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抗疫為何如此狂暴？

上海抗疫為何如此狂暴？

 

最近，上海人民沉浸在“靜態管理、動態清零”的極度悲憤中，二個月來的抗疫，上海居民要麽封閉在家裏，要麽隔離在方艙，要麽入住醫院，最慘的是一些外地來滬的農民工、送貨員和運輸汽車司機，隻得睡眠在大街上、橋孔下、卡車裏，還不得行走出受封圍欄，還得不到足夠食物。不管呆在城市哪個角落，是富人或窮人，是教授還是乞丐，人人自危，生活無序，商店關門，藥品斷供，生存所需的基本食品、日用品都要靠手機上操作去“搶”，凡是不會手機操作就隻能等死，非新冠病毒引起的疾病都不算是“病”，假如某個病人不能出示有效核酸測試陰性證明，病人均得不到及時救治，更惡劣的措施是，要裝配鐵網在管控區的每一棟民宅樓的大門口，予以嚴加防範管製，防市民如防盜賊！“大白”警察容許隨意闖進市民家中搞“執法”，市民蒙受盡多的不幸和災難可就是不容許公開自由發聲喊冤！

嗚呼！號稱“國家主人”的上海市民，本是代表中國最具先進生產力的一族群體，理應充分釋放出上海市民的聰明才幹去搞建設，然而在黨中央的“清零”政策強製下，海派靈性竟然大肆遭受踐踏，人格尊嚴被貶至不及囚徒的卑下，被準許的行動自由還不如圈養的禽畜。哀哉！上海市民的生存境況是多麽孤苦伶仃無助，上海市民的精神抑鬱是何等淒淒慘慘戚戚。

由中央政府主導的抗疫“清零”，為什麽要對上海人民動用如此的粗暴、野蠻、獸性、瘋狂？這在西方自由世界看來，簡直太不可思議了！根源究竟是什麽呢？

 

（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發生在上海的抗疫狂暴當然不是海派文化傳承的特質，而是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親自部署指揮、密集指示批示”來進行，這位總書記宣稱：“我們的防控方針是由黨的性質和宗旨決定的”，“從黨的性質宗旨認識疫情防控方針”，當然不是飛來之石，而是經有悠久曆史的中國傳統孵化而成，它僵硬地主宰著當今中國政治的一切。欲懂得這場清零抗疫的真實意圖，須深入了解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須了解中國的民風民俗，尤其是陝北地區。

近年來，習近平嫻熟地運用他的政治手腕使大權獨攬，業已形成“九鼎之尊”局麵，且有越演越烈之勢，在其統治下的社會官僚機器不斷強化威權形式，這使得後者形式的高度威權化又促進了前者的獨裁，而前者專斷橫行又反哺後者，兩者互為反饋，攜手共進，就此全民奴性且增強不少——此即如德國學者齊美爾所講的社會學中“相互作用”的形式，對於這種“形式”的具體表達，深得魯迅精神之魂的北京大學中文係教授錢理群曾經論述道：“在一個專製統治下價值封閉的體係內，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是處在同一個價值點上的交流與反饋”（大意如此）。

可想而知，當今中國的政治形態正是走在全麵複辟傳統封建腐朽製度的路上。專製政治乃乾綱獨斷、定於一尊，且說今日中國之專製暴虐，極大地來自最高統治者的德性，習近平妄圖複辟文革，大開曆史倒車，朝思暮想他的皇帝迷夢，再造新時代的秦始皇、毛澤東。

    由此，習近平打造的強專製主義為他的暴政鋪設了平坦大道，布置於“全國一盤棋”格局下，海派上海市民深深感受到文革高潮時的毛式家天下：朕即真理，朕即國家。今天，統帥一聲令，三軍風雷動，酷政促奴性，令箭催遵命，從廟堂衙門，抵基層庸眾，政令一路暢行，貫徹無阻。

以習近平的“家天下”框架來看，上海的抗疫特別需要展示“中國共產黨所具有的無比堅強的領導力，是風雨來襲時中國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要展示中共統治下的製度“優越性”和“合法性”，更確切地說，還需要充分展示習近平總書記的“英明、偉大”形象，為他的正式“登基”皇座打基礎。構建如此之宏大敘事，習家中央政府定義了新冠病毒的抗疫是一場“人民戰爭”，全黨全民統一步調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部署”來進行的，這位總書記一再強調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堅持動態清零總方針不猶豫不動搖”，“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要把抗疫當作“為人民服務”。

以現代性的倫理學來論述，“人民”是個宏大敘事，是形而上之“大魅”，在以“人民”的名義大肆鼓噪、渲染之下，若開啟“幽暗之門”，可以發現，這隻是一塊“超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的招牌，其投射出的真實價值意向往往是希冀反饋回報給投射者自己，即小人心眼、小人心境的“自我、本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乃罪惡之淵藪，其鄙陋卑下、猥瑣不堪！

魯迅先生早就發現，中國的儒家典籍中充滿了“仁者愛人”之語，但是魯迅卻揭穿了其“瞞和騙”，其實質就是“以理殺人”！

今天的上海，把“人民”當作“綱領”來處置具體的全民抗疫，就意味著其餘事情全得靠邊讓路，抗疫以外的事情全都隻是與個人利益掛鉤而已，都是掛靠不上“人民”這個宏偉大宗旨，“人民”這個抽象綱領既然被強化得如此之高大上、偉光正，乃綱舉目張，和尚打傘，為所欲為、不擇手段！

 

（二）“不忘初心，牢記使命”

 

“初心”是習近平執政時代十分時髦的政治詞匯，既然被張揚得如此之“時髦”，它必定隱含有欺騙性！它試圖讓人民感受習的“青春故事”，聆聽他的“梁家河插隊的經曆”，規訓人民的情操，是一項典型的“洗腦工程”。

眾所周知，習近平在福建、浙江和上海三地工作過，已經獲得相當多的東南沿海地區工作的經驗，這些地區比起北方內地來具有相對較高的改革開放性，經濟結構大多是外向型，經濟水平也相應較高，治理較為先進。按照常規思路，要想當上一個大國有作為的主政者，其精神領域的價值觀訴求，本來應該引導國民走上現代化之路，深化改革，大大發揚沿海地區的先進經驗和業績成就，使融合到全球化的經濟圈中，學習西方發達的市場經濟和人文精神，求得國家發展踏上新台階。然而習近平卻不張揚他在沿海地區的經曆，反而大大弘揚在北方落後農村的生活感受、工作經曆——這就值得正義的人們去警惕和深思了。

與毛澤東一樣，習近平自身的秉性就是十分的“土”，在漢語網絡上，不滿的網民將習近平蔑稱為“包子”，意思有“土氣”之意，也就是傳統、愚昧、落後的代名詞。這與《論語》：“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意思相近，懷土就是戀土而安逸，營造個人小天地，即小人德性。我們來看看習近平是如何的“初心”？

“初心”在心理學上可稱為“原型”（榮格：archetypes），習的“原型”有“戀土情結”，顯然相悖於東南沿海地區的現代性精神品質，而在於他不斷吹噓的“土”字而凸出，即“農民情結、三農情懷”，習常稱：“我也是從農村出來的”，“我們這一代人也有這個情結，一定要把我們的老百姓，特別是我們的農民扶一把。”聽聽他的念念有詞“不忘初心”，從“習近平總書記從小就有農村情結”，可推斷習之“戀土”有小人之心：

1.  陝北延安梁家河，習近平插隊在此，據說練就了一套“大學問”，那真是了不得啊！
2. “老家富平曾在習近平迷惘彷徨時給予他溫暖”，陝西省富平縣臨近於曆史上京兆地區，這裏曾經是大一統帝國的中央權力地帶，即有秦、漢、隋、唐四朝大帝國定都於鹹陽、長安，這一家鄉情懷深深地烙印到習近平的人格秉性，使得習內心期盼著大一統政治。
3. 習近平時時要造訪河北省西柏坡，該地是毛派紅色經典的精神發源地，價值連城，非常值得習去流連忘返，就此習想要“弘揚西柏坡精神”。
4. 河北省正定縣，習年輕時候曾工作在此，當時是“農業學大寨”的先進樣板縣，是毛澤東樹立起來的一麵旗幟，同樣是紅色經典，值得去大力追捧，流芳百世。

    作為一個農業人口眾多的大國，農業生產當然需要去關心，農民的利益也當然需要去關心，任何一個具有現代化常識的人，必定知道：農民生活的大幅度改善，必須是由農業現代化來帶動，而農業現代化必須是由工業現代化來帶動，而工業現代化必須是由科技、經濟和製度等的各項現代化來帶動，需要重視精神文明的力量，也就是人的主體性自由的大發揚。然而中國的習某卻是完全的反其道而行之：要論價值觀的定位？什麽的工業、科技、文教、經濟、金融、製度、法治等等的重要發展項目全都擱置在邊上，就是因為這些不含有“初心”，從而全都被當做不重要的思想議題來處理，眼下最最要緊的事情是定位在“農民情結”、“黃土情結”之上：“不忘初心，牢記使命”——老是要把目光盯住在最最落後地區的農民生存價值觀上——這是怎麽樣的心態？怎麽樣的鬼魅心思啊？

人都是有個性的，共產黨執政也如此。理解了習近平的執政個性是那麽的“土裏土氣”，於是懂得：上海抗疫就是充滿習包子特色之土：“鞋子合不合腳，自己穿著才知道。”——紅色經典，土法上馬！   

 

•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方山水有一方風情

 

 共產黨信仰“辯證唯物主義”，其教條說：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確，特定的社會曆史地理環境可以塑造特定的精神氣質。成語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南橘北枳。按辯證法精神，反之亦然，如：彩蝶戀鮮花，蒼蠅叮臭肉；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智者樂水，仁者樂山。說到中國人的“土”，尚有各個地方的各個民風民俗民情，還可細分。

德國學者馬克斯·舍勒的行為學理論認為，能感悟到生活世界的價值和價值秩序的感情是成為行為意欲最深層的基礎部分，而這種感情決定著行為意欲的努力方向。但是舍勒又認為，不能把在一個時代和民族中流行或支配人們價值偏愛的評價係統所具有的“倫理結構”等同於作為價值優先法則的價值本身的客觀秩序。

今天，與西方自由世界一樣，強人習近平也是十分講究“顏色革命”，他將自身個性“土氣”的顏色欽定為中國的“政治正確”，即標準的意識形態，充分施展在上海地方的抗議之中，真實意圖是：以習氏“土氣”淹沒上海“海派”！

那麽究竟怎麽樣評介習包子“土氣”？

第一，純真“紅色基因”，眾所周知，習近平是在紅朝中國、紅色地域、紅色家庭、紅色時代、紅色圈子裏混出來的紅色土特產，紅色元素特濃，大紅特紅超紅。

現代中國有二大文明係統：黃色和藍色。

黃色是內陸型，具有內向封閉性質，其主要的分布地域是在北方的黃土質平原和高原上，其價值資源隻由落後的本土文明來提供（電視劇《河殤》的觀點）。

紅色文明是外來的馬列寧主義與中國本土的黃色文明相結合的產物，被綜合成“毛澤東思想路線”，具有革命的實踐性，但是主要根基還是黃色文明。

    藍色是海洋型，外向開放性質，最初地域分布在東南沿海一帶，隨之改革開放的深化，逐漸擴展至中國的大南方，它是本土文明與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結合的產物。

今天的國情是，北方黃土文明區域經濟全麵落後、蕭條，而南方藍色文明區域市場經濟發展良好，經濟指標高漲。如此經濟地理格局意味著中共統治機器的精神資源麵臨危機，這讓習近平深深不安，習某感受到來自於藍色文明對於紅色政權的威脅：資產階級市民的個體性、獨立性和自由意識在增長，他們不會如黃土地上農民幹活那樣的聽話、遵命和馴服。

遙想1949年3月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正式提出定都北平市的決議，當時的國情正如毛澤東所講：“蔣介石的國都在南京，他的基礎是江浙資本家。我們要把國都建在北平，我們也要在北平找到我們的基礎，這就是工人階級和廣大的勞動群眾。”這講話顯示了：南京的城市精神是藍色，而北平市則是黃色，紅色政權的根基需要由黃色文明來支撐、扶助，才會獲得穩定、可靠。

從前，毛澤東必定熟知曆史典故：“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對藍色文明懷有恐懼：“港台一帶，饕蚊尚多，西方世界，饕蚊成陣。”因此對待曾經位置楚地、而後深藍色的申城上海，毛澤東作指示：要采取“農村包圍城市”戰略。為此，上海外灘海關鍾樓上的大鍾報時，要以深黃色的陝北民歌樂調《東方紅》來進行，使之標誌為城市“主旋律”。要發揚“好八連”榮光，讓他們來到魔都南京路上當“哨兵”，以鎮住充滿資產階級邪念的“霓虹燈”，要加強“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全麵專政”，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今天，習近平憂心忡忡：紅色文明賴以存在基礎的黃色文明正日益蛻化墮落！為此決心拯救，在上海執行“靜態管理、動態清零”，實為一場魔鬼訓練，以鞏固紅色政權的！

 

• 粗人的痞氣，流寇的匪氣

 

紅朝中國首長級高幹的紅二代、紅三代多的是，譬如有劉少奇的兒子，陳雲兒子，鄧小平的兒女，胡耀邦的兒子，葉劍英、江澤民的數個兒女等等，在這一群體裏相比較，習包子就是顯得很“土氣”，這是為什麽呢？

這就是習近平第二個“土”：痞氣+匪氣，這是黃色文明外圍地帶“邊區”之“土氣”。

習近平讀書差勁是知曉的，然而這在首長級的紅後代中較為少見，盡管習近平時常吹噓讀書很多，還煞有介事地列出一長串讀書單來，頗有“此地無銀三百兩”之意。由於不願讀書、讀不進書，習的頭腦難以裝備積聚人類優秀文明的知識。蘇格拉底雲“知識即美德”，其否命題亦同樣成立。現代學者的認識更為精確，知識與美德之間的正向關聯性是需要建立在高概率基礎上，較有科學的合理性。毛澤東閱讀中國古典經書甚多，但也是痞氣+匪氣很濃厚，毛澤東特別讚賞二位流氓痞子皇帝：劉邦和朱元璋，毛把糟粕當作了精粹。

拉馬克的“用進廢退”可以較好解釋，讀書不好的習近平，喜好炫耀他的四肢發達：“我那個時候扛200斤麥子，十裏山路不換肩。”習對頭腦簡單事項：“新時期上山下鄉工程”、“好兒女誌在四方，有誌者奮鬥無悔”，頗有興趣和熱度，可見一斑。習近平坦承其念茲在茲“農民情結”，可以推斷出他的氣質和秉性，天然地與知識性匱缺的泥腿子、四肢發達者、粗布短衫者融通起來，對待海派氣質的上海人就不會有好感，可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

要深入了解習近平的所作所為，需要了解他的個性和風格，需要了解養育習某其秉性、氣質的地方，考察那裏的風土人情。習近平念念不忘他的“初心”之地，就是年輕時候插隊落戶的革命聖地延安，那裏是紅色大本營，更是“紅太陽升起的地方”。對於習近平來說，陝北延安就是他的紅色乳娘，思想養育之地，“作為一個人民公仆，陝北高原是我的根，因為這裏培養出我不變的信念：要為人民做實事！無論我走到哪裏，永遠都是黃土地的兒子。”習近平回憶說，插隊在梁家河，他“看到了人民群眾的根本，真正理解了老百姓”，“我幾乎從來沒哭過，印象較深的兩次哭都是在陝北。”情深誼長啊！

延安市，坐落在陝西省北部，是遊牧文明與農耕文明交融的邊區地帶，漢民族農民世世代代居住此地的曆史中，頻頻遭受多個遊牧民族和部落的相互殺戮、掠奪和洗劫，身處如此蠻族生態的劫掠，釀造出戎狄民風：痞氣+匪氣，漸漸墮落之，本地農耕地上又孵化出次生代的漢族大盜和流寇，如：王嘉胤、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董福祥等等。

大清皇朝晚期，西方殖民主義勢力進入中國東部沿海，紛紛建立起西方式的先進藍色文明，從此經濟格局和重心轉移，地處西北的陝西省經濟文化大幅衰弱，秦風不再，此衰彼漲，當地土匪、土豪卻猖狂起來，到了民國時期，整個陝北地區的匪患尤其嚴重，那時候國民政府的管控力無法抵達陝北，但這恰好為共產黨武裝力量製造出福音來，留給了共軍以極佳的撒野契機和匪盜空間。臭味相投便稱知己，當毛澤東掛帥的大股共軍（紅軍）萬裏迢迢流竄作案來到陝北時候，如魚得水般找準了自己的落腳地，建立起蘇區。

民諺：窮山惡水出刁民，粗茶淡飯無孑遺。肉腐生蛆，蛆熟產蠅；土劣孵匪，匪頑升寇。流寇是土匪發展的頂峰，流寇之所以十分殘暴凶狠毒辣無恥，那是因為流寇作案多是流竄在異地他鄉：1）幾乎碰不上熟人，於是缺乏道德約束；2）罪案的對象都是與己血緣疏遠，於是下得了狠手；3）流竄作案中不容易被抓捕，於是缺乏法律製裁的威懾感。

民國時期的學者傅斯年，曾經把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美國學者餘英時把毛澤東在山上鬧革命歸類為土匪行徑，中共政府體製內走出來的學者阮銘也將當年盤踞在井岡山和延安，建立蘇區的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具體的匪徒而言尚有匪氣強弱的區分，中共領袖中毛澤東、習近平之流痞氣、匪氣特濃，雖然直接將他們比作為流寇尚不恰當，然則深入去思考精神性的高層次本質，就會發現確有近似之處，如操守低劣，隻顧眼前的歡樂和榮耀，不思長治久安的方針、政策和治理，即不具可持續性發展，缺乏人性，不擇手段，不顧人民死活，更扯淡有什麽超越情懷、尋求來世的永生。

上海執行抗疫大行動，是習某心理投射：“習近平總書記親自部署、親自指揮”，乃“初心不改”，大大地用上“梁家河大學問”，卻是來真的：痞氣加匪氣，勁兒十足！

 

• 秦始皇→毛澤東→習近平

 

這三者思想有著較大的傳承性。中共的建黨、建國都是繼承了中國傳統“外儒內法”的一套專製主義本色，馬克思主義成分並不多，如“緊密團結在以某某某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就是中共執政文化的萬能公式，其“春秋大義”足令執政者癡迷不已。

中國政治延續了千年的專製主義，其要數秦始皇的大一統治理格局最具開創、暴虐和傳承，其遺產深深地烙印在中華民族的政治文化基因上。《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今皇帝並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傳承至後世，中共統治者毛澤東、習近平極為崇拜、讚賞，毛澤東自稱：“馬克思加秦始皇”，自比“秦皇、漢武”。習近平是粗人，缺文秀，但配有禦用導演張藝謀來代言，原籍秦地的張藝謀以其電影作品的大氣磅礴著稱，如《英雄》、《大秦賦》、《大秦帝國》等頗有氣勢恢宏，詠古頌今，頌揚獨裁，乃深合主子旨意。

籍貫秦地的習近平似乎比毛澤東更領悟大秦遺風，他也有著構建大一統政治的強烈欲求，冒進浮誇，圖大貪功，舉凡黨、政、軍、財、經、文、教、農、工、商等各界各行，都得讓習來獨攬一身、定於一尊，還妄想對外擴張，天下一統。毛時代流行詞：“全國一盤棋”，如今又翻舊出新而熱炒，以“一言堂”淩駕天下，特別用於上海的抗疫。

中國人骨子裏有“天人合一”，混沌一氣的原始思維和巫術，這集體無意識天然地被大一統政治統攝，進而主導了亞細亞生產方式，在古代，它有利於治理水患、開挖運河、修建長城、建造皇宮等大型項目。在當今，有利於以舉國之力操辦上海防控。在思想意識高度，可以塑造全民的遵命、服從、聽話，即奴性，這恰是習近平的“不忘使命”：“凝聚全民抗疫的強大共識”。

在大一統政治如火如荼的文革期間，誇張而高調的道義目的論籠罩住中國大地上的各項各業，如有“農業以糧為綱、工業以鋼為綱。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於是到處呈現“一刀切”現象，凡是與“綱”不合之事，全得讓步，退避。

今天上海的抗疫正是一刀切做法：為了抗疫的宏偉大業，其他事情全都算不得“事情”，那怕是危機人生命的要事。再如，“同層密接隔離政策”，一人得陽整樓隔離，幾人得陽整區封閉。搞得：簡單直接粗暴，次生災害不斷，雞飛狗跳，人心惶惶。

 

• 外儒內法，臉麵爭光

 

習近平頗想搞《厲害了，我的國》，可看出習的“初心”中有“大秦”情愫，但不唯此。習熟知亡秦之故，暴秦之害，了解《過秦論》，於是就看重《荀子》思想，希望借鑒儒家思想補救暴秦之偏，但這隻是延續了曆史上慣行的“外儒內法”傳統，毫無創意。

以現代人的目光審視，法家思想並非全都是負麵的，糟糕的。譬如，法家的政治思想有“緣法而治”、“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法不阿貴，繩不撓曲”、“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等——貫徹一條法治平等的路線。

秦之後曆代皇朝，形成傳統的官方和上層社會的意識形態是儒家思想，儒家在治國綱要上對法家進行修正，改變其嚴刑律法、冷酷無情、對人性的踐踏，而用溫情脈脈的道德麵紗來遮蓋人心自私之惡。然而儒家的溫情脈脈卻是斷然排斥法家的平等觀，十分講究等級秩序的排位：“尊尊、親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樣導致另一種人性醜惡的釋放。

無論是法家抑或儒家，都嚴重匱乏精神超越性，使得中國人滑落到小人德性的急切功利性，熱衷於超近距離的貼身肉搏，這突出表現為儒家的“麵子文化”，即等級競爭。

今天，習近平把上海抗疫重重地押寶在他的麵子上：看吧，環顧世界，唯有我習某才能夠做到新冠病毒“清零”，豐功偉業啊；溥天之下，皆我臣屬；溥天之下，盡表忠心！

開啟小人心境：這就是習近平的“初心、使命”不可告人的真正用意所在！清零政策來自權力最高層，而下層執行者在習某巫祝之辭誘導下，層層加碼，步步緊逼，使防疫措施變得越來越嚴苛，越來越不通人情，越來越背離常識，卻迎來了中國式“麵子”大豐收！    

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今天，活躍在上海街頭的“大白”誌願者，大多來自社會底層，他們深知等級社會的底層生活之艱辛、悲愴、卑賤、滄桑，受欺受壓，吃苦甚多，在心坎中積滿了多多的怨恨，為此張公百忍，隻是期盼著猴年馬月有個身份升遷，從此羊與狼的位置對調，角色得以變換，從此終於有了發泄的口子和對象，就如二十年媳婦熬成婆婆那樣。今天好機會來了，讓底層誌願者們身披白大褂，臂佩紅袖章，頓時獲得了權力，身價躥升！於是人們就見到了大白們在上海街頭的變本加厲，肆無忌憚。

更是有不少大白門來自外省市的農村地區，他們往往有著毛澤東情結，相信毛澤東的詛咒語“農村包圍城市”，內心對待上海，這個以魔都著稱的城市有著較深的嫉恨，於是今天找到了發泄口子，爭當“南京路上好八連”，侮辱上海人一番，五十步笑百步，好不痛快啊！

上海本地市民，生存在全民抗疫的如此高壓境遇，顯得勢單力孤，不得不進行一場忍耐之心的大考驗。雖說是有海派氣質，但是多年來在習氏毛左政治侵染下，上海人漸漸變得麻木起來，中國傳統習性在增強，一個“忍”字當頭，懂得“看三勢”，學會“拎得清”，不做“填刀頭”，好漢不吃眼前虧，識時務者為俊傑，好死不如賴活著——與內地的庸眾一樣，都是媳婦受熬的心態——如此則喪失了做人的真誠性和崇高性。

 

                                                    施衛江

寫於 美國紐約

2022年5月26日上海抗疫為何如此狂暴？

 

最近，上海人民沉浸在“靜態管理、動態清零”的極度悲憤中，二個月來的抗疫，上海居民要麽封閉在家裏，要麽隔離在方艙，要麽入住醫院，最慘的是一些外地來滬的農民工、送貨員和運輸汽車司機，隻得睡眠在大街上、橋孔下、卡車裏，還不得行走出受封圍欄，還得不到足夠食物。不管呆在城市哪個角落，是富人或窮人，是教授還是乞丐，人人自危，生活無序，商店關門，藥品斷供，生存所需的基本食品、日用品都要靠手機上操作去“搶”，凡是不會手機操作就隻能等死，非新冠病毒引起的疾病都不算是“病”，假如某個病人不能出示有效核酸測試陰性證明，病人均得不到及時救治，更惡劣的措施是，要裝配鐵網在管控區的每一棟民宅樓的大門口，予以嚴加防範管製，防市民如防盜賊！“大白”警察容許隨意闖進市民家中搞“執法”，市民蒙受盡多的不幸和災難可就是不容許公開自由發聲喊冤！

嗚呼！號稱“國家主人”的上海市民，本是代表中國最具先進生產力的一族群體，理應充分釋放出上海市民的聰明才幹去搞建設，然而在黨中央的“清零”政策強製下，海派靈性竟然大肆遭受踐踏，人格尊嚴被貶至不及囚徒的卑下，被準許的行動自由還不如圈養的禽畜。哀哉！上海市民的生存境況是多麽孤苦伶仃無助，上海市民的精神抑鬱是何等淒淒慘慘戚戚。

由中央政府主導的抗疫“清零”，為什麽要對上海人民動用如此的粗暴、野蠻、獸性、瘋狂？這在西方自由世界看來，簡直太不可思議了！根源究竟是什麽呢？

 

（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發生在上海的抗疫狂暴當然不是海派文化傳承的特質，而是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親自部署指揮、密集指示批示”來進行，這位總書記宣稱：“我們的防控方針是由黨的性質和宗旨決定的”，“從黨的性質宗旨認識疫情防控方針”，當然不是飛來之石，而是經有悠久曆史的中國傳統孵化而成，它僵硬地主宰著當今中國政治的一切。欲懂得這場清零抗疫的真實意圖，須深入了解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須了解中國的民風民俗，尤其是陝北地區。

近年來，習近平嫻熟地運用他的政治手腕使大權獨攬，業已形成“九鼎之尊”局麵，且有越演越烈之勢，在其統治下的社會官僚機器不斷強化威權形式，這使得後者形式的高度威權化又促進了前者的獨裁，而前者專斷橫行又反哺後者，兩者互為反饋，攜手共進，就此全民奴性且增強不少——此即如德國學者齊美爾所講的社會學中“相互作用”的形式，對於這種“形式”的具體表達，深得魯迅精神之魂的北京大學中文係教授錢理群曾經論述道：“在一個專製統治下價值封閉的體係內，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是處在同一個價值點上的交流與反饋”（大意如此）。

可想而知，當今中國的政治形態正是走在全麵複辟傳統封建腐朽製度的路上。專製政治乃乾綱獨斷、定於一尊，且說今日中國之專製暴虐，極大地來自最高統治者的德性，習近平妄圖複辟文革，大開曆史倒車，朝思暮想他的皇帝迷夢，再造新時代的秦始皇、毛澤東。

    由此，習近平打造的強專製主義為他的暴政鋪設了平坦大道，布置於“全國一盤棋”格局下，海派上海市民深深感受到文革高潮時的毛式家天下：朕即真理，朕即國家。今天，統帥一聲令，三軍風雷動，酷政促奴性，令箭催遵命，從廟堂衙門，抵基層庸眾，政令一路暢行，貫徹無阻。

以習近平的“家天下”框架來看，上海的抗疫特別需要展示“中國共產黨所具有的無比堅強的領導力，是風雨來襲時中國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要展示中共統治下的製度“優越性”和“合法性”，更確切地說，還需要充分展示習近平總書記的“英明、偉大”形象，為他的正式“登基”皇座打基礎。構建如此之宏大敘事，習家中央政府定義了新冠病毒的抗疫是一場“人民戰爭”，全黨全民統一步調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部署”來進行的，這位總書記一再強調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堅持動態清零總方針不猶豫不動搖”，“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要把抗疫當作“為人民服務”。

以現代性的倫理學來論述，“人民”是個宏大敘事，是形而上之“大魅”，在以“人民”的名義大肆鼓噪、渲染之下，若開啟“幽暗之門”，可以發現，這隻是一塊“超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的招牌，其投射出的真實價值意向往往是希冀反饋回報給投射者自己，即小人心眼、小人心境的“自我、本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乃罪惡之淵藪，其鄙陋卑下、猥瑣不堪！

魯迅先生早就發現，中國的儒家典籍中充滿了“仁者愛人”之語，但是魯迅卻揭穿了其“瞞和騙”，其實質就是“以理殺人”！

今天的上海，把“人民”當作“綱領”來處置具體的全民抗疫，就意味著其餘事情全得靠邊讓路，抗疫以外的事情全都隻是與個人利益掛鉤而已，都是掛靠不上“人民”這個宏偉大宗旨，“人民”這個抽象綱領既然被強化得如此之高大上、偉光正，乃綱舉目張，和尚打傘，為所欲為、不擇手段！

 

（二）“不忘初心，牢記使命”

 

“初心”是習近平執政時代十分時髦的政治詞匯，既然被張揚得如此之“時髦”，它必定隱含有欺騙性！它試圖讓人民感受習的“青春故事”，聆聽他的“梁家河插隊的經曆”，規訓人民的情操，是一項典型的“洗腦工程”。

眾所周知，習近平在福建、浙江和上海三地工作過，已經獲得相當多的東南沿海地區工作的經驗，這些地區比起北方內地來具有相對較高的改革開放性，經濟結構大多是外向型，經濟水平也相應較高，治理較為先進。按照常規思路，要想當上一個大國有作為的主政者，其精神領域的價值觀訴求，本來應該引導國民走上現代化之路，深化改革，大大發揚沿海地區的先進經驗和業績成就，使融合到全球化的經濟圈中，學習西方發達的市場經濟和人文精神，求得國家發展踏上新台階。然而習近平卻不張揚他在沿海地區的經曆，反而大大弘揚在北方落後農村的生活感受、工作經曆——這就值得正義的人們去警惕和深思了。

與毛澤東一樣，習近平自身的秉性就是十分的“土”，在漢語網絡上，不滿的網民將習近平蔑稱為“包子”，意思有“土氣”之意，也就是傳統、愚昧、落後的代名詞。這與《論語》：“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意思相近，懷土就是戀土而安逸，營造個人小天地，即小人德性。我們來看看習近平是如何的“初心”？

“初心”在心理學上可稱為“原型”（榮格：archetypes），習的“原型”有“戀土情結”，顯然相悖於東南沿海地區的現代性精神品質，而在於他不斷吹噓的“土”字而凸出，即“農民情結、三農情懷”，習常稱：“我也是從農村出來的”，“我們這一代人也有這個情結，一定要把我們的老百姓，特別是我們的農民扶一把。”聽聽他的念念有詞“不忘初心”，從“習近平總書記從小就有農村情結”，可推斷習之“戀土”有小人之心：

1.  陝北延安梁家河，習近平插隊在此，據說練就了一套“大學問”，那真是了不得啊！
2. “老家富平曾在習近平迷惘彷徨時給予他溫暖”，陝西省富平縣臨近於曆史上京兆地區，這裏曾經是大一統帝國的中央權力地帶，即有秦、漢、隋、唐四朝大帝國定都於鹹陽、長安，這一家鄉情懷深深地烙印到習近平的人格秉性，使得習內心期盼著大一統政治。
3. 習近平時時要造訪河北省西柏坡，該地是毛派紅色經典的精神發源地，價值連城，非常值得習去流連忘返，就此習想要“弘揚西柏坡精神”。
4. 河北省正定縣，習年輕時候曾工作在此，當時是“農業學大寨”的先進樣板縣，是毛澤東樹立起來的一麵旗幟，同樣是紅色經典，值得去大力追捧，流芳百世。

    作為一個農業人口眾多的大國，農業生產當然需要去關心，農民的利益也當然需要去關心，任何一個具有現代化常識的人，必定知道：農民生活的大幅度改善，必須是由農業現代化來帶動，而農業現代化必須是由工業現代化來帶動，而工業現代化必須是由科技、經濟和製度等的各項現代化來帶動，需要重視精神文明的力量，也就是人的主體性自由的大發揚。然而中國的習某卻是完全的反其道而行之：要論價值觀的定位？什麽的工業、科技、文教、經濟、金融、製度、法治等等的重要發展項目全都擱置在邊上，就是因為這些不含有“初心”，從而全都被當做不重要的思想議題來處理，眼下最最要緊的事情是定位在“農民情結”、“黃土情結”之上：“不忘初心，牢記使命”——老是要把目光盯住在最最落後地區的農民生存價值觀上——這是怎麽樣的心態？怎麽樣的鬼魅心思啊？

人都是有個性的，共產黨執政也如此。理解了習近平的執政個性是那麽的“土裏土氣”，於是懂得：上海抗疫就是充滿習包子特色之土：“鞋子合不合腳，自己穿著才知道。”——紅色經典，土法上馬！   

 

•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方山水有一方風情

 

 共產黨信仰“辯證唯物主義”，其教條說：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確，特定的社會曆史地理環境可以塑造特定的精神氣質。成語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南橘北枳。按辯證法精神，反之亦然，如：彩蝶戀鮮花，蒼蠅叮臭肉；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智者樂水，仁者樂山。說到中國人的“土”，尚有各個地方的各個民風民俗民情，還可細分。

德國學者馬克斯·舍勒的行為學理論認為，能感悟到生活世界的價值和價值秩序的感情是成為行為意欲最深層的基礎部分，而這種感情決定著行為意欲的努力方向。但是舍勒又認為，不能把在一個時代和民族中流行或支配人們價值偏愛的評價係統所具有的“倫理結構”等同於作為價值優先法則的價值本身的客觀秩序。

今天，與西方自由世界一樣，強人習近平也是十分講究“顏色革命”，他將自身個性“土氣”的顏色欽定為中國的“政治正確”，即標準的意識形態，充分施展在上海地方的抗議之中，真實意圖是：以習氏“土氣”淹沒上海“海派”！

那麽究竟怎麽樣評介習包子“土氣”？

第一，純真“紅色基因”，眾所周知，習近平是在紅朝中國、紅色地域、紅色家庭、紅色時代、紅色圈子裏混出來的紅色土特產，紅色元素特濃，大紅特紅超紅。

現代中國有二大文明係統：黃色和藍色。

黃色是內陸型，具有內向封閉性質，其主要的分布地域是在北方的黃土質平原和高原上，其價值資源隻由落後的本土文明來提供（電視劇《河殤》的觀點）。

紅色文明是外來的馬列寧主義與中國本土的黃色文明相結合的產物，被綜合成“毛澤東思想路線”，具有革命的實踐性，但是主要根基還是黃色文明。

    藍色是海洋型，外向開放性質，最初地域分布在東南沿海一帶，隨之改革開放的深化，逐漸擴展至中國的大南方，它是本土文明與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結合的產物。

今天的國情是，北方黃土文明區域經濟全麵落後、蕭條，而南方藍色文明區域市場經濟發展良好，經濟指標高漲。如此經濟地理格局意味著中共統治機器的精神資源麵臨危機，這讓習近平深深不安，習某感受到來自於藍色文明對於紅色政權的威脅：資產階級市民的個體性、獨立性和自由意識在增長，他們不會如黃土地上農民幹活那樣的聽話、遵命和馴服。

遙想1949年3月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正式提出定都北平市的決議，當時的國情正如毛澤東所講：“蔣介石的國都在南京，他的基礎是江浙資本家。我們要把國都建在北平，我們也要在北平找到我們的基礎，這就是工人階級和廣大的勞動群眾。”這講話顯示了：南京的城市精神是藍色，而北平市則是黃色，紅色政權的根基需要由黃色文明來支撐、扶助，才會獲得穩定、可靠。

從前，毛澤東必定熟知曆史典故：“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對藍色文明懷有恐懼：“港台一帶，饕蚊尚多，西方世界，饕蚊成陣。”因此對待曾經位置楚地、而後深藍色的申城上海，毛澤東作指示：要采取“農村包圍城市”戰略。為此，上海外灘海關鍾樓上的大鍾報時，要以深黃色的陝北民歌樂調《東方紅》來進行，使之標誌為城市“主旋律”。要發揚“好八連”榮光，讓他們來到魔都南京路上當“哨兵”，以鎮住充滿資產階級邪念的“霓虹燈”，要加強“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全麵專政”，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今天，習近平憂心忡忡：紅色文明賴以存在基礎的黃色文明正日益蛻化墮落！為此決心拯救，在上海執行“靜態管理、動態清零”，實為一場魔鬼訓練，以鞏固紅色政權的！

 

• 粗人的痞氣，流寇的匪氣

 

紅朝中國首長級高幹的紅二代、紅三代多的是，譬如有劉少奇的兒子，陳雲兒子，鄧小平的兒女，胡耀邦的兒子，葉劍英、江澤民的數個兒女等等，在這一群體裏相比較，習包子就是顯得很“土氣”，這是為什麽呢？

這就是習近平第二個“土”：痞氣+匪氣，這是黃色文明外圍地帶“邊區”之“土氣”。

習近平讀書差勁是知曉的，然而這在首長級的紅後代中較為少見，盡管習近平時常吹噓讀書很多，還煞有介事地列出一長串讀書單來，頗有“此地無銀三百兩”之意。由於不願讀書、讀不進書，習的頭腦難以裝備積聚人類優秀文明的知識。蘇格拉底雲“知識即美德”，其否命題亦同樣成立。現代學者的認識更為精確，知識與美德之間的正向關聯性是需要建立在高概率基礎上，較有科學的合理性。毛澤東閱讀中國古典經書甚多，但也是痞氣+匪氣很濃厚，毛澤東特別讚賞二位流氓痞子皇帝：劉邦和朱元璋，毛把糟粕當作了精粹。

拉馬克的“用進廢退”可以較好解釋，讀書不好的習近平，喜好炫耀他的四肢發達：“我那個時候扛200斤麥子，十裏山路不換肩。”習對頭腦簡單事項：“新時期上山下鄉工程”、“好兒女誌在四方，有誌者奮鬥無悔”，頗有興趣和熱度，可見一斑。習近平坦承其念茲在茲“農民情結”，可以推斷出他的氣質和秉性，天然地與知識性匱缺的泥腿子、四肢發達者、粗布短衫者融通起來，對待海派氣質的上海人就不會有好感，可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

要深入了解習近平的所作所為，需要了解他的個性和風格，需要了解養育習某其秉性、氣質的地方，考察那裏的風土人情。習近平念念不忘他的“初心”之地，就是年輕時候插隊落戶的革命聖地延安，那裏是紅色大本營，更是“紅太陽升起的地方”。對於習近平來說，陝北延安就是他的紅色乳娘，思想養育之地，“作為一個人民公仆，陝北高原是我的根，因為這裏培養出我不變的信念：要為人民做實事！無論我走到哪裏，永遠都是黃土地的兒子。”習近平回憶說，插隊在梁家河，他“看到了人民群眾的根本，真正理解了老百姓”，“我幾乎從來沒哭過，印象較深的兩次哭都是在陝北。”情深誼長啊！

延安市，坐落在陝西省北部，是遊牧文明與農耕文明交融的邊區地帶，漢民族農民世世代代居住此地的曆史中，頻頻遭受多個遊牧民族和部落的相互殺戮、掠奪和洗劫，身處如此蠻族生態的劫掠，釀造出戎狄民風：痞氣+匪氣，漸漸墮落之，本地農耕地上又孵化出次生代的漢族大盜和流寇，如：王嘉胤、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董福祥等等。

大清皇朝晚期，西方殖民主義勢力進入中國東部沿海，紛紛建立起西方式的先進藍色文明，從此經濟格局和重心轉移，地處西北的陝西省經濟文化大幅衰弱，秦風不再，此衰彼漲，當地土匪、土豪卻猖狂起來，到了民國時期，整個陝北地區的匪患尤其嚴重，那時候國民政府的管控力無法抵達陝北，但這恰好為共產黨武裝力量製造出福音來，留給了共軍以極佳的撒野契機和匪盜空間。臭味相投便稱知己，當毛澤東掛帥的大股共軍（紅軍）萬裏迢迢流竄作案來到陝北時候，如魚得水般找準了自己的落腳地，建立起蘇區。

民諺：窮山惡水出刁民，粗茶淡飯無孑遺。肉腐生蛆，蛆熟產蠅；土劣孵匪，匪頑升寇。流寇是土匪發展的頂峰，流寇之所以十分殘暴凶狠毒辣無恥，那是因為流寇作案多是流竄在異地他鄉：1）幾乎碰不上熟人，於是缺乏道德約束；2）罪案的對象都是與己血緣疏遠，於是下得了狠手；3）流竄作案中不容易被抓捕，於是缺乏法律製裁的威懾感。

民國時期的學者傅斯年，曾經把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美國學者餘英時把毛澤東在山上鬧革命歸類為土匪行徑，中共政府體製內走出來的學者阮銘也將當年盤踞在井岡山和延安，建立蘇區的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具體的匪徒而言尚有匪氣強弱的區分，中共領袖中毛澤東、習近平之流痞氣、匪氣特濃，雖然直接將他們比作為流寇尚不恰當，然則深入去思考精神性的高層次本質，就會發現確有近似之處，如操守低劣，隻顧眼前的歡樂和榮耀，不思長治久安的方針、政策和治理，即不具可持續性發展，缺乏人性，不擇手段，不顧人民死活，更扯淡有什麽超越情懷、尋求來世的永生。

上海執行抗疫大行動，是習某心理投射：“習近平總書記親自部署、親自指揮”，乃“初心不改”，大大地用上“梁家河大學問”，卻是來真的：痞氣加匪氣，勁兒十足！

 

• 秦始皇→毛澤東→習近平

 

這三者思想有著較大的傳承性。中共的建黨、建國都是繼承了中國傳統“外儒內法”的一套專製主義本色，馬克思主義成分並不多，如“緊密團結在以某某某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就是中共執政文化的萬能公式，其“春秋大義”足令執政者癡迷不已。

中國政治延續了千年的專製主義，其要數秦始皇的大一統治理格局最具開創、暴虐和傳承，其遺產深深地烙印在中華民族的政治文化基因上。《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今皇帝並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傳承至後世，中共統治者毛澤東、習近平極為崇拜、讚賞，毛澤東自稱：“馬克思加秦始皇”，自比“秦皇、漢武”。習近平是粗人，缺文秀，但配有禦用導演張藝謀來代言，原籍秦地的張藝謀以其電影作品的大氣磅礴著稱，如《英雄》、《大秦賦》、《大秦帝國》等頗有氣勢恢宏，詠古頌今，頌揚獨裁，乃深合主子旨意。

籍貫秦地的習近平似乎比毛澤東更領悟大秦遺風，他也有著構建大一統政治的強烈欲求，冒進浮誇，圖大貪功，舉凡黨、政、軍、財、經、文、教、農、工、商等各界各行，都得讓習來獨攬一身、定於一尊，還妄想對外擴張，天下一統。毛時代流行詞：“全國一盤棋”，如今又翻舊出新而熱炒，以“一言堂”淩駕天下，特別用於上海的抗疫。

中國人骨子裏有“天人合一”，混沌一氣的原始思維和巫術，這集體無意識天然地被大一統政治統攝，進而主導了亞細亞生產方式，在古代，它有利於治理水患、開挖運河、修建長城、建造皇宮等大型項目。在當今，有利於以舉國之力操辦上海防控。在思想意識高度，可以塑造全民的遵命、服從、聽話，即奴性，這恰是習近平的“不忘使命”：“凝聚全民抗疫的強大共識”。

在大一統政治如火如荼的文革期間，誇張而高調的道義目的論籠罩住中國大地上的各項各業，如有“農業以糧為綱、工業以鋼為綱。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於是到處呈現“一刀切”現象，凡是與“綱”不合之事，全得讓步，退避。

今天上海的抗疫正是一刀切做法：為了抗疫的宏偉大業，其他事情全都算不得“事情”，那怕是危機人生命的要事。再如，“同層密接隔離政策”，一人得陽整樓隔離，幾人得陽整區封閉。搞得：簡單直接粗暴，次生災害不斷，雞飛狗跳，人心惶惶。

 

• 外儒內法，臉麵爭光

 

習近平頗想搞《厲害了，我的國》，可看出習的“初心”中有“大秦”情愫，但不唯此。習熟知亡秦之故，暴秦之害，了解《過秦論》，於是就看重《荀子》思想，希望借鑒儒家思想補救暴秦之偏，但這隻是延續了曆史上慣行的“外儒內法”傳統，毫無創意。

以現代人的目光審視，法家思想並非全都是負麵的，糟糕的。譬如，法家的政治思想有“緣法而治”、“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法不阿貴，繩不撓曲”、“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等——貫徹一條法治平等的路線。

秦之後曆代皇朝，形成傳統的官方和上層社會的意識形態是儒家思想，儒家在治國綱要上對法家進行修正，改變其嚴刑律法、冷酷無情、對人性的踐踏，而用溫情脈脈的道德麵紗來遮蓋人心自私之惡。然而儒家的溫情脈脈卻是斷然排斥法家的平等觀，十分講究等級秩序的排位：“尊尊、親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樣導致另一種人性醜惡的釋放。

無論是法家抑或儒家，都嚴重匱乏精神超越性，使得中國人滑落到小人德性的急切功利性，熱衷於超近距離的貼身肉搏，這突出表現為儒家的“麵子文化”，即等級競爭。

今天，習近平把上海抗疫重重地押寶在他的麵子上：看吧，環顧世界，唯有我習某才能夠做到新冠病毒“清零”，豐功偉業啊；溥天之下，皆我臣屬；溥天之下，盡表忠心！

開啟小人心境：這就是習近平的“初心、使命”不可告人的真正用意所在！清零政策來自權力最高層，而下層執行者在習某巫祝之辭誘導下，層層加碼，步步緊逼，使防疫措施變得越來越嚴苛，越來越不通人情，越來越背離常識，卻迎來了中國式“麵子”大豐收！    

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今天，活躍在上海街頭的“大白”誌願者，大多來自社會底層，他們深知等級社會的底層生活之艱辛、悲愴、卑賤、滄桑，受欺受壓，吃苦甚多，在心坎中積滿了多多的怨恨，為此張公百忍，隻是期盼著猴年馬月有個身份升遷，從此羊與狼的位置對調，角色得以變換，從此終於有了發泄的口子和對象，就如二十年媳婦熬成婆婆那樣。今天好機會來了，讓底層誌願者們身披白大褂，臂佩紅袖章，頓時獲得了權力，身價躥升！於是人們就見到了大白們在上海街頭的變本加厲，肆無忌憚。

更是有不少大白門來自外省市的農村地區，他們往往有著毛澤東情結，相信毛澤東的詛咒語“農村包圍城市”，內心對待上海，這個以魔都著稱的城市有著較深的嫉恨，於是今天找到了發泄口子，爭當“南京路上好八連”，侮辱上海人一番，五十步笑百步，好不痛快啊！

上海本地市民，生存在全民抗疫的如此高壓境遇，顯得勢單力孤，不得不進行一場忍耐之心的大考驗。雖說是有海派氣質，但是多年來在習氏毛左政治侵染下，上海人漸漸變得麻木起來，中國傳統習性在增強，一個“忍”字當頭，懂得“看三勢”，學會“拎得清”，不做“填刀頭”，好漢不吃眼前虧，識時務者為俊傑，好死不如賴活著——與內地的庸眾一樣，都是媳婦受熬的心態——如此則喪失了做人的真誠性和崇高性。

 

                                                    施衛江

寫於 美國紐約

2022年5月26日上海抗疫為何如此狂暴？

 

最近，上海人民沉浸在“靜態管理、動態清零”的極度悲憤中，二個月來的抗疫，上海居民要麽封閉在家裏，要麽隔離在方艙，要麽入住醫院，最慘的是一些外地來滬的農民工、送貨員和運輸汽車司機，隻得睡眠在大街上、橋孔下、卡車裏，還不得行走出受封圍欄，還得不到足夠食物。不管呆在城市哪個角落，是富人或窮人，是教授還是乞丐，人人自危，生活無序，商店關門，藥品斷供，生存所需的基本食品、日用品都要靠手機上操作去“搶”，凡是不會手機操作就隻能等死，非新冠病毒引起的疾病都不算是“病”，假如某個病人不能出示有效核酸測試陰性證明，病人均得不到及時救治，更惡劣的措施是，要裝配鐵網在管控區的每一棟民宅樓的大門口，予以嚴加防範管製，防市民如防盜賊！“大白”警察容許隨意闖進市民家中搞“執法”，市民蒙受盡多的不幸和災難可就是不容許公開自由發聲喊冤！

嗚呼！號稱“國家主人”的上海市民，本是代表中國最具先進生產力的一族群體，理應充分釋放出上海市民的聰明才幹去搞建設，然而在黨中央的“清零”政策強製下，海派靈性竟然大肆遭受踐踏，人格尊嚴被貶至不及囚徒的卑下，被準許的行動自由還不如圈養的禽畜。哀哉！上海市民的生存境況是多麽孤苦伶仃無助，上海市民的精神抑鬱是何等淒淒慘慘戚戚。

由中央政府主導的抗疫“清零”，為什麽要對上海人民動用如此的粗暴、野蠻、獸性、瘋狂？這在西方自由世界看來，簡直太不可思議了！根源究竟是什麽呢？

 

（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發生在上海的抗疫狂暴當然不是海派文化傳承的特質，而是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親自部署指揮、密集指示批示”來進行，這位總書記宣稱：“我們的防控方針是由黨的性質和宗旨決定的”，“從黨的性質宗旨認識疫情防控方針”，當然不是飛來之石，而是經有悠久曆史的中國傳統孵化而成，它僵硬地主宰著當今中國政治的一切。欲懂得這場清零抗疫的真實意圖，須深入了解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須了解中國的民風民俗，尤其是陝北地區。

近年來，習近平嫻熟地運用他的政治手腕使大權獨攬，業已形成“九鼎之尊”局麵，且有越演越烈之勢，在其統治下的社會官僚機器不斷強化威權形式，這使得後者形式的高度威權化又促進了前者的獨裁，而前者專斷橫行又反哺後者，兩者互為反饋，攜手共進，就此全民奴性且增強不少——此即如德國學者齊美爾所講的社會學中“相互作用”的形式，對於這種“形式”的具體表達，深得魯迅精神之魂的北京大學中文係教授錢理群曾經論述道：“在一個專製統治下價值封閉的體係內，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是處在同一個價值點上的交流與反饋”（大意如此）。

可想而知，當今中國的政治形態正是走在全麵複辟傳統封建腐朽製度的路上。專製政治乃乾綱獨斷、定於一尊，且說今日中國之專製暴虐，極大地來自最高統治者的德性，習近平妄圖複辟文革，大開曆史倒車，朝思暮想他的皇帝迷夢，再造新時代的秦始皇、毛澤東。

    由此，習近平打造的強專製主義為他的暴政鋪設了平坦大道，布置於“全國一盤棋”格局下，海派上海市民深深感受到文革高潮時的毛式家天下：朕即真理，朕即國家。今天，統帥一聲令，三軍風雷動，酷政促奴性，令箭催遵命，從廟堂衙門，抵基層庸眾，政令一路暢行，貫徹無阻。

以習近平的“家天下”框架來看，上海的抗疫特別需要展示“中國共產黨所具有的無比堅強的領導力，是風雨來襲時中國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要展示中共統治下的製度“優越性”和“合法性”，更確切地說，還需要充分展示習近平總書記的“英明、偉大”形象，為他的正式“登基”皇座打基礎。構建如此之宏大敘事，習家中央政府定義了新冠病毒的抗疫是一場“人民戰爭”，全黨全民統一步調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部署”來進行的，這位總書記一再強調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堅持動態清零總方針不猶豫不動搖”，“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要把抗疫當作“為人民服務”。

以現代性的倫理學來論述，“人民”是個宏大敘事，是形而上之“大魅”，在以“人民”的名義大肆鼓噪、渲染之下，若開啟“幽暗之門”，可以發現，這隻是一塊“超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的招牌，其投射出的真實價值意向往往是希冀反饋回報給投射者自己，即小人心眼、小人心境的“自我、本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乃罪惡之淵藪，其鄙陋卑下、猥瑣不堪！

魯迅先生早就發現，中國的儒家典籍中充滿了“仁者愛人”之語，但是魯迅卻揭穿了其“瞞和騙”，其實質就是“以理殺人”！

今天的上海，把“人民”當作“綱領”來處置具體的全民抗疫，就意味著其餘事情全得靠邊讓路，抗疫以外的事情全都隻是與個人利益掛鉤而已，都是掛靠不上“人民”這個宏偉大宗旨，“人民”這個抽象綱領既然被強化得如此之高大上、偉光正，乃綱舉目張，和尚打傘，為所欲為、不擇手段！

 

（二）“不忘初心，牢記使命”

 

“初心”是習近平執政時代十分時髦的政治詞匯，既然被張揚得如此之“時髦”，它必定隱含有欺騙性！它試圖讓人民感受習的“青春故事”，聆聽他的“梁家河插隊的經曆”，規訓人民的情操，是一項典型的“洗腦工程”。

眾所周知，習近平在福建、浙江和上海三地工作過，已經獲得相當多的東南沿海地區工作的經驗，這些地區比起北方內地來具有相對較高的改革開放性，經濟結構大多是外向型，經濟水平也相應較高，治理較為先進。按照常規思路，要想當上一個大國有作為的主政者，其精神領域的價值觀訴求，本來應該引導國民走上現代化之路，深化改革，大大發揚沿海地區的先進經驗和業績成就，使融合到全球化的經濟圈中，學習西方發達的市場經濟和人文精神，求得國家發展踏上新台階。然而習近平卻不張揚他在沿海地區的經曆，反而大大弘揚在北方落後農村的生活感受、工作經曆——這就值得正義的人們去警惕和深思了。

與毛澤東一樣，習近平自身的秉性就是十分的“土”，在漢語網絡上，不滿的網民將習近平蔑稱為“包子”，意思有“土氣”之意，也就是傳統、愚昧、落後的代名詞。這與《論語》：“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意思相近，懷土就是戀土而安逸，營造個人小天地，即小人德性。我們來看看習近平是如何的“初心”？

“初心”在心理學上可稱為“原型”（榮格：archetypes），習的“原型”有“戀土情結”，顯然相悖於東南沿海地區的現代性精神品質，而在於他不斷吹噓的“土”字而凸出，即“農民情結、三農情懷”，習常稱：“我也是從農村出來的”，“我們這一代人也有這個情結，一定要把我們的老百姓，特別是我們的農民扶一把。”聽聽他的念念有詞“不忘初心”，從“習近平總書記從小就有農村情結”，可推斷習之“戀土”有小人之心：

1.  陝北延安梁家河，習近平插隊在此，據說練就了一套“大學問”，那真是了不得啊！
2. “老家富平曾在習近平迷惘彷徨時給予他溫暖”，陝西省富平縣臨近於曆史上京兆地區，這裏曾經是大一統帝國的中央權力地帶，即有秦、漢、隋、唐四朝大帝國定都於鹹陽、長安，這一家鄉情懷深深地烙印到習近平的人格秉性，使得習內心期盼著大一統政治。
3. 習近平時時要造訪河北省西柏坡，該地是毛派紅色經典的精神發源地，價值連城，非常值得習去流連忘返，就此習想要“弘揚西柏坡精神”。
4. 河北省正定縣，習年輕時候曾工作在此，當時是“農業學大寨”的先進樣板縣，是毛澤東樹立起來的一麵旗幟，同樣是紅色經典，值得去大力追捧，流芳百世。

    作為一個農業人口眾多的大國，農業生產當然需要去關心，農民的利益也當然需要去關心，任何一個具有現代化常識的人，必定知道：農民生活的大幅度改善，必須是由農業現代化來帶動，而農業現代化必須是由工業現代化來帶動，而工業現代化必須是由科技、經濟和製度等的各項現代化來帶動，需要重視精神文明的力量，也就是人的主體性自由的大發揚。然而中國的習某卻是完全的反其道而行之：要論價值觀的定位？什麽的工業、科技、文教、經濟、金融、製度、法治等等的重要發展項目全都擱置在邊上，就是因為這些不含有“初心”，從而全都被當做不重要的思想議題來處理，眼下最最要緊的事情是定位在“農民情結”、“黃土情結”之上：“不忘初心，牢記使命”——老是要把目光盯住在最最落後地區的農民生存價值觀上——這是怎麽樣的心態？怎麽樣的鬼魅心思啊？

人都是有個性的，共產黨執政也如此。理解了習近平的執政個性是那麽的“土裏土氣”，於是懂得：上海抗疫就是充滿習包子特色之土：“鞋子合不合腳，自己穿著才知道。”——紅色經典，土法上馬！   

 

•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方山水有一方風情

 

 共產黨信仰“辯證唯物主義”，其教條說：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確，特定的社會曆史地理環境可以塑造特定的精神氣質。成語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南橘北枳。按辯證法精神，反之亦然，如：彩蝶戀鮮花，蒼蠅叮臭肉；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智者樂水，仁者樂山。說到中國人的“土”，尚有各個地方的各個民風民俗民情，還可細分。

德國學者馬克斯·舍勒的行為學理論認為，能感悟到生活世界的價值和價值秩序的感情是成為行為意欲最深層的基礎部分，而這種感情決定著行為意欲的努力方向。但是舍勒又認為，不能把在一個時代和民族中流行或支配人們價值偏愛的評價係統所具有的“倫理結構”等同於作為價值優先法則的價值本身的客觀秩序。

今天，與西方自由世界一樣，強人習近平也是十分講究“顏色革命”，他將自身個性“土氣”的顏色欽定為中國的“政治正確”，即標準的意識形態，充分施展在上海地方的抗議之中，真實意圖是：以習氏“土氣”淹沒上海“海派”！

那麽究竟怎麽樣評介習包子“土氣”？

第一，純真“紅色基因”，眾所周知，習近平是在紅朝中國、紅色地域、紅色家庭、紅色時代、紅色圈子裏混出來的紅色土特產，紅色元素特濃，大紅特紅超紅。

現代中國有二大文明係統：黃色和藍色。

黃色是內陸型，具有內向封閉性質，其主要的分布地域是在北方的黃土質平原和高原上，其價值資源隻由落後的本土文明來提供（電視劇《河殤》的觀點）。

紅色文明是外來的馬列寧主義與中國本土的黃色文明相結合的產物，被綜合成“毛澤東思想路線”，具有革命的實踐性，但是主要根基還是黃色文明。

    藍色是海洋型，外向開放性質，最初地域分布在東南沿海一帶，隨之改革開放的深化，逐漸擴展至中國的大南方，它是本土文明與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結合的產物。

今天的國情是，北方黃土文明區域經濟全麵落後、蕭條，而南方藍色文明區域市場經濟發展良好，經濟指標高漲。如此經濟地理格局意味著中共統治機器的精神資源麵臨危機，這讓習近平深深不安，習某感受到來自於藍色文明對於紅色政權的威脅：資產階級市民的個體性、獨立性和自由意識在增長，他們不會如黃土地上農民幹活那樣的聽話、遵命和馴服。

遙想1949年3月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正式提出定都北平市的決議，當時的國情正如毛澤東所講：“蔣介石的國都在南京，他的基礎是江浙資本家。我們要把國都建在北平，我們也要在北平找到我們的基礎，這就是工人階級和廣大的勞動群眾。”這講話顯示了：南京的城市精神是藍色，而北平市則是黃色，紅色政權的根基需要由黃色文明來支撐、扶助，才會獲得穩定、可靠。

從前，毛澤東必定熟知曆史典故：“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對藍色文明懷有恐懼：“港台一帶，饕蚊尚多，西方世界，饕蚊成陣。”因此對待曾經位置楚地、而後深藍色的申城上海，毛澤東作指示：要采取“農村包圍城市”戰略。為此，上海外灘海關鍾樓上的大鍾報時，要以深黃色的陝北民歌樂調《東方紅》來進行，使之標誌為城市“主旋律”。要發揚“好八連”榮光，讓他們來到魔都南京路上當“哨兵”，以鎮住充滿資產階級邪念的“霓虹燈”，要加強“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全麵專政”，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今天，習近平憂心忡忡：紅色文明賴以存在基礎的黃色文明正日益蛻化墮落！為此決心拯救，在上海執行“靜態管理、動態清零”，實為一場魔鬼訓練，以鞏固紅色政權的！

 

• 粗人的痞氣，流寇的匪氣

 

紅朝中國首長級高幹的紅二代、紅三代多的是，譬如有劉少奇的兒子，陳雲兒子，鄧小平的兒女，胡耀邦的兒子，葉劍英、江澤民的數個兒女等等，在這一群體裏相比較，習包子就是顯得很“土氣”，這是為什麽呢？

這就是習近平第二個“土”：痞氣+匪氣，這是黃色文明外圍地帶“邊區”之“土氣”。

習近平讀書差勁是知曉的，然而這在首長級的紅後代中較為少見，盡管習近平時常吹噓讀書很多，還煞有介事地列出一長串讀書單來，頗有“此地無銀三百兩”之意。由於不願讀書、讀不進書，習的頭腦難以裝備積聚人類優秀文明的知識。蘇格拉底雲“知識即美德”，其否命題亦同樣成立。現代學者的認識更為精確，知識與美德之間的正向關聯性是需要建立在高概率基礎上，較有科學的合理性。毛澤東閱讀中國古典經書甚多，但也是痞氣+匪氣很濃厚，毛澤東特別讚賞二位流氓痞子皇帝：劉邦和朱元璋，毛把糟粕當作了精粹。

拉馬克的“用進廢退”可以較好解釋，讀書不好的習近平，喜好炫耀他的四肢發達：“我那個時候扛200斤麥子，十裏山路不換肩。”習對頭腦簡單事項：“新時期上山下鄉工程”、“好兒女誌在四方，有誌者奮鬥無悔”，頗有興趣和熱度，可見一斑。習近平坦承其念茲在茲“農民情結”，可以推斷出他的氣質和秉性，天然地與知識性匱缺的泥腿子、四肢發達者、粗布短衫者融通起來，對待海派氣質的上海人就不會有好感，可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

要深入了解習近平的所作所為，需要了解他的個性和風格，需要了解養育習某其秉性、氣質的地方，考察那裏的風土人情。習近平念念不忘他的“初心”之地，就是年輕時候插隊落戶的革命聖地延安，那裏是紅色大本營，更是“紅太陽升起的地方”。對於習近平來說，陝北延安就是他的紅色乳娘，思想養育之地，“作為一個人民公仆，陝北高原是我的根，因為這裏培養出我不變的信念：要為人民做實事！無論我走到哪裏，永遠都是黃土地的兒子。”習近平回憶說，插隊在梁家河，他“看到了人民群眾的根本，真正理解了老百姓”，“我幾乎從來沒哭過，印象較深的兩次哭都是在陝北。”情深誼長啊！

延安市，坐落在陝西省北部，是遊牧文明與農耕文明交融的邊區地帶，漢民族農民世世代代居住此地的曆史中，頻頻遭受多個遊牧民族和部落的相互殺戮、掠奪和洗劫，身處如此蠻族生態的劫掠，釀造出戎狄民風：痞氣+匪氣，漸漸墮落之，本地農耕地上又孵化出次生代的漢族大盜和流寇，如：王嘉胤、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董福祥等等。

大清皇朝晚期，西方殖民主義勢力進入中國東部沿海，紛紛建立起西方式的先進藍色文明，從此經濟格局和重心轉移，地處西北的陝西省經濟文化大幅衰弱，秦風不再，此衰彼漲，當地土匪、土豪卻猖狂起來，到了民國時期，整個陝北地區的匪患尤其嚴重，那時候國民政府的管控力無法抵達陝北，但這恰好為共產黨武裝力量製造出福音來，留給了共軍以極佳的撒野契機和匪盜空間。臭味相投便稱知己，當毛澤東掛帥的大股共軍（紅軍）萬裏迢迢流竄作案來到陝北時候，如魚得水般找準了自己的落腳地，建立起蘇區。

民諺：窮山惡水出刁民，粗茶淡飯無孑遺。肉腐生蛆，蛆熟產蠅；土劣孵匪，匪頑升寇。流寇是土匪發展的頂峰，流寇之所以十分殘暴凶狠毒辣無恥，那是因為流寇作案多是流竄在異地他鄉：1）幾乎碰不上熟人，於是缺乏道德約束；2）罪案的對象都是與己血緣疏遠，於是下得了狠手；3）流竄作案中不容易被抓捕，於是缺乏法律製裁的威懾感。

民國時期的學者傅斯年，曾經把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美國學者餘英時把毛澤東在山上鬧革命歸類為土匪行徑，中共政府體製內走出來的學者阮銘也將當年盤踞在井岡山和延安，建立蘇區的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具體的匪徒而言尚有匪氣強弱的區分，中共領袖中毛澤東、習近平之流痞氣、匪氣特濃，雖然直接將他們比作為流寇尚不恰當，然則深入去思考精神性的高層次本質，就會發現確有近似之處，如操守低劣，隻顧眼前的歡樂和榮耀，不思長治久安的方針、政策和治理，即不具可持續性發展，缺乏人性，不擇手段，不顧人民死活，更扯淡有什麽超越情懷、尋求來世的永生。

上海執行抗疫大行動，是習某心理投射：“習近平總書記親自部署、親自指揮”，乃“初心不改”，大大地用上“梁家河大學問”，卻是來真的：痞氣加匪氣，勁兒十足！

 

• 秦始皇→毛澤東→習近平

 

這三者思想有著較大的傳承性。中共的建黨、建國都是繼承了中國傳統“外儒內法”的一套專製主義本色，馬克思主義成分並不多，如“緊密團結在以某某某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就是中共執政文化的萬能公式，其“春秋大義”足令執政者癡迷不已。

中國政治延續了千年的專製主義，其要數秦始皇的大一統治理格局最具開創、暴虐和傳承，其遺產深深地烙印在中華民族的政治文化基因上。《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今皇帝並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傳承至後世，中共統治者毛澤東、習近平極為崇拜、讚賞，毛澤東自稱：“馬克思加秦始皇”，自比“秦皇、漢武”。習近平是粗人，缺文秀，但配有禦用導演張藝謀來代言，原籍秦地的張藝謀以其電影作品的大氣磅礴著稱，如《英雄》、《大秦賦》、《大秦帝國》等頗有氣勢恢宏，詠古頌今，頌揚獨裁，乃深合主子旨意。

籍貫秦地的習近平似乎比毛澤東更領悟大秦遺風，他也有著構建大一統政治的強烈欲求，冒進浮誇，圖大貪功，舉凡黨、政、軍、財、經、文、教、農、工、商等各界各行，都得讓習來獨攬一身、定於一尊，還妄想對外擴張，天下一統。毛時代流行詞：“全國一盤棋”，如今又翻舊出新而熱炒，以“一言堂”淩駕天下，特別用於上海的抗疫。

中國人骨子裏有“天人合一”，混沌一氣的原始思維和巫術，這集體無意識天然地被大一統政治統攝，進而主導了亞細亞生產方式，在古代，它有利於治理水患、開挖運河、修建長城、建造皇宮等大型項目。在當今，有利於以舉國之力操辦上海防控。在思想意識高度，可以塑造全民的遵命、服從、聽話，即奴性，這恰是習近平的“不忘使命”：“凝聚全民抗疫的強大共識”。

在大一統政治如火如荼的文革期間，誇張而高調的道義目的論籠罩住中國大地上的各項各業，如有“農業以糧為綱、工業以鋼為綱。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於是到處呈現“一刀切”現象，凡是與“綱”不合之事，全得讓步，退避。

今天上海的抗疫正是一刀切做法：為了抗疫的宏偉大業，其他事情全都算不得“事情”，那怕是危機人生命的要事。再如，“同層密接隔離政策”，一人得陽整樓隔離，幾人得陽整區封閉。搞得：簡單直接粗暴，次生災害不斷，雞飛狗跳，人心惶惶。

 

• 外儒內法，臉麵爭光

 

習近平頗想搞《厲害了，我的國》，可看出習的“初心”中有“大秦”情愫，但不唯此。習熟知亡秦之故，暴秦之害，了解《過秦論》，於是就看重《荀子》思想，希望借鑒儒家思想補救暴秦之偏，但這隻是延續了曆史上慣行的“外儒內法”傳統，毫無創意。

以現代人的目光審視，法家思想並非全都是負麵的，糟糕的。譬如，法家的政治思想有“緣法而治”、“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法不阿貴，繩不撓曲”、“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等——貫徹一條法治平等的路線。

秦之後曆代皇朝，形成傳統的官方和上層社會的意識形態是儒家思想，儒家在治國綱要上對法家進行修正，改變其嚴刑律法、冷酷無情、對人性的踐踏，而用溫情脈脈的道德麵紗來遮蓋人心自私之惡。然而儒家的溫情脈脈卻是斷然排斥法家的平等觀，十分講究等級秩序的排位：“尊尊、親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樣導致另一種人性醜惡的釋放。

無論是法家抑或儒家，都嚴重匱乏精神超越性，使得中國人滑落到小人德性的急切功利性，熱衷於超近距離的貼身肉搏，這突出表現為儒家的“麵子文化”，即等級競爭。

今天，習近平把上海抗疫重重地押寶在他的麵子上：看吧，環顧世界，唯有我習某才能夠做到新冠病毒“清零”，豐功偉業啊；溥天之下，皆我臣屬；溥天之下，盡表忠心！

開啟小人心境：這就是習近平的“初心、使命”不可告人的真正用意所在！清零政策來自權力最高層，而下層執行者在習某巫祝之辭誘導下，層層加碼，步步緊逼，使防疫措施變得越來越嚴苛，越來越不通人情，越來越背離常識，卻迎來了中國式“麵子”大豐收！    

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今天，活躍在上海街頭的“大白”誌願者，大多來自社會底層，他們深知等級社會的底層生活之艱辛、悲愴、卑賤、滄桑，受欺受壓，吃苦甚多，在心坎中積滿了多多的怨恨，為此張公百忍，隻是期盼著猴年馬月有個身份升遷，從此羊與狼的位置對調，角色得以變換，從此終於有了發泄的口子和對象，就如二十年媳婦熬成婆婆那樣。今天好機會來了，讓底層誌願者們身披白大褂，臂佩紅袖章，頓時獲得了權力，身價躥升！於是人們就見到了大白們在上海街頭的變本加厲，肆無忌憚。

更是有不少大白門來自外省市的農村地區，他們往往有著毛澤東情結，相信毛澤東的詛咒語“農村包圍城市”，內心對待上海，這個以魔都著稱的城市有著較深的嫉恨，於是今天找到了發泄口子，爭當“南京路上好八連”，侮辱上海人一番，五十步笑百步，好不痛快啊！

上海本地市民，生存在全民抗疫的如此高壓境遇，顯得勢單力孤，不得不進行一場忍耐之心的大考驗。雖說是有海派氣質，但是多年來在習氏毛左政治侵染下，上海人漸漸變得麻木起來，中國傳統習性在增強，一個“忍”字當頭，懂得“看三勢”，學會“拎得清”，不做“填刀頭”，好漢不吃眼前虧，識時務者為俊傑，好死不如賴活著——與內地的庸眾一樣，都是媳婦受熬的心態——如此則喪失了做人的真誠性和崇高性。

 

                                                    施衛江

寫於 美國紐約

2022年5月26日上海抗疫為何如此狂暴？

 

最近，上海人民沉浸在“靜態管理、動態清零”的極度悲憤中，二個月來的抗疫，上海居民要麽封閉在家裏，要麽隔離在方艙，要麽入住醫院，最慘的是一些外地來滬的農民工、送貨員和運輸汽車司機，隻得睡眠在大街上、橋孔下、卡車裏，還不得行走出受封圍欄，還得不到足夠食物。不管呆在城市哪個角落，是富人或窮人，是教授還是乞丐，人人自危，生活無序，商店關門，藥品斷供，生存所需的基本食品、日用品都要靠手機上操作去“搶”，凡是不會手機操作就隻能等死，非新冠病毒引起的疾病都不算是“病”，假如某個病人不能出示有效核酸測試陰性證明，病人均得不到及時救治，更惡劣的措施是，要裝配鐵網在管控區的每一棟民宅樓的大門口，予以嚴加防範管製，防市民如防盜賊！“大白”警察容許隨意闖進市民家中搞“執法”，市民蒙受盡多的不幸和災難可就是不容許公開自由發聲喊冤！

嗚呼！號稱“國家主人”的上海市民，本是代表中國最具先進生產力的一族群體，理應充分釋放出上海市民的聰明才幹去搞建設，然而在黨中央的“清零”政策強製下，海派靈性竟然大肆遭受踐踏，人格尊嚴被貶至不及囚徒的卑下，被準許的行動自由還不如圈養的禽畜。哀哉！上海市民的生存境況是多麽孤苦伶仃無助，上海市民的精神抑鬱是何等淒淒慘慘戚戚。

由中央政府主導的抗疫“清零”，為什麽要對上海人民動用如此的粗暴、野蠻、獸性、瘋狂？這在西方自由世界看來，簡直太不可思議了！根源究竟是什麽呢？

 

（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發生在上海的抗疫狂暴當然不是海派文化傳承的特質，而是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親自部署指揮、密集指示批示”來進行，這位總書記宣稱：“我們的防控方針是由黨的性質和宗旨決定的”，“從黨的性質宗旨認識疫情防控方針”，當然不是飛來之石，而是經有悠久曆史的中國傳統孵化而成，它僵硬地主宰著當今中國政治的一切。欲懂得這場清零抗疫的真實意圖，須深入了解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須了解中國的民風民俗，尤其是陝北地區。

近年來，習近平嫻熟地運用他的政治手腕使大權獨攬，業已形成“九鼎之尊”局麵，且有越演越烈之勢，在其統治下的社會官僚機器不斷強化威權形式，這使得後者形式的高度威權化又促進了前者的獨裁，而前者專斷橫行又反哺後者，兩者互為反饋，攜手共進，就此全民奴性且增強不少——此即如德國學者齊美爾所講的社會學中“相互作用”的形式，對於這種“形式”的具體表達，深得魯迅精神之魂的北京大學中文係教授錢理群曾經論述道：“在一個專製統治下價值封閉的體係內，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是處在同一個價值點上的交流與反饋”（大意如此）。

可想而知，當今中國的政治形態正是走在全麵複辟傳統封建腐朽製度的路上。專製政治乃乾綱獨斷、定於一尊，且說今日中國之專製暴虐，極大地來自最高統治者的德性，習近平妄圖複辟文革，大開曆史倒車，朝思暮想他的皇帝迷夢，再造新時代的秦始皇、毛澤東。

    由此，習近平打造的強專製主義為他的暴政鋪設了平坦大道，布置於“全國一盤棋”格局下，海派上海市民深深感受到文革高潮時的毛式家天下：朕即真理，朕即國家。今天，統帥一聲令，三軍風雷動，酷政促奴性，令箭催遵命，從廟堂衙門，抵基層庸眾，政令一路暢行，貫徹無阻。

以習近平的“家天下”框架來看，上海的抗疫特別需要展示“中國共產黨所具有的無比堅強的領導力，是風雨來襲時中國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要展示中共統治下的製度“優越性”和“合法性”，更確切地說，還需要充分展示習近平總書記的“英明、偉大”形象，為他的正式“登基”皇座打基礎。構建如此之宏大敘事，習家中央政府定義了新冠病毒的抗疫是一場“人民戰爭”，全黨全民統一步調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部署”來進行的，這位總書記一再強調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堅持動態清零總方針不猶豫不動搖”，“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要把抗疫當作“為人民服務”。

以現代性的倫理學來論述，“人民”是個宏大敘事，是形而上之“大魅”，在以“人民”的名義大肆鼓噪、渲染之下，若開啟“幽暗之門”，可以發現，這隻是一塊“超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的招牌，其投射出的真實價值意向往往是希冀反饋回報給投射者自己，即小人心眼、小人心境的“自我、本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乃罪惡之淵藪，其鄙陋卑下、猥瑣不堪！

魯迅先生早就發現，中國的儒家典籍中充滿了“仁者愛人”之語，但是魯迅卻揭穿了其“瞞和騙”，其實質就是“以理殺人”！

今天的上海，把“人民”當作“綱領”來處置具體的全民抗疫，就意味著其餘事情全得靠邊讓路，抗疫以外的事情全都隻是與個人利益掛鉤而已，都是掛靠不上“人民”這個宏偉大宗旨，“人民”這個抽象綱領既然被強化得如此之高大上、偉光正，乃綱舉目張，和尚打傘，為所欲為、不擇手段！

 

（二）“不忘初心，牢記使命”

 

“初心”是習近平執政時代十分時髦的政治詞匯，既然被張揚得如此之“時髦”，它必定隱含有欺騙性！它試圖讓人民感受習的“青春故事”，聆聽他的“梁家河插隊的經曆”，規訓人民的情操，是一項典型的“洗腦工程”。

眾所周知，習近平在福建、浙江和上海三地工作過，已經獲得相當多的東南沿海地區工作的經驗，這些地區比起北方內地來具有相對較高的改革開放性，經濟結構大多是外向型，經濟水平也相應較高，治理較為先進。按照常規思路，要想當上一個大國有作為的主政者，其精神領域的價值觀訴求，本來應該引導國民走上現代化之路，深化改革，大大發揚沿海地區的先進經驗和業績成就，使融合到全球化的經濟圈中，學習西方發達的市場經濟和人文精神，求得國家發展踏上新台階。然而習近平卻不張揚他在沿海地區的經曆，反而大大弘揚在北方落後農村的生活感受、工作經曆——這就值得正義的人們去警惕和深思了。

與毛澤東一樣，習近平自身的秉性就是十分的“土”，在漢語網絡上，不滿的網民將習近平蔑稱為“包子”，意思有“土氣”之意，也就是傳統、愚昧、落後的代名詞。這與《論語》：“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意思相近，懷土就是戀土而安逸，營造個人小天地，即小人德性。我們來看看習近平是如何的“初心”？

“初心”在心理學上可稱為“原型”（榮格：archetypes），習的“原型”有“戀土情結”，顯然相悖於東南沿海地區的現代性精神品質，而在於他不斷吹噓的“土”字而凸出，即“農民情結、三農情懷”，習常稱：“我也是從農村出來的”，“我們這一代人也有這個情結，一定要把我們的老百姓，特別是我們的農民扶一把。”聽聽他的念念有詞“不忘初心”，從“習近平總書記從小就有農村情結”，可推斷習之“戀土”有小人之心：

1.  陝北延安梁家河，習近平插隊在此，據說練就了一套“大學問”，那真是了不得啊！
2. “老家富平曾在習近平迷惘彷徨時給予他溫暖”，陝西省富平縣臨近於曆史上京兆地區，這裏曾經是大一統帝國的中央權力地帶，即有秦、漢、隋、唐四朝大帝國定都於鹹陽、長安，這一家鄉情懷深深地烙印到習近平的人格秉性，使得習內心期盼著大一統政治。
3. 習近平時時要造訪河北省西柏坡，該地是毛派紅色經典的精神發源地，價值連城，非常值得習去流連忘返，就此習想要“弘揚西柏坡精神”。
4. 河北省正定縣，習年輕時候曾工作在此，當時是“農業學大寨”的先進樣板縣，是毛澤東樹立起來的一麵旗幟，同樣是紅色經典，值得去大力追捧，流芳百世。

    作為一個農業人口眾多的大國，農業生產當然需要去關心，農民的利益也當然需要去關心，任何一個具有現代化常識的人，必定知道：農民生活的大幅度改善，必須是由農業現代化來帶動，而農業現代化必須是由工業現代化來帶動，而工業現代化必須是由科技、經濟和製度等的各項現代化來帶動，需要重視精神文明的力量，也就是人的主體性自由的大發揚。然而中國的習某卻是完全的反其道而行之：要論價值觀的定位？什麽的工業、科技、文教、經濟、金融、製度、法治等等的重要發展項目全都擱置在邊上，就是因為這些不含有“初心”，從而全都被當做不重要的思想議題來處理，眼下最最要緊的事情是定位在“農民情結”、“黃土情結”之上：“不忘初心，牢記使命”——老是要把目光盯住在最最落後地區的農民生存價值觀上——這是怎麽樣的心態？怎麽樣的鬼魅心思啊？

人都是有個性的，共產黨執政也如此。理解了習近平的執政個性是那麽的“土裏土氣”，於是懂得：上海抗疫就是充滿習包子特色之土：“鞋子合不合腳，自己穿著才知道。”——紅色經典，土法上馬！   

 

•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方山水有一方風情

 

 共產黨信仰“辯證唯物主義”，其教條說：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確，特定的社會曆史地理環境可以塑造特定的精神氣質。成語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南橘北枳。按辯證法精神，反之亦然，如：彩蝶戀鮮花，蒼蠅叮臭肉；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智者樂水，仁者樂山。說到中國人的“土”，尚有各個地方的各個民風民俗民情，還可細分。

德國學者馬克斯·舍勒的行為學理論認為，能感悟到生活世界的價值和價值秩序的感情是成為行為意欲最深層的基礎部分，而這種感情決定著行為意欲的努力方向。但是舍勒又認為，不能把在一個時代和民族中流行或支配人們價值偏愛的評價係統所具有的“倫理結構”等同於作為價值優先法則的價值本身的客觀秩序。

今天，與西方自由世界一樣，強人習近平也是十分講究“顏色革命”，他將自身個性“土氣”的顏色欽定為中國的“政治正確”，即標準的意識形態，充分施展在上海地方的抗議之中，真實意圖是：以習氏“土氣”淹沒上海“海派”！

那麽究竟怎麽樣評介習包子“土氣”？

第一，純真“紅色基因”，眾所周知，習近平是在紅朝中國、紅色地域、紅色家庭、紅色時代、紅色圈子裏混出來的紅色土特產，紅色元素特濃，大紅特紅超紅。

現代中國有二大文明係統：黃色和藍色。

黃色是內陸型，具有內向封閉性質，其主要的分布地域是在北方的黃土質平原和高原上，其價值資源隻由落後的本土文明來提供（電視劇《河殤》的觀點）。

紅色文明是外來的馬列寧主義與中國本土的黃色文明相結合的產物，被綜合成“毛澤東思想路線”，具有革命的實踐性，但是主要根基還是黃色文明。

    藍色是海洋型，外向開放性質，最初地域分布在東南沿海一帶，隨之改革開放的深化，逐漸擴展至中國的大南方，它是本土文明與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結合的產物。

今天的國情是，北方黃土文明區域經濟全麵落後、蕭條，而南方藍色文明區域市場經濟發展良好，經濟指標高漲。如此經濟地理格局意味著中共統治機器的精神資源麵臨危機，這讓習近平深深不安，習某感受到來自於藍色文明對於紅色政權的威脅：資產階級市民的個體性、獨立性和自由意識在增長，他們不會如黃土地上農民幹活那樣的聽話、遵命和馴服。

遙想1949年3月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正式提出定都北平市的決議，當時的國情正如毛澤東所講：“蔣介石的國都在南京，他的基礎是江浙資本家。我們要把國都建在北平，我們也要在北平找到我們的基礎，這就是工人階級和廣大的勞動群眾。”這講話顯示了：南京的城市精神是藍色，而北平市則是黃色，紅色政權的根基需要由黃色文明來支撐、扶助，才會獲得穩定、可靠。

從前，毛澤東必定熟知曆史典故：“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對藍色文明懷有恐懼：“港台一帶，饕蚊尚多，西方世界，饕蚊成陣。”因此對待曾經位置楚地、而後深藍色的申城上海，毛澤東作指示：要采取“農村包圍城市”戰略。為此，上海外灘海關鍾樓上的大鍾報時，要以深黃色的陝北民歌樂調《東方紅》來進行，使之標誌為城市“主旋律”。要發揚“好八連”榮光，讓他們來到魔都南京路上當“哨兵”，以鎮住充滿資產階級邪念的“霓虹燈”，要加強“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全麵專政”，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今天，習近平憂心忡忡：紅色文明賴以存在基礎的黃色文明正日益蛻化墮落！為此決心拯救，在上海執行“靜態管理、動態清零”，實為一場魔鬼訓練，以鞏固紅色政權的！

 

• 粗人的痞氣，流寇的匪氣

 

紅朝中國首長級高幹的紅二代、紅三代多的是，譬如有劉少奇的兒子，陳雲兒子，鄧小平的兒女，胡耀邦的兒子，葉劍英、江澤民的數個兒女等等，在這一群體裏相比較，習包子就是顯得很“土氣”，這是為什麽呢？

這就是習近平第二個“土”：痞氣+匪氣，這是黃色文明外圍地帶“邊區”之“土氣”。

習近平讀書差勁是知曉的，然而這在首長級的紅後代中較為少見，盡管習近平時常吹噓讀書很多，還煞有介事地列出一長串讀書單來，頗有“此地無銀三百兩”之意。由於不願讀書、讀不進書，習的頭腦難以裝備積聚人類優秀文明的知識。蘇格拉底雲“知識即美德”，其否命題亦同樣成立。現代學者的認識更為精確，知識與美德之間的正向關聯性是需要建立在高概率基礎上，較有科學的合理性。毛澤東閱讀中國古典經書甚多，但也是痞氣+匪氣很濃厚，毛澤東特別讚賞二位流氓痞子皇帝：劉邦和朱元璋，毛把糟粕當作了精粹。

拉馬克的“用進廢退”可以較好解釋，讀書不好的習近平，喜好炫耀他的四肢發達：“我那個時候扛200斤麥子，十裏山路不換肩。”習對頭腦簡單事項：“新時期上山下鄉工程”、“好兒女誌在四方，有誌者奮鬥無悔”，頗有興趣和熱度，可見一斑。習近平坦承其念茲在茲“農民情結”，可以推斷出他的氣質和秉性，天然地與知識性匱缺的泥腿子、四肢發達者、粗布短衫者融通起來，對待海派氣質的上海人就不會有好感，可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

要深入了解習近平的所作所為，需要了解他的個性和風格，需要了解養育習某其秉性、氣質的地方，考察那裏的風土人情。習近平念念不忘他的“初心”之地，就是年輕時候插隊落戶的革命聖地延安，那裏是紅色大本營，更是“紅太陽升起的地方”。對於習近平來說，陝北延安就是他的紅色乳娘，思想養育之地，“作為一個人民公仆，陝北高原是我的根，因為這裏培養出我不變的信念：要為人民做實事！無論我走到哪裏，永遠都是黃土地的兒子。”習近平回憶說，插隊在梁家河，他“看到了人民群眾的根本，真正理解了老百姓”，“我幾乎從來沒哭過，印象較深的兩次哭都是在陝北。”情深誼長啊！

延安市，坐落在陝西省北部，是遊牧文明與農耕文明交融的邊區地帶，漢民族農民世世代代居住此地的曆史中，頻頻遭受多個遊牧民族和部落的相互殺戮、掠奪和洗劫，身處如此蠻族生態的劫掠，釀造出戎狄民風：痞氣+匪氣，漸漸墮落之，本地農耕地上又孵化出次生代的漢族大盜和流寇，如：王嘉胤、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董福祥等等。

大清皇朝晚期，西方殖民主義勢力進入中國東部沿海，紛紛建立起西方式的先進藍色文明，從此經濟格局和重心轉移，地處西北的陝西省經濟文化大幅衰弱，秦風不再，此衰彼漲，當地土匪、土豪卻猖狂起來，到了民國時期，整個陝北地區的匪患尤其嚴重，那時候國民政府的管控力無法抵達陝北，但這恰好為共產黨武裝力量製造出福音來，留給了共軍以極佳的撒野契機和匪盜空間。臭味相投便稱知己，當毛澤東掛帥的大股共軍（紅軍）萬裏迢迢流竄作案來到陝北時候，如魚得水般找準了自己的落腳地，建立起蘇區。

民諺：窮山惡水出刁民，粗茶淡飯無孑遺。肉腐生蛆，蛆熟產蠅；土劣孵匪，匪頑升寇。流寇是土匪發展的頂峰，流寇之所以十分殘暴凶狠毒辣無恥，那是因為流寇作案多是流竄在異地他鄉：1）幾乎碰不上熟人，於是缺乏道德約束；2）罪案的對象都是與己血緣疏遠，於是下得了狠手；3）流竄作案中不容易被抓捕，於是缺乏法律製裁的威懾感。

民國時期的學者傅斯年，曾經把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美國學者餘英時把毛澤東在山上鬧革命歸類為土匪行徑，中共政府體製內走出來的學者阮銘也將當年盤踞在井岡山和延安，建立蘇區的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具體的匪徒而言尚有匪氣強弱的區分，中共領袖中毛澤東、習近平之流痞氣、匪氣特濃，雖然直接將他們比作為流寇尚不恰當，然則深入去思考精神性的高層次本質，就會發現確有近似之處，如操守低劣，隻顧眼前的歡樂和榮耀，不思長治久安的方針、政策和治理，即不具可持續性發展，缺乏人性，不擇手段，不顧人民死活，更扯淡有什麽超越情懷、尋求來世的永生。

上海執行抗疫大行動，是習某心理投射：“習近平總書記親自部署、親自指揮”，乃“初心不改”，大大地用上“梁家河大學問”，卻是來真的：痞氣加匪氣，勁兒十足！

 

• 秦始皇→毛澤東→習近平

 

這三者思想有著較大的傳承性。中共的建黨、建國都是繼承了中國傳統“外儒內法”的一套專製主義本色，馬克思主義成分並不多，如“緊密團結在以某某某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就是中共執政文化的萬能公式，其“春秋大義”足令執政者癡迷不已。

中國政治延續了千年的專製主義，其要數秦始皇的大一統治理格局最具開創、暴虐和傳承，其遺產深深地烙印在中華民族的政治文化基因上。《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今皇帝並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傳承至後世，中共統治者毛澤東、習近平極為崇拜、讚賞，毛澤東自稱：“馬克思加秦始皇”，自比“秦皇、漢武”。習近平是粗人，缺文秀，但配有禦用導演張藝謀來代言，原籍秦地的張藝謀以其電影作品的大氣磅礴著稱，如《英雄》、《大秦賦》、《大秦帝國》等頗有氣勢恢宏，詠古頌今，頌揚獨裁，乃深合主子旨意。

籍貫秦地的習近平似乎比毛澤東更領悟大秦遺風，他也有著構建大一統政治的強烈欲求，冒進浮誇，圖大貪功，舉凡黨、政、軍、財、經、文、教、農、工、商等各界各行，都得讓習來獨攬一身、定於一尊，還妄想對外擴張，天下一統。毛時代流行詞：“全國一盤棋”，如今又翻舊出新而熱炒，以“一言堂”淩駕天下，特別用於上海的抗疫。

中國人骨子裏有“天人合一”，混沌一氣的原始思維和巫術，這集體無意識天然地被大一統政治統攝，進而主導了亞細亞生產方式，在古代，它有利於治理水患、開挖運河、修建長城、建造皇宮等大型項目。在當今，有利於以舉國之力操辦上海防控。在思想意識高度，可以塑造全民的遵命、服從、聽話，即奴性，這恰是習近平的“不忘使命”：“凝聚全民抗疫的強大共識”。

在大一統政治如火如荼的文革期間，誇張而高調的道義目的論籠罩住中國大地上的各項各業，如有“農業以糧為綱、工業以鋼為綱。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於是到處呈現“一刀切”現象，凡是與“綱”不合之事，全得讓步，退避。

今天上海的抗疫正是一刀切做法：為了抗疫的宏偉大業，其他事情全都算不得“事情”，那怕是危機人生命的要事。再如，“同層密接隔離政策”，一人得陽整樓隔離，幾人得陽整區封閉。搞得：簡單直接粗暴，次生災害不斷，雞飛狗跳，人心惶惶。

 

• 外儒內法，臉麵爭光

 

習近平頗想搞《厲害了，我的國》，可看出習的“初心”中有“大秦”情愫，但不唯此。習熟知亡秦之故，暴秦之害，了解《過秦論》，於是就看重《荀子》思想，希望借鑒儒家思想補救暴秦之偏，但這隻是延續了曆史上慣行的“外儒內法”傳統，毫無創意。

以現代人的目光審視，法家思想並非全都是負麵的，糟糕的。譬如，法家的政治思想有“緣法而治”、“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法不阿貴，繩不撓曲”、“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等——貫徹一條法治平等的路線。

秦之後曆代皇朝，形成傳統的官方和上層社會的意識形態是儒家思想，儒家在治國綱要上對法家進行修正，改變其嚴刑律法、冷酷無情、對人性的踐踏，而用溫情脈脈的道德麵紗來遮蓋人心自私之惡。然而儒家的溫情脈脈卻是斷然排斥法家的平等觀，十分講究等級秩序的排位：“尊尊、親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樣導致另一種人性醜惡的釋放。

無論是法家抑或儒家，都嚴重匱乏精神超越性，使得中國人滑落到小人德性的急切功利性，熱衷於超近距離的貼身肉搏，這突出表現為儒家的“麵子文化”，即等級競爭。

今天，習近平把上海抗疫重重地押寶在他的麵子上：看吧，環顧世界，唯有我習某才能夠做到新冠病毒“清零”，豐功偉業啊；溥天之下，皆我臣屬；溥天之下，盡表忠心！

開啟小人心境：這就是習近平的“初心、使命”不可告人的真正用意所在！清零政策來自權力最高層，而下層執行者在習某巫祝之辭誘導下，層層加碼，步步緊逼，使防疫措施變得越來越嚴苛，越來越不通人情，越來越背離常識，卻迎來了中國式“麵子”大豐收！    

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今天，活躍在上海街頭的“大白”誌願者，大多來自社會底層，他們深知等級社會的底層生活之艱辛、悲愴、卑賤、滄桑，受欺受壓，吃苦甚多，在心坎中積滿了多多的怨恨，為此張公百忍，隻是期盼著猴年馬月有個身份升遷，從此羊與狼的位置對調，角色得以變換，從此終於有了發泄的口子和對象，就如二十年媳婦熬成婆婆那樣。今天好機會來了，讓底層誌願者們身披白大褂，臂佩紅袖章，頓時獲得了權力，身價躥升！於是人們就見到了大白們在上海街頭的變本加厲，肆無忌憚。

更是有不少大白門來自外省市的農村地區，他們往往有著毛澤東情結，相信毛澤東的詛咒語“農村包圍城市”，內心對待上海，這個以魔都著稱的城市有著較深的嫉恨，於是今天找到了發泄口子，爭當“南京路上好八連”，侮辱上海人一番，五十步笑百步，好不痛快啊！

上海本地市民，生存在全民抗疫的如此高壓境遇，顯得勢單力孤，不得不進行一場忍耐之心的大考驗。雖說是有海派氣質，但是多年來在習氏毛左政治侵染下，上海人漸漸變得麻木起來，中國傳統習性在增強，一個“忍”字當頭，懂得“看三勢”，學會“拎得清”，不做“填刀頭”，好漢不吃眼前虧，識時務者為俊傑，好死不如賴活著——與內地的庸眾一樣，都是媳婦受熬的心態——如此則喪失了做人的真誠性和崇高性。

 

                                                    施衛江

寫於 美國紐約

2022年5月26日上海抗疫為何如此狂暴？

 

最近，上海人民沉浸在“靜態管理、動態清零”的極度悲憤中，二個月來的抗疫，上海居民要麽封閉在家裏，要麽隔離在方艙，要麽入住醫院，最慘的是一些外地來滬的農民工、送貨員和運輸汽車司機，隻得睡眠在大街上、橋孔下、卡車裏，還不得行走出受封圍欄，還得不到足夠食物。不管呆在城市哪個角落，是富人或窮人，是教授還是乞丐，人人自危，生活無序，商店關門，藥品斷供，生存所需的基本食品、日用品都要靠手機上操作去“搶”，凡是不會手機操作就隻能等死，非新冠病毒引起的疾病都不算是“病”，假如某個病人不能出示有效核酸測試陰性證明，病人均得不到及時救治，更惡劣的措施是，要裝配鐵網在管控區的每一棟民宅樓的大門口，予以嚴加防範管製，防市民如防盜賊！“大白”警察容許隨意闖進市民家中搞“執法”，市民蒙受盡多的不幸和災難可就是不容許公開自由發聲喊冤！

嗚呼！號稱“國家主人”的上海市民，本是代表中國最具先進生產力的一族群體，理應充分釋放出上海市民的聰明才幹去搞建設，然而在黨中央的“清零”政策強製下，海派靈性竟然大肆遭受踐踏，人格尊嚴被貶至不及囚徒的卑下，被準許的行動自由還不如圈養的禽畜。哀哉！上海市民的生存境況是多麽孤苦伶仃無助，上海市民的精神抑鬱是何等淒淒慘慘戚戚。

由中央政府主導的抗疫“清零”，為什麽要對上海人民動用如此的粗暴、野蠻、獸性、瘋狂？這在西方自由世界看來，簡直太不可思議了！根源究竟是什麽呢？

 

（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發生在上海的抗疫狂暴當然不是海派文化傳承的特質，而是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親自部署指揮、密集指示批示”來進行，這位總書記宣稱：“我們的防控方針是由黨的性質和宗旨決定的”，“從黨的性質宗旨認識疫情防控方針”，當然不是飛來之石，而是經有悠久曆史的中國傳統孵化而成，它僵硬地主宰著當今中國政治的一切。欲懂得這場清零抗疫的真實意圖，須深入了解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須了解中國的民風民俗，尤其是陝北地區。

近年來，習近平嫻熟地運用他的政治手腕使大權獨攬，業已形成“九鼎之尊”局麵，且有越演越烈之勢，在其統治下的社會官僚機器不斷強化威權形式，這使得後者形式的高度威權化又促進了前者的獨裁，而前者專斷橫行又反哺後者，兩者互為反饋，攜手共進，就此全民奴性且增強不少——此即如德國學者齊美爾所講的社會學中“相互作用”的形式，對於這種“形式”的具體表達，深得魯迅精神之魂的北京大學中文係教授錢理群曾經論述道：“在一個專製統治下價值封閉的體係內，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是處在同一個價值點上的交流與反饋”（大意如此）。

可想而知，當今中國的政治形態正是走在全麵複辟傳統封建腐朽製度的路上。專製政治乃乾綱獨斷、定於一尊，且說今日中國之專製暴虐，極大地來自最高統治者的德性，習近平妄圖複辟文革，大開曆史倒車，朝思暮想他的皇帝迷夢，再造新時代的秦始皇、毛澤東。

    由此，習近平打造的強專製主義為他的暴政鋪設了平坦大道，布置於“全國一盤棋”格局下，海派上海市民深深感受到文革高潮時的毛式家天下：朕即真理，朕即國家。今天，統帥一聲令，三軍風雷動，酷政促奴性，令箭催遵命，從廟堂衙門，抵基層庸眾，政令一路暢行，貫徹無阻。

以習近平的“家天下”框架來看，上海的抗疫特別需要展示“中國共產黨所具有的無比堅強的領導力，是風雨來襲時中國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要展示中共統治下的製度“優越性”和“合法性”，更確切地說，還需要充分展示習近平總書記的“英明、偉大”形象，為他的正式“登基”皇座打基礎。構建如此之宏大敘事，習家中央政府定義了新冠病毒的抗疫是一場“人民戰爭”，全黨全民統一步調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部署”來進行的，這位總書記一再強調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堅持動態清零總方針不猶豫不動搖”，“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要把抗疫當作“為人民服務”。

以現代性的倫理學來論述，“人民”是個宏大敘事，是形而上之“大魅”，在以“人民”的名義大肆鼓噪、渲染之下，若開啟“幽暗之門”，可以發現，這隻是一塊“超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的招牌，其投射出的真實價值意向往往是希冀反饋回報給投射者自己，即小人心眼、小人心境的“自我、本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乃罪惡之淵藪，其鄙陋卑下、猥瑣不堪！

魯迅先生早就發現，中國的儒家典籍中充滿了“仁者愛人”之語，但是魯迅卻揭穿了其“瞞和騙”，其實質就是“以理殺人”！

今天的上海，把“人民”當作“綱領”來處置具體的全民抗疫，就意味著其餘事情全得靠邊讓路，抗疫以外的事情全都隻是與個人利益掛鉤而已，都是掛靠不上“人民”這個宏偉大宗旨，“人民”這個抽象綱領既然被強化得如此之高大上、偉光正，乃綱舉目張，和尚打傘，為所欲為、不擇手段！

 

（二）“不忘初心，牢記使命”

 

“初心”是習近平執政時代十分時髦的政治詞匯，既然被張揚得如此之“時髦”，它必定隱含有欺騙性！它試圖讓人民感受習的“青春故事”，聆聽他的“梁家河插隊的經曆”，規訓人民的情操，是一項典型的“洗腦工程”。

眾所周知，習近平在福建、浙江和上海三地工作過，已經獲得相當多的東南沿海地區工作的經驗，這些地區比起北方內地來具有相對較高的改革開放性，經濟結構大多是外向型，經濟水平也相應較高，治理較為先進。按照常規思路，要想當上一個大國有作為的主政者，其精神領域的價值觀訴求，本來應該引導國民走上現代化之路，深化改革，大大發揚沿海地區的先進經驗和業績成就，使融合到全球化的經濟圈中，學習西方發達的市場經濟和人文精神，求得國家發展踏上新台階。然而習近平卻不張揚他在沿海地區的經曆，反而大大弘揚在北方落後農村的生活感受、工作經曆——這就值得正義的人們去警惕和深思了。

與毛澤東一樣，習近平自身的秉性就是十分的“土”，在漢語網絡上，不滿的網民將習近平蔑稱為“包子”，意思有“土氣”之意，也就是傳統、愚昧、落後的代名詞。這與《論語》：“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意思相近，懷土就是戀土而安逸，營造個人小天地，即小人德性。我們來看看習近平是如何的“初心”？

“初心”在心理學上可稱為“原型”（榮格：archetypes），習的“原型”有“戀土情結”，顯然相悖於東南沿海地區的現代性精神品質，而在於他不斷吹噓的“土”字而凸出，即“農民情結、三農情懷”，習常稱：“我也是從農村出來的”，“我們這一代人也有這個情結，一定要把我們的老百姓，特別是我們的農民扶一把。”聽聽他的念念有詞“不忘初心”，從“習近平總書記從小就有農村情結”，可推斷習之“戀土”有小人之心：

1.  陝北延安梁家河，習近平插隊在此，據說練就了一套“大學問”，那真是了不得啊！
2. “老家富平曾在習近平迷惘彷徨時給予他溫暖”，陝西省富平縣臨近於曆史上京兆地區，這裏曾經是大一統帝國的中央權力地帶，即有秦、漢、隋、唐四朝大帝國定都於鹹陽、長安，這一家鄉情懷深深地烙印到習近平的人格秉性，使得習內心期盼著大一統政治。
3. 習近平時時要造訪河北省西柏坡，該地是毛派紅色經典的精神發源地，價值連城，非常值得習去流連忘返，就此習想要“弘揚西柏坡精神”。
4. 河北省正定縣，習年輕時候曾工作在此，當時是“農業學大寨”的先進樣板縣，是毛澤東樹立起來的一麵旗幟，同樣是紅色經典，值得去大力追捧，流芳百世。

    作為一個農業人口眾多的大國，農業生產當然需要去關心，農民的利益也當然需要去關心，任何一個具有現代化常識的人，必定知道：農民生活的大幅度改善，必須是由農業現代化來帶動，而農業現代化必須是由工業現代化來帶動，而工業現代化必須是由科技、經濟和製度等的各項現代化來帶動，需要重視精神文明的力量，也就是人的主體性自由的大發揚。然而中國的習某卻是完全的反其道而行之：要論價值觀的定位？什麽的工業、科技、文教、經濟、金融、製度、法治等等的重要發展項目全都擱置在邊上，就是因為這些不含有“初心”，從而全都被當做不重要的思想議題來處理，眼下最最要緊的事情是定位在“農民情結”、“黃土情結”之上：“不忘初心，牢記使命”——老是要把目光盯住在最最落後地區的農民生存價值觀上——這是怎麽樣的心態？怎麽樣的鬼魅心思啊？

人都是有個性的，共產黨執政也如此。理解了習近平的執政個性是那麽的“土裏土氣”，於是懂得：上海抗疫就是充滿習包子特色之土：“鞋子合不合腳，自己穿著才知道。”——紅色經典，土法上馬！   

 

•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方山水有一方風情

 

 共產黨信仰“辯證唯物主義”，其教條說：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確，特定的社會曆史地理環境可以塑造特定的精神氣質。成語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南橘北枳。按辯證法精神，反之亦然，如：彩蝶戀鮮花，蒼蠅叮臭肉；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智者樂水，仁者樂山。說到中國人的“土”，尚有各個地方的各個民風民俗民情，還可細分。

德國學者馬克斯·舍勒的行為學理論認為，能感悟到生活世界的價值和價值秩序的感情是成為行為意欲最深層的基礎部分，而這種感情決定著行為意欲的努力方向。但是舍勒又認為，不能把在一個時代和民族中流行或支配人們價值偏愛的評價係統所具有的“倫理結構”等同於作為價值優先法則的價值本身的客觀秩序。

今天，與西方自由世界一樣，強人習近平也是十分講究“顏色革命”，他將自身個性“土氣”的顏色欽定為中國的“政治正確”，即標準的意識形態，充分施展在上海地方的抗議之中，真實意圖是：以習氏“土氣”淹沒上海“海派”！

那麽究竟怎麽樣評介習包子“土氣”？

第一，純真“紅色基因”，眾所周知，習近平是在紅朝中國、紅色地域、紅色家庭、紅色時代、紅色圈子裏混出來的紅色土特產，紅色元素特濃，大紅特紅超紅。

現代中國有二大文明係統：黃色和藍色。

黃色是內陸型，具有內向封閉性質，其主要的分布地域是在北方的黃土質平原和高原上，其價值資源隻由落後的本土文明來提供（電視劇《河殤》的觀點）。

紅色文明是外來的馬列寧主義與中國本土的黃色文明相結合的產物，被綜合成“毛澤東思想路線”，具有革命的實踐性，但是主要根基還是黃色文明。

    藍色是海洋型，外向開放性質，最初地域分布在東南沿海一帶，隨之改革開放的深化，逐漸擴展至中國的大南方，它是本土文明與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結合的產物。

今天的國情是，北方黃土文明區域經濟全麵落後、蕭條，而南方藍色文明區域市場經濟發展良好，經濟指標高漲。如此經濟地理格局意味著中共統治機器的精神資源麵臨危機，這讓習近平深深不安，習某感受到來自於藍色文明對於紅色政權的威脅：資產階級市民的個體性、獨立性和自由意識在增長，他們不會如黃土地上農民幹活那樣的聽話、遵命和馴服。

遙想1949年3月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正式提出定都北平市的決議，當時的國情正如毛澤東所講：“蔣介石的國都在南京，他的基礎是江浙資本家。我們要把國都建在北平，我們也要在北平找到我們的基礎，這就是工人階級和廣大的勞動群眾。”這講話顯示了：南京的城市精神是藍色，而北平市則是黃色，紅色政權的根基需要由黃色文明來支撐、扶助，才會獲得穩定、可靠。

從前，毛澤東必定熟知曆史典故：“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對藍色文明懷有恐懼：“港台一帶，饕蚊尚多，西方世界，饕蚊成陣。”因此對待曾經位置楚地、而後深藍色的申城上海，毛澤東作指示：要采取“農村包圍城市”戰略。為此，上海外灘海關鍾樓上的大鍾報時，要以深黃色的陝北民歌樂調《東方紅》來進行，使之標誌為城市“主旋律”。要發揚“好八連”榮光，讓他們來到魔都南京路上當“哨兵”，以鎮住充滿資產階級邪念的“霓虹燈”，要加強“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全麵專政”，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今天，習近平憂心忡忡：紅色文明賴以存在基礎的黃色文明正日益蛻化墮落！為此決心拯救，在上海執行“靜態管理、動態清零”，實為一場魔鬼訓練，以鞏固紅色政權的！

 

• 粗人的痞氣，流寇的匪氣

 

紅朝中國首長級高幹的紅二代、紅三代多的是，譬如有劉少奇的兒子，陳雲兒子，鄧小平的兒女，胡耀邦的兒子，葉劍英、江澤民的數個兒女等等，在這一群體裏相比較，習包子就是顯得很“土氣”，這是為什麽呢？

這就是習近平第二個“土”：痞氣+匪氣，這是黃色文明外圍地帶“邊區”之“土氣”。

習近平讀書差勁是知曉的，然而這在首長級的紅後代中較為少見，盡管習近平時常吹噓讀書很多，還煞有介事地列出一長串讀書單來，頗有“此地無銀三百兩”之意。由於不願讀書、讀不進書，習的頭腦難以裝備積聚人類優秀文明的知識。蘇格拉底雲“知識即美德”，其否命題亦同樣成立。現代學者的認識更為精確，知識與美德之間的正向關聯性是需要建立在高概率基礎上，較有科學的合理性。毛澤東閱讀中國古典經書甚多，但也是痞氣+匪氣很濃厚，毛澤東特別讚賞二位流氓痞子皇帝：劉邦和朱元璋，毛把糟粕當作了精粹。

拉馬克的“用進廢退”可以較好解釋，讀書不好的習近平，喜好炫耀他的四肢發達：“我那個時候扛200斤麥子，十裏山路不換肩。”習對頭腦簡單事項：“新時期上山下鄉工程”、“好兒女誌在四方，有誌者奮鬥無悔”，頗有興趣和熱度，可見一斑。習近平坦承其念茲在茲“農民情結”，可以推斷出他的氣質和秉性，天然地與知識性匱缺的泥腿子、四肢發達者、粗布短衫者融通起來，對待海派氣質的上海人就不會有好感，可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

要深入了解習近平的所作所為，需要了解他的個性和風格，需要了解養育習某其秉性、氣質的地方，考察那裏的風土人情。習近平念念不忘他的“初心”之地，就是年輕時候插隊落戶的革命聖地延安，那裏是紅色大本營，更是“紅太陽升起的地方”。對於習近平來說，陝北延安就是他的紅色乳娘，思想養育之地，“作為一個人民公仆，陝北高原是我的根，因為這裏培養出我不變的信念：要為人民做實事！無論我走到哪裏，永遠都是黃土地的兒子。”習近平回憶說，插隊在梁家河，他“看到了人民群眾的根本，真正理解了老百姓”，“我幾乎從來沒哭過，印象較深的兩次哭都是在陝北。”情深誼長啊！

延安市，坐落在陝西省北部，是遊牧文明與農耕文明交融的邊區地帶，漢民族農民世世代代居住此地的曆史中，頻頻遭受多個遊牧民族和部落的相互殺戮、掠奪和洗劫，身處如此蠻族生態的劫掠，釀造出戎狄民風：痞氣+匪氣，漸漸墮落之，本地農耕地上又孵化出次生代的漢族大盜和流寇，如：王嘉胤、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董福祥等等。

大清皇朝晚期，西方殖民主義勢力進入中國東部沿海，紛紛建立起西方式的先進藍色文明，從此經濟格局和重心轉移，地處西北的陝西省經濟文化大幅衰弱，秦風不再，此衰彼漲，當地土匪、土豪卻猖狂起來，到了民國時期，整個陝北地區的匪患尤其嚴重，那時候國民政府的管控力無法抵達陝北，但這恰好為共產黨武裝力量製造出福音來，留給了共軍以極佳的撒野契機和匪盜空間。臭味相投便稱知己，當毛澤東掛帥的大股共軍（紅軍）萬裏迢迢流竄作案來到陝北時候，如魚得水般找準了自己的落腳地，建立起蘇區。

民諺：窮山惡水出刁民，粗茶淡飯無孑遺。肉腐生蛆，蛆熟產蠅；土劣孵匪，匪頑升寇。流寇是土匪發展的頂峰，流寇之所以十分殘暴凶狠毒辣無恥，那是因為流寇作案多是流竄在異地他鄉：1）幾乎碰不上熟人，於是缺乏道德約束；2）罪案的對象都是與己血緣疏遠，於是下得了狠手；3）流竄作案中不容易被抓捕，於是缺乏法律製裁的威懾感。

民國時期的學者傅斯年，曾經把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美國學者餘英時把毛澤東在山上鬧革命歸類為土匪行徑，中共政府體製內走出來的學者阮銘也將當年盤踞在井岡山和延安，建立蘇區的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具體的匪徒而言尚有匪氣強弱的區分，中共領袖中毛澤東、習近平之流痞氣、匪氣特濃，雖然直接將他們比作為流寇尚不恰當，然則深入去思考精神性的高層次本質，就會發現確有近似之處，如操守低劣，隻顧眼前的歡樂和榮耀，不思長治久安的方針、政策和治理，即不具可持續性發展，缺乏人性，不擇手段，不顧人民死活，更扯淡有什麽超越情懷、尋求來世的永生。

上海執行抗疫大行動，是習某心理投射：“習近平總書記親自部署、親自指揮”，乃“初心不改”，大大地用上“梁家河大學問”，卻是來真的：痞氣加匪氣，勁兒十足！

 

• 秦始皇→毛澤東→習近平

 

這三者思想有著較大的傳承性。中共的建黨、建國都是繼承了中國傳統“外儒內法”的一套專製主義本色，馬克思主義成分並不多，如“緊密團結在以某某某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就是中共執政文化的萬能公式，其“春秋大義”足令執政者癡迷不已。

中國政治延續了千年的專製主義，其要數秦始皇的大一統治理格局最具開創、暴虐和傳承，其遺產深深地烙印在中華民族的政治文化基因上。《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今皇帝並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傳承至後世，中共統治者毛澤東、習近平極為崇拜、讚賞，毛澤東自稱：“馬克思加秦始皇”，自比“秦皇、漢武”。習近平是粗人，缺文秀，但配有禦用導演張藝謀來代言，原籍秦地的張藝謀以其電影作品的大氣磅礴著稱，如《英雄》、《大秦賦》、《大秦帝國》等頗有氣勢恢宏，詠古頌今，頌揚獨裁，乃深合主子旨意。

籍貫秦地的習近平似乎比毛澤東更領悟大秦遺風，他也有著構建大一統政治的強烈欲求，冒進浮誇，圖大貪功，舉凡黨、政、軍、財、經、文、教、農、工、商等各界各行，都得讓習來獨攬一身、定於一尊，還妄想對外擴張，天下一統。毛時代流行詞：“全國一盤棋”，如今又翻舊出新而熱炒，以“一言堂”淩駕天下，特別用於上海的抗疫。

中國人骨子裏有“天人合一”，混沌一氣的原始思維和巫術，這集體無意識天然地被大一統政治統攝，進而主導了亞細亞生產方式，在古代，它有利於治理水患、開挖運河、修建長城、建造皇宮等大型項目。在當今，有利於以舉國之力操辦上海防控。在思想意識高度，可以塑造全民的遵命、服從、聽話，即奴性，這恰是習近平的“不忘使命”：“凝聚全民抗疫的強大共識”。

在大一統政治如火如荼的文革期間，誇張而高調的道義目的論籠罩住中國大地上的各項各業，如有“農業以糧為綱、工業以鋼為綱。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於是到處呈現“一刀切”現象，凡是與“綱”不合之事，全得讓步，退避。

今天上海的抗疫正是一刀切做法：為了抗疫的宏偉大業，其他事情全都算不得“事情”，那怕是危機人生命的要事。再如，“同層密接隔離政策”，一人得陽整樓隔離，幾人得陽整區封閉。搞得：簡單直接粗暴，次生災害不斷，雞飛狗跳，人心惶惶。

 

• 外儒內法，臉麵爭光

 

習近平頗想搞《厲害了，我的國》，可看出習的“初心”中有“大秦”情愫，但不唯此。習熟知亡秦之故，暴秦之害，了解《過秦論》，於是就看重《荀子》思想，希望借鑒儒家思想補救暴秦之偏，但這隻是延續了曆史上慣行的“外儒內法”傳統，毫無創意。

以現代人的目光審視，法家思想並非全都是負麵的，糟糕的。譬如，法家的政治思想有“緣法而治”、“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法不阿貴，繩不撓曲”、“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等——貫徹一條法治平等的路線。

秦之後曆代皇朝，形成傳統的官方和上層社會的意識形態是儒家思想，儒家在治國綱要上對法家進行修正，改變其嚴刑律法、冷酷無情、對人性的踐踏，而用溫情脈脈的道德麵紗來遮蓋人心自私之惡。然而儒家的溫情脈脈卻是斷然排斥法家的平等觀，十分講究等級秩序的排位：“尊尊、親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樣導致另一種人性醜惡的釋放。

無論是法家抑或儒家，都嚴重匱乏精神超越性，使得中國人滑落到小人德性的急切功利性，熱衷於超近距離的貼身肉搏，這突出表現為儒家的“麵子文化”，即等級競爭。

今天，習近平把上海抗疫重重地押寶在他的麵子上：看吧，環顧世界，唯有我習某才能夠做到新冠病毒“清零”，豐功偉業啊；溥天之下，皆我臣屬；溥天之下，盡表忠心！

開啟小人心境：這就是習近平的“初心、使命”不可告人的真正用意所在！清零政策來自權力最高層，而下層執行者在習某巫祝之辭誘導下，層層加碼，步步緊逼，使防疫措施變得越來越嚴苛，越來越不通人情，越來越背離常識，卻迎來了中國式“麵子”大豐收！    

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今天，活躍在上海街頭的“大白”誌願者，大多來自社會底層，他們深知等級社會的底層生活之艱辛、悲愴、卑賤、滄桑，受欺受壓，吃苦甚多，在心坎中積滿了多多的怨恨，為此張公百忍，隻是期盼著猴年馬月有個身份升遷，從此羊與狼的位置對調，角色得以變換，從此終於有了發泄的口子和對象，就如二十年媳婦熬成婆婆那樣。今天好機會來了，讓底層誌願者們身披白大褂，臂佩紅袖章，頓時獲得了權力，身價躥升！於是人們就見到了大白們在上海街頭的變本加厲，肆無忌憚。

更是有不少大白門來自外省市的農村地區，他們往往有著毛澤東情結，相信毛澤東的詛咒語“農村包圍城市”，內心對待上海，這個以魔都著稱的城市有著較深的嫉恨，於是今天找到了發泄口子，爭當“南京路上好八連”，侮辱上海人一番，五十步笑百步，好不痛快啊！

上海本地市民，生存在全民抗疫的如此高壓境遇，顯得勢單力孤，不得不進行一場忍耐之心的大考驗。雖說是有海派氣質，但是多年來在習氏毛左政治侵染下，上海人漸漸變得麻木起來，中國傳統習性在增強，一個“忍”字當頭，懂得“看三勢”，學會“拎得清”，不做“填刀頭”，好漢不吃眼前虧，識時務者為俊傑，好死不如賴活著——與內地的庸眾一樣，都是媳婦受熬的心態——如此則喪失了做人的真誠性和崇高性。

 

                                                    施衛江

寫於 美國紐約

2022年5月26日上海抗疫為何如此狂暴？

 

最近，上海人民沉浸在“靜態管理、動態清零”的極度悲憤中，二個月來的抗疫，上海居民要麽封閉在家裏，要麽隔離在方艙，要麽入住醫院，最慘的是一些外地來滬的農民工、送貨員和運輸汽車司機，隻得睡眠在大街上、橋孔下、卡車裏，還不得行走出受封圍欄，還得不到足夠食物。不管呆在城市哪個角落，是富人或窮人，是教授還是乞丐，人人自危，生活無序，商店關門，藥品斷供，生存所需的基本食品、日用品都要靠手機上操作去“搶”，凡是不會手機操作就隻能等死，非新冠病毒引起的疾病都不算是“病”，假如某個病人不能出示有效核酸測試陰性證明，病人均得不到及時救治，更惡劣的措施是，要裝配鐵網在管控區的每一棟民宅樓的大門口，予以嚴加防範管製，防市民如防盜賊！“大白”警察容許隨意闖進市民家中搞“執法”，市民蒙受盡多的不幸和災難可就是不容許公開自由發聲喊冤！

嗚呼！號稱“國家主人”的上海市民，本是代表中國最具先進生產力的一族群體，理應充分釋放出上海市民的聰明才幹去搞建設，然而在黨中央的“清零”政策強製下，海派靈性竟然大肆遭受踐踏，人格尊嚴被貶至不及囚徒的卑下，被準許的行動自由還不如圈養的禽畜。哀哉！上海市民的生存境況是多麽孤苦伶仃無助，上海市民的精神抑鬱是何等淒淒慘慘戚戚。

由中央政府主導的抗疫“清零”，為什麽要對上海人民動用如此的粗暴、野蠻、獸性、瘋狂？這在西方自由世界看來，簡直太不可思議了！根源究竟是什麽呢？

 

（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發生在上海的抗疫狂暴當然不是海派文化傳承的特質，而是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親自部署指揮、密集指示批示”來進行，這位總書記宣稱：“我們的防控方針是由黨的性質和宗旨決定的”，“從黨的性質宗旨認識疫情防控方針”，當然不是飛來之石，而是經有悠久曆史的中國傳統孵化而成，它僵硬地主宰著當今中國政治的一切。欲懂得這場清零抗疫的真實意圖，須深入了解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須了解中國的民風民俗，尤其是陝北地區。

近年來，習近平嫻熟地運用他的政治手腕使大權獨攬，業已形成“九鼎之尊”局麵，且有越演越烈之勢，在其統治下的社會官僚機器不斷強化威權形式，這使得後者形式的高度威權化又促進了前者的獨裁，而前者專斷橫行又反哺後者，兩者互為反饋，攜手共進，就此全民奴性且增強不少——此即如德國學者齊美爾所講的社會學中“相互作用”的形式，對於這種“形式”的具體表達，深得魯迅精神之魂的北京大學中文係教授錢理群曾經論述道：“在一個專製統治下價值封閉的體係內，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是處在同一個價值點上的交流與反饋”（大意如此）。

可想而知，當今中國的政治形態正是走在全麵複辟傳統封建腐朽製度的路上。專製政治乃乾綱獨斷、定於一尊，且說今日中國之專製暴虐，極大地來自最高統治者的德性，習近平妄圖複辟文革，大開曆史倒車，朝思暮想他的皇帝迷夢，再造新時代的秦始皇、毛澤東。

    由此，習近平打造的強專製主義為他的暴政鋪設了平坦大道，布置於“全國一盤棋”格局下，海派上海市民深深感受到文革高潮時的毛式家天下：朕即真理，朕即國家。今天，統帥一聲令，三軍風雷動，酷政促奴性，令箭催遵命，從廟堂衙門，抵基層庸眾，政令一路暢行，貫徹無阻。

以習近平的“家天下”框架來看，上海的抗疫特別需要展示“中國共產黨所具有的無比堅強的領導力，是風雨來襲時中國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要展示中共統治下的製度“優越性”和“合法性”，更確切地說，還需要充分展示習近平總書記的“英明、偉大”形象，為他的正式“登基”皇座打基礎。構建如此之宏大敘事，習家中央政府定義了新冠病毒的抗疫是一場“人民戰爭”，全黨全民統一步調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部署”來進行的，這位總書記一再強調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堅持動態清零總方針不猶豫不動搖”，“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要把抗疫當作“為人民服務”。

以現代性的倫理學來論述，“人民”是個宏大敘事，是形而上之“大魅”，在以“人民”的名義大肆鼓噪、渲染之下，若開啟“幽暗之門”，可以發現，這隻是一塊“超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的招牌，其投射出的真實價值意向往往是希冀反饋回報給投射者自己，即小人心眼、小人心境的“自我、本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乃罪惡之淵藪，其鄙陋卑下、猥瑣不堪！

魯迅先生早就發現，中國的儒家典籍中充滿了“仁者愛人”之語，但是魯迅卻揭穿了其“瞞和騙”，其實質就是“以理殺人”！

今天的上海，把“人民”當作“綱領”來處置具體的全民抗疫，就意味著其餘事情全得靠邊讓路，抗疫以外的事情全都隻是與個人利益掛鉤而已，都是掛靠不上“人民”這個宏偉大宗旨，“人民”這個抽象綱領既然被強化得如此之高大上、偉光正，乃綱舉目張，和尚打傘，為所欲為、不擇手段！

 

（二）“不忘初心，牢記使命”

 

“初心”是習近平執政時代十分時髦的政治詞匯，既然被張揚得如此之“時髦”，它必定隱含有欺騙性！它試圖讓人民感受習的“青春故事”，聆聽他的“梁家河插隊的經曆”，規訓人民的情操，是一項典型的“洗腦工程”。

眾所周知，習近平在福建、浙江和上海三地工作過，已經獲得相當多的東南沿海地區工作的經驗，這些地區比起北方內地來具有相對較高的改革開放性，經濟結構大多是外向型，經濟水平也相應較高，治理較為先進。按照常規思路，要想當上一個大國有作為的主政者，其精神領域的價值觀訴求，本來應該引導國民走上現代化之路，深化改革，大大發揚沿海地區的先進經驗和業績成就，使融合到全球化的經濟圈中，學習西方發達的市場經濟和人文精神，求得國家發展踏上新台階。然而習近平卻不張揚他在沿海地區的經曆，反而大大弘揚在北方落後農村的生活感受、工作經曆——這就值得正義的人們去警惕和深思了。

與毛澤東一樣，習近平自身的秉性就是十分的“土”，在漢語網絡上，不滿的網民將習近平蔑稱為“包子”，意思有“土氣”之意，也就是傳統、愚昧、落後的代名詞。這與《論語》：“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意思相近，懷土就是戀土而安逸，營造個人小天地，即小人德性。我們來看看習近平是如何的“初心”？

“初心”在心理學上可稱為“原型”（榮格：archetypes），習的“原型”有“戀土情結”，顯然相悖於東南沿海地區的現代性精神品質，而在於他不斷吹噓的“土”字而凸出，即“農民情結、三農情懷”，習常稱：“我也是從農村出來的”，“我們這一代人也有這個情結，一定要把我們的老百姓，特別是我們的農民扶一把。”聽聽他的念念有詞“不忘初心”，從“習近平總書記從小就有農村情結”，可推斷習之“戀土”有小人之心：

1.  陝北延安梁家河，習近平插隊在此，據說練就了一套“大學問”，那真是了不得啊！
2. “老家富平曾在習近平迷惘彷徨時給予他溫暖”，陝西省富平縣臨近於曆史上京兆地區，這裏曾經是大一統帝國的中央權力地帶，即有秦、漢、隋、唐四朝大帝國定都於鹹陽、長安，這一家鄉情懷深深地烙印到習近平的人格秉性，使得習內心期盼著大一統政治。
3. 習近平時時要造訪河北省西柏坡，該地是毛派紅色經典的精神發源地，價值連城，非常值得習去流連忘返，就此習想要“弘揚西柏坡精神”。
4. 河北省正定縣，習年輕時候曾工作在此，當時是“農業學大寨”的先進樣板縣，是毛澤東樹立起來的一麵旗幟，同樣是紅色經典，值得去大力追捧，流芳百世。

    作為一個農業人口眾多的大國，農業生產當然需要去關心，農民的利益也當然需要去關心，任何一個具有現代化常識的人，必定知道：農民生活的大幅度改善，必須是由農業現代化來帶動，而農業現代化必須是由工業現代化來帶動，而工業現代化必須是由科技、經濟和製度等的各項現代化來帶動，需要重視精神文明的力量，也就是人的主體性自由的大發揚。然而中國的習某卻是完全的反其道而行之：要論價值觀的定位？什麽的工業、科技、文教、經濟、金融、製度、法治等等的重要發展項目全都擱置在邊上，就是因為這些不含有“初心”，從而全都被當做不重要的思想議題來處理，眼下最最要緊的事情是定位在“農民情結”、“黃土情結”之上：“不忘初心，牢記使命”——老是要把目光盯住在最最落後地區的農民生存價值觀上——這是怎麽樣的心態？怎麽樣的鬼魅心思啊？

人都是有個性的，共產黨執政也如此。理解了習近平的執政個性是那麽的“土裏土氣”，於是懂得：上海抗疫就是充滿習包子特色之土：“鞋子合不合腳，自己穿著才知道。”——紅色經典，土法上馬！   

 

•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方山水有一方風情

 

 共產黨信仰“辯證唯物主義”，其教條說：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確，特定的社會曆史地理環境可以塑造特定的精神氣質。成語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南橘北枳。按辯證法精神，反之亦然，如：彩蝶戀鮮花，蒼蠅叮臭肉；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智者樂水，仁者樂山。說到中國人的“土”，尚有各個地方的各個民風民俗民情，還可細分。

德國學者馬克斯·舍勒的行為學理論認為，能感悟到生活世界的價值和價值秩序的感情是成為行為意欲最深層的基礎部分，而這種感情決定著行為意欲的努力方向。但是舍勒又認為，不能把在一個時代和民族中流行或支配人們價值偏愛的評價係統所具有的“倫理結構”等同於作為價值優先法則的價值本身的客觀秩序。

今天，與西方自由世界一樣，強人習近平也是十分講究“顏色革命”，他將自身個性“土氣”的顏色欽定為中國的“政治正確”，即標準的意識形態，充分施展在上海地方的抗議之中，真實意圖是：以習氏“土氣”淹沒上海“海派”！

那麽究竟怎麽樣評介習包子“土氣”？

第一，純真“紅色基因”，眾所周知，習近平是在紅朝中國、紅色地域、紅色家庭、紅色時代、紅色圈子裏混出來的紅色土特產，紅色元素特濃，大紅特紅超紅。

現代中國有二大文明係統：黃色和藍色。

黃色是內陸型，具有內向封閉性質，其主要的分布地域是在北方的黃土質平原和高原上，其價值資源隻由落後的本土文明來提供（電視劇《河殤》的觀點）。

紅色文明是外來的馬列寧主義與中國本土的黃色文明相結合的產物，被綜合成“毛澤東思想路線”，具有革命的實踐性，但是主要根基還是黃色文明。

    藍色是海洋型，外向開放性質，最初地域分布在東南沿海一帶，隨之改革開放的深化，逐漸擴展至中國的大南方，它是本土文明與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結合的產物。

今天的國情是，北方黃土文明區域經濟全麵落後、蕭條，而南方藍色文明區域市場經濟發展良好，經濟指標高漲。如此經濟地理格局意味著中共統治機器的精神資源麵臨危機，這讓習近平深深不安，習某感受到來自於藍色文明對於紅色政權的威脅：資產階級市民的個體性、獨立性和自由意識在增長，他們不會如黃土地上農民幹活那樣的聽話、遵命和馴服。

遙想1949年3月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正式提出定都北平市的決議，當時的國情正如毛澤東所講：“蔣介石的國都在南京，他的基礎是江浙資本家。我們要把國都建在北平，我們也要在北平找到我們的基礎，這就是工人階級和廣大的勞動群眾。”這講話顯示了：南京的城市精神是藍色，而北平市則是黃色，紅色政權的根基需要由黃色文明來支撐、扶助，才會獲得穩定、可靠。

從前，毛澤東必定熟知曆史典故：“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對藍色文明懷有恐懼：“港台一帶，饕蚊尚多，西方世界，饕蚊成陣。”因此對待曾經位置楚地、而後深藍色的申城上海，毛澤東作指示：要采取“農村包圍城市”戰略。為此，上海外灘海關鍾樓上的大鍾報時，要以深黃色的陝北民歌樂調《東方紅》來進行，使之標誌為城市“主旋律”。要發揚“好八連”榮光，讓他們來到魔都南京路上當“哨兵”，以鎮住充滿資產階級邪念的“霓虹燈”，要加強“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全麵專政”，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今天，習近平憂心忡忡：紅色文明賴以存在基礎的黃色文明正日益蛻化墮落！為此決心拯救，在上海執行“靜態管理、動態清零”，實為一場魔鬼訓練，以鞏固紅色政權的！

 

• 粗人的痞氣，流寇的匪氣

 

紅朝中國首長級高幹的紅二代、紅三代多的是，譬如有劉少奇的兒子，陳雲兒子，鄧小平的兒女，胡耀邦的兒子，葉劍英、江澤民的數個兒女等等，在這一群體裏相比較，習包子就是顯得很“土氣”，這是為什麽呢？

這就是習近平第二個“土”：痞氣+匪氣，這是黃色文明外圍地帶“邊區”之“土氣”。

習近平讀書差勁是知曉的，然而這在首長級的紅後代中較為少見，盡管習近平時常吹噓讀書很多，還煞有介事地列出一長串讀書單來，頗有“此地無銀三百兩”之意。由於不願讀書、讀不進書，習的頭腦難以裝備積聚人類優秀文明的知識。蘇格拉底雲“知識即美德”，其否命題亦同樣成立。現代學者的認識更為精確，知識與美德之間的正向關聯性是需要建立在高概率基礎上，較有科學的合理性。毛澤東閱讀中國古典經書甚多，但也是痞氣+匪氣很濃厚，毛澤東特別讚賞二位流氓痞子皇帝：劉邦和朱元璋，毛把糟粕當作了精粹。

拉馬克的“用進廢退”可以較好解釋，讀書不好的習近平，喜好炫耀他的四肢發達：“我那個時候扛200斤麥子，十裏山路不換肩。”習對頭腦簡單事項：“新時期上山下鄉工程”、“好兒女誌在四方，有誌者奮鬥無悔”，頗有興趣和熱度，可見一斑。習近平坦承其念茲在茲“農民情結”，可以推斷出他的氣質和秉性，天然地與知識性匱缺的泥腿子、四肢發達者、粗布短衫者融通起來，對待海派氣質的上海人就不會有好感，可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

要深入了解習近平的所作所為，需要了解他的個性和風格，需要了解養育習某其秉性、氣質的地方，考察那裏的風土人情。習近平念念不忘他的“初心”之地，就是年輕時候插隊落戶的革命聖地延安，那裏是紅色大本營，更是“紅太陽升起的地方”。對於習近平來說，陝北延安就是他的紅色乳娘，思想養育之地，“作為一個人民公仆，陝北高原是我的根，因為這裏培養出我不變的信念：要為人民做實事！無論我走到哪裏，永遠都是黃土地的兒子。”習近平回憶說，插隊在梁家河，他“看到了人民群眾的根本，真正理解了老百姓”，“我幾乎從來沒哭過，印象較深的兩次哭都是在陝北。”情深誼長啊！

延安市，坐落在陝西省北部，是遊牧文明與農耕文明交融的邊區地帶，漢民族農民世世代代居住此地的曆史中，頻頻遭受多個遊牧民族和部落的相互殺戮、掠奪和洗劫，身處如此蠻族生態的劫掠，釀造出戎狄民風：痞氣+匪氣，漸漸墮落之，本地農耕地上又孵化出次生代的漢族大盜和流寇，如：王嘉胤、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董福祥等等。

大清皇朝晚期，西方殖民主義勢力進入中國東部沿海，紛紛建立起西方式的先進藍色文明，從此經濟格局和重心轉移，地處西北的陝西省經濟文化大幅衰弱，秦風不再，此衰彼漲，當地土匪、土豪卻猖狂起來，到了民國時期，整個陝北地區的匪患尤其嚴重，那時候國民政府的管控力無法抵達陝北，但這恰好為共產黨武裝力量製造出福音來，留給了共軍以極佳的撒野契機和匪盜空間。臭味相投便稱知己，當毛澤東掛帥的大股共軍（紅軍）萬裏迢迢流竄作案來到陝北時候，如魚得水般找準了自己的落腳地，建立起蘇區。

民諺：窮山惡水出刁民，粗茶淡飯無孑遺。肉腐生蛆，蛆熟產蠅；土劣孵匪，匪頑升寇。流寇是土匪發展的頂峰，流寇之所以十分殘暴凶狠毒辣無恥，那是因為流寇作案多是流竄在異地他鄉：1）幾乎碰不上熟人，於是缺乏道德約束；2）罪案的對象都是與己血緣疏遠，於是下得了狠手；3）流竄作案中不容易被抓捕，於是缺乏法律製裁的威懾感。

民國時期的學者傅斯年，曾經把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美國學者餘英時把毛澤東在山上鬧革命歸類為土匪行徑，中共政府體製內走出來的學者阮銘也將當年盤踞在井岡山和延安，建立蘇區的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具體的匪徒而言尚有匪氣強弱的區分，中共領袖中毛澤東、習近平之流痞氣、匪氣特濃，雖然直接將他們比作為流寇尚不恰當，然則深入去思考精神性的高層次本質，就會發現確有近似之處，如操守低劣，隻顧眼前的歡樂和榮耀，不思長治久安的方針、政策和治理，即不具可持續性發展，缺乏人性，不擇手段，不顧人民死活，更扯淡有什麽超越情懷、尋求來世的永生。

上海執行抗疫大行動，是習某心理投射：“習近平總書記親自部署、親自指揮”，乃“初心不改”，大大地用上“梁家河大學問”，卻是來真的：痞氣加匪氣，勁兒十足！

 

• 秦始皇→毛澤東→習近平

 

這三者思想有著較大的傳承性。中共的建黨、建國都是繼承了中國傳統“外儒內法”的一套專製主義本色，馬克思主義成分並不多，如“緊密團結在以某某某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就是中共執政文化的萬能公式，其“春秋大義”足令執政者癡迷不已。

中國政治延續了千年的專製主義，其要數秦始皇的大一統治理格局最具開創、暴虐和傳承，其遺產深深地烙印在中華民族的政治文化基因上。《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今皇帝並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傳承至後世，中共統治者毛澤東、習近平極為崇拜、讚賞，毛澤東自稱：“馬克思加秦始皇”，自比“秦皇、漢武”。習近平是粗人，缺文秀，但配有禦用導演張藝謀來代言，原籍秦地的張藝謀以其電影作品的大氣磅礴著稱，如《英雄》、《大秦賦》、《大秦帝國》等頗有氣勢恢宏，詠古頌今，頌揚獨裁，乃深合主子旨意。

籍貫秦地的習近平似乎比毛澤東更領悟大秦遺風，他也有著構建大一統政治的強烈欲求，冒進浮誇，圖大貪功，舉凡黨、政、軍、財、經、文、教、農、工、商等各界各行，都得讓習來獨攬一身、定於一尊，還妄想對外擴張，天下一統。毛時代流行詞：“全國一盤棋”，如今又翻舊出新而熱炒，以“一言堂”淩駕天下，特別用於上海的抗疫。

中國人骨子裏有“天人合一”，混沌一氣的原始思維和巫術，這集體無意識天然地被大一統政治統攝，進而主導了亞細亞生產方式，在古代，它有利於治理水患、開挖運河、修建長城、建造皇宮等大型項目。在當今，有利於以舉國之力操辦上海防控。在思想意識高度，可以塑造全民的遵命、服從、聽話，即奴性，這恰是習近平的“不忘使命”：“凝聚全民抗疫的強大共識”。

在大一統政治如火如荼的文革期間，誇張而高調的道義目的論籠罩住中國大地上的各項各業，如有“農業以糧為綱、工業以鋼為綱。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於是到處呈現“一刀切”現象，凡是與“綱”不合之事，全得讓步，退避。

今天上海的抗疫正是一刀切做法：為了抗疫的宏偉大業，其他事情全都算不得“事情”，那怕是危機人生命的要事。再如，“同層密接隔離政策”，一人得陽整樓隔離，幾人得陽整區封閉。搞得：簡單直接粗暴，次生災害不斷，雞飛狗跳，人心惶惶。

 

• 外儒內法，臉麵爭光

 

習近平頗想搞《厲害了，我的國》，可看出習的“初心”中有“大秦”情愫，但不唯此。習熟知亡秦之故，暴秦之害，了解《過秦論》，於是就看重《荀子》思想，希望借鑒儒家思想補救暴秦之偏，但這隻是延續了曆史上慣行的“外儒內法”傳統，毫無創意。

以現代人的目光審視，法家思想並非全都是負麵的，糟糕的。譬如，法家的政治思想有“緣法而治”、“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法不阿貴，繩不撓曲”、“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等——貫徹一條法治平等的路線。

秦之後曆代皇朝，形成傳統的官方和上層社會的意識形態是儒家思想，儒家在治國綱要上對法家進行修正，改變其嚴刑律法、冷酷無情、對人性的踐踏，而用溫情脈脈的道德麵紗來遮蓋人心自私之惡。然而儒家的溫情脈脈卻是斷然排斥法家的平等觀，十分講究等級秩序的排位：“尊尊、親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樣導致另一種人性醜惡的釋放。

無論是法家抑或儒家，都嚴重匱乏精神超越性，使得中國人滑落到小人德性的急切功利性，熱衷於超近距離的貼身肉搏，這突出表現為儒家的“麵子文化”，即等級競爭。

今天，習近平把上海抗疫重重地押寶在他的麵子上：看吧，環顧世界，唯有我習某才能夠做到新冠病毒“清零”，豐功偉業啊；溥天之下，皆我臣屬；溥天之下，盡表忠心！

開啟小人心境：這就是習近平的“初心、使命”不可告人的真正用意所在！清零政策來自權力最高層，而下層執行者在習某巫祝之辭誘導下，層層加碼，步步緊逼，使防疫措施變得越來越嚴苛，越來越不通人情，越來越背離常識，卻迎來了中國式“麵子”大豐收！    

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今天，活躍在上海街頭的“大白”誌願者，大多來自社會底層，他們深知等級社會的底層生活之艱辛、悲愴、卑賤、滄桑，受欺受壓，吃苦甚多，在心坎中積滿了多多的怨恨，為此張公百忍，隻是期盼著猴年馬月有個身份升遷，從此羊與狼的位置對調，角色得以變換，從此終於有了發泄的口子和對象，就如二十年媳婦熬成婆婆那樣。今天好機會來了，讓底層誌願者們身披白大褂，臂佩紅袖章，頓時獲得了權力，身價躥升！於是人們就見到了大白們在上海街頭的變本加厲，肆無忌憚。

更是有不少大白門來自外省市的農村地區，他們往往有著毛澤東情結，相信毛澤東的詛咒語“農村包圍城市”，內心對待上海，這個以魔都著稱的城市有著較深的嫉恨，於是今天找到了發泄口子，爭當“南京路上好八連”，侮辱上海人一番，五十步笑百步，好不痛快啊！

上海本地市民，生存在全民抗疫的如此高壓境遇，顯得勢單力孤，不得不進行一場忍耐之心的大考驗。雖說是有海派氣質，但是多年來在習氏毛左政治侵染下，上海人漸漸變得麻木起來，中國傳統習性在增強，一個“忍”字當頭，懂得“看三勢”，學會“拎得清”，不做“填刀頭”，好漢不吃眼前虧，識時務者為俊傑，好死不如賴活著——與內地的庸眾一樣，都是媳婦受熬的心態——如此則喪失了做人的真誠性和崇高性。

 

                                                    施衛江

寫於 美國紐約

2022年5月26日上海抗疫為何如此狂暴？

 

最近，上海人民沉浸在“靜態管理、動態清零”的極度悲憤中，二個月來的抗疫，上海居民要麽封閉在家裏，要麽隔離在方艙，要麽入住醫院，最慘的是一些外地來滬的農民工、送貨員和運輸汽車司機，隻得睡眠在大街上、橋孔下、卡車裏，還不得行走出受封圍欄，還得不到足夠食物。不管呆在城市哪個角落，是富人或窮人，是教授還是乞丐，人人自危，生活無序，商店關門，藥品斷供，生存所需的基本食品、日用品都要靠手機上操作去“搶”，凡是不會手機操作就隻能等死，非新冠病毒引起的疾病都不算是“病”，假如某個病人不能出示有效核酸測試陰性證明，病人均得不到及時救治，更惡劣的措施是，要裝配鐵網在管控區的每一棟民宅樓的大門口，予以嚴加防範管製，防市民如防盜賊！“大白”警察容許隨意闖進市民家中搞“執法”，市民蒙受盡多的不幸和災難可就是不容許公開自由發聲喊冤！

嗚呼！號稱“國家主人”的上海市民，本是代表中國最具先進生產力的一族群體，理應充分釋放出上海市民的聰明才幹去搞建設，然而在黨中央的“清零”政策強製下，海派靈性竟然大肆遭受踐踏，人格尊嚴被貶至不及囚徒的卑下，被準許的行動自由還不如圈養的禽畜。哀哉！上海市民的生存境況是多麽孤苦伶仃無助，上海市民的精神抑鬱是何等淒淒慘慘戚戚。

由中央政府主導的抗疫“清零”，為什麽要對上海人民動用如此的粗暴、野蠻、獸性、瘋狂？這在西方自由世界看來，簡直太不可思議了！根源究竟是什麽呢？

 

（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發生在上海的抗疫狂暴當然不是海派文化傳承的特質，而是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親自部署指揮、密集指示批示”來進行，這位總書記宣稱：“我們的防控方針是由黨的性質和宗旨決定的”，“從黨的性質宗旨認識疫情防控方針”，當然不是飛來之石，而是經有悠久曆史的中國傳統孵化而成，它僵硬地主宰著當今中國政治的一切。欲懂得這場清零抗疫的真實意圖，須深入了解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須了解中國的民風民俗，尤其是陝北地區。

近年來，習近平嫻熟地運用他的政治手腕使大權獨攬，業已形成“九鼎之尊”局麵，且有越演越烈之勢，在其統治下的社會官僚機器不斷強化威權形式，這使得後者形式的高度威權化又促進了前者的獨裁，而前者專斷橫行又反哺後者，兩者互為反饋，攜手共進，就此全民奴性且增強不少——此即如德國學者齊美爾所講的社會學中“相互作用”的形式，對於這種“形式”的具體表達，深得魯迅精神之魂的北京大學中文係教授錢理群曾經論述道：“在一個專製統治下價值封閉的體係內，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是處在同一個價值點上的交流與反饋”（大意如此）。

可想而知，當今中國的政治形態正是走在全麵複辟傳統封建腐朽製度的路上。專製政治乃乾綱獨斷、定於一尊，且說今日中國之專製暴虐，極大地來自最高統治者的德性，習近平妄圖複辟文革，大開曆史倒車，朝思暮想他的皇帝迷夢，再造新時代的秦始皇、毛澤東。

    由此，習近平打造的強專製主義為他的暴政鋪設了平坦大道，布置於“全國一盤棋”格局下，海派上海市民深深感受到文革高潮時的毛式家天下：朕即真理，朕即國家。今天，統帥一聲令，三軍風雷動，酷政促奴性，令箭催遵命，從廟堂衙門，抵基層庸眾，政令一路暢行，貫徹無阻。

以習近平的“家天下”框架來看，上海的抗疫特別需要展示“中國共產黨所具有的無比堅強的領導力，是風雨來襲時中國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要展示中共統治下的製度“優越性”和“合法性”，更確切地說，還需要充分展示習近平總書記的“英明、偉大”形象，為他的正式“登基”皇座打基礎。構建如此之宏大敘事，習家中央政府定義了新冠病毒的抗疫是一場“人民戰爭”，全黨全民統一步調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部署”來進行的，這位總書記一再強調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堅持動態清零總方針不猶豫不動搖”，“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要把抗疫當作“為人民服務”。

以現代性的倫理學來論述，“人民”是個宏大敘事，是形而上之“大魅”，在以“人民”的名義大肆鼓噪、渲染之下，若開啟“幽暗之門”，可以發現，這隻是一塊“超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的招牌，其投射出的真實價值意向往往是希冀反饋回報給投射者自己，即小人心眼、小人心境的“自我、本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乃罪惡之淵藪，其鄙陋卑下、猥瑣不堪！

魯迅先生早就發現，中國的儒家典籍中充滿了“仁者愛人”之語，但是魯迅卻揭穿了其“瞞和騙”，其實質就是“以理殺人”！

今天的上海，把“人民”當作“綱領”來處置具體的全民抗疫，就意味著其餘事情全得靠邊讓路，抗疫以外的事情全都隻是與個人利益掛鉤而已，都是掛靠不上“人民”這個宏偉大宗旨，“人民”這個抽象綱領既然被強化得如此之高大上、偉光正，乃綱舉目張，和尚打傘，為所欲為、不擇手段！

 

（二）“不忘初心，牢記使命”

 

“初心”是習近平執政時代十分時髦的政治詞匯，既然被張揚得如此之“時髦”，它必定隱含有欺騙性！它試圖讓人民感受習的“青春故事”，聆聽他的“梁家河插隊的經曆”，規訓人民的情操，是一項典型的“洗腦工程”。

眾所周知，習近平在福建、浙江和上海三地工作過，已經獲得相當多的東南沿海地區工作的經驗，這些地區比起北方內地來具有相對較高的改革開放性，經濟結構大多是外向型，經濟水平也相應較高，治理較為先進。按照常規思路，要想當上一個大國有作為的主政者，其精神領域的價值觀訴求，本來應該引導國民走上現代化之路，深化改革，大大發揚沿海地區的先進經驗和業績成就，使融合到全球化的經濟圈中，學習西方發達的市場經濟和人文精神，求得國家發展踏上新台階。然而習近平卻不張揚他在沿海地區的經曆，反而大大弘揚在北方落後農村的生活感受、工作經曆——這就值得正義的人們去警惕和深思了。

與毛澤東一樣，習近平自身的秉性就是十分的“土”，在漢語網絡上，不滿的網民將習近平蔑稱為“包子”，意思有“土氣”之意，也就是傳統、愚昧、落後的代名詞。這與《論語》：“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意思相近，懷土就是戀土而安逸，營造個人小天地，即小人德性。我們來看看習近平是如何的“初心”？

“初心”在心理學上可稱為“原型”（榮格：archetypes），習的“原型”有“戀土情結”，顯然相悖於東南沿海地區的現代性精神品質，而在於他不斷吹噓的“土”字而凸出，即“農民情結、三農情懷”，習常稱：“我也是從農村出來的”，“我們這一代人也有這個情結，一定要把我們的老百姓，特別是我們的農民扶一把。”聽聽他的念念有詞“不忘初心”，從“習近平總書記從小就有農村情結”，可推斷習之“戀土”有小人之心：

1.  陝北延安梁家河，習近平插隊在此，據說練就了一套“大學問”，那真是了不得啊！
2. “老家富平曾在習近平迷惘彷徨時給予他溫暖”，陝西省富平縣臨近於曆史上京兆地區，這裏曾經是大一統帝國的中央權力地帶，即有秦、漢、隋、唐四朝大帝國定都於鹹陽、長安，這一家鄉情懷深深地烙印到習近平的人格秉性，使得習內心期盼著大一統政治。
3. 習近平時時要造訪河北省西柏坡，該地是毛派紅色經典的精神發源地，價值連城，非常值得習去流連忘返，就此習想要“弘揚西柏坡精神”。
4. 河北省正定縣，習年輕時候曾工作在此，當時是“農業學大寨”的先進樣板縣，是毛澤東樹立起來的一麵旗幟，同樣是紅色經典，值得去大力追捧，流芳百世。

    作為一個農業人口眾多的大國，農業生產當然需要去關心，農民的利益也當然需要去關心，任何一個具有現代化常識的人，必定知道：農民生活的大幅度改善，必須是由農業現代化來帶動，而農業現代化必須是由工業現代化來帶動，而工業現代化必須是由科技、經濟和製度等的各項現代化來帶動，需要重視精神文明的力量，也就是人的主體性自由的大發揚。然而中國的習某卻是完全的反其道而行之：要論價值觀的定位？什麽的工業、科技、文教、經濟、金融、製度、法治等等的重要發展項目全都擱置在邊上，就是因為這些不含有“初心”，從而全都被當做不重要的思想議題來處理，眼下最最要緊的事情是定位在“農民情結”、“黃土情結”之上：“不忘初心，牢記使命”——老是要把目光盯住在最最落後地區的農民生存價值觀上——這是怎麽樣的心態？怎麽樣的鬼魅心思啊？

人都是有個性的，共產黨執政也如此。理解了習近平的執政個性是那麽的“土裏土氣”，於是懂得：上海抗疫就是充滿習包子特色之土：“鞋子合不合腳，自己穿著才知道。”——紅色經典，土法上馬！   

 

•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方山水有一方風情

 

 共產黨信仰“辯證唯物主義”，其教條說：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確，特定的社會曆史地理環境可以塑造特定的精神氣質。成語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南橘北枳。按辯證法精神，反之亦然，如：彩蝶戀鮮花，蒼蠅叮臭肉；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智者樂水，仁者樂山。說到中國人的“土”，尚有各個地方的各個民風民俗民情，還可細分。

德國學者馬克斯·舍勒的行為學理論認為，能感悟到生活世界的價值和價值秩序的感情是成為行為意欲最深層的基礎部分，而這種感情決定著行為意欲的努力方向。但是舍勒又認為，不能把在一個時代和民族中流行或支配人們價值偏愛的評價係統所具有的“倫理結構”等同於作為價值優先法則的價值本身的客觀秩序。

今天，與西方自由世界一樣，強人習近平也是十分講究“顏色革命”，他將自身個性“土氣”的顏色欽定為中國的“政治正確”，即標準的意識形態，充分施展在上海地方的抗議之中，真實意圖是：以習氏“土氣”淹沒上海“海派”！

那麽究竟怎麽樣評介習包子“土氣”？

第一，純真“紅色基因”，眾所周知，習近平是在紅朝中國、紅色地域、紅色家庭、紅色時代、紅色圈子裏混出來的紅色土特產，紅色元素特濃，大紅特紅超紅。

現代中國有二大文明係統：黃色和藍色。

黃色是內陸型，具有內向封閉性質，其主要的分布地域是在北方的黃土質平原和高原上，其價值資源隻由落後的本土文明來提供（電視劇《河殤》的觀點）。

紅色文明是外來的馬列寧主義與中國本土的黃色文明相結合的產物，被綜合成“毛澤東思想路線”，具有革命的實踐性，但是主要根基還是黃色文明。

    藍色是海洋型，外向開放性質，最初地域分布在東南沿海一帶，隨之改革開放的深化，逐漸擴展至中國的大南方，它是本土文明與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結合的產物。

今天的國情是，北方黃土文明區域經濟全麵落後、蕭條，而南方藍色文明區域市場經濟發展良好，經濟指標高漲。如此經濟地理格局意味著中共統治機器的精神資源麵臨危機，這讓習近平深深不安，習某感受到來自於藍色文明對於紅色政權的威脅：資產階級市民的個體性、獨立性和自由意識在增長，他們不會如黃土地上農民幹活那樣的聽話、遵命和馴服。

遙想1949年3月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正式提出定都北平市的決議，當時的國情正如毛澤東所講：“蔣介石的國都在南京，他的基礎是江浙資本家。我們要把國都建在北平，我們也要在北平找到我們的基礎，這就是工人階級和廣大的勞動群眾。”這講話顯示了：南京的城市精神是藍色，而北平市則是黃色，紅色政權的根基需要由黃色文明來支撐、扶助，才會獲得穩定、可靠。

從前，毛澤東必定熟知曆史典故：“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對藍色文明懷有恐懼：“港台一帶，饕蚊尚多，西方世界，饕蚊成陣。”因此對待曾經位置楚地、而後深藍色的申城上海，毛澤東作指示：要采取“農村包圍城市”戰略。為此，上海外灘海關鍾樓上的大鍾報時，要以深黃色的陝北民歌樂調《東方紅》來進行，使之標誌為城市“主旋律”。要發揚“好八連”榮光，讓他們來到魔都南京路上當“哨兵”，以鎮住充滿資產階級邪念的“霓虹燈”，要加強“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全麵專政”，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今天，習近平憂心忡忡：紅色文明賴以存在基礎的黃色文明正日益蛻化墮落！為此決心拯救，在上海執行“靜態管理、動態清零”，實為一場魔鬼訓練，以鞏固紅色政權的！

 

• 粗人的痞氣，流寇的匪氣

 

紅朝中國首長級高幹的紅二代、紅三代多的是，譬如有劉少奇的兒子，陳雲兒子，鄧小平的兒女，胡耀邦的兒子，葉劍英、江澤民的數個兒女等等，在這一群體裏相比較，習包子就是顯得很“土氣”，這是為什麽呢？

這就是習近平第二個“土”：痞氣+匪氣，這是黃色文明外圍地帶“邊區”之“土氣”。

習近平讀書差勁是知曉的，然而這在首長級的紅後代中較為少見，盡管習近平時常吹噓讀書很多，還煞有介事地列出一長串讀書單來，頗有“此地無銀三百兩”之意。由於不願讀書、讀不進書，習的頭腦難以裝備積聚人類優秀文明的知識。蘇格拉底雲“知識即美德”，其否命題亦同樣成立。現代學者的認識更為精確，知識與美德之間的正向關聯性是需要建立在高概率基礎上，較有科學的合理性。毛澤東閱讀中國古典經書甚多，但也是痞氣+匪氣很濃厚，毛澤東特別讚賞二位流氓痞子皇帝：劉邦和朱元璋，毛把糟粕當作了精粹。

拉馬克的“用進廢退”可以較好解釋，讀書不好的習近平，喜好炫耀他的四肢發達：“我那個時候扛200斤麥子，十裏山路不換肩。”習對頭腦簡單事項：“新時期上山下鄉工程”、“好兒女誌在四方，有誌者奮鬥無悔”，頗有興趣和熱度，可見一斑。習近平坦承其念茲在茲“農民情結”，可以推斷出他的氣質和秉性，天然地與知識性匱缺的泥腿子、四肢發達者、粗布短衫者融通起來，對待海派氣質的上海人就不會有好感，可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

要深入了解習近平的所作所為，需要了解他的個性和風格，需要了解養育習某其秉性、氣質的地方，考察那裏的風土人情。習近平念念不忘他的“初心”之地，就是年輕時候插隊落戶的革命聖地延安，那裏是紅色大本營，更是“紅太陽升起的地方”。對於習近平來說，陝北延安就是他的紅色乳娘，思想養育之地，“作為一個人民公仆，陝北高原是我的根，因為這裏培養出我不變的信念：要為人民做實事！無論我走到哪裏，永遠都是黃土地的兒子。”習近平回憶說，插隊在梁家河，他“看到了人民群眾的根本，真正理解了老百姓”，“我幾乎從來沒哭過，印象較深的兩次哭都是在陝北。”情深誼長啊！

延安市，坐落在陝西省北部，是遊牧文明與農耕文明交融的邊區地帶，漢民族農民世世代代居住此地的曆史中，頻頻遭受多個遊牧民族和部落的相互殺戮、掠奪和洗劫，身處如此蠻族生態的劫掠，釀造出戎狄民風：痞氣+匪氣，漸漸墮落之，本地農耕地上又孵化出次生代的漢族大盜和流寇，如：王嘉胤、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董福祥等等。

大清皇朝晚期，西方殖民主義勢力進入中國東部沿海，紛紛建立起西方式的先進藍色文明，從此經濟格局和重心轉移，地處西北的陝西省經濟文化大幅衰弱，秦風不再，此衰彼漲，當地土匪、土豪卻猖狂起來，到了民國時期，整個陝北地區的匪患尤其嚴重，那時候國民政府的管控力無法抵達陝北，但這恰好為共產黨武裝力量製造出福音來，留給了共軍以極佳的撒野契機和匪盜空間。臭味相投便稱知己，當毛澤東掛帥的大股共軍（紅軍）萬裏迢迢流竄作案來到陝北時候，如魚得水般找準了自己的落腳地，建立起蘇區。

民諺：窮山惡水出刁民，粗茶淡飯無孑遺。肉腐生蛆，蛆熟產蠅；土劣孵匪，匪頑升寇。流寇是土匪發展的頂峰，流寇之所以十分殘暴凶狠毒辣無恥，那是因為流寇作案多是流竄在異地他鄉：1）幾乎碰不上熟人，於是缺乏道德約束；2）罪案的對象都是與己血緣疏遠，於是下得了狠手；3）流竄作案中不容易被抓捕，於是缺乏法律製裁的威懾感。

民國時期的學者傅斯年，曾經把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美國學者餘英時把毛澤東在山上鬧革命歸類為土匪行徑，中共政府體製內走出來的學者阮銘也將當年盤踞在井岡山和延安，建立蘇區的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具體的匪徒而言尚有匪氣強弱的區分，中共領袖中毛澤東、習近平之流痞氣、匪氣特濃，雖然直接將他們比作為流寇尚不恰當，然則深入去思考精神性的高層次本質，就會發現確有近似之處，如操守低劣，隻顧眼前的歡樂和榮耀，不思長治久安的方針、政策和治理，即不具可持續性發展，缺乏人性，不擇手段，不顧人民死活，更扯淡有什麽超越情懷、尋求來世的永生。

上海執行抗疫大行動，是習某心理投射：“習近平總書記親自部署、親自指揮”，乃“初心不改”，大大地用上“梁家河大學問”，卻是來真的：痞氣加匪氣，勁兒十足！

 

• 秦始皇→毛澤東→習近平

 

這三者思想有著較大的傳承性。中共的建黨、建國都是繼承了中國傳統“外儒內法”的一套專製主義本色，馬克思主義成分並不多，如“緊密團結在以某某某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就是中共執政文化的萬能公式，其“春秋大義”足令執政者癡迷不已。

中國政治延續了千年的專製主義，其要數秦始皇的大一統治理格局最具開創、暴虐和傳承，其遺產深深地烙印在中華民族的政治文化基因上。《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今皇帝並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傳承至後世，中共統治者毛澤東、習近平極為崇拜、讚賞，毛澤東自稱：“馬克思加秦始皇”，自比“秦皇、漢武”。習近平是粗人，缺文秀，但配有禦用導演張藝謀來代言，原籍秦地的張藝謀以其電影作品的大氣磅礴著稱，如《英雄》、《大秦賦》、《大秦帝國》等頗有氣勢恢宏，詠古頌今，頌揚獨裁，乃深合主子旨意。

籍貫秦地的習近平似乎比毛澤東更領悟大秦遺風，他也有著構建大一統政治的強烈欲求，冒進浮誇，圖大貪功，舉凡黨、政、軍、財、經、文、教、農、工、商等各界各行，都得讓習來獨攬一身、定於一尊，還妄想對外擴張，天下一統。毛時代流行詞：“全國一盤棋”，如今又翻舊出新而熱炒，以“一言堂”淩駕天下，特別用於上海的抗疫。

中國人骨子裏有“天人合一”，混沌一氣的原始思維和巫術，這集體無意識天然地被大一統政治統攝，進而主導了亞細亞生產方式，在古代，它有利於治理水患、開挖運河、修建長城、建造皇宮等大型項目。在當今，有利於以舉國之力操辦上海防控。在思想意識高度，可以塑造全民的遵命、服從、聽話，即奴性，這恰是習近平的“不忘使命”：“凝聚全民抗疫的強大共識”。

在大一統政治如火如荼的文革期間，誇張而高調的道義目的論籠罩住中國大地上的各項各業，如有“農業以糧為綱、工業以鋼為綱。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於是到處呈現“一刀切”現象，凡是與“綱”不合之事，全得讓步，退避。

今天上海的抗疫正是一刀切做法：為了抗疫的宏偉大業，其他事情全都算不得“事情”，那怕是危機人生命的要事。再如，“同層密接隔離政策”，一人得陽整樓隔離，幾人得陽整區封閉。搞得：簡單直接粗暴，次生災害不斷，雞飛狗跳，人心惶惶。

 

• 外儒內法，臉麵爭光

 

習近平頗想搞《厲害了，我的國》，可看出習的“初心”中有“大秦”情愫，但不唯此。習熟知亡秦之故，暴秦之害，了解《過秦論》，於是就看重《荀子》思想，希望借鑒儒家思想補救暴秦之偏，但這隻是延續了曆史上慣行的“外儒內法”傳統，毫無創意。

以現代人的目光審視，法家思想並非全都是負麵的，糟糕的。譬如，法家的政治思想有“緣法而治”、“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法不阿貴，繩不撓曲”、“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等——貫徹一條法治平等的路線。

秦之後曆代皇朝，形成傳統的官方和上層社會的意識形態是儒家思想，儒家在治國綱要上對法家進行修正，改變其嚴刑律法、冷酷無情、對人性的踐踏，而用溫情脈脈的道德麵紗來遮蓋人心自私之惡。然而儒家的溫情脈脈卻是斷然排斥法家的平等觀，十分講究等級秩序的排位：“尊尊、親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樣導致另一種人性醜惡的釋放。

無論是法家抑或儒家，都嚴重匱乏精神超越性，使得中國人滑落到小人德性的急切功利性，熱衷於超近距離的貼身肉搏，這突出表現為儒家的“麵子文化”，即等級競爭。

今天，習近平把上海抗疫重重地押寶在他的麵子上：看吧，環顧世界，唯有我習某才能夠做到新冠病毒“清零”，豐功偉業啊；溥天之下，皆我臣屬；溥天之下，盡表忠心！

開啟小人心境：這就是習近平的“初心、使命”不可告人的真正用意所在！清零政策來自權力最高層，而下層執行者在習某巫祝之辭誘導下，層層加碼，步步緊逼，使防疫措施變得越來越嚴苛，越來越不通人情，越來越背離常識，卻迎來了中國式“麵子”大豐收！    

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今天，活躍在上海街頭的“大白”誌願者，大多來自社會底層，他們深知等級社會的底層生活之艱辛、悲愴、卑賤、滄桑，受欺受壓，吃苦甚多，在心坎中積滿了多多的怨恨，為此張公百忍，隻是期盼著猴年馬月有個身份升遷，從此羊與狼的位置對調，角色得以變換，從此終於有了發泄的口子和對象，就如二十年媳婦熬成婆婆那樣。今天好機會來了，讓底層誌願者們身披白大褂，臂佩紅袖章，頓時獲得了權力，身價躥升！於是人們就見到了大白們在上海街頭的變本加厲，肆無忌憚。

更是有不少大白門來自外省市的農村地區，他們往往有著毛澤東情結，相信毛澤東的詛咒語“農村包圍城市”，內心對待上海，這個以魔都著稱的城市有著較深的嫉恨，於是今天找到了發泄口子，爭當“南京路上好八連”，侮辱上海人一番，五十步笑百步，好不痛快啊！

