之於體製也，為“毛之於皮”工具關係。這裏的作品中所顯現的專製獨裁統治，既是宣傳的內容，又是展示的形式，換言之，宣傳畫事物其結構與功能，內容與形式是合二為一，即“黨的一元化領導”，自說自話，自吹自擂。（本文的論述隻限於毛澤東時代極左政治色彩的宣傳畫作品）

今天，在海外異議的政治圈子裏，總是有著喋喋不休的喧嚷：中共繼承了馬克思主義理念從而否棄中國傳統文化雲雲，事實究竟如何呢？我的回答：絕非如此！

人算是情欲動物，必有情欲追求。佛洛依德論證過，人的情欲有著基本恒定的數值，不可能剪滅，隻可轉移。黑格爾雲：東方人畏懼於神秘的“大力”。中國人，既然精神的高端不尋覓，則必定流俗於低端的生存之道。學者李澤厚說，中國人，盡管缺乏西方式超驗的宗教情感，但是有豐富的“實用理性精神”，似乎足可以得到補償，學者朱學勤對此評說，那隻是“廉價取代”而已。

世人皆言，中國人缺乏宗教情懷和信仰，缺乏超越理性，但在世俗生活層麵上，毫不缺乏崇拜之物和崇拜之事，漢語境中的“崇拜”，大多為“頂禮膜拜”，並無神性，譬如有祖先崇拜、金錢崇拜、官位崇拜等，玄妙一點的尚有天帝崇拜，以及諸類保佑神崇拜等等。

中國的共產主義黨派試圖如此來孵化自己的黨文化，大力借助於中國的文化傳統，即民間的風土人情來實施其妄想。遨遊在民俗文化的大洋中，毛澤東真可謂是駕輕就熟：“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這個民族形式就是“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致力於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新文風。從而使得毛澤東大獲成功，泰山登頂，釀成當代中國史上“三忠於四無限”的崇拜大神。

中國文化傳統的儒家注重養育、教化。儒家強調教化對治國的推動作用，賦予其充分的政治意義。“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論語·為政》）儒家把道德上升到統治手段的高度，主張社會各階層人民不但要掌握道德觀念，也要在生活中行之以禮——這些禮儀的功能為後來的中共統治者所接受和利用，並充分反映在宣傳畫作之中。

與中國情景不同的是，西方語境裏，崇拜則是帶有宗教色彩的“WORSHIP”，通常指宗教或信仰上對讚揚、榮耀、虔誠與愛心等的特殊舉動，如與超自然力的神相聯係的舉動等就是最為典型。故此，讀者須注意中西文化的差別。

 

我對於宣傳畫作品的分析如下：

（1）帝王崇拜、領袖尊崇，權力癡迷

 

     中國人的帝王崇拜早已為世人所熟知。人類早期的氏族社會無不建立在的血緣紐帶基礎上，中國社群發展的特殊特殊路徑是，由氏族、部落成長、壯大起來的社群，其社會結構和政治框架未有大的變動，即血緣的“臍帶”始終未能脫離，即族長為部落首領，社群的長老依舊是非宗教性質的族長，理應最值得敬仰和愛戴，於是“家國同構”機製持續被複製、分形而放大，宗法人倫的溫情脈脈也隨之發揚光大。

再說，中國人的宗教情懷嚴重缺失，中國人心目中沒有一個超驗的“天帝”或“上帝”，於是權充帝王以為“天之子”來崇而拜之，漸漸成為中國人內心的“實用理性”（李澤厚）和“廉價取代”（朱學勤）。

與匱缺宗教互為因果關係的是，中國人的超越精神亦是嚴重匱缺。既然並無超越性情懷和彼岸世界可以表達，隻得以保命、求生存來獲取“活著”，遂以己身有機體的血脈延續為人生第一要義，乃順從權力最最穩當。儒家的血緣倫理學則強化了父子、君臣的等級關係。

對於奴隸性深入骨髓的國人們，文革時期個人崇拜和迷信表現出最為癲狂，表達出中國的奴隸們對於自己的奴隸位置坐立不穩而惶惶不可終日，至於政治派別上的激烈爭吵，乃至發生武鬥，則是坐穩了奴隸位置與坐不穩奴隸位置之間的爭鬥。下麵的圖片可見一斑。

 

   北京大學中文係的錢理群教授說：在一個封閉的價值體係裏，統治者與被統治者都是在同一個價值觀念上進行交流與反饋，即在終極價值理念上沒有本質上的區別。

圖片可見，庸眾熱烈歡呼、衷心擁護的場麵中，真乃“魚水交融情意深”也，可是在此，誰是“魚”？誰是“水”啊？

 

 

（2）集體崇拜、組織籠罩，個人扼殺

 

從西方傳來馬克思主義為什麽在當代中國產生出巨大的反響和回應？蓋因馬克思主義思想內稟以猶太人情愫的群體抱團精神，在本質上就是沿襲東方人人格脈絡的傳統價值觀，拒斥現代性個人主義，乃與中國人的“合群”、“和合”、“統一”、“一元化”、“集體主義”、“適應環境”等等諧振起來。可見：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理想與中國人集體無意識的“大同世界”遙相呼應，形成同構、互通、共振、共鳴！絕不是非此即彼的兩分！

 

然而專製統治，全都依賴於高度的組織性、紀律性和服從性來運作，因而“人民”、“群眾”、“集體”、“組織”之類的噱頭詞，響當當地被中國當代統治者利用起來，構建成宏大敘事，施以蒙騙之術，其居心叵測也好讓民眾喪失獨立個性的自我，“公而忘私”，全都隻以“公家人”身份乖乖地依附性生存，從而可以專為統治者盡心盡德。

 

   那個年代宣傳畫上的正麵人物，個個都是精神飽滿、滿臉堆笑，表明了全民同樂、同心同德的社會主義新氣象，全都無差別地與黨國、與領袖處於高度的統一。

 

（3）革命崇拜、豪情滿懷，感性貶值

 

中國曆來的統治者都希冀自己的統治機器能夠穩固如泰山，長治久安，總是企圖讓臣民、草民、蟻民們清靜無為恬淡寡欲，假設彼等做到了知足常樂、與世無爭，何須遑論僭越？

然而中國紅朝的建立，恰是由無產階級暴動分子按照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暴力路線，武裝奪取政權而來的，紅色革命政權既然由暴力所得到，自然產生一個邏輯關聯：亦易為暴力所推翻，這讓掌權人倍感危機，對此亟需激發奴隸的怨恨，使之時時刻刻感受到“奴隸位置不穩固”，於是“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不能讓工農階級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革命豪情歸類於理性情感，美其名曰“善”，揚善抑惡，理性情感的高漲必然遏製感性的欲念。當某人沉浸於理性豪情之中卻茫然不知自己的個人情感和欲望何處掛之時，也就沒有了非分之念；狠鬥私字一閃念，於是自覺自願地人從眾，隨大流、和稀泥、隨波逐流······

 

 

（4）雌性崇拜、女人得寵，雄性閹割

 

中國曆來的專製王國似乎單由雄性打造而成，對此構成挑戰的也幾乎是雄性豪傑，其實由此構成了恰是一個“獅子型社會”，且不要以為這樣的國度就是“雄性王國”無疑了，獅子型社會裏雄性作為整體並無多大地位。（參閱拙筆：施衛江：《論獅子型社會的男女平等問題》 https://www.aisixiang.com/data/15808.html ）

易中天在《中國的男人和女人》中論道：中國傳統的皇朝建立起來製度，“這種製度的一個特點，就是最終隻承認一個人是男人。這個人就是皇帝。皇帝‘乾綱獨斷’，是絕對的和唯一的陽剛。”“當“乾綱獨斷”的皇帝把天下臣民都女性化了時，他自己是否還能保住男性特征，其實也成了一個問題。”  

這種陰性特質之崇敬乃深深塑造出毛氏皇朝的“獅子型”社會來。古人雲：一人得道雞犬升天；同樣，當混世魔皇得道成聖時，中國的女人可真了不得也！無需才華美德，隻需“三觀相合”，便可飛黃騰達起來！如江青、邢燕子、吳桂賢、張玉鳳、李素文、郭鳳蓮、王秀珍、申紀蘭、宋彬彬等等，個個如女中之凰，全都驕傲升空成“半邊天”！卻偏偏還要讓中國的男人們大受憋屈，故此，沙葉新創作了著名話劇《尋找男子漢》，又引發巨大爭鳴！

 

    “反串”，這詞通常是用於文藝表演的舞台場合，可是在毛時代的社會現實政治生活中，“反串”就是由女人來壓製男人，從而獲取非分執念，卻是非常真實的存在！

 

法國女性主義學者克裏斯蒂娃（Julia Kristeva）引用了Chin, Ai-li的資料（“Family and kinship in Chinese society” by Chin, Ai-li,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寫進她的《有關中國女性》書中，敏銳地指出，在1962-1966年間，中國的《人民文學》上刊登的232篇短篇作品中，有62篇處理父母、男女關係的情景。這些作品描述了，在當時極左形勢下，家庭生活已不再有正常的人倫常情，通常不是兒子，總是由女兒帶動起對父親發起攻擊，以強化並鞏固中國文化的陰性特質。（參閱拙筆：施衛江：《“剩女”現象的社會批判》發表於：愛思想網站2009年11月12日）

 

 

（5）老人崇拜、長輩氣場，青春遏製

 

    一個人年老了而走上通向人生晚年的途中，身體的體力和智力逐漸地減弱萎縮，荷爾蒙激素持續衰退。由此，激勵人的崇高行為的激情也相應地萎靡不振，進而，尚未實現的自我價值或可許諾實現於未來，惜乎其可能性已經大幅縮水，於是不再抱負有遠大的誌向，不再懷有憧憬未來的願景，於是老人的性情較多地趨向於平和，能夠度上平穩日子就算足矣，得過且過吧。拘囿於種種困境，老年人不大會做出大力挑戰現存社會秩序的行為。

 

再者，中國的老年人普遍地接受正規教育少，因此能夠深明大義，懂得西方文化的更少，老年人的人生觀和世界觀通常就是憑借自己經曆過的人生經驗來做出判斷，因此，較多地承襲了逝去年代的陳舊老貨色和腐朽老價值，就戲稱是“老黃曆”吧，對於中國的國情來說，老黃曆就是老的中國傳統價值觀，其與現代西方人所敬仰的普世價值觀作對比，必定是大相徑庭，南轅北轍。由此可見，中國的老年人絕不可能是國家建設的主力軍，更是無法擔當代中國政治改革的重任。

反觀青年人，激情充沛，精力旺盛，於是敢說、敢做、敢闖、敢拚，這些情狀無疑地頗似雄性激素旺盛的男人。

 

醫學和生理知識說：雄性激素並不全長在男人身上，女人身上亦有少量；同樣，雌性激素並不全長在女人身上，男人亦有少量。如此，我們來作一個比附性思維：一個社會中的青年人，在與各個年齡段的人群作比較，就是最為陽剛氣質的“男人”。

上述篇章我論述了：中國的女性得寵，男性受壓，為的是“獅子型社會”，為的是“乾綱獨斷”，為的是“和諧社會”。一樣的道理，為了“穩定壓倒一切”，為了“紅色江山的長治久安”，為了“攘外必先安內”，須是全體國民的“去勢化”，必須大力壓製住社會中最為陽剛的人，即青年人！

中國的老人之所以能夠被紅朝統治者大肆利用起來，整合成一個“和諧社會”，內在於傳統儒家思想的等級製和名分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以及“禮治”秩序：“別貴賤”“序尊卑”“嚴上下”，演化至當朝成為美麗的標語“尊老愛幼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

再論，國民超越情懷的嚴重匱乏使得事物走向另一端，小人心境大肆當道，其症狀之一是：急功近利的麵子感高漲。試想：在下受統治的老年人既然得到紅朝統治者陰庇，使其尊嚴地位遠遠高出青年人一大檔，便可心滿意足，遂與統治者交相輝映起來了。所以美國學者孫隆基論道：“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之一是‘殺子’文化”。

今天中國的輿論陣地上經常會有如此感歎“老人變壞了！”，但卻不見有人去倒果溯因，追溯其根源。

 

（6）四肢崇拜、蠻力炫耀，思想麻木

 

那個極左年代，“愚公移山”被宣傳得盆滿缽滿，還偏偏要拒斥“智廋”，即反知識、反文化、反智慧、反精神的退化論實質。在此等政治文化的觀照下，國民大多被規訓成昏頭昏腦，混混噩噩，麻木自得，無知自豪——一副“末人”得誌得道的“共產主義”景觀。

 

極左年代的宣傳畫呈現一個強烈的反智傾向、仇知趣味：舉凡正麵人物都是四肢強壯、孔武有力、衣袖高卷、皮糙肉厚，還要秀出：短褐的衣服，粗壯的手臂，壯實的肌肉，肥大的手腕，黝黑的皮膚，進而亮出：五大又三粗，大老粗光榮，土包子本色，無產者優秀——可這些全是與物質打交道的好東東啊！

 

這樣就堅持住馬克思主義唯物論：拒絕一切精神性，把物質一端緊緊地唯住！進而，還要堅持住無產者的階級立場，唯有他們才具有“全心全意”依靠性，反之，知識越多越反動！知識與勞動無關！西諺雲：人是一枝會思想的蘆葦，可在中國，思想就是原罪！

偉大領袖作出最高指示：“拿未曾改造的知識分子和工人農民比較，就覺得知識分子不幹淨了，最幹淨的還是工人農民，盡管他們手是黑的，腳上有牛屎，還是比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都幹淨。這就叫感情起了變化，由一個階級變到另一個階級。……沒有這個變化，沒有這個改造，什麽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學生也是這樣，以學為主，兼學別樣，即不但學文，也要學工、學農、學軍，也要批判資產階級。學製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毛澤東：《五·七指示》)

 

（7）聖人崇拜，榜樣敬仰，偽善盛行

   

那個極左年代有流行的口號“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舉凡由偉大領袖引導出一個示範好榜樣，人民大眾趨之如騖，爭相趨附。蓋因天人合一的演繹，促成中國人的趨同排異心理，跟從大眾的“羊群效應”，這就是尼采所批判的卑劣的“末人道德”。

好榜樣的大流行與儒家思想的泛道德主義的理想背景有關，儒家倫理的基本立足點是“人性本善”，為此就該發揚光大，促使人人都向往善的高地去盡力而為，就會抵達至善世界“大同社會”。老夫子雲“我欲仁，斯仁至矣”，孟子曰“人皆可以為堯舜”，程朱理學示“存天理”，王陽明稱“滿街皆聖人”······

 

 

“榜樣是旗幟，代表著方向；榜樣是資源，凝聚著力量。”雖說，中國人有帝王崇拜，君主崇拜，領袖崇拜，進而還要封受崇拜者為“神”，但此神絕非西方人的人格之神的上帝。中國之“神”可隱喻為處在遙遠的“天邊”一端，這“天”顯然不是尋常百姓所能夠企及，那麽如何去“天人合一”呢？於是就有了中國人所理解的“天使”，即由偉大領袖欽定了的“好榜樣”，他們當然算作是“人”，遂看作為偉大領袖與人民大眾之間的聯絡員，現實生存中的天人合一即可延伸為：人民大眾要與“好榜樣”積極靠攏。

 

在世俗的中國人看來，隻要“榜樣”獲得了一定的名聲，便意味著其社會地位和政治勢力確立了起來，於是大眾粉絲湧現，趨勢附炎，或亦步亦趨。然則當代中國式“榜樣”（模範）之標榜，顯然是一種“權力意誌”（尼采）的宣示，浸透了政治立場的“忠心”二字，對黨、對國家、對領袖的絕對忠誠絕對高於道德的自在律令，這就是紅朝中國的“內聖外王”。

中國式道德泛化的說教完全漠視人性的幽暗之處，故必定導致極度虛假偽善！

 

（8）行伍崇拜、大兵優越，外儒內法

 

行伍、大兵之所以那麽得寵、得勢，蓋因彼等為一專事殺人的機構或組織人員，即為一個“必要之邪惡”（斯賓塞）而得以確立。為了維持這麽的“邪惡”存在，就必須予彼等以馴化，規訓，予彼等以高度的組織性、紀律性、忠誠性、服從性、嚴酷性，因為這些必要的軍人品格特別需要運用在邪惡的殺人場景！

 

若能讓這些嚴酷的品格為目的去規訓、馴化尋常百姓，冠之以“革命”的名義來孵化他們內心，成長為他們堅定的信念和意誌，如此則豈不坐穩了紅色江山？看吧，這就是紅色皇朝統治者的狂妄之念！這些狂妄盡是出於唯目的論，哪裏會顧及手段的運用？英國哲學家赫伯特·斯賓塞在他的《社會靜態學·忽視國家的權利》中精辟地論述道：“國家使用邪惡的武器來製伏邪惡，並且同樣要被它所處理的對象和運作的手段所汙染。”

 

身披軍服，在那個瘋狂年代則是“革命派”的身份標識，是革命精神的時尚大抒發。有人認為，那個時代的軍裝大流行代表了“尚武”的美學趣味，對此我該說，此等“尚武”美學實在地展示為山野村夫的粗俗趣味，因為真正美學上的“尚武”理應展現出雄性的豪放和英姿來，譬如須有棱角分明且突出，高聳且硬化的帽子前沿和上裝墊肩等等，這些美觀猶如動物打鬥那般的張牙舞爪，又例如納粹德國的虎式坦克車其大部分的裝甲角度是垂直的與其他結構相連接，就是顯得這般的雄性壯美。反觀中國文革時候男女軍裝，所有的邊緣部位全都是圓潤鏈接，展示為女性般的溫和和柔軟，但若單講文革女軍裝的女性美，則又是差之千裏，其毫無展示出女性身材線條的曲線之美。

由此可以說，山野村夫審美觀大流行、大時尚的更為深層的政治意圖是“農村包圍城市”——嫉妒城市文明，以及反智、仇知等等的極左意淫。

    行伍、大兵之崇拜，另有一側麵的大義即是“外儒內法”：表麵上，堂堂名義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仿佛是展示其“忠恕之道”，但骨子裏卻是絕對的嚴苛無情，為了嚴厲苛刻，殘酷無情，就得盡力動用“邪惡”力量，即槍杆子的威懾力，於是大兵用上了。

 

 

（9）高大上崇拜、偉光正渲染，假大空流弊

 

文革時期宣傳畫，最醒目之處是，充滿了宏大敘事的鼓噪，冠冕堂皇的喧囂，滿紙荒唐言，卻無辛酸淚！

典型的紅色口號、標語和詞匯有：大革命，愛祖國，愛人民，紅太陽，社會主義，無產階級，階級鬥爭，鬥私批修，繼續革命，為共產主義奮鬥，做共產主義接班人，等等等等。

  

口號標語的血脈僨張，極度頌揚，恰表明承襲了老舊傳統的腐朽思想，這裏有儒家的性善論、理性至上，大同世界，程朱理學“存天理，滅人欲”，王陽明“心性之學”，等等。同樣的還有，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理想王國，妄想構建於排斥私人情欲和利益的公有製的基礎上，還有各路自稱是“彌賽亞”者來提供末世得救的諾言，無不表明了：大而無當的政治，就是好高騖遠，必定會帶來虛無縹緲，海市辰樓。

 

 

上述諸類預言和諾言互相激勵，相映生輝，這些均是建立在虛假的“人性本善”立足點上，偏偏要遮蔽人性的幽暗之處，這些都可用“強道義論”來描述其倫理學譜係。過分強烈的道德敘事和傾訴，恰是如尼采所描繪的“末人德性”，即小人心境也。蓋因小人的超越情懷特別匱乏，故而頗難理解事物能夠演化和展開的情景。

由強道義論（義務論）作引申，便可推論出強目的論導向：隻顧目的如何崇高無比，卻不擇手段。再有，就是強動機論導向：隻講先驗的動機如何，卻莫談後驗的效果怎樣——毛親手發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其政治導向就是如此！

 

                              施衛江 寫於2024年10月1日

                                   美國 紐約州 羅切斯特市

 中國當代政治宣傳畫所傳達的政治文化意蘊

 

最近，關於“收藏於美國加州伯克利大學的中國當代政治宣傳畫500幅”的內容在許多微信公眾號上發布，既然有這麽多個網絡媒體都發布該信息，必然具有重要意義，遂引起我的興趣和關注。當我仔細閱讀一部分宣傳畫作品後，深信，這些宣傳畫可以傳達多種政治意蘊，於是我打起十二萬分精神，嚐試闡釋這些政治宣傳畫中所蘊含的微言大義。

紅朝中國其自身的政治體製決定了，宣傳招貼畫必然、也隻能是服務於中共紅色政權，且用本黨文化的方式來營造和維護它的專製獨裁體製，難怪繪畫較多地采用紅色的主色調，以表明紅色皇朝的主旋律，及獨斷論的調子，集權主義的價值導向。畫作之於體製也，為“毛之於皮”工具關係。這裏的作品中所顯現的專製獨裁統治，既是宣傳的內容，又是展示的形式，換言之，宣傳畫事物其結構與功能，內容與形式是合二為一，即“黨的一元化領導”，自說自話，自吹自擂。（本文的論述隻限於毛澤東時代極左政治色彩的宣傳畫作品）

今天，在海外異議的政治圈子裏，總是有著喋喋不休的喧嚷：中共繼承了馬克思主義理念從而否棄中國傳統文化雲雲，事實究竟如何呢？我的回答：絕非如此！

人算是情欲動物，必有情欲追求。佛洛依德論證過，人的情欲有著基本恒定的數值，不可能剪滅，隻可轉移。黑格爾雲：東方人畏懼於神秘的“大力”。中國人，既然精神的高端不尋覓，則必定流俗於低端的生存之道。學者李澤厚說，中國人，盡管缺乏西方式超驗的宗教情感，但是有豐富的“實用理性精神”，似乎足可以得到補償，學者朱學勤對此評說，那隻是“廉價取代”而已。

世人皆言，中國人缺乏宗教情懷和信仰，缺乏超越理性，但在世俗生活層麵上，毫不缺乏崇拜之物和崇拜之事，漢語境中的“崇拜”，大多為“頂禮膜拜”，並無神性，譬如有祖先崇拜、金錢崇拜、官位崇拜等，玄妙一點的尚有天帝崇拜，以及諸類保佑神崇拜等等。

中國的共產主義黨派試圖如此來孵化自己的黨文化，大力借助於中國的文化傳統，即民間的風土人情來實施其妄想。遨遊在民俗文化的大洋中，毛澤東真可謂是駕輕就熟：“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這個民族形式就是“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致力於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新文風。從而使得毛澤東大獲成功，泰山登頂，釀成當代中國史上“三忠於四無限”的崇拜大神。

中國文化傳統的儒家注重養育、教化。儒家強調教化對治國的推動作用，賦予其充分的政治意義。“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論語·為政》）儒家把道德上升到統治手段的高度，主張社會各階層人民不但要掌握道德觀念，也要在生活中行之以禮——這些禮儀的功能為後來的中共統治者所接受和利用，並充分反映在宣傳畫作之中。

與中國情景不同的是，西方語境裏，崇拜則是帶有宗教色彩的“WORSHIP”，通常指宗教或信仰上對讚揚、榮耀、虔誠與愛心等的特殊舉動，如與超自然力的神相聯係的舉動等就是最為典型。故此，讀者須注意中西文化的差別。

 

我對於宣傳畫作品的分析如下：

（1）帝王崇拜、領袖尊崇，權力癡迷

 

     中國人的帝王崇拜早已為世人所熟知。人類早期的氏族社會無不建立在的血緣紐帶基礎上，中國社群發展的特殊特殊路徑是，由氏族、部落成長、壯大起來的社群，其社會結構和政治框架未有大的變動，即血緣的“臍帶”始終未能脫離，即族長為部落首領，社群的長老依舊是非宗教性質的族長，理應最值得敬仰和愛戴，於是“家國同構”機製持續被複製、分形而放大，宗法人倫的溫情脈脈也隨之發揚光大。

再說，中國人的宗教情懷嚴重缺失，中國人心目中沒有一個超驗的“天帝”或“上帝”，於是權充帝王以為“天之子”來崇而拜之，漸漸成為中國人內心的“實用理性”（李澤厚）和“廉價取代”（朱學勤）。

與匱缺宗教互為因果關係的是，中國人的超越精神亦是嚴重匱缺。既然並無超越性情懷和彼岸世界可以表達，隻得以保命、求生存來獲取“活著”，遂以己身有機體的血脈延續為人生第一要義，乃順從權力最最穩當。儒家的血緣倫理學則強化了父子、君臣的等級關係。

對於奴隸性深入骨髓的國人們，文革時期個人崇拜和迷信表現出最為癲狂，表達出中國的奴隸們對於自己的奴隸位置坐立不穩而惶惶不可終日，至於政治派別上的激烈爭吵，乃至發生武鬥，則是坐穩了奴隸位置與坐不穩奴隸位置之間的爭鬥。下麵的圖片可見一斑。

 

   北京大學中文係的錢理群教授說：在一個封閉的價值體係裏，統治者與被統治者都是在同一個價值觀念上進行交流與反饋，即在終極價值理念上沒有本質上的區別。

圖片可見，庸眾熱烈歡呼、衷心擁護的場麵中，真乃“魚水交融情意深”也，可是在此，誰是“魚”？誰是“水”啊？

 

 

（2）集體崇拜、組織籠罩，個人扼殺

 

從西方傳來馬克思主義為什麽在當代中國產生出巨大的反響和回應？蓋因馬克思主義思想內稟以猶太人情愫的群體抱團精神，在本質上就是沿襲東方人人格脈絡的傳統價值觀，拒斥現代性個人主義，乃與中國人的“合群”、“和合”、“統一”、“一元化”、“集體主義”、“適應環境”等等諧振起來。可見：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理想與中國人集體無意識的“大同世界”遙相呼應，形成同構、互通、共振、共鳴！絕不是非此即彼的兩分！

 

然而專製統治，全都依賴於高度的組織性、紀律性和服從性來運作，因而“人民”、“群眾”、“集體”、“組織”之類的噱頭詞，響當當地被中國當代統治者利用起來，構建成宏大敘事，施以蒙騙之術，其居心叵測也好讓民眾喪失獨立個性的自我，“公而忘私”，全都隻以“公家人”身份乖乖地依附性生存，從而可以專為統治者盡心盡德。

 

   那個年代宣傳畫上的正麵人物，個個都是精神飽滿、滿臉堆笑，表明了全民同樂、同心同德的社會主義新氣象，全都無差別地與黨國、與領袖處於高度的統一。

 

（3）革命崇拜、豪情滿懷，感性貶值

 

中國曆來的統治者都希冀自己的統治機器能夠穩固如泰山，長治久安，總是企圖讓臣民、草民、蟻民們清靜無為恬淡寡欲，假設彼等做到了知足常樂、與世無爭，何須遑論僭越？

然而中國紅朝的建立，恰是由無產階級暴動分子按照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暴力路線，武裝奪取政權而來的，紅色革命政權既然由暴力所得到，自然產生一個邏輯關聯：亦易為暴力所推翻，這讓掌權人倍感危機，對此亟需激發奴隸的怨恨，使之時時刻刻感受到“奴隸位置不穩固”，於是“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不能讓工農階級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革命豪情歸類於理性情感，美其名曰“善”，揚善抑惡，理性情感的高漲必然遏製感性的欲念。當某人沉浸於理性豪情之中卻茫然不知自己的個人情感和欲望何處掛之時，也就沒有了非分之念；狠鬥私字一閃念，於是自覺自願地人從眾，隨大流、和稀泥、隨波逐流······

 

 

（4）雌性崇拜、女人得寵，雄性閹割

 

中國曆來的專製王國似乎單由雄性打造而成，對此構成挑戰的也幾乎是雄性豪傑，其實由此構成了恰是一個“獅子型社會”，且不要以為這樣的國度就是“雄性王國”無疑了，獅子型社會裏雄性作為整體並無多大地位。（參閱拙筆：施衛江：《論獅子型社會的男女平等問題》 https://www.aisixiang.com/data/15808.html ）

易中天在《中國的男人和女人》中論道：中國傳統的皇朝建立起來製度，“這種製度的一個特點，就是最終隻承認一個人是男人。這個人就是皇帝。皇帝‘乾綱獨斷’，是絕對的和唯一的陽剛。”“當“乾綱獨斷”的皇帝把天下臣民都女性化了時，他自己是否還能保住男性特征，其實也成了一個問題。”  

這種陰性特質之崇敬乃深深塑造出毛氏皇朝的“獅子型”社會來。古人雲：一人得道雞犬升天；同樣，當混世魔皇得道成聖時，中國的女人可真了不得也！無需才華美德，隻需“三觀相合”，便可飛黃騰達起來！如江青、邢燕子、吳桂賢、張玉鳳、李素文、郭鳳蓮、王秀珍、申紀蘭、宋彬彬等等，個個如女中之凰，全都驕傲升空成“半邊天”！卻偏偏還要讓中國的男人們大受憋屈，故此，沙葉新創作了著名話劇《尋找男子漢》，又引發巨大爭鳴！

 

    “反串”，這詞通常是用於文藝表演的舞台場合，可是在毛時代的社會現實政治生活中，“反串”就是由女人來壓製男人，從而獲取非分執念，卻是非常真實的存在！

 

法國女性主義學者克裏斯蒂娃（Julia Kristeva）引用了Chin, Ai-li的資料（“Family and kinship in Chinese society” by Chin, Ai-li,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寫進她的《有關中國女性》書中，敏銳地指出，在1962-1966年間，中國的《人民文學》上刊登的232篇短篇作品中，有62篇處理父母、男女關係的情景。這些作品描述了，在當時極左形勢下，家庭生活已不再有正常的人倫常情，通常不是兒子，總是由女兒帶動起對父親發起攻擊，以強化並鞏固中國文化的陰性特質。（參閱拙筆：施衛江：《“剩女”現象的社會批判》發表於：愛思想網站2009年11月12日）

 

 

（5）老人崇拜、長輩氣場，青春遏製

 

    一個人年老了而走上通向人生晚年的途中，身體的體力和智力逐漸地減弱萎縮，荷爾蒙激素持續衰退。由此，激勵人的崇高行為的激情也相應地萎靡不振，進而，尚未實現的自我價值或可許諾實現於未來，惜乎其可能性已經大幅縮水，於是不再抱負有遠大的誌向，不再懷有憧憬未來的願景，於是老人的性情較多地趨向於平和，能夠度上平穩日子就算足矣，得過且過吧。拘囿於種種困境，老年人不大會做出大力挑戰現存社會秩序的行為。

 

再者，中國的老年人普遍地接受正規教育少，因此能夠深明大義，懂得西方文化的更少，老年人的人生觀和世界觀通常就是憑借自己經曆過的人生經驗來做出判斷，因此，較多地承襲了逝去年代的陳舊老貨色和腐朽老價值，就戲稱是“老黃曆”吧，對於中國的國情來說，老黃曆就是老的中國傳統價值觀，其與現代西方人所敬仰的普世價值觀作對比，必定是大相徑庭，南轅北轍。由此可見，中國的老年人絕不可能是國家建設的主力軍，更是無法擔當代中國政治改革的重任。