上海本地市民，生存在全民抗疫的如此高壓境遇，顯得勢單力孤，不得不進行一場忍耐之心的大考驗。雖說是有海派氣質，但是多年來在習氏毛左政治侵染下，上海人漸漸變得麻木起來，中國傳統習性在增強，一個“忍”字當頭，懂得“看三勢”，學會“拎得清”，不做“填刀頭”，好漢不吃眼前虧，識時務者為俊傑，好死不如賴活著——與內地的庸眾一樣，都是媳婦受熬的心態——如此則喪失了做人的真誠性和崇高性。

 

                                                    施衛江

寫於 美國紐約

2022年5月26日上海抗疫為何如此狂暴？

 

最近，上海人民沉浸在“靜態管理、動態清零”的極度悲憤中，二個月來的抗疫，上海居民要麽封閉在家裏，要麽隔離在方艙，要麽入住醫院，最慘的是一些外地來滬的農民工、送貨員和運輸汽車司機，隻得睡眠在大街上、橋孔下、卡車裏，還不得行走出受封圍欄，還得不到足夠食物。不管呆在城市哪個角落，是富人或窮人，是教授還是乞丐，人人自危，生活無序，商店關門，藥品斷供，生存所需的基本食品、日用品都要靠手機上操作去“搶”，凡是不會手機操作就隻能等死，非新冠病毒引起的疾病都不算是“病”，假如某個病人不能出示有效核酸測試陰性證明，病人均得不到及時救治，更惡劣的措施是，要裝配鐵網在管控區的每一棟民宅樓的大門口，予以嚴加防範管製，防市民如防盜賊！“大白”警察容許隨意闖進市民家中搞“執法”，市民蒙受盡多的不幸和災難可就是不容許公開自由發聲喊冤！

嗚呼！號稱“國家主人”的上海市民，本是代表中國最具先進生產力的一族群體，理應充分釋放出上海市民的聰明才幹去搞建設，然而在黨中央的“清零”政策強製下，海派靈性竟然大肆遭受踐踏，人格尊嚴被貶至不及囚徒的卑下，被準許的行動自由還不如圈養的禽畜。哀哉！上海市民的生存境況是多麽孤苦伶仃無助，上海市民的精神抑鬱是何等淒淒慘慘戚戚。

由中央政府主導的抗疫“清零”，為什麽要對上海人民動用如此的粗暴、野蠻、獸性、瘋狂？這在西方自由世界看來，簡直太不可思議了！根源究竟是什麽呢？

 

（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發生在上海的抗疫狂暴當然不是海派文化傳承的特質，而是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親自部署指揮、密集指示批示”來進行，這位總書記宣稱：“我們的防控方針是由黨的性質和宗旨決定的”，“從黨的性質宗旨認識疫情防控方針”，當然不是飛來之石，而是經有悠久曆史的中國傳統孵化而成，它僵硬地主宰著當今中國政治的一切。欲懂得這場清零抗疫的真實意圖，須深入了解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須了解中國的民風民俗，尤其是陝北地區。

近年來，習近平嫻熟地運用他的政治手腕使大權獨攬，業已形成“九鼎之尊”局麵，且有越演越烈之勢，在其統治下的社會官僚機器不斷強化威權形式，這使得後者形式的高度威權化又促進了前者的獨裁，而前者專斷橫行又反哺後者，兩者互為反饋，攜手共進，就此全民奴性且增強不少——此即如德國學者齊美爾所講的社會學中“相互作用”的形式，對於這種“形式”的具體表達，深得魯迅精神之魂的北京大學中文係教授錢理群曾經論述道：“在一個專製統治下價值封閉的體係內，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是處在同一個價值點上的交流與反饋”（大意如此）。

可想而知，當今中國的政治形態正是走在全麵複辟傳統封建腐朽製度的路上。專製政治乃乾綱獨斷、定於一尊，且說今日中國之專製暴虐，極大地來自最高統治者的德性，習近平妄圖複辟文革，大開曆史倒車，朝思暮想他的皇帝迷夢，再造新時代的秦始皇、毛澤東。

    由此，習近平打造的強專製主義為他的暴政鋪設了平坦大道，布置於“全國一盤棋”格局下，海派上海市民深深感受到文革高潮時的毛式家天下：朕即真理，朕即國家。今天，統帥一聲令，三軍風雷動，酷政促奴性，令箭催遵命，從廟堂衙門，抵基層庸眾，政令一路暢行，貫徹無阻。

以習近平的“家天下”框架來看，上海的抗疫特別需要展示“中國共產黨所具有的無比堅強的領導力，是風雨來襲時中國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要展示中共統治下的製度“優越性”和“合法性”，更確切地說，還需要充分展示習近平總書記的“英明、偉大”形象，為他的正式“登基”皇座打基礎。構建如此之宏大敘事，習家中央政府定義了新冠病毒的抗疫是一場“人民戰爭”，全黨全民統一步調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部署”來進行的，這位總書記一再強調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堅持動態清零總方針不猶豫不動搖”，“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要把抗疫當作“為人民服務”。

以現代性的倫理學來論述，“人民”是個宏大敘事，是形而上之“大魅”，在以“人民”的名義大肆鼓噪、渲染之下，若開啟“幽暗之門”，可以發現，這隻是一塊“超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的招牌，其投射出的真實價值意向往往是希冀反饋回報給投射者自己，即小人心眼、小人心境的“自我、本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乃罪惡之淵藪，其鄙陋卑下、猥瑣不堪！

魯迅先生早就發現，中國的儒家典籍中充滿了“仁者愛人”之語，但是魯迅卻揭穿了其“瞞和騙”，其實質就是“以理殺人”！

今天的上海，把“人民”當作“綱領”來處置具體的全民抗疫，就意味著其餘事情全得靠邊讓路，抗疫以外的事情全都隻是與個人利益掛鉤而已，都是掛靠不上“人民”這個宏偉大宗旨，“人民”這個抽象綱領既然被強化得如此之高大上、偉光正，乃綱舉目張，和尚打傘，為所欲為、不擇手段！

 

（二）“不忘初心，牢記使命”

 

“初心”是習近平執政時代十分時髦的政治詞匯，既然被張揚得如此之“時髦”，它必定隱含有欺騙性！它試圖讓人民感受習的“青春故事”，聆聽他的“梁家河插隊的經曆”，規訓人民的情操，是一項典型的“洗腦工程”。

眾所周知，習近平在福建、浙江和上海三地工作過，已經獲得相當多的東南沿海地區工作的經驗，這些地區比起北方內地來具有相對較高的改革開放性，經濟結構大多是外向型，經濟水平也相應較高，治理較為先進。按照常規思路，要想當上一個大國有作為的主政者，其精神領域的價值觀訴求，本來應該引導國民走上現代化之路，深化改革，大大發揚沿海地區的先進經驗和業績成就，使融合到全球化的經濟圈中，學習西方發達的市場經濟和人文精神，求得國家發展踏上新台階。然而習近平卻不張揚他在沿海地區的經曆，反而大大弘揚在北方落後農村的生活感受、工作經曆——這就值得正義的人們去警惕和深思了。

與毛澤東一樣，習近平自身的秉性就是十分的“土”，在漢語網絡上，不滿的網民將習近平蔑稱為“包子”，意思有“土氣”之意，也就是傳統、愚昧、落後的代名詞。這與《論語》：“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意思相近，懷土就是戀土而安逸，營造個人小天地，即小人德性。我們來看看習近平是如何的“初心”？

“初心”在心理學上可稱為“原型”（榮格：archetypes），習的“原型”有“戀土情結”，顯然相悖於東南沿海地區的現代性精神品質，而在於他不斷吹噓的“土”字而凸出，即“農民情結、三農情懷”，習常稱：“我也是從農村出來的”，“我們這一代人也有這個情結，一定要把我們的老百姓，特別是我們的農民扶一把。”聽聽他的念念有詞“不忘初心”，從“習近平總書記從小就有農村情結”，可推斷習之“戀土”有小人之心：

1.  陝北延安梁家河，習近平插隊在此，據說練就了一套“大學問”，那真是了不得啊！
2. “老家富平曾在習近平迷惘彷徨時給予他溫暖”，陝西省富平縣臨近於曆史上京兆地區，這裏曾經是大一統帝國的中央權力地帶，即有秦、漢、隋、唐四朝大帝國定都於鹹陽、長安，這一家鄉情懷深深地烙印到習近平的人格秉性，使得習內心期盼著大一統政治。
3. 習近平時時要造訪河北省西柏坡，該地是毛派紅色經典的精神發源地，價值連城，非常值得習去流連忘返，就此習想要“弘揚西柏坡精神”。
4. 河北省正定縣，習年輕時候曾工作在此，當時是“農業學大寨”的先進樣板縣，是毛澤東樹立起來的一麵旗幟，同樣是紅色經典，值得去大力追捧，流芳百世。

    作為一個農業人口眾多的大國，農業生產當然需要去關心，農民的利益也當然需要去關心，任何一個具有現代化常識的人，必定知道：農民生活的大幅度改善，必須是由農業現代化來帶動，而農業現代化必須是由工業現代化來帶動，而工業現代化必須是由科技、經濟和製度等的各項現代化來帶動，需要重視精神文明的力量，也就是人的主體性自由的大發揚。然而中國的習某卻是完全的反其道而行之：要論價值觀的定位？什麽的工業、科技、文教、經濟、金融、製度、法治等等的重要發展項目全都擱置在邊上，就是因為這些不含有“初心”，從而全都被當做不重要的思想議題來處理，眼下最最要緊的事情是定位在“農民情結”、“黃土情結”之上：“不忘初心，牢記使命”——老是要把目光盯住在最最落後地區的農民生存價值觀上——這是怎麽樣的心態？怎麽樣的鬼魅心思啊？

人都是有個性的，共產黨執政也如此。理解了習近平的執政個性是那麽的“土裏土氣”，於是懂得：上海抗疫就是充滿習包子特色之土：“鞋子合不合腳，自己穿著才知道。”——紅色經典，土法上馬！   

 

•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方山水有一方風情

 

 共產黨信仰“辯證唯物主義”，其教條說：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確，特定的社會曆史地理環境可以塑造特定的精神氣質。成語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南橘北枳。按辯證法精神，反之亦然，如：彩蝶戀鮮花，蒼蠅叮臭肉；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智者樂水，仁者樂山。說到中國人的“土”，尚有各個地方的各個民風民俗民情，還可細分。

德國學者馬克斯·舍勒的行為學理論認為，能感悟到生活世界的價值和價值秩序的感情是成為行為意欲最深層的基礎部分，而這種感情決定著行為意欲的努力方向。但是舍勒又認為，不能把在一個時代和民族中流行或支配人們價值偏愛的評價係統所具有的“倫理結構”等同於作為價值優先法則的價值本身的客觀秩序。

今天，與西方自由世界一樣，強人習近平也是十分講究“顏色革命”，他將自身個性“土氣”的顏色欽定為中國的“政治正確”，即標準的意識形態，充分施展在上海地方的抗議之中，真實意圖是：以習氏“土氣”淹沒上海“海派”！

那麽究竟怎麽樣評介習包子“土氣”？

第一，純真“紅色基因”，眾所周知，習近平是在紅朝中國、紅色地域、紅色家庭、紅色時代、紅色圈子裏混出來的紅色土特產，紅色元素特濃，大紅特紅超紅。

現代中國有二大文明係統：黃色和藍色。

黃色是內陸型，具有內向封閉性質，其主要的分布地域是在北方的黃土質平原和高原上，其價值資源隻由落後的本土文明來提供（電視劇《河殤》的觀點）。

紅色文明是外來的馬列寧主義與中國本土的黃色文明相結合的產物，被綜合成“毛澤東思想路線”，具有革命的實踐性，但是主要根基還是黃色文明。

    藍色是海洋型，外向開放性質，最初地域分布在東南沿海一帶，隨之改革開放的深化，逐漸擴展至中國的大南方，它是本土文明與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結合的產物。

今天的國情是，北方黃土文明區域經濟全麵落後、蕭條，而南方藍色文明區域市場經濟發展良好，經濟指標高漲。如此經濟地理格局意味著中共統治機器的精神資源麵臨危機，這讓習近平深深不安，習某感受到來自於藍色文明對於紅色政權的威脅：資產階級市民的個體性、獨立性和自由意識在增長，他們不會如黃土地上農民幹活那樣的聽話、遵命和馴服。

遙想1949年3月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正式提出定都北平市的決議，當時的國情正如毛澤東所講：“蔣介石的國都在南京，他的基礎是江浙資本家。我們要把國都建在北平，我們也要在北平找到我們的基礎，這就是工人階級和廣大的勞動群眾。”這講話顯示了：南京的城市精神是藍色，而北平市則是黃色，紅色政權的根基需要由黃色文明來支撐、扶助，才會獲得穩定、可靠。

從前，毛澤東必定熟知曆史典故：“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對藍色文明懷有恐懼：“港台一帶，饕蚊尚多，西方世界，饕蚊成陣。”因此對待曾經位置楚地、而後深藍色的申城上海，毛澤東作指示：要采取“農村包圍城市”戰略。為此，上海外灘海關鍾樓上的大鍾報時，要以深黃色的陝北民歌樂調《東方紅》來進行，使之標誌為城市“主旋律”。要發揚“好八連”榮光，讓他們來到魔都南京路上當“哨兵”，以鎮住充滿資產階級邪念的“霓虹燈”，要加強“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全麵專政”，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今天，習近平憂心忡忡：紅色文明賴以存在基礎的黃色文明正日益蛻化墮落！為此決心拯救，在上海執行“靜態管理、動態清零”，實為一場魔鬼訓練，以鞏固紅色政權的！

 

• 粗人的痞氣，流寇的匪氣

 

紅朝中國首長級高幹的紅二代、紅三代多的是，譬如有劉少奇的兒子，陳雲兒子，鄧小平的兒女，胡耀邦的兒子，葉劍英、江澤民的數個兒女等等，在這一群體裏相比較，習包子就是顯得很“土氣”，這是為什麽呢？

這就是習近平第二個“土”：痞氣+匪氣，這是黃色文明外圍地帶“邊區”之“土氣”。

習近平讀書差勁是知曉的，然而這在首長級的紅後代中較為少見，盡管習近平時常吹噓讀書很多，還煞有介事地列出一長串讀書單來，頗有“此地無銀三百兩”之意。由於不願讀書、讀不進書，習的頭腦難以裝備積聚人類優秀文明的知識。蘇格拉底雲“知識即美德”，其否命題亦同樣成立。現代學者的認識更為精確，知識與美德之間的正向關聯性是需要建立在高概率基礎上，較有科學的合理性。毛澤東閱讀中國古典經書甚多，但也是痞氣+匪氣很濃厚，毛澤東特別讚賞二位流氓痞子皇帝：劉邦和朱元璋，毛把糟粕當作了精粹。

拉馬克的“用進廢退”可以較好解釋，讀書不好的習近平，喜好炫耀他的四肢發達：“我那個時候扛200斤麥子，十裏山路不換肩。”習對頭腦簡單事項：“新時期上山下鄉工程”、“好兒女誌在四方，有誌者奮鬥無悔”，頗有興趣和熱度，可見一斑。習近平坦承其念茲在茲“農民情結”，可以推斷出他的氣質和秉性，天然地與知識性匱缺的泥腿子、四肢發達者、粗布短衫者融通起來，對待海派氣質的上海人就不會有好感，可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

要深入了解習近平的所作所為，需要了解他的個性和風格，需要了解養育習某其秉性、氣質的地方，考察那裏的風土人情。習近平念念不忘他的“初心”之地，就是年輕時候插隊落戶的革命聖地延安，那裏是紅色大本營，更是“紅太陽升起的地方”。對於習近平來說，陝北延安就是他的紅色乳娘，思想養育之地，“作為一個人民公仆，陝北高原是我的根，因為這裏培養出我不變的信念：要為人民做實事！無論我走到哪裏，永遠都是黃土地的兒子。”習近平回憶說，插隊在梁家河，他“看到了人民群眾的根本，真正理解了老百姓”，“我幾乎從來沒哭過，印象較深的兩次哭都是在陝北。”情深誼長啊！

延安市，坐落在陝西省北部，是遊牧文明與農耕文明交融的邊區地帶，漢民族農民世世代代居住此地的曆史中，頻頻遭受多個遊牧民族和部落的相互殺戮、掠奪和洗劫，身處如此蠻族生態的劫掠，釀造出戎狄民風：痞氣+匪氣，漸漸墮落之，本地農耕地上又孵化出次生代的漢族大盜和流寇，如：王嘉胤、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董福祥等等。

大清皇朝晚期，西方殖民主義勢力進入中國東部沿海，紛紛建立起西方式的先進藍色文明，從此經濟格局和重心轉移，地處西北的陝西省經濟文化大幅衰弱，秦風不再，此衰彼漲，當地土匪、土豪卻猖狂起來，到了民國時期，整個陝北地區的匪患尤其嚴重，那時候國民政府的管控力無法抵達陝北，但這恰好為共產黨武裝力量製造出福音來，留給了共軍以極佳的撒野契機和匪盜空間。臭味相投便稱知己，當毛澤東掛帥的大股共軍（紅軍）萬裏迢迢流竄作案來到陝北時候，如魚得水般找準了自己的落腳地，建立起蘇區。

民諺：窮山惡水出刁民，粗茶淡飯無孑遺。肉腐生蛆，蛆熟產蠅；土劣孵匪，匪頑升寇。流寇是土匪發展的頂峰，流寇之所以十分殘暴凶狠毒辣無恥，那是因為流寇作案多是流竄在異地他鄉：1）幾乎碰不上熟人，於是缺乏道德約束；2）罪案的對象都是與己血緣疏遠，於是下得了狠手；3）流竄作案中不容易被抓捕，於是缺乏法律製裁的威懾感。

民國時期的學者傅斯年，曾經把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美國學者餘英時把毛澤東在山上鬧革命歸類為土匪行徑，中共政府體製內走出來的學者阮銘也將當年盤踞在井岡山和延安，建立蘇區的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具體的匪徒而言尚有匪氣強弱的區分，中共領袖中毛澤東、習近平之流痞氣、匪氣特濃，雖然直接將他們比作為流寇尚不恰當，然則深入去思考精神性的高層次本質，就會發現確有近似之處，如操守低劣，隻顧眼前的歡樂和榮耀，不思長治久安的方針、政策和治理，即不具可持續性發展，缺乏人性，不擇手段，不顧人民死活，更扯淡有什麽超越情懷、尋求來世的永生。

上海執行抗疫大行動，是習某心理投射：“習近平總書記親自部署、親自指揮”，乃“初心不改”，大大地用上“梁家河大學問”，卻是來真的：痞氣加匪氣，勁兒十足！

 

• 秦始皇→毛澤東→習近平

 

這三者思想有著較大的傳承性。中共的建黨、建國都是繼承了中國傳統“外儒內法”的一套專製主義本色，馬克思主義成分並不多，如“緊密團結在以某某某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就是中共執政文化的萬能公式，其“春秋大義”足令執政者癡迷不已。

中國政治延續了千年的專製主義，其要數秦始皇的大一統治理格局最具開創、暴虐和傳承，其遺產深深地烙印在中華民族的政治文化基因上。《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今皇帝並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傳承至後世，中共統治者毛澤東、習近平極為崇拜、讚賞，毛澤東自稱：“馬克思加秦始皇”，自比“秦皇、漢武”。習近平是粗人，缺文秀，但配有禦用導演張藝謀來代言，原籍秦地的張藝謀以其電影作品的大氣磅礴著稱，如《英雄》、《大秦賦》、《大秦帝國》等頗有氣勢恢宏，詠古頌今，頌揚獨裁，乃深合主子旨意。

籍貫秦地的習近平似乎比毛澤東更領悟大秦遺風，他也有著構建大一統政治的強烈欲求，冒進浮誇，圖大貪功，舉凡黨、政、軍、財、經、文、教、農、工、商等各界各行，都得讓習來獨攬一身、定於一尊，還妄想對外擴張，天下一統。毛時代流行詞：“全國一盤棋”，如今又翻舊出新而熱炒，以“一言堂”淩駕天下，特別用於上海的抗疫。

中國人骨子裏有“天人合一”，混沌一氣的原始思維和巫術，這集體無意識天然地被大一統政治統攝，進而主導了亞細亞生產方式，在古代，它有利於治理水患、開挖運河、修建長城、建造皇宮等大型項目。在當今，有利於以舉國之力操辦上海防控。在思想意識高度，可以塑造全民的遵命、服從、聽話，即奴性，這恰是習近平的“不忘使命”：“凝聚全民抗疫的強大共識”。

在大一統政治如火如荼的文革期間，誇張而高調的道義目的論籠罩住中國大地上的各項各業，如有“農業以糧為綱、工業以鋼為綱。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於是到處呈現“一刀切”現象，凡是與“綱”不合之事，全得讓步，退避。

今天上海的抗疫正是一刀切做法：為了抗疫的宏偉大業，其他事情全都算不得“事情”，那怕是危機人生命的要事。再如，“同層密接隔離政策”，一人得陽整樓隔離，幾人得陽整區封閉。搞得：簡單直接粗暴，次生災害不斷，雞飛狗跳，人心惶惶。

 

• 外儒內法，臉麵爭光

 

習近平頗想搞《厲害了，我的國》，可看出習的“初心”中有“大秦”情愫，但不唯此。習熟知亡秦之故，暴秦之害，了解《過秦論》，於是就看重《荀子》思想，希望借鑒儒家思想補救暴秦之偏，但這隻是延續了曆史上慣行的“外儒內法”傳統，毫無創意。

以現代人的目光審視，法家思想並非全都是負麵的，糟糕的。譬如，法家的政治思想有“緣法而治”、“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法不阿貴，繩不撓曲”、“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等——貫徹一條法治平等的路線。

秦之後曆代皇朝，形成傳統的官方和上層社會的意識形態是儒家思想，儒家在治國綱要上對法家進行修正，改變其嚴刑律法、冷酷無情、對人性的踐踏，而用溫情脈脈的道德麵紗來遮蓋人心自私之惡。然而儒家的溫情脈脈卻是斷然排斥法家的平等觀，十分講究等級秩序的排位：“尊尊、親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樣導致另一種人性醜惡的釋放。

無論是法家抑或儒家，都嚴重匱乏精神超越性，使得中國人滑落到小人德性的急切功利性，熱衷於超近距離的貼身肉搏，這突出表現為儒家的“麵子文化”，即等級競爭。

今天，習近平把上海抗疫重重地押寶在他的麵子上：看吧，環顧世界，唯有我習某才能夠做到新冠病毒“清零”，豐功偉業啊；溥天之下，皆我臣屬；溥天之下，盡表忠心！

開啟小人心境：這就是習近平的“初心、使命”不可告人的真正用意所在！清零政策來自權力最高層，而下層執行者在習某巫祝之辭誘導下，層層加碼，步步緊逼，使防疫措施變得越來越嚴苛，越來越不通人情，越來越背離常識，卻迎來了中國式“麵子”大豐收！    

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今天，活躍在上海街頭的“大白”誌願者，大多來自社會底層，他們深知等級社會的底層生活之艱辛、悲愴、卑賤、滄桑，受欺受壓，吃苦甚多，在心坎中積滿了多多的怨恨，為此張公百忍，隻是期盼著猴年馬月有個身份升遷，從此羊與狼的位置對調，角色得以變換，從此終於有了發泄的口子和對象，就如二十年媳婦熬成婆婆那樣。今天好機會來了，讓底層誌願者們身披白大褂，臂佩紅袖章，頓時獲得了權力，身價躥升！於是人們就見到了大白們在上海街頭的變本加厲，肆無忌憚。

更是有不少大白門來自外省市的農村地區，他們往往有著毛澤東情結，相信毛澤東的詛咒語“農村包圍城市”，內心對待上海，這個以魔都著稱的城市有著較深的嫉恨，於是今天找到了發泄口子，爭當“南京路上好八連”，侮辱上海人一番，五十步笑百步，好不痛快啊！

上海本地市民，生存在全民抗疫的如此高壓境遇，顯得勢單力孤，不得不進行一場忍耐之心的大考驗。雖說是有海派氣質，但是多年來在習氏毛左政治侵染下，上海人漸漸變得麻木起來，中國傳統習性在增強，一個“忍”字當頭，懂得“看三勢”，學會“拎得清”，不做“填刀頭”，好漢不吃眼前虧，識時務者為俊傑，好死不如賴活著——與內地的庸眾一樣，都是媳婦受熬的心態——如此則喪失了做人的真誠性和崇高性。

 

                                                    施衛江

寫於 美國紐約

2022年5月26日上海抗疫為何如此狂暴？

 

最近，上海人民沉浸在“靜態管理、動態清零”的極度悲憤中，二個月來的抗疫，上海居民要麽封閉在家裏，要麽隔離在方艙，要麽入住醫院，最慘的是一些外地來滬的農民工、送貨員和運輸汽車司機，隻得睡眠在大街上、橋孔下、卡車裏，還不得行走出受封圍欄，還得不到足夠食物。不管呆在城市哪個角落，是富人或窮人，是教授還是乞丐，人人自危，生活無序，商店關門，藥品斷供，生存所需的基本食品、日用品都要靠手機上操作去“搶”，凡是不會手機操作就隻能等死，非新冠病毒引起的疾病都不算是“病”，假如某個病人不能出示有效核酸測試陰性證明，病人均得不到及時救治，更惡劣的措施是，要裝配鐵網在管控區的每一棟民宅樓的大門口，予以嚴加防範管製，防市民如防盜賊！“大白”警察容許隨意闖進市民家中搞“執法”，市民蒙受盡多的不幸和災難可就是不容許公開自由發聲喊冤！

嗚呼！號稱“國家主人”的上海市民，本是代表中國最具先進生產力的一族群體，理應充分釋放出上海市民的聰明才幹去搞建設，然而在黨中央的“清零”政策強製下，海派靈性竟然大肆遭受踐踏，人格尊嚴被貶至不及囚徒的卑下，被準許的行動自由還不如圈養的禽畜。哀哉！上海市民的生存境況是多麽孤苦伶仃無助，上海市民的精神抑鬱是何等淒淒慘慘戚戚。

由中央政府主導的抗疫“清零”，為什麽要對上海人民動用如此的粗暴、野蠻、獸性、瘋狂？這在西方自由世界看來，簡直太不可思議了！根源究竟是什麽呢？

 

（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發生在上海的抗疫狂暴當然不是海派文化傳承的特質，而是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親自部署指揮、密集指示批示”來進行，這位總書記宣稱：“我們的防控方針是由黨的性質和宗旨決定的”，“從黨的性質宗旨認識疫情防控方針”，當然不是飛來之石，而是經有悠久曆史的中國傳統孵化而成，它僵硬地主宰著當今中國政治的一切。欲懂得這場清零抗疫的真實意圖，須深入了解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須了解中國的民風民俗，尤其是陝北地區。

近年來，習近平嫻熟地運用他的政治手腕使大權獨攬，業已形成“九鼎之尊”局麵，且有越演越烈之勢，在其統治下的社會官僚機器不斷強化威權形式，這使得後者形式的高度威權化又促進了前者的獨裁，而前者專斷橫行又反哺後者，兩者互為反饋，攜手共進，就此全民奴性且增強不少——此即如德國學者齊美爾所講的社會學中“相互作用”的形式，對於這種“形式”的具體表達，深得魯迅精神之魂的北京大學中文係教授錢理群曾經論述道：“在一個專製統治下價值封閉的體係內，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是處在同一個價值點上的交流與反饋”（大意如此）。

可想而知，當今中國的政治形態正是走在全麵複辟傳統封建腐朽製度的路上。專製政治乃乾綱獨斷、定於一尊，且說今日中國之專製暴虐，極大地來自最高統治者的德性，習近平妄圖複辟文革，大開曆史倒車，朝思暮想他的皇帝迷夢，再造新時代的秦始皇、毛澤東。

    由此，習近平打造的強專製主義為他的暴政鋪設了平坦大道，布置於“全國一盤棋”格局下，海派上海市民深深感受到文革高潮時的毛式家天下：朕即真理，朕即國家。今天，統帥一聲令，三軍風雷動，酷政促奴性，令箭催遵命，從廟堂衙門，抵基層庸眾，政令一路暢行，貫徹無阻。

以習近平的“家天下”框架來看，上海的抗疫特別需要展示“中國共產黨所具有的無比堅強的領導力，是風雨來襲時中國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要展示中共統治下的製度“優越性”和“合法性”，更確切地說，還需要充分展示習近平總書記的“英明、偉大”形象，為他的正式“登基”皇座打基礎。構建如此之宏大敘事，習家中央政府定義了新冠病毒的抗疫是一場“人民戰爭”，全黨全民統一步調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部署”來進行的，這位總書記一再強調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堅持動態清零總方針不猶豫不動搖”，“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要把抗疫當作“為人民服務”。

以現代性的倫理學來論述，“人民”是個宏大敘事，是形而上之“大魅”，在以“人民”的名義大肆鼓噪、渲染之下，若開啟“幽暗之門”，可以發現，這隻是一塊“超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的招牌，其投射出的真實價值意向往往是希冀反饋回報給投射者自己，即小人心眼、小人心境的“自我、本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乃罪惡之淵藪，其鄙陋卑下、猥瑣不堪！

魯迅先生早就發現，中國的儒家典籍中充滿了“仁者愛人”之語，但是魯迅卻揭穿了其“瞞和騙”，其實質就是“以理殺人”！

今天的上海，把“人民”當作“綱領”來處置具體的全民抗疫，就意味著其餘事情全得靠邊讓路，抗疫以外的事情全都隻是與個人利益掛鉤而已，都是掛靠不上“人民”這個宏偉大宗旨，“人民”這個抽象綱領既然被強化得如此之高大上、偉光正，乃綱舉目張，和尚打傘，為所欲為、不擇手段！

 

（二）“不忘初心，牢記使命”

 

“初心”是習近平執政時代十分時髦的政治詞匯，既然被張揚得如此之“時髦”，它必定隱含有欺騙性！它試圖讓人民感受習的“青春故事”，聆聽他的“梁家河插隊的經曆”，規訓人民的情操，是一項典型的“洗腦工程”。

眾所周知，習近平在福建、浙江和上海三地工作過，已經獲得相當多的東南沿海地區工作的經驗，這些地區比起北方內地來具有相對較高的改革開放性，經濟結構大多是外向型，經濟水平也相應較高，治理較為先進。按照常規思路，要想當上一個大國有作為的主政者，其精神領域的價值觀訴求，本來應該引導國民走上現代化之路，深化改革，大大發揚沿海地區的先進經驗和業績成就，使融合到全球化的經濟圈中，學習西方發達的市場經濟和人文精神，求得國家發展踏上新台階。然而習近平卻不張揚他在沿海地區的經曆，反而大大弘揚在北方落後農村的生活感受、工作經曆——這就值得正義的人們去警惕和深思了。

與毛澤東一樣，習近平自身的秉性就是十分的“土”，在漢語網絡上，不滿的網民將習近平蔑稱為“包子”，意思有“土氣”之意，也就是傳統、愚昧、落後的代名詞。這與《論語》：“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意思相近，懷土就是戀土而安逸，營造個人小天地，即小人德性。我們來看看習近平是如何的“初心”？

“初心”在心理學上可稱為“原型”（榮格：archetypes），習的“原型”有“戀土情結”，顯然相悖於東南沿海地區的現代性精神品質，而在於他不斷吹噓的“土”字而凸出，即“農民情結、三農情懷”，習常稱：“我也是從農村出來的”，“我們這一代人也有這個情結，一定要把我們的老百姓，特別是我們的農民扶一把。”聽聽他的念念有詞“不忘初心”，從“習近平總書記從小就有農村情結”，可推斷習之“戀土”有小人之心：

1.  陝北延安梁家河，習近平插隊在此，據說練就了一套“大學問”，那真是了不得啊！
2. “老家富平曾在習近平迷惘彷徨時給予他溫暖”，陝西省富平縣臨近於曆史上京兆地區，這裏曾經是大一統帝國的中央權力地帶，即有秦、漢、隋、唐四朝大帝國定都於鹹陽、長安，這一家鄉情懷深深地烙印到習近平的人格秉性，使得習內心期盼著大一統政治。
3. 習近平時時要造訪河北省西柏坡，該地是毛派紅色經典的精神發源地，價值連城，非常值得習去流連忘返，就此習想要“弘揚西柏坡精神”。
4. 河北省正定縣，習年輕時候曾工作在此，當時是“農業學大寨”的先進樣板縣，是毛澤東樹立起來的一麵旗幟，同樣是紅色經典，值得去大力追捧，流芳百世。

    作為一個農業人口眾多的大國，農業生產當然需要去關心，農民的利益也當然需要去關心，任何一個具有現代化常識的人，必定知道：農民生活的大幅度改善，必須是由農業現代化來帶動，而農業現代化必須是由工業現代化來帶動，而工業現代化必須是由科技、經濟和製度等的各項現代化來帶動，需要重視精神文明的力量，也就是人的主體性自由的大發揚。然而中國的習某卻是完全的反其道而行之：要論價值觀的定位？什麽的工業、科技、文教、經濟、金融、製度、法治等等的重要發展項目全都擱置在邊上，就是因為這些不含有“初心”，從而全都被當做不重要的思想議題來處理，眼下最最要緊的事情是定位在“農民情結”、“黃土情結”之上：“不忘初心，牢記使命”——老是要把目光盯住在最最落後地區的農民生存價值觀上——這是怎麽樣的心態？怎麽樣的鬼魅心思啊？

人都是有個性的，共產黨執政也如此。理解了習近平的執政個性是那麽的“土裏土氣”，於是懂得：上海抗疫就是充滿習包子特色之土：“鞋子合不合腳，自己穿著才知道。”——紅色經典，土法上馬！   

 

•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方山水有一方風情

 

 共產黨信仰“辯證唯物主義”，其教條說：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確，特定的社會曆史地理環境可以塑造特定的精神氣質。成語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南橘北枳。按辯證法精神，反之亦然，如：彩蝶戀鮮花，蒼蠅叮臭肉；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智者樂水，仁者樂山。說到中國人的“土”，尚有各個地方的各個民風民俗民情，還可細分。

德國學者馬克斯·舍勒的行為學理論認為，能感悟到生活世界的價值和價值秩序的感情是成為行為意欲最深層的基礎部分，而這種感情決定著行為意欲的努力方向。但是舍勒又認為，不能把在一個時代和民族中流行或支配人們價值偏愛的評價係統所具有的“倫理結構”等同於作為價值優先法則的價值本身的客觀秩序。

今天，與西方自由世界一樣，強人習近平也是十分講究“顏色革命”，他將自身個性“土氣”的顏色欽定為中國的“政治正確”，即標準的意識形態，充分施展在上海地方的抗議之中，真實意圖是：以習氏“土氣”淹沒上海“海派”！

那麽究竟怎麽樣評介習包子“土氣”？

第一，純真“紅色基因”，眾所周知，習近平是在紅朝中國、紅色地域、紅色家庭、紅色時代、紅色圈子裏混出來的紅色土特產，紅色元素特濃，大紅特紅超紅。

現代中國有二大文明係統：黃色和藍色。

黃色是內陸型，具有內向封閉性質，其主要的分布地域是在北方的黃土質平原和高原上，其價值資源隻由落後的本土文明來提供（電視劇《河殤》的觀點）。

紅色文明是外來的馬列寧主義與中國本土的黃色文明相結合的產物，被綜合成“毛澤東思想路線”，具有革命的實踐性，但是主要根基還是黃色文明。

    藍色是海洋型，外向開放性質，最初地域分布在東南沿海一帶，隨之改革開放的深化，逐漸擴展至中國的大南方，它是本土文明與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結合的產物。

今天的國情是，北方黃土文明區域經濟全麵落後、蕭條，而南方藍色文明區域市場經濟發展良好，經濟指標高漲。如此經濟地理格局意味著中共統治機器的精神資源麵臨危機，這讓習近平深深不安，習某感受到來自於藍色文明對於紅色政權的威脅：資產階級市民的個體性、獨立性和自由意識在增長，他們不會如黃土地上農民幹活那樣的聽話、遵命和馴服。

遙想1949年3月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正式提出定都北平市的決議，當時的國情正如毛澤東所講：“蔣介石的國都在南京，他的基礎是江浙資本家。我們要把國都建在北平，我們也要在北平找到我們的基礎，這就是工人階級和廣大的勞動群眾。”這講話顯示了：南京的城市精神是藍色，而北平市則是黃色，紅色政權的根基需要由黃色文明來支撐、扶助，才會獲得穩定、可靠。

從前，毛澤東必定熟知曆史典故：“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對藍色文明懷有恐懼：“港台一帶，饕蚊尚多，西方世界，饕蚊成陣。”因此對待曾經位置楚地、而後深藍色的申城上海，毛澤東作指示：要采取“農村包圍城市”戰略。為此，上海外灘海關鍾樓上的大鍾報時，要以深黃色的陝北民歌樂調《東方紅》來進行，使之標誌為城市“主旋律”。要發揚“好八連”榮光，讓他們來到魔都南京路上當“哨兵”，以鎮住充滿資產階級邪念的“霓虹燈”，要加強“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全麵專政”，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今天，習近平憂心忡忡：紅色文明賴以存在基礎的黃色文明正日益蛻化墮落！為此決心拯救，在上海執行“靜態管理、動態清零”，實為一場魔鬼訓練，以鞏固紅色政權的！

 

• 粗人的痞氣，流寇的匪氣

 

紅朝中國首長級高幹的紅二代、紅三代多的是，譬如有劉少奇的兒子，陳雲兒子，鄧小平的兒女，胡耀邦的兒子，葉劍英、江澤民的數個兒女等等，在這一群體裏相比較，習包子就是顯得很“土氣”，這是為什麽呢？

這就是習近平第二個“土”：痞氣+匪氣，這是黃色文明外圍地帶“邊區”之“土氣”。

習近平讀書差勁是知曉的，然而這在首長級的紅後代中較為少見，盡管習近平時常吹噓讀書很多，還煞有介事地列出一長串讀書單來，頗有“此地無銀三百兩”之意。由於不願讀書、讀不進書，習的頭腦難以裝備積聚人類優秀文明的知識。蘇格拉底雲“知識即美德”，其否命題亦同樣成立。現代學者的認識更為精確，知識與美德之間的正向關聯性是需要建立在高概率基礎上，較有科學的合理性。毛澤東閱讀中國古典經書甚多，但也是痞氣+匪氣很濃厚，毛澤東特別讚賞二位流氓痞子皇帝：劉邦和朱元璋，毛把糟粕當作了精粹。

拉馬克的“用進廢退”可以較好解釋，讀書不好的習近平，喜好炫耀他的四肢發達：“我那個時候扛200斤麥子，十裏山路不換肩。”習對頭腦簡單事項：“新時期上山下鄉工程”、“好兒女誌在四方，有誌者奮鬥無悔”，頗有興趣和熱度，可見一斑。習近平坦承其念茲在茲“農民情結”，可以推斷出他的氣質和秉性，天然地與知識性匱缺的泥腿子、四肢發達者、粗布短衫者融通起來，對待海派氣質的上海人就不會有好感，可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

要深入了解習近平的所作所為，需要了解他的個性和風格，需要了解養育習某其秉性、氣質的地方，考察那裏的風土人情。習近平念念不忘他的“初心”之地，就是年輕時候插隊落戶的革命聖地延安，那裏是紅色大本營，更是“紅太陽升起的地方”。對於習近平來說，陝北延安就是他的紅色乳娘，思想養育之地，“作為一個人民公仆，陝北高原是我的根，因為這裏培養出我不變的信念：要為人民做實事！無論我走到哪裏，永遠都是黃土地的兒子。”習近平回憶說，插隊在梁家河，他“看到了人民群眾的根本，真正理解了老百姓”，“我幾乎從來沒哭過，印象較深的兩次哭都是在陝北。”情深誼長啊！

延安市，坐落在陝西省北部，是遊牧文明與農耕文明交融的邊區地帶，漢民族農民世世代代居住此地的曆史中，頻頻遭受多個遊牧民族和部落的相互殺戮、掠奪和洗劫，身處如此蠻族生態的劫掠，釀造出戎狄民風：痞氣+匪氣，漸漸墮落之，本地農耕地上又孵化出次生代的漢族大盜和流寇，如：王嘉胤、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董福祥等等。

大清皇朝晚期，西方殖民主義勢力進入中國東部沿海，紛紛建立起西方式的先進藍色文明，從此經濟格局和重心轉移，地處西北的陝西省經濟文化大幅衰弱，秦風不再，此衰彼漲，當地土匪、土豪卻猖狂起來，到了民國時期，整個陝北地區的匪患尤其嚴重，那時候國民政府的管控力無法抵達陝北，但這恰好為共產黨武裝力量製造出福音來，留給了共軍以極佳的撒野契機和匪盜空間。臭味相投便稱知己，當毛澤東掛帥的大股共軍（紅軍）萬裏迢迢流竄作案來到陝北時候，如魚得水般找準了自己的落腳地，建立起蘇區。

民諺：窮山惡水出刁民，粗茶淡飯無孑遺。肉腐生蛆，蛆熟產蠅；土劣孵匪，匪頑升寇。流寇是土匪發展的頂峰，流寇之所以十分殘暴凶狠毒辣無恥，那是因為流寇作案多是流竄在異地他鄉：1）幾乎碰不上熟人，於是缺乏道德約束；2）罪案的對象都是與己血緣疏遠，於是下得了狠手；3）流竄作案中不容易被抓捕，於是缺乏法律製裁的威懾感。

民國時期的學者傅斯年，曾經把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美國學者餘英時把毛澤東在山上鬧革命歸類為土匪行徑，中共政府體製內走出來的學者阮銘也將當年盤踞在井岡山和延安，建立蘇區的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具體的匪徒而言尚有匪氣強弱的區分，中共領袖中毛澤東、習近平之流痞氣、匪氣特濃，雖然直接將他們比作為流寇尚不恰當，然則深入去思考精神性的高層次本質，就會發現確有近似之處，如操守低劣，隻顧眼前的歡樂和榮耀，不思長治久安的方針、政策和治理，即不具可持續性發展，缺乏人性，不擇手段，不顧人民死活，更扯淡有什麽超越情懷、尋求來世的永生。

上海執行抗疫大行動，是習某心理投射：“習近平總書記親自部署、親自指揮”，乃“初心不改”，大大地用上“梁家河大學問”，卻是來真的：痞氣加匪氣，勁兒十足！

 

• 秦始皇→毛澤東→習近平

 

這三者思想有著較大的傳承性。中共的建黨、建國都是繼承了中國傳統“外儒內法”的一套專製主義本色，馬克思主義成分並不多，如“緊密團結在以某某某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就是中共執政文化的萬能公式，其“春秋大義”足令執政者癡迷不已。

中國政治延續了千年的專製主義，其要數秦始皇的大一統治理格局最具開創、暴虐和傳承，其遺產深深地烙印在中華民族的政治文化基因上。《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今皇帝並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傳承至後世，中共統治者毛澤東、習近平極為崇拜、讚賞，毛澤東自稱：“馬克思加秦始皇”，自比“秦皇、漢武”。習近平是粗人，缺文秀，但配有禦用導演張藝謀來代言，原籍秦地的張藝謀以其電影作品的大氣磅礴著稱，如《英雄》、《大秦賦》、《大秦帝國》等頗有氣勢恢宏，詠古頌今，頌揚獨裁，乃深合主子旨意。

籍貫秦地的習近平似乎比毛澤東更領悟大秦遺風，他也有著構建大一統政治的強烈欲求，冒進浮誇，圖大貪功，舉凡黨、政、軍、財、經、文、教、農、工、商等各界各行，都得讓習來獨攬一身、定於一尊，還妄想對外擴張，天下一統。毛時代流行詞：“全國一盤棋”，如今又翻舊出新而熱炒，以“一言堂”淩駕天下，特別用於上海的抗疫。

中國人骨子裏有“天人合一”，混沌一氣的原始思維和巫術，這集體無意識天然地被大一統政治統攝，進而主導了亞細亞生產方式，在古代，它有利於治理水患、開挖運河、修建長城、建造皇宮等大型項目。在當今，有利於以舉國之力操辦上海防控。在思想意識高度，可以塑造全民的遵命、服從、聽話，即奴性，這恰是習近平的“不忘使命”：“凝聚全民抗疫的強大共識”。

在大一統政治如火如荼的文革期間，誇張而高調的道義目的論籠罩住中國大地上的各項各業，如有“農業以糧為綱、工業以鋼為綱。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於是到處呈現“一刀切”現象，凡是與“綱”不合之事，全得讓步，退避。

今天上海的抗疫正是一刀切做法：為了抗疫的宏偉大業，其他事情全都算不得“事情”，那怕是危機人生命的要事。再如，“同層密接隔離政策”，一人得陽整樓隔離，幾人得陽整區封閉。搞得：簡單直接粗暴，次生災害不斷，雞飛狗跳，人心惶惶。

 

• 外儒內法，臉麵爭光

 

習近平頗想搞《厲害了，我的國》，可看出習的“初心”中有“大秦”情愫，但不唯此。習熟知亡秦之故，暴秦之害，了解《過秦論》，於是就看重《荀子》思想，希望借鑒儒家思想補救暴秦之偏，但這隻是延續了曆史上慣行的“外儒內法”傳統，毫無創意。

以現代人的目光審視，法家思想並非全都是負麵的，糟糕的。譬如，法家的政治思想有“緣法而治”、“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法不阿貴，繩不撓曲”、“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等——貫徹一條法治平等的路線。

秦之後曆代皇朝，形成傳統的官方和上層社會的意識形態是儒家思想，儒家在治國綱要上對法家進行修正，改變其嚴刑律法、冷酷無情、對人性的踐踏，而用溫情脈脈的道德麵紗來遮蓋人心自私之惡。然而儒家的溫情脈脈卻是斷然排斥法家的平等觀，十分講究等級秩序的排位：“尊尊、親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樣導致另一種人性醜惡的釋放。

無論是法家抑或儒家，都嚴重匱乏精神超越性，使得中國人滑落到小人德性的急切功利性，熱衷於超近距離的貼身肉搏，這突出表現為儒家的“麵子文化”，即等級競爭。

今天，習近平把上海抗疫重重地押寶在他的麵子上：看吧，環顧世界，唯有我習某才能夠做到新冠病毒“清零”，豐功偉業啊；溥天之下，皆我臣屬；溥天之下，盡表忠心！

開啟小人心境：這就是習近平的“初心、使命”不可告人的真正用意所在！清零政策來自權力最高層，而下層執行者在習某巫祝之辭誘導下，層層加碼，步步緊逼，使防疫措施變得越來越嚴苛，越來越不通人情，越來越背離常識，卻迎來了中國式“麵子”大豐收！    

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今天，活躍在上海街頭的“大白”誌願者，大多來自社會底層，他們深知等級社會的底層生活之艱辛、悲愴、卑賤、滄桑，受欺受壓，吃苦甚多，在心坎中積滿了多多的怨恨，為此張公百忍，隻是期盼著猴年馬月有個身份升遷，從此羊與狼的位置對調，角色得以變換，從此終於有了發泄的口子和對象，就如二十年媳婦熬成婆婆那樣。今天好機會來了，讓底層誌願者們身披白大褂，臂佩紅袖章，頓時獲得了權力，身價躥升！於是人們就見到了大白們在上海街頭的變本加厲，肆無忌憚。

更是有不少大白門來自外省市的農村地區，他們往往有著毛澤東情結，相信毛澤東的詛咒語“農村包圍城市”，內心對待上海，這個以魔都著稱的城市有著較深的嫉恨，於是今天找到了發泄口子，爭當“南京路上好八連”，侮辱上海人一番，五十步笑百步，好不痛快啊！

上海本地市民，生存在全民抗疫的如此高壓境遇，顯得勢單力孤，不得不進行一場忍耐之心的大考驗。雖說是有海派氣質，但是多年來在習氏毛左政治侵染下，上海人漸漸變得麻木起來，中國傳統習性在增強，一個“忍”字當頭，懂得“看三勢”，學會“拎得清”，不做“填刀頭”，好漢不吃眼前虧，識時務者為俊傑，好死不如賴活著——與內地的庸眾一樣，都是媳婦受熬的心態——如此則喪失了做人的真誠性和崇高性。

 

                                                    施衛江

寫於 美國紐約

2022年5月26日上海抗疫為何如此狂暴？

 

最近，上海人民沉浸在“靜態管理、動態清零”的極度悲憤中，二個月來的抗疫，上海居民要麽封閉在家裏，要麽隔離在方艙，要麽入住醫院，最慘的是一些外地來滬的農民工、送貨員和運輸汽車司機，隻得睡眠在大街上、橋孔下、卡車裏，還不得行走出受封圍欄，還得不到足夠食物。不管呆在城市哪個角落，是富人或窮人，是教授還是乞丐，人人自危，生活無序，商店關門，藥品斷供，生存所需的基本食品、日用品都要靠手機上操作去“搶”，凡是不會手機操作就隻能等死，非新冠病毒引起的疾病都不算是“病”，假如某個病人不能出示有效核酸測試陰性證明，病人均得不到及時救治，更惡劣的措施是，要裝配鐵網在管控區的每一棟民宅樓的大門口，予以嚴加防範管製，防市民如防盜賊！“大白”警察容許隨意闖進市民家中搞“執法”，市民蒙受盡多的不幸和災難可就是不容許公開自由發聲喊冤！

嗚呼！號稱“國家主人”的上海市民，本是代表中國最具先進生產力的一族群體，理應充分釋放出上海市民的聰明才幹去搞建設，然而在黨中央的“清零”政策強製下，海派靈性竟然大肆遭受踐踏，人格尊嚴被貶至不及囚徒的卑下，被準許的行動自由還不如圈養的禽畜。哀哉！上海市民的生存境況是多麽孤苦伶仃無助，上海市民的精神抑鬱是何等淒淒慘慘戚戚。

由中央政府主導的抗疫“清零”，為什麽要對上海人民動用如此的粗暴、野蠻、獸性、瘋狂？這在西方自由世界看來，簡直太不可思議了！根源究竟是什麽呢？

 

（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發生在上海的抗疫狂暴當然不是海派文化傳承的特質，而是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親自部署指揮、密集指示批示”來進行，這位總書記宣稱：“我們的防控方針是由黨的性質和宗旨決定的”，“從黨的性質宗旨認識疫情防控方針”，當然不是飛來之石，而是經有悠久曆史的中國傳統孵化而成，它僵硬地主宰著當今中國政治的一切。欲懂得這場清零抗疫的真實意圖，須深入了解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須了解中國的民風民俗，尤其是陝北地區。

近年來，習近平嫻熟地運用他的政治手腕使大權獨攬，業已形成“九鼎之尊”局麵，且有越演越烈之勢，在其統治下的社會官僚機器不斷強化威權形式，這使得後者形式的高度威權化又促進了前者的獨裁，而前者專斷橫行又反哺後者，兩者互為反饋，攜手共進，就此全民奴性且增強不少——此即如德國學者齊美爾所講的社會學中“相互作用”的形式，對於這種“形式”的具體表達，深得魯迅精神之魂的北京大學中文係教授錢理群曾經論述道：“在一個專製統治下價值封閉的體係內，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是處在同一個價值點上的交流與反饋”（大意如此）。

可想而知，當今中國的政治形態正是走在全麵複辟傳統封建腐朽製度的路上。專製政治乃乾綱獨斷、定於一尊，且說今日中國之專製暴虐，極大地來自最高統治者的德性，習近平妄圖複辟文革，大開曆史倒車，朝思暮想他的皇帝迷夢，再造新時代的秦始皇、毛澤東。

    由此，習近平打造的強專製主義為他的暴政鋪設了平坦大道，布置於“全國一盤棋”格局下，海派上海市民深深感受到文革高潮時的毛式家天下：朕即真理，朕即國家。今天，統帥一聲令，三軍風雷動，酷政促奴性，令箭催遵命，從廟堂衙門，抵基層庸眾，政令一路暢行，貫徹無阻。

以習近平的“家天下”框架來看，上海的抗疫特別需要展示“中國共產黨所具有的無比堅強的領導力，是風雨來襲時中國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要展示中共統治下的製度“優越性”和“合法性”，更確切地說，還需要充分展示習近平總書記的“英明、偉大”形象，為他的正式“登基”皇座打基礎。構建如此之宏大敘事，習家中央政府定義了新冠病毒的抗疫是一場“人民戰爭”，全黨全民統一步調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部署”來進行的，這位總書記一再強調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堅持動態清零總方針不猶豫不動搖”，“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要把抗疫當作“為人民服務”。

以現代性的倫理學來論述，“人民”是個宏大敘事，是形而上之“大魅”，在以“人民”的名義大肆鼓噪、渲染之下，若開啟“幽暗之門”，可以發現，這隻是一塊“超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的招牌，其投射出的真實價值意向往往是希冀反饋回報給投射者自己，即小人心眼、小人心境的“自我、本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乃罪惡之淵藪，其鄙陋卑下、猥瑣不堪！

魯迅先生早就發現，中國的儒家典籍中充滿了“仁者愛人”之語，但是魯迅卻揭穿了其“瞞和騙”，其實質就是“以理殺人”！

今天的上海，把“人民”當作“綱領”來處置具體的全民抗疫，就意味著其餘事情全得靠邊讓路，抗疫以外的事情全都隻是與個人利益掛鉤而已，都是掛靠不上“人民”這個宏偉大宗旨，“人民”這個抽象綱領既然被強化得如此之高大上、偉光正，乃綱舉目張，和尚打傘，為所欲為、不擇手段！

 

（二）“不忘初心，牢記使命”

 

“初心”是習近平執政時代十分時髦的政治詞匯，既然被張揚得如此之“時髦”，它必定隱含有欺騙性！它試圖讓人民感受習的“青春故事”，聆聽他的“梁家河插隊的經曆”，規訓人民的情操，是一項典型的“洗腦工程”。

眾所周知，習近平在福建、浙江和上海三地工作過，已經獲得相當多的東南沿海地區工作的經驗，這些地區比起北方內地來具有相對較高的改革開放性，經濟結構大多是外向型，經濟水平也相應較高，治理較為先進。按照常規思路，要想當上一個大國有作為的主政者，其精神領域的價值觀訴求，本來應該引導國民走上現代化之路，深化改革，大大發揚沿海地區的先進經驗和業績成就，使融合到全球化的經濟圈中，學習西方發達的市場經濟和人文精神，求得國家發展踏上新台階。然而習近平卻不張揚他在沿海地區的經曆，反而大大弘揚在北方落後農村的生活感受、工作經曆——這就值得正義的人們去警惕和深思了。

與毛澤東一樣，習近平自身的秉性就是十分的“土”，在漢語網絡上，不滿的網民將習近平蔑稱為“包子”，意思有“土氣”之意，也就是傳統、愚昧、落後的代名詞。這與《論語》：“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意思相近，懷土就是戀土而安逸，營造個人小天地，即小人德性。我們來看看習近平是如何的“初心”？

“初心”在心理學上可稱為“原型”（榮格：archetypes），習的“原型”有“戀土情結”，顯然相悖於東南沿海地區的現代性精神品質，而在於他不斷吹噓的“土”字而凸出，即“農民情結、三農情懷”，習常稱：“我也是從農村出來的”，“我們這一代人也有這個情結，一定要把我們的老百姓，特別是我們的農民扶一把。”聽聽他的念念有詞“不忘初心”，從“習近平總書記從小就有農村情結”，可推斷習之“戀土”有小人之心：

1.  陝北延安梁家河，習近平插隊在此，據說練就了一套“大學問”，那真是了不得啊！
2. “老家富平曾在習近平迷惘彷徨時給予他溫暖”，陝西省富平縣臨近於曆史上京兆地區，這裏曾經是大一統帝國的中央權力地帶，即有秦、漢、隋、唐四朝大帝國定都於鹹陽、長安，這一家鄉情懷深深地烙印到習近平的人格秉性，使得習內心期盼著大一統政治。
3. 習近平時時要造訪河北省西柏坡，該地是毛派紅色經典的精神發源地，價值連城，非常值得習去流連忘返，就此習想要“弘揚西柏坡精神”。
4. 河北省正定縣，習年輕時候曾工作在此，當時是“農業學大寨”的先進樣板縣，是毛澤東樹立起來的一麵旗幟，同樣是紅色經典，值得去大力追捧，流芳百世。

    作為一個農業人口眾多的大國，農業生產當然需要去關心，農民的利益也當然需要去關心，任何一個具有現代化常識的人，必定知道：農民生活的大幅度改善，必須是由農業現代化來帶動，而農業現代化必須是由工業現代化來帶動，而工業現代化必須是由科技、經濟和製度等的各項現代化來帶動，需要重視精神文明的力量，也就是人的主體性自由的大發揚。然而中國的習某卻是完全的反其道而行之：要論價值觀的定位？什麽的工業、科技、文教、經濟、金融、製度、法治等等的重要發展項目全都擱置在邊上，就是因為這些不含有“初心”，從而全都被當做不重要的思想議題來處理，眼下最最要緊的事情是定位在“農民情結”、“黃土情結”之上：“不忘初心，牢記使命”——老是要把目光盯住在最最落後地區的農民生存價值觀上——這是怎麽樣的心態？怎麽樣的鬼魅心思啊？

人都是有個性的，共產黨執政也如此。理解了習近平的執政個性是那麽的“土裏土氣”，於是懂得：上海抗疫就是充滿習包子特色之土：“鞋子合不合腳，自己穿著才知道。”——紅色經典，土法上馬！   

 

•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方山水有一方風情

 

 共產黨信仰“辯證唯物主義”，其教條說：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確，特定的社會曆史地理環境可以塑造特定的精神氣質。成語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南橘北枳。按辯證法精神，反之亦然，如：彩蝶戀鮮花，蒼蠅叮臭肉；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智者樂水，仁者樂山。說到中國人的“土”，尚有各個地方的各個民風民俗民情，還可細分。

德國學者馬克斯·舍勒的行為學理論認為，能感悟到生活世界的價值和價值秩序的感情是成為行為意欲最深層的基礎部分，而這種感情決定著行為意欲的努力方向。但是舍勒又認為，不能把在一個時代和民族中流行或支配人們價值偏愛的評價係統所具有的“倫理結構”等同於作為價值優先法則的價值本身的客觀秩序。

今天，與西方自由世界一樣，強人習近平也是十分講究“顏色革命”，他將自身個性“土氣”的顏色欽定為中國的“政治正確”，即標準的意識形態，充分施展在上海地方的抗議之中，真實意圖是：以習氏“土氣”淹沒上海“海派”！

那麽究竟怎麽樣評介習包子“土氣”？

第一，純真“紅色基因”，眾所周知，習近平是在紅朝中國、紅色地域、紅色家庭、紅色時代、紅色圈子裏混出來的紅色土特產，紅色元素特濃，大紅特紅超紅。

現代中國有二大文明係統：黃色和藍色。

黃色是內陸型，具有內向封閉性質，其主要的分布地域是在北方的黃土質平原和高原上，其價值資源隻由落後的本土文明來提供（電視劇《河殤》的觀點）。

紅色文明是外來的馬列寧主義與中國本土的黃色文明相結合的產物，被綜合成“毛澤東思想路線”，具有革命的實踐性，但是主要根基還是黃色文明。

    藍色是海洋型，外向開放性質，最初地域分布在東南沿海一帶，隨之改革開放的深化，逐漸擴展至中國的大南方，它是本土文明與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結合的產物。

今天的國情是，北方黃土文明區域經濟全麵落後、蕭條，而南方藍色文明區域市場經濟發展良好，經濟指標高漲。如此經濟地理格局意味著中共統治機器的精神資源麵臨危機，這讓習近平深深不安，習某感受到來自於藍色文明對於紅色政權的威脅：資產階級市民的個體性、獨立性和自由意識在增長，他們不會如黃土地上農民幹活那樣的聽話、遵命和馴服。

遙想1949年3月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正式提出定都北平市的決議，當時的國情正如毛澤東所講：“蔣介石的國都在南京，他的基礎是江浙資本家。我們要把國都建在北平，我們也要在北平找到我們的基礎，這就是工人階級和廣大的勞動群眾。”這講話顯示了：南京的城市精神是藍色，而北平市則是黃色，紅色政權的根基需要由黃色文明來支撐、扶助，才會獲得穩定、可靠。

從前，毛澤東必定熟知曆史典故：“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對藍色文明懷有恐懼：“港台一帶，饕蚊尚多，西方世界，饕蚊成陣。”因此對待曾經位置楚地、而後深藍色的申城上海，毛澤東作指示：要采取“農村包圍城市”戰略。為此，上海外灘海關鍾樓上的大鍾報時，要以深黃色的陝北民歌樂調《東方紅》來進行，使之標誌為城市“主旋律”。要發揚“好八連”榮光，讓他們來到魔都南京路上當“哨兵”，以鎮住充滿資產階級邪念的“霓虹燈”，要加強“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全麵專政”，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今天，習近平憂心忡忡：紅色文明賴以存在基礎的黃色文明正日益蛻化墮落！為此決心拯救，在上海執行“靜態管理、動態清零”，實為一場魔鬼訓練，以鞏固紅色政權的！

 

• 粗人的痞氣，流寇的匪氣

 

紅朝中國首長級高幹的紅二代、紅三代多的是，譬如有劉少奇的兒子，陳雲兒子，鄧小平的兒女，胡耀邦的兒子，葉劍英、江澤民的數個兒女等等，在這一群體裏相比較，習包子就是顯得很“土氣”，這是為什麽呢？

這就是習近平第二個“土”：痞氣+匪氣，這是黃色文明外圍地帶“邊區”之“土氣”。

習近平讀書差勁是知曉的，然而這在首長級的紅後代中較為少見，盡管習近平時常吹噓讀書很多，還煞有介事地列出一長串讀書單來，頗有“此地無銀三百兩”之意。由於不願讀書、讀不進書，習的頭腦難以裝備積聚人類優秀文明的知識。蘇格拉底雲“知識即美德”，其否命題亦同樣成立。現代學者的認識更為精確，知識與美德之間的正向關聯性是需要建立在高概率基礎上，較有科學的合理性。毛澤東閱讀中國古典經書甚多，但也是痞氣+匪氣很濃厚，毛澤東特別讚賞二位流氓痞子皇帝：劉邦和朱元璋，毛把糟粕當作了精粹。

拉馬克的“用進廢退”可以較好解釋，讀書不好的習近平，喜好炫耀他的四肢發達：“我那個時候扛200斤麥子，十裏山路不換肩。”習對頭腦簡單事項：“新時期上山下鄉工程”、“好兒女誌在四方，有誌者奮鬥無悔”，頗有興趣和熱度，可見一斑。習近平坦承其念茲在茲“農民情結”，可以推斷出他的氣質和秉性，天然地與知識性匱缺的泥腿子、四肢發達者、粗布短衫者融通起來，對待海派氣質的上海人就不會有好感，可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

要深入了解習近平的所作所為，需要了解他的個性和風格，需要了解養育習某其秉性、氣質的地方，考察那裏的風土人情。習近平念念不忘他的“初心”之地，就是年輕時候插隊落戶的革命聖地延安，那裏是紅色大本營，更是“紅太陽升起的地方”。對於習近平來說，陝北延安就是他的紅色乳娘，思想養育之地，“作為一個人民公仆，陝北高原是我的根，因為這裏培養出我不變的信念：要為人民做實事！無論我走到哪裏，永遠都是黃土地的兒子。”習近平回憶說，插隊在梁家河，他“看到了人民群眾的根本，真正理解了老百姓”，“我幾乎從來沒哭過，印象較深的兩次哭都是在陝北。”情深誼長啊！

延安市，坐落在陝西省北部，是遊牧文明與農耕文明交融的邊區地帶，漢民族農民世世代代居住此地的曆史中，頻頻遭受多個遊牧民族和部落的相互殺戮、掠奪和洗劫，身處如此蠻族生態的劫掠，釀造出戎狄民風：痞氣+匪氣，漸漸墮落之，本地農耕地上又孵化出次生代的漢族大盜和流寇，如：王嘉胤、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董福祥等等。

大清皇朝晚期，西方殖民主義勢力進入中國東部沿海，紛紛建立起西方式的先進藍色文明，從此經濟格局和重心轉移，地處西北的陝西省經濟文化大幅衰弱，秦風不再，此衰彼漲，當地土匪、土豪卻猖狂起來，到了民國時期，整個陝北地區的匪患尤其嚴重，那時候國民政府的管控力無法抵達陝北，但這恰好為共產黨武裝力量製造出福音來，留給了共軍以極佳的撒野契機和匪盜空間。臭味相投便稱知己，當毛澤東掛帥的大股共軍（紅軍）萬裏迢迢流竄作案來到陝北時候，如魚得水般找準了自己的落腳地，建立起蘇區。

民諺：窮山惡水出刁民，粗茶淡飯無孑遺。肉腐生蛆，蛆熟產蠅；土劣孵匪，匪頑升寇。流寇是土匪發展的頂峰，流寇之所以十分殘暴凶狠毒辣無恥，那是因為流寇作案多是流竄在異地他鄉：1）幾乎碰不上熟人，於是缺乏道德約束；2）罪案的對象都是與己血緣疏遠，於是下得了狠手；3）流竄作案中不容易被抓捕，於是缺乏法律製裁的威懾感。

民國時期的學者傅斯年，曾經把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美國學者餘英時把毛澤東在山上鬧革命歸類為土匪行徑，中共政府體製內走出來的學者阮銘也將當年盤踞在井岡山和延安，建立蘇區的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具體的匪徒而言尚有匪氣強弱的區分，中共領袖中毛澤東、習近平之流痞氣、匪氣特濃，雖然直接將他們比作為流寇尚不恰當，然則深入去思考精神性的高層次本質，就會發現確有近似之處，如操守低劣，隻顧眼前的歡樂和榮耀，不思長治久安的方針、政策和治理，即不具可持續性發展，缺乏人性，不擇手段，不顧人民死活，更扯淡有什麽超越情懷、尋求來世的永生。

上海執行抗疫大行動，是習某心理投射：“習近平總書記親自部署、親自指揮”，乃“初心不改”，大大地用上“梁家河大學問”，卻是來真的：痞氣加匪氣，勁兒十足！

 

• 秦始皇→毛澤東→習近平

 

這三者思想有著較大的傳承性。中共的建黨、建國都是繼承了中國傳統“外儒內法”的一套專製主義本色，馬克思主義成分並不多，如“緊密團結在以某某某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就是中共執政文化的萬能公式，其“春秋大義”足令執政者癡迷不已。

中國政治延續了千年的專製主義，其要數秦始皇的大一統治理格局最具開創、暴虐和傳承，其遺產深深地烙印在中華民族的政治文化基因上。《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今皇帝並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傳承至後世，中共統治者毛澤東、習近平極為崇拜、讚賞，毛澤東自稱：“馬克思加秦始皇”，自比“秦皇、漢武”。習近平是粗人，缺文秀，但配有禦用導演張藝謀來代言，原籍秦地的張藝謀以其電影作品的大氣磅礴著稱，如《英雄》、《大秦賦》、《大秦帝國》等頗有氣勢恢宏，詠古頌今，頌揚獨裁，乃深合主子旨意。

籍貫秦地的習近平似乎比毛澤東更領悟大秦遺風，他也有著構建大一統政治的強烈欲求，冒進浮誇，圖大貪功，舉凡黨、政、軍、財、經、文、教、農、工、商等各界各行，都得讓習來獨攬一身、定於一尊，還妄想對外擴張，天下一統。毛時代流行詞：“全國一盤棋”，如今又翻舊出新而熱炒，以“一言堂”淩駕天下，特別用於上海的抗疫。

中國人骨子裏有“天人合一”，混沌一氣的原始思維和巫術，這集體無意識天然地被大一統政治統攝，進而主導了亞細亞生產方式，在古代，它有利於治理水患、開挖運河、修建長城、建造皇宮等大型項目。在當今，有利於以舉國之力操辦上海防控。在思想意識高度，可以塑造全民的遵命、服從、聽話，即奴性，這恰是習近平的“不忘使命”：“凝聚全民抗疫的強大共識”。

在大一統政治如火如荼的文革期間，誇張而高調的道義目的論籠罩住中國大地上的各項各業，如有“農業以糧為綱、工業以鋼為綱。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於是到處呈現“一刀切”現象，凡是與“綱”不合之事，全得讓步，退避。

今天上海的抗疫正是一刀切做法：為了抗疫的宏偉大業，其他事情全都算不得“事情”，那怕是危機人生命的要事。再如，“同層密接隔離政策”，一人得陽整樓隔離，幾人得陽整區封閉。搞得：簡單直接粗暴，次生災害不斷，雞飛狗跳，人心惶惶。

 

• 外儒內法，臉麵爭光

 

習近平頗想搞《厲害了，我的國》，可看出習的“初心”中有“大秦”情愫，但不唯此。習熟知亡秦之故，暴秦之害，了解《過秦論》，於是就看重《荀子》思想，希望借鑒儒家思想補救暴秦之偏，但這隻是延續了曆史上慣行的“外儒內法”傳統，毫無創意。

以現代人的目光審視，法家思想並非全都是負麵的，糟糕的。譬如，法家的政治思想有“緣法而治”、“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法不阿貴，繩不撓曲”、“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等——貫徹一條法治平等的路線。

秦之後曆代皇朝，形成傳統的官方和上層社會的意識形態是儒家思想，儒家在治國綱要上對法家進行修正，改變其嚴刑律法、冷酷無情、對人性的踐踏，而用溫情脈脈的道德麵紗來遮蓋人心自私之惡。然而儒家的溫情脈脈卻是斷然排斥法家的平等觀，十分講究等級秩序的排位：“尊尊、親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樣導致另一種人性醜惡的釋放。

無論是法家抑或儒家，都嚴重匱乏精神超越性，使得中國人滑落到小人德性的急切功利性，熱衷於超近距離的貼身肉搏，這突出表現為儒家的“麵子文化”，即等級競爭。

今天，習近平把上海抗疫重重地押寶在他的麵子上：看吧，環顧世界，唯有我習某才能夠做到新冠病毒“清零”，豐功偉業啊；溥天之下，皆我臣屬；溥天之下，盡表忠心！

開啟小人心境：這就是習近平的“初心、使命”不可告人的真正用意所在！清零政策來自權力最高層，而下層執行者在習某巫祝之辭誘導下，層層加碼，步步緊逼，使防疫措施變得越來越嚴苛，越來越不通人情，越來越背離常識，卻迎來了中國式“麵子”大豐收！    

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今天，活躍在上海街頭的“大白”誌願者，大多來自社會底層，他們深知等級社會的底層生活之艱辛、悲愴、卑賤、滄桑，受欺受壓，吃苦甚多，在心坎中積滿了多多的怨恨，為此張公百忍，隻是期盼著猴年馬月有個身份升遷，從此羊與狼的位置對調，角色得以變換，從此終於有了發泄的口子和對象，就如二十年媳婦熬成婆婆那樣。今天好機會來了，讓底層誌願者們身披白大褂，臂佩紅袖章，頓時獲得了權力，身價躥升！於是人們就見到了大白們在上海街頭的變本加厲，肆無忌憚。

更是有不少大白門來自外省市的農村地區，他們往往有著毛澤東情結，相信毛澤東的詛咒語“農村包圍城市”，內心對待上海，這個以魔都著稱的城市有著較深的嫉恨，於是今天找到了發泄口子，爭當“南京路上好八連”，侮辱上海人一番，五十步笑百步，好不痛快啊！

上海本地市民，生存在全民抗疫的如此高壓境遇，顯得勢單力孤，不得不進行一場忍耐之心的大考驗。雖說是有海派氣質，但是多年來在習氏毛左政治侵染下，上海人漸漸變得麻木起來，中國傳統習性在增強，一個“忍”字當頭，懂得“看三勢”，學會“拎得清”，不做“填刀頭”，好漢不吃眼前虧，識時務者為俊傑，好死不如賴活著——與內地的庸眾一樣，都是媳婦受熬的心態——如此則喪失了做人的真誠性和崇高性。

 

                                                    施衛江

寫於 美國紐約

2022年5月26日上海抗疫為何如此狂暴？

 

最近，上海人民沉浸在“靜態管理、動態清零”的極度悲憤中，二個月來的抗疫，上海居民要麽封閉在家裏，要麽隔離在方艙，要麽入住醫院，最慘的是一些外地來滬的農民工、送貨員和運輸汽車司機，隻得睡眠在大街上、橋孔下、卡車裏，還不得行走出受封圍欄，還得不到足夠食物。不管呆在城市哪個角落，是富人或窮人，是教授還是乞丐，人人自危，生活無序，商店關門，藥品斷供，生存所需的基本食品、日用品都要靠手機上操作去“搶”，凡是不會手機操作就隻能等死，非新冠病毒引起的疾病都不算是“病”，假如某個病人不能出示有效核酸測試陰性證明，病人均得不到及時救治，更惡劣的措施是，要裝配鐵網在管控區的每一棟民宅樓的大門口，予以嚴加防範管製，防市民如防盜賊！“大白”警察容許隨意闖進市民家中搞“執法”，市民蒙受盡多的不幸和災難可就是不容許公開自由發聲喊冤！

嗚呼！號稱“國家主人”的上海市民，本是代表中國最具先進生產力的一族群體，理應充分釋放出上海市民的聰明才幹去搞建設，然而在黨中央的“清零”政策強製下，海派靈性竟然大肆遭受踐踏，人格尊嚴被貶至不及囚徒的卑下，被準許的行動自由還不如圈養的禽畜。哀哉！上海市民的生存境況是多麽孤苦伶仃無助，上海市民的精神抑鬱是何等淒淒慘慘戚戚。

由中央政府主導的抗疫“清零”，為什麽要對上海人民動用如此的粗暴、野蠻、獸性、瘋狂？這在西方自由世界看來，簡直太不可思議了！根源究竟是什麽呢？

 

（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發生在上海的抗疫狂暴當然不是海派文化傳承的特質，而是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親自部署指揮、密集指示批示”來進行，這位總書記宣稱：“我們的防控方針是由黨的性質和宗旨決定的”，“從黨的性質宗旨認識疫情防控方針”，當然不是飛來之石，而是經有悠久曆史的中國傳統孵化而成，它僵硬地主宰著當今中國政治的一切。欲懂得這場清零抗疫的真實意圖，須深入了解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須了解中國的民風民俗，尤其是陝北地區。

近年來，習近平嫻熟地運用他的政治手腕使大權獨攬，業已形成“九鼎之尊”局麵，且有越演越烈之勢，在其統治下的社會官僚機器不斷強化威權形式，這使得後者形式的高度威權化又促進了前者的獨裁，而前者專斷橫行又反哺後者，兩者互為反饋，攜手共進，就此全民奴性且增強不少——此即如德國學者齊美爾所講的社會學中“相互作用”的形式，對於這種“形式”的具體表達，深得魯迅精神之魂的北京大學中文係教授錢理群曾經論述道：“在一個專製統治下價值封閉的體係內，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是處在同一個價值點上的交流與反饋”（大意如此）。

可想而知，當今中國的政治形態正是走在全麵複辟傳統封建腐朽製度的路上。專製政治乃乾綱獨斷、定於一尊，且說今日中國之專製暴虐，極大地來自最高統治者的德性，習近平妄圖複辟文革，大開曆史倒車，朝思暮想他的皇帝迷夢，再造新時代的秦始皇、毛澤東。

    由此，習近平打造的強專製主義為他的暴政鋪設了平坦大道，布置於“全國一盤棋”格局下，海派上海市民深深感受到文革高潮時的毛式家天下：朕即真理，朕即國家。今天，統帥一聲令，三軍風雷動，酷政促奴性，令箭催遵命，從廟堂衙門，抵基層庸眾，政令一路暢行，貫徹無阻。

以習近平的“家天下”框架來看，上海的抗疫特別需要展示“中國共產黨所具有的無比堅強的領導力，是風雨來襲時中國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要展示中共統治下的製度“優越性”和“合法性”，更確切地說，還需要充分展示習近平總書記的“英明、偉大”形象，為他的正式“登基”皇座打基礎。構建如此之宏大敘事，習家中央政府定義了新冠病毒的抗疫是一場“人民戰爭”，全黨全民統一步調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部署”來進行的，這位總書記一再強調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堅持動態清零總方針不猶豫不動搖”，“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要把抗疫當作“為人民服務”。

以現代性的倫理學來論述，“人民”是個宏大敘事，是形而上之“大魅”，在以“人民”的名義大肆鼓噪、渲染之下，若開啟“幽暗之門”，可以發現，這隻是一塊“超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的招牌，其投射出的真實價值意向往往是希冀反饋回報給投射者自己，即小人心眼、小人心境的“自我、本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乃罪惡之淵藪，其鄙陋卑下、猥瑣不堪！

魯迅先生早就發現，中國的儒家典籍中充滿了“仁者愛人”之語，但是魯迅卻揭穿了其“瞞和騙”，其實質就是“以理殺人”！

今天的上海，把“人民”當作“綱領”來處置具體的全民抗疫，就意味著其餘事情全得靠邊讓路，抗疫以外的事情全都隻是與個人利益掛鉤而已，都是掛靠不上“人民”這個宏偉大宗旨，“人民”這個抽象綱領既然被強化得如此之高大上、偉光正，乃綱舉目張，和尚打傘，為所欲為、不擇手段！

 

（二）“不忘初心，牢記使命”

 

“初心”是習近平執政時代十分時髦的政治詞匯，既然被張揚得如此之“時髦”，它必定隱含有欺騙性！它試圖讓人民感受習的“青春故事”，聆聽他的“梁家河插隊的經曆”，規訓人民的情操，是一項典型的“洗腦工程”。

眾所周知，習近平在福建、浙江和上海三地工作過，已經獲得相當多的東南沿海地區工作的經驗，這些地區比起北方內地來具有相對較高的改革開放性，經濟結構大多是外向型，經濟水平也相應較高，治理較為先進。按照常規思路，要想當上一個大國有作為的主政者，其精神領域的價值觀訴求，本來應該引導國民走上現代化之路，深化改革，大大發揚沿海地區的先進經驗和業績成就，使融合到全球化的經濟圈中，學習西方發達的市場經濟和人文精神，求得國家發展踏上新台階。然而習近平卻不張揚他在沿海地區的經曆，反而大大弘揚在北方落後農村的生活感受、工作經曆——這就值得正義的人們去警惕和深思了。

與毛澤東一樣，習近平自身的秉性就是十分的“土”，在漢語網絡上，不滿的網民將習近平蔑稱為“包子”，意思有“土氣”之意，也就是傳統、愚昧、落後的代名詞。這與《論語》：“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意思相近，懷土就是戀土而安逸，營造個人小天地，即小人德性。我們來看看習近平是如何的“初心”？

“初心”在心理學上可稱為“原型”（榮格：archetypes），習的“原型”有“戀土情結”，顯然相悖於東南沿海地區的現代性精神品質，而在於他不斷吹噓的“土”字而凸出，即“農民情結、三農情懷”，習常稱：“我也是從農村出來的”，“我們這一代人也有這個情結，一定要把我們的老百姓，特別是我們的農民扶一把。”聽聽他的念念有詞“不忘初心”，從“習近平總書記從小就有農村情結”，可推斷習之“戀土”有小人之心：

1.  陝北延安梁家河，習近平插隊在此，據說練就了一套“大學問”，那真是了不得啊！
2. “老家富平曾在習近平迷惘彷徨時給予他溫暖”，陝西省富平縣臨近於曆史上京兆地區，這裏曾經是大一統帝國的中央權力地帶，即有秦、漢、隋、唐四朝大帝國定都於鹹陽、長安，這一家鄉情懷深深地烙印到習近平的人格秉性，使得習內心期盼著大一統政治。
3. 習近平時時要造訪河北省西柏坡，該地是毛派紅色經典的精神發源地，價值連城，非常值得習去流連忘返，就此習想要“弘揚西柏坡精神”。
4. 河北省正定縣，習年輕時候曾工作在此，當時是“農業學大寨”的先進樣板縣，是毛澤東樹立起來的一麵旗幟，同樣是紅色經典，值得去大力追捧，流芳百世。

    作為一個農業人口眾多的大國，農業生產當然需要去關心，農民的利益也當然需要去關心，任何一個具有現代化常識的人，必定知道：農民生活的大幅度改善，必須是由農業現代化來帶動，而農業現代化必須是由工業現代化來帶動，而工業現代化必須是由科技、經濟和製度等的各項現代化來帶動，需要重視精神文明的力量，也就是人的主體性自由的大發揚。然而中國的習某卻是完全的反其道而行之：要論價值觀的定位？什麽的工業、科技、文教、經濟、金融、製度、法治等等的重要發展項目全都擱置在邊上，就是因為這些不含有“初心”，從而全都被當做不重要的思想議題來處理，眼下最最要緊的事情是定位在“農民情結”、“黃土情結”之上：“不忘初心，牢記使命”——老是要把目光盯住在最最落後地區的農民生存價值觀上——這是怎麽樣的心態？怎麽樣的鬼魅心思啊？

人都是有個性的，共產黨執政也如此。理解了習近平的執政個性是那麽的“土裏土氣”，於是懂得：上海抗疫就是充滿習包子特色之土：“鞋子合不合腳，自己穿著才知道。”——紅色經典，土法上馬！   

 

•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方山水有一方風情

 

 共產黨信仰“辯證唯物主義”，其教條說：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確，特定的社會曆史地理環境可以塑造特定的精神氣質。成語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南橘北枳。按辯證法精神，反之亦然，如：彩蝶戀鮮花，蒼蠅叮臭肉；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智者樂水，仁者樂山。說到中國人的“土”，尚有各個地方的各個民風民俗民情，還可細分。

德國學者馬克斯·舍勒的行為學理論認為，能感悟到生活世界的價值和價值秩序的感情是成為行為意欲最深層的基礎部分，而這種感情決定著行為意欲的努力方向。但是舍勒又認為，不能把在一個時代和民族中流行或支配人們價值偏愛的評價係統所具有的“倫理結構”等同於作為價值優先法則的價值本身的客觀秩序。

今天，與西方自由世界一樣，強人習近平也是十分講究“顏色革命”，他將自身個性“土氣”的顏色欽定為中國的“政治正確”，即標準的意識形態，充分施展在上海地方的抗議之中，真實意圖是：以習氏“土氣”淹沒上海“海派”！

那麽究竟怎麽樣評介習包子“土氣”？

第一，純真“紅色基因”，眾所周知，習近平是在紅朝中國、紅色地域、紅色家庭、紅色時代、紅色圈子裏混出來的紅色土特產，紅色元素特濃，大紅特紅超紅。

現代中國有二大文明係統：黃色和藍色。

黃色是內陸型，具有內向封閉性質，其主要的分布地域是在北方的黃土質平原和高原上，其價值資源隻由落後的本土文明來提供（電視劇《河殤》的觀點）。

紅色文明是外來的馬列寧主義與中國本土的黃色文明相結合的產物，被綜合成“毛澤東思想路線”，具有革命的實踐性，但是主要根基還是黃色文明。

    藍色是海洋型，外向開放性質，最初地域分布在東南沿海一帶，隨之改革開放的深化，逐漸擴展至中國的大南方，它是本土文明與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結合的產物。

今天的國情是，北方黃土文明區域經濟全麵落後、蕭條，而南方藍色文明區域市場經濟發展良好，經濟指標高漲。如此經濟地理格局意味著中共統治機器的精神資源麵臨危機，這讓習近平深深不安，習某感受到來自於藍色文明對於紅色政權的威脅：資產階級市民的個體性、獨立性和自由意識在增長，他們不會如黃土地上農民幹活那樣的聽話、遵命和馴服。

遙想1949年3月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正式提出定都北平市的決議，當時的國情正如毛澤東所講：“蔣介石的國都在南京，他的基礎是江浙資本家。我們要把國都建在北平，我們也要在北平找到我們的基礎，這就是工人階級和廣大的勞動群眾。”這講話顯示了：南京的城市精神是藍色，而北平市則是黃色，紅色政權的根基需要由黃色文明來支撐、扶助，才會獲得穩定、可靠。

從前，毛澤東必定熟知曆史典故：“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對藍色文明懷有恐懼：“港台一帶，饕蚊尚多，西方世界，饕蚊成陣。”因此對待曾經位置楚地、而後深藍色的申城上海，毛澤東作指示：要采取“農村包圍城市”戰略。為此，上海外灘海關鍾樓上的大鍾報時，要以深黃色的陝北民歌樂調《東方紅》來進行，使之標誌為城市“主旋律”。要發揚“好八連”榮光，讓他們來到魔都南京路上當“哨兵”，以鎮住充滿資產階級邪念的“霓虹燈”，要加強“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全麵專政”，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今天，習近平憂心忡忡：紅色文明賴以存在基礎的黃色文明正日益蛻化墮落！為此決心拯救，在上海執行“靜態管理、動態清零”，實為一場魔鬼訓練，以鞏固紅色政權的！

 

• 粗人的痞氣，流寇的匪氣

 

紅朝中國首長級高幹的紅二代、紅三代多的是，譬如有劉少奇的兒子，陳雲兒子，鄧小平的兒女，胡耀邦的兒子，葉劍英、江澤民的數個兒女等等，在這一群體裏相比較，習包子就是顯得很“土氣”，這是為什麽呢？

這就是習近平第二個“土”：痞氣+匪氣，這是黃色文明外圍地帶“邊區”之“土氣”。

習近平讀書差勁是知曉的，然而這在首長級的紅後代中較為少見，盡管習近平時常吹噓讀書很多，還煞有介事地列出一長串讀書單來，頗有“此地無銀三百兩”之意。由於不願讀書、讀不進書，習的頭腦難以裝備積聚人類優秀文明的知識。蘇格拉底雲“知識即美德”，其否命題亦同樣成立。現代學者的認識更為精確，知識與美德之間的正向關聯性是需要建立在高概率基礎上，較有科學的合理性。毛澤東閱讀中國古典經書甚多，但也是痞氣+匪氣很濃厚，毛澤東特別讚賞二位流氓痞子皇帝：劉邦和朱元璋，毛把糟粕當作了精粹。

拉馬克的“用進廢退”可以較好解釋，讀書不好的習近平，喜好炫耀他的四肢發達：“我那個時候扛200斤麥子，十裏山路不換肩。”習對頭腦簡單事項：“新時期上山下鄉工程”、“好兒女誌在四方，有誌者奮鬥無悔”，頗有興趣和熱度，可見一斑。習近平坦承其念茲在茲“農民情結”，可以推斷出他的氣質和秉性，天然地與知識性匱缺的泥腿子、四肢發達者、粗布短衫者融通起來，對待海派氣質的上海人就不會有好感，可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

要深入了解習近平的所作所為，需要了解他的個性和風格，需要了解養育習某其秉性、氣質的地方，考察那裏的風土人情。習近平念念不忘他的“初心”之地，就是年輕時候插隊落戶的革命聖地延安，那裏是紅色大本營，更是“紅太陽升起的地方”。對於習近平來說，陝北延安就是他的紅色乳娘，思想養育之地，“作為一個人民公仆，陝北高原是我的根，因為這裏培養出我不變的信念：要為人民做實事！無論我走到哪裏，永遠都是黃土地的兒子。”習近平回憶說，插隊在梁家河，他“看到了人民群眾的根本，真正理解了老百姓”，“我幾乎從來沒哭過，印象較深的兩次哭都是在陝北。”情深誼長啊！

延安市，坐落在陝西省北部，是遊牧文明與農耕文明交融的邊區地帶，漢民族農民世世代代居住此地的曆史中，頻頻遭受多個遊牧民族和部落的相互殺戮、掠奪和洗劫，身處如此蠻族生態的劫掠，釀造出戎狄民風：痞氣+匪氣，漸漸墮落之，本地農耕地上又孵化出次生代的漢族大盜和流寇，如：王嘉胤、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董福祥等等。

大清皇朝晚期，西方殖民主義勢力進入中國東部沿海，紛紛建立起西方式的先進藍色文明，從此經濟格局和重心轉移，地處西北的陝西省經濟文化大幅衰弱，秦風不再，此衰彼漲，當地土匪、土豪卻猖狂起來，到了民國時期，整個陝北地區的匪患尤其嚴重，那時候國民政府的管控力無法抵達陝北，但這恰好為共產黨武裝力量製造出福音來，留給了共軍以極佳的撒野契機和匪盜空間。臭味相投便稱知己，當毛澤東掛帥的大股共軍（紅軍）萬裏迢迢流竄作案來到陝北時候，如魚得水般找準了自己的落腳地，建立起蘇區。

民諺：窮山惡水出刁民，粗茶淡飯無孑遺。肉腐生蛆，蛆熟產蠅；土劣孵匪，匪頑升寇。流寇是土匪發展的頂峰，流寇之所以十分殘暴凶狠毒辣無恥，那是因為流寇作案多是流竄在異地他鄉：1）幾乎碰不上熟人，於是缺乏道德約束；2）罪案的對象都是與己血緣疏遠，於是下得了狠手；3）流竄作案中不容易被抓捕，於是缺乏法律製裁的威懾感。

民國時期的學者傅斯年，曾經把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美國學者餘英時把毛澤東在山上鬧革命歸類為土匪行徑，中共政府體製內走出來的學者阮銘也將當年盤踞在井岡山和延安，建立蘇區的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具體的匪徒而言尚有匪氣強弱的區分，中共領袖中毛澤東、習近平之流痞氣、匪氣特濃，雖然直接將他們比作為流寇尚不恰當，然則深入去思考精神性的高層次本質，就會發現確有近似之處，如操守低劣，隻顧眼前的歡樂和榮耀，不思長治久安的方針、政策和治理，即不具可持續性發展，缺乏人性，不擇手段，不顧人民死活，更扯淡有什麽超越情懷、尋求來世的永生。

上海執行抗疫大行動，是習某心理投射：“習近平總書記親自部署、親自指揮”，乃“初心不改”，大大地用上“梁家河大學問”，卻是來真的：痞氣加匪氣，勁兒十足！

 

• 秦始皇→毛澤東→習近平

 

這三者思想有著較大的傳承性。中共的建黨、建國都是繼承了中國傳統“外儒內法”的一套專製主義本色，馬克思主義成分並不多，如“緊密團結在以某某某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就是中共執政文化的萬能公式，其“春秋大義”足令執政者癡迷不已。

中國政治延續了千年的專製主義，其要數秦始皇的大一統治理格局最具開創、暴虐和傳承，其遺產深深地烙印在中華民族的政治文化基因上。《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今皇帝並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傳承至後世，中共統治者毛澤東、習近平極為崇拜、讚賞，毛澤東自稱：“馬克思加秦始皇”，自比“秦皇、漢武”。習近平是粗人，缺文秀，但配有禦用導演張藝謀來代言，原籍秦地的張藝謀以其電影作品的大氣磅礴著稱，如《英雄》、《大秦賦》、《大秦帝國》等頗有氣勢恢宏，詠古頌今，頌揚獨裁，乃深合主子旨意。

籍貫秦地的習近平似乎比毛澤東更領悟大秦遺風，他也有著構建大一統政治的強烈欲求，冒進浮誇，圖大貪功，舉凡黨、政、軍、財、經、文、教、農、工、商等各界各行，都得讓習來獨攬一身、定於一尊，還妄想對外擴張，天下一統。毛時代流行詞：“全國一盤棋”，如今又翻舊出新而熱炒，以“一言堂”淩駕天下，特別用於上海的抗疫。

中國人骨子裏有“天人合一”，混沌一氣的原始思維和巫術，這集體無意識天然地被大一統政治統攝，進而主導了亞細亞生產方式，在古代，它有利於治理水患、開挖運河、修建長城、建造皇宮等大型項目。在當今，有利於以舉國之力操辦上海防控。在思想意識高度，可以塑造全民的遵命、服從、聽話，即奴性，這恰是習近平的“不忘使命”：“凝聚全民抗疫的強大共識”。

在大一統政治如火如荼的文革期間，誇張而高調的道義目的論籠罩住中國大地上的各項各業，如有“農業以糧為綱、工業以鋼為綱。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於是到處呈現“一刀切”現象，凡是與“綱”不合之事，全得讓步，退避。

今天上海的抗疫正是一刀切做法：為了抗疫的宏偉大業，其他事情全都算不得“事情”，那怕是危機人生命的要事。再如，“同層密接隔離政策”，一人得陽整樓隔離，幾人得陽整區封閉。搞得：簡單直接粗暴，次生災害不斷，雞飛狗跳，人心惶惶。

 

• 外儒內法，臉麵爭光

 

習近平頗想搞《厲害了，我的國》，可看出習的“初心”中有“大秦”情愫，但不唯此。習熟知亡秦之故，暴秦之害，了解《過秦論》，於是就看重《荀子》思想，希望借鑒儒家思想補救暴秦之偏，但這隻是延續了曆史上慣行的“外儒內法”傳統，毫無創意。

以現代人的目光審視，法家思想並非全都是負麵的，糟糕的。譬如，法家的政治思想有“緣法而治”、“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法不阿貴，繩不撓曲”、“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等——貫徹一條法治平等的路線。

秦之後曆代皇朝，形成傳統的官方和上層社會的意識形態是儒家思想，儒家在治國綱要上對法家進行修正，改變其嚴刑律法、冷酷無情、對人性的踐踏，而用溫情脈脈的道德麵紗來遮蓋人心自私之惡。然而儒家的溫情脈脈卻是斷然排斥法家的平等觀，十分講究等級秩序的排位：“尊尊、親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樣導致另一種人性醜惡的釋放。

無論是法家抑或儒家，都嚴重匱乏精神超越性，使得中國人滑落到小人德性的急切功利性，熱衷於超近距離的貼身肉搏，這突出表現為儒家的“麵子文化”，即等級競爭。

今天，習近平把上海抗疫重重地押寶在他的麵子上：看吧，環顧世界，唯有我習某才能夠做到新冠病毒“清零”，豐功偉業啊；溥天之下，皆我臣屬；溥天之下，盡表忠心！

開啟小人心境：這就是習近平的“初心、使命”不可告人的真正用意所在！清零政策來自權力最高層，而下層執行者在習某巫祝之辭誘導下，層層加碼，步步緊逼，使防疫措施變得越來越嚴苛，越來越不通人情，越來越背離常識，卻迎來了中國式“麵子”大豐收！    

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今天，活躍在上海街頭的“大白”誌願者，大多來自社會底層，他們深知等級社會的底層生活之艱辛、悲愴、卑賤、滄桑，受欺受壓，吃苦甚多，在心坎中積滿了多多的怨恨，為此張公百忍，隻是期盼著猴年馬月有個身份升遷，從此羊與狼的位置對調，角色得以變換，從此終於有了發泄的口子和對象，就如二十年媳婦熬成婆婆那樣。今天好機會來了，讓底層誌願者們身披白大褂，臂佩紅袖章，頓時獲得了權力，身價躥升！於是人們就見到了大白們在上海街頭的變本加厲，肆無忌憚。

更是有不少大白門來自外省市的農村地區，他們往往有著毛澤東情結，相信毛澤東的詛咒語“農村包圍城市”，內心對待上海，這個以魔都著稱的城市有著較深的嫉恨，於是今天找到了發泄口子，爭當“南京路上好八連”，侮辱上海人一番，五十步笑百步，好不痛快啊！

上海本地市民，生存在全民抗疫的如此高壓境遇，顯得勢單力孤，不得不進行一場忍耐之心的大考驗。雖說是有海派氣質，但是多年來在習氏毛左政治侵染下，上海人漸漸變得麻木起來，中國傳統習性在增強，一個“忍”字當頭，懂得“看三勢”，學會“拎得清”，不做“填刀頭”，好漢不吃眼前虧，識時務者為俊傑，好死不如賴活著——與內地的庸眾一樣，都是媳婦受熬的心態——如此則喪失了做人的真誠性和崇高性。

 

                                                    施衛江

寫於 美國紐約

2022年5月26日上海抗疫為何如此狂暴？

 

最近，上海人民沉浸在“靜態管理、動態清零”的極度悲憤中，二個月來的抗疫，上海居民要麽封閉在家裏，要麽隔離在方艙，要麽入住醫院，最慘的是一些外地來滬的農民工、送貨員和運輸汽車司機，隻得睡眠在大街上、橋孔下、卡車裏，還不得行走出受封圍欄，還得不到足夠食物。不管呆在城市哪個角落，是富人或窮人，是教授還是乞丐，人人自危，生活無序，商店關門，藥品斷供，生存所需的基本食品、日用品都要靠手機上操作去“搶”，凡是不會手機操作就隻能等死，非新冠病毒引起的疾病都不算是“病”，假如某個病人不能出示有效核酸測試陰性證明，病人均得不到及時救治，更惡劣的措施是，要裝配鐵網在管控區的每一棟民宅樓的大門口，予以嚴加防範管製，防市民如防盜賊！“大白”警察容許隨意闖進市民家中搞“執法”，市民蒙受盡多的不幸和災難可就是不容許公開自由發聲喊冤！

嗚呼！號稱“國家主人”的上海市民，本是代表中國最具先進生產力的一族群體，理應充分釋放出上海市民的聰明才幹去搞建設，然而在黨中央的“清零”政策強製下，海派靈性竟然大肆遭受踐踏，人格尊嚴被貶至不及囚徒的卑下，被準許的行動自由還不如圈養的禽畜。哀哉！上海市民的生存境況是多麽孤苦伶仃無助，上海市民的精神抑鬱是何等淒淒慘慘戚戚。

由中央政府主導的抗疫“清零”，為什麽要對上海人民動用如此的粗暴、野蠻、獸性、瘋狂？這在西方自由世界看來，簡直太不可思議了！根源究竟是什麽呢？

 

（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發生在上海的抗疫狂暴當然不是海派文化傳承的特質，而是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親自部署指揮、密集指示批示”來進行，這位總書記宣稱：“我們的防控方針是由黨的性質和宗旨決定的”，“從黨的性質宗旨認識疫情防控方針”，當然不是飛來之石，而是經有悠久曆史的中國傳統孵化而成，它僵硬地主宰著當今中國政治的一切。欲懂得這場清零抗疫的真實意圖，須深入了解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須了解中國的民風民俗，尤其是陝北地區。

近年來，習近平嫻熟地運用他的政治手腕使大權獨攬，業已形成“九鼎之尊”局麵，且有越演越烈之勢，在其統治下的社會官僚機器不斷強化威權形式，這使得後者形式的高度威權化又促進了前者的獨裁，而前者專斷橫行又反哺後者，兩者互為反饋，攜手共進，就此全民奴性且增強不少——此即如德國學者齊美爾所講的社會學中“相互作用”的形式，對於這種“形式”的具體表達，深得魯迅精神之魂的北京大學中文係教授錢理群曾經論述道：“在一個專製統治下價值封閉的體係內，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是處在同一個價值點上的交流與反饋”（大意如此）。

可想而知，當今中國的政治形態正是走在全麵複辟傳統封建腐朽製度的路上。專製政治乃乾綱獨斷、定於一尊，且說今日中國之專製暴虐，極大地來自最高統治者的德性，習近平妄圖複辟文革，大開曆史倒車，朝思暮想他的皇帝迷夢，再造新時代的秦始皇、毛澤東。

    由此，習近平打造的強專製主義為他的暴政鋪設了平坦大道，布置於“全國一盤棋”格局下，海派上海市民深深感受到文革高潮時的毛式家天下：朕即真理，朕即國家。今天，統帥一聲令，三軍風雷動，酷政促奴性，令箭催遵命，從廟堂衙門，抵基層庸眾，政令一路暢行，貫徹無阻。

以習近平的“家天下”框架來看，上海的抗疫特別需要展示“中國共產黨所具有的無比堅強的領導力，是風雨來襲時中國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要展示中共統治下的製度“優越性”和“合法性”，更確切地說，還需要充分展示習近平總書記的“英明、偉大”形象，為他的正式“登基”皇座打基礎。構建如此之宏大敘事，習家中央政府定義了新冠病毒的抗疫是一場“人民戰爭”，全黨全民統一步調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部署”來進行的，這位總書記一再強調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堅持動態清零總方針不猶豫不動搖”，“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要把抗疫當作“為人民服務”。

以現代性的倫理學來論述，“人民”是個宏大敘事，是形而上之“大魅”，在以“人民”的名義大肆鼓噪、渲染之下，若開啟“幽暗之門”，可以發現，這隻是一塊“超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的招牌，其投射出的真實價值意向往往是希冀反饋回報給投射者自己，即小人心眼、小人心境的“自我、本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乃罪惡之淵藪，其鄙陋卑下、猥瑣不堪！

魯迅先生早就發現，中國的儒家典籍中充滿了“仁者愛人”之語，但是魯迅卻揭穿了其“瞞和騙”，其實質就是“以理殺人”！

今天的上海，把“人民”當作“綱領”來處置具體的全民抗疫，就意味著其餘事情全得靠邊讓路，抗疫以外的事情全都隻是與個人利益掛鉤而已，都是掛靠不上“人民”這個宏偉大宗旨，“人民”這個抽象綱領既然被強化得如此之高大上、偉光正，乃綱舉目張，和尚打傘，為所欲為、不擇手段！

 

（二）“不忘初心，牢記使命”

 

“初心”是習近平執政時代十分時髦的政治詞匯，既然被張揚得如此之“時髦”，它必定隱含有欺騙性！它試圖讓人民感受習的“青春故事”，聆聽他的“梁家河插隊的經曆”，規訓人民的情操，是一項典型的“洗腦工程”。

眾所周知，習近平在福建、浙江和上海三地工作過，已經獲得相當多的東南沿海地區工作的經驗，這些地區比起北方內地來具有相對較高的改革開放性，經濟結構大多是外向型，經濟水平也相應較高，治理較為先進。按照常規思路，要想當上一個大國有作為的主政者，其精神領域的價值觀訴求，本來應該引導國民走上現代化之路，深化改革，大大發揚沿海地區的先進經驗和業績成就，使融合到全球化的經濟圈中，學習西方發達的市場經濟和人文精神，求得國家發展踏上新台階。然而習近平卻不張揚他在沿海地區的經曆，反而大大弘揚在北方落後農村的生活感受、工作經曆——這就值得正義的人們去警惕和深思了。

與毛澤東一樣，習近平自身的秉性就是十分的“土”，在漢語網絡上，不滿的網民將習近平蔑稱為“包子”，意思有“土氣”之意，也就是傳統、愚昧、落後的代名詞。這與《論語》：“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意思相近，懷土就是戀土而安逸，營造個人小天地，即小人德性。我們來看看習近平是如何的“初心”？

“初心”在心理學上可稱為“原型”（榮格：archetypes），習的“原型”有“戀土情結”，顯然相悖於東南沿海地區的現代性精神品質，而在於他不斷吹噓的“土”字而凸出，即“農民情結、三農情懷”，習常稱：“我也是從農村出來的”，“我們這一代人也有這個情結，一定要把我們的老百姓，特別是我們的農民扶一把。”聽聽他的念念有詞“不忘初心”，從“習近平總書記從小就有農村情結”，可推斷習之“戀土”有小人之心：

1.  陝北延安梁家河，習近平插隊在此，據說練就了一套“大學問”，那真是了不得啊！
2. “老家富平曾在習近平迷惘彷徨時給予他溫暖”，陝西省富平縣臨近於曆史上京兆地區，這裏曾經是大一統帝國的中央權力地帶，即有秦、漢、隋、唐四朝大帝國定都於鹹陽、長安，這一家鄉情懷深深地烙印到習近平的人格秉性，使得習內心期盼著大一統政治。
3. 習近平時時要造訪河北省西柏坡，該地是毛派紅色經典的精神發源地，價值連城，非常值得習去流連忘返，就此習想要“弘揚西柏坡精神”。
4. 河北省正定縣，習年輕時候曾工作在此，當時是“農業學大寨”的先進樣板縣，是毛澤東樹立起來的一麵旗幟，同樣是紅色經典，值得去大力追捧，流芳百世。

    作為一個農業人口眾多的大國，農業生產當然需要去關心，農民的利益也當然需要去關心，任何一個具有現代化常識的人，必定知道：農民生活的大幅度改善，必須是由農業現代化來帶動，而農業現代化必須是由工業現代化來帶動，而工業現代化必須是由科技、經濟和製度等的各項現代化來帶動，需要重視精神文明的力量，也就是人的主體性自由的大發揚。然而中國的習某卻是完全的反其道而行之：要論價值觀的定位？什麽的工業、科技、文教、經濟、金融、製度、法治等等的重要發展項目全都擱置在邊上，就是因為這些不含有“初心”，從而全都被當做不重要的思想議題來處理，眼下最最要緊的事情是定位在“農民情結”、“黃土情結”之上：“不忘初心，牢記使命”——老是要把目光盯住在最最落後地區的農民生存價值觀上——這是怎麽樣的心態？怎麽樣的鬼魅心思啊？

人都是有個性的，共產黨執政也如此。理解了習近平的執政個性是那麽的“土裏土氣”，於是懂得：上海抗疫就是充滿習包子特色之土：“鞋子合不合腳，自己穿著才知道。”——紅色經典，土法上馬！   

 

•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方山水有一方風情

 

 共產黨信仰“辯證唯物主義”，其教條說：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確，特定的社會曆史地理環境可以塑造特定的精神氣質。成語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南橘北枳。按辯證法精神，反之亦然，如：彩蝶戀鮮花，蒼蠅叮臭肉；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智者樂水，仁者樂山。說到中國人的“土”，尚有各個地方的各個民風民俗民情，還可細分。

德國學者馬克斯·舍勒的行為學理論認為，能感悟到生活世界的價值和價值秩序的感情是成為行為意欲最深層的基礎部分，而這種感情決定著行為意欲的努力方向。但是舍勒又認為，不能把在一個時代和民族中流行或支配人們價值偏愛的評價係統所具有的“倫理結構”等同於作為價值優先法則的價值本身的客觀秩序。

今天，與西方自由世界一樣，強人習近平也是十分講究“顏色革命”，他將自身個性“土氣”的顏色欽定為中國的“政治正確”，即標準的意識形態，充分施展在上海地方的抗議之中，真實意圖是：以習氏“土氣”淹沒上海“海派”！

那麽究竟怎麽樣評介習包子“土氣”？

第一，純真“紅色基因”，眾所周知，習近平是在紅朝中國、紅色地域、紅色家庭、紅色時代、紅色圈子裏混出來的紅色土特產，紅色元素特濃，大紅特紅超紅。

現代中國有二大文明係統：黃色和藍色。

黃色是內陸型，具有內向封閉性質，其主要的分布地域是在北方的黃土質平原和高原上，其價值資源隻由落後的本土文明來提供（電視劇《河殤》的觀點）。

紅色文明是外來的馬列寧主義與中國本土的黃色文明相結合的產物，被綜合成“毛澤東思想路線”，具有革命的實踐性，但是主要根基還是黃色文明。

    藍色是海洋型，外向開放性質，最初地域分布在東南沿海一帶，隨之改革開放的深化，逐漸擴展至中國的大南方，它是本土文明與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結合的產物。

今天的國情是，北方黃土文明區域經濟全麵落後、蕭條，而南方藍色文明區域市場經濟發展良好，經濟指標高漲。如此經濟地理格局意味著中共統治機器的精神資源麵臨危機，這讓習近平深深不安，習某感受到來自於藍色文明對於紅色政權的威脅：資產階級市民的個體性、獨立性和自由意識在增長，他們不會如黃土地上農民幹活那樣的聽話、遵命和馴服。

遙想1949年3月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正式提出定都北平市的決議，當時的國情正如毛澤東所講：“蔣介石的國都在南京，他的基礎是江浙資本家。我們要把國都建在北平，我們也要在北平找到我們的基礎，這就是工人階級和廣大的勞動群眾。”這講話顯示了：南京的城市精神是藍色，而北平市則是黃色，紅色政權的根基需要由黃色文明來支撐、扶助，才會獲得穩定、可靠。

從前，毛澤東必定熟知曆史典故：“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對藍色文明懷有恐懼：“港台一帶，饕蚊尚多，西方世界，饕蚊成陣。”因此對待曾經位置楚地、而後深藍色的申城上海，毛澤東作指示：要采取“農村包圍城市”戰略。為此，上海外灘海關鍾樓上的大鍾報時，要以深黃色的陝北民歌樂調《東方紅》來進行，使之標誌為城市“主旋律”。要發揚“好八連”榮光，讓他們來到魔都南京路上當“哨兵”，以鎮住充滿資產階級邪念的“霓虹燈”，要加強“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全麵專政”，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今天，習近平憂心忡忡：紅色文明賴以存在基礎的黃色文明正日益蛻化墮落！為此決心拯救，在上海執行“靜態管理、動態清零”，實為一場魔鬼訓練，以鞏固紅色政權的！

 

• 粗人的痞氣，流寇的匪氣

 

紅朝中國首長級高幹的紅二代、紅三代多的是，譬如有劉少奇的兒子，陳雲兒子，鄧小平的兒女，胡耀邦的兒子，葉劍英、江澤民的數個兒女等等，在這一群體裏相比較，習包子就是顯得很“土氣”，這是為什麽呢？

這就是習近平第二個“土”：痞氣+匪氣，這是黃色文明外圍地帶“邊區”之“土氣”。

習近平讀書差勁是知曉的，然而這在首長級的紅後代中較為少見，盡管習近平時常吹噓讀書很多，還煞有介事地列出一長串讀書單來，頗有“此地無銀三百兩”之意。由於不願讀書、讀不進書，習的頭腦難以裝備積聚人類優秀文明的知識。蘇格拉底雲“知識即美德”，其否命題亦同樣成立。現代學者的認識更為精確，知識與美德之間的正向關聯性是需要建立在高概率基礎上，較有科學的合理性。毛澤東閱讀中國古典經書甚多，但也是痞氣+匪氣很濃厚，毛澤東特別讚賞二位流氓痞子皇帝：劉邦和朱元璋，毛把糟粕當作了精粹。

拉馬克的“用進廢退”可以較好解釋，讀書不好的習近平，喜好炫耀他的四肢發達：“我那個時候扛200斤麥子，十裏山路不換肩。”習對頭腦簡單事項：“新時期上山下鄉工程”、“好兒女誌在四方，有誌者奮鬥無悔”，頗有興趣和熱度，可見一斑。習近平坦承其念茲在茲“農民情結”，可以推斷出他的氣質和秉性，天然地與知識性匱缺的泥腿子、四肢發達者、粗布短衫者融通起來，對待海派氣質的上海人就不會有好感，可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

要深入了解習近平的所作所為，需要了解他的個性和風格，需要了解養育習某其秉性、氣質的地方，考察那裏的風土人情。習近平念念不忘他的“初心”之地，就是年輕時候插隊落戶的革命聖地延安，那裏是紅色大本營，更是“紅太陽升起的地方”。對於習近平來說，陝北延安就是他的紅色乳娘，思想養育之地，“作為一個人民公仆，陝北高原是我的根，因為這裏培養出我不變的信念：要為人民做實事！無論我走到哪裏，永遠都是黃土地的兒子。”習近平回憶說，插隊在梁家河，他“看到了人民群眾的根本，真正理解了老百姓”，“我幾乎從來沒哭過，印象較深的兩次哭都是在陝北。”情深誼長啊！

延安市，坐落在陝西省北部，是遊牧文明與農耕文明交融的邊區地帶，漢民族農民世世代代居住此地的曆史中，頻頻遭受多個遊牧民族和部落的相互殺戮、掠奪和洗劫，身處如此蠻族生態的劫掠，釀造出戎狄民風：痞氣+匪氣，漸漸墮落之，本地農耕地上又孵化出次生代的漢族大盜和流寇，如：王嘉胤、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董福祥等等。

大清皇朝晚期，西方殖民主義勢力進入中國東部沿海，紛紛建立起西方式的先進藍色文明，從此經濟格局和重心轉移，地處西北的陝西省經濟文化大幅衰弱，秦風不再，此衰彼漲，當地土匪、土豪卻猖狂起來，到了民國時期，整個陝北地區的匪患尤其嚴重，那時候國民政府的管控力無法抵達陝北，但這恰好為共產黨武裝力量製造出福音來，留給了共軍以極佳的撒野契機和匪盜空間。臭味相投便稱知己，當毛澤東掛帥的大股共軍（紅軍）萬裏迢迢流竄作案來到陝北時候，如魚得水般找準了自己的落腳地，建立起蘇區。

民諺：窮山惡水出刁民，粗茶淡飯無孑遺。肉腐生蛆，蛆熟產蠅；土劣孵匪，匪頑升寇。流寇是土匪發展的頂峰，流寇之所以十分殘暴凶狠毒辣無恥，那是因為流寇作案多是流竄在異地他鄉：1）幾乎碰不上熟人，於是缺乏道德約束；2）罪案的對象都是與己血緣疏遠，於是下得了狠手；3）流竄作案中不容易被抓捕，於是缺乏法律製裁的威懾感。

民國時期的學者傅斯年，曾經把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美國學者餘英時把毛澤東在山上鬧革命歸類為土匪行徑，中共政府體製內走出來的學者阮銘也將當年盤踞在井岡山和延安，建立蘇區的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具體的匪徒而言尚有匪氣強弱的區分，中共領袖中毛澤東、習近平之流痞氣、匪氣特濃，雖然直接將他們比作為流寇尚不恰當，然則深入去思考精神性的高層次本質，就會發現確有近似之處，如操守低劣，隻顧眼前的歡樂和榮耀，不思長治久安的方針、政策和治理，即不具可持續性發展，缺乏人性，不擇手段，不顧人民死活，更扯淡有什麽超越情懷、尋求來世的永生。

上海執行抗疫大行動，是習某心理投射：“習近平總書記親自部署、親自指揮”，乃“初心不改”，大大地用上“梁家河大學問”，卻是來真的：痞氣加匪氣，勁兒十足！

 

• 秦始皇→毛澤東→習近平

 

這三者思想有著較大的傳承性。中共的建黨、建國都是繼承了中國傳統“外儒內法”的一套專製主義本色，馬克思主義成分並不多，如“緊密團結在以某某某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就是中共執政文化的萬能公式，其“春秋大義”足令執政者癡迷不已。

中國政治延續了千年的專製主義，其要數秦始皇的大一統治理格局最具開創、暴虐和傳承，其遺產深深地烙印在中華民族的政治文化基因上。《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今皇帝並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傳承至後世，中共統治者毛澤東、習近平極為崇拜、讚賞，毛澤東自稱：“馬克思加秦始皇”，自比“秦皇、漢武”。習近平是粗人，缺文秀，但配有禦用導演張藝謀來代言，原籍秦地的張藝謀以其電影作品的大氣磅礴著稱，如《英雄》、《大秦賦》、《大秦帝國》等頗有氣勢恢宏，詠古頌今，頌揚獨裁，乃深合主子旨意。

籍貫秦地的習近平似乎比毛澤東更領悟大秦遺風，他也有著構建大一統政治的強烈欲求，冒進浮誇，圖大貪功，舉凡黨、政、軍、財、經、文、教、農、工、商等各界各行，都得讓習來獨攬一身、定於一尊，還妄想對外擴張，天下一統。毛時代流行詞：“全國一盤棋”，如今又翻舊出新而熱炒，以“一言堂”淩駕天下，特別用於上海的抗疫。

中國人骨子裏有“天人合一”，混沌一氣的原始思維和巫術，這集體無意識天然地被大一統政治統攝，進而主導了亞細亞生產方式，在古代，它有利於治理水患、開挖運河、修建長城、建造皇宮等大型項目。在當今，有利於以舉國之力操辦上海防控。在思想意識高度，可以塑造全民的遵命、服從、聽話，即奴性，這恰是習近平的“不忘使命”：“凝聚全民抗疫的強大共識”。

在大一統政治如火如荼的文革期間，誇張而高調的道義目的論籠罩住中國大地上的各項各業，如有“農業以糧為綱、工業以鋼為綱。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於是到處呈現“一刀切”現象，凡是與“綱”不合之事，全得讓步，退避。

今天上海的抗疫正是一刀切做法：為了抗疫的宏偉大業，其他事情全都算不得“事情”，那怕是危機人生命的要事。再如，“同層密接隔離政策”，一人得陽整樓隔離，幾人得陽整區封閉。搞得：簡單直接粗暴，次生災害不斷，雞飛狗跳，人心惶惶。

 

• 外儒內法，臉麵爭光

 

習近平頗想搞《厲害了，我的國》，可看出習的“初心”中有“大秦”情愫，但不唯此。習熟知亡秦之故，暴秦之害，了解《過秦論》，於是就看重《荀子》思想，希望借鑒儒家思想補救暴秦之偏，但這隻是延續了曆史上慣行的“外儒內法”傳統，毫無創意。

以現代人的目光審視，法家思想並非全都是負麵的，糟糕的。譬如，法家的政治思想有“緣法而治”、“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法不阿貴，繩不撓曲”、“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等——貫徹一條法治平等的路線。

秦之後曆代皇朝，形成傳統的官方和上層社會的意識形態是儒家思想，儒家在治國綱要上對法家進行修正，改變其嚴刑律法、冷酷無情、對人性的踐踏，而用溫情脈脈的道德麵紗來遮蓋人心自私之惡。然而儒家的溫情脈脈卻是斷然排斥法家的平等觀，十分講究等級秩序的排位：“尊尊、親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樣導致另一種人性醜惡的釋放。

無論是法家抑或儒家，都嚴重匱乏精神超越性，使得中國人滑落到小人德性的急切功利性，熱衷於超近距離的貼身肉搏，這突出表現為儒家的“麵子文化”，即等級競爭。

今天，習近平把上海抗疫重重地押寶在他的麵子上：看吧，環顧世界，唯有我習某才能夠做到新冠病毒“清零”，豐功偉業啊；溥天之下，皆我臣屬；溥天之下，盡表忠心！

開啟小人心境：這就是習近平的“初心、使命”不可告人的真正用意所在！清零政策來自權力最高層，而下層執行者在習某巫祝之辭誘導下，層層加碼，步步緊逼，使防疫措施變得越來越嚴苛，越來越不通人情，越來越背離常識，卻迎來了中國式“麵子”大豐收！    

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今天，活躍在上海街頭的“大白”誌願者，大多來自社會底層，他們深知等級社會的底層生活之艱辛、悲愴、卑賤、滄桑，受欺受壓，吃苦甚多，在心坎中積滿了多多的怨恨，為此張公百忍，隻是期盼著猴年馬月有個身份升遷，從此羊與狼的位置對調，角色得以變換，從此終於有了發泄的口子和對象，就如二十年媳婦熬成婆婆那樣。今天好機會來了，讓底層誌願者們身披白大褂，臂佩紅袖章，頓時獲得了權力，身價躥升！於是人們就見到了大白們在上海街頭的變本加厲，肆無忌憚。

更是有不少大白門來自外省市的農村地區，他們往往有著毛澤東情結，相信毛澤東的詛咒語“農村包圍城市”，內心對待上海，這個以魔都著稱的城市有著較深的嫉恨，於是今天找到了發泄口子，爭當“南京路上好八連”，侮辱上海人一番，五十步笑百步，好不痛快啊！

上海本地市民，生存在全民抗疫的如此高壓境遇，顯得勢單力孤，不得不進行一場忍耐之心的大考驗。雖說是有海派氣質，但是多年來在習氏毛左政治侵染下，上海人漸漸變得麻木起來，中國傳統習性在增強，一個“忍”字當頭，懂得“看三勢”，學會“拎得清”，不做“填刀頭”，好漢不吃眼前虧，識時務者為俊傑，好死不如賴活著——與內地的庸眾一樣，都是媳婦受熬的心態——如此則喪失了做人的真誠性和崇高性。

 

                                                    施衛江

寫於 美國紐約

2022年5月26日上海抗疫為何如此狂暴？

 

最近，上海人民沉浸在“靜態管理、動態清零”的極度悲憤中，二個月來的抗疫，上海居民要麽封閉在家裏，要麽隔離在方艙，要麽入住醫院，最慘的是一些外地來滬的農民工、送貨員和運輸汽車司機，隻得睡眠在大街上、橋孔下、卡車裏，還不得行走出受封圍欄，還得不到足夠食物。不管呆在城市哪個角落，是富人或窮人，是教授還是乞丐，人人自危，生活無序，商店關門，藥品斷供，生存所需的基本食品、日用品都要靠手機上操作去“搶”，凡是不會手機操作就隻能等死，非新冠病毒引起的疾病都不算是“病”，假如某個病人不能出示有效核酸測試陰性證明，病人均得不到及時救治，更惡劣的措施是，要裝配鐵網在管控區的每一棟民宅樓的大門口，予以嚴加防範管製，防市民如防盜賊！“大白”警察容許隨意闖進市民家中搞“執法”，市民蒙受盡多的不幸和災難可就是不容許公開自由發聲喊冤！

嗚呼！號稱“國家主人”的上海市民，本是代表中國最具先進生產力的一族群體，理應充分釋放出上海市民的聰明才幹去搞建設，然而在黨中央的“清零”政策強製下，海派靈性竟然大肆遭受踐踏，人格尊嚴被貶至不及囚徒的卑下，被準許的行動自由還不如圈養的禽畜。哀哉！上海市民的生存境況是多麽孤苦伶仃無助，上海市民的精神抑鬱是何等淒淒慘慘戚戚。

由中央政府主導的抗疫“清零”，為什麽要對上海人民動用如此的粗暴、野蠻、獸性、瘋狂？這在西方自由世界看來，簡直太不可思議了！根源究竟是什麽呢？

 

（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發生在上海的抗疫狂暴當然不是海派文化傳承的特質，而是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親自部署指揮、密集指示批示”來進行，這位總書記宣稱：“我們的防控方針是由黨的性質和宗旨決定的”，“從黨的性質宗旨認識疫情防控方針”，當然不是飛來之石，而是經有悠久曆史的中國傳統孵化而成，它僵硬地主宰著當今中國政治的一切。欲懂得這場清零抗疫的真實意圖，須深入了解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須了解中國的民風民俗，尤其是陝北地區。

近年來，習近平嫻熟地運用他的政治手腕使大權獨攬，業已形成“九鼎之尊”局麵，且有越演越烈之勢，在其統治下的社會官僚機器不斷強化威權形式，這使得後者形式的高度威權化又促進了前者的獨裁，而前者專斷橫行又反哺後者，兩者互為反饋，攜手共進，就此全民奴性且增強不少——此即如德國學者齊美爾所講的社會學中“相互作用”的形式，對於這種“形式”的具體表達，深得魯迅精神之魂的北京大學中文係教授錢理群曾經論述道：“在一個專製統治下價值封閉的體係內，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是處在同一個價值點上的交流與反饋”（大意如此）。

可想而知，當今中國的政治形態正是走在全麵複辟傳統封建腐朽製度的路上。專製政治乃乾綱獨斷、定於一尊，且說今日中國之專製暴虐，極大地來自最高統治者的德性，習近平妄圖複辟文革，大開曆史倒車，朝思暮想他的皇帝迷夢，再造新時代的秦始皇、毛澤東。

    由此，習近平打造的強專製主義為他的暴政鋪設了平坦大道，布置於“全國一盤棋”格局下，海派上海市民深深感受到文革高潮時的毛式家天下：朕即真理，朕即國家。今天，統帥一聲令，三軍風雷動，酷政促奴性，令箭催遵命，從廟堂衙門，抵基層庸眾，政令一路暢行，貫徹無阻。

以習近平的“家天下”框架來看，上海的抗疫特別需要展示“中國共產黨所具有的無比堅強的領導力，是風雨來襲時中國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要展示中共統治下的製度“優越性”和“合法性”，更確切地說，還需要充分展示習近平總書記的“英明、偉大”形象，為他的正式“登基”皇座打基礎。構建如此之宏大敘事，習家中央政府定義了新冠病毒的抗疫是一場“人民戰爭”，全黨全民統一步調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部署”來進行的，這位總書記一再強調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堅持動態清零總方針不猶豫不動搖”，“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要把抗疫當作“為人民服務”。

以現代性的倫理學來論述，“人民”是個宏大敘事，是形而上之“大魅”，在以“人民”的名義大肆鼓噪、渲染之下，若開啟“幽暗之門”，可以發現，這隻是一塊“超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的招牌，其投射出的真實價值意向往往是希冀反饋回報給投射者自己，即小人心眼、小人心境的“自我、本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乃罪惡之淵藪，其鄙陋卑下、猥瑣不堪！

魯迅先生早就發現，中國的儒家典籍中充滿了“仁者愛人”之語，但是魯迅卻揭穿了其“瞞和騙”，其實質就是“以理殺人”！

今天的上海，把“人民”當作“綱領”來處置具體的全民抗疫，就意味著其餘事情全得靠邊讓路，抗疫以外的事情全都隻是與個人利益掛鉤而已，都是掛靠不上“人民”這個宏偉大宗旨，“人民”這個抽象綱領既然被強化得如此之高大上、偉光正，乃綱舉目張，和尚打傘，為所欲為、不擇手段！

 

（二）“不忘初心，牢記使命”

 

“初心”是習近平執政時代十分時髦的政治詞匯，既然被張揚得如此之“時髦”，它必定隱含有欺騙性！它試圖讓人民感受習的“青春故事”，聆聽他的“梁家河插隊的經曆”，規訓人民的情操，是一項典型的“洗腦工程”。

眾所周知，習近平在福建、浙江和上海三地工作過，已經獲得相當多的東南沿海地區工作的經驗，這些地區比起北方內地來具有相對較高的改革開放性，經濟結構大多是外向型，經濟水平也相應較高，治理較為先進。按照常規思路，要想當上一個大國有作為的主政者，其精神領域的價值觀訴求，本來應該引導國民走上現代化之路，深化改革，大大發揚沿海地區的先進經驗和業績成就，使融合到全球化的經濟圈中，學習西方發達的市場經濟和人文精神，求得國家發展踏上新台階。然而習近平卻不張揚他在沿海地區的經曆，反而大大弘揚在北方落後農村的生活感受、工作經曆——這就值得正義的人們去警惕和深思了。

與毛澤東一樣，習近平自身的秉性就是十分的“土”，在漢語網絡上，不滿的網民將習近平蔑稱為“包子”，意思有“土氣”之意，也就是傳統、愚昧、落後的代名詞。這與《論語》：“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意思相近，懷土就是戀土而安逸，營造個人小天地，即小人德性。我們來看看習近平是如何的“初心”？

“初心”在心理學上可稱為“原型”（榮格：archetypes），習的“原型”有“戀土情結”，顯然相悖於東南沿海地區的現代性精神品質，而在於他不斷吹噓的“土”字而凸出，即“農民情結、三農情懷”，習常稱：“我也是從農村出來的”，“我們這一代人也有這個情結，一定要把我們的老百姓，特別是我們的農民扶一把。”聽聽他的念念有詞“不忘初心”，從“習近平總書記從小就有農村情結”，可推斷習之“戀土”有小人之心：

1.  陝北延安梁家河，習近平插隊在此，據說練就了一套“大學問”，那真是了不得啊！
2. “老家富平曾在習近平迷惘彷徨時給予他溫暖”，陝西省富平縣臨近於曆史上京兆地區，這裏曾經是大一統帝國的中央權力地帶，即有秦、漢、隋、唐四朝大帝國定都於鹹陽、長安，這一家鄉情懷深深地烙印到習近平的人格秉性，使得習內心期盼著大一統政治。
3. 習近平時時要造訪河北省西柏坡，該地是毛派紅色經典的精神發源地，價值連城，非常值得習去流連忘返，就此習想要“弘揚西柏坡精神”。
4. 河北省正定縣，習年輕時候曾工作在此，當時是“農業學大寨”的先進樣板縣，是毛澤東樹立起來的一麵旗幟，同樣是紅色經典，值得去大力追捧，流芳百世。

    作為一個農業人口眾多的大國，農業生產當然需要去關心，農民的利益也當然需要去關心，任何一個具有現代化常識的人，必定知道：農民生活的大幅度改善，必須是由農業現代化來帶動，而農業現代化必須是由工業現代化來帶動，而工業現代化必須是由科技、經濟和製度等的各項現代化來帶動，需要重視精神文明的力量，也就是人的主體性自由的大發揚。然而中國的習某卻是完全的反其道而行之：要論價值觀的定位？什麽的工業、科技、文教、經濟、金融、製度、法治等等的重要發展項目全都擱置在邊上，就是因為這些不含有“初心”，從而全都被當做不重要的思想議題來處理，眼下最最要緊的事情是定位在“農民情結”、“黃土情結”之上：“不忘初心，牢記使命”——老是要把目光盯住在最最落後地區的農民生存價值觀上——這是怎麽樣的心態？怎麽樣的鬼魅心思啊？

人都是有個性的，共產黨執政也如此。理解了習近平的執政個性是那麽的“土裏土氣”，於是懂得：上海抗疫就是充滿習包子特色之土：“鞋子合不合腳，自己穿著才知道。”——紅色經典，土法上馬！   

 

•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方山水有一方風情

 

 共產黨信仰“辯證唯物主義”，其教條說：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確，特定的社會曆史地理環境可以塑造特定的精神氣質。成語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南橘北枳。按辯證法精神，反之亦然，如：彩蝶戀鮮花，蒼蠅叮臭肉；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智者樂水，仁者樂山。說到中國人的“土”，尚有各個地方的各個民風民俗民情，還可細分。

德國學者馬克斯·舍勒的行為學理論認為，能感悟到生活世界的價值和價值秩序的感情是成為行為意欲最深層的基礎部分，而這種感情決定著行為意欲的努力方向。但是舍勒又認為，不能把在一個時代和民族中流行或支配人們價值偏愛的評價係統所具有的“倫理結構”等同於作為價值優先法則的價值本身的客觀秩序。

今天，與西方自由世界一樣，強人習近平也是十分講究“顏色革命”，他將自身個性“土氣”的顏色欽定為中國的“政治正確”，即標準的意識形態，充分施展在上海地方的抗議之中，真實意圖是：以習氏“土氣”淹沒上海“海派”！

那麽究竟怎麽樣評介習包子“土氣”？

第一，純真“紅色基因”，眾所周知，習近平是在紅朝中國、紅色地域、紅色家庭、紅色時代、紅色圈子裏混出來的紅色土特產，紅色元素特濃，大紅特紅超紅。

現代中國有二大文明係統：黃色和藍色。

黃色是內陸型，具有內向封閉性質，其主要的分布地域是在北方的黃土質平原和高原上，其價值資源隻由落後的本土文明來提供（電視劇《河殤》的觀點）。

紅色文明是外來的馬列寧主義與中國本土的黃色文明相結合的產物，被綜合成“毛澤東思想路線”，具有革命的實踐性，但是主要根基還是黃色文明。

    藍色是海洋型，外向開放性質，最初地域分布在東南沿海一帶，隨之改革開放的深化，逐漸擴展至中國的大南方，它是本土文明與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結合的產物。

今天的國情是，北方黃土文明區域經濟全麵落後、蕭條，而南方藍色文明區域市場經濟發展良好，經濟指標高漲。如此經濟地理格局意味著中共統治機器的精神資源麵臨危機，這讓習近平深深不安，習某感受到來自於藍色文明對於紅色政權的威脅：資產階級市民的個體性、獨立性和自由意識在增長，他們不會如黃土地上農民幹活那樣的聽話、遵命和馴服。

遙想1949年3月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正式提出定都北平市的決議，當時的國情正如毛澤東所講：“蔣介石的國都在南京，他的基礎是江浙資本家。我們要把國都建在北平，我們也要在北平找到我們的基礎，這就是工人階級和廣大的勞動群眾。”這講話顯示了：南京的城市精神是藍色，而北平市則是黃色，紅色政權的根基需要由黃色文明來支撐、扶助，才會獲得穩定、可靠。

從前，毛澤東必定熟知曆史典故：“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對藍色文明懷有恐懼：“港台一帶，饕蚊尚多，西方世界，饕蚊成陣。”因此對待曾經位置楚地、而後深藍色的申城上海，毛澤東作指示：要采取“農村包圍城市”戰略。為此，上海外灘海關鍾樓上的大鍾報時，要以深黃色的陝北民歌樂調《東方紅》來進行，使之標誌為城市“主旋律”。要發揚“好八連”榮光，讓他們來到魔都南京路上當“哨兵”，以鎮住充滿資產階級邪念的“霓虹燈”，要加強“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全麵專政”，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今天，習近平憂心忡忡：紅色文明賴以存在基礎的黃色文明正日益蛻化墮落！為此決心拯救，在上海執行“靜態管理、動態清零”，實為一場魔鬼訓練，以鞏固紅色政權的！

 

• 粗人的痞氣，流寇的匪氣

 

紅朝中國首長級高幹的紅二代、紅三代多的是，譬如有劉少奇的兒子，陳雲兒子，鄧小平的兒女，胡耀邦的兒子，葉劍英、江澤民的數個兒女等等，在這一群體裏相比較，習包子就是顯得很“土氣”，這是為什麽呢？

這就是習近平第二個“土”：痞氣+匪氣，這是黃色文明外圍地帶“邊區”之“土氣”。

習近平讀書差勁是知曉的，然而這在首長級的紅後代中較為少見，盡管習近平時常吹噓讀書很多，還煞有介事地列出一長串讀書單來，頗有“此地無銀三百兩”之意。由於不願讀書、讀不進書，習的頭腦難以裝備積聚人類優秀文明的知識。蘇格拉底雲“知識即美德”，其否命題亦同樣成立。現代學者的認識更為精確，知識與美德之間的正向關聯性是需要建立在高概率基礎上，較有科學的合理性。毛澤東閱讀中國古典經書甚多，但也是痞氣+匪氣很濃厚，毛澤東特別讚賞二位流氓痞子皇帝：劉邦和朱元璋，毛把糟粕當作了精粹。

拉馬克的“用進廢退”可以較好解釋，讀書不好的習近平，喜好炫耀他的四肢發達：“我那個時候扛200斤麥子，十裏山路不換肩。”習對頭腦簡單事項：“新時期上山下鄉工程”、“好兒女誌在四方，有誌者奮鬥無悔”，頗有興趣和熱度，可見一斑。習近平坦承其念茲在茲“農民情結”，可以推斷出他的氣質和秉性，天然地與知識性匱缺的泥腿子、四肢發達者、粗布短衫者融通起來，對待海派氣質的上海人就不會有好感，可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

要深入了解習近平的所作所為，需要了解他的個性和風格，需要了解養育習某其秉性、氣質的地方，考察那裏的風土人情。習近平念念不忘他的“初心”之地，就是年輕時候插隊落戶的革命聖地延安，那裏是紅色大本營，更是“紅太陽升起的地方”。對於習近平來說，陝北延安就是他的紅色乳娘，思想養育之地，“作為一個人民公仆，陝北高原是我的根，因為這裏培養出我不變的信念：要為人民做實事！無論我走到哪裏，永遠都是黃土地的兒子。”習近平回憶說，插隊在梁家河，他“看到了人民群眾的根本，真正理解了老百姓”，“我幾乎從來沒哭過，印象較深的兩次哭都是在陝北。”情深誼長啊！

延安市，坐落在陝西省北部，是遊牧文明與農耕文明交融的邊區地帶，漢民族農民世世代代居住此地的曆史中，頻頻遭受多個遊牧民族和部落的相互殺戮、掠奪和洗劫，身處如此蠻族生態的劫掠，釀造出戎狄民風：痞氣+匪氣，漸漸墮落之，本地農耕地上又孵化出次生代的漢族大盜和流寇，如：王嘉胤、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董福祥等等。

大清皇朝晚期，西方殖民主義勢力進入中國東部沿海，紛紛建立起西方式的先進藍色文明，從此經濟格局和重心轉移，地處西北的陝西省經濟文化大幅衰弱，秦風不再，此衰彼漲，當地土匪、土豪卻猖狂起來，到了民國時期，整個陝北地區的匪患尤其嚴重，那時候國民政府的管控力無法抵達陝北，但這恰好為共產黨武裝力量製造出福音來，留給了共軍以極佳的撒野契機和匪盜空間。臭味相投便稱知己，當毛澤東掛帥的大股共軍（紅軍）萬裏迢迢流竄作案來到陝北時候，如魚得水般找準了自己的落腳地，建立起蘇區。

民諺：窮山惡水出刁民，粗茶淡飯無孑遺。肉腐生蛆，蛆熟產蠅；土劣孵匪，匪頑升寇。流寇是土匪發展的頂峰，流寇之所以十分殘暴凶狠毒辣無恥，那是因為流寇作案多是流竄在異地他鄉：1）幾乎碰不上熟人，於是缺乏道德約束；2）罪案的對象都是與己血緣疏遠，於是下得了狠手；3）流竄作案中不容易被抓捕，於是缺乏法律製裁的威懾感。

民國時期的學者傅斯年，曾經把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美國學者餘英時把毛澤東在山上鬧革命歸類為土匪行徑，中共政府體製內走出來的學者阮銘也將當年盤踞在井岡山和延安，建立蘇區的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具體的匪徒而言尚有匪氣強弱的區分，中共領袖中毛澤東、習近平之流痞氣、匪氣特濃，雖然直接將他們比作為流寇尚不恰當，然則深入去思考精神性的高層次本質，就會發現確有近似之處，如操守低劣，隻顧眼前的歡樂和榮耀，不思長治久安的方針、政策和治理，即不具可持續性發展，缺乏人性，不擇手段，不顧人民死活，更扯淡有什麽超越情懷、尋求來世的永生。

上海執行抗疫大行動，是習某心理投射：“習近平總書記親自部署、親自指揮”，乃“初心不改”，大大地用上“梁家河大學問”，卻是來真的：痞氣加匪氣，勁兒十足！

 

• 秦始皇→毛澤東→習近平

 

這三者思想有著較大的傳承性。中共的建黨、建國都是繼承了中國傳統“外儒內法”的一套專製主義本色，馬克思主義成分並不多，如“緊密團結在以某某某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就是中共執政文化的萬能公式，其“春秋大義”足令執政者癡迷不已。

中國政治延續了千年的專製主義，其要數秦始皇的大一統治理格局最具開創、暴虐和傳承，其遺產深深地烙印在中華民族的政治文化基因上。《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今皇帝並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傳承至後世，中共統治者毛澤東、習近平極為崇拜、讚賞，毛澤東自稱：“馬克思加秦始皇”，自比“秦皇、漢武”。習近平是粗人，缺文秀，但配有禦用導演張藝謀來代言，原籍秦地的張藝謀以其電影作品的大氣磅礴著稱，如《英雄》、《大秦賦》、《大秦帝國》等頗有氣勢恢宏，詠古頌今，頌揚獨裁，乃深合主子旨意。

籍貫秦地的習近平似乎比毛澤東更領悟大秦遺風，他也有著構建大一統政治的強烈欲求，冒進浮誇，圖大貪功，舉凡黨、政、軍、財、經、文、教、農、工、商等各界各行，都得讓習來獨攬一身、定於一尊，還妄想對外擴張，天下一統。毛時代流行詞：“全國一盤棋”，如今又翻舊出新而熱炒，以“一言堂”淩駕天下，特別用於上海的抗疫。

中國人骨子裏有“天人合一”，混沌一氣的原始思維和巫術，這集體無意識天然地被大一統政治統攝，進而主導了亞細亞生產方式，在古代，它有利於治理水患、開挖運河、修建長城、建造皇宮等大型項目。在當今，有利於以舉國之力操辦上海防控。在思想意識高度，可以塑造全民的遵命、服從、聽話，即奴性，這恰是習近平的“不忘使命”：“凝聚全民抗疫的強大共識”。

在大一統政治如火如荼的文革期間，誇張而高調的道義目的論籠罩住中國大地上的各項各業，如有“農業以糧為綱、工業以鋼為綱。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於是到處呈現“一刀切”現象，凡是與“綱”不合之事，全得讓步，退避。

今天上海的抗疫正是一刀切做法：為了抗疫的宏偉大業，其他事情全都算不得“事情”，那怕是危機人生命的要事。再如，“同層密接隔離政策”，一人得陽整樓隔離，幾人得陽整區封閉。搞得：簡單直接粗暴，次生災害不斷，雞飛狗跳，人心惶惶。

 

• 外儒內法，臉麵爭光

 

習近平頗想搞《厲害了，我的國》，可看出習的“初心”中有“大秦”情愫，但不唯此。習熟知亡秦之故，暴秦之害，了解《過秦論》，於是就看重《荀子》思想，希望借鑒儒家思想補救暴秦之偏，但這隻是延續了曆史上慣行的“外儒內法”傳統，毫無創意。

以現代人的目光審視，法家思想並非全都是負麵的，糟糕的。譬如，法家的政治思想有“緣法而治”、“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法不阿貴，繩不撓曲”、“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等——貫徹一條法治平等的路線。

秦之後曆代皇朝，形成傳統的官方和上層社會的意識形態是儒家思想，儒家在治國綱要上對法家進行修正，改變其嚴刑律法、冷酷無情、對人性的踐踏，而用溫情脈脈的道德麵紗來遮蓋人心自私之惡。然而儒家的溫情脈脈卻是斷然排斥法家的平等觀，十分講究等級秩序的排位：“尊尊、親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樣導致另一種人性醜惡的釋放。

無論是法家抑或儒家，都嚴重匱乏精神超越性，使得中國人滑落到小人德性的急切功利性，熱衷於超近距離的貼身肉搏，這突出表現為儒家的“麵子文化”，即等級競爭。

今天，習近平把上海抗疫重重地押寶在他的麵子上：看吧，環顧世界，唯有我習某才能夠做到新冠病毒“清零”，豐功偉業啊；溥天之下，皆我臣屬；溥天之下，盡表忠心！

開啟小人心境：這就是習近平的“初心、使命”不可告人的真正用意所在！清零政策來自權力最高層，而下層執行者在習某巫祝之辭誘導下，層層加碼，步步緊逼，使防疫措施變得越來越嚴苛，越來越不通人情，越來越背離常識，卻迎來了中國式“麵子”大豐收！    

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今天，活躍在上海街頭的“大白”誌願者，大多來自社會底層，他們深知等級社會的底層生活之艱辛、悲愴、卑賤、滄桑，受欺受壓，吃苦甚多，在心坎中積滿了多多的怨恨，為此張公百忍，隻是期盼著猴年馬月有個身份升遷，從此羊與狼的位置對調，角色得以變換，從此終於有了發泄的口子和對象，就如二十年媳婦熬成婆婆那樣。今天好機會來了，讓底層誌願者們身披白大褂，臂佩紅袖章，頓時獲得了權力，身價躥升！於是人們就見到了大白們在上海街頭的變本加厲，肆無忌憚。

更是有不少大白門來自外省市的農村地區，他們往往有著毛澤東情結，相信毛澤東的詛咒語“農村包圍城市”，內心對待上海，這個以魔都著稱的城市有著較深的嫉恨，於是今天找到了發泄口子，爭當“南京路上好八連”，侮辱上海人一番，五十步笑百步，好不痛快啊！

上海本地市民，生存在全民抗疫的如此高壓境遇，顯得勢單力孤，不得不進行一場忍耐之心的大考驗。雖說是有海派氣質，但是多年來在習氏毛左政治侵染下，上海人漸漸變得麻木起來，中國傳統習性在增強，一個“忍”字當頭，懂得“看三勢”，學會“拎得清”，不做“填刀頭”，好漢不吃眼前虧，識時務者為俊傑，好死不如賴活著——與內地的庸眾一樣，都是媳婦受熬的心態——如此則喪失了做人的真誠性和崇高性。

 

                                                    施衛江

寫於 美國紐約

2022年5月26日上海抗疫為何如此狂暴？

 

最近，上海人民沉浸在“靜態管理、動態清零”的極度悲憤中，二個月來的抗疫，上海居民要麽封閉在家裏，要麽隔離在方艙，要麽入住醫院，最慘的是一些外地來滬的農民工、送貨員和運輸汽車司機，隻得睡眠在大街上、橋孔下、卡車裏，還不得行走出受封圍欄，還得不到足夠食物。不管呆在城市哪個角落，是富人或窮人，是教授還是乞丐，人人自危，生活無序，商店關門，藥品斷供，生存所需的基本食品、日用品都要靠手機上操作去“搶”，凡是不會手機操作就隻能等死，非新冠病毒引起的疾病都不算是“病”，假如某個病人不能出示有效核酸測試陰性證明，病人均得不到及時救治，更惡劣的措施是，要裝配鐵網在管控區的每一棟民宅樓的大門口，予以嚴加防範管製，防市民如防盜賊！“大白”警察容許隨意闖進市民家中搞“執法”，市民蒙受盡多的不幸和災難可就是不容許公開自由發聲喊冤！

嗚呼！號稱“國家主人”的上海市民，本是代表中國最具先進生產力的一族群體，理應充分釋放出上海市民的聰明才幹去搞建設，然而在黨中央的“清零”政策強製下，海派靈性竟然大肆遭受踐踏，人格尊嚴被貶至不及囚徒的卑下，被準許的行動自由還不如圈養的禽畜。哀哉！上海市民的生存境況是多麽孤苦伶仃無助，上海市民的精神抑鬱是何等淒淒慘慘戚戚。

由中央政府主導的抗疫“清零”，為什麽要對上海人民動用如此的粗暴、野蠻、獸性、瘋狂？這在西方自由世界看來，簡直太不可思議了！根源究竟是什麽呢？

 

（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發生在上海的抗疫狂暴當然不是海派文化傳承的特質，而是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親自部署指揮、密集指示批示”來進行，這位總書記宣稱：“我們的防控方針是由黨的性質和宗旨決定的”，“從黨的性質宗旨認識疫情防控方針”，當然不是飛來之石，而是經有悠久曆史的中國傳統孵化而成，它僵硬地主宰著當今中國政治的一切。欲懂得這場清零抗疫的真實意圖，須深入了解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須了解中國的民風民俗，尤其是陝北地區。

近年來，習近平嫻熟地運用他的政治手腕使大權獨攬，業已形成“九鼎之尊”局麵，且有越演越烈之勢，在其統治下的社會官僚機器不斷強化威權形式，這使得後者形式的高度威權化又促進了前者的獨裁，而前者專斷橫行又反哺後者，兩者互為反饋，攜手共進，就此全民奴性且增強不少——此即如德國學者齊美爾所講的社會學中“相互作用”的形式，對於這種“形式”的具體表達，深得魯迅精神之魂的北京大學中文係教授錢理群曾經論述道：“在一個專製統治下價值封閉的體係內，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是處在同一個價值點上的交流與反饋”（大意如此）。

可想而知，當今中國的政治形態正是走在全麵複辟傳統封建腐朽製度的路上。專製政治乃乾綱獨斷、定於一尊，且說今日中國之專製暴虐，極大地來自最高統治者的德性，習近平妄圖複辟文革，大開曆史倒車，朝思暮想他的皇帝迷夢，再造新時代的秦始皇、毛澤東。

    由此，習近平打造的強專製主義為他的暴政鋪設了平坦大道，布置於“全國一盤棋”格局下，海派上海市民深深感受到文革高潮時的毛式家天下：朕即真理，朕即國家。今天，統帥一聲令，三軍風雷動，酷政促奴性，令箭催遵命，從廟堂衙門，抵基層庸眾，政令一路暢行，貫徹無阻。

以習近平的“家天下”框架來看，上海的抗疫特別需要展示“中國共產黨所具有的無比堅強的領導力，是風雨來襲時中國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要展示中共統治下的製度“優越性”和“合法性”，更確切地說，還需要充分展示習近平總書記的“英明、偉大”形象，為他的正式“登基”皇座打基礎。構建如此之宏大敘事，習家中央政府定義了新冠病毒的抗疫是一場“人民戰爭”，全黨全民統一步調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部署”來進行的，這位總書記一再強調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堅持動態清零總方針不猶豫不動搖”，“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要把抗疫當作“為人民服務”。

以現代性的倫理學來論述，“人民”是個宏大敘事，是形而上之“大魅”，在以“人民”的名義大肆鼓噪、渲染之下，若開啟“幽暗之門”，可以發現，這隻是一塊“超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的招牌，其投射出的真實價值意向往往是希冀反饋回報給投射者自己，即小人心眼、小人心境的“自我、本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乃罪惡之淵藪，其鄙陋卑下、猥瑣不堪！

魯迅先生早就發現，中國的儒家典籍中充滿了“仁者愛人”之語，但是魯迅卻揭穿了其“瞞和騙”，其實質就是“以理殺人”！

今天的上海，把“人民”當作“綱領”來處置具體的全民抗疫，就意味著其餘事情全得靠邊讓路，抗疫以外的事情全都隻是與個人利益掛鉤而已，都是掛靠不上“人民”這個宏偉大宗旨，“人民”這個抽象綱領既然被強化得如此之高大上、偉光正，乃綱舉目張，和尚打傘，為所欲為、不擇手段！

 

（二）“不忘初心，牢記使命”

 

“初心”是習近平執政時代十分時髦的政治詞匯，既然被張揚得如此之“時髦”，它必定隱含有欺騙性！它試圖讓人民感受習的“青春故事”，聆聽他的“梁家河插隊的經曆”，規訓人民的情操，是一項典型的“洗腦工程”。

眾所周知，習近平在福建、浙江和上海三地工作過，已經獲得相當多的東南沿海地區工作的經驗，這些地區比起北方內地來具有相對較高的改革開放性，經濟結構大多是外向型，經濟水平也相應較高，治理較為先進。按照常規思路，要想當上一個大國有作為的主政者，其精神領域的價值觀訴求，本來應該引導國民走上現代化之路，深化改革，大大發揚沿海地區的先進經驗和業績成就，使融合到全球化的經濟圈中，學習西方發達的市場經濟和人文精神，求得國家發展踏上新台階。然而習近平卻不張揚他在沿海地區的經曆，反而大大弘揚在北方落後農村的生活感受、工作經曆——這就值得正義的人們去警惕和深思了。

與毛澤東一樣，習近平自身的秉性就是十分的“土”，在漢語網絡上，不滿的網民將習近平蔑稱為“包子”，意思有“土氣”之意，也就是傳統、愚昧、落後的代名詞。這與《論語》：“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意思相近，懷土就是戀土而安逸，營造個人小天地，即小人德性。我們來看看習近平是如何的“初心”？

“初心”在心理學上可稱為“原型”（榮格：archetypes），習的“原型”有“戀土情結”，顯然相悖於東南沿海地區的現代性精神品質，而在於他不斷吹噓的“土”字而凸出，即“農民情結、三農情懷”，習常稱：“我也是從農村出來的”，“我們這一代人也有這個情結，一定要把我們的老百姓，特別是我們的農民扶一把。”聽聽他的念念有詞“不忘初心”，從“習近平總書記從小就有農村情結”，可推斷習之“戀土”有小人之心：

1.  陝北延安梁家河，習近平插隊在此，據說練就了一套“大學問”，那真是了不得啊！
2. “老家富平曾在習近平迷惘彷徨時給予他溫暖”，陝西省富平縣臨近於曆史上京兆地區，這裏曾經是大一統帝國的中央權力地帶，即有秦、漢、隋、唐四朝大帝國定都於鹹陽、長安，這一家鄉情懷深深地烙印到習近平的人格秉性，使得習內心期盼著大一統政治。
3. 習近平時時要造訪河北省西柏坡，該地是毛派紅色經典的精神發源地，價值連城，非常值得習去流連忘返，就此習想要“弘揚西柏坡精神”。
4. 河北省正定縣，習年輕時候曾工作在此，當時是“農業學大寨”的先進樣板縣，是毛澤東樹立起來的一麵旗幟，同樣是紅色經典，值得去大力追捧，流芳百世。

    作為一個農業人口眾多的大國，農業生產當然需要去關心，農民的利益也當然需要去關心，任何一個具有現代化常識的人，必定知道：農民生活的大幅度改善，必須是由農業現代化來帶動，而農業現代化必須是由工業現代化來帶動，而工業現代化必須是由科技、經濟和製度等的各項現代化來帶動，需要重視精神文明的力量，也就是人的主體性自由的大發揚。然而中國的習某卻是完全的反其道而行之：要論價值觀的定位？什麽的工業、科技、文教、經濟、金融、製度、法治等等的重要發展項目全都擱置在邊上，就是因為這些不含有“初心”，從而全都被當做不重要的思想議題來處理，眼下最最要緊的事情是定位在“農民情結”、“黃土情結”之上：“不忘初心，牢記使命”——老是要把目光盯住在最最落後地區的農民生存價值觀上——這是怎麽樣的心態？怎麽樣的鬼魅心思啊？

人都是有個性的，共產黨執政也如此。理解了習近平的執政個性是那麽的“土裏土氣”，於是懂得：上海抗疫就是充滿習包子特色之土：“鞋子合不合腳，自己穿著才知道。”——紅色經典，土法上馬！   

 

•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方山水有一方風情

 

 共產黨信仰“辯證唯物主義”，其教條說：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確，特定的社會曆史地理環境可以塑造特定的精神氣質。成語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南橘北枳。按辯證法精神，反之亦然，如：彩蝶戀鮮花，蒼蠅叮臭肉；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智者樂水，仁者樂山。說到中國人的“土”，尚有各個地方的各個民風民俗民情，還可細分。

德國學者馬克斯·舍勒的行為學理論認為，能感悟到生活世界的價值和價值秩序的感情是成為行為意欲最深層的基礎部分，而這種感情決定著行為意欲的努力方向。但是舍勒又認為，不能把在一個時代和民族中流行或支配人們價值偏愛的評價係統所具有的“倫理結構”等同於作為價值優先法則的價值本身的客觀秩序。

今天，與西方自由世界一樣，強人習近平也是十分講究“顏色革命”，他將自身個性“土氣”的顏色欽定為中國的“政治正確”，即標準的意識形態，充分施展在上海地方的抗議之中，真實意圖是：以習氏“土氣”淹沒上海“海派”！

那麽究竟怎麽樣評介習包子“土氣”？

第一，純真“紅色基因”，眾所周知，習近平是在紅朝中國、紅色地域、紅色家庭、紅色時代、紅色圈子裏混出來的紅色土特產，紅色元素特濃，大紅特紅超紅。

現代中國有二大文明係統：黃色和藍色。

黃色是內陸型，具有內向封閉性質，其主要的分布地域是在北方的黃土質平原和高原上，其價值資源隻由落後的本土文明來提供（電視劇《河殤》的觀點）。

紅色文明是外來的馬列寧主義與中國本土的黃色文明相結合的產物，被綜合成“毛澤東思想路線”，具有革命的實踐性，但是主要根基還是黃色文明。

    藍色是海洋型，外向開放性質，最初地域分布在東南沿海一帶，隨之改革開放的深化，逐漸擴展至中國的大南方，它是本土文明與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結合的產物。

今天的國情是，北方黃土文明區域經濟全麵落後、蕭條，而南方藍色文明區域市場經濟發展良好，經濟指標高漲。如此經濟地理格局意味著中共統治機器的精神資源麵臨危機，這讓習近平深深不安，習某感受到來自於藍色文明對於紅色政權的威脅：資產階級市民的個體性、獨立性和自由意識在增長，他們不會如黃土地上農民幹活那樣的聽話、遵命和馴服。

遙想1949年3月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正式提出定都北平市的決議，當時的國情正如毛澤東所講：“蔣介石的國都在南京，他的基礎是江浙資本家。我們要把國都建在北平，我們也要在北平找到我們的基礎，這就是工人階級和廣大的勞動群眾。”這講話顯示了：南京的城市精神是藍色，而北平市則是黃色，紅色政權的根基需要由黃色文明來支撐、扶助，才會獲得穩定、可靠。

從前，毛澤東必定熟知曆史典故：“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對藍色文明懷有恐懼：“港台一帶，饕蚊尚多，西方世界，饕蚊成陣。”因此對待曾經位置楚地、而後深藍色的申城上海，毛澤東作指示：要采取“農村包圍城市”戰略。為此，上海外灘海關鍾樓上的大鍾報時，要以深黃色的陝北民歌樂調《東方紅》來進行，使之標誌為城市“主旋律”。要發揚“好八連”榮光，讓他們來到魔都南京路上當“哨兵”，以鎮住充滿資產階級邪念的“霓虹燈”，要加強“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全麵專政”，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今天，習近平憂心忡忡：紅色文明賴以存在基礎的黃色文明正日益蛻化墮落！為此決心拯救，在上海執行“靜態管理、動態清零”，實為一場魔鬼訓練，以鞏固紅色政權的！

 

• 粗人的痞氣，流寇的匪氣

 

紅朝中國首長級高幹的紅二代、紅三代多的是，譬如有劉少奇的兒子，陳雲兒子，鄧小平的兒女，胡耀邦的兒子，葉劍英、江澤民的數個兒女等等，在這一群體裏相比較，習包子就是顯得很“土氣”，這是為什麽呢？

這就是習近平第二個“土”：痞氣+匪氣，這是黃色文明外圍地帶“邊區”之“土氣”。

習近平讀書差勁是知曉的，然而這在首長級的紅後代中較為少見，盡管習近平時常吹噓讀書很多，還煞有介事地列出一長串讀書單來，頗有“此地無銀三百兩”之意。由於不願讀書、讀不進書，習的頭腦難以裝備積聚人類優秀文明的知識。蘇格拉底雲“知識即美德”，其否命題亦同樣成立。現代學者的認識更為精確，知識與美德之間的正向關聯性是需要建立在高概率基礎上，較有科學的合理性。毛澤東閱讀中國古典經書甚多，但也是痞氣+匪氣很濃厚，毛澤東特別讚賞二位流氓痞子皇帝：劉邦和朱元璋，毛把糟粕當作了精粹。

拉馬克的“用進廢退”可以較好解釋，讀書不好的習近平，喜好炫耀他的四肢發達：“我那個時候扛200斤麥子，十裏山路不換肩。”習對頭腦簡單事項：“新時期上山下鄉工程”、“好兒女誌在四方，有誌者奮鬥無悔”，頗有興趣和熱度，可見一斑。習近平坦承其念茲在茲“農民情結”，可以推斷出他的氣質和秉性，天然地與知識性匱缺的泥腿子、四肢發達者、粗布短衫者融通起來，對待海派氣質的上海人就不會有好感，可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

要深入了解習近平的所作所為，需要了解他的個性和風格，需要了解養育習某其秉性、氣質的地方，考察那裏的風土人情。習近平念念不忘他的“初心”之地，就是年輕時候插隊落戶的革命聖地延安，那裏是紅色大本營，更是“紅太陽升起的地方”。對於習近平來說，陝北延安就是他的紅色乳娘，思想養育之地，“作為一個人民公仆，陝北高原是我的根，因為這裏培養出我不變的信念：要為人民做實事！無論我走到哪裏，永遠都是黃土地的兒子。”習近平回憶說，插隊在梁家河，他“看到了人民群眾的根本，真正理解了老百姓”，“我幾乎從來沒哭過，印象較深的兩次哭都是在陝北。”情深誼長啊！

延安市，坐落在陝西省北部，是遊牧文明與農耕文明交融的邊區地帶，漢民族農民世世代代居住此地的曆史中，頻頻遭受多個遊牧民族和部落的相互殺戮、掠奪和洗劫，身處如此蠻族生態的劫掠，釀造出戎狄民風：痞氣+匪氣，漸漸墮落之，本地農耕地上又孵化出次生代的漢族大盜和流寇，如：王嘉胤、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董福祥等等。

大清皇朝晚期，西方殖民主義勢力進入中國東部沿海，紛紛建立起西方式的先進藍色文明，從此經濟格局和重心轉移，地處西北的陝西省經濟文化大幅衰弱，秦風不再，此衰彼漲，當地土匪、土豪卻猖狂起來，到了民國時期，整個陝北地區的匪患尤其嚴重，那時候國民政府的管控力無法抵達陝北，但這恰好為共產黨武裝力量製造出福音來，留給了共軍以極佳的撒野契機和匪盜空間。臭味相投便稱知己，當毛澤東掛帥的大股共軍（紅軍）萬裏迢迢流竄作案來到陝北時候，如魚得水般找準了自己的落腳地，建立起蘇區。

民諺：窮山惡水出刁民，粗茶淡飯無孑遺。肉腐生蛆，蛆熟產蠅；土劣孵匪，匪頑升寇。流寇是土匪發展的頂峰，流寇之所以十分殘暴凶狠毒辣無恥，那是因為流寇作案多是流竄在異地他鄉：1）幾乎碰不上熟人，於是缺乏道德約束；2）罪案的對象都是與己血緣疏遠，於是下得了狠手；3）流竄作案中不容易被抓捕，於是缺乏法律製裁的威懾感。

民國時期的學者傅斯年，曾經把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美國學者餘英時把毛澤東在山上鬧革命歸類為土匪行徑，中共政府體製內走出來的學者阮銘也將當年盤踞在井岡山和延安，建立蘇區的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具體的匪徒而言尚有匪氣強弱的區分，中共領袖中毛澤東、習近平之流痞氣、匪氣特濃，雖然直接將他們比作為流寇尚不恰當，然則深入去思考精神性的高層次本質，就會發現確有近似之處，如操守低劣，隻顧眼前的歡樂和榮耀，不思長治久安的方針、政策和治理，即不具可持續性發展，缺乏人性，不擇手段，不顧人民死活，更扯淡有什麽超越情懷、尋求來世的永生。

上海執行抗疫大行動，是習某心理投射：“習近平總書記親自部署、親自指揮”，乃“初心不改”，大大地用上“梁家河大學問”，卻是來真的：痞氣加匪氣，勁兒十足！

 

• 秦始皇→毛澤東→習近平

 

這三者思想有著較大的傳承性。中共的建黨、建國都是繼承了中國傳統“外儒內法”的一套專製主義本色，馬克思主義成分並不多，如“緊密團結在以某某某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就是中共執政文化的萬能公式，其“春秋大義”足令執政者癡迷不已。

中國政治延續了千年的專製主義，其要數秦始皇的大一統治理格局最具開創、暴虐和傳承，其遺產深深地烙印在中華民族的政治文化基因上。《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今皇帝並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傳承至後世，中共統治者毛澤東、習近平極為崇拜、讚賞，毛澤東自稱：“馬克思加秦始皇”，自比“秦皇、漢武”。習近平是粗人，缺文秀，但配有禦用導演張藝謀來代言，原籍秦地的張藝謀以其電影作品的大氣磅礴著稱，如《英雄》、《大秦賦》、《大秦帝國》等頗有氣勢恢宏，詠古頌今，頌揚獨裁，乃深合主子旨意。

籍貫秦地的習近平似乎比毛澤東更領悟大秦遺風，他也有著構建大一統政治的強烈欲求，冒進浮誇，圖大貪功，舉凡黨、政、軍、財、經、文、教、農、工、商等各界各行，都得讓習來獨攬一身、定於一尊，還妄想對外擴張，天下一統。毛時代流行詞：“全國一盤棋”，如今又翻舊出新而熱炒，以“一言堂”淩駕天下，特別用於上海的抗疫。

中國人骨子裏有“天人合一”，混沌一氣的原始思維和巫術，這集體無意識天然地被大一統政治統攝，進而主導了亞細亞生產方式，在古代，它有利於治理水患、開挖運河、修建長城、建造皇宮等大型項目。在當今，有利於以舉國之力操辦上海防控。在思想意識高度，可以塑造全民的遵命、服從、聽話，即奴性，這恰是習近平的“不忘使命”：“凝聚全民抗疫的強大共識”。

在大一統政治如火如荼的文革期間，誇張而高調的道義目的論籠罩住中國大地上的各項各業，如有“農業以糧為綱、工業以鋼為綱。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於是到處呈現“一刀切”現象，凡是與“綱”不合之事，全得讓步，退避。

今天上海的抗疫正是一刀切做法：為了抗疫的宏偉大業，其他事情全都算不得“事情”，那怕是危機人生命的要事。再如，“同層密接隔離政策”，一人得陽整樓隔離，幾人得陽整區封閉。搞得：簡單直接粗暴，次生災害不斷，雞飛狗跳，人心惶惶。

 

• 外儒內法，臉麵爭光

 

習近平頗想搞《厲害了，我的國》，可看出習的“初心”中有“大秦”情愫，但不唯此。習熟知亡秦之故，暴秦之害，了解《過秦論》，於是就看重《荀子》思想，希望借鑒儒家思想補救暴秦之偏，但這隻是延續了曆史上慣行的“外儒內法”傳統，毫無創意。

以現代人的目光審視，法家思想並非全都是負麵的，糟糕的。譬如，法家的政治思想有“緣法而治”、“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法不阿貴，繩不撓曲”、“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等——貫徹一條法治平等的路線。

秦之後曆代皇朝，形成傳統的官方和上層社會的意識形態是儒家思想，儒家在治國綱要上對法家進行修正，改變其嚴刑律法、冷酷無情、對人性的踐踏，而用溫情脈脈的道德麵紗來遮蓋人心自私之惡。然而儒家的溫情脈脈卻是斷然排斥法家的平等觀，十分講究等級秩序的排位：“尊尊、親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樣導致另一種人性醜惡的釋放。

無論是法家抑或儒家，都嚴重匱乏精神超越性，使得中國人滑落到小人德性的急切功利性，熱衷於超近距離的貼身肉搏，這突出表現為儒家的“麵子文化”，即等級競爭。

今天，習近平把上海抗疫重重地押寶在他的麵子上：看吧，環顧世界，唯有我習某才能夠做到新冠病毒“清零”，豐功偉業啊；溥天之下，皆我臣屬；溥天之下，盡表忠心！

開啟小人心境：這就是習近平的“初心、使命”不可告人的真正用意所在！清零政策來自權力最高層，而下層執行者在習某巫祝之辭誘導下，層層加碼，步步緊逼，使防疫措施變得越來越嚴苛，越來越不通人情，越來越背離常識，卻迎來了中國式“麵子”大豐收！    

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今天，活躍在上海街頭的“大白”誌願者，大多來自社會底層，他們深知等級社會的底層生活之艱辛、悲愴、卑賤、滄桑，受欺受壓，吃苦甚多，在心坎中積滿了多多的怨恨，為此張公百忍，隻是期盼著猴年馬月有個身份升遷，從此羊與狼的位置對調，角色得以變換，從此終於有了發泄的口子和對象，就如二十年媳婦熬成婆婆那樣。今天好機會來了，讓底層誌願者們身披白大褂，臂佩紅袖章，頓時獲得了權力，身價躥升！於是人們就見到了大白們在上海街頭的變本加厲，肆無忌憚。

更是有不少大白門來自外省市的農村地區，他們往往有著毛澤東情結，相信毛澤東的詛咒語“農村包圍城市”，內心對待上海，這個以魔都著稱的城市有著較深的嫉恨，於是今天找到了發泄口子，爭當“南京路上好八連”，侮辱上海人一番，五十步笑百步，好不痛快啊！