反觀青年人，激情充沛，精力旺盛，於是敢說、敢做、敢闖、敢拚，這些情狀無疑地頗似雄性激素旺盛的男人。

 

醫學和生理知識說：雄性激素並不全長在男人身上，女人身上亦有少量；同樣，雌性激素並不全長在女人身上，男人亦有少量。如此，我們來作一個比附性思維：一個社會中的青年人，在與各個年齡段的人群作比較，就是最為陽剛氣質的“男人”。

上述篇章我論述了：中國的女性得寵，男性受壓，為的是“獅子型社會”，為的是“乾綱獨斷”，為的是“和諧社會”。一樣的道理，為了“穩定壓倒一切”，為了“紅色江山的長治久安”，為了“攘外必先安內”，須是全體國民的“去勢化”，必須大力壓製住社會中最為陽剛的人，即青年人！

中國的老人之所以能夠被紅朝統治者大肆利用起來，整合成一個“和諧社會”，內在於傳統儒家思想的等級製和名分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以及“禮治”秩序：“別貴賤”“序尊卑”“嚴上下”，演化至當朝成為美麗的標語“尊老愛幼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

再論，國民超越情懷的嚴重匱乏使得事物走向另一端，小人心境大肆當道，其症狀之一是：急功近利的麵子感高漲。試想：在下受統治的老年人既然得到紅朝統治者陰庇，使其尊嚴地位遠遠高出青年人一大檔，便可心滿意足，遂與統治者交相輝映起來了。所以美國學者孫隆基論道：“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之一是‘殺子’文化”。

今天中國的輿論陣地上經常會有如此感歎“老人變壞了！”，但卻不見有人去倒果溯因，追溯其根源。

 

（6）四肢崇拜、蠻力炫耀，思想麻木

 

那個極左年代，“愚公移山”被宣傳得盆滿缽滿，還偏偏要拒斥“智廋”，即反知識、反文化、反智慧、反精神的退化論實質。在此等政治文化的觀照下，國民大多被規訓成昏頭昏腦，混混噩噩，麻木自得，無知自豪——一副“末人”得誌得道的“共產主義”景觀。

 

極左年代的宣傳畫呈現一個強烈的反智傾向、仇知趣味：舉凡正麵人物都是四肢強壯、孔武有力、衣袖高卷、皮糙肉厚，還要秀出：短褐的衣服，粗壯的手臂，壯實的肌肉，肥大的手腕，黝黑的皮膚，進而亮出：五大又三粗，大老粗光榮，土包子本色，無產者優秀——可這些全是與物質打交道的好東東啊！

 

這樣就堅持住馬克思主義唯物論：拒絕一切精神性，把物質一端緊緊地唯住！進而，還要堅持住無產者的階級立場，唯有他們才具有“全心全意”依靠性，反之，知識越多越反動！知識與勞動無關！西諺雲：人是一枝會思想的蘆葦，可在中國，思想就是原罪！

偉大領袖作出最高指示：“拿未曾改造的知識分子和工人農民比較，就覺得知識分子不幹淨了，最幹淨的還是工人農民，盡管他們手是黑的，腳上有牛屎，還是比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都幹淨。這就叫感情起了變化，由一個階級變到另一個階級。……沒有這個變化，沒有這個改造，什麽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學生也是這樣，以學為主，兼學別樣，即不但學文，也要學工、學農、學軍，也要批判資產階級。學製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毛澤東：《五·七指示》)

 

（7）聖人崇拜，榜樣敬仰，偽善盛行

   

那個極左年代有流行的口號“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舉凡由偉大領袖引導出一個示範好榜樣，人民大眾趨之如騖，爭相趨附。蓋因天人合一的演繹，促成中國人的趨同排異心理，跟從大眾的“羊群效應”，這就是尼采所批判的卑劣的“末人道德”。

好榜樣的大流行與儒家思想的泛道德主義的理想背景有關，儒家倫理的基本立足點是“人性本善”，為此就該發揚光大，促使人人都向往善的高地去盡力而為，就會抵達至善世界“大同社會”。老夫子雲“我欲仁，斯仁至矣”，孟子曰“人皆可以為堯舜”，程朱理學示“存天理”，王陽明稱“滿街皆聖人”······

 

 

“榜樣是旗幟，代表著方向；榜樣是資源，凝聚著力量。”雖說，中國人有帝王崇拜，君主崇拜，領袖崇拜，進而還要封受崇拜者為“神”，但此神絕非西方人的人格之神的上帝。中國之“神”可隱喻為處在遙遠的“天邊”一端，這“天”顯然不是尋常百姓所能夠企及，那麽如何去“天人合一”呢？於是就有了中國人所理解的“天使”，即由偉大領袖欽定了的“好榜樣”，他們當然算作是“人”，遂看作為偉大領袖與人民大眾之間的聯絡員，現實生存中的天人合一即可延伸為：人民大眾要與“好榜樣”積極靠攏。

 

在世俗的中國人看來，隻要“榜樣”獲得了一定的名聲，便意味著其社會地位和政治勢力確立了起來，於是大眾粉絲湧現，趨勢附炎，或亦步亦趨。然則當代中國式“榜樣”（模範）之標榜，顯然是一種“權力意誌”（尼采）的宣示，浸透了政治立場的“忠心”二字，對黨、對國家、對領袖的絕對忠誠絕對高於道德的自在律令，這就是紅朝中國的“內聖外王”。

中國式道德泛化的說教完全漠視人性的幽暗之處，故必定導致極度虛假偽善！

 

（8）行伍崇拜、大兵優越，外儒內法

 

行伍、大兵之所以那麽得寵、得勢，蓋因彼等為一專事殺人的機構或組織人員，即為一個“必要之邪惡”（斯賓塞）而得以確立。為了維持這麽的“邪惡”存在，就必須予彼等以馴化，規訓，予彼等以高度的組織性、紀律性、忠誠性、服從性、嚴酷性，因為這些必要的軍人品格特別需要運用在邪惡的殺人場景！

 

若能讓這些嚴酷的品格為目的去規訓、馴化尋常百姓，冠之以“革命”的名義來孵化他們內心，成長為他們堅定的信念和意誌，如此則豈不坐穩了紅色江山？看吧，這就是紅色皇朝統治者的狂妄之念！這些狂妄盡是出於唯目的論，哪裏會顧及手段的運用？英國哲學家赫伯特·斯賓塞在他的《社會靜態學·忽視國家的權利》中精辟地論述道：“國家使用邪惡的武器來製伏邪惡，並且同樣要被它所處理的對象和運作的手段所汙染。”

 

身披軍服，在那個瘋狂年代則是“革命派”的身份標識，是革命精神的時尚大抒發。有人認為，那個時代的軍裝大流行代表了“尚武”的美學趣味，對此我該說，此等“尚武”美學實在地展示為山野村夫的粗俗趣味，因為真正美學上的“尚武”理應展現出雄性的豪放和英姿來，譬如須有棱角分明且突出，高聳且硬化的帽子前沿和上裝墊肩等等，這些美觀猶如動物打鬥那般的張牙舞爪，又例如納粹德國的虎式坦克車其大部分的裝甲角度是垂直的與其他結構相連接，就是顯得這般的雄性壯美。反觀中國文革時候男女軍裝，所有的邊緣部位全都是圓潤鏈接，展示為女性般的溫和和柔軟，但若單講文革女軍裝的女性美，則又是差之千裏，其毫無展示出女性身材線條的曲線之美。

由此可以說，山野村夫審美觀大流行、大時尚的更為深層的政治意圖是“農村包圍城市”——嫉妒城市文明，以及反智、仇知等等的極左意淫。

    行伍、大兵之崇拜，另有一側麵的大義即是“外儒內法”：表麵上，堂堂名義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仿佛是展示其“忠恕之道”，但骨子裏卻是絕對的嚴苛無情，為了嚴厲苛刻，殘酷無情，就得盡力動用“邪惡”力量，即槍杆子的威懾力，於是大兵用上了。

 

 

（9）高大上崇拜、偉光正渲染，假大空流弊

 

文革時期宣傳畫，最醒目之處是，充滿了宏大敘事的鼓噪，冠冕堂皇的喧囂，滿紙荒唐言，卻無辛酸淚！

典型的紅色口號、標語和詞匯有：大革命，愛祖國，愛人民，紅太陽，社會主義，無產階級，階級鬥爭，鬥私批修，繼續革命，為共產主義奮鬥，做共產主義接班人，等等等等。

  

口號標語的血脈僨張，極度頌揚，恰表明承襲了老舊傳統的腐朽思想，這裏有儒家的性善論、理性至上，大同世界，程朱理學“存天理，滅人欲”，王陽明“心性之學”，等等。同樣的還有，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理想王國，妄想構建於排斥私人情欲和利益的公有製的基礎上，還有各路自稱是“彌賽亞”者來提供末世得救的諾言，無不表明了：大而無當的政治，就是好高騖遠，必定會帶來虛無縹緲，海市辰樓。

 

 

上述諸類預言和諾言互相激勵，相映生輝，這些均是建立在虛假的“人性本善”立足點上，偏偏要遮蔽人性的幽暗之處，這些都可用“強道義論”來描述其倫理學譜係。過分強烈的道德敘事和傾訴，恰是如尼采所描繪的“末人德性”，即小人心境也。蓋因小人的超越情懷特別匱乏，故而頗難理解事物能夠演化和展開的情景。

由強道義論（義務論）作引申，便可推論出強目的論導向：隻顧目的如何崇高無比，卻不擇手段。再有，就是強動機論導向：隻講先驗的動機如何，卻莫談後驗的效果怎樣——毛親手發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其政治導向就是如此！

 

                              施衛江 寫於2024年10月1日

                                   美國 紐約州 羅切斯特市

 中國當代政治宣傳畫所傳達的政治文化意蘊

 

最近，關於“收藏於美國加州伯克利大學的中國當代政治宣傳畫500幅”的內容在許多微信公眾號上發布，既然有這麽多個網絡媒體都發布該信息，必然具有重要意義，遂引起我的興趣和關注。當我仔細閱讀一部分宣傳畫作品後，深信，這些宣傳畫可以傳達多種政治意蘊，於是我打起十二萬分精神，嚐試闡釋這些政治宣傳畫中所蘊含的微言大義。

紅朝中國其自身的政治體製決定了，宣傳招貼畫必然、也隻能是服務於中共紅色政權，且用本黨文化的方式來營造和維護它的專製獨裁體製，難怪繪畫較多地采用紅色的主色調，以表明紅色皇朝的主旋律，及獨斷論的調子，集權主義的價值導向。畫作之於體製也，為“毛之於皮”工具關係。這裏的作品中所顯現的專製獨裁統治，既是宣傳的內容，又是展示的形式，換言之，宣傳畫事物其結構與功能，內容與形式是合二為一，即“黨的一元化領導”，自說自話，自吹自擂。（本文的論述隻限於毛澤東時代極左政治色彩的宣傳畫作品）

今天，在海外異議的政治圈子裏，總是有著喋喋不休的喧嚷：中共繼承了馬克思主義理念從而否棄中國傳統文化雲雲，事實究竟如何呢？我的回答：絕非如此！

人算是情欲動物，必有情欲追求。佛洛依德論證過，人的情欲有著基本恒定的數值，不可能剪滅，隻可轉移。黑格爾雲：東方人畏懼於神秘的“大力”。中國人，既然精神的高端不尋覓，則必定流俗於低端的生存之道。學者李澤厚說，中國人，盡管缺乏西方式超驗的宗教情感，但是有豐富的“實用理性精神”，似乎足可以得到補償，學者朱學勤對此評說，那隻是“廉價取代”而已。

世人皆言，中國人缺乏宗教情懷和信仰，缺乏超越理性，但在世俗生活層麵上，毫不缺乏崇拜之物和崇拜之事，漢語境中的“崇拜”，大多為“頂禮膜拜”，並無神性，譬如有祖先崇拜、金錢崇拜、官位崇拜等，玄妙一點的尚有天帝崇拜，以及諸類保佑神崇拜等等。

中國的共產主義黨派試圖如此來孵化自己的黨文化，大力借助於中國的文化傳統，即民間的風土人情來實施其妄想。遨遊在民俗文化的大洋中，毛澤東真可謂是駕輕就熟：“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這個民族形式就是“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致力於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新文風。從而使得毛澤東大獲成功，泰山登頂，釀成當代中國史上“三忠於四無限”的崇拜大神。

中國文化傳統的儒家注重養育、教化。儒家強調教化對治國的推動作用，賦予其充分的政治意義。“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論語·為政》）儒家把道德上升到統治手段的高度，主張社會各階層人民不但要掌握道德觀念，也要在生活中行之以禮——這些禮儀的功能為後來的中共統治者所接受和利用，並充分反映在宣傳畫作之中。

與中國情景不同的是，西方語境裏，崇拜則是帶有宗教色彩的“WORSHIP”，通常指宗教或信仰上對讚揚、榮耀、虔誠與愛心等的特殊舉動，如與超自然力的神相聯係的舉動等就是最為典型。故此，讀者須注意中西文化的差別。

 

我對於宣傳畫作品的分析如下：

（1）帝王崇拜、領袖尊崇，權力癡迷

 

     中國人的帝王崇拜早已為世人所熟知。人類早期的氏族社會無不建立在的血緣紐帶基礎上，中國社群發展的特殊特殊路徑是，由氏族、部落成長、壯大起來的社群，其社會結構和政治框架未有大的變動，即血緣的“臍帶”始終未能脫離，即族長為部落首領，社群的長老依舊是非宗教性質的族長，理應最值得敬仰和愛戴，於是“家國同構”機製持續被複製、分形而放大，宗法人倫的溫情脈脈也隨之發揚光大。

再說，中國人的宗教情懷嚴重缺失，中國人心目中沒有一個超驗的“天帝”或“上帝”，於是權充帝王以為“天之子”來崇而拜之，漸漸成為中國人內心的“實用理性”（李澤厚）和“廉價取代”（朱學勤）。

與匱缺宗教互為因果關係的是，中國人的超越精神亦是嚴重匱缺。既然並無超越性情懷和彼岸世界可以表達，隻得以保命、求生存來獲取“活著”，遂以己身有機體的血脈延續為人生第一要義，乃順從權力最最穩當。儒家的血緣倫理學則強化了父子、君臣的等級關係。

對於奴隸性深入骨髓的國人們，文革時期個人崇拜和迷信表現出最為癲狂，表達出中國的奴隸們對於自己的奴隸位置坐立不穩而惶惶不可終日，至於政治派別上的激烈爭吵，乃至發生武鬥，則是坐穩了奴隸位置與坐不穩奴隸位置之間的爭鬥。下麵的圖片可見一斑。

 

   北京大學中文係的錢理群教授說：在一個封閉的價值體係裏，統治者與被統治者都是在同一個價值觀念上進行交流與反饋，即在終極價值理念上沒有本質上的區別。

圖片可見，庸眾熱烈歡呼、衷心擁護的場麵中，真乃“魚水交融情意深”也，可是在此，誰是“魚”？誰是“水”啊？

 

 

（2）集體崇拜、組織籠罩，個人扼殺

 

從西方傳來馬克思主義為什麽在當代中國產生出巨大的反響和回應？蓋因馬克思主義思想內稟以猶太人情愫的群體抱團精神，在本質上就是沿襲東方人人格脈絡的傳統價值觀，拒斥現代性個人主義，乃與中國人的“合群”、“和合”、“統一”、“一元化”、“集體主義”、“適應環境”等等諧振起來。可見：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理想與中國人集體無意識的“大同世界”遙相呼應，形成同構、互通、共振、共鳴！絕不是非此即彼的兩分！