上海本地市民，生存在全民抗疫的如此高壓境遇，顯得勢單力孤，不得不進行一場忍耐之心的大考驗。雖說是有海派氣質，但是多年來在習氏毛左政治侵染下，上海人漸漸變得麻木起來，中國傳統習性在增強，一個“忍”字當頭，懂得“看三勢”，學會“拎得清”，不做“填刀頭”，好漢不吃眼前虧，識時務者為俊傑，好死不如賴活著——與內地的庸眾一樣，都是媳婦受熬的心態——如此則喪失了做人的真誠性和崇高性。

 

                                                    施衛江

寫於 美國紐約

2022年5月26日上海抗疫為何如此狂暴？

 

最近，上海人民沉浸在“靜態管理、動態清零”的極度悲憤中，二個月來的抗疫，上海居民要麽封閉在家裏，要麽隔離在方艙，要麽入住醫院，最慘的是一些外地來滬的農民工、送貨員和運輸汽車司機，隻得睡眠在大街上、橋孔下、卡車裏，還不得行走出受封圍欄，還得不到足夠食物。不管呆在城市哪個角落，是富人或窮人，是教授還是乞丐，人人自危，生活無序，商店關門，藥品斷供，生存所需的基本食品、日用品都要靠手機上操作去“搶”，凡是不會手機操作就隻能等死，非新冠病毒引起的疾病都不算是“病”，假如某個病人不能出示有效核酸測試陰性證明，病人均得不到及時救治，更惡劣的措施是，要裝配鐵網在管控區的每一棟民宅樓的大門口，予以嚴加防範管製，防市民如防盜賊！“大白”警察容許隨意闖進市民家中搞“執法”，市民蒙受盡多的不幸和災難可就是不容許公開自由發聲喊冤！

嗚呼！號稱“國家主人”的上海市民，本是代表中國最具先進生產力的一族群體，理應充分釋放出上海市民的聰明才幹去搞建設，然而在黨中央的“清零”政策強製下，海派靈性竟然大肆遭受踐踏，人格尊嚴被貶至不及囚徒的卑下，被準許的行動自由還不如圈養的禽畜。哀哉！上海市民的生存境況是多麽孤苦伶仃無助，上海市民的精神抑鬱是何等淒淒慘慘戚戚。

由中央政府主導的抗疫“清零”，為什麽要對上海人民動用如此的粗暴、野蠻、獸性、瘋狂？這在西方自由世界看來，簡直太不可思議了！根源究竟是什麽呢？

 

（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發生在上海的抗疫狂暴當然不是海派文化傳承的特質，而是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親自部署指揮、密集指示批示”來進行，這位總書記宣稱：“我們的防控方針是由黨的性質和宗旨決定的”，“從黨的性質宗旨認識疫情防控方針”，當然不是飛來之石，而是經有悠久曆史的中國傳統孵化而成，它僵硬地主宰著當今中國政治的一切。欲懂得這場清零抗疫的真實意圖，須深入了解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須了解中國的民風民俗，尤其是陝北地區。

近年來，習近平嫻熟地運用他的政治手腕使大權獨攬，業已形成“九鼎之尊”局麵，且有越演越烈之勢，在其統治下的社會官僚機器不斷強化威權形式，這使得後者形式的高度威權化又促進了前者的獨裁，而前者專斷橫行又反哺後者，兩者互為反饋，攜手共進，就此全民奴性且增強不少——此即如德國學者齊美爾所講的社會學中“相互作用”的形式，對於這種“形式”的具體表達，深得魯迅精神之魂的北京大學中文係教授錢理群曾經論述道：“在一個專製統治下價值封閉的體係內，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是處在同一個價值點上的交流與反饋”（大意如此）。

可想而知，當今中國的政治形態正是走在全麵複辟傳統封建腐朽製度的路上。專製政治乃乾綱獨斷、定於一尊，且說今日中國之專製暴虐，極大地來自最高統治者的德性，習近平妄圖複辟文革，大開曆史倒車，朝思暮想他的皇帝迷夢，再造新時代的秦始皇、毛澤東。

    由此，習近平打造的強專製主義為他的暴政鋪設了平坦大道，布置於“全國一盤棋”格局下，海派上海市民深深感受到文革高潮時的毛式家天下：朕即真理，朕即國家。今天，統帥一聲令，三軍風雷動，酷政促奴性，令箭催遵命，從廟堂衙門，抵基層庸眾，政令一路暢行，貫徹無阻。

以習近平的“家天下”框架來看，上海的抗疫特別需要展示“中國共產黨所具有的無比堅強的領導力，是風雨來襲時中國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要展示中共統治下的製度“優越性”和“合法性”，更確切地說，還需要充分展示習近平總書記的“英明、偉大”形象，為他的正式“登基”皇座打基礎。構建如此之宏大敘事，習家中央政府定義了新冠病毒的抗疫是一場“人民戰爭”，全黨全民統一步調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部署”來進行的，這位總書記一再強調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堅持動態清零總方針不猶豫不動搖”，“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要把抗疫當作“為人民服務”。

以現代性的倫理學來論述，“人民”是個宏大敘事，是形而上之“大魅”，在以“人民”的名義大肆鼓噪、渲染之下，若開啟“幽暗之門”，可以發現，這隻是一塊“超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的招牌，其投射出的真實價值意向往往是希冀反饋回報給投射者自己，即小人心眼、小人心境的“自我、本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乃罪惡之淵藪，其鄙陋卑下、猥瑣不堪！

魯迅先生早就發現，中國的儒家典籍中充滿了“仁者愛人”之語，但是魯迅卻揭穿了其“瞞和騙”，其實質就是“以理殺人”！

今天的上海，把“人民”當作“綱領”來處置具體的全民抗疫，就意味著其餘事情全得靠邊讓路，抗疫以外的事情全都隻是與個人利益掛鉤而已，都是掛靠不上“人民”這個宏偉大宗旨，“人民”這個抽象綱領既然被強化得如此之高大上、偉光正，乃綱舉目張，和尚打傘，為所欲為、不擇手段！

 

（二）“不忘初心，牢記使命”

 

“初心”是習近平執政時代十分時髦的政治詞匯，既然被張揚得如此之“時髦”，它必定隱含有欺騙性！它試圖讓人民感受習的“青春故事”，聆聽他的“梁家河插隊的經曆”，規訓人民的情操，是一項典型的“洗腦工程”。

眾所周知，習近平在福建、浙江和上海三地工作過，已經獲得相當多的東南沿海地區工作的經驗，這些地區比起北方內地來具有相對較高的改革開放性，經濟結構大多是外向型，經濟水平也相應較高，治理較為先進。按照常規思路，要想當上一個大國有作為的主政者，其精神領域的價值觀訴求，本來應該引導國民走上現代化之路，深化改革，大大發揚沿海地區的先進經驗和業績成就，使融合到全球化的經濟圈中，學習西方發達的市場經濟和人文精神，求得國家發展踏上新台階。然而習近平卻不張揚他在沿海地區的經曆，反而大大弘揚在北方落後農村的生活感受、工作經曆——這就值得正義的人們去警惕和深思了。

與毛澤東一樣，習近平自身的秉性就是十分的“土”，在漢語網絡上，不滿的網民將習近平蔑稱為“包子”，意思有“土氣”之意，也就是傳統、愚昧、落後的代名詞。這與《論語》：“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意思相近，懷土就是戀土而安逸，營造個人小天地，即小人德性。我們來看看習近平是如何的“初心”？

“初心”在心理學上可稱為“原型”（榮格：archetypes），習的“原型”有“戀土情結”，顯然相悖於東南沿海地區的現代性精神品質，而在於他不斷吹噓的“土”字而凸出，即“農民情結、三農情懷”，習常稱：“我也是從農村出來的”，“我們這一代人也有這個情結，一定要把我們的老百姓，特別是我們的農民扶一把。”聽聽他的念念有詞“不忘初心”，從“習近平總書記從小就有農村情結”，可推斷習之“戀土”有小人之心：

1.  陝北延安梁家河，習近平插隊在此，據說練就了一套“大學問”，那真是了不得啊！
2. “老家富平曾在習近平迷惘彷徨時給予他溫暖”，陝西省富平縣臨近於曆史上京兆地區，這裏曾經是大一統帝國的中央權力地帶，即有秦、漢、隋、唐四朝大帝國定都於鹹陽、長安，這一家鄉情懷深深地烙印到習近平的人格秉性，使得習內心期盼著大一統政治。
3. 習近平時時要造訪河北省西柏坡，該地是毛派紅色經典的精神發源地，價值連城，非常值得習去流連忘返，就此習想要“弘揚西柏坡精神”。
4. 河北省正定縣，習年輕時候曾工作在此，當時是“農業學大寨”的先進樣板縣，是毛澤東樹立起來的一麵旗幟，同樣是紅色經典，值得去大力追捧，流芳百世。

    作為一個農業人口眾多的大國，農業生產當然需要去關心，農民的利益也當然需要去關心，任何一個具有現代化常識的人，必定知道：農民生活的大幅度改善，必須是由農業現代化來帶動，而農業現代化必須是由工業現代化來帶動，而工業現代化必須是由科技、經濟和製度等的各項現代化來帶動，需要重視精神文明的力量，也就是人的主體性自由的大發揚。然而中國的習某卻是完全的反其道而行之：要論價值觀的定位？什麽的工業、科技、文教、經濟、金融、製度、法治等等的重要發展項目全都擱置在邊上，就是因為這些不含有“初心”，從而全都被當做不重要的思想議題來處理，眼下最最要緊的事情是定位在“農民情結”、“黃土情結”之上：“不忘初心，牢記使命”——老是要把目光盯住在最最落後地區的農民生存價值觀上——這是怎麽樣的心態？怎麽樣的鬼魅心思啊？

人都是有個性的，共產黨執政也如此。理解了習近平的執政個性是那麽的“土裏土氣”，於是懂得：上海抗疫就是充滿習包子特色之土：“鞋子合不合腳，自己穿著才知道。”——紅色經典，土法上馬！   

 

•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方山水有一方風情

 

 共產黨信仰“辯證唯物主義”，其教條說：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確，特定的社會曆史地理環境可以塑造特定的精神氣質。成語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南橘北枳。按辯證法精神，反之亦然，如：彩蝶戀鮮花，蒼蠅叮臭肉；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智者樂水，仁者樂山。說到中國人的“土”，尚有各個地方的各個民風民俗民情，還可細分。

德國學者馬克斯·舍勒的行為學理論認為，能感悟到生活世界的價值和價值秩序的感情是成為行為意欲最深層的基礎部分，而這種感情決定著行為意欲的努力方向。但是舍勒又認為，不能把在一個時代和民族中流行或支配人們價值偏愛的評價係統所具有的“倫理結構”等同於作為價值優先法則的價值本身的客觀秩序。

今天，與西方自由世界一樣，強人習近平也是十分講究“顏色革命”，他將自身個性“土氣”的顏色欽定為中國的“政治正確”，即標準的意識形態，充分施展在上海地方的抗議之中，真實意圖是：以習氏“土氣”淹沒上海“海派”！

那麽究竟怎麽樣評介習包子“土氣”？

第一，純真“紅色基因”，眾所周知，習近平是在紅朝中國、紅色地域、紅色家庭、紅色時代、紅色圈子裏混出來的紅色土特產，紅色元素特濃，大紅特紅超紅。

現代中國有二大文明係統：黃色和藍色。

黃色是內陸型，具有內向封閉性質，其主要的分布地域是在北方的黃土質平原和高原上，其價值資源隻由落後的本土文明來提供（電視劇《河殤》的觀點）。

紅色文明是外來的馬列寧主義與中國本土的黃色文明相結合的產物，被綜合成“毛澤東思想路線”，具有革命的實踐性，但是主要根基還是黃色文明。

    藍色是海洋型，外向開放性質，最初地域分布在東南沿海一帶，隨之改革開放的深化，逐漸擴展至中國的大南方，它是本土文明與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結合的產物。

今天的國情是，北方黃土文明區域經濟全麵落後、蕭條，而南方藍色文明區域市場經濟發展良好，經濟指標高漲。如此經濟地理格局意味著中共統治機器的精神資源麵臨危機，這讓習近平深深不安，習某感受到來自於藍色文明對於紅色政權的威脅：資產階級市民的個體性、獨立性和自由意識在增長，他們不會如黃土地上農民幹活那樣的聽話、遵命和馴服。

遙想1949年3月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正式提出定都北平市的決議，當時的國情正如毛澤東所講：“蔣介石的國都在南京，他的基礎是江浙資本家。我們要把國都建在北平，我們也要在北平找到我們的基礎，這就是工人階級和廣大的勞動群眾。”這講話顯示了：南京的城市精神是藍色，而北平市則是黃色，紅色政權的根基需要由黃色文明來支撐、扶助，才會獲得穩定、可靠。

從前，毛澤東必定熟知曆史典故：“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對藍色文明懷有恐懼：“港台一帶，饕蚊尚多，西方世界，饕蚊成陣。”因此對待曾經位置楚地、而後深藍色的申城上海，毛澤東作指示：要采取“農村包圍城市”戰略。為此，上海外灘海關鍾樓上的大鍾報時，要以深黃色的陝北民歌樂調《東方紅》來進行，使之標誌為城市“主旋律”。要發揚“好八連”榮光，讓他們來到魔都南京路上當“哨兵”，以鎮住充滿資產階級邪念的“霓虹燈”，要加強“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全麵專政”，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今天，習近平憂心忡忡：紅色文明賴以存在基礎的黃色文明正日益蛻化墮落！為此決心拯救，在上海執行“靜態管理、動態清零”，實為一場魔鬼訓練，以鞏固紅色政權的！

 

• 粗人的痞氣，流寇的匪氣

 

紅朝中國首長級高幹的紅二代、紅三代多的是，譬如有劉少奇的兒子，陳雲兒子，鄧小平的兒女，胡耀邦的兒子，葉劍英、江澤民的數個兒女等等，在這一群體裏相比較，習包子就是顯得很“土氣”，這是為什麽呢？

這就是習近平第二個“土”：痞氣+匪氣，這是黃色文明外圍地帶“邊區”之“土氣”。

習近平讀書差勁是知曉的，然而這在首長級的紅後代中較為少見，盡管習近平時常吹噓讀書很多，還煞有介事地列出一長串讀書單來，頗有“此地無銀三百兩”之意。由於不願讀書、讀不進書，習的頭腦難以裝備積聚人類優秀文明的知識。蘇格拉底雲“知識即美德”，其否命題亦同樣成立。現代學者的認識更為精確，知識與美德之間的正向關聯性是需要建立在高概率基礎上，較有科學的合理性。毛澤東閱讀中國古典經書甚多，但也是痞氣+匪氣很濃厚，毛澤東特別讚賞二位流氓痞子皇帝：劉邦和朱元璋，毛把糟粕當作了精粹。

拉馬克的“用進廢退”可以較好解釋，讀書不好的習近平，喜好炫耀他的四肢發達：“我那個時候扛200斤麥子，十裏山路不換肩。”習對頭腦簡單事項：“新時期上山下鄉工程”、“好兒女誌在四方，有誌者奮鬥無悔”，頗有興趣和熱度，可見一斑。習近平坦承其念茲在茲“農民情結”，可以推斷出他的氣質和秉性，天然地與知識性匱缺的泥腿子、四肢發達者、粗布短衫者融通起來，對待海派氣質的上海人就不會有好感，可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

要深入了解習近平的所作所為，需要了解他的個性和風格，需要了解養育習某其秉性、氣質的地方，考察那裏的風土人情。習近平念念不忘他的“初心”之地，就是年輕時候插隊落戶的革命聖地延安，那裏是紅色大本營，更是“紅太陽升起的地方”。對於習近平來說，陝北延安就是他的紅色乳娘，思想養育之地，“作為一個人民公仆，陝北高原是我的根，因為這裏培養出我不變的信念：要為人民做實事！無論我走到哪裏，永遠都是黃土地的兒子。”習近平回憶說，插隊在梁家河，他“看到了人民群眾的根本，真正理解了老百姓”，“我幾乎從來沒哭過，印象較深的兩次哭都是在陝北。”情深誼長啊！

延安市，坐落在陝西省北部，是遊牧文明與農耕文明交融的邊區地帶，漢民族農民世世代代居住此地的曆史中，頻頻遭受多個遊牧民族和部落的相互殺戮、掠奪和洗劫，身處如此蠻族生態的劫掠，釀造出戎狄民風：痞氣+匪氣，漸漸墮落之，本地農耕地上又孵化出次生代的漢族大盜和流寇，如：王嘉胤、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董福祥等等。

大清皇朝晚期，西方殖民主義勢力進入中國東部沿海，紛紛建立起西方式的先進藍色文明，從此經濟格局和重心轉移，地處西北的陝西省經濟文化大幅衰弱，秦風不再，此衰彼漲，當地土匪、土豪卻猖狂起來，到了民國時期，整個陝北地區的匪患尤其嚴重，那時候國民政府的管控力無法抵達陝北，但這恰好為共產黨武裝力量製造出福音來，留給了共軍以極佳的撒野契機和匪盜空間。臭味相投便稱知己，當毛澤東掛帥的大股共軍（紅軍）萬裏迢迢流竄作案來到陝北時候，如魚得水般找準了自己的落腳地，建立起蘇區。

民諺：窮山惡水出刁民，粗茶淡飯無孑遺。肉腐生蛆，蛆熟產蠅；土劣孵匪，匪頑升寇。流寇是土匪發展的頂峰，流寇之所以十分殘暴凶狠毒辣無恥，那是因為流寇作案多是流竄在異地他鄉：1）幾乎碰不上熟人，於是缺乏道德約束；2）罪案的對象都是與己血緣疏遠，於是下得了狠手；3）流竄作案中不容易被抓捕，於是缺乏法律製裁的威懾感。

民國時期的學者傅斯年，曾經把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美國學者餘英時把毛澤東在山上鬧革命歸類為土匪行徑，中共政府體製內走出來的學者阮銘也將當年盤踞在井岡山和延安，建立蘇區的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具體的匪徒而言尚有匪氣強弱的區分，中共領袖中毛澤東、習近平之流痞氣、匪氣特濃，雖然直接將他們比作為流寇尚不恰當，然則深入去思考精神性的高層次本質，就會發現確有近似之處，如操守低劣，隻顧眼前的歡樂和榮耀，不思長治久安的方針、政策和治理，即不具可持續性發展，缺乏人性，不擇手段，不顧人民死活，更扯淡有什麽超越情懷、尋求來世的永生。

上海執行抗疫大行動，是習某心理投射：“習近平總書記親自部署、親自指揮”，乃“初心不改”，大大地用上“梁家河大學問”，卻是來真的：痞氣加匪氣，勁兒十足！

 

• 秦始皇→毛澤東→習近平

 

這三者思想有著較大的傳承性。中共的建黨、建國都是繼承了中國傳統“外儒內法”的一套專製主義本色，馬克思主義成分並不多，如“緊密團結在以某某某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就是中共執政文化的萬能公式，其“春秋大義”足令執政者癡迷不已。

中國政治延續了千年的專製主義，其要數秦始皇的大一統治理格局最具開創、暴虐和傳承，其遺產深深地烙印在中華民族的政治文化基因上。《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今皇帝並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傳承至後世，中共統治者毛澤東、習近平極為崇拜、讚賞，毛澤東自稱：“馬克思加秦始皇”，自比“秦皇、漢武”。習近平是粗人，缺文秀，但配有禦用導演張藝謀來代言，原籍秦地的張藝謀以其電影作品的大氣磅礴著稱，如《英雄》、《大秦賦》、《大秦帝國》等頗有氣勢恢宏，詠古頌今，頌揚獨裁，乃深合主子旨意。

籍貫秦地的習近平似乎比毛澤東更領悟大秦遺風，他也有著構建大一統政治的強烈欲求，冒進浮誇，圖大貪功，舉凡黨、政、軍、財、經、文、教、農、工、商等各界各行，都得讓習來獨攬一身、定於一尊，還妄想對外擴張，天下一統。毛時代流行詞：“全國一盤棋”，如今又翻舊出新而熱炒，以“一言堂”淩駕天下，特別用於上海的抗疫。

中國人骨子裏有“天人合一”，混沌一氣的原始思維和巫術，這集體無意識天然地被大一統政治統攝，進而主導了亞細亞生產方式，在古代，它有利於治理水患、開挖運河、修建長城、建造皇宮等大型項目。在當今，有利於以舉國之力操辦上海防控。在思想意識高度，可以塑造全民的遵命、服從、聽話，即奴性，這恰是習近平的“不忘使命”：“凝聚全民抗疫的強大共識”。

在大一統政治如火如荼的文革期間，誇張而高調的道義目的論籠罩住中國大地上的各項各業，如有“農業以糧為綱、工業以鋼為綱。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於是到處呈現“一刀切”現象，凡是與“綱”不合之事，全得讓步，退避。

今天上海的抗疫正是一刀切做法：為了抗疫的宏偉大業，其他事情全都算不得“事情”，那怕是危機人生命的要事。再如，“同層密接隔離政策”，一人得陽整樓隔離，幾人得陽整區封閉。搞得：簡單直接粗暴，次生災害不斷，雞飛狗跳，人心惶惶。

 

• 外儒內法，臉麵爭光

 

習近平頗想搞《厲害了，我的國》，可看出習的“初心”中有“大秦”情愫，但不唯此。習熟知亡秦之故，暴秦之害，了解《過秦論》，於是就看重《荀子》思想，希望借鑒儒家思想補救暴秦之偏，但這隻是延續了曆史上慣行的“外儒內法”傳統，毫無創意。

以現代人的目光審視，法家思想並非全都是負麵的，糟糕的。譬如，法家的政治思想有“緣法而治”、“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法不阿貴，繩不撓曲”、“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等——貫徹一條法治平等的路線。

秦之後曆代皇朝，形成傳統的官方和上層社會的意識形態是儒家思想，儒家在治國綱要上對法家進行修正，改變其嚴刑律法、冷酷無情、對人性的踐踏，而用溫情脈脈的道德麵紗來遮蓋人心自私之惡。然而儒家的溫情脈脈卻是斷然排斥法家的平等觀，十分講究等級秩序的排位：“尊尊、親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樣導致另一種人性醜惡的釋放。

無論是法家抑或儒家，都嚴重匱乏精神超越性，使得中國人滑落到小人德性的急切功利性，熱衷於超近距離的貼身肉搏，這突出表現為儒家的“麵子文化”，即等級競爭。

今天，習近平把上海抗疫重重地押寶在他的麵子上：看吧，環顧世界，唯有我習某才能夠做到新冠病毒“清零”，豐功偉業啊；溥天之下，皆我臣屬；溥天之下，盡表忠心！

開啟小人心境：這就是習近平的“初心、使命”不可告人的真正用意所在！清零政策來自權力最高層，而下層執行者在習某巫祝之辭誘導下，層層加碼，步步緊逼，使防疫措施變得越來越嚴苛，越來越不通人情，越來越背離常識，卻迎來了中國式“麵子”大豐收！    

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今天，活躍在上海街頭的“大白”誌願者，大多來自社會底層，他們深知等級社會的底層生活之艱辛、悲愴、卑賤、滄桑，受欺受壓，吃苦甚多，在心坎中積滿了多多的怨恨，為此張公百忍，隻是期盼著猴年馬月有個身份升遷，從此羊與狼的位置對調，角色得以變換，從此終於有了發泄的口子和對象，就如二十年媳婦熬成婆婆那樣。今天好機會來了，讓底層誌願者們身披白大褂，臂佩紅袖章，頓時獲得了權力，身價躥升！於是人們就見到了大白們在上海街頭的變本加厲，肆無忌憚。

更是有不少大白門來自外省市的農村地區，他們往往有著毛澤東情結，相信毛澤東的詛咒語“農村包圍城市”，內心對待上海，這個以魔都著稱的城市有著較深的嫉恨，於是今天找到了發泄口子，爭當“南京路上好八連”，侮辱上海人一番，五十步笑百步，好不痛快啊！

上海本地市民，生存在全民抗疫的如此高壓境遇，顯得勢單力孤，不得不進行一場忍耐之心的大考驗。雖說是有海派氣質，但是多年來在習氏毛左政治侵染下，上海人漸漸變得麻木起來，中國傳統習性在增強，一個“忍”字當頭，懂得“看三勢”，學會“拎得清”，不做“填刀頭”，好漢不吃眼前虧，識時務者為俊傑，好死不如賴活著——與內地的庸眾一樣，都是媳婦受熬的心態——如此則喪失了做人的真誠性和崇高性。

 

                                                    施衛江

寫於 美國紐約

2022年5月26日上海抗疫為何如此狂暴？

 

最近，上海人民沉浸在“靜態管理、動態清零”的極度悲憤中，二個月來的抗疫，上海居民要麽封閉在家裏，要麽隔離在方艙，要麽入住醫院，最慘的是一些外地來滬的農民工、送貨員和運輸汽車司機，隻得睡眠在大街上、橋孔下、卡車裏，還不得行走出受封圍欄，還得不到足夠食物。不管呆在城市哪個角落，是富人或窮人，是教授還是乞丐，人人自危，生活無序，商店關門，藥品斷供，生存所需的基本食品、日用品都要靠手機上操作去“搶”，凡是不會手機操作就隻能等死，非新冠病毒引起的疾病都不算是“病”，假如某個病人不能出示有效核酸測試陰性證明，病人均得不到及時救治，更惡劣的措施是，要裝配鐵網在管控區的每一棟民宅樓的大門口，予以嚴加防範管製，防市民如防盜賊！“大白”警察容許隨意闖進市民家中搞“執法”，市民蒙受盡多的不幸和災難可就是不容許公開自由發聲喊冤！

嗚呼！號稱“國家主人”的上海市民，本是代表中國最具先進生產力的一族群體，理應充分釋放出上海市民的聰明才幹去搞建設，然而在黨中央的“清零”政策強製下，海派靈性竟然大肆遭受踐踏，人格尊嚴被貶至不及囚徒的卑下，被準許的行動自由還不如圈養的禽畜。哀哉！上海市民的生存境況是多麽孤苦伶仃無助，上海市民的精神抑鬱是何等淒淒慘慘戚戚。

由中央政府主導的抗疫“清零”，為什麽要對上海人民動用如此的粗暴、野蠻、獸性、瘋狂？這在西方自由世界看來，簡直太不可思議了！根源究竟是什麽呢？

 

（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發生在上海的抗疫狂暴當然不是海派文化傳承的特質，而是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親自部署指揮、密集指示批示”來進行，這位總書記宣稱：“我們的防控方針是由黨的性質和宗旨決定的”，“從黨的性質宗旨認識疫情防控方針”，當然不是飛來之石，而是經有悠久曆史的中國傳統孵化而成，它僵硬地主宰著當今中國政治的一切。欲懂得這場清零抗疫的真實意圖，須深入了解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須了解中國的民風民俗，尤其是陝北地區。

近年來，習近平嫻熟地運用他的政治手腕使大權獨攬，業已形成“九鼎之尊”局麵，且有越演越烈之勢，在其統治下的社會官僚機器不斷強化威權形式，這使得後者形式的高度威權化又促進了前者的獨裁，而前者專斷橫行又反哺後者，兩者互為反饋，攜手共進，就此全民奴性且增強不少——此即如德國學者齊美爾所講的社會學中“相互作用”的形式，對於這種“形式”的具體表達，深得魯迅精神之魂的北京大學中文係教授錢理群曾經論述道：“在一個專製統治下價值封閉的體係內，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是處在同一個價值點上的交流與反饋”（大意如此）。

可想而知，當今中國的政治形態正是走在全麵複辟傳統封建腐朽製度的路上。專製政治乃乾綱獨斷、定於一尊，且說今日中國之專製暴虐，極大地來自最高統治者的德性，習近平妄圖複辟文革，大開曆史倒車，朝思暮想他的皇帝迷夢，再造新時代的秦始皇、毛澤東。

    由此，習近平打造的強專製主義為他的暴政鋪設了平坦大道，布置於“全國一盤棋”格局下，海派上海市民深深感受到文革高潮時的毛式家天下：朕即真理，朕即國家。今天，統帥一聲令，三軍風雷動，酷政促奴性，令箭催遵命，從廟堂衙門，抵基層庸眾，政令一路暢行，貫徹無阻。

以習近平的“家天下”框架來看，上海的抗疫特別需要展示“中國共產黨所具有的無比堅強的領導力，是風雨來襲時中國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要展示中共統治下的製度“優越性”和“合法性”，更確切地說，還需要充分展示習近平總書記的“英明、偉大”形象，為他的正式“登基”皇座打基礎。構建如此之宏大敘事，習家中央政府定義了新冠病毒的抗疫是一場“人民戰爭”，全黨全民統一步調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部署”來進行的，這位總書記一再強調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堅持動態清零總方針不猶豫不動搖”，“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要把抗疫當作“為人民服務”。

以現代性的倫理學來論述，“人民”是個宏大敘事，是形而上之“大魅”，在以“人民”的名義大肆鼓噪、渲染之下，若開啟“幽暗之門”，可以發現，這隻是一塊“超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的招牌，其投射出的真實價值意向往往是希冀反饋回報給投射者自己，即小人心眼、小人心境的“自我、本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乃罪惡之淵藪，其鄙陋卑下、猥瑣不堪！

魯迅先生早就發現，中國的儒家典籍中充滿了“仁者愛人”之語，但是魯迅卻揭穿了其“瞞和騙”，其實質就是“以理殺人”！

今天的上海，把“人民”當作“綱領”來處置具體的全民抗疫，就意味著其餘事情全得靠邊讓路，抗疫以外的事情全都隻是與個人利益掛鉤而已，都是掛靠不上“人民”這個宏偉大宗旨，“人民”這個抽象綱領既然被強化得如此之高大上、偉光正，乃綱舉目張，和尚打傘，為所欲為、不擇手段！

 

（二）“不忘初心，牢記使命”

 

“初心”是習近平執政時代十分時髦的政治詞匯，既然被張揚得如此之“時髦”，它必定隱含有欺騙性！它試圖讓人民感受習的“青春故事”，聆聽他的“梁家河插隊的經曆”，規訓人民的情操，是一項典型的“洗腦工程”。

眾所周知，習近平在福建、浙江和上海三地工作過，已經獲得相當多的東南沿海地區工作的經驗，這些地區比起北方內地來具有相對較高的改革開放性，經濟結構大多是外向型，經濟水平也相應較高，治理較為先進。按照常規思路，要想當上一個大國有作為的主政者，其精神領域的價值觀訴求，本來應該引導國民走上現代化之路，深化改革，大大發揚沿海地區的先進經驗和業績成就，使融合到全球化的經濟圈中，學習西方發達的市場經濟和人文精神，求得國家發展踏上新台階。然而習近平卻不張揚他在沿海地區的經曆，反而大大弘揚在北方落後農村的生活感受、工作經曆——這就值得正義的人們去警惕和深思了。

與毛澤東一樣，習近平自身的秉性就是十分的“土”，在漢語網絡上，不滿的網民將習近平蔑稱為“包子”，意思有“土氣”之意，也就是傳統、愚昧、落後的代名詞。這與《論語》：“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意思相近，懷土就是戀土而安逸，營造個人小天地，即小人德性。我們來看看習近平是如何的“初心”？

“初心”在心理學上可稱為“原型”（榮格：archetypes），習的“原型”有“戀土情結”，顯然相悖於東南沿海地區的現代性精神品質，而在於他不斷吹噓的“土”字而凸出，即“農民情結、三農情懷”，習常稱：“我也是從農村出來的”，“我們這一代人也有這個情結，一定要把我們的老百姓，特別是我們的農民扶一把。”聽聽他的念念有詞“不忘初心”，從“習近平總書記從小就有農村情結”，可推斷習之“戀土”有小人之心：

1.  陝北延安梁家河，習近平插隊在此，據說練就了一套“大學問”，那真是了不得啊！
2. “老家富平曾在習近平迷惘彷徨時給予他溫暖”，陝西省富平縣臨近於曆史上京兆地區，這裏曾經是大一統帝國的中央權力地帶，即有秦、漢、隋、唐四朝大帝國定都於鹹陽、長安，這一家鄉情懷深深地烙印到習近平的人格秉性，使得習內心期盼著大一統政治。
3. 習近平時時要造訪河北省西柏坡，該地是毛派紅色經典的精神發源地，價值連城，非常值得習去流連忘返，就此習想要“弘揚西柏坡精神”。
4. 河北省正定縣，習年輕時候曾工作在此，當時是“農業學大寨”的先進樣板縣，是毛澤東樹立起來的一麵旗幟，同樣是紅色經典，值得去大力追捧，流芳百世。

    作為一個農業人口眾多的大國，農業生產當然需要去關心，農民的利益也當然需要去關心，任何一個具有現代化常識的人，必定知道：農民生活的大幅度改善，必須是由農業現代化來帶動，而農業現代化必須是由工業現代化來帶動，而工業現代化必須是由科技、經濟和製度等的各項現代化來帶動，需要重視精神文明的力量，也就是人的主體性自由的大發揚。然而中國的習某卻是完全的反其道而行之：要論價值觀的定位？什麽的工業、科技、文教、經濟、金融、製度、法治等等的重要發展項目全都擱置在邊上，就是因為這些不含有“初心”，從而全都被當做不重要的思想議題來處理，眼下最最要緊的事情是定位在“農民情結”、“黃土情結”之上：“不忘初心，牢記使命”——老是要把目光盯住在最最落後地區的農民生存價值觀上——這是怎麽樣的心態？怎麽樣的鬼魅心思啊？

人都是有個性的，共產黨執政也如此。理解了習近平的執政個性是那麽的“土裏土氣”，於是懂得：上海抗疫就是充滿習包子特色之土：“鞋子合不合腳，自己穿著才知道。”——紅色經典，土法上馬！   

 

•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方山水有一方風情

 

 共產黨信仰“辯證唯物主義”，其教條說：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確，特定的社會曆史地理環境可以塑造特定的精神氣質。成語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南橘北枳。按辯證法精神，反之亦然，如：彩蝶戀鮮花，蒼蠅叮臭肉；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智者樂水，仁者樂山。說到中國人的“土”，尚有各個地方的各個民風民俗民情，還可細分。

德國學者馬克斯·舍勒的行為學理論認為，能感悟到生活世界的價值和價值秩序的感情是成為行為意欲最深層的基礎部分，而這種感情決定著行為意欲的努力方向。但是舍勒又認為，不能把在一個時代和民族中流行或支配人們價值偏愛的評價係統所具有的“倫理結構”等同於作為價值優先法則的價值本身的客觀秩序。

今天，與西方自由世界一樣，強人習近平也是十分講究“顏色革命”，他將自身個性“土氣”的顏色欽定為中國的“政治正確”，即標準的意識形態，充分施展在上海地方的抗議之中，真實意圖是：以習氏“土氣”淹沒上海“海派”！

那麽究竟怎麽樣評介習包子“土氣”？

第一，純真“紅色基因”，眾所周知，習近平是在紅朝中國、紅色地域、紅色家庭、紅色時代、紅色圈子裏混出來的紅色土特產，紅色元素特濃，大紅特紅超紅。

現代中國有二大文明係統：黃色和藍色。

黃色是內陸型，具有內向封閉性質，其主要的分布地域是在北方的黃土質平原和高原上，其價值資源隻由落後的本土文明來提供（電視劇《河殤》的觀點）。

紅色文明是外來的馬列寧主義與中國本土的黃色文明相結合的產物，被綜合成“毛澤東思想路線”，具有革命的實踐性，但是主要根基還是黃色文明。

    藍色是海洋型，外向開放性質，最初地域分布在東南沿海一帶，隨之改革開放的深化，逐漸擴展至中國的大南方，它是本土文明與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結合的產物。

今天的國情是，北方黃土文明區域經濟全麵落後、蕭條，而南方藍色文明區域市場經濟發展良好，經濟指標高漲。如此經濟地理格局意味著中共統治機器的精神資源麵臨危機，這讓習近平深深不安，習某感受到來自於藍色文明對於紅色政權的威脅：資產階級市民的個體性、獨立性和自由意識在增長，他們不會如黃土地上農民幹活那樣的聽話、遵命和馴服。

遙想1949年3月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正式提出定都北平市的決議，當時的國情正如毛澤東所講：“蔣介石的國都在南京，他的基礎是江浙資本家。我們要把國都建在北平，我們也要在北平找到我們的基礎，這就是工人階級和廣大的勞動群眾。”這講話顯示了：南京的城市精神是藍色，而北平市則是黃色，紅色政權的根基需要由黃色文明來支撐、扶助，才會獲得穩定、可靠。

從前，毛澤東必定熟知曆史典故：“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對藍色文明懷有恐懼：“港台一帶，饕蚊尚多，西方世界，饕蚊成陣。”因此對待曾經位置楚地、而後深藍色的申城上海，毛澤東作指示：要采取“農村包圍城市”戰略。為此，上海外灘海關鍾樓上的大鍾報時，要以深黃色的陝北民歌樂調《東方紅》來進行，使之標誌為城市“主旋律”。要發揚“好八連”榮光，讓他們來到魔都南京路上當“哨兵”，以鎮住充滿資產階級邪念的“霓虹燈”，要加強“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全麵專政”，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今天，習近平憂心忡忡：紅色文明賴以存在基礎的黃色文明正日益蛻化墮落！為此決心拯救，在上海執行“靜態管理、動態清零”，實為一場魔鬼訓練，以鞏固紅色政權的！

 

• 粗人的痞氣，流寇的匪氣

 

紅朝中國首長級高幹的紅二代、紅三代多的是，譬如有劉少奇的兒子，陳雲兒子，鄧小平的兒女，胡耀邦的兒子，葉劍英、江澤民的數個兒女等等，在這一群體裏相比較，習包子就是顯得很“土氣”，這是為什麽呢？

這就是習近平第二個“土”：痞氣+匪氣，這是黃色文明外圍地帶“邊區”之“土氣”。

習近平讀書差勁是知曉的，然而這在首長級的紅後代中較為少見，盡管習近平時常吹噓讀書很多，還煞有介事地列出一長串讀書單來，頗有“此地無銀三百兩”之意。由於不願讀書、讀不進書，習的頭腦難以裝備積聚人類優秀文明的知識。蘇格拉底雲“知識即美德”，其否命題亦同樣成立。現代學者的認識更為精確，知識與美德之間的正向關聯性是需要建立在高概率基礎上，較有科學的合理性。毛澤東閱讀中國古典經書甚多，但也是痞氣+匪氣很濃厚，毛澤東特別讚賞二位流氓痞子皇帝：劉邦和朱元璋，毛把糟粕當作了精粹。

拉馬克的“用進廢退”可以較好解釋，讀書不好的習近平，喜好炫耀他的四肢發達：“我那個時候扛200斤麥子，十裏山路不換肩。”習對頭腦簡單事項：“新時期上山下鄉工程”、“好兒女誌在四方，有誌者奮鬥無悔”，頗有興趣和熱度，可見一斑。習近平坦承其念茲在茲“農民情結”，可以推斷出他的氣質和秉性，天然地與知識性匱缺的泥腿子、四肢發達者、粗布短衫者融通起來，對待海派氣質的上海人就不會有好感，可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

要深入了解習近平的所作所為，需要了解他的個性和風格，需要了解養育習某其秉性、氣質的地方，考察那裏的風土人情。習近平念念不忘他的“初心”之地，就是年輕時候插隊落戶的革命聖地延安，那裏是紅色大本營，更是“紅太陽升起的地方”。對於習近平來說，陝北延安就是他的紅色乳娘，思想養育之地，“作為一個人民公仆，陝北高原是我的根，因為這裏培養出我不變的信念：要為人民做實事！無論我走到哪裏，永遠都是黃土地的兒子。”習近平回憶說，插隊在梁家河，他“看到了人民群眾的根本，真正理解了老百姓”，“我幾乎從來沒哭過，印象較深的兩次哭都是在陝北。”情深誼長啊！

延安市，坐落在陝西省北部，是遊牧文明與農耕文明交融的邊區地帶，漢民族農民世世代代居住此地的曆史中，頻頻遭受多個遊牧民族和部落的相互殺戮、掠奪和洗劫，身處如此蠻族生態的劫掠，釀造出戎狄民風：痞氣+匪氣，漸漸墮落之，本地農耕地上又孵化出次生代的漢族大盜和流寇，如：王嘉胤、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董福祥等等。

大清皇朝晚期，西方殖民主義勢力進入中國東部沿海，紛紛建立起西方式的先進藍色文明，從此經濟格局和重心轉移，地處西北的陝西省經濟文化大幅衰弱，秦風不再，此衰彼漲，當地土匪、土豪卻猖狂起來，到了民國時期，整個陝北地區的匪患尤其嚴重，那時候國民政府的管控力無法抵達陝北，但這恰好為共產黨武裝力量製造出福音來，留給了共軍以極佳的撒野契機和匪盜空間。臭味相投便稱知己，當毛澤東掛帥的大股共軍（紅軍）萬裏迢迢流竄作案來到陝北時候，如魚得水般找準了自己的落腳地，建立起蘇區。

民諺：窮山惡水出刁民，粗茶淡飯無孑遺。肉腐生蛆，蛆熟產蠅；土劣孵匪，匪頑升寇。流寇是土匪發展的頂峰，流寇之所以十分殘暴凶狠毒辣無恥，那是因為流寇作案多是流竄在異地他鄉：1）幾乎碰不上熟人，於是缺乏道德約束；2）罪案的對象都是與己血緣疏遠，於是下得了狠手；3）流竄作案中不容易被抓捕，於是缺乏法律製裁的威懾感。

民國時期的學者傅斯年，曾經把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美國學者餘英時把毛澤東在山上鬧革命歸類為土匪行徑，中共政府體製內走出來的學者阮銘也將當年盤踞在井岡山和延安，建立蘇區的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具體的匪徒而言尚有匪氣強弱的區分，中共領袖中毛澤東、習近平之流痞氣、匪氣特濃，雖然直接將他們比作為流寇尚不恰當，然則深入去思考精神性的高層次本質，就會發現確有近似之處，如操守低劣，隻顧眼前的歡樂和榮耀，不思長治久安的方針、政策和治理，即不具可持續性發展，缺乏人性，不擇手段，不顧人民死活，更扯淡有什麽超越情懷、尋求來世的永生。

上海執行抗疫大行動，是習某心理投射：“習近平總書記親自部署、親自指揮”，乃“初心不改”，大大地用上“梁家河大學問”，卻是來真的：痞氣加匪氣，勁兒十足！

 

• 秦始皇→毛澤東→習近平

 

這三者思想有著較大的傳承性。中共的建黨、建國都是繼承了中國傳統“外儒內法”的一套專製主義本色，馬克思主義成分並不多，如“緊密團結在以某某某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就是中共執政文化的萬能公式，其“春秋大義”足令執政者癡迷不已。

中國政治延續了千年的專製主義，其要數秦始皇的大一統治理格局最具開創、暴虐和傳承，其遺產深深地烙印在中華民族的政治文化基因上。《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今皇帝並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傳承至後世，中共統治者毛澤東、習近平極為崇拜、讚賞，毛澤東自稱：“馬克思加秦始皇”，自比“秦皇、漢武”。習近平是粗人，缺文秀，但配有禦用導演張藝謀來代言，原籍秦地的張藝謀以其電影作品的大氣磅礴著稱，如《英雄》、《大秦賦》、《大秦帝國》等頗有氣勢恢宏，詠古頌今，頌揚獨裁，乃深合主子旨意。

籍貫秦地的習近平似乎比毛澤東更領悟大秦遺風，他也有著構建大一統政治的強烈欲求，冒進浮誇，圖大貪功，舉凡黨、政、軍、財、經、文、教、農、工、商等各界各行，都得讓習來獨攬一身、定於一尊，還妄想對外擴張，天下一統。毛時代流行詞：“全國一盤棋”，如今又翻舊出新而熱炒，以“一言堂”淩駕天下，特別用於上海的抗疫。

中國人骨子裏有“天人合一”，混沌一氣的原始思維和巫術，這集體無意識天然地被大一統政治統攝，進而主導了亞細亞生產方式，在古代，它有利於治理水患、開挖運河、修建長城、建造皇宮等大型項目。在當今，有利於以舉國之力操辦上海防控。在思想意識高度，可以塑造全民的遵命、服從、聽話，即奴性，這恰是習近平的“不忘使命”：“凝聚全民抗疫的強大共識”。

在大一統政治如火如荼的文革期間，誇張而高調的道義目的論籠罩住中國大地上的各項各業，如有“農業以糧為綱、工業以鋼為綱。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於是到處呈現“一刀切”現象，凡是與“綱”不合之事，全得讓步，退避。

今天上海的抗疫正是一刀切做法：為了抗疫的宏偉大業，其他事情全都算不得“事情”，那怕是危機人生命的要事。再如，“同層密接隔離政策”，一人得陽整樓隔離，幾人得陽整區封閉。搞得：簡單直接粗暴，次生災害不斷，雞飛狗跳，人心惶惶。

 

• 外儒內法，臉麵爭光

 

習近平頗想搞《厲害了，我的國》，可看出習的“初心”中有“大秦”情愫，但不唯此。習熟知亡秦之故，暴秦之害，了解《過秦論》，於是就看重《荀子》思想，希望借鑒儒家思想補救暴秦之偏，但這隻是延續了曆史上慣行的“外儒內法”傳統，毫無創意。

以現代人的目光審視，法家思想並非全都是負麵的，糟糕的。譬如，法家的政治思想有“緣法而治”、“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法不阿貴，繩不撓曲”、“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等——貫徹一條法治平等的路線。

秦之後曆代皇朝，形成傳統的官方和上層社會的意識形態是儒家思想，儒家在治國綱要上對法家進行修正，改變其嚴刑律法、冷酷無情、對人性的踐踏，而用溫情脈脈的道德麵紗來遮蓋人心自私之惡。然而儒家的溫情脈脈卻是斷然排斥法家的平等觀，十分講究等級秩序的排位：“尊尊、親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樣導致另一種人性醜惡的釋放。

無論是法家抑或儒家，都嚴重匱乏精神超越性，使得中國人滑落到小人德性的急切功利性，熱衷於超近距離的貼身肉搏，這突出表現為儒家的“麵子文化”，即等級競爭。

今天，習近平把上海抗疫重重地押寶在他的麵子上：看吧，環顧世界，唯有我習某才能夠做到新冠病毒“清零”，豐功偉業啊；溥天之下，皆我臣屬；溥天之下，盡表忠心！

開啟小人心境：這就是習近平的“初心、使命”不可告人的真正用意所在！清零政策來自權力最高層，而下層執行者在習某巫祝之辭誘導下，層層加碼，步步緊逼，使防疫措施變得越來越嚴苛，越來越不通人情，越來越背離常識，卻迎來了中國式“麵子”大豐收！    

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今天，活躍在上海街頭的“大白”誌願者，大多來自社會底層，他們深知等級社會的底層生活之艱辛、悲愴、卑賤、滄桑，受欺受壓，吃苦甚多，在心坎中積滿了多多的怨恨，為此張公百忍，隻是期盼著猴年馬月有個身份升遷，從此羊與狼的位置對調，角色得以變換，從此終於有了發泄的口子和對象，就如二十年媳婦熬成婆婆那樣。今天好機會來了，讓底層誌願者們身披白大褂，臂佩紅袖章，頓時獲得了權力，身價躥升！於是人們就見到了大白們在上海街頭的變本加厲，肆無忌憚。

更是有不少大白門來自外省市的農村地區，他們往往有著毛澤東情結，相信毛澤東的詛咒語“農村包圍城市”，內心對待上海，這個以魔都著稱的城市有著較深的嫉恨，於是今天找到了發泄口子，爭當“南京路上好八連”，侮辱上海人一番，五十步笑百步，好不痛快啊！

上海本地市民，生存在全民抗疫的如此高壓境遇，顯得勢單力孤，不得不進行一場忍耐之心的大考驗。雖說是有海派氣質，但是多年來在習氏毛左政治侵染下，上海人漸漸變得麻木起來，中國傳統習性在增強，一個“忍”字當頭，懂得“看三勢”，學會“拎得清”，不做“填刀頭”，好漢不吃眼前虧，識時務者為俊傑，好死不如賴活著——與內地的庸眾一樣，都是媳婦受熬的心態——如此則喪失了做人的真誠性和崇高性。

 

                                                    施衛江

寫於 美國紐約

2022年5月26日上海抗疫為何如此狂暴？

 

最近，上海人民沉浸在“靜態管理、動態清零”的極度悲憤中，二個月來的抗疫，上海居民要麽封閉在家裏，要麽隔離在方艙，要麽入住醫院，最慘的是一些外地來滬的農民工、送貨員和運輸汽車司機，隻得睡眠在大街上、橋孔下、卡車裏，還不得行走出受封圍欄，還得不到足夠食物。不管呆在城市哪個角落，是富人或窮人，是教授還是乞丐，人人自危，生活無序，商店關門，藥品斷供，生存所需的基本食品、日用品都要靠手機上操作去“搶”，凡是不會手機操作就隻能等死，非新冠病毒引起的疾病都不算是“病”，假如某個病人不能出示有效核酸測試陰性證明，病人均得不到及時救治，更惡劣的措施是，要裝配鐵網在管控區的每一棟民宅樓的大門口，予以嚴加防範管製，防市民如防盜賊！“大白”警察容許隨意闖進市民家中搞“執法”，市民蒙受盡多的不幸和災難可就是不容許公開自由發聲喊冤！

嗚呼！號稱“國家主人”的上海市民，本是代表中國最具先進生產力的一族群體，理應充分釋放出上海市民的聰明才幹去搞建設，然而在黨中央的“清零”政策強製下，海派靈性竟然大肆遭受踐踏，人格尊嚴被貶至不及囚徒的卑下，被準許的行動自由還不如圈養的禽畜。哀哉！上海市民的生存境況是多麽孤苦伶仃無助，上海市民的精神抑鬱是何等淒淒慘慘戚戚。

由中央政府主導的抗疫“清零”，為什麽要對上海人民動用如此的粗暴、野蠻、獸性、瘋狂？這在西方自由世界看來，簡直太不可思議了！根源究竟是什麽呢？

 

（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發生在上海的抗疫狂暴當然不是海派文化傳承的特質，而是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親自部署指揮、密集指示批示”來進行，這位總書記宣稱：“我們的防控方針是由黨的性質和宗旨決定的”，“從黨的性質宗旨認識疫情防控方針”，當然不是飛來之石，而是經有悠久曆史的中國傳統孵化而成，它僵硬地主宰著當今中國政治的一切。欲懂得這場清零抗疫的真實意圖，須深入了解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須了解中國的民風民俗，尤其是陝北地區。

近年來，習近平嫻熟地運用他的政治手腕使大權獨攬，業已形成“九鼎之尊”局麵，且有越演越烈之勢，在其統治下的社會官僚機器不斷強化威權形式，這使得後者形式的高度威權化又促進了前者的獨裁，而前者專斷橫行又反哺後者，兩者互為反饋，攜手共進，就此全民奴性且增強不少——此即如德國學者齊美爾所講的社會學中“相互作用”的形式，對於這種“形式”的具體表達，深得魯迅精神之魂的北京大學中文係教授錢理群曾經論述道：“在一個專製統治下價值封閉的體係內，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是處在同一個價值點上的交流與反饋”（大意如此）。

可想而知，當今中國的政治形態正是走在全麵複辟傳統封建腐朽製度的路上。專製政治乃乾綱獨斷、定於一尊，且說今日中國之專製暴虐，極大地來自最高統治者的德性，習近平妄圖複辟文革，大開曆史倒車，朝思暮想他的皇帝迷夢，再造新時代的秦始皇、毛澤東。

    由此，習近平打造的強專製主義為他的暴政鋪設了平坦大道，布置於“全國一盤棋”格局下，海派上海市民深深感受到文革高潮時的毛式家天下：朕即真理，朕即國家。今天，統帥一聲令，三軍風雷動，酷政促奴性，令箭催遵命，從廟堂衙門，抵基層庸眾，政令一路暢行，貫徹無阻。

以習近平的“家天下”框架來看，上海的抗疫特別需要展示“中國共產黨所具有的無比堅強的領導力，是風雨來襲時中國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要展示中共統治下的製度“優越性”和“合法性”，更確切地說，還需要充分展示習近平總書記的“英明、偉大”形象，為他的正式“登基”皇座打基礎。構建如此之宏大敘事，習家中央政府定義了新冠病毒的抗疫是一場“人民戰爭”，全黨全民統一步調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部署”來進行的，這位總書記一再強調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堅持動態清零總方針不猶豫不動搖”，“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要把抗疫當作“為人民服務”。

以現代性的倫理學來論述，“人民”是個宏大敘事，是形而上之“大魅”，在以“人民”的名義大肆鼓噪、渲染之下，若開啟“幽暗之門”，可以發現，這隻是一塊“超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的招牌，其投射出的真實價值意向往往是希冀反饋回報給投射者自己，即小人心眼、小人心境的“自我、本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乃罪惡之淵藪，其鄙陋卑下、猥瑣不堪！

魯迅先生早就發現，中國的儒家典籍中充滿了“仁者愛人”之語，但是魯迅卻揭穿了其“瞞和騙”，其實質就是“以理殺人”！

今天的上海，把“人民”當作“綱領”來處置具體的全民抗疫，就意味著其餘事情全得靠邊讓路，抗疫以外的事情全都隻是與個人利益掛鉤而已，都是掛靠不上“人民”這個宏偉大宗旨，“人民”這個抽象綱領既然被強化得如此之高大上、偉光正，乃綱舉目張，和尚打傘，為所欲為、不擇手段！

 

（二）“不忘初心，牢記使命”

 

“初心”是習近平執政時代十分時髦的政治詞匯，既然被張揚得如此之“時髦”，它必定隱含有欺騙性！它試圖讓人民感受習的“青春故事”，聆聽他的“梁家河插隊的經曆”，規訓人民的情操，是一項典型的“洗腦工程”。

眾所周知，習近平在福建、浙江和上海三地工作過，已經獲得相當多的東南沿海地區工作的經驗，這些地區比起北方內地來具有相對較高的改革開放性，經濟結構大多是外向型，經濟水平也相應較高，治理較為先進。按照常規思路，要想當上一個大國有作為的主政者，其精神領域的價值觀訴求，本來應該引導國民走上現代化之路，深化改革，大大發揚沿海地區的先進經驗和業績成就，使融合到全球化的經濟圈中，學習西方發達的市場經濟和人文精神，求得國家發展踏上新台階。然而習近平卻不張揚他在沿海地區的經曆，反而大大弘揚在北方落後農村的生活感受、工作經曆——這就值得正義的人們去警惕和深思了。

與毛澤東一樣，習近平自身的秉性就是十分的“土”，在漢語網絡上，不滿的網民將習近平蔑稱為“包子”，意思有“土氣”之意，也就是傳統、愚昧、落後的代名詞。這與《論語》：“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意思相近，懷土就是戀土而安逸，營造個人小天地，即小人德性。我們來看看習近平是如何的“初心”？

“初心”在心理學上可稱為“原型”（榮格：archetypes），習的“原型”有“戀土情結”，顯然相悖於東南沿海地區的現代性精神品質，而在於他不斷吹噓的“土”字而凸出，即“農民情結、三農情懷”，習常稱：“我也是從農村出來的”，“我們這一代人也有這個情結，一定要把我們的老百姓，特別是我們的農民扶一把。”聽聽他的念念有詞“不忘初心”，從“習近平總書記從小就有農村情結”，可推斷習之“戀土”有小人之心：

1.  陝北延安梁家河，習近平插隊在此，據說練就了一套“大學問”，那真是了不得啊！
2. “老家富平曾在習近平迷惘彷徨時給予他溫暖”，陝西省富平縣臨近於曆史上京兆地區，這裏曾經是大一統帝國的中央權力地帶，即有秦、漢、隋、唐四朝大帝國定都於鹹陽、長安，這一家鄉情懷深深地烙印到習近平的人格秉性，使得習內心期盼著大一統政治。
3. 習近平時時要造訪河北省西柏坡，該地是毛派紅色經典的精神發源地，價值連城，非常值得習去流連忘返，就此習想要“弘揚西柏坡精神”。
4. 河北省正定縣，習年輕時候曾工作在此，當時是“農業學大寨”的先進樣板縣，是毛澤東樹立起來的一麵旗幟，同樣是紅色經典，值得去大力追捧，流芳百世。

    作為一個農業人口眾多的大國，農業生產當然需要去關心，農民的利益也當然需要去關心，任何一個具有現代化常識的人，必定知道：農民生活的大幅度改善，必須是由農業現代化來帶動，而農業現代化必須是由工業現代化來帶動，而工業現代化必須是由科技、經濟和製度等的各項現代化來帶動，需要重視精神文明的力量，也就是人的主體性自由的大發揚。然而中國的習某卻是完全的反其道而行之：要論價值觀的定位？什麽的工業、科技、文教、經濟、金融、製度、法治等等的重要發展項目全都擱置在邊上，就是因為這些不含有“初心”，從而全都被當做不重要的思想議題來處理，眼下最最要緊的事情是定位在“農民情結”、“黃土情結”之上：“不忘初心，牢記使命”——老是要把目光盯住在最最落後地區的農民生存價值觀上——這是怎麽樣的心態？怎麽樣的鬼魅心思啊？

人都是有個性的，共產黨執政也如此。理解了習近平的執政個性是那麽的“土裏土氣”，於是懂得：上海抗疫就是充滿習包子特色之土：“鞋子合不合腳，自己穿著才知道。”——紅色經典，土法上馬！   

 

•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方山水有一方風情

 

 共產黨信仰“辯證唯物主義”，其教條說：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確，特定的社會曆史地理環境可以塑造特定的精神氣質。成語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南橘北枳。按辯證法精神，反之亦然，如：彩蝶戀鮮花，蒼蠅叮臭肉；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智者樂水，仁者樂山。說到中國人的“土”，尚有各個地方的各個民風民俗民情，還可細分。

德國學者馬克斯·舍勒的行為學理論認為，能感悟到生活世界的價值和價值秩序的感情是成為行為意欲最深層的基礎部分，而這種感情決定著行為意欲的努力方向。但是舍勒又認為，不能把在一個時代和民族中流行或支配人們價值偏愛的評價係統所具有的“倫理結構”等同於作為價值優先法則的價值本身的客觀秩序。

今天，與西方自由世界一樣，強人習近平也是十分講究“顏色革命”，他將自身個性“土氣”的顏色欽定為中國的“政治正確”，即標準的意識形態，充分施展在上海地方的抗議之中，真實意圖是：以習氏“土氣”淹沒上海“海派”！

那麽究竟怎麽樣評介習包子“土氣”？

第一，純真“紅色基因”，眾所周知，習近平是在紅朝中國、紅色地域、紅色家庭、紅色時代、紅色圈子裏混出來的紅色土特產，紅色元素特濃，大紅特紅超紅。

現代中國有二大文明係統：黃色和藍色。

黃色是內陸型，具有內向封閉性質，其主要的分布地域是在北方的黃土質平原和高原上，其價值資源隻由落後的本土文明來提供（電視劇《河殤》的觀點）。

紅色文明是外來的馬列寧主義與中國本土的黃色文明相結合的產物，被綜合成“毛澤東思想路線”，具有革命的實踐性，但是主要根基還是黃色文明。

    藍色是海洋型，外向開放性質，最初地域分布在東南沿海一帶，隨之改革開放的深化，逐漸擴展至中國的大南方，它是本土文明與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結合的產物。

今天的國情是，北方黃土文明區域經濟全麵落後、蕭條，而南方藍色文明區域市場經濟發展良好，經濟指標高漲。如此經濟地理格局意味著中共統治機器的精神資源麵臨危機，這讓習近平深深不安，習某感受到來自於藍色文明對於紅色政權的威脅：資產階級市民的個體性、獨立性和自由意識在增長，他們不會如黃土地上農民幹活那樣的聽話、遵命和馴服。

遙想1949年3月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正式提出定都北平市的決議，當時的國情正如毛澤東所講：“蔣介石的國都在南京，他的基礎是江浙資本家。我們要把國都建在北平，我們也要在北平找到我們的基礎，這就是工人階級和廣大的勞動群眾。”這講話顯示了：南京的城市精神是藍色，而北平市則是黃色，紅色政權的根基需要由黃色文明來支撐、扶助，才會獲得穩定、可靠。

從前，毛澤東必定熟知曆史典故：“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對藍色文明懷有恐懼：“港台一帶，饕蚊尚多，西方世界，饕蚊成陣。”因此對待曾經位置楚地、而後深藍色的申城上海，毛澤東作指示：要采取“農村包圍城市”戰略。為此，上海外灘海關鍾樓上的大鍾報時，要以深黃色的陝北民歌樂調《東方紅》來進行，使之標誌為城市“主旋律”。要發揚“好八連”榮光，讓他們來到魔都南京路上當“哨兵”，以鎮住充滿資產階級邪念的“霓虹燈”，要加強“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全麵專政”，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今天，習近平憂心忡忡：紅色文明賴以存在基礎的黃色文明正日益蛻化墮落！為此決心拯救，在上海執行“靜態管理、動態清零”，實為一場魔鬼訓練，以鞏固紅色政權的！

 

• 粗人的痞氣，流寇的匪氣

 

紅朝中國首長級高幹的紅二代、紅三代多的是，譬如有劉少奇的兒子，陳雲兒子，鄧小平的兒女，胡耀邦的兒子，葉劍英、江澤民的數個兒女等等，在這一群體裏相比較，習包子就是顯得很“土氣”，這是為什麽呢？

這就是習近平第二個“土”：痞氣+匪氣，這是黃色文明外圍地帶“邊區”之“土氣”。

習近平讀書差勁是知曉的，然而這在首長級的紅後代中較為少見，盡管習近平時常吹噓讀書很多，還煞有介事地列出一長串讀書單來，頗有“此地無銀三百兩”之意。由於不願讀書、讀不進書，習的頭腦難以裝備積聚人類優秀文明的知識。蘇格拉底雲“知識即美德”，其否命題亦同樣成立。現代學者的認識更為精確，知識與美德之間的正向關聯性是需要建立在高概率基礎上，較有科學的合理性。毛澤東閱讀中國古典經書甚多，但也是痞氣+匪氣很濃厚，毛澤東特別讚賞二位流氓痞子皇帝：劉邦和朱元璋，毛把糟粕當作了精粹。

拉馬克的“用進廢退”可以較好解釋，讀書不好的習近平，喜好炫耀他的四肢發達：“我那個時候扛200斤麥子，十裏山路不換肩。”習對頭腦簡單事項：“新時期上山下鄉工程”、“好兒女誌在四方，有誌者奮鬥無悔”，頗有興趣和熱度，可見一斑。習近平坦承其念茲在茲“農民情結”，可以推斷出他的氣質和秉性，天然地與知識性匱缺的泥腿子、四肢發達者、粗布短衫者融通起來，對待海派氣質的上海人就不會有好感，可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

要深入了解習近平的所作所為，需要了解他的個性和風格，需要了解養育習某其秉性、氣質的地方，考察那裏的風土人情。習近平念念不忘他的“初心”之地，就是年輕時候插隊落戶的革命聖地延安，那裏是紅色大本營，更是“紅太陽升起的地方”。對於習近平來說，陝北延安就是他的紅色乳娘，思想養育之地，“作為一個人民公仆，陝北高原是我的根，因為這裏培養出我不變的信念：要為人民做實事！無論我走到哪裏，永遠都是黃土地的兒子。”習近平回憶說，插隊在梁家河，他“看到了人民群眾的根本，真正理解了老百姓”，“我幾乎從來沒哭過，印象較深的兩次哭都是在陝北。”情深誼長啊！

延安市，坐落在陝西省北部，是遊牧文明與農耕文明交融的邊區地帶，漢民族農民世世代代居住此地的曆史中，頻頻遭受多個遊牧民族和部落的相互殺戮、掠奪和洗劫，身處如此蠻族生態的劫掠，釀造出戎狄民風：痞氣+匪氣，漸漸墮落之，本地農耕地上又孵化出次生代的漢族大盜和流寇，如：王嘉胤、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董福祥等等。

大清皇朝晚期，西方殖民主義勢力進入中國東部沿海，紛紛建立起西方式的先進藍色文明，從此經濟格局和重心轉移，地處西北的陝西省經濟文化大幅衰弱，秦風不再，此衰彼漲，當地土匪、土豪卻猖狂起來，到了民國時期，整個陝北地區的匪患尤其嚴重，那時候國民政府的管控力無法抵達陝北，但這恰好為共產黨武裝力量製造出福音來，留給了共軍以極佳的撒野契機和匪盜空間。臭味相投便稱知己，當毛澤東掛帥的大股共軍（紅軍）萬裏迢迢流竄作案來到陝北時候，如魚得水般找準了自己的落腳地，建立起蘇區。

民諺：窮山惡水出刁民，粗茶淡飯無孑遺。肉腐生蛆，蛆熟產蠅；土劣孵匪，匪頑升寇。流寇是土匪發展的頂峰，流寇之所以十分殘暴凶狠毒辣無恥，那是因為流寇作案多是流竄在異地他鄉：1）幾乎碰不上熟人，於是缺乏道德約束；2）罪案的對象都是與己血緣疏遠，於是下得了狠手；3）流竄作案中不容易被抓捕，於是缺乏法律製裁的威懾感。

民國時期的學者傅斯年，曾經把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美國學者餘英時把毛澤東在山上鬧革命歸類為土匪行徑，中共政府體製內走出來的學者阮銘也將當年盤踞在井岡山和延安，建立蘇區的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具體的匪徒而言尚有匪氣強弱的區分，中共領袖中毛澤東、習近平之流痞氣、匪氣特濃，雖然直接將他們比作為流寇尚不恰當，然則深入去思考精神性的高層次本質，就會發現確有近似之處，如操守低劣，隻顧眼前的歡樂和榮耀，不思長治久安的方針、政策和治理，即不具可持續性發展，缺乏人性，不擇手段，不顧人民死活，更扯淡有什麽超越情懷、尋求來世的永生。

上海執行抗疫大行動，是習某心理投射：“習近平總書記親自部署、親自指揮”，乃“初心不改”，大大地用上“梁家河大學問”，卻是來真的：痞氣加匪氣，勁兒十足！

 

• 秦始皇→毛澤東→習近平

 

這三者思想有著較大的傳承性。中共的建黨、建國都是繼承了中國傳統“外儒內法”的一套專製主義本色，馬克思主義成分並不多，如“緊密團結在以某某某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就是中共執政文化的萬能公式，其“春秋大義”足令執政者癡迷不已。

中國政治延續了千年的專製主義，其要數秦始皇的大一統治理格局最具開創、暴虐和傳承，其遺產深深地烙印在中華民族的政治文化基因上。《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今皇帝並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傳承至後世，中共統治者毛澤東、習近平極為崇拜、讚賞，毛澤東自稱：“馬克思加秦始皇”，自比“秦皇、漢武”。習近平是粗人，缺文秀，但配有禦用導演張藝謀來代言，原籍秦地的張藝謀以其電影作品的大氣磅礴著稱，如《英雄》、《大秦賦》、《大秦帝國》等頗有氣勢恢宏，詠古頌今，頌揚獨裁，乃深合主子旨意。

籍貫秦地的習近平似乎比毛澤東更領悟大秦遺風，他也有著構建大一統政治的強烈欲求，冒進浮誇，圖大貪功，舉凡黨、政、軍、財、經、文、教、農、工、商等各界各行，都得讓習來獨攬一身、定於一尊，還妄想對外擴張，天下一統。毛時代流行詞：“全國一盤棋”，如今又翻舊出新而熱炒，以“一言堂”淩駕天下，特別用於上海的抗疫。

中國人骨子裏有“天人合一”，混沌一氣的原始思維和巫術，這集體無意識天然地被大一統政治統攝，進而主導了亞細亞生產方式，在古代，它有利於治理水患、開挖運河、修建長城、建造皇宮等大型項目。在當今，有利於以舉國之力操辦上海防控。在思想意識高度，可以塑造全民的遵命、服從、聽話，即奴性，這恰是習近平的“不忘使命”：“凝聚全民抗疫的強大共識”。

在大一統政治如火如荼的文革期間，誇張而高調的道義目的論籠罩住中國大地上的各項各業，如有“農業以糧為綱、工業以鋼為綱。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於是到處呈現“一刀切”現象，凡是與“綱”不合之事，全得讓步，退避。

今天上海的抗疫正是一刀切做法：為了抗疫的宏偉大業，其他事情全都算不得“事情”，那怕是危機人生命的要事。再如，“同層密接隔離政策”，一人得陽整樓隔離，幾人得陽整區封閉。搞得：簡單直接粗暴，次生災害不斷，雞飛狗跳，人心惶惶。

 

• 外儒內法，臉麵爭光

 

習近平頗想搞《厲害了，我的國》，可看出習的“初心”中有“大秦”情愫，但不唯此。習熟知亡秦之故，暴秦之害，了解《過秦論》，於是就看重《荀子》思想，希望借鑒儒家思想補救暴秦之偏，但這隻是延續了曆史上慣行的“外儒內法”傳統，毫無創意。

以現代人的目光審視，法家思想並非全都是負麵的，糟糕的。譬如，法家的政治思想有“緣法而治”、“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法不阿貴，繩不撓曲”、“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等——貫徹一條法治平等的路線。

秦之後曆代皇朝，形成傳統的官方和上層社會的意識形態是儒家思想，儒家在治國綱要上對法家進行修正，改變其嚴刑律法、冷酷無情、對人性的踐踏，而用溫情脈脈的道德麵紗來遮蓋人心自私之惡。然而儒家的溫情脈脈卻是斷然排斥法家的平等觀，十分講究等級秩序的排位：“尊尊、親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樣導致另一種人性醜惡的釋放。

無論是法家抑或儒家，都嚴重匱乏精神超越性，使得中國人滑落到小人德性的急切功利性，熱衷於超近距離的貼身肉搏，這突出表現為儒家的“麵子文化”，即等級競爭。

今天，習近平把上海抗疫重重地押寶在他的麵子上：看吧，環顧世界，唯有我習某才能夠做到新冠病毒“清零”，豐功偉業啊；溥天之下，皆我臣屬；溥天之下，盡表忠心！

開啟小人心境：這就是習近平的“初心、使命”不可告人的真正用意所在！清零政策來自權力最高層，而下層執行者在習某巫祝之辭誘導下，層層加碼，步步緊逼，使防疫措施變得越來越嚴苛，越來越不通人情，越來越背離常識，卻迎來了中國式“麵子”大豐收！    

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今天，活躍在上海街頭的“大白”誌願者，大多來自社會底層，他們深知等級社會的底層生活之艱辛、悲愴、卑賤、滄桑，受欺受壓，吃苦甚多，在心坎中積滿了多多的怨恨，為此張公百忍，隻是期盼著猴年馬月有個身份升遷，從此羊與狼的位置對調，角色得以變換，從此終於有了發泄的口子和對象，就如二十年媳婦熬成婆婆那樣。今天好機會來了，讓底層誌願者們身披白大褂，臂佩紅袖章，頓時獲得了權力，身價躥升！於是人們就見到了大白們在上海街頭的變本加厲，肆無忌憚。

更是有不少大白門來自外省市的農村地區，他們往往有著毛澤東情結，相信毛澤東的詛咒語“農村包圍城市”，內心對待上海，這個以魔都著稱的城市有著較深的嫉恨，於是今天找到了發泄口子，爭當“南京路上好八連”，侮辱上海人一番，五十步笑百步，好不痛快啊！

上海本地市民，生存在全民抗疫的如此高壓境遇，顯得勢單力孤，不得不進行一場忍耐之心的大考驗。雖說是有海派氣質，但是多年來在習氏毛左政治侵染下，上海人漸漸變得麻木起來，中國傳統習性在增強，一個“忍”字當頭，懂得“看三勢”，學會“拎得清”，不做“填刀頭”，好漢不吃眼前虧，識時務者為俊傑，好死不如賴活著——與內地的庸眾一樣，都是媳婦受熬的心態——如此則喪失了做人的真誠性和崇高性。

 

                                                    施衛江

寫於 美國紐約

2022年5月26日上海抗疫為何如此狂暴？

 

最近，上海人民沉浸在“靜態管理、動態清零”的極度悲憤中，二個月來的抗疫，上海居民要麽封閉在家裏，要麽隔離在方艙，要麽入住醫院，最慘的是一些外地來滬的農民工、送貨員和運輸汽車司機，隻得睡眠在大街上、橋孔下、卡車裏，還不得行走出受封圍欄，還得不到足夠食物。不管呆在城市哪個角落，是富人或窮人，是教授還是乞丐，人人自危，生活無序，商店關門，藥品斷供，生存所需的基本食品、日用品都要靠手機上操作去“搶”，凡是不會手機操作就隻能等死，非新冠病毒引起的疾病都不算是“病”，假如某個病人不能出示有效核酸測試陰性證明，病人均得不到及時救治，更惡劣的措施是，要裝配鐵網在管控區的每一棟民宅樓的大門口，予以嚴加防範管製，防市民如防盜賊！“大白”警察容許隨意闖進市民家中搞“執法”，市民蒙受盡多的不幸和災難可就是不容許公開自由發聲喊冤！

嗚呼！號稱“國家主人”的上海市民，本是代表中國最具先進生產力的一族群體，理應充分釋放出上海市民的聰明才幹去搞建設，然而在黨中央的“清零”政策強製下，海派靈性竟然大肆遭受踐踏，人格尊嚴被貶至不及囚徒的卑下，被準許的行動自由還不如圈養的禽畜。哀哉！上海市民的生存境況是多麽孤苦伶仃無助，上海市民的精神抑鬱是何等淒淒慘慘戚戚。

由中央政府主導的抗疫“清零”，為什麽要對上海人民動用如此的粗暴、野蠻、獸性、瘋狂？這在西方自由世界看來，簡直太不可思議了！根源究竟是什麽呢？

 

（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發生在上海的抗疫狂暴當然不是海派文化傳承的特質，而是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親自部署指揮、密集指示批示”來進行，這位總書記宣稱：“我們的防控方針是由黨的性質和宗旨決定的”，“從黨的性質宗旨認識疫情防控方針”，當然不是飛來之石，而是經有悠久曆史的中國傳統孵化而成，它僵硬地主宰著當今中國政治的一切。欲懂得這場清零抗疫的真實意圖，須深入了解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須了解中國的民風民俗，尤其是陝北地區。

近年來，習近平嫻熟地運用他的政治手腕使大權獨攬，業已形成“九鼎之尊”局麵，且有越演越烈之勢，在其統治下的社會官僚機器不斷強化威權形式，這使得後者形式的高度威權化又促進了前者的獨裁，而前者專斷橫行又反哺後者，兩者互為反饋，攜手共進，就此全民奴性且增強不少——此即如德國學者齊美爾所講的社會學中“相互作用”的形式，對於這種“形式”的具體表達，深得魯迅精神之魂的北京大學中文係教授錢理群曾經論述道：“在一個專製統治下價值封閉的體係內，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是處在同一個價值點上的交流與反饋”（大意如此）。

可想而知，當今中國的政治形態正是走在全麵複辟傳統封建腐朽製度的路上。專製政治乃乾綱獨斷、定於一尊，且說今日中國之專製暴虐，極大地來自最高統治者的德性，習近平妄圖複辟文革，大開曆史倒車，朝思暮想他的皇帝迷夢，再造新時代的秦始皇、毛澤東。

    由此，習近平打造的強專製主義為他的暴政鋪設了平坦大道，布置於“全國一盤棋”格局下，海派上海市民深深感受到文革高潮時的毛式家天下：朕即真理，朕即國家。今天，統帥一聲令，三軍風雷動，酷政促奴性，令箭催遵命，從廟堂衙門，抵基層庸眾，政令一路暢行，貫徹無阻。

以習近平的“家天下”框架來看，上海的抗疫特別需要展示“中國共產黨所具有的無比堅強的領導力，是風雨來襲時中國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要展示中共統治下的製度“優越性”和“合法性”，更確切地說，還需要充分展示習近平總書記的“英明、偉大”形象，為他的正式“登基”皇座打基礎。構建如此之宏大敘事，習家中央政府定義了新冠病毒的抗疫是一場“人民戰爭”，全黨全民統一步調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部署”來進行的，這位總書記一再強調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堅持動態清零總方針不猶豫不動搖”，“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要把抗疫當作“為人民服務”。

以現代性的倫理學來論述，“人民”是個宏大敘事，是形而上之“大魅”，在以“人民”的名義大肆鼓噪、渲染之下，若開啟“幽暗之門”，可以發現，這隻是一塊“超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的招牌，其投射出的真實價值意向往往是希冀反饋回報給投射者自己，即小人心眼、小人心境的“自我、本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乃罪惡之淵藪，其鄙陋卑下、猥瑣不堪！

魯迅先生早就發現，中國的儒家典籍中充滿了“仁者愛人”之語，但是魯迅卻揭穿了其“瞞和騙”，其實質就是“以理殺人”！

今天的上海，把“人民”當作“綱領”來處置具體的全民抗疫，就意味著其餘事情全得靠邊讓路，抗疫以外的事情全都隻是與個人利益掛鉤而已，都是掛靠不上“人民”這個宏偉大宗旨，“人民”這個抽象綱領既然被強化得如此之高大上、偉光正，乃綱舉目張，和尚打傘，為所欲為、不擇手段！

 

（二）“不忘初心，牢記使命”

 

“初心”是習近平執政時代十分時髦的政治詞匯，既然被張揚得如此之“時髦”，它必定隱含有欺騙性！它試圖讓人民感受習的“青春故事”，聆聽他的“梁家河插隊的經曆”，規訓人民的情操，是一項典型的“洗腦工程”。

眾所周知，習近平在福建、浙江和上海三地工作過，已經獲得相當多的東南沿海地區工作的經驗，這些地區比起北方內地來具有相對較高的改革開放性，經濟結構大多是外向型，經濟水平也相應較高，治理較為先進。按照常規思路，要想當上一個大國有作為的主政者，其精神領域的價值觀訴求，本來應該引導國民走上現代化之路，深化改革，大大發揚沿海地區的先進經驗和業績成就，使融合到全球化的經濟圈中，學習西方發達的市場經濟和人文精神，求得國家發展踏上新台階。然而習近平卻不張揚他在沿海地區的經曆，反而大大弘揚在北方落後農村的生活感受、工作經曆——這就值得正義的人們去警惕和深思了。

與毛澤東一樣，習近平自身的秉性就是十分的“土”，在漢語網絡上，不滿的網民將習近平蔑稱為“包子”，意思有“土氣”之意，也就是傳統、愚昧、落後的代名詞。這與《論語》：“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意思相近，懷土就是戀土而安逸，營造個人小天地，即小人德性。我們來看看習近平是如何的“初心”？

“初心”在心理學上可稱為“原型”（榮格：archetypes），習的“原型”有“戀土情結”，顯然相悖於東南沿海地區的現代性精神品質，而在於他不斷吹噓的“土”字而凸出，即“農民情結、三農情懷”，習常稱：“我也是從農村出來的”，“我們這一代人也有這個情結，一定要把我們的老百姓，特別是我們的農民扶一把。”聽聽他的念念有詞“不忘初心”，從“習近平總書記從小就有農村情結”，可推斷習之“戀土”有小人之心：

1.  陝北延安梁家河，習近平插隊在此，據說練就了一套“大學問”，那真是了不得啊！
2. “老家富平曾在習近平迷惘彷徨時給予他溫暖”，陝西省富平縣臨近於曆史上京兆地區，這裏曾經是大一統帝國的中央權力地帶，即有秦、漢、隋、唐四朝大帝國定都於鹹陽、長安，這一家鄉情懷深深地烙印到習近平的人格秉性，使得習內心期盼著大一統政治。
3. 習近平時時要造訪河北省西柏坡，該地是毛派紅色經典的精神發源地，價值連城，非常值得習去流連忘返，就此習想要“弘揚西柏坡精神”。
4. 河北省正定縣，習年輕時候曾工作在此，當時是“農業學大寨”的先進樣板縣，是毛澤東樹立起來的一麵旗幟，同樣是紅色經典，值得去大力追捧，流芳百世。

    作為一個農業人口眾多的大國，農業生產當然需要去關心，農民的利益也當然需要去關心，任何一個具有現代化常識的人，必定知道：農民生活的大幅度改善，必須是由農業現代化來帶動，而農業現代化必須是由工業現代化來帶動，而工業現代化必須是由科技、經濟和製度等的各項現代化來帶動，需要重視精神文明的力量，也就是人的主體性自由的大發揚。然而中國的習某卻是完全的反其道而行之：要論價值觀的定位？什麽的工業、科技、文教、經濟、金融、製度、法治等等的重要發展項目全都擱置在邊上，就是因為這些不含有“初心”，從而全都被當做不重要的思想議題來處理，眼下最最要緊的事情是定位在“農民情結”、“黃土情結”之上：“不忘初心，牢記使命”——老是要把目光盯住在最最落後地區的農民生存價值觀上——這是怎麽樣的心態？怎麽樣的鬼魅心思啊？

人都是有個性的，共產黨執政也如此。理解了習近平的執政個性是那麽的“土裏土氣”，於是懂得：上海抗疫就是充滿習包子特色之土：“鞋子合不合腳，自己穿著才知道。”——紅色經典，土法上馬！   

 

•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方山水有一方風情

 

 共產黨信仰“辯證唯物主義”，其教條說：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確，特定的社會曆史地理環境可以塑造特定的精神氣質。成語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南橘北枳。按辯證法精神，反之亦然，如：彩蝶戀鮮花，蒼蠅叮臭肉；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智者樂水，仁者樂山。說到中國人的“土”，尚有各個地方的各個民風民俗民情，還可細分。

德國學者馬克斯·舍勒的行為學理論認為，能感悟到生活世界的價值和價值秩序的感情是成為行為意欲最深層的基礎部分，而這種感情決定著行為意欲的努力方向。但是舍勒又認為，不能把在一個時代和民族中流行或支配人們價值偏愛的評價係統所具有的“倫理結構”等同於作為價值優先法則的價值本身的客觀秩序。

今天，與西方自由世界一樣，強人習近平也是十分講究“顏色革命”，他將自身個性“土氣”的顏色欽定為中國的“政治正確”，即標準的意識形態，充分施展在上海地方的抗議之中，真實意圖是：以習氏“土氣”淹沒上海“海派”！

那麽究竟怎麽樣評介習包子“土氣”？

第一，純真“紅色基因”，眾所周知，習近平是在紅朝中國、紅色地域、紅色家庭、紅色時代、紅色圈子裏混出來的紅色土特產，紅色元素特濃，大紅特紅超紅。

現代中國有二大文明係統：黃色和藍色。

黃色是內陸型，具有內向封閉性質，其主要的分布地域是在北方的黃土質平原和高原上，其價值資源隻由落後的本土文明來提供（電視劇《河殤》的觀點）。

紅色文明是外來的馬列寧主義與中國本土的黃色文明相結合的產物，被綜合成“毛澤東思想路線”，具有革命的實踐性，但是主要根基還是黃色文明。

    藍色是海洋型，外向開放性質，最初地域分布在東南沿海一帶，隨之改革開放的深化，逐漸擴展至中國的大南方，它是本土文明與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結合的產物。

今天的國情是，北方黃土文明區域經濟全麵落後、蕭條，而南方藍色文明區域市場經濟發展良好，經濟指標高漲。如此經濟地理格局意味著中共統治機器的精神資源麵臨危機，這讓習近平深深不安，習某感受到來自於藍色文明對於紅色政權的威脅：資產階級市民的個體性、獨立性和自由意識在增長，他們不會如黃土地上農民幹活那樣的聽話、遵命和馴服。

遙想1949年3月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正式提出定都北平市的決議，當時的國情正如毛澤東所講：“蔣介石的國都在南京，他的基礎是江浙資本家。我們要把國都建在北平，我們也要在北平找到我們的基礎，這就是工人階級和廣大的勞動群眾。”這講話顯示了：南京的城市精神是藍色，而北平市則是黃色，紅色政權的根基需要由黃色文明來支撐、扶助，才會獲得穩定、可靠。

從前，毛澤東必定熟知曆史典故：“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對藍色文明懷有恐懼：“港台一帶，饕蚊尚多，西方世界，饕蚊成陣。”因此對待曾經位置楚地、而後深藍色的申城上海，毛澤東作指示：要采取“農村包圍城市”戰略。為此，上海外灘海關鍾樓上的大鍾報時，要以深黃色的陝北民歌樂調《東方紅》來進行，使之標誌為城市“主旋律”。要發揚“好八連”榮光，讓他們來到魔都南京路上當“哨兵”，以鎮住充滿資產階級邪念的“霓虹燈”，要加強“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全麵專政”，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今天，習近平憂心忡忡：紅色文明賴以存在基礎的黃色文明正日益蛻化墮落！為此決心拯救，在上海執行“靜態管理、動態清零”，實為一場魔鬼訓練，以鞏固紅色政權的！

 

• 粗人的痞氣，流寇的匪氣

 

紅朝中國首長級高幹的紅二代、紅三代多的是，譬如有劉少奇的兒子，陳雲兒子，鄧小平的兒女，胡耀邦的兒子，葉劍英、江澤民的數個兒女等等，在這一群體裏相比較，習包子就是顯得很“土氣”，這是為什麽呢？

這就是習近平第二個“土”：痞氣+匪氣，這是黃色文明外圍地帶“邊區”之“土氣”。

習近平讀書差勁是知曉的，然而這在首長級的紅後代中較為少見，盡管習近平時常吹噓讀書很多，還煞有介事地列出一長串讀書單來，頗有“此地無銀三百兩”之意。由於不願讀書、讀不進書，習的頭腦難以裝備積聚人類優秀文明的知識。蘇格拉底雲“知識即美德”，其否命題亦同樣成立。現代學者的認識更為精確，知識與美德之間的正向關聯性是需要建立在高概率基礎上，較有科學的合理性。毛澤東閱讀中國古典經書甚多，但也是痞氣+匪氣很濃厚，毛澤東特別讚賞二位流氓痞子皇帝：劉邦和朱元璋，毛把糟粕當作了精粹。

拉馬克的“用進廢退”可以較好解釋，讀書不好的習近平，喜好炫耀他的四肢發達：“我那個時候扛200斤麥子，十裏山路不換肩。”習對頭腦簡單事項：“新時期上山下鄉工程”、“好兒女誌在四方，有誌者奮鬥無悔”，頗有興趣和熱度，可見一斑。習近平坦承其念茲在茲“農民情結”，可以推斷出他的氣質和秉性，天然地與知識性匱缺的泥腿子、四肢發達者、粗布短衫者融通起來，對待海派氣質的上海人就不會有好感，可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

要深入了解習近平的所作所為，需要了解他的個性和風格，需要了解養育習某其秉性、氣質的地方，考察那裏的風土人情。習近平念念不忘他的“初心”之地，就是年輕時候插隊落戶的革命聖地延安，那裏是紅色大本營，更是“紅太陽升起的地方”。對於習近平來說，陝北延安就是他的紅色乳娘，思想養育之地，“作為一個人民公仆，陝北高原是我的根，因為這裏培養出我不變的信念：要為人民做實事！無論我走到哪裏，永遠都是黃土地的兒子。”習近平回憶說，插隊在梁家河，他“看到了人民群眾的根本，真正理解了老百姓”，“我幾乎從來沒哭過，印象較深的兩次哭都是在陝北。”情深誼長啊！

延安市，坐落在陝西省北部，是遊牧文明與農耕文明交融的邊區地帶，漢民族農民世世代代居住此地的曆史中，頻頻遭受多個遊牧民族和部落的相互殺戮、掠奪和洗劫，身處如此蠻族生態的劫掠，釀造出戎狄民風：痞氣+匪氣，漸漸墮落之，本地農耕地上又孵化出次生代的漢族大盜和流寇，如：王嘉胤、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董福祥等等。

大清皇朝晚期，西方殖民主義勢力進入中國東部沿海，紛紛建立起西方式的先進藍色文明，從此經濟格局和重心轉移，地處西北的陝西省經濟文化大幅衰弱，秦風不再，此衰彼漲，當地土匪、土豪卻猖狂起來，到了民國時期，整個陝北地區的匪患尤其嚴重，那時候國民政府的管控力無法抵達陝北，但這恰好為共產黨武裝力量製造出福音來，留給了共軍以極佳的撒野契機和匪盜空間。臭味相投便稱知己，當毛澤東掛帥的大股共軍（紅軍）萬裏迢迢流竄作案來到陝北時候，如魚得水般找準了自己的落腳地，建立起蘇區。

民諺：窮山惡水出刁民，粗茶淡飯無孑遺。肉腐生蛆，蛆熟產蠅；土劣孵匪，匪頑升寇。流寇是土匪發展的頂峰，流寇之所以十分殘暴凶狠毒辣無恥，那是因為流寇作案多是流竄在異地他鄉：1）幾乎碰不上熟人，於是缺乏道德約束；2）罪案的對象都是與己血緣疏遠，於是下得了狠手；3）流竄作案中不容易被抓捕，於是缺乏法律製裁的威懾感。

民國時期的學者傅斯年，曾經把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美國學者餘英時把毛澤東在山上鬧革命歸類為土匪行徑，中共政府體製內走出來的學者阮銘也將當年盤踞在井岡山和延安，建立蘇區的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具體的匪徒而言尚有匪氣強弱的區分，中共領袖中毛澤東、習近平之流痞氣、匪氣特濃，雖然直接將他們比作為流寇尚不恰當，然則深入去思考精神性的高層次本質，就會發現確有近似之處，如操守低劣，隻顧眼前的歡樂和榮耀，不思長治久安的方針、政策和治理，即不具可持續性發展，缺乏人性，不擇手段，不顧人民死活，更扯淡有什麽超越情懷、尋求來世的永生。

上海執行抗疫大行動，是習某心理投射：“習近平總書記親自部署、親自指揮”，乃“初心不改”，大大地用上“梁家河大學問”，卻是來真的：痞氣加匪氣，勁兒十足！

 

• 秦始皇→毛澤東→習近平

 

這三者思想有著較大的傳承性。中共的建黨、建國都是繼承了中國傳統“外儒內法”的一套專製主義本色，馬克思主義成分並不多，如“緊密團結在以某某某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就是中共執政文化的萬能公式，其“春秋大義”足令執政者癡迷不已。

中國政治延續了千年的專製主義，其要數秦始皇的大一統治理格局最具開創、暴虐和傳承，其遺產深深地烙印在中華民族的政治文化基因上。《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今皇帝並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傳承至後世，中共統治者毛澤東、習近平極為崇拜、讚賞，毛澤東自稱：“馬克思加秦始皇”，自比“秦皇、漢武”。習近平是粗人，缺文秀，但配有禦用導演張藝謀來代言，原籍秦地的張藝謀以其電影作品的大氣磅礴著稱，如《英雄》、《大秦賦》、《大秦帝國》等頗有氣勢恢宏，詠古頌今，頌揚獨裁，乃深合主子旨意。

籍貫秦地的習近平似乎比毛澤東更領悟大秦遺風，他也有著構建大一統政治的強烈欲求，冒進浮誇，圖大貪功，舉凡黨、政、軍、財、經、文、教、農、工、商等各界各行，都得讓習來獨攬一身、定於一尊，還妄想對外擴張，天下一統。毛時代流行詞：“全國一盤棋”，如今又翻舊出新而熱炒，以“一言堂”淩駕天下，特別用於上海的抗疫。

中國人骨子裏有“天人合一”，混沌一氣的原始思維和巫術，這集體無意識天然地被大一統政治統攝，進而主導了亞細亞生產方式，在古代，它有利於治理水患、開挖運河、修建長城、建造皇宮等大型項目。在當今，有利於以舉國之力操辦上海防控。在思想意識高度，可以塑造全民的遵命、服從、聽話，即奴性，這恰是習近平的“不忘使命”：“凝聚全民抗疫的強大共識”。

在大一統政治如火如荼的文革期間，誇張而高調的道義目的論籠罩住中國大地上的各項各業，如有“農業以糧為綱、工業以鋼為綱。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於是到處呈現“一刀切”現象，凡是與“綱”不合之事，全得讓步，退避。

今天上海的抗疫正是一刀切做法：為了抗疫的宏偉大業，其他事情全都算不得“事情”，那怕是危機人生命的要事。再如，“同層密接隔離政策”，一人得陽整樓隔離，幾人得陽整區封閉。搞得：簡單直接粗暴，次生災害不斷，雞飛狗跳，人心惶惶。

 

• 外儒內法，臉麵爭光

 

習近平頗想搞《厲害了，我的國》，可看出習的“初心”中有“大秦”情愫，但不唯此。習熟知亡秦之故，暴秦之害，了解《過秦論》，於是就看重《荀子》思想，希望借鑒儒家思想補救暴秦之偏，但這隻是延續了曆史上慣行的“外儒內法”傳統，毫無創意。

以現代人的目光審視，法家思想並非全都是負麵的，糟糕的。譬如，法家的政治思想有“緣法而治”、“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法不阿貴，繩不撓曲”、“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等——貫徹一條法治平等的路線。

秦之後曆代皇朝，形成傳統的官方和上層社會的意識形態是儒家思想，儒家在治國綱要上對法家進行修正，改變其嚴刑律法、冷酷無情、對人性的踐踏，而用溫情脈脈的道德麵紗來遮蓋人心自私之惡。然而儒家的溫情脈脈卻是斷然排斥法家的平等觀，十分講究等級秩序的排位：“尊尊、親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樣導致另一種人性醜惡的釋放。

無論是法家抑或儒家，都嚴重匱乏精神超越性，使得中國人滑落到小人德性的急切功利性，熱衷於超近距離的貼身肉搏，這突出表現為儒家的“麵子文化”，即等級競爭。

今天，習近平把上海抗疫重重地押寶在他的麵子上：看吧，環顧世界，唯有我習某才能夠做到新冠病毒“清零”，豐功偉業啊；溥天之下，皆我臣屬；溥天之下，盡表忠心！

開啟小人心境：這就是習近平的“初心、使命”不可告人的真正用意所在！清零政策來自權力最高層，而下層執行者在習某巫祝之辭誘導下，層層加碼，步步緊逼，使防疫措施變得越來越嚴苛，越來越不通人情，越來越背離常識，卻迎來了中國式“麵子”大豐收！    

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今天，活躍在上海街頭的“大白”誌願者，大多來自社會底層，他們深知等級社會的底層生活之艱辛、悲愴、卑賤、滄桑，受欺受壓，吃苦甚多，在心坎中積滿了多多的怨恨，為此張公百忍，隻是期盼著猴年馬月有個身份升遷，從此羊與狼的位置對調，角色得以變換，從此終於有了發泄的口子和對象，就如二十年媳婦熬成婆婆那樣。今天好機會來了，讓底層誌願者們身披白大褂，臂佩紅袖章，頓時獲得了權力，身價躥升！於是人們就見到了大白們在上海街頭的變本加厲，肆無忌憚。

更是有不少大白門來自外省市的農村地區，他們往往有著毛澤東情結，相信毛澤東的詛咒語“農村包圍城市”，內心對待上海，這個以魔都著稱的城市有著較深的嫉恨，於是今天找到了發泄口子，爭當“南京路上好八連”，侮辱上海人一番，五十步笑百步，好不痛快啊！

上海本地市民，生存在全民抗疫的如此高壓境遇，顯得勢單力孤，不得不進行一場忍耐之心的大考驗。雖說是有海派氣質，但是多年來在習氏毛左政治侵染下，上海人漸漸變得麻木起來，中國傳統習性在增強，一個“忍”字當頭，懂得“看三勢”，學會“拎得清”，不做“填刀頭”，好漢不吃眼前虧，識時務者為俊傑，好死不如賴活著——與內地的庸眾一樣，都是媳婦受熬的心態——如此則喪失了做人的真誠性和崇高性。

 

                                                    施衛江

寫於 美國紐約

2022年5月26日上海抗疫為何如此狂暴？

 

最近，上海人民沉浸在“靜態管理、動態清零”的極度悲憤中，二個月來的抗疫，上海居民要麽封閉在家裏，要麽隔離在方艙，要麽入住醫院，最慘的是一些外地來滬的農民工、送貨員和運輸汽車司機，隻得睡眠在大街上、橋孔下、卡車裏，還不得行走出受封圍欄，還得不到足夠食物。不管呆在城市哪個角落，是富人或窮人，是教授還是乞丐，人人自危，生活無序，商店關門，藥品斷供，生存所需的基本食品、日用品都要靠手機上操作去“搶”，凡是不會手機操作就隻能等死，非新冠病毒引起的疾病都不算是“病”，假如某個病人不能出示有效核酸測試陰性證明，病人均得不到及時救治，更惡劣的措施是，要裝配鐵網在管控區的每一棟民宅樓的大門口，予以嚴加防範管製，防市民如防盜賊！“大白”警察容許隨意闖進市民家中搞“執法”，市民蒙受盡多的不幸和災難可就是不容許公開自由發聲喊冤！

嗚呼！號稱“國家主人”的上海市民，本是代表中國最具先進生產力的一族群體，理應充分釋放出上海市民的聰明才幹去搞建設，然而在黨中央的“清零”政策強製下，海派靈性竟然大肆遭受踐踏，人格尊嚴被貶至不及囚徒的卑下，被準許的行動自由還不如圈養的禽畜。哀哉！上海市民的生存境況是多麽孤苦伶仃無助，上海市民的精神抑鬱是何等淒淒慘慘戚戚。

由中央政府主導的抗疫“清零”，為什麽要對上海人民動用如此的粗暴、野蠻、獸性、瘋狂？這在西方自由世界看來，簡直太不可思議了！根源究竟是什麽呢？

 

（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發生在上海的抗疫狂暴當然不是海派文化傳承的特質，而是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親自部署指揮、密集指示批示”來進行，這位總書記宣稱：“我們的防控方針是由黨的性質和宗旨決定的”，“從黨的性質宗旨認識疫情防控方針”，當然不是飛來之石，而是經有悠久曆史的中國傳統孵化而成，它僵硬地主宰著當今中國政治的一切。欲懂得這場清零抗疫的真實意圖，須深入了解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須了解中國的民風民俗，尤其是陝北地區。

近年來，習近平嫻熟地運用他的政治手腕使大權獨攬，業已形成“九鼎之尊”局麵，且有越演越烈之勢，在其統治下的社會官僚機器不斷強化威權形式，這使得後者形式的高度威權化又促進了前者的獨裁，而前者專斷橫行又反哺後者，兩者互為反饋，攜手共進，就此全民奴性且增強不少——此即如德國學者齊美爾所講的社會學中“相互作用”的形式，對於這種“形式”的具體表達，深得魯迅精神之魂的北京大學中文係教授錢理群曾經論述道：“在一個專製統治下價值封閉的體係內，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是處在同一個價值點上的交流與反饋”（大意如此）。

可想而知，當今中國的政治形態正是走在全麵複辟傳統封建腐朽製度的路上。專製政治乃乾綱獨斷、定於一尊，且說今日中國之專製暴虐，極大地來自最高統治者的德性，習近平妄圖複辟文革，大開曆史倒車，朝思暮想他的皇帝迷夢，再造新時代的秦始皇、毛澤東。

    由此，習近平打造的強專製主義為他的暴政鋪設了平坦大道，布置於“全國一盤棋”格局下，海派上海市民深深感受到文革高潮時的毛式家天下：朕即真理，朕即國家。今天，統帥一聲令，三軍風雷動，酷政促奴性，令箭催遵命，從廟堂衙門，抵基層庸眾，政令一路暢行，貫徹無阻。

以習近平的“家天下”框架來看，上海的抗疫特別需要展示“中國共產黨所具有的無比堅強的領導力，是風雨來襲時中國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要展示中共統治下的製度“優越性”和“合法性”，更確切地說，還需要充分展示習近平總書記的“英明、偉大”形象，為他的正式“登基”皇座打基礎。構建如此之宏大敘事，習家中央政府定義了新冠病毒的抗疫是一場“人民戰爭”，全黨全民統一步調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部署”來進行的，這位總書記一再強調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堅持動態清零總方針不猶豫不動搖”，“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要把抗疫當作“為人民服務”。

以現代性的倫理學來論述，“人民”是個宏大敘事，是形而上之“大魅”，在以“人民”的名義大肆鼓噪、渲染之下，若開啟“幽暗之門”，可以發現，這隻是一塊“超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的招牌，其投射出的真實價值意向往往是希冀反饋回報給投射者自己，即小人心眼、小人心境的“自我、本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乃罪惡之淵藪，其鄙陋卑下、猥瑣不堪！

魯迅先生早就發現，中國的儒家典籍中充滿了“仁者愛人”之語，但是魯迅卻揭穿了其“瞞和騙”，其實質就是“以理殺人”！

今天的上海，把“人民”當作“綱領”來處置具體的全民抗疫，就意味著其餘事情全得靠邊讓路，抗疫以外的事情全都隻是與個人利益掛鉤而已，都是掛靠不上“人民”這個宏偉大宗旨，“人民”這個抽象綱領既然被強化得如此之高大上、偉光正，乃綱舉目張，和尚打傘，為所欲為、不擇手段！

 

（二）“不忘初心，牢記使命”

 

“初心”是習近平執政時代十分時髦的政治詞匯，既然被張揚得如此之“時髦”，它必定隱含有欺騙性！它試圖讓人民感受習的“青春故事”，聆聽他的“梁家河插隊的經曆”，規訓人民的情操，是一項典型的“洗腦工程”。

眾所周知，習近平在福建、浙江和上海三地工作過，已經獲得相當多的東南沿海地區工作的經驗，這些地區比起北方內地來具有相對較高的改革開放性，經濟結構大多是外向型，經濟水平也相應較高，治理較為先進。按照常規思路，要想當上一個大國有作為的主政者，其精神領域的價值觀訴求，本來應該引導國民走上現代化之路，深化改革，大大發揚沿海地區的先進經驗和業績成就，使融合到全球化的經濟圈中，學習西方發達的市場經濟和人文精神，求得國家發展踏上新台階。然而習近平卻不張揚他在沿海地區的經曆，反而大大弘揚在北方落後農村的生活感受、工作經曆——這就值得正義的人們去警惕和深思了。

與毛澤東一樣，習近平自身的秉性就是十分的“土”，在漢語網絡上，不滿的網民將習近平蔑稱為“包子”，意思有“土氣”之意，也就是傳統、愚昧、落後的代名詞。這與《論語》：“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意思相近，懷土就是戀土而安逸，營造個人小天地，即小人德性。我們來看看習近平是如何的“初心”？

“初心”在心理學上可稱為“原型”（榮格：archetypes），習的“原型”有“戀土情結”，顯然相悖於東南沿海地區的現代性精神品質，而在於他不斷吹噓的“土”字而凸出，即“農民情結、三農情懷”，習常稱：“我也是從農村出來的”，“我們這一代人也有這個情結，一定要把我們的老百姓，特別是我們的農民扶一把。”聽聽他的念念有詞“不忘初心”，從“習近平總書記從小就有農村情結”，可推斷習之“戀土”有小人之心：

1.  陝北延安梁家河，習近平插隊在此，據說練就了一套“大學問”，那真是了不得啊！
2. “老家富平曾在習近平迷惘彷徨時給予他溫暖”，陝西省富平縣臨近於曆史上京兆地區，這裏曾經是大一統帝國的中央權力地帶，即有秦、漢、隋、唐四朝大帝國定都於鹹陽、長安，這一家鄉情懷深深地烙印到習近平的人格秉性，使得習內心期盼著大一統政治。
3. 習近平時時要造訪河北省西柏坡，該地是毛派紅色經典的精神發源地，價值連城，非常值得習去流連忘返，就此習想要“弘揚西柏坡精神”。
4. 河北省正定縣，習年輕時候曾工作在此，當時是“農業學大寨”的先進樣板縣，是毛澤東樹立起來的一麵旗幟，同樣是紅色經典，值得去大力追捧，流芳百世。

    作為一個農業人口眾多的大國，農業生產當然需要去關心，農民的利益也當然需要去關心，任何一個具有現代化常識的人，必定知道：農民生活的大幅度改善，必須是由農業現代化來帶動，而農業現代化必須是由工業現代化來帶動，而工業現代化必須是由科技、經濟和製度等的各項現代化來帶動，需要重視精神文明的力量，也就是人的主體性自由的大發揚。然而中國的習某卻是完全的反其道而行之：要論價值觀的定位？什麽的工業、科技、文教、經濟、金融、製度、法治等等的重要發展項目全都擱置在邊上，就是因為這些不含有“初心”，從而全都被當做不重要的思想議題來處理，眼下最最要緊的事情是定位在“農民情結”、“黃土情結”之上：“不忘初心，牢記使命”——老是要把目光盯住在最最落後地區的農民生存價值觀上——這是怎麽樣的心態？怎麽樣的鬼魅心思啊？

人都是有個性的，共產黨執政也如此。理解了習近平的執政個性是那麽的“土裏土氣”，於是懂得：上海抗疫就是充滿習包子特色之土：“鞋子合不合腳，自己穿著才知道。”——紅色經典，土法上馬！   

 

•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方山水有一方風情

 

 共產黨信仰“辯證唯物主義”，其教條說：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確，特定的社會曆史地理環境可以塑造特定的精神氣質。成語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南橘北枳。按辯證法精神，反之亦然，如：彩蝶戀鮮花，蒼蠅叮臭肉；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智者樂水，仁者樂山。說到中國人的“土”，尚有各個地方的各個民風民俗民情，還可細分。

德國學者馬克斯·舍勒的行為學理論認為，能感悟到生活世界的價值和價值秩序的感情是成為行為意欲最深層的基礎部分，而這種感情決定著行為意欲的努力方向。但是舍勒又認為，不能把在一個時代和民族中流行或支配人們價值偏愛的評價係統所具有的“倫理結構”等同於作為價值優先法則的價值本身的客觀秩序。

今天，與西方自由世界一樣，強人習近平也是十分講究“顏色革命”，他將自身個性“土氣”的顏色欽定為中國的“政治正確”，即標準的意識形態，充分施展在上海地方的抗議之中，真實意圖是：以習氏“土氣”淹沒上海“海派”！

那麽究竟怎麽樣評介習包子“土氣”？

第一，純真“紅色基因”，眾所周知，習近平是在紅朝中國、紅色地域、紅色家庭、紅色時代、紅色圈子裏混出來的紅色土特產，紅色元素特濃，大紅特紅超紅。

現代中國有二大文明係統：黃色和藍色。

黃色是內陸型，具有內向封閉性質，其主要的分布地域是在北方的黃土質平原和高原上，其價值資源隻由落後的本土文明來提供（電視劇《河殤》的觀點）。

紅色文明是外來的馬列寧主義與中國本土的黃色文明相結合的產物，被綜合成“毛澤東思想路線”，具有革命的實踐性，但是主要根基還是黃色文明。

    藍色是海洋型，外向開放性質，最初地域分布在東南沿海一帶，隨之改革開放的深化，逐漸擴展至中國的大南方，它是本土文明與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結合的產物。

今天的國情是，北方黃土文明區域經濟全麵落後、蕭條，而南方藍色文明區域市場經濟發展良好，經濟指標高漲。如此經濟地理格局意味著中共統治機器的精神資源麵臨危機，這讓習近平深深不安，習某感受到來自於藍色文明對於紅色政權的威脅：資產階級市民的個體性、獨立性和自由意識在增長，他們不會如黃土地上農民幹活那樣的聽話、遵命和馴服。

遙想1949年3月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正式提出定都北平市的決議，當時的國情正如毛澤東所講：“蔣介石的國都在南京，他的基礎是江浙資本家。我們要把國都建在北平，我們也要在北平找到我們的基礎，這就是工人階級和廣大的勞動群眾。”這講話顯示了：南京的城市精神是藍色，而北平市則是黃色，紅色政權的根基需要由黃色文明來支撐、扶助，才會獲得穩定、可靠。

從前，毛澤東必定熟知曆史典故：“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對藍色文明懷有恐懼：“港台一帶，饕蚊尚多，西方世界，饕蚊成陣。”因此對待曾經位置楚地、而後深藍色的申城上海，毛澤東作指示：要采取“農村包圍城市”戰略。為此，上海外灘海關鍾樓上的大鍾報時，要以深黃色的陝北民歌樂調《東方紅》來進行，使之標誌為城市“主旋律”。要發揚“好八連”榮光，讓他們來到魔都南京路上當“哨兵”，以鎮住充滿資產階級邪念的“霓虹燈”，要加強“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全麵專政”，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今天，習近平憂心忡忡：紅色文明賴以存在基礎的黃色文明正日益蛻化墮落！為此決心拯救，在上海執行“靜態管理、動態清零”，實為一場魔鬼訓練，以鞏固紅色政權的！

 

• 粗人的痞氣，流寇的匪氣

 

紅朝中國首長級高幹的紅二代、紅三代多的是，譬如有劉少奇的兒子，陳雲兒子，鄧小平的兒女，胡耀邦的兒子，葉劍英、江澤民的數個兒女等等，在這一群體裏相比較，習包子就是顯得很“土氣”，這是為什麽呢？

這就是習近平第二個“土”：痞氣+匪氣，這是黃色文明外圍地帶“邊區”之“土氣”。

習近平讀書差勁是知曉的，然而這在首長級的紅後代中較為少見，盡管習近平時常吹噓讀書很多，還煞有介事地列出一長串讀書單來，頗有“此地無銀三百兩”之意。由於不願讀書、讀不進書，習的頭腦難以裝備積聚人類優秀文明的知識。蘇格拉底雲“知識即美德”，其否命題亦同樣成立。現代學者的認識更為精確，知識與美德之間的正向關聯性是需要建立在高概率基礎上，較有科學的合理性。毛澤東閱讀中國古典經書甚多，但也是痞氣+匪氣很濃厚，毛澤東特別讚賞二位流氓痞子皇帝：劉邦和朱元璋，毛把糟粕當作了精粹。

拉馬克的“用進廢退”可以較好解釋，讀書不好的習近平，喜好炫耀他的四肢發達：“我那個時候扛200斤麥子，十裏山路不換肩。”習對頭腦簡單事項：“新時期上山下鄉工程”、“好兒女誌在四方，有誌者奮鬥無悔”，頗有興趣和熱度，可見一斑。習近平坦承其念茲在茲“農民情結”，可以推斷出他的氣質和秉性，天然地與知識性匱缺的泥腿子、四肢發達者、粗布短衫者融通起來，對待海派氣質的上海人就不會有好感，可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

要深入了解習近平的所作所為，需要了解他的個性和風格，需要了解養育習某其秉性、氣質的地方，考察那裏的風土人情。習近平念念不忘他的“初心”之地，就是年輕時候插隊落戶的革命聖地延安，那裏是紅色大本營，更是“紅太陽升起的地方”。對於習近平來說，陝北延安就是他的紅色乳娘，思想養育之地，“作為一個人民公仆，陝北高原是我的根，因為這裏培養出我不變的信念：要為人民做實事！無論我走到哪裏，永遠都是黃土地的兒子。”習近平回憶說，插隊在梁家河，他“看到了人民群眾的根本，真正理解了老百姓”，“我幾乎從來沒哭過，印象較深的兩次哭都是在陝北。”情深誼長啊！

延安市，坐落在陝西省北部，是遊牧文明與農耕文明交融的邊區地帶，漢民族農民世世代代居住此地的曆史中，頻頻遭受多個遊牧民族和部落的相互殺戮、掠奪和洗劫，身處如此蠻族生態的劫掠，釀造出戎狄民風：痞氣+匪氣，漸漸墮落之，本地農耕地上又孵化出次生代的漢族大盜和流寇，如：王嘉胤、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董福祥等等。

大清皇朝晚期，西方殖民主義勢力進入中國東部沿海，紛紛建立起西方式的先進藍色文明，從此經濟格局和重心轉移，地處西北的陝西省經濟文化大幅衰弱，秦風不再，此衰彼漲，當地土匪、土豪卻猖狂起來，到了民國時期，整個陝北地區的匪患尤其嚴重，那時候國民政府的管控力無法抵達陝北，但這恰好為共產黨武裝力量製造出福音來，留給了共軍以極佳的撒野契機和匪盜空間。臭味相投便稱知己，當毛澤東掛帥的大股共軍（紅軍）萬裏迢迢流竄作案來到陝北時候，如魚得水般找準了自己的落腳地，建立起蘇區。

民諺：窮山惡水出刁民，粗茶淡飯無孑遺。肉腐生蛆，蛆熟產蠅；土劣孵匪，匪頑升寇。流寇是土匪發展的頂峰，流寇之所以十分殘暴凶狠毒辣無恥，那是因為流寇作案多是流竄在異地他鄉：1）幾乎碰不上熟人，於是缺乏道德約束；2）罪案的對象都是與己血緣疏遠，於是下得了狠手；3）流竄作案中不容易被抓捕，於是缺乏法律製裁的威懾感。

民國時期的學者傅斯年，曾經把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美國學者餘英時把毛澤東在山上鬧革命歸類為土匪行徑，中共政府體製內走出來的學者阮銘也將當年盤踞在井岡山和延安，建立蘇區的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具體的匪徒而言尚有匪氣強弱的區分，中共領袖中毛澤東、習近平之流痞氣、匪氣特濃，雖然直接將他們比作為流寇尚不恰當，然則深入去思考精神性的高層次本質，就會發現確有近似之處，如操守低劣，隻顧眼前的歡樂和榮耀，不思長治久安的方針、政策和治理，即不具可持續性發展，缺乏人性，不擇手段，不顧人民死活，更扯淡有什麽超越情懷、尋求來世的永生。

上海執行抗疫大行動，是習某心理投射：“習近平總書記親自部署、親自指揮”，乃“初心不改”，大大地用上“梁家河大學問”，卻是來真的：痞氣加匪氣，勁兒十足！

 

• 秦始皇→毛澤東→習近平

 

這三者思想有著較大的傳承性。中共的建黨、建國都是繼承了中國傳統“外儒內法”的一套專製主義本色，馬克思主義成分並不多，如“緊密團結在以某某某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就是中共執政文化的萬能公式，其“春秋大義”足令執政者癡迷不已。

中國政治延續了千年的專製主義，其要數秦始皇的大一統治理格局最具開創、暴虐和傳承，其遺產深深地烙印在中華民族的政治文化基因上。《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今皇帝並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傳承至後世，中共統治者毛澤東、習近平極為崇拜、讚賞，毛澤東自稱：“馬克思加秦始皇”，自比“秦皇、漢武”。習近平是粗人，缺文秀，但配有禦用導演張藝謀來代言，原籍秦地的張藝謀以其電影作品的大氣磅礴著稱，如《英雄》、《大秦賦》、《大秦帝國》等頗有氣勢恢宏，詠古頌今，頌揚獨裁，乃深合主子旨意。

籍貫秦地的習近平似乎比毛澤東更領悟大秦遺風，他也有著構建大一統政治的強烈欲求，冒進浮誇，圖大貪功，舉凡黨、政、軍、財、經、文、教、農、工、商等各界各行，都得讓習來獨攬一身、定於一尊，還妄想對外擴張，天下一統。毛時代流行詞：“全國一盤棋”，如今又翻舊出新而熱炒，以“一言堂”淩駕天下，特別用於上海的抗疫。

中國人骨子裏有“天人合一”，混沌一氣的原始思維和巫術，這集體無意識天然地被大一統政治統攝，進而主導了亞細亞生產方式，在古代，它有利於治理水患、開挖運河、修建長城、建造皇宮等大型項目。在當今，有利於以舉國之力操辦上海防控。在思想意識高度，可以塑造全民的遵命、服從、聽話，即奴性，這恰是習近平的“不忘使命”：“凝聚全民抗疫的強大共識”。

在大一統政治如火如荼的文革期間，誇張而高調的道義目的論籠罩住中國大地上的各項各業，如有“農業以糧為綱、工業以鋼為綱。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於是到處呈現“一刀切”現象，凡是與“綱”不合之事，全得讓步，退避。

今天上海的抗疫正是一刀切做法：為了抗疫的宏偉大業，其他事情全都算不得“事情”，那怕是危機人生命的要事。再如，“同層密接隔離政策”，一人得陽整樓隔離，幾人得陽整區封閉。搞得：簡單直接粗暴，次生災害不斷，雞飛狗跳，人心惶惶。

 

• 外儒內法，臉麵爭光

 

習近平頗想搞《厲害了，我的國》，可看出習的“初心”中有“大秦”情愫，但不唯此。習熟知亡秦之故，暴秦之害，了解《過秦論》，於是就看重《荀子》思想，希望借鑒儒家思想補救暴秦之偏，但這隻是延續了曆史上慣行的“外儒內法”傳統，毫無創意。

以現代人的目光審視，法家思想並非全都是負麵的，糟糕的。譬如，法家的政治思想有“緣法而治”、“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法不阿貴，繩不撓曲”、“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等——貫徹一條法治平等的路線。

秦之後曆代皇朝，形成傳統的官方和上層社會的意識形態是儒家思想，儒家在治國綱要上對法家進行修正，改變其嚴刑律法、冷酷無情、對人性的踐踏，而用溫情脈脈的道德麵紗來遮蓋人心自私之惡。然而儒家的溫情脈脈卻是斷然排斥法家的平等觀，十分講究等級秩序的排位：“尊尊、親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樣導致另一種人性醜惡的釋放。

無論是法家抑或儒家，都嚴重匱乏精神超越性，使得中國人滑落到小人德性的急切功利性，熱衷於超近距離的貼身肉搏，這突出表現為儒家的“麵子文化”，即等級競爭。

今天，習近平把上海抗疫重重地押寶在他的麵子上：看吧，環顧世界，唯有我習某才能夠做到新冠病毒“清零”，豐功偉業啊；溥天之下，皆我臣屬；溥天之下，盡表忠心！

開啟小人心境：這就是習近平的“初心、使命”不可告人的真正用意所在！清零政策來自權力最高層，而下層執行者在習某巫祝之辭誘導下，層層加碼，步步緊逼，使防疫措施變得越來越嚴苛，越來越不通人情，越來越背離常識，卻迎來了中國式“麵子”大豐收！    

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今天，活躍在上海街頭的“大白”誌願者，大多來自社會底層，他們深知等級社會的底層生活之艱辛、悲愴、卑賤、滄桑，受欺受壓，吃苦甚多，在心坎中積滿了多多的怨恨，為此張公百忍，隻是期盼著猴年馬月有個身份升遷，從此羊與狼的位置對調，角色得以變換，從此終於有了發泄的口子和對象，就如二十年媳婦熬成婆婆那樣。今天好機會來了，讓底層誌願者們身披白大褂，臂佩紅袖章，頓時獲得了權力，身價躥升！於是人們就見到了大白們在上海街頭的變本加厲，肆無忌憚。

更是有不少大白門來自外省市的農村地區，他們往往有著毛澤東情結，相信毛澤東的詛咒語“農村包圍城市”，內心對待上海，這個以魔都著稱的城市有著較深的嫉恨，於是今天找到了發泄口子，爭當“南京路上好八連”，侮辱上海人一番，五十步笑百步，好不痛快啊！

上海本地市民，生存在全民抗疫的如此高壓境遇，顯得勢單力孤，不得不進行一場忍耐之心的大考驗。雖說是有海派氣質，但是多年來在習氏毛左政治侵染下，上海人漸漸變得麻木起來，中國傳統習性在增強，一個“忍”字當頭，懂得“看三勢”，學會“拎得清”，不做“填刀頭”，好漢不吃眼前虧，識時務者為俊傑，好死不如賴活著——與內地的庸眾一樣，都是媳婦受熬的心態——如此則喪失了做人的真誠性和崇高性。

 

                                                    施衛江

寫於 美國紐約

2022年5月26日上海抗疫為何如此狂暴？

 

最近，上海人民沉浸在“靜態管理、動態清零”的極度悲憤中，二個月來的抗疫，上海居民要麽封閉在家裏，要麽隔離在方艙，要麽入住醫院，最慘的是一些外地來滬的農民工、送貨員和運輸汽車司機，隻得睡眠在大街上、橋孔下、卡車裏，還不得行走出受封圍欄，還得不到足夠食物。不管呆在城市哪個角落，是富人或窮人，是教授還是乞丐，人人自危，生活無序，商店關門，藥品斷供，生存所需的基本食品、日用品都要靠手機上操作去“搶”，凡是不會手機操作就隻能等死，非新冠病毒引起的疾病都不算是“病”，假如某個病人不能出示有效核酸測試陰性證明，病人均得不到及時救治，更惡劣的措施是，要裝配鐵網在管控區的每一棟民宅樓的大門口，予以嚴加防範管製，防市民如防盜賊！“大白”警察容許隨意闖進市民家中搞“執法”，市民蒙受盡多的不幸和災難可就是不容許公開自由發聲喊冤！

嗚呼！號稱“國家主人”的上海市民，本是代表中國最具先進生產力的一族群體，理應充分釋放出上海市民的聰明才幹去搞建設，然而在黨中央的“清零”政策強製下，海派靈性竟然大肆遭受踐踏，人格尊嚴被貶至不及囚徒的卑下，被準許的行動自由還不如圈養的禽畜。哀哉！上海市民的生存境況是多麽孤苦伶仃無助，上海市民的精神抑鬱是何等淒淒慘慘戚戚。

由中央政府主導的抗疫“清零”，為什麽要對上海人民動用如此的粗暴、野蠻、獸性、瘋狂？這在西方自由世界看來，簡直太不可思議了！根源究竟是什麽呢？

 

（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發生在上海的抗疫狂暴當然不是海派文化傳承的特質，而是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親自部署指揮、密集指示批示”來進行，這位總書記宣稱：“我們的防控方針是由黨的性質和宗旨決定的”，“從黨的性質宗旨認識疫情防控方針”，當然不是飛來之石，而是經有悠久曆史的中國傳統孵化而成，它僵硬地主宰著當今中國政治的一切。欲懂得這場清零抗疫的真實意圖，須深入了解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須了解中國的民風民俗，尤其是陝北地區。

近年來，習近平嫻熟地運用他的政治手腕使大權獨攬，業已形成“九鼎之尊”局麵，且有越演越烈之勢，在其統治下的社會官僚機器不斷強化威權形式，這使得後者形式的高度威權化又促進了前者的獨裁，而前者專斷橫行又反哺後者，兩者互為反饋，攜手共進，就此全民奴性且增強不少——此即如德國學者齊美爾所講的社會學中“相互作用”的形式，對於這種“形式”的具體表達，深得魯迅精神之魂的北京大學中文係教授錢理群曾經論述道：“在一個專製統治下價值封閉的體係內，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是處在同一個價值點上的交流與反饋”（大意如此）。

可想而知，當今中國的政治形態正是走在全麵複辟傳統封建腐朽製度的路上。專製政治乃乾綱獨斷、定於一尊，且說今日中國之專製暴虐，極大地來自最高統治者的德性，習近平妄圖複辟文革，大開曆史倒車，朝思暮想他的皇帝迷夢，再造新時代的秦始皇、毛澤東。

    由此，習近平打造的強專製主義為他的暴政鋪設了平坦大道，布置於“全國一盤棋”格局下，海派上海市民深深感受到文革高潮時的毛式家天下：朕即真理，朕即國家。今天，統帥一聲令，三軍風雷動，酷政促奴性，令箭催遵命，從廟堂衙門，抵基層庸眾，政令一路暢行，貫徹無阻。

以習近平的“家天下”框架來看，上海的抗疫特別需要展示“中國共產黨所具有的無比堅強的領導力，是風雨來襲時中國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要展示中共統治下的製度“優越性”和“合法性”，更確切地說，還需要充分展示習近平總書記的“英明、偉大”形象，為他的正式“登基”皇座打基礎。構建如此之宏大敘事，習家中央政府定義了新冠病毒的抗疫是一場“人民戰爭”，全黨全民統一步調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部署”來進行的，這位總書記一再強調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堅持動態清零總方針不猶豫不動搖”，“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要把抗疫當作“為人民服務”。

以現代性的倫理學來論述，“人民”是個宏大敘事，是形而上之“大魅”，在以“人民”的名義大肆鼓噪、渲染之下，若開啟“幽暗之門”，可以發現，這隻是一塊“超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的招牌，其投射出的真實價值意向往往是希冀反饋回報給投射者自己，即小人心眼、小人心境的“自我、本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乃罪惡之淵藪，其鄙陋卑下、猥瑣不堪！

魯迅先生早就發現，中國的儒家典籍中充滿了“仁者愛人”之語，但是魯迅卻揭穿了其“瞞和騙”，其實質就是“以理殺人”！

今天的上海，把“人民”當作“綱領”來處置具體的全民抗疫，就意味著其餘事情全得靠邊讓路，抗疫以外的事情全都隻是與個人利益掛鉤而已，都是掛靠不上“人民”這個宏偉大宗旨，“人民”這個抽象綱領既然被強化得如此之高大上、偉光正，乃綱舉目張，和尚打傘，為所欲為、不擇手段！

 

（二）“不忘初心，牢記使命”

 

“初心”是習近平執政時代十分時髦的政治詞匯，既然被張揚得如此之“時髦”，它必定隱含有欺騙性！它試圖讓人民感受習的“青春故事”，聆聽他的“梁家河插隊的經曆”，規訓人民的情操，是一項典型的“洗腦工程”。

眾所周知，習近平在福建、浙江和上海三地工作過，已經獲得相當多的東南沿海地區工作的經驗，這些地區比起北方內地來具有相對較高的改革開放性，經濟結構大多是外向型，經濟水平也相應較高，治理較為先進。按照常規思路，要想當上一個大國有作為的主政者，其精神領域的價值觀訴求，本來應該引導國民走上現代化之路，深化改革，大大發揚沿海地區的先進經驗和業績成就，使融合到全球化的經濟圈中，學習西方發達的市場經濟和人文精神，求得國家發展踏上新台階。然而習近平卻不張揚他在沿海地區的經曆，反而大大弘揚在北方落後農村的生活感受、工作經曆——這就值得正義的人們去警惕和深思了。

與毛澤東一樣，習近平自身的秉性就是十分的“土”，在漢語網絡上，不滿的網民將習近平蔑稱為“包子”，意思有“土氣”之意，也就是傳統、愚昧、落後的代名詞。這與《論語》：“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意思相近，懷土就是戀土而安逸，營造個人小天地，即小人德性。我們來看看習近平是如何的“初心”？

“初心”在心理學上可稱為“原型”（榮格：archetypes），習的“原型”有“戀土情結”，顯然相悖於東南沿海地區的現代性精神品質，而在於他不斷吹噓的“土”字而凸出，即“農民情結、三農情懷”，習常稱：“我也是從農村出來的”，“我們這一代人也有這個情結，一定要把我們的老百姓，特別是我們的農民扶一把。”聽聽他的念念有詞“不忘初心”，從“習近平總書記從小就有農村情結”，可推斷習之“戀土”有小人之心：

1.  陝北延安梁家河，習近平插隊在此，據說練就了一套“大學問”，那真是了不得啊！
2. “老家富平曾在習近平迷惘彷徨時給予他溫暖”，陝西省富平縣臨近於曆史上京兆地區，這裏曾經是大一統帝國的中央權力地帶，即有秦、漢、隋、唐四朝大帝國定都於鹹陽、長安，這一家鄉情懷深深地烙印到習近平的人格秉性，使得習內心期盼著大一統政治。
3. 習近平時時要造訪河北省西柏坡，該地是毛派紅色經典的精神發源地，價值連城，非常值得習去流連忘返，就此習想要“弘揚西柏坡精神”。
4. 河北省正定縣，習年輕時候曾工作在此，當時是“農業學大寨”的先進樣板縣，是毛澤東樹立起來的一麵旗幟，同樣是紅色經典，值得去大力追捧，流芳百世。

    作為一個農業人口眾多的大國，農業生產當然需要去關心，農民的利益也當然需要去關心，任何一個具有現代化常識的人，必定知道：農民生活的大幅度改善，必須是由農業現代化來帶動，而農業現代化必須是由工業現代化來帶動，而工業現代化必須是由科技、經濟和製度等的各項現代化來帶動，需要重視精神文明的力量，也就是人的主體性自由的大發揚。然而中國的習某卻是完全的反其道而行之：要論價值觀的定位？什麽的工業、科技、文教、經濟、金融、製度、法治等等的重要發展項目全都擱置在邊上，就是因為這些不含有“初心”，從而全都被當做不重要的思想議題來處理，眼下最最要緊的事情是定位在“農民情結”、“黃土情結”之上：“不忘初心，牢記使命”——老是要把目光盯住在最最落後地區的農民生存價值觀上——這是怎麽樣的心態？怎麽樣的鬼魅心思啊？

人都是有個性的，共產黨執政也如此。理解了習近平的執政個性是那麽的“土裏土氣”，於是懂得：上海抗疫就是充滿習包子特色之土：“鞋子合不合腳，自己穿著才知道。”——紅色經典，土法上馬！   

 

•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方山水有一方風情

 

 共產黨信仰“辯證唯物主義”，其教條說：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確，特定的社會曆史地理環境可以塑造特定的精神氣質。成語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南橘北枳。按辯證法精神，反之亦然，如：彩蝶戀鮮花，蒼蠅叮臭肉；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智者樂水，仁者樂山。說到中國人的“土”，尚有各個地方的各個民風民俗民情，還可細分。

德國學者馬克斯·舍勒的行為學理論認為，能感悟到生活世界的價值和價值秩序的感情是成為行為意欲最深層的基礎部分，而這種感情決定著行為意欲的努力方向。但是舍勒又認為，不能把在一個時代和民族中流行或支配人們價值偏愛的評價係統所具有的“倫理結構”等同於作為價值優先法則的價值本身的客觀秩序。

今天，與西方自由世界一樣，強人習近平也是十分講究“顏色革命”，他將自身個性“土氣”的顏色欽定為中國的“政治正確”，即標準的意識形態，充分施展在上海地方的抗議之中，真實意圖是：以習氏“土氣”淹沒上海“海派”！

那麽究竟怎麽樣評介習包子“土氣”？

第一，純真“紅色基因”，眾所周知，習近平是在紅朝中國、紅色地域、紅色家庭、紅色時代、紅色圈子裏混出來的紅色土特產，紅色元素特濃，大紅特紅超紅。

現代中國有二大文明係統：黃色和藍色。

黃色是內陸型，具有內向封閉性質，其主要的分布地域是在北方的黃土質平原和高原上，其價值資源隻由落後的本土文明來提供（電視劇《河殤》的觀點）。

紅色文明是外來的馬列寧主義與中國本土的黃色文明相結合的產物，被綜合成“毛澤東思想路線”，具有革命的實踐性，但是主要根基還是黃色文明。

    藍色是海洋型，外向開放性質，最初地域分布在東南沿海一帶，隨之改革開放的深化，逐漸擴展至中國的大南方，它是本土文明與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結合的產物。

今天的國情是，北方黃土文明區域經濟全麵落後、蕭條，而南方藍色文明區域市場經濟發展良好，經濟指標高漲。如此經濟地理格局意味著中共統治機器的精神資源麵臨危機，這讓習近平深深不安，習某感受到來自於藍色文明對於紅色政權的威脅：資產階級市民的個體性、獨立性和自由意識在增長，他們不會如黃土地上農民幹活那樣的聽話、遵命和馴服。

遙想1949年3月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正式提出定都北平市的決議，當時的國情正如毛澤東所講：“蔣介石的國都在南京，他的基礎是江浙資本家。我們要把國都建在北平，我們也要在北平找到我們的基礎，這就是工人階級和廣大的勞動群眾。”這講話顯示了：南京的城市精神是藍色，而北平市則是黃色，紅色政權的根基需要由黃色文明來支撐、扶助，才會獲得穩定、可靠。

從前，毛澤東必定熟知曆史典故：“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對藍色文明懷有恐懼：“港台一帶，饕蚊尚多，西方世界，饕蚊成陣。”因此對待曾經位置楚地、而後深藍色的申城上海，毛澤東作指示：要采取“農村包圍城市”戰略。為此，上海外灘海關鍾樓上的大鍾報時，要以深黃色的陝北民歌樂調《東方紅》來進行，使之標誌為城市“主旋律”。要發揚“好八連”榮光，讓他們來到魔都南京路上當“哨兵”，以鎮住充滿資產階級邪念的“霓虹燈”，要加強“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全麵專政”，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今天，習近平憂心忡忡：紅色文明賴以存在基礎的黃色文明正日益蛻化墮落！為此決心拯救，在上海執行“靜態管理、動態清零”，實為一場魔鬼訓練，以鞏固紅色政權的！

 

• 粗人的痞氣，流寇的匪氣

 

紅朝中國首長級高幹的紅二代、紅三代多的是，譬如有劉少奇的兒子，陳雲兒子，鄧小平的兒女，胡耀邦的兒子，葉劍英、江澤民的數個兒女等等，在這一群體裏相比較，習包子就是顯得很“土氣”，這是為什麽呢？

這就是習近平第二個“土”：痞氣+匪氣，這是黃色文明外圍地帶“邊區”之“土氣”。

習近平讀書差勁是知曉的，然而這在首長級的紅後代中較為少見，盡管習近平時常吹噓讀書很多，還煞有介事地列出一長串讀書單來，頗有“此地無銀三百兩”之意。由於不願讀書、讀不進書，習的頭腦難以裝備積聚人類優秀文明的知識。蘇格拉底雲“知識即美德”，其否命題亦同樣成立。現代學者的認識更為精確，知識與美德之間的正向關聯性是需要建立在高概率基礎上，較有科學的合理性。毛澤東閱讀中國古典經書甚多，但也是痞氣+匪氣很濃厚，毛澤東特別讚賞二位流氓痞子皇帝：劉邦和朱元璋，毛把糟粕當作了精粹。

拉馬克的“用進廢退”可以較好解釋，讀書不好的習近平，喜好炫耀他的四肢發達：“我那個時候扛200斤麥子，十裏山路不換肩。”習對頭腦簡單事項：“新時期上山下鄉工程”、“好兒女誌在四方，有誌者奮鬥無悔”，頗有興趣和熱度，可見一斑。習近平坦承其念茲在茲“農民情結”，可以推斷出他的氣質和秉性，天然地與知識性匱缺的泥腿子、四肢發達者、粗布短衫者融通起來，對待海派氣質的上海人就不會有好感，可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

要深入了解習近平的所作所為，需要了解他的個性和風格，需要了解養育習某其秉性、氣質的地方，考察那裏的風土人情。習近平念念不忘他的“初心”之地，就是年輕時候插隊落戶的革命聖地延安，那裏是紅色大本營，更是“紅太陽升起的地方”。對於習近平來說，陝北延安就是他的紅色乳娘，思想養育之地，“作為一個人民公仆，陝北高原是我的根，因為這裏培養出我不變的信念：要為人民做實事！無論我走到哪裏，永遠都是黃土地的兒子。”習近平回憶說，插隊在梁家河，他“看到了人民群眾的根本，真正理解了老百姓”，“我幾乎從來沒哭過，印象較深的兩次哭都是在陝北。”情深誼長啊！

延安市，坐落在陝西省北部，是遊牧文明與農耕文明交融的邊區地帶，漢民族農民世世代代居住此地的曆史中，頻頻遭受多個遊牧民族和部落的相互殺戮、掠奪和洗劫，身處如此蠻族生態的劫掠，釀造出戎狄民風：痞氣+匪氣，漸漸墮落之，本地農耕地上又孵化出次生代的漢族大盜和流寇，如：王嘉胤、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董福祥等等。

大清皇朝晚期，西方殖民主義勢力進入中國東部沿海，紛紛建立起西方式的先進藍色文明，從此經濟格局和重心轉移，地處西北的陝西省經濟文化大幅衰弱，秦風不再，此衰彼漲，當地土匪、土豪卻猖狂起來，到了民國時期，整個陝北地區的匪患尤其嚴重，那時候國民政府的管控力無法抵達陝北，但這恰好為共產黨武裝力量製造出福音來，留給了共軍以極佳的撒野契機和匪盜空間。臭味相投便稱知己，當毛澤東掛帥的大股共軍（紅軍）萬裏迢迢流竄作案來到陝北時候，如魚得水般找準了自己的落腳地，建立起蘇區。

民諺：窮山惡水出刁民，粗茶淡飯無孑遺。肉腐生蛆，蛆熟產蠅；土劣孵匪，匪頑升寇。流寇是土匪發展的頂峰，流寇之所以十分殘暴凶狠毒辣無恥，那是因為流寇作案多是流竄在異地他鄉：1）幾乎碰不上熟人，於是缺乏道德約束；2）罪案的對象都是與己血緣疏遠，於是下得了狠手；3）流竄作案中不容易被抓捕，於是缺乏法律製裁的威懾感。

民國時期的學者傅斯年，曾經把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美國學者餘英時把毛澤東在山上鬧革命歸類為土匪行徑，中共政府體製內走出來的學者阮銘也將當年盤踞在井岡山和延安，建立蘇區的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具體的匪徒而言尚有匪氣強弱的區分，中共領袖中毛澤東、習近平之流痞氣、匪氣特濃，雖然直接將他們比作為流寇尚不恰當，然則深入去思考精神性的高層次本質，就會發現確有近似之處，如操守低劣，隻顧眼前的歡樂和榮耀，不思長治久安的方針、政策和治理，即不具可持續性發展，缺乏人性，不擇手段，不顧人民死活，更扯淡有什麽超越情懷、尋求來世的永生。

上海執行抗疫大行動，是習某心理投射：“習近平總書記親自部署、親自指揮”，乃“初心不改”，大大地用上“梁家河大學問”，卻是來真的：痞氣加匪氣，勁兒十足！

 

• 秦始皇→毛澤東→習近平

 

這三者思想有著較大的傳承性。中共的建黨、建國都是繼承了中國傳統“外儒內法”的一套專製主義本色，馬克思主義成分並不多，如“緊密團結在以某某某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就是中共執政文化的萬能公式，其“春秋大義”足令執政者癡迷不已。

中國政治延續了千年的專製主義，其要數秦始皇的大一統治理格局最具開創、暴虐和傳承，其遺產深深地烙印在中華民族的政治文化基因上。《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今皇帝並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傳承至後世，中共統治者毛澤東、習近平極為崇拜、讚賞，毛澤東自稱：“馬克思加秦始皇”，自比“秦皇、漢武”。習近平是粗人，缺文秀，但配有禦用導演張藝謀來代言，原籍秦地的張藝謀以其電影作品的大氣磅礴著稱，如《英雄》、《大秦賦》、《大秦帝國》等頗有氣勢恢宏，詠古頌今，頌揚獨裁，乃深合主子旨意。

籍貫秦地的習近平似乎比毛澤東更領悟大秦遺風，他也有著構建大一統政治的強烈欲求，冒進浮誇，圖大貪功，舉凡黨、政、軍、財、經、文、教、農、工、商等各界各行，都得讓習來獨攬一身、定於一尊，還妄想對外擴張，天下一統。毛時代流行詞：“全國一盤棋”，如今又翻舊出新而熱炒，以“一言堂”淩駕天下，特別用於上海的抗疫。

中國人骨子裏有“天人合一”，混沌一氣的原始思維和巫術，這集體無意識天然地被大一統政治統攝，進而主導了亞細亞生產方式，在古代，它有利於治理水患、開挖運河、修建長城、建造皇宮等大型項目。在當今，有利於以舉國之力操辦上海防控。在思想意識高度，可以塑造全民的遵命、服從、聽話，即奴性，這恰是習近平的“不忘使命”：“凝聚全民抗疫的強大共識”。

在大一統政治如火如荼的文革期間，誇張而高調的道義目的論籠罩住中國大地上的各項各業，如有“農業以糧為綱、工業以鋼為綱。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於是到處呈現“一刀切”現象，凡是與“綱”不合之事，全得讓步，退避。

今天上海的抗疫正是一刀切做法：為了抗疫的宏偉大業，其他事情全都算不得“事情”，那怕是危機人生命的要事。再如，“同層密接隔離政策”，一人得陽整樓隔離，幾人得陽整區封閉。搞得：簡單直接粗暴，次生災害不斷，雞飛狗跳，人心惶惶。

 

• 外儒內法，臉麵爭光

 

習近平頗想搞《厲害了，我的國》，可看出習的“初心”中有“大秦”情愫，但不唯此。習熟知亡秦之故，暴秦之害，了解《過秦論》，於是就看重《荀子》思想，希望借鑒儒家思想補救暴秦之偏，但這隻是延續了曆史上慣行的“外儒內法”傳統，毫無創意。

以現代人的目光審視，法家思想並非全都是負麵的，糟糕的。譬如，法家的政治思想有“緣法而治”、“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法不阿貴，繩不撓曲”、“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等——貫徹一條法治平等的路線。

秦之後曆代皇朝，形成傳統的官方和上層社會的意識形態是儒家思想，儒家在治國綱要上對法家進行修正，改變其嚴刑律法、冷酷無情、對人性的踐踏，而用溫情脈脈的道德麵紗來遮蓋人心自私之惡。然而儒家的溫情脈脈卻是斷然排斥法家的平等觀，十分講究等級秩序的排位：“尊尊、親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樣導致另一種人性醜惡的釋放。

無論是法家抑或儒家，都嚴重匱乏精神超越性，使得中國人滑落到小人德性的急切功利性，熱衷於超近距離的貼身肉搏，這突出表現為儒家的“麵子文化”，即等級競爭。

今天，習近平把上海抗疫重重地押寶在他的麵子上：看吧，環顧世界，唯有我習某才能夠做到新冠病毒“清零”，豐功偉業啊；溥天之下，皆我臣屬；溥天之下，盡表忠心！

開啟小人心境：這就是習近平的“初心、使命”不可告人的真正用意所在！清零政策來自權力最高層，而下層執行者在習某巫祝之辭誘導下，層層加碼，步步緊逼，使防疫措施變得越來越嚴苛，越來越不通人情，越來越背離常識，卻迎來了中國式“麵子”大豐收！    

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今天，活躍在上海街頭的“大白”誌願者，大多來自社會底層，他們深知等級社會的底層生活之艱辛、悲愴、卑賤、滄桑，受欺受壓，吃苦甚多，在心坎中積滿了多多的怨恨，為此張公百忍，隻是期盼著猴年馬月有個身份升遷，從此羊與狼的位置對調，角色得以變換，從此終於有了發泄的口子和對象，就如二十年媳婦熬成婆婆那樣。今天好機會來了，讓底層誌願者們身披白大褂，臂佩紅袖章，頓時獲得了權力，身價躥升！於是人們就見到了大白們在上海街頭的變本加厲，肆無忌憚。

更是有不少大白門來自外省市的農村地區，他們往往有著毛澤東情結，相信毛澤東的詛咒語“農村包圍城市”，內心對待上海，這個以魔都著稱的城市有著較深的嫉恨，於是今天找到了發泄口子，爭當“南京路上好八連”，侮辱上海人一番，五十步笑百步，好不痛快啊！

上海本地市民，生存在全民抗疫的如此高壓境遇，顯得勢單力孤，不得不進行一場忍耐之心的大考驗。雖說是有海派氣質，但是多年來在習氏毛左政治侵染下，上海人漸漸變得麻木起來，中國傳統習性在增強，一個“忍”字當頭，懂得“看三勢”，學會“拎得清”，不做“填刀頭”，好漢不吃眼前虧，識時務者為俊傑，好死不如賴活著——與內地的庸眾一樣，都是媳婦受熬的心態——如此則喪失了做人的真誠性和崇高性。

 

                                                    施衛江

寫於 美國紐約

2022年5月26日上海抗疫為何如此狂暴？

 

最近，上海人民沉浸在“靜態管理、動態清零”的極度悲憤中，二個月來的抗疫，上海居民要麽封閉在家裏，要麽隔離在方艙，要麽入住醫院，最慘的是一些外地來滬的農民工、送貨員和運輸汽車司機，隻得睡眠在大街上、橋孔下、卡車裏，還不得行走出受封圍欄，還得不到足夠食物。不管呆在城市哪個角落，是富人或窮人，是教授還是乞丐，人人自危，生活無序，商店關門，藥品斷供，生存所需的基本食品、日用品都要靠手機上操作去“搶”，凡是不會手機操作就隻能等死，非新冠病毒引起的疾病都不算是“病”，假如某個病人不能出示有效核酸測試陰性證明，病人均得不到及時救治，更惡劣的措施是，要裝配鐵網在管控區的每一棟民宅樓的大門口，予以嚴加防範管製，防市民如防盜賊！“大白”警察容許隨意闖進市民家中搞“執法”，市民蒙受盡多的不幸和災難可就是不容許公開自由發聲喊冤！

嗚呼！號稱“國家主人”的上海市民，本是代表中國最具先進生產力的一族群體，理應充分釋放出上海市民的聰明才幹去搞建設，然而在黨中央的“清零”政策強製下，海派靈性竟然大肆遭受踐踏，人格尊嚴被貶至不及囚徒的卑下，被準許的行動自由還不如圈養的禽畜。哀哉！上海市民的生存境況是多麽孤苦伶仃無助，上海市民的精神抑鬱是何等淒淒慘慘戚戚。

由中央政府主導的抗疫“清零”，為什麽要對上海人民動用如此的粗暴、野蠻、獸性、瘋狂？這在西方自由世界看來，簡直太不可思議了！根源究竟是什麽呢？

 

（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發生在上海的抗疫狂暴當然不是海派文化傳承的特質，而是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親自部署指揮、密集指示批示”來進行，這位總書記宣稱：“我們的防控方針是由黨的性質和宗旨決定的”，“從黨的性質宗旨認識疫情防控方針”，當然不是飛來之石，而是經有悠久曆史的中國傳統孵化而成，它僵硬地主宰著當今中國政治的一切。欲懂得這場清零抗疫的真實意圖，須深入了解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須了解中國的民風民俗，尤其是陝北地區。

近年來，習近平嫻熟地運用他的政治手腕使大權獨攬，業已形成“九鼎之尊”局麵，且有越演越烈之勢，在其統治下的社會官僚機器不斷強化威權形式，這使得後者形式的高度威權化又促進了前者的獨裁，而前者專斷橫行又反哺後者，兩者互為反饋，攜手共進，就此全民奴性且增強不少——此即如德國學者齊美爾所講的社會學中“相互作用”的形式，對於這種“形式”的具體表達，深得魯迅精神之魂的北京大學中文係教授錢理群曾經論述道：“在一個專製統治下價值封閉的體係內，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是處在同一個價值點上的交流與反饋”（大意如此）。

可想而知，當今中國的政治形態正是走在全麵複辟傳統封建腐朽製度的路上。專製政治乃乾綱獨斷、定於一尊，且說今日中國之專製暴虐，極大地來自最高統治者的德性，習近平妄圖複辟文革，大開曆史倒車，朝思暮想他的皇帝迷夢，再造新時代的秦始皇、毛澤東。

    由此，習近平打造的強專製主義為他的暴政鋪設了平坦大道，布置於“全國一盤棋”格局下，海派上海市民深深感受到文革高潮時的毛式家天下：朕即真理，朕即國家。今天，統帥一聲令，三軍風雷動，酷政促奴性，令箭催遵命，從廟堂衙門，抵基層庸眾，政令一路暢行，貫徹無阻。

以習近平的“家天下”框架來看，上海的抗疫特別需要展示“中國共產黨所具有的無比堅強的領導力，是風雨來襲時中國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要展示中共統治下的製度“優越性”和“合法性”，更確切地說，還需要充分展示習近平總書記的“英明、偉大”形象，為他的正式“登基”皇座打基礎。構建如此之宏大敘事，習家中央政府定義了新冠病毒的抗疫是一場“人民戰爭”，全黨全民統一步調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部署”來進行的，這位總書記一再強調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堅持動態清零總方針不猶豫不動搖”，“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要把抗疫當作“為人民服務”。

以現代性的倫理學來論述，“人民”是個宏大敘事，是形而上之“大魅”，在以“人民”的名義大肆鼓噪、渲染之下，若開啟“幽暗之門”，可以發現，這隻是一塊“超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的招牌，其投射出的真實價值意向往往是希冀反饋回報給投射者自己，即小人心眼、小人心境的“自我、本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乃罪惡之淵藪，其鄙陋卑下、猥瑣不堪！

魯迅先生早就發現，中國的儒家典籍中充滿了“仁者愛人”之語，但是魯迅卻揭穿了其“瞞和騙”，其實質就是“以理殺人”！

今天的上海，把“人民”當作“綱領”來處置具體的全民抗疫，就意味著其餘事情全得靠邊讓路，抗疫以外的事情全都隻是與個人利益掛鉤而已，都是掛靠不上“人民”這個宏偉大宗旨，“人民”這個抽象綱領既然被強化得如此之高大上、偉光正，乃綱舉目張，和尚打傘，為所欲為、不擇手段！

 

（二）“不忘初心，牢記使命”

 

“初心”是習近平執政時代十分時髦的政治詞匯，既然被張揚得如此之“時髦”，它必定隱含有欺騙性！它試圖讓人民感受習的“青春故事”，聆聽他的“梁家河插隊的經曆”，規訓人民的情操，是一項典型的“洗腦工程”。

眾所周知，習近平在福建、浙江和上海三地工作過，已經獲得相當多的東南沿海地區工作的經驗，這些地區比起北方內地來具有相對較高的改革開放性，經濟結構大多是外向型，經濟水平也相應較高，治理較為先進。按照常規思路，要想當上一個大國有作為的主政者，其精神領域的價值觀訴求，本來應該引導國民走上現代化之路，深化改革，大大發揚沿海地區的先進經驗和業績成就，使融合到全球化的經濟圈中，學習西方發達的市場經濟和人文精神，求得國家發展踏上新台階。然而習近平卻不張揚他在沿海地區的經曆，反而大大弘揚在北方落後農村的生活感受、工作經曆——這就值得正義的人們去警惕和深思了。

與毛澤東一樣，習近平自身的秉性就是十分的“土”，在漢語網絡上，不滿的網民將習近平蔑稱為“包子”，意思有“土氣”之意，也就是傳統、愚昧、落後的代名詞。這與《論語》：“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意思相近，懷土就是戀土而安逸，營造個人小天地，即小人德性。我們來看看習近平是如何的“初心”？

“初心”在心理學上可稱為“原型”（榮格：archetypes），習的“原型”有“戀土情結”，顯然相悖於東南沿海地區的現代性精神品質，而在於他不斷吹噓的“土”字而凸出，即“農民情結、三農情懷”，習常稱：“我也是從農村出來的”，“我們這一代人也有這個情結，一定要把我們的老百姓，特別是我們的農民扶一把。”聽聽他的念念有詞“不忘初心”，從“習近平總書記從小就有農村情結”，可推斷習之“戀土”有小人之心：

1.  陝北延安梁家河，習近平插隊在此，據說練就了一套“大學問”，那真是了不得啊！
2. “老家富平曾在習近平迷惘彷徨時給予他溫暖”，陝西省富平縣臨近於曆史上京兆地區，這裏曾經是大一統帝國的中央權力地帶，即有秦、漢、隋、唐四朝大帝國定都於鹹陽、長安，這一家鄉情懷深深地烙印到習近平的人格秉性，使得習內心期盼著大一統政治。
3. 習近平時時要造訪河北省西柏坡，該地是毛派紅色經典的精神發源地，價值連城，非常值得習去流連忘返，就此習想要“弘揚西柏坡精神”。
4. 河北省正定縣，習年輕時候曾工作在此，當時是“農業學大寨”的先進樣板縣，是毛澤東樹立起來的一麵旗幟，同樣是紅色經典，值得去大力追捧，流芳百世。

    作為一個農業人口眾多的大國，農業生產當然需要去關心，農民的利益也當然需要去關心，任何一個具有現代化常識的人，必定知道：農民生活的大幅度改善，必須是由農業現代化來帶動，而農業現代化必須是由工業現代化來帶動，而工業現代化必須是由科技、經濟和製度等的各項現代化來帶動，需要重視精神文明的力量，也就是人的主體性自由的大發揚。然而中國的習某卻是完全的反其道而行之：要論價值觀的定位？什麽的工業、科技、文教、經濟、金融、製度、法治等等的重要發展項目全都擱置在邊上，就是因為這些不含有“初心”，從而全都被當做不重要的思想議題來處理，眼下最最要緊的事情是定位在“農民情結”、“黃土情結”之上：“不忘初心，牢記使命”——老是要把目光盯住在最最落後地區的農民生存價值觀上——這是怎麽樣的心態？怎麽樣的鬼魅心思啊？

人都是有個性的，共產黨執政也如此。理解了習近平的執政個性是那麽的“土裏土氣”，於是懂得：上海抗疫就是充滿習包子特色之土：“鞋子合不合腳，自己穿著才知道。”——紅色經典，土法上馬！   

 

•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方山水有一方風情

 

 共產黨信仰“辯證唯物主義”，其教條說：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確，特定的社會曆史地理環境可以塑造特定的精神氣質。成語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南橘北枳。按辯證法精神，反之亦然，如：彩蝶戀鮮花，蒼蠅叮臭肉；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智者樂水，仁者樂山。說到中國人的“土”，尚有各個地方的各個民風民俗民情，還可細分。

德國學者馬克斯·舍勒的行為學理論認為，能感悟到生活世界的價值和價值秩序的感情是成為行為意欲最深層的基礎部分，而這種感情決定著行為意欲的努力方向。但是舍勒又認為，不能把在一個時代和民族中流行或支配人們價值偏愛的評價係統所具有的“倫理結構”等同於作為價值優先法則的價值本身的客觀秩序。

今天，與西方自由世界一樣，強人習近平也是十分講究“顏色革命”，他將自身個性“土氣”的顏色欽定為中國的“政治正確”，即標準的意識形態，充分施展在上海地方的抗議之中，真實意圖是：以習氏“土氣”淹沒上海“海派”！

那麽究竟怎麽樣評介習包子“土氣”？

第一，純真“紅色基因”，眾所周知，習近平是在紅朝中國、紅色地域、紅色家庭、紅色時代、紅色圈子裏混出來的紅色土特產，紅色元素特濃，大紅特紅超紅。

現代中國有二大文明係統：黃色和藍色。

黃色是內陸型，具有內向封閉性質，其主要的分布地域是在北方的黃土質平原和高原上，其價值資源隻由落後的本土文明來提供（電視劇《河殤》的觀點）。

紅色文明是外來的馬列寧主義與中國本土的黃色文明相結合的產物，被綜合成“毛澤東思想路線”，具有革命的實踐性，但是主要根基還是黃色文明。

    藍色是海洋型，外向開放性質，最初地域分布在東南沿海一帶，隨之改革開放的深化，逐漸擴展至中國的大南方，它是本土文明與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結合的產物。

今天的國情是，北方黃土文明區域經濟全麵落後、蕭條，而南方藍色文明區域市場經濟發展良好，經濟指標高漲。如此經濟地理格局意味著中共統治機器的精神資源麵臨危機，這讓習近平深深不安，習某感受到來自於藍色文明對於紅色政權的威脅：資產階級市民的個體性、獨立性和自由意識在增長，他們不會如黃土地上農民幹活那樣的聽話、遵命和馴服。

遙想1949年3月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正式提出定都北平市的決議，當時的國情正如毛澤東所講：“蔣介石的國都在南京，他的基礎是江浙資本家。我們要把國都建在北平，我們也要在北平找到我們的基礎，這就是工人階級和廣大的勞動群眾。”這講話顯示了：南京的城市精神是藍色，而北平市則是黃色，紅色政權的根基需要由黃色文明來支撐、扶助，才會獲得穩定、可靠。

從前，毛澤東必定熟知曆史典故：“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對藍色文明懷有恐懼：“港台一帶，饕蚊尚多，西方世界，饕蚊成陣。”因此對待曾經位置楚地、而後深藍色的申城上海，毛澤東作指示：要采取“農村包圍城市”戰略。為此，上海外灘海關鍾樓上的大鍾報時，要以深黃色的陝北民歌樂調《東方紅》來進行，使之標誌為城市“主旋律”。要發揚“好八連”榮光，讓他們來到魔都南京路上當“哨兵”，以鎮住充滿資產階級邪念的“霓虹燈”，要加強“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全麵專政”，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今天，習近平憂心忡忡：紅色文明賴以存在基礎的黃色文明正日益蛻化墮落！為此決心拯救，在上海執行“靜態管理、動態清零”，實為一場魔鬼訓練，以鞏固紅色政權的！

 

• 粗人的痞氣，流寇的匪氣

 

紅朝中國首長級高幹的紅二代、紅三代多的是，譬如有劉少奇的兒子，陳雲兒子，鄧小平的兒女，胡耀邦的兒子，葉劍英、江澤民的數個兒女等等，在這一群體裏相比較，習包子就是顯得很“土氣”，這是為什麽呢？

這就是習近平第二個“土”：痞氣+匪氣，這是黃色文明外圍地帶“邊區”之“土氣”。

習近平讀書差勁是知曉的，然而這在首長級的紅後代中較為少見，盡管習近平時常吹噓讀書很多，還煞有介事地列出一長串讀書單來，頗有“此地無銀三百兩”之意。由於不願讀書、讀不進書，習的頭腦難以裝備積聚人類優秀文明的知識。蘇格拉底雲“知識即美德”，其否命題亦同樣成立。現代學者的認識更為精確，知識與美德之間的正向關聯性是需要建立在高概率基礎上，較有科學的合理性。毛澤東閱讀中國古典經書甚多，但也是痞氣+匪氣很濃厚，毛澤東特別讚賞二位流氓痞子皇帝：劉邦和朱元璋，毛把糟粕當作了精粹。

拉馬克的“用進廢退”可以較好解釋，讀書不好的習近平，喜好炫耀他的四肢發達：“我那個時候扛200斤麥子，十裏山路不換肩。”習對頭腦簡單事項：“新時期上山下鄉工程”、“好兒女誌在四方，有誌者奮鬥無悔”，頗有興趣和熱度，可見一斑。習近平坦承其念茲在茲“農民情結”，可以推斷出他的氣質和秉性，天然地與知識性匱缺的泥腿子、四肢發達者、粗布短衫者融通起來，對待海派氣質的上海人就不會有好感，可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

要深入了解習近平的所作所為，需要了解他的個性和風格，需要了解養育習某其秉性、氣質的地方，考察那裏的風土人情。習近平念念不忘他的“初心”之地，就是年輕時候插隊落戶的革命聖地延安，那裏是紅色大本營，更是“紅太陽升起的地方”。對於習近平來說，陝北延安就是他的紅色乳娘，思想養育之地，“作為一個人民公仆，陝北高原是我的根，因為這裏培養出我不變的信念：要為人民做實事！無論我走到哪裏，永遠都是黃土地的兒子。”習近平回憶說，插隊在梁家河，他“看到了人民群眾的根本，真正理解了老百姓”，“我幾乎從來沒哭過，印象較深的兩次哭都是在陝北。”情深誼長啊！

延安市，坐落在陝西省北部，是遊牧文明與農耕文明交融的邊區地帶，漢民族農民世世代代居住此地的曆史中，頻頻遭受多個遊牧民族和部落的相互殺戮、掠奪和洗劫，身處如此蠻族生態的劫掠，釀造出戎狄民風：痞氣+匪氣，漸漸墮落之，本地農耕地上又孵化出次生代的漢族大盜和流寇，如：王嘉胤、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董福祥等等。

大清皇朝晚期，西方殖民主義勢力進入中國東部沿海，紛紛建立起西方式的先進藍色文明，從此經濟格局和重心轉移，地處西北的陝西省經濟文化大幅衰弱，秦風不再，此衰彼漲，當地土匪、土豪卻猖狂起來，到了民國時期，整個陝北地區的匪患尤其嚴重，那時候國民政府的管控力無法抵達陝北，但這恰好為共產黨武裝力量製造出福音來，留給了共軍以極佳的撒野契機和匪盜空間。臭味相投便稱知己，當毛澤東掛帥的大股共軍（紅軍）萬裏迢迢流竄作案來到陝北時候，如魚得水般找準了自己的落腳地，建立起蘇區。

民諺：窮山惡水出刁民，粗茶淡飯無孑遺。肉腐生蛆，蛆熟產蠅；土劣孵匪，匪頑升寇。流寇是土匪發展的頂峰，流寇之所以十分殘暴凶狠毒辣無恥，那是因為流寇作案多是流竄在異地他鄉：1）幾乎碰不上熟人，於是缺乏道德約束；2）罪案的對象都是與己血緣疏遠，於是下得了狠手；3）流竄作案中不容易被抓捕，於是缺乏法律製裁的威懾感。

民國時期的學者傅斯年，曾經把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美國學者餘英時把毛澤東在山上鬧革命歸類為土匪行徑，中共政府體製內走出來的學者阮銘也將當年盤踞在井岡山和延安，建立蘇區的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具體的匪徒而言尚有匪氣強弱的區分，中共領袖中毛澤東、習近平之流痞氣、匪氣特濃，雖然直接將他們比作為流寇尚不恰當，然則深入去思考精神性的高層次本質，就會發現確有近似之處，如操守低劣，隻顧眼前的歡樂和榮耀，不思長治久安的方針、政策和治理，即不具可持續性發展，缺乏人性，不擇手段，不顧人民死活，更扯淡有什麽超越情懷、尋求來世的永生。

上海執行抗疫大行動，是習某心理投射：“習近平總書記親自部署、親自指揮”，乃“初心不改”，大大地用上“梁家河大學問”，卻是來真的：痞氣加匪氣，勁兒十足！

 

• 秦始皇→毛澤東→習近平

 

這三者思想有著較大的傳承性。中共的建黨、建國都是繼承了中國傳統“外儒內法”的一套專製主義本色，馬克思主義成分並不多，如“緊密團結在以某某某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就是中共執政文化的萬能公式，其“春秋大義”足令執政者癡迷不已。

中國政治延續了千年的專製主義，其要數秦始皇的大一統治理格局最具開創、暴虐和傳承，其遺產深深地烙印在中華民族的政治文化基因上。《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今皇帝並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傳承至後世，中共統治者毛澤東、習近平極為崇拜、讚賞，毛澤東自稱：“馬克思加秦始皇”，自比“秦皇、漢武”。習近平是粗人，缺文秀，但配有禦用導演張藝謀來代言，原籍秦地的張藝謀以其電影作品的大氣磅礴著稱，如《英雄》、《大秦賦》、《大秦帝國》等頗有氣勢恢宏，詠古頌今，頌揚獨裁，乃深合主子旨意。

籍貫秦地的習近平似乎比毛澤東更領悟大秦遺風，他也有著構建大一統政治的強烈欲求，冒進浮誇，圖大貪功，舉凡黨、政、軍、財、經、文、教、農、工、商等各界各行，都得讓習來獨攬一身、定於一尊，還妄想對外擴張，天下一統。毛時代流行詞：“全國一盤棋”，如今又翻舊出新而熱炒，以“一言堂”淩駕天下，特別用於上海的抗疫。

中國人骨子裏有“天人合一”，混沌一氣的原始思維和巫術，這集體無意識天然地被大一統政治統攝，進而主導了亞細亞生產方式，在古代，它有利於治理水患、開挖運河、修建長城、建造皇宮等大型項目。在當今，有利於以舉國之力操辦上海防控。在思想意識高度，可以塑造全民的遵命、服從、聽話，即奴性，這恰是習近平的“不忘使命”：“凝聚全民抗疫的強大共識”。

在大一統政治如火如荼的文革期間，誇張而高調的道義目的論籠罩住中國大地上的各項各業，如有“農業以糧為綱、工業以鋼為綱。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於是到處呈現“一刀切”現象，凡是與“綱”不合之事，全得讓步，退避。

今天上海的抗疫正是一刀切做法：為了抗疫的宏偉大業，其他事情全都算不得“事情”，那怕是危機人生命的要事。再如，“同層密接隔離政策”，一人得陽整樓隔離，幾人得陽整區封閉。搞得：簡單直接粗暴，次生災害不斷，雞飛狗跳，人心惶惶。

 

• 外儒內法，臉麵爭光

 

習近平頗想搞《厲害了，我的國》，可看出習的“初心”中有“大秦”情愫，但不唯此。習熟知亡秦之故，暴秦之害，了解《過秦論》，於是就看重《荀子》思想，希望借鑒儒家思想補救暴秦之偏，但這隻是延續了曆史上慣行的“外儒內法”傳統，毫無創意。

以現代人的目光審視，法家思想並非全都是負麵的，糟糕的。譬如，法家的政治思想有“緣法而治”、“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法不阿貴，繩不撓曲”、“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等——貫徹一條法治平等的路線。

秦之後曆代皇朝，形成傳統的官方和上層社會的意識形態是儒家思想，儒家在治國綱要上對法家進行修正，改變其嚴刑律法、冷酷無情、對人性的踐踏，而用溫情脈脈的道德麵紗來遮蓋人心自私之惡。然而儒家的溫情脈脈卻是斷然排斥法家的平等觀，十分講究等級秩序的排位：“尊尊、親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樣導致另一種人性醜惡的釋放。

無論是法家抑或儒家，都嚴重匱乏精神超越性，使得中國人滑落到小人德性的急切功利性，熱衷於超近距離的貼身肉搏，這突出表現為儒家的“麵子文化”，即等級競爭。

今天，習近平把上海抗疫重重地押寶在他的麵子上：看吧，環顧世界，唯有我習某才能夠做到新冠病毒“清零”，豐功偉業啊；溥天之下，皆我臣屬；溥天之下，盡表忠心！

開啟小人心境：這就是習近平的“初心、使命”不可告人的真正用意所在！清零政策來自權力最高層，而下層執行者在習某巫祝之辭誘導下，層層加碼，步步緊逼，使防疫措施變得越來越嚴苛，越來越不通人情，越來越背離常識，卻迎來了中國式“麵子”大豐收！    

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今天，活躍在上海街頭的“大白”誌願者，大多來自社會底層，他們深知等級社會的底層生活之艱辛、悲愴、卑賤、滄桑，受欺受壓，吃苦甚多，在心坎中積滿了多多的怨恨，為此張公百忍，隻是期盼著猴年馬月有個身份升遷，從此羊與狼的位置對調，角色得以變換，從此終於有了發泄的口子和對象，就如二十年媳婦熬成婆婆那樣。今天好機會來了，讓底層誌願者們身披白大褂，臂佩紅袖章，頓時獲得了權力，身價躥升！於是人們就見到了大白們在上海街頭的變本加厲，肆無忌憚。

更是有不少大白門來自外省市的農村地區，他們往往有著毛澤東情結，相信毛澤東的詛咒語“農村包圍城市”，內心對待上海，這個以魔都著稱的城市有著較深的嫉恨，於是今天找到了發泄口子，爭當“南京路上好八連”，侮辱上海人一番，五十步笑百步，好不痛快啊！

上海本地市民，生存在全民抗疫的如此高壓境遇，顯得勢單力孤，不得不進行一場忍耐之心的大考驗。雖說是有海派氣質，但是多年來在習氏毛左政治侵染下，上海人漸漸變得麻木起來，中國傳統習性在增強，一個“忍”字當頭，懂得“看三勢”，學會“拎得清”，不做“填刀頭”，好漢不吃眼前虧，識時務者為俊傑，好死不如賴活著——與內地的庸眾一樣，都是媳婦受熬的心態——如此則喪失了做人的真誠性和崇高性。

 

                                                    施衛江

寫於 美國紐約

2022年5月26日上海抗疫為何如此狂暴？

 

最近，上海人民沉浸在“靜態管理、動態清零”的極度悲憤中，二個月來的抗疫，上海居民要麽封閉在家裏，要麽隔離在方艙，要麽入住醫院，最慘的是一些外地來滬的農民工、送貨員和運輸汽車司機，隻得睡眠在大街上、橋孔下、卡車裏，還不得行走出受封圍欄，還得不到足夠食物。不管呆在城市哪個角落，是富人或窮人，是教授還是乞丐，人人自危，生活無序，商店關門，藥品斷供，生存所需的基本食品、日用品都要靠手機上操作去“搶”，凡是不會手機操作就隻能等死，非新冠病毒引起的疾病都不算是“病”，假如某個病人不能出示有效核酸測試陰性證明，病人均得不到及時救治，更惡劣的措施是，要裝配鐵網在管控區的每一棟民宅樓的大門口，予以嚴加防範管製，防市民如防盜賊！“大白”警察容許隨意闖進市民家中搞“執法”，市民蒙受盡多的不幸和災難可就是不容許公開自由發聲喊冤！

嗚呼！號稱“國家主人”的上海市民，本是代表中國最具先進生產力的一族群體，理應充分釋放出上海市民的聰明才幹去搞建設，然而在黨中央的“清零”政策強製下，海派靈性竟然大肆遭受踐踏，人格尊嚴被貶至不及囚徒的卑下，被準許的行動自由還不如圈養的禽畜。哀哉！上海市民的生存境況是多麽孤苦伶仃無助，上海市民的精神抑鬱是何等淒淒慘慘戚戚。

由中央政府主導的抗疫“清零”，為什麽要對上海人民動用如此的粗暴、野蠻、獸性、瘋狂？這在西方自由世界看來，簡直太不可思議了！根源究竟是什麽呢？

 

（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發生在上海的抗疫狂暴當然不是海派文化傳承的特質，而是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親自部署指揮、密集指示批示”來進行，這位總書記宣稱：“我們的防控方針是由黨的性質和宗旨決定的”，“從黨的性質宗旨認識疫情防控方針”，當然不是飛來之石，而是經有悠久曆史的中國傳統孵化而成，它僵硬地主宰著當今中國政治的一切。欲懂得這場清零抗疫的真實意圖，須深入了解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須了解中國的民風民俗，尤其是陝北地區。

近年來，習近平嫻熟地運用他的政治手腕使大權獨攬，業已形成“九鼎之尊”局麵，且有越演越烈之勢，在其統治下的社會官僚機器不斷強化威權形式，這使得後者形式的高度威權化又促進了前者的獨裁，而前者專斷橫行又反哺後者，兩者互為反饋，攜手共進，就此全民奴性且增強不少——此即如德國學者齊美爾所講的社會學中“相互作用”的形式，對於這種“形式”的具體表達，深得魯迅精神之魂的北京大學中文係教授錢理群曾經論述道：“在一個專製統治下價值封閉的體係內，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是處在同一個價值點上的交流與反饋”（大意如此）。

可想而知，當今中國的政治形態正是走在全麵複辟傳統封建腐朽製度的路上。專製政治乃乾綱獨斷、定於一尊，且說今日中國之專製暴虐，極大地來自最高統治者的德性，習近平妄圖複辟文革，大開曆史倒車，朝思暮想他的皇帝迷夢，再造新時代的秦始皇、毛澤東。

    由此，習近平打造的強專製主義為他的暴政鋪設了平坦大道，布置於“全國一盤棋”格局下，海派上海市民深深感受到文革高潮時的毛式家天下：朕即真理，朕即國家。今天，統帥一聲令，三軍風雷動，酷政促奴性，令箭催遵命，從廟堂衙門，抵基層庸眾，政令一路暢行，貫徹無阻。

以習近平的“家天下”框架來看，上海的抗疫特別需要展示“中國共產黨所具有的無比堅強的領導力，是風雨來襲時中國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要展示中共統治下的製度“優越性”和“合法性”，更確切地說，還需要充分展示習近平總書記的“英明、偉大”形象，為他的正式“登基”皇座打基礎。構建如此之宏大敘事，習家中央政府定義了新冠病毒的抗疫是一場“人民戰爭”，全黨全民統一步調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部署”來進行的，這位總書記一再強調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堅持動態清零總方針不猶豫不動搖”，“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要把抗疫當作“為人民服務”。

以現代性的倫理學來論述，“人民”是個宏大敘事，是形而上之“大魅”，在以“人民”的名義大肆鼓噪、渲染之下，若開啟“幽暗之門”，可以發現，這隻是一塊“超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的招牌，其投射出的真實價值意向往往是希冀反饋回報給投射者自己，即小人心眼、小人心境的“自我、本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乃罪惡之淵藪，其鄙陋卑下、猥瑣不堪！

魯迅先生早就發現，中國的儒家典籍中充滿了“仁者愛人”之語，但是魯迅卻揭穿了其“瞞和騙”，其實質就是“以理殺人”！

今天的上海，把“人民”當作“綱領”來處置具體的全民抗疫，就意味著其餘事情全得靠邊讓路，抗疫以外的事情全都隻是與個人利益掛鉤而已，都是掛靠不上“人民”這個宏偉大宗旨，“人民”這個抽象綱領既然被強化得如此之高大上、偉光正，乃綱舉目張，和尚打傘，為所欲為、不擇手段！

 

（二）“不忘初心，牢記使命”

 

“初心”是習近平執政時代十分時髦的政治詞匯，既然被張揚得如此之“時髦”，它必定隱含有欺騙性！它試圖讓人民感受習的“青春故事”，聆聽他的“梁家河插隊的經曆”，規訓人民的情操，是一項典型的“洗腦工程”。

眾所周知，習近平在福建、浙江和上海三地工作過，已經獲得相當多的東南沿海地區工作的經驗，這些地區比起北方內地來具有相對較高的改革開放性，經濟結構大多是外向型，經濟水平也相應較高，治理較為先進。按照常規思路，要想當上一個大國有作為的主政者，其精神領域的價值觀訴求，本來應該引導國民走上現代化之路，深化改革，大大發揚沿海地區的先進經驗和業績成就，使融合到全球化的經濟圈中，學習西方發達的市場經濟和人文精神，求得國家發展踏上新台階。然而習近平卻不張揚他在沿海地區的經曆，反而大大弘揚在北方落後農村的生活感受、工作經曆——這就值得正義的人們去警惕和深思了。

與毛澤東一樣，習近平自身的秉性就是十分的“土”，在漢語網絡上，不滿的網民將習近平蔑稱為“包子”，意思有“土氣”之意，也就是傳統、愚昧、落後的代名詞。這與《論語》：“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意思相近，懷土就是戀土而安逸，營造個人小天地，即小人德性。我們來看看習近平是如何的“初心”？

“初心”在心理學上可稱為“原型”（榮格：archetypes），習的“原型”有“戀土情結”，顯然相悖於東南沿海地區的現代性精神品質，而在於他不斷吹噓的“土”字而凸出，即“農民情結、三農情懷”，習常稱：“我也是從農村出來的”，“我們這一代人也有這個情結，一定要把我們的老百姓，特別是我們的農民扶一把。”聽聽他的念念有詞“不忘初心”，從“習近平總書記從小就有農村情結”，可推斷習之“戀土”有小人之心：

1.  陝北延安梁家河，習近平插隊在此，據說練就了一套“大學問”，那真是了不得啊！
2. “老家富平曾在習近平迷惘彷徨時給予他溫暖”，陝西省富平縣臨近於曆史上京兆地區，這裏曾經是大一統帝國的中央權力地帶，即有秦、漢、隋、唐四朝大帝國定都於鹹陽、長安，這一家鄉情懷深深地烙印到習近平的人格秉性，使得習內心期盼著大一統政治。
3. 習近平時時要造訪河北省西柏坡，該地是毛派紅色經典的精神發源地，價值連城，非常值得習去流連忘返，就此習想要“弘揚西柏坡精神”。
4. 河北省正定縣，習年輕時候曾工作在此，當時是“農業學大寨”的先進樣板縣，是毛澤東樹立起來的一麵旗幟，同樣是紅色經典，值得去大力追捧，流芳百世。

    作為一個農業人口眾多的大國，農業生產當然需要去關心，農民的利益也當然需要去關心，任何一個具有現代化常識的人，必定知道：農民生活的大幅度改善，必須是由農業現代化來帶動，而農業現代化必須是由工業現代化來帶動，而工業現代化必須是由科技、經濟和製度等的各項現代化來帶動，需要重視精神文明的力量，也就是人的主體性自由的大發揚。然而中國的習某卻是完全的反其道而行之：要論價值觀的定位？什麽的工業、科技、文教、經濟、金融、製度、法治等等的重要發展項目全都擱置在邊上，就是因為這些不含有“初心”，從而全都被當做不重要的思想議題來處理，眼下最最要緊的事情是定位在“農民情結”、“黃土情結”之上：“不忘初心，牢記使命”——老是要把目光盯住在最最落後地區的農民生存價值觀上——這是怎麽樣的心態？怎麽樣的鬼魅心思啊？

人都是有個性的，共產黨執政也如此。理解了習近平的執政個性是那麽的“土裏土氣”，於是懂得：上海抗疫就是充滿習包子特色之土：“鞋子合不合腳，自己穿著才知道。”——紅色經典，土法上馬！   

 

•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方山水有一方風情

 

 共產黨信仰“辯證唯物主義”，其教條說：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確，特定的社會曆史地理環境可以塑造特定的精神氣質。成語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南橘北枳。按辯證法精神，反之亦然，如：彩蝶戀鮮花，蒼蠅叮臭肉；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智者樂水，仁者樂山。說到中國人的“土”，尚有各個地方的各個民風民俗民情，還可細分。

德國學者馬克斯·舍勒的行為學理論認為，能感悟到生活世界的價值和價值秩序的感情是成為行為意欲最深層的基礎部分，而這種感情決定著行為意欲的努力方向。但是舍勒又認為，不能把在一個時代和民族中流行或支配人們價值偏愛的評價係統所具有的“倫理結構”等同於作為價值優先法則的價值本身的客觀秩序。

今天，與西方自由世界一樣，強人習近平也是十分講究“顏色革命”，他將自身個性“土氣”的顏色欽定為中國的“政治正確”，即標準的意識形態，充分施展在上海地方的抗議之中，真實意圖是：以習氏“土氣”淹沒上海“海派”！

那麽究竟怎麽樣評介習包子“土氣”？

第一，純真“紅色基因”，眾所周知，習近平是在紅朝中國、紅色地域、紅色家庭、紅色時代、紅色圈子裏混出來的紅色土特產，紅色元素特濃，大紅特紅超紅。

現代中國有二大文明係統：黃色和藍色。

黃色是內陸型，具有內向封閉性質，其主要的分布地域是在北方的黃土質平原和高原上，其價值資源隻由落後的本土文明來提供（電視劇《河殤》的觀點）。

紅色文明是外來的馬列寧主義與中國本土的黃色文明相結合的產物，被綜合成“毛澤東思想路線”，具有革命的實踐性，但是主要根基還是黃色文明。

    藍色是海洋型，外向開放性質，最初地域分布在東南沿海一帶，隨之改革開放的深化，逐漸擴展至中國的大南方，它是本土文明與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結合的產物。

今天的國情是，北方黃土文明區域經濟全麵落後、蕭條，而南方藍色文明區域市場經濟發展良好，經濟指標高漲。如此經濟地理格局意味著中共統治機器的精神資源麵臨危機，這讓習近平深深不安，習某感受到來自於藍色文明對於紅色政權的威脅：資產階級市民的個體性、獨立性和自由意識在增長，他們不會如黃土地上農民幹活那樣的聽話、遵命和馴服。

遙想1949年3月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正式提出定都北平市的決議，當時的國情正如毛澤東所講：“蔣介石的國都在南京，他的基礎是江浙資本家。我們要把國都建在北平，我們也要在北平找到我們的基礎，這就是工人階級和廣大的勞動群眾。”這講話顯示了：南京的城市精神是藍色，而北平市則是黃色，紅色政權的根基需要由黃色文明來支撐、扶助，才會獲得穩定、可靠。

從前，毛澤東必定熟知曆史典故：“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對藍色文明懷有恐懼：“港台一帶，饕蚊尚多，西方世界，饕蚊成陣。”因此對待曾經位置楚地、而後深藍色的申城上海，毛澤東作指示：要采取“農村包圍城市”戰略。為此，上海外灘海關鍾樓上的大鍾報時，要以深黃色的陝北民歌樂調《東方紅》來進行，使之標誌為城市“主旋律”。要發揚“好八連”榮光，讓他們來到魔都南京路上當“哨兵”，以鎮住充滿資產階級邪念的“霓虹燈”，要加強“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全麵專政”，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今天，習近平憂心忡忡：紅色文明賴以存在基礎的黃色文明正日益蛻化墮落！為此決心拯救，在上海執行“靜態管理、動態清零”，實為一場魔鬼訓練，以鞏固紅色政權的！

 

• 粗人的痞氣，流寇的匪氣

 

紅朝中國首長級高幹的紅二代、紅三代多的是，譬如有劉少奇的兒子，陳雲兒子，鄧小平的兒女，胡耀邦的兒子，葉劍英、江澤民的數個兒女等等，在這一群體裏相比較，習包子就是顯得很“土氣”，這是為什麽呢？

這就是習近平第二個“土”：痞氣+匪氣，這是黃色文明外圍地帶“邊區”之“土氣”。

習近平讀書差勁是知曉的，然而這在首長級的紅後代中較為少見，盡管習近平時常吹噓讀書很多，還煞有介事地列出一長串讀書單來，頗有“此地無銀三百兩”之意。由於不願讀書、讀不進書，習的頭腦難以裝備積聚人類優秀文明的知識。蘇格拉底雲“知識即美德”，其否命題亦同樣成立。現代學者的認識更為精確，知識與美德之間的正向關聯性是需要建立在高概率基礎上，較有科學的合理性。毛澤東閱讀中國古典經書甚多，但也是痞氣+匪氣很濃厚，毛澤東特別讚賞二位流氓痞子皇帝：劉邦和朱元璋，毛把糟粕當作了精粹。

拉馬克的“用進廢退”可以較好解釋，讀書不好的習近平，喜好炫耀他的四肢發達：“我那個時候扛200斤麥子，十裏山路不換肩。”習對頭腦簡單事項：“新時期上山下鄉工程”、“好兒女誌在四方，有誌者奮鬥無悔”，頗有興趣和熱度，可見一斑。習近平坦承其念茲在茲“農民情結”，可以推斷出他的氣質和秉性，天然地與知識性匱缺的泥腿子、四肢發達者、粗布短衫者融通起來，對待海派氣質的上海人就不會有好感，可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

要深入了解習近平的所作所為，需要了解他的個性和風格，需要了解養育習某其秉性、氣質的地方，考察那裏的風土人情。習近平念念不忘他的“初心”之地，就是年輕時候插隊落戶的革命聖地延安，那裏是紅色大本營，更是“紅太陽升起的地方”。對於習近平來說，陝北延安就是他的紅色乳娘，思想養育之地，“作為一個人民公仆，陝北高原是我的根，因為這裏培養出我不變的信念：要為人民做實事！無論我走到哪裏，永遠都是黃土地的兒子。”習近平回憶說，插隊在梁家河，他“看到了人民群眾的根本，真正理解了老百姓”，“我幾乎從來沒哭過，印象較深的兩次哭都是在陝北。”情深誼長啊！

延安市，坐落在陝西省北部，是遊牧文明與農耕文明交融的邊區地帶，漢民族農民世世代代居住此地的曆史中，頻頻遭受多個遊牧民族和部落的相互殺戮、掠奪和洗劫，身處如此蠻族生態的劫掠，釀造出戎狄民風：痞氣+匪氣，漸漸墮落之，本地農耕地上又孵化出次生代的漢族大盜和流寇，如：王嘉胤、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董福祥等等。

大清皇朝晚期，西方殖民主義勢力進入中國東部沿海，紛紛建立起西方式的先進藍色文明，從此經濟格局和重心轉移，地處西北的陝西省經濟文化大幅衰弱，秦風不再，此衰彼漲，當地土匪、土豪卻猖狂起來，到了民國時期，整個陝北地區的匪患尤其嚴重，那時候國民政府的管控力無法抵達陝北，但這恰好為共產黨武裝力量製造出福音來，留給了共軍以極佳的撒野契機和匪盜空間。臭味相投便稱知己，當毛澤東掛帥的大股共軍（紅軍）萬裏迢迢流竄作案來到陝北時候，如魚得水般找準了自己的落腳地，建立起蘇區。

民諺：窮山惡水出刁民，粗茶淡飯無孑遺。肉腐生蛆，蛆熟產蠅；土劣孵匪，匪頑升寇。流寇是土匪發展的頂峰，流寇之所以十分殘暴凶狠毒辣無恥，那是因為流寇作案多是流竄在異地他鄉：1）幾乎碰不上熟人，於是缺乏道德約束；2）罪案的對象都是與己血緣疏遠，於是下得了狠手；3）流竄作案中不容易被抓捕，於是缺乏法律製裁的威懾感。

民國時期的學者傅斯年，曾經把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美國學者餘英時把毛澤東在山上鬧革命歸類為土匪行徑，中共政府體製內走出來的學者阮銘也將當年盤踞在井岡山和延安，建立蘇區的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具體的匪徒而言尚有匪氣強弱的區分，中共領袖中毛澤東、習近平之流痞氣、匪氣特濃，雖然直接將他們比作為流寇尚不恰當，然則深入去思考精神性的高層次本質，就會發現確有近似之處，如操守低劣，隻顧眼前的歡樂和榮耀，不思長治久安的方針、政策和治理，即不具可持續性發展，缺乏人性，不擇手段，不顧人民死活，更扯淡有什麽超越情懷、尋求來世的永生。

上海執行抗疫大行動，是習某心理投射：“習近平總書記親自部署、親自指揮”，乃“初心不改”，大大地用上“梁家河大學問”，卻是來真的：痞氣加匪氣，勁兒十足！

 

• 秦始皇→毛澤東→習近平

 

這三者思想有著較大的傳承性。中共的建黨、建國都是繼承了中國傳統“外儒內法”的一套專製主義本色，馬克思主義成分並不多，如“緊密團結在以某某某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就是中共執政文化的萬能公式，其“春秋大義”足令執政者癡迷不已。

中國政治延續了千年的專製主義，其要數秦始皇的大一統治理格局最具開創、暴虐和傳承，其遺產深深地烙印在中華民族的政治文化基因上。《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今皇帝並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傳承至後世，中共統治者毛澤東、習近平極為崇拜、讚賞，毛澤東自稱：“馬克思加秦始皇”，自比“秦皇、漢武”。習近平是粗人，缺文秀，但配有禦用導演張藝謀來代言，原籍秦地的張藝謀以其電影作品的大氣磅礴著稱，如《英雄》、《大秦賦》、《大秦帝國》等頗有氣勢恢宏，詠古頌今，頌揚獨裁，乃深合主子旨意。

籍貫秦地的習近平似乎比毛澤東更領悟大秦遺風，他也有著構建大一統政治的強烈欲求，冒進浮誇，圖大貪功，舉凡黨、政、軍、財、經、文、教、農、工、商等各界各行，都得讓習來獨攬一身、定於一尊，還妄想對外擴張，天下一統。毛時代流行詞：“全國一盤棋”，如今又翻舊出新而熱炒，以“一言堂”淩駕天下，特別用於上海的抗疫。

中國人骨子裏有“天人合一”，混沌一氣的原始思維和巫術，這集體無意識天然地被大一統政治統攝，進而主導了亞細亞生產方式，在古代，它有利於治理水患、開挖運河、修建長城、建造皇宮等大型項目。在當今，有利於以舉國之力操辦上海防控。在思想意識高度，可以塑造全民的遵命、服從、聽話，即奴性，這恰是習近平的“不忘使命”：“凝聚全民抗疫的強大共識”。

在大一統政治如火如荼的文革期間，誇張而高調的道義目的論籠罩住中國大地上的各項各業，如有“農業以糧為綱、工業以鋼為綱。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於是到處呈現“一刀切”現象，凡是與“綱”不合之事，全得讓步，退避。

今天上海的抗疫正是一刀切做法：為了抗疫的宏偉大業，其他事情全都算不得“事情”，那怕是危機人生命的要事。再如，“同層密接隔離政策”，一人得陽整樓隔離，幾人得陽整區封閉。搞得：簡單直接粗暴，次生災害不斷，雞飛狗跳，人心惶惶。

 

• 外儒內法，臉麵爭光

 

習近平頗想搞《厲害了，我的國》，可看出習的“初心”中有“大秦”情愫，但不唯此。習熟知亡秦之故，暴秦之害，了解《過秦論》，於是就看重《荀子》思想，希望借鑒儒家思想補救暴秦之偏，但這隻是延續了曆史上慣行的“外儒內法”傳統，毫無創意。

以現代人的目光審視，法家思想並非全都是負麵的，糟糕的。譬如，法家的政治思想有“緣法而治”、“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法不阿貴，繩不撓曲”、“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等——貫徹一條法治平等的路線。

秦之後曆代皇朝，形成傳統的官方和上層社會的意識形態是儒家思想，儒家在治國綱要上對法家進行修正，改變其嚴刑律法、冷酷無情、對人性的踐踏，而用溫情脈脈的道德麵紗來遮蓋人心自私之惡。然而儒家的溫情脈脈卻是斷然排斥法家的平等觀，十分講究等級秩序的排位：“尊尊、親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樣導致另一種人性醜惡的釋放。

無論是法家抑或儒家，都嚴重匱乏精神超越性，使得中國人滑落到小人德性的急切功利性，熱衷於超近距離的貼身肉搏，這突出表現為儒家的“麵子文化”，即等級競爭。

今天，習近平把上海抗疫重重地押寶在他的麵子上：看吧，環顧世界，唯有我習某才能夠做到新冠病毒“清零”，豐功偉業啊；溥天之下，皆我臣屬；溥天之下，盡表忠心！

開啟小人心境：這就是習近平的“初心、使命”不可告人的真正用意所在！清零政策來自權力最高層，而下層執行者在習某巫祝之辭誘導下，層層加碼，步步緊逼，使防疫措施變得越來越嚴苛，越來越不通人情，越來越背離常識，卻迎來了中國式“麵子”大豐收！    

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今天，活躍在上海街頭的“大白”誌願者，大多來自社會底層，他們深知等級社會的底層生活之艱辛、悲愴、卑賤、滄桑，受欺受壓，吃苦甚多，在心坎中積滿了多多的怨恨，為此張公百忍，隻是期盼著猴年馬月有個身份升遷，從此羊與狼的位置對調，角色得以變換，從此終於有了發泄的口子和對象，就如二十年媳婦熬成婆婆那樣。今天好機會來了，讓底層誌願者們身披白大褂，臂佩紅袖章，頓時獲得了權力，身價躥升！於是人們就見到了大白們在上海街頭的變本加厲，肆無忌憚。

更是有不少大白門來自外省市的農村地區，他們往往有著毛澤東情結，相信毛澤東的詛咒語“農村包圍城市”，內心對待上海，這個以魔都著稱的城市有著較深的嫉恨，於是今天找到了發泄口子，爭當“南京路上好八連”，侮辱上海人一番，五十步笑百步，好不痛快啊！

上海本地市民，生存在全民抗疫的如此高壓境遇，顯得勢單力孤，不得不進行一場忍耐之心的大考驗。雖說是有海派氣質，但是多年來在習氏毛左政治侵染下，上海人漸漸變得麻木起來，中國傳統習性在增強，一個“忍”字當頭，懂得“看三勢”，學會“拎得清”，不做“填刀頭”，好漢不吃眼前虧，識時務者為俊傑，好死不如賴活著——與內地的庸眾一樣，都是媳婦受熬的心態——如此則喪失了做人的真誠性和崇高性。

 

                                                    施衛江

寫於 美國紐約

2022年5月26日上海抗疫為何如此狂暴？

 

最近，上海人民沉浸在“靜態管理、動態清零”的極度悲憤中，二個月來的抗疫，上海居民要麽封閉在家裏，要麽隔離在方艙，要麽入住醫院，最慘的是一些外地來滬的農民工、送貨員和運輸汽車司機，隻得睡眠在大街上、橋孔下、卡車裏，還不得行走出受封圍欄，還得不到足夠食物。不管呆在城市哪個角落，是富人或窮人，是教授還是乞丐，人人自危，生活無序，商店關門，藥品斷供，生存所需的基本食品、日用品都要靠手機上操作去“搶”，凡是不會手機操作就隻能等死，非新冠病毒引起的疾病都不算是“病”，假如某個病人不能出示有效核酸測試陰性證明，病人均得不到及時救治，更惡劣的措施是，要裝配鐵網在管控區的每一棟民宅樓的大門口，予以嚴加防範管製，防市民如防盜賊！“大白”警察容許隨意闖進市民家中搞“執法”，市民蒙受盡多的不幸和災難可就是不容許公開自由發聲喊冤！

嗚呼！號稱“國家主人”的上海市民，本是代表中國最具先進生產力的一族群體，理應充分釋放出上海市民的聰明才幹去搞建設，然而在黨中央的“清零”政策強製下，海派靈性竟然大肆遭受踐踏，人格尊嚴被貶至不及囚徒的卑下，被準許的行動自由還不如圈養的禽畜。哀哉！上海市民的生存境況是多麽孤苦伶仃無助，上海市民的精神抑鬱是何等淒淒慘慘戚戚。

由中央政府主導的抗疫“清零”，為什麽要對上海人民動用如此的粗暴、野蠻、獸性、瘋狂？這在西方自由世界看來，簡直太不可思議了！根源究竟是什麽呢？

 

（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發生在上海的抗疫狂暴當然不是海派文化傳承的特質，而是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親自部署指揮、密集指示批示”來進行，這位總書記宣稱：“我們的防控方針是由黨的性質和宗旨決定的”，“從黨的性質宗旨認識疫情防控方針”，當然不是飛來之石，而是經有悠久曆史的中國傳統孵化而成，它僵硬地主宰著當今中國政治的一切。欲懂得這場清零抗疫的真實意圖，須深入了解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須了解中國的民風民俗，尤其是陝北地區。

近年來，習近平嫻熟地運用他的政治手腕使大權獨攬，業已形成“九鼎之尊”局麵，且有越演越烈之勢，在其統治下的社會官僚機器不斷強化威權形式，這使得後者形式的高度威權化又促進了前者的獨裁，而前者專斷橫行又反哺後者，兩者互為反饋，攜手共進，就此全民奴性且增強不少——此即如德國學者齊美爾所講的社會學中“相互作用”的形式，對於這種“形式”的具體表達，深得魯迅精神之魂的北京大學中文係教授錢理群曾經論述道：“在一個專製統治下價值封閉的體係內，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是處在同一個價值點上的交流與反饋”（大意如此）。

可想而知，當今中國的政治形態正是走在全麵複辟傳統封建腐朽製度的路上。專製政治乃乾綱獨斷、定於一尊，且說今日中國之專製暴虐，極大地來自最高統治者的德性，習近平妄圖複辟文革，大開曆史倒車，朝思暮想他的皇帝迷夢，再造新時代的秦始皇、毛澤東。

    由此，習近平打造的強專製主義為他的暴政鋪設了平坦大道，布置於“全國一盤棋”格局下，海派上海市民深深感受到文革高潮時的毛式家天下：朕即真理，朕即國家。今天，統帥一聲令，三軍風雷動，酷政促奴性，令箭催遵命，從廟堂衙門，抵基層庸眾，政令一路暢行，貫徹無阻。

以習近平的“家天下”框架來看，上海的抗疫特別需要展示“中國共產黨所具有的無比堅強的領導力，是風雨來襲時中國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要展示中共統治下的製度“優越性”和“合法性”，更確切地說，還需要充分展示習近平總書記的“英明、偉大”形象，為他的正式“登基”皇座打基礎。構建如此之宏大敘事，習家中央政府定義了新冠病毒的抗疫是一場“人民戰爭”，全黨全民統一步調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部署”來進行的，這位總書記一再強調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堅持動態清零總方針不猶豫不動搖”，“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要把抗疫當作“為人民服務”。

以現代性的倫理學來論述，“人民”是個宏大敘事，是形而上之“大魅”，在以“人民”的名義大肆鼓噪、渲染之下，若開啟“幽暗之門”，可以發現，這隻是一塊“超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的招牌，其投射出的真實價值意向往往是希冀反饋回報給投射者自己，即小人心眼、小人心境的“自我、本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乃罪惡之淵藪，其鄙陋卑下、猥瑣不堪！

魯迅先生早就發現，中國的儒家典籍中充滿了“仁者愛人”之語，但是魯迅卻揭穿了其“瞞和騙”，其實質就是“以理殺人”！

今天的上海，把“人民”當作“綱領”來處置具體的全民抗疫，就意味著其餘事情全得靠邊讓路，抗疫以外的事情全都隻是與個人利益掛鉤而已，都是掛靠不上“人民”這個宏偉大宗旨，“人民”這個抽象綱領既然被強化得如此之高大上、偉光正，乃綱舉目張，和尚打傘，為所欲為、不擇手段！

 

（二）“不忘初心，牢記使命”

 

“初心”是習近平執政時代十分時髦的政治詞匯，既然被張揚得如此之“時髦”，它必定隱含有欺騙性！它試圖讓人民感受習的“青春故事”，聆聽他的“梁家河插隊的經曆”，規訓人民的情操，是一項典型的“洗腦工程”。

眾所周知，習近平在福建、浙江和上海三地工作過，已經獲得相當多的東南沿海地區工作的經驗，這些地區比起北方內地來具有相對較高的改革開放性，經濟結構大多是外向型，經濟水平也相應較高，治理較為先進。按照常規思路，要想當上一個大國有作為的主政者，其精神領域的價值觀訴求，本來應該引導國民走上現代化之路，深化改革，大大發揚沿海地區的先進經驗和業績成就，使融合到全球化的經濟圈中，學習西方發達的市場經濟和人文精神，求得國家發展踏上新台階。然而習近平卻不張揚他在沿海地區的經曆，反而大大弘揚在北方落後農村的生活感受、工作經曆——這就值得正義的人們去警惕和深思了。

與毛澤東一樣，習近平自身的秉性就是十分的“土”，在漢語網絡上，不滿的網民將習近平蔑稱為“包子”，意思有“土氣”之意，也就是傳統、愚昧、落後的代名詞。這與《論語》：“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意思相近，懷土就是戀土而安逸，營造個人小天地，即小人德性。我們來看看習近平是如何的“初心”？

“初心”在心理學上可稱為“原型”（榮格：archetypes），習的“原型”有“戀土情結”，顯然相悖於東南沿海地區的現代性精神品質，而在於他不斷吹噓的“土”字而凸出，即“農民情結、三農情懷”，習常稱：“我也是從農村出來的”，“我們這一代人也有這個情結，一定要把我們的老百姓，特別是我們的農民扶一把。”聽聽他的念念有詞“不忘初心”，從“習近平總書記從小就有農村情結”，可推斷習之“戀土”有小人之心：

1.  陝北延安梁家河，習近平插隊在此，據說練就了一套“大學問”，那真是了不得啊！
2. “老家富平曾在習近平迷惘彷徨時給予他溫暖”，陝西省富平縣臨近於曆史上京兆地區，這裏曾經是大一統帝國的中央權力地帶，即有秦、漢、隋、唐四朝大帝國定都於鹹陽、長安，這一家鄉情懷深深地烙印到習近平的人格秉性，使得習內心期盼著大一統政治。
3. 習近平時時要造訪河北省西柏坡，該地是毛派紅色經典的精神發源地，價值連城，非常值得習去流連忘返，就此習想要“弘揚西柏坡精神”。
4. 河北省正定縣，習年輕時候曾工作在此，當時是“農業學大寨”的先進樣板縣，是毛澤東樹立起來的一麵旗幟，同樣是紅色經典，值得去大力追捧，流芳百世。

    作為一個農業人口眾多的大國，農業生產當然需要去關心，農民的利益也當然需要去關心，任何一個具有現代化常識的人，必定知道：農民生活的大幅度改善，必須是由農業現代化來帶動，而農業現代化必須是由工業現代化來帶動，而工業現代化必須是由科技、經濟和製度等的各項現代化來帶動，需要重視精神文明的力量，也就是人的主體性自由的大發揚。然而中國的習某卻是完全的反其道而行之：要論價值觀的定位？什麽的工業、科技、文教、經濟、金融、製度、法治等等的重要發展項目全都擱置在邊上，就是因為這些不含有“初心”，從而全都被當做不重要的思想議題來處理，眼下最最要緊的事情是定位在“農民情結”、“黃土情結”之上：“不忘初心，牢記使命”——老是要把目光盯住在最最落後地區的農民生存價值觀上——這是怎麽樣的心態？怎麽樣的鬼魅心思啊？

人都是有個性的，共產黨執政也如此。理解了習近平的執政個性是那麽的“土裏土氣”，於是懂得：上海抗疫就是充滿習包子特色之土：“鞋子合不合腳，自己穿著才知道。”——紅色經典，土法上馬！   

 

•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方山水有一方風情

 

 共產黨信仰“辯證唯物主義”，其教條說：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確，特定的社會曆史地理環境可以塑造特定的精神氣質。成語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南橘北枳。按辯證法精神，反之亦然，如：彩蝶戀鮮花，蒼蠅叮臭肉；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智者樂水，仁者樂山。說到中國人的“土”，尚有各個地方的各個民風民俗民情，還可細分。

德國學者馬克斯·舍勒的行為學理論認為，能感悟到生活世界的價值和價值秩序的感情是成為行為意欲最深層的基礎部分，而這種感情決定著行為意欲的努力方向。但是舍勒又認為，不能把在一個時代和民族中流行或支配人們價值偏愛的評價係統所具有的“倫理結構”等同於作為價值優先法則的價值本身的客觀秩序。

今天，與西方自由世界一樣，強人習近平也是十分講究“顏色革命”，他將自身個性“土氣”的顏色欽定為中國的“政治正確”，即標準的意識形態，充分施展在上海地方的抗議之中，真實意圖是：以習氏“土氣”淹沒上海“海派”！

那麽究竟怎麽樣評介習包子“土氣”？

第一，純真“紅色基因”，眾所周知，習近平是在紅朝中國、紅色地域、紅色家庭、紅色時代、紅色圈子裏混出來的紅色土特產，紅色元素特濃，大紅特紅超紅。

現代中國有二大文明係統：黃色和藍色。

黃色是內陸型，具有內向封閉性質，其主要的分布地域是在北方的黃土質平原和高原上，其價值資源隻由落後的本土文明來提供（電視劇《河殤》的觀點）。

紅色文明是外來的馬列寧主義與中國本土的黃色文明相結合的產物，被綜合成“毛澤東思想路線”，具有革命的實踐性，但是主要根基還是黃色文明。

    藍色是海洋型，外向開放性質，最初地域分布在東南沿海一帶，隨之改革開放的深化，逐漸擴展至中國的大南方，它是本土文明與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結合的產物。

今天的國情是，北方黃土文明區域經濟全麵落後、蕭條，而南方藍色文明區域市場經濟發展良好，經濟指標高漲。如此經濟地理格局意味著中共統治機器的精神資源麵臨危機，這讓習近平深深不安，習某感受到來自於藍色文明對於紅色政權的威脅：資產階級市民的個體性、獨立性和自由意識在增長，他們不會如黃土地上農民幹活那樣的聽話、遵命和馴服。

遙想1949年3月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正式提出定都北平市的決議，當時的國情正如毛澤東所講：“蔣介石的國都在南京，他的基礎是江浙資本家。我們要把國都建在北平，我們也要在北平找到我們的基礎，這就是工人階級和廣大的勞動群眾。”這講話顯示了：南京的城市精神是藍色，而北平市則是黃色，紅色政權的根基需要由黃色文明來支撐、扶助，才會獲得穩定、可靠。

從前，毛澤東必定熟知曆史典故：“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對藍色文明懷有恐懼：“港台一帶，饕蚊尚多，西方世界，饕蚊成陣。”因此對待曾經位置楚地、而後深藍色的申城上海，毛澤東作指示：要采取“農村包圍城市”戰略。為此，上海外灘海關鍾樓上的大鍾報時，要以深黃色的陝北民歌樂調《東方紅》來進行，使之標誌為城市“主旋律”。要發揚“好八連”榮光，讓他們來到魔都南京路上當“哨兵”，以鎮住充滿資產階級邪念的“霓虹燈”，要加強“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全麵專政”，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今天，習近平憂心忡忡：紅色文明賴以存在基礎的黃色文明正日益蛻化墮落！為此決心拯救，在上海執行“靜態管理、動態清零”，實為一場魔鬼訓練，以鞏固紅色政權的！

 

• 粗人的痞氣，流寇的匪氣

 

紅朝中國首長級高幹的紅二代、紅三代多的是，譬如有劉少奇的兒子，陳雲兒子，鄧小平的兒女，胡耀邦的兒子，葉劍英、江澤民的數個兒女等等，在這一群體裏相比較，習包子就是顯得很“土氣”，這是為什麽呢？

這就是習近平第二個“土”：痞氣+匪氣，這是黃色文明外圍地帶“邊區”之“土氣”。

習近平讀書差勁是知曉的，然而這在首長級的紅後代中較為少見，盡管習近平時常吹噓讀書很多，還煞有介事地列出一長串讀書單來，頗有“此地無銀三百兩”之意。由於不願讀書、讀不進書，習的頭腦難以裝備積聚人類優秀文明的知識。蘇格拉底雲“知識即美德”，其否命題亦同樣成立。現代學者的認識更為精確，知識與美德之間的正向關聯性是需要建立在高概率基礎上，較有科學的合理性。毛澤東閱讀中國古典經書甚多，但也是痞氣+匪氣很濃厚，毛澤東特別讚賞二位流氓痞子皇帝：劉邦和朱元璋，毛把糟粕當作了精粹。

拉馬克的“用進廢退”可以較好解釋，讀書不好的習近平，喜好炫耀他的四肢發達：“我那個時候扛200斤麥子，十裏山路不換肩。”習對頭腦簡單事項：“新時期上山下鄉工程”、“好兒女誌在四方，有誌者奮鬥無悔”，頗有興趣和熱度，可見一斑。習近平坦承其念茲在茲“農民情結”，可以推斷出他的氣質和秉性，天然地與知識性匱缺的泥腿子、四肢發達者、粗布短衫者融通起來，對待海派氣質的上海人就不會有好感，可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

要深入了解習近平的所作所為，需要了解他的個性和風格，需要了解養育習某其秉性、氣質的地方，考察那裏的風土人情。習近平念念不忘他的“初心”之地，就是年輕時候插隊落戶的革命聖地延安，那裏是紅色大本營，更是“紅太陽升起的地方”。對於習近平來說，陝北延安就是他的紅色乳娘，思想養育之地，“作為一個人民公仆，陝北高原是我的根，因為這裏培養出我不變的信念：要為人民做實事！無論我走到哪裏，永遠都是黃土地的兒子。”習近平回憶說，插隊在梁家河，他“看到了人民群眾的根本，真正理解了老百姓”，“我幾乎從來沒哭過，印象較深的兩次哭都是在陝北。”情深誼長啊！

延安市，坐落在陝西省北部，是遊牧文明與農耕文明交融的邊區地帶，漢民族農民世世代代居住此地的曆史中，頻頻遭受多個遊牧民族和部落的相互殺戮、掠奪和洗劫，身處如此蠻族生態的劫掠，釀造出戎狄民風：痞氣+匪氣，漸漸墮落之，本地農耕地上又孵化出次生代的漢族大盜和流寇，如：王嘉胤、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董福祥等等。

大清皇朝晚期，西方殖民主義勢力進入中國東部沿海，紛紛建立起西方式的先進藍色文明，從此經濟格局和重心轉移，地處西北的陝西省經濟文化大幅衰弱，秦風不再，此衰彼漲，當地土匪、土豪卻猖狂起來，到了民國時期，整個陝北地區的匪患尤其嚴重，那時候國民政府的管控力無法抵達陝北，但這恰好為共產黨武裝力量製造出福音來，留給了共軍以極佳的撒野契機和匪盜空間。臭味相投便稱知己，當毛澤東掛帥的大股共軍（紅軍）萬裏迢迢流竄作案來到陝北時候，如魚得水般找準了自己的落腳地，建立起蘇區。

民諺：窮山惡水出刁民，粗茶淡飯無孑遺。肉腐生蛆，蛆熟產蠅；土劣孵匪，匪頑升寇。流寇是土匪發展的頂峰，流寇之所以十分殘暴凶狠毒辣無恥，那是因為流寇作案多是流竄在異地他鄉：1）幾乎碰不上熟人，於是缺乏道德約束；2）罪案的對象都是與己血緣疏遠，於是下得了狠手；3）流竄作案中不容易被抓捕，於是缺乏法律製裁的威懾感。

民國時期的學者傅斯年，曾經把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美國學者餘英時把毛澤東在山上鬧革命歸類為土匪行徑，中共政府體製內走出來的學者阮銘也將當年盤踞在井岡山和延安，建立蘇區的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具體的匪徒而言尚有匪氣強弱的區分，中共領袖中毛澤東、習近平之流痞氣、匪氣特濃，雖然直接將他們比作為流寇尚不恰當，然則深入去思考精神性的高層次本質，就會發現確有近似之處，如操守低劣，隻顧眼前的歡樂和榮耀，不思長治久安的方針、政策和治理，即不具可持續性發展，缺乏人性，不擇手段，不顧人民死活，更扯淡有什麽超越情懷、尋求來世的永生。

上海執行抗疫大行動，是習某心理投射：“習近平總書記親自部署、親自指揮”，乃“初心不改”，大大地用上“梁家河大學問”，卻是來真的：痞氣加匪氣，勁兒十足！

 

• 秦始皇→毛澤東→習近平

 

這三者思想有著較大的傳承性。中共的建黨、建國都是繼承了中國傳統“外儒內法”的一套專製主義本色，馬克思主義成分並不多，如“緊密團結在以某某某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就是中共執政文化的萬能公式，其“春秋大義”足令執政者癡迷不已。

中國政治延續了千年的專製主義，其要數秦始皇的大一統治理格局最具開創、暴虐和傳承，其遺產深深地烙印在中華民族的政治文化基因上。《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今皇帝並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傳承至後世，中共統治者毛澤東、習近平極為崇拜、讚賞，毛澤東自稱：“馬克思加秦始皇”，自比“秦皇、漢武”。習近平是粗人，缺文秀，但配有禦用導演張藝謀來代言，原籍秦地的張藝謀以其電影作品的大氣磅礴著稱，如《英雄》、《大秦賦》、《大秦帝國》等頗有氣勢恢宏，詠古頌今，頌揚獨裁，乃深合主子旨意。

籍貫秦地的習近平似乎比毛澤東更領悟大秦遺風，他也有著構建大一統政治的強烈欲求，冒進浮誇，圖大貪功，舉凡黨、政、軍、財、經、文、教、農、工、商等各界各行，都得讓習來獨攬一身、定於一尊，還妄想對外擴張，天下一統。毛時代流行詞：“全國一盤棋”，如今又翻舊出新而熱炒，以“一言堂”淩駕天下，特別用於上海的抗疫。

中國人骨子裏有“天人合一”，混沌一氣的原始思維和巫術，這集體無意識天然地被大一統政治統攝，進而主導了亞細亞生產方式，在古代，它有利於治理水患、開挖運河、修建長城、建造皇宮等大型項目。在當今，有利於以舉國之力操辦上海防控。在思想意識高度，可以塑造全民的遵命、服從、聽話，即奴性，這恰是習近平的“不忘使命”：“凝聚全民抗疫的強大共識”。

在大一統政治如火如荼的文革期間，誇張而高調的道義目的論籠罩住中國大地上的各項各業，如有“農業以糧為綱、工業以鋼為綱。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於是到處呈現“一刀切”現象，凡是與“綱”不合之事，全得讓步，退避。

今天上海的抗疫正是一刀切做法：為了抗疫的宏偉大業，其他事情全都算不得“事情”，那怕是危機人生命的要事。再如，“同層密接隔離政策”，一人得陽整樓隔離，幾人得陽整區封閉。搞得：簡單直接粗暴，次生災害不斷，雞飛狗跳，人心惶惶。

 

• 外儒內法，臉麵爭光

 

習近平頗想搞《厲害了，我的國》，可看出習的“初心”中有“大秦”情愫，但不唯此。習熟知亡秦之故，暴秦之害，了解《過秦論》，於是就看重《荀子》思想，希望借鑒儒家思想補救暴秦之偏，但這隻是延續了曆史上慣行的“外儒內法”傳統，毫無創意。

以現代人的目光審視，法家思想並非全都是負麵的，糟糕的。譬如，法家的政治思想有“緣法而治”、“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法不阿貴，繩不撓曲”、“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等——貫徹一條法治平等的路線。

秦之後曆代皇朝，形成傳統的官方和上層社會的意識形態是儒家思想，儒家在治國綱要上對法家進行修正，改變其嚴刑律法、冷酷無情、對人性的踐踏，而用溫情脈脈的道德麵紗來遮蓋人心自私之惡。然而儒家的溫情脈脈卻是斷然排斥法家的平等觀，十分講究等級秩序的排位：“尊尊、親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樣導致另一種人性醜惡的釋放。

無論是法家抑或儒家，都嚴重匱乏精神超越性，使得中國人滑落到小人德性的急切功利性，熱衷於超近距離的貼身肉搏，這突出表現為儒家的“麵子文化”，即等級競爭。

今天，習近平把上海抗疫重重地押寶在他的麵子上：看吧，環顧世界，唯有我習某才能夠做到新冠病毒“清零”，豐功偉業啊；溥天之下，皆我臣屬；溥天之下，盡表忠心！

開啟小人心境：這就是習近平的“初心、使命”不可告人的真正用意所在！清零政策來自權力最高層，而下層執行者在習某巫祝之辭誘導下，層層加碼，步步緊逼，使防疫措施變得越來越嚴苛，越來越不通人情，越來越背離常識，卻迎來了中國式“麵子”大豐收！    

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今天，活躍在上海街頭的“大白”誌願者，大多來自社會底層，他們深知等級社會的底層生活之艱辛、悲愴、卑賤、滄桑，受欺受壓，吃苦甚多，在心坎中積滿了多多的怨恨，為此張公百忍，隻是期盼著猴年馬月有個身份升遷，從此羊與狼的位置對調，角色得以變換，從此終於有了發泄的口子和對象，就如二十年媳婦熬成婆婆那樣。今天好機會來了，讓底層誌願者們身披白大褂，臂佩紅袖章，頓時獲得了權力，身價躥升！於是人們就見到了大白們在上海街頭的變本加厲，肆無忌憚。

更是有不少大白門來自外省市的農村地區，他們往往有著毛澤東情結，相信毛澤東的詛咒語“農村包圍城市”，內心對待上海，這個以魔都著稱的城市有著較深的嫉恨，於是今天找到了發泄口子，爭當“南京路上好八連”，侮辱上海人一番，五十步笑百步，好不痛快啊！

上海本地市民，生存在全民抗疫的如此高壓境遇，顯得勢單力孤，不得不進行一場忍耐之心的大考驗。雖說是有海派氣質，但是多年來在習氏毛左政治侵染下，上海人漸漸變得麻木起來，中國傳統習性在增強，一個“忍”字當頭，懂得“看三勢”，學會“拎得清”，不做“填刀頭”，好漢不吃眼前虧，識時務者為俊傑，好死不如賴活著——與內地的庸眾一樣，都是媳婦受熬的心態——如此則喪失了做人的真誠性和崇高性。

 

                                                    施衛江

寫於 美國紐約

2022年5月26日上海抗疫為何如此狂暴？

 

最近，上海人民沉浸在“靜態管理、動態清零”的極度悲憤中，二個月來的抗疫，上海居民要麽封閉在家裏，要麽隔離在方艙，要麽入住醫院，最慘的是一些外地來滬的農民工、送貨員和運輸汽車司機，隻得睡眠在大街上、橋孔下、卡車裏，還不得行走出受封圍欄，還得不到足夠食物。不管呆在城市哪個角落，是富人或窮人，是教授還是乞丐，人人自危，生活無序，商店關門，藥品斷供，生存所需的基本食品、日用品都要靠手機上操作去“搶”，凡是不會手機操作就隻能等死，非新冠病毒引起的疾病都不算是“病”，假如某個病人不能出示有效核酸測試陰性證明，病人均得不到及時救治，更惡劣的措施是，要裝配鐵網在管控區的每一棟民宅樓的大門口，予以嚴加防範管製，防市民如防盜賊！“大白”警察容許隨意闖進市民家中搞“執法”，市民蒙受盡多的不幸和災難可就是不容許公開自由發聲喊冤！

嗚呼！號稱“國家主人”的上海市民，本是代表中國最具先進生產力的一族群體，理應充分釋放出上海市民的聰明才幹去搞建設，然而在黨中央的“清零”政策強製下，海派靈性竟然大肆遭受踐踏，人格尊嚴被貶至不及囚徒的卑下，被準許的行動自由還不如圈養的禽畜。哀哉！上海市民的生存境況是多麽孤苦伶仃無助，上海市民的精神抑鬱是何等淒淒慘慘戚戚。

由中央政府主導的抗疫“清零”，為什麽要對上海人民動用如此的粗暴、野蠻、獸性、瘋狂？這在西方自由世界看來，簡直太不可思議了！根源究竟是什麽呢？

 

（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發生在上海的抗疫狂暴當然不是海派文化傳承的特質，而是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親自部署指揮、密集指示批示”來進行，這位總書記宣稱：“我們的防控方針是由黨的性質和宗旨決定的”，“從黨的性質宗旨認識疫情防控方針”，當然不是飛來之石，而是經有悠久曆史的中國傳統孵化而成，它僵硬地主宰著當今中國政治的一切。欲懂得這場清零抗疫的真實意圖，須深入了解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須了解中國的民風民俗，尤其是陝北地區。

近年來，習近平嫻熟地運用他的政治手腕使大權獨攬，業已形成“九鼎之尊”局麵，且有越演越烈之勢，在其統治下的社會官僚機器不斷強化威權形式，這使得後者形式的高度威權化又促進了前者的獨裁，而前者專斷橫行又反哺後者，兩者互為反饋，攜手共進，就此全民奴性且增強不少——此即如德國學者齊美爾所講的社會學中“相互作用”的形式，對於這種“形式”的具體表達，深得魯迅精神之魂的北京大學中文係教授錢理群曾經論述道：“在一個專製統治下價值封閉的體係內，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是處在同一個價值點上的交流與反饋”（大意如此）。

可想而知，當今中國的政治形態正是走在全麵複辟傳統封建腐朽製度的路上。專製政治乃乾綱獨斷、定於一尊，且說今日中國之專製暴虐，極大地來自最高統治者的德性，習近平妄圖複辟文革，大開曆史倒車，朝思暮想他的皇帝迷夢，再造新時代的秦始皇、毛澤東。

    由此，習近平打造的強專製主義為他的暴政鋪設了平坦大道，布置於“全國一盤棋”格局下，海派上海市民深深感受到文革高潮時的毛式家天下：朕即真理，朕即國家。今天，統帥一聲令，三軍風雷動，酷政促奴性，令箭催遵命，從廟堂衙門，抵基層庸眾，政令一路暢行，貫徹無阻。

以習近平的“家天下”框架來看，上海的抗疫特別需要展示“中國共產黨所具有的無比堅強的領導力，是風雨來襲時中國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要展示中共統治下的製度“優越性”和“合法性”，更確切地說，還需要充分展示習近平總書記的“英明、偉大”形象，為他的正式“登基”皇座打基礎。構建如此之宏大敘事，習家中央政府定義了新冠病毒的抗疫是一場“人民戰爭”，全黨全民統一步調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部署”來進行的，這位總書記一再強調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堅持動態清零總方針不猶豫不動搖”，“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要把抗疫當作“為人民服務”。

以現代性的倫理學來論述，“人民”是個宏大敘事，是形而上之“大魅”，在以“人民”的名義大肆鼓噪、渲染之下，若開啟“幽暗之門”，可以發現，這隻是一塊“超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的招牌，其投射出的真實價值意向往往是希冀反饋回報給投射者自己，即小人心眼、小人心境的“自我、本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乃罪惡之淵藪，其鄙陋卑下、猥瑣不堪！

魯迅先生早就發現，中國的儒家典籍中充滿了“仁者愛人”之語，但是魯迅卻揭穿了其“瞞和騙”，其實質就是“以理殺人”！

今天的上海，把“人民”當作“綱領”來處置具體的全民抗疫，就意味著其餘事情全得靠邊讓路，抗疫以外的事情全都隻是與個人利益掛鉤而已，都是掛靠不上“人民”這個宏偉大宗旨，“人民”這個抽象綱領既然被強化得如此之高大上、偉光正，乃綱舉目張，和尚打傘，為所欲為、不擇手段！

 

（二）“不忘初心，牢記使命”

 

“初心”是習近平執政時代十分時髦的政治詞匯，既然被張揚得如此之“時髦”，它必定隱含有欺騙性！它試圖讓人民感受習的“青春故事”，聆聽他的“梁家河插隊的經曆”，規訓人民的情操，是一項典型的“洗腦工程”。

眾所周知，習近平在福建、浙江和上海三地工作過，已經獲得相當多的東南沿海地區工作的經驗，這些地區比起北方內地來具有相對較高的改革開放性，經濟結構大多是外向型，經濟水平也相應較高，治理較為先進。按照常規思路，要想當上一個大國有作為的主政者，其精神領域的價值觀訴求，本來應該引導國民走上現代化之路，深化改革，大大發揚沿海地區的先進經驗和業績成就，使融合到全球化的經濟圈中，學習西方發達的市場經濟和人文精神，求得國家發展踏上新台階。然而習近平卻不張揚他在沿海地區的經曆，反而大大弘揚在北方落後農村的生活感受、工作經曆——這就值得正義的人們去警惕和深思了。

與毛澤東一樣，習近平自身的秉性就是十分的“土”，在漢語網絡上，不滿的網民將習近平蔑稱為“包子”，意思有“土氣”之意，也就是傳統、愚昧、落後的代名詞。這與《論語》：“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意思相近，懷土就是戀土而安逸，營造個人小天地，即小人德性。我們來看看習近平是如何的“初心”？

“初心”在心理學上可稱為“原型”（榮格：archetypes），習的“原型”有“戀土情結”，顯然相悖於東南沿海地區的現代性精神品質，而在於他不斷吹噓的“土”字而凸出，即“農民情結、三農情懷”，習常稱：“我也是從農村出來的”，“我們這一代人也有這個情結，一定要把我們的老百姓，特別是我們的農民扶一把。”聽聽他的念念有詞“不忘初心”，從“習近平總書記從小就有農村情結”，可推斷習之“戀土”有小人之心：

1.  陝北延安梁家河，習近平插隊在此，據說練就了一套“大學問”，那真是了不得啊！
2. “老家富平曾在習近平迷惘彷徨時給予他溫暖”，陝西省富平縣臨近於曆史上京兆地區，這裏曾經是大一統帝國的中央權力地帶，即有秦、漢、隋、唐四朝大帝國定都於鹹陽、長安，這一家鄉情懷深深地烙印到習近平的人格秉性，使得習內心期盼著大一統政治。
3. 習近平時時要造訪河北省西柏坡，該地是毛派紅色經典的精神發源地，價值連城，非常值得習去流連忘返，就此習想要“弘揚西柏坡精神”。
4. 河北省正定縣，習年輕時候曾工作在此，當時是“農業學大寨”的先進樣板縣，是毛澤東樹立起來的一麵旗幟，同樣是紅色經典，值得去大力追捧，流芳百世。

    作為一個農業人口眾多的大國，農業生產當然需要去關心，農民的利益也當然需要去關心，任何一個具有現代化常識的人，必定知道：農民生活的大幅度改善，必須是由農業現代化來帶動，而農業現代化必須是由工業現代化來帶動，而工業現代化必須是由科技、經濟和製度等的各項現代化來帶動，需要重視精神文明的力量，也就是人的主體性自由的大發揚。然而中國的習某卻是完全的反其道而行之：要論價值觀的定位？什麽的工業、科技、文教、經濟、金融、製度、法治等等的重要發展項目全都擱置在邊上，就是因為這些不含有“初心”，從而全都被當做不重要的思想議題來處理，眼下最最要緊的事情是定位在“農民情結”、“黃土情結”之上：“不忘初心，牢記使命”——老是要把目光盯住在最最落後地區的農民生存價值觀上——這是怎麽樣的心態？怎麽樣的鬼魅心思啊？

人都是有個性的，共產黨執政也如此。理解了習近平的執政個性是那麽的“土裏土氣”，於是懂得：上海抗疫就是充滿習包子特色之土：“鞋子合不合腳，自己穿著才知道。”——紅色經典，土法上馬！   

 

•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方山水有一方風情

 

 共產黨信仰“辯證唯物主義”，其教條說：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確，特定的社會曆史地理環境可以塑造特定的精神氣質。成語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南橘北枳。按辯證法精神，反之亦然，如：彩蝶戀鮮花，蒼蠅叮臭肉；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智者樂水，仁者樂山。說到中國人的“土”，尚有各個地方的各個民風民俗民情，還可細分。

德國學者馬克斯·舍勒的行為學理論認為，能感悟到生活世界的價值和價值秩序的感情是成為行為意欲最深層的基礎部分，而這種感情決定著行為意欲的努力方向。但是舍勒又認為，不能把在一個時代和民族中流行或支配人們價值偏愛的評價係統所具有的“倫理結構”等同於作為價值優先法則的價值本身的客觀秩序。

今天，與西方自由世界一樣，強人習近平也是十分講究“顏色革命”，他將自身個性“土氣”的顏色欽定為中國的“政治正確”，即標準的意識形態，充分施展在上海地方的抗議之中，真實意圖是：以習氏“土氣”淹沒上海“海派”！

那麽究竟怎麽樣評介習包子“土氣”？

第一，純真“紅色基因”，眾所周知，習近平是在紅朝中國、紅色地域、紅色家庭、紅色時代、紅色圈子裏混出來的紅色土特產，紅色元素特濃，大紅特紅超紅。

現代中國有二大文明係統：黃色和藍色。

黃色是內陸型，具有內向封閉性質，其主要的分布地域是在北方的黃土質平原和高原上，其價值資源隻由落後的本土文明來提供（電視劇《河殤》的觀點）。

紅色文明是外來的馬列寧主義與中國本土的黃色文明相結合的產物，被綜合成“毛澤東思想路線”，具有革命的實踐性，但是主要根基還是黃色文明。

    藍色是海洋型，外向開放性質，最初地域分布在東南沿海一帶，隨之改革開放的深化，逐漸擴展至中國的大南方，它是本土文明與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結合的產物。

今天的國情是，北方黃土文明區域經濟全麵落後、蕭條，而南方藍色文明區域市場經濟發展良好，經濟指標高漲。如此經濟地理格局意味著中共統治機器的精神資源麵臨危機，這讓習近平深深不安，習某感受到來自於藍色文明對於紅色政權的威脅：資產階級市民的個體性、獨立性和自由意識在增長，他們不會如黃土地上農民幹活那樣的聽話、遵命和馴服。

遙想1949年3月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正式提出定都北平市的決議，當時的國情正如毛澤東所講：“蔣介石的國都在南京，他的基礎是江浙資本家。我們要把國都建在北平，我們也要在北平找到我們的基礎，這就是工人階級和廣大的勞動群眾。”這講話顯示了：南京的城市精神是藍色，而北平市則是黃色，紅色政權的根基需要由黃色文明來支撐、扶助，才會獲得穩定、可靠。

從前，毛澤東必定熟知曆史典故：“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對藍色文明懷有恐懼：“港台一帶，饕蚊尚多，西方世界，饕蚊成陣。”因此對待曾經位置楚地、而後深藍色的申城上海，毛澤東作指示：要采取“農村包圍城市”戰略。為此，上海外灘海關鍾樓上的大鍾報時，要以深黃色的陝北民歌樂調《東方紅》來進行，使之標誌為城市“主旋律”。要發揚“好八連”榮光，讓他們來到魔都南京路上當“哨兵”，以鎮住充滿資產階級邪念的“霓虹燈”，要加強“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全麵專政”，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今天，習近平憂心忡忡：紅色文明賴以存在基礎的黃色文明正日益蛻化墮落！為此決心拯救，在上海執行“靜態管理、動態清零”，實為一場魔鬼訓練，以鞏固紅色政權的！

 

• 粗人的痞氣，流寇的匪氣

 

紅朝中國首長級高幹的紅二代、紅三代多的是，譬如有劉少奇的兒子，陳雲兒子，鄧小平的兒女，胡耀邦的兒子，葉劍英、江澤民的數個兒女等等，在這一群體裏相比較，習包子就是顯得很“土氣”，這是為什麽呢？

這就是習近平第二個“土”：痞氣+匪氣，這是黃色文明外圍地帶“邊區”之“土氣”。

習近平讀書差勁是知曉的，然而這在首長級的紅後代中較為少見，盡管習近平時常吹噓讀書很多，還煞有介事地列出一長串讀書單來，頗有“此地無銀三百兩”之意。由於不願讀書、讀不進書，習的頭腦難以裝備積聚人類優秀文明的知識。蘇格拉底雲“知識即美德”，其否命題亦同樣成立。現代學者的認識更為精確，知識與美德之間的正向關聯性是需要建立在高概率基礎上，較有科學的合理性。毛澤東閱讀中國古典經書甚多，但也是痞氣+匪氣很濃厚，毛澤東特別讚賞二位流氓痞子皇帝：劉邦和朱元璋，毛把糟粕當作了精粹。

拉馬克的“用進廢退”可以較好解釋，讀書不好的習近平，喜好炫耀他的四肢發達：“我那個時候扛200斤麥子，十裏山路不換肩。”習對頭腦簡單事項：“新時期上山下鄉工程”、“好兒女誌在四方，有誌者奮鬥無悔”，頗有興趣和熱度，可見一斑。習近平坦承其念茲在茲“農民情結”，可以推斷出他的氣質和秉性，天然地與知識性匱缺的泥腿子、四肢發達者、粗布短衫者融通起來，對待海派氣質的上海人就不會有好感，可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

要深入了解習近平的所作所為，需要了解他的個性和風格，需要了解養育習某其秉性、氣質的地方，考察那裏的風土人情。習近平念念不忘他的“初心”之地，就是年輕時候插隊落戶的革命聖地延安，那裏是紅色大本營，更是“紅太陽升起的地方”。對於習近平來說，陝北延安就是他的紅色乳娘，思想養育之地，“作為一個人民公仆，陝北高原是我的根，因為這裏培養出我不變的信念：要為人民做實事！無論我走到哪裏，永遠都是黃土地的兒子。”習近平回憶說，插隊在梁家河，他“看到了人民群眾的根本，真正理解了老百姓”，“我幾乎從來沒哭過，印象較深的兩次哭都是在陝北。”情深誼長啊！

延安市，坐落在陝西省北部，是遊牧文明與農耕文明交融的邊區地帶，漢民族農民世世代代居住此地的曆史中，頻頻遭受多個遊牧民族和部落的相互殺戮、掠奪和洗劫，身處如此蠻族生態的劫掠，釀造出戎狄民風：痞氣+匪氣，漸漸墮落之，本地農耕地上又孵化出次生代的漢族大盜和流寇，如：王嘉胤、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董福祥等等。

大清皇朝晚期，西方殖民主義勢力進入中國東部沿海，紛紛建立起西方式的先進藍色文明，從此經濟格局和重心轉移，地處西北的陝西省經濟文化大幅衰弱，秦風不再，此衰彼漲，當地土匪、土豪卻猖狂起來，到了民國時期，整個陝北地區的匪患尤其嚴重，那時候國民政府的管控力無法抵達陝北，但這恰好為共產黨武裝力量製造出福音來，留給了共軍以極佳的撒野契機和匪盜空間。臭味相投便稱知己，當毛澤東掛帥的大股共軍（紅軍）萬裏迢迢流竄作案來到陝北時候，如魚得水般找準了自己的落腳地，建立起蘇區。

民諺：窮山惡水出刁民，粗茶淡飯無孑遺。肉腐生蛆，蛆熟產蠅；土劣孵匪，匪頑升寇。流寇是土匪發展的頂峰，流寇之所以十分殘暴凶狠毒辣無恥，那是因為流寇作案多是流竄在異地他鄉：1）幾乎碰不上熟人，於是缺乏道德約束；2）罪案的對象都是與己血緣疏遠，於是下得了狠手；3）流竄作案中不容易被抓捕，於是缺乏法律製裁的威懾感。

民國時期的學者傅斯年，曾經把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美國學者餘英時把毛澤東在山上鬧革命歸類為土匪行徑，中共政府體製內走出來的學者阮銘也將當年盤踞在井岡山和延安，建立蘇區的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具體的匪徒而言尚有匪氣強弱的區分，中共領袖中毛澤東、習近平之流痞氣、匪氣特濃，雖然直接將他們比作為流寇尚不恰當，然則深入去思考精神性的高層次本質，就會發現確有近似之處，如操守低劣，隻顧眼前的歡樂和榮耀，不思長治久安的方針、政策和治理，即不具可持續性發展，缺乏人性，不擇手段，不顧人民死活，更扯淡有什麽超越情懷、尋求來世的永生。

上海執行抗疫大行動，是習某心理投射：“習近平總書記親自部署、親自指揮”，乃“初心不改”，大大地用上“梁家河大學問”，卻是來真的：痞氣加匪氣，勁兒十足！

 

• 秦始皇→毛澤東→習近平

 

這三者思想有著較大的傳承性。中共的建黨、建國都是繼承了中國傳統“外儒內法”的一套專製主義本色，馬克思主義成分並不多，如“緊密團結在以某某某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就是中共執政文化的萬能公式，其“春秋大義”足令執政者癡迷不已。

中國政治延續了千年的專製主義，其要數秦始皇的大一統治理格局最具開創、暴虐和傳承，其遺產深深地烙印在中華民族的政治文化基因上。《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今皇帝並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傳承至後世，中共統治者毛澤東、習近平極為崇拜、讚賞，毛澤東自稱：“馬克思加秦始皇”，自比“秦皇、漢武”。習近平是粗人，缺文秀，但配有禦用導演張藝謀來代言，原籍秦地的張藝謀以其電影作品的大氣磅礴著稱，如《英雄》、《大秦賦》、《大秦帝國》等頗有氣勢恢宏，詠古頌今，頌揚獨裁，乃深合主子旨意。

籍貫秦地的習近平似乎比毛澤東更領悟大秦遺風，他也有著構建大一統政治的強烈欲求，冒進浮誇，圖大貪功，舉凡黨、政、軍、財、經、文、教、農、工、商等各界各行，都得讓習來獨攬一身、定於一尊，還妄想對外擴張，天下一統。毛時代流行詞：“全國一盤棋”，如今又翻舊出新而熱炒，以“一言堂”淩駕天下，特別用於上海的抗疫。

中國人骨子裏有“天人合一”，混沌一氣的原始思維和巫術，這集體無意識天然地被大一統政治統攝，進而主導了亞細亞生產方式，在古代，它有利於治理水患、開挖運河、修建長城、建造皇宮等大型項目。在當今，有利於以舉國之力操辦上海防控。在思想意識高度，可以塑造全民的遵命、服從、聽話，即奴性，這恰是習近平的“不忘使命”：“凝聚全民抗疫的強大共識”。

在大一統政治如火如荼的文革期間，誇張而高調的道義目的論籠罩住中國大地上的各項各業，如有“農業以糧為綱、工業以鋼為綱。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於是到處呈現“一刀切”現象，凡是與“綱”不合之事，全得讓步，退避。

今天上海的抗疫正是一刀切做法：為了抗疫的宏偉大業，其他事情全都算不得“事情”，那怕是危機人生命的要事。再如，“同層密接隔離政策”，一人得陽整樓隔離，幾人得陽整區封閉。搞得：簡單直接粗暴，次生災害不斷，雞飛狗跳，人心惶惶。

 

• 外儒內法，臉麵爭光

 

習近平頗想搞《厲害了，我的國》，可看出習的“初心”中有“大秦”情愫，但不唯此。習熟知亡秦之故，暴秦之害，了解《過秦論》，於是就看重《荀子》思想，希望借鑒儒家思想補救暴秦之偏，但這隻是延續了曆史上慣行的“外儒內法”傳統，毫無創意。

以現代人的目光審視，法家思想並非全都是負麵的，糟糕的。譬如，法家的政治思想有“緣法而治”、“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法不阿貴，繩不撓曲”、“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等——貫徹一條法治平等的路線。

秦之後曆代皇朝，形成傳統的官方和上層社會的意識形態是儒家思想，儒家在治國綱要上對法家進行修正，改變其嚴刑律法、冷酷無情、對人性的踐踏，而用溫情脈脈的道德麵紗來遮蓋人心自私之惡。然而儒家的溫情脈脈卻是斷然排斥法家的平等觀，十分講究等級秩序的排位：“尊尊、親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樣導致另一種人性醜惡的釋放。

無論是法家抑或儒家，都嚴重匱乏精神超越性，使得中國人滑落到小人德性的急切功利性，熱衷於超近距離的貼身肉搏，這突出表現為儒家的“麵子文化”，即等級競爭。

今天，習近平把上海抗疫重重地押寶在他的麵子上：看吧，環顧世界，唯有我習某才能夠做到新冠病毒“清零”，豐功偉業啊；溥天之下，皆我臣屬；溥天之下，盡表忠心！

開啟小人心境：這就是習近平的“初心、使命”不可告人的真正用意所在！清零政策來自權力最高層，而下層執行者在習某巫祝之辭誘導下，層層加碼，步步緊逼，使防疫措施變得越來越嚴苛，越來越不通人情，越來越背離常識，卻迎來了中國式“麵子”大豐收！    

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今天，活躍在上海街頭的“大白”誌願者，大多來自社會底層，他們深知等級社會的底層生活之艱辛、悲愴、卑賤、滄桑，受欺受壓，吃苦甚多，在心坎中積滿了多多的怨恨，為此張公百忍，隻是期盼著猴年馬月有個身份升遷，從此羊與狼的位置對調，角色得以變換，從此終於有了發泄的口子和對象，就如二十年媳婦熬成婆婆那樣。今天好機會來了，讓底層誌願者們身披白大褂，臂佩紅袖章，頓時獲得了權力，身價躥升！於是人們就見到了大白們在上海街頭的變本加厲，肆無忌憚。

更是有不少大白門來自外省市的農村地區，他們往往有著毛澤東情結，相信毛澤東的詛咒語“農村包圍城市”，內心對待上海，這個以魔都著稱的城市有著較深的嫉恨，於是今天找到了發泄口子，爭當“南京路上好八連”，侮辱上海人一番，五十步笑百步，好不痛快啊！

上海本地市民，生存在全民抗疫的如此高壓境遇，顯得勢單力孤，不得不進行一場忍耐之心的大考驗。雖說是有海派氣質，但是多年來在習氏毛左政治侵染下，上海人漸漸變得麻木起來，中國傳統習性在增強，一個“忍”字當頭，懂得“看三勢”，學會“拎得清”，不做“填刀頭”，好漢不吃眼前虧，識時務者為俊傑，好死不如賴活著——與內地的庸眾一樣，都是媳婦受熬的心態——如此則喪失了做人的真誠性和崇高性。

 

                                                    施衛江

寫於 美國紐約

2022年5月26日上海抗疫為何如此狂暴？

 

最近，上海人民沉浸在“靜態管理、動態清零”的極度悲憤中，二個月來的抗疫，上海居民要麽封閉在家裏，要麽隔離在方艙，要麽入住醫院，最慘的是一些外地來滬的農民工、送貨員和運輸汽車司機，隻得睡眠在大街上、橋孔下、卡車裏，還不得行走出受封圍欄，還得不到足夠食物。不管呆在城市哪個角落，是富人或窮人，是教授還是乞丐，人人自危，生活無序，商店關門，藥品斷供，生存所需的基本食品、日用品都要靠手機上操作去“搶”，凡是不會手機操作就隻能等死，非新冠病毒引起的疾病都不算是“病”，假如某個病人不能出示有效核酸測試陰性證明，病人均得不到及時救治，更惡劣的措施是，要裝配鐵網在管控區的每一棟民宅樓的大門口，予以嚴加防範管製，防市民如防盜賊！“大白”警察容許隨意闖進市民家中搞“執法”，市民蒙受盡多的不幸和災難可就是不容許公開自由發聲喊冤！

嗚呼！號稱“國家主人”的上海市民，本是代表中國最具先進生產力的一族群體，理應充分釋放出上海市民的聰明才幹去搞建設，然而在黨中央的“清零”政策強製下，海派靈性竟然大肆遭受踐踏，人格尊嚴被貶至不及囚徒的卑下，被準許的行動自由還不如圈養的禽畜。哀哉！上海市民的生存境況是多麽孤苦伶仃無助，上海市民的精神抑鬱是何等淒淒慘慘戚戚。

由中央政府主導的抗疫“清零”，為什麽要對上海人民動用如此的粗暴、野蠻、獸性、瘋狂？這在西方自由世界看來，簡直太不可思議了！根源究竟是什麽呢？

 

（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發生在上海的抗疫狂暴當然不是海派文化傳承的特質，而是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親自部署指揮、密集指示批示”來進行，這位總書記宣稱：“我們的防控方針是由黨的性質和宗旨決定的”，“從黨的性質宗旨認識疫情防控方針”，當然不是飛來之石，而是經有悠久曆史的中國傳統孵化而成，它僵硬地主宰著當今中國政治的一切。欲懂得這場清零抗疫的真實意圖，須深入了解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須了解中國的民風民俗，尤其是陝北地區。

近年來，習近平嫻熟地運用他的政治手腕使大權獨攬，業已形成“九鼎之尊”局麵，且有越演越烈之勢，在其統治下的社會官僚機器不斷強化威權形式，這使得後者形式的高度威權化又促進了前者的獨裁，而前者專斷橫行又反哺後者，兩者互為反饋，攜手共進，就此全民奴性且增強不少——此即如德國學者齊美爾所講的社會學中“相互作用”的形式，對於這種“形式”的具體表達，深得魯迅精神之魂的北京大學中文係教授錢理群曾經論述道：“在一個專製統治下價值封閉的體係內，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是處在同一個價值點上的交流與反饋”（大意如此）。

可想而知，當今中國的政治形態正是走在全麵複辟傳統封建腐朽製度的路上。專製政治乃乾綱獨斷、定於一尊，且說今日中國之專製暴虐，極大地來自最高統治者的德性，習近平妄圖複辟文革，大開曆史倒車，朝思暮想他的皇帝迷夢，再造新時代的秦始皇、毛澤東。

    由此，習近平打造的強專製主義為他的暴政鋪設了平坦大道，布置於“全國一盤棋”格局下，海派上海市民深深感受到文革高潮時的毛式家天下：朕即真理，朕即國家。今天，統帥一聲令，三軍風雷動，酷政促奴性，令箭催遵命，從廟堂衙門，抵基層庸眾，政令一路暢行，貫徹無阻。

以習近平的“家天下”框架來看，上海的抗疫特別需要展示“中國共產黨所具有的無比堅強的領導力，是風雨來襲時中國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要展示中共統治下的製度“優越性”和“合法性”，更確切地說，還需要充分展示習近平總書記的“英明、偉大”形象，為他的正式“登基”皇座打基礎。構建如此之宏大敘事，習家中央政府定義了新冠病毒的抗疫是一場“人民戰爭”，全黨全民統一步調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部署”來進行的，這位總書記一再強調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堅持動態清零總方針不猶豫不動搖”，“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要把抗疫當作“為人民服務”。

以現代性的倫理學來論述，“人民”是個宏大敘事，是形而上之“大魅”，在以“人民”的名義大肆鼓噪、渲染之下，若開啟“幽暗之門”，可以發現，這隻是一塊“超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的招牌，其投射出的真實價值意向往往是希冀反饋回報給投射者自己，即小人心眼、小人心境的“自我、本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乃罪惡之淵藪，其鄙陋卑下、猥瑣不堪！

魯迅先生早就發現，中國的儒家典籍中充滿了“仁者愛人”之語，但是魯迅卻揭穿了其“瞞和騙”，其實質就是“以理殺人”！

今天的上海，把“人民”當作“綱領”來處置具體的全民抗疫，就意味著其餘事情全得靠邊讓路，抗疫以外的事情全都隻是與個人利益掛鉤而已，都是掛靠不上“人民”這個宏偉大宗旨，“人民”這個抽象綱領既然被強化得如此之高大上、偉光正，乃綱舉目張，和尚打傘，為所欲為、不擇手段！

 

（二）“不忘初心，牢記使命”

 

“初心”是習近平執政時代十分時髦的政治詞匯，既然被張揚得如此之“時髦”，它必定隱含有欺騙性！它試圖讓人民感受習的“青春故事”，聆聽他的“梁家河插隊的經曆”，規訓人民的情操，是一項典型的“洗腦工程”。

眾所周知，習近平在福建、浙江和上海三地工作過，已經獲得相當多的東南沿海地區工作的經驗，這些地區比起北方內地來具有相對較高的改革開放性，經濟結構大多是外向型，經濟水平也相應較高，治理較為先進。按照常規思路，要想當上一個大國有作為的主政者，其精神領域的價值觀訴求，本來應該引導國民走上現代化之路，深化改革，大大發揚沿海地區的先進經驗和業績成就，使融合到全球化的經濟圈中，學習西方發達的市場經濟和人文精神，求得國家發展踏上新台階。然而習近平卻不張揚他在沿海地區的經曆，反而大大弘揚在北方落後農村的生活感受、工作經曆——這就值得正義的人們去警惕和深思了。

與毛澤東一樣，習近平自身的秉性就是十分的“土”，在漢語網絡上，不滿的網民將習近平蔑稱為“包子”，意思有“土氣”之意，也就是傳統、愚昧、落後的代名詞。這與《論語》：“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意思相近，懷土就是戀土而安逸，營造個人小天地，即小人德性。我們來看看習近平是如何的“初心”？

“初心”在心理學上可稱為“原型”（榮格：archetypes），習的“原型”有“戀土情結”，顯然相悖於東南沿海地區的現代性精神品質，而在於他不斷吹噓的“土”字而凸出，即“農民情結、三農情懷”，習常稱：“我也是從農村出來的”，“我們這一代人也有這個情結，一定要把我們的老百姓，特別是我們的農民扶一把。”聽聽他的念念有詞“不忘初心”，從“習近平總書記從小就有農村情結”，可推斷習之“戀土”有小人之心：

1.  陝北延安梁家河，習近平插隊在此，據說練就了一套“大學問”，那真是了不得啊！
2. “老家富平曾在習近平迷惘彷徨時給予他溫暖”，陝西省富平縣臨近於曆史上京兆地區，這裏曾經是大一統帝國的中央權力地帶，即有秦、漢、隋、唐四朝大帝國定都於鹹陽、長安，這一家鄉情懷深深地烙印到習近平的人格秉性，使得習內心期盼著大一統政治。
3. 習近平時時要造訪河北省西柏坡，該地是毛派紅色經典的精神發源地，價值連城，非常值得習去流連忘返，就此習想要“弘揚西柏坡精神”。
4. 河北省正定縣，習年輕時候曾工作在此，當時是“農業學大寨”的先進樣板縣，是毛澤東樹立起來的一麵旗幟，同樣是紅色經典，值得去大力追捧，流芳百世。

    作為一個農業人口眾多的大國，農業生產當然需要去關心，農民的利益也當然需要去關心，任何一個具有現代化常識的人，必定知道：農民生活的大幅度改善，必須是由農業現代化來帶動，而農業現代化必須是由工業現代化來帶動，而工業現代化必須是由科技、經濟和製度等的各項現代化來帶動，需要重視精神文明的力量，也就是人的主體性自由的大發揚。然而中國的習某卻是完全的反其道而行之：要論價值觀的定位？什麽的工業、科技、文教、經濟、金融、製度、法治等等的重要發展項目全都擱置在邊上，就是因為這些不含有“初心”，從而全都被當做不重要的思想議題來處理，眼下最最要緊的事情是定位在“農民情結”、“黃土情結”之上：“不忘初心，牢記使命”——老是要把目光盯住在最最落後地區的農民生存價值觀上——這是怎麽樣的心態？怎麽樣的鬼魅心思啊？

人都是有個性的，共產黨執政也如此。理解了習近平的執政個性是那麽的“土裏土氣”，於是懂得：上海抗疫就是充滿習包子特色之土：“鞋子合不合腳，自己穿著才知道。”——紅色經典，土法上馬！   

 

•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方山水有一方風情

 

 共產黨信仰“辯證唯物主義”，其教條說：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確，特定的社會曆史地理環境可以塑造特定的精神氣質。成語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南橘北枳。按辯證法精神，反之亦然，如：彩蝶戀鮮花，蒼蠅叮臭肉；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智者樂水，仁者樂山。說到中國人的“土”，尚有各個地方的各個民風民俗民情，還可細分。

德國學者馬克斯·舍勒的行為學理論認為，能感悟到生活世界的價值和價值秩序的感情是成為行為意欲最深層的基礎部分，而這種感情決定著行為意欲的努力方向。但是舍勒又認為，不能把在一個時代和民族中流行或支配人們價值偏愛的評價係統所具有的“倫理結構”等同於作為價值優先法則的價值本身的客觀秩序。

今天，與西方自由世界一樣，強人習近平也是十分講究“顏色革命”，他將自身個性“土氣”的顏色欽定為中國的“政治正確”，即標準的意識形態，充分施展在上海地方的抗議之中，真實意圖是：以習氏“土氣”淹沒上海“海派”！

那麽究竟怎麽樣評介習包子“土氣”？

第一，純真“紅色基因”，眾所周知，習近平是在紅朝中國、紅色地域、紅色家庭、紅色時代、紅色圈子裏混出來的紅色土特產，紅色元素特濃，大紅特紅超紅。

現代中國有二大文明係統：黃色和藍色。

黃色是內陸型，具有內向封閉性質，其主要的分布地域是在北方的黃土質平原和高原上，其價值資源隻由落後的本土文明來提供（電視劇《河殤》的觀點）。

紅色文明是外來的馬列寧主義與中國本土的黃色文明相結合的產物，被綜合成“毛澤東思想路線”，具有革命的實踐性，但是主要根基還是黃色文明。

    藍色是海洋型，外向開放性質，最初地域分布在東南沿海一帶，隨之改革開放的深化，逐漸擴展至中國的大南方，它是本土文明與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結合的產物。

今天的國情是，北方黃土文明區域經濟全麵落後、蕭條，而南方藍色文明區域市場經濟發展良好，經濟指標高漲。如此經濟地理格局意味著中共統治機器的精神資源麵臨危機，這讓習近平深深不安，習某感受到來自於藍色文明對於紅色政權的威脅：資產階級市民的個體性、獨立性和自由意識在增長，他們不會如黃土地上農民幹活那樣的聽話、遵命和馴服。

遙想1949年3月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正式提出定都北平市的決議，當時的國情正如毛澤東所講：“蔣介石的國都在南京，他的基礎是江浙資本家。我們要把國都建在北平，我們也要在北平找到我們的基礎，這就是工人階級和廣大的勞動群眾。”這講話顯示了：南京的城市精神是藍色，而北平市則是黃色，紅色政權的根基需要由黃色文明來支撐、扶助，才會獲得穩定、可靠。

從前，毛澤東必定熟知曆史典故：“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對藍色文明懷有恐懼：“港台一帶，饕蚊尚多，西方世界，饕蚊成陣。”因此對待曾經位置楚地、而後深藍色的申城上海，毛澤東作指示：要采取“農村包圍城市”戰略。為此，上海外灘海關鍾樓上的大鍾報時，要以深黃色的陝北民歌樂調《東方紅》來進行，使之標誌為城市“主旋律”。要發揚“好八連”榮光，讓他們來到魔都南京路上當“哨兵”，以鎮住充滿資產階級邪念的“霓虹燈”，要加強“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全麵專政”，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今天，習近平憂心忡忡：紅色文明賴以存在基礎的黃色文明正日益蛻化墮落！為此決心拯救，在上海執行“靜態管理、動態清零”，實為一場魔鬼訓練，以鞏固紅色政權的！

 

• 粗人的痞氣，流寇的匪氣

 

紅朝中國首長級高幹的紅二代、紅三代多的是，譬如有劉少奇的兒子，陳雲兒子，鄧小平的兒女，胡耀邦的兒子，葉劍英、江澤民的數個兒女等等，在這一群體裏相比較，習包子就是顯得很“土氣”，這是為什麽呢？

這就是習近平第二個“土”：痞氣+匪氣，這是黃色文明外圍地帶“邊區”之“土氣”。

習近平讀書差勁是知曉的，然而這在首長級的紅後代中較為少見，盡管習近平時常吹噓讀書很多，還煞有介事地列出一長串讀書單來，頗有“此地無銀三百兩”之意。由於不願讀書、讀不進書，習的頭腦難以裝備積聚人類優秀文明的知識。蘇格拉底雲“知識即美德”，其否命題亦同樣成立。現代學者的認識更為精確，知識與美德之間的正向關聯性是需要建立在高概率基礎上，較有科學的合理性。毛澤東閱讀中國古典經書甚多，但也是痞氣+匪氣很濃厚，毛澤東特別讚賞二位流氓痞子皇帝：劉邦和朱元璋，毛把糟粕當作了精粹。

拉馬克的“用進廢退”可以較好解釋，讀書不好的習近平，喜好炫耀他的四肢發達：“我那個時候扛200斤麥子，十裏山路不換肩。”習對頭腦簡單事項：“新時期上山下鄉工程”、“好兒女誌在四方，有誌者奮鬥無悔”，頗有興趣和熱度，可見一斑。習近平坦承其念茲在茲“農民情結”，可以推斷出他的氣質和秉性，天然地與知識性匱缺的泥腿子、四肢發達者、粗布短衫者融通起來，對待海派氣質的上海人就不會有好感，可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

要深入了解習近平的所作所為，需要了解他的個性和風格，需要了解養育習某其秉性、氣質的地方，考察那裏的風土人情。習近平念念不忘他的“初心”之地，就是年輕時候插隊落戶的革命聖地延安，那裏是紅色大本營，更是“紅太陽升起的地方”。對於習近平來說，陝北延安就是他的紅色乳娘，思想養育之地，“作為一個人民公仆，陝北高原是我的根，因為這裏培養出我不變的信念：要為人民做實事！無論我走到哪裏，永遠都是黃土地的兒子。”習近平回憶說，插隊在梁家河，他“看到了人民群眾的根本，真正理解了老百姓”，“我幾乎從來沒哭過，印象較深的兩次哭都是在陝北。”情深誼長啊！

延安市，坐落在陝西省北部，是遊牧文明與農耕文明交融的邊區地帶，漢民族農民世世代代居住此地的曆史中，頻頻遭受多個遊牧民族和部落的相互殺戮、掠奪和洗劫，身處如此蠻族生態的劫掠，釀造出戎狄民風：痞氣+匪氣，漸漸墮落之，本地農耕地上又孵化出次生代的漢族大盜和流寇，如：王嘉胤、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董福祥等等。

大清皇朝晚期，西方殖民主義勢力進入中國東部沿海，紛紛建立起西方式的先進藍色文明，從此經濟格局和重心轉移，地處西北的陝西省經濟文化大幅衰弱，秦風不再，此衰彼漲，當地土匪、土豪卻猖狂起來，到了民國時期，整個陝北地區的匪患尤其嚴重，那時候國民政府的管控力無法抵達陝北，但這恰好為共產黨武裝力量製造出福音來，留給了共軍以極佳的撒野契機和匪盜空間。臭味相投便稱知己，當毛澤東掛帥的大股共軍（紅軍）萬裏迢迢流竄作案來到陝北時候，如魚得水般找準了自己的落腳地，建立起蘇區。

民諺：窮山惡水出刁民，粗茶淡飯無孑遺。肉腐生蛆，蛆熟產蠅；土劣孵匪，匪頑升寇。流寇是土匪發展的頂峰，流寇之所以十分殘暴凶狠毒辣無恥，那是因為流寇作案多是流竄在異地他鄉：1）幾乎碰不上熟人，於是缺乏道德約束；2）罪案的對象都是與己血緣疏遠，於是下得了狠手；3）流竄作案中不容易被抓捕，於是缺乏法律製裁的威懾感。

民國時期的學者傅斯年，曾經把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美國學者餘英時把毛澤東在山上鬧革命歸類為土匪行徑，中共政府體製內走出來的學者阮銘也將當年盤踞在井岡山和延安，建立蘇區的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具體的匪徒而言尚有匪氣強弱的區分，中共領袖中毛澤東、習近平之流痞氣、匪氣特濃，雖然直接將他們比作為流寇尚不恰當，然則深入去思考精神性的高層次本質，就會發現確有近似之處，如操守低劣，隻顧眼前的歡樂和榮耀，不思長治久安的方針、政策和治理，即不具可持續性發展，缺乏人性，不擇手段，不顧人民死活，更扯淡有什麽超越情懷、尋求來世的永生。

上海執行抗疫大行動，是習某心理投射：“習近平總書記親自部署、親自指揮”，乃“初心不改”，大大地用上“梁家河大學問”，卻是來真的：痞氣加匪氣，勁兒十足！

 

• 秦始皇→毛澤東→習近平

 

這三者思想有著較大的傳承性。中共的建黨、建國都是繼承了中國傳統“外儒內法”的一套專製主義本色，馬克思主義成分並不多，如“緊密團結在以某某某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就是中共執政文化的萬能公式，其“春秋大義”足令執政者癡迷不已。

中國政治延續了千年的專製主義，其要數秦始皇的大一統治理格局最具開創、暴虐和傳承，其遺產深深地烙印在中華民族的政治文化基因上。《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今皇帝並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傳承至後世，中共統治者毛澤東、習近平極為崇拜、讚賞，毛澤東自稱：“馬克思加秦始皇”，自比“秦皇、漢武”。習近平是粗人，缺文秀，但配有禦用導演張藝謀來代言，原籍秦地的張藝謀以其電影作品的大氣磅礴著稱，如《英雄》、《大秦賦》、《大秦帝國》等頗有氣勢恢宏，詠古頌今，頌揚獨裁，乃深合主子旨意。

籍貫秦地的習近平似乎比毛澤東更領悟大秦遺風，他也有著構建大一統政治的強烈欲求，冒進浮誇，圖大貪功，舉凡黨、政、軍、財、經、文、教、農、工、商等各界各行，都得讓習來獨攬一身、定於一尊，還妄想對外擴張，天下一統。毛時代流行詞：“全國一盤棋”，如今又翻舊出新而熱炒，以“一言堂”淩駕天下，特別用於上海的抗疫。

中國人骨子裏有“天人合一”，混沌一氣的原始思維和巫術，這集體無意識天然地被大一統政治統攝，進而主導了亞細亞生產方式，在古代，它有利於治理水患、開挖運河、修建長城、建造皇宮等大型項目。在當今，有利於以舉國之力操辦上海防控。在思想意識高度，可以塑造全民的遵命、服從、聽話，即奴性，這恰是習近平的“不忘使命”：“凝聚全民抗疫的強大共識”。

在大一統政治如火如荼的文革期間，誇張而高調的道義目的論籠罩住中國大地上的各項各業，如有“農業以糧為綱、工業以鋼為綱。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於是到處呈現“一刀切”現象，凡是與“綱”不合之事，全得讓步，退避。

今天上海的抗疫正是一刀切做法：為了抗疫的宏偉大業，其他事情全都算不得“事情”，那怕是危機人生命的要事。再如，“同層密接隔離政策”，一人得陽整樓隔離，幾人得陽整區封閉。搞得：簡單直接粗暴，次生災害不斷，雞飛狗跳，人心惶惶。

 

• 外儒內法，臉麵爭光

 

習近平頗想搞《厲害了，我的國》，可看出習的“初心”中有“大秦”情愫，但不唯此。習熟知亡秦之故，暴秦之害，了解《過秦論》，於是就看重《荀子》思想，希望借鑒儒家思想補救暴秦之偏，但這隻是延續了曆史上慣行的“外儒內法”傳統，毫無創意。

以現代人的目光審視，法家思想並非全都是負麵的，糟糕的。譬如，法家的政治思想有“緣法而治”、“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法不阿貴，繩不撓曲”、“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等——貫徹一條法治平等的路線。

秦之後曆代皇朝，形成傳統的官方和上層社會的意識形態是儒家思想，儒家在治國綱要上對法家進行修正，改變其嚴刑律法、冷酷無情、對人性的踐踏，而用溫情脈脈的道德麵紗來遮蓋人心自私之惡。然而儒家的溫情脈脈卻是斷然排斥法家的平等觀，十分講究等級秩序的排位：“尊尊、親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樣導致另一種人性醜惡的釋放。

無論是法家抑或儒家，都嚴重匱乏精神超越性，使得中國人滑落到小人德性的急切功利性，熱衷於超近距離的貼身肉搏，這突出表現為儒家的“麵子文化”，即等級競爭。

今天，習近平把上海抗疫重重地押寶在他的麵子上：看吧，環顧世界，唯有我習某才能夠做到新冠病毒“清零”，豐功偉業啊；溥天之下，皆我臣屬；溥天之下，盡表忠心！

開啟小人心境：這就是習近平的“初心、使命”不可告人的真正用意所在！清零政策來自權力最高層，而下層執行者在習某巫祝之辭誘導下，層層加碼，步步緊逼，使防疫措施變得越來越嚴苛，越來越不通人情，越來越背離常識，卻迎來了中國式“麵子”大豐收！    

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今天，活躍在上海街頭的“大白”誌願者，大多來自社會底層，他們深知等級社會的底層生活之艱辛、悲愴、卑賤、滄桑，受欺受壓，吃苦甚多，在心坎中積滿了多多的怨恨，為此張公百忍，隻是期盼著猴年馬月有個身份升遷，從此羊與狼的位置對調，角色得以變換，從此終於有了發泄的口子和對象，就如二十年媳婦熬成婆婆那樣。今天好機會來了，讓底層誌願者們身披白大褂，臂佩紅袖章，頓時獲得了權力，身價躥升！於是人們就見到了大白們在上海街頭的變本加厲，肆無忌憚。

更是有不少大白門來自外省市的農村地區，他們往往有著毛澤東情結，相信毛澤東的詛咒語“農村包圍城市”，內心對待上海，這個以魔都著稱的城市有著較深的嫉恨，於是今天找到了發泄口子，爭當“南京路上好八連”，侮辱上海人一番，五十步笑百步，好不痛快啊！

上海本地市民，生存在全民抗疫的如此高壓境遇，顯得勢單力孤，不得不進行一場忍耐之心的大考驗。雖說是有海派氣質，但是多年來在習氏毛左政治侵染下，上海人漸漸變得麻木起來，中國傳統習性在增強，一個“忍”字當頭，懂得“看三勢”，學會“拎得清”，不做“填刀頭”，好漢不吃眼前虧，識時務者為俊傑，好死不如賴活著——與內地的庸眾一樣，都是媳婦受熬的心態——如此則喪失了做人的真誠性和崇高性。

 

                                                    施衛江

寫於 美國紐約

2022年5月26日上海抗疫為何如此狂暴？

 

最近，上海人民沉浸在“靜態管理、動態清零”的極度悲憤中，二個月來的抗疫，上海居民要麽封閉在家裏，要麽隔離在方艙，要麽入住醫院，最慘的是一些外地來滬的農民工、送貨員和運輸汽車司機，隻得睡眠在大街上、橋孔下、卡車裏，還不得行走出受封圍欄，還得不到足夠食物。不管呆在城市哪個角落，是富人或窮人，是教授還是乞丐，人人自危，生活無序，商店關門，藥品斷供，生存所需的基本食品、日用品都要靠手機上操作去“搶”，凡是不會手機操作就隻能等死，非新冠病毒引起的疾病都不算是“病”，假如某個病人不能出示有效核酸測試陰性證明，病人均得不到及時救治，更惡劣的措施是，要裝配鐵網在管控區的每一棟民宅樓的大門口，予以嚴加防範管製，防市民如防盜賊！“大白”警察容許隨意闖進市民家中搞“執法”，市民蒙受盡多的不幸和災難可就是不容許公開自由發聲喊冤！

嗚呼！號稱“國家主人”的上海市民，本是代表中國最具先進生產力的一族群體，理應充分釋放出上海市民的聰明才幹去搞建設，然而在黨中央的“清零”政策強製下，海派靈性竟然大肆遭受踐踏，人格尊嚴被貶至不及囚徒的卑下，被準許的行動自由還不如圈養的禽畜。哀哉！上海市民的生存境況是多麽孤苦伶仃無助，上海市民的精神抑鬱是何等淒淒慘慘戚戚。

由中央政府主導的抗疫“清零”，為什麽要對上海人民動用如此的粗暴、野蠻、獸性、瘋狂？這在西方自由世界看來，簡直太不可思議了！根源究竟是什麽呢？

 

（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發生在上海的抗疫狂暴當然不是海派文化傳承的特質，而是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親自部署指揮、密集指示批示”來進行，這位總書記宣稱：“我們的防控方針是由黨的性質和宗旨決定的”，“從黨的性質宗旨認識疫情防控方針”，當然不是飛來之石，而是經有悠久曆史的中國傳統孵化而成，它僵硬地主宰著當今中國政治的一切。欲懂得這場清零抗疫的真實意圖，須深入了解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須了解中國的民風民俗，尤其是陝北地區。

近年來，習近平嫻熟地運用他的政治手腕使大權獨攬，業已形成“九鼎之尊”局麵，且有越演越烈之勢，在其統治下的社會官僚機器不斷強化威權形式，這使得後者形式的高度威權化又促進了前者的獨裁，而前者專斷橫行又反哺後者，兩者互為反饋，攜手共進，就此全民奴性且增強不少——此即如德國學者齊美爾所講的社會學中“相互作用”的形式，對於這種“形式”的具體表達，深得魯迅精神之魂的北京大學中文係教授錢理群曾經論述道：“在一個專製統治下價值封閉的體係內，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是處在同一個價值點上的交流與反饋”（大意如此）。

可想而知，當今中國的政治形態正是走在全麵複辟傳統封建腐朽製度的路上。專製政治乃乾綱獨斷、定於一尊，且說今日中國之專製暴虐，極大地來自最高統治者的德性，習近平妄圖複辟文革，大開曆史倒車，朝思暮想他的皇帝迷夢，再造新時代的秦始皇、毛澤東。

    由此，習近平打造的強專製主義為他的暴政鋪設了平坦大道，布置於“全國一盤棋”格局下，海派上海市民深深感受到文革高潮時的毛式家天下：朕即真理，朕即國家。今天，統帥一聲令，三軍風雷動，酷政促奴性，令箭催遵命，從廟堂衙門，抵基層庸眾，政令一路暢行，貫徹無阻。

以習近平的“家天下”框架來看，上海的抗疫特別需要展示“中國共產黨所具有的無比堅強的領導力，是風雨來襲時中國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要展示中共統治下的製度“優越性”和“合法性”，更確切地說，還需要充分展示習近平總書記的“英明、偉大”形象，為他的正式“登基”皇座打基礎。構建如此之宏大敘事，習家中央政府定義了新冠病毒的抗疫是一場“人民戰爭”，全黨全民統一步調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部署”來進行的，這位總書記一再強調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堅持動態清零總方針不猶豫不動搖”，“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要把抗疫當作“為人民服務”。

以現代性的倫理學來論述，“人民”是個宏大敘事，是形而上之“大魅”，在以“人民”的名義大肆鼓噪、渲染之下，若開啟“幽暗之門”，可以發現，這隻是一塊“超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的招牌，其投射出的真實價值意向往往是希冀反饋回報給投射者自己，即小人心眼、小人心境的“自我、本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乃罪惡之淵藪，其鄙陋卑下、猥瑣不堪！

魯迅先生早就發現，中國的儒家典籍中充滿了“仁者愛人”之語，但是魯迅卻揭穿了其“瞞和騙”，其實質就是“以理殺人”！

今天的上海，把“人民”當作“綱領”來處置具體的全民抗疫，就意味著其餘事情全得靠邊讓路，抗疫以外的事情全都隻是與個人利益掛鉤而已，都是掛靠不上“人民”這個宏偉大宗旨，“人民”這個抽象綱領既然被強化得如此之高大上、偉光正，乃綱舉目張，和尚打傘，為所欲為、不擇手段！

 

（二）“不忘初心，牢記使命”

 

“初心”是習近平執政時代十分時髦的政治詞匯，既然被張揚得如此之“時髦”，它必定隱含有欺騙性！它試圖讓人民感受習的“青春故事”，聆聽他的“梁家河插隊的經曆”，規訓人民的情操，是一項典型的“洗腦工程”。

眾所周知，習近平在福建、浙江和上海三地工作過，已經獲得相當多的東南沿海地區工作的經驗，這些地區比起北方內地來具有相對較高的改革開放性，經濟結構大多是外向型，經濟水平也相應較高，治理較為先進。按照常規思路，要想當上一個大國有作為的主政者，其精神領域的價值觀訴求，本來應該引導國民走上現代化之路，深化改革，大大發揚沿海地區的先進經驗和業績成就，使融合到全球化的經濟圈中，學習西方發達的市場經濟和人文精神，求得國家發展踏上新台階。然而習近平卻不張揚他在沿海地區的經曆，反而大大弘揚在北方落後農村的生活感受、工作經曆——這就值得正義的人們去警惕和深思了。

與毛澤東一樣，習近平自身的秉性就是十分的“土”，在漢語網絡上，不滿的網民將習近平蔑稱為“包子”，意思有“土氣”之意，也就是傳統、愚昧、落後的代名詞。這與《論語》：“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意思相近，懷土就是戀土而安逸，營造個人小天地，即小人德性。我們來看看習近平是如何的“初心”？

“初心”在心理學上可稱為“原型”（榮格：archetypes），習的“原型”有“戀土情結”，顯然相悖於東南沿海地區的現代性精神品質，而在於他不斷吹噓的“土”字而凸出，即“農民情結、三農情懷”，習常稱：“我也是從農村出來的”，“我們這一代人也有這個情結，一定要把我們的老百姓，特別是我們的農民扶一把。”聽聽他的念念有詞“不忘初心”，從“習近平總書記從小就有農村情結”，可推斷習之“戀土”有小人之心：

1.  陝北延安梁家河，習近平插隊在此，據說練就了一套“大學問”，那真是了不得啊！
2. “老家富平曾在習近平迷惘彷徨時給予他溫暖”，陝西省富平縣臨近於曆史上京兆地區，這裏曾經是大一統帝國的中央權力地帶，即有秦、漢、隋、唐四朝大帝國定都於鹹陽、長安，這一家鄉情懷深深地烙印到習近平的人格秉性，使得習內心期盼著大一統政治。
3. 習近平時時要造訪河北省西柏坡，該地是毛派紅色經典的精神發源地，價值連城，非常值得習去流連忘返，就此習想要“弘揚西柏坡精神”。
4. 河北省正定縣，習年輕時候曾工作在此，當時是“農業學大寨”的先進樣板縣，是毛澤東樹立起來的一麵旗幟，同樣是紅色經典，值得去大力追捧，流芳百世。

    作為一個農業人口眾多的大國，農業生產當然需要去關心，農民的利益也當然需要去關心，任何一個具有現代化常識的人，必定知道：農民生活的大幅度改善，必須是由農業現代化來帶動，而農業現代化必須是由工業現代化來帶動，而工業現代化必須是由科技、經濟和製度等的各項現代化來帶動，需要重視精神文明的力量，也就是人的主體性自由的大發揚。然而中國的習某卻是完全的反其道而行之：要論價值觀的定位？什麽的工業、科技、文教、經濟、金融、製度、法治等等的重要發展項目全都擱置在邊上，就是因為這些不含有“初心”，從而全都被當做不重要的思想議題來處理，眼下最最要緊的事情是定位在“農民情結”、“黃土情結”之上：“不忘初心，牢記使命”——老是要把目光盯住在最最落後地區的農民生存價值觀上——這是怎麽樣的心態？怎麽樣的鬼魅心思啊？

人都是有個性的，共產黨執政也如此。理解了習近平的執政個性是那麽的“土裏土氣”，於是懂得：上海抗疫就是充滿習包子特色之土：“鞋子合不合腳，自己穿著才知道。”——紅色經典，土法上馬！   

 

•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方山水有一方風情

 

 共產黨信仰“辯證唯物主義”，其教條說：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確，特定的社會曆史地理環境可以塑造特定的精神氣質。成語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南橘北枳。按辯證法精神，反之亦然，如：彩蝶戀鮮花，蒼蠅叮臭肉；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智者樂水，仁者樂山。說到中國人的“土”，尚有各個地方的各個民風民俗民情，還可細分。

德國學者馬克斯·舍勒的行為學理論認為，能感悟到生活世界的價值和價值秩序的感情是成為行為意欲最深層的基礎部分，而這種感情決定著行為意欲的努力方向。但是舍勒又認為，不能把在一個時代和民族中流行或支配人們價值偏愛的評價係統所具有的“倫理結構”等同於作為價值優先法則的價值本身的客觀秩序。

今天，與西方自由世界一樣，強人習近平也是十分講究“顏色革命”，他將自身個性“土氣”的顏色欽定為中國的“政治正確”，即標準的意識形態，充分施展在上海地方的抗議之中，真實意圖是：以習氏“土氣”淹沒上海“海派”！

那麽究竟怎麽樣評介習包子“土氣”？

第一，純真“紅色基因”，眾所周知，習近平是在紅朝中國、紅色地域、紅色家庭、紅色時代、紅色圈子裏混出來的紅色土特產，紅色元素特濃，大紅特紅超紅。

現代中國有二大文明係統：黃色和藍色。

黃色是內陸型，具有內向封閉性質，其主要的分布地域是在北方的黃土質平原和高原上，其價值資源隻由落後的本土文明來提供（電視劇《河殤》的觀點）。

紅色文明是外來的馬列寧主義與中國本土的黃色文明相結合的產物，被綜合成“毛澤東思想路線”，具有革命的實踐性，但是主要根基還是黃色文明。

    藍色是海洋型，外向開放性質，最初地域分布在東南沿海一帶，隨之改革開放的深化，逐漸擴展至中國的大南方，它是本土文明與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結合的產物。

今天的國情是，北方黃土文明區域經濟全麵落後、蕭條，而南方藍色文明區域市場經濟發展良好，經濟指標高漲。如此經濟地理格局意味著中共統治機器的精神資源麵臨危機，這讓習近平深深不安，習某感受到來自於藍色文明對於紅色政權的威脅：資產階級市民的個體性、獨立性和自由意識在增長，他們不會如黃土地上農民幹活那樣的聽話、遵命和馴服。

遙想1949年3月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正式提出定都北平市的決議，當時的國情正如毛澤東所講：“蔣介石的國都在南京，他的基礎是江浙資本家。我們要把國都建在北平，我們也要在北平找到我們的基礎，這就是工人階級和廣大的勞動群眾。”這講話顯示了：南京的城市精神是藍色，而北平市則是黃色，紅色政權的根基需要由黃色文明來支撐、扶助，才會獲得穩定、可靠。

從前，毛澤東必定熟知曆史典故：“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對藍色文明懷有恐懼：“港台一帶，饕蚊尚多，西方世界，饕蚊成陣。”因此對待曾經位置楚地、而後深藍色的申城上海，毛澤東作指示：要采取“農村包圍城市”戰略。為此，上海外灘海關鍾樓上的大鍾報時，要以深黃色的陝北民歌樂調《東方紅》來進行，使之標誌為城市“主旋律”。要發揚“好八連”榮光，讓他們來到魔都南京路上當“哨兵”，以鎮住充滿資產階級邪念的“霓虹燈”，要加強“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全麵專政”，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今天，習近平憂心忡忡：紅色文明賴以存在基礎的黃色文明正日益蛻化墮落！為此決心拯救，在上海執行“靜態管理、動態清零”，實為一場魔鬼訓練，以鞏固紅色政權的！

 

• 粗人的痞氣，流寇的匪氣

 

紅朝中國首長級高幹的紅二代、紅三代多的是，譬如有劉少奇的兒子，陳雲兒子，鄧小平的兒女，胡耀邦的兒子，葉劍英、江澤民的數個兒女等等，在這一群體裏相比較，習包子就是顯得很“土氣”，這是為什麽呢？

這就是習近平第二個“土”：痞氣+匪氣，這是黃色文明外圍地帶“邊區”之“土氣”。

習近平讀書差勁是知曉的，然而這在首長級的紅後代中較為少見，盡管習近平時常吹噓讀書很多，還煞有介事地列出一長串讀書單來，頗有“此地無銀三百兩”之意。由於不願讀書、讀不進書，習的頭腦難以裝備積聚人類優秀文明的知識。蘇格拉底雲“知識即美德”，其否命題亦同樣成立。現代學者的認識更為精確，知識與美德之間的正向關聯性是需要建立在高概率基礎上，較有科學的合理性。毛澤東閱讀中國古典經書甚多，但也是痞氣+匪氣很濃厚，毛澤東特別讚賞二位流氓痞子皇帝：劉邦和朱元璋，毛把糟粕當作了精粹。

拉馬克的“用進廢退”可以較好解釋，讀書不好的習近平，喜好炫耀他的四肢發達：“我那個時候扛200斤麥子，十裏山路不換肩。”習對頭腦簡單事項：“新時期上山下鄉工程”、“好兒女誌在四方，有誌者奮鬥無悔”，頗有興趣和熱度，可見一斑。習近平坦承其念茲在茲“農民情結”，可以推斷出他的氣質和秉性，天然地與知識性匱缺的泥腿子、四肢發達者、粗布短衫者融通起來，對待海派氣質的上海人就不會有好感，可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

要深入了解習近平的所作所為，需要了解他的個性和風格，需要了解養育習某其秉性、氣質的地方，考察那裏的風土人情。習近平念念不忘他的“初心”之地，就是年輕時候插隊落戶的革命聖地延安，那裏是紅色大本營，更是“紅太陽升起的地方”。對於習近平來說，陝北延安就是他的紅色乳娘，思想養育之地，“作為一個人民公仆，陝北高原是我的根，因為這裏培養出我不變的信念：要為人民做實事！無論我走到哪裏，永遠都是黃土地的兒子。”習近平回憶說，插隊在梁家河，他“看到了人民群眾的根本，真正理解了老百姓”，“我幾乎從來沒哭過，印象較深的兩次哭都是在陝北。”情深誼長啊！

延安市，坐落在陝西省北部，是遊牧文明與農耕文明交融的邊區地帶，漢民族農民世世代代居住此地的曆史中，頻頻遭受多個遊牧民族和部落的相互殺戮、掠奪和洗劫，身處如此蠻族生態的劫掠，釀造出戎狄民風：痞氣+匪氣，漸漸墮落之，本地農耕地上又孵化出次生代的漢族大盜和流寇，如：王嘉胤、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董福祥等等。

大清皇朝晚期，西方殖民主義勢力進入中國東部沿海，紛紛建立起西方式的先進藍色文明，從此經濟格局和重心轉移，地處西北的陝西省經濟文化大幅衰弱，秦風不再，此衰彼漲，當地土匪、土豪卻猖狂起來，到了民國時期，整個陝北地區的匪患尤其嚴重，那時候國民政府的管控力無法抵達陝北，但這恰好為共產黨武裝力量製造出福音來，留給了共軍以極佳的撒野契機和匪盜空間。臭味相投便稱知己，當毛澤東掛帥的大股共軍（紅軍）萬裏迢迢流竄作案來到陝北時候，如魚得水般找準了自己的落腳地，建立起蘇區。

民諺：窮山惡水出刁民，粗茶淡飯無孑遺。肉腐生蛆，蛆熟產蠅；土劣孵匪，匪頑升寇。流寇是土匪發展的頂峰，流寇之所以十分殘暴凶狠毒辣無恥，那是因為流寇作案多是流竄在異地他鄉：1）幾乎碰不上熟人，於是缺乏道德約束；2）罪案的對象都是與己血緣疏遠，於是下得了狠手；3）流竄作案中不容易被抓捕，於是缺乏法律製裁的威懾感。

民國時期的學者傅斯年，曾經把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美國學者餘英時把毛澤東在山上鬧革命歸類為土匪行徑，中共政府體製內走出來的學者阮銘也將當年盤踞在井岡山和延安，建立蘇區的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具體的匪徒而言尚有匪氣強弱的區分，中共領袖中毛澤東、習近平之流痞氣、匪氣特濃，雖然直接將他們比作為流寇尚不恰當，然則深入去思考精神性的高層次本質，就會發現確有近似之處，如操守低劣，隻顧眼前的歡樂和榮耀，不思長治久安的方針、政策和治理，即不具可持續性發展，缺乏人性，不擇手段，不顧人民死活，更扯淡有什麽超越情懷、尋求來世的永生。

上海執行抗疫大行動，是習某心理投射：“習近平總書記親自部署、親自指揮”，乃“初心不改”，大大地用上“梁家河大學問”，卻是來真的：痞氣加匪氣，勁兒十足！

 

• 秦始皇→毛澤東→習近平

 

這三者思想有著較大的傳承性。中共的建黨、建國都是繼承了中國傳統“外儒內法”的一套專製主義本色，馬克思主義成分並不多，如“緊密團結在以某某某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就是中共執政文化的萬能公式，其“春秋大義”足令執政者癡迷不已。

中國政治延續了千年的專製主義，其要數秦始皇的大一統治理格局最具開創、暴虐和傳承，其遺產深深地烙印在中華民族的政治文化基因上。《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今皇帝並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傳承至後世，中共統治者毛澤東、習近平極為崇拜、讚賞，毛澤東自稱：“馬克思加秦始皇”，自比“秦皇、漢武”。習近平是粗人，缺文秀，但配有禦用導演張藝謀來代言，原籍秦地的張藝謀以其電影作品的大氣磅礴著稱，如《英雄》、《大秦賦》、《大秦帝國》等頗有氣勢恢宏，詠古頌今，頌揚獨裁，乃深合主子旨意。

籍貫秦地的習近平似乎比毛澤東更領悟大秦遺風，他也有著構建大一統政治的強烈欲求，冒進浮誇，圖大貪功，舉凡黨、政、軍、財、經、文、教、農、工、商等各界各行，都得讓習來獨攬一身、定於一尊，還妄想對外擴張，天下一統。毛時代流行詞：“全國一盤棋”，如今又翻舊出新而熱炒，以“一言堂”淩駕天下，特別用於上海的抗疫。

中國人骨子裏有“天人合一”，混沌一氣的原始思維和巫術，這集體無意識天然地被大一統政治統攝，進而主導了亞細亞生產方式，在古代，它有利於治理水患、開挖運河、修建長城、建造皇宮等大型項目。在當今，有利於以舉國之力操辦上海防控。在思想意識高度，可以塑造全民的遵命、服從、聽話，即奴性，這恰是習近平的“不忘使命”：“凝聚全民抗疫的強大共識”。

在大一統政治如火如荼的文革期間，誇張而高調的道義目的論籠罩住中國大地上的各項各業，如有“農業以糧為綱、工業以鋼為綱。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於是到處呈現“一刀切”現象，凡是與“綱”不合之事，全得讓步，退避。

今天上海的抗疫正是一刀切做法：為了抗疫的宏偉大業，其他事情全都算不得“事情”，那怕是危機人生命的要事。再如，“同層密接隔離政策”，一人得陽整樓隔離，幾人得陽整區封閉。搞得：簡單直接粗暴，次生災害不斷，雞飛狗跳，人心惶惶。

 

• 外儒內法，臉麵爭光

 

習近平頗想搞《厲害了，我的國》，可看出習的“初心”中有“大秦”情愫，但不唯此。習熟知亡秦之故，暴秦之害，了解《過秦論》，於是就看重《荀子》思想，希望借鑒儒家思想補救暴秦之偏，但這隻是延續了曆史上慣行的“外儒內法”傳統，毫無創意。

以現代人的目光審視，法家思想並非全都是負麵的，糟糕的。譬如，法家的政治思想有“緣法而治”、“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法不阿貴，繩不撓曲”、“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等——貫徹一條法治平等的路線。

秦之後曆代皇朝，形成傳統的官方和上層社會的意識形態是儒家思想，儒家在治國綱要上對法家進行修正，改變其嚴刑律法、冷酷無情、對人性的踐踏，而用溫情脈脈的道德麵紗來遮蓋人心自私之惡。然而儒家的溫情脈脈卻是斷然排斥法家的平等觀，十分講究等級秩序的排位：“尊尊、親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樣導致另一種人性醜惡的釋放。

無論是法家抑或儒家，都嚴重匱乏精神超越性，使得中國人滑落到小人德性的急切功利性，熱衷於超近距離的貼身肉搏，這突出表現為儒家的“麵子文化”，即等級競爭。

今天，習近平把上海抗疫重重地押寶在他的麵子上：看吧，環顧世界，唯有我習某才能夠做到新冠病毒“清零”，豐功偉業啊；溥天之下，皆我臣屬；溥天之下，盡表忠心！

開啟小人心境：這就是習近平的“初心、使命”不可告人的真正用意所在！清零政策來自權力最高層，而下層執行者在習某巫祝之辭誘導下，層層加碼，步步緊逼，使防疫措施變得越來越嚴苛，越來越不通人情，越來越背離常識，卻迎來了中國式“麵子”大豐收！    

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今天，活躍在上海街頭的“大白”誌願者，大多來自社會底層，他們深知等級社會的底層生活之艱辛、悲愴、卑賤、滄桑，受欺受壓，吃苦甚多，在心坎中積滿了多多的怨恨，為此張公百忍，隻是期盼著猴年馬月有個身份升遷，從此羊與狼的位置對調，角色得以變換，從此終於有了發泄的口子和對象，就如二十年媳婦熬成婆婆那樣。今天好機會來了，讓底層誌願者們身披白大褂，臂佩紅袖章，頓時獲得了權力，身價躥升！於是人們就見到了大白們在上海街頭的變本加厲，肆無忌憚。

更是有不少大白門來自外省市的農村地區，他們往往有著毛澤東情結，相信毛澤東的詛咒語“農村包圍城市”，內心對待上海，這個以魔都著稱的城市有著較深的嫉恨，於是今天找到了發泄口子，爭當“南京路上好八連”，侮辱上海人一番，五十步笑百步，好不痛快啊！

上海本地市民，生存在全民抗疫的如此高壓境遇，顯得勢單力孤，不得不進行一場忍耐之心的大考驗。雖說是有海派氣質，但是多年來在習氏毛左政治侵染下，上海人漸漸變得麻木起來，中國傳統習性在增強，一個“忍”字當頭，懂得“看三勢”，學會“拎得清”，不做“填刀頭”，好漢不吃眼前虧，識時務者為俊傑，好死不如賴活著——與內地的庸眾一樣，都是媳婦受熬的心態——如此則喪失了做人的真誠性和崇高性。

 

                                                    施衛江

寫於 美國紐約

2022年5月26日上海抗疫為何如此狂暴？

 

最近，上海人民沉浸在“靜態管理、動態清零”的極度悲憤中，二個月來的抗疫，上海居民要麽封閉在家裏，要麽隔離在方艙，要麽入住醫院，最慘的是一些外地來滬的農民工、送貨員和運輸汽車司機，隻得睡眠在大街上、橋孔下、卡車裏，還不得行走出受封圍欄，還得不到足夠食物。不管呆在城市哪個角落，是富人或窮人，是教授還是乞丐，人人自危，生活無序，商店關門，藥品斷供，生存所需的基本食品、日用品都要靠手機上操作去“搶”，凡是不會手機操作就隻能等死，非新冠病毒引起的疾病都不算是“病”，假如某個病人不能出示有效核酸測試陰性證明，病人均得不到及時救治，更惡劣的措施是，要裝配鐵網在管控區的每一棟民宅樓的大門口，予以嚴加防範管製，防市民如防盜賊！“大白”警察容許隨意闖進市民家中搞“執法”，市民蒙受盡多的不幸和災難可就是不容許公開自由發聲喊冤！

嗚呼！號稱“國家主人”的上海市民，本是代表中國最具先進生產力的一族群體，理應充分釋放出上海市民的聰明才幹去搞建設，然而在黨中央的“清零”政策強製下，海派靈性竟然大肆遭受踐踏，人格尊嚴被貶至不及囚徒的卑下，被準許的行動自由還不如圈養的禽畜。哀哉！上海市民的生存境況是多麽孤苦伶仃無助，上海市民的精神抑鬱是何等淒淒慘慘戚戚。

由中央政府主導的抗疫“清零”，為什麽要對上海人民動用如此的粗暴、野蠻、獸性、瘋狂？這在西方自由世界看來，簡直太不可思議了！根源究竟是什麽呢？

 

（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發生在上海的抗疫狂暴當然不是海派文化傳承的特質，而是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親自部署指揮、密集指示批示”來進行，這位總書記宣稱：“我們的防控方針是由黨的性質和宗旨決定的”，“從黨的性質宗旨認識疫情防控方針”，當然不是飛來之石，而是經有悠久曆史的中國傳統孵化而成，它僵硬地主宰著當今中國政治的一切。欲懂得這場清零抗疫的真實意圖，須深入了解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須了解中國的民風民俗，尤其是陝北地區。

近年來，習近平嫻熟地運用他的政治手腕使大權獨攬，業已形成“九鼎之尊”局麵，且有越演越烈之勢，在其統治下的社會官僚機器不斷強化威權形式，這使得後者形式的高度威權化又促進了前者的獨裁，而前者專斷橫行又反哺後者，兩者互為反饋，攜手共進，就此全民奴性且增強不少——此即如德國學者齊美爾所講的社會學中“相互作用”的形式，對於這種“形式”的具體表達，深得魯迅精神之魂的北京大學中文係教授錢理群曾經論述道：“在一個專製統治下價值封閉的體係內，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是處在同一個價值點上的交流與反饋”（大意如此）。

可想而知，當今中國的政治形態正是走在全麵複辟傳統封建腐朽製度的路上。專製政治乃乾綱獨斷、定於一尊，且說今日中國之專製暴虐，極大地來自最高統治者的德性，習近平妄圖複辟文革，大開曆史倒車，朝思暮想他的皇帝迷夢，再造新時代的秦始皇、毛澤東。

    由此，習近平打造的強專製主義為他的暴政鋪設了平坦大道，布置於“全國一盤棋”格局下，海派上海市民深深感受到文革高潮時的毛式家天下：朕即真理，朕即國家。今天，統帥一聲令，三軍風雷動，酷政促奴性，令箭催遵命，從廟堂衙門，抵基層庸眾，政令一路暢行，貫徹無阻。

以習近平的“家天下”框架來看，上海的抗疫特別需要展示“中國共產黨所具有的無比堅強的領導力，是風雨來襲時中國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要展示中共統治下的製度“優越性”和“合法性”，更確切地說，還需要充分展示習近平總書記的“英明、偉大”形象，為他的正式“登基”皇座打基礎。構建如此之宏大敘事，習家中央政府定義了新冠病毒的抗疫是一場“人民戰爭”，全黨全民統一步調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部署”來進行的，這位總書記一再強調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堅持動態清零總方針不猶豫不動搖”，“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要把抗疫當作“為人民服務”。

以現代性的倫理學來論述，“人民”是個宏大敘事，是形而上之“大魅”，在以“人民”的名義大肆鼓噪、渲染之下，若開啟“幽暗之門”，可以發現，這隻是一塊“超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的招牌，其投射出的真實價值意向往往是希冀反饋回報給投射者自己，即小人心眼、小人心境的“自我、本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乃罪惡之淵藪，其鄙陋卑下、猥瑣不堪！

魯迅先生早就發現，中國的儒家典籍中充滿了“仁者愛人”之語，但是魯迅卻揭穿了其“瞞和騙”，其實質就是“以理殺人”！

今天的上海，把“人民”當作“綱領”來處置具體的全民抗疫，就意味著其餘事情全得靠邊讓路，抗疫以外的事情全都隻是與個人利益掛鉤而已，都是掛靠不上“人民”這個宏偉大宗旨，“人民”這個抽象綱領既然被強化得如此之高大上、偉光正，乃綱舉目張，和尚打傘，為所欲為、不擇手段！

 

（二）“不忘初心，牢記使命”

 

“初心”是習近平執政時代十分時髦的政治詞匯，既然被張揚得如此之“時髦”，它必定隱含有欺騙性！它試圖讓人民感受習的“青春故事”，聆聽他的“梁家河插隊的經曆”，規訓人民的情操，是一項典型的“洗腦工程”。

眾所周知，習近平在福建、浙江和上海三地工作過，已經獲得相當多的東南沿海地區工作的經驗，這些地區比起北方內地來具有相對較高的改革開放性，經濟結構大多是外向型，經濟水平也相應較高，治理較為先進。按照常規思路，要想當上一個大國有作為的主政者，其精神領域的價值觀訴求，本來應該引導國民走上現代化之路，深化改革，大大發揚沿海地區的先進經驗和業績成就，使融合到全球化的經濟圈中，學習西方發達的市場經濟和人文精神，求得國家發展踏上新台階。然而習近平卻不張揚他在沿海地區的經曆，反而大大弘揚在北方落後農村的生活感受、工作經曆——這就值得正義的人們去警惕和深思了。

與毛澤東一樣，習近平自身的秉性就是十分的“土”，在漢語網絡上，不滿的網民將習近平蔑稱為“包子”，意思有“土氣”之意，也就是傳統、愚昧、落後的代名詞。這與《論語》：“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意思相近，懷土就是戀土而安逸，營造個人小天地，即小人德性。我們來看看習近平是如何的“初心”？

“初心”在心理學上可稱為“原型”（榮格：archetypes），習的“原型”有“戀土情結”，顯然相悖於東南沿海地區的現代性精神品質，而在於他不斷吹噓的“土”字而凸出，即“農民情結、三農情懷”，習常稱：“我也是從農村出來的”，“我們這一代人也有這個情結，一定要把我們的老百姓，特別是我們的農民扶一把。”聽聽他的念念有詞“不忘初心”，從“習近平總書記從小就有農村情結”，可推斷習之“戀土”有小人之心：

1.  陝北延安梁家河，習近平插隊在此，據說練就了一套“大學問”，那真是了不得啊！
2. “老家富平曾在習近平迷惘彷徨時給予他溫暖”，陝西省富平縣臨近於曆史上京兆地區，這裏曾經是大一統帝國的中央權力地帶，即有秦、漢、隋、唐四朝大帝國定都於鹹陽、長安，這一家鄉情懷深深地烙印到習近平的人格秉性，使得習內心期盼著大一統政治。
3. 習近平時時要造訪河北省西柏坡，該地是毛派紅色經典的精神發源地，價值連城，非常值得習去流連忘返，就此習想要“弘揚西柏坡精神”。
4. 河北省正定縣，習年輕時候曾工作在此，當時是“農業學大寨”的先進樣板縣，是毛澤東樹立起來的一麵旗幟，同樣是紅色經典，值得去大力追捧，流芳百世。

    作為一個農業人口眾多的大國，農業生產當然需要去關心，農民的利益也當然需要去關心，任何一個具有現代化常識的人，必定知道：農民生活的大幅度改善，必須是由農業現代化來帶動，而農業現代化必須是由工業現代化來帶動，而工業現代化必須是由科技、經濟和製度等的各項現代化來帶動，需要重視精神文明的力量，也就是人的主體性自由的大發揚。然而中國的習某卻是完全的反其道而行之：要論價值觀的定位？什麽的工業、科技、文教、經濟、金融、製度、法治等等的重要發展項目全都擱置在邊上，就是因為這些不含有“初心”，從而全都被當做不重要的思想議題來處理，眼下最最要緊的事情是定位在“農民情結”、“黃土情結”之上：“不忘初心，牢記使命”——老是要把目光盯住在最最落後地區的農民生存價值觀上——這是怎麽樣的心態？怎麽樣的鬼魅心思啊？

人都是有個性的，共產黨執政也如此。理解了習近平的執政個性是那麽的“土裏土氣”，於是懂得：上海抗疫就是充滿習包子特色之土：“鞋子合不合腳，自己穿著才知道。”——紅色經典，土法上馬！   

 

•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方山水有一方風情

 

 共產黨信仰“辯證唯物主義”，其教條說：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確，特定的社會曆史地理環境可以塑造特定的精神氣質。成語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南橘北枳。按辯證法精神，反之亦然，如：彩蝶戀鮮花，蒼蠅叮臭肉；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智者樂水，仁者樂山。說到中國人的“土”，尚有各個地方的各個民風民俗民情，還可細分。

德國學者馬克斯·舍勒的行為學理論認為，能感悟到生活世界的價值和價值秩序的感情是成為行為意欲最深層的基礎部分，而這種感情決定著行為意欲的努力方向。但是舍勒又認為，不能把在一個時代和民族中流行或支配人們價值偏愛的評價係統所具有的“倫理結構”等同於作為價值優先法則的價值本身的客觀秩序。

今天，與西方自由世界一樣，強人習近平也是十分講究“顏色革命”，他將自身個性“土氣”的顏色欽定為中國的“政治正確”，即標準的意識形態，充分施展在上海地方的抗議之中，真實意圖是：以習氏“土氣”淹沒上海“海派”！

那麽究竟怎麽樣評介習包子“土氣”？

第一，純真“紅色基因”，眾所周知，習近平是在紅朝中國、紅色地域、紅色家庭、紅色時代、紅色圈子裏混出來的紅色土特產，紅色元素特濃，大紅特紅超紅。

現代中國有二大文明係統：黃色和藍色。

黃色是內陸型，具有內向封閉性質，其主要的分布地域是在北方的黃土質平原和高原上，其價值資源隻由落後的本土文明來提供（電視劇《河殤》的觀點）。

紅色文明是外來的馬列寧主義與中國本土的黃色文明相結合的產物，被綜合成“毛澤東思想路線”，具有革命的實踐性，但是主要根基還是黃色文明。

    藍色是海洋型，外向開放性質，最初地域分布在東南沿海一帶，隨之改革開放的深化，逐漸擴展至中國的大南方，它是本土文明與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結合的產物。

今天的國情是，北方黃土文明區域經濟全麵落後、蕭條，而南方藍色文明區域市場經濟發展良好，經濟指標高漲。如此經濟地理格局意味著中共統治機器的精神資源麵臨危機，這讓習近平深深不安，習某感受到來自於藍色文明對於紅色政權的威脅：資產階級市民的個體性、獨立性和自由意識在增長，他們不會如黃土地上農民幹活那樣的聽話、遵命和馴服。

遙想1949年3月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正式提出定都北平市的決議，當時的國情正如毛澤東所講：“蔣介石的國都在南京，他的基礎是江浙資本家。我們要把國都建在北平，我們也要在北平找到我們的基礎，這就是工人階級和廣大的勞動群眾。”這講話顯示了：南京的城市精神是藍色，而北平市則是黃色，紅色政權的根基需要由黃色文明來支撐、扶助，才會獲得穩定、可靠。

從前，毛澤東必定熟知曆史典故：“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對藍色文明懷有恐懼：“港台一帶，饕蚊尚多，西方世界，饕蚊成陣。”因此對待曾經位置楚地、而後深藍色的申城上海，毛澤東作指示：要采取“農村包圍城市”戰略。為此，上海外灘海關鍾樓上的大鍾報時，要以深黃色的陝北民歌樂調《東方紅》來進行，使之標誌為城市“主旋律”。要發揚“好八連”榮光，讓他們來到魔都南京路上當“哨兵”，以鎮住充滿資產階級邪念的“霓虹燈”，要加強“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全麵專政”，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今天，習近平憂心忡忡：紅色文明賴以存在基礎的黃色文明正日益蛻化墮落！為此決心拯救，在上海執行“靜態管理、動態清零”，實為一場魔鬼訓練，以鞏固紅色政權的！

 

• 粗人的痞氣，流寇的匪氣

 

紅朝中國首長級高幹的紅二代、紅三代多的是，譬如有劉少奇的兒子，陳雲兒子，鄧小平的兒女，胡耀邦的兒子，葉劍英、江澤民的數個兒女等等，在這一群體裏相比較，習包子就是顯得很“土氣”，這是為什麽呢？

這就是習近平第二個“土”：痞氣+匪氣，這是黃色文明外圍地帶“邊區”之“土氣”。

習近平讀書差勁是知曉的，然而這在首長級的紅後代中較為少見，盡管習近平時常吹噓讀書很多，還煞有介事地列出一長串讀書單來，頗有“此地無銀三百兩”之意。由於不願讀書、讀不進書，習的頭腦難以裝備積聚人類優秀文明的知識。蘇格拉底雲“知識即美德”，其否命題亦同樣成立。現代學者的認識更為精確，知識與美德之間的正向關聯性是需要建立在高概率基礎上，較有科學的合理性。毛澤東閱讀中國古典經書甚多，但也是痞氣+匪氣很濃厚，毛澤東特別讚賞二位流氓痞子皇帝：劉邦和朱元璋，毛把糟粕當作了精粹。

拉馬克的“用進廢退”可以較好解釋，讀書不好的習近平，喜好炫耀他的四肢發達：“我那個時候扛200斤麥子，十裏山路不換肩。”習對頭腦簡單事項：“新時期上山下鄉工程”、“好兒女誌在四方，有誌者奮鬥無悔”，頗有興趣和熱度，可見一斑。習近平坦承其念茲在茲“農民情結”，可以推斷出他的氣質和秉性，天然地與知識性匱缺的泥腿子、四肢發達者、粗布短衫者融通起來，對待海派氣質的上海人就不會有好感，可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

要深入了解習近平的所作所為，需要了解他的個性和風格，需要了解養育習某其秉性、氣質的地方，考察那裏的風土人情。習近平念念不忘他的“初心”之地，就是年輕時候插隊落戶的革命聖地延安，那裏是紅色大本營，更是“紅太陽升起的地方”。對於習近平來說，陝北延安就是他的紅色乳娘，思想養育之地，“作為一個人民公仆，陝北高原是我的根，因為這裏培養出我不變的信念：要為人民做實事！無論我走到哪裏，永遠都是黃土地的兒子。”習近平回憶說，插隊在梁家河，他“看到了人民群眾的根本，真正理解了老百姓”，“我幾乎從來沒哭過，印象較深的兩次哭都是在陝北。”情深誼長啊！

延安市，坐落在陝西省北部，是遊牧文明與農耕文明交融的邊區地帶，漢民族農民世世代代居住此地的曆史中，頻頻遭受多個遊牧民族和部落的相互殺戮、掠奪和洗劫，身處如此蠻族生態的劫掠，釀造出戎狄民風：痞氣+匪氣，漸漸墮落之，本地農耕地上又孵化出次生代的漢族大盜和流寇，如：王嘉胤、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董福祥等等。

大清皇朝晚期，西方殖民主義勢力進入中國東部沿海，紛紛建立起西方式的先進藍色文明，從此經濟格局和重心轉移，地處西北的陝西省經濟文化大幅衰弱，秦風不再，此衰彼漲，當地土匪、土豪卻猖狂起來，到了民國時期，整個陝北地區的匪患尤其嚴重，那時候國民政府的管控力無法抵達陝北，但這恰好為共產黨武裝力量製造出福音來，留給了共軍以極佳的撒野契機和匪盜空間。臭味相投便稱知己，當毛澤東掛帥的大股共軍（紅軍）萬裏迢迢流竄作案來到陝北時候，如魚得水般找準了自己的落腳地，建立起蘇區。

民諺：窮山惡水出刁民，粗茶淡飯無孑遺。肉腐生蛆，蛆熟產蠅；土劣孵匪，匪頑升寇。流寇是土匪發展的頂峰，流寇之所以十分殘暴凶狠毒辣無恥，那是因為流寇作案多是流竄在異地他鄉：1）幾乎碰不上熟人，於是缺乏道德約束；2）罪案的對象都是與己血緣疏遠，於是下得了狠手；3）流竄作案中不容易被抓捕，於是缺乏法律製裁的威懾感。

民國時期的學者傅斯年，曾經把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美國學者餘英時把毛澤東在山上鬧革命歸類為土匪行徑，中共政府體製內走出來的學者阮銘也將當年盤踞在井岡山和延安，建立蘇區的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具體的匪徒而言尚有匪氣強弱的區分，中共領袖中毛澤東、習近平之流痞氣、匪氣特濃，雖然直接將他們比作為流寇尚不恰當，然則深入去思考精神性的高層次本質，就會發現確有近似之處，如操守低劣，隻顧眼前的歡樂和榮耀，不思長治久安的方針、政策和治理，即不具可持續性發展，缺乏人性，不擇手段，不顧人民死活，更扯淡有什麽超越情懷、尋求來世的永生。

上海執行抗疫大行動，是習某心理投射：“習近平總書記親自部署、親自指揮”，乃“初心不改”，大大地用上“梁家河大學問”，卻是來真的：痞氣加匪氣，勁兒十足！

 

• 秦始皇→毛澤東→習近平

 

這三者思想有著較大的傳承性。中共的建黨、建國都是繼承了中國傳統“外儒內法”的一套專製主義本色，馬克思主義成分並不多，如“緊密團結在以某某某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就是中共執政文化的萬能公式，其“春秋大義”足令執政者癡迷不已。

中國政治延續了千年的專製主義，其要數秦始皇的大一統治理格局最具開創、暴虐和傳承，其遺產深深地烙印在中華民族的政治文化基因上。《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今皇帝並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傳承至後世，中共統治者毛澤東、習近平極為崇拜、讚賞，毛澤東自稱：“馬克思加秦始皇”，自比“秦皇、漢武”。習近平是粗人，缺文秀，但配有禦用導演張藝謀來代言，原籍秦地的張藝謀以其電影作品的大氣磅礴著稱，如《英雄》、《大秦賦》、《大秦帝國》等頗有氣勢恢宏，詠古頌今，頌揚獨裁，乃深合主子旨意。

籍貫秦地的習近平似乎比毛澤東更領悟大秦遺風，他也有著構建大一統政治的強烈欲求，冒進浮誇，圖大貪功，舉凡黨、政、軍、財、經、文、教、農、工、商等各界各行，都得讓習來獨攬一身、定於一尊，還妄想對外擴張，天下一統。毛時代流行詞：“全國一盤棋”，如今又翻舊出新而熱炒，以“一言堂”淩駕天下，特別用於上海的抗疫。

中國人骨子裏有“天人合一”，混沌一氣的原始思維和巫術，這集體無意識天然地被大一統政治統攝，進而主導了亞細亞生產方式，在古代，它有利於治理水患、開挖運河、修建長城、建造皇宮等大型項目。在當今，有利於以舉國之力操辦上海防控。在思想意識高度，可以塑造全民的遵命、服從、聽話，即奴性，這恰是習近平的“不忘使命”：“凝聚全民抗疫的強大共識”。

在大一統政治如火如荼的文革期間，誇張而高調的道義目的論籠罩住中國大地上的各項各業，如有“農業以糧為綱、工業以鋼為綱。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於是到處呈現“一刀切”現象，凡是與“綱”不合之事，全得讓步，退避。

今天上海的抗疫正是一刀切做法：為了抗疫的宏偉大業，其他事情全都算不得“事情”，那怕是危機人生命的要事。再如，“同層密接隔離政策”，一人得陽整樓隔離，幾人得陽整區封閉。搞得：簡單直接粗暴，次生災害不斷，雞飛狗跳，人心惶惶。

 

• 外儒內法，臉麵爭光

 

習近平頗想搞《厲害了，我的國》，可看出習的“初心”中有“大秦”情愫，但不唯此。習熟知亡秦之故，暴秦之害，了解《過秦論》，於是就看重《荀子》思想，希望借鑒儒家思想補救暴秦之偏，但這隻是延續了曆史上慣行的“外儒內法”傳統，毫無創意。

以現代人的目光審視，法家思想並非全都是負麵的，糟糕的。譬如，法家的政治思想有“緣法而治”、“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法不阿貴，繩不撓曲”、“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等——貫徹一條法治平等的路線。

秦之後曆代皇朝，形成傳統的官方和上層社會的意識形態是儒家思想，儒家在治國綱要上對法家進行修正，改變其嚴刑律法、冷酷無情、對人性的踐踏，而用溫情脈脈的道德麵紗來遮蓋人心自私之惡。然而儒家的溫情脈脈卻是斷然排斥法家的平等觀，十分講究等級秩序的排位：“尊尊、親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樣導致另一種人性醜惡的釋放。

無論是法家抑或儒家，都嚴重匱乏精神超越性，使得中國人滑落到小人德性的急切功利性，熱衷於超近距離的貼身肉搏，這突出表現為儒家的“麵子文化”，即等級競爭。

今天，習近平把上海抗疫重重地押寶在他的麵子上：看吧，環顧世界，唯有我習某才能夠做到新冠病毒“清零”，豐功偉業啊；溥天之下，皆我臣屬；溥天之下，盡表忠心！

開啟小人心境：這就是習近平的“初心、使命”不可告人的真正用意所在！清零政策來自權力最高層，而下層執行者在習某巫祝之辭誘導下，層層加碼，步步緊逼，使防疫措施變得越來越嚴苛，越來越不通人情，越來越背離常識，卻迎來了中國式“麵子”大豐收！    

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今天，活躍在上海街頭的“大白”誌願者，大多來自社會底層，他們深知等級社會的底層生活之艱辛、悲愴、卑賤、滄桑，受欺受壓，吃苦甚多，在心坎中積滿了多多的怨恨，為此張公百忍，隻是期盼著猴年馬月有個身份升遷，從此羊與狼的位置對調，角色得以變換，從此終於有了發泄的口子和對象，就如二十年媳婦熬成婆婆那樣。今天好機會來了，讓底層誌願者們身披白大褂，臂佩紅袖章，頓時獲得了權力，身價躥升！於是人們就見到了大白們在上海街頭的變本加厲，肆無忌憚。

更是有不少大白門來自外省市的農村地區，他們往往有著毛澤東情結，相信毛澤東的詛咒語“農村包圍城市”，內心對待上海，這個以魔都著稱的城市有著較深的嫉恨，於是今天找到了發泄口子，爭當“南京路上好八連”，侮辱上海人一番，五十步笑百步，好不痛快啊！

上海本地市民，生存在全民抗疫的如此高壓境遇，顯得勢單力孤，不得不進行一場忍耐之心的大考驗。雖說是有海派氣質，但是多年來在習氏毛左政治侵染下，上海人漸漸變得麻木起來，中國傳統習性在增強，一個“忍”字當頭，懂得“看三勢”，學會“拎得清”，不做“填刀頭”，好漢不吃眼前虧，識時務者為俊傑，好死不如賴活著——與內地的庸眾一樣，都是媳婦受熬的心態——如此則喪失了做人的真誠性和崇高性。

 

                                                    施衛江

寫於 美國紐約

2022年5月26日上海抗疫為何如此狂暴？

 

最近，上海人民沉浸在“靜態管理、動態清零”的極度悲憤中，二個月來的抗疫，上海居民要麽封閉在家裏，要麽隔離在方艙，要麽入住醫院，最慘的是一些外地來滬的農民工、送貨員和運輸汽車司機，隻得睡眠在大街上、橋孔下、卡車裏，還不得行走出受封圍欄，還得不到足夠食物。不管呆在城市哪個角落，是富人或窮人，是教授還是乞丐，人人自危，生活無序，商店關門，藥品斷供，生存所需的基本食品、日用品都要靠手機上操作去“搶”，凡是不會手機操作就隻能等死，非新冠病毒引起的疾病都不算是“病”，假如某個病人不能出示有效核酸測試陰性證明，病人均得不到及時救治，更惡劣的措施是，要裝配鐵網在管控區的每一棟民宅樓的大門口，予以嚴加防範管製，防市民如防盜賊！“大白”警察容許隨意闖進市民家中搞“執法”，市民蒙受盡多的不幸和災難可就是不容許公開自由發聲喊冤！

嗚呼！號稱“國家主人”的上海市民，本是代表中國最具先進生產力的一族群體，理應充分釋放出上海市民的聰明才幹去搞建設，然而在黨中央的“清零”政策強製下，海派靈性竟然大肆遭受踐踏，人格尊嚴被貶至不及囚徒的卑下，被準許的行動自由還不如圈養的禽畜。哀哉！上海市民的生存境況是多麽孤苦伶仃無助，上海市民的精神抑鬱是何等淒淒慘慘戚戚。

由中央政府主導的抗疫“清零”，為什麽要對上海人民動用如此的粗暴、野蠻、獸性、瘋狂？這在西方自由世界看來，簡直太不可思議了！根源究竟是什麽呢？

 

（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發生在上海的抗疫狂暴當然不是海派文化傳承的特質，而是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親自部署指揮、密集指示批示”來進行，這位總書記宣稱：“我們的防控方針是由黨的性質和宗旨決定的”，“從黨的性質宗旨認識疫情防控方針”，當然不是飛來之石，而是經有悠久曆史的中國傳統孵化而成，它僵硬地主宰著當今中國政治的一切。欲懂得這場清零抗疫的真實意圖，須深入了解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須了解中國的民風民俗，尤其是陝北地區。

近年來，習近平嫻熟地運用他的政治手腕使大權獨攬，業已形成“九鼎之尊”局麵，且有越演越烈之勢，在其統治下的社會官僚機器不斷強化威權形式，這使得後者形式的高度威權化又促進了前者的獨裁，而前者專斷橫行又反哺後者，兩者互為反饋，攜手共進，就此全民奴性且增強不少——此即如德國學者齊美爾所講的社會學中“相互作用”的形式，對於這種“形式”的具體表達，深得魯迅精神之魂的北京大學中文係教授錢理群曾經論述道：“在一個專製統治下價值封閉的體係內，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是處在同一個價值點上的交流與反饋”（大意如此）。

可想而知，當今中國的政治形態正是走在全麵複辟傳統封建腐朽製度的路上。專製政治乃乾綱獨斷、定於一尊，且說今日中國之專製暴虐，極大地來自最高統治者的德性，習近平妄圖複辟文革，大開曆史倒車，朝思暮想他的皇帝迷夢，再造新時代的秦始皇、毛澤東。

    由此，習近平打造的強專製主義為他的暴政鋪設了平坦大道，布置於“全國一盤棋”格局下，海派上海市民深深感受到文革高潮時的毛式家天下：朕即真理，朕即國家。今天，統帥一聲令，三軍風雷動，酷政促奴性，令箭催遵命，從廟堂衙門，抵基層庸眾，政令一路暢行，貫徹無阻。

以習近平的“家天下”框架來看，上海的抗疫特別需要展示“中國共產黨所具有的無比堅強的領導力，是風雨來襲時中國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要展示中共統治下的製度“優越性”和“合法性”，更確切地說，還需要充分展示習近平總書記的“英明、偉大”形象，為他的正式“登基”皇座打基礎。構建如此之宏大敘事，習家中央政府定義了新冠病毒的抗疫是一場“人民戰爭”，全黨全民統一步調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部署”來進行的，這位總書記一再強調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堅持動態清零總方針不猶豫不動搖”，“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要把抗疫當作“為人民服務”。

以現代性的倫理學來論述，“人民”是個宏大敘事，是形而上之“大魅”，在以“人民”的名義大肆鼓噪、渲染之下，若開啟“幽暗之門”，可以發現，這隻是一塊“超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的招牌，其投射出的真實價值意向往往是希冀反饋回報給投射者自己，即小人心眼、小人心境的“自我、本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乃罪惡之淵藪，其鄙陋卑下、猥瑣不堪！

魯迅先生早就發現，中國的儒家典籍中充滿了“仁者愛人”之語，但是魯迅卻揭穿了其“瞞和騙”，其實質就是“以理殺人”！

今天的上海，把“人民”當作“綱領”來處置具體的全民抗疫，就意味著其餘事情全得靠邊讓路，抗疫以外的事情全都隻是與個人利益掛鉤而已，都是掛靠不上“人民”這個宏偉大宗旨，“人民”這個抽象綱領既然被強化得如此之高大上、偉光正，乃綱舉目張，和尚打傘，為所欲為、不擇手段！

 

（二）“不忘初心，牢記使命”

 

“初心”是習近平執政時代十分時髦的政治詞匯，既然被張揚得如此之“時髦”，它必定隱含有欺騙性！它試圖讓人民感受習的“青春故事”，聆聽他的“梁家河插隊的經曆”，規訓人民的情操，是一項典型的“洗腦工程”。

眾所周知，習近平在福建、浙江和上海三地工作過，已經獲得相當多的東南沿海地區工作的經驗，這些地區比起北方內地來具有相對較高的改革開放性，經濟結構大多是外向型，經濟水平也相應較高，治理較為先進。按照常規思路，要想當上一個大國有作為的主政者，其精神領域的價值觀訴求，本來應該引導國民走上現代化之路，深化改革，大大發揚沿海地區的先進經驗和業績成就，使融合到全球化的經濟圈中，學習西方發達的市場經濟和人文精神，求得國家發展踏上新台階。然而習近平卻不張揚他在沿海地區的經曆，反而大大弘揚在北方落後農村的生活感受、工作經曆——這就值得正義的人們去警惕和深思了。

與毛澤東一樣，習近平自身的秉性就是十分的“土”，在漢語網絡上，不滿的網民將習近平蔑稱為“包子”，意思有“土氣”之意，也就是傳統、愚昧、落後的代名詞。這與《論語》：“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意思相近，懷土就是戀土而安逸，營造個人小天地，即小人德性。我們來看看習近平是如何的“初心”？

“初心”在心理學上可稱為“原型”（榮格：archetypes），習的“原型”有“戀土情結”，顯然相悖於東南沿海地區的現代性精神品質，而在於他不斷吹噓的“土”字而凸出，即“農民情結、三農情懷”，習常稱：“我也是從農村出來的”，“我們這一代人也有這個情結，一定要把我們的老百姓，特別是我們的農民扶一把。”聽聽他的念念有詞“不忘初心”，從“習近平總書記從小就有農村情結”，可推斷習之“戀土”有小人之心：

1.  陝北延安梁家河，習近平插隊在此，據說練就了一套“大學問”，那真是了不得啊！
2. “老家富平曾在習近平迷惘彷徨時給予他溫暖”，陝西省富平縣臨近於曆史上京兆地區，這裏曾經是大一統帝國的中央權力地帶，即有秦、漢、隋、唐四朝大帝國定都於鹹陽、長安，這一家鄉情懷深深地烙印到習近平的人格秉性，使得習內心期盼著大一統政治。
3. 習近平時時要造訪河北省西柏坡，該地是毛派紅色經典的精神發源地，價值連城，非常值得習去流連忘返，就此習想要“弘揚西柏坡精神”。
4. 河北省正定縣，習年輕時候曾工作在此，當時是“農業學大寨”的先進樣板縣，是毛澤東樹立起來的一麵旗幟，同樣是紅色經典，值得去大力追捧，流芳百世。

    作為一個農業人口眾多的大國，農業生產當然需要去關心，農民的利益也當然需要去關心，任何一個具有現代化常識的人，必定知道：農民生活的大幅度改善，必須是由農業現代化來帶動，而農業現代化必須是由工業現代化來帶動，而工業現代化必須是由科技、經濟和製度等的各項現代化來帶動，需要重視精神文明的力量，也就是人的主體性自由的大發揚。然而中國的習某卻是完全的反其道而行之：要論價值觀的定位？什麽的工業、科技、文教、經濟、金融、製度、法治等等的重要發展項目全都擱置在邊上，就是因為這些不含有“初心”，從而全都被當做不重要的思想議題來處理，眼下最最要緊的事情是定位在“農民情結”、“黃土情結”之上：“不忘初心，牢記使命”——老是要把目光盯住在最最落後地區的農民生存價值觀上——這是怎麽樣的心態？怎麽樣的鬼魅心思啊？

人都是有個性的，共產黨執政也如此。理解了習近平的執政個性是那麽的“土裏土氣”，於是懂得：上海抗疫就是充滿習包子特色之土：“鞋子合不合腳，自己穿著才知道。”——紅色經典，土法上馬！   

 

•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方山水有一方風情

 

 共產黨信仰“辯證唯物主義”，其教條說：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確，特定的社會曆史地理環境可以塑造特定的精神氣質。成語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南橘北枳。按辯證法精神，反之亦然，如：彩蝶戀鮮花，蒼蠅叮臭肉；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智者樂水，仁者樂山。說到中國人的“土”，尚有各個地方的各個民風民俗民情，還可細分。

德國學者馬克斯·舍勒的行為學理論認為，能感悟到生活世界的價值和價值秩序的感情是成為行為意欲最深層的基礎部分，而這種感情決定著行為意欲的努力方向。但是舍勒又認為，不能把在一個時代和民族中流行或支配人們價值偏愛的評價係統所具有的“倫理結構”等同於作為價值優先法則的價值本身的客觀秩序。

今天，與西方自由世界一樣，強人習近平也是十分講究“顏色革命”，他將自身個性“土氣”的顏色欽定為中國的“政治正確”，即標準的意識形態，充分施展在上海地方的抗議之中，真實意圖是：以習氏“土氣”淹沒上海“海派”！

那麽究竟怎麽樣評介習包子“土氣”？

第一，純真“紅色基因”，眾所周知，習近平是在紅朝中國、紅色地域、紅色家庭、紅色時代、紅色圈子裏混出來的紅色土特產，紅色元素特濃，大紅特紅超紅。

現代中國有二大文明係統：黃色和藍色。

黃色是內陸型，具有內向封閉性質，其主要的分布地域是在北方的黃土質平原和高原上，其價值資源隻由落後的本土文明來提供（電視劇《河殤》的觀點）。

紅色文明是外來的馬列寧主義與中國本土的黃色文明相結合的產物，被綜合成“毛澤東思想路線”，具有革命的實踐性，但是主要根基還是黃色文明。

    藍色是海洋型，外向開放性質，最初地域分布在東南沿海一帶，隨之改革開放的深化，逐漸擴展至中國的大南方，它是本土文明與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結合的產物。

今天的國情是，北方黃土文明區域經濟全麵落後、蕭條，而南方藍色文明區域市場經濟發展良好，經濟指標高漲。如此經濟地理格局意味著中共統治機器的精神資源麵臨危機，這讓習近平深深不安，習某感受到來自於藍色文明對於紅色政權的威脅：資產階級市民的個體性、獨立性和自由意識在增長，他們不會如黃土地上農民幹活那樣的聽話、遵命和馴服。

遙想1949年3月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正式提出定都北平市的決議，當時的國情正如毛澤東所講：“蔣介石的國都在南京，他的基礎是江浙資本家。我們要把國都建在北平，我們也要在北平找到我們的基礎，這就是工人階級和廣大的勞動群眾。”這講話顯示了：南京的城市精神是藍色，而北平市則是黃色，紅色政權的根基需要由黃色文明來支撐、扶助，才會獲得穩定、可靠。

從前，毛澤東必定熟知曆史典故：“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對藍色文明懷有恐懼：“港台一帶，饕蚊尚多，西方世界，饕蚊成陣。”因此對待曾經位置楚地、而後深藍色的申城上海，毛澤東作指示：要采取“農村包圍城市”戰略。為此，上海外灘海關鍾樓上的大鍾報時，要以深黃色的陝北民歌樂調《東方紅》來進行，使之標誌為城市“主旋律”。要發揚“好八連”榮光，讓他們來到魔都南京路上當“哨兵”，以鎮住充滿資產階級邪念的“霓虹燈”，要加強“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全麵專政”，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今天，習近平憂心忡忡：紅色文明賴以存在基礎的黃色文明正日益蛻化墮落！為此決心拯救，在上海執行“靜態管理、動態清零”，實為一場魔鬼訓練，以鞏固紅色政權的！

 

• 粗人的痞氣，流寇的匪氣

 

紅朝中國首長級高幹的紅二代、紅三代多的是，譬如有劉少奇的兒子，陳雲兒子，鄧小平的兒女，胡耀邦的兒子，葉劍英、江澤民的數個兒女等等，在這一群體裏相比較，習包子就是顯得很“土氣”，這是為什麽呢？

這就是習近平第二個“土”：痞氣+匪氣，這是黃色文明外圍地帶“邊區”之“土氣”。

習近平讀書差勁是知曉的，然而這在首長級的紅後代中較為少見，盡管習近平時常吹噓讀書很多，還煞有介事地列出一長串讀書單來，頗有“此地無銀三百兩”之意。由於不願讀書、讀不進書，習的頭腦難以裝備積聚人類優秀文明的知識。蘇格拉底雲“知識即美德”，其否命題亦同樣成立。現代學者的認識更為精確，知識與美德之間的正向關聯性是需要建立在高概率基礎上，較有科學的合理性。毛澤東閱讀中國古典經書甚多，但也是痞氣+匪氣很濃厚，毛澤東特別讚賞二位流氓痞子皇帝：劉邦和朱元璋，毛把糟粕當作了精粹。

拉馬克的“用進廢退”可以較好解釋，讀書不好的習近平，喜好炫耀他的四肢發達：“我那個時候扛200斤麥子，十裏山路不換肩。”習對頭腦簡單事項：“新時期上山下鄉工程”、“好兒女誌在四方，有誌者奮鬥無悔”，頗有興趣和熱度，可見一斑。習近平坦承其念茲在茲“農民情結”，可以推斷出他的氣質和秉性，天然地與知識性匱缺的泥腿子、四肢發達者、粗布短衫者融通起來，對待海派氣質的上海人就不會有好感，可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

要深入了解習近平的所作所為，需要了解他的個性和風格，需要了解養育習某其秉性、氣質的地方，考察那裏的風土人情。習近平念念不忘他的“初心”之地，就是年輕時候插隊落戶的革命聖地延安，那裏是紅色大本營，更是“紅太陽升起的地方”。對於習近平來說，陝北延安就是他的紅色乳娘，思想養育之地，“作為一個人民公仆，陝北高原是我的根，因為這裏培養出我不變的信念：要為人民做實事！無論我走到哪裏，永遠都是黃土地的兒子。”習近平回憶說，插隊在梁家河，他“看到了人民群眾的根本，真正理解了老百姓”，“我幾乎從來沒哭過，印象較深的兩次哭都是在陝北。”情深誼長啊！

延安市，坐落在陝西省北部，是遊牧文明與農耕文明交融的邊區地帶，漢民族農民世世代代居住此地的曆史中，頻頻遭受多個遊牧民族和部落的相互殺戮、掠奪和洗劫，身處如此蠻族生態的劫掠，釀造出戎狄民風：痞氣+匪氣，漸漸墮落之，本地農耕地上又孵化出次生代的漢族大盜和流寇，如：王嘉胤、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董福祥等等。

大清皇朝晚期，西方殖民主義勢力進入中國東部沿海，紛紛建立起西方式的先進藍色文明，從此經濟格局和重心轉移，地處西北的陝西省經濟文化大幅衰弱，秦風不再，此衰彼漲，當地土匪、土豪卻猖狂起來，到了民國時期，整個陝北地區的匪患尤其嚴重，那時候國民政府的管控力無法抵達陝北，但這恰好為共產黨武裝力量製造出福音來，留給了共軍以極佳的撒野契機和匪盜空間。臭味相投便稱知己，當毛澤東掛帥的大股共軍（紅軍）萬裏迢迢流竄作案來到陝北時候，如魚得水般找準了自己的落腳地，建立起蘇區。

民諺：窮山惡水出刁民，粗茶淡飯無孑遺。肉腐生蛆，蛆熟產蠅；土劣孵匪，匪頑升寇。流寇是土匪發展的頂峰，流寇之所以十分殘暴凶狠毒辣無恥，那是因為流寇作案多是流竄在異地他鄉：1）幾乎碰不上熟人，於是缺乏道德約束；2）罪案的對象都是與己血緣疏遠，於是下得了狠手；3）流竄作案中不容易被抓捕，於是缺乏法律製裁的威懾感。

民國時期的學者傅斯年，曾經把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美國學者餘英時把毛澤東在山上鬧革命歸類為土匪行徑，中共政府體製內走出來的學者阮銘也將當年盤踞在井岡山和延安，建立蘇區的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具體的匪徒而言尚有匪氣強弱的區分，中共領袖中毛澤東、習近平之流痞氣、匪氣特濃，雖然直接將他們比作為流寇尚不恰當，然則深入去思考精神性的高層次本質，就會發現確有近似之處，如操守低劣，隻顧眼前的歡樂和榮耀，不思長治久安的方針、政策和治理，即不具可持續性發展，缺乏人性，不擇手段，不顧人民死活，更扯淡有什麽超越情懷、尋求來世的永生。

上海執行抗疫大行動，是習某心理投射：“習近平總書記親自部署、親自指揮”，乃“初心不改”，大大地用上“梁家河大學問”，卻是來真的：痞氣加匪氣，勁兒十足！

 

• 秦始皇→毛澤東→習近平

 

這三者思想有著較大的傳承性。中共的建黨、建國都是繼承了中國傳統“外儒內法”的一套專製主義本色，馬克思主義成分並不多，如“緊密團結在以某某某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就是中共執政文化的萬能公式，其“春秋大義”足令執政者癡迷不已。

中國政治延續了千年的專製主義，其要數秦始皇的大一統治理格局最具開創、暴虐和傳承，其遺產深深地烙印在中華民族的政治文化基因上。《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今皇帝並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傳承至後世，中共統治者毛澤東、習近平極為崇拜、讚賞，毛澤東自稱：“馬克思加秦始皇”，自比“秦皇、漢武”。習近平是粗人，缺文秀，但配有禦用導演張藝謀來代言，原籍秦地的張藝謀以其電影作品的大氣磅礴著稱，如《英雄》、《大秦賦》、《大秦帝國》等頗有氣勢恢宏，詠古頌今，頌揚獨裁，乃深合主子旨意。

籍貫秦地的習近平似乎比毛澤東更領悟大秦遺風，他也有著構建大一統政治的強烈欲求，冒進浮誇，圖大貪功，舉凡黨、政、軍、財、經、文、教、農、工、商等各界各行，都得讓習來獨攬一身、定於一尊，還妄想對外擴張，天下一統。毛時代流行詞：“全國一盤棋”，如今又翻舊出新而熱炒，以“一言堂”淩駕天下，特別用於上海的抗疫。

中國人骨子裏有“天人合一”，混沌一氣的原始思維和巫術，這集體無意識天然地被大一統政治統攝，進而主導了亞細亞生產方式，在古代，它有利於治理水患、開挖運河、修建長城、建造皇宮等大型項目。在當今，有利於以舉國之力操辦上海防控。在思想意識高度，可以塑造全民的遵命、服從、聽話，即奴性，這恰是習近平的“不忘使命”：“凝聚全民抗疫的強大共識”。

在大一統政治如火如荼的文革期間，誇張而高調的道義目的論籠罩住中國大地上的各項各業，如有“農業以糧為綱、工業以鋼為綱。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於是到處呈現“一刀切”現象，凡是與“綱”不合之事，全得讓步，退避。

今天上海的抗疫正是一刀切做法：為了抗疫的宏偉大業，其他事情全都算不得“事情”，那怕是危機人生命的要事。再如，“同層密接隔離政策”，一人得陽整樓隔離，幾人得陽整區封閉。搞得：簡單直接粗暴，次生災害不斷，雞飛狗跳，人心惶惶。

 

• 外儒內法，臉麵爭光

 

習近平頗想搞《厲害了，我的國》，可看出習的“初心”中有“大秦”情愫，但不唯此。習熟知亡秦之故，暴秦之害，了解《過秦論》，於是就看重《荀子》思想，希望借鑒儒家思想補救暴秦之偏，但這隻是延續了曆史上慣行的“外儒內法”傳統，毫無創意。

以現代人的目光審視，法家思想並非全都是負麵的，糟糕的。譬如，法家的政治思想有“緣法而治”、“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法不阿貴，繩不撓曲”、“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等——貫徹一條法治平等的路線。

秦之後曆代皇朝，形成傳統的官方和上層社會的意識形態是儒家思想，儒家在治國綱要上對法家進行修正，改變其嚴刑律法、冷酷無情、對人性的踐踏，而用溫情脈脈的道德麵紗來遮蓋人心自私之惡。然而儒家的溫情脈脈卻是斷然排斥法家的平等觀，十分講究等級秩序的排位：“尊尊、親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樣導致另一種人性醜惡的釋放。

無論是法家抑或儒家，都嚴重匱乏精神超越性，使得中國人滑落到小人德性的急切功利性，熱衷於超近距離的貼身肉搏，這突出表現為儒家的“麵子文化”，即等級競爭。

今天，習近平把上海抗疫重重地押寶在他的麵子上：看吧，環顧世界，唯有我習某才能夠做到新冠病毒“清零”，豐功偉業啊；溥天之下，皆我臣屬；溥天之下，盡表忠心！

開啟小人心境：這就是習近平的“初心、使命”不可告人的真正用意所在！清零政策來自權力最高層，而下層執行者在習某巫祝之辭誘導下，層層加碼，步步緊逼，使防疫措施變得越來越嚴苛，越來越不通人情，越來越背離常識，卻迎來了中國式“麵子”大豐收！    

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今天，活躍在上海街頭的“大白”誌願者，大多來自社會底層，他們深知等級社會的底層生活之艱辛、悲愴、卑賤、滄桑，受欺受壓，吃苦甚多，在心坎中積滿了多多的怨恨，為此張公百忍，隻是期盼著猴年馬月有個身份升遷，從此羊與狼的位置對調，角色得以變換，從此終於有了發泄的口子和對象，就如二十年媳婦熬成婆婆那樣。今天好機會來了，讓底層誌願者們身披白大褂，臂佩紅袖章，頓時獲得了權力，身價躥升！於是人們就見到了大白們在上海街頭的變本加厲，肆無忌憚。