 

然而專製統治，全都依賴於高度的組織性、紀律性和服從性來運作，因而“人民”、“群眾”、“集體”、“組織”之類的噱頭詞，響當當地被中國當代統治者利用起來，構建成宏大敘事，施以蒙騙之術，其居心叵測也好讓民眾喪失獨立個性的自我，“公而忘私”，全都隻以“公家人”身份乖乖地依附性生存，從而可以專為統治者盡心盡德。

 

   那個年代宣傳畫上的正麵人物，個個都是精神飽滿、滿臉堆笑，表明了全民同樂、同心同德的社會主義新氣象，全都無差別地與黨國、與領袖處於高度的統一。

 

（3）革命崇拜、豪情滿懷，感性貶值

 

中國曆來的統治者都希冀自己的統治機器能夠穩固如泰山，長治久安，總是企圖讓臣民、草民、蟻民們清靜無為恬淡寡欲，假設彼等做到了知足常樂、與世無爭，何須遑論僭越？

然而中國紅朝的建立，恰是由無產階級暴動分子按照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暴力路線，武裝奪取政權而來的，紅色革命政權既然由暴力所得到，自然產生一個邏輯關聯：亦易為暴力所推翻，這讓掌權人倍感危機，對此亟需激發奴隸的怨恨，使之時時刻刻感受到“奴隸位置不穩固”，於是“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不能讓工農階級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革命豪情歸類於理性情感，美其名曰“善”，揚善抑惡，理性情感的高漲必然遏製感性的欲念。當某人沉浸於理性豪情之中卻茫然不知自己的個人情感和欲望何處掛之時，也就沒有了非分之念；狠鬥私字一閃念，於是自覺自願地人從眾，隨大流、和稀泥、隨波逐流······

 

 

（4）雌性崇拜、女人得寵，雄性閹割

 

中國曆來的專製王國似乎單由雄性打造而成，對此構成挑戰的也幾乎是雄性豪傑，其實由此構成了恰是一個“獅子型社會”，且不要以為這樣的國度就是“雄性王國”無疑了，獅子型社會裏雄性作為整體並無多大地位。（參閱拙筆：施衛江：《論獅子型社會的男女平等問題》 https://www.aisixiang.com/data/15808.html ）

易中天在《中國的男人和女人》中論道：中國傳統的皇朝建立起來製度，“這種製度的一個特點，就是最終隻承認一個人是男人。這個人就是皇帝。皇帝‘乾綱獨斷’，是絕對的和唯一的陽剛。”“當“乾綱獨斷”的皇帝把天下臣民都女性化了時，他自己是否還能保住男性特征，其實也成了一個問題。”  

這種陰性特質之崇敬乃深深塑造出毛氏皇朝的“獅子型”社會來。古人雲：一人得道雞犬升天；同樣，當混世魔皇得道成聖時，中國的女人可真了不得也！無需才華美德，隻需“三觀相合”，便可飛黃騰達起來！如江青、邢燕子、吳桂賢、張玉鳳、李素文、郭鳳蓮、王秀珍、申紀蘭、宋彬彬等等，個個如女中之凰，全都驕傲升空成“半邊天”！卻偏偏還要讓中國的男人們大受憋屈，故此，沙葉新創作了著名話劇《尋找男子漢》，又引發巨大爭鳴！

 

    “反串”，這詞通常是用於文藝表演的舞台場合，可是在毛時代的社會現實政治生活中，“反串”就是由女人來壓製男人，從而獲取非分執念，卻是非常真實的存在！

 

法國女性主義學者克裏斯蒂娃（Julia Kristeva）引用了Chin, Ai-li的資料（“Family and kinship in Chinese society” by Chin, Ai-li,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寫進她的《有關中國女性》書中，敏銳地指出，在1962-1966年間，中國的《人民文學》上刊登的232篇短篇作品中，有62篇處理父母、男女關係的情景。這些作品描述了，在當時極左形勢下，家庭生活已不再有正常的人倫常情，通常不是兒子，總是由女兒帶動起對父親發起攻擊，以強化並鞏固中國文化的陰性特質。（參閱拙筆：施衛江：《“剩女”現象的社會批判》發表於：愛思想網站2009年11月12日）

 

 

（5）老人崇拜、長輩氣場，青春遏製

 

    一個人年老了而走上通向人生晚年的途中，身體的體力和智力逐漸地減弱萎縮，荷爾蒙激素持續衰退。由此，激勵人的崇高行為的激情也相應地萎靡不振，進而，尚未實現的自我價值或可許諾實現於未來，惜乎其可能性已經大幅縮水，於是不再抱負有遠大的誌向，不再懷有憧憬未來的願景，於是老人的性情較多地趨向於平和，能夠度上平穩日子就算足矣，得過且過吧。拘囿於種種困境，老年人不大會做出大力挑戰現存社會秩序的行為。

 

再者，中國的老年人普遍地接受正規教育少，因此能夠深明大義，懂得西方文化的更少，老年人的人生觀和世界觀通常就是憑借自己經曆過的人生經驗來做出判斷，因此，較多地承襲了逝去年代的陳舊老貨色和腐朽老價值，就戲稱是“老黃曆”吧，對於中國的國情來說，老黃曆就是老的中國傳統價值觀，其與現代西方人所敬仰的普世價值觀作對比，必定是大相徑庭，南轅北轍。由此可見，中國的老年人絕不可能是國家建設的主力軍，更是無法擔當代中國政治改革的重任。

反觀青年人，激情充沛，精力旺盛，於是敢說、敢做、敢闖、敢拚，這些情狀無疑地頗似雄性激素旺盛的男人。

 

醫學和生理知識說：雄性激素並不全長在男人身上，女人身上亦有少量；同樣，雌性激素並不全長在女人身上，男人亦有少量。如此，我們來作一個比附性思維：一個社會中的青年人，在與各個年齡段的人群作比較，就是最為陽剛氣質的“男人”。

上述篇章我論述了：中國的女性得寵，男性受壓，為的是“獅子型社會”，為的是“乾綱獨斷”，為的是“和諧社會”。一樣的道理，為了“穩定壓倒一切”，為了“紅色江山的長治久安”，為了“攘外必先安內”，須是全體國民的“去勢化”，必須大力壓製住社會中最為陽剛的人，即青年人！

中國的老人之所以能夠被紅朝統治者大肆利用起來，整合成一個“和諧社會”，內在於傳統儒家思想的等級製和名分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以及“禮治”秩序：“別貴賤”“序尊卑”“嚴上下”，演化至當朝成為美麗的標語“尊老愛幼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

再論，國民超越情懷的嚴重匱乏使得事物走向另一端，小人心境大肆當道，其症狀之一是：急功近利的麵子感高漲。試想：在下受統治的老年人既然得到紅朝統治者陰庇，使其尊嚴地位遠遠高出青年人一大檔，便可心滿意足，遂與統治者交相輝映起來了。所以美國學者孫隆基論道：“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之一是‘殺子’文化”。

今天中國的輿論陣地上經常會有如此感歎“老人變壞了！”，但卻不見有人去倒果溯因，追溯其根源。

 

（6）四肢崇拜、蠻力炫耀，思想麻木

 

那個極左年代，“愚公移山”被宣傳得盆滿缽滿，還偏偏要拒斥“智廋”，即反知識、反文化、反智慧、反精神的退化論實質。在此等政治文化的觀照下，國民大多被規訓成昏頭昏腦，混混噩噩，麻木自得，無知自豪——一副“末人”得誌得道的“共產主義”景觀。

 

極左年代的宣傳畫呈現一個強烈的反智傾向、仇知趣味：舉凡正麵人物都是四肢強壯、孔武有力、衣袖高卷、皮糙肉厚，還要秀出：短褐的衣服，粗壯的手臂，壯實的肌肉，肥大的手腕，黝黑的皮膚，進而亮出：五大又三粗，大老粗光榮，土包子本色，無產者優秀——可這些全是與物質打交道的好東東啊！

 

這樣就堅持住馬克思主義唯物論：拒絕一切精神性，把物質一端緊緊地唯住！進而，還要堅持住無產者的階級立場，唯有他們才具有“全心全意”依靠性，反之，知識越多越反動！知識與勞動無關！西諺雲：人是一枝會思想的蘆葦，可在中國，思想就是原罪！

偉大領袖作出最高指示：“拿未曾改造的知識分子和工人農民比較，就覺得知識分子不幹淨了，最幹淨的還是工人農民，盡管他們手是黑的，腳上有牛屎，還是比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都幹淨。這就叫感情起了變化，由一個階級變到另一個階級。……沒有這個變化，沒有這個改造，什麽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學生也是這樣，以學為主，兼學別樣，即不但學文，也要學工、學農、學軍，也要批判資產階級。學製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毛澤東：《五·七指示》)

 

（7）聖人崇拜，榜樣敬仰，偽善盛行

   

那個極左年代有流行的口號“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舉凡由偉大領袖引導出一個示範好榜樣，人民大眾趨之如騖，爭相趨附。蓋因天人合一的演繹，促成中國人的趨同排異心理，跟從大眾的“羊群效應”，這就是尼采所批判的卑劣的“末人道德”。

好榜樣的大流行與儒家思想的泛道德主義的理想背景有關，儒家倫理的基本立足點是“人性本善”，為此就該發揚光大，促使人人都向往善的高地去盡力而為，就會抵達至善世界“大同社會”。老夫子雲“我欲仁，斯仁至矣”，孟子曰“人皆可以為堯舜”，程朱理學示“存天理”，王陽明稱“滿街皆聖人”······

 

 

“榜樣是旗幟，代表著方向；榜樣是資源，凝聚著力量。”雖說，中國人有帝王崇拜，君主崇拜，領袖崇拜，進而還要封受崇拜者為“神”，但此神絕非西方人的人格之神的上帝。中國之“神”可隱喻為處在遙遠的“天邊”一端，這“天”顯然不是尋常百姓所能夠企及，那麽如何去“天人合一”呢？於是就有了中國人所理解的“天使”，即由偉大領袖欽定了的“好榜樣”，他們當然算作是“人”，遂看作為偉大領袖與人民大眾之間的聯絡員，現實生存中的天人合一即可延伸為：人民大眾要與“好榜樣”積極靠攏。

 

在世俗的中國人看來，隻要“榜樣”獲得了一定的名聲，便意味著其社會地位和政治勢力確立了起來，於是大眾粉絲湧現，趨勢附炎，或亦步亦趨。然則當代中國式“榜樣”（模範）之標榜，顯然是一種“權力意誌”（尼采）的宣示，浸透了政治立場的“忠心”二字，對黨、對國家、對領袖的絕對忠誠絕對高於道德的自在律令，這就是紅朝中國的“內聖外王”。

中國式道德泛化的說教完全漠視人性的幽暗之處，故必定導致極度虛假偽善！

 

（8）行伍崇拜、大兵優越，外儒內法

 

行伍、大兵之所以那麽得寵、得勢，蓋因彼等為一專事殺人的機構或組織人員，即為一個“必要之邪惡”（斯賓塞）而得以確立。為了維持這麽的“邪惡”存在，就必須予彼等以馴化，規訓，予彼等以高度的組織性、紀律性、忠誠性、服從性、嚴酷性，因為這些必要的軍人品格特別需要運用在邪惡的殺人場景！

 

若能讓這些嚴酷的品格為目的去規訓、馴化尋常百姓，冠之以“革命”的名義來孵化他們內心，成長為他們堅定的信念和意誌，如此則豈不坐穩了紅色江山？看吧，這就是紅色皇朝統治者的狂妄之念！這些狂妄盡是出於唯目的論，哪裏會顧及手段的運用？英國哲學家赫伯特·斯賓塞在他的《社會靜態學·忽視國家的權利》中精辟地論述道：“國家使用邪惡的武器來製伏邪惡，並且同樣要被它所處理的對象和運作的手段所汙染。”

 

身披軍服，在那個瘋狂年代則是“革命派”的身份標識，是革命精神的時尚大抒發。有人認為，那個時代的軍裝大流行代表了“尚武”的美學趣味，對此我該說，此等“尚武”美學實在地展示為山野村夫的粗俗趣味，因為真正美學上的“尚武”理應展現出雄性的豪放和英姿來，譬如須有棱角分明且突出，高聳且硬化的帽子前沿和上裝墊肩等等，這些美觀猶如動物打鬥那般的張牙舞爪，又例如納粹德國的虎式坦克車其大部分的裝甲角度是垂直的與其他結構相連接，就是顯得這般的雄性壯美。反觀中國文革時候男女軍裝，所有的邊緣部位全都是圓潤鏈接，展示為女性般的溫和和柔軟，但若單講文革女軍裝的女性美，則又是差之千裏，其毫無展示出女性身材線條的曲線之美。

由此可以說，山野村夫審美觀大流行、大時尚的更為深層的政治意圖是“農村包圍城市”——嫉妒城市文明，以及反智、仇知等等的極左意淫。

    行伍、大兵之崇拜，另有一側麵的大義即是“外儒內法”：表麵上，堂堂名義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仿佛是展示其“忠恕之道”，但骨子裏卻是絕對的嚴苛無情，為了嚴厲苛刻，殘酷無情，就得盡力動用“邪惡”力量，即槍杆子的威懾力，於是大兵用上了。

 

 

（9）高大上崇拜、偉光正渲染，假大空流弊

 

文革時期宣傳畫，最醒目之處是，充滿了宏大敘事的鼓噪，冠冕堂皇的喧囂，滿紙荒唐言，卻無辛酸淚！

典型的紅色口號、標語和詞匯有：大革命，愛祖國，愛人民，紅太陽，社會主義，無產階級，階級鬥爭，鬥私批修，繼續革命，為共產主義奮鬥，做共產主義接班人，等等等等。

  

口號標語的血脈僨張，極度頌揚，恰表明承襲了老舊傳統的腐朽思想，這裏有儒家的性善論、理性至上，大同世界，程朱理學“存天理，滅人欲”，王陽明“心性之學”，等等。同樣的還有，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理想王國，妄想構建於排斥私人情欲和利益的公有製的基礎上，還有各路自稱是“彌賽亞”者來提供末世得救的諾言，無不表明了：大而無當的政治，就是好高騖遠，必定會帶來虛無縹緲，海市辰樓。

 

 

上述諸類預言和諾言互相激勵，相映生輝，這些均是建立在虛假的“人性本善”立足點上，偏偏要遮蔽人性的幽暗之處，這些都可用“強道義論”來描述其倫理學譜係。過分強烈的道德敘事和傾訴，恰是如尼采所描繪的“末人德性”，即小人心境也。蓋因小人的超越情懷特別匱乏，故而頗難理解事物能夠演化和展開的情景。

由強道義論（義務論）作引申，便可推論出強目的論導向：隻顧目的如何崇高無比，卻不擇手段。再有，就是強動機論導向：隻講先驗的動機如何，卻莫談後驗的效果怎樣——毛親手發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其政治導向就是如此！

 

                              施衛江 寫於2024年10月1日

                                   美國 紐約州 羅切斯特市

 中國當代政治宣傳畫所傳達的政治文化意蘊

 

最近，關於“收藏於美國加州伯克利大學的中國當代政治宣傳畫500幅”的內容在許多微信公眾號上發布，既然有這麽多個網絡媒體都發布該信息，必然具有重要意義，遂引起我的興趣和關注。當我仔細閱讀一部分宣傳畫作品後，深信，這些宣傳畫可以傳達多種政治意蘊，於是我打起十二萬分精神，嚐試闡釋這些政治宣傳畫中所蘊含的微言大義。