更是有不少大白門來自外省市的農村地區，他們往往有著毛澤東情結，相信毛澤東的詛咒語“農村包圍城市”，內心對待上海，這個以魔都著稱的城市有著較深的嫉恨，於是今天找到了發泄口子，爭當“南京路上好八連”，侮辱上海人一番，五十步笑百步，好不痛快啊！

上海本地市民，生存在全民抗疫的如此高壓境遇，顯得勢單力孤，不得不進行一場忍耐之心的大考驗。雖說是有海派氣質，但是多年來在習氏毛左政治侵染下，上海人漸漸變得麻木起來，中國傳統習性在增強，一個“忍”字當頭，懂得“看三勢”，學會“拎得清”，不做“填刀頭”，好漢不吃眼前虧，識時務者為俊傑，好死不如賴活著——與內地的庸眾一樣，都是媳婦受熬的心態——如此則喪失了做人的真誠性和崇高性。

 

                                                    施衛江

寫於 美國紐約

2022年5月26日上海抗疫為何如此狂暴？

 

最近，上海人民沉浸在“靜態管理、動態清零”的極度悲憤中，二個月來的抗疫，上海居民要麽封閉在家裏，要麽隔離在方艙，要麽入住醫院，最慘的是一些外地來滬的農民工、送貨員和運輸汽車司機，隻得睡眠在大街上、橋孔下、卡車裏，還不得行走出受封圍欄，還得不到足夠食物。不管呆在城市哪個角落，是富人或窮人，是教授還是乞丐，人人自危，生活無序，商店關門，藥品斷供，生存所需的基本食品、日用品都要靠手機上操作去“搶”，凡是不會手機操作就隻能等死，非新冠病毒引起的疾病都不算是“病”，假如某個病人不能出示有效核酸測試陰性證明，病人均得不到及時救治，更惡劣的措施是，要裝配鐵網在管控區的每一棟民宅樓的大門口，予以嚴加防範管製，防市民如防盜賊！“大白”警察容許隨意闖進市民家中搞“執法”，市民蒙受盡多的不幸和災難可就是不容許公開自由發聲喊冤！

嗚呼！號稱“國家主人”的上海市民，本是代表中國最具先進生產力的一族群體，理應充分釋放出上海市民的聰明才幹去搞建設，然而在黨中央的“清零”政策強製下，海派靈性竟然大肆遭受踐踏，人格尊嚴被貶至不及囚徒的卑下，被準許的行動自由還不如圈養的禽畜。哀哉！上海市民的生存境況是多麽孤苦伶仃無助，上海市民的精神抑鬱是何等淒淒慘慘戚戚。

由中央政府主導的抗疫“清零”，為什麽要對上海人民動用如此的粗暴、野蠻、獸性、瘋狂？這在西方自由世界看來，簡直太不可思議了！根源究竟是什麽呢？

 

（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發生在上海的抗疫狂暴當然不是海派文化傳承的特質，而是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親自部署指揮、密集指示批示”來進行，這位總書記宣稱：“我們的防控方針是由黨的性質和宗旨決定的”，“從黨的性質宗旨認識疫情防控方針”，當然不是飛來之石，而是經有悠久曆史的中國傳統孵化而成，它僵硬地主宰著當今中國政治的一切。欲懂得這場清零抗疫的真實意圖，須深入了解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須了解中國的民風民俗，尤其是陝北地區。

近年來，習近平嫻熟地運用他的政治手腕使大權獨攬，業已形成“九鼎之尊”局麵，且有越演越烈之勢，在其統治下的社會官僚機器不斷強化威權形式，這使得後者形式的高度威權化又促進了前者的獨裁，而前者專斷橫行又反哺後者，兩者互為反饋，攜手共進，就此全民奴性且增強不少——此即如德國學者齊美爾所講的社會學中“相互作用”的形式，對於這種“形式”的具體表達，深得魯迅精神之魂的北京大學中文係教授錢理群曾經論述道：“在一個專製統治下價值封閉的體係內，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是處在同一個價值點上的交流與反饋”（大意如此）。

可想而知，當今中國的政治形態正是走在全麵複辟傳統封建腐朽製度的路上。專製政治乃乾綱獨斷、定於一尊，且說今日中國之專製暴虐，極大地來自最高統治者的德性，習近平妄圖複辟文革，大開曆史倒車，朝思暮想他的皇帝迷夢，再造新時代的秦始皇、毛澤東。

    由此，習近平打造的強專製主義為他的暴政鋪設了平坦大道，布置於“全國一盤棋”格局下，海派上海市民深深感受到文革高潮時的毛式家天下：朕即真理，朕即國家。今天，統帥一聲令，三軍風雷動，酷政促奴性，令箭催遵命，從廟堂衙門，抵基層庸眾，政令一路暢行，貫徹無阻。

以習近平的“家天下”框架來看，上海的抗疫特別需要展示“中國共產黨所具有的無比堅強的領導力，是風雨來襲時中國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要展示中共統治下的製度“優越性”和“合法性”，更確切地說，還需要充分展示習近平總書記的“英明、偉大”形象，為他的正式“登基”皇座打基礎。構建如此之宏大敘事，習家中央政府定義了新冠病毒的抗疫是一場“人民戰爭”，全黨全民統一步調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部署”來進行的，這位總書記一再強調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堅持動態清零總方針不猶豫不動搖”，“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要把抗疫當作“為人民服務”。

以現代性的倫理學來論述，“人民”是個宏大敘事，是形而上之“大魅”，在以“人民”的名義大肆鼓噪、渲染之下，若開啟“幽暗之門”，可以發現，這隻是一塊“超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的招牌，其投射出的真實價值意向往往是希冀反饋回報給投射者自己，即小人心眼、小人心境的“自我、本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乃罪惡之淵藪，其鄙陋卑下、猥瑣不堪！

魯迅先生早就發現，中國的儒家典籍中充滿了“仁者愛人”之語，但是魯迅卻揭穿了其“瞞和騙”，其實質就是“以理殺人”！

今天的上海，把“人民”當作“綱領”來處置具體的全民抗疫，就意味著其餘事情全得靠邊讓路，抗疫以外的事情全都隻是與個人利益掛鉤而已，都是掛靠不上“人民”這個宏偉大宗旨，“人民”這個抽象綱領既然被強化得如此之高大上、偉光正，乃綱舉目張，和尚打傘，為所欲為、不擇手段！

 

（二）“不忘初心，牢記使命”

 

“初心”是習近平執政時代十分時髦的政治詞匯，既然被張揚得如此之“時髦”，它必定隱含有欺騙性！它試圖讓人民感受習的“青春故事”，聆聽他的“梁家河插隊的經曆”，規訓人民的情操，是一項典型的“洗腦工程”。

眾所周知，習近平在福建、浙江和上海三地工作過，已經獲得相當多的東南沿海地區工作的經驗，這些地區比起北方內地來具有相對較高的改革開放性，經濟結構大多是外向型，經濟水平也相應較高，治理較為先進。按照常規思路，要想當上一個大國有作為的主政者，其精神領域的價值觀訴求，本來應該引導國民走上現代化之路，深化改革，大大發揚沿海地區的先進經驗和業績成就，使融合到全球化的經濟圈中，學習西方發達的市場經濟和人文精神，求得國家發展踏上新台階。然而習近平卻不張揚他在沿海地區的經曆，反而大大弘揚在北方落後農村的生活感受、工作經曆——這就值得正義的人們去警惕和深思了。

與毛澤東一樣，習近平自身的秉性就是十分的“土”，在漢語網絡上，不滿的網民將習近平蔑稱為“包子”，意思有“土氣”之意，也就是傳統、愚昧、落後的代名詞。這與《論語》：“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意思相近，懷土就是戀土而安逸，營造個人小天地，即小人德性。我們來看看習近平是如何的“初心”？

“初心”在心理學上可稱為“原型”（榮格：archetypes），習的“原型”有“戀土情結”，顯然相悖於東南沿海地區的現代性精神品質，而在於他不斷吹噓的“土”字而凸出，即“農民情結、三農情懷”，習常稱：“我也是從農村出來的”，“我們這一代人也有這個情結，一定要把我們的老百姓，特別是我們的農民扶一把。”聽聽他的念念有詞“不忘初心”，從“習近平總書記從小就有農村情結”，可推斷習之“戀土”有小人之心：

1.  陝北延安梁家河，習近平插隊在此，據說練就了一套“大學問”，那真是了不得啊！
2. “老家富平曾在習近平迷惘彷徨時給予他溫暖”，陝西省富平縣臨近於曆史上京兆地區，這裏曾經是大一統帝國的中央權力地帶，即有秦、漢、隋、唐四朝大帝國定都於鹹陽、長安，這一家鄉情懷深深地烙印到習近平的人格秉性，使得習內心期盼著大一統政治。
3. 習近平時時要造訪河北省西柏坡，該地是毛派紅色經典的精神發源地，價值連城，非常值得習去流連忘返，就此習想要“弘揚西柏坡精神”。
4. 河北省正定縣，習年輕時候曾工作在此，當時是“農業學大寨”的先進樣板縣，是毛澤東樹立起來的一麵旗幟，同樣是紅色經典，值得去大力追捧，流芳百世。

    作為一個農業人口眾多的大國，農業生產當然需要去關心，農民的利益也當然需要去關心，任何一個具有現代化常識的人，必定知道：農民生活的大幅度改善，必須是由農業現代化來帶動，而農業現代化必須是由工業現代化來帶動，而工業現代化必須是由科技、經濟和製度等的各項現代化來帶動，需要重視精神文明的力量，也就是人的主體性自由的大發揚。然而中國的習某卻是完全的反其道而行之：要論價值觀的定位？什麽的工業、科技、文教、經濟、金融、製度、法治等等的重要發展項目全都擱置在邊上，就是因為這些不含有“初心”，從而全都被當做不重要的思想議題來處理，眼下最最要緊的事情是定位在“農民情結”、“黃土情結”之上：“不忘初心，牢記使命”——老是要把目光盯住在最最落後地區的農民生存價值觀上——這是怎麽樣的心態？怎麽樣的鬼魅心思啊？

人都是有個性的，共產黨執政也如此。理解了習近平的執政個性是那麽的“土裏土氣”，於是懂得：上海抗疫就是充滿習包子特色之土：“鞋子合不合腳，自己穿著才知道。”——紅色經典，土法上馬！   

 

•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方山水有一方風情

 

 共產黨信仰“辯證唯物主義”，其教條說：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確，特定的社會曆史地理環境可以塑造特定的精神氣質。成語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南橘北枳。按辯證法精神，反之亦然，如：彩蝶戀鮮花，蒼蠅叮臭肉；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智者樂水，仁者樂山。說到中國人的“土”，尚有各個地方的各個民風民俗民情，還可細分。

德國學者馬克斯·舍勒的行為學理論認為，能感悟到生活世界的價值和價值秩序的感情是成為行為意欲最深層的基礎部分，而這種感情決定著行為意欲的努力方向。但是舍勒又認為，不能把在一個時代和民族中流行或支配人們價值偏愛的評價係統所具有的“倫理結構”等同於作為價值優先法則的價值本身的客觀秩序。

今天，與西方自由世界一樣，強人習近平也是十分講究“顏色革命”，他將自身個性“土氣”的顏色欽定為中國的“政治正確”，即標準的意識形態，充分施展在上海地方的抗議之中，真實意圖是：以習氏“土氣”淹沒上海“海派”！

那麽究竟怎麽樣評介習包子“土氣”？

第一，純真“紅色基因”，眾所周知，習近平是在紅朝中國、紅色地域、紅色家庭、紅色時代、紅色圈子裏混出來的紅色土特產，紅色元素特濃，大紅特紅超紅。

現代中國有二大文明係統：黃色和藍色。

黃色是內陸型，具有內向封閉性質，其主要的分布地域是在北方的黃土質平原和高原上，其價值資源隻由落後的本土文明來提供（電視劇《河殤》的觀點）。

紅色文明是外來的馬列寧主義與中國本土的黃色文明相結合的產物，被綜合成“毛澤東思想路線”，具有革命的實踐性，但是主要根基還是黃色文明。

    藍色是海洋型，外向開放性質，最初地域分布在東南沿海一帶，隨之改革開放的深化，逐漸擴展至中國的大南方，它是本土文明與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結合的產物。

今天的國情是，北方黃土文明區域經濟全麵落後、蕭條，而南方藍色文明區域市場經濟發展良好，經濟指標高漲。如此經濟地理格局意味著中共統治機器的精神資源麵臨危機，這讓習近平深深不安，習某感受到來自於藍色文明對於紅色政權的威脅：資產階級市民的個體性、獨立性和自由意識在增長，他們不會如黃土地上農民幹活那樣的聽話、遵命和馴服。

遙想1949年3月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正式提出定都北平市的決議，當時的國情正如毛澤東所講：“蔣介石的國都在南京，他的基礎是江浙資本家。我們要把國都建在北平，我們也要在北平找到我們的基礎，這就是工人階級和廣大的勞動群眾。”這講話顯示了：南京的城市精神是藍色，而北平市則是黃色，紅色政權的根基需要由黃色文明來支撐、扶助，才會獲得穩定、可靠。

從前，毛澤東必定熟知曆史典故：“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對藍色文明懷有恐懼：“港台一帶，饕蚊尚多，西方世界，饕蚊成陣。”因此對待曾經位置楚地、而後深藍色的申城上海，毛澤東作指示：要采取“農村包圍城市”戰略。為此，上海外灘海關鍾樓上的大鍾報時，要以深黃色的陝北民歌樂調《東方紅》來進行，使之標誌為城市“主旋律”。要發揚“好八連”榮光，讓他們來到魔都南京路上當“哨兵”，以鎮住充滿資產階級邪念的“霓虹燈”，要加強“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全麵專政”，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今天，習近平憂心忡忡：紅色文明賴以存在基礎的黃色文明正日益蛻化墮落！為此決心拯救，在上海執行“靜態管理、動態清零”，實為一場魔鬼訓練，以鞏固紅色政權的！

 

• 粗人的痞氣，流寇的匪氣

 

紅朝中國首長級高幹的紅二代、紅三代多的是，譬如有劉少奇的兒子，陳雲兒子，鄧小平的兒女，胡耀邦的兒子，葉劍英、江澤民的數個兒女等等，在這一群體裏相比較，習包子就是顯得很“土氣”，這是為什麽呢？

這就是習近平第二個“土”：痞氣+匪氣，這是黃色文明外圍地帶“邊區”之“土氣”。

習近平讀書差勁是知曉的，然而這在首長級的紅後代中較為少見，盡管習近平時常吹噓讀書很多，還煞有介事地列出一長串讀書單來，頗有“此地無銀三百兩”之意。由於不願讀書、讀不進書，習的頭腦難以裝備積聚人類優秀文明的知識。蘇格拉底雲“知識即美德”，其否命題亦同樣成立。現代學者的認識更為精確，知識與美德之間的正向關聯性是需要建立在高概率基礎上，較有科學的合理性。毛澤東閱讀中國古典經書甚多，但也是痞氣+匪氣很濃厚，毛澤東特別讚賞二位流氓痞子皇帝：劉邦和朱元璋，毛把糟粕當作了精粹。

拉馬克的“用進廢退”可以較好解釋，讀書不好的習近平，喜好炫耀他的四肢發達：“我那個時候扛200斤麥子，十裏山路不換肩。”習對頭腦簡單事項：“新時期上山下鄉工程”、“好兒女誌在四方，有誌者奮鬥無悔”，頗有興趣和熱度，可見一斑。習近平坦承其念茲在茲“農民情結”，可以推斷出他的氣質和秉性，天然地與知識性匱缺的泥腿子、四肢發達者、粗布短衫者融通起來，對待海派氣質的上海人就不會有好感，可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

要深入了解習近平的所作所為，需要了解他的個性和風格，需要了解養育習某其秉性、氣質的地方，考察那裏的風土人情。習近平念念不忘他的“初心”之地，就是年輕時候插隊落戶的革命聖地延安，那裏是紅色大本營，更是“紅太陽升起的地方”。對於習近平來說，陝北延安就是他的紅色乳娘，思想養育之地，“作為一個人民公仆，陝北高原是我的根，因為這裏培養出我不變的信念：要為人民做實事！無論我走到哪裏，永遠都是黃土地的兒子。”習近平回憶說，插隊在梁家河，他“看到了人民群眾的根本，真正理解了老百姓”，“我幾乎從來沒哭過，印象較深的兩次哭都是在陝北。”情深誼長啊！

延安市，坐落在陝西省北部，是遊牧文明與農耕文明交融的邊區地帶，漢民族農民世世代代居住此地的曆史中，頻頻遭受多個遊牧民族和部落的相互殺戮、掠奪和洗劫，身處如此蠻族生態的劫掠，釀造出戎狄民風：痞氣+匪氣，漸漸墮落之，本地農耕地上又孵化出次生代的漢族大盜和流寇，如：王嘉胤、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董福祥等等。

大清皇朝晚期，西方殖民主義勢力進入中國東部沿海，紛紛建立起西方式的先進藍色文明，從此經濟格局和重心轉移，地處西北的陝西省經濟文化大幅衰弱，秦風不再，此衰彼漲，當地土匪、土豪卻猖狂起來，到了民國時期，整個陝北地區的匪患尤其嚴重，那時候國民政府的管控力無法抵達陝北，但這恰好為共產黨武裝力量製造出福音來，留給了共軍以極佳的撒野契機和匪盜空間。臭味相投便稱知己，當毛澤東掛帥的大股共軍（紅軍）萬裏迢迢流竄作案來到陝北時候，如魚得水般找準了自己的落腳地，建立起蘇區。

民諺：窮山惡水出刁民，粗茶淡飯無孑遺。肉腐生蛆，蛆熟產蠅；土劣孵匪，匪頑升寇。流寇是土匪發展的頂峰，流寇之所以十分殘暴凶狠毒辣無恥，那是因為流寇作案多是流竄在異地他鄉：1）幾乎碰不上熟人，於是缺乏道德約束；2）罪案的對象都是與己血緣疏遠，於是下得了狠手；3）流竄作案中不容易被抓捕，於是缺乏法律製裁的威懾感。

民國時期的學者傅斯年，曾經把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美國學者餘英時把毛澤東在山上鬧革命歸類為土匪行徑，中共政府體製內走出來的學者阮銘也將當年盤踞在井岡山和延安，建立蘇區的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具體的匪徒而言尚有匪氣強弱的區分，中共領袖中毛澤東、習近平之流痞氣、匪氣特濃，雖然直接將他們比作為流寇尚不恰當，然則深入去思考精神性的高層次本質，就會發現確有近似之處，如操守低劣，隻顧眼前的歡樂和榮耀，不思長治久安的方針、政策和治理，即不具可持續性發展，缺乏人性，不擇手段，不顧人民死活，更扯淡有什麽超越情懷、尋求來世的永生。

上海執行抗疫大行動，是習某心理投射：“習近平總書記親自部署、親自指揮”，乃“初心不改”，大大地用上“梁家河大學問”，卻是來真的：痞氣加匪氣，勁兒十足！

 

• 秦始皇→毛澤東→習近平

 

這三者思想有著較大的傳承性。中共的建黨、建國都是繼承了中國傳統“外儒內法”的一套專製主義本色，馬克思主義成分並不多，如“緊密團結在以某某某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就是中共執政文化的萬能公式，其“春秋大義”足令執政者癡迷不已。

中國政治延續了千年的專製主義，其要數秦始皇的大一統治理格局最具開創、暴虐和傳承，其遺產深深地烙印在中華民族的政治文化基因上。《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今皇帝並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傳承至後世，中共統治者毛澤東、習近平極為崇拜、讚賞，毛澤東自稱：“馬克思加秦始皇”，自比“秦皇、漢武”。習近平是粗人，缺文秀，但配有禦用導演張藝謀來代言，原籍秦地的張藝謀以其電影作品的大氣磅礴著稱，如《英雄》、《大秦賦》、《大秦帝國》等頗有氣勢恢宏，詠古頌今，頌揚獨裁，乃深合主子旨意。

籍貫秦地的習近平似乎比毛澤東更領悟大秦遺風，他也有著構建大一統政治的強烈欲求，冒進浮誇，圖大貪功，舉凡黨、政、軍、財、經、文、教、農、工、商等各界各行，都得讓習來獨攬一身、定於一尊，還妄想對外擴張，天下一統。毛時代流行詞：“全國一盤棋”，如今又翻舊出新而熱炒，以“一言堂”淩駕天下，特別用於上海的抗疫。

中國人骨子裏有“天人合一”，混沌一氣的原始思維和巫術，這集體無意識天然地被大一統政治統攝，進而主導了亞細亞生產方式，在古代，它有利於治理水患、開挖運河、修建長城、建造皇宮等大型項目。在當今，有利於以舉國之力操辦上海防控。在思想意識高度，可以塑造全民的遵命、服從、聽話，即奴性，這恰是習近平的“不忘使命”：“凝聚全民抗疫的強大共識”。

在大一統政治如火如荼的文革期間，誇張而高調的道義目的論籠罩住中國大地上的各項各業，如有“農業以糧為綱、工業以鋼為綱。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於是到處呈現“一刀切”現象，凡是與“綱”不合之事，全得讓步，退避。

今天上海的抗疫正是一刀切做法：為了抗疫的宏偉大業，其他事情全都算不得“事情”，那怕是危機人生命的要事。再如，“同層密接隔離政策”，一人得陽整樓隔離，幾人得陽整區封閉。搞得：簡單直接粗暴，次生災害不斷，雞飛狗跳，人心惶惶。

 

• 外儒內法，臉麵爭光

 

習近平頗想搞《厲害了，我的國》，可看出習的“初心”中有“大秦”情愫，但不唯此。習熟知亡秦之故，暴秦之害，了解《過秦論》，於是就看重《荀子》思想，希望借鑒儒家思想補救暴秦之偏，但這隻是延續了曆史上慣行的“外儒內法”傳統，毫無創意。

以現代人的目光審視，法家思想並非全都是負麵的，糟糕的。譬如，法家的政治思想有“緣法而治”、“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法不阿貴，繩不撓曲”、“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等——貫徹一條法治平等的路線。

秦之後曆代皇朝，形成傳統的官方和上層社會的意識形態是儒家思想，儒家在治國綱要上對法家進行修正，改變其嚴刑律法、冷酷無情、對人性的踐踏，而用溫情脈脈的道德麵紗來遮蓋人心自私之惡。然而儒家的溫情脈脈卻是斷然排斥法家的平等觀，十分講究等級秩序的排位：“尊尊、親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樣導致另一種人性醜惡的釋放。

無論是法家抑或儒家，都嚴重匱乏精神超越性，使得中國人滑落到小人德性的急切功利性，熱衷於超近距離的貼身肉搏，這突出表現為儒家的“麵子文化”，即等級競爭。

今天，習近平把上海抗疫重重地押寶在他的麵子上：看吧，環顧世界，唯有我習某才能夠做到新冠病毒“清零”，豐功偉業啊；溥天之下，皆我臣屬；溥天之下，盡表忠心！

開啟小人心境：這就是習近平的“初心、使命”不可告人的真正用意所在！清零政策來自權力最高層，而下層執行者在習某巫祝之辭誘導下，層層加碼，步步緊逼，使防疫措施變得越來越嚴苛，越來越不通人情，越來越背離常識，卻迎來了中國式“麵子”大豐收！    

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今天，活躍在上海街頭的“大白”誌願者，大多來自社會底層，他們深知等級社會的底層生活之艱辛、悲愴、卑賤、滄桑，受欺受壓，吃苦甚多，在心坎中積滿了多多的怨恨，為此張公百忍，隻是期盼著猴年馬月有個身份升遷，從此羊與狼的位置對調，角色得以變換，從此終於有了發泄的口子和對象，就如二十年媳婦熬成婆婆那樣。今天好機會來了，讓底層誌願者們身披白大褂，臂佩紅袖章，頓時獲得了權力，身價躥升！於是人們就見到了大白們在上海街頭的變本加厲，肆無忌憚。

更是有不少大白門來自外省市的農村地區，他們往往有著毛澤東情結，相信毛澤東的詛咒語“農村包圍城市”，內心對待上海，這個以魔都著稱的城市有著較深的嫉恨，於是今天找到了發泄口子，爭當“南京路上好八連”，侮辱上海人一番，五十步笑百步，好不痛快啊！

上海本地市民，生存在全民抗疫的如此高壓境遇，顯得勢單力孤，不得不進行一場忍耐之心的大考驗。雖說是有海派氣質，但是多年來在習氏毛左政治侵染下，上海人漸漸變得麻木起來，中國傳統習性在增強，一個“忍”字當頭，懂得“看三勢”，學會“拎得清”，不做“填刀頭”，好漢不吃眼前虧，識時務者為俊傑，好死不如賴活著——與內地的庸眾一樣，都是媳婦受熬的心態——如此則喪失了做人的真誠性和崇高性。

 

                                                    施衛江

寫於 美國紐約

2022年5月26日上海抗疫為何如此狂暴？

 

最近，上海人民沉浸在“靜態管理、動態清零”的極度悲憤中，二個月來的抗疫，上海居民要麽封閉在家裏，要麽隔離在方艙，要麽入住醫院，最慘的是一些外地來滬的農民工、送貨員和運輸汽車司機，隻得睡眠在大街上、橋孔下、卡車裏，還不得行走出受封圍欄，還得不到足夠食物。不管呆在城市哪個角落，是富人或窮人，是教授還是乞丐，人人自危，生活無序，商店關門，藥品斷供，生存所需的基本食品、日用品都要靠手機上操作去“搶”，凡是不會手機操作就隻能等死，非新冠病毒引起的疾病都不算是“病”，假如某個病人不能出示有效核酸測試陰性證明，病人均得不到及時救治，更惡劣的措施是，要裝配鐵網在管控區的每一棟民宅樓的大門口，予以嚴加防範管製，防市民如防盜賊！“大白”警察容許隨意闖進市民家中搞“執法”，市民蒙受盡多的不幸和災難可就是不容許公開自由發聲喊冤！

嗚呼！號稱“國家主人”的上海市民，本是代表中國最具先進生產力的一族群體，理應充分釋放出上海市民的聰明才幹去搞建設，然而在黨中央的“清零”政策強製下，海派靈性竟然大肆遭受踐踏，人格尊嚴被貶至不及囚徒的卑下，被準許的行動自由還不如圈養的禽畜。哀哉！上海市民的生存境況是多麽孤苦伶仃無助，上海市民的精神抑鬱是何等淒淒慘慘戚戚。

由中央政府主導的抗疫“清零”，為什麽要對上海人民動用如此的粗暴、野蠻、獸性、瘋狂？這在西方自由世界看來，簡直太不可思議了！根源究竟是什麽呢？

 

（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發生在上海的抗疫狂暴當然不是海派文化傳承的特質，而是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親自部署指揮、密集指示批示”來進行，這位總書記宣稱：“我們的防控方針是由黨的性質和宗旨決定的”，“從黨的性質宗旨認識疫情防控方針”，當然不是飛來之石，而是經有悠久曆史的中國傳統孵化而成，它僵硬地主宰著當今中國政治的一切。欲懂得這場清零抗疫的真實意圖，須深入了解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須了解中國的民風民俗，尤其是陝北地區。

近年來，習近平嫻熟地運用他的政治手腕使大權獨攬，業已形成“九鼎之尊”局麵，且有越演越烈之勢，在其統治下的社會官僚機器不斷強化威權形式，這使得後者形式的高度威權化又促進了前者的獨裁，而前者專斷橫行又反哺後者，兩者互為反饋，攜手共進，就此全民奴性且增強不少——此即如德國學者齊美爾所講的社會學中“相互作用”的形式，對於這種“形式”的具體表達，深得魯迅精神之魂的北京大學中文係教授錢理群曾經論述道：“在一個專製統治下價值封閉的體係內，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是處在同一個價值點上的交流與反饋”（大意如此）。

可想而知，當今中國的政治形態正是走在全麵複辟傳統封建腐朽製度的路上。專製政治乃乾綱獨斷、定於一尊，且說今日中國之專製暴虐，極大地來自最高統治者的德性，習近平妄圖複辟文革，大開曆史倒車，朝思暮想他的皇帝迷夢，再造新時代的秦始皇、毛澤東。

    由此，習近平打造的強專製主義為他的暴政鋪設了平坦大道，布置於“全國一盤棋”格局下，海派上海市民深深感受到文革高潮時的毛式家天下：朕即真理，朕即國家。今天，統帥一聲令，三軍風雷動，酷政促奴性，令箭催遵命，從廟堂衙門，抵基層庸眾，政令一路暢行，貫徹無阻。

以習近平的“家天下”框架來看，上海的抗疫特別需要展示“中國共產黨所具有的無比堅強的領導力，是風雨來襲時中國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要展示中共統治下的製度“優越性”和“合法性”，更確切地說，還需要充分展示習近平總書記的“英明、偉大”形象，為他的正式“登基”皇座打基礎。構建如此之宏大敘事，習家中央政府定義了新冠病毒的抗疫是一場“人民戰爭”，全黨全民統一步調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部署”來進行的，這位總書記一再強調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堅持動態清零總方針不猶豫不動搖”，“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要把抗疫當作“為人民服務”。

以現代性的倫理學來論述，“人民”是個宏大敘事，是形而上之“大魅”，在以“人民”的名義大肆鼓噪、渲染之下，若開啟“幽暗之門”，可以發現，這隻是一塊“超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的招牌，其投射出的真實價值意向往往是希冀反饋回報給投射者自己，即小人心眼、小人心境的“自我、本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乃罪惡之淵藪，其鄙陋卑下、猥瑣不堪！

魯迅先生早就發現，中國的儒家典籍中充滿了“仁者愛人”之語，但是魯迅卻揭穿了其“瞞和騙”，其實質就是“以理殺人”！

今天的上海，把“人民”當作“綱領”來處置具體的全民抗疫，就意味著其餘事情全得靠邊讓路，抗疫以外的事情全都隻是與個人利益掛鉤而已，都是掛靠不上“人民”這個宏偉大宗旨，“人民”這個抽象綱領既然被強化得如此之高大上、偉光正，乃綱舉目張，和尚打傘，為所欲為、不擇手段！

 

（二）“不忘初心，牢記使命”

 

“初心”是習近平執政時代十分時髦的政治詞匯，既然被張揚得如此之“時髦”，它必定隱含有欺騙性！它試圖讓人民感受習的“青春故事”，聆聽他的“梁家河插隊的經曆”，規訓人民的情操，是一項典型的“洗腦工程”。

眾所周知，習近平在福建、浙江和上海三地工作過，已經獲得相當多的東南沿海地區工作的經驗，這些地區比起北方內地來具有相對較高的改革開放性，經濟結構大多是外向型，經濟水平也相應較高，治理較為先進。按照常規思路，要想當上一個大國有作為的主政者，其精神領域的價值觀訴求，本來應該引導國民走上現代化之路，深化改革，大大發揚沿海地區的先進經驗和業績成就，使融合到全球化的經濟圈中，學習西方發達的市場經濟和人文精神，求得國家發展踏上新台階。然而習近平卻不張揚他在沿海地區的經曆，反而大大弘揚在北方落後農村的生活感受、工作經曆——這就值得正義的人們去警惕和深思了。

與毛澤東一樣，習近平自身的秉性就是十分的“土”，在漢語網絡上，不滿的網民將習近平蔑稱為“包子”，意思有“土氣”之意，也就是傳統、愚昧、落後的代名詞。這與《論語》：“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意思相近，懷土就是戀土而安逸，營造個人小天地，即小人德性。我們來看看習近平是如何的“初心”？

“初心”在心理學上可稱為“原型”（榮格：archetypes），習的“原型”有“戀土情結”，顯然相悖於東南沿海地區的現代性精神品質，而在於他不斷吹噓的“土”字而凸出，即“農民情結、三農情懷”，習常稱：“我也是從農村出來的”，“我們這一代人也有這個情結，一定要把我們的老百姓，特別是我們的農民扶一把。”聽聽他的念念有詞“不忘初心”，從“習近平總書記從小就有農村情結”，可推斷習之“戀土”有小人之心：

1.  陝北延安梁家河，習近平插隊在此，據說練就了一套“大學問”，那真是了不得啊！
2. “老家富平曾在習近平迷惘彷徨時給予他溫暖”，陝西省富平縣臨近於曆史上京兆地區，這裏曾經是大一統帝國的中央權力地帶，即有秦、漢、隋、唐四朝大帝國定都於鹹陽、長安，這一家鄉情懷深深地烙印到習近平的人格秉性，使得習內心期盼著大一統政治。
3. 習近平時時要造訪河北省西柏坡，該地是毛派紅色經典的精神發源地，價值連城，非常值得習去流連忘返，就此習想要“弘揚西柏坡精神”。
4. 河北省正定縣，習年輕時候曾工作在此，當時是“農業學大寨”的先進樣板縣，是毛澤東樹立起來的一麵旗幟，同樣是紅色經典，值得去大力追捧，流芳百世。

    作為一個農業人口眾多的大國，農業生產當然需要去關心，農民的利益也當然需要去關心，任何一個具有現代化常識的人，必定知道：農民生活的大幅度改善，必須是由農業現代化來帶動，而農業現代化必須是由工業現代化來帶動，而工業現代化必須是由科技、經濟和製度等的各項現代化來帶動，需要重視精神文明的力量，也就是人的主體性自由的大發揚。然而中國的習某卻是完全的反其道而行之：要論價值觀的定位？什麽的工業、科技、文教、經濟、金融、製度、法治等等的重要發展項目全都擱置在邊上，就是因為這些不含有“初心”，從而全都被當做不重要的思想議題來處理，眼下最最要緊的事情是定位在“農民情結”、“黃土情結”之上：“不忘初心，牢記使命”——老是要把目光盯住在最最落後地區的農民生存價值觀上——這是怎麽樣的心態？怎麽樣的鬼魅心思啊？

人都是有個性的，共產黨執政也如此。理解了習近平的執政個性是那麽的“土裏土氣”，於是懂得：上海抗疫就是充滿習包子特色之土：“鞋子合不合腳，自己穿著才知道。”——紅色經典，土法上馬！   

 

•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方山水有一方風情

 

 共產黨信仰“辯證唯物主義”，其教條說：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確，特定的社會曆史地理環境可以塑造特定的精神氣質。成語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南橘北枳。按辯證法精神，反之亦然，如：彩蝶戀鮮花，蒼蠅叮臭肉；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智者樂水，仁者樂山。說到中國人的“土”，尚有各個地方的各個民風民俗民情，還可細分。

德國學者馬克斯·舍勒的行為學理論認為，能感悟到生活世界的價值和價值秩序的感情是成為行為意欲最深層的基礎部分，而這種感情決定著行為意欲的努力方向。但是舍勒又認為，不能把在一個時代和民族中流行或支配人們價值偏愛的評價係統所具有的“倫理結構”等同於作為價值優先法則的價值本身的客觀秩序。

今天，與西方自由世界一樣，強人習近平也是十分講究“顏色革命”，他將自身個性“土氣”的顏色欽定為中國的“政治正確”，即標準的意識形態，充分施展在上海地方的抗議之中，真實意圖是：以習氏“土氣”淹沒上海“海派”！

那麽究竟怎麽樣評介習包子“土氣”？

第一，純真“紅色基因”，眾所周知，習近平是在紅朝中國、紅色地域、紅色家庭、紅色時代、紅色圈子裏混出來的紅色土特產，紅色元素特濃，大紅特紅超紅。

現代中國有二大文明係統：黃色和藍色。

黃色是內陸型，具有內向封閉性質，其主要的分布地域是在北方的黃土質平原和高原上，其價值資源隻由落後的本土文明來提供（電視劇《河殤》的觀點）。

紅色文明是外來的馬列寧主義與中國本土的黃色文明相結合的產物，被綜合成“毛澤東思想路線”，具有革命的實踐性，但是主要根基還是黃色文明。

    藍色是海洋型，外向開放性質，最初地域分布在東南沿海一帶，隨之改革開放的深化，逐漸擴展至中國的大南方，它是本土文明與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結合的產物。

今天的國情是，北方黃土文明區域經濟全麵落後、蕭條，而南方藍色文明區域市場經濟發展良好，經濟指標高漲。如此經濟地理格局意味著中共統治機器的精神資源麵臨危機，這讓習近平深深不安，習某感受到來自於藍色文明對於紅色政權的威脅：資產階級市民的個體性、獨立性和自由意識在增長，他們不會如黃土地上農民幹活那樣的聽話、遵命和馴服。

遙想1949年3月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正式提出定都北平市的決議，當時的國情正如毛澤東所講：“蔣介石的國都在南京，他的基礎是江浙資本家。我們要把國都建在北平，我們也要在北平找到我們的基礎，這就是工人階級和廣大的勞動群眾。”這講話顯示了：南京的城市精神是藍色，而北平市則是黃色，紅色政權的根基需要由黃色文明來支撐、扶助，才會獲得穩定、可靠。

從前，毛澤東必定熟知曆史典故：“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對藍色文明懷有恐懼：“港台一帶，饕蚊尚多，西方世界，饕蚊成陣。”因此對待曾經位置楚地、而後深藍色的申城上海，毛澤東作指示：要采取“農村包圍城市”戰略。為此，上海外灘海關鍾樓上的大鍾報時，要以深黃色的陝北民歌樂調《東方紅》來進行，使之標誌為城市“主旋律”。要發揚“好八連”榮光，讓他們來到魔都南京路上當“哨兵”，以鎮住充滿資產階級邪念的“霓虹燈”，要加強“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全麵專政”，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今天，習近平憂心忡忡：紅色文明賴以存在基礎的黃色文明正日益蛻化墮落！為此決心拯救，在上海執行“靜態管理、動態清零”，實為一場魔鬼訓練，以鞏固紅色政權的！

 

• 粗人的痞氣，流寇的匪氣

 

紅朝中國首長級高幹的紅二代、紅三代多的是，譬如有劉少奇的兒子，陳雲兒子，鄧小平的兒女，胡耀邦的兒子，葉劍英、江澤民的數個兒女等等，在這一群體裏相比較，習包子就是顯得很“土氣”，這是為什麽呢？

這就是習近平第二個“土”：痞氣+匪氣，這是黃色文明外圍地帶“邊區”之“土氣”。

習近平讀書差勁是知曉的，然而這在首長級的紅後代中較為少見，盡管習近平時常吹噓讀書很多，還煞有介事地列出一長串讀書單來，頗有“此地無銀三百兩”之意。由於不願讀書、讀不進書，習的頭腦難以裝備積聚人類優秀文明的知識。蘇格拉底雲“知識即美德”，其否命題亦同樣成立。現代學者的認識更為精確，知識與美德之間的正向關聯性是需要建立在高概率基礎上，較有科學的合理性。毛澤東閱讀中國古典經書甚多，但也是痞氣+匪氣很濃厚，毛澤東特別讚賞二位流氓痞子皇帝：劉邦和朱元璋，毛把糟粕當作了精粹。

拉馬克的“用進廢退”可以較好解釋，讀書不好的習近平，喜好炫耀他的四肢發達：“我那個時候扛200斤麥子，十裏山路不換肩。”習對頭腦簡單事項：“新時期上山下鄉工程”、“好兒女誌在四方，有誌者奮鬥無悔”，頗有興趣和熱度，可見一斑。習近平坦承其念茲在茲“農民情結”，可以推斷出他的氣質和秉性，天然地與知識性匱缺的泥腿子、四肢發達者、粗布短衫者融通起來，對待海派氣質的上海人就不會有好感，可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

要深入了解習近平的所作所為，需要了解他的個性和風格，需要了解養育習某其秉性、氣質的地方，考察那裏的風土人情。習近平念念不忘他的“初心”之地，就是年輕時候插隊落戶的革命聖地延安，那裏是紅色大本營，更是“紅太陽升起的地方”。對於習近平來說，陝北延安就是他的紅色乳娘，思想養育之地，“作為一個人民公仆，陝北高原是我的根，因為這裏培養出我不變的信念：要為人民做實事！無論我走到哪裏，永遠都是黃土地的兒子。”習近平回憶說，插隊在梁家河，他“看到了人民群眾的根本，真正理解了老百姓”，“我幾乎從來沒哭過，印象較深的兩次哭都是在陝北。”情深誼長啊！

延安市，坐落在陝西省北部，是遊牧文明與農耕文明交融的邊區地帶，漢民族農民世世代代居住此地的曆史中，頻頻遭受多個遊牧民族和部落的相互殺戮、掠奪和洗劫，身處如此蠻族生態的劫掠，釀造出戎狄民風：痞氣+匪氣，漸漸墮落之，本地農耕地上又孵化出次生代的漢族大盜和流寇，如：王嘉胤、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董福祥等等。

大清皇朝晚期，西方殖民主義勢力進入中國東部沿海，紛紛建立起西方式的先進藍色文明，從此經濟格局和重心轉移，地處西北的陝西省經濟文化大幅衰弱，秦風不再，此衰彼漲，當地土匪、土豪卻猖狂起來，到了民國時期，整個陝北地區的匪患尤其嚴重，那時候國民政府的管控力無法抵達陝北，但這恰好為共產黨武裝力量製造出福音來，留給了共軍以極佳的撒野契機和匪盜空間。臭味相投便稱知己，當毛澤東掛帥的大股共軍（紅軍）萬裏迢迢流竄作案來到陝北時候，如魚得水般找準了自己的落腳地，建立起蘇區。

民諺：窮山惡水出刁民，粗茶淡飯無孑遺。肉腐生蛆，蛆熟產蠅；土劣孵匪，匪頑升寇。流寇是土匪發展的頂峰，流寇之所以十分殘暴凶狠毒辣無恥，那是因為流寇作案多是流竄在異地他鄉：1）幾乎碰不上熟人，於是缺乏道德約束；2）罪案的對象都是與己血緣疏遠，於是下得了狠手；3）流竄作案中不容易被抓捕，於是缺乏法律製裁的威懾感。

民國時期的學者傅斯年，曾經把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美國學者餘英時把毛澤東在山上鬧革命歸類為土匪行徑，中共政府體製內走出來的學者阮銘也將當年盤踞在井岡山和延安，建立蘇區的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具體的匪徒而言尚有匪氣強弱的區分，中共領袖中毛澤東、習近平之流痞氣、匪氣特濃，雖然直接將他們比作為流寇尚不恰當，然則深入去思考精神性的高層次本質，就會發現確有近似之處，如操守低劣，隻顧眼前的歡樂和榮耀，不思長治久安的方針、政策和治理，即不具可持續性發展，缺乏人性，不擇手段，不顧人民死活，更扯淡有什麽超越情懷、尋求來世的永生。

上海執行抗疫大行動，是習某心理投射：“習近平總書記親自部署、親自指揮”，乃“初心不改”，大大地用上“梁家河大學問”，卻是來真的：痞氣加匪氣，勁兒十足！

 

• 秦始皇→毛澤東→習近平

 

這三者思想有著較大的傳承性。中共的建黨、建國都是繼承了中國傳統“外儒內法”的一套專製主義本色，馬克思主義成分並不多，如“緊密團結在以某某某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就是中共執政文化的萬能公式，其“春秋大義”足令執政者癡迷不已。

中國政治延續了千年的專製主義，其要數秦始皇的大一統治理格局最具開創、暴虐和傳承，其遺產深深地烙印在中華民族的政治文化基因上。《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今皇帝並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傳承至後世，中共統治者毛澤東、習近平極為崇拜、讚賞，毛澤東自稱：“馬克思加秦始皇”，自比“秦皇、漢武”。習近平是粗人，缺文秀，但配有禦用導演張藝謀來代言，原籍秦地的張藝謀以其電影作品的大氣磅礴著稱，如《英雄》、《大秦賦》、《大秦帝國》等頗有氣勢恢宏，詠古頌今，頌揚獨裁，乃深合主子旨意。

籍貫秦地的習近平似乎比毛澤東更領悟大秦遺風，他也有著構建大一統政治的強烈欲求，冒進浮誇，圖大貪功，舉凡黨、政、軍、財、經、文、教、農、工、商等各界各行，都得讓習來獨攬一身、定於一尊，還妄想對外擴張，天下一統。毛時代流行詞：“全國一盤棋”，如今又翻舊出新而熱炒，以“一言堂”淩駕天下，特別用於上海的抗疫。

中國人骨子裏有“天人合一”，混沌一氣的原始思維和巫術，這集體無意識天然地被大一統政治統攝，進而主導了亞細亞生產方式，在古代，它有利於治理水患、開挖運河、修建長城、建造皇宮等大型項目。在當今，有利於以舉國之力操辦上海防控。在思想意識高度，可以塑造全民的遵命、服從、聽話，即奴性，這恰是習近平的“不忘使命”：“凝聚全民抗疫的強大共識”。

在大一統政治如火如荼的文革期間，誇張而高調的道義目的論籠罩住中國大地上的各項各業，如有“農業以糧為綱、工業以鋼為綱。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於是到處呈現“一刀切”現象，凡是與“綱”不合之事，全得讓步，退避。

今天上海的抗疫正是一刀切做法：為了抗疫的宏偉大業，其他事情全都算不得“事情”，那怕是危機人生命的要事。再如，“同層密接隔離政策”，一人得陽整樓隔離，幾人得陽整區封閉。搞得：簡單直接粗暴，次生災害不斷，雞飛狗跳，人心惶惶。

 

• 外儒內法，臉麵爭光

 

習近平頗想搞《厲害了，我的國》，可看出習的“初心”中有“大秦”情愫，但不唯此。習熟知亡秦之故，暴秦之害，了解《過秦論》，於是就看重《荀子》思想，希望借鑒儒家思想補救暴秦之偏，但這隻是延續了曆史上慣行的“外儒內法”傳統，毫無創意。

以現代人的目光審視，法家思想並非全都是負麵的，糟糕的。譬如，法家的政治思想有“緣法而治”、“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法不阿貴，繩不撓曲”、“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等——貫徹一條法治平等的路線。

秦之後曆代皇朝，形成傳統的官方和上層社會的意識形態是儒家思想，儒家在治國綱要上對法家進行修正，改變其嚴刑律法、冷酷無情、對人性的踐踏，而用溫情脈脈的道德麵紗來遮蓋人心自私之惡。然而儒家的溫情脈脈卻是斷然排斥法家的平等觀，十分講究等級秩序的排位：“尊尊、親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樣導致另一種人性醜惡的釋放。

無論是法家抑或儒家，都嚴重匱乏精神超越性，使得中國人滑落到小人德性的急切功利性，熱衷於超近距離的貼身肉搏，這突出表現為儒家的“麵子文化”，即等級競爭。

今天，習近平把上海抗疫重重地押寶在他的麵子上：看吧，環顧世界，唯有我習某才能夠做到新冠病毒“清零”，豐功偉業啊；溥天之下，皆我臣屬；溥天之下，盡表忠心！

開啟小人心境：這就是習近平的“初心、使命”不可告人的真正用意所在！清零政策來自權力最高層，而下層執行者在習某巫祝之辭誘導下，層層加碼，步步緊逼，使防疫措施變得越來越嚴苛，越來越不通人情，越來越背離常識，卻迎來了中國式“麵子”大豐收！    

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今天，活躍在上海街頭的“大白”誌願者，大多來自社會底層，他們深知等級社會的底層生活之艱辛、悲愴、卑賤、滄桑，受欺受壓，吃苦甚多，在心坎中積滿了多多的怨恨，為此張公百忍，隻是期盼著猴年馬月有個身份升遷，從此羊與狼的位置對調，角色得以變換，從此終於有了發泄的口子和對象，就如二十年媳婦熬成婆婆那樣。今天好機會來了，讓底層誌願者們身披白大褂，臂佩紅袖章，頓時獲得了權力，身價躥升！於是人們就見到了大白們在上海街頭的變本加厲，肆無忌憚。

更是有不少大白門來自外省市的農村地區，他們往往有著毛澤東情結，相信毛澤東的詛咒語“農村包圍城市”，內心對待上海，這個以魔都著稱的城市有著較深的嫉恨，於是今天找到了發泄口子，爭當“南京路上好八連”，侮辱上海人一番，五十步笑百步，好不痛快啊！

上海本地市民，生存在全民抗疫的如此高壓境遇，顯得勢單力孤，不得不進行一場忍耐之心的大考驗。雖說是有海派氣質，但是多年來在習氏毛左政治侵染下，上海人漸漸變得麻木起來，中國傳統習性在增強，一個“忍”字當頭，懂得“看三勢”，學會“拎得清”，不做“填刀頭”，好漢不吃眼前虧，識時務者為俊傑，好死不如賴活著——與內地的庸眾一樣，都是媳婦受熬的心態——如此則喪失了做人的真誠性和崇高性。

 

                                                    施衛江

寫於 美國紐約

2022年5月26日上海抗疫為何如此狂暴？

 

最近，上海人民沉浸在“靜態管理、動態清零”的極度悲憤中，二個月來的抗疫，上海居民要麽封閉在家裏，要麽隔離在方艙，要麽入住醫院，最慘的是一些外地來滬的農民工、送貨員和運輸汽車司機，隻得睡眠在大街上、橋孔下、卡車裏，還不得行走出受封圍欄，還得不到足夠食物。不管呆在城市哪個角落，是富人或窮人，是教授還是乞丐，人人自危，生活無序，商店關門，藥品斷供，生存所需的基本食品、日用品都要靠手機上操作去“搶”，凡是不會手機操作就隻能等死，非新冠病毒引起的疾病都不算是“病”，假如某個病人不能出示有效核酸測試陰性證明，病人均得不到及時救治，更惡劣的措施是，要裝配鐵網在管控區的每一棟民宅樓的大門口，予以嚴加防範管製，防市民如防盜賊！“大白”警察容許隨意闖進市民家中搞“執法”，市民蒙受盡多的不幸和災難可就是不容許公開自由發聲喊冤！

嗚呼！號稱“國家主人”的上海市民，本是代表中國最具先進生產力的一族群體，理應充分釋放出上海市民的聰明才幹去搞建設，然而在黨中央的“清零”政策強製下，海派靈性竟然大肆遭受踐踏，人格尊嚴被貶至不及囚徒的卑下，被準許的行動自由還不如圈養的禽畜。哀哉！上海市民的生存境況是多麽孤苦伶仃無助，上海市民的精神抑鬱是何等淒淒慘慘戚戚。

由中央政府主導的抗疫“清零”，為什麽要對上海人民動用如此的粗暴、野蠻、獸性、瘋狂？這在西方自由世界看來，簡直太不可思議了！根源究竟是什麽呢？

 

（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發生在上海的抗疫狂暴當然不是海派文化傳承的特質，而是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親自部署指揮、密集指示批示”來進行，這位總書記宣稱：“我們的防控方針是由黨的性質和宗旨決定的”，“從黨的性質宗旨認識疫情防控方針”，當然不是飛來之石，而是經有悠久曆史的中國傳統孵化而成，它僵硬地主宰著當今中國政治的一切。欲懂得這場清零抗疫的真實意圖，須深入了解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須了解中國的民風民俗，尤其是陝北地區。

近年來，習近平嫻熟地運用他的政治手腕使大權獨攬，業已形成“九鼎之尊”局麵，且有越演越烈之勢，在其統治下的社會官僚機器不斷強化威權形式，這使得後者形式的高度威權化又促進了前者的獨裁，而前者專斷橫行又反哺後者，兩者互為反饋，攜手共進，就此全民奴性且增強不少——此即如德國學者齊美爾所講的社會學中“相互作用”的形式，對於這種“形式”的具體表達，深得魯迅精神之魂的北京大學中文係教授錢理群曾經論述道：“在一個專製統治下價值封閉的體係內，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是處在同一個價值點上的交流與反饋”（大意如此）。

可想而知，當今中國的政治形態正是走在全麵複辟傳統封建腐朽製度的路上。專製政治乃乾綱獨斷、定於一尊，且說今日中國之專製暴虐，極大地來自最高統治者的德性，習近平妄圖複辟文革，大開曆史倒車，朝思暮想他的皇帝迷夢，再造新時代的秦始皇、毛澤東。

    由此，習近平打造的強專製主義為他的暴政鋪設了平坦大道，布置於“全國一盤棋”格局下，海派上海市民深深感受到文革高潮時的毛式家天下：朕即真理，朕即國家。今天，統帥一聲令，三軍風雷動，酷政促奴性，令箭催遵命，從廟堂衙門，抵基層庸眾，政令一路暢行，貫徹無阻。

以習近平的“家天下”框架來看，上海的抗疫特別需要展示“中國共產黨所具有的無比堅強的領導力，是風雨來襲時中國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要展示中共統治下的製度“優越性”和“合法性”，更確切地說，還需要充分展示習近平總書記的“英明、偉大”形象，為他的正式“登基”皇座打基礎。構建如此之宏大敘事，習家中央政府定義了新冠病毒的抗疫是一場“人民戰爭”，全黨全民統一步調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部署”來進行的，這位總書記一再強調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堅持動態清零總方針不猶豫不動搖”，“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要把抗疫當作“為人民服務”。

以現代性的倫理學來論述，“人民”是個宏大敘事，是形而上之“大魅”，在以“人民”的名義大肆鼓噪、渲染之下，若開啟“幽暗之門”，可以發現，這隻是一塊“超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的招牌，其投射出的真實價值意向往往是希冀反饋回報給投射者自己，即小人心眼、小人心境的“自我、本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乃罪惡之淵藪，其鄙陋卑下、猥瑣不堪！

魯迅先生早就發現，中國的儒家典籍中充滿了“仁者愛人”之語，但是魯迅卻揭穿了其“瞞和騙”，其實質就是“以理殺人”！

今天的上海，把“人民”當作“綱領”來處置具體的全民抗疫，就意味著其餘事情全得靠邊讓路，抗疫以外的事情全都隻是與個人利益掛鉤而已，都是掛靠不上“人民”這個宏偉大宗旨，“人民”這個抽象綱領既然被強化得如此之高大上、偉光正，乃綱舉目張，和尚打傘，為所欲為、不擇手段！

 

（二）“不忘初心，牢記使命”

 

“初心”是習近平執政時代十分時髦的政治詞匯，既然被張揚得如此之“時髦”，它必定隱含有欺騙性！它試圖讓人民感受習的“青春故事”，聆聽他的“梁家河插隊的經曆”，規訓人民的情操，是一項典型的“洗腦工程”。

眾所周知，習近平在福建、浙江和上海三地工作過，已經獲得相當多的東南沿海地區工作的經驗，這些地區比起北方內地來具有相對較高的改革開放性，經濟結構大多是外向型，經濟水平也相應較高，治理較為先進。按照常規思路，要想當上一個大國有作為的主政者，其精神領域的價值觀訴求，本來應該引導國民走上現代化之路，深化改革，大大發揚沿海地區的先進經驗和業績成就，使融合到全球化的經濟圈中，學習西方發達的市場經濟和人文精神，求得國家發展踏上新台階。然而習近平卻不張揚他在沿海地區的經曆，反而大大弘揚在北方落後農村的生活感受、工作經曆——這就值得正義的人們去警惕和深思了。

與毛澤東一樣，習近平自身的秉性就是十分的“土”，在漢語網絡上，不滿的網民將習近平蔑稱為“包子”，意思有“土氣”之意，也就是傳統、愚昧、落後的代名詞。這與《論語》：“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意思相近，懷土就是戀土而安逸，營造個人小天地，即小人德性。我們來看看習近平是如何的“初心”？

“初心”在心理學上可稱為“原型”（榮格：archetypes），習的“原型”有“戀土情結”，顯然相悖於東南沿海地區的現代性精神品質，而在於他不斷吹噓的“土”字而凸出，即“農民情結、三農情懷”，習常稱：“我也是從農村出來的”，“我們這一代人也有這個情結，一定要把我們的老百姓，特別是我們的農民扶一把。”聽聽他的念念有詞“不忘初心”，從“習近平總書記從小就有農村情結”，可推斷習之“戀土”有小人之心：

1.  陝北延安梁家河，習近平插隊在此，據說練就了一套“大學問”，那真是了不得啊！
2. “老家富平曾在習近平迷惘彷徨時給予他溫暖”，陝西省富平縣臨近於曆史上京兆地區，這裏曾經是大一統帝國的中央權力地帶，即有秦、漢、隋、唐四朝大帝國定都於鹹陽、長安，這一家鄉情懷深深地烙印到習近平的人格秉性，使得習內心期盼著大一統政治。
3. 習近平時時要造訪河北省西柏坡，該地是毛派紅色經典的精神發源地，價值連城，非常值得習去流連忘返，就此習想要“弘揚西柏坡精神”。
4. 河北省正定縣，習年輕時候曾工作在此，當時是“農業學大寨”的先進樣板縣，是毛澤東樹立起來的一麵旗幟，同樣是紅色經典，值得去大力追捧，流芳百世。

    作為一個農業人口眾多的大國，農業生產當然需要去關心，農民的利益也當然需要去關心，任何一個具有現代化常識的人，必定知道：農民生活的大幅度改善，必須是由農業現代化來帶動，而農業現代化必須是由工業現代化來帶動，而工業現代化必須是由科技、經濟和製度等的各項現代化來帶動，需要重視精神文明的力量，也就是人的主體性自由的大發揚。然而中國的習某卻是完全的反其道而行之：要論價值觀的定位？什麽的工業、科技、文教、經濟、金融、製度、法治等等的重要發展項目全都擱置在邊上，就是因為這些不含有“初心”，從而全都被當做不重要的思想議題來處理，眼下最最要緊的事情是定位在“農民情結”、“黃土情結”之上：“不忘初心，牢記使命”——老是要把目光盯住在最最落後地區的農民生存價值觀上——這是怎麽樣的心態？怎麽樣的鬼魅心思啊？

人都是有個性的，共產黨執政也如此。理解了習近平的執政個性是那麽的“土裏土氣”，於是懂得：上海抗疫就是充滿習包子特色之土：“鞋子合不合腳，自己穿著才知道。”——紅色經典，土法上馬！   

 

•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方山水有一方風情

 

 共產黨信仰“辯證唯物主義”，其教條說：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確，特定的社會曆史地理環境可以塑造特定的精神氣質。成語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南橘北枳。按辯證法精神，反之亦然，如：彩蝶戀鮮花，蒼蠅叮臭肉；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智者樂水，仁者樂山。說到中國人的“土”，尚有各個地方的各個民風民俗民情，還可細分。

德國學者馬克斯·舍勒的行為學理論認為，能感悟到生活世界的價值和價值秩序的感情是成為行為意欲最深層的基礎部分，而這種感情決定著行為意欲的努力方向。但是舍勒又認為，不能把在一個時代和民族中流行或支配人們價值偏愛的評價係統所具有的“倫理結構”等同於作為價值優先法則的價值本身的客觀秩序。

今天，與西方自由世界一樣，強人習近平也是十分講究“顏色革命”，他將自身個性“土氣”的顏色欽定為中國的“政治正確”，即標準的意識形態，充分施展在上海地方的抗議之中，真實意圖是：以習氏“土氣”淹沒上海“海派”！

那麽究竟怎麽樣評介習包子“土氣”？

第一，純真“紅色基因”，眾所周知，習近平是在紅朝中國、紅色地域、紅色家庭、紅色時代、紅色圈子裏混出來的紅色土特產，紅色元素特濃，大紅特紅超紅。

現代中國有二大文明係統：黃色和藍色。

黃色是內陸型，具有內向封閉性質，其主要的分布地域是在北方的黃土質平原和高原上，其價值資源隻由落後的本土文明來提供（電視劇《河殤》的觀點）。

紅色文明是外來的馬列寧主義與中國本土的黃色文明相結合的產物，被綜合成“毛澤東思想路線”，具有革命的實踐性，但是主要根基還是黃色文明。

    藍色是海洋型，外向開放性質，最初地域分布在東南沿海一帶，隨之改革開放的深化，逐漸擴展至中國的大南方，它是本土文明與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結合的產物。

今天的國情是，北方黃土文明區域經濟全麵落後、蕭條，而南方藍色文明區域市場經濟發展良好，經濟指標高漲。如此經濟地理格局意味著中共統治機器的精神資源麵臨危機，這讓習近平深深不安，習某感受到來自於藍色文明對於紅色政權的威脅：資產階級市民的個體性、獨立性和自由意識在增長，他們不會如黃土地上農民幹活那樣的聽話、遵命和馴服。

遙想1949年3月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正式提出定都北平市的決議，當時的國情正如毛澤東所講：“蔣介石的國都在南京，他的基礎是江浙資本家。我們要把國都建在北平，我們也要在北平找到我們的基礎，這就是工人階級和廣大的勞動群眾。”這講話顯示了：南京的城市精神是藍色，而北平市則是黃色，紅色政權的根基需要由黃色文明來支撐、扶助，才會獲得穩定、可靠。

從前，毛澤東必定熟知曆史典故：“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對藍色文明懷有恐懼：“港台一帶，饕蚊尚多，西方世界，饕蚊成陣。”因此對待曾經位置楚地、而後深藍色的申城上海，毛澤東作指示：要采取“農村包圍城市”戰略。為此，上海外灘海關鍾樓上的大鍾報時，要以深黃色的陝北民歌樂調《東方紅》來進行，使之標誌為城市“主旋律”。要發揚“好八連”榮光，讓他們來到魔都南京路上當“哨兵”，以鎮住充滿資產階級邪念的“霓虹燈”，要加強“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全麵專政”，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今天，習近平憂心忡忡：紅色文明賴以存在基礎的黃色文明正日益蛻化墮落！為此決心拯救，在上海執行“靜態管理、動態清零”，實為一場魔鬼訓練，以鞏固紅色政權的！

 

• 粗人的痞氣，流寇的匪氣

 

紅朝中國首長級高幹的紅二代、紅三代多的是，譬如有劉少奇的兒子，陳雲兒子，鄧小平的兒女，胡耀邦的兒子，葉劍英、江澤民的數個兒女等等，在這一群體裏相比較，習包子就是顯得很“土氣”，這是為什麽呢？

這就是習近平第二個“土”：痞氣+匪氣，這是黃色文明外圍地帶“邊區”之“土氣”。

習近平讀書差勁是知曉的，然而這在首長級的紅後代中較為少見，盡管習近平時常吹噓讀書很多，還煞有介事地列出一長串讀書單來，頗有“此地無銀三百兩”之意。由於不願讀書、讀不進書，習的頭腦難以裝備積聚人類優秀文明的知識。蘇格拉底雲“知識即美德”，其否命題亦同樣成立。現代學者的認識更為精確，知識與美德之間的正向關聯性是需要建立在高概率基礎上，較有科學的合理性。毛澤東閱讀中國古典經書甚多，但也是痞氣+匪氣很濃厚，毛澤東特別讚賞二位流氓痞子皇帝：劉邦和朱元璋，毛把糟粕當作了精粹。

拉馬克的“用進廢退”可以較好解釋，讀書不好的習近平，喜好炫耀他的四肢發達：“我那個時候扛200斤麥子，十裏山路不換肩。”習對頭腦簡單事項：“新時期上山下鄉工程”、“好兒女誌在四方，有誌者奮鬥無悔”，頗有興趣和熱度，可見一斑。習近平坦承其念茲在茲“農民情結”，可以推斷出他的氣質和秉性，天然地與知識性匱缺的泥腿子、四肢發達者、粗布短衫者融通起來，對待海派氣質的上海人就不會有好感，可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

要深入了解習近平的所作所為，需要了解他的個性和風格，需要了解養育習某其秉性、氣質的地方，考察那裏的風土人情。習近平念念不忘他的“初心”之地，就是年輕時候插隊落戶的革命聖地延安，那裏是紅色大本營，更是“紅太陽升起的地方”。對於習近平來說，陝北延安就是他的紅色乳娘，思想養育之地，“作為一個人民公仆，陝北高原是我的根，因為這裏培養出我不變的信念：要為人民做實事！無論我走到哪裏，永遠都是黃土地的兒子。”習近平回憶說，插隊在梁家河，他“看到了人民群眾的根本，真正理解了老百姓”，“我幾乎從來沒哭過，印象較深的兩次哭都是在陝北。”情深誼長啊！

延安市，坐落在陝西省北部，是遊牧文明與農耕文明交融的邊區地帶，漢民族農民世世代代居住此地的曆史中，頻頻遭受多個遊牧民族和部落的相互殺戮、掠奪和洗劫，身處如此蠻族生態的劫掠，釀造出戎狄民風：痞氣+匪氣，漸漸墮落之，本地農耕地上又孵化出次生代的漢族大盜和流寇，如：王嘉胤、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董福祥等等。

大清皇朝晚期，西方殖民主義勢力進入中國東部沿海，紛紛建立起西方式的先進藍色文明，從此經濟格局和重心轉移，地處西北的陝西省經濟文化大幅衰弱，秦風不再，此衰彼漲，當地土匪、土豪卻猖狂起來，到了民國時期，整個陝北地區的匪患尤其嚴重，那時候國民政府的管控力無法抵達陝北，但這恰好為共產黨武裝力量製造出福音來，留給了共軍以極佳的撒野契機和匪盜空間。臭味相投便稱知己，當毛澤東掛帥的大股共軍（紅軍）萬裏迢迢流竄作案來到陝北時候，如魚得水般找準了自己的落腳地，建立起蘇區。

民諺：窮山惡水出刁民，粗茶淡飯無孑遺。肉腐生蛆，蛆熟產蠅；土劣孵匪，匪頑升寇。流寇是土匪發展的頂峰，流寇之所以十分殘暴凶狠毒辣無恥，那是因為流寇作案多是流竄在異地他鄉：1）幾乎碰不上熟人，於是缺乏道德約束；2）罪案的對象都是與己血緣疏遠，於是下得了狠手；3）流竄作案中不容易被抓捕，於是缺乏法律製裁的威懾感。

民國時期的學者傅斯年，曾經把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美國學者餘英時把毛澤東在山上鬧革命歸類為土匪行徑，中共政府體製內走出來的學者阮銘也將當年盤踞在井岡山和延安，建立蘇區的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具體的匪徒而言尚有匪氣強弱的區分，中共領袖中毛澤東、習近平之流痞氣、匪氣特濃，雖然直接將他們比作為流寇尚不恰當，然則深入去思考精神性的高層次本質，就會發現確有近似之處，如操守低劣，隻顧眼前的歡樂和榮耀，不思長治久安的方針、政策和治理，即不具可持續性發展，缺乏人性，不擇手段，不顧人民死活，更扯淡有什麽超越情懷、尋求來世的永生。

上海執行抗疫大行動，是習某心理投射：“習近平總書記親自部署、親自指揮”，乃“初心不改”，大大地用上“梁家河大學問”，卻是來真的：痞氣加匪氣，勁兒十足！

 

• 秦始皇→毛澤東→習近平

 

這三者思想有著較大的傳承性。中共的建黨、建國都是繼承了中國傳統“外儒內法”的一套專製主義本色，馬克思主義成分並不多，如“緊密團結在以某某某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就是中共執政文化的萬能公式，其“春秋大義”足令執政者癡迷不已。

中國政治延續了千年的專製主義，其要數秦始皇的大一統治理格局最具開創、暴虐和傳承，其遺產深深地烙印在中華民族的政治文化基因上。《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今皇帝並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傳承至後世，中共統治者毛澤東、習近平極為崇拜、讚賞，毛澤東自稱：“馬克思加秦始皇”，自比“秦皇、漢武”。習近平是粗人，缺文秀，但配有禦用導演張藝謀來代言，原籍秦地的張藝謀以其電影作品的大氣磅礴著稱，如《英雄》、《大秦賦》、《大秦帝國》等頗有氣勢恢宏，詠古頌今，頌揚獨裁，乃深合主子旨意。

籍貫秦地的習近平似乎比毛澤東更領悟大秦遺風，他也有著構建大一統政治的強烈欲求，冒進浮誇，圖大貪功，舉凡黨、政、軍、財、經、文、教、農、工、商等各界各行，都得讓習來獨攬一身、定於一尊，還妄想對外擴張，天下一統。毛時代流行詞：“全國一盤棋”，如今又翻舊出新而熱炒，以“一言堂”淩駕天下，特別用於上海的抗疫。

中國人骨子裏有“天人合一”，混沌一氣的原始思維和巫術，這集體無意識天然地被大一統政治統攝，進而主導了亞細亞生產方式，在古代，它有利於治理水患、開挖運河、修建長城、建造皇宮等大型項目。在當今，有利於以舉國之力操辦上海防控。在思想意識高度，可以塑造全民的遵命、服從、聽話，即奴性，這恰是習近平的“不忘使命”：“凝聚全民抗疫的強大共識”。

在大一統政治如火如荼的文革期間，誇張而高調的道義目的論籠罩住中國大地上的各項各業，如有“農業以糧為綱、工業以鋼為綱。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於是到處呈現“一刀切”現象，凡是與“綱”不合之事，全得讓步，退避。

今天上海的抗疫正是一刀切做法：為了抗疫的宏偉大業，其他事情全都算不得“事情”，那怕是危機人生命的要事。再如，“同層密接隔離政策”，一人得陽整樓隔離，幾人得陽整區封閉。搞得：簡單直接粗暴，次生災害不斷，雞飛狗跳，人心惶惶。

 

• 外儒內法，臉麵爭光

 

習近平頗想搞《厲害了，我的國》，可看出習的“初心”中有“大秦”情愫，但不唯此。習熟知亡秦之故，暴秦之害，了解《過秦論》，於是就看重《荀子》思想，希望借鑒儒家思想補救暴秦之偏，但這隻是延續了曆史上慣行的“外儒內法”傳統，毫無創意。

以現代人的目光審視，法家思想並非全都是負麵的，糟糕的。譬如，法家的政治思想有“緣法而治”、“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法不阿貴，繩不撓曲”、“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等——貫徹一條法治平等的路線。

秦之後曆代皇朝，形成傳統的官方和上層社會的意識形態是儒家思想，儒家在治國綱要上對法家進行修正，改變其嚴刑律法、冷酷無情、對人性的踐踏，而用溫情脈脈的道德麵紗來遮蓋人心自私之惡。然而儒家的溫情脈脈卻是斷然排斥法家的平等觀，十分講究等級秩序的排位：“尊尊、親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樣導致另一種人性醜惡的釋放。

無論是法家抑或儒家，都嚴重匱乏精神超越性，使得中國人滑落到小人德性的急切功利性，熱衷於超近距離的貼身肉搏，這突出表現為儒家的“麵子文化”，即等級競爭。

今天，習近平把上海抗疫重重地押寶在他的麵子上：看吧，環顧世界，唯有我習某才能夠做到新冠病毒“清零”，豐功偉業啊；溥天之下，皆我臣屬；溥天之下，盡表忠心！

開啟小人心境：這就是習近平的“初心、使命”不可告人的真正用意所在！清零政策來自權力最高層，而下層執行者在習某巫祝之辭誘導下，層層加碼，步步緊逼，使防疫措施變得越來越嚴苛，越來越不通人情，越來越背離常識，卻迎來了中國式“麵子”大豐收！    

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今天，活躍在上海街頭的“大白”誌願者，大多來自社會底層，他們深知等級社會的底層生活之艱辛、悲愴、卑賤、滄桑，受欺受壓，吃苦甚多，在心坎中積滿了多多的怨恨，為此張公百忍，隻是期盼著猴年馬月有個身份升遷，從此羊與狼的位置對調，角色得以變換，從此終於有了發泄的口子和對象，就如二十年媳婦熬成婆婆那樣。今天好機會來了，讓底層誌願者們身披白大褂，臂佩紅袖章，頓時獲得了權力，身價躥升！於是人們就見到了大白們在上海街頭的變本加厲，肆無忌憚。

更是有不少大白門來自外省市的農村地區，他們往往有著毛澤東情結，相信毛澤東的詛咒語“農村包圍城市”，內心對待上海，這個以魔都著稱的城市有著較深的嫉恨，於是今天找到了發泄口子，爭當“南京路上好八連”，侮辱上海人一番，五十步笑百步，好不痛快啊！

上海本地市民，生存在全民抗疫的如此高壓境遇，顯得勢單力孤，不得不進行一場忍耐之心的大考驗。雖說是有海派氣質，但是多年來在習氏毛左政治侵染下，上海人漸漸變得麻木起來，中國傳統習性在增強，一個“忍”字當頭，懂得“看三勢”，學會“拎得清”，不做“填刀頭”，好漢不吃眼前虧，識時務者為俊傑，好死不如賴活著——與內地的庸眾一樣，都是媳婦受熬的心態——如此則喪失了做人的真誠性和崇高性。

 

                                                    施衛江

寫於 美國紐約

2022年5月26日上海抗疫為何如此狂暴？

 

最近，上海人民沉浸在“靜態管理、動態清零”的極度悲憤中，二個月來的抗疫，上海居民要麽封閉在家裏，要麽隔離在方艙，要麽入住醫院，最慘的是一些外地來滬的農民工、送貨員和運輸汽車司機，隻得睡眠在大街上、橋孔下、卡車裏，還不得行走出受封圍欄，還得不到足夠食物。不管呆在城市哪個角落，是富人或窮人，是教授還是乞丐，人人自危，生活無序，商店關門，藥品斷供，生存所需的基本食品、日用品都要靠手機上操作去“搶”，凡是不會手機操作就隻能等死，非新冠病毒引起的疾病都不算是“病”，假如某個病人不能出示有效核酸測試陰性證明，病人均得不到及時救治，更惡劣的措施是，要裝配鐵網在管控區的每一棟民宅樓的大門口，予以嚴加防範管製，防市民如防盜賊！“大白”警察容許隨意闖進市民家中搞“執法”，市民蒙受盡多的不幸和災難可就是不容許公開自由發聲喊冤！

嗚呼！號稱“國家主人”的上海市民，本是代表中國最具先進生產力的一族群體，理應充分釋放出上海市民的聰明才幹去搞建設，然而在黨中央的“清零”政策強製下，海派靈性竟然大肆遭受踐踏，人格尊嚴被貶至不及囚徒的卑下，被準許的行動自由還不如圈養的禽畜。哀哉！上海市民的生存境況是多麽孤苦伶仃無助，上海市民的精神抑鬱是何等淒淒慘慘戚戚。

由中央政府主導的抗疫“清零”，為什麽要對上海人民動用如此的粗暴、野蠻、獸性、瘋狂？這在西方自由世界看來，簡直太不可思議了！根源究竟是什麽呢？

 

（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發生在上海的抗疫狂暴當然不是海派文化傳承的特質，而是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親自部署指揮、密集指示批示”來進行，這位總書記宣稱：“我們的防控方針是由黨的性質和宗旨決定的”，“從黨的性質宗旨認識疫情防控方針”，當然不是飛來之石，而是經有悠久曆史的中國傳統孵化而成，它僵硬地主宰著當今中國政治的一切。欲懂得這場清零抗疫的真實意圖，須深入了解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須了解中國的民風民俗，尤其是陝北地區。

近年來，習近平嫻熟地運用他的政治手腕使大權獨攬，業已形成“九鼎之尊”局麵，且有越演越烈之勢，在其統治下的社會官僚機器不斷強化威權形式，這使得後者形式的高度威權化又促進了前者的獨裁，而前者專斷橫行又反哺後者，兩者互為反饋，攜手共進，就此全民奴性且增強不少——此即如德國學者齊美爾所講的社會學中“相互作用”的形式，對於這種“形式”的具體表達，深得魯迅精神之魂的北京大學中文係教授錢理群曾經論述道：“在一個專製統治下價值封閉的體係內，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是處在同一個價值點上的交流與反饋”（大意如此）。

可想而知，當今中國的政治形態正是走在全麵複辟傳統封建腐朽製度的路上。專製政治乃乾綱獨斷、定於一尊，且說今日中國之專製暴虐，極大地來自最高統治者的德性，習近平妄圖複辟文革，大開曆史倒車，朝思暮想他的皇帝迷夢，再造新時代的秦始皇、毛澤東。

    由此，習近平打造的強專製主義為他的暴政鋪設了平坦大道，布置於“全國一盤棋”格局下，海派上海市民深深感受到文革高潮時的毛式家天下：朕即真理，朕即國家。今天，統帥一聲令，三軍風雷動，酷政促奴性，令箭催遵命，從廟堂衙門，抵基層庸眾，政令一路暢行，貫徹無阻。

以習近平的“家天下”框架來看，上海的抗疫特別需要展示“中國共產黨所具有的無比堅強的領導力，是風雨來襲時中國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要展示中共統治下的製度“優越性”和“合法性”，更確切地說，還需要充分展示習近平總書記的“英明、偉大”形象，為他的正式“登基”皇座打基礎。構建如此之宏大敘事，習家中央政府定義了新冠病毒的抗疫是一場“人民戰爭”，全黨全民統一步調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部署”來進行的，這位總書記一再強調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堅持動態清零總方針不猶豫不動搖”，“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要把抗疫當作“為人民服務”。

以現代性的倫理學來論述，“人民”是個宏大敘事，是形而上之“大魅”，在以“人民”的名義大肆鼓噪、渲染之下，若開啟“幽暗之門”，可以發現，這隻是一塊“超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的招牌，其投射出的真實價值意向往往是希冀反饋回報給投射者自己，即小人心眼、小人心境的“自我、本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乃罪惡之淵藪，其鄙陋卑下、猥瑣不堪！

魯迅先生早就發現，中國的儒家典籍中充滿了“仁者愛人”之語，但是魯迅卻揭穿了其“瞞和騙”，其實質就是“以理殺人”！

今天的上海，把“人民”當作“綱領”來處置具體的全民抗疫，就意味著其餘事情全得靠邊讓路，抗疫以外的事情全都隻是與個人利益掛鉤而已，都是掛靠不上“人民”這個宏偉大宗旨，“人民”這個抽象綱領既然被強化得如此之高大上、偉光正，乃綱舉目張，和尚打傘，為所欲為、不擇手段！

 

（二）“不忘初心，牢記使命”

 

“初心”是習近平執政時代十分時髦的政治詞匯，既然被張揚得如此之“時髦”，它必定隱含有欺騙性！它試圖讓人民感受習的“青春故事”，聆聽他的“梁家河插隊的經曆”，規訓人民的情操，是一項典型的“洗腦工程”。

眾所周知，習近平在福建、浙江和上海三地工作過，已經獲得相當多的東南沿海地區工作的經驗，這些地區比起北方內地來具有相對較高的改革開放性，經濟結構大多是外向型，經濟水平也相應較高，治理較為先進。按照常規思路，要想當上一個大國有作為的主政者，其精神領域的價值觀訴求，本來應該引導國民走上現代化之路，深化改革，大大發揚沿海地區的先進經驗和業績成就，使融合到全球化的經濟圈中，學習西方發達的市場經濟和人文精神，求得國家發展踏上新台階。然而習近平卻不張揚他在沿海地區的經曆，反而大大弘揚在北方落後農村的生活感受、工作經曆——這就值得正義的人們去警惕和深思了。

與毛澤東一樣，習近平自身的秉性就是十分的“土”，在漢語網絡上，不滿的網民將習近平蔑稱為“包子”，意思有“土氣”之意，也就是傳統、愚昧、落後的代名詞。這與《論語》：“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意思相近，懷土就是戀土而安逸，營造個人小天地，即小人德性。我們來看看習近平是如何的“初心”？

“初心”在心理學上可稱為“原型”（榮格：archetypes），習的“原型”有“戀土情結”，顯然相悖於東南沿海地區的現代性精神品質，而在於他不斷吹噓的“土”字而凸出，即“農民情結、三農情懷”，習常稱：“我也是從農村出來的”，“我們這一代人也有這個情結，一定要把我們的老百姓，特別是我們的農民扶一把。”聽聽他的念念有詞“不忘初心”，從“習近平總書記從小就有農村情結”，可推斷習之“戀土”有小人之心：

1.  陝北延安梁家河，習近平插隊在此，據說練就了一套“大學問”，那真是了不得啊！
2. “老家富平曾在習近平迷惘彷徨時給予他溫暖”，陝西省富平縣臨近於曆史上京兆地區，這裏曾經是大一統帝國的中央權力地帶，即有秦、漢、隋、唐四朝大帝國定都於鹹陽、長安，這一家鄉情懷深深地烙印到習近平的人格秉性，使得習內心期盼著大一統政治。
3. 習近平時時要造訪河北省西柏坡，該地是毛派紅色經典的精神發源地，價值連城，非常值得習去流連忘返，就此習想要“弘揚西柏坡精神”。
4. 河北省正定縣，習年輕時候曾工作在此，當時是“農業學大寨”的先進樣板縣，是毛澤東樹立起來的一麵旗幟，同樣是紅色經典，值得去大力追捧，流芳百世。

    作為一個農業人口眾多的大國，農業生產當然需要去關心，農民的利益也當然需要去關心，任何一個具有現代化常識的人，必定知道：農民生活的大幅度改善，必須是由農業現代化來帶動，而農業現代化必須是由工業現代化來帶動，而工業現代化必須是由科技、經濟和製度等的各項現代化來帶動，需要重視精神文明的力量，也就是人的主體性自由的大發揚。然而中國的習某卻是完全的反其道而行之：要論價值觀的定位？什麽的工業、科技、文教、經濟、金融、製度、法治等等的重要發展項目全都擱置在邊上，就是因為這些不含有“初心”，從而全都被當做不重要的思想議題來處理，眼下最最要緊的事情是定位在“農民情結”、“黃土情結”之上：“不忘初心，牢記使命”——老是要把目光盯住在最最落後地區的農民生存價值觀上——這是怎麽樣的心態？怎麽樣的鬼魅心思啊？

人都是有個性的，共產黨執政也如此。理解了習近平的執政個性是那麽的“土裏土氣”，於是懂得：上海抗疫就是充滿習包子特色之土：“鞋子合不合腳，自己穿著才知道。”——紅色經典，土法上馬！   

 

•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方山水有一方風情

 

 共產黨信仰“辯證唯物主義”，其教條說：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確，特定的社會曆史地理環境可以塑造特定的精神氣質。成語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南橘北枳。按辯證法精神，反之亦然，如：彩蝶戀鮮花，蒼蠅叮臭肉；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智者樂水，仁者樂山。說到中國人的“土”，尚有各個地方的各個民風民俗民情，還可細分。

德國學者馬克斯·舍勒的行為學理論認為，能感悟到生活世界的價值和價值秩序的感情是成為行為意欲最深層的基礎部分，而這種感情決定著行為意欲的努力方向。但是舍勒又認為，不能把在一個時代和民族中流行或支配人們價值偏愛的評價係統所具有的“倫理結構”等同於作為價值優先法則的價值本身的客觀秩序。

今天，與西方自由世界一樣，強人習近平也是十分講究“顏色革命”，他將自身個性“土氣”的顏色欽定為中國的“政治正確”，即標準的意識形態，充分施展在上海地方的抗議之中，真實意圖是：以習氏“土氣”淹沒上海“海派”！

那麽究竟怎麽樣評介習包子“土氣”？

第一，純真“紅色基因”，眾所周知，習近平是在紅朝中國、紅色地域、紅色家庭、紅色時代、紅色圈子裏混出來的紅色土特產，紅色元素特濃，大紅特紅超紅。

現代中國有二大文明係統：黃色和藍色。

黃色是內陸型，具有內向封閉性質，其主要的分布地域是在北方的黃土質平原和高原上，其價值資源隻由落後的本土文明來提供（電視劇《河殤》的觀點）。

紅色文明是外來的馬列寧主義與中國本土的黃色文明相結合的產物，被綜合成“毛澤東思想路線”，具有革命的實踐性，但是主要根基還是黃色文明。

    藍色是海洋型，外向開放性質，最初地域分布在東南沿海一帶，隨之改革開放的深化，逐漸擴展至中國的大南方，它是本土文明與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結合的產物。

今天的國情是，北方黃土文明區域經濟全麵落後、蕭條，而南方藍色文明區域市場經濟發展良好，經濟指標高漲。如此經濟地理格局意味著中共統治機器的精神資源麵臨危機，這讓習近平深深不安，習某感受到來自於藍色文明對於紅色政權的威脅：資產階級市民的個體性、獨立性和自由意識在增長，他們不會如黃土地上農民幹活那樣的聽話、遵命和馴服。

遙想1949年3月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正式提出定都北平市的決議，當時的國情正如毛澤東所講：“蔣介石的國都在南京，他的基礎是江浙資本家。我們要把國都建在北平，我們也要在北平找到我們的基礎，這就是工人階級和廣大的勞動群眾。”這講話顯示了：南京的城市精神是藍色，而北平市則是黃色，紅色政權的根基需要由黃色文明來支撐、扶助，才會獲得穩定、可靠。

從前，毛澤東必定熟知曆史典故：“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對藍色文明懷有恐懼：“港台一帶，饕蚊尚多，西方世界，饕蚊成陣。”因此對待曾經位置楚地、而後深藍色的申城上海，毛澤東作指示：要采取“農村包圍城市”戰略。為此，上海外灘海關鍾樓上的大鍾報時，要以深黃色的陝北民歌樂調《東方紅》來進行，使之標誌為城市“主旋律”。要發揚“好八連”榮光，讓他們來到魔都南京路上當“哨兵”，以鎮住充滿資產階級邪念的“霓虹燈”，要加強“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全麵專政”，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今天，習近平憂心忡忡：紅色文明賴以存在基礎的黃色文明正日益蛻化墮落！為此決心拯救，在上海執行“靜態管理、動態清零”，實為一場魔鬼訓練，以鞏固紅色政權的！

 

• 粗人的痞氣，流寇的匪氣

 

紅朝中國首長級高幹的紅二代、紅三代多的是，譬如有劉少奇的兒子，陳雲兒子，鄧小平的兒女，胡耀邦的兒子，葉劍英、江澤民的數個兒女等等，在這一群體裏相比較，習包子就是顯得很“土氣”，這是為什麽呢？

這就是習近平第二個“土”：痞氣+匪氣，這是黃色文明外圍地帶“邊區”之“土氣”。

習近平讀書差勁是知曉的，然而這在首長級的紅後代中較為少見，盡管習近平時常吹噓讀書很多，還煞有介事地列出一長串讀書單來，頗有“此地無銀三百兩”之意。由於不願讀書、讀不進書，習的頭腦難以裝備積聚人類優秀文明的知識。蘇格拉底雲“知識即美德”，其否命題亦同樣成立。現代學者的認識更為精確，知識與美德之間的正向關聯性是需要建立在高概率基礎上，較有科學的合理性。毛澤東閱讀中國古典經書甚多，但也是痞氣+匪氣很濃厚，毛澤東特別讚賞二位流氓痞子皇帝：劉邦和朱元璋，毛把糟粕當作了精粹。

拉馬克的“用進廢退”可以較好解釋，讀書不好的習近平，喜好炫耀他的四肢發達：“我那個時候扛200斤麥子，十裏山路不換肩。”習對頭腦簡單事項：“新時期上山下鄉工程”、“好兒女誌在四方，有誌者奮鬥無悔”，頗有興趣和熱度，可見一斑。習近平坦承其念茲在茲“農民情結”，可以推斷出他的氣質和秉性，天然地與知識性匱缺的泥腿子、四肢發達者、粗布短衫者融通起來，對待海派氣質的上海人就不會有好感，可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

要深入了解習近平的所作所為，需要了解他的個性和風格，需要了解養育習某其秉性、氣質的地方，考察那裏的風土人情。習近平念念不忘他的“初心”之地，就是年輕時候插隊落戶的革命聖地延安，那裏是紅色大本營，更是“紅太陽升起的地方”。對於習近平來說，陝北延安就是他的紅色乳娘，思想養育之地，“作為一個人民公仆，陝北高原是我的根，因為這裏培養出我不變的信念：要為人民做實事！無論我走到哪裏，永遠都是黃土地的兒子。”習近平回憶說，插隊在梁家河，他“看到了人民群眾的根本，真正理解了老百姓”，“我幾乎從來沒哭過，印象較深的兩次哭都是在陝北。”情深誼長啊！

延安市，坐落在陝西省北部，是遊牧文明與農耕文明交融的邊區地帶，漢民族農民世世代代居住此地的曆史中，頻頻遭受多個遊牧民族和部落的相互殺戮、掠奪和洗劫，身處如此蠻族生態的劫掠，釀造出戎狄民風：痞氣+匪氣，漸漸墮落之，本地農耕地上又孵化出次生代的漢族大盜和流寇，如：王嘉胤、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董福祥等等。

大清皇朝晚期，西方殖民主義勢力進入中國東部沿海，紛紛建立起西方式的先進藍色文明，從此經濟格局和重心轉移，地處西北的陝西省經濟文化大幅衰弱，秦風不再，此衰彼漲，當地土匪、土豪卻猖狂起來，到了民國時期，整個陝北地區的匪患尤其嚴重，那時候國民政府的管控力無法抵達陝北，但這恰好為共產黨武裝力量製造出福音來，留給了共軍以極佳的撒野契機和匪盜空間。臭味相投便稱知己，當毛澤東掛帥的大股共軍（紅軍）萬裏迢迢流竄作案來到陝北時候，如魚得水般找準了自己的落腳地，建立起蘇區。

民諺：窮山惡水出刁民，粗茶淡飯無孑遺。肉腐生蛆，蛆熟產蠅；土劣孵匪，匪頑升寇。流寇是土匪發展的頂峰，流寇之所以十分殘暴凶狠毒辣無恥，那是因為流寇作案多是流竄在異地他鄉：1）幾乎碰不上熟人，於是缺乏道德約束；2）罪案的對象都是與己血緣疏遠，於是下得了狠手；3）流竄作案中不容易被抓捕，於是缺乏法律製裁的威懾感。

民國時期的學者傅斯年，曾經把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美國學者餘英時把毛澤東在山上鬧革命歸類為土匪行徑，中共政府體製內走出來的學者阮銘也將當年盤踞在井岡山和延安，建立蘇區的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具體的匪徒而言尚有匪氣強弱的區分，中共領袖中毛澤東、習近平之流痞氣、匪氣特濃，雖然直接將他們比作為流寇尚不恰當，然則深入去思考精神性的高層次本質，就會發現確有近似之處，如操守低劣，隻顧眼前的歡樂和榮耀，不思長治久安的方針、政策和治理，即不具可持續性發展，缺乏人性，不擇手段，不顧人民死活，更扯淡有什麽超越情懷、尋求來世的永生。

上海執行抗疫大行動，是習某心理投射：“習近平總書記親自部署、親自指揮”，乃“初心不改”，大大地用上“梁家河大學問”，卻是來真的：痞氣加匪氣，勁兒十足！

 

• 秦始皇→毛澤東→習近平

 

這三者思想有著較大的傳承性。中共的建黨、建國都是繼承了中國傳統“外儒內法”的一套專製主義本色，馬克思主義成分並不多，如“緊密團結在以某某某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就是中共執政文化的萬能公式，其“春秋大義”足令執政者癡迷不已。

中國政治延續了千年的專製主義，其要數秦始皇的大一統治理格局最具開創、暴虐和傳承，其遺產深深地烙印在中華民族的政治文化基因上。《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今皇帝並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傳承至後世，中共統治者毛澤東、習近平極為崇拜、讚賞，毛澤東自稱：“馬克思加秦始皇”，自比“秦皇、漢武”。習近平是粗人，缺文秀，但配有禦用導演張藝謀來代言，原籍秦地的張藝謀以其電影作品的大氣磅礴著稱，如《英雄》、《大秦賦》、《大秦帝國》等頗有氣勢恢宏，詠古頌今，頌揚獨裁，乃深合主子旨意。

籍貫秦地的習近平似乎比毛澤東更領悟大秦遺風，他也有著構建大一統政治的強烈欲求，冒進浮誇，圖大貪功，舉凡黨、政、軍、財、經、文、教、農、工、商等各界各行，都得讓習來獨攬一身、定於一尊，還妄想對外擴張，天下一統。毛時代流行詞：“全國一盤棋”，如今又翻舊出新而熱炒，以“一言堂”淩駕天下，特別用於上海的抗疫。

中國人骨子裏有“天人合一”，混沌一氣的原始思維和巫術，這集體無意識天然地被大一統政治統攝，進而主導了亞細亞生產方式，在古代，它有利於治理水患、開挖運河、修建長城、建造皇宮等大型項目。在當今，有利於以舉國之力操辦上海防控。在思想意識高度，可以塑造全民的遵命、服從、聽話，即奴性，這恰是習近平的“不忘使命”：“凝聚全民抗疫的強大共識”。

在大一統政治如火如荼的文革期間，誇張而高調的道義目的論籠罩住中國大地上的各項各業，如有“農業以糧為綱、工業以鋼為綱。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於是到處呈現“一刀切”現象，凡是與“綱”不合之事，全得讓步，退避。

今天上海的抗疫正是一刀切做法：為了抗疫的宏偉大業，其他事情全都算不得“事情”，那怕是危機人生命的要事。再如，“同層密接隔離政策”，一人得陽整樓隔離，幾人得陽整區封閉。搞得：簡單直接粗暴，次生災害不斷，雞飛狗跳，人心惶惶。

 

• 外儒內法，臉麵爭光

 

習近平頗想搞《厲害了，我的國》，可看出習的“初心”中有“大秦”情愫，但不唯此。習熟知亡秦之故，暴秦之害，了解《過秦論》，於是就看重《荀子》思想，希望借鑒儒家思想補救暴秦之偏，但這隻是延續了曆史上慣行的“外儒內法”傳統，毫無創意。

以現代人的目光審視，法家思想並非全都是負麵的，糟糕的。譬如，法家的政治思想有“緣法而治”、“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法不阿貴，繩不撓曲”、“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等——貫徹一條法治平等的路線。

秦之後曆代皇朝，形成傳統的官方和上層社會的意識形態是儒家思想，儒家在治國綱要上對法家進行修正，改變其嚴刑律法、冷酷無情、對人性的踐踏，而用溫情脈脈的道德麵紗來遮蓋人心自私之惡。然而儒家的溫情脈脈卻是斷然排斥法家的平等觀，十分講究等級秩序的排位：“尊尊、親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樣導致另一種人性醜惡的釋放。

無論是法家抑或儒家，都嚴重匱乏精神超越性，使得中國人滑落到小人德性的急切功利性，熱衷於超近距離的貼身肉搏，這突出表現為儒家的“麵子文化”，即等級競爭。

今天，習近平把上海抗疫重重地押寶在他的麵子上：看吧，環顧世界，唯有我習某才能夠做到新冠病毒“清零”，豐功偉業啊；溥天之下，皆我臣屬；溥天之下，盡表忠心！

開啟小人心境：這就是習近平的“初心、使命”不可告人的真正用意所在！清零政策來自權力最高層，而下層執行者在習某巫祝之辭誘導下，層層加碼，步步緊逼，使防疫措施變得越來越嚴苛，越來越不通人情，越來越背離常識，卻迎來了中國式“麵子”大豐收！    

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今天，活躍在上海街頭的“大白”誌願者，大多來自社會底層，他們深知等級社會的底層生活之艱辛、悲愴、卑賤、滄桑，受欺受壓，吃苦甚多，在心坎中積滿了多多的怨恨，為此張公百忍，隻是期盼著猴年馬月有個身份升遷，從此羊與狼的位置對調，角色得以變換，從此終於有了發泄的口子和對象，就如二十年媳婦熬成婆婆那樣。今天好機會來了，讓底層誌願者們身披白大褂，臂佩紅袖章，頓時獲得了權力，身價躥升！於是人們就見到了大白們在上海街頭的變本加厲，肆無忌憚。

更是有不少大白門來自外省市的農村地區，他們往往有著毛澤東情結，相信毛澤東的詛咒語“農村包圍城市”，內心對待上海，這個以魔都著稱的城市有著較深的嫉恨，於是今天找到了發泄口子，爭當“南京路上好八連”，侮辱上海人一番，五十步笑百步，好不痛快啊！

上海本地市民，生存在全民抗疫的如此高壓境遇，顯得勢單力孤，不得不進行一場忍耐之心的大考驗。雖說是有海派氣質，但是多年來在習氏毛左政治侵染下，上海人漸漸變得麻木起來，中國傳統習性在增強，一個“忍”字當頭，懂得“看三勢”，學會“拎得清”，不做“填刀頭”，好漢不吃眼前虧，識時務者為俊傑，好死不如賴活著——與內地的庸眾一樣，都是媳婦受熬的心態——如此則喪失了做人的真誠性和崇高性。

 

                                                    施衛江

寫於 美國紐約

2022年5月26日上海抗疫為何如此狂暴？

 

最近，上海人民沉浸在“靜態管理、動態清零”的極度悲憤中，二個月來的抗疫，上海居民要麽封閉在家裏，要麽隔離在方艙，要麽入住醫院，最慘的是一些外地來滬的農民工、送貨員和運輸汽車司機，隻得睡眠在大街上、橋孔下、卡車裏，還不得行走出受封圍欄，還得不到足夠食物。不管呆在城市哪個角落，是富人或窮人，是教授還是乞丐，人人自危，生活無序，商店關門，藥品斷供，生存所需的基本食品、日用品都要靠手機上操作去“搶”，凡是不會手機操作就隻能等死，非新冠病毒引起的疾病都不算是“病”，假如某個病人不能出示有效核酸測試陰性證明，病人均得不到及時救治，更惡劣的措施是，要裝配鐵網在管控區的每一棟民宅樓的大門口，予以嚴加防範管製，防市民如防盜賊！“大白”警察容許隨意闖進市民家中搞“執法”，市民蒙受盡多的不幸和災難可就是不容許公開自由發聲喊冤！

嗚呼！號稱“國家主人”的上海市民，本是代表中國最具先進生產力的一族群體，理應充分釋放出上海市民的聰明才幹去搞建設，然而在黨中央的“清零”政策強製下，海派靈性竟然大肆遭受踐踏，人格尊嚴被貶至不及囚徒的卑下，被準許的行動自由還不如圈養的禽畜。哀哉！上海市民的生存境況是多麽孤苦伶仃無助，上海市民的精神抑鬱是何等淒淒慘慘戚戚。

由中央政府主導的抗疫“清零”，為什麽要對上海人民動用如此的粗暴、野蠻、獸性、瘋狂？這在西方自由世界看來，簡直太不可思議了！根源究竟是什麽呢？

 

（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發生在上海的抗疫狂暴當然不是海派文化傳承的特質，而是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親自部署指揮、密集指示批示”來進行，這位總書記宣稱：“我們的防控方針是由黨的性質和宗旨決定的”，“從黨的性質宗旨認識疫情防控方針”，當然不是飛來之石，而是經有悠久曆史的中國傳統孵化而成，它僵硬地主宰著當今中國政治的一切。欲懂得這場清零抗疫的真實意圖，須深入了解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須了解中國的民風民俗，尤其是陝北地區。

近年來，習近平嫻熟地運用他的政治手腕使大權獨攬，業已形成“九鼎之尊”局麵，且有越演越烈之勢，在其統治下的社會官僚機器不斷強化威權形式，這使得後者形式的高度威權化又促進了前者的獨裁，而前者專斷橫行又反哺後者，兩者互為反饋，攜手共進，就此全民奴性且增強不少——此即如德國學者齊美爾所講的社會學中“相互作用”的形式，對於這種“形式”的具體表達，深得魯迅精神之魂的北京大學中文係教授錢理群曾經論述道：“在一個專製統治下價值封閉的體係內，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是處在同一個價值點上的交流與反饋”（大意如此）。

可想而知，當今中國的政治形態正是走在全麵複辟傳統封建腐朽製度的路上。專製政治乃乾綱獨斷、定於一尊，且說今日中國之專製暴虐，極大地來自最高統治者的德性，習近平妄圖複辟文革，大開曆史倒車，朝思暮想他的皇帝迷夢，再造新時代的秦始皇、毛澤東。

    由此，習近平打造的強專製主義為他的暴政鋪設了平坦大道，布置於“全國一盤棋”格局下，海派上海市民深深感受到文革高潮時的毛式家天下：朕即真理，朕即國家。今天，統帥一聲令，三軍風雷動，酷政促奴性，令箭催遵命，從廟堂衙門，抵基層庸眾，政令一路暢行，貫徹無阻。

以習近平的“家天下”框架來看，上海的抗疫特別需要展示“中國共產黨所具有的無比堅強的領導力，是風雨來襲時中國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要展示中共統治下的製度“優越性”和“合法性”，更確切地說，還需要充分展示習近平總書記的“英明、偉大”形象，為他的正式“登基”皇座打基礎。構建如此之宏大敘事，習家中央政府定義了新冠病毒的抗疫是一場“人民戰爭”，全黨全民統一步調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部署”來進行的，這位總書記一再強調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堅持動態清零總方針不猶豫不動搖”，“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要把抗疫當作“為人民服務”。

以現代性的倫理學來論述，“人民”是個宏大敘事，是形而上之“大魅”，在以“人民”的名義大肆鼓噪、渲染之下，若開啟“幽暗之門”，可以發現，這隻是一塊“超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的招牌，其投射出的真實價值意向往往是希冀反饋回報給投射者自己，即小人心眼、小人心境的“自我、本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乃罪惡之淵藪，其鄙陋卑下、猥瑣不堪！

魯迅先生早就發現，中國的儒家典籍中充滿了“仁者愛人”之語，但是魯迅卻揭穿了其“瞞和騙”，其實質就是“以理殺人”！

今天的上海，把“人民”當作“綱領”來處置具體的全民抗疫，就意味著其餘事情全得靠邊讓路，抗疫以外的事情全都隻是與個人利益掛鉤而已，都是掛靠不上“人民”這個宏偉大宗旨，“人民”這個抽象綱領既然被強化得如此之高大上、偉光正，乃綱舉目張，和尚打傘，為所欲為、不擇手段！

 

（二）“不忘初心，牢記使命”

 

“初心”是習近平執政時代十分時髦的政治詞匯，既然被張揚得如此之“時髦”，它必定隱含有欺騙性！它試圖讓人民感受習的“青春故事”，聆聽他的“梁家河插隊的經曆”，規訓人民的情操，是一項典型的“洗腦工程”。

眾所周知，習近平在福建、浙江和上海三地工作過，已經獲得相當多的東南沿海地區工作的經驗，這些地區比起北方內地來具有相對較高的改革開放性，經濟結構大多是外向型，經濟水平也相應較高，治理較為先進。按照常規思路，要想當上一個大國有作為的主政者，其精神領域的價值觀訴求，本來應該引導國民走上現代化之路，深化改革，大大發揚沿海地區的先進經驗和業績成就，使融合到全球化的經濟圈中，學習西方發達的市場經濟和人文精神，求得國家發展踏上新台階。然而習近平卻不張揚他在沿海地區的經曆，反而大大弘揚在北方落後農村的生活感受、工作經曆——這就值得正義的人們去警惕和深思了。

與毛澤東一樣，習近平自身的秉性就是十分的“土”，在漢語網絡上，不滿的網民將習近平蔑稱為“包子”，意思有“土氣”之意，也就是傳統、愚昧、落後的代名詞。這與《論語》：“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意思相近，懷土就是戀土而安逸，營造個人小天地，即小人德性。我們來看看習近平是如何的“初心”？

“初心”在心理學上可稱為“原型”（榮格：archetypes），習的“原型”有“戀土情結”，顯然相悖於東南沿海地區的現代性精神品質，而在於他不斷吹噓的“土”字而凸出，即“農民情結、三農情懷”，習常稱：“我也是從農村出來的”，“我們這一代人也有這個情結，一定要把我們的老百姓，特別是我們的農民扶一把。”聽聽他的念念有詞“不忘初心”，從“習近平總書記從小就有農村情結”，可推斷習之“戀土”有小人之心：

1.  陝北延安梁家河，習近平插隊在此，據說練就了一套“大學問”，那真是了不得啊！
2. “老家富平曾在習近平迷惘彷徨時給予他溫暖”，陝西省富平縣臨近於曆史上京兆地區，這裏曾經是大一統帝國的中央權力地帶，即有秦、漢、隋、唐四朝大帝國定都於鹹陽、長安，這一家鄉情懷深深地烙印到習近平的人格秉性，使得習內心期盼著大一統政治。
3. 習近平時時要造訪河北省西柏坡，該地是毛派紅色經典的精神發源地，價值連城，非常值得習去流連忘返，就此習想要“弘揚西柏坡精神”。
4. 河北省正定縣，習年輕時候曾工作在此，當時是“農業學大寨”的先進樣板縣，是毛澤東樹立起來的一麵旗幟，同樣是紅色經典，值得去大力追捧，流芳百世。

    作為一個農業人口眾多的大國，農業生產當然需要去關心，農民的利益也當然需要去關心，任何一個具有現代化常識的人，必定知道：農民生活的大幅度改善，必須是由農業現代化來帶動，而農業現代化必須是由工業現代化來帶動，而工業現代化必須是由科技、經濟和製度等的各項現代化來帶動，需要重視精神文明的力量，也就是人的主體性自由的大發揚。然而中國的習某卻是完全的反其道而行之：要論價值觀的定位？什麽的工業、科技、文教、經濟、金融、製度、法治等等的重要發展項目全都擱置在邊上，就是因為這些不含有“初心”，從而全都被當做不重要的思想議題來處理，眼下最最要緊的事情是定位在“農民情結”、“黃土情結”之上：“不忘初心，牢記使命”——老是要把目光盯住在最最落後地區的農民生存價值觀上——這是怎麽樣的心態？怎麽樣的鬼魅心思啊？

人都是有個性的，共產黨執政也如此。理解了習近平的執政個性是那麽的“土裏土氣”，於是懂得：上海抗疫就是充滿習包子特色之土：“鞋子合不合腳，自己穿著才知道。”——紅色經典，土法上馬！   

 

•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方山水有一方風情

 

 共產黨信仰“辯證唯物主義”，其教條說：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確，特定的社會曆史地理環境可以塑造特定的精神氣質。成語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南橘北枳。按辯證法精神，反之亦然，如：彩蝶戀鮮花，蒼蠅叮臭肉；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智者樂水，仁者樂山。說到中國人的“土”，尚有各個地方的各個民風民俗民情，還可細分。

德國學者馬克斯·舍勒的行為學理論認為，能感悟到生活世界的價值和價值秩序的感情是成為行為意欲最深層的基礎部分，而這種感情決定著行為意欲的努力方向。但是舍勒又認為，不能把在一個時代和民族中流行或支配人們價值偏愛的評價係統所具有的“倫理結構”等同於作為價值優先法則的價值本身的客觀秩序。

今天，與西方自由世界一樣，強人習近平也是十分講究“顏色革命”，他將自身個性“土氣”的顏色欽定為中國的“政治正確”，即標準的意識形態，充分施展在上海地方的抗議之中，真實意圖是：以習氏“土氣”淹沒上海“海派”！

那麽究竟怎麽樣評介習包子“土氣”？

第一，純真“紅色基因”，眾所周知，習近平是在紅朝中國、紅色地域、紅色家庭、紅色時代、紅色圈子裏混出來的紅色土特產，紅色元素特濃，大紅特紅超紅。

現代中國有二大文明係統：黃色和藍色。

黃色是內陸型，具有內向封閉性質，其主要的分布地域是在北方的黃土質平原和高原上，其價值資源隻由落後的本土文明來提供（電視劇《河殤》的觀點）。

紅色文明是外來的馬列寧主義與中國本土的黃色文明相結合的產物，被綜合成“毛澤東思想路線”，具有革命的實踐性，但是主要根基還是黃色文明。

    藍色是海洋型，外向開放性質，最初地域分布在東南沿海一帶，隨之改革開放的深化，逐漸擴展至中國的大南方，它是本土文明與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結合的產物。

今天的國情是，北方黃土文明區域經濟全麵落後、蕭條，而南方藍色文明區域市場經濟發展良好，經濟指標高漲。如此經濟地理格局意味著中共統治機器的精神資源麵臨危機，這讓習近平深深不安，習某感受到來自於藍色文明對於紅色政權的威脅：資產階級市民的個體性、獨立性和自由意識在增長，他們不會如黃土地上農民幹活那樣的聽話、遵命和馴服。

遙想1949年3月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正式提出定都北平市的決議，當時的國情正如毛澤東所講：“蔣介石的國都在南京，他的基礎是江浙資本家。我們要把國都建在北平，我們也要在北平找到我們的基礎，這就是工人階級和廣大的勞動群眾。”這講話顯示了：南京的城市精神是藍色，而北平市則是黃色，紅色政權的根基需要由黃色文明來支撐、扶助，才會獲得穩定、可靠。

從前，毛澤東必定熟知曆史典故：“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對藍色文明懷有恐懼：“港台一帶，饕蚊尚多，西方世界，饕蚊成陣。”因此對待曾經位置楚地、而後深藍色的申城上海，毛澤東作指示：要采取“農村包圍城市”戰略。為此，上海外灘海關鍾樓上的大鍾報時，要以深黃色的陝北民歌樂調《東方紅》來進行，使之標誌為城市“主旋律”。要發揚“好八連”榮光，讓他們來到魔都南京路上當“哨兵”，以鎮住充滿資產階級邪念的“霓虹燈”，要加強“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全麵專政”，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今天，習近平憂心忡忡：紅色文明賴以存在基礎的黃色文明正日益蛻化墮落！為此決心拯救，在上海執行“靜態管理、動態清零”，實為一場魔鬼訓練，以鞏固紅色政權的！

 

• 粗人的痞氣，流寇的匪氣

 

紅朝中國首長級高幹的紅二代、紅三代多的是，譬如有劉少奇的兒子，陳雲兒子，鄧小平的兒女，胡耀邦的兒子，葉劍英、江澤民的數個兒女等等，在這一群體裏相比較，習包子就是顯得很“土氣”，這是為什麽呢？

這就是習近平第二個“土”：痞氣+匪氣，這是黃色文明外圍地帶“邊區”之“土氣”。

習近平讀書差勁是知曉的，然而這在首長級的紅後代中較為少見，盡管習近平時常吹噓讀書很多，還煞有介事地列出一長串讀書單來，頗有“此地無銀三百兩”之意。由於不願讀書、讀不進書，習的頭腦難以裝備積聚人類優秀文明的知識。蘇格拉底雲“知識即美德”，其否命題亦同樣成立。現代學者的認識更為精確，知識與美德之間的正向關聯性是需要建立在高概率基礎上，較有科學的合理性。毛澤東閱讀中國古典經書甚多，但也是痞氣+匪氣很濃厚，毛澤東特別讚賞二位流氓痞子皇帝：劉邦和朱元璋，毛把糟粕當作了精粹。

拉馬克的“用進廢退”可以較好解釋，讀書不好的習近平，喜好炫耀他的四肢發達：“我那個時候扛200斤麥子，十裏山路不換肩。”習對頭腦簡單事項：“新時期上山下鄉工程”、“好兒女誌在四方，有誌者奮鬥無悔”，頗有興趣和熱度，可見一斑。習近平坦承其念茲在茲“農民情結”，可以推斷出他的氣質和秉性，天然地與知識性匱缺的泥腿子、四肢發達者、粗布短衫者融通起來，對待海派氣質的上海人就不會有好感，可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

要深入了解習近平的所作所為，需要了解他的個性和風格，需要了解養育習某其秉性、氣質的地方，考察那裏的風土人情。習近平念念不忘他的“初心”之地，就是年輕時候插隊落戶的革命聖地延安，那裏是紅色大本營，更是“紅太陽升起的地方”。對於習近平來說，陝北延安就是他的紅色乳娘，思想養育之地，“作為一個人民公仆，陝北高原是我的根，因為這裏培養出我不變的信念：要為人民做實事！無論我走到哪裏，永遠都是黃土地的兒子。”習近平回憶說，插隊在梁家河，他“看到了人民群眾的根本，真正理解了老百姓”，“我幾乎從來沒哭過，印象較深的兩次哭都是在陝北。”情深誼長啊！

延安市，坐落在陝西省北部，是遊牧文明與農耕文明交融的邊區地帶，漢民族農民世世代代居住此地的曆史中，頻頻遭受多個遊牧民族和部落的相互殺戮、掠奪和洗劫，身處如此蠻族生態的劫掠，釀造出戎狄民風：痞氣+匪氣，漸漸墮落之，本地農耕地上又孵化出次生代的漢族大盜和流寇，如：王嘉胤、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董福祥等等。

大清皇朝晚期，西方殖民主義勢力進入中國東部沿海，紛紛建立起西方式的先進藍色文明，從此經濟格局和重心轉移，地處西北的陝西省經濟文化大幅衰弱，秦風不再，此衰彼漲，當地土匪、土豪卻猖狂起來，到了民國時期，整個陝北地區的匪患尤其嚴重，那時候國民政府的管控力無法抵達陝北，但這恰好為共產黨武裝力量製造出福音來，留給了共軍以極佳的撒野契機和匪盜空間。臭味相投便稱知己，當毛澤東掛帥的大股共軍（紅軍）萬裏迢迢流竄作案來到陝北時候，如魚得水般找準了自己的落腳地，建立起蘇區。

民諺：窮山惡水出刁民，粗茶淡飯無孑遺。肉腐生蛆，蛆熟產蠅；土劣孵匪，匪頑升寇。流寇是土匪發展的頂峰，流寇之所以十分殘暴凶狠毒辣無恥，那是因為流寇作案多是流竄在異地他鄉：1）幾乎碰不上熟人，於是缺乏道德約束；2）罪案的對象都是與己血緣疏遠，於是下得了狠手；3）流竄作案中不容易被抓捕，於是缺乏法律製裁的威懾感。

民國時期的學者傅斯年，曾經把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美國學者餘英時把毛澤東在山上鬧革命歸類為土匪行徑，中共政府體製內走出來的學者阮銘也將當年盤踞在井岡山和延安，建立蘇區的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具體的匪徒而言尚有匪氣強弱的區分，中共領袖中毛澤東、習近平之流痞氣、匪氣特濃，雖然直接將他們比作為流寇尚不恰當，然則深入去思考精神性的高層次本質，就會發現確有近似之處，如操守低劣，隻顧眼前的歡樂和榮耀，不思長治久安的方針、政策和治理，即不具可持續性發展，缺乏人性，不擇手段，不顧人民死活，更扯淡有什麽超越情懷、尋求來世的永生。

上海執行抗疫大行動，是習某心理投射：“習近平總書記親自部署、親自指揮”，乃“初心不改”，大大地用上“梁家河大學問”，卻是來真的：痞氣加匪氣，勁兒十足！

 

• 秦始皇→毛澤東→習近平

 

這三者思想有著較大的傳承性。中共的建黨、建國都是繼承了中國傳統“外儒內法”的一套專製主義本色，馬克思主義成分並不多，如“緊密團結在以某某某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就是中共執政文化的萬能公式，其“春秋大義”足令執政者癡迷不已。

中國政治延續了千年的專製主義，其要數秦始皇的大一統治理格局最具開創、暴虐和傳承，其遺產深深地烙印在中華民族的政治文化基因上。《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今皇帝並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傳承至後世，中共統治者毛澤東、習近平極為崇拜、讚賞，毛澤東自稱：“馬克思加秦始皇”，自比“秦皇、漢武”。習近平是粗人，缺文秀，但配有禦用導演張藝謀來代言，原籍秦地的張藝謀以其電影作品的大氣磅礴著稱，如《英雄》、《大秦賦》、《大秦帝國》等頗有氣勢恢宏，詠古頌今，頌揚獨裁，乃深合主子旨意。

籍貫秦地的習近平似乎比毛澤東更領悟大秦遺風，他也有著構建大一統政治的強烈欲求，冒進浮誇，圖大貪功，舉凡黨、政、軍、財、經、文、教、農、工、商等各界各行，都得讓習來獨攬一身、定於一尊，還妄想對外擴張，天下一統。毛時代流行詞：“全國一盤棋”，如今又翻舊出新而熱炒，以“一言堂”淩駕天下，特別用於上海的抗疫。

中國人骨子裏有“天人合一”，混沌一氣的原始思維和巫術，這集體無意識天然地被大一統政治統攝，進而主導了亞細亞生產方式，在古代，它有利於治理水患、開挖運河、修建長城、建造皇宮等大型項目。在當今，有利於以舉國之力操辦上海防控。在思想意識高度，可以塑造全民的遵命、服從、聽話，即奴性，這恰是習近平的“不忘使命”：“凝聚全民抗疫的強大共識”。

在大一統政治如火如荼的文革期間，誇張而高調的道義目的論籠罩住中國大地上的各項各業，如有“農業以糧為綱、工業以鋼為綱。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於是到處呈現“一刀切”現象，凡是與“綱”不合之事，全得讓步，退避。

今天上海的抗疫正是一刀切做法：為了抗疫的宏偉大業，其他事情全都算不得“事情”，那怕是危機人生命的要事。再如，“同層密接隔離政策”，一人得陽整樓隔離，幾人得陽整區封閉。搞得：簡單直接粗暴，次生災害不斷，雞飛狗跳，人心惶惶。

 

• 外儒內法，臉麵爭光

 

習近平頗想搞《厲害了，我的國》，可看出習的“初心”中有“大秦”情愫，但不唯此。習熟知亡秦之故，暴秦之害，了解《過秦論》，於是就看重《荀子》思想，希望借鑒儒家思想補救暴秦之偏，但這隻是延續了曆史上慣行的“外儒內法”傳統，毫無創意。

以現代人的目光審視，法家思想並非全都是負麵的，糟糕的。譬如，法家的政治思想有“緣法而治”、“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法不阿貴，繩不撓曲”、“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等——貫徹一條法治平等的路線。

秦之後曆代皇朝，形成傳統的官方和上層社會的意識形態是儒家思想，儒家在治國綱要上對法家進行修正，改變其嚴刑律法、冷酷無情、對人性的踐踏，而用溫情脈脈的道德麵紗來遮蓋人心自私之惡。然而儒家的溫情脈脈卻是斷然排斥法家的平等觀，十分講究等級秩序的排位：“尊尊、親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樣導致另一種人性醜惡的釋放。

無論是法家抑或儒家，都嚴重匱乏精神超越性，使得中國人滑落到小人德性的急切功利性，熱衷於超近距離的貼身肉搏，這突出表現為儒家的“麵子文化”，即等級競爭。

今天，習近平把上海抗疫重重地押寶在他的麵子上：看吧，環顧世界，唯有我習某才能夠做到新冠病毒“清零”，豐功偉業啊；溥天之下，皆我臣屬；溥天之下，盡表忠心！

開啟小人心境：這就是習近平的“初心、使命”不可告人的真正用意所在！清零政策來自權力最高層，而下層執行者在習某巫祝之辭誘導下，層層加碼，步步緊逼，使防疫措施變得越來越嚴苛，越來越不通人情，越來越背離常識，卻迎來了中國式“麵子”大豐收！    

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今天，活躍在上海街頭的“大白”誌願者，大多來自社會底層，他們深知等級社會的底層生活之艱辛、悲愴、卑賤、滄桑，受欺受壓，吃苦甚多，在心坎中積滿了多多的怨恨，為此張公百忍，隻是期盼著猴年馬月有個身份升遷，從此羊與狼的位置對調，角色得以變換，從此終於有了發泄的口子和對象，就如二十年媳婦熬成婆婆那樣。今天好機會來了，讓底層誌願者們身披白大褂，臂佩紅袖章，頓時獲得了權力，身價躥升！於是人們就見到了大白們在上海街頭的變本加厲，肆無忌憚。

更是有不少大白門來自外省市的農村地區，他們往往有著毛澤東情結，相信毛澤東的詛咒語“農村包圍城市”，內心對待上海，這個以魔都著稱的城市有著較深的嫉恨，於是今天找到了發泄口子，爭當“南京路上好八連”，侮辱上海人一番，五十步笑百步，好不痛快啊！

上海本地市民，生存在全民抗疫的如此高壓境遇，顯得勢單力孤，不得不進行一場忍耐之心的大考驗。雖說是有海派氣質，但是多年來在習氏毛左政治侵染下，上海人漸漸變得麻木起來，中國傳統習性在增強，一個“忍”字當頭，懂得“看三勢”，學會“拎得清”，不做“填刀頭”，好漢不吃眼前虧，識時務者為俊傑，好死不如賴活著——與內地的庸眾一樣，都是媳婦受熬的心態——如此則喪失了做人的真誠性和崇高性。

 

                                                    施衛江

寫於 美國紐約

2022年5月26日上海抗疫為何如此狂暴？

 

最近，上海人民沉浸在“靜態管理、動態清零”的極度悲憤中，二個月來的抗疫，上海居民要麽封閉在家裏，要麽隔離在方艙，要麽入住醫院，最慘的是一些外地來滬的農民工、送貨員和運輸汽車司機，隻得睡眠在大街上、橋孔下、卡車裏，還不得行走出受封圍欄，還得不到足夠食物。不管呆在城市哪個角落，是富人或窮人，是教授還是乞丐，人人自危，生活無序，商店關門，藥品斷供，生存所需的基本食品、日用品都要靠手機上操作去“搶”，凡是不會手機操作就隻能等死，非新冠病毒引起的疾病都不算是“病”，假如某個病人不能出示有效核酸測試陰性證明，病人均得不到及時救治，更惡劣的措施是，要裝配鐵網在管控區的每一棟民宅樓的大門口，予以嚴加防範管製，防市民如防盜賊！“大白”警察容許隨意闖進市民家中搞“執法”，市民蒙受盡多的不幸和災難可就是不容許公開自由發聲喊冤！

嗚呼！號稱“國家主人”的上海市民，本是代表中國最具先進生產力的一族群體，理應充分釋放出上海市民的聰明才幹去搞建設，然而在黨中央的“清零”政策強製下，海派靈性竟然大肆遭受踐踏，人格尊嚴被貶至不及囚徒的卑下，被準許的行動自由還不如圈養的禽畜。哀哉！上海市民的生存境況是多麽孤苦伶仃無助，上海市民的精神抑鬱是何等淒淒慘慘戚戚。

由中央政府主導的抗疫“清零”，為什麽要對上海人民動用如此的粗暴、野蠻、獸性、瘋狂？這在西方自由世界看來，簡直太不可思議了！根源究竟是什麽呢？

 

（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發生在上海的抗疫狂暴當然不是海派文化傳承的特質，而是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親自部署指揮、密集指示批示”來進行，這位總書記宣稱：“我們的防控方針是由黨的性質和宗旨決定的”，“從黨的性質宗旨認識疫情防控方針”，當然不是飛來之石，而是經有悠久曆史的中國傳統孵化而成，它僵硬地主宰著當今中國政治的一切。欲懂得這場清零抗疫的真實意圖，須深入了解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須了解中國的民風民俗，尤其是陝北地區。

近年來，習近平嫻熟地運用他的政治手腕使大權獨攬，業已形成“九鼎之尊”局麵，且有越演越烈之勢，在其統治下的社會官僚機器不斷強化威權形式，這使得後者形式的高度威權化又促進了前者的獨裁，而前者專斷橫行又反哺後者，兩者互為反饋，攜手共進，就此全民奴性且增強不少——此即如德國學者齊美爾所講的社會學中“相互作用”的形式，對於這種“形式”的具體表達，深得魯迅精神之魂的北京大學中文係教授錢理群曾經論述道：“在一個專製統治下價值封閉的體係內，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是處在同一個價值點上的交流與反饋”（大意如此）。

可想而知，當今中國的政治形態正是走在全麵複辟傳統封建腐朽製度的路上。專製政治乃乾綱獨斷、定於一尊，且說今日中國之專製暴虐，極大地來自最高統治者的德性，習近平妄圖複辟文革，大開曆史倒車，朝思暮想他的皇帝迷夢，再造新時代的秦始皇、毛澤東。

    由此，習近平打造的強專製主義為他的暴政鋪設了平坦大道，布置於“全國一盤棋”格局下，海派上海市民深深感受到文革高潮時的毛式家天下：朕即真理，朕即國家。今天，統帥一聲令，三軍風雷動，酷政促奴性，令箭催遵命，從廟堂衙門，抵基層庸眾，政令一路暢行，貫徹無阻。

以習近平的“家天下”框架來看，上海的抗疫特別需要展示“中國共產黨所具有的無比堅強的領導力，是風雨來襲時中國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要展示中共統治下的製度“優越性”和“合法性”，更確切地說，還需要充分展示習近平總書記的“英明、偉大”形象，為他的正式“登基”皇座打基礎。構建如此之宏大敘事，習家中央政府定義了新冠病毒的抗疫是一場“人民戰爭”，全黨全民統一步調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部署”來進行的，這位總書記一再強調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堅持動態清零總方針不猶豫不動搖”，“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要把抗疫當作“為人民服務”。

以現代性的倫理學來論述，“人民”是個宏大敘事，是形而上之“大魅”，在以“人民”的名義大肆鼓噪、渲染之下，若開啟“幽暗之門”，可以發現，這隻是一塊“超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的招牌，其投射出的真實價值意向往往是希冀反饋回報給投射者自己，即小人心眼、小人心境的“自我、本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乃罪惡之淵藪，其鄙陋卑下、猥瑣不堪！

魯迅先生早就發現，中國的儒家典籍中充滿了“仁者愛人”之語，但是魯迅卻揭穿了其“瞞和騙”，其實質就是“以理殺人”！

今天的上海，把“人民”當作“綱領”來處置具體的全民抗疫，就意味著其餘事情全得靠邊讓路，抗疫以外的事情全都隻是與個人利益掛鉤而已，都是掛靠不上“人民”這個宏偉大宗旨，“人民”這個抽象綱領既然被強化得如此之高大上、偉光正，乃綱舉目張，和尚打傘，為所欲為、不擇手段！

 

（二）“不忘初心，牢記使命”

 

“初心”是習近平執政時代十分時髦的政治詞匯，既然被張揚得如此之“時髦”，它必定隱含有欺騙性！它試圖讓人民感受習的“青春故事”，聆聽他的“梁家河插隊的經曆”，規訓人民的情操，是一項典型的“洗腦工程”。

眾所周知，習近平在福建、浙江和上海三地工作過，已經獲得相當多的東南沿海地區工作的經驗，這些地區比起北方內地來具有相對較高的改革開放性，經濟結構大多是外向型，經濟水平也相應較高，治理較為先進。按照常規思路，要想當上一個大國有作為的主政者，其精神領域的價值觀訴求，本來應該引導國民走上現代化之路，深化改革，大大發揚沿海地區的先進經驗和業績成就，使融合到全球化的經濟圈中，學習西方發達的市場經濟和人文精神，求得國家發展踏上新台階。然而習近平卻不張揚他在沿海地區的經曆，反而大大弘揚在北方落後農村的生活感受、工作經曆——這就值得正義的人們去警惕和深思了。

與毛澤東一樣，習近平自身的秉性就是十分的“土”，在漢語網絡上，不滿的網民將習近平蔑稱為“包子”，意思有“土氣”之意，也就是傳統、愚昧、落後的代名詞。這與《論語》：“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意思相近，懷土就是戀土而安逸，營造個人小天地，即小人德性。我們來看看習近平是如何的“初心”？

“初心”在心理學上可稱為“原型”（榮格：archetypes），習的“原型”有“戀土情結”，顯然相悖於東南沿海地區的現代性精神品質，而在於他不斷吹噓的“土”字而凸出，即“農民情結、三農情懷”，習常稱：“我也是從農村出來的”，“我們這一代人也有這個情結，一定要把我們的老百姓，特別是我們的農民扶一把。”聽聽他的念念有詞“不忘初心”，從“習近平總書記從小就有農村情結”，可推斷習之“戀土”有小人之心：

1.  陝北延安梁家河，習近平插隊在此，據說練就了一套“大學問”，那真是了不得啊！
2. “老家富平曾在習近平迷惘彷徨時給予他溫暖”，陝西省富平縣臨近於曆史上京兆地區，這裏曾經是大一統帝國的中央權力地帶，即有秦、漢、隋、唐四朝大帝國定都於鹹陽、長安，這一家鄉情懷深深地烙印到習近平的人格秉性，使得習內心期盼著大一統政治。
3. 習近平時時要造訪河北省西柏坡，該地是毛派紅色經典的精神發源地，價值連城，非常值得習去流連忘返，就此習想要“弘揚西柏坡精神”。
4. 河北省正定縣，習年輕時候曾工作在此，當時是“農業學大寨”的先進樣板縣，是毛澤東樹立起來的一麵旗幟，同樣是紅色經典，值得去大力追捧，流芳百世。

    作為一個農業人口眾多的大國，農業生產當然需要去關心，農民的利益也當然需要去關心，任何一個具有現代化常識的人，必定知道：農民生活的大幅度改善，必須是由農業現代化來帶動，而農業現代化必須是由工業現代化來帶動，而工業現代化必須是由科技、經濟和製度等的各項現代化來帶動，需要重視精神文明的力量，也就是人的主體性自由的大發揚。然而中國的習某卻是完全的反其道而行之：要論價值觀的定位？什麽的工業、科技、文教、經濟、金融、製度、法治等等的重要發展項目全都擱置在邊上，就是因為這些不含有“初心”，從而全都被當做不重要的思想議題來處理，眼下最最要緊的事情是定位在“農民情結”、“黃土情結”之上：“不忘初心，牢記使命”——老是要把目光盯住在最最落後地區的農民生存價值觀上——這是怎麽樣的心態？怎麽樣的鬼魅心思啊？

人都是有個性的，共產黨執政也如此。理解了習近平的執政個性是那麽的“土裏土氣”，於是懂得：上海抗疫就是充滿習包子特色之土：“鞋子合不合腳，自己穿著才知道。”——紅色經典，土法上馬！   

 

•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方山水有一方風情

 

 共產黨信仰“辯證唯物主義”，其教條說：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確，特定的社會曆史地理環境可以塑造特定的精神氣質。成語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南橘北枳。按辯證法精神，反之亦然，如：彩蝶戀鮮花，蒼蠅叮臭肉；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智者樂水，仁者樂山。說到中國人的“土”，尚有各個地方的各個民風民俗民情，還可細分。

德國學者馬克斯·舍勒的行為學理論認為，能感悟到生活世界的價值和價值秩序的感情是成為行為意欲最深層的基礎部分，而這種感情決定著行為意欲的努力方向。但是舍勒又認為，不能把在一個時代和民族中流行或支配人們價值偏愛的評價係統所具有的“倫理結構”等同於作為價值優先法則的價值本身的客觀秩序。

今天，與西方自由世界一樣，強人習近平也是十分講究“顏色革命”，他將自身個性“土氣”的顏色欽定為中國的“政治正確”，即標準的意識形態，充分施展在上海地方的抗議之中，真實意圖是：以習氏“土氣”淹沒上海“海派”！

那麽究竟怎麽樣評介習包子“土氣”？

第一，純真“紅色基因”，眾所周知，習近平是在紅朝中國、紅色地域、紅色家庭、紅色時代、紅色圈子裏混出來的紅色土特產，紅色元素特濃，大紅特紅超紅。

現代中國有二大文明係統：黃色和藍色。

黃色是內陸型，具有內向封閉性質，其主要的分布地域是在北方的黃土質平原和高原上，其價值資源隻由落後的本土文明來提供（電視劇《河殤》的觀點）。

紅色文明是外來的馬列寧主義與中國本土的黃色文明相結合的產物，被綜合成“毛澤東思想路線”，具有革命的實踐性，但是主要根基還是黃色文明。

    藍色是海洋型，外向開放性質，最初地域分布在東南沿海一帶，隨之改革開放的深化，逐漸擴展至中國的大南方，它是本土文明與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結合的產物。

今天的國情是，北方黃土文明區域經濟全麵落後、蕭條，而南方藍色文明區域市場經濟發展良好，經濟指標高漲。如此經濟地理格局意味著中共統治機器的精神資源麵臨危機，這讓習近平深深不安，習某感受到來自於藍色文明對於紅色政權的威脅：資產階級市民的個體性、獨立性和自由意識在增長，他們不會如黃土地上農民幹活那樣的聽話、遵命和馴服。

遙想1949年3月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正式提出定都北平市的決議，當時的國情正如毛澤東所講：“蔣介石的國都在南京，他的基礎是江浙資本家。我們要把國都建在北平，我們也要在北平找到我們的基礎，這就是工人階級和廣大的勞動群眾。”這講話顯示了：南京的城市精神是藍色，而北平市則是黃色，紅色政權的根基需要由黃色文明來支撐、扶助，才會獲得穩定、可靠。

從前，毛澤東必定熟知曆史典故：“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對藍色文明懷有恐懼：“港台一帶，饕蚊尚多，西方世界，饕蚊成陣。”因此對待曾經位置楚地、而後深藍色的申城上海，毛澤東作指示：要采取“農村包圍城市”戰略。為此，上海外灘海關鍾樓上的大鍾報時，要以深黃色的陝北民歌樂調《東方紅》來進行，使之標誌為城市“主旋律”。要發揚“好八連”榮光，讓他們來到魔都南京路上當“哨兵”，以鎮住充滿資產階級邪念的“霓虹燈”，要加強“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全麵專政”，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今天，習近平憂心忡忡：紅色文明賴以存在基礎的黃色文明正日益蛻化墮落！為此決心拯救，在上海執行“靜態管理、動態清零”，實為一場魔鬼訓練，以鞏固紅色政權的！

 

• 粗人的痞氣，流寇的匪氣

 

紅朝中國首長級高幹的紅二代、紅三代多的是，譬如有劉少奇的兒子，陳雲兒子，鄧小平的兒女，胡耀邦的兒子，葉劍英、江澤民的數個兒女等等，在這一群體裏相比較，習包子就是顯得很“土氣”，這是為什麽呢？

這就是習近平第二個“土”：痞氣+匪氣，這是黃色文明外圍地帶“邊區”之“土氣”。

習近平讀書差勁是知曉的，然而這在首長級的紅後代中較為少見，盡管習近平時常吹噓讀書很多，還煞有介事地列出一長串讀書單來，頗有“此地無銀三百兩”之意。由於不願讀書、讀不進書，習的頭腦難以裝備積聚人類優秀文明的知識。蘇格拉底雲“知識即美德”，其否命題亦同樣成立。現代學者的認識更為精確，知識與美德之間的正向關聯性是需要建立在高概率基礎上，較有科學的合理性。毛澤東閱讀中國古典經書甚多，但也是痞氣+匪氣很濃厚，毛澤東特別讚賞二位流氓痞子皇帝：劉邦和朱元璋，毛把糟粕當作了精粹。

拉馬克的“用進廢退”可以較好解釋，讀書不好的習近平，喜好炫耀他的四肢發達：“我那個時候扛200斤麥子，十裏山路不換肩。”習對頭腦簡單事項：“新時期上山下鄉工程”、“好兒女誌在四方，有誌者奮鬥無悔”，頗有興趣和熱度，可見一斑。習近平坦承其念茲在茲“農民情結”，可以推斷出他的氣質和秉性，天然地與知識性匱缺的泥腿子、四肢發達者、粗布短衫者融通起來，對待海派氣質的上海人就不會有好感，可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

要深入了解習近平的所作所為，需要了解他的個性和風格，需要了解養育習某其秉性、氣質的地方，考察那裏的風土人情。習近平念念不忘他的“初心”之地，就是年輕時候插隊落戶的革命聖地延安，那裏是紅色大本營，更是“紅太陽升起的地方”。對於習近平來說，陝北延安就是他的紅色乳娘，思想養育之地，“作為一個人民公仆，陝北高原是我的根，因為這裏培養出我不變的信念：要為人民做實事！無論我走到哪裏，永遠都是黃土地的兒子。”習近平回憶說，插隊在梁家河，他“看到了人民群眾的根本，真正理解了老百姓”，“我幾乎從來沒哭過，印象較深的兩次哭都是在陝北。”情深誼長啊！

延安市，坐落在陝西省北部，是遊牧文明與農耕文明交融的邊區地帶，漢民族農民世世代代居住此地的曆史中，頻頻遭受多個遊牧民族和部落的相互殺戮、掠奪和洗劫，身處如此蠻族生態的劫掠，釀造出戎狄民風：痞氣+匪氣，漸漸墮落之，本地農耕地上又孵化出次生代的漢族大盜和流寇，如：王嘉胤、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董福祥等等。

大清皇朝晚期，西方殖民主義勢力進入中國東部沿海，紛紛建立起西方式的先進藍色文明，從此經濟格局和重心轉移，地處西北的陝西省經濟文化大幅衰弱，秦風不再，此衰彼漲，當地土匪、土豪卻猖狂起來，到了民國時期，整個陝北地區的匪患尤其嚴重，那時候國民政府的管控力無法抵達陝北，但這恰好為共產黨武裝力量製造出福音來，留給了共軍以極佳的撒野契機和匪盜空間。臭味相投便稱知己，當毛澤東掛帥的大股共軍（紅軍）萬裏迢迢流竄作案來到陝北時候，如魚得水般找準了自己的落腳地，建立起蘇區。

民諺：窮山惡水出刁民，粗茶淡飯無孑遺。肉腐生蛆，蛆熟產蠅；土劣孵匪，匪頑升寇。流寇是土匪發展的頂峰，流寇之所以十分殘暴凶狠毒辣無恥，那是因為流寇作案多是流竄在異地他鄉：1）幾乎碰不上熟人，於是缺乏道德約束；2）罪案的對象都是與己血緣疏遠，於是下得了狠手；3）流竄作案中不容易被抓捕，於是缺乏法律製裁的威懾感。

民國時期的學者傅斯年，曾經把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美國學者餘英時把毛澤東在山上鬧革命歸類為土匪行徑，中共政府體製內走出來的學者阮銘也將當年盤踞在井岡山和延安，建立蘇區的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具體的匪徒而言尚有匪氣強弱的區分，中共領袖中毛澤東、習近平之流痞氣、匪氣特濃，雖然直接將他們比作為流寇尚不恰當，然則深入去思考精神性的高層次本質，就會發現確有近似之處，如操守低劣，隻顧眼前的歡樂和榮耀，不思長治久安的方針、政策和治理，即不具可持續性發展，缺乏人性，不擇手段，不顧人民死活，更扯淡有什麽超越情懷、尋求來世的永生。

上海執行抗疫大行動，是習某心理投射：“習近平總書記親自部署、親自指揮”，乃“初心不改”，大大地用上“梁家河大學問”，卻是來真的：痞氣加匪氣，勁兒十足！

 

• 秦始皇→毛澤東→習近平

 

這三者思想有著較大的傳承性。中共的建黨、建國都是繼承了中國傳統“外儒內法”的一套專製主義本色，馬克思主義成分並不多，如“緊密團結在以某某某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就是中共執政文化的萬能公式，其“春秋大義”足令執政者癡迷不已。

中國政治延續了千年的專製主義，其要數秦始皇的大一統治理格局最具開創、暴虐和傳承，其遺產深深地烙印在中華民族的政治文化基因上。《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今皇帝並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傳承至後世，中共統治者毛澤東、習近平極為崇拜、讚賞，毛澤東自稱：“馬克思加秦始皇”，自比“秦皇、漢武”。習近平是粗人，缺文秀，但配有禦用導演張藝謀來代言，原籍秦地的張藝謀以其電影作品的大氣磅礴著稱，如《英雄》、《大秦賦》、《大秦帝國》等頗有氣勢恢宏，詠古頌今，頌揚獨裁，乃深合主子旨意。

籍貫秦地的習近平似乎比毛澤東更領悟大秦遺風，他也有著構建大一統政治的強烈欲求，冒進浮誇，圖大貪功，舉凡黨、政、軍、財、經、文、教、農、工、商等各界各行，都得讓習來獨攬一身、定於一尊，還妄想對外擴張，天下一統。毛時代流行詞：“全國一盤棋”，如今又翻舊出新而熱炒，以“一言堂”淩駕天下，特別用於上海的抗疫。

中國人骨子裏有“天人合一”，混沌一氣的原始思維和巫術，這集體無意識天然地被大一統政治統攝，進而主導了亞細亞生產方式，在古代，它有利於治理水患、開挖運河、修建長城、建造皇宮等大型項目。在當今，有利於以舉國之力操辦上海防控。在思想意識高度，可以塑造全民的遵命、服從、聽話，即奴性，這恰是習近平的“不忘使命”：“凝聚全民抗疫的強大共識”。

在大一統政治如火如荼的文革期間，誇張而高調的道義目的論籠罩住中國大地上的各項各業，如有“農業以糧為綱、工業以鋼為綱。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於是到處呈現“一刀切”現象，凡是與“綱”不合之事，全得讓步，退避。

今天上海的抗疫正是一刀切做法：為了抗疫的宏偉大業，其他事情全都算不得“事情”，那怕是危機人生命的要事。再如，“同層密接隔離政策”，一人得陽整樓隔離，幾人得陽整區封閉。搞得：簡單直接粗暴，次生災害不斷，雞飛狗跳，人心惶惶。

 

• 外儒內法，臉麵爭光

 

習近平頗想搞《厲害了，我的國》，可看出習的“初心”中有“大秦”情愫，但不唯此。習熟知亡秦之故，暴秦之害，了解《過秦論》，於是就看重《荀子》思想，希望借鑒儒家思想補救暴秦之偏，但這隻是延續了曆史上慣行的“外儒內法”傳統，毫無創意。

以現代人的目光審視，法家思想並非全都是負麵的，糟糕的。譬如，法家的政治思想有“緣法而治”、“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法不阿貴，繩不撓曲”、“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等——貫徹一條法治平等的路線。

秦之後曆代皇朝，形成傳統的官方和上層社會的意識形態是儒家思想，儒家在治國綱要上對法家進行修正，改變其嚴刑律法、冷酷無情、對人性的踐踏，而用溫情脈脈的道德麵紗來遮蓋人心自私之惡。然而儒家的溫情脈脈卻是斷然排斥法家的平等觀，十分講究等級秩序的排位：“尊尊、親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樣導致另一種人性醜惡的釋放。

無論是法家抑或儒家，都嚴重匱乏精神超越性，使得中國人滑落到小人德性的急切功利性，熱衷於超近距離的貼身肉搏，這突出表現為儒家的“麵子文化”，即等級競爭。

今天，習近平把上海抗疫重重地押寶在他的麵子上：看吧，環顧世界，唯有我習某才能夠做到新冠病毒“清零”，豐功偉業啊；溥天之下，皆我臣屬；溥天之下，盡表忠心！

開啟小人心境：這就是習近平的“初心、使命”不可告人的真正用意所在！清零政策來自權力最高層，而下層執行者在習某巫祝之辭誘導下，層層加碼，步步緊逼，使防疫措施變得越來越嚴苛，越來越不通人情，越來越背離常識，卻迎來了中國式“麵子”大豐收！    

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今天，活躍在上海街頭的“大白”誌願者，大多來自社會底層，他們深知等級社會的底層生活之艱辛、悲愴、卑賤、滄桑，受欺受壓，吃苦甚多，在心坎中積滿了多多的怨恨，為此張公百忍，隻是期盼著猴年馬月有個身份升遷，從此羊與狼的位置對調，角色得以變換，從此終於有了發泄的口子和對象，就如二十年媳婦熬成婆婆那樣。今天好機會來了，讓底層誌願者們身披白大褂，臂佩紅袖章，頓時獲得了權力，身價躥升！於是人們就見到了大白們在上海街頭的變本加厲，肆無忌憚。

更是有不少大白門來自外省市的農村地區，他們往往有著毛澤東情結，相信毛澤東的詛咒語“農村包圍城市”，內心對待上海，這個以魔都著稱的城市有著較深的嫉恨，於是今天找到了發泄口子，爭當“南京路上好八連”，侮辱上海人一番，五十步笑百步，好不痛快啊！

上海本地市民，生存在全民抗疫的如此高壓境遇，顯得勢單力孤，不得不進行一場忍耐之心的大考驗。雖說是有海派氣質，但是多年來在習氏毛左政治侵染下，上海人漸漸變得麻木起來，中國傳統習性在增強，一個“忍”字當頭，懂得“看三勢”，學會“拎得清”，不做“填刀頭”，好漢不吃眼前虧，識時務者為俊傑，好死不如賴活著——與內地的庸眾一樣，都是媳婦受熬的心態——如此則喪失了做人的真誠性和崇高性。

 

                                                    施衛江

寫於 美國紐約

2022年5月26日上海抗疫為何如此狂暴？

 

最近，上海人民沉浸在“靜態管理、動態清零”的極度悲憤中，二個月來的抗疫，上海居民要麽封閉在家裏，要麽隔離在方艙，要麽入住醫院，最慘的是一些外地來滬的農民工、送貨員和運輸汽車司機，隻得睡眠在大街上、橋孔下、卡車裏，還不得行走出受封圍欄，還得不到足夠食物。不管呆在城市哪個角落，是富人或窮人，是教授還是乞丐，人人自危，生活無序，商店關門，藥品斷供，生存所需的基本食品、日用品都要靠手機上操作去“搶”，凡是不會手機操作就隻能等死，非新冠病毒引起的疾病都不算是“病”，假如某個病人不能出示有效核酸測試陰性證明，病人均得不到及時救治，更惡劣的措施是，要裝配鐵網在管控區的每一棟民宅樓的大門口，予以嚴加防範管製，防市民如防盜賊！“大白”警察容許隨意闖進市民家中搞“執法”，市民蒙受盡多的不幸和災難可就是不容許公開自由發聲喊冤！

嗚呼！號稱“國家主人”的上海市民，本是代表中國最具先進生產力的一族群體，理應充分釋放出上海市民的聰明才幹去搞建設，然而在黨中央的“清零”政策強製下，海派靈性竟然大肆遭受踐踏，人格尊嚴被貶至不及囚徒的卑下，被準許的行動自由還不如圈養的禽畜。哀哉！上海市民的生存境況是多麽孤苦伶仃無助，上海市民的精神抑鬱是何等淒淒慘慘戚戚。

由中央政府主導的抗疫“清零”，為什麽要對上海人民動用如此的粗暴、野蠻、獸性、瘋狂？這在西方自由世界看來，簡直太不可思議了！根源究竟是什麽呢？

 

（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發生在上海的抗疫狂暴當然不是海派文化傳承的特質，而是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親自部署指揮、密集指示批示”來進行，這位總書記宣稱：“我們的防控方針是由黨的性質和宗旨決定的”，“從黨的性質宗旨認識疫情防控方針”，當然不是飛來之石，而是經有悠久曆史的中國傳統孵化而成，它僵硬地主宰著當今中國政治的一切。欲懂得這場清零抗疫的真實意圖，須深入了解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須了解中國的民風民俗，尤其是陝北地區。

近年來，習近平嫻熟地運用他的政治手腕使大權獨攬，業已形成“九鼎之尊”局麵，且有越演越烈之勢，在其統治下的社會官僚機器不斷強化威權形式，這使得後者形式的高度威權化又促進了前者的獨裁，而前者專斷橫行又反哺後者，兩者互為反饋，攜手共進，就此全民奴性且增強不少——此即如德國學者齊美爾所講的社會學中“相互作用”的形式，對於這種“形式”的具體表達，深得魯迅精神之魂的北京大學中文係教授錢理群曾經論述道：“在一個專製統治下價值封閉的體係內，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是處在同一個價值點上的交流與反饋”（大意如此）。

可想而知，當今中國的政治形態正是走在全麵複辟傳統封建腐朽製度的路上。專製政治乃乾綱獨斷、定於一尊，且說今日中國之專製暴虐，極大地來自最高統治者的德性，習近平妄圖複辟文革，大開曆史倒車，朝思暮想他的皇帝迷夢，再造新時代的秦始皇、毛澤東。

    由此，習近平打造的強專製主義為他的暴政鋪設了平坦大道，布置於“全國一盤棋”格局下，海派上海市民深深感受到文革高潮時的毛式家天下：朕即真理，朕即國家。今天，統帥一聲令，三軍風雷動，酷政促奴性，令箭催遵命，從廟堂衙門，抵基層庸眾，政令一路暢行，貫徹無阻。

以習近平的“家天下”框架來看，上海的抗疫特別需要展示“中國共產黨所具有的無比堅強的領導力，是風雨來襲時中國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要展示中共統治下的製度“優越性”和“合法性”，更確切地說，還需要充分展示習近平總書記的“英明、偉大”形象，為他的正式“登基”皇座打基礎。構建如此之宏大敘事，習家中央政府定義了新冠病毒的抗疫是一場“人民戰爭”，全黨全民統一步調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部署”來進行的，這位總書記一再強調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堅持動態清零總方針不猶豫不動搖”，“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要把抗疫當作“為人民服務”。

以現代性的倫理學來論述，“人民”是個宏大敘事，是形而上之“大魅”，在以“人民”的名義大肆鼓噪、渲染之下，若開啟“幽暗之門”，可以發現，這隻是一塊“超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的招牌，其投射出的真實價值意向往往是希冀反饋回報給投射者自己，即小人心眼、小人心境的“自我、本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乃罪惡之淵藪，其鄙陋卑下、猥瑣不堪！

魯迅先生早就發現，中國的儒家典籍中充滿了“仁者愛人”之語，但是魯迅卻揭穿了其“瞞和騙”，其實質就是“以理殺人”！

今天的上海，把“人民”當作“綱領”來處置具體的全民抗疫，就意味著其餘事情全得靠邊讓路，抗疫以外的事情全都隻是與個人利益掛鉤而已，都是掛靠不上“人民”這個宏偉大宗旨，“人民”這個抽象綱領既然被強化得如此之高大上、偉光正，乃綱舉目張，和尚打傘，為所欲為、不擇手段！

 

（二）“不忘初心，牢記使命”

 

“初心”是習近平執政時代十分時髦的政治詞匯，既然被張揚得如此之“時髦”，它必定隱含有欺騙性！它試圖讓人民感受習的“青春故事”，聆聽他的“梁家河插隊的經曆”，規訓人民的情操，是一項典型的“洗腦工程”。

眾所周知，習近平在福建、浙江和上海三地工作過，已經獲得相當多的東南沿海地區工作的經驗，這些地區比起北方內地來具有相對較高的改革開放性，經濟結構大多是外向型，經濟水平也相應較高，治理較為先進。按照常規思路，要想當上一個大國有作為的主政者，其精神領域的價值觀訴求，本來應該引導國民走上現代化之路，深化改革，大大發揚沿海地區的先進經驗和業績成就，使融合到全球化的經濟圈中，學習西方發達的市場經濟和人文精神，求得國家發展踏上新台階。然而習近平卻不張揚他在沿海地區的經曆，反而大大弘揚在北方落後農村的生活感受、工作經曆——這就值得正義的人們去警惕和深思了。

與毛澤東一樣，習近平自身的秉性就是十分的“土”，在漢語網絡上，不滿的網民將習近平蔑稱為“包子”，意思有“土氣”之意，也就是傳統、愚昧、落後的代名詞。這與《論語》：“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意思相近，懷土就是戀土而安逸，營造個人小天地，即小人德性。我們來看看習近平是如何的“初心”？

“初心”在心理學上可稱為“原型”（榮格：archetypes），習的“原型”有“戀土情結”，顯然相悖於東南沿海地區的現代性精神品質，而在於他不斷吹噓的“土”字而凸出，即“農民情結、三農情懷”，習常稱：“我也是從農村出來的”，“我們這一代人也有這個情結，一定要把我們的老百姓，特別是我們的農民扶一把。”聽聽他的念念有詞“不忘初心”，從“習近平總書記從小就有農村情結”，可推斷習之“戀土”有小人之心：

1.  陝北延安梁家河，習近平插隊在此，據說練就了一套“大學問”，那真是了不得啊！
2. “老家富平曾在習近平迷惘彷徨時給予他溫暖”，陝西省富平縣臨近於曆史上京兆地區，這裏曾經是大一統帝國的中央權力地帶，即有秦、漢、隋、唐四朝大帝國定都於鹹陽、長安，這一家鄉情懷深深地烙印到習近平的人格秉性，使得習內心期盼著大一統政治。
3. 習近平時時要造訪河北省西柏坡，該地是毛派紅色經典的精神發源地，價值連城，非常值得習去流連忘返，就此習想要“弘揚西柏坡精神”。
4. 河北省正定縣，習年輕時候曾工作在此，當時是“農業學大寨”的先進樣板縣，是毛澤東樹立起來的一麵旗幟，同樣是紅色經典，值得去大力追捧，流芳百世。

    作為一個農業人口眾多的大國，農業生產當然需要去關心，農民的利益也當然需要去關心，任何一個具有現代化常識的人，必定知道：農民生活的大幅度改善，必須是由農業現代化來帶動，而農業現代化必須是由工業現代化來帶動，而工業現代化必須是由科技、經濟和製度等的各項現代化來帶動，需要重視精神文明的力量，也就是人的主體性自由的大發揚。然而中國的習某卻是完全的反其道而行之：要論價值觀的定位？什麽的工業、科技、文教、經濟、金融、製度、法治等等的重要發展項目全都擱置在邊上，就是因為這些不含有“初心”，從而全都被當做不重要的思想議題來處理，眼下最最要緊的事情是定位在“農民情結”、“黃土情結”之上：“不忘初心，牢記使命”——老是要把目光盯住在最最落後地區的農民生存價值觀上——這是怎麽樣的心態？怎麽樣的鬼魅心思啊？

人都是有個性的，共產黨執政也如此。理解了習近平的執政個性是那麽的“土裏土氣”，於是懂得：上海抗疫就是充滿習包子特色之土：“鞋子合不合腳，自己穿著才知道。”——紅色經典，土法上馬！   

 

•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方山水有一方風情

 

 共產黨信仰“辯證唯物主義”，其教條說：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確，特定的社會曆史地理環境可以塑造特定的精神氣質。成語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南橘北枳。按辯證法精神，反之亦然，如：彩蝶戀鮮花，蒼蠅叮臭肉；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智者樂水，仁者樂山。說到中國人的“土”，尚有各個地方的各個民風民俗民情，還可細分。

德國學者馬克斯·舍勒的行為學理論認為，能感悟到生活世界的價值和價值秩序的感情是成為行為意欲最深層的基礎部分，而這種感情決定著行為意欲的努力方向。但是舍勒又認為，不能把在一個時代和民族中流行或支配人們價值偏愛的評價係統所具有的“倫理結構”等同於作為價值優先法則的價值本身的客觀秩序。

今天，與西方自由世界一樣，強人習近平也是十分講究“顏色革命”，他將自身個性“土氣”的顏色欽定為中國的“政治正確”，即標準的意識形態，充分施展在上海地方的抗議之中，真實意圖是：以習氏“土氣”淹沒上海“海派”！

那麽究竟怎麽樣評介習包子“土氣”？

第一，純真“紅色基因”，眾所周知，習近平是在紅朝中國、紅色地域、紅色家庭、紅色時代、紅色圈子裏混出來的紅色土特產，紅色元素特濃，大紅特紅超紅。

現代中國有二大文明係統：黃色和藍色。

黃色是內陸型，具有內向封閉性質，其主要的分布地域是在北方的黃土質平原和高原上，其價值資源隻由落後的本土文明來提供（電視劇《河殤》的觀點）。

紅色文明是外來的馬列寧主義與中國本土的黃色文明相結合的產物，被綜合成“毛澤東思想路線”，具有革命的實踐性，但是主要根基還是黃色文明。

    藍色是海洋型，外向開放性質，最初地域分布在東南沿海一帶，隨之改革開放的深化，逐漸擴展至中國的大南方，它是本土文明與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結合的產物。

今天的國情是，北方黃土文明區域經濟全麵落後、蕭條，而南方藍色文明區域市場經濟發展良好，經濟指標高漲。如此經濟地理格局意味著中共統治機器的精神資源麵臨危機，這讓習近平深深不安，習某感受到來自於藍色文明對於紅色政權的威脅：資產階級市民的個體性、獨立性和自由意識在增長，他們不會如黃土地上農民幹活那樣的聽話、遵命和馴服。

遙想1949年3月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正式提出定都北平市的決議，當時的國情正如毛澤東所講：“蔣介石的國都在南京，他的基礎是江浙資本家。我們要把國都建在北平，我們也要在北平找到我們的基礎，這就是工人階級和廣大的勞動群眾。”這講話顯示了：南京的城市精神是藍色，而北平市則是黃色，紅色政權的根基需要由黃色文明來支撐、扶助，才會獲得穩定、可靠。

從前，毛澤東必定熟知曆史典故：“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對藍色文明懷有恐懼：“港台一帶，饕蚊尚多，西方世界，饕蚊成陣。”因此對待曾經位置楚地、而後深藍色的申城上海，毛澤東作指示：要采取“農村包圍城市”戰略。為此，上海外灘海關鍾樓上的大鍾報時，要以深黃色的陝北民歌樂調《東方紅》來進行，使之標誌為城市“主旋律”。要發揚“好八連”榮光，讓他們來到魔都南京路上當“哨兵”，以鎮住充滿資產階級邪念的“霓虹燈”，要加強“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全麵專政”，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今天，習近平憂心忡忡：紅色文明賴以存在基礎的黃色文明正日益蛻化墮落！為此決心拯救，在上海執行“靜態管理、動態清零”，實為一場魔鬼訓練，以鞏固紅色政權的！

 

• 粗人的痞氣，流寇的匪氣

 

紅朝中國首長級高幹的紅二代、紅三代多的是，譬如有劉少奇的兒子，陳雲兒子，鄧小平的兒女，胡耀邦的兒子，葉劍英、江澤民的數個兒女等等，在這一群體裏相比較，習包子就是顯得很“土氣”，這是為什麽呢？

這就是習近平第二個“土”：痞氣+匪氣，這是黃色文明外圍地帶“邊區”之“土氣”。

習近平讀書差勁是知曉的，然而這在首長級的紅後代中較為少見，盡管習近平時常吹噓讀書很多，還煞有介事地列出一長串讀書單來，頗有“此地無銀三百兩”之意。由於不願讀書、讀不進書，習的頭腦難以裝備積聚人類優秀文明的知識。蘇格拉底雲“知識即美德”，其否命題亦同樣成立。現代學者的認識更為精確，知識與美德之間的正向關聯性是需要建立在高概率基礎上，較有科學的合理性。毛澤東閱讀中國古典經書甚多，但也是痞氣+匪氣很濃厚，毛澤東特別讚賞二位流氓痞子皇帝：劉邦和朱元璋，毛把糟粕當作了精粹。

拉馬克的“用進廢退”可以較好解釋，讀書不好的習近平，喜好炫耀他的四肢發達：“我那個時候扛200斤麥子，十裏山路不換肩。”習對頭腦簡單事項：“新時期上山下鄉工程”、“好兒女誌在四方，有誌者奮鬥無悔”，頗有興趣和熱度，可見一斑。習近平坦承其念茲在茲“農民情結”，可以推斷出他的氣質和秉性，天然地與知識性匱缺的泥腿子、四肢發達者、粗布短衫者融通起來，對待海派氣質的上海人就不會有好感，可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

要深入了解習近平的所作所為，需要了解他的個性和風格，需要了解養育習某其秉性、氣質的地方，考察那裏的風土人情。習近平念念不忘他的“初心”之地，就是年輕時候插隊落戶的革命聖地延安，那裏是紅色大本營，更是“紅太陽升起的地方”。對於習近平來說，陝北延安就是他的紅色乳娘，思想養育之地，“作為一個人民公仆，陝北高原是我的根，因為這裏培養出我不變的信念：要為人民做實事！無論我走到哪裏，永遠都是黃土地的兒子。”習近平回憶說，插隊在梁家河，他“看到了人民群眾的根本，真正理解了老百姓”，“我幾乎從來沒哭過，印象較深的兩次哭都是在陝北。”情深誼長啊！

延安市，坐落在陝西省北部，是遊牧文明與農耕文明交融的邊區地帶，漢民族農民世世代代居住此地的曆史中，頻頻遭受多個遊牧民族和部落的相互殺戮、掠奪和洗劫，身處如此蠻族生態的劫掠，釀造出戎狄民風：痞氣+匪氣，漸漸墮落之，本地農耕地上又孵化出次生代的漢族大盜和流寇，如：王嘉胤、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董福祥等等。

大清皇朝晚期，西方殖民主義勢力進入中國東部沿海，紛紛建立起西方式的先進藍色文明，從此經濟格局和重心轉移，地處西北的陝西省經濟文化大幅衰弱，秦風不再，此衰彼漲，當地土匪、土豪卻猖狂起來，到了民國時期，整個陝北地區的匪患尤其嚴重，那時候國民政府的管控力無法抵達陝北，但這恰好為共產黨武裝力量製造出福音來，留給了共軍以極佳的撒野契機和匪盜空間。臭味相投便稱知己，當毛澤東掛帥的大股共軍（紅軍）萬裏迢迢流竄作案來到陝北時候，如魚得水般找準了自己的落腳地，建立起蘇區。

民諺：窮山惡水出刁民，粗茶淡飯無孑遺。肉腐生蛆，蛆熟產蠅；土劣孵匪，匪頑升寇。流寇是土匪發展的頂峰，流寇之所以十分殘暴凶狠毒辣無恥，那是因為流寇作案多是流竄在異地他鄉：1）幾乎碰不上熟人，於是缺乏道德約束；2）罪案的對象都是與己血緣疏遠，於是下得了狠手；3）流竄作案中不容易被抓捕，於是缺乏法律製裁的威懾感。

民國時期的學者傅斯年，曾經把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美國學者餘英時把毛澤東在山上鬧革命歸類為土匪行徑，中共政府體製內走出來的學者阮銘也將當年盤踞在井岡山和延安，建立蘇區的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具體的匪徒而言尚有匪氣強弱的區分，中共領袖中毛澤東、習近平之流痞氣、匪氣特濃，雖然直接將他們比作為流寇尚不恰當，然則深入去思考精神性的高層次本質，就會發現確有近似之處，如操守低劣，隻顧眼前的歡樂和榮耀，不思長治久安的方針、政策和治理，即不具可持續性發展，缺乏人性，不擇手段，不顧人民死活，更扯淡有什麽超越情懷、尋求來世的永生。

上海執行抗疫大行動，是習某心理投射：“習近平總書記親自部署、親自指揮”，乃“初心不改”，大大地用上“梁家河大學問”，卻是來真的：痞氣加匪氣，勁兒十足！

 

• 秦始皇→毛澤東→習近平

 

這三者思想有著較大的傳承性。中共的建黨、建國都是繼承了中國傳統“外儒內法”的一套專製主義本色，馬克思主義成分並不多，如“緊密團結在以某某某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就是中共執政文化的萬能公式，其“春秋大義”足令執政者癡迷不已。

中國政治延續了千年的專製主義，其要數秦始皇的大一統治理格局最具開創、暴虐和傳承，其遺產深深地烙印在中華民族的政治文化基因上。《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今皇帝並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傳承至後世，中共統治者毛澤東、習近平極為崇拜、讚賞，毛澤東自稱：“馬克思加秦始皇”，自比“秦皇、漢武”。習近平是粗人，缺文秀，但配有禦用導演張藝謀來代言，原籍秦地的張藝謀以其電影作品的大氣磅礴著稱，如《英雄》、《大秦賦》、《大秦帝國》等頗有氣勢恢宏，詠古頌今，頌揚獨裁，乃深合主子旨意。

籍貫秦地的習近平似乎比毛澤東更領悟大秦遺風，他也有著構建大一統政治的強烈欲求，冒進浮誇，圖大貪功，舉凡黨、政、軍、財、經、文、教、農、工、商等各界各行，都得讓習來獨攬一身、定於一尊，還妄想對外擴張，天下一統。毛時代流行詞：“全國一盤棋”，如今又翻舊出新而熱炒，以“一言堂”淩駕天下，特別用於上海的抗疫。

中國人骨子裏有“天人合一”，混沌一氣的原始思維和巫術，這集體無意識天然地被大一統政治統攝，進而主導了亞細亞生產方式，在古代，它有利於治理水患、開挖運河、修建長城、建造皇宮等大型項目。在當今，有利於以舉國之力操辦上海防控。在思想意識高度，可以塑造全民的遵命、服從、聽話，即奴性，這恰是習近平的“不忘使命”：“凝聚全民抗疫的強大共識”。

在大一統政治如火如荼的文革期間，誇張而高調的道義目的論籠罩住中國大地上的各項各業，如有“農業以糧為綱、工業以鋼為綱。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於是到處呈現“一刀切”現象，凡是與“綱”不合之事，全得讓步，退避。

今天上海的抗疫正是一刀切做法：為了抗疫的宏偉大業，其他事情全都算不得“事情”，那怕是危機人生命的要事。再如，“同層密接隔離政策”，一人得陽整樓隔離，幾人得陽整區封閉。搞得：簡單直接粗暴，次生災害不斷，雞飛狗跳，人心惶惶。

 

• 外儒內法，臉麵爭光

 

習近平頗想搞《厲害了，我的國》，可看出習的“初心”中有“大秦”情愫，但不唯此。習熟知亡秦之故，暴秦之害，了解《過秦論》，於是就看重《荀子》思想，希望借鑒儒家思想補救暴秦之偏，但這隻是延續了曆史上慣行的“外儒內法”傳統，毫無創意。

以現代人的目光審視，法家思想並非全都是負麵的，糟糕的。譬如，法家的政治思想有“緣法而治”、“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法不阿貴，繩不撓曲”、“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等——貫徹一條法治平等的路線。

秦之後曆代皇朝，形成傳統的官方和上層社會的意識形態是儒家思想，儒家在治國綱要上對法家進行修正，改變其嚴刑律法、冷酷無情、對人性的踐踏，而用溫情脈脈的道德麵紗來遮蓋人心自私之惡。然而儒家的溫情脈脈卻是斷然排斥法家的平等觀，十分講究等級秩序的排位：“尊尊、親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樣導致另一種人性醜惡的釋放。

無論是法家抑或儒家，都嚴重匱乏精神超越性，使得中國人滑落到小人德性的急切功利性，熱衷於超近距離的貼身肉搏，這突出表現為儒家的“麵子文化”，即等級競爭。

今天，習近平把上海抗疫重重地押寶在他的麵子上：看吧，環顧世界，唯有我習某才能夠做到新冠病毒“清零”，豐功偉業啊；溥天之下，皆我臣屬；溥天之下，盡表忠心！

開啟小人心境：這就是習近平的“初心、使命”不可告人的真正用意所在！清零政策來自權力最高層，而下層執行者在習某巫祝之辭誘導下，層層加碼，步步緊逼，使防疫措施變得越來越嚴苛，越來越不通人情，越來越背離常識，卻迎來了中國式“麵子”大豐收！    