紅朝中國其自身的政治體製決定了，宣傳招貼畫必然、也隻能是服務於中共紅色政權，且用本黨文化的方式來營造和維護它的專製獨裁體製，難怪繪畫較多地采用紅色的主色調，以表明紅色皇朝的主旋律，及獨斷論的調子，集權主義的價值導向。畫作之於體製也，為“毛之於皮”工具關係。這裏的作品中所顯現的專製獨裁統治，既是宣傳的內容，又是展示的形式，換言之，宣傳畫事物其結構與功能，內容與形式是合二為一，即“黨的一元化領導”，自說自話，自吹自擂。（本文的論述隻限於毛澤東時代極左政治色彩的宣傳畫作品）

今天，在海外異議的政治圈子裏，總是有著喋喋不休的喧嚷：中共繼承了馬克思主義理念從而否棄中國傳統文化雲雲，事實究竟如何呢？我的回答：絕非如此！

人算是情欲動物，必有情欲追求。佛洛依德論證過，人的情欲有著基本恒定的數值，不可能剪滅，隻可轉移。黑格爾雲：東方人畏懼於神秘的“大力”。中國人，既然精神的高端不尋覓，則必定流俗於低端的生存之道。學者李澤厚說，中國人，盡管缺乏西方式超驗的宗教情感，但是有豐富的“實用理性精神”，似乎足可以得到補償，學者朱學勤對此評說，那隻是“廉價取代”而已。

世人皆言，中國人缺乏宗教情懷和信仰，缺乏超越理性，但在世俗生活層麵上，毫不缺乏崇拜之物和崇拜之事，漢語境中的“崇拜”，大多為“頂禮膜拜”，並無神性，譬如有祖先崇拜、金錢崇拜、官位崇拜等，玄妙一點的尚有天帝崇拜，以及諸類保佑神崇拜等等。

中國的共產主義黨派試圖如此來孵化自己的黨文化，大力借助於中國的文化傳統，即民間的風土人情來實施其妄想。遨遊在民俗文化的大洋中，毛澤東真可謂是駕輕就熟：“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這個民族形式就是“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致力於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新文風。從而使得毛澤東大獲成功，泰山登頂，釀成當代中國史上“三忠於四無限”的崇拜大神。

中國文化傳統的儒家注重養育、教化。儒家強調教化對治國的推動作用，賦予其充分的政治意義。“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論語·為政》）儒家把道德上升到統治手段的高度，主張社會各階層人民不但要掌握道德觀念，也要在生活中行之以禮——這些禮儀的功能為後來的中共統治者所接受和利用，並充分反映在宣傳畫作之中。

與中國情景不同的是，西方語境裏，崇拜則是帶有宗教色彩的“WORSHIP”，通常指宗教或信仰上對讚揚、榮耀、虔誠與愛心等的特殊舉動，如與超自然力的神相聯係的舉動等就是最為典型。故此，讀者須注意中西文化的差別。

 

我對於宣傳畫作品的分析如下：

（1）帝王崇拜、領袖尊崇，權力癡迷

 

     中國人的帝王崇拜早已為世人所熟知。人類早期的氏族社會無不建立在的血緣紐帶基礎上，中國社群發展的特殊特殊路徑是，由氏族、部落成長、壯大起來的社群，其社會結構和政治框架未有大的變動，即血緣的“臍帶”始終未能脫離，即族長為部落首領，社群的長老依舊是非宗教性質的族長，理應最值得敬仰和愛戴，於是“家國同構”機製持續被複製、分形而放大，宗法人倫的溫情脈脈也隨之發揚光大。

再說，中國人的宗教情懷嚴重缺失，中國人心目中沒有一個超驗的“天帝”或“上帝”，於是權充帝王以為“天之子”來崇而拜之，漸漸成為中國人內心的“實用理性”（李澤厚）和“廉價取代”（朱學勤）。

與匱缺宗教互為因果關係的是，中國人的超越精神亦是嚴重匱缺。既然並無超越性情懷和彼岸世界可以表達，隻得以保命、求生存來獲取“活著”，遂以己身有機體的血脈延續為人生第一要義，乃順從權力最最穩當。儒家的血緣倫理學則強化了父子、君臣的等級關係。

對於奴隸性深入骨髓的國人們，文革時期個人崇拜和迷信表現出最為癲狂，表達出中國的奴隸們對於自己的奴隸位置坐立不穩而惶惶不可終日，至於政治派別上的激烈爭吵，乃至發生武鬥，則是坐穩了奴隸位置與坐不穩奴隸位置之間的爭鬥。下麵的圖片可見一斑。

 

   北京大學中文係的錢理群教授說：在一個封閉的價值體係裏，統治者與被統治者都是在同一個價值觀念上進行交流與反饋，即在終極價值理念上沒有本質上的區別。

圖片可見，庸眾熱烈歡呼、衷心擁護的場麵中，真乃“魚水交融情意深”也，可是在此，誰是“魚”？誰是“水”啊？

 

 

（2）集體崇拜、組織籠罩，個人扼殺

 

從西方傳來馬克思主義為什麽在當代中國產生出巨大的反響和回應？蓋因馬克思主義思想內稟以猶太人情愫的群體抱團精神，在本質上就是沿襲東方人人格脈絡的傳統價值觀，拒斥現代性個人主義，乃與中國人的“合群”、“和合”、“統一”、“一元化”、“集體主義”、“適應環境”等等諧振起來。可見：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理想與中國人集體無意識的“大同世界”遙相呼應，形成同構、互通、共振、共鳴！絕不是非此即彼的兩分！

 

然而專製統治，全都依賴於高度的組織性、紀律性和服從性來運作，因而“人民”、“群眾”、“集體”、“組織”之類的噱頭詞，響當當地被中國當代統治者利用起來，構建成宏大敘事，施以蒙騙之術，其居心叵測也好讓民眾喪失獨立個性的自我，“公而忘私”，全都隻以“公家人”身份乖乖地依附性生存，從而可以專為統治者盡心盡德。

 

   那個年代宣傳畫上的正麵人物，個個都是精神飽滿、滿臉堆笑，表明了全民同樂、同心同德的社會主義新氣象，全都無差別地與黨國、與領袖處於高度的統一。

 

（3）革命崇拜、豪情滿懷，感性貶值

 

中國曆來的統治者都希冀自己的統治機器能夠穩固如泰山，長治久安，總是企圖讓臣民、草民、蟻民們清靜無為恬淡寡欲，假設彼等做到了知足常樂、與世無爭，何須遑論僭越？

然而中國紅朝的建立，恰是由無產階級暴動分子按照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暴力路線，武裝奪取政權而來的，紅色革命政權既然由暴力所得到，自然產生一個邏輯關聯：亦易為暴力所推翻，這讓掌權人倍感危機，對此亟需激發奴隸的怨恨，使之時時刻刻感受到“奴隸位置不穩固”，於是“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不能讓工農階級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革命豪情歸類於理性情感，美其名曰“善”，揚善抑惡，理性情感的高漲必然遏製感性的欲念。當某人沉浸於理性豪情之中卻茫然不知自己的個人情感和欲望何處掛之時，也就沒有了非分之念；狠鬥私字一閃念，於是自覺自願地人從眾，隨大流、和稀泥、隨波逐流······

 

 

（4）雌性崇拜、女人得寵，雄性閹割

 

中國曆來的專製王國似乎單由雄性打造而成，對此構成挑戰的也幾乎是雄性豪傑，其實由此構成了恰是一個“獅子型社會”，且不要以為這樣的國度就是“雄性王國”無疑了，獅子型社會裏雄性作為整體並無多大地位。（參閱拙筆：施衛江：《論獅子型社會的男女平等問題》 https://www.aisixiang.com/data/15808.html ）

易中天在《中國的男人和女人》中論道：中國傳統的皇朝建立起來製度，“這種製度的一個特點，就是最終隻承認一個人是男人。這個人就是皇帝。皇帝‘乾綱獨斷’，是絕對的和唯一的陽剛。”“當“乾綱獨斷”的皇帝把天下臣民都女性化了時，他自己是否還能保住男性特征，其實也成了一個問題。”  

這種陰性特質之崇敬乃深深塑造出毛氏皇朝的“獅子型”社會來。古人雲：一人得道雞犬升天；同樣，當混世魔皇得道成聖時，中國的女人可真了不得也！無需才華美德，隻需“三觀相合”，便可飛黃騰達起來！如江青、邢燕子、吳桂賢、張玉鳳、李素文、郭鳳蓮、王秀珍、申紀蘭、宋彬彬等等，個個如女中之凰，全都驕傲升空成“半邊天”！卻偏偏還要讓中國的男人們大受憋屈，故此，沙葉新創作了著名話劇《尋找男子漢》，又引發巨大爭鳴！

 

    “反串”，這詞通常是用於文藝表演的舞台場合，可是在毛時代的社會現實政治生活中，“反串”就是由女人來壓製男人，從而獲取非分執念，卻是非常真實的存在！

 

法國女性主義學者克裏斯蒂娃（Julia Kristeva）引用了Chin, Ai-li的資料（“Family and kinship in Chinese society” by Chin, Ai-li,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寫進她的《有關中國女性》書中，敏銳地指出，在1962-1966年間，中國的《人民文學》上刊登的232篇短篇作品中，有62篇處理父母、男女關係的情景。這些作品描述了，在當時極左形勢下，家庭生活已不再有正常的人倫常情，通常不是兒子，總是由女兒帶動起對父親發起攻擊，以強化並鞏固中國文化的陰性特質。（參閱拙筆：施衛江：《“剩女”現象的社會批判》發表於：愛思想網站2009年11月12日）

 

 

（5）老人崇拜、長輩氣場，青春遏製

 

    一個人年老了而走上通向人生晚年的途中，身體的體力和智力逐漸地減弱萎縮，荷爾蒙激素持續衰退。由此，激勵人的崇高行為的激情也相應地萎靡不振，進而，尚未實現的自我價值或可許諾實現於未來，惜乎其可能性已經大幅縮水，於是不再抱負有遠大的誌向，不再懷有憧憬未來的願景，於是老人的性情較多地趨向於平和，能夠度上平穩日子就算足矣，得過且過吧。拘囿於種種困境，老年人不大會做出大力挑戰現存社會秩序的行為。

 

再者，中國的老年人普遍地接受正規教育少，因此能夠深明大義，懂得西方文化的更少，老年人的人生觀和世界觀通常就是憑借自己經曆過的人生經驗來做出判斷，因此，較多地承襲了逝去年代的陳舊老貨色和腐朽老價值，就戲稱是“老黃曆”吧，對於中國的國情來說，老黃曆就是老的中國傳統價值觀，其與現代西方人所敬仰的普世價值觀作對比，必定是大相徑庭，南轅北轍。由此可見，中國的老年人絕不可能是國家建設的主力軍，更是無法擔當代中國政治改革的重任。

反觀青年人，激情充沛，精力旺盛，於是敢說、敢做、敢闖、敢拚，這些情狀無疑地頗似雄性激素旺盛的男人。

 

醫學和生理知識說：雄性激素並不全長在男人身上，女人身上亦有少量；同樣，雌性激素並不全長在女人身上，男人亦有少量。如此，我們來作一個比附性思維：一個社會中的青年人，在與各個年齡段的人群作比較，就是最為陽剛氣質的“男人”。

上述篇章我論述了：中國的女性得寵，男性受壓，為的是“獅子型社會”，為的是“乾綱獨斷”，為的是“和諧社會”。一樣的道理，為了“穩定壓倒一切”，為了“紅色江山的長治久安”，為了“攘外必先安內”，須是全體國民的“去勢化”，必須大力壓製住社會中最為陽剛的人，即青年人！

中國的老人之所以能夠被紅朝統治者大肆利用起來，整合成一個“和諧社會”，內在於傳統儒家思想的等級製和名分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以及“禮治”秩序：“別貴賤”“序尊卑”“嚴上下”，演化至當朝成為美麗的標語“尊老愛幼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

再論，國民超越情懷的嚴重匱乏使得事物走向另一端，小人心境大肆當道，其症狀之一是：急功近利的麵子感高漲。試想：在下受統治的老年人既然得到紅朝統治者陰庇，使其尊嚴地位遠遠高出青年人一大檔，便可心滿意足，遂與統治者交相輝映起來了。所以美國學者孫隆基論道：“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之一是‘殺子’文化”。

今天中國的輿論陣地上經常會有如此感歎“老人變壞了！”，但卻不見有人去倒果溯因，追溯其根源。

 

（6）四肢崇拜、蠻力炫耀，思想麻木

 

那個極左年代，“愚公移山”被宣傳得盆滿缽滿，還偏偏要拒斥“智廋”，即反知識、反文化、反智慧、反精神的退化論實質。在此等政治文化的觀照下，國民大多被規訓成昏頭昏腦，混混噩噩，麻木自得，無知自豪——一副“末人”得誌得道的“共產主義”景觀。

 

極左年代的宣傳畫呈現一個強烈的反智傾向、仇知趣味：舉凡正麵人物都是四肢強壯、孔武有力、衣袖高卷、皮糙肉厚，還要秀出：短褐的衣服，粗壯的手臂，壯實的肌肉，肥大的手腕，黝黑的皮膚，進而亮出：五大又三粗，大老粗光榮，土包子本色，無產者優秀——可這些全是與物質打交道的好東東啊！

 

這樣就堅持住馬克思主義唯物論：拒絕一切精神性，把物質一端緊緊地唯住！進而，還要堅持住無產者的階級立場，唯有他們才具有“全心全意”依靠性，反之，知識越多越反動！知識與勞動無關！西諺雲：人是一枝會思想的蘆葦，可在中國，思想就是原罪！

偉大領袖作出最高指示：“拿未曾改造的知識分子和工人農民比較，就覺得知識分子不幹淨了，最幹淨的還是工人農民，盡管他們手是黑的，腳上有牛屎，還是比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都幹淨。這就叫感情起了變化，由一個階級變到另一個階級。……沒有這個變化，沒有這個改造，什麽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學生也是這樣，以學為主，兼學別樣，即不但學文，也要學工、學農、學軍，也要批判資產階級。學製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毛澤東：《五·七指示》)

 

（7）聖人崇拜，榜樣敬仰，偽善盛行

   

那個極左年代有流行的口號“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舉凡由偉大領袖引導出一個示範好榜樣，人民大眾趨之如騖，爭相趨附。蓋因天人合一的演繹，促成中國人的趨同排異心理，跟從大眾的“羊群效應”，這就是尼采所批判的卑劣的“末人道德”。

好榜樣的大流行與儒家思想的泛道德主義的理想背景有關，儒家倫理的基本立足點是“人性本善”，為此就該發揚光大，促使人人都向往善的高地去盡力而為，就會抵達至善世界“大同社會”。老夫子雲“我欲仁，斯仁至矣”，孟子曰“人皆可以為堯舜”，程朱理學示“存天理”，王陽明稱“滿街皆聖人”······

 

 

“榜樣是旗幟，代表著方向；榜樣是資源，凝聚著力量。”雖說，中國人有帝王崇拜，君主崇拜，領袖崇拜，進而還要封受崇拜者為“神”，但此神絕非西方人的人格之神的上帝。中國之“神”可隱喻為處在遙遠的“天邊”一端，這“天”顯然不是尋常百姓所能夠企及，那麽如何去“天人合一”呢？於是就有了中國人所理解的“天使”，即由偉大領袖欽定了的“好榜樣”，他們當然算作是“人”，遂看作為偉大領袖與人民大眾之間的聯絡員，現實生存中的天人合一即可延伸為：人民大眾要與“好榜樣”積極靠攏。

 

在世俗的中國人看來，隻要“榜樣”獲得了一定的名聲，便意味著其社會地位和政治勢力確立了起來，於是大眾粉絲湧現，趨勢附炎，或亦步亦趨。然則當代中國式“榜樣”（模範）之標榜，顯然是一種“權力意誌”（尼采）的宣示，浸透了政治立場的“忠心”二字，對黨、對國家、對領袖的絕對忠誠絕對高於道德的自在律令，這就是紅朝中國的“內聖外王”。

中國式道德泛化的說教完全漠視人性的幽暗之處，故必定導致極度虛假偽善！

 

（8）行伍崇拜、大兵優越，外儒內法

 

行伍、大兵之所以那麽得寵、得勢，蓋因彼等為一專事殺人的機構或組織人員，即為一個“必要之邪惡”（斯賓塞）而得以確立。為了維持這麽的“邪惡”存在，就必須予彼等以馴化，規訓，予彼等以高度的組織性、紀律性、忠誠性、服從性、嚴酷性，因為這些必要的軍人品格特別需要運用在邪惡的殺人場景！

 

若能讓這些嚴酷的品格為目的去規訓、馴化尋常百姓，冠之以“革命”的名義來孵化他們內心，成長為他們堅定的信念和意誌，如此則豈不坐穩了紅色江山？看吧，這就是紅色皇朝統治者的狂妄之念！這些狂妄盡是出於唯目的論，哪裏會顧及手段的運用？英國哲學家赫伯特·斯賓塞在他的《社會靜態學·忽視國家的權利》中精辟地論述道：“國家使用邪惡的武器來製伏邪惡，並且同樣要被它所處理的對象和運作的手段所汙染。”

 

身披軍服，在那個瘋狂年代則是“革命派”的身份標識，是革命精神的時尚大抒發。有人認為，那個時代的軍裝大流行代表了“尚武”的美學趣味，對此我該說，此等“尚武”美學實在地展示為山野村夫的粗俗趣味，因為真正美學上的“尚武”理應展現出雄性的豪放和英姿來，譬如須有棱角分明且突出，高聳且硬化的帽子前沿和上裝墊肩等等，這些美觀猶如動物打鬥那般的張牙舞爪，又例如納粹德國的虎式坦克車其大部分的裝甲角度是垂直的與其他結構相連接，就是顯得這般的雄性壯美。反觀中國文革時候男女軍裝，所有的邊緣部位全都是圓潤鏈接，展示為女性般的溫和和柔軟，但若單講文革女軍裝的女性美，則又是差之千裏，其毫無展示出女性身材線條的曲線之美。

由此可以說，山野村夫審美觀大流行、大時尚的更為深層的政治意圖是“農村包圍城市”——嫉妒城市文明，以及反智、仇知等等的極左意淫。

    行伍、大兵之崇拜，另有一側麵的大義即是“外儒內法”：表麵上，堂堂名義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仿佛是展示其“忠恕之道”，但骨子裏卻是絕對的嚴苛無情，為了嚴厲苛刻，殘酷無情，就得盡力動用“邪惡”力量，即槍杆子的威懾力，於是大兵用上了。

 

 

（9）高大上崇拜、偉光正渲染，假大空流弊

 

文革時期宣傳畫，最醒目之處是，充滿了宏大敘事的鼓噪，冠冕堂皇的喧囂，滿紙荒唐言，卻無辛酸淚！

典型的紅色口號、標語和詞匯有：大革命，愛祖國，愛人民，紅太陽，社會主義，無產階級，階級鬥爭，鬥私批修，繼續革命，為共產主義奮鬥，做共產主義接班人，等等等等。

  

口號標語的血脈僨張，極度頌揚，恰表明承襲了老舊傳統的腐朽思想，這裏有儒家的性善論、理性至上，大同世界，程朱理學“存天理，滅人欲”，王陽明“心性之學”，等等。同樣的還有，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理想王國，妄想構建於排斥私人情欲和利益的公有製的基礎上，還有各路自稱是“彌賽亞”者來提供末世得救的諾言，無不表明了：大而無當的政治，就是好高騖遠，必定會帶來虛無縹緲，海市辰樓。

 

 

上述諸類預言和諾言互相激勵，相映生輝，這些均是建立在虛假的“人性本善”立足點上，偏偏要遮蔽人性的幽暗之處，這些都可用“強道義論”來描述其倫理學譜係。過分強烈的道德敘事和傾訴，恰是如尼采所描繪的“末人德性”，即小人心境也。蓋因小人的超越情懷特別匱乏，故而頗難理解事物能夠演化和展開的情景。

由強道義論（義務論）作引申，便可推論出強目的論導向：隻顧目的如何崇高無比，卻不擇手段。再有，就是強動機論導向：隻講先驗的動機如何，卻莫談後驗的效果怎樣——毛親手發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其政治導向就是如此！

 

                              施衛江 寫於2024年10月1日

                                   美國 紐約州 羅切斯特市

 中國當代政治宣傳畫所傳達的政治文化意蘊

 

最近，關於“收藏於美國加州伯克利大學的中國當代政治宣傳畫500幅”的內容在許多微信公眾號上發布，既然有這麽多個網絡媒體都發布該信息，必然具有重要意義，遂引起我的興趣和關注。當我仔細閱讀一部分宣傳畫作品後，深信，這些宣傳畫可以傳達多種政治意蘊，於是我打起十二萬分精神，嚐試闡釋這些政治宣傳畫中所蘊含的微言大義。

紅朝中國其自身的政治體製決定了，宣傳招貼畫必然、也隻能是服務於中共紅色政權，且用本黨文化的方式來營造和維護它的專製獨裁體製，難怪繪畫較多地采用紅色的主色調，以表明紅色皇朝的主旋律，及獨斷論的調子，集權主義的價值導向。畫作之於體製也，為“毛之於皮”工具關係。這裏的作品中所顯現的專製獨裁統治，既是宣傳的內容，又是展示的形式，換言之，宣傳畫事物其結構與功能，內容與形式是合二為一，即“黨的一元化領導”，自說自話，自吹自擂。（本文的論述隻限於毛澤東時代極左政治色彩的宣傳畫作品）

今天，在海外異議的政治圈子裏，總是有著喋喋不休的喧嚷：中共繼承了馬克思主義理念從而否棄中國傳統文化雲雲，事實究竟如何呢？我的回答：絕非如此！

人算是情欲動物，必有情欲追求。佛洛依德論證過，人的情欲有著基本恒定的數值，不可能剪滅，隻可轉移。黑格爾雲：東方人畏懼於神秘的“大力”。中國人，既然精神的高端不尋覓，則必定流俗於低端的生存之道。學者李澤厚說，中國人，盡管缺乏西方式超驗的宗教情感，但是有豐富的“實用理性精神”，似乎足可以得到補償，學者朱學勤對此評說，那隻是“廉價取代”而已。

世人皆言，中國人缺乏宗教情懷和信仰，缺乏超越理性，但在世俗生活層麵上，毫不缺乏崇拜之物和崇拜之事，漢語境中的“崇拜”，大多為“頂禮膜拜”，並無神性，譬如有祖先崇拜、金錢崇拜、官位崇拜等，玄妙一點的尚有天帝崇拜，以及諸類保佑神崇拜等等。

中國的共產主義黨派試圖如此來孵化自己的黨文化，大力借助於中國的文化傳統，即民間的風土人情來實施其妄想。遨遊在民俗文化的大洋中，毛澤東真可謂是駕輕就熟：“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這個民族形式就是“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致力於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新文風。從而使得毛澤東大獲成功，泰山登頂，釀成當代中國史上“三忠於四無限”的崇拜大神。

中國文化傳統的儒家注重養育、教化。儒家強調教化對治國的推動作用，賦予其充分的政治意義。“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論語·為政》）儒家把道德上升到統治手段的高度，主張社會各階層人民不但要掌握道德觀念，也要在生活中行之以禮——這些禮儀的功能為後來的中共統治者所接受和利用，並充分反映在宣傳畫作之中。

與中國情景不同的是，西方語境裏，崇拜則是帶有宗教色彩的“WORSHIP”，通常指宗教或信仰上對讚揚、榮耀、虔誠與愛心等的特殊舉動，如與超自然力的神相聯係的舉動等就是最為典型。故此，讀者須注意中西文化的差別。

 

我對於宣傳畫作品的分析如下：

（1）帝王崇拜、領袖尊崇，權力癡迷

 

     中國人的帝王崇拜早已為世人所熟知。人類早期的氏族社會無不建立在的血緣紐帶基礎上，中國社群發展的特殊特殊路徑是，由氏族、部落成長、壯大起來的社群，其社會結構和政治框架未有大的變動，即血緣的“臍帶”始終未能脫離，即族長為部落首領，社群的長老依舊是非宗教性質的族長，理應最值得敬仰和愛戴，於是“家國同構”機製持續被複製、分形而放大，宗法人倫的溫情脈脈也隨之發揚光大。

再說，中國人的宗教情懷嚴重缺失，中國人心目中沒有一個超驗的“天帝”或“上帝”，於是權充帝王以為“天之子”來崇而拜之，漸漸成為中國人內心的“實用理性”（李澤厚）和“廉價取代”（朱學勤）。

與匱缺宗教互為因果關係的是，中國人的超越精神亦是嚴重匱缺。既然並無超越性情懷和彼岸世界可以表達，隻得以保命、求生存來獲取“活著”，遂以己身有機體的血脈延續為人生第一要義，乃順從權力最最穩當。儒家的血緣倫理學則強化了父子、君臣的等級關係。

對於奴隸性深入骨髓的國人們，文革時期個人崇拜和迷信表現出最為癲狂，表達出中國的奴隸們對於自己的奴隸位置坐立不穩而惶惶不可終日，至於政治派別上的激烈爭吵，乃至發生武鬥，則是坐穩了奴隸位置與坐不穩奴隸位置之間的爭鬥。下麵的圖片可見一斑。

 

   北京大學中文係的錢理群教授說：在一個封閉的價值體係裏，統治者與被統治者都是在同一個價值觀念上進行交流與反饋，即在終極價值理念上沒有本質上的區別。

圖片可見，庸眾熱烈歡呼、衷心擁護的場麵中，真乃“魚水交融情意深”也，可是在此，誰是“魚”？誰是“水”啊？

 

 

（2）集體崇拜、組織籠罩，個人扼殺

 

從西方傳來馬克思主義為什麽在當代中國產生出巨大的反響和回應？蓋因馬克思主義思想內稟以猶太人情愫的群體抱團精神，在本質上就是沿襲東方人人格脈絡的傳統價值觀，拒斥現代性個人主義，乃與中國人的“合群”、“和合”、“統一”、“一元化”、“集體主義”、“適應環境”等等諧振起來。可見：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理想與中國人集體無意識的“大同世界”遙相呼應，形成同構、互通、共振、共鳴！絕不是非此即彼的兩分！

 

然而專製統治，全都依賴於高度的組織性、紀律性和服從性來運作，因而“人民”、“群眾”、“集體”、“組織”之類的噱頭詞，響當當地被中國當代統治者利用起來，構建成宏大敘事，施以蒙騙之術，其居心叵測也好讓民眾喪失獨立個性的自我，“公而忘私”，全都隻以“公家人”身份乖乖地依附性生存，從而可以專為統治者盡心盡德。

 

   那個年代宣傳畫上的正麵人物，個個都是精神飽滿、滿臉堆笑，表明了全民同樂、同心同德的社會主義新氣象，全都無差別地與黨國、與領袖處於高度的統一。

 

（3）革命崇拜、豪情滿懷，感性貶值

 

中國曆來的統治者都希冀自己的統治機器能夠穩固如泰山，長治久安，總是企圖讓臣民、草民、蟻民們清靜無為恬淡寡欲，假設彼等做到了知足常樂、與世無爭，何須遑論僭越？

然而中國紅朝的建立，恰是由無產階級暴動分子按照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暴力路線，武裝奪取政權而來的，紅色革命政權既然由暴力所得到，自然產生一個邏輯關聯：亦易為暴力所推翻，這讓掌權人倍感危機，對此亟需激發奴隸的怨恨，使之時時刻刻感受到“奴隸位置不穩固”，於是“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不能讓工農階級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革命豪情歸類於理性情感，美其名曰“善”，揚善抑惡，理性情感的高漲必然遏製感性的欲念。當某人沉浸於理性豪情之中卻茫然不知自己的個人情感和欲望何處掛之時，也就沒有了非分之念；狠鬥私字一閃念，於是自覺自願地人從眾，隨大流、和稀泥、隨波逐流······

 

 

（4）雌性崇拜、女人得寵，雄性閹割

 

中國曆來的專製王國似乎單由雄性打造而成，對此構成挑戰的也幾乎是雄性豪傑，其實由此構成了恰是一個“獅子型社會”，且不要以為這樣的國度就是“雄性王國”無疑了，獅子型社會裏雄性作為整體並無多大地位。（參閱拙筆：施衛江：《論獅子型社會的男女平等問題》 https://www.aisixiang.com/data/15808.html ）

易中天在《中國的男人和女人》中論道：中國傳統的皇朝建立起來製度，“這種製度的一個特點，就是最終隻承認一個人是男人。這個人就是皇帝。皇帝‘乾綱獨斷’，是絕對的和唯一的陽剛。”“當“乾綱獨斷”的皇帝把天下臣民都女性化了時，他自己是否還能保住男性特征，其實也成了一個問題。”  

這種陰性特質之崇敬乃深深塑造出毛氏皇朝的“獅子型”社會來。古人雲：一人得道雞犬升天；同樣，當混世魔皇得道成聖時，中國的女人可真了不得也！無需才華美德，隻需“三觀相合”，便可飛黃騰達起來！如江青、邢燕子、吳桂賢、張玉鳳、李素文、郭鳳蓮、王秀珍、申紀蘭、宋彬彬等等，個個如女中之凰，全都驕傲升空成“半邊天”！卻偏偏還要讓中國的男人們大受憋屈，故此，沙葉新創作了著名話劇《尋找男子漢》，又引發巨大爭鳴！

 

    “反串”，這詞通常是用於文藝表演的舞台場合，可是在毛時代的社會現實政治生活中，“反串”就是由女人來壓製男人，從而獲取非分執念，卻是非常真實的存在！

 

法國女性主義學者克裏斯蒂娃（Julia Kristeva）引用了Chin, Ai-li的資料（“Family and kinship in Chinese society” by Chin, Ai-li,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寫進她的《有關中國女性》書中，敏銳地指出，在1962-1966年間，中國的《人民文學》上刊登的232篇短篇作品中，有62篇處理父母、男女關係的情景。這些作品描述了，在當時極左形勢下，家庭生活已不再有正常的人倫常情，通常不是兒子，總是由女兒帶動起對父親發起攻擊，以強化並鞏固中國文化的陰性特質。（參閱拙筆：施衛江：《“剩女”現象的社會批判》發表於：愛思想網站2009年11月12日）

 

 

（5）老人崇拜、長輩氣場，青春遏製

 

    一個人年老了而走上通向人生晚年的途中，身體的體力和智力逐漸地減弱萎縮，荷爾蒙激素持續衰退。由此，激勵人的崇高行為的激情也相應地萎靡不振，進而，尚未實現的自我價值或可許諾實現於未來，惜乎其可能性已經大幅縮水，於是不再抱負有遠大的誌向，不再懷有憧憬未來的願景，於是老人的性情較多地趨向於平和，能夠度上平穩日子就算足矣，得過且過吧。拘囿於種種困境，老年人不大會做出大力挑戰現存社會秩序的行為。