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今天，活躍在上海街頭的“大白”誌願者，大多來自社會底層，他們深知等級社會的底層生活之艱辛、悲愴、卑賤、滄桑，受欺受壓，吃苦甚多，在心坎中積滿了多多的怨恨，為此張公百忍，隻是期盼著猴年馬月有個身份升遷，從此羊與狼的位置對調，角色得以變換，從此終於有了發泄的口子和對象，就如二十年媳婦熬成婆婆那樣。今天好機會來了，讓底層誌願者們身披白大褂，臂佩紅袖章，頓時獲得了權力，身價躥升！於是人們就見到了大白們在上海街頭的變本加厲，肆無忌憚。

更是有不少大白門來自外省市的農村地區，他們往往有著毛澤東情結，相信毛澤東的詛咒語“農村包圍城市”，內心對待上海，這個以魔都著稱的城市有著較深的嫉恨，於是今天找到了發泄口子，爭當“南京路上好八連”，侮辱上海人一番，五十步笑百步，好不痛快啊！

上海本地市民，生存在全民抗疫的如此高壓境遇，顯得勢單力孤，不得不進行一場忍耐之心的大考驗。雖說是有海派氣質，但是多年來在習氏毛左政治侵染下，上海人漸漸變得麻木起來，中國傳統習性在增強，一個“忍”字當頭，懂得“看三勢”，學會“拎得清”，不做“填刀頭”，好漢不吃眼前虧，識時務者為俊傑，好死不如賴活著——與內地的庸眾一樣，都是媳婦受熬的心態——如此則喪失了做人的真誠性和崇高性。

 

                                                    施衛江

寫於 美國紐約

2022年5月26日上海抗疫為何如此狂暴？

 

最近，上海人民沉浸在“靜態管理、動態清零”的極度悲憤中，二個月來的抗疫，上海居民要麽封閉在家裏，要麽隔離在方艙，要麽入住醫院，最慘的是一些外地來滬的農民工、送貨員和運輸汽車司機，隻得睡眠在大街上、橋孔下、卡車裏，還不得行走出受封圍欄，還得不到足夠食物。不管呆在城市哪個角落，是富人或窮人，是教授還是乞丐，人人自危，生活無序，商店關門，藥品斷供，生存所需的基本食品、日用品都要靠手機上操作去“搶”，凡是不會手機操作就隻能等死，非新冠病毒引起的疾病都不算是“病”，假如某個病人不能出示有效核酸測試陰性證明，病人均得不到及時救治，更惡劣的措施是，要裝配鐵網在管控區的每一棟民宅樓的大門口，予以嚴加防範管製，防市民如防盜賊！“大白”警察容許隨意闖進市民家中搞“執法”，市民蒙受盡多的不幸和災難可就是不容許公開自由發聲喊冤！

嗚呼！號稱“國家主人”的上海市民，本是代表中國最具先進生產力的一族群體，理應充分釋放出上海市民的聰明才幹去搞建設，然而在黨中央的“清零”政策強製下，海派靈性竟然大肆遭受踐踏，人格尊嚴被貶至不及囚徒的卑下，被準許的行動自由還不如圈養的禽畜。哀哉！上海市民的生存境況是多麽孤苦伶仃無助，上海市民的精神抑鬱是何等淒淒慘慘戚戚。

由中央政府主導的抗疫“清零”，為什麽要對上海人民動用如此的粗暴、野蠻、獸性、瘋狂？這在西方自由世界看來，簡直太不可思議了！根源究竟是什麽呢？

 

（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發生在上海的抗疫狂暴當然不是海派文化傳承的特質，而是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親自部署指揮、密集指示批示”來進行，這位總書記宣稱：“我們的防控方針是由黨的性質和宗旨決定的”，“從黨的性質宗旨認識疫情防控方針”，當然不是飛來之石，而是經有悠久曆史的中國傳統孵化而成，它僵硬地主宰著當今中國政治的一切。欲懂得這場清零抗疫的真實意圖，須深入了解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須了解中國的民風民俗，尤其是陝北地區。

近年來，習近平嫻熟地運用他的政治手腕使大權獨攬，業已形成“九鼎之尊”局麵，且有越演越烈之勢，在其統治下的社會官僚機器不斷強化威權形式，這使得後者形式的高度威權化又促進了前者的獨裁，而前者專斷橫行又反哺後者，兩者互為反饋，攜手共進，就此全民奴性且增強不少——此即如德國學者齊美爾所講的社會學中“相互作用”的形式，對於這種“形式”的具體表達，深得魯迅精神之魂的北京大學中文係教授錢理群曾經論述道：“在一個專製統治下價值封閉的體係內，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是處在同一個價值點上的交流與反饋”（大意如此）。

可想而知，當今中國的政治形態正是走在全麵複辟傳統封建腐朽製度的路上。專製政治乃乾綱獨斷、定於一尊，且說今日中國之專製暴虐，極大地來自最高統治者的德性，習近平妄圖複辟文革，大開曆史倒車，朝思暮想他的皇帝迷夢，再造新時代的秦始皇、毛澤東。

    由此，習近平打造的強專製主義為他的暴政鋪設了平坦大道，布置於“全國一盤棋”格局下，海派上海市民深深感受到文革高潮時的毛式家天下：朕即真理，朕即國家。今天，統帥一聲令，三軍風雷動，酷政促奴性，令箭催遵命，從廟堂衙門，抵基層庸眾，政令一路暢行，貫徹無阻。

以習近平的“家天下”框架來看，上海的抗疫特別需要展示“中國共產黨所具有的無比堅強的領導力，是風雨來襲時中國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要展示中共統治下的製度“優越性”和“合法性”，更確切地說，還需要充分展示習近平總書記的“英明、偉大”形象，為他的正式“登基”皇座打基礎。構建如此之宏大敘事，習家中央政府定義了新冠病毒的抗疫是一場“人民戰爭”，全黨全民統一步調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部署”來進行的，這位總書記一再強調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堅持動態清零總方針不猶豫不動搖”，“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要把抗疫當作“為人民服務”。

以現代性的倫理學來論述，“人民”是個宏大敘事，是形而上之“大魅”，在以“人民”的名義大肆鼓噪、渲染之下，若開啟“幽暗之門”，可以發現，這隻是一塊“超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的招牌，其投射出的真實價值意向往往是希冀反饋回報給投射者自己，即小人心眼、小人心境的“自我、本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乃罪惡之淵藪，其鄙陋卑下、猥瑣不堪！

魯迅先生早就發現，中國的儒家典籍中充滿了“仁者愛人”之語，但是魯迅卻揭穿了其“瞞和騙”，其實質就是“以理殺人”！

今天的上海，把“人民”當作“綱領”來處置具體的全民抗疫，就意味著其餘事情全得靠邊讓路，抗疫以外的事情全都隻是與個人利益掛鉤而已，都是掛靠不上“人民”這個宏偉大宗旨，“人民”這個抽象綱領既然被強化得如此之高大上、偉光正，乃綱舉目張，和尚打傘，為所欲為、不擇手段！

 

（二）“不忘初心，牢記使命”

 

“初心”是習近平執政時代十分時髦的政治詞匯，既然被張揚得如此之“時髦”，它必定隱含有欺騙性！它試圖讓人民感受習的“青春故事”，聆聽他的“梁家河插隊的經曆”，規訓人民的情操，是一項典型的“洗腦工程”。

眾所周知，習近平在福建、浙江和上海三地工作過，已經獲得相當多的東南沿海地區工作的經驗，這些地區比起北方內地來具有相對較高的改革開放性，經濟結構大多是外向型，經濟水平也相應較高，治理較為先進。按照常規思路，要想當上一個大國有作為的主政者，其精神領域的價值觀訴求，本來應該引導國民走上現代化之路，深化改革，大大發揚沿海地區的先進經驗和業績成就，使融合到全球化的經濟圈中，學習西方發達的市場經濟和人文精神，求得國家發展踏上新台階。然而習近平卻不張揚他在沿海地區的經曆，反而大大弘揚在北方落後農村的生活感受、工作經曆——這就值得正義的人們去警惕和深思了。

與毛澤東一樣，習近平自身的秉性就是十分的“土”，在漢語網絡上，不滿的網民將習近平蔑稱為“包子”，意思有“土氣”之意，也就是傳統、愚昧、落後的代名詞。這與《論語》：“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意思相近，懷土就是戀土而安逸，營造個人小天地，即小人德性。我們來看看習近平是如何的“初心”？

“初心”在心理學上可稱為“原型”（榮格：archetypes），習的“原型”有“戀土情結”，顯然相悖於東南沿海地區的現代性精神品質，而在於他不斷吹噓的“土”字而凸出，即“農民情結、三農情懷”，習常稱：“我也是從農村出來的”，“我們這一代人也有這個情結，一定要把我們的老百姓，特別是我們的農民扶一把。”聽聽他的念念有詞“不忘初心”，從“習近平總書記從小就有農村情結”，可推斷習之“戀土”有小人之心：

1.  陝北延安梁家河，習近平插隊在此，據說練就了一套“大學問”，那真是了不得啊！
2. “老家富平曾在習近平迷惘彷徨時給予他溫暖”，陝西省富平縣臨近於曆史上京兆地區，這裏曾經是大一統帝國的中央權力地帶，即有秦、漢、隋、唐四朝大帝國定都於鹹陽、長安，這一家鄉情懷深深地烙印到習近平的人格秉性，使得習內心期盼著大一統政治。
3. 習近平時時要造訪河北省西柏坡，該地是毛派紅色經典的精神發源地，價值連城，非常值得習去流連忘返，就此習想要“弘揚西柏坡精神”。
4. 河北省正定縣，習年輕時候曾工作在此，當時是“農業學大寨”的先進樣板縣，是毛澤東樹立起來的一麵旗幟，同樣是紅色經典，值得去大力追捧，流芳百世。

    作為一個農業人口眾多的大國，農業生產當然需要去關心，農民的利益也當然需要去關心，任何一個具有現代化常識的人，必定知道：農民生活的大幅度改善，必須是由農業現代化來帶動，而農業現代化必須是由工業現代化來帶動，而工業現代化必須是由科技、經濟和製度等的各項現代化來帶動，需要重視精神文明的力量，也就是人的主體性自由的大發揚。然而中國的習某卻是完全的反其道而行之：要論價值觀的定位？什麽的工業、科技、文教、經濟、金融、製度、法治等等的重要發展項目全都擱置在邊上，就是因為這些不含有“初心”，從而全都被當做不重要的思想議題來處理，眼下最最要緊的事情是定位在“農民情結”、“黃土情結”之上：“不忘初心，牢記使命”——老是要把目光盯住在最最落後地區的農民生存價值觀上——這是怎麽樣的心態？怎麽樣的鬼魅心思啊？

人都是有個性的，共產黨執政也如此。理解了習近平的執政個性是那麽的“土裏土氣”，於是懂得：上海抗疫就是充滿習包子特色之土：“鞋子合不合腳，自己穿著才知道。”——紅色經典，土法上馬！   

 

•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方山水有一方風情

 

 共產黨信仰“辯證唯物主義”，其教條說：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確，特定的社會曆史地理環境可以塑造特定的精神氣質。成語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南橘北枳。按辯證法精神，反之亦然，如：彩蝶戀鮮花，蒼蠅叮臭肉；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智者樂水，仁者樂山。說到中國人的“土”，尚有各個地方的各個民風民俗民情，還可細分。

德國學者馬克斯·舍勒的行為學理論認為，能感悟到生活世界的價值和價值秩序的感情是成為行為意欲最深層的基礎部分，而這種感情決定著行為意欲的努力方向。但是舍勒又認為，不能把在一個時代和民族中流行或支配人們價值偏愛的評價係統所具有的“倫理結構”等同於作為價值優先法則的價值本身的客觀秩序。

今天，與西方自由世界一樣，強人習近平也是十分講究“顏色革命”，他將自身個性“土氣”的顏色欽定為中國的“政治正確”，即標準的意識形態，充分施展在上海地方的抗議之中，真實意圖是：以習氏“土氣”淹沒上海“海派”！

那麽究竟怎麽樣評介習包子“土氣”？

第一，純真“紅色基因”，眾所周知，習近平是在紅朝中國、紅色地域、紅色家庭、紅色時代、紅色圈子裏混出來的紅色土特產，紅色元素特濃，大紅特紅超紅。

現代中國有二大文明係統：黃色和藍色。

黃色是內陸型，具有內向封閉性質，其主要的分布地域是在北方的黃土質平原和高原上，其價值資源隻由落後的本土文明來提供（電視劇《河殤》的觀點）。

紅色文明是外來的馬列寧主義與中國本土的黃色文明相結合的產物，被綜合成“毛澤東思想路線”，具有革命的實踐性，但是主要根基還是黃色文明。

    藍色是海洋型，外向開放性質，最初地域分布在東南沿海一帶，隨之改革開放的深化，逐漸擴展至中國的大南方，它是本土文明與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結合的產物。

今天的國情是，北方黃土文明區域經濟全麵落後、蕭條，而南方藍色文明區域市場經濟發展良好，經濟指標高漲。如此經濟地理格局意味著中共統治機器的精神資源麵臨危機，這讓習近平深深不安，習某感受到來自於藍色文明對於紅色政權的威脅：資產階級市民的個體性、獨立性和自由意識在增長，他們不會如黃土地上農民幹活那樣的聽話、遵命和馴服。

遙想1949年3月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正式提出定都北平市的決議，當時的國情正如毛澤東所講：“蔣介石的國都在南京，他的基礎是江浙資本家。我們要把國都建在北平，我們也要在北平找到我們的基礎，這就是工人階級和廣大的勞動群眾。”這講話顯示了：南京的城市精神是藍色，而北平市則是黃色，紅色政權的根基需要由黃色文明來支撐、扶助，才會獲得穩定、可靠。

從前，毛澤東必定熟知曆史典故：“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對藍色文明懷有恐懼：“港台一帶，饕蚊尚多，西方世界，饕蚊成陣。”因此對待曾經位置楚地、而後深藍色的申城上海，毛澤東作指示：要采取“農村包圍城市”戰略。為此，上海外灘海關鍾樓上的大鍾報時，要以深黃色的陝北民歌樂調《東方紅》來進行，使之標誌為城市“主旋律”。要發揚“好八連”榮光，讓他們來到魔都南京路上當“哨兵”，以鎮住充滿資產階級邪念的“霓虹燈”，要加強“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全麵專政”，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今天，習近平憂心忡忡：紅色文明賴以存在基礎的黃色文明正日益蛻化墮落！為此決心拯救，在上海執行“靜態管理、動態清零”，實為一場魔鬼訓練，以鞏固紅色政權的！

 

• 粗人的痞氣，流寇的匪氣

 

紅朝中國首長級高幹的紅二代、紅三代多的是，譬如有劉少奇的兒子，陳雲兒子，鄧小平的兒女，胡耀邦的兒子，葉劍英、江澤民的數個兒女等等，在這一群體裏相比較，習包子就是顯得很“土氣”，這是為什麽呢？

這就是習近平第二個“土”：痞氣+匪氣，這是黃色文明外圍地帶“邊區”之“土氣”。

習近平讀書差勁是知曉的，然而這在首長級的紅後代中較為少見，盡管習近平時常吹噓讀書很多，還煞有介事地列出一長串讀書單來，頗有“此地無銀三百兩”之意。由於不願讀書、讀不進書，習的頭腦難以裝備積聚人類優秀文明的知識。蘇格拉底雲“知識即美德”，其否命題亦同樣成立。現代學者的認識更為精確，知識與美德之間的正向關聯性是需要建立在高概率基礎上，較有科學的合理性。毛澤東閱讀中國古典經書甚多，但也是痞氣+匪氣很濃厚，毛澤東特別讚賞二位流氓痞子皇帝：劉邦和朱元璋，毛把糟粕當作了精粹。

拉馬克的“用進廢退”可以較好解釋，讀書不好的習近平，喜好炫耀他的四肢發達：“我那個時候扛200斤麥子，十裏山路不換肩。”習對頭腦簡單事項：“新時期上山下鄉工程”、“好兒女誌在四方，有誌者奮鬥無悔”，頗有興趣和熱度，可見一斑。習近平坦承其念茲在茲“農民情結”，可以推斷出他的氣質和秉性，天然地與知識性匱缺的泥腿子、四肢發達者、粗布短衫者融通起來，對待海派氣質的上海人就不會有好感，可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

要深入了解習近平的所作所為，需要了解他的個性和風格，需要了解養育習某其秉性、氣質的地方，考察那裏的風土人情。習近平念念不忘他的“初心”之地，就是年輕時候插隊落戶的革命聖地延安，那裏是紅色大本營，更是“紅太陽升起的地方”。對於習近平來說，陝北延安就是他的紅色乳娘，思想養育之地，“作為一個人民公仆，陝北高原是我的根，因為這裏培養出我不變的信念：要為人民做實事！無論我走到哪裏，永遠都是黃土地的兒子。”習近平回憶說，插隊在梁家河，他“看到了人民群眾的根本，真正理解了老百姓”，“我幾乎從來沒哭過，印象較深的兩次哭都是在陝北。”情深誼長啊！

延安市，坐落在陝西省北部，是遊牧文明與農耕文明交融的邊區地帶，漢民族農民世世代代居住此地的曆史中，頻頻遭受多個遊牧民族和部落的相互殺戮、掠奪和洗劫，身處如此蠻族生態的劫掠，釀造出戎狄民風：痞氣+匪氣，漸漸墮落之，本地農耕地上又孵化出次生代的漢族大盜和流寇，如：王嘉胤、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董福祥等等。

大清皇朝晚期，西方殖民主義勢力進入中國東部沿海，紛紛建立起西方式的先進藍色文明，從此經濟格局和重心轉移，地處西北的陝西省經濟文化大幅衰弱，秦風不再，此衰彼漲，當地土匪、土豪卻猖狂起來，到了民國時期，整個陝北地區的匪患尤其嚴重，那時候國民政府的管控力無法抵達陝北，但這恰好為共產黨武裝力量製造出福音來，留給了共軍以極佳的撒野契機和匪盜空間。臭味相投便稱知己，當毛澤東掛帥的大股共軍（紅軍）萬裏迢迢流竄作案來到陝北時候，如魚得水般找準了自己的落腳地，建立起蘇區。

民諺：窮山惡水出刁民，粗茶淡飯無孑遺。肉腐生蛆，蛆熟產蠅；土劣孵匪，匪頑升寇。流寇是土匪發展的頂峰，流寇之所以十分殘暴凶狠毒辣無恥，那是因為流寇作案多是流竄在異地他鄉：1）幾乎碰不上熟人，於是缺乏道德約束；2）罪案的對象都是與己血緣疏遠，於是下得了狠手；3）流竄作案中不容易被抓捕，於是缺乏法律製裁的威懾感。

民國時期的學者傅斯年，曾經把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美國學者餘英時把毛澤東在山上鬧革命歸類為土匪行徑，中共政府體製內走出來的學者阮銘也將當年盤踞在井岡山和延安，建立蘇區的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具體的匪徒而言尚有匪氣強弱的區分，中共領袖中毛澤東、習近平之流痞氣、匪氣特濃，雖然直接將他們比作為流寇尚不恰當，然則深入去思考精神性的高層次本質，就會發現確有近似之處，如操守低劣，隻顧眼前的歡樂和榮耀，不思長治久安的方針、政策和治理，即不具可持續性發展，缺乏人性，不擇手段，不顧人民死活，更扯淡有什麽超越情懷、尋求來世的永生。

上海執行抗疫大行動，是習某心理投射：“習近平總書記親自部署、親自指揮”，乃“初心不改”，大大地用上“梁家河大學問”，卻是來真的：痞氣加匪氣，勁兒十足！

 

• 秦始皇→毛澤東→習近平

 

這三者思想有著較大的傳承性。中共的建黨、建國都是繼承了中國傳統“外儒內法”的一套專製主義本色，馬克思主義成分並不多，如“緊密團結在以某某某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就是中共執政文化的萬能公式，其“春秋大義”足令執政者癡迷不已。

中國政治延續了千年的專製主義，其要數秦始皇的大一統治理格局最具開創、暴虐和傳承，其遺產深深地烙印在中華民族的政治文化基因上。《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今皇帝並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傳承至後世，中共統治者毛澤東、習近平極為崇拜、讚賞，毛澤東自稱：“馬克思加秦始皇”，自比“秦皇、漢武”。習近平是粗人，缺文秀，但配有禦用導演張藝謀來代言，原籍秦地的張藝謀以其電影作品的大氣磅礴著稱，如《英雄》、《大秦賦》、《大秦帝國》等頗有氣勢恢宏，詠古頌今，頌揚獨裁，乃深合主子旨意。

籍貫秦地的習近平似乎比毛澤東更領悟大秦遺風，他也有著構建大一統政治的強烈欲求，冒進浮誇，圖大貪功，舉凡黨、政、軍、財、經、文、教、農、工、商等各界各行，都得讓習來獨攬一身、定於一尊，還妄想對外擴張，天下一統。毛時代流行詞：“全國一盤棋”，如今又翻舊出新而熱炒，以“一言堂”淩駕天下，特別用於上海的抗疫。

中國人骨子裏有“天人合一”，混沌一氣的原始思維和巫術，這集體無意識天然地被大一統政治統攝，進而主導了亞細亞生產方式，在古代，它有利於治理水患、開挖運河、修建長城、建造皇宮等大型項目。在當今，有利於以舉國之力操辦上海防控。在思想意識高度，可以塑造全民的遵命、服從、聽話，即奴性，這恰是習近平的“不忘使命”：“凝聚全民抗疫的強大共識”。

在大一統政治如火如荼的文革期間，誇張而高調的道義目的論籠罩住中國大地上的各項各業，如有“農業以糧為綱、工業以鋼為綱。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於是到處呈現“一刀切”現象，凡是與“綱”不合之事，全得讓步，退避。

今天上海的抗疫正是一刀切做法：為了抗疫的宏偉大業，其他事情全都算不得“事情”，那怕是危機人生命的要事。再如，“同層密接隔離政策”，一人得陽整樓隔離，幾人得陽整區封閉。搞得：簡單直接粗暴，次生災害不斷，雞飛狗跳，人心惶惶。

 

• 外儒內法，臉麵爭光

 

習近平頗想搞《厲害了，我的國》，可看出習的“初心”中有“大秦”情愫，但不唯此。習熟知亡秦之故，暴秦之害，了解《過秦論》，於是就看重《荀子》思想，希望借鑒儒家思想補救暴秦之偏，但這隻是延續了曆史上慣行的“外儒內法”傳統，毫無創意。

以現代人的目光審視，法家思想並非全都是負麵的，糟糕的。譬如，法家的政治思想有“緣法而治”、“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法不阿貴，繩不撓曲”、“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等——貫徹一條法治平等的路線。

秦之後曆代皇朝，形成傳統的官方和上層社會的意識形態是儒家思想，儒家在治國綱要上對法家進行修正，改變其嚴刑律法、冷酷無情、對人性的踐踏，而用溫情脈脈的道德麵紗來遮蓋人心自私之惡。然而儒家的溫情脈脈卻是斷然排斥法家的平等觀，十分講究等級秩序的排位：“尊尊、親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樣導致另一種人性醜惡的釋放。

無論是法家抑或儒家，都嚴重匱乏精神超越性，使得中國人滑落到小人德性的急切功利性，熱衷於超近距離的貼身肉搏，這突出表現為儒家的“麵子文化”，即等級競爭。

今天，習近平把上海抗疫重重地押寶在他的麵子上：看吧，環顧世界，唯有我習某才能夠做到新冠病毒“清零”，豐功偉業啊；溥天之下，皆我臣屬；溥天之下，盡表忠心！

開啟小人心境：這就是習近平的“初心、使命”不可告人的真正用意所在！清零政策來自權力最高層，而下層執行者在習某巫祝之辭誘導下，層層加碼，步步緊逼，使防疫措施變得越來越嚴苛，越來越不通人情，越來越背離常識，卻迎來了中國式“麵子”大豐收！    

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今天，活躍在上海街頭的“大白”誌願者，大多來自社會底層，他們深知等級社會的底層生活之艱辛、悲愴、卑賤、滄桑，受欺受壓，吃苦甚多，在心坎中積滿了多多的怨恨，為此張公百忍，隻是期盼著猴年馬月有個身份升遷，從此羊與狼的位置對調，角色得以變換，從此終於有了發泄的口子和對象，就如二十年媳婦熬成婆婆那樣。今天好機會來了，讓底層誌願者們身披白大褂，臂佩紅袖章，頓時獲得了權力，身價躥升！於是人們就見到了大白們在上海街頭的變本加厲，肆無忌憚。

更是有不少大白門來自外省市的農村地區，他們往往有著毛澤東情結，相信毛澤東的詛咒語“農村包圍城市”，內心對待上海，這個以魔都著稱的城市有著較深的嫉恨，於是今天找到了發泄口子，爭當“南京路上好八連”，侮辱上海人一番，五十步笑百步，好不痛快啊！

上海本地市民，生存在全民抗疫的如此高壓境遇，顯得勢單力孤，不得不進行一場忍耐之心的大考驗。雖說是有海派氣質，但是多年來在習氏毛左政治侵染下，上海人漸漸變得麻木起來，中國傳統習性在增強，一個“忍”字當頭，懂得“看三勢”，學會“拎得清”，不做“填刀頭”，好漢不吃眼前虧，識時務者為俊傑，好死不如賴活著——與內地的庸眾一樣，都是媳婦受熬的心態——如此則喪失了做人的真誠性和崇高性。

 

                                                    施衛江

寫於 美國紐約

2022年5月26日上海抗疫為何如此狂暴？

 

最近，上海人民沉浸在“靜態管理、動態清零”的極度悲憤中，二個月來的抗疫，上海居民要麽封閉在家裏，要麽隔離在方艙，要麽入住醫院，最慘的是一些外地來滬的農民工、送貨員和運輸汽車司機，隻得睡眠在大街上、橋孔下、卡車裏，還不得行走出受封圍欄，還得不到足夠食物。不管呆在城市哪個角落，是富人或窮人，是教授還是乞丐，人人自危，生活無序，商店關門，藥品斷供，生存所需的基本食品、日用品都要靠手機上操作去“搶”，凡是不會手機操作就隻能等死，非新冠病毒引起的疾病都不算是“病”，假如某個病人不能出示有效核酸測試陰性證明，病人均得不到及時救治，更惡劣的措施是，要裝配鐵網在管控區的每一棟民宅樓的大門口，予以嚴加防範管製，防市民如防盜賊！“大白”警察容許隨意闖進市民家中搞“執法”，市民蒙受盡多的不幸和災難可就是不容許公開自由發聲喊冤！

嗚呼！號稱“國家主人”的上海市民，本是代表中國最具先進生產力的一族群體，理應充分釋放出上海市民的聰明才幹去搞建設，然而在黨中央的“清零”政策強製下，海派靈性竟然大肆遭受踐踏，人格尊嚴被貶至不及囚徒的卑下，被準許的行動自由還不如圈養的禽畜。哀哉！上海市民的生存境況是多麽孤苦伶仃無助，上海市民的精神抑鬱是何等淒淒慘慘戚戚。

由中央政府主導的抗疫“清零”，為什麽要對上海人民動用如此的粗暴、野蠻、獸性、瘋狂？這在西方自由世界看來，簡直太不可思議了！根源究竟是什麽呢？

 

（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發生在上海的抗疫狂暴當然不是海派文化傳承的特質，而是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親自部署指揮、密集指示批示”來進行，這位總書記宣稱：“我們的防控方針是由黨的性質和宗旨決定的”，“從黨的性質宗旨認識疫情防控方針”，當然不是飛來之石，而是經有悠久曆史的中國傳統孵化而成，它僵硬地主宰著當今中國政治的一切。欲懂得這場清零抗疫的真實意圖，須深入了解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須了解中國的民風民俗，尤其是陝北地區。

近年來，習近平嫻熟地運用他的政治手腕使大權獨攬，業已形成“九鼎之尊”局麵，且有越演越烈之勢，在其統治下的社會官僚機器不斷強化威權形式，這使得後者形式的高度威權化又促進了前者的獨裁，而前者專斷橫行又反哺後者，兩者互為反饋，攜手共進，就此全民奴性且增強不少——此即如德國學者齊美爾所講的社會學中“相互作用”的形式，對於這種“形式”的具體表達，深得魯迅精神之魂的北京大學中文係教授錢理群曾經論述道：“在一個專製統治下價值封閉的體係內，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是處在同一個價值點上的交流與反饋”（大意如此）。

可想而知，當今中國的政治形態正是走在全麵複辟傳統封建腐朽製度的路上。專製政治乃乾綱獨斷、定於一尊，且說今日中國之專製暴虐，極大地來自最高統治者的德性，習近平妄圖複辟文革，大開曆史倒車，朝思暮想他的皇帝迷夢，再造新時代的秦始皇、毛澤東。

    由此，習近平打造的強專製主義為他的暴政鋪設了平坦大道，布置於“全國一盤棋”格局下，海派上海市民深深感受到文革高潮時的毛式家天下：朕即真理，朕即國家。今天，統帥一聲令，三軍風雷動，酷政促奴性，令箭催遵命，從廟堂衙門，抵基層庸眾，政令一路暢行，貫徹無阻。

以習近平的“家天下”框架來看，上海的抗疫特別需要展示“中國共產黨所具有的無比堅強的領導力，是風雨來襲時中國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要展示中共統治下的製度“優越性”和“合法性”，更確切地說，還需要充分展示習近平總書記的“英明、偉大”形象，為他的正式“登基”皇座打基礎。構建如此之宏大敘事，習家中央政府定義了新冠病毒的抗疫是一場“人民戰爭”，全黨全民統一步調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部署”來進行的，這位總書記一再強調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堅持動態清零總方針不猶豫不動搖”，“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要把抗疫當作“為人民服務”。

以現代性的倫理學來論述，“人民”是個宏大敘事，是形而上之“大魅”，在以“人民”的名義大肆鼓噪、渲染之下，若開啟“幽暗之門”，可以發現，這隻是一塊“超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的招牌，其投射出的真實價值意向往往是希冀反饋回報給投射者自己，即小人心眼、小人心境的“自我、本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乃罪惡之淵藪，其鄙陋卑下、猥瑣不堪！

魯迅先生早就發現，中國的儒家典籍中充滿了“仁者愛人”之語，但是魯迅卻揭穿了其“瞞和騙”，其實質就是“以理殺人”！

今天的上海，把“人民”當作“綱領”來處置具體的全民抗疫，就意味著其餘事情全得靠邊讓路，抗疫以外的事情全都隻是與個人利益掛鉤而已，都是掛靠不上“人民”這個宏偉大宗旨，“人民”這個抽象綱領既然被強化得如此之高大上、偉光正，乃綱舉目張，和尚打傘，為所欲為、不擇手段！

 

（二）“不忘初心，牢記使命”

 

“初心”是習近平執政時代十分時髦的政治詞匯，既然被張揚得如此之“時髦”，它必定隱含有欺騙性！它試圖讓人民感受習的“青春故事”，聆聽他的“梁家河插隊的經曆”，規訓人民的情操，是一項典型的“洗腦工程”。

眾所周知，習近平在福建、浙江和上海三地工作過，已經獲得相當多的東南沿海地區工作的經驗，這些地區比起北方內地來具有相對較高的改革開放性，經濟結構大多是外向型，經濟水平也相應較高，治理較為先進。按照常規思路，要想當上一個大國有作為的主政者，其精神領域的價值觀訴求，本來應該引導國民走上現代化之路，深化改革，大大發揚沿海地區的先進經驗和業績成就，使融合到全球化的經濟圈中，學習西方發達的市場經濟和人文精神，求得國家發展踏上新台階。然而習近平卻不張揚他在沿海地區的經曆，反而大大弘揚在北方落後農村的生活感受、工作經曆——這就值得正義的人們去警惕和深思了。

與毛澤東一樣，習近平自身的秉性就是十分的“土”，在漢語網絡上，不滿的網民將習近平蔑稱為“包子”，意思有“土氣”之意，也就是傳統、愚昧、落後的代名詞。這與《論語》：“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意思相近，懷土就是戀土而安逸，營造個人小天地，即小人德性。我們來看看習近平是如何的“初心”？

“初心”在心理學上可稱為“原型”（榮格：archetypes），習的“原型”有“戀土情結”，顯然相悖於東南沿海地區的現代性精神品質，而在於他不斷吹噓的“土”字而凸出，即“農民情結、三農情懷”，習常稱：“我也是從農村出來的”，“我們這一代人也有這個情結，一定要把我們的老百姓，特別是我們的農民扶一把。”聽聽他的念念有詞“不忘初心”，從“習近平總書記從小就有農村情結”，可推斷習之“戀土”有小人之心：

1.  陝北延安梁家河，習近平插隊在此，據說練就了一套“大學問”，那真是了不得啊！
2. “老家富平曾在習近平迷惘彷徨時給予他溫暖”，陝西省富平縣臨近於曆史上京兆地區，這裏曾經是大一統帝國的中央權力地帶，即有秦、漢、隋、唐四朝大帝國定都於鹹陽、長安，這一家鄉情懷深深地烙印到習近平的人格秉性，使得習內心期盼著大一統政治。
3. 習近平時時要造訪河北省西柏坡，該地是毛派紅色經典的精神發源地，價值連城，非常值得習去流連忘返，就此習想要“弘揚西柏坡精神”。
4. 河北省正定縣，習年輕時候曾工作在此，當時是“農業學大寨”的先進樣板縣，是毛澤東樹立起來的一麵旗幟，同樣是紅色經典，值得去大力追捧，流芳百世。

    作為一個農業人口眾多的大國，農業生產當然需要去關心，農民的利益也當然需要去關心，任何一個具有現代化常識的人，必定知道：農民生活的大幅度改善，必須是由農業現代化來帶動，而農業現代化必須是由工業現代化來帶動，而工業現代化必須是由科技、經濟和製度等的各項現代化來帶動，需要重視精神文明的力量，也就是人的主體性自由的大發揚。然而中國的習某卻是完全的反其道而行之：要論價值觀的定位？什麽的工業、科技、文教、經濟、金融、製度、法治等等的重要發展項目全都擱置在邊上，就是因為這些不含有“初心”，從而全都被當做不重要的思想議題來處理，眼下最最要緊的事情是定位在“農民情結”、“黃土情結”之上：“不忘初心，牢記使命”——老是要把目光盯住在最最落後地區的農民生存價值觀上——這是怎麽樣的心態？怎麽樣的鬼魅心思啊？

人都是有個性的，共產黨執政也如此。理解了習近平的執政個性是那麽的“土裏土氣”，於是懂得：上海抗疫就是充滿習包子特色之土：“鞋子合不合腳，自己穿著才知道。”——紅色經典，土法上馬！   

 

•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方山水有一方風情

 

 共產黨信仰“辯證唯物主義”，其教條說：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確，特定的社會曆史地理環境可以塑造特定的精神氣質。成語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南橘北枳。按辯證法精神，反之亦然，如：彩蝶戀鮮花，蒼蠅叮臭肉；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智者樂水，仁者樂山。說到中國人的“土”，尚有各個地方的各個民風民俗民情，還可細分。

德國學者馬克斯·舍勒的行為學理論認為，能感悟到生活世界的價值和價值秩序的感情是成為行為意欲最深層的基礎部分，而這種感情決定著行為意欲的努力方向。但是舍勒又認為，不能把在一個時代和民族中流行或支配人們價值偏愛的評價係統所具有的“倫理結構”等同於作為價值優先法則的價值本身的客觀秩序。

今天，與西方自由世界一樣，強人習近平也是十分講究“顏色革命”，他將自身個性“土氣”的顏色欽定為中國的“政治正確”，即標準的意識形態，充分施展在上海地方的抗議之中，真實意圖是：以習氏“土氣”淹沒上海“海派”！

那麽究竟怎麽樣評介習包子“土氣”？

第一，純真“紅色基因”，眾所周知，習近平是在紅朝中國、紅色地域、紅色家庭、紅色時代、紅色圈子裏混出來的紅色土特產，紅色元素特濃，大紅特紅超紅。

現代中國有二大文明係統：黃色和藍色。

黃色是內陸型，具有內向封閉性質，其主要的分布地域是在北方的黃土質平原和高原上，其價值資源隻由落後的本土文明來提供（電視劇《河殤》的觀點）。

紅色文明是外來的馬列寧主義與中國本土的黃色文明相結合的產物，被綜合成“毛澤東思想路線”，具有革命的實踐性，但是主要根基還是黃色文明。

    藍色是海洋型，外向開放性質，最初地域分布在東南沿海一帶，隨之改革開放的深化，逐漸擴展至中國的大南方，它是本土文明與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結合的產物。

今天的國情是，北方黃土文明區域經濟全麵落後、蕭條，而南方藍色文明區域市場經濟發展良好，經濟指標高漲。如此經濟地理格局意味著中共統治機器的精神資源麵臨危機，這讓習近平深深不安，習某感受到來自於藍色文明對於紅色政權的威脅：資產階級市民的個體性、獨立性和自由意識在增長，他們不會如黃土地上農民幹活那樣的聽話、遵命和馴服。

遙想1949年3月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正式提出定都北平市的決議，當時的國情正如毛澤東所講：“蔣介石的國都在南京，他的基礎是江浙資本家。我們要把國都建在北平，我們也要在北平找到我們的基礎，這就是工人階級和廣大的勞動群眾。”這講話顯示了：南京的城市精神是藍色，而北平市則是黃色，紅色政權的根基需要由黃色文明來支撐、扶助，才會獲得穩定、可靠。

從前，毛澤東必定熟知曆史典故：“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對藍色文明懷有恐懼：“港台一帶，饕蚊尚多，西方世界，饕蚊成陣。”因此對待曾經位置楚地、而後深藍色的申城上海，毛澤東作指示：要采取“農村包圍城市”戰略。為此，上海外灘海關鍾樓上的大鍾報時，要以深黃色的陝北民歌樂調《東方紅》來進行，使之標誌為城市“主旋律”。要發揚“好八連”榮光，讓他們來到魔都南京路上當“哨兵”，以鎮住充滿資產階級邪念的“霓虹燈”，要加強“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全麵專政”，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今天，習近平憂心忡忡：紅色文明賴以存在基礎的黃色文明正日益蛻化墮落！為此決心拯救，在上海執行“靜態管理、動態清零”，實為一場魔鬼訓練，以鞏固紅色政權的！

 

• 粗人的痞氣，流寇的匪氣

 

紅朝中國首長級高幹的紅二代、紅三代多的是，譬如有劉少奇的兒子，陳雲兒子，鄧小平的兒女，胡耀邦的兒子，葉劍英、江澤民的數個兒女等等，在這一群體裏相比較，習包子就是顯得很“土氣”，這是為什麽呢？

這就是習近平第二個“土”：痞氣+匪氣，這是黃色文明外圍地帶“邊區”之“土氣”。

習近平讀書差勁是知曉的，然而這在首長級的紅後代中較為少見，盡管習近平時常吹噓讀書很多，還煞有介事地列出一長串讀書單來，頗有“此地無銀三百兩”之意。由於不願讀書、讀不進書，習的頭腦難以裝備積聚人類優秀文明的知識。蘇格拉底雲“知識即美德”，其否命題亦同樣成立。現代學者的認識更為精確，知識與美德之間的正向關聯性是需要建立在高概率基礎上，較有科學的合理性。毛澤東閱讀中國古典經書甚多，但也是痞氣+匪氣很濃厚，毛澤東特別讚賞二位流氓痞子皇帝：劉邦和朱元璋，毛把糟粕當作了精粹。

拉馬克的“用進廢退”可以較好解釋，讀書不好的習近平，喜好炫耀他的四肢發達：“我那個時候扛200斤麥子，十裏山路不換肩。”習對頭腦簡單事項：“新時期上山下鄉工程”、“好兒女誌在四方，有誌者奮鬥無悔”，頗有興趣和熱度，可見一斑。習近平坦承其念茲在茲“農民情結”，可以推斷出他的氣質和秉性，天然地與知識性匱缺的泥腿子、四肢發達者、粗布短衫者融通起來，對待海派氣質的上海人就不會有好感，可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

要深入了解習近平的所作所為，需要了解他的個性和風格，需要了解養育習某其秉性、氣質的地方，考察那裏的風土人情。習近平念念不忘他的“初心”之地，就是年輕時候插隊落戶的革命聖地延安，那裏是紅色大本營，更是“紅太陽升起的地方”。對於習近平來說，陝北延安就是他的紅色乳娘，思想養育之地，“作為一個人民公仆，陝北高原是我的根，因為這裏培養出我不變的信念：要為人民做實事！無論我走到哪裏，永遠都是黃土地的兒子。”習近平回憶說，插隊在梁家河，他“看到了人民群眾的根本，真正理解了老百姓”，“我幾乎從來沒哭過，印象較深的兩次哭都是在陝北。”情深誼長啊！

延安市，坐落在陝西省北部，是遊牧文明與農耕文明交融的邊區地帶，漢民族農民世世代代居住此地的曆史中，頻頻遭受多個遊牧民族和部落的相互殺戮、掠奪和洗劫，身處如此蠻族生態的劫掠，釀造出戎狄民風：痞氣+匪氣，漸漸墮落之，本地農耕地上又孵化出次生代的漢族大盜和流寇，如：王嘉胤、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董福祥等等。

大清皇朝晚期，西方殖民主義勢力進入中國東部沿海，紛紛建立起西方式的先進藍色文明，從此經濟格局和重心轉移，地處西北的陝西省經濟文化大幅衰弱，秦風不再，此衰彼漲，當地土匪、土豪卻猖狂起來，到了民國時期，整個陝北地區的匪患尤其嚴重，那時候國民政府的管控力無法抵達陝北，但這恰好為共產黨武裝力量製造出福音來，留給了共軍以極佳的撒野契機和匪盜空間。臭味相投便稱知己，當毛澤東掛帥的大股共軍（紅軍）萬裏迢迢流竄作案來到陝北時候，如魚得水般找準了自己的落腳地，建立起蘇區。

民諺：窮山惡水出刁民，粗茶淡飯無孑遺。肉腐生蛆，蛆熟產蠅；土劣孵匪，匪頑升寇。流寇是土匪發展的頂峰，流寇之所以十分殘暴凶狠毒辣無恥，那是因為流寇作案多是流竄在異地他鄉：1）幾乎碰不上熟人，於是缺乏道德約束；2）罪案的對象都是與己血緣疏遠，於是下得了狠手；3）流竄作案中不容易被抓捕，於是缺乏法律製裁的威懾感。

民國時期的學者傅斯年，曾經把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美國學者餘英時把毛澤東在山上鬧革命歸類為土匪行徑，中共政府體製內走出來的學者阮銘也將當年盤踞在井岡山和延安，建立蘇區的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具體的匪徒而言尚有匪氣強弱的區分，中共領袖中毛澤東、習近平之流痞氣、匪氣特濃，雖然直接將他們比作為流寇尚不恰當，然則深入去思考精神性的高層次本質，就會發現確有近似之處，如操守低劣，隻顧眼前的歡樂和榮耀，不思長治久安的方針、政策和治理，即不具可持續性發展，缺乏人性，不擇手段，不顧人民死活，更扯淡有什麽超越情懷、尋求來世的永生。

上海執行抗疫大行動，是習某心理投射：“習近平總書記親自部署、親自指揮”，乃“初心不改”，大大地用上“梁家河大學問”，卻是來真的：痞氣加匪氣，勁兒十足！

 

• 秦始皇→毛澤東→習近平

 

這三者思想有著較大的傳承性。中共的建黨、建國都是繼承了中國傳統“外儒內法”的一套專製主義本色，馬克思主義成分並不多，如“緊密團結在以某某某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就是中共執政文化的萬能公式，其“春秋大義”足令執政者癡迷不已。

中國政治延續了千年的專製主義，其要數秦始皇的大一統治理格局最具開創、暴虐和傳承，其遺產深深地烙印在中華民族的政治文化基因上。《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今皇帝並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傳承至後世，中共統治者毛澤東、習近平極為崇拜、讚賞，毛澤東自稱：“馬克思加秦始皇”，自比“秦皇、漢武”。習近平是粗人，缺文秀，但配有禦用導演張藝謀來代言，原籍秦地的張藝謀以其電影作品的大氣磅礴著稱，如《英雄》、《大秦賦》、《大秦帝國》等頗有氣勢恢宏，詠古頌今，頌揚獨裁，乃深合主子旨意。

籍貫秦地的習近平似乎比毛澤東更領悟大秦遺風，他也有著構建大一統政治的強烈欲求，冒進浮誇，圖大貪功，舉凡黨、政、軍、財、經、文、教、農、工、商等各界各行，都得讓習來獨攬一身、定於一尊，還妄想對外擴張，天下一統。毛時代流行詞：“全國一盤棋”，如今又翻舊出新而熱炒，以“一言堂”淩駕天下，特別用於上海的抗疫。

中國人骨子裏有“天人合一”，混沌一氣的原始思維和巫術，這集體無意識天然地被大一統政治統攝，進而主導了亞細亞生產方式，在古代，它有利於治理水患、開挖運河、修建長城、建造皇宮等大型項目。在當今，有利於以舉國之力操辦上海防控。在思想意識高度，可以塑造全民的遵命、服從、聽話，即奴性，這恰是習近平的“不忘使命”：“凝聚全民抗疫的強大共識”。

在大一統政治如火如荼的文革期間，誇張而高調的道義目的論籠罩住中國大地上的各項各業，如有“農業以糧為綱、工業以鋼為綱。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於是到處呈現“一刀切”現象，凡是與“綱”不合之事，全得讓步，退避。

今天上海的抗疫正是一刀切做法：為了抗疫的宏偉大業，其他事情全都算不得“事情”，那怕是危機人生命的要事。再如，“同層密接隔離政策”，一人得陽整樓隔離，幾人得陽整區封閉。搞得：簡單直接粗暴，次生災害不斷，雞飛狗跳，人心惶惶。

 

• 外儒內法，臉麵爭光

 

習近平頗想搞《厲害了，我的國》，可看出習的“初心”中有“大秦”情愫，但不唯此。習熟知亡秦之故，暴秦之害，了解《過秦論》，於是就看重《荀子》思想，希望借鑒儒家思想補救暴秦之偏，但這隻是延續了曆史上慣行的“外儒內法”傳統，毫無創意。

以現代人的目光審視，法家思想並非全都是負麵的，糟糕的。譬如，法家的政治思想有“緣法而治”、“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法不阿貴，繩不撓曲”、“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等——貫徹一條法治平等的路線。

秦之後曆代皇朝，形成傳統的官方和上層社會的意識形態是儒家思想，儒家在治國綱要上對法家進行修正，改變其嚴刑律法、冷酷無情、對人性的踐踏，而用溫情脈脈的道德麵紗來遮蓋人心自私之惡。然而儒家的溫情脈脈卻是斷然排斥法家的平等觀，十分講究等級秩序的排位：“尊尊、親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樣導致另一種人性醜惡的釋放。

無論是法家抑或儒家，都嚴重匱乏精神超越性，使得中國人滑落到小人德性的急切功利性，熱衷於超近距離的貼身肉搏，這突出表現為儒家的“麵子文化”，即等級競爭。

今天，習近平把上海抗疫重重地押寶在他的麵子上：看吧，環顧世界，唯有我習某才能夠做到新冠病毒“清零”，豐功偉業啊；溥天之下，皆我臣屬；溥天之下，盡表忠心！

開啟小人心境：這就是習近平的“初心、使命”不可告人的真正用意所在！清零政策來自權力最高層，而下層執行者在習某巫祝之辭誘導下，層層加碼，步步緊逼，使防疫措施變得越來越嚴苛，越來越不通人情，越來越背離常識，卻迎來了中國式“麵子”大豐收！    

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今天，活躍在上海街頭的“大白”誌願者，大多來自社會底層，他們深知等級社會的底層生活之艱辛、悲愴、卑賤、滄桑，受欺受壓，吃苦甚多，在心坎中積滿了多多的怨恨，為此張公百忍，隻是期盼著猴年馬月有個身份升遷，從此羊與狼的位置對調，角色得以變換，從此終於有了發泄的口子和對象，就如二十年媳婦熬成婆婆那樣。今天好機會來了，讓底層誌願者們身披白大褂，臂佩紅袖章，頓時獲得了權力，身價躥升！於是人們就見到了大白們在上海街頭的變本加厲，肆無忌憚。

更是有不少大白門來自外省市的農村地區，他們往往有著毛澤東情結，相信毛澤東的詛咒語“農村包圍城市”，內心對待上海，這個以魔都著稱的城市有著較深的嫉恨，於是今天找到了發泄口子，爭當“南京路上好八連”，侮辱上海人一番，五十步笑百步，好不痛快啊！

上海本地市民，生存在全民抗疫的如此高壓境遇，顯得勢單力孤，不得不進行一場忍耐之心的大考驗。雖說是有海派氣質，但是多年來在習氏毛左政治侵染下，上海人漸漸變得麻木起來，中國傳統習性在增強，一個“忍”字當頭，懂得“看三勢”，學會“拎得清”，不做“填刀頭”，好漢不吃眼前虧，識時務者為俊傑，好死不如賴活著——與內地的庸眾一樣，都是媳婦受熬的心態——如此則喪失了做人的真誠性和崇高性。

 

                                                    施衛江

寫於 美國紐約

2022年5月26日上海抗疫為何如此狂暴？

 

最近，上海人民沉浸在“靜態管理、動態清零”的極度悲憤中，二個月來的抗疫，上海居民要麽封閉在家裏，要麽隔離在方艙，要麽入住醫院，最慘的是一些外地來滬的農民工、送貨員和運輸汽車司機，隻得睡眠在大街上、橋孔下、卡車裏，還不得行走出受封圍欄，還得不到足夠食物。不管呆在城市哪個角落，是富人或窮人，是教授還是乞丐，人人自危，生活無序，商店關門，藥品斷供，生存所需的基本食品、日用品都要靠手機上操作去“搶”，凡是不會手機操作就隻能等死，非新冠病毒引起的疾病都不算是“病”，假如某個病人不能出示有效核酸測試陰性證明，病人均得不到及時救治，更惡劣的措施是，要裝配鐵網在管控區的每一棟民宅樓的大門口，予以嚴加防範管製，防市民如防盜賊！“大白”警察容許隨意闖進市民家中搞“執法”，市民蒙受盡多的不幸和災難可就是不容許公開自由發聲喊冤！

嗚呼！號稱“國家主人”的上海市民，本是代表中國最具先進生產力的一族群體，理應充分釋放出上海市民的聰明才幹去搞建設，然而在黨中央的“清零”政策強製下，海派靈性竟然大肆遭受踐踏，人格尊嚴被貶至不及囚徒的卑下，被準許的行動自由還不如圈養的禽畜。哀哉！上海市民的生存境況是多麽孤苦伶仃無助，上海市民的精神抑鬱是何等淒淒慘慘戚戚。

由中央政府主導的抗疫“清零”，為什麽要對上海人民動用如此的粗暴、野蠻、獸性、瘋狂？這在西方自由世界看來，簡直太不可思議了！根源究竟是什麽呢？

 

（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發生在上海的抗疫狂暴當然不是海派文化傳承的特質，而是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親自部署指揮、密集指示批示”來進行，這位總書記宣稱：“我們的防控方針是由黨的性質和宗旨決定的”，“從黨的性質宗旨認識疫情防控方針”，當然不是飛來之石，而是經有悠久曆史的中國傳統孵化而成，它僵硬地主宰著當今中國政治的一切。欲懂得這場清零抗疫的真實意圖，須深入了解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須了解中國的民風民俗，尤其是陝北地區。

近年來，習近平嫻熟地運用他的政治手腕使大權獨攬，業已形成“九鼎之尊”局麵，且有越演越烈之勢，在其統治下的社會官僚機器不斷強化威權形式，這使得後者形式的高度威權化又促進了前者的獨裁，而前者專斷橫行又反哺後者，兩者互為反饋，攜手共進，就此全民奴性且增強不少——此即如德國學者齊美爾所講的社會學中“相互作用”的形式，對於這種“形式”的具體表達，深得魯迅精神之魂的北京大學中文係教授錢理群曾經論述道：“在一個專製統治下價值封閉的體係內，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是處在同一個價值點上的交流與反饋”（大意如此）。

可想而知，當今中國的政治形態正是走在全麵複辟傳統封建腐朽製度的路上。專製政治乃乾綱獨斷、定於一尊，且說今日中國之專製暴虐，極大地來自最高統治者的德性，習近平妄圖複辟文革，大開曆史倒車，朝思暮想他的皇帝迷夢，再造新時代的秦始皇、毛澤東。

    由此，習近平打造的強專製主義為他的暴政鋪設了平坦大道，布置於“全國一盤棋”格局下，海派上海市民深深感受到文革高潮時的毛式家天下：朕即真理，朕即國家。今天，統帥一聲令，三軍風雷動，酷政促奴性，令箭催遵命，從廟堂衙門，抵基層庸眾，政令一路暢行，貫徹無阻。

以習近平的“家天下”框架來看，上海的抗疫特別需要展示“中國共產黨所具有的無比堅強的領導力，是風雨來襲時中國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要展示中共統治下的製度“優越性”和“合法性”，更確切地說，還需要充分展示習近平總書記的“英明、偉大”形象，為他的正式“登基”皇座打基礎。構建如此之宏大敘事，習家中央政府定義了新冠病毒的抗疫是一場“人民戰爭”，全黨全民統一步調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部署”來進行的，這位總書記一再強調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堅持動態清零總方針不猶豫不動搖”，“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要把抗疫當作“為人民服務”。

以現代性的倫理學來論述，“人民”是個宏大敘事，是形而上之“大魅”，在以“人民”的名義大肆鼓噪、渲染之下，若開啟“幽暗之門”，可以發現，這隻是一塊“超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的招牌，其投射出的真實價值意向往往是希冀反饋回報給投射者自己，即小人心眼、小人心境的“自我、本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乃罪惡之淵藪，其鄙陋卑下、猥瑣不堪！

魯迅先生早就發現，中國的儒家典籍中充滿了“仁者愛人”之語，但是魯迅卻揭穿了其“瞞和騙”，其實質就是“以理殺人”！

今天的上海，把“人民”當作“綱領”來處置具體的全民抗疫，就意味著其餘事情全得靠邊讓路，抗疫以外的事情全都隻是與個人利益掛鉤而已，都是掛靠不上“人民”這個宏偉大宗旨，“人民”這個抽象綱領既然被強化得如此之高大上、偉光正，乃綱舉目張，和尚打傘，為所欲為、不擇手段！

 

（二）“不忘初心，牢記使命”

 

“初心”是習近平執政時代十分時髦的政治詞匯，既然被張揚得如此之“時髦”，它必定隱含有欺騙性！它試圖讓人民感受習的“青春故事”，聆聽他的“梁家河插隊的經曆”，規訓人民的情操，是一項典型的“洗腦工程”。

眾所周知，習近平在福建、浙江和上海三地工作過，已經獲得相當多的東南沿海地區工作的經驗，這些地區比起北方內地來具有相對較高的改革開放性，經濟結構大多是外向型，經濟水平也相應較高，治理較為先進。按照常規思路，要想當上一個大國有作為的主政者，其精神領域的價值觀訴求，本來應該引導國民走上現代化之路，深化改革，大大發揚沿海地區的先進經驗和業績成就，使融合到全球化的經濟圈中，學習西方發達的市場經濟和人文精神，求得國家發展踏上新台階。然而習近平卻不張揚他在沿海地區的經曆，反而大大弘揚在北方落後農村的生活感受、工作經曆——這就值得正義的人們去警惕和深思了。

與毛澤東一樣，習近平自身的秉性就是十分的“土”，在漢語網絡上，不滿的網民將習近平蔑稱為“包子”，意思有“土氣”之意，也就是傳統、愚昧、落後的代名詞。這與《論語》：“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意思相近，懷土就是戀土而安逸，營造個人小天地，即小人德性。我們來看看習近平是如何的“初心”？

“初心”在心理學上可稱為“原型”（榮格：archetypes），習的“原型”有“戀土情結”，顯然相悖於東南沿海地區的現代性精神品質，而在於他不斷吹噓的“土”字而凸出，即“農民情結、三農情懷”，習常稱：“我也是從農村出來的”，“我們這一代人也有這個情結，一定要把我們的老百姓，特別是我們的農民扶一把。”聽聽他的念念有詞“不忘初心”，從“習近平總書記從小就有農村情結”，可推斷習之“戀土”有小人之心：

1.  陝北延安梁家河，習近平插隊在此，據說練就了一套“大學問”，那真是了不得啊！
2. “老家富平曾在習近平迷惘彷徨時給予他溫暖”，陝西省富平縣臨近於曆史上京兆地區，這裏曾經是大一統帝國的中央權力地帶，即有秦、漢、隋、唐四朝大帝國定都於鹹陽、長安，這一家鄉情懷深深地烙印到習近平的人格秉性，使得習內心期盼著大一統政治。
3. 習近平時時要造訪河北省西柏坡，該地是毛派紅色經典的精神發源地，價值連城，非常值得習去流連忘返，就此習想要“弘揚西柏坡精神”。
4. 河北省正定縣，習年輕時候曾工作在此，當時是“農業學大寨”的先進樣板縣，是毛澤東樹立起來的一麵旗幟，同樣是紅色經典，值得去大力追捧，流芳百世。

    作為一個農業人口眾多的大國，農業生產當然需要去關心，農民的利益也當然需要去關心，任何一個具有現代化常識的人，必定知道：農民生活的大幅度改善，必須是由農業現代化來帶動，而農業現代化必須是由工業現代化來帶動，而工業現代化必須是由科技、經濟和製度等的各項現代化來帶動，需要重視精神文明的力量，也就是人的主體性自由的大發揚。然而中國的習某卻是完全的反其道而行之：要論價值觀的定位？什麽的工業、科技、文教、經濟、金融、製度、法治等等的重要發展項目全都擱置在邊上，就是因為這些不含有“初心”，從而全都被當做不重要的思想議題來處理，眼下最最要緊的事情是定位在“農民情結”、“黃土情結”之上：“不忘初心，牢記使命”——老是要把目光盯住在最最落後地區的農民生存價值觀上——這是怎麽樣的心態？怎麽樣的鬼魅心思啊？

人都是有個性的，共產黨執政也如此。理解了習近平的執政個性是那麽的“土裏土氣”，於是懂得：上海抗疫就是充滿習包子特色之土：“鞋子合不合腳，自己穿著才知道。”——紅色經典，土法上馬！   

 

•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方山水有一方風情

 

 共產黨信仰“辯證唯物主義”，其教條說：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確，特定的社會曆史地理環境可以塑造特定的精神氣質。成語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南橘北枳。按辯證法精神，反之亦然，如：彩蝶戀鮮花，蒼蠅叮臭肉；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智者樂水，仁者樂山。說到中國人的“土”，尚有各個地方的各個民風民俗民情，還可細分。

德國學者馬克斯·舍勒的行為學理論認為，能感悟到生活世界的價值和價值秩序的感情是成為行為意欲最深層的基礎部分，而這種感情決定著行為意欲的努力方向。但是舍勒又認為，不能把在一個時代和民族中流行或支配人們價值偏愛的評價係統所具有的“倫理結構”等同於作為價值優先法則的價值本身的客觀秩序。

今天，與西方自由世界一樣，強人習近平也是十分講究“顏色革命”，他將自身個性“土氣”的顏色欽定為中國的“政治正確”，即標準的意識形態，充分施展在上海地方的抗議之中，真實意圖是：以習氏“土氣”淹沒上海“海派”！

那麽究竟怎麽樣評介習包子“土氣”？

第一，純真“紅色基因”，眾所周知，習近平是在紅朝中國、紅色地域、紅色家庭、紅色時代、紅色圈子裏混出來的紅色土特產，紅色元素特濃，大紅特紅超紅。

現代中國有二大文明係統：黃色和藍色。

黃色是內陸型，具有內向封閉性質，其主要的分布地域是在北方的黃土質平原和高原上，其價值資源隻由落後的本土文明來提供（電視劇《河殤》的觀點）。

紅色文明是外來的馬列寧主義與中國本土的黃色文明相結合的產物，被綜合成“毛澤東思想路線”，具有革命的實踐性，但是主要根基還是黃色文明。

    藍色是海洋型，外向開放性質，最初地域分布在東南沿海一帶，隨之改革開放的深化，逐漸擴展至中國的大南方，它是本土文明與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結合的產物。

今天的國情是，北方黃土文明區域經濟全麵落後、蕭條，而南方藍色文明區域市場經濟發展良好，經濟指標高漲。如此經濟地理格局意味著中共統治機器的精神資源麵臨危機，這讓習近平深深不安，習某感受到來自於藍色文明對於紅色政權的威脅：資產階級市民的個體性、獨立性和自由意識在增長，他們不會如黃土地上農民幹活那樣的聽話、遵命和馴服。

遙想1949年3月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正式提出定都北平市的決議，當時的國情正如毛澤東所講：“蔣介石的國都在南京，他的基礎是江浙資本家。我們要把國都建在北平，我們也要在北平找到我們的基礎，這就是工人階級和廣大的勞動群眾。”這講話顯示了：南京的城市精神是藍色，而北平市則是黃色，紅色政權的根基需要由黃色文明來支撐、扶助，才會獲得穩定、可靠。

從前，毛澤東必定熟知曆史典故：“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對藍色文明懷有恐懼：“港台一帶，饕蚊尚多，西方世界，饕蚊成陣。”因此對待曾經位置楚地、而後深藍色的申城上海，毛澤東作指示：要采取“農村包圍城市”戰略。為此，上海外灘海關鍾樓上的大鍾報時，要以深黃色的陝北民歌樂調《東方紅》來進行，使之標誌為城市“主旋律”。要發揚“好八連”榮光，讓他們來到魔都南京路上當“哨兵”，以鎮住充滿資產階級邪念的“霓虹燈”，要加強“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全麵專政”，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今天，習近平憂心忡忡：紅色文明賴以存在基礎的黃色文明正日益蛻化墮落！為此決心拯救，在上海執行“靜態管理、動態清零”，實為一場魔鬼訓練，以鞏固紅色政權的！

 

• 粗人的痞氣，流寇的匪氣

 

紅朝中國首長級高幹的紅二代、紅三代多的是，譬如有劉少奇的兒子，陳雲兒子，鄧小平的兒女，胡耀邦的兒子，葉劍英、江澤民的數個兒女等等，在這一群體裏相比較，習包子就是顯得很“土氣”，這是為什麽呢？

這就是習近平第二個“土”：痞氣+匪氣，這是黃色文明外圍地帶“邊區”之“土氣”。

習近平讀書差勁是知曉的，然而這在首長級的紅後代中較為少見，盡管習近平時常吹噓讀書很多，還煞有介事地列出一長串讀書單來，頗有“此地無銀三百兩”之意。由於不願讀書、讀不進書，習的頭腦難以裝備積聚人類優秀文明的知識。蘇格拉底雲“知識即美德”，其否命題亦同樣成立。現代學者的認識更為精確，知識與美德之間的正向關聯性是需要建立在高概率基礎上，較有科學的合理性。毛澤東閱讀中國古典經書甚多，但也是痞氣+匪氣很濃厚，毛澤東特別讚賞二位流氓痞子皇帝：劉邦和朱元璋，毛把糟粕當作了精粹。

拉馬克的“用進廢退”可以較好解釋，讀書不好的習近平，喜好炫耀他的四肢發達：“我那個時候扛200斤麥子，十裏山路不換肩。”習對頭腦簡單事項：“新時期上山下鄉工程”、“好兒女誌在四方，有誌者奮鬥無悔”，頗有興趣和熱度，可見一斑。習近平坦承其念茲在茲“農民情結”，可以推斷出他的氣質和秉性，天然地與知識性匱缺的泥腿子、四肢發達者、粗布短衫者融通起來，對待海派氣質的上海人就不會有好感，可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

要深入了解習近平的所作所為，需要了解他的個性和風格，需要了解養育習某其秉性、氣質的地方，考察那裏的風土人情。習近平念念不忘他的“初心”之地，就是年輕時候插隊落戶的革命聖地延安，那裏是紅色大本營，更是“紅太陽升起的地方”。對於習近平來說，陝北延安就是他的紅色乳娘，思想養育之地，“作為一個人民公仆，陝北高原是我的根，因為這裏培養出我不變的信念：要為人民做實事！無論我走到哪裏，永遠都是黃土地的兒子。”習近平回憶說，插隊在梁家河，他“看到了人民群眾的根本，真正理解了老百姓”，“我幾乎從來沒哭過，印象較深的兩次哭都是在陝北。”情深誼長啊！

延安市，坐落在陝西省北部，是遊牧文明與農耕文明交融的邊區地帶，漢民族農民世世代代居住此地的曆史中，頻頻遭受多個遊牧民族和部落的相互殺戮、掠奪和洗劫，身處如此蠻族生態的劫掠，釀造出戎狄民風：痞氣+匪氣，漸漸墮落之，本地農耕地上又孵化出次生代的漢族大盜和流寇，如：王嘉胤、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董福祥等等。

大清皇朝晚期，西方殖民主義勢力進入中國東部沿海，紛紛建立起西方式的先進藍色文明，從此經濟格局和重心轉移，地處西北的陝西省經濟文化大幅衰弱，秦風不再，此衰彼漲，當地土匪、土豪卻猖狂起來，到了民國時期，整個陝北地區的匪患尤其嚴重，那時候國民政府的管控力無法抵達陝北，但這恰好為共產黨武裝力量製造出福音來，留給了共軍以極佳的撒野契機和匪盜空間。臭味相投便稱知己，當毛澤東掛帥的大股共軍（紅軍）萬裏迢迢流竄作案來到陝北時候，如魚得水般找準了自己的落腳地，建立起蘇區。

民諺：窮山惡水出刁民，粗茶淡飯無孑遺。肉腐生蛆，蛆熟產蠅；土劣孵匪，匪頑升寇。流寇是土匪發展的頂峰，流寇之所以十分殘暴凶狠毒辣無恥，那是因為流寇作案多是流竄在異地他鄉：1）幾乎碰不上熟人，於是缺乏道德約束；2）罪案的對象都是與己血緣疏遠，於是下得了狠手；3）流竄作案中不容易被抓捕，於是缺乏法律製裁的威懾感。

民國時期的學者傅斯年，曾經把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美國學者餘英時把毛澤東在山上鬧革命歸類為土匪行徑，中共政府體製內走出來的學者阮銘也將當年盤踞在井岡山和延安，建立蘇區的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具體的匪徒而言尚有匪氣強弱的區分，中共領袖中毛澤東、習近平之流痞氣、匪氣特濃，雖然直接將他們比作為流寇尚不恰當，然則深入去思考精神性的高層次本質，就會發現確有近似之處，如操守低劣，隻顧眼前的歡樂和榮耀，不思長治久安的方針、政策和治理，即不具可持續性發展，缺乏人性，不擇手段，不顧人民死活，更扯淡有什麽超越情懷、尋求來世的永生。

上海執行抗疫大行動，是習某心理投射：“習近平總書記親自部署、親自指揮”，乃“初心不改”，大大地用上“梁家河大學問”，卻是來真的：痞氣加匪氣，勁兒十足！

 

• 秦始皇→毛澤東→習近平

 

這三者思想有著較大的傳承性。中共的建黨、建國都是繼承了中國傳統“外儒內法”的一套專製主義本色，馬克思主義成分並不多，如“緊密團結在以某某某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就是中共執政文化的萬能公式，其“春秋大義”足令執政者癡迷不已。

中國政治延續了千年的專製主義，其要數秦始皇的大一統治理格局最具開創、暴虐和傳承，其遺產深深地烙印在中華民族的政治文化基因上。《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今皇帝並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傳承至後世，中共統治者毛澤東、習近平極為崇拜、讚賞，毛澤東自稱：“馬克思加秦始皇”，自比“秦皇、漢武”。習近平是粗人，缺文秀，但配有禦用導演張藝謀來代言，原籍秦地的張藝謀以其電影作品的大氣磅礴著稱，如《英雄》、《大秦賦》、《大秦帝國》等頗有氣勢恢宏，詠古頌今，頌揚獨裁，乃深合主子旨意。

籍貫秦地的習近平似乎比毛澤東更領悟大秦遺風，他也有著構建大一統政治的強烈欲求，冒進浮誇，圖大貪功，舉凡黨、政、軍、財、經、文、教、農、工、商等各界各行，都得讓習來獨攬一身、定於一尊，還妄想對外擴張，天下一統。毛時代流行詞：“全國一盤棋”，如今又翻舊出新而熱炒，以“一言堂”淩駕天下，特別用於上海的抗疫。

中國人骨子裏有“天人合一”，混沌一氣的原始思維和巫術，這集體無意識天然地被大一統政治統攝，進而主導了亞細亞生產方式，在古代，它有利於治理水患、開挖運河、修建長城、建造皇宮等大型項目。在當今，有利於以舉國之力操辦上海防控。在思想意識高度，可以塑造全民的遵命、服從、聽話，即奴性，這恰是習近平的“不忘使命”：“凝聚全民抗疫的強大共識”。

在大一統政治如火如荼的文革期間，誇張而高調的道義目的論籠罩住中國大地上的各項各業，如有“農業以糧為綱、工業以鋼為綱。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於是到處呈現“一刀切”現象，凡是與“綱”不合之事，全得讓步，退避。

今天上海的抗疫正是一刀切做法：為了抗疫的宏偉大業，其他事情全都算不得“事情”，那怕是危機人生命的要事。再如，“同層密接隔離政策”，一人得陽整樓隔離，幾人得陽整區封閉。搞得：簡單直接粗暴，次生災害不斷，雞飛狗跳，人心惶惶。

 

• 外儒內法，臉麵爭光

 

習近平頗想搞《厲害了，我的國》，可看出習的“初心”中有“大秦”情愫，但不唯此。習熟知亡秦之故，暴秦之害，了解《過秦論》，於是就看重《荀子》思想，希望借鑒儒家思想補救暴秦之偏，但這隻是延續了曆史上慣行的“外儒內法”傳統，毫無創意。

以現代人的目光審視，法家思想並非全都是負麵的，糟糕的。譬如，法家的政治思想有“緣法而治”、“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法不阿貴，繩不撓曲”、“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等——貫徹一條法治平等的路線。

秦之後曆代皇朝，形成傳統的官方和上層社會的意識形態是儒家思想，儒家在治國綱要上對法家進行修正，改變其嚴刑律法、冷酷無情、對人性的踐踏，而用溫情脈脈的道德麵紗來遮蓋人心自私之惡。然而儒家的溫情脈脈卻是斷然排斥法家的平等觀，十分講究等級秩序的排位：“尊尊、親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樣導致另一種人性醜惡的釋放。

無論是法家抑或儒家，都嚴重匱乏精神超越性，使得中國人滑落到小人德性的急切功利性，熱衷於超近距離的貼身肉搏，這突出表現為儒家的“麵子文化”，即等級競爭。

今天，習近平把上海抗疫重重地押寶在他的麵子上：看吧，環顧世界，唯有我習某才能夠做到新冠病毒“清零”，豐功偉業啊；溥天之下，皆我臣屬；溥天之下，盡表忠心！

開啟小人心境：這就是習近平的“初心、使命”不可告人的真正用意所在！清零政策來自權力最高層，而下層執行者在習某巫祝之辭誘導下，層層加碼，步步緊逼，使防疫措施變得越來越嚴苛，越來越不通人情，越來越背離常識，卻迎來了中國式“麵子”大豐收！    

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今天，活躍在上海街頭的“大白”誌願者，大多來自社會底層，他們深知等級社會的底層生活之艱辛、悲愴、卑賤、滄桑，受欺受壓，吃苦甚多，在心坎中積滿了多多的怨恨，為此張公百忍，隻是期盼著猴年馬月有個身份升遷，從此羊與狼的位置對調，角色得以變換，從此終於有了發泄的口子和對象，就如二十年媳婦熬成婆婆那樣。今天好機會來了，讓底層誌願者們身披白大褂，臂佩紅袖章，頓時獲得了權力，身價躥升！於是人們就見到了大白們在上海街頭的變本加厲，肆無忌憚。

更是有不少大白門來自外省市的農村地區，他們往往有著毛澤東情結，相信毛澤東的詛咒語“農村包圍城市”，內心對待上海，這個以魔都著稱的城市有著較深的嫉恨，於是今天找到了發泄口子，爭當“南京路上好八連”，侮辱上海人一番，五十步笑百步，好不痛快啊！

上海本地市民，生存在全民抗疫的如此高壓境遇，顯得勢單力孤，不得不進行一場忍耐之心的大考驗。雖說是有海派氣質，但是多年來在習氏毛左政治侵染下，上海人漸漸變得麻木起來，中國傳統習性在增強，一個“忍”字當頭，懂得“看三勢”，學會“拎得清”，不做“填刀頭”，好漢不吃眼前虧，識時務者為俊傑，好死不如賴活著——與內地的庸眾一樣，都是媳婦受熬的心態——如此則喪失了做人的真誠性和崇高性。

 

                                                    施衛江

寫於 美國紐約

2022年5月26日上海抗疫為何如此狂暴？

 

最近，上海人民沉浸在“靜態管理、動態清零”的極度悲憤中，二個月來的抗疫，上海居民要麽封閉在家裏，要麽隔離在方艙，要麽入住醫院，最慘的是一些外地來滬的農民工、送貨員和運輸汽車司機，隻得睡眠在大街上、橋孔下、卡車裏，還不得行走出受封圍欄，還得不到足夠食物。不管呆在城市哪個角落，是富人或窮人，是教授還是乞丐，人人自危，生活無序，商店關門，藥品斷供，生存所需的基本食品、日用品都要靠手機上操作去“搶”，凡是不會手機操作就隻能等死，非新冠病毒引起的疾病都不算是“病”，假如某個病人不能出示有效核酸測試陰性證明，病人均得不到及時救治，更惡劣的措施是，要裝配鐵網在管控區的每一棟民宅樓的大門口，予以嚴加防範管製，防市民如防盜賊！“大白”警察容許隨意闖進市民家中搞“執法”，市民蒙受盡多的不幸和災難可就是不容許公開自由發聲喊冤！

嗚呼！號稱“國家主人”的上海市民，本是代表中國最具先進生產力的一族群體，理應充分釋放出上海市民的聰明才幹去搞建設，然而在黨中央的“清零”政策強製下，海派靈性竟然大肆遭受踐踏，人格尊嚴被貶至不及囚徒的卑下，被準許的行動自由還不如圈養的禽畜。哀哉！上海市民的生存境況是多麽孤苦伶仃無助，上海市民的精神抑鬱是何等淒淒慘慘戚戚。

由中央政府主導的抗疫“清零”，為什麽要對上海人民動用如此的粗暴、野蠻、獸性、瘋狂？這在西方自由世界看來，簡直太不可思議了！根源究竟是什麽呢？

 

（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發生在上海的抗疫狂暴當然不是海派文化傳承的特質，而是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親自部署指揮、密集指示批示”來進行，這位總書記宣稱：“我們的防控方針是由黨的性質和宗旨決定的”，“從黨的性質宗旨認識疫情防控方針”，當然不是飛來之石，而是經有悠久曆史的中國傳統孵化而成，它僵硬地主宰著當今中國政治的一切。欲懂得這場清零抗疫的真實意圖，須深入了解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須了解中國的民風民俗，尤其是陝北地區。

近年來，習近平嫻熟地運用他的政治手腕使大權獨攬，業已形成“九鼎之尊”局麵，且有越演越烈之勢，在其統治下的社會官僚機器不斷強化威權形式，這使得後者形式的高度威權化又促進了前者的獨裁，而前者專斷橫行又反哺後者，兩者互為反饋，攜手共進，就此全民奴性且增強不少——此即如德國學者齊美爾所講的社會學中“相互作用”的形式，對於這種“形式”的具體表達，深得魯迅精神之魂的北京大學中文係教授錢理群曾經論述道：“在一個專製統治下價值封閉的體係內，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是處在同一個價值點上的交流與反饋”（大意如此）。

可想而知，當今中國的政治形態正是走在全麵複辟傳統封建腐朽製度的路上。專製政治乃乾綱獨斷、定於一尊，且說今日中國之專製暴虐，極大地來自最高統治者的德性，習近平妄圖複辟文革，大開曆史倒車，朝思暮想他的皇帝迷夢，再造新時代的秦始皇、毛澤東。

    由此，習近平打造的強專製主義為他的暴政鋪設了平坦大道，布置於“全國一盤棋”格局下，海派上海市民深深感受到文革高潮時的毛式家天下：朕即真理，朕即國家。今天，統帥一聲令，三軍風雷動，酷政促奴性，令箭催遵命，從廟堂衙門，抵基層庸眾，政令一路暢行，貫徹無阻。

以習近平的“家天下”框架來看，上海的抗疫特別需要展示“中國共產黨所具有的無比堅強的領導力，是風雨來襲時中國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要展示中共統治下的製度“優越性”和“合法性”，更確切地說，還需要充分展示習近平總書記的“英明、偉大”形象，為他的正式“登基”皇座打基礎。構建如此之宏大敘事，習家中央政府定義了新冠病毒的抗疫是一場“人民戰爭”，全黨全民統一步調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部署”來進行的，這位總書記一再強調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堅持動態清零總方針不猶豫不動搖”，“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要把抗疫當作“為人民服務”。

以現代性的倫理學來論述，“人民”是個宏大敘事，是形而上之“大魅”，在以“人民”的名義大肆鼓噪、渲染之下，若開啟“幽暗之門”，可以發現，這隻是一塊“超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的招牌，其投射出的真實價值意向往往是希冀反饋回報給投射者自己，即小人心眼、小人心境的“自我、本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乃罪惡之淵藪，其鄙陋卑下、猥瑣不堪！

魯迅先生早就發現，中國的儒家典籍中充滿了“仁者愛人”之語，但是魯迅卻揭穿了其“瞞和騙”，其實質就是“以理殺人”！

今天的上海，把“人民”當作“綱領”來處置具體的全民抗疫，就意味著其餘事情全得靠邊讓路，抗疫以外的事情全都隻是與個人利益掛鉤而已，都是掛靠不上“人民”這個宏偉大宗旨，“人民”這個抽象綱領既然被強化得如此之高大上、偉光正，乃綱舉目張，和尚打傘，為所欲為、不擇手段！

 

（二）“不忘初心，牢記使命”

 

“初心”是習近平執政時代十分時髦的政治詞匯，既然被張揚得如此之“時髦”，它必定隱含有欺騙性！它試圖讓人民感受習的“青春故事”，聆聽他的“梁家河插隊的經曆”，規訓人民的情操，是一項典型的“洗腦工程”。

眾所周知，習近平在福建、浙江和上海三地工作過，已經獲得相當多的東南沿海地區工作的經驗，這些地區比起北方內地來具有相對較高的改革開放性，經濟結構大多是外向型，經濟水平也相應較高，治理較為先進。按照常規思路，要想當上一個大國有作為的主政者，其精神領域的價值觀訴求，本來應該引導國民走上現代化之路，深化改革，大大發揚沿海地區的先進經驗和業績成就，使融合到全球化的經濟圈中，學習西方發達的市場經濟和人文精神，求得國家發展踏上新台階。然而習近平卻不張揚他在沿海地區的經曆，反而大大弘揚在北方落後農村的生活感受、工作經曆——這就值得正義的人們去警惕和深思了。

與毛澤東一樣，習近平自身的秉性就是十分的“土”，在漢語網絡上，不滿的網民將習近平蔑稱為“包子”，意思有“土氣”之意，也就是傳統、愚昧、落後的代名詞。這與《論語》：“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意思相近，懷土就是戀土而安逸，營造個人小天地，即小人德性。我們來看看習近平是如何的“初心”？

“初心”在心理學上可稱為“原型”（榮格：archetypes），習的“原型”有“戀土情結”，顯然相悖於東南沿海地區的現代性精神品質，而在於他不斷吹噓的“土”字而凸出，即“農民情結、三農情懷”，習常稱：“我也是從農村出來的”，“我們這一代人也有這個情結，一定要把我們的老百姓，特別是我們的農民扶一把。”聽聽他的念念有詞“不忘初心”，從“習近平總書記從小就有農村情結”，可推斷習之“戀土”有小人之心：

1.  陝北延安梁家河，習近平插隊在此，據說練就了一套“大學問”，那真是了不得啊！
2. “老家富平曾在習近平迷惘彷徨時給予他溫暖”，陝西省富平縣臨近於曆史上京兆地區，這裏曾經是大一統帝國的中央權力地帶，即有秦、漢、隋、唐四朝大帝國定都於鹹陽、長安，這一家鄉情懷深深地烙印到習近平的人格秉性，使得習內心期盼著大一統政治。
3. 習近平時時要造訪河北省西柏坡，該地是毛派紅色經典的精神發源地，價值連城，非常值得習去流連忘返，就此習想要“弘揚西柏坡精神”。
4. 河北省正定縣，習年輕時候曾工作在此，當時是“農業學大寨”的先進樣板縣，是毛澤東樹立起來的一麵旗幟，同樣是紅色經典，值得去大力追捧，流芳百世。

    作為一個農業人口眾多的大國，農業生產當然需要去關心，農民的利益也當然需要去關心，任何一個具有現代化常識的人，必定知道：農民生活的大幅度改善，必須是由農業現代化來帶動，而農業現代化必須是由工業現代化來帶動，而工業現代化必須是由科技、經濟和製度等的各項現代化來帶動，需要重視精神文明的力量，也就是人的主體性自由的大發揚。然而中國的習某卻是完全的反其道而行之：要論價值觀的定位？什麽的工業、科技、文教、經濟、金融、製度、法治等等的重要發展項目全都擱置在邊上，就是因為這些不含有“初心”，從而全都被當做不重要的思想議題來處理，眼下最最要緊的事情是定位在“農民情結”、“黃土情結”之上：“不忘初心，牢記使命”——老是要把目光盯住在最最落後地區的農民生存價值觀上——這是怎麽樣的心態？怎麽樣的鬼魅心思啊？

人都是有個性的，共產黨執政也如此。理解了習近平的執政個性是那麽的“土裏土氣”，於是懂得：上海抗疫就是充滿習包子特色之土：“鞋子合不合腳，自己穿著才知道。”——紅色經典，土法上馬！   

 

•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方山水有一方風情

 

 共產黨信仰“辯證唯物主義”，其教條說：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確，特定的社會曆史地理環境可以塑造特定的精神氣質。成語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南橘北枳。按辯證法精神，反之亦然，如：彩蝶戀鮮花，蒼蠅叮臭肉；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智者樂水，仁者樂山。說到中國人的“土”，尚有各個地方的各個民風民俗民情，還可細分。

德國學者馬克斯·舍勒的行為學理論認為，能感悟到生活世界的價值和價值秩序的感情是成為行為意欲最深層的基礎部分，而這種感情決定著行為意欲的努力方向。但是舍勒又認為，不能把在一個時代和民族中流行或支配人們價值偏愛的評價係統所具有的“倫理結構”等同於作為價值優先法則的價值本身的客觀秩序。

今天，與西方自由世界一樣，強人習近平也是十分講究“顏色革命”，他將自身個性“土氣”的顏色欽定為中國的“政治正確”，即標準的意識形態，充分施展在上海地方的抗議之中，真實意圖是：以習氏“土氣”淹沒上海“海派”！

那麽究竟怎麽樣評介習包子“土氣”？

第一，純真“紅色基因”，眾所周知，習近平是在紅朝中國、紅色地域、紅色家庭、紅色時代、紅色圈子裏混出來的紅色土特產，紅色元素特濃，大紅特紅超紅。

現代中國有二大文明係統：黃色和藍色。

黃色是內陸型，具有內向封閉性質，其主要的分布地域是在北方的黃土質平原和高原上，其價值資源隻由落後的本土文明來提供（電視劇《河殤》的觀點）。

紅色文明是外來的馬列寧主義與中國本土的黃色文明相結合的產物，被綜合成“毛澤東思想路線”，具有革命的實踐性，但是主要根基還是黃色文明。

    藍色是海洋型，外向開放性質，最初地域分布在東南沿海一帶，隨之改革開放的深化，逐漸擴展至中國的大南方，它是本土文明與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結合的產物。

今天的國情是，北方黃土文明區域經濟全麵落後、蕭條，而南方藍色文明區域市場經濟發展良好，經濟指標高漲。如此經濟地理格局意味著中共統治機器的精神資源麵臨危機，這讓習近平深深不安，習某感受到來自於藍色文明對於紅色政權的威脅：資產階級市民的個體性、獨立性和自由意識在增長，他們不會如黃土地上農民幹活那樣的聽話、遵命和馴服。

遙想1949年3月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正式提出定都北平市的決議，當時的國情正如毛澤東所講：“蔣介石的國都在南京，他的基礎是江浙資本家。我們要把國都建在北平，我們也要在北平找到我們的基礎，這就是工人階級和廣大的勞動群眾。”這講話顯示了：南京的城市精神是藍色，而北平市則是黃色，紅色政權的根基需要由黃色文明來支撐、扶助，才會獲得穩定、可靠。

從前，毛澤東必定熟知曆史典故：“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對藍色文明懷有恐懼：“港台一帶，饕蚊尚多，西方世界，饕蚊成陣。”因此對待曾經位置楚地、而後深藍色的申城上海，毛澤東作指示：要采取“農村包圍城市”戰略。為此，上海外灘海關鍾樓上的大鍾報時，要以深黃色的陝北民歌樂調《東方紅》來進行，使之標誌為城市“主旋律”。要發揚“好八連”榮光，讓他們來到魔都南京路上當“哨兵”，以鎮住充滿資產階級邪念的“霓虹燈”，要加強“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全麵專政”，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今天，習近平憂心忡忡：紅色文明賴以存在基礎的黃色文明正日益蛻化墮落！為此決心拯救，在上海執行“靜態管理、動態清零”，實為一場魔鬼訓練，以鞏固紅色政權的！

 

• 粗人的痞氣，流寇的匪氣

 

紅朝中國首長級高幹的紅二代、紅三代多的是，譬如有劉少奇的兒子，陳雲兒子，鄧小平的兒女，胡耀邦的兒子，葉劍英、江澤民的數個兒女等等，在這一群體裏相比較，習包子就是顯得很“土氣”，這是為什麽呢？

這就是習近平第二個“土”：痞氣+匪氣，這是黃色文明外圍地帶“邊區”之“土氣”。

習近平讀書差勁是知曉的，然而這在首長級的紅後代中較為少見，盡管習近平時常吹噓讀書很多，還煞有介事地列出一長串讀書單來，頗有“此地無銀三百兩”之意。由於不願讀書、讀不進書，習的頭腦難以裝備積聚人類優秀文明的知識。蘇格拉底雲“知識即美德”，其否命題亦同樣成立。現代學者的認識更為精確，知識與美德之間的正向關聯性是需要建立在高概率基礎上，較有科學的合理性。毛澤東閱讀中國古典經書甚多，但也是痞氣+匪氣很濃厚，毛澤東特別讚賞二位流氓痞子皇帝：劉邦和朱元璋，毛把糟粕當作了精粹。

拉馬克的“用進廢退”可以較好解釋，讀書不好的習近平，喜好炫耀他的四肢發達：“我那個時候扛200斤麥子，十裏山路不換肩。”習對頭腦簡單事項：“新時期上山下鄉工程”、“好兒女誌在四方，有誌者奮鬥無悔”，頗有興趣和熱度，可見一斑。習近平坦承其念茲在茲“農民情結”，可以推斷出他的氣質和秉性，天然地與知識性匱缺的泥腿子、四肢發達者、粗布短衫者融通起來，對待海派氣質的上海人就不會有好感，可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

要深入了解習近平的所作所為，需要了解他的個性和風格，需要了解養育習某其秉性、氣質的地方，考察那裏的風土人情。習近平念念不忘他的“初心”之地，就是年輕時候插隊落戶的革命聖地延安，那裏是紅色大本營，更是“紅太陽升起的地方”。對於習近平來說，陝北延安就是他的紅色乳娘，思想養育之地，“作為一個人民公仆，陝北高原是我的根，因為這裏培養出我不變的信念：要為人民做實事！無論我走到哪裏，永遠都是黃土地的兒子。”習近平回憶說，插隊在梁家河，他“看到了人民群眾的根本，真正理解了老百姓”，“我幾乎從來沒哭過，印象較深的兩次哭都是在陝北。”情深誼長啊！

延安市，坐落在陝西省北部，是遊牧文明與農耕文明交融的邊區地帶，漢民族農民世世代代居住此地的曆史中，頻頻遭受多個遊牧民族和部落的相互殺戮、掠奪和洗劫，身處如此蠻族生態的劫掠，釀造出戎狄民風：痞氣+匪氣，漸漸墮落之，本地農耕地上又孵化出次生代的漢族大盜和流寇，如：王嘉胤、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董福祥等等。

大清皇朝晚期，西方殖民主義勢力進入中國東部沿海，紛紛建立起西方式的先進藍色文明，從此經濟格局和重心轉移，地處西北的陝西省經濟文化大幅衰弱，秦風不再，此衰彼漲，當地土匪、土豪卻猖狂起來，到了民國時期，整個陝北地區的匪患尤其嚴重，那時候國民政府的管控力無法抵達陝北，但這恰好為共產黨武裝力量製造出福音來，留給了共軍以極佳的撒野契機和匪盜空間。臭味相投便稱知己，當毛澤東掛帥的大股共軍（紅軍）萬裏迢迢流竄作案來到陝北時候，如魚得水般找準了自己的落腳地，建立起蘇區。

民諺：窮山惡水出刁民，粗茶淡飯無孑遺。肉腐生蛆，蛆熟產蠅；土劣孵匪，匪頑升寇。流寇是土匪發展的頂峰，流寇之所以十分殘暴凶狠毒辣無恥，那是因為流寇作案多是流竄在異地他鄉：1）幾乎碰不上熟人，於是缺乏道德約束；2）罪案的對象都是與己血緣疏遠，於是下得了狠手；3）流竄作案中不容易被抓捕，於是缺乏法律製裁的威懾感。

民國時期的學者傅斯年，曾經把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美國學者餘英時把毛澤東在山上鬧革命歸類為土匪行徑，中共政府體製內走出來的學者阮銘也將當年盤踞在井岡山和延安，建立蘇區的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具體的匪徒而言尚有匪氣強弱的區分，中共領袖中毛澤東、習近平之流痞氣、匪氣特濃，雖然直接將他們比作為流寇尚不恰當，然則深入去思考精神性的高層次本質，就會發現確有近似之處，如操守低劣，隻顧眼前的歡樂和榮耀，不思長治久安的方針、政策和治理，即不具可持續性發展，缺乏人性，不擇手段，不顧人民死活，更扯淡有什麽超越情懷、尋求來世的永生。

上海執行抗疫大行動，是習某心理投射：“習近平總書記親自部署、親自指揮”，乃“初心不改”，大大地用上“梁家河大學問”，卻是來真的：痞氣加匪氣，勁兒十足！

 

• 秦始皇→毛澤東→習近平

 

這三者思想有著較大的傳承性。中共的建黨、建國都是繼承了中國傳統“外儒內法”的一套專製主義本色，馬克思主義成分並不多，如“緊密團結在以某某某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就是中共執政文化的萬能公式，其“春秋大義”足令執政者癡迷不已。

中國政治延續了千年的專製主義，其要數秦始皇的大一統治理格局最具開創、暴虐和傳承，其遺產深深地烙印在中華民族的政治文化基因上。《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今皇帝並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傳承至後世，中共統治者毛澤東、習近平極為崇拜、讚賞，毛澤東自稱：“馬克思加秦始皇”，自比“秦皇、漢武”。習近平是粗人，缺文秀，但配有禦用導演張藝謀來代言，原籍秦地的張藝謀以其電影作品的大氣磅礴著稱，如《英雄》、《大秦賦》、《大秦帝國》等頗有氣勢恢宏，詠古頌今，頌揚獨裁，乃深合主子旨意。

籍貫秦地的習近平似乎比毛澤東更領悟大秦遺風，他也有著構建大一統政治的強烈欲求，冒進浮誇，圖大貪功，舉凡黨、政、軍、財、經、文、教、農、工、商等各界各行，都得讓習來獨攬一身、定於一尊，還妄想對外擴張，天下一統。毛時代流行詞：“全國一盤棋”，如今又翻舊出新而熱炒，以“一言堂”淩駕天下，特別用於上海的抗疫。

中國人骨子裏有“天人合一”，混沌一氣的原始思維和巫術，這集體無意識天然地被大一統政治統攝，進而主導了亞細亞生產方式，在古代，它有利於治理水患、開挖運河、修建長城、建造皇宮等大型項目。在當今，有利於以舉國之力操辦上海防控。在思想意識高度，可以塑造全民的遵命、服從、聽話，即奴性，這恰是習近平的“不忘使命”：“凝聚全民抗疫的強大共識”。

在大一統政治如火如荼的文革期間，誇張而高調的道義目的論籠罩住中國大地上的各項各業，如有“農業以糧為綱、工業以鋼為綱。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於是到處呈現“一刀切”現象，凡是與“綱”不合之事，全得讓步，退避。

今天上海的抗疫正是一刀切做法：為了抗疫的宏偉大業，其他事情全都算不得“事情”，那怕是危機人生命的要事。再如，“同層密接隔離政策”，一人得陽整樓隔離，幾人得陽整區封閉。搞得：簡單直接粗暴，次生災害不斷，雞飛狗跳，人心惶惶。

 

• 外儒內法，臉麵爭光

 

習近平頗想搞《厲害了，我的國》，可看出習的“初心”中有“大秦”情愫，但不唯此。習熟知亡秦之故，暴秦之害，了解《過秦論》，於是就看重《荀子》思想，希望借鑒儒家思想補救暴秦之偏，但這隻是延續了曆史上慣行的“外儒內法”傳統，毫無創意。

以現代人的目光審視，法家思想並非全都是負麵的，糟糕的。譬如，法家的政治思想有“緣法而治”、“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法不阿貴，繩不撓曲”、“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等——貫徹一條法治平等的路線。

秦之後曆代皇朝，形成傳統的官方和上層社會的意識形態是儒家思想，儒家在治國綱要上對法家進行修正，改變其嚴刑律法、冷酷無情、對人性的踐踏，而用溫情脈脈的道德麵紗來遮蓋人心自私之惡。然而儒家的溫情脈脈卻是斷然排斥法家的平等觀，十分講究等級秩序的排位：“尊尊、親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樣導致另一種人性醜惡的釋放。

無論是法家抑或儒家，都嚴重匱乏精神超越性，使得中國人滑落到小人德性的急切功利性，熱衷於超近距離的貼身肉搏，這突出表現為儒家的“麵子文化”，即等級競爭。

今天，習近平把上海抗疫重重地押寶在他的麵子上：看吧，環顧世界，唯有我習某才能夠做到新冠病毒“清零”，豐功偉業啊；溥天之下，皆我臣屬；溥天之下，盡表忠心！

開啟小人心境：這就是習近平的“初心、使命”不可告人的真正用意所在！清零政策來自權力最高層，而下層執行者在習某巫祝之辭誘導下，層層加碼，步步緊逼，使防疫措施變得越來越嚴苛，越來越不通人情，越來越背離常識，卻迎來了中國式“麵子”大豐收！    

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今天，活躍在上海街頭的“大白”誌願者，大多來自社會底層，他們深知等級社會的底層生活之艱辛、悲愴、卑賤、滄桑，受欺受壓，吃苦甚多，在心坎中積滿了多多的怨恨，為此張公百忍，隻是期盼著猴年馬月有個身份升遷，從此羊與狼的位置對調，角色得以變換，從此終於有了發泄的口子和對象，就如二十年媳婦熬成婆婆那樣。今天好機會來了，讓底層誌願者們身披白大褂，臂佩紅袖章，頓時獲得了權力，身價躥升！於是人們就見到了大白們在上海街頭的變本加厲，肆無忌憚。

更是有不少大白門來自外省市的農村地區，他們往往有著毛澤東情結，相信毛澤東的詛咒語“農村包圍城市”，內心對待上海，這個以魔都著稱的城市有著較深的嫉恨，於是今天找到了發泄口子，爭當“南京路上好八連”，侮辱上海人一番，五十步笑百步，好不痛快啊！

上海本地市民，生存在全民抗疫的如此高壓境遇，顯得勢單力孤，不得不進行一場忍耐之心的大考驗。雖說是有海派氣質，但是多年來在習氏毛左政治侵染下，上海人漸漸變得麻木起來，中國傳統習性在增強，一個“忍”字當頭，懂得“看三勢”，學會“拎得清”，不做“填刀頭”，好漢不吃眼前虧，識時務者為俊傑，好死不如賴活著——與內地的庸眾一樣，都是媳婦受熬的心態——如此則喪失了做人的真誠性和崇高性。

 

                                                    施衛江

寫於 美國紐約

2022年5月26日上海抗疫為何如此狂暴？

 

最近，上海人民沉浸在“靜態管理、動態清零”的極度悲憤中，二個月來的抗疫，上海居民要麽封閉在家裏，要麽隔離在方艙，要麽入住醫院，最慘的是一些外地來滬的農民工、送貨員和運輸汽車司機，隻得睡眠在大街上、橋孔下、卡車裏，還不得行走出受封圍欄，還得不到足夠食物。不管呆在城市哪個角落，是富人或窮人，是教授還是乞丐，人人自危，生活無序，商店關門，藥品斷供，生存所需的基本食品、日用品都要靠手機上操作去“搶”，凡是不會手機操作就隻能等死，非新冠病毒引起的疾病都不算是“病”，假如某個病人不能出示有效核酸測試陰性證明，病人均得不到及時救治，更惡劣的措施是，要裝配鐵網在管控區的每一棟民宅樓的大門口，予以嚴加防範管製，防市民如防盜賊！“大白”警察容許隨意闖進市民家中搞“執法”，市民蒙受盡多的不幸和災難可就是不容許公開自由發聲喊冤！

嗚呼！號稱“國家主人”的上海市民，本是代表中國最具先進生產力的一族群體，理應充分釋放出上海市民的聰明才幹去搞建設，然而在黨中央的“清零”政策強製下，海派靈性竟然大肆遭受踐踏，人格尊嚴被貶至不及囚徒的卑下，被準許的行動自由還不如圈養的禽畜。哀哉！上海市民的生存境況是多麽孤苦伶仃無助，上海市民的精神抑鬱是何等淒淒慘慘戚戚。

由中央政府主導的抗疫“清零”，為什麽要對上海人民動用如此的粗暴、野蠻、獸性、瘋狂？這在西方自由世界看來，簡直太不可思議了！根源究竟是什麽呢？

 

（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發生在上海的抗疫狂暴當然不是海派文化傳承的特質，而是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親自部署指揮、密集指示批示”來進行，這位總書記宣稱：“我們的防控方針是由黨的性質和宗旨決定的”，“從黨的性質宗旨認識疫情防控方針”，當然不是飛來之石，而是經有悠久曆史的中國傳統孵化而成，它僵硬地主宰著當今中國政治的一切。欲懂得這場清零抗疫的真實意圖，須深入了解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須了解中國的民風民俗，尤其是陝北地區。

近年來，習近平嫻熟地運用他的政治手腕使大權獨攬，業已形成“九鼎之尊”局麵，且有越演越烈之勢，在其統治下的社會官僚機器不斷強化威權形式，這使得後者形式的高度威權化又促進了前者的獨裁，而前者專斷橫行又反哺後者，兩者互為反饋，攜手共進，就此全民奴性且增強不少——此即如德國學者齊美爾所講的社會學中“相互作用”的形式，對於這種“形式”的具體表達，深得魯迅精神之魂的北京大學中文係教授錢理群曾經論述道：“在一個專製統治下價值封閉的體係內，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是處在同一個價值點上的交流與反饋”（大意如此）。

可想而知，當今中國的政治形態正是走在全麵複辟傳統封建腐朽製度的路上。專製政治乃乾綱獨斷、定於一尊，且說今日中國之專製暴虐，極大地來自最高統治者的德性，習近平妄圖複辟文革，大開曆史倒車，朝思暮想他的皇帝迷夢，再造新時代的秦始皇、毛澤東。

    由此，習近平打造的強專製主義為他的暴政鋪設了平坦大道，布置於“全國一盤棋”格局下，海派上海市民深深感受到文革高潮時的毛式家天下：朕即真理，朕即國家。今天，統帥一聲令，三軍風雷動，酷政促奴性，令箭催遵命，從廟堂衙門，抵基層庸眾，政令一路暢行，貫徹無阻。

以習近平的“家天下”框架來看，上海的抗疫特別需要展示“中國共產黨所具有的無比堅強的領導力，是風雨來襲時中國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要展示中共統治下的製度“優越性”和“合法性”，更確切地說，還需要充分展示習近平總書記的“英明、偉大”形象，為他的正式“登基”皇座打基礎。構建如此之宏大敘事，習家中央政府定義了新冠病毒的抗疫是一場“人民戰爭”，全黨全民統一步調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部署”來進行的，這位總書記一再強調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堅持動態清零總方針不猶豫不動搖”，“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要把抗疫當作“為人民服務”。

以現代性的倫理學來論述，“人民”是個宏大敘事，是形而上之“大魅”，在以“人民”的名義大肆鼓噪、渲染之下，若開啟“幽暗之門”，可以發現，這隻是一塊“超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的招牌，其投射出的真實價值意向往往是希冀反饋回報給投射者自己，即小人心眼、小人心境的“自我、本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乃罪惡之淵藪，其鄙陋卑下、猥瑣不堪！

魯迅先生早就發現，中國的儒家典籍中充滿了“仁者愛人”之語，但是魯迅卻揭穿了其“瞞和騙”，其實質就是“以理殺人”！

今天的上海，把“人民”當作“綱領”來處置具體的全民抗疫，就意味著其餘事情全得靠邊讓路，抗疫以外的事情全都隻是與個人利益掛鉤而已，都是掛靠不上“人民”這個宏偉大宗旨，“人民”這個抽象綱領既然被強化得如此之高大上、偉光正，乃綱舉目張，和尚打傘，為所欲為、不擇手段！

 

（二）“不忘初心，牢記使命”

 

“初心”是習近平執政時代十分時髦的政治詞匯，既然被張揚得如此之“時髦”，它必定隱含有欺騙性！它試圖讓人民感受習的“青春故事”，聆聽他的“梁家河插隊的經曆”，規訓人民的情操，是一項典型的“洗腦工程”。

眾所周知，習近平在福建、浙江和上海三地工作過，已經獲得相當多的東南沿海地區工作的經驗，這些地區比起北方內地來具有相對較高的改革開放性，經濟結構大多是外向型，經濟水平也相應較高，治理較為先進。按照常規思路，要想當上一個大國有作為的主政者，其精神領域的價值觀訴求，本來應該引導國民走上現代化之路，深化改革，大大發揚沿海地區的先進經驗和業績成就，使融合到全球化的經濟圈中，學習西方發達的市場經濟和人文精神，求得國家發展踏上新台階。然而習近平卻不張揚他在沿海地區的經曆，反而大大弘揚在北方落後農村的生活感受、工作經曆——這就值得正義的人們去警惕和深思了。

與毛澤東一樣，習近平自身的秉性就是十分的“土”，在漢語網絡上，不滿的網民將習近平蔑稱為“包子”，意思有“土氣”之意，也就是傳統、愚昧、落後的代名詞。這與《論語》：“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意思相近，懷土就是戀土而安逸，營造個人小天地，即小人德性。我們來看看習近平是如何的“初心”？

“初心”在心理學上可稱為“原型”（榮格：archetypes），習的“原型”有“戀土情結”，顯然相悖於東南沿海地區的現代性精神品質，而在於他不斷吹噓的“土”字而凸出，即“農民情結、三農情懷”，習常稱：“我也是從農村出來的”，“我們這一代人也有這個情結，一定要把我們的老百姓，特別是我們的農民扶一把。”聽聽他的念念有詞“不忘初心”，從“習近平總書記從小就有農村情結”，可推斷習之“戀土”有小人之心：

1.  陝北延安梁家河，習近平插隊在此，據說練就了一套“大學問”，那真是了不得啊！
2. “老家富平曾在習近平迷惘彷徨時給予他溫暖”，陝西省富平縣臨近於曆史上京兆地區，這裏曾經是大一統帝國的中央權力地帶，即有秦、漢、隋、唐四朝大帝國定都於鹹陽、長安，這一家鄉情懷深深地烙印到習近平的人格秉性，使得習內心期盼著大一統政治。
3. 習近平時時要造訪河北省西柏坡，該地是毛派紅色經典的精神發源地，價值連城，非常值得習去流連忘返，就此習想要“弘揚西柏坡精神”。
4. 河北省正定縣，習年輕時候曾工作在此，當時是“農業學大寨”的先進樣板縣，是毛澤東樹立起來的一麵旗幟，同樣是紅色經典，值得去大力追捧，流芳百世。

    作為一個農業人口眾多的大國，農業生產當然需要去關心，農民的利益也當然需要去關心，任何一個具有現代化常識的人，必定知道：農民生活的大幅度改善，必須是由農業現代化來帶動，而農業現代化必須是由工業現代化來帶動，而工業現代化必須是由科技、經濟和製度等的各項現代化來帶動，需要重視精神文明的力量，也就是人的主體性自由的大發揚。然而中國的習某卻是完全的反其道而行之：要論價值觀的定位？什麽的工業、科技、文教、經濟、金融、製度、法治等等的重要發展項目全都擱置在邊上，就是因為這些不含有“初心”，從而全都被當做不重要的思想議題來處理，眼下最最要緊的事情是定位在“農民情結”、“黃土情結”之上：“不忘初心，牢記使命”——老是要把目光盯住在最最落後地區的農民生存價值觀上——這是怎麽樣的心態？怎麽樣的鬼魅心思啊？

人都是有個性的，共產黨執政也如此。理解了習近平的執政個性是那麽的“土裏土氣”，於是懂得：上海抗疫就是充滿習包子特色之土：“鞋子合不合腳，自己穿著才知道。”——紅色經典，土法上馬！   

 

•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方山水有一方風情

 

 共產黨信仰“辯證唯物主義”，其教條說：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確，特定的社會曆史地理環境可以塑造特定的精神氣質。成語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南橘北枳。按辯證法精神，反之亦然，如：彩蝶戀鮮花，蒼蠅叮臭肉；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智者樂水，仁者樂山。說到中國人的“土”，尚有各個地方的各個民風民俗民情，還可細分。

德國學者馬克斯·舍勒的行為學理論認為，能感悟到生活世界的價值和價值秩序的感情是成為行為意欲最深層的基礎部分，而這種感情決定著行為意欲的努力方向。但是舍勒又認為，不能把在一個時代和民族中流行或支配人們價值偏愛的評價係統所具有的“倫理結構”等同於作為價值優先法則的價值本身的客觀秩序。

今天，與西方自由世界一樣，強人習近平也是十分講究“顏色革命”，他將自身個性“土氣”的顏色欽定為中國的“政治正確”，即標準的意識形態，充分施展在上海地方的抗議之中，真實意圖是：以習氏“土氣”淹沒上海“海派”！

那麽究竟怎麽樣評介習包子“土氣”？

第一，純真“紅色基因”，眾所周知，習近平是在紅朝中國、紅色地域、紅色家庭、紅色時代、紅色圈子裏混出來的紅色土特產，紅色元素特濃，大紅特紅超紅。

現代中國有二大文明係統：黃色和藍色。

黃色是內陸型，具有內向封閉性質，其主要的分布地域是在北方的黃土質平原和高原上，其價值資源隻由落後的本土文明來提供（電視劇《河殤》的觀點）。

紅色文明是外來的馬列寧主義與中國本土的黃色文明相結合的產物，被綜合成“毛澤東思想路線”，具有革命的實踐性，但是主要根基還是黃色文明。

    藍色是海洋型，外向開放性質，最初地域分布在東南沿海一帶，隨之改革開放的深化，逐漸擴展至中國的大南方，它是本土文明與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結合的產物。

今天的國情是，北方黃土文明區域經濟全麵落後、蕭條，而南方藍色文明區域市場經濟發展良好，經濟指標高漲。如此經濟地理格局意味著中共統治機器的精神資源麵臨危機，這讓習近平深深不安，習某感受到來自於藍色文明對於紅色政權的威脅：資產階級市民的個體性、獨立性和自由意識在增長，他們不會如黃土地上農民幹活那樣的聽話、遵命和馴服。

遙想1949年3月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正式提出定都北平市的決議，當時的國情正如毛澤東所講：“蔣介石的國都在南京，他的基礎是江浙資本家。我們要把國都建在北平，我們也要在北平找到我們的基礎，這就是工人階級和廣大的勞動群眾。”這講話顯示了：南京的城市精神是藍色，而北平市則是黃色，紅色政權的根基需要由黃色文明來支撐、扶助，才會獲得穩定、可靠。

從前，毛澤東必定熟知曆史典故：“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對藍色文明懷有恐懼：“港台一帶，饕蚊尚多，西方世界，饕蚊成陣。”因此對待曾經位置楚地、而後深藍色的申城上海，毛澤東作指示：要采取“農村包圍城市”戰略。為此，上海外灘海關鍾樓上的大鍾報時，要以深黃色的陝北民歌樂調《東方紅》來進行，使之標誌為城市“主旋律”。要發揚“好八連”榮光，讓他們來到魔都南京路上當“哨兵”，以鎮住充滿資產階級邪念的“霓虹燈”，要加強“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全麵專政”，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今天，習近平憂心忡忡：紅色文明賴以存在基礎的黃色文明正日益蛻化墮落！為此決心拯救，在上海執行“靜態管理、動態清零”，實為一場魔鬼訓練，以鞏固紅色政權的！

 

• 粗人的痞氣，流寇的匪氣

 

紅朝中國首長級高幹的紅二代、紅三代多的是，譬如有劉少奇的兒子，陳雲兒子，鄧小平的兒女，胡耀邦的兒子，葉劍英、江澤民的數個兒女等等，在這一群體裏相比較，習包子就是顯得很“土氣”，這是為什麽呢？

這就是習近平第二個“土”：痞氣+匪氣，這是黃色文明外圍地帶“邊區”之“土氣”。

習近平讀書差勁是知曉的，然而這在首長級的紅後代中較為少見，盡管習近平時常吹噓讀書很多，還煞有介事地列出一長串讀書單來，頗有“此地無銀三百兩”之意。由於不願讀書、讀不進書，習的頭腦難以裝備積聚人類優秀文明的知識。蘇格拉底雲“知識即美德”，其否命題亦同樣成立。現代學者的認識更為精確，知識與美德之間的正向關聯性是需要建立在高概率基礎上，較有科學的合理性。毛澤東閱讀中國古典經書甚多，但也是痞氣+匪氣很濃厚，毛澤東特別讚賞二位流氓痞子皇帝：劉邦和朱元璋，毛把糟粕當作了精粹。

拉馬克的“用進廢退”可以較好解釋，讀書不好的習近平，喜好炫耀他的四肢發達：“我那個時候扛200斤麥子，十裏山路不換肩。”習對頭腦簡單事項：“新時期上山下鄉工程”、“好兒女誌在四方，有誌者奮鬥無悔”，頗有興趣和熱度，可見一斑。習近平坦承其念茲在茲“農民情結”，可以推斷出他的氣質和秉性，天然地與知識性匱缺的泥腿子、四肢發達者、粗布短衫者融通起來，對待海派氣質的上海人就不會有好感，可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

要深入了解習近平的所作所為，需要了解他的個性和風格，需要了解養育習某其秉性、氣質的地方，考察那裏的風土人情。習近平念念不忘他的“初心”之地，就是年輕時候插隊落戶的革命聖地延安，那裏是紅色大本營，更是“紅太陽升起的地方”。對於習近平來說，陝北延安就是他的紅色乳娘，思想養育之地，“作為一個人民公仆，陝北高原是我的根，因為這裏培養出我不變的信念：要為人民做實事！無論我走到哪裏，永遠都是黃土地的兒子。”習近平回憶說，插隊在梁家河，他“看到了人民群眾的根本，真正理解了老百姓”，“我幾乎從來沒哭過，印象較深的兩次哭都是在陝北。”情深誼長啊！

延安市，坐落在陝西省北部，是遊牧文明與農耕文明交融的邊區地帶，漢民族農民世世代代居住此地的曆史中，頻頻遭受多個遊牧民族和部落的相互殺戮、掠奪和洗劫，身處如此蠻族生態的劫掠，釀造出戎狄民風：痞氣+匪氣，漸漸墮落之，本地農耕地上又孵化出次生代的漢族大盜和流寇，如：王嘉胤、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董福祥等等。

大清皇朝晚期，西方殖民主義勢力進入中國東部沿海，紛紛建立起西方式的先進藍色文明，從此經濟格局和重心轉移，地處西北的陝西省經濟文化大幅衰弱，秦風不再，此衰彼漲，當地土匪、土豪卻猖狂起來，到了民國時期，整個陝北地區的匪患尤其嚴重，那時候國民政府的管控力無法抵達陝北，但這恰好為共產黨武裝力量製造出福音來，留給了共軍以極佳的撒野契機和匪盜空間。臭味相投便稱知己，當毛澤東掛帥的大股共軍（紅軍）萬裏迢迢流竄作案來到陝北時候，如魚得水般找準了自己的落腳地，建立起蘇區。

民諺：窮山惡水出刁民，粗茶淡飯無孑遺。肉腐生蛆，蛆熟產蠅；土劣孵匪，匪頑升寇。流寇是土匪發展的頂峰，流寇之所以十分殘暴凶狠毒辣無恥，那是因為流寇作案多是流竄在異地他鄉：1）幾乎碰不上熟人，於是缺乏道德約束；2）罪案的對象都是與己血緣疏遠，於是下得了狠手；3）流竄作案中不容易被抓捕，於是缺乏法律製裁的威懾感。

民國時期的學者傅斯年，曾經把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美國學者餘英時把毛澤東在山上鬧革命歸類為土匪行徑，中共政府體製內走出來的學者阮銘也將當年盤踞在井岡山和延安，建立蘇區的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具體的匪徒而言尚有匪氣強弱的區分，中共領袖中毛澤東、習近平之流痞氣、匪氣特濃，雖然直接將他們比作為流寇尚不恰當，然則深入去思考精神性的高層次本質，就會發現確有近似之處，如操守低劣，隻顧眼前的歡樂和榮耀，不思長治久安的方針、政策和治理，即不具可持續性發展，缺乏人性，不擇手段，不顧人民死活，更扯淡有什麽超越情懷、尋求來世的永生。

上海執行抗疫大行動，是習某心理投射：“習近平總書記親自部署、親自指揮”，乃“初心不改”，大大地用上“梁家河大學問”，卻是來真的：痞氣加匪氣，勁兒十足！

 

• 秦始皇→毛澤東→習近平

 

這三者思想有著較大的傳承性。中共的建黨、建國都是繼承了中國傳統“外儒內法”的一套專製主義本色，馬克思主義成分並不多，如“緊密團結在以某某某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就是中共執政文化的萬能公式，其“春秋大義”足令執政者癡迷不已。

中國政治延續了千年的專製主義，其要數秦始皇的大一統治理格局最具開創、暴虐和傳承，其遺產深深地烙印在中華民族的政治文化基因上。《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今皇帝並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傳承至後世，中共統治者毛澤東、習近平極為崇拜、讚賞，毛澤東自稱：“馬克思加秦始皇”，自比“秦皇、漢武”。習近平是粗人，缺文秀，但配有禦用導演張藝謀來代言，原籍秦地的張藝謀以其電影作品的大氣磅礴著稱，如《英雄》、《大秦賦》、《大秦帝國》等頗有氣勢恢宏，詠古頌今，頌揚獨裁，乃深合主子旨意。

籍貫秦地的習近平似乎比毛澤東更領悟大秦遺風，他也有著構建大一統政治的強烈欲求，冒進浮誇，圖大貪功，舉凡黨、政、軍、財、經、文、教、農、工、商等各界各行，都得讓習來獨攬一身、定於一尊，還妄想對外擴張，天下一統。毛時代流行詞：“全國一盤棋”，如今又翻舊出新而熱炒，以“一言堂”淩駕天下，特別用於上海的抗疫。

中國人骨子裏有“天人合一”，混沌一氣的原始思維和巫術，這集體無意識天然地被大一統政治統攝，進而主導了亞細亞生產方式，在古代，它有利於治理水患、開挖運河、修建長城、建造皇宮等大型項目。在當今，有利於以舉國之力操辦上海防控。在思想意識高度，可以塑造全民的遵命、服從、聽話，即奴性，這恰是習近平的“不忘使命”：“凝聚全民抗疫的強大共識”。

在大一統政治如火如荼的文革期間，誇張而高調的道義目的論籠罩住中國大地上的各項各業，如有“農業以糧為綱、工業以鋼為綱。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於是到處呈現“一刀切”現象，凡是與“綱”不合之事，全得讓步，退避。

今天上海的抗疫正是一刀切做法：為了抗疫的宏偉大業，其他事情全都算不得“事情”，那怕是危機人生命的要事。再如，“同層密接隔離政策”，一人得陽整樓隔離，幾人得陽整區封閉。搞得：簡單直接粗暴，次生災害不斷，雞飛狗跳，人心惶惶。

 

• 外儒內法，臉麵爭光

 

習近平頗想搞《厲害了，我的國》，可看出習的“初心”中有“大秦”情愫，但不唯此。習熟知亡秦之故，暴秦之害，了解《過秦論》，於是就看重《荀子》思想，希望借鑒儒家思想補救暴秦之偏，但這隻是延續了曆史上慣行的“外儒內法”傳統，毫無創意。

以現代人的目光審視，法家思想並非全都是負麵的，糟糕的。譬如，法家的政治思想有“緣法而治”、“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法不阿貴，繩不撓曲”、“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等——貫徹一條法治平等的路線。

秦之後曆代皇朝，形成傳統的官方和上層社會的意識形態是儒家思想，儒家在治國綱要上對法家進行修正，改變其嚴刑律法、冷酷無情、對人性的踐踏，而用溫情脈脈的道德麵紗來遮蓋人心自私之惡。然而儒家的溫情脈脈卻是斷然排斥法家的平等觀，十分講究等級秩序的排位：“尊尊、親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樣導致另一種人性醜惡的釋放。

無論是法家抑或儒家，都嚴重匱乏精神超越性，使得中國人滑落到小人德性的急切功利性，熱衷於超近距離的貼身肉搏，這突出表現為儒家的“麵子文化”，即等級競爭。

今天，習近平把上海抗疫重重地押寶在他的麵子上：看吧，環顧世界，唯有我習某才能夠做到新冠病毒“清零”，豐功偉業啊；溥天之下，皆我臣屬；溥天之下，盡表忠心！

開啟小人心境：這就是習近平的“初心、使命”不可告人的真正用意所在！清零政策來自權力最高層，而下層執行者在習某巫祝之辭誘導下，層層加碼，步步緊逼，使防疫措施變得越來越嚴苛，越來越不通人情，越來越背離常識，卻迎來了中國式“麵子”大豐收！    

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今天，活躍在上海街頭的“大白”誌願者，大多來自社會底層，他們深知等級社會的底層生活之艱辛、悲愴、卑賤、滄桑，受欺受壓，吃苦甚多，在心坎中積滿了多多的怨恨，為此張公百忍，隻是期盼著猴年馬月有個身份升遷，從此羊與狼的位置對調，角色得以變換，從此終於有了發泄的口子和對象，就如二十年媳婦熬成婆婆那樣。今天好機會來了，讓底層誌願者們身披白大褂，臂佩紅袖章，頓時獲得了權力，身價躥升！於是人們就見到了大白們在上海街頭的變本加厲，肆無忌憚。

更是有不少大白門來自外省市的農村地區，他們往往有著毛澤東情結，相信毛澤東的詛咒語“農村包圍城市”，內心對待上海，這個以魔都著稱的城市有著較深的嫉恨，於是今天找到了發泄口子，爭當“南京路上好八連”，侮辱上海人一番，五十步笑百步，好不痛快啊！

上海本地市民，生存在全民抗疫的如此高壓境遇，顯得勢單力孤，不得不進行一場忍耐之心的大考驗。雖說是有海派氣質，但是多年來在習氏毛左政治侵染下，上海人漸漸變得麻木起來，中國傳統習性在增強，一個“忍”字當頭，懂得“看三勢”，學會“拎得清”，不做“填刀頭”，好漢不吃眼前虧，識時務者為俊傑，好死不如賴活著——與內地的庸眾一樣，都是媳婦受熬的心態——如此則喪失了做人的真誠性和崇高性。

 

                                                    施衛江

寫於 美國紐約

2022年5月26日上海抗疫為何如此狂暴？

 

最近，上海人民沉浸在“靜態管理、動態清零”的極度悲憤中，二個月來的抗疫，上海居民要麽封閉在家裏，要麽隔離在方艙，要麽入住醫院，最慘的是一些外地來滬的農民工、送貨員和運輸汽車司機，隻得睡眠在大街上、橋孔下、卡車裏，還不得行走出受封圍欄，還得不到足夠食物。不管呆在城市哪個角落，是富人或窮人，是教授還是乞丐，人人自危，生活無序，商店關門，藥品斷供，生存所需的基本食品、日用品都要靠手機上操作去“搶”，凡是不會手機操作就隻能等死，非新冠病毒引起的疾病都不算是“病”，假如某個病人不能出示有效核酸測試陰性證明，病人均得不到及時救治，更惡劣的措施是，要裝配鐵網在管控區的每一棟民宅樓的大門口，予以嚴加防範管製，防市民如防盜賊！“大白”警察容許隨意闖進市民家中搞“執法”，市民蒙受盡多的不幸和災難可就是不容許公開自由發聲喊冤！

嗚呼！號稱“國家主人”的上海市民，本是代表中國最具先進生產力的一族群體，理應充分釋放出上海市民的聰明才幹去搞建設，然而在黨中央的“清零”政策強製下，海派靈性竟然大肆遭受踐踏，人格尊嚴被貶至不及囚徒的卑下，被準許的行動自由還不如圈養的禽畜。哀哉！上海市民的生存境況是多麽孤苦伶仃無助，上海市民的精神抑鬱是何等淒淒慘慘戚戚。

由中央政府主導的抗疫“清零”，為什麽要對上海人民動用如此的粗暴、野蠻、獸性、瘋狂？這在西方自由世界看來，簡直太不可思議了！根源究竟是什麽呢？

 

（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發生在上海的抗疫狂暴當然不是海派文化傳承的特質，而是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親自部署指揮、密集指示批示”來進行，這位總書記宣稱：“我們的防控方針是由黨的性質和宗旨決定的”，“從黨的性質宗旨認識疫情防控方針”，當然不是飛來之石，而是經有悠久曆史的中國傳統孵化而成，它僵硬地主宰著當今中國政治的一切。欲懂得這場清零抗疫的真實意圖，須深入了解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須了解中國的民風民俗，尤其是陝北地區。

近年來，習近平嫻熟地運用他的政治手腕使大權獨攬，業已形成“九鼎之尊”局麵，且有越演越烈之勢，在其統治下的社會官僚機器不斷強化威權形式，這使得後者形式的高度威權化又促進了前者的獨裁，而前者專斷橫行又反哺後者，兩者互為反饋，攜手共進，就此全民奴性且增強不少——此即如德國學者齊美爾所講的社會學中“相互作用”的形式，對於這種“形式”的具體表達，深得魯迅精神之魂的北京大學中文係教授錢理群曾經論述道：“在一個專製統治下價值封閉的體係內，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是處在同一個價值點上的交流與反饋”（大意如此）。

可想而知，當今中國的政治形態正是走在全麵複辟傳統封建腐朽製度的路上。專製政治乃乾綱獨斷、定於一尊，且說今日中國之專製暴虐，極大地來自最高統治者的德性，習近平妄圖複辟文革，大開曆史倒車，朝思暮想他的皇帝迷夢，再造新時代的秦始皇、毛澤東。

    由此，習近平打造的強專製主義為他的暴政鋪設了平坦大道，布置於“全國一盤棋”格局下，海派上海市民深深感受到文革高潮時的毛式家天下：朕即真理，朕即國家。今天，統帥一聲令，三軍風雷動，酷政促奴性，令箭催遵命，從廟堂衙門，抵基層庸眾，政令一路暢行，貫徹無阻。

以習近平的“家天下”框架來看，上海的抗疫特別需要展示“中國共產黨所具有的無比堅強的領導力，是風雨來襲時中國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要展示中共統治下的製度“優越性”和“合法性”，更確切地說，還需要充分展示習近平總書記的“英明、偉大”形象，為他的正式“登基”皇座打基礎。構建如此之宏大敘事，習家中央政府定義了新冠病毒的抗疫是一場“人民戰爭”，全黨全民統一步調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部署”來進行的，這位總書記一再強調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堅持動態清零總方針不猶豫不動搖”，“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要把抗疫當作“為人民服務”。

以現代性的倫理學來論述，“人民”是個宏大敘事，是形而上之“大魅”，在以“人民”的名義大肆鼓噪、渲染之下，若開啟“幽暗之門”，可以發現，這隻是一塊“超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的招牌，其投射出的真實價值意向往往是希冀反饋回報給投射者自己，即小人心眼、小人心境的“自我、本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乃罪惡之淵藪，其鄙陋卑下、猥瑣不堪！

魯迅先生早就發現，中國的儒家典籍中充滿了“仁者愛人”之語，但是魯迅卻揭穿了其“瞞和騙”，其實質就是“以理殺人”！

今天的上海，把“人民”當作“綱領”來處置具體的全民抗疫，就意味著其餘事情全得靠邊讓路，抗疫以外的事情全都隻是與個人利益掛鉤而已，都是掛靠不上“人民”這個宏偉大宗旨，“人民”這個抽象綱領既然被強化得如此之高大上、偉光正，乃綱舉目張，和尚打傘，為所欲為、不擇手段！

 

（二）“不忘初心，牢記使命”

 

“初心”是習近平執政時代十分時髦的政治詞匯，既然被張揚得如此之“時髦”，它必定隱含有欺騙性！它試圖讓人民感受習的“青春故事”，聆聽他的“梁家河插隊的經曆”，規訓人民的情操，是一項典型的“洗腦工程”。

眾所周知，習近平在福建、浙江和上海三地工作過，已經獲得相當多的東南沿海地區工作的經驗，這些地區比起北方內地來具有相對較高的改革開放性，經濟結構大多是外向型，經濟水平也相應較高，治理較為先進。按照常規思路，要想當上一個大國有作為的主政者，其精神領域的價值觀訴求，本來應該引導國民走上現代化之路，深化改革，大大發揚沿海地區的先進經驗和業績成就，使融合到全球化的經濟圈中，學習西方發達的市場經濟和人文精神，求得國家發展踏上新台階。然而習近平卻不張揚他在沿海地區的經曆，反而大大弘揚在北方落後農村的生活感受、工作經曆——這就值得正義的人們去警惕和深思了。

與毛澤東一樣，習近平自身的秉性就是十分的“土”，在漢語網絡上，不滿的網民將習近平蔑稱為“包子”，意思有“土氣”之意，也就是傳統、愚昧、落後的代名詞。這與《論語》：“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意思相近，懷土就是戀土而安逸，營造個人小天地，即小人德性。我們來看看習近平是如何的“初心”？

“初心”在心理學上可稱為“原型”（榮格：archetypes），習的“原型”有“戀土情結”，顯然相悖於東南沿海地區的現代性精神品質，而在於他不斷吹噓的“土”字而凸出，即“農民情結、三農情懷”，習常稱：“我也是從農村出來的”，“我們這一代人也有這個情結，一定要把我們的老百姓，特別是我們的農民扶一把。”聽聽他的念念有詞“不忘初心”，從“習近平總書記從小就有農村情結”，可推斷習之“戀土”有小人之心：

1.  陝北延安梁家河，習近平插隊在此，據說練就了一套“大學問”，那真是了不得啊！
2. “老家富平曾在習近平迷惘彷徨時給予他溫暖”，陝西省富平縣臨近於曆史上京兆地區，這裏曾經是大一統帝國的中央權力地帶，即有秦、漢、隋、唐四朝大帝國定都於鹹陽、長安，這一家鄉情懷深深地烙印到習近平的人格秉性，使得習內心期盼著大一統政治。
3. 習近平時時要造訪河北省西柏坡，該地是毛派紅色經典的精神發源地，價值連城，非常值得習去流連忘返，就此習想要“弘揚西柏坡精神”。
4. 河北省正定縣，習年輕時候曾工作在此，當時是“農業學大寨”的先進樣板縣，是毛澤東樹立起來的一麵旗幟，同樣是紅色經典，值得去大力追捧，流芳百世。

    作為一個農業人口眾多的大國，農業生產當然需要去關心，農民的利益也當然需要去關心，任何一個具有現代化常識的人，必定知道：農民生活的大幅度改善，必須是由農業現代化來帶動，而農業現代化必須是由工業現代化來帶動，而工業現代化必須是由科技、經濟和製度等的各項現代化來帶動，需要重視精神文明的力量，也就是人的主體性自由的大發揚。然而中國的習某卻是完全的反其道而行之：要論價值觀的定位？什麽的工業、科技、文教、經濟、金融、製度、法治等等的重要發展項目全都擱置在邊上，就是因為這些不含有“初心”，從而全都被當做不重要的思想議題來處理，眼下最最要緊的事情是定位在“農民情結”、“黃土情結”之上：“不忘初心，牢記使命”——老是要把目光盯住在最最落後地區的農民生存價值觀上——這是怎麽樣的心態？怎麽樣的鬼魅心思啊？

人都是有個性的，共產黨執政也如此。理解了習近平的執政個性是那麽的“土裏土氣”，於是懂得：上海抗疫就是充滿習包子特色之土：“鞋子合不合腳，自己穿著才知道。”——紅色經典，土法上馬！   

 

•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方山水有一方風情

 

 共產黨信仰“辯證唯物主義”，其教條說：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確，特定的社會曆史地理環境可以塑造特定的精神氣質。成語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南橘北枳。按辯證法精神，反之亦然，如：彩蝶戀鮮花，蒼蠅叮臭肉；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智者樂水，仁者樂山。說到中國人的“土”，尚有各個地方的各個民風民俗民情，還可細分。

德國學者馬克斯·舍勒的行為學理論認為，能感悟到生活世界的價值和價值秩序的感情是成為行為意欲最深層的基礎部分，而這種感情決定著行為意欲的努力方向。但是舍勒又認為，不能把在一個時代和民族中流行或支配人們價值偏愛的評價係統所具有的“倫理結構”等同於作為價值優先法則的價值本身的客觀秩序。

今天，與西方自由世界一樣，強人習近平也是十分講究“顏色革命”，他將自身個性“土氣”的顏色欽定為中國的“政治正確”，即標準的意識形態，充分施展在上海地方的抗議之中，真實意圖是：以習氏“土氣”淹沒上海“海派”！

那麽究竟怎麽樣評介習包子“土氣”？

第一，純真“紅色基因”，眾所周知，習近平是在紅朝中國、紅色地域、紅色家庭、紅色時代、紅色圈子裏混出來的紅色土特產，紅色元素特濃，大紅特紅超紅。

現代中國有二大文明係統：黃色和藍色。

黃色是內陸型，具有內向封閉性質，其主要的分布地域是在北方的黃土質平原和高原上，其價值資源隻由落後的本土文明來提供（電視劇《河殤》的觀點）。

紅色文明是外來的馬列寧主義與中國本土的黃色文明相結合的產物，被綜合成“毛澤東思想路線”，具有革命的實踐性，但是主要根基還是黃色文明。

    藍色是海洋型，外向開放性質，最初地域分布在東南沿海一帶，隨之改革開放的深化，逐漸擴展至中國的大南方，它是本土文明與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結合的產物。

今天的國情是，北方黃土文明區域經濟全麵落後、蕭條，而南方藍色文明區域市場經濟發展良好，經濟指標高漲。如此經濟地理格局意味著中共統治機器的精神資源麵臨危機，這讓習近平深深不安，習某感受到來自於藍色文明對於紅色政權的威脅：資產階級市民的個體性、獨立性和自由意識在增長，他們不會如黃土地上農民幹活那樣的聽話、遵命和馴服。

遙想1949年3月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正式提出定都北平市的決議，當時的國情正如毛澤東所講：“蔣介石的國都在南京，他的基礎是江浙資本家。我們要把國都建在北平，我們也要在北平找到我們的基礎，這就是工人階級和廣大的勞動群眾。”這講話顯示了：南京的城市精神是藍色，而北平市則是黃色，紅色政權的根基需要由黃色文明來支撐、扶助，才會獲得穩定、可靠。

從前，毛澤東必定熟知曆史典故：“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對藍色文明懷有恐懼：“港台一帶，饕蚊尚多，西方世界，饕蚊成陣。”因此對待曾經位置楚地、而後深藍色的申城上海，毛澤東作指示：要采取“農村包圍城市”戰略。為此，上海外灘海關鍾樓上的大鍾報時，要以深黃色的陝北民歌樂調《東方紅》來進行，使之標誌為城市“主旋律”。要發揚“好八連”榮光，讓他們來到魔都南京路上當“哨兵”，以鎮住充滿資產階級邪念的“霓虹燈”，要加強“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全麵專政”，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今天，習近平憂心忡忡：紅色文明賴以存在基礎的黃色文明正日益蛻化墮落！為此決心拯救，在上海執行“靜態管理、動態清零”，實為一場魔鬼訓練，以鞏固紅色政權的！

 

• 粗人的痞氣，流寇的匪氣

 

紅朝中國首長級高幹的紅二代、紅三代多的是，譬如有劉少奇的兒子，陳雲兒子，鄧小平的兒女，胡耀邦的兒子，葉劍英、江澤民的數個兒女等等，在這一群體裏相比較，習包子就是顯得很“土氣”，這是為什麽呢？

這就是習近平第二個“土”：痞氣+匪氣，這是黃色文明外圍地帶“邊區”之“土氣”。

習近平讀書差勁是知曉的，然而這在首長級的紅後代中較為少見，盡管習近平時常吹噓讀書很多，還煞有介事地列出一長串讀書單來，頗有“此地無銀三百兩”之意。由於不願讀書、讀不進書，習的頭腦難以裝備積聚人類優秀文明的知識。蘇格拉底雲“知識即美德”，其否命題亦同樣成立。現代學者的認識更為精確，知識與美德之間的正向關聯性是需要建立在高概率基礎上，較有科學的合理性。毛澤東閱讀中國古典經書甚多，但也是痞氣+匪氣很濃厚，毛澤東特別讚賞二位流氓痞子皇帝：劉邦和朱元璋，毛把糟粕當作了精粹。

拉馬克的“用進廢退”可以較好解釋，讀書不好的習近平，喜好炫耀他的四肢發達：“我那個時候扛200斤麥子，十裏山路不換肩。”習對頭腦簡單事項：“新時期上山下鄉工程”、“好兒女誌在四方，有誌者奮鬥無悔”，頗有興趣和熱度，可見一斑。習近平坦承其念茲在茲“農民情結”，可以推斷出他的氣質和秉性，天然地與知識性匱缺的泥腿子、四肢發達者、粗布短衫者融通起來，對待海派氣質的上海人就不會有好感，可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

要深入了解習近平的所作所為，需要了解他的個性和風格，需要了解養育習某其秉性、氣質的地方，考察那裏的風土人情。習近平念念不忘他的“初心”之地，就是年輕時候插隊落戶的革命聖地延安，那裏是紅色大本營，更是“紅太陽升起的地方”。對於習近平來說，陝北延安就是他的紅色乳娘，思想養育之地，“作為一個人民公仆，陝北高原是我的根，因為這裏培養出我不變的信念：要為人民做實事！無論我走到哪裏，永遠都是黃土地的兒子。”習近平回憶說，插隊在梁家河，他“看到了人民群眾的根本，真正理解了老百姓”，“我幾乎從來沒哭過，印象較深的兩次哭都是在陝北。”情深誼長啊！

延安市，坐落在陝西省北部，是遊牧文明與農耕文明交融的邊區地帶，漢民族農民世世代代居住此地的曆史中，頻頻遭受多個遊牧民族和部落的相互殺戮、掠奪和洗劫，身處如此蠻族生態的劫掠，釀造出戎狄民風：痞氣+匪氣，漸漸墮落之，本地農耕地上又孵化出次生代的漢族大盜和流寇，如：王嘉胤、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董福祥等等。

大清皇朝晚期，西方殖民主義勢力進入中國東部沿海，紛紛建立起西方式的先進藍色文明，從此經濟格局和重心轉移，地處西北的陝西省經濟文化大幅衰弱，秦風不再，此衰彼漲，當地土匪、土豪卻猖狂起來，到了民國時期，整個陝北地區的匪患尤其嚴重，那時候國民政府的管控力無法抵達陝北，但這恰好為共產黨武裝力量製造出福音來，留給了共軍以極佳的撒野契機和匪盜空間。臭味相投便稱知己，當毛澤東掛帥的大股共軍（紅軍）萬裏迢迢流竄作案來到陝北時候，如魚得水般找準了自己的落腳地，建立起蘇區。

民諺：窮山惡水出刁民，粗茶淡飯無孑遺。肉腐生蛆，蛆熟產蠅；土劣孵匪，匪頑升寇。流寇是土匪發展的頂峰，流寇之所以十分殘暴凶狠毒辣無恥，那是因為流寇作案多是流竄在異地他鄉：1）幾乎碰不上熟人，於是缺乏道德約束；2）罪案的對象都是與己血緣疏遠，於是下得了狠手；3）流竄作案中不容易被抓捕，於是缺乏法律製裁的威懾感。

民國時期的學者傅斯年，曾經把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美國學者餘英時把毛澤東在山上鬧革命歸類為土匪行徑，中共政府體製內走出來的學者阮銘也將當年盤踞在井岡山和延安，建立蘇區的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具體的匪徒而言尚有匪氣強弱的區分，中共領袖中毛澤東、習近平之流痞氣、匪氣特濃，雖然直接將他們比作為流寇尚不恰當，然則深入去思考精神性的高層次本質，就會發現確有近似之處，如操守低劣，隻顧眼前的歡樂和榮耀，不思長治久安的方針、政策和治理，即不具可持續性發展，缺乏人性，不擇手段，不顧人民死活，更扯淡有什麽超越情懷、尋求來世的永生。

上海執行抗疫大行動，是習某心理投射：“習近平總書記親自部署、親自指揮”，乃“初心不改”，大大地用上“梁家河大學問”，卻是來真的：痞氣加匪氣，勁兒十足！

 

• 秦始皇→毛澤東→習近平

 

這三者思想有著較大的傳承性。中共的建黨、建國都是繼承了中國傳統“外儒內法”的一套專製主義本色，馬克思主義成分並不多，如“緊密團結在以某某某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就是中共執政文化的萬能公式，其“春秋大義”足令執政者癡迷不已。

中國政治延續了千年的專製主義，其要數秦始皇的大一統治理格局最具開創、暴虐和傳承，其遺產深深地烙印在中華民族的政治文化基因上。《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今皇帝並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傳承至後世，中共統治者毛澤東、習近平極為崇拜、讚賞，毛澤東自稱：“馬克思加秦始皇”，自比“秦皇、漢武”。習近平是粗人，缺文秀，但配有禦用導演張藝謀來代言，原籍秦地的張藝謀以其電影作品的大氣磅礴著稱，如《英雄》、《大秦賦》、《大秦帝國》等頗有氣勢恢宏，詠古頌今，頌揚獨裁，乃深合主子旨意。

籍貫秦地的習近平似乎比毛澤東更領悟大秦遺風，他也有著構建大一統政治的強烈欲求，冒進浮誇，圖大貪功，舉凡黨、政、軍、財、經、文、教、農、工、商等各界各行，都得讓習來獨攬一身、定於一尊，還妄想對外擴張，天下一統。毛時代流行詞：“全國一盤棋”，如今又翻舊出新而熱炒，以“一言堂”淩駕天下，特別用於上海的抗疫。

中國人骨子裏有“天人合一”，混沌一氣的原始思維和巫術，這集體無意識天然地被大一統政治統攝，進而主導了亞細亞生產方式，在古代，它有利於治理水患、開挖運河、修建長城、建造皇宮等大型項目。在當今，有利於以舉國之力操辦上海防控。在思想意識高度，可以塑造全民的遵命、服從、聽話，即奴性，這恰是習近平的“不忘使命”：“凝聚全民抗疫的強大共識”。

在大一統政治如火如荼的文革期間，誇張而高調的道義目的論籠罩住中國大地上的各項各業，如有“農業以糧為綱、工業以鋼為綱。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於是到處呈現“一刀切”現象，凡是與“綱”不合之事，全得讓步，退避。

今天上海的抗疫正是一刀切做法：為了抗疫的宏偉大業，其他事情全都算不得“事情”，那怕是危機人生命的要事。再如，“同層密接隔離政策”，一人得陽整樓隔離，幾人得陽整區封閉。搞得：簡單直接粗暴，次生災害不斷，雞飛狗跳，人心惶惶。

 

• 外儒內法，臉麵爭光

 

習近平頗想搞《厲害了，我的國》，可看出習的“初心”中有“大秦”情愫，但不唯此。習熟知亡秦之故，暴秦之害，了解《過秦論》，於是就看重《荀子》思想，希望借鑒儒家思想補救暴秦之偏，但這隻是延續了曆史上慣行的“外儒內法”傳統，毫無創意。

以現代人的目光審視，法家思想並非全都是負麵的，糟糕的。譬如，法家的政治思想有“緣法而治”、“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法不阿貴，繩不撓曲”、“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等——貫徹一條法治平等的路線。

秦之後曆代皇朝，形成傳統的官方和上層社會的意識形態是儒家思想，儒家在治國綱要上對法家進行修正，改變其嚴刑律法、冷酷無情、對人性的踐踏，而用溫情脈脈的道德麵紗來遮蓋人心自私之惡。然而儒家的溫情脈脈卻是斷然排斥法家的平等觀，十分講究等級秩序的排位：“尊尊、親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樣導致另一種人性醜惡的釋放。

無論是法家抑或儒家，都嚴重匱乏精神超越性，使得中國人滑落到小人德性的急切功利性，熱衷於超近距離的貼身肉搏，這突出表現為儒家的“麵子文化”，即等級競爭。

今天，習近平把上海抗疫重重地押寶在他的麵子上：看吧，環顧世界，唯有我習某才能夠做到新冠病毒“清零”，豐功偉業啊；溥天之下，皆我臣屬；溥天之下，盡表忠心！

開啟小人心境：這就是習近平的“初心、使命”不可告人的真正用意所在！清零政策來自權力最高層，而下層執行者在習某巫祝之辭誘導下，層層加碼，步步緊逼，使防疫措施變得越來越嚴苛，越來越不通人情，越來越背離常識，卻迎來了中國式“麵子”大豐收！    

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今天，活躍在上海街頭的“大白”誌願者，大多來自社會底層，他們深知等級社會的底層生活之艱辛、悲愴、卑賤、滄桑，受欺受壓，吃苦甚多，在心坎中積滿了多多的怨恨，為此張公百忍，隻是期盼著猴年馬月有個身份升遷，從此羊與狼的位置對調，角色得以變換，從此終於有了發泄的口子和對象，就如二十年媳婦熬成婆婆那樣。今天好機會來了，讓底層誌願者們身披白大褂，臂佩紅袖章，頓時獲得了權力，身價躥升！於是人們就見到了大白們在上海街頭的變本加厲，肆無忌憚。

更是有不少大白門來自外省市的農村地區，他們往往有著毛澤東情結，相信毛澤東的詛咒語“農村包圍城市”，內心對待上海，這個以魔都著稱的城市有著較深的嫉恨，於是今天找到了發泄口子，爭當“南京路上好八連”，侮辱上海人一番，五十步笑百步，好不痛快啊！

上海本地市民，生存在全民抗疫的如此高壓境遇，顯得勢單力孤，不得不進行一場忍耐之心的大考驗。雖說是有海派氣質，但是多年來在習氏毛左政治侵染下，上海人漸漸變得麻木起來，中國傳統習性在增強，一個“忍”字當頭，懂得“看三勢”，學會“拎得清”，不做“填刀頭”，好漢不吃眼前虧，識時務者為俊傑，好死不如賴活著——與內地的庸眾一樣，都是媳婦受熬的心態——如此則喪失了做人的真誠性和崇高性。

 

                                                    施衛江

寫於 美國紐約

2022年5月26日上海抗疫為何如此狂暴？

 

最近，上海人民沉浸在“靜態管理、動態清零”的極度悲憤中，二個月來的抗疫，上海居民要麽封閉在家裏，要麽隔離在方艙，要麽入住醫院，最慘的是一些外地來滬的農民工、送貨員和運輸汽車司機，隻得睡眠在大街上、橋孔下、卡車裏，還不得行走出受封圍欄，還得不到足夠食物。不管呆在城市哪個角落，是富人或窮人，是教授還是乞丐，人人自危，生活無序，商店關門，藥品斷供，生存所需的基本食品、日用品都要靠手機上操作去“搶”，凡是不會手機操作就隻能等死，非新冠病毒引起的疾病都不算是“病”，假如某個病人不能出示有效核酸測試陰性證明，病人均得不到及時救治，更惡劣的措施是，要裝配鐵網在管控區的每一棟民宅樓的大門口，予以嚴加防範管製，防市民如防盜賊！“大白”警察容許隨意闖進市民家中搞“執法”，市民蒙受盡多的不幸和災難可就是不容許公開自由發聲喊冤！

嗚呼！號稱“國家主人”的上海市民，本是代表中國最具先進生產力的一族群體，理應充分釋放出上海市民的聰明才幹去搞建設，然而在黨中央的“清零”政策強製下，海派靈性竟然大肆遭受踐踏，人格尊嚴被貶至不及囚徒的卑下，被準許的行動自由還不如圈養的禽畜。哀哉！上海市民的生存境況是多麽孤苦伶仃無助，上海市民的精神抑鬱是何等淒淒慘慘戚戚。

由中央政府主導的抗疫“清零”，為什麽要對上海人民動用如此的粗暴、野蠻、獸性、瘋狂？這在西方自由世界看來，簡直太不可思議了！根源究竟是什麽呢？

 

（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發生在上海的抗疫狂暴當然不是海派文化傳承的特質，而是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親自部署指揮、密集指示批示”來進行，這位總書記宣稱：“我們的防控方針是由黨的性質和宗旨決定的”，“從黨的性質宗旨認識疫情防控方針”，當然不是飛來之石，而是經有悠久曆史的中國傳統孵化而成，它僵硬地主宰著當今中國政治的一切。欲懂得這場清零抗疫的真實意圖，須深入了解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須了解中國的民風民俗，尤其是陝北地區。

近年來，習近平嫻熟地運用他的政治手腕使大權獨攬，業已形成“九鼎之尊”局麵，且有越演越烈之勢，在其統治下的社會官僚機器不斷強化威權形式，這使得後者形式的高度威權化又促進了前者的獨裁，而前者專斷橫行又反哺後者，兩者互為反饋，攜手共進，就此全民奴性且增強不少——此即如德國學者齊美爾所講的社會學中“相互作用”的形式，對於這種“形式”的具體表達，深得魯迅精神之魂的北京大學中文係教授錢理群曾經論述道：“在一個專製統治下價值封閉的體係內，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是處在同一個價值點上的交流與反饋”（大意如此）。

可想而知，當今中國的政治形態正是走在全麵複辟傳統封建腐朽製度的路上。專製政治乃乾綱獨斷、定於一尊，且說今日中國之專製暴虐，極大地來自最高統治者的德性，習近平妄圖複辟文革，大開曆史倒車，朝思暮想他的皇帝迷夢，再造新時代的秦始皇、毛澤東。

    由此，習近平打造的強專製主義為他的暴政鋪設了平坦大道，布置於“全國一盤棋”格局下，海派上海市民深深感受到文革高潮時的毛式家天下：朕即真理，朕即國家。今天，統帥一聲令，三軍風雷動，酷政促奴性，令箭催遵命，從廟堂衙門，抵基層庸眾，政令一路暢行，貫徹無阻。

以習近平的“家天下”框架來看，上海的抗疫特別需要展示“中國共產黨所具有的無比堅強的領導力，是風雨來襲時中國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要展示中共統治下的製度“優越性”和“合法性”，更確切地說，還需要充分展示習近平總書記的“英明、偉大”形象，為他的正式“登基”皇座打基礎。構建如此之宏大敘事，習家中央政府定義了新冠病毒的抗疫是一場“人民戰爭”，全黨全民統一步調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部署”來進行的，這位總書記一再強調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堅持動態清零總方針不猶豫不動搖”，“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要把抗疫當作“為人民服務”。

以現代性的倫理學來論述，“人民”是個宏大敘事，是形而上之“大魅”，在以“人民”的名義大肆鼓噪、渲染之下，若開啟“幽暗之門”，可以發現，這隻是一塊“超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的招牌，其投射出的真實價值意向往往是希冀反饋回報給投射者自己，即小人心眼、小人心境的“自我、本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乃罪惡之淵藪，其鄙陋卑下、猥瑣不堪！

魯迅先生早就發現，中國的儒家典籍中充滿了“仁者愛人”之語，但是魯迅卻揭穿了其“瞞和騙”，其實質就是“以理殺人”！

今天的上海，把“人民”當作“綱領”來處置具體的全民抗疫，就意味著其餘事情全得靠邊讓路，抗疫以外的事情全都隻是與個人利益掛鉤而已，都是掛靠不上“人民”這個宏偉大宗旨，“人民”這個抽象綱領既然被強化得如此之高大上、偉光正，乃綱舉目張，和尚打傘，為所欲為、不擇手段！

 

（二）“不忘初心，牢記使命”

 

“初心”是習近平執政時代十分時髦的政治詞匯，既然被張揚得如此之“時髦”，它必定隱含有欺騙性！它試圖讓人民感受習的“青春故事”，聆聽他的“梁家河插隊的經曆”，規訓人民的情操，是一項典型的“洗腦工程”。

眾所周知，習近平在福建、浙江和上海三地工作過，已經獲得相當多的東南沿海地區工作的經驗，這些地區比起北方內地來具有相對較高的改革開放性，經濟結構大多是外向型，經濟水平也相應較高，治理較為先進。按照常規思路，要想當上一個大國有作為的主政者，其精神領域的價值觀訴求，本來應該引導國民走上現代化之路，深化改革，大大發揚沿海地區的先進經驗和業績成就，使融合到全球化的經濟圈中，學習西方發達的市場經濟和人文精神，求得國家發展踏上新台階。然而習近平卻不張揚他在沿海地區的經曆，反而大大弘揚在北方落後農村的生活感受、工作經曆——這就值得正義的人們去警惕和深思了。

與毛澤東一樣，習近平自身的秉性就是十分的“土”，在漢語網絡上，不滿的網民將習近平蔑稱為“包子”，意思有“土氣”之意，也就是傳統、愚昧、落後的代名詞。這與《論語》：“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意思相近，懷土就是戀土而安逸，營造個人小天地，即小人德性。我們來看看習近平是如何的“初心”？

“初心”在心理學上可稱為“原型”（榮格：archetypes），習的“原型”有“戀土情結”，顯然相悖於東南沿海地區的現代性精神品質，而在於他不斷吹噓的“土”字而凸出，即“農民情結、三農情懷”，習常稱：“我也是從農村出來的”，“我們這一代人也有這個情結，一定要把我們的老百姓，特別是我們的農民扶一把。”聽聽他的念念有詞“不忘初心”，從“習近平總書記從小就有農村情結”，可推斷習之“戀土”有小人之心：

1.  陝北延安梁家河，習近平插隊在此，據說練就了一套“大學問”，那真是了不得啊！
2. “老家富平曾在習近平迷惘彷徨時給予他溫暖”，陝西省富平縣臨近於曆史上京兆地區，這裏曾經是大一統帝國的中央權力地帶，即有秦、漢、隋、唐四朝大帝國定都於鹹陽、長安，這一家鄉情懷深深地烙印到習近平的人格秉性，使得習內心期盼著大一統政治。
3. 習近平時時要造訪河北省西柏坡，該地是毛派紅色經典的精神發源地，價值連城，非常值得習去流連忘返，就此習想要“弘揚西柏坡精神”。
4. 河北省正定縣，習年輕時候曾工作在此，當時是“農業學大寨”的先進樣板縣，是毛澤東樹立起來的一麵旗幟，同樣是紅色經典，值得去大力追捧，流芳百世。

    作為一個農業人口眾多的大國，農業生產當然需要去關心，農民的利益也當然需要去關心，任何一個具有現代化常識的人，必定知道：農民生活的大幅度改善，必須是由農業現代化來帶動，而農業現代化必須是由工業現代化來帶動，而工業現代化必須是由科技、經濟和製度等的各項現代化來帶動，需要重視精神文明的力量，也就是人的主體性自由的大發揚。然而中國的習某卻是完全的反其道而行之：要論價值觀的定位？什麽的工業、科技、文教、經濟、金融、製度、法治等等的重要發展項目全都擱置在邊上，就是因為這些不含有“初心”，從而全都被當做不重要的思想議題來處理，眼下最最要緊的事情是定位在“農民情結”、“黃土情結”之上：“不忘初心，牢記使命”——老是要把目光盯住在最最落後地區的農民生存價值觀上——這是怎麽樣的心態？怎麽樣的鬼魅心思啊？

人都是有個性的，共產黨執政也如此。理解了習近平的執政個性是那麽的“土裏土氣”，於是懂得：上海抗疫就是充滿習包子特色之土：“鞋子合不合腳，自己穿著才知道。”——紅色經典，土法上馬！   

 

•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方山水有一方風情

 

 共產黨信仰“辯證唯物主義”，其教條說：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確，特定的社會曆史地理環境可以塑造特定的精神氣質。成語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南橘北枳。按辯證法精神，反之亦然，如：彩蝶戀鮮花，蒼蠅叮臭肉；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智者樂水，仁者樂山。說到中國人的“土”，尚有各個地方的各個民風民俗民情，還可細分。

德國學者馬克斯·舍勒的行為學理論認為，能感悟到生活世界的價值和價值秩序的感情是成為行為意欲最深層的基礎部分，而這種感情決定著行為意欲的努力方向。但是舍勒又認為，不能把在一個時代和民族中流行或支配人們價值偏愛的評價係統所具有的“倫理結構”等同於作為價值優先法則的價值本身的客觀秩序。

今天，與西方自由世界一樣，強人習近平也是十分講究“顏色革命”，他將自身個性“土氣”的顏色欽定為中國的“政治正確”，即標準的意識形態，充分施展在上海地方的抗議之中，真實意圖是：以習氏“土氣”淹沒上海“海派”！

那麽究竟怎麽樣評介習包子“土氣”？

第一，純真“紅色基因”，眾所周知，習近平是在紅朝中國、紅色地域、紅色家庭、紅色時代、紅色圈子裏混出來的紅色土特產，紅色元素特濃，大紅特紅超紅。

現代中國有二大文明係統：黃色和藍色。

黃色是內陸型，具有內向封閉性質，其主要的分布地域是在北方的黃土質平原和高原上，其價值資源隻由落後的本土文明來提供（電視劇《河殤》的觀點）。

紅色文明是外來的馬列寧主義與中國本土的黃色文明相結合的產物，被綜合成“毛澤東思想路線”，具有革命的實踐性，但是主要根基還是黃色文明。

    藍色是海洋型，外向開放性質，最初地域分布在東南沿海一帶，隨之改革開放的深化，逐漸擴展至中國的大南方，它是本土文明與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結合的產物。

今天的國情是，北方黃土文明區域經濟全麵落後、蕭條，而南方藍色文明區域市場經濟發展良好，經濟指標高漲。如此經濟地理格局意味著中共統治機器的精神資源麵臨危機，這讓習近平深深不安，習某感受到來自於藍色文明對於紅色政權的威脅：資產階級市民的個體性、獨立性和自由意識在增長，他們不會如黃土地上農民幹活那樣的聽話、遵命和馴服。

遙想1949年3月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正式提出定都北平市的決議，當時的國情正如毛澤東所講：“蔣介石的國都在南京，他的基礎是江浙資本家。我們要把國都建在北平，我們也要在北平找到我們的基礎，這就是工人階級和廣大的勞動群眾。”這講話顯示了：南京的城市精神是藍色，而北平市則是黃色，紅色政權的根基需要由黃色文明來支撐、扶助，才會獲得穩定、可靠。

從前，毛澤東必定熟知曆史典故：“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對藍色文明懷有恐懼：“港台一帶，饕蚊尚多，西方世界，饕蚊成陣。”因此對待曾經位置楚地、而後深藍色的申城上海，毛澤東作指示：要采取“農村包圍城市”戰略。為此，上海外灘海關鍾樓上的大鍾報時，要以深黃色的陝北民歌樂調《東方紅》來進行，使之標誌為城市“主旋律”。要發揚“好八連”榮光，讓他們來到魔都南京路上當“哨兵”，以鎮住充滿資產階級邪念的“霓虹燈”，要加強“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全麵專政”，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今天，習近平憂心忡忡：紅色文明賴以存在基礎的黃色文明正日益蛻化墮落！為此決心拯救，在上海執行“靜態管理、動態清零”，實為一場魔鬼訓練，以鞏固紅色政權的！

 

• 粗人的痞氣，流寇的匪氣

 

紅朝中國首長級高幹的紅二代、紅三代多的是，譬如有劉少奇的兒子，陳雲兒子，鄧小平的兒女，胡耀邦的兒子，葉劍英、江澤民的數個兒女等等，在這一群體裏相比較，習包子就是顯得很“土氣”，這是為什麽呢？

這就是習近平第二個“土”：痞氣+匪氣，這是黃色文明外圍地帶“邊區”之“土氣”。

習近平讀書差勁是知曉的，然而這在首長級的紅後代中較為少見，盡管習近平時常吹噓讀書很多，還煞有介事地列出一長串讀書單來，頗有“此地無銀三百兩”之意。由於不願讀書、讀不進書，習的頭腦難以裝備積聚人類優秀文明的知識。蘇格拉底雲“知識即美德”，其否命題亦同樣成立。現代學者的認識更為精確，知識與美德之間的正向關聯性是需要建立在高概率基礎上，較有科學的合理性。毛澤東閱讀中國古典經書甚多，但也是痞氣+匪氣很濃厚，毛澤東特別讚賞二位流氓痞子皇帝：劉邦和朱元璋，毛把糟粕當作了精粹。

拉馬克的“用進廢退”可以較好解釋，讀書不好的習近平，喜好炫耀他的四肢發達：“我那個時候扛200斤麥子，十裏山路不換肩。”習對頭腦簡單事項：“新時期上山下鄉工程”、“好兒女誌在四方，有誌者奮鬥無悔”，頗有興趣和熱度，可見一斑。習近平坦承其念茲在茲“農民情結”，可以推斷出他的氣質和秉性，天然地與知識性匱缺的泥腿子、四肢發達者、粗布短衫者融通起來，對待海派氣質的上海人就不會有好感，可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

要深入了解習近平的所作所為，需要了解他的個性和風格，需要了解養育習某其秉性、氣質的地方，考察那裏的風土人情。習近平念念不忘他的“初心”之地，就是年輕時候插隊落戶的革命聖地延安，那裏是紅色大本營，更是“紅太陽升起的地方”。對於習近平來說，陝北延安就是他的紅色乳娘，思想養育之地，“作為一個人民公仆，陝北高原是我的根，因為這裏培養出我不變的信念：要為人民做實事！無論我走到哪裏，永遠都是黃土地的兒子。”習近平回憶說，插隊在梁家河，他“看到了人民群眾的根本，真正理解了老百姓”，“我幾乎從來沒哭過，印象較深的兩次哭都是在陝北。”情深誼長啊！

延安市，坐落在陝西省北部，是遊牧文明與農耕文明交融的邊區地帶，漢民族農民世世代代居住此地的曆史中，頻頻遭受多個遊牧民族和部落的相互殺戮、掠奪和洗劫，身處如此蠻族生態的劫掠，釀造出戎狄民風：痞氣+匪氣，漸漸墮落之，本地農耕地上又孵化出次生代的漢族大盜和流寇，如：王嘉胤、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董福祥等等。

大清皇朝晚期，西方殖民主義勢力進入中國東部沿海，紛紛建立起西方式的先進藍色文明，從此經濟格局和重心轉移，地處西北的陝西省經濟文化大幅衰弱，秦風不再，此衰彼漲，當地土匪、土豪卻猖狂起來，到了民國時期，整個陝北地區的匪患尤其嚴重，那時候國民政府的管控力無法抵達陝北，但這恰好為共產黨武裝力量製造出福音來，留給了共軍以極佳的撒野契機和匪盜空間。臭味相投便稱知己，當毛澤東掛帥的大股共軍（紅軍）萬裏迢迢流竄作案來到陝北時候，如魚得水般找準了自己的落腳地，建立起蘇區。

民諺：窮山惡水出刁民，粗茶淡飯無孑遺。肉腐生蛆，蛆熟產蠅；土劣孵匪，匪頑升寇。流寇是土匪發展的頂峰，流寇之所以十分殘暴凶狠毒辣無恥，那是因為流寇作案多是流竄在異地他鄉：1）幾乎碰不上熟人，於是缺乏道德約束；2）罪案的對象都是與己血緣疏遠，於是下得了狠手；3）流竄作案中不容易被抓捕，於是缺乏法律製裁的威懾感。

民國時期的學者傅斯年，曾經把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美國學者餘英時把毛澤東在山上鬧革命歸類為土匪行徑，中共政府體製內走出來的學者阮銘也將當年盤踞在井岡山和延安，建立蘇區的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具體的匪徒而言尚有匪氣強弱的區分，中共領袖中毛澤東、習近平之流痞氣、匪氣特濃，雖然直接將他們比作為流寇尚不恰當，然則深入去思考精神性的高層次本質，就會發現確有近似之處，如操守低劣，隻顧眼前的歡樂和榮耀，不思長治久安的方針、政策和治理，即不具可持續性發展，缺乏人性，不擇手段，不顧人民死活，更扯淡有什麽超越情懷、尋求來世的永生。

上海執行抗疫大行動，是習某心理投射：“習近平總書記親自部署、親自指揮”，乃“初心不改”，大大地用上“梁家河大學問”，卻是來真的：痞氣加匪氣，勁兒十足！

 

• 秦始皇→毛澤東→習近平

 

這三者思想有著較大的傳承性。中共的建黨、建國都是繼承了中國傳統“外儒內法”的一套專製主義本色，馬克思主義成分並不多，如“緊密團結在以某某某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就是中共執政文化的萬能公式，其“春秋大義”足令執政者癡迷不已。

中國政治延續了千年的專製主義，其要數秦始皇的大一統治理格局最具開創、暴虐和傳承，其遺產深深地烙印在中華民族的政治文化基因上。《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今皇帝並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傳承至後世，中共統治者毛澤東、習近平極為崇拜、讚賞，毛澤東自稱：“馬克思加秦始皇”，自比“秦皇、漢武”。習近平是粗人，缺文秀，但配有禦用導演張藝謀來代言，原籍秦地的張藝謀以其電影作品的大氣磅礴著稱，如《英雄》、《大秦賦》、《大秦帝國》等頗有氣勢恢宏，詠古頌今，頌揚獨裁，乃深合主子旨意。

籍貫秦地的習近平似乎比毛澤東更領悟大秦遺風，他也有著構建大一統政治的強烈欲求，冒進浮誇，圖大貪功，舉凡黨、政、軍、財、經、文、教、農、工、商等各界各行，都得讓習來獨攬一身、定於一尊，還妄想對外擴張，天下一統。毛時代流行詞：“全國一盤棋”，如今又翻舊出新而熱炒，以“一言堂”淩駕天下，特別用於上海的抗疫。

中國人骨子裏有“天人合一”，混沌一氣的原始思維和巫術，這集體無意識天然地被大一統政治統攝，進而主導了亞細亞生產方式，在古代，它有利於治理水患、開挖運河、修建長城、建造皇宮等大型項目。在當今，有利於以舉國之力操辦上海防控。在思想意識高度，可以塑造全民的遵命、服從、聽話，即奴性，這恰是習近平的“不忘使命”：“凝聚全民抗疫的強大共識”。

在大一統政治如火如荼的文革期間，誇張而高調的道義目的論籠罩住中國大地上的各項各業，如有“農業以糧為綱、工業以鋼為綱。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於是到處呈現“一刀切”現象，凡是與“綱”不合之事，全得讓步，退避。

今天上海的抗疫正是一刀切做法：為了抗疫的宏偉大業，其他事情全都算不得“事情”，那怕是危機人生命的要事。再如，“同層密接隔離政策”，一人得陽整樓隔離，幾人得陽整區封閉。搞得：簡單直接粗暴，次生災害不斷，雞飛狗跳，人心惶惶。

 

• 外儒內法，臉麵爭光

 

習近平頗想搞《厲害了，我的國》，可看出習的“初心”中有“大秦”情愫，但不唯此。習熟知亡秦之故，暴秦之害，了解《過秦論》，於是就看重《荀子》思想，希望借鑒儒家思想補救暴秦之偏，但這隻是延續了曆史上慣行的“外儒內法”傳統，毫無創意。

以現代人的目光審視，法家思想並非全都是負麵的，糟糕的。譬如，法家的政治思想有“緣法而治”、“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法不阿貴，繩不撓曲”、“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等——貫徹一條法治平等的路線。

秦之後曆代皇朝，形成傳統的官方和上層社會的意識形態是儒家思想，儒家在治國綱要上對法家進行修正，改變其嚴刑律法、冷酷無情、對人性的踐踏，而用溫情脈脈的道德麵紗來遮蓋人心自私之惡。然而儒家的溫情脈脈卻是斷然排斥法家的平等觀，十分講究等級秩序的排位：“尊尊、親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樣導致另一種人性醜惡的釋放。

無論是法家抑或儒家，都嚴重匱乏精神超越性，使得中國人滑落到小人德性的急切功利性，熱衷於超近距離的貼身肉搏，這突出表現為儒家的“麵子文化”，即等級競爭。

今天，習近平把上海抗疫重重地押寶在他的麵子上：看吧，環顧世界，唯有我習某才能夠做到新冠病毒“清零”，豐功偉業啊；溥天之下，皆我臣屬；溥天之下，盡表忠心！

開啟小人心境：這就是習近平的“初心、使命”不可告人的真正用意所在！清零政策來自權力最高層，而下層執行者在習某巫祝之辭誘導下，層層加碼，步步緊逼，使防疫措施變得越來越嚴苛，越來越不通人情，越來越背離常識，卻迎來了中國式“麵子”大豐收！    

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今天，活躍在上海街頭的“大白”誌願者，大多來自社會底層，他們深知等級社會的底層生活之艱辛、悲愴、卑賤、滄桑，受欺受壓，吃苦甚多，在心坎中積滿了多多的怨恨，為此張公百忍，隻是期盼著猴年馬月有個身份升遷，從此羊與狼的位置對調，角色得以變換，從此終於有了發泄的口子和對象，就如二十年媳婦熬成婆婆那樣。今天好機會來了，讓底層誌願者們身披白大褂，臂佩紅袖章，頓時獲得了權力，身價躥升！於是人們就見到了大白們在上海街頭的變本加厲，肆無忌憚。

更是有不少大白門來自外省市的農村地區，他們往往有著毛澤東情結，相信毛澤東的詛咒語“農村包圍城市”，內心對待上海，這個以魔都著稱的城市有著較深的嫉恨，於是今天找到了發泄口子，爭當“南京路上好八連”，侮辱上海人一番，五十步笑百步，好不痛快啊！

上海本地市民，生存在全民抗疫的如此高壓境遇，顯得勢單力孤，不得不進行一場忍耐之心的大考驗。雖說是有海派氣質，但是多年來在習氏毛左政治侵染下，上海人漸漸變得麻木起來，中國傳統習性在增強，一個“忍”字當頭，懂得“看三勢”，學會“拎得清”，不做“填刀頭”，好漢不吃眼前虧，識時務者為俊傑，好死不如賴活著——與內地的庸眾一樣，都是媳婦受熬的心態——如此則喪失了做人的真誠性和崇高性。

 

                                                    施衛江

寫於 美國紐約

2022年5月26日上海抗疫為何如此狂暴？

 

最近，上海人民沉浸在“靜態管理、動態清零”的極度悲憤中，二個月來的抗疫，上海居民要麽封閉在家裏，要麽隔離在方艙，要麽入住醫院，最慘的是一些外地來滬的農民工、送貨員和運輸汽車司機，隻得睡眠在大街上、橋孔下、卡車裏，還不得行走出受封圍欄，還得不到足夠食物。不管呆在城市哪個角落，是富人或窮人，是教授還是乞丐，人人自危，生活無序，商店關門，藥品斷供，生存所需的基本食品、日用品都要靠手機上操作去“搶”，凡是不會手機操作就隻能等死，非新冠病毒引起的疾病都不算是“病”，假如某個病人不能出示有效核酸測試陰性證明，病人均得不到及時救治，更惡劣的措施是，要裝配鐵網在管控區的每一棟民宅樓的大門口，予以嚴加防範管製，防市民如防盜賊！“大白”警察容許隨意闖進市民家中搞“執法”，市民蒙受盡多的不幸和災難可就是不容許公開自由發聲喊冤！

嗚呼！號稱“國家主人”的上海市民，本是代表中國最具先進生產力的一族群體，理應充分釋放出上海市民的聰明才幹去搞建設，然而在黨中央的“清零”政策強製下，海派靈性竟然大肆遭受踐踏，人格尊嚴被貶至不及囚徒的卑下，被準許的行動自由還不如圈養的禽畜。哀哉！上海市民的生存境況是多麽孤苦伶仃無助，上海市民的精神抑鬱是何等淒淒慘慘戚戚。

由中央政府主導的抗疫“清零”，為什麽要對上海人民動用如此的粗暴、野蠻、獸性、瘋狂？這在西方自由世界看來，簡直太不可思議了！根源究竟是什麽呢？

 

（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發生在上海的抗疫狂暴當然不是海派文化傳承的特質，而是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親自部署指揮、密集指示批示”來進行，這位總書記宣稱：“我們的防控方針是由黨的性質和宗旨決定的”，“從黨的性質宗旨認識疫情防控方針”，當然不是飛來之石，而是經有悠久曆史的中國傳統孵化而成，它僵硬地主宰著當今中國政治的一切。欲懂得這場清零抗疫的真實意圖，須深入了解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須了解中國的民風民俗，尤其是陝北地區。

近年來，習近平嫻熟地運用他的政治手腕使大權獨攬，業已形成“九鼎之尊”局麵，且有越演越烈之勢，在其統治下的社會官僚機器不斷強化威權形式，這使得後者形式的高度威權化又促進了前者的獨裁，而前者專斷橫行又反哺後者，兩者互為反饋，攜手共進，就此全民奴性且增強不少——此即如德國學者齊美爾所講的社會學中“相互作用”的形式，對於這種“形式”的具體表達，深得魯迅精神之魂的北京大學中文係教授錢理群曾經論述道：“在一個專製統治下價值封閉的體係內，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是處在同一個價值點上的交流與反饋”（大意如此）。

可想而知，當今中國的政治形態正是走在全麵複辟傳統封建腐朽製度的路上。專製政治乃乾綱獨斷、定於一尊，且說今日中國之專製暴虐，極大地來自最高統治者的德性，習近平妄圖複辟文革，大開曆史倒車，朝思暮想他的皇帝迷夢，再造新時代的秦始皇、毛澤東。

    由此，習近平打造的強專製主義為他的暴政鋪設了平坦大道，布置於“全國一盤棋”格局下，海派上海市民深深感受到文革高潮時的毛式家天下：朕即真理，朕即國家。今天，統帥一聲令，三軍風雷動，酷政促奴性，令箭催遵命，從廟堂衙門，抵基層庸眾，政令一路暢行，貫徹無阻。

以習近平的“家天下”框架來看，上海的抗疫特別需要展示“中國共產黨所具有的無比堅強的領導力，是風雨來襲時中國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要展示中共統治下的製度“優越性”和“合法性”，更確切地說，還需要充分展示習近平總書記的“英明、偉大”形象，為他的正式“登基”皇座打基礎。構建如此之宏大敘事，習家中央政府定義了新冠病毒的抗疫是一場“人民戰爭”，全黨全民統一步調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部署”來進行的，這位總書記一再強調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堅持動態清零總方針不猶豫不動搖”，“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要把抗疫當作“為人民服務”。

以現代性的倫理學來論述，“人民”是個宏大敘事，是形而上之“大魅”，在以“人民”的名義大肆鼓噪、渲染之下，若開啟“幽暗之門”，可以發現，這隻是一塊“超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的招牌，其投射出的真實價值意向往往是希冀反饋回報給投射者自己，即小人心眼、小人心境的“自我、本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乃罪惡之淵藪，其鄙陋卑下、猥瑣不堪！

魯迅先生早就發現，中國的儒家典籍中充滿了“仁者愛人”之語，但是魯迅卻揭穿了其“瞞和騙”，其實質就是“以理殺人”！

今天的上海，把“人民”當作“綱領”來處置具體的全民抗疫，就意味著其餘事情全得靠邊讓路，抗疫以外的事情全都隻是與個人利益掛鉤而已，都是掛靠不上“人民”這個宏偉大宗旨，“人民”這個抽象綱領既然被強化得如此之高大上、偉光正，乃綱舉目張，和尚打傘，為所欲為、不擇手段！

 

（二）“不忘初心，牢記使命”

 

“初心”是習近平執政時代十分時髦的政治詞匯，既然被張揚得如此之“時髦”，它必定隱含有欺騙性！它試圖讓人民感受習的“青春故事”，聆聽他的“梁家河插隊的經曆”，規訓人民的情操，是一項典型的“洗腦工程”。

眾所周知，習近平在福建、浙江和上海三地工作過，已經獲得相當多的東南沿海地區工作的經驗，這些地區比起北方內地來具有相對較高的改革開放性，經濟結構大多是外向型，經濟水平也相應較高，治理較為先進。按照常規思路，要想當上一個大國有作為的主政者，其精神領域的價值觀訴求，本來應該引導國民走上現代化之路，深化改革，大大發揚沿海地區的先進經驗和業績成就，使融合到全球化的經濟圈中，學習西方發達的市場經濟和人文精神，求得國家發展踏上新台階。然而習近平卻不張揚他在沿海地區的經曆，反而大大弘揚在北方落後農村的生活感受、工作經曆——這就值得正義的人們去警惕和深思了。

與毛澤東一樣，習近平自身的秉性就是十分的“土”，在漢語網絡上，不滿的網民將習近平蔑稱為“包子”，意思有“土氣”之意，也就是傳統、愚昧、落後的代名詞。這與《論語》：“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意思相近，懷土就是戀土而安逸，營造個人小天地，即小人德性。我們來看看習近平是如何的“初心”？

“初心”在心理學上可稱為“原型”（榮格：archetypes），習的“原型”有“戀土情結”，顯然相悖於東南沿海地區的現代性精神品質，而在於他不斷吹噓的“土”字而凸出，即“農民情結、三農情懷”，習常稱：“我也是從農村出來的”，“我們這一代人也有這個情結，一定要把我們的老百姓，特別是我們的農民扶一把。”聽聽他的念念有詞“不忘初心”，從“習近平總書記從小就有農村情結”，可推斷習之“戀土”有小人之心：

1.  陝北延安梁家河，習近平插隊在此，據說練就了一套“大學問”，那真是了不得啊！
2. “老家富平曾在習近平迷惘彷徨時給予他溫暖”，陝西省富平縣臨近於曆史上京兆地區，這裏曾經是大一統帝國的中央權力地帶，即有秦、漢、隋、唐四朝大帝國定都於鹹陽、長安，這一家鄉情懷深深地烙印到習近平的人格秉性，使得習內心期盼著大一統政治。
3. 習近平時時要造訪河北省西柏坡，該地是毛派紅色經典的精神發源地，價值連城，非常值得習去流連忘返，就此習想要“弘揚西柏坡精神”。
4. 河北省正定縣，習年輕時候曾工作在此，當時是“農業學大寨”的先進樣板縣，是毛澤東樹立起來的一麵旗幟，同樣是紅色經典，值得去大力追捧，流芳百世。

    作為一個農業人口眾多的大國，農業生產當然需要去關心，農民的利益也當然需要去關心，任何一個具有現代化常識的人，必定知道：農民生活的大幅度改善，必須是由農業現代化來帶動，而農業現代化必須是由工業現代化來帶動，而工業現代化必須是由科技、經濟和製度等的各項現代化來帶動，需要重視精神文明的力量，也就是人的主體性自由的大發揚。然而中國的習某卻是完全的反其道而行之：要論價值觀的定位？什麽的工業、科技、文教、經濟、金融、製度、法治等等的重要發展項目全都擱置在邊上，就是因為這些不含有“初心”，從而全都被當做不重要的思想議題來處理，眼下最最要緊的事情是定位在“農民情結”、“黃土情結”之上：“不忘初心，牢記使命”——老是要把目光盯住在最最落後地區的農民生存價值觀上——這是怎麽樣的心態？怎麽樣的鬼魅心思啊？

人都是有個性的，共產黨執政也如此。理解了習近平的執政個性是那麽的“土裏土氣”，於是懂得：上海抗疫就是充滿習包子特色之土：“鞋子合不合腳，自己穿著才知道。”——紅色經典，土法上馬！   

 

•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方山水有一方風情

 

 共產黨信仰“辯證唯物主義”，其教條說：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確，特定的社會曆史地理環境可以塑造特定的精神氣質。成語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南橘北枳。按辯證法精神，反之亦然，如：彩蝶戀鮮花，蒼蠅叮臭肉；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智者樂水，仁者樂山。說到中國人的“土”，尚有各個地方的各個民風民俗民情，還可細分。

德國學者馬克斯·舍勒的行為學理論認為，能感悟到生活世界的價值和價值秩序的感情是成為行為意欲最深層的基礎部分，而這種感情決定著行為意欲的努力方向。但是舍勒又認為，不能把在一個時代和民族中流行或支配人們價值偏愛的評價係統所具有的“倫理結構”等同於作為價值優先法則的價值本身的客觀秩序。

今天，與西方自由世界一樣，強人習近平也是十分講究“顏色革命”，他將自身個性“土氣”的顏色欽定為中國的“政治正確”，即標準的意識形態，充分施展在上海地方的抗議之中，真實意圖是：以習氏“土氣”淹沒上海“海派”！

那麽究竟怎麽樣評介習包子“土氣”？

第一，純真“紅色基因”，眾所周知，習近平是在紅朝中國、紅色地域、紅色家庭、紅色時代、紅色圈子裏混出來的紅色土特產，紅色元素特濃，大紅特紅超紅。

現代中國有二大文明係統：黃色和藍色。

黃色是內陸型，具有內向封閉性質，其主要的分布地域是在北方的黃土質平原和高原上，其價值資源隻由落後的本土文明來提供（電視劇《河殤》的觀點）。

紅色文明是外來的馬列寧主義與中國本土的黃色文明相結合的產物，被綜合成“毛澤東思想路線”，具有革命的實踐性，但是主要根基還是黃色文明。

    藍色是海洋型，外向開放性質，最初地域分布在東南沿海一帶，隨之改革開放的深化，逐漸擴展至中國的大南方，它是本土文明與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結合的產物。

今天的國情是，北方黃土文明區域經濟全麵落後、蕭條，而南方藍色文明區域市場經濟發展良好，經濟指標高漲。如此經濟地理格局意味著中共統治機器的精神資源麵臨危機，這讓習近平深深不安，習某感受到來自於藍色文明對於紅色政權的威脅：資產階級市民的個體性、獨立性和自由意識在增長，他們不會如黃土地上農民幹活那樣的聽話、遵命和馴服。

遙想1949年3月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正式提出定都北平市的決議，當時的國情正如毛澤東所講：“蔣介石的國都在南京，他的基礎是江浙資本家。我們要把國都建在北平，我們也要在北平找到我們的基礎，這就是工人階級和廣大的勞動群眾。”這講話顯示了：南京的城市精神是藍色，而北平市則是黃色，紅色政權的根基需要由黃色文明來支撐、扶助，才會獲得穩定、可靠。

從前，毛澤東必定熟知曆史典故：“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對藍色文明懷有恐懼：“港台一帶，饕蚊尚多，西方世界，饕蚊成陣。”因此對待曾經位置楚地、而後深藍色的申城上海，毛澤東作指示：要采取“農村包圍城市”戰略。為此，上海外灘海關鍾樓上的大鍾報時，要以深黃色的陝北民歌樂調《東方紅》來進行，使之標誌為城市“主旋律”。要發揚“好八連”榮光，讓他們來到魔都南京路上當“哨兵”，以鎮住充滿資產階級邪念的“霓虹燈”，要加強“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全麵專政”，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今天，習近平憂心忡忡：紅色文明賴以存在基礎的黃色文明正日益蛻化墮落！為此決心拯救，在上海執行“靜態管理、動態清零”，實為一場魔鬼訓練，以鞏固紅色政權的！

 

• 粗人的痞氣，流寇的匪氣

 

紅朝中國首長級高幹的紅二代、紅三代多的是，譬如有劉少奇的兒子，陳雲兒子，鄧小平的兒女，胡耀邦的兒子，葉劍英、江澤民的數個兒女等等，在這一群體裏相比較，習包子就是顯得很“土氣”，這是為什麽呢？

這就是習近平第二個“土”：痞氣+匪氣，這是黃色文明外圍地帶“邊區”之“土氣”。

習近平讀書差勁是知曉的，然而這在首長級的紅後代中較為少見，盡管習近平時常吹噓讀書很多，還煞有介事地列出一長串讀書單來，頗有“此地無銀三百兩”之意。由於不願讀書、讀不進書，習的頭腦難以裝備積聚人類優秀文明的知識。蘇格拉底雲“知識即美德”，其否命題亦同樣成立。現代學者的認識更為精確，知識與美德之間的正向關聯性是需要建立在高概率基礎上，較有科學的合理性。毛澤東閱讀中國古典經書甚多，但也是痞氣+匪氣很濃厚，毛澤東特別讚賞二位流氓痞子皇帝：劉邦和朱元璋，毛把糟粕當作了精粹。

拉馬克的“用進廢退”可以較好解釋，讀書不好的習近平，喜好炫耀他的四肢發達：“我那個時候扛200斤麥子，十裏山路不換肩。”習對頭腦簡單事項：“新時期上山下鄉工程”、“好兒女誌在四方，有誌者奮鬥無悔”，頗有興趣和熱度，可見一斑。習近平坦承其念茲在茲“農民情結”，可以推斷出他的氣質和秉性，天然地與知識性匱缺的泥腿子、四肢發達者、粗布短衫者融通起來，對待海派氣質的上海人就不會有好感，可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

要深入了解習近平的所作所為，需要了解他的個性和風格，需要了解養育習某其秉性、氣質的地方，考察那裏的風土人情。習近平念念不忘他的“初心”之地，就是年輕時候插隊落戶的革命聖地延安，那裏是紅色大本營，更是“紅太陽升起的地方”。對於習近平來說，陝北延安就是他的紅色乳娘，思想養育之地，“作為一個人民公仆，陝北高原是我的根，因為這裏培養出我不變的信念：要為人民做實事！無論我走到哪裏，永遠都是黃土地的兒子。”習近平回憶說，插隊在梁家河，他“看到了人民群眾的根本，真正理解了老百姓”，“我幾乎從來沒哭過，印象較深的兩次哭都是在陝北。”情深誼長啊！

延安市，坐落在陝西省北部，是遊牧文明與農耕文明交融的邊區地帶，漢民族農民世世代代居住此地的曆史中，頻頻遭受多個遊牧民族和部落的相互殺戮、掠奪和洗劫，身處如此蠻族生態的劫掠，釀造出戎狄民風：痞氣+匪氣，漸漸墮落之，本地農耕地上又孵化出次生代的漢族大盜和流寇，如：王嘉胤、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董福祥等等。

大清皇朝晚期，西方殖民主義勢力進入中國東部沿海，紛紛建立起西方式的先進藍色文明，從此經濟格局和重心轉移，地處西北的陝西省經濟文化大幅衰弱，秦風不再，此衰彼漲，當地土匪、土豪卻猖狂起來，到了民國時期，整個陝北地區的匪患尤其嚴重，那時候國民政府的管控力無法抵達陝北，但這恰好為共產黨武裝力量製造出福音來，留給了共軍以極佳的撒野契機和匪盜空間。臭味相投便稱知己，當毛澤東掛帥的大股共軍（紅軍）萬裏迢迢流竄作案來到陝北時候，如魚得水般找準了自己的落腳地，建立起蘇區。

民諺：窮山惡水出刁民，粗茶淡飯無孑遺。肉腐生蛆，蛆熟產蠅；土劣孵匪，匪頑升寇。流寇是土匪發展的頂峰，流寇之所以十分殘暴凶狠毒辣無恥，那是因為流寇作案多是流竄在異地他鄉：1）幾乎碰不上熟人，於是缺乏道德約束；2）罪案的對象都是與己血緣疏遠，於是下得了狠手；3）流竄作案中不容易被抓捕，於是缺乏法律製裁的威懾感。

民國時期的學者傅斯年，曾經把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美國學者餘英時把毛澤東在山上鬧革命歸類為土匪行徑，中共政府體製內走出來的學者阮銘也將當年盤踞在井岡山和延安，建立蘇區的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具體的匪徒而言尚有匪氣強弱的區分，中共領袖中毛澤東、習近平之流痞氣、匪氣特濃，雖然直接將他們比作為流寇尚不恰當，然則深入去思考精神性的高層次本質，就會發現確有近似之處，如操守低劣，隻顧眼前的歡樂和榮耀，不思長治久安的方針、政策和治理，即不具可持續性發展，缺乏人性，不擇手段，不顧人民死活，更扯淡有什麽超越情懷、尋求來世的永生。

上海執行抗疫大行動，是習某心理投射：“習近平總書記親自部署、親自指揮”，乃“初心不改”，大大地用上“梁家河大學問”，卻是來真的：痞氣加匪氣，勁兒十足！

 

• 秦始皇→毛澤東→習近平

 

這三者思想有著較大的傳承性。中共的建黨、建國都是繼承了中國傳統“外儒內法”的一套專製主義本色，馬克思主義成分並不多，如“緊密團結在以某某某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就是中共執政文化的萬能公式，其“春秋大義”足令執政者癡迷不已。

中國政治延續了千年的專製主義，其要數秦始皇的大一統治理格局最具開創、暴虐和傳承，其遺產深深地烙印在中華民族的政治文化基因上。《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今皇帝並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傳承至後世，中共統治者毛澤東、習近平極為崇拜、讚賞，毛澤東自稱：“馬克思加秦始皇”，自比“秦皇、漢武”。習近平是粗人，缺文秀，但配有禦用導演張藝謀來代言，原籍秦地的張藝謀以其電影作品的大氣磅礴著稱，如《英雄》、《大秦賦》、《大秦帝國》等頗有氣勢恢宏，詠古頌今，頌揚獨裁，乃深合主子旨意。

籍貫秦地的習近平似乎比毛澤東更領悟大秦遺風，他也有著構建大一統政治的強烈欲求，冒進浮誇，圖大貪功，舉凡黨、政、軍、財、經、文、教、農、工、商等各界各行，都得讓習來獨攬一身、定於一尊，還妄想對外擴張，天下一統。毛時代流行詞：“全國一盤棋”，如今又翻舊出新而熱炒，以“一言堂”淩駕天下，特別用於上海的抗疫。

中國人骨子裏有“天人合一”，混沌一氣的原始思維和巫術，這集體無意識天然地被大一統政治統攝，進而主導了亞細亞生產方式，在古代，它有利於治理水患、開挖運河、修建長城、建造皇宮等大型項目。在當今，有利於以舉國之力操辦上海防控。在思想意識高度，可以塑造全民的遵命、服從、聽話，即奴性，這恰是習近平的“不忘使命”：“凝聚全民抗疫的強大共識”。

在大一統政治如火如荼的文革期間，誇張而高調的道義目的論籠罩住中國大地上的各項各業，如有“農業以糧為綱、工業以鋼為綱。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於是到處呈現“一刀切”現象，凡是與“綱”不合之事，全得讓步，退避。

今天上海的抗疫正是一刀切做法：為了抗疫的宏偉大業，其他事情全都算不得“事情”，那怕是危機人生命的要事。再如，“同層密接隔離政策”，一人得陽整樓隔離，幾人得陽整區封閉。搞得：簡單直接粗暴，次生災害不斷，雞飛狗跳，人心惶惶。

 

• 外儒內法，臉麵爭光

 

習近平頗想搞《厲害了，我的國》，可看出習的“初心”中有“大秦”情愫，但不唯此。習熟知亡秦之故，暴秦之害，了解《過秦論》，於是就看重《荀子》思想，希望借鑒儒家思想補救暴秦之偏，但這隻是延續了曆史上慣行的“外儒內法”傳統，毫無創意。

以現代人的目光審視，法家思想並非全都是負麵的，糟糕的。譬如，法家的政治思想有“緣法而治”、“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法不阿貴，繩不撓曲”、“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等——貫徹一條法治平等的路線。

秦之後曆代皇朝，形成傳統的官方和上層社會的意識形態是儒家思想，儒家在治國綱要上對法家進行修正，改變其嚴刑律法、冷酷無情、對人性的踐踏，而用溫情脈脈的道德麵紗來遮蓋人心自私之惡。然而儒家的溫情脈脈卻是斷然排斥法家的平等觀，十分講究等級秩序的排位：“尊尊、親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樣導致另一種人性醜惡的釋放。

無論是法家抑或儒家，都嚴重匱乏精神超越性，使得中國人滑落到小人德性的急切功利性，熱衷於超近距離的貼身肉搏，這突出表現為儒家的“麵子文化”，即等級競爭。

今天，習近平把上海抗疫重重地押寶在他的麵子上：看吧，環顧世界，唯有我習某才能夠做到新冠病毒“清零”，豐功偉業啊；溥天之下，皆我臣屬；溥天之下，盡表忠心！

開啟小人心境：這就是習近平的“初心、使命”不可告人的真正用意所在！清零政策來自權力最高層，而下層執行者在習某巫祝之辭誘導下，層層加碼，步步緊逼，使防疫措施變得越來越嚴苛，越來越不通人情，越來越背離常識，卻迎來了中國式“麵子”大豐收！    

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今天，活躍在上海街頭的“大白”誌願者，大多來自社會底層，他們深知等級社會的底層生活之艱辛、悲愴、卑賤、滄桑，受欺受壓，吃苦甚多，在心坎中積滿了多多的怨恨，為此張公百忍，隻是期盼著猴年馬月有個身份升遷，從此羊與狼的位置對調，角色得以變換，從此終於有了發泄的口子和對象，就如二十年媳婦熬成婆婆那樣。今天好機會來了，讓底層誌願者們身披白大褂，臂佩紅袖章，頓時獲得了權力，身價躥升！於是人們就見到了大白們在上海街頭的變本加厲，肆無忌憚。

更是有不少大白門來自外省市的農村地區，他們往往有著毛澤東情結，相信毛澤東的詛咒語“農村包圍城市”，內心對待上海，這個以魔都著稱的城市有著較深的嫉恨，於是今天找到了發泄口子，爭當“南京路上好八連”，侮辱上海人一番，五十步笑百步，好不痛快啊！

上海本地市民，生存在全民抗疫的如此高壓境遇，顯得勢單力孤，不得不進行一場忍耐之心的大考驗。雖說是有海派氣質，但是多年來在習氏毛左政治侵染下，上海人漸漸變得麻木起來，中國傳統習性在增強，一個“忍”字當頭，懂得“看三勢”，學會“拎得清”，不做“填刀頭”，好漢不吃眼前虧，識時務者為俊傑，好死不如賴活著——與內地的庸眾一樣，都是媳婦受熬的心態——如此則喪失了做人的真誠性和崇高性。

 

                                                    施衛江

寫於 美國紐約

2022年5月26日上海抗疫為何如此狂暴？

 

最近，上海人民沉浸在“靜態管理、動態清零”的極度悲憤中，二個月來的抗疫，上海居民要麽封閉在家裏，要麽隔離在方艙，要麽入住醫院，最慘的是一些外地來滬的農民工、送貨員和運輸汽車司機，隻得睡眠在大街上、橋孔下、卡車裏，還不得行走出受封圍欄，還得不到足夠食物。不管呆在城市哪個角落，是富人或窮人，是教授還是乞丐，人人自危，生活無序，商店關門，藥品斷供，生存所需的基本食品、日用品都要靠手機上操作去“搶”，凡是不會手機操作就隻能等死，非新冠病毒引起的疾病都不算是“病”，假如某個病人不能出示有效核酸測試陰性證明，病人均得不到及時救治，更惡劣的措施是，要裝配鐵網在管控區的每一棟民宅樓的大門口，予以嚴加防範管製，防市民如防盜賊！“大白”警察容許隨意闖進市民家中搞“執法”，市民蒙受盡多的不幸和災難可就是不容許公開自由發聲喊冤！

嗚呼！號稱“國家主人”的上海市民，本是代表中國最具先進生產力的一族群體，理應充分釋放出上海市民的聰明才幹去搞建設，然而在黨中央的“清零”政策強製下，海派靈性竟然大肆遭受踐踏，人格尊嚴被貶至不及囚徒的卑下，被準許的行動自由還不如圈養的禽畜。哀哉！上海市民的生存境況是多麽孤苦伶仃無助，上海市民的精神抑鬱是何等淒淒慘慘戚戚。

由中央政府主導的抗疫“清零”，為什麽要對上海人民動用如此的粗暴、野蠻、獸性、瘋狂？這在西方自由世界看來，簡直太不可思議了！根源究竟是什麽呢？

 

（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發生在上海的抗疫狂暴當然不是海派文化傳承的特質，而是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親自部署指揮、密集指示批示”來進行，這位總書記宣稱：“我們的防控方針是由黨的性質和宗旨決定的”，“從黨的性質宗旨認識疫情防控方針”，當然不是飛來之石，而是經有悠久曆史的中國傳統孵化而成，它僵硬地主宰著當今中國政治的一切。欲懂得這場清零抗疫的真實意圖，須深入了解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須了解中國的民風民俗，尤其是陝北地區。

近年來，習近平嫻熟地運用他的政治手腕使大權獨攬，業已形成“九鼎之尊”局麵，且有越演越烈之勢，在其統治下的社會官僚機器不斷強化威權形式，這使得後者形式的高度威權化又促進了前者的獨裁，而前者專斷橫行又反哺後者，兩者互為反饋，攜手共進，就此全民奴性且增強不少——此即如德國學者齊美爾所講的社會學中“相互作用”的形式，對於這種“形式”的具體表達，深得魯迅精神之魂的北京大學中文係教授錢理群曾經論述道：“在一個專製統治下價值封閉的體係內，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是處在同一個價值點上的交流與反饋”（大意如此）。

可想而知，當今中國的政治形態正是走在全麵複辟傳統封建腐朽製度的路上。專製政治乃乾綱獨斷、定於一尊，且說今日中國之專製暴虐，極大地來自最高統治者的德性，習近平妄圖複辟文革，大開曆史倒車，朝思暮想他的皇帝迷夢，再造新時代的秦始皇、毛澤東。

    由此，習近平打造的強專製主義為他的暴政鋪設了平坦大道，布置於“全國一盤棋”格局下，海派上海市民深深感受到文革高潮時的毛式家天下：朕即真理，朕即國家。今天，統帥一聲令，三軍風雷動，酷政促奴性，令箭催遵命，從廟堂衙門，抵基層庸眾，政令一路暢行，貫徹無阻。

以習近平的“家天下”框架來看，上海的抗疫特別需要展示“中國共產黨所具有的無比堅強的領導力，是風雨來襲時中國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要展示中共統治下的製度“優越性”和“合法性”，更確切地說，還需要充分展示習近平總書記的“英明、偉大”形象，為他的正式“登基”皇座打基礎。構建如此之宏大敘事，習家中央政府定義了新冠病毒的抗疫是一場“人民戰爭”，全黨全民統一步調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部署”來進行的，這位總書記一再強調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堅持動態清零總方針不猶豫不動搖”，“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要把抗疫當作“為人民服務”。

以現代性的倫理學來論述，“人民”是個宏大敘事，是形而上之“大魅”，在以“人民”的名義大肆鼓噪、渲染之下，若開啟“幽暗之門”，可以發現，這隻是一塊“超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的招牌，其投射出的真實價值意向往往是希冀反饋回報給投射者自己，即小人心眼、小人心境的“自我、本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乃罪惡之淵藪，其鄙陋卑下、猥瑣不堪！

魯迅先生早就發現，中國的儒家典籍中充滿了“仁者愛人”之語，但是魯迅卻揭穿了其“瞞和騙”，其實質就是“以理殺人”！

今天的上海，把“人民”當作“綱領”來處置具體的全民抗疫，就意味著其餘事情全得靠邊讓路，抗疫以外的事情全都隻是與個人利益掛鉤而已，都是掛靠不上“人民”這個宏偉大宗旨，“人民”這個抽象綱領既然被強化得如此之高大上、偉光正，乃綱舉目張，和尚打傘，為所欲為、不擇手段！

 

（二）“不忘初心，牢記使命”

 

“初心”是習近平執政時代十分時髦的政治詞匯，既然被張揚得如此之“時髦”，它必定隱含有欺騙性！它試圖讓人民感受習的“青春故事”，聆聽他的“梁家河插隊的經曆”，規訓人民的情操，是一項典型的“洗腦工程”。

眾所周知，習近平在福建、浙江和上海三地工作過，已經獲得相當多的東南沿海地區工作的經驗，這些地區比起北方內地來具有相對較高的改革開放性，經濟結構大多是外向型，經濟水平也相應較高，治理較為先進。按照常規思路，要想當上一個大國有作為的主政者，其精神領域的價值觀訴求，本來應該引導國民走上現代化之路，深化改革，大大發揚沿海地區的先進經驗和業績成就，使融合到全球化的經濟圈中，學習西方發達的市場經濟和人文精神，求得國家發展踏上新台階。然而習近平卻不張揚他在沿海地區的經曆，反而大大弘揚在北方落後農村的生活感受、工作經曆——這就值得正義的人們去警惕和深思了。

與毛澤東一樣，習近平自身的秉性就是十分的“土”，在漢語網絡上，不滿的網民將習近平蔑稱為“包子”，意思有“土氣”之意，也就是傳統、愚昧、落後的代名詞。這與《論語》：“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意思相近，懷土就是戀土而安逸，營造個人小天地，即小人德性。我們來看看習近平是如何的“初心”？

“初心”在心理學上可稱為“原型”（榮格：archetypes），習的“原型”有“戀土情結”，顯然相悖於東南沿海地區的現代性精神品質，而在於他不斷吹噓的“土”字而凸出，即“農民情結、三農情懷”，習常稱：“我也是從農村出來的”，“我們這一代人也有這個情結，一定要把我們的老百姓，特別是我們的農民扶一把。”聽聽他的念念有詞“不忘初心”，從“習近平總書記從小就有農村情結”，可推斷習之“戀土”有小人之心：

1.  陝北延安梁家河，習近平插隊在此，據說練就了一套“大學問”，那真是了不得啊！
2. “老家富平曾在習近平迷惘彷徨時給予他溫暖”，陝西省富平縣臨近於曆史上京兆地區，這裏曾經是大一統帝國的中央權力地帶，即有秦、漢、隋、唐四朝大帝國定都於鹹陽、長安，這一家鄉情懷深深地烙印到習近平的人格秉性，使得習內心期盼著大一統政治。
3. 習近平時時要造訪河北省西柏坡，該地是毛派紅色經典的精神發源地，價值連城，非常值得習去流連忘返，就此習想要“弘揚西柏坡精神”。
4. 河北省正定縣，習年輕時候曾工作在此，當時是“農業學大寨”的先進樣板縣，是毛澤東樹立起來的一麵旗幟，同樣是紅色經典，值得去大力追捧，流芳百世。

    作為一個農業人口眾多的大國，農業生產當然需要去關心，農民的利益也當然需要去關心，任何一個具有現代化常識的人，必定知道：農民生活的大幅度改善，必須是由農業現代化來帶動，而農業現代化必須是由工業現代化來帶動，而工業現代化必須是由科技、經濟和製度等的各項現代化來帶動，需要重視精神文明的力量，也就是人的主體性自由的大發揚。然而中國的習某卻是完全的反其道而行之：要論價值觀的定位？什麽的工業、科技、文教、經濟、金融、製度、法治等等的重要發展項目全都擱置在邊上，就是因為這些不含有“初心”，從而全都被當做不重要的思想議題來處理，眼下最最要緊的事情是定位在“農民情結”、“黃土情結”之上：“不忘初心，牢記使命”——老是要把目光盯住在最最落後地區的農民生存價值觀上——這是怎麽樣的心態？怎麽樣的鬼魅心思啊？

人都是有個性的，共產黨執政也如此。理解了習近平的執政個性是那麽的“土裏土氣”，於是懂得：上海抗疫就是充滿習包子特色之土：“鞋子合不合腳，自己穿著才知道。”——紅色經典，土法上馬！   

 

•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方山水有一方風情

 

 共產黨信仰“辯證唯物主義”，其教條說：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確，特定的社會曆史地理環境可以塑造特定的精神氣質。成語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南橘北枳。按辯證法精神，反之亦然，如：彩蝶戀鮮花，蒼蠅叮臭肉；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智者樂水，仁者樂山。說到中國人的“土”，尚有各個地方的各個民風民俗民情，還可細分。

德國學者馬克斯·舍勒的行為學理論認為，能感悟到生活世界的價值和價值秩序的感情是成為行為意欲最深層的基礎部分，而這種感情決定著行為意欲的努力方向。但是舍勒又認為，不能把在一個時代和民族中流行或支配人們價值偏愛的評價係統所具有的“倫理結構”等同於作為價值優先法則的價值本身的客觀秩序。

今天，與西方自由世界一樣，強人習近平也是十分講究“顏色革命”，他將自身個性“土氣”的顏色欽定為中國的“政治正確”，即標準的意識形態，充分施展在上海地方的抗議之中，真實意圖是：以習氏“土氣”淹沒上海“海派”！

那麽究竟怎麽樣評介習包子“土氣”？

第一，純真“紅色基因”，眾所周知，習近平是在紅朝中國、紅色地域、紅色家庭、紅色時代、紅色圈子裏混出來的紅色土特產，紅色元素特濃，大紅特紅超紅。

現代中國有二大文明係統：黃色和藍色。

黃色是內陸型，具有內向封閉性質，其主要的分布地域是在北方的黃土質平原和高原上，其價值資源隻由落後的本土文明來提供（電視劇《河殤》的觀點）。

紅色文明是外來的馬列寧主義與中國本土的黃色文明相結合的產物，被綜合成“毛澤東思想路線”，具有革命的實踐性，但是主要根基還是黃色文明。

    藍色是海洋型，外向開放性質，最初地域分布在東南沿海一帶，隨之改革開放的深化，逐漸擴展至中國的大南方，它是本土文明與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結合的產物。

今天的國情是，北方黃土文明區域經濟全麵落後、蕭條，而南方藍色文明區域市場經濟發展良好，經濟指標高漲。如此經濟地理格局意味著中共統治機器的精神資源麵臨危機，這讓習近平深深不安，習某感受到來自於藍色文明對於紅色政權的威脅：資產階級市民的個體性、獨立性和自由意識在增長，他們不會如黃土地上農民幹活那樣的聽話、遵命和馴服。

遙想1949年3月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正式提出定都北平市的決議，當時的國情正如毛澤東所講：“蔣介石的國都在南京，他的基礎是江浙資本家。我們要把國都建在北平，我們也要在北平找到我們的基礎，這就是工人階級和廣大的勞動群眾。”這講話顯示了：南京的城市精神是藍色，而北平市則是黃色，紅色政權的根基需要由黃色文明來支撐、扶助，才會獲得穩定、可靠。

從前，毛澤東必定熟知曆史典故：“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對藍色文明懷有恐懼：“港台一帶，饕蚊尚多，西方世界，饕蚊成陣。”因此對待曾經位置楚地、而後深藍色的申城上海，毛澤東作指示：要采取“農村包圍城市”戰略。為此，上海外灘海關鍾樓上的大鍾報時，要以深黃色的陝北民歌樂調《東方紅》來進行，使之標誌為城市“主旋律”。要發揚“好八連”榮光，讓他們來到魔都南京路上當“哨兵”，以鎮住充滿資產階級邪念的“霓虹燈”，要加強“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全麵專政”，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今天，習近平憂心忡忡：紅色文明賴以存在基礎的黃色文明正日益蛻化墮落！為此決心拯救，在上海執行“靜態管理、動態清零”，實為一場魔鬼訓練，以鞏固紅色政權的！

 

• 粗人的痞氣，流寇的匪氣

 

紅朝中國首長級高幹的紅二代、紅三代多的是，譬如有劉少奇的兒子，陳雲兒子，鄧小平的兒女，胡耀邦的兒子，葉劍英、江澤民的數個兒女等等，在這一群體裏相比較，習包子就是顯得很“土氣”，這是為什麽呢？

這就是習近平第二個“土”：痞氣+匪氣，這是黃色文明外圍地帶“邊區”之“土氣”。

習近平讀書差勁是知曉的，然而這在首長級的紅後代中較為少見，盡管習近平時常吹噓讀書很多，還煞有介事地列出一長串讀書單來，頗有“此地無銀三百兩”之意。由於不願讀書、讀不進書，習的頭腦難以裝備積聚人類優秀文明的知識。蘇格拉底雲“知識即美德”，其否命題亦同樣成立。現代學者的認識更為精確，知識與美德之間的正向關聯性是需要建立在高概率基礎上，較有科學的合理性。毛澤東閱讀中國古典經書甚多，但也是痞氣+匪氣很濃厚，毛澤東特別讚賞二位流氓痞子皇帝：劉邦和朱元璋，毛把糟粕當作了精粹。

拉馬克的“用進廢退”可以較好解釋，讀書不好的習近平，喜好炫耀他的四肢發達：“我那個時候扛200斤麥子，十裏山路不換肩。”習對頭腦簡單事項：“新時期上山下鄉工程”、“好兒女誌在四方，有誌者奮鬥無悔”，頗有興趣和熱度，可見一斑。習近平坦承其念茲在茲“農民情結”，可以推斷出他的氣質和秉性，天然地與知識性匱缺的泥腿子、四肢發達者、粗布短衫者融通起來，對待海派氣質的上海人就不會有好感，可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

要深入了解習近平的所作所為，需要了解他的個性和風格，需要了解養育習某其秉性、氣質的地方，考察那裏的風土人情。習近平念念不忘他的“初心”之地，就是年輕時候插隊落戶的革命聖地延安，那裏是紅色大本營，更是“紅太陽升起的地方”。對於習近平來說，陝北延安就是他的紅色乳娘，思想養育之地，“作為一個人民公仆，陝北高原是我的根，因為這裏培養出我不變的信念：要為人民做實事！無論我走到哪裏，永遠都是黃土地的兒子。”習近平回憶說，插隊在梁家河，他“看到了人民群眾的根本，真正理解了老百姓”，“我幾乎從來沒哭過，印象較深的兩次哭都是在陝北。”情深誼長啊！

延安市，坐落在陝西省北部，是遊牧文明與農耕文明交融的邊區地帶，漢民族農民世世代代居住此地的曆史中，頻頻遭受多個遊牧民族和部落的相互殺戮、掠奪和洗劫，身處如此蠻族生態的劫掠，釀造出戎狄民風：痞氣+匪氣，漸漸墮落之，本地農耕地上又孵化出次生代的漢族大盜和流寇，如：王嘉胤、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董福祥等等。

大清皇朝晚期，西方殖民主義勢力進入中國東部沿海，紛紛建立起西方式的先進藍色文明，從此經濟格局和重心轉移，地處西北的陝西省經濟文化大幅衰弱，秦風不再，此衰彼漲，當地土匪、土豪卻猖狂起來，到了民國時期，整個陝北地區的匪患尤其嚴重，那時候國民政府的管控力無法抵達陝北，但這恰好為共產黨武裝力量製造出福音來，留給了共軍以極佳的撒野契機和匪盜空間。臭味相投便稱知己，當毛澤東掛帥的大股共軍（紅軍）萬裏迢迢流竄作案來到陝北時候，如魚得水般找準了自己的落腳地，建立起蘇區。

民諺：窮山惡水出刁民，粗茶淡飯無孑遺。肉腐生蛆，蛆熟產蠅；土劣孵匪，匪頑升寇。流寇是土匪發展的頂峰，流寇之所以十分殘暴凶狠毒辣無恥，那是因為流寇作案多是流竄在異地他鄉：1）幾乎碰不上熟人，於是缺乏道德約束；2）罪案的對象都是與己血緣疏遠，於是下得了狠手；3）流竄作案中不容易被抓捕，於是缺乏法律製裁的威懾感。

民國時期的學者傅斯年，曾經把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美國學者餘英時把毛澤東在山上鬧革命歸類為土匪行徑，中共政府體製內走出來的學者阮銘也將當年盤踞在井岡山和延安，建立蘇區的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具體的匪徒而言尚有匪氣強弱的區分，中共領袖中毛澤東、習近平之流痞氣、匪氣特濃，雖然直接將他們比作為流寇尚不恰當，然則深入去思考精神性的高層次本質，就會發現確有近似之處，如操守低劣，隻顧眼前的歡樂和榮耀，不思長治久安的方針、政策和治理，即不具可持續性發展，缺乏人性，不擇手段，不顧人民死活，更扯淡有什麽超越情懷、尋求來世的永生。

上海執行抗疫大行動，是習某心理投射：“習近平總書記親自部署、親自指揮”，乃“初心不改”，大大地用上“梁家河大學問”，卻是來真的：痞氣加匪氣，勁兒十足！

 

• 秦始皇→毛澤東→習近平

 

這三者思想有著較大的傳承性。中共的建黨、建國都是繼承了中國傳統“外儒內法”的一套專製主義本色，馬克思主義成分並不多，如“緊密團結在以某某某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就是中共執政文化的萬能公式，其“春秋大義”足令執政者癡迷不已。

中國政治延續了千年的專製主義，其要數秦始皇的大一統治理格局最具開創、暴虐和傳承，其遺產深深地烙印在中華民族的政治文化基因上。《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今皇帝並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傳承至後世，中共統治者毛澤東、習近平極為崇拜、讚賞，毛澤東自稱：“馬克思加秦始皇”，自比“秦皇、漢武”。習近平是粗人，缺文秀，但配有禦用導演張藝謀來代言，原籍秦地的張藝謀以其電影作品的大氣磅礴著稱，如《英雄》、《大秦賦》、《大秦帝國》等頗有氣勢恢宏，詠古頌今，頌揚獨裁，乃深合主子旨意。

籍貫秦地的習近平似乎比毛澤東更領悟大秦遺風，他也有著構建大一統政治的強烈欲求，冒進浮誇，圖大貪功，舉凡黨、政、軍、財、經、文、教、農、工、商等各界各行，都得讓習來獨攬一身、定於一尊，還妄想對外擴張，天下一統。毛時代流行詞：“全國一盤棋”，如今又翻舊出新而熱炒，以“一言堂”淩駕天下，特別用於上海的抗疫。

中國人骨子裏有“天人合一”，混沌一氣的原始思維和巫術，這集體無意識天然地被大一統政治統攝，進而主導了亞細亞生產方式，在古代，它有利於治理水患、開挖運河、修建長城、建造皇宮等大型項目。在當今，有利於以舉國之力操辦上海防控。在思想意識高度，可以塑造全民的遵命、服從、聽話，即奴性，這恰是習近平的“不忘使命”：“凝聚全民抗疫的強大共識”。

在大一統政治如火如荼的文革期間，誇張而高調的道義目的論籠罩住中國大地上的各項各業，如有“農業以糧為綱、工業以鋼為綱。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於是到處呈現“一刀切”現象，凡是與“綱”不合之事，全得讓步，退避。

今天上海的抗疫正是一刀切做法：為了抗疫的宏偉大業，其他事情全都算不得“事情”，那怕是危機人生命的要事。再如，“同層密接隔離政策”，一人得陽整樓隔離，幾人得陽整區封閉。搞得：簡單直接粗暴，次生災害不斷，雞飛狗跳，人心惶惶。

 

• 外儒內法，臉麵爭光

 

習近平頗想搞《厲害了，我的國》，可看出習的“初心”中有“大秦”情愫，但不唯此。習熟知亡秦之故，暴秦之害，了解《過秦論》，於是就看重《荀子》思想，希望借鑒儒家思想補救暴秦之偏，但這隻是延續了曆史上慣行的“外儒內法”傳統，毫無創意。

以現代人的目光審視，法家思想並非全都是負麵的，糟糕的。譬如，法家的政治思想有“緣法而治”、“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法不阿貴，繩不撓曲”、“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等——貫徹一條法治平等的路線。

秦之後曆代皇朝，形成傳統的官方和上層社會的意識形態是儒家思想，儒家在治國綱要上對法家進行修正，改變其嚴刑律法、冷酷無情、對人性的踐踏，而用溫情脈脈的道德麵紗來遮蓋人心自私之惡。然而儒家的溫情脈脈卻是斷然排斥法家的平等觀，十分講究等級秩序的排位：“尊尊、親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樣導致另一種人性醜惡的釋放。

無論是法家抑或儒家，都嚴重匱乏精神超越性，使得中國人滑落到小人德性的急切功利性，熱衷於超近距離的貼身肉搏，這突出表現為儒家的“麵子文化”，即等級競爭。

今天，習近平把上海抗疫重重地押寶在他的麵子上：看吧，環顧世界，唯有我習某才能夠做到新冠病毒“清零”，豐功偉業啊；溥天之下，皆我臣屬；溥天之下，盡表忠心！

開啟小人心境：這就是習近平的“初心、使命”不可告人的真正用意所在！清零政策來自權力最高層，而下層執行者在習某巫祝之辭誘導下，層層加碼，步步緊逼，使防疫措施變得越來越嚴苛，越來越不通人情，越來越背離常識，卻迎來了中國式“麵子”大豐收！    

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今天，活躍在上海街頭的“大白”誌願者，大多來自社會底層，他們深知等級社會的底層生活之艱辛、悲愴、卑賤、滄桑，受欺受壓，吃苦甚多，在心坎中積滿了多多的怨恨，為此張公百忍，隻是期盼著猴年馬月有個身份升遷，從此羊與狼的位置對調，角色得以變換，從此終於有了發泄的口子和對象，就如二十年媳婦熬成婆婆那樣。今天好機會來了，讓底層誌願者們身披白大褂，臂佩紅袖章，頓時獲得了權力，身價躥升！於是人們就見到了大白們在上海街頭的變本加厲，肆無忌憚。

更是有不少大白門來自外省市的農村地區，他們往往有著毛澤東情結，相信毛澤東的詛咒語“農村包圍城市”，內心對待上海，這個以魔都著稱的城市有著較深的嫉恨，於是今天找到了發泄口子，爭當“南京路上好八連”，侮辱上海人一番，五十步笑百步，好不痛快啊！

上海本地市民，生存在全民抗疫的如此高壓境遇，顯得勢單力孤，不得不進行一場忍耐之心的大考驗。雖說是有海派氣質，但是多年來在習氏毛左政治侵染下，上海人漸漸變得麻木起來，中國傳統習性在增強，一個“忍”字當頭，懂得“看三勢”，學會“拎得清”，不做“填刀頭”，好漢不吃眼前虧，識時務者為俊傑，好死不如賴活著——與內地的庸眾一樣，都是媳婦受熬的心態——如此則喪失了做人的真誠性和崇高性。

 

                                                    施衛江

寫於 美國紐約

2022年5月26日上海抗疫為何如此狂暴？

 

最近，上海人民沉浸在“靜態管理、動態清零”的極度悲憤中，二個月來的抗疫，上海居民要麽封閉在家裏，要麽隔離在方艙，要麽入住醫院，最慘的是一些外地來滬的農民工、送貨員和運輸汽車司機，隻得睡眠在大街上、橋孔下、卡車裏，還不得行走出受封圍欄，還得不到足夠食物。不管呆在城市哪個角落，是富人或窮人，是教授還是乞丐，人人自危，生活無序，商店關門，藥品斷供，生存所需的基本食品、日用品都要靠手機上操作去“搶”，凡是不會手機操作就隻能等死，非新冠病毒引起的疾病都不算是“病”，假如某個病人不能出示有效核酸測試陰性證明，病人均得不到及時救治，更惡劣的措施是，要裝配鐵網在管控區的每一棟民宅樓的大門口，予以嚴加防範管製，防市民如防盜賊！“大白”警察容許隨意闖進市民家中搞“執法”，市民蒙受盡多的不幸和災難可就是不容許公開自由發聲喊冤！

嗚呼！號稱“國家主人”的上海市民，本是代表中國最具先進生產力的一族群體，理應充分釋放出上海市民的聰明才幹去搞建設，然而在黨中央的“清零”政策強製下，海派靈性竟然大肆遭受踐踏，人格尊嚴被貶至不及囚徒的卑下，被準許的行動自由還不如圈養的禽畜。哀哉！上海市民的生存境況是多麽孤苦伶仃無助，上海市民的精神抑鬱是何等淒淒慘慘戚戚。

由中央政府主導的抗疫“清零”，為什麽要對上海人民動用如此的粗暴、野蠻、獸性、瘋狂？這在西方自由世界看來，簡直太不可思議了！根源究竟是什麽呢？

 

（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發生在上海的抗疫狂暴當然不是海派文化傳承的特質，而是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親自部署指揮、密集指示批示”來進行，這位總書記宣稱：“我們的防控方針是由黨的性質和宗旨決定的”，“從黨的性質宗旨認識疫情防控方針”，當然不是飛來之石，而是經有悠久曆史的中國傳統孵化而成，它僵硬地主宰著當今中國政治的一切。欲懂得這場清零抗疫的真實意圖，須深入了解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須了解中國的民風民俗，尤其是陝北地區。

近年來，習近平嫻熟地運用他的政治手腕使大權獨攬，業已形成“九鼎之尊”局麵，且有越演越烈之勢，在其統治下的社會官僚機器不斷強化威權形式，這使得後者形式的高度威權化又促進了前者的獨裁，而前者專斷橫行又反哺後者，兩者互為反饋，攜手共進，就此全民奴性且增強不少——此即如德國學者齊美爾所講的社會學中“相互作用”的形式，對於這種“形式”的具體表達，深得魯迅精神之魂的北京大學中文係教授錢理群曾經論述道：“在一個專製統治下價值封閉的體係內，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是處在同一個價值點上的交流與反饋”（大意如此）。

可想而知，當今中國的政治形態正是走在全麵複辟傳統封建腐朽製度的路上。專製政治乃乾綱獨斷、定於一尊，且說今日中國之專製暴虐，極大地來自最高統治者的德性，習近平妄圖複辟文革，大開曆史倒車，朝思暮想他的皇帝迷夢，再造新時代的秦始皇、毛澤東。

    由此，習近平打造的強專製主義為他的暴政鋪設了平坦大道，布置於“全國一盤棋”格局下，海派上海市民深深感受到文革高潮時的毛式家天下：朕即真理，朕即國家。今天，統帥一聲令，三軍風雷動，酷政促奴性，令箭催遵命，從廟堂衙門，抵基層庸眾，政令一路暢行，貫徹無阻。

以習近平的“家天下”框架來看，上海的抗疫特別需要展示“中國共產黨所具有的無比堅強的領導力，是風雨來襲時中國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要展示中共統治下的製度“優越性”和“合法性”，更確切地說，還需要充分展示習近平總書記的“英明、偉大”形象，為他的正式“登基”皇座打基礎。構建如此之宏大敘事，習家中央政府定義了新冠病毒的抗疫是一場“人民戰爭”，全黨全民統一步調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部署”來進行的，這位總書記一再強調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堅持動態清零總方針不猶豫不動搖”，“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要把抗疫當作“為人民服務”。

以現代性的倫理學來論述，“人民”是個宏大敘事，是形而上之“大魅”，在以“人民”的名義大肆鼓噪、渲染之下，若開啟“幽暗之門”，可以發現，這隻是一塊“超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的招牌，其投射出的真實價值意向往往是希冀反饋回報給投射者自己，即小人心眼、小人心境的“自我、本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乃罪惡之淵藪，其鄙陋卑下、猥瑣不堪！

魯迅先生早就發現，中國的儒家典籍中充滿了“仁者愛人”之語，但是魯迅卻揭穿了其“瞞和騙”，其實質就是“以理殺人”！

今天的上海，把“人民”當作“綱領”來處置具體的全民抗疫，就意味著其餘事情全得靠邊讓路，抗疫以外的事情全都隻是與個人利益掛鉤而已，都是掛靠不上“人民”這個宏偉大宗旨，“人民”這個抽象綱領既然被強化得如此之高大上、偉光正，乃綱舉目張，和尚打傘，為所欲為、不擇手段！

 

（二）“不忘初心，牢記使命”

 

“初心”是習近平執政時代十分時髦的政治詞匯，既然被張揚得如此之“時髦”，它必定隱含有欺騙性！它試圖讓人民感受習的“青春故事”，聆聽他的“梁家河插隊的經曆”，規訓人民的情操，是一項典型的“洗腦工程”。

眾所周知，習近平在福建、浙江和上海三地工作過，已經獲得相當多的東南沿海地區工作的經驗，這些地區比起北方內地來具有相對較高的改革開放性，經濟結構大多是外向型，經濟水平也相應較高，治理較為先進。按照常規思路，要想當上一個大國有作為的主政者，其精神領域的價值觀訴求，本來應該引導國民走上現代化之路，深化改革，大大發揚沿海地區的先進經驗和業績成就，使融合到全球化的經濟圈中，學習西方發達的市場經濟和人文精神，求得國家發展踏上新台階。然而習近平卻不張揚他在沿海地區的經曆，反而大大弘揚在北方落後農村的生活感受、工作經曆——這就值得正義的人們去警惕和深思了。

與毛澤東一樣，習近平自身的秉性就是十分的“土”，在漢語網絡上，不滿的網民將習近平蔑稱為“包子”，意思有“土氣”之意，也就是傳統、愚昧、落後的代名詞。這與《論語》：“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意思相近，懷土就是戀土而安逸，營造個人小天地，即小人德性。我們來看看習近平是如何的“初心”？

“初心”在心理學上可稱為“原型”（榮格：archetypes），習的“原型”有“戀土情結”，顯然相悖於東南沿海地區的現代性精神品質，而在於他不斷吹噓的“土”字而凸出，即“農民情結、三農情懷”，習常稱：“我也是從農村出來的”，“我們這一代人也有這個情結，一定要把我們的老百姓，特別是我們的農民扶一把。”聽聽他的念念有詞“不忘初心”，從“習近平總書記從小就有農村情結”，可推斷習之“戀土”有小人之心：

1.  陝北延安梁家河，習近平插隊在此，據說練就了一套“大學問”，那真是了不得啊！
2. “老家富平曾在習近平迷惘彷徨時給予他溫暖”，陝西省富平縣臨近於曆史上京兆地區，這裏曾經是大一統帝國的中央權力地帶，即有秦、漢、隋、唐四朝大帝國定都於鹹陽、長安，這一家鄉情懷深深地烙印到習近平的人格秉性，使得習內心期盼著大一統政治。
3. 習近平時時要造訪河北省西柏坡，該地是毛派紅色經典的精神發源地，價值連城，非常值得習去流連忘返，就此習想要“弘揚西柏坡精神”。
4. 河北省正定縣，習年輕時候曾工作在此，當時是“農業學大寨”的先進樣板縣，是毛澤東樹立起來的一麵旗幟，同樣是紅色經典，值得去大力追捧，流芳百世。

    作為一個農業人口眾多的大國，農業生產當然需要去關心，農民的利益也當然需要去關心，任何一個具有現代化常識的人，必定知道：農民生活的大幅度改善，必須是由農業現代化來帶動，而農業現代化必須是由工業現代化來帶動，而工業現代化必須是由科技、經濟和製度等的各項現代化來帶動，需要重視精神文明的力量，也就是人的主體性自由的大發揚。然而中國的習某卻是完全的反其道而行之：要論價值觀的定位？什麽的工業、科技、文教、經濟、金融、製度、法治等等的重要發展項目全都擱置在邊上，就是因為這些不含有“初心”，從而全都被當做不重要的思想議題來處理，眼下最最要緊的事情是定位在“農民情結”、“黃土情結”之上：“不忘初心，牢記使命”——老是要把目光盯住在最最落後地區的農民生存價值觀上——這是怎麽樣的心態？怎麽樣的鬼魅心思啊？

人都是有個性的，共產黨執政也如此。理解了習近平的執政個性是那麽的“土裏土氣”，於是懂得：上海抗疫就是充滿習包子特色之土：“鞋子合不合腳，自己穿著才知道。”——紅色經典，土法上馬！   

 

•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方山水有一方風情

 

 共產黨信仰“辯證唯物主義”，其教條說：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確，特定的社會曆史地理環境可以塑造特定的精神氣質。成語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南橘北枳。按辯證法精神，反之亦然，如：彩蝶戀鮮花，蒼蠅叮臭肉；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智者樂水，仁者樂山。說到中國人的“土”，尚有各個地方的各個民風民俗民情，還可細分。

德國學者馬克斯·舍勒的行為學理論認為，能感悟到生活世界的價值和價值秩序的感情是成為行為意欲最深層的基礎部分，而這種感情決定著行為意欲的努力方向。但是舍勒又認為，不能把在一個時代和民族中流行或支配人們價值偏愛的評價係統所具有的“倫理結構”等同於作為價值優先法則的價值本身的客觀秩序。

今天，與西方自由世界一樣，強人習近平也是十分講究“顏色革命”，他將自身個性“土氣”的顏色欽定為中國的“政治正確”，即標準的意識形態，充分施展在上海地方的抗議之中，真實意圖是：以習氏“土氣”淹沒上海“海派”！

那麽究竟怎麽樣評介習包子“土氣”？

第一，純真“紅色基因”，眾所周知，習近平是在紅朝中國、紅色地域、紅色家庭、紅色時代、紅色圈子裏混出來的紅色土特產，紅色元素特濃，大紅特紅超紅。

現代中國有二大文明係統：黃色和藍色。

黃色是內陸型，具有內向封閉性質，其主要的分布地域是在北方的黃土質平原和高原上，其價值資源隻由落後的本土文明來提供（電視劇《河殤》的觀點）。

紅色文明是外來的馬列寧主義與中國本土的黃色文明相結合的產物，被綜合成“毛澤東思想路線”，具有革命的實踐性，但是主要根基還是黃色文明。

    藍色是海洋型，外向開放性質，最初地域分布在東南沿海一帶，隨之改革開放的深化，逐漸擴展至中國的大南方，它是本土文明與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結合的產物。

今天的國情是，北方黃土文明區域經濟全麵落後、蕭條，而南方藍色文明區域市場經濟發展良好，經濟指標高漲。如此經濟地理格局意味著中共統治機器的精神資源麵臨危機，這讓習近平深深不安，習某感受到來自於藍色文明對於紅色政權的威脅：資產階級市民的個體性、獨立性和自由意識在增長，他們不會如黃土地上農民幹活那樣的聽話、遵命和馴服。

遙想1949年3月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正式提出定都北平市的決議，當時的國情正如毛澤東所講：“蔣介石的國都在南京，他的基礎是江浙資本家。我們要把國都建在北平，我們也要在北平找到我們的基礎，這就是工人階級和廣大的勞動群眾。”這講話顯示了：南京的城市精神是藍色，而北平市則是黃色，紅色政權的根基需要由黃色文明來支撐、扶助，才會獲得穩定、可靠。

從前，毛澤東必定熟知曆史典故：“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對藍色文明懷有恐懼：“港台一帶，饕蚊尚多，西方世界，饕蚊成陣。”因此對待曾經位置楚地、而後深藍色的申城上海，毛澤東作指示：要采取“農村包圍城市”戰略。為此，上海外灘海關鍾樓上的大鍾報時，要以深黃色的陝北民歌樂調《東方紅》來進行，使之標誌為城市“主旋律”。要發揚“好八連”榮光，讓他們來到魔都南京路上當“哨兵”，以鎮住充滿資產階級邪念的“霓虹燈”，要加強“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全麵專政”，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今天，習近平憂心忡忡：紅色文明賴以存在基礎的黃色文明正日益蛻化墮落！為此決心拯救，在上海執行“靜態管理、動態清零”，實為一場魔鬼訓練，以鞏固紅色政權的！

 

• 粗人的痞氣，流寇的匪氣

 

紅朝中國首長級高幹的紅二代、紅三代多的是，譬如有劉少奇的兒子，陳雲兒子，鄧小平的兒女，胡耀邦的兒子，葉劍英、江澤民的數個兒女等等，在這一群體裏相比較，習包子就是顯得很“土氣”，這是為什麽呢？

這就是習近平第二個“土”：痞氣+匪氣，這是黃色文明外圍地帶“邊區”之“土氣”。

習近平讀書差勁是知曉的，然而這在首長級的紅後代中較為少見，盡管習近平時常吹噓讀書很多，還煞有介事地列出一長串讀書單來，頗有“此地無銀三百兩”之意。由於不願讀書、讀不進書，習的頭腦難以裝備積聚人類優秀文明的知識。蘇格拉底雲“知識即美德”，其否命題亦同樣成立。現代學者的認識更為精確，知識與美德之間的正向關聯性是需要建立在高概率基礎上，較有科學的合理性。毛澤東閱讀中國古典經書甚多，但也是痞氣+匪氣很濃厚，毛澤東特別讚賞二位流氓痞子皇帝：劉邦和朱元璋，毛把糟粕當作了精粹。

拉馬克的“用進廢退”可以較好解釋，讀書不好的習近平，喜好炫耀他的四肢發達：“我那個時候扛200斤麥子，十裏山路不換肩。”習對頭腦簡單事項：“新時期上山下鄉工程”、“好兒女誌在四方，有誌者奮鬥無悔”，頗有興趣和熱度，可見一斑。習近平坦承其念茲在茲“農民情結”，可以推斷出他的氣質和秉性，天然地與知識性匱缺的泥腿子、四肢發達者、粗布短衫者融通起來，對待海派氣質的上海人就不會有好感，可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

要深入了解習近平的所作所為，需要了解他的個性和風格，需要了解養育習某其秉性、氣質的地方，考察那裏的風土人情。習近平念念不忘他的“初心”之地，就是年輕時候插隊落戶的革命聖地延安，那裏是紅色大本營，更是“紅太陽升起的地方”。對於習近平來說，陝北延安就是他的紅色乳娘，思想養育之地，“作為一個人民公仆，陝北高原是我的根，因為這裏培養出我不變的信念：要為人民做實事！無論我走到哪裏，永遠都是黃土地的兒子。”習近平回憶說，插隊在梁家河，他“看到了人民群眾的根本，真正理解了老百姓”，“我幾乎從來沒哭過，印象較深的兩次哭都是在陝北。”情深誼長啊！

延安市，坐落在陝西省北部，是遊牧文明與農耕文明交融的邊區地帶，漢民族農民世世代代居住此地的曆史中，頻頻遭受多個遊牧民族和部落的相互殺戮、掠奪和洗劫，身處如此蠻族生態的劫掠，釀造出戎狄民風：痞氣+匪氣，漸漸墮落之，本地農耕地上又孵化出次生代的漢族大盜和流寇，如：王嘉胤、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董福祥等等。

大清皇朝晚期，西方殖民主義勢力進入中國東部沿海，紛紛建立起西方式的先進藍色文明，從此經濟格局和重心轉移，地處西北的陝西省經濟文化大幅衰弱，秦風不再，此衰彼漲，當地土匪、土豪卻猖狂起來，到了民國時期，整個陝北地區的匪患尤其嚴重，那時候國民政府的管控力無法抵達陝北，但這恰好為共產黨武裝力量製造出福音來，留給了共軍以極佳的撒野契機和匪盜空間。臭味相投便稱知己，當毛澤東掛帥的大股共軍（紅軍）萬裏迢迢流竄作案來到陝北時候，如魚得水般找準了自己的落腳地，建立起蘇區。

民諺：窮山惡水出刁民，粗茶淡飯無孑遺。肉腐生蛆，蛆熟產蠅；土劣孵匪，匪頑升寇。流寇是土匪發展的頂峰，流寇之所以十分殘暴凶狠毒辣無恥，那是因為流寇作案多是流竄在異地他鄉：1）幾乎碰不上熟人，於是缺乏道德約束；2）罪案的對象都是與己血緣疏遠，於是下得了狠手；3）流竄作案中不容易被抓捕，於是缺乏法律製裁的威懾感。

民國時期的學者傅斯年，曾經把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美國學者餘英時把毛澤東在山上鬧革命歸類為土匪行徑，中共政府體製內走出來的學者阮銘也將當年盤踞在井岡山和延安，建立蘇區的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具體的匪徒而言尚有匪氣強弱的區分，中共領袖中毛澤東、習近平之流痞氣、匪氣特濃，雖然直接將他們比作為流寇尚不恰當，然則深入去思考精神性的高層次本質，就會發現確有近似之處，如操守低劣，隻顧眼前的歡樂和榮耀，不思長治久安的方針、政策和治理，即不具可持續性發展，缺乏人性，不擇手段，不顧人民死活，更扯淡有什麽超越情懷、尋求來世的永生。

上海執行抗疫大行動，是習某心理投射：“習近平總書記親自部署、親自指揮”，乃“初心不改”，大大地用上“梁家河大學問”，卻是來真的：痞氣加匪氣，勁兒十足！

 

• 秦始皇→毛澤東→習近平

 

這三者思想有著較大的傳承性。中共的建黨、建國都是繼承了中國傳統“外儒內法”的一套專製主義本色，馬克思主義成分並不多，如“緊密團結在以某某某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就是中共執政文化的萬能公式，其“春秋大義”足令執政者癡迷不已。

中國政治延續了千年的專製主義，其要數秦始皇的大一統治理格局最具開創、暴虐和傳承，其遺產深深地烙印在中華民族的政治文化基因上。《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今皇帝並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傳承至後世，中共統治者毛澤東、習近平極為崇拜、讚賞，毛澤東自稱：“馬克思加秦始皇”，自比“秦皇、漢武”。習近平是粗人，缺文秀，但配有禦用導演張藝謀來代言，原籍秦地的張藝謀以其電影作品的大氣磅礴著稱，如《英雄》、《大秦賦》、《大秦帝國》等頗有氣勢恢宏，詠古頌今，頌揚獨裁，乃深合主子旨意。

籍貫秦地的習近平似乎比毛澤東更領悟大秦遺風，他也有著構建大一統政治的強烈欲求，冒進浮誇，圖大貪功，舉凡黨、政、軍、財、經、文、教、農、工、商等各界各行，都得讓習來獨攬一身、定於一尊，還妄想對外擴張，天下一統。毛時代流行詞：“全國一盤棋”，如今又翻舊出新而熱炒，以“一言堂”淩駕天下，特別用於上海的抗疫。

中國人骨子裏有“天人合一”，混沌一氣的原始思維和巫術，這集體無意識天然地被大一統政治統攝，進而主導了亞細亞生產方式，在古代，它有利於治理水患、開挖運河、修建長城、建造皇宮等大型項目。在當今，有利於以舉國之力操辦上海防控。在思想意識高度，可以塑造全民的遵命、服從、聽話，即奴性，這恰是習近平的“不忘使命”：“凝聚全民抗疫的強大共識”。

在大一統政治如火如荼的文革期間，誇張而高調的道義目的論籠罩住中國大地上的各項各業，如有“農業以糧為綱、工業以鋼為綱。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於是到處呈現“一刀切”現象，凡是與“綱”不合之事，全得讓步，退避。

今天上海的抗疫正是一刀切做法：為了抗疫的宏偉大業，其他事情全都算不得“事情”，那怕是危機人生命的要事。再如，“同層密接隔離政策”，一人得陽整樓隔離，幾人得陽整區封閉。搞得：簡單直接粗暴，次生災害不斷，雞飛狗跳，人心惶惶。

 

• 外儒內法，臉麵爭光

 

習近平頗想搞《厲害了，我的國》，可看出習的“初心”中有“大秦”情愫，但不唯此。習熟知亡秦之故，暴秦之害，了解《過秦論》，於是就看重《荀子》思想，希望借鑒儒家思想補救暴秦之偏，但這隻是延續了曆史上慣行的“外儒內法”傳統，毫無創意。

以現代人的目光審視，法家思想並非全都是負麵的，糟糕的。譬如，法家的政治思想有“緣法而治”、“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法不阿貴，繩不撓曲”、“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等——貫徹一條法治平等的路線。

秦之後曆代皇朝，形成傳統的官方和上層社會的意識形態是儒家思想，儒家在治國綱要上對法家進行修正，改變其嚴刑律法、冷酷無情、對人性的踐踏，而用溫情脈脈的道德麵紗來遮蓋人心自私之惡。然而儒家的溫情脈脈卻是斷然排斥法家的平等觀，十分講究等級秩序的排位：“尊尊、親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樣導致另一種人性醜惡的釋放。

無論是法家抑或儒家，都嚴重匱乏精神超越性，使得中國人滑落到小人德性的急切功利性，熱衷於超近距離的貼身肉搏，這突出表現為儒家的“麵子文化”，即等級競爭。

今天，習近平把上海抗疫重重地押寶在他的麵子上：看吧，環顧世界，唯有我習某才能夠做到新冠病毒“清零”，豐功偉業啊；溥天之下，皆我臣屬；溥天之下，盡表忠心！

開啟小人心境：這就是習近平的“初心、使命”不可告人的真正用意所在！清零政策來自權力最高層，而下層執行者在習某巫祝之辭誘導下，層層加碼，步步緊逼，使防疫措施變得越來越嚴苛，越來越不通人情，越來越背離常識，卻迎來了中國式“麵子”大豐收！    

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今天，活躍在上海街頭的“大白”誌願者，大多來自社會底層，他們深知等級社會的底層生活之艱辛、悲愴、卑賤、滄桑，受欺受壓，吃苦甚多，在心坎中積滿了多多的怨恨，為此張公百忍，隻是期盼著猴年馬月有個身份升遷，從此羊與狼的位置對調，角色得以變換，從此終於有了發泄的口子和對象，就如二十年媳婦熬成婆婆那樣。今天好機會來了，讓底層誌願者們身披白大褂，臂佩紅袖章，頓時獲得了權力，身價躥升！於是人們就見到了大白們在上海街頭的變本加厲，肆無忌憚。

更是有不少大白門來自外省市的農村地區，他們往往有著毛澤東情結，相信毛澤東的詛咒語“農村包圍城市”，內心對待上海，這個以魔都著稱的城市有著較深的嫉恨，於是今天找到了發泄口子，爭當“南京路上好八連”，侮辱上海人一番，五十步笑百步，好不痛快啊！

上海本地市民，生存在全民抗疫的如此高壓境遇，顯得勢單力孤，不得不進行一場忍耐之心的大考驗。雖說是有海派氣質，但是多年來在習氏毛左政治侵染下，上海人漸漸變得麻木起來，中國傳統習性在增強，一個“忍”字當頭，懂得“看三勢”，學會“拎得清”，不做“填刀頭”，好漢不吃眼前虧，識時務者為俊傑，好死不如賴活著——與內地的庸眾一樣，都是媳婦受熬的心態——如此則喪失了做人的真誠性和崇高性。

 

                                                    施衛江

寫於 美國紐約

2022年5月26日上海抗疫為何如此狂暴？

 

最近，上海人民沉浸在“靜態管理、動態清零”的極度悲憤中，二個月來的抗疫，上海居民要麽封閉在家裏，要麽隔離在方艙，要麽入住醫院，最慘的是一些外地來滬的農民工、送貨員和運輸汽車司機，隻得睡眠在大街上、橋孔下、卡車裏，還不得行走出受封圍欄，還得不到足夠食物。不管呆在城市哪個角落，是富人或窮人，是教授還是乞丐，人人自危，生活無序，商店關門，藥品斷供，生存所需的基本食品、日用品都要靠手機上操作去“搶”，凡是不會手機操作就隻能等死，非新冠病毒引起的疾病都不算是“病”，假如某個病人不能出示有效核酸測試陰性證明，病人均得不到及時救治，更惡劣的措施是，要裝配鐵網在管控區的每一棟民宅樓的大門口，予以嚴加防範管製，防市民如防盜賊！“大白”警察容許隨意闖進市民家中搞“執法”，市民蒙受盡多的不幸和災難可就是不容許公開自由發聲喊冤！

嗚呼！號稱“國家主人”的上海市民，本是代表中國最具先進生產力的一族群體，理應充分釋放出上海市民的聰明才幹去搞建設，然而在黨中央的“清零”政策強製下，海派靈性竟然大肆遭受踐踏，人格尊嚴被貶至不及囚徒的卑下，被準許的行動自由還不如圈養的禽畜。哀哉！上海市民的生存境況是多麽孤苦伶仃無助，上海市民的精神抑鬱是何等淒淒慘慘戚戚。

由中央政府主導的抗疫“清零”，為什麽要對上海人民動用如此的粗暴、野蠻、獸性、瘋狂？這在西方自由世界看來，簡直太不可思議了！根源究竟是什麽呢？

 

（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發生在上海的抗疫狂暴當然不是海派文化傳承的特質，而是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親自部署指揮、密集指示批示”來進行，這位總書記宣稱：“我們的防控方針是由黨的性質和宗旨決定的”，“從黨的性質宗旨認識疫情防控方針”，當然不是飛來之石，而是經有悠久曆史的中國傳統孵化而成，它僵硬地主宰著當今中國政治的一切。欲懂得這場清零抗疫的真實意圖，須深入了解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須了解中國的民風民俗，尤其是陝北地區。

近年來，習近平嫻熟地運用他的政治手腕使大權獨攬，業已形成“九鼎之尊”局麵，且有越演越烈之勢，在其統治下的社會官僚機器不斷強化威權形式，這使得後者形式的高度威權化又促進了前者的獨裁，而前者專斷橫行又反哺後者，兩者互為反饋，攜手共進，就此全民奴性且增強不少——此即如德國學者齊美爾所講的社會學中“相互作用”的形式，對於這種“形式”的具體表達，深得魯迅精神之魂的北京大學中文係教授錢理群曾經論述道：“在一個專製統治下價值封閉的體係內，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是處在同一個價值點上的交流與反饋”（大意如此）。

可想而知，當今中國的政治形態正是走在全麵複辟傳統封建腐朽製度的路上。專製政治乃乾綱獨斷、定於一尊，且說今日中國之專製暴虐，極大地來自最高統治者的德性，習近平妄圖複辟文革，大開曆史倒車，朝思暮想他的皇帝迷夢，再造新時代的秦始皇、毛澤東。

    由此，習近平打造的強專製主義為他的暴政鋪設了平坦大道，布置於“全國一盤棋”格局下，海派上海市民深深感受到文革高潮時的毛式家天下：朕即真理，朕即國家。今天，統帥一聲令，三軍風雷動，酷政促奴性，令箭催遵命，從廟堂衙門，抵基層庸眾，政令一路暢行，貫徹無阻。

以習近平的“家天下”框架來看，上海的抗疫特別需要展示“中國共產黨所具有的無比堅強的領導力，是風雨來襲時中國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要展示中共統治下的製度“優越性”和“合法性”，更確切地說，還需要充分展示習近平總書記的“英明、偉大”形象，為他的正式“登基”皇座打基礎。構建如此之宏大敘事，習家中央政府定義了新冠病毒的抗疫是一場“人民戰爭”，全黨全民統一步調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部署”來進行的，這位總書記一再強調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堅持動態清零總方針不猶豫不動搖”，“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要把抗疫當作“為人民服務”。

以現代性的倫理學來論述，“人民”是個宏大敘事，是形而上之“大魅”，在以“人民”的名義大肆鼓噪、渲染之下，若開啟“幽暗之門”，可以發現，這隻是一塊“超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的招牌，其投射出的真實價值意向往往是希冀反饋回報給投射者自己，即小人心眼、小人心境的“自我、本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乃罪惡之淵藪，其鄙陋卑下、猥瑣不堪！

魯迅先生早就發現，中國的儒家典籍中充滿了“仁者愛人”之語，但是魯迅卻揭穿了其“瞞和騙”，其實質就是“以理殺人”！

今天的上海，把“人民”當作“綱領”來處置具體的全民抗疫，就意味著其餘事情全得靠邊讓路，抗疫以外的事情全都隻是與個人利益掛鉤而已，都是掛靠不上“人民”這個宏偉大宗旨，“人民”這個抽象綱領既然被強化得如此之高大上、偉光正，乃綱舉目張，和尚打傘，為所欲為、不擇手段！

 

（二）“不忘初心，牢記使命”

 

“初心”是習近平執政時代十分時髦的政治詞匯，既然被張揚得如此之“時髦”，它必定隱含有欺騙性！它試圖讓人民感受習的“青春故事”，聆聽他的“梁家河插隊的經曆”，規訓人民的情操，是一項典型的“洗腦工程”。

眾所周知，習近平在福建、浙江和上海三地工作過，已經獲得相當多的東南沿海地區工作的經驗，這些地區比起北方內地來具有相對較高的改革開放性，經濟結構大多是外向型，經濟水平也相應較高，治理較為先進。按照常規思路，要想當上一個大國有作為的主政者，其精神領域的價值觀訴求，本來應該引導國民走上現代化之路，深化改革，大大發揚沿海地區的先進經驗和業績成就，使融合到全球化的經濟圈中，學習西方發達的市場經濟和人文精神，求得國家發展踏上新台階。然而習近平卻不張揚他在沿海地區的經曆，反而大大弘揚在北方落後農村的生活感受、工作經曆——這就值得正義的人們去警惕和深思了。

與毛澤東一樣，習近平自身的秉性就是十分的“土”，在漢語網絡上，不滿的網民將習近平蔑稱為“包子”，意思有“土氣”之意，也就是傳統、愚昧、落後的代名詞。這與《論語》：“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意思相近，懷土就是戀土而安逸，營造個人小天地，即小人德性。我們來看看習近平是如何的“初心”？

“初心”在心理學上可稱為“原型”（榮格：archetypes），習的“原型”有“戀土情結”，顯然相悖於東南沿海地區的現代性精神品質，而在於他不斷吹噓的“土”字而凸出，即“農民情結、三農情懷”，習常稱：“我也是從農村出來的”，“我們這一代人也有這個情結，一定要把我們的老百姓，特別是我們的農民扶一把。”聽聽他的念念有詞“不忘初心”，從“習近平總書記從小就有農村情結”，可推斷習之“戀土”有小人之心：

1.  陝北延安梁家河，習近平插隊在此，據說練就了一套“大學問”，那真是了不得啊！
2. “老家富平曾在習近平迷惘彷徨時給予他溫暖”，陝西省富平縣臨近於曆史上京兆地區，這裏曾經是大一統帝國的中央權力地帶，即有秦、漢、隋、唐四朝大帝國定都於鹹陽、長安，這一家鄉情懷深深地烙印到習近平的人格秉性，使得習內心期盼著大一統政治。
3. 習近平時時要造訪河北省西柏坡，該地是毛派紅色經典的精神發源地，價值連城，非常值得習去流連忘返，就此習想要“弘揚西柏坡精神”。
4. 河北省正定縣，習年輕時候曾工作在此，當時是“農業學大寨”的先進樣板縣，是毛澤東樹立起來的一麵旗幟，同樣是紅色經典，值得去大力追捧，流芳百世。

    作為一個農業人口眾多的大國，農業生產當然需要去關心，農民的利益也當然需要去關心，任何一個具有現代化常識的人，必定知道：農民生活的大幅度改善，必須是由農業現代化來帶動，而農業現代化必須是由工業現代化來帶動，而工業現代化必須是由科技、經濟和製度等的各項現代化來帶動，需要重視精神文明的力量，也就是人的主體性自由的大發揚。然而中國的習某卻是完全的反其道而行之：要論價值觀的定位？什麽的工業、科技、文教、經濟、金融、製度、法治等等的重要發展項目全都擱置在邊上，就是因為這些不含有“初心”，從而全都被當做不重要的思想議題來處理，眼下最最要緊的事情是定位在“農民情結”、“黃土情結”之上：“不忘初心，牢記使命”——老是要把目光盯住在最最落後地區的農民生存價值觀上——這是怎麽樣的心態？怎麽樣的鬼魅心思啊？

人都是有個性的，共產黨執政也如此。理解了習近平的執政個性是那麽的“土裏土氣”，於是懂得：上海抗疫就是充滿習包子特色之土：“鞋子合不合腳，自己穿著才知道。”——紅色經典，土法上馬！   

 

•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方山水有一方風情

 

 共產黨信仰“辯證唯物主義”，其教條說：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確，特定的社會曆史地理環境可以塑造特定的精神氣質。成語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南橘北枳。按辯證法精神，反之亦然，如：彩蝶戀鮮花，蒼蠅叮臭肉；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智者樂水，仁者樂山。說到中國人的“土”，尚有各個地方的各個民風民俗民情，還可細分。

德國學者馬克斯·舍勒的行為學理論認為，能感悟到生活世界的價值和價值秩序的感情是成為行為意欲最深層的基礎部分，而這種感情決定著行為意欲的努力方向。但是舍勒又認為，不能把在一個時代和民族中流行或支配人們價值偏愛的評價係統所具有的“倫理結構”等同於作為價值優先法則的價值本身的客觀秩序。

今天，與西方自由世界一樣，強人習近平也是十分講究“顏色革命”，他將自身個性“土氣”的顏色欽定為中國的“政治正確”，即標準的意識形態，充分施展在上海地方的抗議之中，真實意圖是：以習氏“土氣”淹沒上海“海派”！

那麽究竟怎麽樣評介習包子“土氣”？

第一，純真“紅色基因”，眾所周知，習近平是在紅朝中國、紅色地域、紅色家庭、紅色時代、紅色圈子裏混出來的紅色土特產，紅色元素特濃，大紅特紅超紅。

現代中國有二大文明係統：黃色和藍色。

黃色是內陸型，具有內向封閉性質，其主要的分布地域是在北方的黃土質平原和高原上，其價值資源隻由落後的本土文明來提供（電視劇《河殤》的觀點）。

紅色文明是外來的馬列寧主義與中國本土的黃色文明相結合的產物，被綜合成“毛澤東思想路線”，具有革命的實踐性，但是主要根基還是黃色文明。

    藍色是海洋型，外向開放性質，最初地域分布在東南沿海一帶，隨之改革開放的深化，逐漸擴展至中國的大南方，它是本土文明與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結合的產物。

今天的國情是，北方黃土文明區域經濟全麵落後、蕭條，而南方藍色文明區域市場經濟發展良好，經濟指標高漲。如此經濟地理格局意味著中共統治機器的精神資源麵臨危機，這讓習近平深深不安，習某感受到來自於藍色文明對於紅色政權的威脅：資產階級市民的個體性、獨立性和自由意識在增長，他們不會如黃土地上農民幹活那樣的聽話、遵命和馴服。

遙想1949年3月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正式提出定都北平市的決議，當時的國情正如毛澤東所講：“蔣介石的國都在南京，他的基礎是江浙資本家。我們要把國都建在北平，我們也要在北平找到我們的基礎，這就是工人階級和廣大的勞動群眾。”這講話顯示了：南京的城市精神是藍色，而北平市則是黃色，紅色政權的根基需要由黃色文明來支撐、扶助，才會獲得穩定、可靠。

從前，毛澤東必定熟知曆史典故：“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對藍色文明懷有恐懼：“港台一帶，饕蚊尚多，西方世界，饕蚊成陣。”因此對待曾經位置楚地、而後深藍色的申城上海，毛澤東作指示：要采取“農村包圍城市”戰略。為此，上海外灘海關鍾樓上的大鍾報時，要以深黃色的陝北民歌樂調《東方紅》來進行，使之標誌為城市“主旋律”。要發揚“好八連”榮光，讓他們來到魔都南京路上當“哨兵”，以鎮住充滿資產階級邪念的“霓虹燈”，要加強“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全麵專政”，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今天，習近平憂心忡忡：紅色文明賴以存在基礎的黃色文明正日益蛻化墮落！為此決心拯救，在上海執行“靜態管理、動態清零”，實為一場魔鬼訓練，以鞏固紅色政權的！

 

• 粗人的痞氣，流寇的匪氣

 

紅朝中國首長級高幹的紅二代、紅三代多的是，譬如有劉少奇的兒子，陳雲兒子，鄧小平的兒女，胡耀邦的兒子，葉劍英、江澤民的數個兒女等等，在這一群體裏相比較，習包子就是顯得很“土氣”，這是為什麽呢？

這就是習近平第二個“土”：痞氣+匪氣，這是黃色文明外圍地帶“邊區”之“土氣”。

習近平讀書差勁是知曉的，然而這在首長級的紅後代中較為少見，盡管習近平時常吹噓讀書很多，還煞有介事地列出一長串讀書單來，頗有“此地無銀三百兩”之意。由於不願讀書、讀不進書，習的頭腦難以裝備積聚人類優秀文明的知識。蘇格拉底雲“知識即美德”，其否命題亦同樣成立。現代學者的認識更為精確，知識與美德之間的正向關聯性是需要建立在高概率基礎上，較有科學的合理性。毛澤東閱讀中國古典經書甚多，但也是痞氣+匪氣很濃厚，毛澤東特別讚賞二位流氓痞子皇帝：劉邦和朱元璋，毛把糟粕當作了精粹。

拉馬克的“用進廢退”可以較好解釋，讀書不好的習近平，喜好炫耀他的四肢發達：“我那個時候扛200斤麥子，十裏山路不換肩。”習對頭腦簡單事項：“新時期上山下鄉工程”、“好兒女誌在四方，有誌者奮鬥無悔”，頗有興趣和熱度，可見一斑。習近平坦承其念茲在茲“農民情結”，可以推斷出他的氣質和秉性，天然地與知識性匱缺的泥腿子、四肢發達者、粗布短衫者融通起來，對待海派氣質的上海人就不會有好感，可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

要深入了解習近平的所作所為，需要了解他的個性和風格，需要了解養育習某其秉性、氣質的地方，考察那裏的風土人情。習近平念念不忘他的“初心”之地，就是年輕時候插隊落戶的革命聖地延安，那裏是紅色大本營，更是“紅太陽升起的地方”。對於習近平來說，陝北延安就是他的紅色乳娘，思想養育之地，“作為一個人民公仆，陝北高原是我的根，因為這裏培養出我不變的信念：要為人民做實事！無論我走到哪裏，永遠都是黃土地的兒子。”習近平回憶說，插隊在梁家河，他“看到了人民群眾的根本，真正理解了老百姓”，“我幾乎從來沒哭過，印象較深的兩次哭都是在陝北。”情深誼長啊！

延安市，坐落在陝西省北部，是遊牧文明與農耕文明交融的邊區地帶，漢民族農民世世代代居住此地的曆史中，頻頻遭受多個遊牧民族和部落的相互殺戮、掠奪和洗劫，身處如此蠻族生態的劫掠，釀造出戎狄民風：痞氣+匪氣，漸漸墮落之，本地農耕地上又孵化出次生代的漢族大盜和流寇，如：王嘉胤、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董福祥等等。

大清皇朝晚期，西方殖民主義勢力進入中國東部沿海，紛紛建立起西方式的先進藍色文明，從此經濟格局和重心轉移，地處西北的陝西省經濟文化大幅衰弱，秦風不再，此衰彼漲，當地土匪、土豪卻猖狂起來，到了民國時期，整個陝北地區的匪患尤其嚴重，那時候國民政府的管控力無法抵達陝北，但這恰好為共產黨武裝力量製造出福音來，留給了共軍以極佳的撒野契機和匪盜空間。臭味相投便稱知己，當毛澤東掛帥的大股共軍（紅軍）萬裏迢迢流竄作案來到陝北時候，如魚得水般找準了自己的落腳地，建立起蘇區。

民諺：窮山惡水出刁民，粗茶淡飯無孑遺。肉腐生蛆，蛆熟產蠅；土劣孵匪，匪頑升寇。流寇是土匪發展的頂峰，流寇之所以十分殘暴凶狠毒辣無恥，那是因為流寇作案多是流竄在異地他鄉：1）幾乎碰不上熟人，於是缺乏道德約束；2）罪案的對象都是與己血緣疏遠，於是下得了狠手；3）流竄作案中不容易被抓捕，於是缺乏法律製裁的威懾感。

民國時期的學者傅斯年，曾經把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美國學者餘英時把毛澤東在山上鬧革命歸類為土匪行徑，中共政府體製內走出來的學者阮銘也將當年盤踞在井岡山和延安，建立蘇區的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具體的匪徒而言尚有匪氣強弱的區分，中共領袖中毛澤東、習近平之流痞氣、匪氣特濃，雖然直接將他們比作為流寇尚不恰當，然則深入去思考精神性的高層次本質，就會發現確有近似之處，如操守低劣，隻顧眼前的歡樂和榮耀，不思長治久安的方針、政策和治理，即不具可持續性發展，缺乏人性，不擇手段，不顧人民死活，更扯淡有什麽超越情懷、尋求來世的永生。

上海執行抗疫大行動，是習某心理投射：“習近平總書記親自部署、親自指揮”，乃“初心不改”，大大地用上“梁家河大學問”，卻是來真的：痞氣加匪氣，勁兒十足！

 

• 秦始皇→毛澤東→習近平

 

這三者思想有著較大的傳承性。中共的建黨、建國都是繼承了中國傳統“外儒內法”的一套專製主義本色，馬克思主義成分並不多，如“緊密團結在以某某某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就是中共執政文化的萬能公式，其“春秋大義”足令執政者癡迷不已。

中國政治延續了千年的專製主義，其要數秦始皇的大一統治理格局最具開創、暴虐和傳承，其遺產深深地烙印在中華民族的政治文化基因上。《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今皇帝並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傳承至後世，中共統治者毛澤東、習近平極為崇拜、讚賞，毛澤東自稱：“馬克思加秦始皇”，自比“秦皇、漢武”。習近平是粗人，缺文秀，但配有禦用導演張藝謀來代言，原籍秦地的張藝謀以其電影作品的大氣磅礴著稱，如《英雄》、《大秦賦》、《大秦帝國》等頗有氣勢恢宏，詠古頌今，頌揚獨裁，乃深合主子旨意。

籍貫秦地的習近平似乎比毛澤東更領悟大秦遺風，他也有著構建大一統政治的強烈欲求，冒進浮誇，圖大貪功，舉凡黨、政、軍、財、經、文、教、農、工、商等各界各行，都得讓習來獨攬一身、定於一尊，還妄想對外擴張，天下一統。毛時代流行詞：“全國一盤棋”，如今又翻舊出新而熱炒，以“一言堂”淩駕天下，特別用於上海的抗疫。

中國人骨子裏有“天人合一”，混沌一氣的原始思維和巫術，這集體無意識天然地被大一統政治統攝，進而主導了亞細亞生產方式，在古代，它有利於治理水患、開挖運河、修建長城、建造皇宮等大型項目。在當今，有利於以舉國之力操辦上海防控。在思想意識高度，可以塑造全民的遵命、服從、聽話，即奴性，這恰是習近平的“不忘使命”：“凝聚全民抗疫的強大共識”。

在大一統政治如火如荼的文革期間，誇張而高調的道義目的論籠罩住中國大地上的各項各業，如有“農業以糧為綱、工業以鋼為綱。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於是到處呈現“一刀切”現象，凡是與“綱”不合之事，全得讓步，退避。

今天上海的抗疫正是一刀切做法：為了抗疫的宏偉大業，其他事情全都算不得“事情”，那怕是危機人生命的要事。再如，“同層密接隔離政策”，一人得陽整樓隔離，幾人得陽整區封閉。搞得：簡單直接粗暴，次生災害不斷，雞飛狗跳，人心惶惶。

 

• 外儒內法，臉麵爭光

 

習近平頗想搞《厲害了，我的國》，可看出習的“初心”中有“大秦”情愫，但不唯此。習熟知亡秦之故，暴秦之害，了解《過秦論》，於是就看重《荀子》思想，希望借鑒儒家思想補救暴秦之偏，但這隻是延續了曆史上慣行的“外儒內法”傳統，毫無創意。

以現代人的目光審視，法家思想並非全都是負麵的，糟糕的。譬如，法家的政治思想有“緣法而治”、“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法不阿貴，繩不撓曲”、“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等——貫徹一條法治平等的路線。

秦之後曆代皇朝，形成傳統的官方和上層社會的意識形態是儒家思想，儒家在治國綱要上對法家進行修正，改變其嚴刑律法、冷酷無情、對人性的踐踏，而用溫情脈脈的道德麵紗來遮蓋人心自私之惡。然而儒家的溫情脈脈卻是斷然排斥法家的平等觀，十分講究等級秩序的排位：“尊尊、親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樣導致另一種人性醜惡的釋放。

無論是法家抑或儒家，都嚴重匱乏精神超越性，使得中國人滑落到小人德性的急切功利性，熱衷於超近距離的貼身肉搏，這突出表現為儒家的“麵子文化”，即等級競爭。

今天，習近平把上海抗疫重重地押寶在他的麵子上：看吧，環顧世界，唯有我習某才能夠做到新冠病毒“清零”，豐功偉業啊；溥天之下，皆我臣屬；溥天之下，盡表忠心！

開啟小人心境：這就是習近平的“初心、使命”不可告人的真正用意所在！清零政策來自權力最高層，而下層執行者在習某巫祝之辭誘導下，層層加碼，步步緊逼，使防疫措施變得越來越嚴苛，越來越不通人情，越來越背離常識，卻迎來了中國式“麵子”大豐收！    

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今天，活躍在上海街頭的“大白”誌願者，大多來自社會底層，他們深知等級社會的底層生活之艱辛、悲愴、卑賤、滄桑，受欺受壓，吃苦甚多，在心坎中積滿了多多的怨恨，為此張公百忍，隻是期盼著猴年馬月有個身份升遷，從此羊與狼的位置對調，角色得以變換，從此終於有了發泄的口子和對象，就如二十年媳婦熬成婆婆那樣。今天好機會來了，讓底層誌願者們身披白大褂，臂佩紅袖章，頓時獲得了權力，身價躥升！於是人們就見到了大白們在上海街頭的變本加厲，肆無忌憚。

更是有不少大白門來自外省市的農村地區，他們往往有著毛澤東情結，相信毛澤東的詛咒語“農村包圍城市”，內心對待上海，這個以魔都著稱的城市有著較深的嫉恨，於是今天找到了發泄口子，爭當“南京路上好八連”，侮辱上海人一番，五十步笑百步，好不痛快啊！

上海本地市民，生存在全民抗疫的如此高壓境遇，顯得勢單力孤，不得不進行一場忍耐之心的大考驗。雖說是有海派氣質，但是多年來在習氏毛左政治侵染下，上海人漸漸變得麻木起來，中國傳統習性在增強，一個“忍”字當頭，懂得“看三勢”，學會“拎得清”，不做“填刀頭”，好漢不吃眼前虧，識時務者為俊傑，好死不如賴活著——與內地的庸眾一樣，都是媳婦受熬的心態——如此則喪失了做人的真誠性和崇高性。

 

                                                    施衛江

寫於 美國紐約

2022年5月26日上海抗疫為何如此狂暴？

 

最近，上海人民沉浸在“靜態管理、動態清零”的極度悲憤中，二個月來的抗疫，上海居民要麽封閉在家裏，要麽隔離在方艙，要麽入住醫院，最慘的是一些外地來滬的農民工、送貨員和運輸汽車司機，隻得睡眠在大街上、橋孔下、卡車裏，還不得行走出受封圍欄，還得不到足夠食物。不管呆在城市哪個角落，是富人或窮人，是教授還是乞丐，人人自危，生活無序，商店關門，藥品斷供，生存所需的基本食品、日用品都要靠手機上操作去“搶”，凡是不會手機操作就隻能等死，非新冠病毒引起的疾病都不算是“病”，假如某個病人不能出示有效核酸測試陰性證明，病人均得不到及時救治，更惡劣的措施是，要裝配鐵網在管控區的每一棟民宅樓的大門口，予以嚴加防範管製，防市民如防盜賊！“大白”警察容許隨意闖進市民家中搞“執法”，市民蒙受盡多的不幸和災難可就是不容許公開自由發聲喊冤！

嗚呼！號稱“國家主人”的上海市民，本是代表中國最具先進生產力的一族群體，理應充分釋放出上海市民的聰明才幹去搞建設，然而在黨中央的“清零”政策強製下，海派靈性竟然大肆遭受踐踏，人格尊嚴被貶至不及囚徒的卑下，被準許的行動自由還不如圈養的禽畜。哀哉！上海市民的生存境況是多麽孤苦伶仃無助，上海市民的精神抑鬱是何等淒淒慘慘戚戚。

由中央政府主導的抗疫“清零”，為什麽要對上海人民動用如此的粗暴、野蠻、獸性、瘋狂？這在西方自由世界看來，簡直太不可思議了！根源究竟是什麽呢？

 

（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發生在上海的抗疫狂暴當然不是海派文化傳承的特質，而是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親自部署指揮、密集指示批示”來進行，這位總書記宣稱：“我們的防控方針是由黨的性質和宗旨決定的”，“從黨的性質宗旨認識疫情防控方針”，當然不是飛來之石，而是經有悠久曆史的中國傳統孵化而成，它僵硬地主宰著當今中國政治的一切。欲懂得這場清零抗疫的真實意圖，須深入了解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須了解中國的民風民俗，尤其是陝北地區。

近年來，習近平嫻熟地運用他的政治手腕使大權獨攬，業已形成“九鼎之尊”局麵，且有越演越烈之勢，在其統治下的社會官僚機器不斷強化威權形式，這使得後者形式的高度威權化又促進了前者的獨裁，而前者專斷橫行又反哺後者，兩者互為反饋，攜手共進，就此全民奴性且增強不少——此即如德國學者齊美爾所講的社會學中“相互作用”的形式，對於這種“形式”的具體表達，深得魯迅精神之魂的北京大學中文係教授錢理群曾經論述道：“在一個專製統治下價值封閉的體係內，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是處在同一個價值點上的交流與反饋”（大意如此）。

可想而知，當今中國的政治形態正是走在全麵複辟傳統封建腐朽製度的路上。專製政治乃乾綱獨斷、定於一尊，且說今日中國之專製暴虐，極大地來自最高統治者的德性，習近平妄圖複辟文革，大開曆史倒車，朝思暮想他的皇帝迷夢，再造新時代的秦始皇、毛澤東。

    由此，習近平打造的強專製主義為他的暴政鋪設了平坦大道，布置於“全國一盤棋”格局下，海派上海市民深深感受到文革高潮時的毛式家天下：朕即真理，朕即國家。今天，統帥一聲令，三軍風雷動，酷政促奴性，令箭催遵命，從廟堂衙門，抵基層庸眾，政令一路暢行，貫徹無阻。

以習近平的“家天下”框架來看，上海的抗疫特別需要展示“中國共產黨所具有的無比堅強的領導力，是風雨來襲時中國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要展示中共統治下的製度“優越性”和“合法性”，更確切地說，還需要充分展示習近平總書記的“英明、偉大”形象，為他的正式“登基”皇座打基礎。構建如此之宏大敘事，習家中央政府定義了新冠病毒的抗疫是一場“人民戰爭”，全黨全民統一步調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部署”來進行的，這位總書記一再強調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堅持動態清零總方針不猶豫不動搖”，“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要把抗疫當作“為人民服務”。

以現代性的倫理學來論述，“人民”是個宏大敘事，是形而上之“大魅”，在以“人民”的名義大肆鼓噪、渲染之下，若開啟“幽暗之門”，可以發現，這隻是一塊“超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的招牌，其投射出的真實價值意向往往是希冀反饋回報給投射者自己，即小人心眼、小人心境的“自我、本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乃罪惡之淵藪，其鄙陋卑下、猥瑣不堪！

魯迅先生早就發現，中國的儒家典籍中充滿了“仁者愛人”之語，但是魯迅卻揭穿了其“瞞和騙”，其實質就是“以理殺人”！

今天的上海，把“人民”當作“綱領”來處置具體的全民抗疫，就意味著其餘事情全得靠邊讓路，抗疫以外的事情全都隻是與個人利益掛鉤而已，都是掛靠不上“人民”這個宏偉大宗旨，“人民”這個抽象綱領既然被強化得如此之高大上、偉光正，乃綱舉目張，和尚打傘，為所欲為、不擇手段！

 

（二）“不忘初心，牢記使命”

 

“初心”是習近平執政時代十分時髦的政治詞匯，既然被張揚得如此之“時髦”，它必定隱含有欺騙性！它試圖讓人民感受習的“青春故事”，聆聽他的“梁家河插隊的經曆”，規訓人民的情操，是一項典型的“洗腦工程”。

眾所周知，習近平在福建、浙江和上海三地工作過，已經獲得相當多的東南沿海地區工作的經驗，這些地區比起北方內地來具有相對較高的改革開放性，經濟結構大多是外向型，經濟水平也相應較高，治理較為先進。按照常規思路，要想當上一個大國有作為的主政者，其精神領域的價值觀訴求，本來應該引導國民走上現代化之路，深化改革，大大發揚沿海地區的先進經驗和業績成就，使融合到全球化的經濟圈中，學習西方發達的市場經濟和人文精神，求得國家發展踏上新台階。然而習近平卻不張揚他在沿海地區的經曆，反而大大弘揚在北方落後農村的生活感受、工作經曆——這就值得正義的人們去警惕和深思了。

與毛澤東一樣，習近平自身的秉性就是十分的“土”，在漢語網絡上，不滿的網民將習近平蔑稱為“包子”，意思有“土氣”之意，也就是傳統、愚昧、落後的代名詞。這與《論語》：“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意思相近，懷土就是戀土而安逸，營造個人小天地，即小人德性。我們來看看習近平是如何的“初心”？

“初心”在心理學上可稱為“原型”（榮格：archetypes），習的“原型”有“戀土情結”，顯然相悖於東南沿海地區的現代性精神品質，而在於他不斷吹噓的“土”字而凸出，即“農民情結、三農情懷”，習常稱：“我也是從農村出來的”，“我們這一代人也有這個情結，一定要把我們的老百姓，特別是我們的農民扶一把。”聽聽他的念念有詞“不忘初心”，從“習近平總書記從小就有農村情結”，可推斷習之“戀土”有小人之心：

1.  陝北延安梁家河，習近平插隊在此，據說練就了一套“大學問”，那真是了不得啊！
2. “老家富平曾在習近平迷惘彷徨時給予他溫暖”，陝西省富平縣臨近於曆史上京兆地區，這裏曾經是大一統帝國的中央權力地帶，即有秦、漢、隋、唐四朝大帝國定都於鹹陽、長安，這一家鄉情懷深深地烙印到習近平的人格秉性，使得習內心期盼著大一統政治。
3. 習近平時時要造訪河北省西柏坡，該地是毛派紅色經典的精神發源地，價值連城，非常值得習去流連忘返，就此習想要“弘揚西柏坡精神”。
4. 河北省正定縣，習年輕時候曾工作在此，當時是“農業學大寨”的先進樣板縣，是毛澤東樹立起來的一麵旗幟，同樣是紅色經典，值得去大力追捧，流芳百世。

    作為一個農業人口眾多的大國，農業生產當然需要去關心，農民的利益也當然需要去關心，任何一個具有現代化常識的人，必定知道：農民生活的大幅度改善，必須是由農業現代化來帶動，而農業現代化必須是由工業現代化來帶動，而工業現代化必須是由科技、經濟和製度等的各項現代化來帶動，需要重視精神文明的力量，也就是人的主體性自由的大發揚。然而中國的習某卻是完全的反其道而行之：要論價值觀的定位？什麽的工業、科技、文教、經濟、金融、製度、法治等等的重要發展項目全都擱置在邊上，就是因為這些不含有“初心”，從而全都被當做不重要的思想議題來處理，眼下最最要緊的事情是定位在“農民情結”、“黃土情結”之上：“不忘初心，牢記使命”——老是要把目光盯住在最最落後地區的農民生存價值觀上——這是怎麽樣的心態？怎麽樣的鬼魅心思啊？

人都是有個性的，共產黨執政也如此。理解了習近平的執政個性是那麽的“土裏土氣”，於是懂得：上海抗疫就是充滿習包子特色之土：“鞋子合不合腳，自己穿著才知道。”——紅色經典，土法上馬！   

 

•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方山水有一方風情

 

 共產黨信仰“辯證唯物主義”，其教條說：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確，特定的社會曆史地理環境可以塑造特定的精神氣質。成語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南橘北枳。按辯證法精神，反之亦然，如：彩蝶戀鮮花，蒼蠅叮臭肉；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智者樂水，仁者樂山。說到中國人的“土”，尚有各個地方的各個民風民俗民情，還可細分。

德國學者馬克斯·舍勒的行為學理論認為，能感悟到生活世界的價值和價值秩序的感情是成為行為意欲最深層的基礎部分，而這種感情決定著行為意欲的努力方向。但是舍勒又認為，不能把在一個時代和民族中流行或支配人們價值偏愛的評價係統所具有的“倫理結構”等同於作為價值優先法則的價值本身的客觀秩序。

今天，與西方自由世界一樣，強人習近平也是十分講究“顏色革命”，他將自身個性“土氣”的顏色欽定為中國的“政治正確”，即標準的意識形態，充分施展在上海地方的抗議之中，真實意圖是：以習氏“土氣”淹沒上海“海派”！

那麽究竟怎麽樣評介習包子“土氣”？

第一，純真“紅色基因”，眾所周知，習近平是在紅朝中國、紅色地域、紅色家庭、紅色時代、紅色圈子裏混出來的紅色土特產，紅色元素特濃，大紅特紅超紅。

現代中國有二大文明係統：黃色和藍色。

黃色是內陸型，具有內向封閉性質，其主要的分布地域是在北方的黃土質平原和高原上，其價值資源隻由落後的本土文明來提供（電視劇《河殤》的觀點）。

紅色文明是外來的馬列寧主義與中國本土的黃色文明相結合的產物，被綜合成“毛澤東思想路線”，具有革命的實踐性，但是主要根基還是黃色文明。

    藍色是海洋型，外向開放性質，最初地域分布在東南沿海一帶，隨之改革開放的深化，逐漸擴展至中國的大南方，它是本土文明與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結合的產物。

今天的國情是，北方黃土文明區域經濟全麵落後、蕭條，而南方藍色文明區域市場經濟發展良好，經濟指標高漲。如此經濟地理格局意味著中共統治機器的精神資源麵臨危機，這讓習近平深深不安，習某感受到來自於藍色文明對於紅色政權的威脅：資產階級市民的個體性、獨立性和自由意識在增長，他們不會如黃土地上農民幹活那樣的聽話、遵命和馴服。

遙想1949年3月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正式提出定都北平市的決議，當時的國情正如毛澤東所講：“蔣介石的國都在南京，他的基礎是江浙資本家。我們要把國都建在北平，我們也要在北平找到我們的基礎，這就是工人階級和廣大的勞動群眾。”這講話顯示了：南京的城市精神是藍色，而北平市則是黃色，紅色政權的根基需要由黃色文明來支撐、扶助，才會獲得穩定、可靠。

從前，毛澤東必定熟知曆史典故：“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對藍色文明懷有恐懼：“港台一帶，饕蚊尚多，西方世界，饕蚊成陣。”因此對待曾經位置楚地、而後深藍色的申城上海，毛澤東作指示：要采取“農村包圍城市”戰略。為此，上海外灘海關鍾樓上的大鍾報時，要以深黃色的陝北民歌樂調《東方紅》來進行，使之標誌為城市“主旋律”。要發揚“好八連”榮光，讓他們來到魔都南京路上當“哨兵”，以鎮住充滿資產階級邪念的“霓虹燈”，要加強“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全麵專政”，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今天，習近平憂心忡忡：紅色文明賴以存在基礎的黃色文明正日益蛻化墮落！為此決心拯救，在上海執行“靜態管理、動態清零”，實為一場魔鬼訓練，以鞏固紅色政權的！

 

• 粗人的痞氣，流寇的匪氣

 

紅朝中國首長級高幹的紅二代、紅三代多的是，譬如有劉少奇的兒子，陳雲兒子，鄧小平的兒女，胡耀邦的兒子，葉劍英、江澤民的數個兒女等等，在這一群體裏相比較，習包子就是顯得很“土氣”，這是為什麽呢？

這就是習近平第二個“土”：痞氣+匪氣，這是黃色文明外圍地帶“邊區”之“土氣”。

習近平讀書差勁是知曉的，然而這在首長級的紅後代中較為少見，盡管習近平時常吹噓讀書很多，還煞有介事地列出一長串讀書單來，頗有“此地無銀三百兩”之意。由於不願讀書、讀不進書，習的頭腦難以裝備積聚人類優秀文明的知識。蘇格拉底雲“知識即美德”，其否命題亦同樣成立。現代學者的認識更為精確，知識與美德之間的正向關聯性是需要建立在高概率基礎上，較有科學的合理性。毛澤東閱讀中國古典經書甚多，但也是痞氣+匪氣很濃厚，毛澤東特別讚賞二位流氓痞子皇帝：劉邦和朱元璋，毛把糟粕當作了精粹。

拉馬克的“用進廢退”可以較好解釋，讀書不好的習近平，喜好炫耀他的四肢發達：“我那個時候扛200斤麥子，十裏山路不換肩。”習對頭腦簡單事項：“新時期上山下鄉工程”、“好兒女誌在四方，有誌者奮鬥無悔”，頗有興趣和熱度，可見一斑。習近平坦承其念茲在茲“農民情結”，可以推斷出他的氣質和秉性，天然地與知識性匱缺的泥腿子、四肢發達者、粗布短衫者融通起來，對待海派氣質的上海人就不會有好感，可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

要深入了解習近平的所作所為，需要了解他的個性和風格，需要了解養育習某其秉性、氣質的地方，考察那裏的風土人情。習近平念念不忘他的“初心”之地，就是年輕時候插隊落戶的革命聖地延安，那裏是紅色大本營，更是“紅太陽升起的地方”。對於習近平來說，陝北延安就是他的紅色乳娘，思想養育之地，“作為一個人民公仆，陝北高原是我的根，因為這裏培養出我不變的信念：要為人民做實事！無論我走到哪裏，永遠都是黃土地的兒子。”習近平回憶說，插隊在梁家河，他“看到了人民群眾的根本，真正理解了老百姓”，“我幾乎從來沒哭過，印象較深的兩次哭都是在陝北。”情深誼長啊！

延安市，坐落在陝西省北部，是遊牧文明與農耕文明交融的邊區地帶，漢民族農民世世代代居住此地的曆史中，頻頻遭受多個遊牧民族和部落的相互殺戮、掠奪和洗劫，身處如此蠻族生態的劫掠，釀造出戎狄民風：痞氣+匪氣，漸漸墮落之，本地農耕地上又孵化出次生代的漢族大盜和流寇，如：王嘉胤、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董福祥等等。

大清皇朝晚期，西方殖民主義勢力進入中國東部沿海，紛紛建立起西方式的先進藍色文明，從此經濟格局和重心轉移，地處西北的陝西省經濟文化大幅衰弱，秦風不再，此衰彼漲，當地土匪、土豪卻猖狂起來，到了民國時期，整個陝北地區的匪患尤其嚴重，那時候國民政府的管控力無法抵達陝北，但這恰好為共產黨武裝力量製造出福音來，留給了共軍以極佳的撒野契機和匪盜空間。臭味相投便稱知己，當毛澤東掛帥的大股共軍（紅軍）萬裏迢迢流竄作案來到陝北時候，如魚得水般找準了自己的落腳地，建立起蘇區。

民諺：窮山惡水出刁民，粗茶淡飯無孑遺。肉腐生蛆，蛆熟產蠅；土劣孵匪，匪頑升寇。流寇是土匪發展的頂峰，流寇之所以十分殘暴凶狠毒辣無恥，那是因為流寇作案多是流竄在異地他鄉：1）幾乎碰不上熟人，於是缺乏道德約束；2）罪案的對象都是與己血緣疏遠，於是下得了狠手；3）流竄作案中不容易被抓捕，於是缺乏法律製裁的威懾感。

民國時期的學者傅斯年，曾經把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美國學者餘英時把毛澤東在山上鬧革命歸類為土匪行徑，中共政府體製內走出來的學者阮銘也將當年盤踞在井岡山和延安，建立蘇區的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具體的匪徒而言尚有匪氣強弱的區分，中共領袖中毛澤東、習近平之流痞氣、匪氣特濃，雖然直接將他們比作為流寇尚不恰當，然則深入去思考精神性的高層次本質，就會發現確有近似之處，如操守低劣，隻顧眼前的歡樂和榮耀，不思長治久安的方針、政策和治理，即不具可持續性發展，缺乏人性，不擇手段，不顧人民死活，更扯淡有什麽超越情懷、尋求來世的永生。

上海執行抗疫大行動，是習某心理投射：“習近平總書記親自部署、親自指揮”，乃“初心不改”，大大地用上“梁家河大學問”，卻是來真的：痞氣加匪氣，勁兒十足！

 

• 秦始皇→毛澤東→習近平

 

這三者思想有著較大的傳承性。中共的建黨、建國都是繼承了中國傳統“外儒內法”的一套專製主義本色，馬克思主義成分並不多，如“緊密團結在以某某某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就是中共執政文化的萬能公式，其“春秋大義”足令執政者癡迷不已。

中國政治延續了千年的專製主義，其要數秦始皇的大一統治理格局最具開創、暴虐和傳承，其遺產深深地烙印在中華民族的政治文化基因上。《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今皇帝並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傳承至後世，中共統治者毛澤東、習近平極為崇拜、讚賞，毛澤東自稱：“馬克思加秦始皇”，自比“秦皇、漢武”。習近平是粗人，缺文秀，但配有禦用導演張藝謀來代言，原籍秦地的張藝謀以其電影作品的大氣磅礴著稱，如《英雄》、《大秦賦》、《大秦帝國》等頗有氣勢恢宏，詠古頌今，頌揚獨裁，乃深合主子旨意。

籍貫秦地的習近平似乎比毛澤東更領悟大秦遺風，他也有著構建大一統政治的強烈欲求，冒進浮誇，圖大貪功，舉凡黨、政、軍、財、經、文、教、農、工、商等各界各行，都得讓習來獨攬一身、定於一尊，還妄想對外擴張，天下一統。毛時代流行詞：“全國一盤棋”，如今又翻舊出新而熱炒，以“一言堂”淩駕天下，特別用於上海的抗疫。

中國人骨子裏有“天人合一”，混沌一氣的原始思維和巫術，這集體無意識天然地被大一統政治統攝，進而主導了亞細亞生產方式，在古代，它有利於治理水患、開挖運河、修建長城、建造皇宮等大型項目。在當今，有利於以舉國之力操辦上海防控。在思想意識高度，可以塑造全民的遵命、服從、聽話，即奴性，這恰是習近平的“不忘使命”：“凝聚全民抗疫的強大共識”。

在大一統政治如火如荼的文革期間，誇張而高調的道義目的論籠罩住中國大地上的各項各業，如有“農業以糧為綱、工業以鋼為綱。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於是到處呈現“一刀切”現象，凡是與“綱”不合之事，全得讓步，退避。

今天上海的抗疫正是一刀切做法：為了抗疫的宏偉大業，其他事情全都算不得“事情”，那怕是危機人生命的要事。再如，“同層密接隔離政策”，一人得陽整樓隔離，幾人得陽整區封閉。搞得：簡單直接粗暴，次生災害不斷，雞飛狗跳，人心惶惶。

 

• 外儒內法，臉麵爭光

 

習近平頗想搞《厲害了，我的國》，可看出習的“初心”中有“大秦”情愫，但不唯此。習熟知亡秦之故，暴秦之害，了解《過秦論》，於是就看重《荀子》思想，希望借鑒儒家思想補救暴秦之偏，但這隻是延續了曆史上慣行的“外儒內法”傳統，毫無創意。

以現代人的目光審視，法家思想並非全都是負麵的，糟糕的。譬如，法家的政治思想有“緣法而治”、“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法不阿貴，繩不撓曲”、“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等——貫徹一條法治平等的路線。

秦之後曆代皇朝，形成傳統的官方和上層社會的意識形態是儒家思想，儒家在治國綱要上對法家進行修正，改變其嚴刑律法、冷酷無情、對人性的踐踏，而用溫情脈脈的道德麵紗來遮蓋人心自私之惡。然而儒家的溫情脈脈卻是斷然排斥法家的平等觀，十分講究等級秩序的排位：“尊尊、親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樣導致另一種人性醜惡的釋放。

無論是法家抑或儒家，都嚴重匱乏精神超越性，使得中國人滑落到小人德性的急切功利性，熱衷於超近距離的貼身肉搏，這突出表現為儒家的“麵子文化”，即等級競爭。

今天，習近平把上海抗疫重重地押寶在他的麵子上：看吧，環顧世界，唯有我習某才能夠做到新冠病毒“清零”，豐功偉業啊；溥天之下，皆我臣屬；溥天之下，盡表忠心！

開啟小人心境：這就是習近平的“初心、使命”不可告人的真正用意所在！清零政策來自權力最高層，而下層執行者在習某巫祝之辭誘導下，層層加碼，步步緊逼，使防疫措施變得越來越嚴苛，越來越不通人情，越來越背離常識，卻迎來了中國式“麵子”大豐收！    

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今天，活躍在上海街頭的“大白”誌願者，大多來自社會底層，他們深知等級社會的底層生活之艱辛、悲愴、卑賤、滄桑，受欺受壓，吃苦甚多，在心坎中積滿了多多的怨恨，為此張公百忍，隻是期盼著猴年馬月有個身份升遷，從此羊與狼的位置對調，角色得以變換，從此終於有了發泄的口子和對象，就如二十年媳婦熬成婆婆那樣。今天好機會來了，讓底層誌願者們身披白大褂，臂佩紅袖章，頓時獲得了權力，身價躥升！於是人們就見到了大白們在上海街頭的變本加厲，肆無忌憚。

更是有不少大白門來自外省市的農村地區，他們往往有著毛澤東情結，相信毛澤東的詛咒語“農村包圍城市”，內心對待上海，這個以魔都著稱的城市有著較深的嫉恨，於是今天找到了發泄口子，爭當“南京路上好八連”，侮辱上海人一番，五十步笑百步，好不痛快啊！

上海本地市民，生存在全民抗疫的如此高壓境遇，顯得勢單力孤，不得不進行一場忍耐之心的大考驗。雖說是有海派氣質，但是多年來在習氏毛左政治侵染下，上海人漸漸變得麻木起來，中國傳統習性在增強，一個“忍”字當頭，懂得“看三勢”，學會“拎得清”，不做“填刀頭”，好漢不吃眼前虧，識時務者為俊傑，好死不如賴活著——與內地的庸眾一樣，都是媳婦受熬的心態——如此則喪失了做人的真誠性和崇高性。

 

                                                    施衛江

寫於 美國紐約

2022年5月26日上海抗疫為何如此狂暴？

 

最近，上海人民沉浸在“靜態管理、動態清零”的極度悲憤中，二個月來的抗疫，上海居民要麽封閉在家裏，要麽隔離在方艙，要麽入住醫院，最慘的是一些外地來滬的農民工、送貨員和運輸汽車司機，隻得睡眠在大街上、橋孔下、卡車裏，還不得行走出受封圍欄，還得不到足夠食物。不管呆在城市哪個角落，是富人或窮人，是教授還是乞丐，人人自危，生活無序，商店關門，藥品斷供，生存所需的基本食品、日用品都要靠手機上操作去“搶”，凡是不會手機操作就隻能等死，非新冠病毒引起的疾病都不算是“病”，假如某個病人不能出示有效核酸測試陰性證明，病人均得不到及時救治，更惡劣的措施是，要裝配鐵網在管控區的每一棟民宅樓的大門口，予以嚴加防範管製，防市民如防盜賊！“大白”警察容許隨意闖進市民家中搞“執法”，市民蒙受盡多的不幸和災難可就是不容許公開自由發聲喊冤！

嗚呼！號稱“國家主人”的上海市民，本是代表中國最具先進生產力的一族群體，理應充分釋放出上海市民的聰明才幹去搞建設，然而在黨中央的“清零”政策強製下，海派靈性竟然大肆遭受踐踏，人格尊嚴被貶至不及囚徒的卑下，被準許的行動自由還不如圈養的禽畜。哀哉！上海市民的生存境況是多麽孤苦伶仃無助，上海市民的精神抑鬱是何等淒淒慘慘戚戚。

由中央政府主導的抗疫“清零”，為什麽要對上海人民動用如此的粗暴、野蠻、獸性、瘋狂？這在西方自由世界看來，簡直太不可思議了！根源究竟是什麽呢？

 

（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發生在上海的抗疫狂暴當然不是海派文化傳承的特質，而是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親自部署指揮、密集指示批示”來進行，這位總書記宣稱：“我們的防控方針是由黨的性質和宗旨決定的”，“從黨的性質宗旨認識疫情防控方針”，當然不是飛來之石，而是經有悠久曆史的中國傳統孵化而成，它僵硬地主宰著當今中國政治的一切。欲懂得這場清零抗疫的真實意圖，須深入了解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須了解中國的民風民俗，尤其是陝北地區。

近年來，習近平嫻熟地運用他的政治手腕使大權獨攬，業已形成“九鼎之尊”局麵，且有越演越烈之勢，在其統治下的社會官僚機器不斷強化威權形式，這使得後者形式的高度威權化又促進了前者的獨裁，而前者專斷橫行又反哺後者，兩者互為反饋，攜手共進，就此全民奴性且增強不少——此即如德國學者齊美爾所講的社會學中“相互作用”的形式，對於這種“形式”的具體表達，深得魯迅精神之魂的北京大學中文係教授錢理群曾經論述道：“在一個專製統治下價值封閉的體係內，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是處在同一個價值點上的交流與反饋”（大意如此）。

可想而知，當今中國的政治形態正是走在全麵複辟傳統封建腐朽製度的路上。專製政治乃乾綱獨斷、定於一尊，且說今日中國之專製暴虐，極大地來自最高統治者的德性，習近平妄圖複辟文革，大開曆史倒車，朝思暮想他的皇帝迷夢，再造新時代的秦始皇、毛澤東。

    由此，習近平打造的強專製主義為他的暴政鋪設了平坦大道，布置於“全國一盤棋”格局下，海派上海市民深深感受到文革高潮時的毛式家天下：朕即真理，朕即國家。今天，統帥一聲令，三軍風雷動，酷政促奴性，令箭催遵命，從廟堂衙門，抵基層庸眾，政令一路暢行，貫徹無阻。

以習近平的“家天下”框架來看，上海的抗疫特別需要展示“中國共產黨所具有的無比堅強的領導力，是風雨來襲時中國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要展示中共統治下的製度“優越性”和“合法性”，更確切地說，還需要充分展示習近平總書記的“英明、偉大”形象，為他的正式“登基”皇座打基礎。構建如此之宏大敘事，習家中央政府定義了新冠病毒的抗疫是一場“人民戰爭”，全黨全民統一步調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部署”來進行的，這位總書記一再強調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堅持動態清零總方針不猶豫不動搖”，“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要把抗疫當作“為人民服務”。

以現代性的倫理學來論述，“人民”是個宏大敘事，是形而上之“大魅”，在以“人民”的名義大肆鼓噪、渲染之下，若開啟“幽暗之門”，可以發現，這隻是一塊“超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的招牌，其投射出的真實價值意向往往是希冀反饋回報給投射者自己，即小人心眼、小人心境的“自我、本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乃罪惡之淵藪，其鄙陋卑下、猥瑣不堪！

魯迅先生早就發現，中國的儒家典籍中充滿了“仁者愛人”之語，但是魯迅卻揭穿了其“瞞和騙”，其實質就是“以理殺人”！

今天的上海，把“人民”當作“綱領”來處置具體的全民抗疫，就意味著其餘事情全得靠邊讓路，抗疫以外的事情全都隻是與個人利益掛鉤而已，都是掛靠不上“人民”這個宏偉大宗旨，“人民”這個抽象綱領既然被強化得如此之高大上、偉光正，乃綱舉目張，和尚打傘，為所欲為、不擇手段！

 

（二）“不忘初心，牢記使命”

 

“初心”是習近平執政時代十分時髦的政治詞匯，既然被張揚得如此之“時髦”，它必定隱含有欺騙性！它試圖讓人民感受習的“青春故事”，聆聽他的“梁家河插隊的經曆”，規訓人民的情操，是一項典型的“洗腦工程”。

眾所周知，習近平在福建、浙江和上海三地工作過，已經獲得相當多的東南沿海地區工作的經驗，這些地區比起北方內地來具有相對較高的改革開放性，經濟結構大多是外向型，經濟水平也相應較高，治理較為先進。按照常規思路，要想當上一個大國有作為的主政者，其精神領域的價值觀訴求，本來應該引導國民走上現代化之路，深化改革，大大發揚沿海地區的先進經驗和業績成就，使融合到全球化的經濟圈中，學習西方發達的市場經濟和人文精神，求得國家發展踏上新台階。然而習近平卻不張揚他在沿海地區的經曆，反而大大弘揚在北方落後農村的生活感受、工作經曆——這就值得正義的人們去警惕和深思了。

與毛澤東一樣，習近平自身的秉性就是十分的“土”，在漢語網絡上，不滿的網民將習近平蔑稱為“包子”，意思有“土氣”之意，也就是傳統、愚昧、落後的代名詞。這與《論語》：“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意思相近，懷土就是戀土而安逸，營造個人小天地，即小人德性。我們來看看習近平是如何的“初心”？

“初心”在心理學上可稱為“原型”（榮格：archetypes），習的“原型”有“戀土情結”，顯然相悖於東南沿海地區的現代性精神品質，而在於他不斷吹噓的“土”字而凸出，即“農民情結、三農情懷”，習常稱：“我也是從農村出來的”，“我們這一代人也有這個情結，一定要把我們的老百姓，特別是我們的農民扶一把。”聽聽他的念念有詞“不忘初心”，從“習近平總書記從小就有農村情結”，可推斷習之“戀土”有小人之心：

1.  陝北延安梁家河，習近平插隊在此，據說練就了一套“大學問”，那真是了不得啊！
2. “老家富平曾在習近平迷惘彷徨時給予他溫暖”，陝西省富平縣臨近於曆史上京兆地區，這裏曾經是大一統帝國的中央權力地帶，即有秦、漢、隋、唐四朝大帝國定都於鹹陽、長安，這一家鄉情懷深深地烙印到習近平的人格秉性，使得習內心期盼著大一統政治。
3. 習近平時時要造訪河北省西柏坡，該地是毛派紅色經典的精神發源地，價值連城，非常值得習去流連忘返，就此習想要“弘揚西柏坡精神”。
4. 河北省正定縣，習年輕時候曾工作在此，當時是“農業學大寨”的先進樣板縣，是毛澤東樹立起來的一麵旗幟，同樣是紅色經典，值得去大力追捧，流芳百世。

    作為一個農業人口眾多的大國，農業生產當然需要去關心，農民的利益也當然需要去關心，任何一個具有現代化常識的人，必定知道：農民生活的大幅度改善，必須是由農業現代化來帶動，而農業現代化必須是由工業現代化來帶動，而工業現代化必須是由科技、經濟和製度等的各項現代化來帶動，需要重視精神文明的力量，也就是人的主體性自由的大發揚。然而中國的習某卻是完全的反其道而行之：要論價值觀的定位？什麽的工業、科技、文教、經濟、金融、製度、法治等等的重要發展項目全都擱置在邊上，就是因為這些不含有“初心”，從而全都被當做不重要的思想議題來處理，眼下最最要緊的事情是定位在“農民情結”、“黃土情結”之上：“不忘初心，牢記使命”——老是要把目光盯住在最最落後地區的農民生存價值觀上——這是怎麽樣的心態？怎麽樣的鬼魅心思啊？

人都是有個性的，共產黨執政也如此。理解了習近平的執政個性是那麽的“土裏土氣”，於是懂得：上海抗疫就是充滿習包子特色之土：“鞋子合不合腳，自己穿著才知道。”——紅色經典，土法上馬！   

 

•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方山水有一方風情

 

 共產黨信仰“辯證唯物主義”，其教條說：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確，特定的社會曆史地理環境可以塑造特定的精神氣質。成語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南橘北枳。按辯證法精神，反之亦然，如：彩蝶戀鮮花，蒼蠅叮臭肉；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智者樂水，仁者樂山。說到中國人的“土”，尚有各個地方的各個民風民俗民情，還可細分。

德國學者馬克斯·舍勒的行為學理論認為，能感悟到生活世界的價值和價值秩序的感情是成為行為意欲最深層的基礎部分，而這種感情決定著行為意欲的努力方向。但是舍勒又認為，不能把在一個時代和民族中流行或支配人們價值偏愛的評價係統所具有的“倫理結構”等同於作為價值優先法則的價值本身的客觀秩序。

今天，與西方自由世界一樣，強人習近平也是十分講究“顏色革命”，他將自身個性“土氣”的顏色欽定為中國的“政治正確”，即標準的意識形態，充分施展在上海地方的抗議之中，真實意圖是：以習氏“土氣”淹沒上海“海派”！

那麽究竟怎麽樣評介習包子“土氣”？

第一，純真“紅色基因”，眾所周知，習近平是在紅朝中國、紅色地域、紅色家庭、紅色時代、紅色圈子裏混出來的紅色土特產，紅色元素特濃，大紅特紅超紅。

現代中國有二大文明係統：黃色和藍色。

黃色是內陸型，具有內向封閉性質，其主要的分布地域是在北方的黃土質平原和高原上，其價值資源隻由落後的本土文明來提供（電視劇《河殤》的觀點）。

紅色文明是外來的馬列寧主義與中國本土的黃色文明相結合的產物，被綜合成“毛澤東思想路線”，具有革命的實踐性，但是主要根基還是黃色文明。

    藍色是海洋型，外向開放性質，最初地域分布在東南沿海一帶，隨之改革開放的深化，逐漸擴展至中國的大南方，它是本土文明與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結合的產物。

今天的國情是，北方黃土文明區域經濟全麵落後、蕭條，而南方藍色文明區域市場經濟發展良好，經濟指標高漲。如此經濟地理格局意味著中共統治機器的精神資源麵臨危機，這讓習近平深深不安，習某感受到來自於藍色文明對於紅色政權的威脅：資產階級市民的個體性、獨立性和自由意識在增長，他們不會如黃土地上農民幹活那樣的聽話、遵命和馴服。

遙想1949年3月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正式提出定都北平市的決議，當時的國情正如毛澤東所講：“蔣介石的國都在南京，他的基礎是江浙資本家。我們要把國都建在北平，我們也要在北平找到我們的基礎，這就是工人階級和廣大的勞動群眾。”這講話顯示了：南京的城市精神是藍色，而北平市則是黃色，紅色政權的根基需要由黃色文明來支撐、扶助，才會獲得穩定、可靠。

從前，毛澤東必定熟知曆史典故：“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對藍色文明懷有恐懼：“港台一帶，饕蚊尚多，西方世界，饕蚊成陣。”因此對待曾經位置楚地、而後深藍色的申城上海，毛澤東作指示：要采取“農村包圍城市”戰略。為此，上海外灘海關鍾樓上的大鍾報時，要以深黃色的陝北民歌樂調《東方紅》來進行，使之標誌為城市“主旋律”。要發揚“好八連”榮光，讓他們來到魔都南京路上當“哨兵”，以鎮住充滿資產階級邪念的“霓虹燈”，要加強“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全麵專政”，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今天，習近平憂心忡忡：紅色文明賴以存在基礎的黃色文明正日益蛻化墮落！為此決心拯救，在上海執行“靜態管理、動態清零”，實為一場魔鬼訓練，以鞏固紅色政權的！

 

• 粗人的痞氣，流寇的匪氣

 

紅朝中國首長級高幹的紅二代、紅三代多的是，譬如有劉少奇的兒子，陳雲兒子，鄧小平的兒女，胡耀邦的兒子，葉劍英、江澤民的數個兒女等等，在這一群體裏相比較，習包子就是顯得很“土氣”，這是為什麽呢？

這就是習近平第二個“土”：痞氣+匪氣，這是黃色文明外圍地帶“邊區”之“土氣”。

習近平讀書差勁是知曉的，然而這在首長級的紅後代中較為少見，盡管習近平時常吹噓讀書很多，還煞有介事地列出一長串讀書單來，頗有“此地無銀三百兩”之意。由於不願讀書、讀不進書，習的頭腦難以裝備積聚人類優秀文明的知識。蘇格拉底雲“知識即美德”，其否命題亦同樣成立。現代學者的認識更為精確，知識與美德之間的正向關聯性是需要建立在高概率基礎上，較有科學的合理性。毛澤東閱讀中國古典經書甚多，但也是痞氣+匪氣很濃厚，毛澤東特別讚賞二位流氓痞子皇帝：劉邦和朱元璋，毛把糟粕當作了精粹。

拉馬克的“用進廢退”可以較好解釋，讀書不好的習近平，喜好炫耀他的四肢發達：“我那個時候扛200斤麥子，十裏山路不換肩。”習對頭腦簡單事項：“新時期上山下鄉工程”、“好兒女誌在四方，有誌者奮鬥無悔”，頗有興趣和熱度，可見一斑。習近平坦承其念茲在茲“農民情結”，可以推斷出他的氣質和秉性，天然地與知識性匱缺的泥腿子、四肢發達者、粗布短衫者融通起來，對待海派氣質的上海人就不會有好感，可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

要深入了解習近平的所作所為，需要了解他的個性和風格，需要了解養育習某其秉性、氣質的地方，考察那裏的風土人情。習近平念念不忘他的“初心”之地，就是年輕時候插隊落戶的革命聖地延安，那裏是紅色大本營，更是“紅太陽升起的地方”。對於習近平來說，陝北延安就是他的紅色乳娘，思想養育之地，“作為一個人民公仆，陝北高原是我的根，因為這裏培養出我不變的信念：要為人民做實事！無論我走到哪裏，永遠都是黃土地的兒子。”習近平回憶說，插隊在梁家河，他“看到了人民群眾的根本，真正理解了老百姓”，“我幾乎從來沒哭過，印象較深的兩次哭都是在陝北。”情深誼長啊！

延安市，坐落在陝西省北部，是遊牧文明與農耕文明交融的邊區地帶，漢民族農民世世代代居住此地的曆史中，頻頻遭受多個遊牧民族和部落的相互殺戮、掠奪和洗劫，身處如此蠻族生態的劫掠，釀造出戎狄民風：痞氣+匪氣，漸漸墮落之，本地農耕地上又孵化出次生代的漢族大盜和流寇，如：王嘉胤、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董福祥等等。

大清皇朝晚期，西方殖民主義勢力進入中國東部沿海，紛紛建立起西方式的先進藍色文明，從此經濟格局和重心轉移，地處西北的陝西省經濟文化大幅衰弱，秦風不再，此衰彼漲，當地土匪、土豪卻猖狂起來，到了民國時期，整個陝北地區的匪患尤其嚴重，那時候國民政府的管控力無法抵達陝北，但這恰好為共產黨武裝力量製造出福音來，留給了共軍以極佳的撒野契機和匪盜空間。臭味相投便稱知己，當毛澤東掛帥的大股共軍（紅軍）萬裏迢迢流竄作案來到陝北時候，如魚得水般找準了自己的落腳地，建立起蘇區。

民諺：窮山惡水出刁民，粗茶淡飯無孑遺。肉腐生蛆，蛆熟產蠅；土劣孵匪，匪頑升寇。流寇是土匪發展的頂峰，流寇之所以十分殘暴凶狠毒辣無恥，那是因為流寇作案多是流竄在異地他鄉：1）幾乎碰不上熟人，於是缺乏道德約束；2）罪案的對象都是與己血緣疏遠，於是下得了狠手；3）流竄作案中不容易被抓捕，於是缺乏法律製裁的威懾感。

民國時期的學者傅斯年，曾經把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美國學者餘英時把毛澤東在山上鬧革命歸類為土匪行徑，中共政府體製內走出來的學者阮銘也將當年盤踞在井岡山和延安，建立蘇區的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具體的匪徒而言尚有匪氣強弱的區分，中共領袖中毛澤東、習近平之流痞氣、匪氣特濃，雖然直接將他們比作為流寇尚不恰當，然則深入去思考精神性的高層次本質，就會發現確有近似之處，如操守低劣，隻顧眼前的歡樂和榮耀，不思長治久安的方針、政策和治理，即不具可持續性發展，缺乏人性，不擇手段，不顧人民死活，更扯淡有什麽超越情懷、尋求來世的永生。

上海執行抗疫大行動，是習某心理投射：“習近平總書記親自部署、親自指揮”，乃“初心不改”，大大地用上“梁家河大學問”，卻是來真的：痞氣加匪氣，勁兒十足！

 

• 秦始皇→毛澤東→習近平

 

這三者思想有著較大的傳承性。中共的建黨、建國都是繼承了中國傳統“外儒內法”的一套專製主義本色，馬克思主義成分並不多，如“緊密團結在以某某某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就是中共執政文化的萬能公式，其“春秋大義”足令執政者癡迷不已。

中國政治延續了千年的專製主義，其要數秦始皇的大一統治理格局最具開創、暴虐和傳承，其遺產深深地烙印在中華民族的政治文化基因上。《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今皇帝並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傳承至後世，中共統治者毛澤東、習近平極為崇拜、讚賞，毛澤東自稱：“馬克思加秦始皇”，自比“秦皇、漢武”。習近平是粗人，缺文秀，但配有禦用導演張藝謀來代言，原籍秦地的張藝謀以其電影作品的大氣磅礴著稱，如《英雄》、《大秦賦》、《大秦帝國》等頗有氣勢恢宏，詠古頌今，頌揚獨裁，乃深合主子旨意。

籍貫秦地的習近平似乎比毛澤東更領悟大秦遺風，他也有著構建大一統政治的強烈欲求，冒進浮誇，圖大貪功，舉凡黨、政、軍、財、經、文、教、農、工、商等各界各行，都得讓習來獨攬一身、定於一尊，還妄想對外擴張，天下一統。毛時代流行詞：“全國一盤棋”，如今又翻舊出新而熱炒，以“一言堂”淩駕天下，特別用於上海的抗疫。

中國人骨子裏有“天人合一”，混沌一氣的原始思維和巫術，這集體無意識天然地被大一統政治統攝，進而主導了亞細亞生產方式，在古代，它有利於治理水患、開挖運河、修建長城、建造皇宮等大型項目。在當今，有利於以舉國之力操辦上海防控。在思想意識高度，可以塑造全民的遵命、服從、聽話，即奴性，這恰是習近平的“不忘使命”：“凝聚全民抗疫的強大共識”。

在大一統政治如火如荼的文革期間，誇張而高調的道義目的論籠罩住中國大地上的各項各業，如有“農業以糧為綱、工業以鋼為綱。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於是到處呈現“一刀切”現象，凡是與“綱”不合之事，全得讓步，退避。

今天上海的抗疫正是一刀切做法：為了抗疫的宏偉大業，其他事情全都算不得“事情”，那怕是危機人生命的要事。再如，“同層密接隔離政策”，一人得陽整樓隔離，幾人得陽整區封閉。搞得：簡單直接粗暴，次生災害不斷，雞飛狗跳，人心惶惶。

 

• 外儒內法，臉麵爭光

 

習近平頗想搞《厲害了，我的國》，可看出習的“初心”中有“大秦”情愫，但不唯此。習熟知亡秦之故，暴秦之害，了解《過秦論》，於是就看重《荀子》思想，希望借鑒儒家思想補救暴秦之偏，但這隻是延續了曆史上慣行的“外儒內法”傳統，毫無創意。

以現代人的目光審視，法家思想並非全都是負麵的，糟糕的。譬如，法家的政治思想有“緣法而治”、“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法不阿貴，繩不撓曲”、“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等——貫徹一條法治平等的路線。

秦之後曆代皇朝，形成傳統的官方和上層社會的意識形態是儒家思想，儒家在治國綱要上對法家進行修正，改變其嚴刑律法、冷酷無情、對人性的踐踏，而用溫情脈脈的道德麵紗來遮蓋人心自私之惡。然而儒家的溫情脈脈卻是斷然排斥法家的平等觀，十分講究等級秩序的排位：“尊尊、親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樣導致另一種人性醜惡的釋放。

無論是法家抑或儒家，都嚴重匱乏精神超越性，使得中國人滑落到小人德性的急切功利性，熱衷於超近距離的貼身肉搏，這突出表現為儒家的“麵子文化”，即等級競爭。

今天，習近平把上海抗疫重重地押寶在他的麵子上：看吧，環顧世界，唯有我習某才能夠做到新冠病毒“清零”，豐功偉業啊；溥天之下，皆我臣屬；溥天之下，盡表忠心！

開啟小人心境：這就是習近平的“初心、使命”不可告人的真正用意所在！清零政策來自權力最高層，而下層執行者在習某巫祝之辭誘導下，層層加碼，步步緊逼，使防疫措施變得越來越嚴苛，越來越不通人情，越來越背離常識，卻迎來了中國式“麵子”大豐收！    

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今天，活躍在上海街頭的“大白”誌願者，大多來自社會底層，他們深知等級社會的底層生活之艱辛、悲愴、卑賤、滄桑，受欺受壓，吃苦甚多，在心坎中積滿了多多的怨恨，為此張公百忍，隻是期盼著猴年馬月有個身份升遷，從此羊與狼的位置對調，角色得以變換，從此終於有了發泄的口子和對象，就如二十年媳婦熬成婆婆那樣。今天好機會來了，讓底層誌願者們身披白大褂，臂佩紅袖章，頓時獲得了權力，身價躥升！於是人們就見到了大白們在上海街頭的變本加厲，肆無忌憚。

更是有不少大白門來自外省市的農村地區，他們往往有著毛澤東情結，相信毛澤東的詛咒語“農村包圍城市”，內心對待上海，這個以魔都著稱的城市有著較深的嫉恨，於是今天找到了發泄口子，爭當“南京路上好八連”，侮辱上海人一番，五十步笑百步，好不痛快啊！

上海本地市民，生存在全民抗疫的如此高壓境遇，顯得勢單力孤，不得不進行一場忍耐之心的大考驗。雖說是有海派氣質，但是多年來在習氏毛左政治侵染下，上海人漸漸變得麻木起來，中國傳統習性在增強，一個“忍”字當頭，懂得“看三勢”，學會“拎得清”，不做“填刀頭”，好漢不吃眼前虧，識時務者為俊傑，好死不如賴活著——與內地的庸眾一樣，都是媳婦受熬的心態——如此則喪失了做人的真誠性和崇高性。

 

                                                    施衛江

寫於 美國紐約

2022年5月26日上海抗疫為何如此狂暴？

 

最近，上海人民沉浸在“靜態管理、動態清零”的極度悲憤中，二個月來的抗疫，上海居民要麽封閉在家裏，要麽隔離在方艙，要麽入住醫院，最慘的是一些外地來滬的農民工、送貨員和運輸汽車司機，隻得睡眠在大街上、橋孔下、卡車裏，還不得行走出受封圍欄，還得不到足夠食物。不管呆在城市哪個角落，是富人或窮人，是教授還是乞丐，人人自危，生活無序，商店關門，藥品斷供，生存所需的基本食品、日用品都要靠手機上操作去“搶”，凡是不會手機操作就隻能等死，非新冠病毒引起的疾病都不算是“病”，假如某個病人不能出示有效核酸測試陰性證明，病人均得不到及時救治，更惡劣的措施是，要裝配鐵網在管控區的每一棟民宅樓的大門口，予以嚴加防範管製，防市民如防盜賊！“大白”警察容許隨意闖進市民家中搞“執法”，市民蒙受盡多的不幸和災難可就是不容許公開自由發聲喊冤！

嗚呼！號稱“國家主人”的上海市民，本是代表中國最具先進生產力的一族群體，理應充分釋放出上海市民的聰明才幹去搞建設，然而在黨中央的“清零”政策強製下，海派靈性竟然大肆遭受踐踏，人格尊嚴被貶至不及囚徒的卑下，被準許的行動自由還不如圈養的禽畜。哀哉！上海市民的生存境況是多麽孤苦伶仃無助，上海市民的精神抑鬱是何等淒淒慘慘戚戚。

由中央政府主導的抗疫“清零”，為什麽要對上海人民動用如此的粗暴、野蠻、獸性、瘋狂？這在西方自由世界看來，簡直太不可思議了！根源究竟是什麽呢？

 

（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發生在上海的抗疫狂暴當然不是海派文化傳承的特質，而是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親自部署指揮、密集指示批示”來進行，這位總書記宣稱：“我們的防控方針是由黨的性質和宗旨決定的”，“從黨的性質宗旨認識疫情防控方針”，當然不是飛來之石，而是經有悠久曆史的中國傳統孵化而成，它僵硬地主宰著當今中國政治的一切。欲懂得這場清零抗疫的真實意圖，須深入了解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須了解中國的民風民俗，尤其是陝北地區。

近年來，習近平嫻熟地運用他的政治手腕使大權獨攬，業已形成“九鼎之尊”局麵，且有越演越烈之勢，在其統治下的社會官僚機器不斷強化威權形式，這使得後者形式的高度威權化又促進了前者的獨裁，而前者專斷橫行又反哺後者，兩者互為反饋，攜手共進，就此全民奴性且增強不少——此即如德國學者齊美爾所講的社會學中“相互作用”的形式，對於這種“形式”的具體表達，深得魯迅精神之魂的北京大學中文係教授錢理群曾經論述道：“在一個專製統治下價值封閉的體係內，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是處在同一個價值點上的交流與反饋”（大意如此）。

可想而知，當今中國的政治形態正是走在全麵複辟傳統封建腐朽製度的路上。專製政治乃乾綱獨斷、定於一尊，且說今日中國之專製暴虐，極大地來自最高統治者的德性，習近平妄圖複辟文革，大開曆史倒車，朝思暮想他的皇帝迷夢，再造新時代的秦始皇、毛澤東。

    由此，習近平打造的強專製主義為他的暴政鋪設了平坦大道，布置於“全國一盤棋”格局下，海派上海市民深深感受到文革高潮時的毛式家天下：朕即真理，朕即國家。今天，統帥一聲令，三軍風雷動，酷政促奴性，令箭催遵命，從廟堂衙門，抵基層庸眾，政令一路暢行，貫徹無阻。

以習近平的“家天下”框架來看，上海的抗疫特別需要展示“中國共產黨所具有的無比堅強的領導力，是風雨來襲時中國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要展示中共統治下的製度“優越性”和“合法性”，更確切地說，還需要充分展示習近平總書記的“英明、偉大”形象，為他的正式“登基”皇座打基礎。構建如此之宏大敘事，習家中央政府定義了新冠病毒的抗疫是一場“人民戰爭”，全黨全民統一步調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部署”來進行的，這位總書記一再強調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堅持動態清零總方針不猶豫不動搖”，“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要把抗疫當作“為人民服務”。

以現代性的倫理學來論述，“人民”是個宏大敘事，是形而上之“大魅”，在以“人民”的名義大肆鼓噪、渲染之下，若開啟“幽暗之門”，可以發現，這隻是一塊“超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的招牌，其投射出的真實價值意向往往是希冀反饋回報給投射者自己，即小人心眼、小人心境的“自我、本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乃罪惡之淵藪，其鄙陋卑下、猥瑣不堪！

魯迅先生早就發現，中國的儒家典籍中充滿了“仁者愛人”之語，但是魯迅卻揭穿了其“瞞和騙”，其實質就是“以理殺人”！

今天的上海，把“人民”當作“綱領”來處置具體的全民抗疫，就意味著其餘事情全得靠邊讓路，抗疫以外的事情全都隻是與個人利益掛鉤而已，都是掛靠不上“人民”這個宏偉大宗旨，“人民”這個抽象綱領既然被強化得如此之高大上、偉光正，乃綱舉目張，和尚打傘，為所欲為、不擇手段！

 

（二）“不忘初心，牢記使命”

 

“初心”是習近平執政時代十分時髦的政治詞匯，既然被張揚得如此之“時髦”，它必定隱含有欺騙性！它試圖讓人民感受習的“青春故事”，聆聽他的“梁家河插隊的經曆”，規訓人民的情操，是一項典型的“洗腦工程”。

眾所周知，習近平在福建、浙江和上海三地工作過，已經獲得相當多的東南沿海地區工作的經驗，這些地區比起北方內地來具有相對較高的改革開放性，經濟結構大多是外向型，經濟水平也相應較高，治理較為先進。按照常規思路，要想當上一個大國有作為的主政者，其精神領域的價值觀訴求，本來應該引導國民走上現代化之路，深化改革，大大發揚沿海地區的先進經驗和業績成就，使融合到全球化的經濟圈中，學習西方發達的市場經濟和人文精神，求得國家發展踏上新台階。然而習近平卻不張揚他在沿海地區的經曆，反而大大弘揚在北方落後農村的生活感受、工作經曆——這就值得正義的人們去警惕和深思了。

與毛澤東一樣，習近平自身的秉性就是十分的“土”，在漢語網絡上，不滿的網民將習近平蔑稱為“包子”，意思有“土氣”之意，也就是傳統、愚昧、落後的代名詞。這與《論語》：“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意思相近，懷土就是戀土而安逸，營造個人小天地，即小人德性。我們來看看習近平是如何的“初心”？

“初心”在心理學上可稱為“原型”（榮格：archetypes），習的“原型”有“戀土情結”，顯然相悖於東南沿海地區的現代性精神品質，而在於他不斷吹噓的“土”字而凸出，即“農民情結、三農情懷”，習常稱：“我也是從農村出來的”，“我們這一代人也有這個情結，一定要把我們的老百姓，特別是我們的農民扶一把。”聽聽他的念念有詞“不忘初心”，從“習近平總書記從小就有農村情結”，可推斷習之“戀土”有小人之心：

1.  陝北延安梁家河，習近平插隊在此，據說練就了一套“大學問”，那真是了不得啊！
2. “老家富平曾在習近平迷惘彷徨時給予他溫暖”，陝西省富平縣臨近於曆史上京兆地區，這裏曾經是大一統帝國的中央權力地帶，即有秦、漢、隋、唐四朝大帝國定都於鹹陽、長安，這一家鄉情懷深深地烙印到習近平的人格秉性，使得習內心期盼著大一統政治。
3. 習近平時時要造訪河北省西柏坡，該地是毛派紅色經典的精神發源地，價值連城，非常值得習去流連忘返，就此習想要“弘揚西柏坡精神”。
4. 河北省正定縣，習年輕時候曾工作在此，當時是“農業學大寨”的先進樣板縣，是毛澤東樹立起來的一麵旗幟，同樣是紅色經典，值得去大力追捧，流芳百世。

    作為一個農業人口眾多的大國，農業生產當然需要去關心，農民的利益也當然需要去關心，任何一個具有現代化常識的人，必定知道：農民生活的大幅度改善，必須是由農業現代化來帶動，而農業現代化必須是由工業現代化來帶動，而工業現代化必須是由科技、經濟和製度等的各項現代化來帶動，需要重視精神文明的力量，也就是人的主體性自由的大發揚。然而中國的習某卻是完全的反其道而行之：要論價值觀的定位？什麽的工業、科技、文教、經濟、金融、製度、法治等等的重要發展項目全都擱置在邊上，就是因為這些不含有“初心”，從而全都被當做不重要的思想議題來處理，眼下最最要緊的事情是定位在“農民情結”、“黃土情結”之上：“不忘初心，牢記使命”——老是要把目光盯住在最最落後地區的農民生存價值觀上——這是怎麽樣的心態？怎麽樣的鬼魅心思啊？

人都是有個性的，共產黨執政也如此。理解了習近平的執政個性是那麽的“土裏土氣”，於是懂得：上海抗疫就是充滿習包子特色之土：“鞋子合不合腳，自己穿著才知道。”——紅色經典，土法上馬！   

 

•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方山水有一方風情

 

 共產黨信仰“辯證唯物主義”，其教條說：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確，特定的社會曆史地理環境可以塑造特定的精神氣質。成語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南橘北枳。按辯證法精神，反之亦然，如：彩蝶戀鮮花，蒼蠅叮臭肉；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智者樂水，仁者樂山。說到中國人的“土”，尚有各個地方的各個民風民俗民情，還可細分。

德國學者馬克斯·舍勒的行為學理論認為，能感悟到生活世界的價值和價值秩序的感情是成為行為意欲最深層的基礎部分，而這種感情決定著行為意欲的努力方向。但是舍勒又認為，不能把在一個時代和民族中流行或支配人們價值偏愛的評價係統所具有的“倫理結構”等同於作為價值優先法則的價值本身的客觀秩序。

今天，與西方自由世界一樣，強人習近平也是十分講究“顏色革命”，他將自身個性“土氣”的顏色欽定為中國的“政治正確”，即標準的意識形態，充分施展在上海地方的抗議之中，真實意圖是：以習氏“土氣”淹沒上海“海派”！

那麽究竟怎麽樣評介習包子“土氣”？

第一，純真“紅色基因”，眾所周知，習近平是在紅朝中國、紅色地域、紅色家庭、紅色時代、紅色圈子裏混出來的紅色土特產，紅色元素特濃，大紅特紅超紅。

現代中國有二大文明係統：黃色和藍色。

黃色是內陸型，具有內向封閉性質，其主要的分布地域是在北方的黃土質平原和高原上，其價值資源隻由落後的本土文明來提供（電視劇《河殤》的觀點）。

紅色文明是外來的馬列寧主義與中國本土的黃色文明相結合的產物，被綜合成“毛澤東思想路線”，具有革命的實踐性，但是主要根基還是黃色文明。

    藍色是海洋型，外向開放性質，最初地域分布在東南沿海一帶，隨之改革開放的深化，逐漸擴展至中國的大南方，它是本土文明與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結合的產物。

今天的國情是，北方黃土文明區域經濟全麵落後、蕭條，而南方藍色文明區域市場經濟發展良好，經濟指標高漲。如此經濟地理格局意味著中共統治機器的精神資源麵臨危機，這讓習近平深深不安，習某感受到來自於藍色文明對於紅色政權的威脅：資產階級市民的個體性、獨立性和自由意識在增長，他們不會如黃土地上農民幹活那樣的聽話、遵命和馴服。

遙想1949年3月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正式提出定都北平市的決議，當時的國情正如毛澤東所講：“蔣介石的國都在南京，他的基礎是江浙資本家。我們要把國都建在北平，我們也要在北平找到我們的基礎，這就是工人階級和廣大的勞動群眾。”這講話顯示了：南京的城市精神是藍色，而北平市則是黃色，紅色政權的根基需要由黃色文明來支撐、扶助，才會獲得穩定、可靠。

從前，毛澤東必定熟知曆史典故：“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對藍色文明懷有恐懼：“港台一帶，饕蚊尚多，西方世界，饕蚊成陣。”因此對待曾經位置楚地、而後深藍色的申城上海，毛澤東作指示：要采取“農村包圍城市”戰略。為此，上海外灘海關鍾樓上的大鍾報時，要以深黃色的陝北民歌樂調《東方紅》來進行，使之標誌為城市“主旋律”。要發揚“好八連”榮光，讓他們來到魔都南京路上當“哨兵”，以鎮住充滿資產階級邪念的“霓虹燈”，要加強“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全麵專政”，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今天，習近平憂心忡忡：紅色文明賴以存在基礎的黃色文明正日益蛻化墮落！為此決心拯救，在上海執行“靜態管理、動態清零”，實為一場魔鬼訓練，以鞏固紅色政權的！

 

• 粗人的痞氣，流寇的匪氣

 

紅朝中國首長級高幹的紅二代、紅三代多的是，譬如有劉少奇的兒子，陳雲兒子，鄧小平的兒女，胡耀邦的兒子，葉劍英、江澤民的數個兒女等等，在這一群體裏相比較，習包子就是顯得很“土氣”，這是為什麽呢？

這就是習近平第二個“土”：痞氣+匪氣，這是黃色文明外圍地帶“邊區”之“土氣”。

習近平讀書差勁是知曉的，然而這在首長級的紅後代中較為少見，盡管習近平時常吹噓讀書很多，還煞有介事地列出一長串讀書單來，頗有“此地無銀三百兩”之意。由於不願讀書、讀不進書，習的頭腦難以裝備積聚人類優秀文明的知識。蘇格拉底雲“知識即美德”，其否命題亦同樣成立。現代學者的認識更為精確，知識與美德之間的正向關聯性是需要建立在高概率基礎上，較有科學的合理性。毛澤東閱讀中國古典經書甚多，但也是痞氣+匪氣很濃厚，毛澤東特別讚賞二位流氓痞子皇帝：劉邦和朱元璋，毛把糟粕當作了精粹。

拉馬克的“用進廢退”可以較好解釋，讀書不好的習近平，喜好炫耀他的四肢發達：“我那個時候扛200斤麥子，十裏山路不換肩。”習對頭腦簡單事項：“新時期上山下鄉工程”、“好兒女誌在四方，有誌者奮鬥無悔”，頗有興趣和熱度，可見一斑。習近平坦承其念茲在茲“農民情結”，可以推斷出他的氣質和秉性，天然地與知識性匱缺的泥腿子、四肢發達者、粗布短衫者融通起來，對待海派氣質的上海人就不會有好感，可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

要深入了解習近平的所作所為，需要了解他的個性和風格，需要了解養育習某其秉性、氣質的地方，考察那裏的風土人情。習近平念念不忘他的“初心”之地，就是年輕時候插隊落戶的革命聖地延安，那裏是紅色大本營，更是“紅太陽升起的地方”。對於習近平來說，陝北延安就是他的紅色乳娘，思想養育之地，“作為一個人民公仆，陝北高原是我的根，因為這裏培養出我不變的信念：要為人民做實事！無論我走到哪裏，永遠都是黃土地的兒子。”習近平回憶說，插隊在梁家河，他“看到了人民群眾的根本，真正理解了老百姓”，“我幾乎從來沒哭過，印象較深的兩次哭都是在陝北。”情深誼長啊！

延安市，坐落在陝西省北部，是遊牧文明與農耕文明交融的邊區地帶，漢民族農民世世代代居住此地的曆史中，頻頻遭受多個遊牧民族和部落的相互殺戮、掠奪和洗劫，身處如此蠻族生態的劫掠，釀造出戎狄民風：痞氣+匪氣，漸漸墮落之，本地農耕地上又孵化出次生代的漢族大盜和流寇，如：王嘉胤、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董福祥等等。

大清皇朝晚期，西方殖民主義勢力進入中國東部沿海，紛紛建立起西方式的先進藍色文明，從此經濟格局和重心轉移，地處西北的陝西省經濟文化大幅衰弱，秦風不再，此衰彼漲，當地土匪、土豪卻猖狂起來，到了民國時期，整個陝北地區的匪患尤其嚴重，那時候國民政府的管控力無法抵達陝北，但這恰好為共產黨武裝力量製造出福音來，留給了共軍以極佳的撒野契機和匪盜空間。臭味相投便稱知己，當毛澤東掛帥的大股共軍（紅軍）萬裏迢迢流竄作案來到陝北時候，如魚得水般找準了自己的落腳地，建立起蘇區。

民諺：窮山惡水出刁民，粗茶淡飯無孑遺。肉腐生蛆，蛆熟產蠅；土劣孵匪，匪頑升寇。流寇是土匪發展的頂峰，流寇之所以十分殘暴凶狠毒辣無恥，那是因為流寇作案多是流竄在異地他鄉：1）幾乎碰不上熟人，於是缺乏道德約束；2）罪案的對象都是與己血緣疏遠，於是下得了狠手；3）流竄作案中不容易被抓捕，於是缺乏法律製裁的威懾感。

民國時期的學者傅斯年，曾經把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美國學者餘英時把毛澤東在山上鬧革命歸類為土匪行徑，中共政府體製內走出來的學者阮銘也將當年盤踞在井岡山和延安，建立蘇區的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具體的匪徒而言尚有匪氣強弱的區分，中共領袖中毛澤東、習近平之流痞氣、匪氣特濃，雖然直接將他們比作為流寇尚不恰當，然則深入去思考精神性的高層次本質，就會發現確有近似之處，如操守低劣，隻顧眼前的歡樂和榮耀，不思長治久安的方針、政策和治理，即不具可持續性發展，缺乏人性，不擇手段，不顧人民死活，更扯淡有什麽超越情懷、尋求來世的永生。

上海執行抗疫大行動，是習某心理投射：“習近平總書記親自部署、親自指揮”，乃“初心不改”，大大地用上“梁家河大學問”，卻是來真的：痞氣加匪氣，勁兒十足！

 

• 秦始皇→毛澤東→習近平

 

這三者思想有著較大的傳承性。中共的建黨、建國都是繼承了中國傳統“外儒內法”的一套專製主義本色，馬克思主義成分並不多，如“緊密團結在以某某某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就是中共執政文化的萬能公式，其“春秋大義”足令執政者癡迷不已。

中國政治延續了千年的專製主義，其要數秦始皇的大一統治理格局最具開創、暴虐和傳承，其遺產深深地烙印在中華民族的政治文化基因上。《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今皇帝並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傳承至後世，中共統治者毛澤東、習近平極為崇拜、讚賞，毛澤東自稱：“馬克思加秦始皇”，自比“秦皇、漢武”。習近平是粗人，缺文秀，但配有禦用導演張藝謀來代言，原籍秦地的張藝謀以其電影作品的大氣磅礴著稱，如《英雄》、《大秦賦》、《大秦帝國》等頗有氣勢恢宏，詠古頌今，頌揚獨裁，乃深合主子旨意。

籍貫秦地的習近平似乎比毛澤東更領悟大秦遺風，他也有著構建大一統政治的強烈欲求，冒進浮誇，圖大貪功，舉凡黨、政、軍、財、經、文、教、農、工、商等各界各行，都得讓習來獨攬一身、定於一尊，還妄想對外擴張，天下一統。毛時代流行詞：“全國一盤棋”，如今又翻舊出新而熱炒，以“一言堂”淩駕天下，特別用於上海的抗疫。

中國人骨子裏有“天人合一”，混沌一氣的原始思維和巫術，這集體無意識天然地被大一統政治統攝，進而主導了亞細亞生產方式，在古代，它有利於治理水患、開挖運河、修建長城、建造皇宮等大型項目。在當今，有利於以舉國之力操辦上海防控。在思想意識高度，可以塑造全民的遵命、服從、聽話，即奴性，這恰是習近平的“不忘使命”：“凝聚全民抗疫的強大共識”。

在大一統政治如火如荼的文革期間，誇張而高調的道義目的論籠罩住中國大地上的各項各業，如有“農業以糧為綱、工業以鋼為綱。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於是到處呈現“一刀切”現象，凡是與“綱”不合之事，全得讓步，退避。

今天上海的抗疫正是一刀切做法：為了抗疫的宏偉大業，其他事情全都算不得“事情”，那怕是危機人生命的要事。再如，“同層密接隔離政策”，一人得陽整樓隔離，幾人得陽整區封閉。搞得：簡單直接粗暴，次生災害不斷，雞飛狗跳，人心惶惶。

 

• 外儒內法，臉麵爭光

 

習近平頗想搞《厲害了，我的國》，可看出習的“初心”中有“大秦”情愫，但不唯此。習熟知亡秦之故，暴秦之害，了解《過秦論》，於是就看重《荀子》思想，希望借鑒儒家思想補救暴秦之偏，但這隻是延續了曆史上慣行的“外儒內法”傳統，毫無創意。

以現代人的目光審視，法家思想並非全都是負麵的，糟糕的。譬如，法家的政治思想有“緣法而治”、“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法不阿貴，繩不撓曲”、“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等——貫徹一條法治平等的路線。

秦之後曆代皇朝，形成傳統的官方和上層社會的意識形態是儒家思想，儒家在治國綱要上對法家進行修正，改變其嚴刑律法、冷酷無情、對人性的踐踏，而用溫情脈脈的道德麵紗來遮蓋人心自私之惡。然而儒家的溫情脈脈卻是斷然排斥法家的平等觀，十分講究等級秩序的排位：“尊尊、親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樣導致另一種人性醜惡的釋放。