 

再者，中國的老年人普遍地接受正規教育少，因此能夠深明大義，懂得西方文化的更少，老年人的人生觀和世界觀通常就是憑借自己經曆過的人生經驗來做出判斷，因此，較多地承襲了逝去年代的陳舊老貨色和腐朽老價值，就戲稱是“老黃曆”吧，對於中國的國情來說，老黃曆就是老的中國傳統價值觀，其與現代西方人所敬仰的普世價值觀作對比，必定是大相徑庭，南轅北轍。由此可見，中國的老年人絕不可能是國家建設的主力軍，更是無法擔當代中國政治改革的重任。

反觀青年人，激情充沛，精力旺盛，於是敢說、敢做、敢闖、敢拚，這些情狀無疑地頗似雄性激素旺盛的男人。

 

醫學和生理知識說：雄性激素並不全長在男人身上，女人身上亦有少量；同樣，雌性激素並不全長在女人身上，男人亦有少量。如此，我們來作一個比附性思維：一個社會中的青年人，在與各個年齡段的人群作比較，就是最為陽剛氣質的“男人”。

上述篇章我論述了：中國的女性得寵，男性受壓，為的是“獅子型社會”，為的是“乾綱獨斷”，為的是“和諧社會”。一樣的道理，為了“穩定壓倒一切”，為了“紅色江山的長治久安”，為了“攘外必先安內”，須是全體國民的“去勢化”，必須大力壓製住社會中最為陽剛的人，即青年人！

中國的老人之所以能夠被紅朝統治者大肆利用起來，整合成一個“和諧社會”，內在於傳統儒家思想的等級製和名分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以及“禮治”秩序：“別貴賤”“序尊卑”“嚴上下”，演化至當朝成為美麗的標語“尊老愛幼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

再論，國民超越情懷的嚴重匱乏使得事物走向另一端，小人心境大肆當道，其症狀之一是：急功近利的麵子感高漲。試想：在下受統治的老年人既然得到紅朝統治者陰庇，使其尊嚴地位遠遠高出青年人一大檔，便可心滿意足，遂與統治者交相輝映起來了。所以美國學者孫隆基論道：“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之一是‘殺子’文化”。

今天中國的輿論陣地上經常會有如此感歎“老人變壞了！”，但卻不見有人去倒果溯因，追溯其根源。

 

（6）四肢崇拜、蠻力炫耀，思想麻木

 

那個極左年代，“愚公移山”被宣傳得盆滿缽滿，還偏偏要拒斥“智廋”，即反知識、反文化、反智慧、反精神的退化論實質。在此等政治文化的觀照下，國民大多被規訓成昏頭昏腦，混混噩噩，麻木自得，無知自豪——一副“末人”得誌得道的“共產主義”景觀。

 

極左年代的宣傳畫呈現一個強烈的反智傾向、仇知趣味：舉凡正麵人物都是四肢強壯、孔武有力、衣袖高卷、皮糙肉厚，還要秀出：短褐的衣服，粗壯的手臂，壯實的肌肉，肥大的手腕，黝黑的皮膚，進而亮出：五大又三粗，大老粗光榮，土包子本色，無產者優秀——可這些全是與物質打交道的好東東啊！

 

這樣就堅持住馬克思主義唯物論：拒絕一切精神性，把物質一端緊緊地唯住！進而，還要堅持住無產者的階級立場，唯有他們才具有“全心全意”依靠性，反之，知識越多越反動！知識與勞動無關！西諺雲：人是一枝會思想的蘆葦，可在中國，思想就是原罪！

偉大領袖作出最高指示：“拿未曾改造的知識分子和工人農民比較，就覺得知識分子不幹淨了，最幹淨的還是工人農民，盡管他們手是黑的，腳上有牛屎，還是比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都幹淨。這就叫感情起了變化，由一個階級變到另一個階級。……沒有這個變化，沒有這個改造，什麽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學生也是這樣，以學為主，兼學別樣，即不但學文，也要學工、學農、學軍，也要批判資產階級。學製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毛澤東：《五·七指示》)

 

（7）聖人崇拜，榜樣敬仰，偽善盛行

   

那個極左年代有流行的口號“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舉凡由偉大領袖引導出一個示範好榜樣，人民大眾趨之如騖，爭相趨附。蓋因天人合一的演繹，促成中國人的趨同排異心理，跟從大眾的“羊群效應”，這就是尼采所批判的卑劣的“末人道德”。

好榜樣的大流行與儒家思想的泛道德主義的理想背景有關，儒家倫理的基本立足點是“人性本善”，為此就該發揚光大，促使人人都向往善的高地去盡力而為，就會抵達至善世界“大同社會”。老夫子雲“我欲仁，斯仁至矣”，孟子曰“人皆可以為堯舜”，程朱理學示“存天理”，王陽明稱“滿街皆聖人”······

 

 

“榜樣是旗幟，代表著方向；榜樣是資源，凝聚著力量。”雖說，中國人有帝王崇拜，君主崇拜，領袖崇拜，進而還要封受崇拜者為“神”，但此神絕非西方人的人格之神的上帝。中國之“神”可隱喻為處在遙遠的“天邊”一端，這“天”顯然不是尋常百姓所能夠企及，那麽如何去“天人合一”呢？於是就有了中國人所理解的“天使”，即由偉大領袖欽定了的“好榜樣”，他們當然算作是“人”，遂看作為偉大領袖與人民大眾之間的聯絡員，現實生存中的天人合一即可延伸為：人民大眾要與“好榜樣”積極靠攏。

 

在世俗的中國人看來，隻要“榜樣”獲得了一定的名聲，便意味著其社會地位和政治勢力確立了起來，於是大眾粉絲湧現，趨勢附炎，或亦步亦趨。然則當代中國式“榜樣”（模範）之標榜，顯然是一種“權力意誌”（尼采）的宣示，浸透了政治立場的“忠心”二字，對黨、對國家、對領袖的絕對忠誠絕對高於道德的自在律令，這就是紅朝中國的“內聖外王”。

中國式道德泛化的說教完全漠視人性的幽暗之處，故必定導致極度虛假偽善！

 

（8）行伍崇拜、大兵優越，外儒內法

 

行伍、大兵之所以那麽得寵、得勢，蓋因彼等為一專事殺人的機構或組織人員，即為一個“必要之邪惡”（斯賓塞）而得以確立。為了維持這麽的“邪惡”存在，就必須予彼等以馴化，規訓，予彼等以高度的組織性、紀律性、忠誠性、服從性、嚴酷性，因為這些必要的軍人品格特別需要運用在邪惡的殺人場景！

 

若能讓這些嚴酷的品格為目的去規訓、馴化尋常百姓，冠之以“革命”的名義來孵化他們內心，成長為他們堅定的信念和意誌，如此則豈不坐穩了紅色江山？看吧，這就是紅色皇朝統治者的狂妄之念！這些狂妄盡是出於唯目的論，哪裏會顧及手段的運用？英國哲學家赫伯特·斯賓塞在他的《社會靜態學·忽視國家的權利》中精辟地論述道：“國家使用邪惡的武器來製伏邪惡，並且同樣要被它所處理的對象和運作的手段所汙染。”

 

身披軍服，在那個瘋狂年代則是“革命派”的身份標識，是革命精神的時尚大抒發。有人認為，那個時代的軍裝大流行代表了“尚武”的美學趣味，對此我該說，此等“尚武”美學實在地展示為山野村夫的粗俗趣味，因為真正美學上的“尚武”理應展現出雄性的豪放和英姿來，譬如須有棱角分明且突出，高聳且硬化的帽子前沿和上裝墊肩等等，這些美觀猶如動物打鬥那般的張牙舞爪，又例如納粹德國的虎式坦克車其大部分的裝甲角度是垂直的與其他結構相連接，就是顯得這般的雄性壯美。反觀中國文革時候男女軍裝，所有的邊緣部位全都是圓潤鏈接，展示為女性般的溫和和柔軟，但若單講文革女軍裝的女性美，則又是差之千裏，其毫無展示出女性身材線條的曲線之美。

由此可以說，山野村夫審美觀大流行、大時尚的更為深層的政治意圖是“農村包圍城市”——嫉妒城市文明，以及反智、仇知等等的極左意淫。

    行伍、大兵之崇拜，另有一側麵的大義即是“外儒內法”：表麵上，堂堂名義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仿佛是展示其“忠恕之道”，但骨子裏卻是絕對的嚴苛無情，為了嚴厲苛刻，殘酷無情，就得盡力動用“邪惡”力量，即槍杆子的威懾力，於是大兵用上了。

 

 

（9）高大上崇拜、偉光正渲染，假大空流弊

 

文革時期宣傳畫，最醒目之處是，充滿了宏大敘事的鼓噪，冠冕堂皇的喧囂，滿紙荒唐言，卻無辛酸淚！

典型的紅色口號、標語和詞匯有：大革命，愛祖國，愛人民，紅太陽，社會主義，無產階級，階級鬥爭，鬥私批修，繼續革命，為共產主義奮鬥，做共產主義接班人，等等等等。

  

口號標語的血脈僨張，極度頌揚，恰表明承襲了老舊傳統的腐朽思想，這裏有儒家的性善論、理性至上，大同世界，程朱理學“存天理，滅人欲”，王陽明“心性之學”，等等。同樣的還有，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理想王國，妄想構建於排斥私人情欲和利益的公有製的基礎上，還有各路自稱是“彌賽亞”者來提供末世得救的諾言，無不表明了：大而無當的政治，就是好高騖遠，必定會帶來虛無縹緲，海市辰樓。

 

 

上述諸類預言和諾言互相激勵，相映生輝，這些均是建立在虛假的“人性本善”立足點上，偏偏要遮蔽人性的幽暗之處，這些都可用“強道義論”來描述其倫理學譜係。過分強烈的道德敘事和傾訴，恰是如尼采所描繪的“末人德性”，即小人心境也。蓋因小人的超越情懷特別匱乏，故而頗難理解事物能夠演化和展開的情景。

由強道義論（義務論）作引申，便可推論出強目的論導向：隻顧目的如何崇高無比，卻不擇手段。再有，就是強動機論導向：隻講先驗的動機如何，卻莫談後驗的效果怎樣——毛親手發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其政治導向就是如此！

 

                              施衛江 寫於2024年10月1日

                                   美國 紐約州 羅切斯特市

 中國當代政治宣傳畫所傳達的政治文化意蘊

 

最近，關於“收藏於美國加州伯克利大學的中國當代政治宣傳畫500幅”的內容在許多微信公眾號上發布，既然有這麽多個網絡媒體都發布該信息，必然具有重要意義，遂引起我的興趣和關注。當我仔細閱讀一部分宣傳畫作品後，深信，這些宣傳畫可以傳達多種政治意蘊，於是我打起十二萬分精神，嚐試闡釋這些政治宣傳畫中所蘊含的微言大義。

紅朝中國其自身的政治體製決定了，宣傳招貼畫必然、也隻能是服務於中共紅色政權，且用本黨文化的方式來營造和維護它的專製獨裁體製，難怪繪畫較多地采用紅色的主色調，以表明紅色皇朝的主旋律，及獨斷論的調子，集權主義的價值導向。畫作之於體製也，為“毛之於皮”工具關係。這裏的作品中所顯現的專製獨裁統治，既是宣傳的內容，又是展示的形式，換言之，宣傳畫事物其結構與功能，內容與形式是合二為一，即“黨的一元化領導”，自說自話，自吹自擂。（本文的論述隻限於毛澤東時代極左政治色彩的宣傳畫作品）

今天，在海外異議的政治圈子裏，總是有著喋喋不休的喧嚷：中共繼承了馬克思主義理念從而否棄中國傳統文化雲雲，事實究竟如何呢？我的回答：絕非如此！

人算是情欲動物，必有情欲追求。佛洛依德論證過，人的情欲有著基本恒定的數值，不可能剪滅，隻可轉移。黑格爾雲：東方人畏懼於神秘的“大力”。中國人，既然精神的高端不尋覓，則必定流俗於低端的生存之道。學者李澤厚說，中國人，盡管缺乏西方式超驗的宗教情感，但是有豐富的“實用理性精神”，似乎足可以得到補償，學者朱學勤對此評說，那隻是“廉價取代”而已。

世人皆言，中國人缺乏宗教情懷和信仰，缺乏超越理性，但在世俗生活層麵上，毫不缺乏崇拜之物和崇拜之事，漢語境中的“崇拜”，大多為“頂禮膜拜”，並無神性，譬如有祖先崇拜、金錢崇拜、官位崇拜等，玄妙一點的尚有天帝崇拜，以及諸類保佑神崇拜等等。

中國的共產主義黨派試圖如此來孵化自己的黨文化，大力借助於中國的文化傳統，即民間的風土人情來實施其妄想。遨遊在民俗文化的大洋中，毛澤東真可謂是駕輕就熟：“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這個民族形式就是“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致力於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新文風。從而使得毛澤東大獲成功，泰山登頂，釀成當代中國史上“三忠於四無限”的崇拜大神。

中國文化傳統的儒家注重養育、教化。儒家強調教化對治國的推動作用，賦予其充分的政治意義。“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論語·為政》）儒家把道德上升到統治手段的高度，主張社會各階層人民不但要掌握道德觀念，也要在生活中行之以禮——這些禮儀的功能為後來的中共統治者所接受和利用，並充分反映在宣傳畫作之中。

與中國情景不同的是，西方語境裏，崇拜則是帶有宗教色彩的“WORSHIP”，通常指宗教或信仰上對讚揚、榮耀、虔誠與愛心等的特殊舉動，如與超自然力的神相聯係的舉動等就是最為典型。故此，讀者須注意中西文化的差別。

 

我對於宣傳畫作品的分析如下：

（1）帝王崇拜、領袖尊崇，權力癡迷

 

     中國人的帝王崇拜早已為世人所熟知。人類早期的氏族社會無不建立在的血緣紐帶基礎上，中國社群發展的特殊特殊路徑是，由氏族、部落成長、壯大起來的社群，其社會結構和政治框架未有大的變動，即血緣的“臍帶”始終未能脫離，即族長為部落首領，社群的長老依舊是非宗教性質的族長，理應最值得敬仰和愛戴，於是“家國同構”機製持續被複製、分形而放大，宗法人倫的溫情脈脈也隨之發揚光大。

再說，中國人的宗教情懷嚴重缺失，中國人心目中沒有一個超驗的“天帝”或“上帝”，於是權充帝王以為“天之子”來崇而拜之，漸漸成為中國人內心的“實用理性”（李澤厚）和“廉價取代”（朱學勤）。

與匱缺宗教互為因果關係的是，中國人的超越精神亦是嚴重匱缺。既然並無超越性情懷和彼岸世界可以表達，隻得以保命、求生存來獲取“活著”，遂以己身有機體的血脈延續為人生第一要義，乃順從權力最最穩當。儒家的血緣倫理學則強化了父子、君臣的等級關係。

對於奴隸性深入骨髓的國人們，文革時期個人崇拜和迷信表現出最為癲狂，表達出中國的奴隸們對於自己的奴隸位置坐立不穩而惶惶不可終日，至於政治派別上的激烈爭吵，乃至發生武鬥，則是坐穩了奴隸位置與坐不穩奴隸位置之間的爭鬥。下麵的圖片可見一斑。

 

   北京大學中文係的錢理群教授說：在一個封閉的價值體係裏，統治者與被統治者都是在同一個價值觀念上進行交流與反饋，即在終極價值理念上沒有本質上的區別。

圖片可見，庸眾熱烈歡呼、衷心擁護的場麵中，真乃“魚水交融情意深”也，可是在此，誰是“魚”？誰是“水”啊？

 

 

（2）集體崇拜、組織籠罩，個人扼殺

 

從西方傳來馬克思主義為什麽在當代中國產生出巨大的反響和回應？蓋因馬克思主義思想內稟以猶太人情愫的群體抱團精神，在本質上就是沿襲東方人人格脈絡的傳統價值觀，拒斥現代性個人主義，乃與中國人的“合群”、“和合”、“統一”、“一元化”、“集體主義”、“適應環境”等等諧振起來。可見：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理想與中國人集體無意識的“大同世界”遙相呼應，形成同構、互通、共振、共鳴！絕不是非此即彼的兩分！

 

然而專製統治，全都依賴於高度的組織性、紀律性和服從性來運作，因而“人民”、“群眾”、“集體”、“組織”之類的噱頭詞，響當當地被中國當代統治者利用起來，構建成宏大敘事，施以蒙騙之術，其居心叵測也好讓民眾喪失獨立個性的自我，“公而忘私”，全都隻以“公家人”身份乖乖地依附性生存，從而可以專為統治者盡心盡德。

 

   那個年代宣傳畫上的正麵人物，個個都是精神飽滿、滿臉堆笑，表明了全民同樂、同心同德的社會主義新氣象，全都無差別地與黨國、與領袖處於高度的統一。

 

（3）革命崇拜、豪情滿懷，感性貶值

 

中國曆來的統治者都希冀自己的統治機器能夠穩固如泰山，長治久安，總是企圖讓臣民、草民、蟻民們清靜無為恬淡寡欲，假設彼等做到了知足常樂、與世無爭，何須遑論僭越？

然而中國紅朝的建立，恰是由無產階級暴動分子按照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暴力路線，武裝奪取政權而來的，紅色革命政權既然由暴力所得到，自然產生一個邏輯關聯：亦易為暴力所推翻，這讓掌權人倍感危機，對此亟需激發奴隸的怨恨，使之時時刻刻感受到“奴隸位置不穩固”，於是“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不能讓工農階級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革命豪情歸類於理性情感，美其名曰“善”，揚善抑惡，理性情感的高漲必然遏製感性的欲念。當某人沉浸於理性豪情之中卻茫然不知自己的個人情感和欲望何處掛之時，也就沒有了非分之念；狠鬥私字一閃念，於是自覺自願地人從眾，隨大流、和稀泥、隨波逐流······

 

 

（4）雌性崇拜、女人得寵，雄性閹割

 

中國曆來的專製王國似乎單由雄性打造而成，對此構成挑戰的也幾乎是雄性豪傑，其實由此構成了恰是一個“獅子型社會”，且不要以為這樣的國度就是“雄性王國”無疑了，獅子型社會裏雄性作為整體並無多大地位。（參閱拙筆：施衛江：《論獅子型社會的男女平等問題》 https://www.aisixiang.com/data/15808.html ）

易中天在《中國的男人和女人》中論道：中國傳統的皇朝建立起來製度，“這種製度的一個特點，就是最終隻承認一個人是男人。這個人就是皇帝。皇帝‘乾綱獨斷’，是絕對的和唯一的陽剛。”“當“乾綱獨斷”的皇帝把天下臣民都女性化了時，他自己是否還能保住男性特征，其實也成了一個問題。”  

這種陰性特質之崇敬乃深深塑造出毛氏皇朝的“獅子型”社會來。古人雲：一人得道雞犬升天；同樣，當混世魔皇得道成聖時，中國的女人可真了不得也！無需才華美德，隻需“三觀相合”，便可飛黃騰達起來！如江青、邢燕子、吳桂賢、張玉鳳、李素文、郭鳳蓮、王秀珍、申紀蘭、宋彬彬等等，個個如女中之凰，全都驕傲升空成“半邊天”！卻偏偏還要讓中國的男人們大受憋屈，故此，沙葉新創作了著名話劇《尋找男子漢》，又引發巨大爭鳴！

 

    “反串”，這詞通常是用於文藝表演的舞台場合，可是在毛時代的社會現實政治生活中，“反串”就是由女人來壓製男人，從而獲取非分執念，卻是非常真實的存在！

 

法國女性主義學者克裏斯蒂娃（Julia Kristeva）引用了Chin, Ai-li的資料（“Family and kinship in Chinese society” by Chin, Ai-li,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寫進她的《有關中國女性》書中，敏銳地指出，在1962-1966年間，中國的《人民文學》上刊登的232篇短篇作品中，有62篇處理父母、男女關係的情景。這些作品描述了，在當時極左形勢下，家庭生活已不再有正常的人倫常情，通常不是兒子，總是由女兒帶動起對父親發起攻擊，以強化並鞏固中國文化的陰性特質。（參閱拙筆：施衛江：《“剩女”現象的社會批判》發表於：愛思想網站2009年11月12日）

 

 

（5）老人崇拜、長輩氣場，青春遏製

 

    一個人年老了而走上通向人生晚年的途中，身體的體力和智力逐漸地減弱萎縮，荷爾蒙激素持續衰退。由此，激勵人的崇高行為的激情也相應地萎靡不振，進而，尚未實現的自我價值或可許諾實現於未來，惜乎其可能性已經大幅縮水，於是不再抱負有遠大的誌向，不再懷有憧憬未來的願景，於是老人的性情較多地趨向於平和，能夠度上平穩日子就算足矣，得過且過吧。拘囿於種種困境，老年人不大會做出大力挑戰現存社會秩序的行為。

 

再者，中國的老年人普遍地接受正規教育少，因此能夠深明大義，懂得西方文化的更少，老年人的人生觀和世界觀通常就是憑借自己經曆過的人生經驗來做出判斷，因此，較多地承襲了逝去年代的陳舊老貨色和腐朽老價值，就戲稱是“老黃曆”吧，對於中國的國情來說，老黃曆就是老的中國傳統價值觀，其與現代西方人所敬仰的普世價值觀作對比，必定是大相徑庭，南轅北轍。由此可見，中國的老年人絕不可能是國家建設的主力軍，更是無法擔當代中國政治改革的重任。

反觀青年人，激情充沛，精力旺盛，於是敢說、敢做、敢闖、敢拚，這些情狀無疑地頗似雄性激素旺盛的男人。

 

醫學和生理知識說：雄性激素並不全長在男人身上，女人身上亦有少量；同樣，雌性激素並不全長在女人身上，男人亦有少量。如此，我們來作一個比附性思維：一個社會中的青年人，在與各個年齡段的人群作比較，就是最為陽剛氣質的“男人”。

上述篇章我論述了：中國的女性得寵，男性受壓，為的是“獅子型社會”，為的是“乾綱獨斷”，為的是“和諧社會”。一樣的道理，為了“穩定壓倒一切”，為了“紅色江山的長治久安”，為了“攘外必先安內”，須是全體國民的“去勢化”，必須大力壓製住社會中最為陽剛的人，即青年人！

中國的老人之所以能夠被紅朝統治者大肆利用起來，整合成一個“和諧社會”，內在於傳統儒家思想的等級製和名分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以及“禮治”秩序：“別貴賤”“序尊卑”“嚴上下”，演化至當朝成為美麗的標語“尊老愛幼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

再論，國民超越情懷的嚴重匱乏使得事物走向另一端，小人心境大肆當道，其症狀之一是：急功近利的麵子感高漲。試想：在下受統治的老年人既然得到紅朝統治者陰庇，使其尊嚴地位遠遠高出青年人一大檔，便可心滿意足，遂與統治者交相輝映起來了。所以美國學者孫隆基論道：“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之一是‘殺子’文化”。

今天中國的輿論陣地上經常會有如此感歎“老人變壞了！”，但卻不見有人去倒果溯因，追溯其根源。

 

（6）四肢崇拜、蠻力炫耀，思想麻木

 

那個極左年代，“愚公移山”被宣傳得盆滿缽滿，還偏偏要拒斥“智廋”，即反知識、反文化、反智慧、反精神的退化論實質。在此等政治文化的觀照下，國民大多被規訓成昏頭昏腦，混混噩噩，麻木自得，無知自豪——一副“末人”得誌得道的“共產主義”景觀。

 

極左年代的宣傳畫呈現一個強烈的反智傾向、仇知趣味：舉凡正麵人物都是四肢強壯、孔武有力、衣袖高卷、皮糙肉厚，還要秀出：短褐的衣服，粗壯的手臂，壯實的肌肉，肥大的手腕，黝黑的皮膚，進而亮出：五大又三粗，大老粗光榮，土包子本色，無產者優秀——可這些全是與物質打交道的好東東啊！

 

這樣就堅持住馬克思主義唯物論：拒絕一切精神性，把物質一端緊緊地唯住！進而，還要堅持住無產者的階級立場，唯有他們才具有“全心全意”依靠性，反之，知識越多越反動！知識與勞動無關！西諺雲：人是一枝會思想的蘆葦，可在中國，思想就是原罪！

偉大領袖作出最高指示：“拿未曾改造的知識分子和工人農民比較，就覺得知識分子不幹淨了，最幹淨的還是工人農民，盡管他們手是黑的，腳上有牛屎，還是比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都幹淨。這就叫感情起了變化，由一個階級變到另一個階級。……沒有這個變化，沒有這個改造，什麽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學生也是這樣，以學為主，兼學別樣，即不但學文，也要學工、學農、學軍，也要批判資產階級。學製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毛澤東：《五·七指示》)

 

（7）聖人崇拜，榜樣敬仰，偽善盛行

   

那個極左年代有流行的口號“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舉凡由偉大領袖引導出一個示範好榜樣，人民大眾趨之如騖，爭相趨附。蓋因天人合一的演繹，促成中國人的趨同排異心理，跟從大眾的“羊群效應”，這就是尼采所批判的卑劣的“末人道德”。

好榜樣的大流行與儒家思想的泛道德主義的理想背景有關，儒家倫理的基本立足點是“人性本善”，為此就該發揚光大，促使人人都向往善的高地去盡力而為，就會抵達至善世界“大同社會”。老夫子雲“我欲仁，斯仁至矣”，孟子曰“人皆可以為堯舜”，程朱理學示“存天理”，王陽明稱“滿街皆聖人”······

 

 

“榜樣是旗幟，代表著方向；榜樣是資源，凝聚著力量。”雖說，中國人有帝王崇拜，君主崇拜，領袖崇拜，進而還要封受崇拜者為“神”，但此神絕非西方人的人格之神的上帝。中國之“神”可隱喻為處在遙遠的“天邊”一端，這“天”顯然不是尋常百姓所能夠企及，那麽如何去“天人合一”呢？於是就有了中國人所理解的“天使”，即由偉大領袖欽定了的“好榜樣”，他們當然算作是“人”，遂看作為偉大領袖與人民大眾之間的聯絡員，現實生存中的天人合一即可延伸為：人民大眾要與“好榜樣”積極靠攏。

 

在世俗的中國人看來，隻要“榜樣”獲得了一定的名聲，便意味著其社會地位和政治勢力確立了起來，於是大眾粉絲湧現，趨勢附炎，或亦步亦趨。然則當代中國式“榜樣”（模範）之標榜，顯然是一種“權力意誌”（尼采）的宣示，浸透了政治立場的“忠心”二字，對黨、對國家、對領袖的絕對忠誠絕對高於道德的自在律令，這就是紅朝中國的“內聖外王”。

中國式道德泛化的說教完全漠視人性的幽暗之處，故必定導致極度虛假偽善！

 

（8）行伍崇拜、大兵優越，外儒內法

 

行伍、大兵之所以那麽得寵、得勢，蓋因彼等為一專事殺人的機構或組織人員，即為一個“必要之邪惡”（斯賓塞）而得以確立。為了維持這麽的“邪惡”存在，就必須予彼等以馴化，規訓，予彼等以高度的組織性、紀律性、忠誠性、服從性、嚴酷性，因為這些必要的軍人品格特別需要運用在邪惡的殺人場景！

 

若能讓這些嚴酷的品格為目的去規訓、馴化尋常百姓，冠之以“革命”的名義來孵化他們內心，成長為他們堅定的信念和意誌，如此則豈不坐穩了紅色江山？看吧，這就是紅色皇朝統治者的狂妄之念！這些狂妄盡是出於唯目的論，哪裏會顧及手段的運用？英國哲學家赫伯特·斯賓塞在他的《社會靜態學·忽視國家的權利》中精辟地論述道：“國家使用邪惡的武器來製伏邪惡，並且同樣要被它所處理的對象和運作的手段所汙染。”

 

身披軍服，在那個瘋狂年代則是“革命派”的身份標識，是革命精神的時尚大抒發。有人認為，那個時代的軍裝大流行代表了“尚武”的美學趣味，對此我該說，此等“尚武”美學實在地展示為山野村夫的粗俗趣味，因為真正美學上的“尚武”理應展現出雄性的豪放和英姿來，譬如須有棱角分明且突出，高聳且硬化的帽子前沿和上裝墊肩等等，這些美觀猶如動物打鬥那般的張牙舞爪，又例如納粹德國的虎式坦克車其大部分的裝甲角度是垂直的與其他結構相連接，就是顯得這般的雄性壯美。反觀中國文革時候男女軍裝，所有的邊緣部位全都是圓潤鏈接，展示為女性般的溫和和柔軟，但若單講文革女軍裝的女性美，則又是差之千裏，其毫無展示出女性身材線條的曲線之美。

由此可以說，山野村夫審美觀大流行、大時尚的更為深層的政治意圖是“農村包圍城市”——嫉妒城市文明，以及反智、仇知等等的極左意淫。

    行伍、大兵之崇拜，另有一側麵的大義即是“外儒內法”：表麵上，堂堂名義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仿佛是展示其“忠恕之道”，但骨子裏卻是絕對的嚴苛無情，為了嚴厲苛刻，殘酷無情，就得盡力動用“邪惡”力量，即槍杆子的威懾力，於是大兵用上了。

 

 

（9）高大上崇拜、偉光正渲染，假大空流弊

 

文革時期宣傳畫，最醒目之處是，充滿了宏大敘事的鼓噪，冠冕堂皇的喧囂，滿紙荒唐言，卻無辛酸淚！

典型的紅色口號、標語和詞匯有：大革命，愛祖國，愛人民，紅太陽，社會主義，無產階級，階級鬥爭，鬥私批修，繼續革命，為共產主義奮鬥，做共產主義接班人，等等等等。

  

口號標語的血脈僨張，極度頌揚，恰表明承襲了老舊傳統的腐朽思想，這裏有儒家的性善論、理性至上，大同世界，程朱理學“存天理，滅人欲”，王陽明“心性之學”，等等。同樣的還有，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理想王國，妄想構建於排斥私人情欲和利益的公有製的基礎上，還有各路自稱是“彌賽亞”者來提供末世得救的諾言，無不表明了：大而無當的政治，就是好高騖遠，必定會帶來虛無縹緲，海市辰樓。

 

 

上述諸類預言和諾言互相激勵，相映生輝，這些均是建立在虛假的“人性本善”立足點上，偏偏要遮蔽人性的幽暗之處，這些都可用“強道義論”來描述其倫理學譜係。過分強烈的道德敘事和傾訴，恰是如尼采所描繪的“末人德性”，即小人心境也。蓋因小人的超越情懷特別匱乏，故而頗難理解事物能夠演化和展開的情景。

由強道義論（義務論）作引申，便可推論出強目的論導向：隻顧目的如何崇高無比，卻不擇手段。再有，就是強動機論導向：隻講先驗的動機如何，卻莫談後驗的效果怎樣——毛親手發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其政治導向就是如此！

 

                              施衛江 寫於2024年10月1日

       美國 紐約州 羅切斯特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