無論是法家抑或儒家，都嚴重匱乏精神超越性，使得中國人滑落到小人德性的急切功利性，熱衷於超近距離的貼身肉搏，這突出表現為儒家的“麵子文化”，即等級競爭。

今天，習近平把上海抗疫重重地押寶在他的麵子上：看吧，環顧世界，唯有我習某才能夠做到新冠病毒“清零”，豐功偉業啊；溥天之下，皆我臣屬；溥天之下，盡表忠心！

開啟小人心境：這就是習近平的“初心、使命”不可告人的真正用意所在！清零政策來自權力最高層，而下層執行者在習某巫祝之辭誘導下，層層加碼，步步緊逼，使防疫措施變得越來越嚴苛，越來越不通人情，越來越背離常識，卻迎來了中國式“麵子”大豐收！    

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今天，活躍在上海街頭的“大白”誌願者，大多來自社會底層，他們深知等級社會的底層生活之艱辛、悲愴、卑賤、滄桑，受欺受壓，吃苦甚多，在心坎中積滿了多多的怨恨，為此張公百忍，隻是期盼著猴年馬月有個身份升遷，從此羊與狼的位置對調，角色得以變換，從此終於有了發泄的口子和對象，就如二十年媳婦熬成婆婆那樣。今天好機會來了，讓底層誌願者們身披白大褂，臂佩紅袖章，頓時獲得了權力，身價躥升！於是人們就見到了大白們在上海街頭的變本加厲，肆無忌憚。

更是有不少大白門來自外省市的農村地區，他們往往有著毛澤東情結，相信毛澤東的詛咒語“農村包圍城市”，內心對待上海，這個以魔都著稱的城市有著較深的嫉恨，於是今天找到了發泄口子，爭當“南京路上好八連”，侮辱上海人一番，五十步笑百步，好不痛快啊！

上海本地市民，生存在全民抗疫的如此高壓境遇，顯得勢單力孤，不得不進行一場忍耐之心的大考驗。雖說是有海派氣質，但是多年來在習氏毛左政治侵染下，上海人漸漸變得麻木起來，中國傳統習性在增強，一個“忍”字當頭，懂得“看三勢”，學會“拎得清”，不做“填刀頭”，好漢不吃眼前虧，識時務者為俊傑，好死不如賴活著——與內地的庸眾一樣，都是媳婦受熬的心態——如此則喪失了做人的真誠性和崇高性。

 

                                                    施衛江

寫於 美國紐約

2022年5月26日上海抗疫為何如此狂暴？

 

最近，上海人民沉浸在“靜態管理、動態清零”的極度悲憤中，二個月來的抗疫，上海居民要麽封閉在家裏，要麽隔離在方艙，要麽入住醫院，最慘的是一些外地來滬的農民工、送貨員和運輸汽車司機，隻得睡眠在大街上、橋孔下、卡車裏，還不得行走出受封圍欄，還得不到足夠食物。不管呆在城市哪個角落，是富人或窮人，是教授還是乞丐，人人自危，生活無序，商店關門，藥品斷供，生存所需的基本食品、日用品都要靠手機上操作去“搶”，凡是不會手機操作就隻能等死，非新冠病毒引起的疾病都不算是“病”，假如某個病人不能出示有效核酸測試陰性證明，病人均得不到及時救治，更惡劣的措施是，要裝配鐵網在管控區的每一棟民宅樓的大門口，予以嚴加防範管製，防市民如防盜賊！“大白”警察容許隨意闖進市民家中搞“執法”，市民蒙受盡多的不幸和災難可就是不容許公開自由發聲喊冤！

嗚呼！號稱“國家主人”的上海市民，本是代表中國最具先進生產力的一族群體，理應充分釋放出上海市民的聰明才幹去搞建設，然而在黨中央的“清零”政策強製下，海派靈性竟然大肆遭受踐踏，人格尊嚴被貶至不及囚徒的卑下，被準許的行動自由還不如圈養的禽畜。哀哉！上海市民的生存境況是多麽孤苦伶仃無助，上海市民的精神抑鬱是何等淒淒慘慘戚戚。

由中央政府主導的抗疫“清零”，為什麽要對上海人民動用如此的粗暴、野蠻、獸性、瘋狂？這在西方自由世界看來，簡直太不可思議了！根源究竟是什麽呢？

 

（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發生在上海的抗疫狂暴當然不是海派文化傳承的特質，而是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親自部署指揮、密集指示批示”來進行，這位總書記宣稱：“我們的防控方針是由黨的性質和宗旨決定的”，“從黨的性質宗旨認識疫情防控方針”，當然不是飛來之石，而是經有悠久曆史的中國傳統孵化而成，它僵硬地主宰著當今中國政治的一切。欲懂得這場清零抗疫的真實意圖，須深入了解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須了解中國的民風民俗，尤其是陝北地區。

近年來，習近平嫻熟地運用他的政治手腕使大權獨攬，業已形成“九鼎之尊”局麵，且有越演越烈之勢，在其統治下的社會官僚機器不斷強化威權形式，這使得後者形式的高度威權化又促進了前者的獨裁，而前者專斷橫行又反哺後者，兩者互為反饋，攜手共進，就此全民奴性且增強不少——此即如德國學者齊美爾所講的社會學中“相互作用”的形式，對於這種“形式”的具體表達，深得魯迅精神之魂的北京大學中文係教授錢理群曾經論述道：“在一個專製統治下價值封閉的體係內，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是處在同一個價值點上的交流與反饋”（大意如此）。

可想而知，當今中國的政治形態正是走在全麵複辟傳統封建腐朽製度的路上。專製政治乃乾綱獨斷、定於一尊，且說今日中國之專製暴虐，極大地來自最高統治者的德性，習近平妄圖複辟文革，大開曆史倒車，朝思暮想他的皇帝迷夢，再造新時代的秦始皇、毛澤東。

    由此，習近平打造的強專製主義為他的暴政鋪設了平坦大道，布置於“全國一盤棋”格局下，海派上海市民深深感受到文革高潮時的毛式家天下：朕即真理，朕即國家。今天，統帥一聲令，三軍風雷動，酷政促奴性，令箭催遵命，從廟堂衙門，抵基層庸眾，政令一路暢行，貫徹無阻。

以習近平的“家天下”框架來看，上海的抗疫特別需要展示“中國共產黨所具有的無比堅強的領導力，是風雨來襲時中國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要展示中共統治下的製度“優越性”和“合法性”，更確切地說，還需要充分展示習近平總書記的“英明、偉大”形象，為他的正式“登基”皇座打基礎。構建如此之宏大敘事，習家中央政府定義了新冠病毒的抗疫是一場“人民戰爭”，全黨全民統一步調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部署”來進行的，這位總書記一再強調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堅持動態清零總方針不猶豫不動搖”，“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要把抗疫當作“為人民服務”。

以現代性的倫理學來論述，“人民”是個宏大敘事，是形而上之“大魅”，在以“人民”的名義大肆鼓噪、渲染之下，若開啟“幽暗之門”，可以發現，這隻是一塊“超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的招牌，其投射出的真實價值意向往往是希冀反饋回報給投射者自己，即小人心眼、小人心境的“自我、本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乃罪惡之淵藪，其鄙陋卑下、猥瑣不堪！

魯迅先生早就發現，中國的儒家典籍中充滿了“仁者愛人”之語，但是魯迅卻揭穿了其“瞞和騙”，其實質就是“以理殺人”！

今天的上海，把“人民”當作“綱領”來處置具體的全民抗疫，就意味著其餘事情全得靠邊讓路，抗疫以外的事情全都隻是與個人利益掛鉤而已，都是掛靠不上“人民”這個宏偉大宗旨，“人民”這個抽象綱領既然被強化得如此之高大上、偉光正，乃綱舉目張，和尚打傘，為所欲為、不擇手段！

 

（二）“不忘初心，牢記使命”

 

“初心”是習近平執政時代十分時髦的政治詞匯，既然被張揚得如此之“時髦”，它必定隱含有欺騙性！它試圖讓人民感受習的“青春故事”，聆聽他的“梁家河插隊的經曆”，規訓人民的情操，是一項典型的“洗腦工程”。

眾所周知，習近平在福建、浙江和上海三地工作過，已經獲得相當多的東南沿海地區工作的經驗，這些地區比起北方內地來具有相對較高的改革開放性，經濟結構大多是外向型，經濟水平也相應較高，治理較為先進。按照常規思路，要想當上一個大國有作為的主政者，其精神領域的價值觀訴求，本來應該引導國民走上現代化之路，深化改革，大大發揚沿海地區的先進經驗和業績成就，使融合到全球化的經濟圈中，學習西方發達的市場經濟和人文精神，求得國家發展踏上新台階。然而習近平卻不張揚他在沿海地區的經曆，反而大大弘揚在北方落後農村的生活感受、工作經曆——這就值得正義的人們去警惕和深思了。

與毛澤東一樣，習近平自身的秉性就是十分的“土”，在漢語網絡上，不滿的網民將習近平蔑稱為“包子”，意思有“土氣”之意，也就是傳統、愚昧、落後的代名詞。這與《論語》：“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意思相近，懷土就是戀土而安逸，營造個人小天地，即小人德性。我們來看看習近平是如何的“初心”？

“初心”在心理學上可稱為“原型”（榮格：archetypes），習的“原型”有“戀土情結”，顯然相悖於東南沿海地區的現代性精神品質，而在於他不斷吹噓的“土”字而凸出，即“農民情結、三農情懷”，習常稱：“我也是從農村出來的”，“我們這一代人也有這個情結，一定要把我們的老百姓，特別是我們的農民扶一把。”聽聽他的念念有詞“不忘初心”，從“習近平總書記從小就有農村情結”，可推斷習之“戀土”有小人之心：

1.  陝北延安梁家河，習近平插隊在此，據說練就了一套“大學問”，那真是了不得啊！
2. “老家富平曾在習近平迷惘彷徨時給予他溫暖”，陝西省富平縣臨近於曆史上京兆地區，這裏曾經是大一統帝國的中央權力地帶，即有秦、漢、隋、唐四朝大帝國定都於鹹陽、長安，這一家鄉情懷深深地烙印到習近平的人格秉性，使得習內心期盼著大一統政治。
3. 習近平時時要造訪河北省西柏坡，該地是毛派紅色經典的精神發源地，價值連城，非常值得習去流連忘返，就此習想要“弘揚西柏坡精神”。
4. 河北省正定縣，習年輕時候曾工作在此，當時是“農業學大寨”的先進樣板縣，是毛澤東樹立起來的一麵旗幟，同樣是紅色經典，值得去大力追捧，流芳百世。

    作為一個農業人口眾多的大國，農業生產當然需要去關心，農民的利益也當然需要去關心，任何一個具有現代化常識的人，必定知道：農民生活的大幅度改善，必須是由農業現代化來帶動，而農業現代化必須是由工業現代化來帶動，而工業現代化必須是由科技、經濟和製度等的各項現代化來帶動，需要重視精神文明的力量，也就是人的主體性自由的大發揚。然而中國的習某卻是完全的反其道而行之：要論價值觀的定位？什麽的工業、科技、文教、經濟、金融、製度、法治等等的重要發展項目全都擱置在邊上，就是因為這些不含有“初心”，從而全都被當做不重要的思想議題來處理，眼下最最要緊的事情是定位在“農民情結”、“黃土情結”之上：“不忘初心，牢記使命”——老是要把目光盯住在最最落後地區的農民生存價值觀上——這是怎麽樣的心態？怎麽樣的鬼魅心思啊？

人都是有個性的，共產黨執政也如此。理解了習近平的執政個性是那麽的“土裏土氣”，於是懂得：上海抗疫就是充滿習包子特色之土：“鞋子合不合腳，自己穿著才知道。”——紅色經典，土法上馬！   

 

•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方山水有一方風情

 

 共產黨信仰“辯證唯物主義”，其教條說：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確，特定的社會曆史地理環境可以塑造特定的精神氣質。成語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南橘北枳。按辯證法精神，反之亦然，如：彩蝶戀鮮花，蒼蠅叮臭肉；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智者樂水，仁者樂山。說到中國人的“土”，尚有各個地方的各個民風民俗民情，還可細分。

德國學者馬克斯·舍勒的行為學理論認為，能感悟到生活世界的價值和價值秩序的感情是成為行為意欲最深層的基礎部分，而這種感情決定著行為意欲的努力方向。但是舍勒又認為，不能把在一個時代和民族中流行或支配人們價值偏愛的評價係統所具有的“倫理結構”等同於作為價值優先法則的價值本身的客觀秩序。

今天，與西方自由世界一樣，強人習近平也是十分講究“顏色革命”，他將自身個性“土氣”的顏色欽定為中國的“政治正確”，即標準的意識形態，充分施展在上海地方的抗議之中，真實意圖是：以習氏“土氣”淹沒上海“海派”！

那麽究竟怎麽樣評介習包子“土氣”？

第一，純真“紅色基因”，眾所周知，習近平是在紅朝中國、紅色地域、紅色家庭、紅色時代、紅色圈子裏混出來的紅色土特產，紅色元素特濃，大紅特紅超紅。

現代中國有二大文明係統：黃色和藍色。

黃色是內陸型，具有內向封閉性質，其主要的分布地域是在北方的黃土質平原和高原上，其價值資源隻由落後的本土文明來提供（電視劇《河殤》的觀點）。

紅色文明是外來的馬列寧主義與中國本土的黃色文明相結合的產物，被綜合成“毛澤東思想路線”，具有革命的實踐性，但是主要根基還是黃色文明。

    藍色是海洋型，外向開放性質，最初地域分布在東南沿海一帶，隨之改革開放的深化，逐漸擴展至中國的大南方，它是本土文明與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結合的產物。

今天的國情是，北方黃土文明區域經濟全麵落後、蕭條，而南方藍色文明區域市場經濟發展良好，經濟指標高漲。如此經濟地理格局意味著中共統治機器的精神資源麵臨危機，這讓習近平深深不安，習某感受到來自於藍色文明對於紅色政權的威脅：資產階級市民的個體性、獨立性和自由意識在增長，他們不會如黃土地上農民幹活那樣的聽話、遵命和馴服。

遙想1949年3月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正式提出定都北平市的決議，當時的國情正如毛澤東所講：“蔣介石的國都在南京，他的基礎是江浙資本家。我們要把國都建在北平，我們也要在北平找到我們的基礎，這就是工人階級和廣大的勞動群眾。”這講話顯示了：南京的城市精神是藍色，而北平市則是黃色，紅色政權的根基需要由黃色文明來支撐、扶助，才會獲得穩定、可靠。

從前，毛澤東必定熟知曆史典故：“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對藍色文明懷有恐懼：“港台一帶，饕蚊尚多，西方世界，饕蚊成陣。”因此對待曾經位置楚地、而後深藍色的申城上海，毛澤東作指示：要采取“農村包圍城市”戰略。為此，上海外灘海關鍾樓上的大鍾報時，要以深黃色的陝北民歌樂調《東方紅》來進行，使之標誌為城市“主旋律”。要發揚“好八連”榮光，讓他們來到魔都南京路上當“哨兵”，以鎮住充滿資產階級邪念的“霓虹燈”，要加強“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全麵專政”，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今天，習近平憂心忡忡：紅色文明賴以存在基礎的黃色文明正日益蛻化墮落！為此決心拯救，在上海執行“靜態管理、動態清零”，實為一場魔鬼訓練，以鞏固紅色政權的！

 

• 粗人的痞氣，流寇的匪氣

 

紅朝中國首長級高幹的紅二代、紅三代多的是，譬如有劉少奇的兒子，陳雲兒子，鄧小平的兒女，胡耀邦的兒子，葉劍英、江澤民的數個兒女等等，在這一群體裏相比較，習包子就是顯得很“土氣”，這是為什麽呢？

這就是習近平第二個“土”：痞氣+匪氣，這是黃色文明外圍地帶“邊區”之“土氣”。

習近平讀書差勁是知曉的，然而這在首長級的紅後代中較為少見，盡管習近平時常吹噓讀書很多，還煞有介事地列出一長串讀書單來，頗有“此地無銀三百兩”之意。由於不願讀書、讀不進書，習的頭腦難以裝備積聚人類優秀文明的知識。蘇格拉底雲“知識即美德”，其否命題亦同樣成立。現代學者的認識更為精確，知識與美德之間的正向關聯性是需要建立在高概率基礎上，較有科學的合理性。毛澤東閱讀中國古典經書甚多，但也是痞氣+匪氣很濃厚，毛澤東特別讚賞二位流氓痞子皇帝：劉邦和朱元璋，毛把糟粕當作了精粹。

拉馬克的“用進廢退”可以較好解釋，讀書不好的習近平，喜好炫耀他的四肢發達：“我那個時候扛200斤麥子，十裏山路不換肩。”習對頭腦簡單事項：“新時期上山下鄉工程”、“好兒女誌在四方，有誌者奮鬥無悔”，頗有興趣和熱度，可見一斑。習近平坦承其念茲在茲“農民情結”，可以推斷出他的氣質和秉性，天然地與知識性匱缺的泥腿子、四肢發達者、粗布短衫者融通起來，對待海派氣質的上海人就不會有好感，可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

要深入了解習近平的所作所為，需要了解他的個性和風格，需要了解養育習某其秉性、氣質的地方，考察那裏的風土人情。習近平念念不忘他的“初心”之地，就是年輕時候插隊落戶的革命聖地延安，那裏是紅色大本營，更是“紅太陽升起的地方”。對於習近平來說，陝北延安就是他的紅色乳娘，思想養育之地，“作為一個人民公仆，陝北高原是我的根，因為這裏培養出我不變的信念：要為人民做實事！無論我走到哪裏，永遠都是黃土地的兒子。”習近平回憶說，插隊在梁家河，他“看到了人民群眾的根本，真正理解了老百姓”，“我幾乎從來沒哭過，印象較深的兩次哭都是在陝北。”情深誼長啊！

延安市，坐落在陝西省北部，是遊牧文明與農耕文明交融的邊區地帶，漢民族農民世世代代居住此地的曆史中，頻頻遭受多個遊牧民族和部落的相互殺戮、掠奪和洗劫，身處如此蠻族生態的劫掠，釀造出戎狄民風：痞氣+匪氣，漸漸墮落之，本地農耕地上又孵化出次生代的漢族大盜和流寇，如：王嘉胤、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董福祥等等。

大清皇朝晚期，西方殖民主義勢力進入中國東部沿海，紛紛建立起西方式的先進藍色文明，從此經濟格局和重心轉移，地處西北的陝西省經濟文化大幅衰弱，秦風不再，此衰彼漲，當地土匪、土豪卻猖狂起來，到了民國時期，整個陝北地區的匪患尤其嚴重，那時候國民政府的管控力無法抵達陝北，但這恰好為共產黨武裝力量製造出福音來，留給了共軍以極佳的撒野契機和匪盜空間。臭味相投便稱知己，當毛澤東掛帥的大股共軍（紅軍）萬裏迢迢流竄作案來到陝北時候，如魚得水般找準了自己的落腳地，建立起蘇區。

民諺：窮山惡水出刁民，粗茶淡飯無孑遺。肉腐生蛆，蛆熟產蠅；土劣孵匪，匪頑升寇。流寇是土匪發展的頂峰，流寇之所以十分殘暴凶狠毒辣無恥，那是因為流寇作案多是流竄在異地他鄉：1）幾乎碰不上熟人，於是缺乏道德約束；2）罪案的對象都是與己血緣疏遠，於是下得了狠手；3）流竄作案中不容易被抓捕，於是缺乏法律製裁的威懾感。

民國時期的學者傅斯年，曾經把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美國學者餘英時把毛澤東在山上鬧革命歸類為土匪行徑，中共政府體製內走出來的學者阮銘也將當年盤踞在井岡山和延安，建立蘇區的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具體的匪徒而言尚有匪氣強弱的區分，中共領袖中毛澤東、習近平之流痞氣、匪氣特濃，雖然直接將他們比作為流寇尚不恰當，然則深入去思考精神性的高層次本質，就會發現確有近似之處，如操守低劣，隻顧眼前的歡樂和榮耀，不思長治久安的方針、政策和治理，即不具可持續性發展，缺乏人性，不擇手段，不顧人民死活，更扯淡有什麽超越情懷、尋求來世的永生。

上海執行抗疫大行動，是習某心理投射：“習近平總書記親自部署、親自指揮”，乃“初心不改”，大大地用上“梁家河大學問”，卻是來真的：痞氣加匪氣，勁兒十足！

 

• 秦始皇→毛澤東→習近平

 

這三者思想有著較大的傳承性。中共的建黨、建國都是繼承了中國傳統“外儒內法”的一套專製主義本色，馬克思主義成分並不多，如“緊密團結在以某某某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就是中共執政文化的萬能公式，其“春秋大義”足令執政者癡迷不已。

中國政治延續了千年的專製主義，其要數秦始皇的大一統治理格局最具開創、暴虐和傳承，其遺產深深地烙印在中華民族的政治文化基因上。《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今皇帝並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傳承至後世，中共統治者毛澤東、習近平極為崇拜、讚賞，毛澤東自稱：“馬克思加秦始皇”，自比“秦皇、漢武”。習近平是粗人，缺文秀，但配有禦用導演張藝謀來代言，原籍秦地的張藝謀以其電影作品的大氣磅礴著稱，如《英雄》、《大秦賦》、《大秦帝國》等頗有氣勢恢宏，詠古頌今，頌揚獨裁，乃深合主子旨意。

籍貫秦地的習近平似乎比毛澤東更領悟大秦遺風，他也有著構建大一統政治的強烈欲求，冒進浮誇，圖大貪功，舉凡黨、政、軍、財、經、文、教、農、工、商等各界各行，都得讓習來獨攬一身、定於一尊，還妄想對外擴張，天下一統。毛時代流行詞：“全國一盤棋”，如今又翻舊出新而熱炒，以“一言堂”淩駕天下，特別用於上海的抗疫。

中國人骨子裏有“天人合一”，混沌一氣的原始思維和巫術，這集體無意識天然地被大一統政治統攝，進而主導了亞細亞生產方式，在古代，它有利於治理水患、開挖運河、修建長城、建造皇宮等大型項目。在當今，有利於以舉國之力操辦上海防控。在思想意識高度，可以塑造全民的遵命、服從、聽話，即奴性，這恰是習近平的“不忘使命”：“凝聚全民抗疫的強大共識”。

在大一統政治如火如荼的文革期間，誇張而高調的道義目的論籠罩住中國大地上的各項各業，如有“農業以糧為綱、工業以鋼為綱。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於是到處呈現“一刀切”現象，凡是與“綱”不合之事，全得讓步，退避。

今天上海的抗疫正是一刀切做法：為了抗疫的宏偉大業，其他事情全都算不得“事情”，那怕是危機人生命的要事。再如，“同層密接隔離政策”，一人得陽整樓隔離，幾人得陽整區封閉。搞得：簡單直接粗暴，次生災害不斷，雞飛狗跳，人心惶惶。

 

• 外儒內法，臉麵爭光

 

習近平頗想搞《厲害了，我的國》，可看出習的“初心”中有“大秦”情愫，但不唯此。習熟知亡秦之故，暴秦之害，了解《過秦論》，於是就看重《荀子》思想，希望借鑒儒家思想補救暴秦之偏，但這隻是延續了曆史上慣行的“外儒內法”傳統，毫無創意。

以現代人的目光審視，法家思想並非全都是負麵的，糟糕的。譬如，法家的政治思想有“緣法而治”、“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法不阿貴，繩不撓曲”、“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等——貫徹一條法治平等的路線。

秦之後曆代皇朝，形成傳統的官方和上層社會的意識形態是儒家思想，儒家在治國綱要上對法家進行修正，改變其嚴刑律法、冷酷無情、對人性的踐踏，而用溫情脈脈的道德麵紗來遮蓋人心自私之惡。然而儒家的溫情脈脈卻是斷然排斥法家的平等觀，十分講究等級秩序的排位：“尊尊、親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樣導致另一種人性醜惡的釋放。

無論是法家抑或儒家，都嚴重匱乏精神超越性，使得中國人滑落到小人德性的急切功利性，熱衷於超近距離的貼身肉搏，這突出表現為儒家的“麵子文化”，即等級競爭。

今天，習近平把上海抗疫重重地押寶在他的麵子上：看吧，環顧世界，唯有我習某才能夠做到新冠病毒“清零”，豐功偉業啊；溥天之下，皆我臣屬；溥天之下，盡表忠心！

開啟小人心境：這就是習近平的“初心、使命”不可告人的真正用意所在！清零政策來自權力最高層，而下層執行者在習某巫祝之辭誘導下，層層加碼，步步緊逼，使防疫措施變得越來越嚴苛，越來越不通人情，越來越背離常識，卻迎來了中國式“麵子”大豐收！    

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今天，活躍在上海街頭的“大白”誌願者，大多來自社會底層，他們深知等級社會的底層生活之艱辛、悲愴、卑賤、滄桑，受欺受壓，吃苦甚多，在心坎中積滿了多多的怨恨，為此張公百忍，隻是期盼著猴年馬月有個身份升遷，從此羊與狼的位置對調，角色得以變換，從此終於有了發泄的口子和對象，就如二十年媳婦熬成婆婆那樣。今天好機會來了，讓底層誌願者們身披白大褂，臂佩紅袖章，頓時獲得了權力，身價躥升！於是人們就見到了大白們在上海街頭的變本加厲，肆無忌憚。

更是有不少大白門來自外省市的農村地區，他們往往有著毛澤東情結，相信毛澤東的詛咒語“農村包圍城市”，內心對待上海，這個以魔都著稱的城市有著較深的嫉恨，於是今天找到了發泄口子，爭當“南京路上好八連”，侮辱上海人一番，五十步笑百步，好不痛快啊！

上海本地市民，生存在全民抗疫的如此高壓境遇，顯得勢單力孤，不得不進行一場忍耐之心的大考驗。雖說是有海派氣質，但是多年來在習氏毛左政治侵染下，上海人漸漸變得麻木起來，中國傳統習性在增強，一個“忍”字當頭，懂得“看三勢”，學會“拎得清”，不做“填刀頭”，好漢不吃眼前虧，識時務者為俊傑，好死不如賴活著——與內地的庸眾一樣，都是媳婦受熬的心態——如此則喪失了做人的真誠性和崇高性。

 

                                                    施衛江

寫於 美國紐約

2022年5月26日上海抗疫為何如此狂暴？

 

最近，上海人民沉浸在“靜態管理、動態清零”的極度悲憤中，二個月來的抗疫，上海居民要麽封閉在家裏，要麽隔離在方艙，要麽入住醫院，最慘的是一些外地來滬的農民工、送貨員和運輸汽車司機，隻得睡眠在大街上、橋孔下、卡車裏，還不得行走出受封圍欄，還得不到足夠食物。不管呆在城市哪個角落，是富人或窮人，是教授還是乞丐，人人自危，生活無序，商店關門，藥品斷供，生存所需的基本食品、日用品都要靠手機上操作去“搶”，凡是不會手機操作就隻能等死，非新冠病毒引起的疾病都不算是“病”，假如某個病人不能出示有效核酸測試陰性證明，病人均得不到及時救治，更惡劣的措施是，要裝配鐵網在管控區的每一棟民宅樓的大門口，予以嚴加防範管製，防市民如防盜賊！“大白”警察容許隨意闖進市民家中搞“執法”，市民蒙受盡多的不幸和災難可就是不容許公開自由發聲喊冤！

嗚呼！號稱“國家主人”的上海市民，本是代表中國最具先進生產力的一族群體，理應充分釋放出上海市民的聰明才幹去搞建設，然而在黨中央的“清零”政策強製下，海派靈性竟然大肆遭受踐踏，人格尊嚴被貶至不及囚徒的卑下，被準許的行動自由還不如圈養的禽畜。哀哉！上海市民的生存境況是多麽孤苦伶仃無助，上海市民的精神抑鬱是何等淒淒慘慘戚戚。

由中央政府主導的抗疫“清零”，為什麽要對上海人民動用如此的粗暴、野蠻、獸性、瘋狂？這在西方自由世界看來，簡直太不可思議了！根源究竟是什麽呢？

 

（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發生在上海的抗疫狂暴當然不是海派文化傳承的特質，而是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親自部署指揮、密集指示批示”來進行，這位總書記宣稱：“我們的防控方針是由黨的性質和宗旨決定的”，“從黨的性質宗旨認識疫情防控方針”，當然不是飛來之石，而是經有悠久曆史的中國傳統孵化而成，它僵硬地主宰著當今中國政治的一切。欲懂得這場清零抗疫的真實意圖，須深入了解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須了解中國的民風民俗，尤其是陝北地區。

近年來，習近平嫻熟地運用他的政治手腕使大權獨攬，業已形成“九鼎之尊”局麵，且有越演越烈之勢，在其統治下的社會官僚機器不斷強化威權形式，這使得後者形式的高度威權化又促進了前者的獨裁，而前者專斷橫行又反哺後者，兩者互為反饋，攜手共進，就此全民奴性且增強不少——此即如德國學者齊美爾所講的社會學中“相互作用”的形式，對於這種“形式”的具體表達，深得魯迅精神之魂的北京大學中文係教授錢理群曾經論述道：“在一個專製統治下價值封閉的體係內，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是處在同一個價值點上的交流與反饋”（大意如此）。

可想而知，當今中國的政治形態正是走在全麵複辟傳統封建腐朽製度的路上。專製政治乃乾綱獨斷、定於一尊，且說今日中國之專製暴虐，極大地來自最高統治者的德性，習近平妄圖複辟文革，大開曆史倒車，朝思暮想他的皇帝迷夢，再造新時代的秦始皇、毛澤東。

    由此，習近平打造的強專製主義為他的暴政鋪設了平坦大道，布置於“全國一盤棋”格局下，海派上海市民深深感受到文革高潮時的毛式家天下：朕即真理，朕即國家。今天，統帥一聲令，三軍風雷動，酷政促奴性，令箭催遵命，從廟堂衙門，抵基層庸眾，政令一路暢行，貫徹無阻。

以習近平的“家天下”框架來看，上海的抗疫特別需要展示“中國共產黨所具有的無比堅強的領導力，是風雨來襲時中國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要展示中共統治下的製度“優越性”和“合法性”，更確切地說，還需要充分展示習近平總書記的“英明、偉大”形象，為他的正式“登基”皇座打基礎。構建如此之宏大敘事，習家中央政府定義了新冠病毒的抗疫是一場“人民戰爭”，全黨全民統一步調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部署”來進行的，這位總書記一再強調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堅持動態清零總方針不猶豫不動搖”，“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要把抗疫當作“為人民服務”。

以現代性的倫理學來論述，“人民”是個宏大敘事，是形而上之“大魅”，在以“人民”的名義大肆鼓噪、渲染之下，若開啟“幽暗之門”，可以發現，這隻是一塊“超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的招牌，其投射出的真實價值意向往往是希冀反饋回報給投射者自己，即小人心眼、小人心境的“自我、本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乃罪惡之淵藪，其鄙陋卑下、猥瑣不堪！

魯迅先生早就發現，中國的儒家典籍中充滿了“仁者愛人”之語，但是魯迅卻揭穿了其“瞞和騙”，其實質就是“以理殺人”！

今天的上海，把“人民”當作“綱領”來處置具體的全民抗疫，就意味著其餘事情全得靠邊讓路，抗疫以外的事情全都隻是與個人利益掛鉤而已，都是掛靠不上“人民”這個宏偉大宗旨，“人民”這個抽象綱領既然被強化得如此之高大上、偉光正，乃綱舉目張，和尚打傘，為所欲為、不擇手段！

 

（二）“不忘初心，牢記使命”

 

“初心”是習近平執政時代十分時髦的政治詞匯，既然被張揚得如此之“時髦”，它必定隱含有欺騙性！它試圖讓人民感受習的“青春故事”，聆聽他的“梁家河插隊的經曆”，規訓人民的情操，是一項典型的“洗腦工程”。

眾所周知，習近平在福建、浙江和上海三地工作過，已經獲得相當多的東南沿海地區工作的經驗，這些地區比起北方內地來具有相對較高的改革開放性，經濟結構大多是外向型，經濟水平也相應較高，治理較為先進。按照常規思路，要想當上一個大國有作為的主政者，其精神領域的價值觀訴求，本來應該引導國民走上現代化之路，深化改革，大大發揚沿海地區的先進經驗和業績成就，使融合到全球化的經濟圈中，學習西方發達的市場經濟和人文精神，求得國家發展踏上新台階。然而習近平卻不張揚他在沿海地區的經曆，反而大大弘揚在北方落後農村的生活感受、工作經曆——這就值得正義的人們去警惕和深思了。

與毛澤東一樣，習近平自身的秉性就是十分的“土”，在漢語網絡上，不滿的網民將習近平蔑稱為“包子”，意思有“土氣”之意，也就是傳統、愚昧、落後的代名詞。這與《論語》：“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意思相近，懷土就是戀土而安逸，營造個人小天地，即小人德性。我們來看看習近平是如何的“初心”？

“初心”在心理學上可稱為“原型”（榮格：archetypes），習的“原型”有“戀土情結”，顯然相悖於東南沿海地區的現代性精神品質，而在於他不斷吹噓的“土”字而凸出，即“農民情結、三農情懷”，習常稱：“我也是從農村出來的”，“我們這一代人也有這個情結，一定要把我們的老百姓，特別是我們的農民扶一把。”聽聽他的念念有詞“不忘初心”，從“習近平總書記從小就有農村情結”，可推斷習之“戀土”有小人之心：

1.  陝北延安梁家河，習近平插隊在此，據說練就了一套“大學問”，那真是了不得啊！
2. “老家富平曾在習近平迷惘彷徨時給予他溫暖”，陝西省富平縣臨近於曆史上京兆地區，這裏曾經是大一統帝國的中央權力地帶，即有秦、漢、隋、唐四朝大帝國定都於鹹陽、長安，這一家鄉情懷深深地烙印到習近平的人格秉性，使得習內心期盼著大一統政治。
3. 習近平時時要造訪河北省西柏坡，該地是毛派紅色經典的精神發源地，價值連城，非常值得習去流連忘返，就此習想要“弘揚西柏坡精神”。
4. 河北省正定縣，習年輕時候曾工作在此，當時是“農業學大寨”的先進樣板縣，是毛澤東樹立起來的一麵旗幟，同樣是紅色經典，值得去大力追捧，流芳百世。

    作為一個農業人口眾多的大國，農業生產當然需要去關心，農民的利益也當然需要去關心，任何一個具有現代化常識的人，必定知道：農民生活的大幅度改善，必須是由農業現代化來帶動，而農業現代化必須是由工業現代化來帶動，而工業現代化必須是由科技、經濟和製度等的各項現代化來帶動，需要重視精神文明的力量，也就是人的主體性自由的大發揚。然而中國的習某卻是完全的反其道而行之：要論價值觀的定位？什麽的工業、科技、文教、經濟、金融、製度、法治等等的重要發展項目全都擱置在邊上，就是因為這些不含有“初心”，從而全都被當做不重要的思想議題來處理，眼下最最要緊的事情是定位在“農民情結”、“黃土情結”之上：“不忘初心，牢記使命”——老是要把目光盯住在最最落後地區的農民生存價值觀上——這是怎麽樣的心態？怎麽樣的鬼魅心思啊？

人都是有個性的，共產黨執政也如此。理解了習近平的執政個性是那麽的“土裏土氣”，於是懂得：上海抗疫就是充滿習包子特色之土：“鞋子合不合腳，自己穿著才知道。”——紅色經典，土法上馬！   

 

•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方山水有一方風情

 

 共產黨信仰“辯證唯物主義”，其教條說：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確，特定的社會曆史地理環境可以塑造特定的精神氣質。成語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南橘北枳。按辯證法精神，反之亦然，如：彩蝶戀鮮花，蒼蠅叮臭肉；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智者樂水，仁者樂山。說到中國人的“土”，尚有各個地方的各個民風民俗民情，還可細分。

德國學者馬克斯·舍勒的行為學理論認為，能感悟到生活世界的價值和價值秩序的感情是成為行為意欲最深層的基礎部分，而這種感情決定著行為意欲的努力方向。但是舍勒又認為，不能把在一個時代和民族中流行或支配人們價值偏愛的評價係統所具有的“倫理結構”等同於作為價值優先法則的價值本身的客觀秩序。

今天，與西方自由世界一樣，強人習近平也是十分講究“顏色革命”，他將自身個性“土氣”的顏色欽定為中國的“政治正確”，即標準的意識形態，充分施展在上海地方的抗議之中，真實意圖是：以習氏“土氣”淹沒上海“海派”！

那麽究竟怎麽樣評介習包子“土氣”？

第一，純真“紅色基因”，眾所周知，習近平是在紅朝中國、紅色地域、紅色家庭、紅色時代、紅色圈子裏混出來的紅色土特產，紅色元素特濃，大紅特紅超紅。

現代中國有二大文明係統：黃色和藍色。

黃色是內陸型，具有內向封閉性質，其主要的分布地域是在北方的黃土質平原和高原上，其價值資源隻由落後的本土文明來提供（電視劇《河殤》的觀點）。

紅色文明是外來的馬列寧主義與中國本土的黃色文明相結合的產物，被綜合成“毛澤東思想路線”，具有革命的實踐性，但是主要根基還是黃色文明。

    藍色是海洋型，外向開放性質，最初地域分布在東南沿海一帶，隨之改革開放的深化，逐漸擴展至中國的大南方，它是本土文明與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結合的產物。

今天的國情是，北方黃土文明區域經濟全麵落後、蕭條，而南方藍色文明區域市場經濟發展良好，經濟指標高漲。如此經濟地理格局意味著中共統治機器的精神資源麵臨危機，這讓習近平深深不安，習某感受到來自於藍色文明對於紅色政權的威脅：資產階級市民的個體性、獨立性和自由意識在增長，他們不會如黃土地上農民幹活那樣的聽話、遵命和馴服。

遙想1949年3月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正式提出定都北平市的決議，當時的國情正如毛澤東所講：“蔣介石的國都在南京，他的基礎是江浙資本家。我們要把國都建在北平，我們也要在北平找到我們的基礎，這就是工人階級和廣大的勞動群眾。”這講話顯示了：南京的城市精神是藍色，而北平市則是黃色，紅色政權的根基需要由黃色文明來支撐、扶助，才會獲得穩定、可靠。

從前，毛澤東必定熟知曆史典故：“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對藍色文明懷有恐懼：“港台一帶，饕蚊尚多，西方世界，饕蚊成陣。”因此對待曾經位置楚地、而後深藍色的申城上海，毛澤東作指示：要采取“農村包圍城市”戰略。為此，上海外灘海關鍾樓上的大鍾報時，要以深黃色的陝北民歌樂調《東方紅》來進行，使之標誌為城市“主旋律”。要發揚“好八連”榮光，讓他們來到魔都南京路上當“哨兵”，以鎮住充滿資產階級邪念的“霓虹燈”，要加強“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全麵專政”，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今天，習近平憂心忡忡：紅色文明賴以存在基礎的黃色文明正日益蛻化墮落！為此決心拯救，在上海執行“靜態管理、動態清零”，實為一場魔鬼訓練，以鞏固紅色政權的！

 

• 粗人的痞氣，流寇的匪氣

 

紅朝中國首長級高幹的紅二代、紅三代多的是，譬如有劉少奇的兒子，陳雲兒子，鄧小平的兒女，胡耀邦的兒子，葉劍英、江澤民的數個兒女等等，在這一群體裏相比較，習包子就是顯得很“土氣”，這是為什麽呢？

這就是習近平第二個“土”：痞氣+匪氣，這是黃色文明外圍地帶“邊區”之“土氣”。

習近平讀書差勁是知曉的，然而這在首長級的紅後代中較為少見，盡管習近平時常吹噓讀書很多，還煞有介事地列出一長串讀書單來，頗有“此地無銀三百兩”之意。由於不願讀書、讀不進書，習的頭腦難以裝備積聚人類優秀文明的知識。蘇格拉底雲“知識即美德”，其否命題亦同樣成立。現代學者的認識更為精確，知識與美德之間的正向關聯性是需要建立在高概率基礎上，較有科學的合理性。毛澤東閱讀中國古典經書甚多，但也是痞氣+匪氣很濃厚，毛澤東特別讚賞二位流氓痞子皇帝：劉邦和朱元璋，毛把糟粕當作了精粹。

拉馬克的“用進廢退”可以較好解釋，讀書不好的習近平，喜好炫耀他的四肢發達：“我那個時候扛200斤麥子，十裏山路不換肩。”習對頭腦簡單事項：“新時期上山下鄉工程”、“好兒女誌在四方，有誌者奮鬥無悔”，頗有興趣和熱度，可見一斑。習近平坦承其念茲在茲“農民情結”，可以推斷出他的氣質和秉性，天然地與知識性匱缺的泥腿子、四肢發達者、粗布短衫者融通起來，對待海派氣質的上海人就不會有好感，可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

要深入了解習近平的所作所為，需要了解他的個性和風格，需要了解養育習某其秉性、氣質的地方，考察那裏的風土人情。習近平念念不忘他的“初心”之地，就是年輕時候插隊落戶的革命聖地延安，那裏是紅色大本營，更是“紅太陽升起的地方”。對於習近平來說，陝北延安就是他的紅色乳娘，思想養育之地，“作為一個人民公仆，陝北高原是我的根，因為這裏培養出我不變的信念：要為人民做實事！無論我走到哪裏，永遠都是黃土地的兒子。”習近平回憶說，插隊在梁家河，他“看到了人民群眾的根本，真正理解了老百姓”，“我幾乎從來沒哭過，印象較深的兩次哭都是在陝北。”情深誼長啊！

延安市，坐落在陝西省北部，是遊牧文明與農耕文明交融的邊區地帶，漢民族農民世世代代居住此地的曆史中，頻頻遭受多個遊牧民族和部落的相互殺戮、掠奪和洗劫，身處如此蠻族生態的劫掠，釀造出戎狄民風：痞氣+匪氣，漸漸墮落之，本地農耕地上又孵化出次生代的漢族大盜和流寇，如：王嘉胤、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董福祥等等。

大清皇朝晚期，西方殖民主義勢力進入中國東部沿海，紛紛建立起西方式的先進藍色文明，從此經濟格局和重心轉移，地處西北的陝西省經濟文化大幅衰弱，秦風不再，此衰彼漲，當地土匪、土豪卻猖狂起來，到了民國時期，整個陝北地區的匪患尤其嚴重，那時候國民政府的管控力無法抵達陝北，但這恰好為共產黨武裝力量製造出福音來，留給了共軍以極佳的撒野契機和匪盜空間。臭味相投便稱知己，當毛澤東掛帥的大股共軍（紅軍）萬裏迢迢流竄作案來到陝北時候，如魚得水般找準了自己的落腳地，建立起蘇區。

民諺：窮山惡水出刁民，粗茶淡飯無孑遺。肉腐生蛆，蛆熟產蠅；土劣孵匪，匪頑升寇。流寇是土匪發展的頂峰，流寇之所以十分殘暴凶狠毒辣無恥，那是因為流寇作案多是流竄在異地他鄉：1）幾乎碰不上熟人，於是缺乏道德約束；2）罪案的對象都是與己血緣疏遠，於是下得了狠手；3）流竄作案中不容易被抓捕，於是缺乏法律製裁的威懾感。

民國時期的學者傅斯年，曾經把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美國學者餘英時把毛澤東在山上鬧革命歸類為土匪行徑，中共政府體製內走出來的學者阮銘也將當年盤踞在井岡山和延安，建立蘇區的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具體的匪徒而言尚有匪氣強弱的區分，中共領袖中毛澤東、習近平之流痞氣、匪氣特濃，雖然直接將他們比作為流寇尚不恰當，然則深入去思考精神性的高層次本質，就會發現確有近似之處，如操守低劣，隻顧眼前的歡樂和榮耀，不思長治久安的方針、政策和治理，即不具可持續性發展，缺乏人性，不擇手段，不顧人民死活，更扯淡有什麽超越情懷、尋求來世的永生。

上海執行抗疫大行動，是習某心理投射：“習近平總書記親自部署、親自指揮”，乃“初心不改”，大大地用上“梁家河大學問”，卻是來真的：痞氣加匪氣，勁兒十足！

 

• 秦始皇→毛澤東→習近平

 

這三者思想有著較大的傳承性。中共的建黨、建國都是繼承了中國傳統“外儒內法”的一套專製主義本色，馬克思主義成分並不多，如“緊密團結在以某某某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就是中共執政文化的萬能公式，其“春秋大義”足令執政者癡迷不已。

中國政治延續了千年的專製主義，其要數秦始皇的大一統治理格局最具開創、暴虐和傳承，其遺產深深地烙印在中華民族的政治文化基因上。《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今皇帝並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傳承至後世，中共統治者毛澤東、習近平極為崇拜、讚賞，毛澤東自稱：“馬克思加秦始皇”，自比“秦皇、漢武”。習近平是粗人，缺文秀，但配有禦用導演張藝謀來代言，原籍秦地的張藝謀以其電影作品的大氣磅礴著稱，如《英雄》、《大秦賦》、《大秦帝國》等頗有氣勢恢宏，詠古頌今，頌揚獨裁，乃深合主子旨意。

籍貫秦地的習近平似乎比毛澤東更領悟大秦遺風，他也有著構建大一統政治的強烈欲求，冒進浮誇，圖大貪功，舉凡黨、政、軍、財、經、文、教、農、工、商等各界各行，都得讓習來獨攬一身、定於一尊，還妄想對外擴張，天下一統。毛時代流行詞：“全國一盤棋”，如今又翻舊出新而熱炒，以“一言堂”淩駕天下，特別用於上海的抗疫。

中國人骨子裏有“天人合一”，混沌一氣的原始思維和巫術，這集體無意識天然地被大一統政治統攝，進而主導了亞細亞生產方式，在古代，它有利於治理水患、開挖運河、修建長城、建造皇宮等大型項目。在當今，有利於以舉國之力操辦上海防控。在思想意識高度，可以塑造全民的遵命、服從、聽話，即奴性，這恰是習近平的“不忘使命”：“凝聚全民抗疫的強大共識”。

在大一統政治如火如荼的文革期間，誇張而高調的道義目的論籠罩住中國大地上的各項各業，如有“農業以糧為綱、工業以鋼為綱。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於是到處呈現“一刀切”現象，凡是與“綱”不合之事，全得讓步，退避。

今天上海的抗疫正是一刀切做法：為了抗疫的宏偉大業，其他事情全都算不得“事情”，那怕是危機人生命的要事。再如，“同層密接隔離政策”，一人得陽整樓隔離，幾人得陽整區封閉。搞得：簡單直接粗暴，次生災害不斷，雞飛狗跳，人心惶惶。

 

• 外儒內法，臉麵爭光

 

習近平頗想搞《厲害了，我的國》，可看出習的“初心”中有“大秦”情愫，但不唯此。習熟知亡秦之故，暴秦之害，了解《過秦論》，於是就看重《荀子》思想，希望借鑒儒家思想補救暴秦之偏，但這隻是延續了曆史上慣行的“外儒內法”傳統，毫無創意。

以現代人的目光審視，法家思想並非全都是負麵的，糟糕的。譬如，法家的政治思想有“緣法而治”、“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法不阿貴，繩不撓曲”、“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等——貫徹一條法治平等的路線。

秦之後曆代皇朝，形成傳統的官方和上層社會的意識形態是儒家思想，儒家在治國綱要上對法家進行修正，改變其嚴刑律法、冷酷無情、對人性的踐踏，而用溫情脈脈的道德麵紗來遮蓋人心自私之惡。然而儒家的溫情脈脈卻是斷然排斥法家的平等觀，十分講究等級秩序的排位：“尊尊、親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樣導致另一種人性醜惡的釋放。

無論是法家抑或儒家，都嚴重匱乏精神超越性，使得中國人滑落到小人德性的急切功利性，熱衷於超近距離的貼身肉搏，這突出表現為儒家的“麵子文化”，即等級競爭。

今天，習近平把上海抗疫重重地押寶在他的麵子上：看吧，環顧世界，唯有我習某才能夠做到新冠病毒“清零”，豐功偉業啊；溥天之下，皆我臣屬；溥天之下，盡表忠心！

開啟小人心境：這就是習近平的“初心、使命”不可告人的真正用意所在！清零政策來自權力最高層，而下層執行者在習某巫祝之辭誘導下，層層加碼，步步緊逼，使防疫措施變得越來越嚴苛，越來越不通人情，越來越背離常識，卻迎來了中國式“麵子”大豐收！    

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今天，活躍在上海街頭的“大白”誌願者，大多來自社會底層，他們深知等級社會的底層生活之艱辛、悲愴、卑賤、滄桑，受欺受壓，吃苦甚多，在心坎中積滿了多多的怨恨，為此張公百忍，隻是期盼著猴年馬月有個身份升遷，從此羊與狼的位置對調，角色得以變換，從此終於有了發泄的口子和對象，就如二十年媳婦熬成婆婆那樣。今天好機會來了，讓底層誌願者們身披白大褂，臂佩紅袖章，頓時獲得了權力，身價躥升！於是人們就見到了大白們在上海街頭的變本加厲，肆無忌憚。

更是有不少大白門來自外省市的農村地區，他們往往有著毛澤東情結，相信毛澤東的詛咒語“農村包圍城市”，內心對待上海，這個以魔都著稱的城市有著較深的嫉恨，於是今天找到了發泄口子，爭當“南京路上好八連”，侮辱上海人一番，五十步笑百步，好不痛快啊！

上海本地市民，生存在全民抗疫的如此高壓境遇，顯得勢單力孤，不得不進行一場忍耐之心的大考驗。雖說是有海派氣質，但是多年來在習氏毛左政治侵染下，上海人漸漸變得麻木起來，中國傳統習性在增強，一個“忍”字當頭，懂得“看三勢”，學會“拎得清”，不做“填刀頭”，好漢不吃眼前虧，識時務者為俊傑，好死不如賴活著——與內地的庸眾一樣，都是媳婦受熬的心態——如此則喪失了做人的真誠性和崇高性。

 

                                                    施衛江

寫於 美國紐約

2022年5月26日上海抗疫為何如此狂暴？

 

最近，上海人民沉浸在“靜態管理、動態清零”的極度悲憤中，二個月來的抗疫，上海居民要麽封閉在家裏，要麽隔離在方艙，要麽入住醫院，最慘的是一些外地來滬的農民工、送貨員和運輸汽車司機，隻得睡眠在大街上、橋孔下、卡車裏，還不得行走出受封圍欄，還得不到足夠食物。不管呆在城市哪個角落，是富人或窮人，是教授還是乞丐，人人自危，生活無序，商店關門，藥品斷供，生存所需的基本食品、日用品都要靠手機上操作去“搶”，凡是不會手機操作就隻能等死，非新冠病毒引起的疾病都不算是“病”，假如某個病人不能出示有效核酸測試陰性證明，病人均得不到及時救治，更惡劣的措施是，要裝配鐵網在管控區的每一棟民宅樓的大門口，予以嚴加防範管製，防市民如防盜賊！“大白”警察容許隨意闖進市民家中搞“執法”，市民蒙受盡多的不幸和災難可就是不容許公開自由發聲喊冤！

嗚呼！號稱“國家主人”的上海市民，本是代表中國最具先進生產力的一族群體，理應充分釋放出上海市民的聰明才幹去搞建設，然而在黨中央的“清零”政策強製下，海派靈性竟然大肆遭受踐踏，人格尊嚴被貶至不及囚徒的卑下，被準許的行動自由還不如圈養的禽畜。哀哉！上海市民的生存境況是多麽孤苦伶仃無助，上海市民的精神抑鬱是何等淒淒慘慘戚戚。

由中央政府主導的抗疫“清零”，為什麽要對上海人民動用如此的粗暴、野蠻、獸性、瘋狂？這在西方自由世界看來，簡直太不可思議了！根源究竟是什麽呢？

 

（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發生在上海的抗疫狂暴當然不是海派文化傳承的特質，而是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親自部署指揮、密集指示批示”來進行，這位總書記宣稱：“我們的防控方針是由黨的性質和宗旨決定的”，“從黨的性質宗旨認識疫情防控方針”，當然不是飛來之石，而是經有悠久曆史的中國傳統孵化而成，它僵硬地主宰著當今中國政治的一切。欲懂得這場清零抗疫的真實意圖，須深入了解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須了解中國的民風民俗，尤其是陝北地區。

近年來，習近平嫻熟地運用他的政治手腕使大權獨攬，業已形成“九鼎之尊”局麵，且有越演越烈之勢，在其統治下的社會官僚機器不斷強化威權形式，這使得後者形式的高度威權化又促進了前者的獨裁，而前者專斷橫行又反哺後者，兩者互為反饋，攜手共進，就此全民奴性且增強不少——此即如德國學者齊美爾所講的社會學中“相互作用”的形式，對於這種“形式”的具體表達，深得魯迅精神之魂的北京大學中文係教授錢理群曾經論述道：“在一個專製統治下價值封閉的體係內，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是處在同一個價值點上的交流與反饋”（大意如此）。

可想而知，當今中國的政治形態正是走在全麵複辟傳統封建腐朽製度的路上。專製政治乃乾綱獨斷、定於一尊，且說今日中國之專製暴虐，極大地來自最高統治者的德性，習近平妄圖複辟文革，大開曆史倒車，朝思暮想他的皇帝迷夢，再造新時代的秦始皇、毛澤東。

    由此，習近平打造的強專製主義為他的暴政鋪設了平坦大道，布置於“全國一盤棋”格局下，海派上海市民深深感受到文革高潮時的毛式家天下：朕即真理，朕即國家。今天，統帥一聲令，三軍風雷動，酷政促奴性，令箭催遵命，從廟堂衙門，抵基層庸眾，政令一路暢行，貫徹無阻。

以習近平的“家天下”框架來看，上海的抗疫特別需要展示“中國共產黨所具有的無比堅強的領導力，是風雨來襲時中國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要展示中共統治下的製度“優越性”和“合法性”，更確切地說，還需要充分展示習近平總書記的“英明、偉大”形象，為他的正式“登基”皇座打基礎。構建如此之宏大敘事，習家中央政府定義了新冠病毒的抗疫是一場“人民戰爭”，全黨全民統一步調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部署”來進行的，這位總書記一再強調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堅持動態清零總方針不猶豫不動搖”，“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要把抗疫當作“為人民服務”。

以現代性的倫理學來論述，“人民”是個宏大敘事，是形而上之“大魅”，在以“人民”的名義大肆鼓噪、渲染之下，若開啟“幽暗之門”，可以發現，這隻是一塊“超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的招牌，其投射出的真實價值意向往往是希冀反饋回報給投射者自己，即小人心眼、小人心境的“自我、本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乃罪惡之淵藪，其鄙陋卑下、猥瑣不堪！

魯迅先生早就發現，中國的儒家典籍中充滿了“仁者愛人”之語，但是魯迅卻揭穿了其“瞞和騙”，其實質就是“以理殺人”！

今天的上海，把“人民”當作“綱領”來處置具體的全民抗疫，就意味著其餘事情全得靠邊讓路，抗疫以外的事情全都隻是與個人利益掛鉤而已，都是掛靠不上“人民”這個宏偉大宗旨，“人民”這個抽象綱領既然被強化得如此之高大上、偉光正，乃綱舉目張，和尚打傘，為所欲為、不擇手段！

 

（二）“不忘初心，牢記使命”

 

“初心”是習近平執政時代十分時髦的政治詞匯，既然被張揚得如此之“時髦”，它必定隱含有欺騙性！它試圖讓人民感受習的“青春故事”，聆聽他的“梁家河插隊的經曆”，規訓人民的情操，是一項典型的“洗腦工程”。

眾所周知，習近平在福建、浙江和上海三地工作過，已經獲得相當多的東南沿海地區工作的經驗，這些地區比起北方內地來具有相對較高的改革開放性，經濟結構大多是外向型，經濟水平也相應較高，治理較為先進。按照常規思路，要想當上一個大國有作為的主政者，其精神領域的價值觀訴求，本來應該引導國民走上現代化之路，深化改革，大大發揚沿海地區的先進經驗和業績成就，使融合到全球化的經濟圈中，學習西方發達的市場經濟和人文精神，求得國家發展踏上新台階。然而習近平卻不張揚他在沿海地區的經曆，反而大大弘揚在北方落後農村的生活感受、工作經曆——這就值得正義的人們去警惕和深思了。

與毛澤東一樣，習近平自身的秉性就是十分的“土”，在漢語網絡上，不滿的網民將習近平蔑稱為“包子”，意思有“土氣”之意，也就是傳統、愚昧、落後的代名詞。這與《論語》：“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意思相近，懷土就是戀土而安逸，營造個人小天地，即小人德性。我們來看看習近平是如何的“初心”？

“初心”在心理學上可稱為“原型”（榮格：archetypes），習的“原型”有“戀土情結”，顯然相悖於東南沿海地區的現代性精神品質，而在於他不斷吹噓的“土”字而凸出，即“農民情結、三農情懷”，習常稱：“我也是從農村出來的”，“我們這一代人也有這個情結，一定要把我們的老百姓，特別是我們的農民扶一把。”聽聽他的念念有詞“不忘初心”，從“習近平總書記從小就有農村情結”，可推斷習之“戀土”有小人之心：

1.  陝北延安梁家河，習近平插隊在此，據說練就了一套“大學問”，那真是了不得啊！
2. “老家富平曾在習近平迷惘彷徨時給予他溫暖”，陝西省富平縣臨近於曆史上京兆地區，這裏曾經是大一統帝國的中央權力地帶，即有秦、漢、隋、唐四朝大帝國定都於鹹陽、長安，這一家鄉情懷深深地烙印到習近平的人格秉性，使得習內心期盼著大一統政治。
3. 習近平時時要造訪河北省西柏坡，該地是毛派紅色經典的精神發源地，價值連城，非常值得習去流連忘返，就此習想要“弘揚西柏坡精神”。
4. 河北省正定縣，習年輕時候曾工作在此，當時是“農業學大寨”的先進樣板縣，是毛澤東樹立起來的一麵旗幟，同樣是紅色經典，值得去大力追捧，流芳百世。

    作為一個農業人口眾多的大國，農業生產當然需要去關心，農民的利益也當然需要去關心，任何一個具有現代化常識的人，必定知道：農民生活的大幅度改善，必須是由農業現代化來帶動，而農業現代化必須是由工業現代化來帶動，而工業現代化必須是由科技、經濟和製度等的各項現代化來帶動，需要重視精神文明的力量，也就是人的主體性自由的大發揚。然而中國的習某卻是完全的反其道而行之：要論價值觀的定位？什麽的工業、科技、文教、經濟、金融、製度、法治等等的重要發展項目全都擱置在邊上，就是因為這些不含有“初心”，從而全都被當做不重要的思想議題來處理，眼下最最要緊的事情是定位在“農民情結”、“黃土情結”之上：“不忘初心，牢記使命”——老是要把目光盯住在最最落後地區的農民生存價值觀上——這是怎麽樣的心態？怎麽樣的鬼魅心思啊？

人都是有個性的，共產黨執政也如此。理解了習近平的執政個性是那麽的“土裏土氣”，於是懂得：上海抗疫就是充滿習包子特色之土：“鞋子合不合腳，自己穿著才知道。”——紅色經典，土法上馬！   

 

•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方山水有一方風情

 

 共產黨信仰“辯證唯物主義”，其教條說：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確，特定的社會曆史地理環境可以塑造特定的精神氣質。成語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南橘北枳。按辯證法精神，反之亦然，如：彩蝶戀鮮花，蒼蠅叮臭肉；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智者樂水，仁者樂山。說到中國人的“土”，尚有各個地方的各個民風民俗民情，還可細分。

德國學者馬克斯·舍勒的行為學理論認為，能感悟到生活世界的價值和價值秩序的感情是成為行為意欲最深層的基礎部分，而這種感情決定著行為意欲的努力方向。但是舍勒又認為，不能把在一個時代和民族中流行或支配人們價值偏愛的評價係統所具有的“倫理結構”等同於作為價值優先法則的價值本身的客觀秩序。

今天，與西方自由世界一樣，強人習近平也是十分講究“顏色革命”，他將自身個性“土氣”的顏色欽定為中國的“政治正確”，即標準的意識形態，充分施展在上海地方的抗議之中，真實意圖是：以習氏“土氣”淹沒上海“海派”！

那麽究竟怎麽樣評介習包子“土氣”？

第一，純真“紅色基因”，眾所周知，習近平是在紅朝中國、紅色地域、紅色家庭、紅色時代、紅色圈子裏混出來的紅色土特產，紅色元素特濃，大紅特紅超紅。

現代中國有二大文明係統：黃色和藍色。

黃色是內陸型，具有內向封閉性質，其主要的分布地域是在北方的黃土質平原和高原上，其價值資源隻由落後的本土文明來提供（電視劇《河殤》的觀點）。

紅色文明是外來的馬列寧主義與中國本土的黃色文明相結合的產物，被綜合成“毛澤東思想路線”，具有革命的實踐性，但是主要根基還是黃色文明。

    藍色是海洋型，外向開放性質，最初地域分布在東南沿海一帶，隨之改革開放的深化，逐漸擴展至中國的大南方，它是本土文明與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結合的產物。

今天的國情是，北方黃土文明區域經濟全麵落後、蕭條，而南方藍色文明區域市場經濟發展良好，經濟指標高漲。如此經濟地理格局意味著中共統治機器的精神資源麵臨危機，這讓習近平深深不安，習某感受到來自於藍色文明對於紅色政權的威脅：資產階級市民的個體性、獨立性和自由意識在增長，他們不會如黃土地上農民幹活那樣的聽話、遵命和馴服。

遙想1949年3月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正式提出定都北平市的決議，當時的國情正如毛澤東所講：“蔣介石的國都在南京，他的基礎是江浙資本家。我們要把國都建在北平，我們也要在北平找到我們的基礎，這就是工人階級和廣大的勞動群眾。”這講話顯示了：南京的城市精神是藍色，而北平市則是黃色，紅色政權的根基需要由黃色文明來支撐、扶助，才會獲得穩定、可靠。

從前，毛澤東必定熟知曆史典故：“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對藍色文明懷有恐懼：“港台一帶，饕蚊尚多，西方世界，饕蚊成陣。”因此對待曾經位置楚地、而後深藍色的申城上海，毛澤東作指示：要采取“農村包圍城市”戰略。為此，上海外灘海關鍾樓上的大鍾報時，要以深黃色的陝北民歌樂調《東方紅》來進行，使之標誌為城市“主旋律”。要發揚“好八連”榮光，讓他們來到魔都南京路上當“哨兵”，以鎮住充滿資產階級邪念的“霓虹燈”，要加強“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全麵專政”，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今天，習近平憂心忡忡：紅色文明賴以存在基礎的黃色文明正日益蛻化墮落！為此決心拯救，在上海執行“靜態管理、動態清零”，實為一場魔鬼訓練，以鞏固紅色政權的！

 

• 粗人的痞氣，流寇的匪氣

 

紅朝中國首長級高幹的紅二代、紅三代多的是，譬如有劉少奇的兒子，陳雲兒子，鄧小平的兒女，胡耀邦的兒子，葉劍英、江澤民的數個兒女等等，在這一群體裏相比較，習包子就是顯得很“土氣”，這是為什麽呢？

這就是習近平第二個“土”：痞氣+匪氣，這是黃色文明外圍地帶“邊區”之“土氣”。

習近平讀書差勁是知曉的，然而這在首長級的紅後代中較為少見，盡管習近平時常吹噓讀書很多，還煞有介事地列出一長串讀書單來，頗有“此地無銀三百兩”之意。由於不願讀書、讀不進書，習的頭腦難以裝備積聚人類優秀文明的知識。蘇格拉底雲“知識即美德”，其否命題亦同樣成立。現代學者的認識更為精確，知識與美德之間的正向關聯性是需要建立在高概率基礎上，較有科學的合理性。毛澤東閱讀中國古典經書甚多，但也是痞氣+匪氣很濃厚，毛澤東特別讚賞二位流氓痞子皇帝：劉邦和朱元璋，毛把糟粕當作了精粹。

拉馬克的“用進廢退”可以較好解釋，讀書不好的習近平，喜好炫耀他的四肢發達：“我那個時候扛200斤麥子，十裏山路不換肩。”習對頭腦簡單事項：“新時期上山下鄉工程”、“好兒女誌在四方，有誌者奮鬥無悔”，頗有興趣和熱度，可見一斑。習近平坦承其念茲在茲“農民情結”，可以推斷出他的氣質和秉性，天然地與知識性匱缺的泥腿子、四肢發達者、粗布短衫者融通起來，對待海派氣質的上海人就不會有好感，可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

要深入了解習近平的所作所為，需要了解他的個性和風格，需要了解養育習某其秉性、氣質的地方，考察那裏的風土人情。習近平念念不忘他的“初心”之地，就是年輕時候插隊落戶的革命聖地延安，那裏是紅色大本營，更是“紅太陽升起的地方”。對於習近平來說，陝北延安就是他的紅色乳娘，思想養育之地，“作為一個人民公仆，陝北高原是我的根，因為這裏培養出我不變的信念：要為人民做實事！無論我走到哪裏，永遠都是黃土地的兒子。”習近平回憶說，插隊在梁家河，他“看到了人民群眾的根本，真正理解了老百姓”，“我幾乎從來沒哭過，印象較深的兩次哭都是在陝北。”情深誼長啊！

延安市，坐落在陝西省北部，是遊牧文明與農耕文明交融的邊區地帶，漢民族農民世世代代居住此地的曆史中，頻頻遭受多個遊牧民族和部落的相互殺戮、掠奪和洗劫，身處如此蠻族生態的劫掠，釀造出戎狄民風：痞氣+匪氣，漸漸墮落之，本地農耕地上又孵化出次生代的漢族大盜和流寇，如：王嘉胤、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董福祥等等。

大清皇朝晚期，西方殖民主義勢力進入中國東部沿海，紛紛建立起西方式的先進藍色文明，從此經濟格局和重心轉移，地處西北的陝西省經濟文化大幅衰弱，秦風不再，此衰彼漲，當地土匪、土豪卻猖狂起來，到了民國時期，整個陝北地區的匪患尤其嚴重，那時候國民政府的管控力無法抵達陝北，但這恰好為共產黨武裝力量製造出福音來，留給了共軍以極佳的撒野契機和匪盜空間。臭味相投便稱知己，當毛澤東掛帥的大股共軍（紅軍）萬裏迢迢流竄作案來到陝北時候，如魚得水般找準了自己的落腳地，建立起蘇區。

民諺：窮山惡水出刁民，粗茶淡飯無孑遺。肉腐生蛆，蛆熟產蠅；土劣孵匪，匪頑升寇。流寇是土匪發展的頂峰，流寇之所以十分殘暴凶狠毒辣無恥，那是因為流寇作案多是流竄在異地他鄉：1）幾乎碰不上熟人，於是缺乏道德約束；2）罪案的對象都是與己血緣疏遠，於是下得了狠手；3）流竄作案中不容易被抓捕，於是缺乏法律製裁的威懾感。

民國時期的學者傅斯年，曾經把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美國學者餘英時把毛澤東在山上鬧革命歸類為土匪行徑，中共政府體製內走出來的學者阮銘也將當年盤踞在井岡山和延安，建立蘇區的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具體的匪徒而言尚有匪氣強弱的區分，中共領袖中毛澤東、習近平之流痞氣、匪氣特濃，雖然直接將他們比作為流寇尚不恰當，然則深入去思考精神性的高層次本質，就會發現確有近似之處，如操守低劣，隻顧眼前的歡樂和榮耀，不思長治久安的方針、政策和治理，即不具可持續性發展，缺乏人性，不擇手段，不顧人民死活，更扯淡有什麽超越情懷、尋求來世的永生。

上海執行抗疫大行動，是習某心理投射：“習近平總書記親自部署、親自指揮”，乃“初心不改”，大大地用上“梁家河大學問”，卻是來真的：痞氣加匪氣，勁兒十足！

 

• 秦始皇→毛澤東→習近平

 

這三者思想有著較大的傳承性。中共的建黨、建國都是繼承了中國傳統“外儒內法”的一套專製主義本色，馬克思主義成分並不多，如“緊密團結在以某某某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就是中共執政文化的萬能公式，其“春秋大義”足令執政者癡迷不已。

中國政治延續了千年的專製主義，其要數秦始皇的大一統治理格局最具開創、暴虐和傳承，其遺產深深地烙印在中華民族的政治文化基因上。《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今皇帝並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傳承至後世，中共統治者毛澤東、習近平極為崇拜、讚賞，毛澤東自稱：“馬克思加秦始皇”，自比“秦皇、漢武”。習近平是粗人，缺文秀，但配有禦用導演張藝謀來代言，原籍秦地的張藝謀以其電影作品的大氣磅礴著稱，如《英雄》、《大秦賦》、《大秦帝國》等頗有氣勢恢宏，詠古頌今，頌揚獨裁，乃深合主子旨意。

籍貫秦地的習近平似乎比毛澤東更領悟大秦遺風，他也有著構建大一統政治的強烈欲求，冒進浮誇，圖大貪功，舉凡黨、政、軍、財、經、文、教、農、工、商等各界各行，都得讓習來獨攬一身、定於一尊，還妄想對外擴張，天下一統。毛時代流行詞：“全國一盤棋”，如今又翻舊出新而熱炒，以“一言堂”淩駕天下，特別用於上海的抗疫。

中國人骨子裏有“天人合一”，混沌一氣的原始思維和巫術，這集體無意識天然地被大一統政治統攝，進而主導了亞細亞生產方式，在古代，它有利於治理水患、開挖運河、修建長城、建造皇宮等大型項目。在當今，有利於以舉國之力操辦上海防控。在思想意識高度，可以塑造全民的遵命、服從、聽話，即奴性，這恰是習近平的“不忘使命”：“凝聚全民抗疫的強大共識”。

在大一統政治如火如荼的文革期間，誇張而高調的道義目的論籠罩住中國大地上的各項各業，如有“農業以糧為綱、工業以鋼為綱。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於是到處呈現“一刀切”現象，凡是與“綱”不合之事，全得讓步，退避。

今天上海的抗疫正是一刀切做法：為了抗疫的宏偉大業，其他事情全都算不得“事情”，那怕是危機人生命的要事。再如，“同層密接隔離政策”，一人得陽整樓隔離，幾人得陽整區封閉。搞得：簡單直接粗暴，次生災害不斷，雞飛狗跳，人心惶惶。

 

• 外儒內法，臉麵爭光

 

習近平頗想搞《厲害了，我的國》，可看出習的“初心”中有“大秦”情愫，但不唯此。習熟知亡秦之故，暴秦之害，了解《過秦論》，於是就看重《荀子》思想，希望借鑒儒家思想補救暴秦之偏，但這隻是延續了曆史上慣行的“外儒內法”傳統，毫無創意。

以現代人的目光審視，法家思想並非全都是負麵的，糟糕的。譬如，法家的政治思想有“緣法而治”、“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法不阿貴，繩不撓曲”、“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等——貫徹一條法治平等的路線。

秦之後曆代皇朝，形成傳統的官方和上層社會的意識形態是儒家思想，儒家在治國綱要上對法家進行修正，改變其嚴刑律法、冷酷無情、對人性的踐踏，而用溫情脈脈的道德麵紗來遮蓋人心自私之惡。然而儒家的溫情脈脈卻是斷然排斥法家的平等觀，十分講究等級秩序的排位：“尊尊、親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樣導致另一種人性醜惡的釋放。

無論是法家抑或儒家，都嚴重匱乏精神超越性，使得中國人滑落到小人德性的急切功利性，熱衷於超近距離的貼身肉搏，這突出表現為儒家的“麵子文化”，即等級競爭。

今天，習近平把上海抗疫重重地押寶在他的麵子上：看吧，環顧世界，唯有我習某才能夠做到新冠病毒“清零”，豐功偉業啊；溥天之下，皆我臣屬；溥天之下，盡表忠心！

開啟小人心境：這就是習近平的“初心、使命”不可告人的真正用意所在！清零政策來自權力最高層，而下層執行者在習某巫祝之辭誘導下，層層加碼，步步緊逼，使防疫措施變得越來越嚴苛，越來越不通人情，越來越背離常識，卻迎來了中國式“麵子”大豐收！    

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今天，活躍在上海街頭的“大白”誌願者，大多來自社會底層，他們深知等級社會的底層生活之艱辛、悲愴、卑賤、滄桑，受欺受壓，吃苦甚多，在心坎中積滿了多多的怨恨，為此張公百忍，隻是期盼著猴年馬月有個身份升遷，從此羊與狼的位置對調，角色得以變換，從此終於有了發泄的口子和對象，就如二十年媳婦熬成婆婆那樣。今天好機會來了，讓底層誌願者們身披白大褂，臂佩紅袖章，頓時獲得了權力，身價躥升！於是人們就見到了大白們在上海街頭的變本加厲，肆無忌憚。

更是有不少大白門來自外省市的農村地區，他們往往有著毛澤東情結，相信毛澤東的詛咒語“農村包圍城市”，內心對待上海，這個以魔都著稱的城市有著較深的嫉恨，於是今天找到了發泄口子，爭當“南京路上好八連”，侮辱上海人一番，五十步笑百步，好不痛快啊！

上海本地市民，生存在全民抗疫的如此高壓境遇，顯得勢單力孤，不得不進行一場忍耐之心的大考驗。雖說是有海派氣質，但是多年來在習氏毛左政治侵染下，上海人漸漸變得麻木起來，中國傳統習性在增強，一個“忍”字當頭，懂得“看三勢”，學會“拎得清”，不做“填刀頭”，好漢不吃眼前虧，識時務者為俊傑，好死不如賴活著——與內地的庸眾一樣，都是媳婦受熬的心態——如此則喪失了做人的真誠性和崇高性。

 

                                                    施衛江

寫於 美國紐約

2022年5月26日上海抗疫為何如此狂暴？

 

最近，上海人民沉浸在“靜態管理、動態清零”的極度悲憤中，二個月來的抗疫，上海居民要麽封閉在家裏，要麽隔離在方艙，要麽入住醫院，最慘的是一些外地來滬的農民工、送貨員和運輸汽車司機，隻得睡眠在大街上、橋孔下、卡車裏，還不得行走出受封圍欄，還得不到足夠食物。不管呆在城市哪個角落，是富人或窮人，是教授還是乞丐，人人自危，生活無序，商店關門，藥品斷供，生存所需的基本食品、日用品都要靠手機上操作去“搶”，凡是不會手機操作就隻能等死，非新冠病毒引起的疾病都不算是“病”，假如某個病人不能出示有效核酸測試陰性證明，病人均得不到及時救治，更惡劣的措施是，要裝配鐵網在管控區的每一棟民宅樓的大門口，予以嚴加防範管製，防市民如防盜賊！“大白”警察容許隨意闖進市民家中搞“執法”，市民蒙受盡多的不幸和災難可就是不容許公開自由發聲喊冤！

嗚呼！號稱“國家主人”的上海市民，本是代表中國最具先進生產力的一族群體，理應充分釋放出上海市民的聰明才幹去搞建設，然而在黨中央的“清零”政策強製下，海派靈性竟然大肆遭受踐踏，人格尊嚴被貶至不及囚徒的卑下，被準許的行動自由還不如圈養的禽畜。哀哉！上海市民的生存境況是多麽孤苦伶仃無助，上海市民的精神抑鬱是何等淒淒慘慘戚戚。

由中央政府主導的抗疫“清零”，為什麽要對上海人民動用如此的粗暴、野蠻、獸性、瘋狂？這在西方自由世界看來，簡直太不可思議了！根源究竟是什麽呢？

 

（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發生在上海的抗疫狂暴當然不是海派文化傳承的特質，而是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親自部署指揮、密集指示批示”來進行，這位總書記宣稱：“我們的防控方針是由黨的性質和宗旨決定的”，“從黨的性質宗旨認識疫情防控方針”，當然不是飛來之石，而是經有悠久曆史的中國傳統孵化而成，它僵硬地主宰著當今中國政治的一切。欲懂得這場清零抗疫的真實意圖，須深入了解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須了解中國的民風民俗，尤其是陝北地區。

近年來，習近平嫻熟地運用他的政治手腕使大權獨攬，業已形成“九鼎之尊”局麵，且有越演越烈之勢，在其統治下的社會官僚機器不斷強化威權形式，這使得後者形式的高度威權化又促進了前者的獨裁，而前者專斷橫行又反哺後者，兩者互為反饋，攜手共進，就此全民奴性且增強不少——此即如德國學者齊美爾所講的社會學中“相互作用”的形式，對於這種“形式”的具體表達，深得魯迅精神之魂的北京大學中文係教授錢理群曾經論述道：“在一個專製統治下價值封閉的體係內，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是處在同一個價值點上的交流與反饋”（大意如此）。

可想而知，當今中國的政治形態正是走在全麵複辟傳統封建腐朽製度的路上。專製政治乃乾綱獨斷、定於一尊，且說今日中國之專製暴虐，極大地來自最高統治者的德性，習近平妄圖複辟文革，大開曆史倒車，朝思暮想他的皇帝迷夢，再造新時代的秦始皇、毛澤東。

    由此，習近平打造的強專製主義為他的暴政鋪設了平坦大道，布置於“全國一盤棋”格局下，海派上海市民深深感受到文革高潮時的毛式家天下：朕即真理，朕即國家。今天，統帥一聲令，三軍風雷動，酷政促奴性，令箭催遵命，從廟堂衙門，抵基層庸眾，政令一路暢行，貫徹無阻。

以習近平的“家天下”框架來看，上海的抗疫特別需要展示“中國共產黨所具有的無比堅強的領導力，是風雨來襲時中國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要展示中共統治下的製度“優越性”和“合法性”，更確切地說，還需要充分展示習近平總書記的“英明、偉大”形象，為他的正式“登基”皇座打基礎。構建如此之宏大敘事，習家中央政府定義了新冠病毒的抗疫是一場“人民戰爭”，全黨全民統一步調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部署”來進行的，這位總書記一再強調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堅持動態清零總方針不猶豫不動搖”，“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要把抗疫當作“為人民服務”。

以現代性的倫理學來論述，“人民”是個宏大敘事，是形而上之“大魅”，在以“人民”的名義大肆鼓噪、渲染之下，若開啟“幽暗之門”，可以發現，這隻是一塊“超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的招牌，其投射出的真實價值意向往往是希冀反饋回報給投射者自己，即小人心眼、小人心境的“自我、本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乃罪惡之淵藪，其鄙陋卑下、猥瑣不堪！

魯迅先生早就發現，中國的儒家典籍中充滿了“仁者愛人”之語，但是魯迅卻揭穿了其“瞞和騙”，其實質就是“以理殺人”！

今天的上海，把“人民”當作“綱領”來處置具體的全民抗疫，就意味著其餘事情全得靠邊讓路，抗疫以外的事情全都隻是與個人利益掛鉤而已，都是掛靠不上“人民”這個宏偉大宗旨，“人民”這個抽象綱領既然被強化得如此之高大上、偉光正，乃綱舉目張，和尚打傘，為所欲為、不擇手段！

 

（二）“不忘初心，牢記使命”

 

“初心”是習近平執政時代十分時髦的政治詞匯，既然被張揚得如此之“時髦”，它必定隱含有欺騙性！它試圖讓人民感受習的“青春故事”，聆聽他的“梁家河插隊的經曆”，規訓人民的情操，是一項典型的“洗腦工程”。

眾所周知，習近平在福建、浙江和上海三地工作過，已經獲得相當多的東南沿海地區工作的經驗，這些地區比起北方內地來具有相對較高的改革開放性，經濟結構大多是外向型，經濟水平也相應較高，治理較為先進。按照常規思路，要想當上一個大國有作為的主政者，其精神領域的價值觀訴求，本來應該引導國民走上現代化之路，深化改革，大大發揚沿海地區的先進經驗和業績成就，使融合到全球化的經濟圈中，學習西方發達的市場經濟和人文精神，求得國家發展踏上新台階。然而習近平卻不張揚他在沿海地區的經曆，反而大大弘揚在北方落後農村的生活感受、工作經曆——這就值得正義的人們去警惕和深思了。

與毛澤東一樣，習近平自身的秉性就是十分的“土”，在漢語網絡上，不滿的網民將習近平蔑稱為“包子”，意思有“土氣”之意，也就是傳統、愚昧、落後的代名詞。這與《論語》：“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意思相近，懷土就是戀土而安逸，營造個人小天地，即小人德性。我們來看看習近平是如何的“初心”？

“初心”在心理學上可稱為“原型”（榮格：archetypes），習的“原型”有“戀土情結”，顯然相悖於東南沿海地區的現代性精神品質，而在於他不斷吹噓的“土”字而凸出，即“農民情結、三農情懷”，習常稱：“我也是從農村出來的”，“我們這一代人也有這個情結，一定要把我們的老百姓，特別是我們的農民扶一把。”聽聽他的念念有詞“不忘初心”，從“習近平總書記從小就有農村情結”，可推斷習之“戀土”有小人之心：

1.  陝北延安梁家河，習近平插隊在此，據說練就了一套“大學問”，那真是了不得啊！
2. “老家富平曾在習近平迷惘彷徨時給予他溫暖”，陝西省富平縣臨近於曆史上京兆地區，這裏曾經是大一統帝國的中央權力地帶，即有秦、漢、隋、唐四朝大帝國定都於鹹陽、長安，這一家鄉情懷深深地烙印到習近平的人格秉性，使得習內心期盼著大一統政治。
3. 習近平時時要造訪河北省西柏坡，該地是毛派紅色經典的精神發源地，價值連城，非常值得習去流連忘返，就此習想要“弘揚西柏坡精神”。
4. 河北省正定縣，習年輕時候曾工作在此，當時是“農業學大寨”的先進樣板縣，是毛澤東樹立起來的一麵旗幟，同樣是紅色經典，值得去大力追捧，流芳百世。

    作為一個農業人口眾多的大國，農業生產當然需要去關心，農民的利益也當然需要去關心，任何一個具有現代化常識的人，必定知道：農民生活的大幅度改善，必須是由農業現代化來帶動，而農業現代化必須是由工業現代化來帶動，而工業現代化必須是由科技、經濟和製度等的各項現代化來帶動，需要重視精神文明的力量，也就是人的主體性自由的大發揚。然而中國的習某卻是完全的反其道而行之：要論價值觀的定位？什麽的工業、科技、文教、經濟、金融、製度、法治等等的重要發展項目全都擱置在邊上，就是因為這些不含有“初心”，從而全都被當做不重要的思想議題來處理，眼下最最要緊的事情是定位在“農民情結”、“黃土情結”之上：“不忘初心，牢記使命”——老是要把目光盯住在最最落後地區的農民生存價值觀上——這是怎麽樣的心態？怎麽樣的鬼魅心思啊？

人都是有個性的，共產黨執政也如此。理解了習近平的執政個性是那麽的“土裏土氣”，於是懂得：上海抗疫就是充滿習包子特色之土：“鞋子合不合腳，自己穿著才知道。”——紅色經典，土法上馬！   

 

•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方山水有一方風情

 

 共產黨信仰“辯證唯物主義”，其教條說：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確，特定的社會曆史地理環境可以塑造特定的精神氣質。成語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南橘北枳。按辯證法精神，反之亦然，如：彩蝶戀鮮花，蒼蠅叮臭肉；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智者樂水，仁者樂山。說到中國人的“土”，尚有各個地方的各個民風民俗民情，還可細分。

德國學者馬克斯·舍勒的行為學理論認為，能感悟到生活世界的價值和價值秩序的感情是成為行為意欲最深層的基礎部分，而這種感情決定著行為意欲的努力方向。但是舍勒又認為，不能把在一個時代和民族中流行或支配人們價值偏愛的評價係統所具有的“倫理結構”等同於作為價值優先法則的價值本身的客觀秩序。

今天，與西方自由世界一樣，強人習近平也是十分講究“顏色革命”，他將自身個性“土氣”的顏色欽定為中國的“政治正確”，即標準的意識形態，充分施展在上海地方的抗議之中，真實意圖是：以習氏“土氣”淹沒上海“海派”！

那麽究竟怎麽樣評介習包子“土氣”？

第一，純真“紅色基因”，眾所周知，習近平是在紅朝中國、紅色地域、紅色家庭、紅色時代、紅色圈子裏混出來的紅色土特產，紅色元素特濃，大紅特紅超紅。

現代中國有二大文明係統：黃色和藍色。

黃色是內陸型，具有內向封閉性質，其主要的分布地域是在北方的黃土質平原和高原上，其價值資源隻由落後的本土文明來提供（電視劇《河殤》的觀點）。

紅色文明是外來的馬列寧主義與中國本土的黃色文明相結合的產物，被綜合成“毛澤東思想路線”，具有革命的實踐性，但是主要根基還是黃色文明。

    藍色是海洋型，外向開放性質，最初地域分布在東南沿海一帶，隨之改革開放的深化，逐漸擴展至中國的大南方，它是本土文明與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結合的產物。

今天的國情是，北方黃土文明區域經濟全麵落後、蕭條，而南方藍色文明區域市場經濟發展良好，經濟指標高漲。如此經濟地理格局意味著中共統治機器的精神資源麵臨危機，這讓習近平深深不安，習某感受到來自於藍色文明對於紅色政權的威脅：資產階級市民的個體性、獨立性和自由意識在增長，他們不會如黃土地上農民幹活那樣的聽話、遵命和馴服。

遙想1949年3月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正式提出定都北平市的決議，當時的國情正如毛澤東所講：“蔣介石的國都在南京，他的基礎是江浙資本家。我們要把國都建在北平，我們也要在北平找到我們的基礎，這就是工人階級和廣大的勞動群眾。”這講話顯示了：南京的城市精神是藍色，而北平市則是黃色，紅色政權的根基需要由黃色文明來支撐、扶助，才會獲得穩定、可靠。

從前，毛澤東必定熟知曆史典故：“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對藍色文明懷有恐懼：“港台一帶，饕蚊尚多，西方世界，饕蚊成陣。”因此對待曾經位置楚地、而後深藍色的申城上海，毛澤東作指示：要采取“農村包圍城市”戰略。為此，上海外灘海關鍾樓上的大鍾報時，要以深黃色的陝北民歌樂調《東方紅》來進行，使之標誌為城市“主旋律”。要發揚“好八連”榮光，讓他們來到魔都南京路上當“哨兵”，以鎮住充滿資產階級邪念的“霓虹燈”，要加強“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全麵專政”，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今天，習近平憂心忡忡：紅色文明賴以存在基礎的黃色文明正日益蛻化墮落！為此決心拯救，在上海執行“靜態管理、動態清零”，實為一場魔鬼訓練，以鞏固紅色政權的！

 

• 粗人的痞氣，流寇的匪氣

 

紅朝中國首長級高幹的紅二代、紅三代多的是，譬如有劉少奇的兒子，陳雲兒子，鄧小平的兒女，胡耀邦的兒子，葉劍英、江澤民的數個兒女等等，在這一群體裏相比較，習包子就是顯得很“土氣”，這是為什麽呢？

這就是習近平第二個“土”：痞氣+匪氣，這是黃色文明外圍地帶“邊區”之“土氣”。

習近平讀書差勁是知曉的，然而這在首長級的紅後代中較為少見，盡管習近平時常吹噓讀書很多，還煞有介事地列出一長串讀書單來，頗有“此地無銀三百兩”之意。由於不願讀書、讀不進書，習的頭腦難以裝備積聚人類優秀文明的知識。蘇格拉底雲“知識即美德”，其否命題亦同樣成立。現代學者的認識更為精確，知識與美德之間的正向關聯性是需要建立在高概率基礎上，較有科學的合理性。毛澤東閱讀中國古典經書甚多，但也是痞氣+匪氣很濃厚，毛澤東特別讚賞二位流氓痞子皇帝：劉邦和朱元璋，毛把糟粕當作了精粹。

拉馬克的“用進廢退”可以較好解釋，讀書不好的習近平，喜好炫耀他的四肢發達：“我那個時候扛200斤麥子，十裏山路不換肩。”習對頭腦簡單事項：“新時期上山下鄉工程”、“好兒女誌在四方，有誌者奮鬥無悔”，頗有興趣和熱度，可見一斑。習近平坦承其念茲在茲“農民情結”，可以推斷出他的氣質和秉性，天然地與知識性匱缺的泥腿子、四肢發達者、粗布短衫者融通起來，對待海派氣質的上海人就不會有好感，可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

要深入了解習近平的所作所為，需要了解他的個性和風格，需要了解養育習某其秉性、氣質的地方，考察那裏的風土人情。習近平念念不忘他的“初心”之地，就是年輕時候插隊落戶的革命聖地延安，那裏是紅色大本營，更是“紅太陽升起的地方”。對於習近平來說，陝北延安就是他的紅色乳娘，思想養育之地，“作為一個人民公仆，陝北高原是我的根，因為這裏培養出我不變的信念：要為人民做實事！無論我走到哪裏，永遠都是黃土地的兒子。”習近平回憶說，插隊在梁家河，他“看到了人民群眾的根本，真正理解了老百姓”，“我幾乎從來沒哭過，印象較深的兩次哭都是在陝北。”情深誼長啊！

延安市，坐落在陝西省北部，是遊牧文明與農耕文明交融的邊區地帶，漢民族農民世世代代居住此地的曆史中，頻頻遭受多個遊牧民族和部落的相互殺戮、掠奪和洗劫，身處如此蠻族生態的劫掠，釀造出戎狄民風：痞氣+匪氣，漸漸墮落之，本地農耕地上又孵化出次生代的漢族大盜和流寇，如：王嘉胤、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董福祥等等。

大清皇朝晚期，西方殖民主義勢力進入中國東部沿海，紛紛建立起西方式的先進藍色文明，從此經濟格局和重心轉移，地處西北的陝西省經濟文化大幅衰弱，秦風不再，此衰彼漲，當地土匪、土豪卻猖狂起來，到了民國時期，整個陝北地區的匪患尤其嚴重，那時候國民政府的管控力無法抵達陝北，但這恰好為共產黨武裝力量製造出福音來，留給了共軍以極佳的撒野契機和匪盜空間。臭味相投便稱知己，當毛澤東掛帥的大股共軍（紅軍）萬裏迢迢流竄作案來到陝北時候，如魚得水般找準了自己的落腳地，建立起蘇區。

民諺：窮山惡水出刁民，粗茶淡飯無孑遺。肉腐生蛆，蛆熟產蠅；土劣孵匪，匪頑升寇。流寇是土匪發展的頂峰，流寇之所以十分殘暴凶狠毒辣無恥，那是因為流寇作案多是流竄在異地他鄉：1）幾乎碰不上熟人，於是缺乏道德約束；2）罪案的對象都是與己血緣疏遠，於是下得了狠手；3）流竄作案中不容易被抓捕，於是缺乏法律製裁的威懾感。

民國時期的學者傅斯年，曾經把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美國學者餘英時把毛澤東在山上鬧革命歸類為土匪行徑，中共政府體製內走出來的學者阮銘也將當年盤踞在井岡山和延安，建立蘇區的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具體的匪徒而言尚有匪氣強弱的區分，中共領袖中毛澤東、習近平之流痞氣、匪氣特濃，雖然直接將他們比作為流寇尚不恰當，然則深入去思考精神性的高層次本質，就會發現確有近似之處，如操守低劣，隻顧眼前的歡樂和榮耀，不思長治久安的方針、政策和治理，即不具可持續性發展，缺乏人性，不擇手段，不顧人民死活，更扯淡有什麽超越情懷、尋求來世的永生。

上海執行抗疫大行動，是習某心理投射：“習近平總書記親自部署、親自指揮”，乃“初心不改”，大大地用上“梁家河大學問”，卻是來真的：痞氣加匪氣，勁兒十足！

 

• 秦始皇→毛澤東→習近平

 

這三者思想有著較大的傳承性。中共的建黨、建國都是繼承了中國傳統“外儒內法”的一套專製主義本色，馬克思主義成分並不多，如“緊密團結在以某某某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就是中共執政文化的萬能公式，其“春秋大義”足令執政者癡迷不已。

中國政治延續了千年的專製主義，其要數秦始皇的大一統治理格局最具開創、暴虐和傳承，其遺產深深地烙印在中華民族的政治文化基因上。《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今皇帝並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傳承至後世，中共統治者毛澤東、習近平極為崇拜、讚賞，毛澤東自稱：“馬克思加秦始皇”，自比“秦皇、漢武”。習近平是粗人，缺文秀，但配有禦用導演張藝謀來代言，原籍秦地的張藝謀以其電影作品的大氣磅礴著稱，如《英雄》、《大秦賦》、《大秦帝國》等頗有氣勢恢宏，詠古頌今，頌揚獨裁，乃深合主子旨意。

籍貫秦地的習近平似乎比毛澤東更領悟大秦遺風，他也有著構建大一統政治的強烈欲求，冒進浮誇，圖大貪功，舉凡黨、政、軍、財、經、文、教、農、工、商等各界各行，都得讓習來獨攬一身、定於一尊，還妄想對外擴張，天下一統。毛時代流行詞：“全國一盤棋”，如今又翻舊出新而熱炒，以“一言堂”淩駕天下，特別用於上海的抗疫。

中國人骨子裏有“天人合一”，混沌一氣的原始思維和巫術，這集體無意識天然地被大一統政治統攝，進而主導了亞細亞生產方式，在古代，它有利於治理水患、開挖運河、修建長城、建造皇宮等大型項目。在當今，有利於以舉國之力操辦上海防控。在思想意識高度，可以塑造全民的遵命、服從、聽話，即奴性，這恰是習近平的“不忘使命”：“凝聚全民抗疫的強大共識”。

在大一統政治如火如荼的文革期間，誇張而高調的道義目的論籠罩住中國大地上的各項各業，如有“農業以糧為綱、工業以鋼為綱。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於是到處呈現“一刀切”現象，凡是與“綱”不合之事，全得讓步，退避。

今天上海的抗疫正是一刀切做法：為了抗疫的宏偉大業，其他事情全都算不得“事情”，那怕是危機人生命的要事。再如，“同層密接隔離政策”，一人得陽整樓隔離，幾人得陽整區封閉。搞得：簡單直接粗暴，次生災害不斷，雞飛狗跳，人心惶惶。

 

• 外儒內法，臉麵爭光

 

習近平頗想搞《厲害了，我的國》，可看出習的“初心”中有“大秦”情愫，但不唯此。習熟知亡秦之故，暴秦之害，了解《過秦論》，於是就看重《荀子》思想，希望借鑒儒家思想補救暴秦之偏，但這隻是延續了曆史上慣行的“外儒內法”傳統，毫無創意。

以現代人的目光審視，法家思想並非全都是負麵的，糟糕的。譬如，法家的政治思想有“緣法而治”、“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法不阿貴，繩不撓曲”、“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等——貫徹一條法治平等的路線。

秦之後曆代皇朝，形成傳統的官方和上層社會的意識形態是儒家思想，儒家在治國綱要上對法家進行修正，改變其嚴刑律法、冷酷無情、對人性的踐踏，而用溫情脈脈的道德麵紗來遮蓋人心自私之惡。然而儒家的溫情脈脈卻是斷然排斥法家的平等觀，十分講究等級秩序的排位：“尊尊、親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樣導致另一種人性醜惡的釋放。

無論是法家抑或儒家，都嚴重匱乏精神超越性，使得中國人滑落到小人德性的急切功利性，熱衷於超近距離的貼身肉搏，這突出表現為儒家的“麵子文化”，即等級競爭。

今天，習近平把上海抗疫重重地押寶在他的麵子上：看吧，環顧世界，唯有我習某才能夠做到新冠病毒“清零”，豐功偉業啊；溥天之下，皆我臣屬；溥天之下，盡表忠心！

開啟小人心境：這就是習近平的“初心、使命”不可告人的真正用意所在！清零政策來自權力最高層，而下層執行者在習某巫祝之辭誘導下，層層加碼，步步緊逼，使防疫措施變得越來越嚴苛，越來越不通人情，越來越背離常識，卻迎來了中國式“麵子”大豐收！    

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今天，活躍在上海街頭的“大白”誌願者，大多來自社會底層，他們深知等級社會的底層生活之艱辛、悲愴、卑賤、滄桑，受欺受壓，吃苦甚多，在心坎中積滿了多多的怨恨，為此張公百忍，隻是期盼著猴年馬月有個身份升遷，從此羊與狼的位置對調，角色得以變換，從此終於有了發泄的口子和對象，就如二十年媳婦熬成婆婆那樣。今天好機會來了，讓底層誌願者們身披白大褂，臂佩紅袖章，頓時獲得了權力，身價躥升！於是人們就見到了大白們在上海街頭的變本加厲，肆無忌憚。

更是有不少大白門來自外省市的農村地區，他們往往有著毛澤東情結，相信毛澤東的詛咒語“農村包圍城市”，內心對待上海，這個以魔都著稱的城市有著較深的嫉恨，於是今天找到了發泄口子，爭當“南京路上好八連”，侮辱上海人一番，五十步笑百步，好不痛快啊！

上海本地市民，生存在全民抗疫的如此高壓境遇，顯得勢單力孤，不得不進行一場忍耐之心的大考驗。雖說是有海派氣質，但是多年來在習氏毛左政治侵染下，上海人漸漸變得麻木起來，中國傳統習性在增強，一個“忍”字當頭，懂得“看三勢”，學會“拎得清”，不做“填刀頭”，好漢不吃眼前虧，識時務者為俊傑，好死不如賴活著——與內地的庸眾一樣，都是媳婦受熬的心態——如此則喪失了做人的真誠性和崇高性。

 

                                                    施衛江

寫於 美國紐約

2022年5月26日上海抗疫為何如此狂暴？

 

最近，上海人民沉浸在“靜態管理、動態清零”的極度悲憤中，二個月來的抗疫，上海居民要麽封閉在家裏，要麽隔離在方艙，要麽入住醫院，最慘的是一些外地來滬的農民工、送貨員和運輸汽車司機，隻得睡眠在大街上、橋孔下、卡車裏，還不得行走出受封圍欄，還得不到足夠食物。不管呆在城市哪個角落，是富人或窮人，是教授還是乞丐，人人自危，生活無序，商店關門，藥品斷供，生存所需的基本食品、日用品都要靠手機上操作去“搶”，凡是不會手機操作就隻能等死，非新冠病毒引起的疾病都不算是“病”，假如某個病人不能出示有效核酸測試陰性證明，病人均得不到及時救治，更惡劣的措施是，要裝配鐵網在管控區的每一棟民宅樓的大門口，予以嚴加防範管製，防市民如防盜賊！“大白”警察容許隨意闖進市民家中搞“執法”，市民蒙受盡多的不幸和災難可就是不容許公開自由發聲喊冤！

嗚呼！號稱“國家主人”的上海市民，本是代表中國最具先進生產力的一族群體，理應充分釋放出上海市民的聰明才幹去搞建設，然而在黨中央的“清零”政策強製下，海派靈性竟然大肆遭受踐踏，人格尊嚴被貶至不及囚徒的卑下，被準許的行動自由還不如圈養的禽畜。哀哉！上海市民的生存境況是多麽孤苦伶仃無助，上海市民的精神抑鬱是何等淒淒慘慘戚戚。

由中央政府主導的抗疫“清零”，為什麽要對上海人民動用如此的粗暴、野蠻、獸性、瘋狂？這在西方自由世界看來，簡直太不可思議了！根源究竟是什麽呢？

 

（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發生在上海的抗疫狂暴當然不是海派文化傳承的特質，而是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親自部署指揮、密集指示批示”來進行，這位總書記宣稱：“我們的防控方針是由黨的性質和宗旨決定的”，“從黨的性質宗旨認識疫情防控方針”，當然不是飛來之石，而是經有悠久曆史的中國傳統孵化而成，它僵硬地主宰著當今中國政治的一切。欲懂得這場清零抗疫的真實意圖，須深入了解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須了解中國的民風民俗，尤其是陝北地區。

近年來，習近平嫻熟地運用他的政治手腕使大權獨攬，業已形成“九鼎之尊”局麵，且有越演越烈之勢，在其統治下的社會官僚機器不斷強化威權形式，這使得後者形式的高度威權化又促進了前者的獨裁，而前者專斷橫行又反哺後者，兩者互為反饋，攜手共進，就此全民奴性且增強不少——此即如德國學者齊美爾所講的社會學中“相互作用”的形式，對於這種“形式”的具體表達，深得魯迅精神之魂的北京大學中文係教授錢理群曾經論述道：“在一個專製統治下價值封閉的體係內，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是處在同一個價值點上的交流與反饋”（大意如此）。

可想而知，當今中國的政治形態正是走在全麵複辟傳統封建腐朽製度的路上。專製政治乃乾綱獨斷、定於一尊，且說今日中國之專製暴虐，極大地來自最高統治者的德性，習近平妄圖複辟文革，大開曆史倒車，朝思暮想他的皇帝迷夢，再造新時代的秦始皇、毛澤東。

    由此，習近平打造的強專製主義為他的暴政鋪設了平坦大道，布置於“全國一盤棋”格局下，海派上海市民深深感受到文革高潮時的毛式家天下：朕即真理，朕即國家。今天，統帥一聲令，三軍風雷動，酷政促奴性，令箭催遵命，從廟堂衙門，抵基層庸眾，政令一路暢行，貫徹無阻。

以習近平的“家天下”框架來看，上海的抗疫特別需要展示“中國共產黨所具有的無比堅強的領導力，是風雨來襲時中國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要展示中共統治下的製度“優越性”和“合法性”，更確切地說，還需要充分展示習近平總書記的“英明、偉大”形象，為他的正式“登基”皇座打基礎。構建如此之宏大敘事，習家中央政府定義了新冠病毒的抗疫是一場“人民戰爭”，全黨全民統一步調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部署”來進行的，這位總書記一再強調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堅持動態清零總方針不猶豫不動搖”，“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要把抗疫當作“為人民服務”。

以現代性的倫理學來論述，“人民”是個宏大敘事，是形而上之“大魅”，在以“人民”的名義大肆鼓噪、渲染之下，若開啟“幽暗之門”，可以發現，這隻是一塊“超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的招牌，其投射出的真實價值意向往往是希冀反饋回報給投射者自己，即小人心眼、小人心境的“自我、本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乃罪惡之淵藪，其鄙陋卑下、猥瑣不堪！

魯迅先生早就發現，中國的儒家典籍中充滿了“仁者愛人”之語，但是魯迅卻揭穿了其“瞞和騙”，其實質就是“以理殺人”！

今天的上海，把“人民”當作“綱領”來處置具體的全民抗疫，就意味著其餘事情全得靠邊讓路，抗疫以外的事情全都隻是與個人利益掛鉤而已，都是掛靠不上“人民”這個宏偉大宗旨，“人民”這個抽象綱領既然被強化得如此之高大上、偉光正，乃綱舉目張，和尚打傘，為所欲為、不擇手段！

 

（二）“不忘初心，牢記使命”

 

“初心”是習近平執政時代十分時髦的政治詞匯，既然被張揚得如此之“時髦”，它必定隱含有欺騙性！它試圖讓人民感受習的“青春故事”，聆聽他的“梁家河插隊的經曆”，規訓人民的情操，是一項典型的“洗腦工程”。

眾所周知，習近平在福建、浙江和上海三地工作過，已經獲得相當多的東南沿海地區工作的經驗，這些地區比起北方內地來具有相對較高的改革開放性，經濟結構大多是外向型，經濟水平也相應較高，治理較為先進。按照常規思路，要想當上一個大國有作為的主政者，其精神領域的價值觀訴求，本來應該引導國民走上現代化之路，深化改革，大大發揚沿海地區的先進經驗和業績成就，使融合到全球化的經濟圈中，學習西方發達的市場經濟和人文精神，求得國家發展踏上新台階。然而習近平卻不張揚他在沿海地區的經曆，反而大大弘揚在北方落後農村的生活感受、工作經曆——這就值得正義的人們去警惕和深思了。

與毛澤東一樣，習近平自身的秉性就是十分的“土”，在漢語網絡上，不滿的網民將習近平蔑稱為“包子”，意思有“土氣”之意，也就是傳統、愚昧、落後的代名詞。這與《論語》：“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意思相近，懷土就是戀土而安逸，營造個人小天地，即小人德性。我們來看看習近平是如何的“初心”？

“初心”在心理學上可稱為“原型”（榮格：archetypes），習的“原型”有“戀土情結”，顯然相悖於東南沿海地區的現代性精神品質，而在於他不斷吹噓的“土”字而凸出，即“農民情結、三農情懷”，習常稱：“我也是從農村出來的”，“我們這一代人也有這個情結，一定要把我們的老百姓，特別是我們的農民扶一把。”聽聽他的念念有詞“不忘初心”，從“習近平總書記從小就有農村情結”，可推斷習之“戀土”有小人之心：

1.  陝北延安梁家河，習近平插隊在此，據說練就了一套“大學問”，那真是了不得啊！
2. “老家富平曾在習近平迷惘彷徨時給予他溫暖”，陝西省富平縣臨近於曆史上京兆地區，這裏曾經是大一統帝國的中央權力地帶，即有秦、漢、隋、唐四朝大帝國定都於鹹陽、長安，這一家鄉情懷深深地烙印到習近平的人格秉性，使得習內心期盼著大一統政治。
3. 習近平時時要造訪河北省西柏坡，該地是毛派紅色經典的精神發源地，價值連城，非常值得習去流連忘返，就此習想要“弘揚西柏坡精神”。
4. 河北省正定縣，習年輕時候曾工作在此，當時是“農業學大寨”的先進樣板縣，是毛澤東樹立起來的一麵旗幟，同樣是紅色經典，值得去大力追捧，流芳百世。

    作為一個農業人口眾多的大國，農業生產當然需要去關心，農民的利益也當然需要去關心，任何一個具有現代化常識的人，必定知道：農民生活的大幅度改善，必須是由農業現代化來帶動，而農業現代化必須是由工業現代化來帶動，而工業現代化必須是由科技、經濟和製度等的各項現代化來帶動，需要重視精神文明的力量，也就是人的主體性自由的大發揚。然而中國的習某卻是完全的反其道而行之：要論價值觀的定位？什麽的工業、科技、文教、經濟、金融、製度、法治等等的重要發展項目全都擱置在邊上，就是因為這些不含有“初心”，從而全都被當做不重要的思想議題來處理，眼下最最要緊的事情是定位在“農民情結”、“黃土情結”之上：“不忘初心，牢記使命”——老是要把目光盯住在最最落後地區的農民生存價值觀上——這是怎麽樣的心態？怎麽樣的鬼魅心思啊？

人都是有個性的，共產黨執政也如此。理解了習近平的執政個性是那麽的“土裏土氣”，於是懂得：上海抗疫就是充滿習包子特色之土：“鞋子合不合腳，自己穿著才知道。”——紅色經典，土法上馬！   

 

•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方山水有一方風情

 

 共產黨信仰“辯證唯物主義”，其教條說：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確，特定的社會曆史地理環境可以塑造特定的精神氣質。成語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南橘北枳。按辯證法精神，反之亦然，如：彩蝶戀鮮花，蒼蠅叮臭肉；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智者樂水，仁者樂山。說到中國人的“土”，尚有各個地方的各個民風民俗民情，還可細分。

德國學者馬克斯·舍勒的行為學理論認為，能感悟到生活世界的價值和價值秩序的感情是成為行為意欲最深層的基礎部分，而這種感情決定著行為意欲的努力方向。但是舍勒又認為，不能把在一個時代和民族中流行或支配人們價值偏愛的評價係統所具有的“倫理結構”等同於作為價值優先法則的價值本身的客觀秩序。

今天，與西方自由世界一樣，強人習近平也是十分講究“顏色革命”，他將自身個性“土氣”的顏色欽定為中國的“政治正確”，即標準的意識形態，充分施展在上海地方的抗議之中，真實意圖是：以習氏“土氣”淹沒上海“海派”！

那麽究竟怎麽樣評介習包子“土氣”？

第一，純真“紅色基因”，眾所周知，習近平是在紅朝中國、紅色地域、紅色家庭、紅色時代、紅色圈子裏混出來的紅色土特產，紅色元素特濃，大紅特紅超紅。

現代中國有二大文明係統：黃色和藍色。

黃色是內陸型，具有內向封閉性質，其主要的分布地域是在北方的黃土質平原和高原上，其價值資源隻由落後的本土文明來提供（電視劇《河殤》的觀點）。

紅色文明是外來的馬列寧主義與中國本土的黃色文明相結合的產物，被綜合成“毛澤東思想路線”，具有革命的實踐性，但是主要根基還是黃色文明。

    藍色是海洋型，外向開放性質，最初地域分布在東南沿海一帶，隨之改革開放的深化，逐漸擴展至中國的大南方，它是本土文明與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結合的產物。

今天的國情是，北方黃土文明區域經濟全麵落後、蕭條，而南方藍色文明區域市場經濟發展良好，經濟指標高漲。如此經濟地理格局意味著中共統治機器的精神資源麵臨危機，這讓習近平深深不安，習某感受到來自於藍色文明對於紅色政權的威脅：資產階級市民的個體性、獨立性和自由意識在增長，他們不會如黃土地上農民幹活那樣的聽話、遵命和馴服。

遙想1949年3月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正式提出定都北平市的決議，當時的國情正如毛澤東所講：“蔣介石的國都在南京，他的基礎是江浙資本家。我們要把國都建在北平，我們也要在北平找到我們的基礎，這就是工人階級和廣大的勞動群眾。”這講話顯示了：南京的城市精神是藍色，而北平市則是黃色，紅色政權的根基需要由黃色文明來支撐、扶助，才會獲得穩定、可靠。

從前，毛澤東必定熟知曆史典故：“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對藍色文明懷有恐懼：“港台一帶，饕蚊尚多，西方世界，饕蚊成陣。”因此對待曾經位置楚地、而後深藍色的申城上海，毛澤東作指示：要采取“農村包圍城市”戰略。為此，上海外灘海關鍾樓上的大鍾報時，要以深黃色的陝北民歌樂調《東方紅》來進行，使之標誌為城市“主旋律”。要發揚“好八連”榮光，讓他們來到魔都南京路上當“哨兵”，以鎮住充滿資產階級邪念的“霓虹燈”，要加強“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全麵專政”，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今天，習近平憂心忡忡：紅色文明賴以存在基礎的黃色文明正日益蛻化墮落！為此決心拯救，在上海執行“靜態管理、動態清零”，實為一場魔鬼訓練，以鞏固紅色政權的！

 

• 粗人的痞氣，流寇的匪氣

 

紅朝中國首長級高幹的紅二代、紅三代多的是，譬如有劉少奇的兒子，陳雲兒子，鄧小平的兒女，胡耀邦的兒子，葉劍英、江澤民的數個兒女等等，在這一群體裏相比較，習包子就是顯得很“土氣”，這是為什麽呢？

這就是習近平第二個“土”：痞氣+匪氣，這是黃色文明外圍地帶“邊區”之“土氣”。

習近平讀書差勁是知曉的，然而這在首長級的紅後代中較為少見，盡管習近平時常吹噓讀書很多，還煞有介事地列出一長串讀書單來，頗有“此地無銀三百兩”之意。由於不願讀書、讀不進書，習的頭腦難以裝備積聚人類優秀文明的知識。蘇格拉底雲“知識即美德”，其否命題亦同樣成立。現代學者的認識更為精確，知識與美德之間的正向關聯性是需要建立在高概率基礎上，較有科學的合理性。毛澤東閱讀中國古典經書甚多，但也是痞氣+匪氣很濃厚，毛澤東特別讚賞二位流氓痞子皇帝：劉邦和朱元璋，毛把糟粕當作了精粹。

拉馬克的“用進廢退”可以較好解釋，讀書不好的習近平，喜好炫耀他的四肢發達：“我那個時候扛200斤麥子，十裏山路不換肩。”習對頭腦簡單事項：“新時期上山下鄉工程”、“好兒女誌在四方，有誌者奮鬥無悔”，頗有興趣和熱度，可見一斑。習近平坦承其念茲在茲“農民情結”，可以推斷出他的氣質和秉性，天然地與知識性匱缺的泥腿子、四肢發達者、粗布短衫者融通起來，對待海派氣質的上海人就不會有好感，可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

要深入了解習近平的所作所為，需要了解他的個性和風格，需要了解養育習某其秉性、氣質的地方，考察那裏的風土人情。習近平念念不忘他的“初心”之地，就是年輕時候插隊落戶的革命聖地延安，那裏是紅色大本營，更是“紅太陽升起的地方”。對於習近平來說，陝北延安就是他的紅色乳娘，思想養育之地，“作為一個人民公仆，陝北高原是我的根，因為這裏培養出我不變的信念：要為人民做實事！無論我走到哪裏，永遠都是黃土地的兒子。”習近平回憶說，插隊在梁家河，他“看到了人民群眾的根本，真正理解了老百姓”，“我幾乎從來沒哭過，印象較深的兩次哭都是在陝北。”情深誼長啊！

延安市，坐落在陝西省北部，是遊牧文明與農耕文明交融的邊區地帶，漢民族農民世世代代居住此地的曆史中，頻頻遭受多個遊牧民族和部落的相互殺戮、掠奪和洗劫，身處如此蠻族生態的劫掠，釀造出戎狄民風：痞氣+匪氣，漸漸墮落之，本地農耕地上又孵化出次生代的漢族大盜和流寇，如：王嘉胤、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董福祥等等。

大清皇朝晚期，西方殖民主義勢力進入中國東部沿海，紛紛建立起西方式的先進藍色文明，從此經濟格局和重心轉移，地處西北的陝西省經濟文化大幅衰弱，秦風不再，此衰彼漲，當地土匪、土豪卻猖狂起來，到了民國時期，整個陝北地區的匪患尤其嚴重，那時候國民政府的管控力無法抵達陝北，但這恰好為共產黨武裝力量製造出福音來，留給了共軍以極佳的撒野契機和匪盜空間。臭味相投便稱知己，當毛澤東掛帥的大股共軍（紅軍）萬裏迢迢流竄作案來到陝北時候，如魚得水般找準了自己的落腳地，建立起蘇區。

民諺：窮山惡水出刁民，粗茶淡飯無孑遺。肉腐生蛆，蛆熟產蠅；土劣孵匪，匪頑升寇。流寇是土匪發展的頂峰，流寇之所以十分殘暴凶狠毒辣無恥，那是因為流寇作案多是流竄在異地他鄉：1）幾乎碰不上熟人，於是缺乏道德約束；2）罪案的對象都是與己血緣疏遠，於是下得了狠手；3）流竄作案中不容易被抓捕，於是缺乏法律製裁的威懾感。

民國時期的學者傅斯年，曾經把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美國學者餘英時把毛澤東在山上鬧革命歸類為土匪行徑，中共政府體製內走出來的學者阮銘也將當年盤踞在井岡山和延安，建立蘇區的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具體的匪徒而言尚有匪氣強弱的區分，中共領袖中毛澤東、習近平之流痞氣、匪氣特濃，雖然直接將他們比作為流寇尚不恰當，然則深入去思考精神性的高層次本質，就會發現確有近似之處，如操守低劣，隻顧眼前的歡樂和榮耀，不思長治久安的方針、政策和治理，即不具可持續性發展，缺乏人性，不擇手段，不顧人民死活，更扯淡有什麽超越情懷、尋求來世的永生。

上海執行抗疫大行動，是習某心理投射：“習近平總書記親自部署、親自指揮”，乃“初心不改”，大大地用上“梁家河大學問”，卻是來真的：痞氣加匪氣，勁兒十足！

 

• 秦始皇→毛澤東→習近平

 

這三者思想有著較大的傳承性。中共的建黨、建國都是繼承了中國傳統“外儒內法”的一套專製主義本色，馬克思主義成分並不多，如“緊密團結在以某某某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就是中共執政文化的萬能公式，其“春秋大義”足令執政者癡迷不已。

中國政治延續了千年的專製主義，其要數秦始皇的大一統治理格局最具開創、暴虐和傳承，其遺產深深地烙印在中華民族的政治文化基因上。《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今皇帝並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傳承至後世，中共統治者毛澤東、習近平極為崇拜、讚賞，毛澤東自稱：“馬克思加秦始皇”，自比“秦皇、漢武”。習近平是粗人，缺文秀，但配有禦用導演張藝謀來代言，原籍秦地的張藝謀以其電影作品的大氣磅礴著稱，如《英雄》、《大秦賦》、《大秦帝國》等頗有氣勢恢宏，詠古頌今，頌揚獨裁，乃深合主子旨意。

籍貫秦地的習近平似乎比毛澤東更領悟大秦遺風，他也有著構建大一統政治的強烈欲求，冒進浮誇，圖大貪功，舉凡黨、政、軍、財、經、文、教、農、工、商等各界各行，都得讓習來獨攬一身、定於一尊，還妄想對外擴張，天下一統。毛時代流行詞：“全國一盤棋”，如今又翻舊出新而熱炒，以“一言堂”淩駕天下，特別用於上海的抗疫。

中國人骨子裏有“天人合一”，混沌一氣的原始思維和巫術，這集體無意識天然地被大一統政治統攝，進而主導了亞細亞生產方式，在古代，它有利於治理水患、開挖運河、修建長城、建造皇宮等大型項目。在當今，有利於以舉國之力操辦上海防控。在思想意識高度，可以塑造全民的遵命、服從、聽話，即奴性，這恰是習近平的“不忘使命”：“凝聚全民抗疫的強大共識”。

在大一統政治如火如荼的文革期間，誇張而高調的道義目的論籠罩住中國大地上的各項各業，如有“農業以糧為綱、工業以鋼為綱。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於是到處呈現“一刀切”現象，凡是與“綱”不合之事，全得讓步，退避。

今天上海的抗疫正是一刀切做法：為了抗疫的宏偉大業，其他事情全都算不得“事情”，那怕是危機人生命的要事。再如，“同層密接隔離政策”，一人得陽整樓隔離，幾人得陽整區封閉。搞得：簡單直接粗暴，次生災害不斷，雞飛狗跳，人心惶惶。

 

• 外儒內法，臉麵爭光

 

習近平頗想搞《厲害了，我的國》，可看出習的“初心”中有“大秦”情愫，但不唯此。習熟知亡秦之故，暴秦之害，了解《過秦論》，於是就看重《荀子》思想，希望借鑒儒家思想補救暴秦之偏，但這隻是延續了曆史上慣行的“外儒內法”傳統，毫無創意。

以現代人的目光審視，法家思想並非全都是負麵的，糟糕的。譬如，法家的政治思想有“緣法而治”、“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法不阿貴，繩不撓曲”、“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等——貫徹一條法治平等的路線。

秦之後曆代皇朝，形成傳統的官方和上層社會的意識形態是儒家思想，儒家在治國綱要上對法家進行修正，改變其嚴刑律法、冷酷無情、對人性的踐踏，而用溫情脈脈的道德麵紗來遮蓋人心自私之惡。然而儒家的溫情脈脈卻是斷然排斥法家的平等觀，十分講究等級秩序的排位：“尊尊、親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樣導致另一種人性醜惡的釋放。

無論是法家抑或儒家，都嚴重匱乏精神超越性，使得中國人滑落到小人德性的急切功利性，熱衷於超近距離的貼身肉搏，這突出表現為儒家的“麵子文化”，即等級競爭。

今天，習近平把上海抗疫重重地押寶在他的麵子上：看吧，環顧世界，唯有我習某才能夠做到新冠病毒“清零”，豐功偉業啊；溥天之下，皆我臣屬；溥天之下，盡表忠心！

開啟小人心境：這就是習近平的“初心、使命”不可告人的真正用意所在！清零政策來自權力最高層，而下層執行者在習某巫祝之辭誘導下，層層加碼，步步緊逼，使防疫措施變得越來越嚴苛，越來越不通人情，越來越背離常識，卻迎來了中國式“麵子”大豐收！    

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今天，活躍在上海街頭的“大白”誌願者，大多來自社會底層，他們深知等級社會的底層生活之艱辛、悲愴、卑賤、滄桑，受欺受壓，吃苦甚多，在心坎中積滿了多多的怨恨，為此張公百忍，隻是期盼著猴年馬月有個身份升遷，從此羊與狼的位置對調，角色得以變換，從此終於有了發泄的口子和對象，就如二十年媳婦熬成婆婆那樣。今天好機會來了，讓底層誌願者們身披白大褂，臂佩紅袖章，頓時獲得了權力，身價躥升！於是人們就見到了大白們在上海街頭的變本加厲，肆無忌憚。

更是有不少大白門來自外省市的農村地區，他們往往有著毛澤東情結，相信毛澤東的詛咒語“農村包圍城市”，內心對待上海，這個以魔都著稱的城市有著較深的嫉恨，於是今天找到了發泄口子，爭當“南京路上好八連”，侮辱上海人一番，五十步笑百步，好不痛快啊！

上海本地市民，生存在全民抗疫的如此高壓境遇，顯得勢單力孤，不得不進行一場忍耐之心的大考驗。雖說是有海派氣質，但是多年來在習氏毛左政治侵染下，上海人漸漸變得麻木起來，中國傳統習性在增強，一個“忍”字當頭，懂得“看三勢”，學會“拎得清”，不做“填刀頭”，好漢不吃眼前虧，識時務者為俊傑，好死不如賴活著——與內地的庸眾一樣，都是媳婦受熬的心態——如此則喪失了做人的真誠性和崇高性。

 

                                                    施衛江

寫於 美國紐約

2022年5月26日上海抗疫為何如此狂暴？

 

最近，上海人民沉浸在“靜態管理、動態清零”的極度悲憤中，二個月來的抗疫，上海居民要麽封閉在家裏，要麽隔離在方艙，要麽入住醫院，最慘的是一些外地來滬的農民工、送貨員和運輸汽車司機，隻得睡眠在大街上、橋孔下、卡車裏，還不得行走出受封圍欄，還得不到足夠食物。不管呆在城市哪個角落，是富人或窮人，是教授還是乞丐，人人自危，生活無序，商店關門，藥品斷供，生存所需的基本食品、日用品都要靠手機上操作去“搶”，凡是不會手機操作就隻能等死，非新冠病毒引起的疾病都不算是“病”，假如某個病人不能出示有效核酸測試陰性證明，病人均得不到及時救治，更惡劣的措施是，要裝配鐵網在管控區的每一棟民宅樓的大門口，予以嚴加防範管製，防市民如防盜賊！“大白”警察容許隨意闖進市民家中搞“執法”，市民蒙受盡多的不幸和災難可就是不容許公開自由發聲喊冤！

嗚呼！號稱“國家主人”的上海市民，本是代表中國最具先進生產力的一族群體，理應充分釋放出上海市民的聰明才幹去搞建設，然而在黨中央的“清零”政策強製下，海派靈性竟然大肆遭受踐踏，人格尊嚴被貶至不及囚徒的卑下，被準許的行動自由還不如圈養的禽畜。哀哉！上海市民的生存境況是多麽孤苦伶仃無助，上海市民的精神抑鬱是何等淒淒慘慘戚戚。

由中央政府主導的抗疫“清零”，為什麽要對上海人民動用如此的粗暴、野蠻、獸性、瘋狂？這在西方自由世界看來，簡直太不可思議了！根源究竟是什麽呢？

 

（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發生在上海的抗疫狂暴當然不是海派文化傳承的特質，而是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親自部署指揮、密集指示批示”來進行，這位總書記宣稱：“我們的防控方針是由黨的性質和宗旨決定的”，“從黨的性質宗旨認識疫情防控方針”，當然不是飛來之石，而是經有悠久曆史的中國傳統孵化而成，它僵硬地主宰著當今中國政治的一切。欲懂得這場清零抗疫的真實意圖，須深入了解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須了解中國的民風民俗，尤其是陝北地區。

近年來，習近平嫻熟地運用他的政治手腕使大權獨攬，業已形成“九鼎之尊”局麵，且有越演越烈之勢，在其統治下的社會官僚機器不斷強化威權形式，這使得後者形式的高度威權化又促進了前者的獨裁，而前者專斷橫行又反哺後者，兩者互為反饋，攜手共進，就此全民奴性且增強不少——此即如德國學者齊美爾所講的社會學中“相互作用”的形式，對於這種“形式”的具體表達，深得魯迅精神之魂的北京大學中文係教授錢理群曾經論述道：“在一個專製統治下價值封閉的體係內，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是處在同一個價值點上的交流與反饋”（大意如此）。

可想而知，當今中國的政治形態正是走在全麵複辟傳統封建腐朽製度的路上。專製政治乃乾綱獨斷、定於一尊，且說今日中國之專製暴虐，極大地來自最高統治者的德性，習近平妄圖複辟文革，大開曆史倒車，朝思暮想他的皇帝迷夢，再造新時代的秦始皇、毛澤東。

    由此，習近平打造的強專製主義為他的暴政鋪設了平坦大道，布置於“全國一盤棋”格局下，海派上海市民深深感受到文革高潮時的毛式家天下：朕即真理，朕即國家。今天，統帥一聲令，三軍風雷動，酷政促奴性，令箭催遵命，從廟堂衙門，抵基層庸眾，政令一路暢行，貫徹無阻。

以習近平的“家天下”框架來看，上海的抗疫特別需要展示“中國共產黨所具有的無比堅強的領導力，是風雨來襲時中國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要展示中共統治下的製度“優越性”和“合法性”，更確切地說，還需要充分展示習近平總書記的“英明、偉大”形象，為他的正式“登基”皇座打基礎。構建如此之宏大敘事，習家中央政府定義了新冠病毒的抗疫是一場“人民戰爭”，全黨全民統一步調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部署”來進行的，這位總書記一再強調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堅持動態清零總方針不猶豫不動搖”，“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要把抗疫當作“為人民服務”。

以現代性的倫理學來論述，“人民”是個宏大敘事，是形而上之“大魅”，在以“人民”的名義大肆鼓噪、渲染之下，若開啟“幽暗之門”，可以發現，這隻是一塊“超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的招牌，其投射出的真實價值意向往往是希冀反饋回報給投射者自己，即小人心眼、小人心境的“自我、本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乃罪惡之淵藪，其鄙陋卑下、猥瑣不堪！

魯迅先生早就發現，中國的儒家典籍中充滿了“仁者愛人”之語，但是魯迅卻揭穿了其“瞞和騙”，其實質就是“以理殺人”！

今天的上海，把“人民”當作“綱領”來處置具體的全民抗疫，就意味著其餘事情全得靠邊讓路，抗疫以外的事情全都隻是與個人利益掛鉤而已，都是掛靠不上“人民”這個宏偉大宗旨，“人民”這個抽象綱領既然被強化得如此之高大上、偉光正，乃綱舉目張，和尚打傘，為所欲為、不擇手段！

 

（二）“不忘初心，牢記使命”

 

“初心”是習近平執政時代十分時髦的政治詞匯，既然被張揚得如此之“時髦”，它必定隱含有欺騙性！它試圖讓人民感受習的“青春故事”，聆聽他的“梁家河插隊的經曆”，規訓人民的情操，是一項典型的“洗腦工程”。

眾所周知，習近平在福建、浙江和上海三地工作過，已經獲得相當多的東南沿海地區工作的經驗，這些地區比起北方內地來具有相對較高的改革開放性，經濟結構大多是外向型，經濟水平也相應較高，治理較為先進。按照常規思路，要想當上一個大國有作為的主政者，其精神領域的價值觀訴求，本來應該引導國民走上現代化之路，深化改革，大大發揚沿海地區的先進經驗和業績成就，使融合到全球化的經濟圈中，學習西方發達的市場經濟和人文精神，求得國家發展踏上新台階。然而習近平卻不張揚他在沿海地區的經曆，反而大大弘揚在北方落後農村的生活感受、工作經曆——這就值得正義的人們去警惕和深思了。

與毛澤東一樣，習近平自身的秉性就是十分的“土”，在漢語網絡上，不滿的網民將習近平蔑稱為“包子”，意思有“土氣”之意，也就是傳統、愚昧、落後的代名詞。這與《論語》：“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意思相近，懷土就是戀土而安逸，營造個人小天地，即小人德性。我們來看看習近平是如何的“初心”？

“初心”在心理學上可稱為“原型”（榮格：archetypes），習的“原型”有“戀土情結”，顯然相悖於東南沿海地區的現代性精神品質，而在於他不斷吹噓的“土”字而凸出，即“農民情結、三農情懷”，習常稱：“我也是從農村出來的”，“我們這一代人也有這個情結，一定要把我們的老百姓，特別是我們的農民扶一把。”聽聽他的念念有詞“不忘初心”，從“習近平總書記從小就有農村情結”，可推斷習之“戀土”有小人之心：

1.  陝北延安梁家河，習近平插隊在此，據說練就了一套“大學問”，那真是了不得啊！
2. “老家富平曾在習近平迷惘彷徨時給予他溫暖”，陝西省富平縣臨近於曆史上京兆地區，這裏曾經是大一統帝國的中央權力地帶，即有秦、漢、隋、唐四朝大帝國定都於鹹陽、長安，這一家鄉情懷深深地烙印到習近平的人格秉性，使得習內心期盼著大一統政治。
3. 習近平時時要造訪河北省西柏坡，該地是毛派紅色經典的精神發源地，價值連城，非常值得習去流連忘返，就此習想要“弘揚西柏坡精神”。
4. 河北省正定縣，習年輕時候曾工作在此，當時是“農業學大寨”的先進樣板縣，是毛澤東樹立起來的一麵旗幟，同樣是紅色經典，值得去大力追捧，流芳百世。

    作為一個農業人口眾多的大國，農業生產當然需要去關心，農民的利益也當然需要去關心，任何一個具有現代化常識的人，必定知道：農民生活的大幅度改善，必須是由農業現代化來帶動，而農業現代化必須是由工業現代化來帶動，而工業現代化必須是由科技、經濟和製度等的各項現代化來帶動，需要重視精神文明的力量，也就是人的主體性自由的大發揚。然而中國的習某卻是完全的反其道而行之：要論價值觀的定位？什麽的工業、科技、文教、經濟、金融、製度、法治等等的重要發展項目全都擱置在邊上，就是因為這些不含有“初心”，從而全都被當做不重要的思想議題來處理，眼下最最要緊的事情是定位在“農民情結”、“黃土情結”之上：“不忘初心，牢記使命”——老是要把目光盯住在最最落後地區的農民生存價值觀上——這是怎麽樣的心態？怎麽樣的鬼魅心思啊？

人都是有個性的，共產黨執政也如此。理解了習近平的執政個性是那麽的“土裏土氣”，於是懂得：上海抗疫就是充滿習包子特色之土：“鞋子合不合腳，自己穿著才知道。”——紅色經典，土法上馬！   

 

•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方山水有一方風情

 

 共產黨信仰“辯證唯物主義”，其教條說：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確，特定的社會曆史地理環境可以塑造特定的精神氣質。成語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南橘北枳。按辯證法精神，反之亦然，如：彩蝶戀鮮花，蒼蠅叮臭肉；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智者樂水，仁者樂山。說到中國人的“土”，尚有各個地方的各個民風民俗民情，還可細分。

德國學者馬克斯·舍勒的行為學理論認為，能感悟到生活世界的價值和價值秩序的感情是成為行為意欲最深層的基礎部分，而這種感情決定著行為意欲的努力方向。但是舍勒又認為，不能把在一個時代和民族中流行或支配人們價值偏愛的評價係統所具有的“倫理結構”等同於作為價值優先法則的價值本身的客觀秩序。

今天，與西方自由世界一樣，強人習近平也是十分講究“顏色革命”，他將自身個性“土氣”的顏色欽定為中國的“政治正確”，即標準的意識形態，充分施展在上海地方的抗議之中，真實意圖是：以習氏“土氣”淹沒上海“海派”！

那麽究竟怎麽樣評介習包子“土氣”？

第一，純真“紅色基因”，眾所周知，習近平是在紅朝中國、紅色地域、紅色家庭、紅色時代、紅色圈子裏混出來的紅色土特產，紅色元素特濃，大紅特紅超紅。

現代中國有二大文明係統：黃色和藍色。

黃色是內陸型，具有內向封閉性質，其主要的分布地域是在北方的黃土質平原和高原上，其價值資源隻由落後的本土文明來提供（電視劇《河殤》的觀點）。

紅色文明是外來的馬列寧主義與中國本土的黃色文明相結合的產物，被綜合成“毛澤東思想路線”，具有革命的實踐性，但是主要根基還是黃色文明。

    藍色是海洋型，外向開放性質，最初地域分布在東南沿海一帶，隨之改革開放的深化，逐漸擴展至中國的大南方，它是本土文明與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結合的產物。

今天的國情是，北方黃土文明區域經濟全麵落後、蕭條，而南方藍色文明區域市場經濟發展良好，經濟指標高漲。如此經濟地理格局意味著中共統治機器的精神資源麵臨危機，這讓習近平深深不安，習某感受到來自於藍色文明對於紅色政權的威脅：資產階級市民的個體性、獨立性和自由意識在增長，他們不會如黃土地上農民幹活那樣的聽話、遵命和馴服。

遙想1949年3月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正式提出定都北平市的決議，當時的國情正如毛澤東所講：“蔣介石的國都在南京，他的基礎是江浙資本家。我們要把國都建在北平，我們也要在北平找到我們的基礎，這就是工人階級和廣大的勞動群眾。”這講話顯示了：南京的城市精神是藍色，而北平市則是黃色，紅色政權的根基需要由黃色文明來支撐、扶助，才會獲得穩定、可靠。

從前，毛澤東必定熟知曆史典故：“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對藍色文明懷有恐懼：“港台一帶，饕蚊尚多，西方世界，饕蚊成陣。”因此對待曾經位置楚地、而後深藍色的申城上海，毛澤東作指示：要采取“農村包圍城市”戰略。為此，上海外灘海關鍾樓上的大鍾報時，要以深黃色的陝北民歌樂調《東方紅》來進行，使之標誌為城市“主旋律”。要發揚“好八連”榮光，讓他們來到魔都南京路上當“哨兵”，以鎮住充滿資產階級邪念的“霓虹燈”，要加強“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全麵專政”，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今天，習近平憂心忡忡：紅色文明賴以存在基礎的黃色文明正日益蛻化墮落！為此決心拯救，在上海執行“靜態管理、動態清零”，實為一場魔鬼訓練，以鞏固紅色政權的！

 

• 粗人的痞氣，流寇的匪氣

 

紅朝中國首長級高幹的紅二代、紅三代多的是，譬如有劉少奇的兒子，陳雲兒子，鄧小平的兒女，胡耀邦的兒子，葉劍英、江澤民的數個兒女等等，在這一群體裏相比較，習包子就是顯得很“土氣”，這是為什麽呢？

這就是習近平第二個“土”：痞氣+匪氣，這是黃色文明外圍地帶“邊區”之“土氣”。

習近平讀書差勁是知曉的，然而這在首長級的紅後代中較為少見，盡管習近平時常吹噓讀書很多，還煞有介事地列出一長串讀書單來，頗有“此地無銀三百兩”之意。由於不願讀書、讀不進書，習的頭腦難以裝備積聚人類優秀文明的知識。蘇格拉底雲“知識即美德”，其否命題亦同樣成立。現代學者的認識更為精確，知識與美德之間的正向關聯性是需要建立在高概率基礎上，較有科學的合理性。毛澤東閱讀中國古典經書甚多，但也是痞氣+匪氣很濃厚，毛澤東特別讚賞二位流氓痞子皇帝：劉邦和朱元璋，毛把糟粕當作了精粹。

拉馬克的“用進廢退”可以較好解釋，讀書不好的習近平，喜好炫耀他的四肢發達：“我那個時候扛200斤麥子，十裏山路不換肩。”習對頭腦簡單事項：“新時期上山下鄉工程”、“好兒女誌在四方，有誌者奮鬥無悔”，頗有興趣和熱度，可見一斑。習近平坦承其念茲在茲“農民情結”，可以推斷出他的氣質和秉性，天然地與知識性匱缺的泥腿子、四肢發達者、粗布短衫者融通起來，對待海派氣質的上海人就不會有好感，可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

要深入了解習近平的所作所為，需要了解他的個性和風格，需要了解養育習某其秉性、氣質的地方，考察那裏的風土人情。習近平念念不忘他的“初心”之地，就是年輕時候插隊落戶的革命聖地延安，那裏是紅色大本營，更是“紅太陽升起的地方”。對於習近平來說，陝北延安就是他的紅色乳娘，思想養育之地，“作為一個人民公仆，陝北高原是我的根，因為這裏培養出我不變的信念：要為人民做實事！無論我走到哪裏，永遠都是黃土地的兒子。”習近平回憶說，插隊在梁家河，他“看到了人民群眾的根本，真正理解了老百姓”，“我幾乎從來沒哭過，印象較深的兩次哭都是在陝北。”情深誼長啊！

延安市，坐落在陝西省北部，是遊牧文明與農耕文明交融的邊區地帶，漢民族農民世世代代居住此地的曆史中，頻頻遭受多個遊牧民族和部落的相互殺戮、掠奪和洗劫，身處如此蠻族生態的劫掠，釀造出戎狄民風：痞氣+匪氣，漸漸墮落之，本地農耕地上又孵化出次生代的漢族大盜和流寇，如：王嘉胤、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董福祥等等。

大清皇朝晚期，西方殖民主義勢力進入中國東部沿海，紛紛建立起西方式的先進藍色文明，從此經濟格局和重心轉移，地處西北的陝西省經濟文化大幅衰弱，秦風不再，此衰彼漲，當地土匪、土豪卻猖狂起來，到了民國時期，整個陝北地區的匪患尤其嚴重，那時候國民政府的管控力無法抵達陝北，但這恰好為共產黨武裝力量製造出福音來，留給了共軍以極佳的撒野契機和匪盜空間。臭味相投便稱知己，當毛澤東掛帥的大股共軍（紅軍）萬裏迢迢流竄作案來到陝北時候，如魚得水般找準了自己的落腳地，建立起蘇區。

民諺：窮山惡水出刁民，粗茶淡飯無孑遺。肉腐生蛆，蛆熟產蠅；土劣孵匪，匪頑升寇。流寇是土匪發展的頂峰，流寇之所以十分殘暴凶狠毒辣無恥，那是因為流寇作案多是流竄在異地他鄉：1）幾乎碰不上熟人，於是缺乏道德約束；2）罪案的對象都是與己血緣疏遠，於是下得了狠手；3）流竄作案中不容易被抓捕，於是缺乏法律製裁的威懾感。

民國時期的學者傅斯年，曾經把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美國學者餘英時把毛澤東在山上鬧革命歸類為土匪行徑，中共政府體製內走出來的學者阮銘也將當年盤踞在井岡山和延安，建立蘇區的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具體的匪徒而言尚有匪氣強弱的區分，中共領袖中毛澤東、習近平之流痞氣、匪氣特濃，雖然直接將他們比作為流寇尚不恰當，然則深入去思考精神性的高層次本質，就會發現確有近似之處，如操守低劣，隻顧眼前的歡樂和榮耀，不思長治久安的方針、政策和治理，即不具可持續性發展，缺乏人性，不擇手段，不顧人民死活，更扯淡有什麽超越情懷、尋求來世的永生。

上海執行抗疫大行動，是習某心理投射：“習近平總書記親自部署、親自指揮”，乃“初心不改”，大大地用上“梁家河大學問”，卻是來真的：痞氣加匪氣，勁兒十足！

 

• 秦始皇→毛澤東→習近平

 

這三者思想有著較大的傳承性。中共的建黨、建國都是繼承了中國傳統“外儒內法”的一套專製主義本色，馬克思主義成分並不多，如“緊密團結在以某某某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就是中共執政文化的萬能公式，其“春秋大義”足令執政者癡迷不已。

中國政治延續了千年的專製主義，其要數秦始皇的大一統治理格局最具開創、暴虐和傳承，其遺產深深地烙印在中華民族的政治文化基因上。《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今皇帝並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傳承至後世，中共統治者毛澤東、習近平極為崇拜、讚賞，毛澤東自稱：“馬克思加秦始皇”，自比“秦皇、漢武”。習近平是粗人，缺文秀，但配有禦用導演張藝謀來代言，原籍秦地的張藝謀以其電影作品的大氣磅礴著稱，如《英雄》、《大秦賦》、《大秦帝國》等頗有氣勢恢宏，詠古頌今，頌揚獨裁，乃深合主子旨意。

籍貫秦地的習近平似乎比毛澤東更領悟大秦遺風，他也有著構建大一統政治的強烈欲求，冒進浮誇，圖大貪功，舉凡黨、政、軍、財、經、文、教、農、工、商等各界各行，都得讓習來獨攬一身、定於一尊，還妄想對外擴張，天下一統。毛時代流行詞：“全國一盤棋”，如今又翻舊出新而熱炒，以“一言堂”淩駕天下，特別用於上海的抗疫。

中國人骨子裏有“天人合一”，混沌一氣的原始思維和巫術，這集體無意識天然地被大一統政治統攝，進而主導了亞細亞生產方式，在古代，它有利於治理水患、開挖運河、修建長城、建造皇宮等大型項目。在當今，有利於以舉國之力操辦上海防控。在思想意識高度，可以塑造全民的遵命、服從、聽話，即奴性，這恰是習近平的“不忘使命”：“凝聚全民抗疫的強大共識”。

在大一統政治如火如荼的文革期間，誇張而高調的道義目的論籠罩住中國大地上的各項各業，如有“農業以糧為綱、工業以鋼為綱。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於是到處呈現“一刀切”現象，凡是與“綱”不合之事，全得讓步，退避。

今天上海的抗疫正是一刀切做法：為了抗疫的宏偉大業，其他事情全都算不得“事情”，那怕是危機人生命的要事。再如，“同層密接隔離政策”，一人得陽整樓隔離，幾人得陽整區封閉。搞得：簡單直接粗暴，次生災害不斷，雞飛狗跳，人心惶惶。

 

• 外儒內法，臉麵爭光

 

習近平頗想搞《厲害了，我的國》，可看出習的“初心”中有“大秦”情愫，但不唯此。習熟知亡秦之故，暴秦之害，了解《過秦論》，於是就看重《荀子》思想，希望借鑒儒家思想補救暴秦之偏，但這隻是延續了曆史上慣行的“外儒內法”傳統，毫無創意。

以現代人的目光審視，法家思想並非全都是負麵的，糟糕的。譬如，法家的政治思想有“緣法而治”、“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法不阿貴，繩不撓曲”、“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等——貫徹一條法治平等的路線。

秦之後曆代皇朝，形成傳統的官方和上層社會的意識形態是儒家思想，儒家在治國綱要上對法家進行修正，改變其嚴刑律法、冷酷無情、對人性的踐踏，而用溫情脈脈的道德麵紗來遮蓋人心自私之惡。然而儒家的溫情脈脈卻是斷然排斥法家的平等觀，十分講究等級秩序的排位：“尊尊、親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樣導致另一種人性醜惡的釋放。

無論是法家抑或儒家，都嚴重匱乏精神超越性，使得中國人滑落到小人德性的急切功利性，熱衷於超近距離的貼身肉搏，這突出表現為儒家的“麵子文化”，即等級競爭。

今天，習近平把上海抗疫重重地押寶在他的麵子上：看吧，環顧世界，唯有我習某才能夠做到新冠病毒“清零”，豐功偉業啊；溥天之下，皆我臣屬；溥天之下，盡表忠心！

開啟小人心境：這就是習近平的“初心、使命”不可告人的真正用意所在！清零政策來自權力最高層，而下層執行者在習某巫祝之辭誘導下，層層加碼，步步緊逼，使防疫措施變得越來越嚴苛，越來越不通人情，越來越背離常識，卻迎來了中國式“麵子”大豐收！    

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今天，活躍在上海街頭的“大白”誌願者，大多來自社會底層，他們深知等級社會的底層生活之艱辛、悲愴、卑賤、滄桑，受欺受壓，吃苦甚多，在心坎中積滿了多多的怨恨，為此張公百忍，隻是期盼著猴年馬月有個身份升遷，從此羊與狼的位置對調，角色得以變換，從此終於有了發泄的口子和對象，就如二十年媳婦熬成婆婆那樣。今天好機會來了，讓底層誌願者們身披白大褂，臂佩紅袖章，頓時獲得了權力，身價躥升！於是人們就見到了大白們在上海街頭的變本加厲，肆無忌憚。

更是有不少大白門來自外省市的農村地區，他們往往有著毛澤東情結，相信毛澤東的詛咒語“農村包圍城市”，內心對待上海，這個以魔都著稱的城市有著較深的嫉恨，於是今天找到了發泄口子，爭當“南京路上好八連”，侮辱上海人一番，五十步笑百步，好不痛快啊！

上海本地市民，生存在全民抗疫的如此高壓境遇，顯得勢單力孤，不得不進行一場忍耐之心的大考驗。雖說是有海派氣質，但是多年來在習氏毛左政治侵染下，上海人漸漸變得麻木起來，中國傳統習性在增強，一個“忍”字當頭，懂得“看三勢”，學會“拎得清”，不做“填刀頭”，好漢不吃眼前虧，識時務者為俊傑，好死不如賴活著——與內地的庸眾一樣，都是媳婦受熬的心態——如此則喪失了做人的真誠性和崇高性。

 

                                                    施衛江

寫於 美國紐約

2022年5月26日上海抗疫為何如此狂暴？

 

最近，上海人民沉浸在“靜態管理、動態清零”的極度悲憤中，二個月來的抗疫，上海居民要麽封閉在家裏，要麽隔離在方艙，要麽入住醫院，最慘的是一些外地來滬的農民工、送貨員和運輸汽車司機，隻得睡眠在大街上、橋孔下、卡車裏，還不得行走出受封圍欄，還得不到足夠食物。不管呆在城市哪個角落，是富人或窮人，是教授還是乞丐，人人自危，生活無序，商店關門，藥品斷供，生存所需的基本食品、日用品都要靠手機上操作去“搶”，凡是不會手機操作就隻能等死，非新冠病毒引起的疾病都不算是“病”，假如某個病人不能出示有效核酸測試陰性證明，病人均得不到及時救治，更惡劣的措施是，要裝配鐵網在管控區的每一棟民宅樓的大門口，予以嚴加防範管製，防市民如防盜賊！“大白”警察容許隨意闖進市民家中搞“執法”，市民蒙受盡多的不幸和災難可就是不容許公開自由發聲喊冤！

嗚呼！號稱“國家主人”的上海市民，本是代表中國最具先進生產力的一族群體，理應充分釋放出上海市民的聰明才幹去搞建設，然而在黨中央的“清零”政策強製下，海派靈性竟然大肆遭受踐踏，人格尊嚴被貶至不及囚徒的卑下，被準許的行動自由還不如圈養的禽畜。哀哉！上海市民的生存境況是多麽孤苦伶仃無助，上海市民的精神抑鬱是何等淒淒慘慘戚戚。

由中央政府主導的抗疫“清零”，為什麽要對上海人民動用如此的粗暴、野蠻、獸性、瘋狂？這在西方自由世界看來，簡直太不可思議了！根源究竟是什麽呢？

 

（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發生在上海的抗疫狂暴當然不是海派文化傳承的特質，而是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親自部署指揮、密集指示批示”來進行，這位總書記宣稱：“我們的防控方針是由黨的性質和宗旨決定的”，“從黨的性質宗旨認識疫情防控方針”，當然不是飛來之石，而是經有悠久曆史的中國傳統孵化而成，它僵硬地主宰著當今中國政治的一切。欲懂得這場清零抗疫的真實意圖，須深入了解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須了解中國的民風民俗，尤其是陝北地區。

近年來，習近平嫻熟地運用他的政治手腕使大權獨攬，業已形成“九鼎之尊”局麵，且有越演越烈之勢，在其統治下的社會官僚機器不斷強化威權形式，這使得後者形式的高度威權化又促進了前者的獨裁，而前者專斷橫行又反哺後者，兩者互為反饋，攜手共進，就此全民奴性且增強不少——此即如德國學者齊美爾所講的社會學中“相互作用”的形式，對於這種“形式”的具體表達，深得魯迅精神之魂的北京大學中文係教授錢理群曾經論述道：“在一個專製統治下價值封閉的體係內，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是處在同一個價值點上的交流與反饋”（大意如此）。

可想而知，當今中國的政治形態正是走在全麵複辟傳統封建腐朽製度的路上。專製政治乃乾綱獨斷、定於一尊，且說今日中國之專製暴虐，極大地來自最高統治者的德性，習近平妄圖複辟文革，大開曆史倒車，朝思暮想他的皇帝迷夢，再造新時代的秦始皇、毛澤東。

    由此，習近平打造的強專製主義為他的暴政鋪設了平坦大道，布置於“全國一盤棋”格局下，海派上海市民深深感受到文革高潮時的毛式家天下：朕即真理，朕即國家。今天，統帥一聲令，三軍風雷動，酷政促奴性，令箭催遵命，從廟堂衙門，抵基層庸眾，政令一路暢行，貫徹無阻。

以習近平的“家天下”框架來看，上海的抗疫特別需要展示“中國共產黨所具有的無比堅強的領導力，是風雨來襲時中國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要展示中共統治下的製度“優越性”和“合法性”，更確切地說，還需要充分展示習近平總書記的“英明、偉大”形象，為他的正式“登基”皇座打基礎。構建如此之宏大敘事，習家中央政府定義了新冠病毒的抗疫是一場“人民戰爭”，全黨全民統一步調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部署”來進行的，這位總書記一再強調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堅持動態清零總方針不猶豫不動搖”，“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要把抗疫當作“為人民服務”。

以現代性的倫理學來論述，“人民”是個宏大敘事，是形而上之“大魅”，在以“人民”的名義大肆鼓噪、渲染之下，若開啟“幽暗之門”，可以發現，這隻是一塊“超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的招牌，其投射出的真實價值意向往往是希冀反饋回報給投射者自己，即小人心眼、小人心境的“自我、本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乃罪惡之淵藪，其鄙陋卑下、猥瑣不堪！

魯迅先生早就發現，中國的儒家典籍中充滿了“仁者愛人”之語，但是魯迅卻揭穿了其“瞞和騙”，其實質就是“以理殺人”！

今天的上海，把“人民”當作“綱領”來處置具體的全民抗疫，就意味著其餘事情全得靠邊讓路，抗疫以外的事情全都隻是與個人利益掛鉤而已，都是掛靠不上“人民”這個宏偉大宗旨，“人民”這個抽象綱領既然被強化得如此之高大上、偉光正，乃綱舉目張，和尚打傘，為所欲為、不擇手段！

 

（二）“不忘初心，牢記使命”

 

“初心”是習近平執政時代十分時髦的政治詞匯，既然被張揚得如此之“時髦”，它必定隱含有欺騙性！它試圖讓人民感受習的“青春故事”，聆聽他的“梁家河插隊的經曆”，規訓人民的情操，是一項典型的“洗腦工程”。

眾所周知，習近平在福建、浙江和上海三地工作過，已經獲得相當多的東南沿海地區工作的經驗，這些地區比起北方內地來具有相對較高的改革開放性，經濟結構大多是外向型，經濟水平也相應較高，治理較為先進。按照常規思路，要想當上一個大國有作為的主政者，其精神領域的價值觀訴求，本來應該引導國民走上現代化之路，深化改革，大大發揚沿海地區的先進經驗和業績成就，使融合到全球化的經濟圈中，學習西方發達的市場經濟和人文精神，求得國家發展踏上新台階。然而習近平卻不張揚他在沿海地區的經曆，反而大大弘揚在北方落後農村的生活感受、工作經曆——這就值得正義的人們去警惕和深思了。

與毛澤東一樣，習近平自身的秉性就是十分的“土”，在漢語網絡上，不滿的網民將習近平蔑稱為“包子”，意思有“土氣”之意，也就是傳統、愚昧、落後的代名詞。這與《論語》：“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意思相近，懷土就是戀土而安逸，營造個人小天地，即小人德性。我們來看看習近平是如何的“初心”？

“初心”在心理學上可稱為“原型”（榮格：archetypes），習的“原型”有“戀土情結”，顯然相悖於東南沿海地區的現代性精神品質，而在於他不斷吹噓的“土”字而凸出，即“農民情結、三農情懷”，習常稱：“我也是從農村出來的”，“我們這一代人也有這個情結，一定要把我們的老百姓，特別是我們的農民扶一把。”聽聽他的念念有詞“不忘初心”，從“習近平總書記從小就有農村情結”，可推斷習之“戀土”有小人之心：

1.  陝北延安梁家河，習近平插隊在此，據說練就了一套“大學問”，那真是了不得啊！
2. “老家富平曾在習近平迷惘彷徨時給予他溫暖”，陝西省富平縣臨近於曆史上京兆地區，這裏曾經是大一統帝國的中央權力地帶，即有秦、漢、隋、唐四朝大帝國定都於鹹陽、長安，這一家鄉情懷深深地烙印到習近平的人格秉性，使得習內心期盼著大一統政治。
3. 習近平時時要造訪河北省西柏坡，該地是毛派紅色經典的精神發源地，價值連城，非常值得習去流連忘返，就此習想要“弘揚西柏坡精神”。
4. 河北省正定縣，習年輕時候曾工作在此，當時是“農業學大寨”的先進樣板縣，是毛澤東樹立起來的一麵旗幟，同樣是紅色經典，值得去大力追捧，流芳百世。

    作為一個農業人口眾多的大國，農業生產當然需要去關心，農民的利益也當然需要去關心，任何一個具有現代化常識的人，必定知道：農民生活的大幅度改善，必須是由農業現代化來帶動，而農業現代化必須是由工業現代化來帶動，而工業現代化必須是由科技、經濟和製度等的各項現代化來帶動，需要重視精神文明的力量，也就是人的主體性自由的大發揚。然而中國的習某卻是完全的反其道而行之：要論價值觀的定位？什麽的工業、科技、文教、經濟、金融、製度、法治等等的重要發展項目全都擱置在邊上，就是因為這些不含有“初心”，從而全都被當做不重要的思想議題來處理，眼下最最要緊的事情是定位在“農民情結”、“黃土情結”之上：“不忘初心，牢記使命”——老是要把目光盯住在最最落後地區的農民生存價值觀上——這是怎麽樣的心態？怎麽樣的鬼魅心思啊？

人都是有個性的，共產黨執政也如此。理解了習近平的執政個性是那麽的“土裏土氣”，於是懂得：上海抗疫就是充滿習包子特色之土：“鞋子合不合腳，自己穿著才知道。”——紅色經典，土法上馬！   

 

•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方山水有一方風情

 

 共產黨信仰“辯證唯物主義”，其教條說：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確，特定的社會曆史地理環境可以塑造特定的精神氣質。成語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南橘北枳。按辯證法精神，反之亦然，如：彩蝶戀鮮花，蒼蠅叮臭肉；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智者樂水，仁者樂山。說到中國人的“土”，尚有各個地方的各個民風民俗民情，還可細分。

德國學者馬克斯·舍勒的行為學理論認為，能感悟到生活世界的價值和價值秩序的感情是成為行為意欲最深層的基礎部分，而這種感情決定著行為意欲的努力方向。但是舍勒又認為，不能把在一個時代和民族中流行或支配人們價值偏愛的評價係統所具有的“倫理結構”等同於作為價值優先法則的價值本身的客觀秩序。

今天，與西方自由世界一樣，強人習近平也是十分講究“顏色革命”，他將自身個性“土氣”的顏色欽定為中國的“政治正確”，即標準的意識形態，充分施展在上海地方的抗議之中，真實意圖是：以習氏“土氣”淹沒上海“海派”！

那麽究竟怎麽樣評介習包子“土氣”？

第一，純真“紅色基因”，眾所周知，習近平是在紅朝中國、紅色地域、紅色家庭、紅色時代、紅色圈子裏混出來的紅色土特產，紅色元素特濃，大紅特紅超紅。

現代中國有二大文明係統：黃色和藍色。

黃色是內陸型，具有內向封閉性質，其主要的分布地域是在北方的黃土質平原和高原上，其價值資源隻由落後的本土文明來提供（電視劇《河殤》的觀點）。

紅色文明是外來的馬列寧主義與中國本土的黃色文明相結合的產物，被綜合成“毛澤東思想路線”，具有革命的實踐性，但是主要根基還是黃色文明。

    藍色是海洋型，外向開放性質，最初地域分布在東南沿海一帶，隨之改革開放的深化，逐漸擴展至中國的大南方，它是本土文明與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結合的產物。

今天的國情是，北方黃土文明區域經濟全麵落後、蕭條，而南方藍色文明區域市場經濟發展良好，經濟指標高漲。如此經濟地理格局意味著中共統治機器的精神資源麵臨危機，這讓習近平深深不安，習某感受到來自於藍色文明對於紅色政權的威脅：資產階級市民的個體性、獨立性和自由意識在增長，他們不會如黃土地上農民幹活那樣的聽話、遵命和馴服。

遙想1949年3月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正式提出定都北平市的決議，當時的國情正如毛澤東所講：“蔣介石的國都在南京，他的基礎是江浙資本家。我們要把國都建在北平，我們也要在北平找到我們的基礎，這就是工人階級和廣大的勞動群眾。”這講話顯示了：南京的城市精神是藍色，而北平市則是黃色，紅色政權的根基需要由黃色文明來支撐、扶助，才會獲得穩定、可靠。

從前，毛澤東必定熟知曆史典故：“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對藍色文明懷有恐懼：“港台一帶，饕蚊尚多，西方世界，饕蚊成陣。”因此對待曾經位置楚地、而後深藍色的申城上海，毛澤東作指示：要采取“農村包圍城市”戰略。為此，上海外灘海關鍾樓上的大鍾報時，要以深黃色的陝北民歌樂調《東方紅》來進行，使之標誌為城市“主旋律”。要發揚“好八連”榮光，讓他們來到魔都南京路上當“哨兵”，以鎮住充滿資產階級邪念的“霓虹燈”，要加強“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全麵專政”，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今天，習近平憂心忡忡：紅色文明賴以存在基礎的黃色文明正日益蛻化墮落！為此決心拯救，在上海執行“靜態管理、動態清零”，實為一場魔鬼訓練，以鞏固紅色政權的！

 

• 粗人的痞氣，流寇的匪氣

 

紅朝中國首長級高幹的紅二代、紅三代多的是，譬如有劉少奇的兒子，陳雲兒子，鄧小平的兒女，胡耀邦的兒子，葉劍英、江澤民的數個兒女等等，在這一群體裏相比較，習包子就是顯得很“土氣”，這是為什麽呢？

這就是習近平第二個“土”：痞氣+匪氣，這是黃色文明外圍地帶“邊區”之“土氣”。

習近平讀書差勁是知曉的，然而這在首長級的紅後代中較為少見，盡管習近平時常吹噓讀書很多，還煞有介事地列出一長串讀書單來，頗有“此地無銀三百兩”之意。由於不願讀書、讀不進書，習的頭腦難以裝備積聚人類優秀文明的知識。蘇格拉底雲“知識即美德”，其否命題亦同樣成立。現代學者的認識更為精確，知識與美德之間的正向關聯性是需要建立在高概率基礎上，較有科學的合理性。毛澤東閱讀中國古典經書甚多，但也是痞氣+匪氣很濃厚，毛澤東特別讚賞二位流氓痞子皇帝：劉邦和朱元璋，毛把糟粕當作了精粹。

拉馬克的“用進廢退”可以較好解釋，讀書不好的習近平，喜好炫耀他的四肢發達：“我那個時候扛200斤麥子，十裏山路不換肩。”習對頭腦簡單事項：“新時期上山下鄉工程”、“好兒女誌在四方，有誌者奮鬥無悔”，頗有興趣和熱度，可見一斑。習近平坦承其念茲在茲“農民情結”，可以推斷出他的氣質和秉性，天然地與知識性匱缺的泥腿子、四肢發達者、粗布短衫者融通起來，對待海派氣質的上海人就不會有好感，可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

要深入了解習近平的所作所為，需要了解他的個性和風格，需要了解養育習某其秉性、氣質的地方，考察那裏的風土人情。習近平念念不忘他的“初心”之地，就是年輕時候插隊落戶的革命聖地延安，那裏是紅色大本營，更是“紅太陽升起的地方”。對於習近平來說，陝北延安就是他的紅色乳娘，思想養育之地，“作為一個人民公仆，陝北高原是我的根，因為這裏培養出我不變的信念：要為人民做實事！無論我走到哪裏，永遠都是黃土地的兒子。”習近平回憶說，插隊在梁家河，他“看到了人民群眾的根本，真正理解了老百姓”，“我幾乎從來沒哭過，印象較深的兩次哭都是在陝北。”情深誼長啊！

延安市，坐落在陝西省北部，是遊牧文明與農耕文明交融的邊區地帶，漢民族農民世世代代居住此地的曆史中，頻頻遭受多個遊牧民族和部落的相互殺戮、掠奪和洗劫，身處如此蠻族生態的劫掠，釀造出戎狄民風：痞氣+匪氣，漸漸墮落之，本地農耕地上又孵化出次生代的漢族大盜和流寇，如：王嘉胤、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董福祥等等。

大清皇朝晚期，西方殖民主義勢力進入中國東部沿海，紛紛建立起西方式的先進藍色文明，從此經濟格局和重心轉移，地處西北的陝西省經濟文化大幅衰弱，秦風不再，此衰彼漲，當地土匪、土豪卻猖狂起來，到了民國時期，整個陝北地區的匪患尤其嚴重，那時候國民政府的管控力無法抵達陝北，但這恰好為共產黨武裝力量製造出福音來，留給了共軍以極佳的撒野契機和匪盜空間。臭味相投便稱知己，當毛澤東掛帥的大股共軍（紅軍）萬裏迢迢流竄作案來到陝北時候，如魚得水般找準了自己的落腳地，建立起蘇區。

民諺：窮山惡水出刁民，粗茶淡飯無孑遺。肉腐生蛆，蛆熟產蠅；土劣孵匪，匪頑升寇。流寇是土匪發展的頂峰，流寇之所以十分殘暴凶狠毒辣無恥，那是因為流寇作案多是流竄在異地他鄉：1）幾乎碰不上熟人，於是缺乏道德約束；2）罪案的對象都是與己血緣疏遠，於是下得了狠手；3）流竄作案中不容易被抓捕，於是缺乏法律製裁的威懾感。

民國時期的學者傅斯年，曾經把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美國學者餘英時把毛澤東在山上鬧革命歸類為土匪行徑，中共政府體製內走出來的學者阮銘也將當年盤踞在井岡山和延安，建立蘇區的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具體的匪徒而言尚有匪氣強弱的區分，中共領袖中毛澤東、習近平之流痞氣、匪氣特濃，雖然直接將他們比作為流寇尚不恰當，然則深入去思考精神性的高層次本質，就會發現確有近似之處，如操守低劣，隻顧眼前的歡樂和榮耀，不思長治久安的方針、政策和治理，即不具可持續性發展，缺乏人性，不擇手段，不顧人民死活，更扯淡有什麽超越情懷、尋求來世的永生。

上海執行抗疫大行動，是習某心理投射：“習近平總書記親自部署、親自指揮”，乃“初心不改”，大大地用上“梁家河大學問”，卻是來真的：痞氣加匪氣，勁兒十足！

 

• 秦始皇→毛澤東→習近平

 

這三者思想有著較大的傳承性。中共的建黨、建國都是繼承了中國傳統“外儒內法”的一套專製主義本色，馬克思主義成分並不多，如“緊密團結在以某某某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就是中共執政文化的萬能公式，其“春秋大義”足令執政者癡迷不已。

中國政治延續了千年的專製主義，其要數秦始皇的大一統治理格局最具開創、暴虐和傳承，其遺產深深地烙印在中華民族的政治文化基因上。《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今皇帝並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傳承至後世，中共統治者毛澤東、習近平極為崇拜、讚賞，毛澤東自稱：“馬克思加秦始皇”，自比“秦皇、漢武”。習近平是粗人，缺文秀，但配有禦用導演張藝謀來代言，原籍秦地的張藝謀以其電影作品的大氣磅礴著稱，如《英雄》、《大秦賦》、《大秦帝國》等頗有氣勢恢宏，詠古頌今，頌揚獨裁，乃深合主子旨意。

籍貫秦地的習近平似乎比毛澤東更領悟大秦遺風，他也有著構建大一統政治的強烈欲求，冒進浮誇，圖大貪功，舉凡黨、政、軍、財、經、文、教、農、工、商等各界各行，都得讓習來獨攬一身、定於一尊，還妄想對外擴張，天下一統。毛時代流行詞：“全國一盤棋”，如今又翻舊出新而熱炒，以“一言堂”淩駕天下，特別用於上海的抗疫。

中國人骨子裏有“天人合一”，混沌一氣的原始思維和巫術，這集體無意識天然地被大一統政治統攝，進而主導了亞細亞生產方式，在古代，它有利於治理水患、開挖運河、修建長城、建造皇宮等大型項目。在當今，有利於以舉國之力操辦上海防控。在思想意識高度，可以塑造全民的遵命、服從、聽話，即奴性，這恰是習近平的“不忘使命”：“凝聚全民抗疫的強大共識”。

在大一統政治如火如荼的文革期間，誇張而高調的道義目的論籠罩住中國大地上的各項各業，如有“農業以糧為綱、工業以鋼為綱。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於是到處呈現“一刀切”現象，凡是與“綱”不合之事，全得讓步，退避。

今天上海的抗疫正是一刀切做法：為了抗疫的宏偉大業，其他事情全都算不得“事情”，那怕是危機人生命的要事。再如，“同層密接隔離政策”，一人得陽整樓隔離，幾人得陽整區封閉。搞得：簡單直接粗暴，次生災害不斷，雞飛狗跳，人心惶惶。

 

• 外儒內法，臉麵爭光

 

習近平頗想搞《厲害了，我的國》，可看出習的“初心”中有“大秦”情愫，但不唯此。習熟知亡秦之故，暴秦之害，了解《過秦論》，於是就看重《荀子》思想，希望借鑒儒家思想補救暴秦之偏，但這隻是延續了曆史上慣行的“外儒內法”傳統，毫無創意。

以現代人的目光審視，法家思想並非全都是負麵的，糟糕的。譬如，法家的政治思想有“緣法而治”、“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法不阿貴，繩不撓曲”、“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等——貫徹一條法治平等的路線。

秦之後曆代皇朝，形成傳統的官方和上層社會的意識形態是儒家思想，儒家在治國綱要上對法家進行修正，改變其嚴刑律法、冷酷無情、對人性的踐踏，而用溫情脈脈的道德麵紗來遮蓋人心自私之惡。然而儒家的溫情脈脈卻是斷然排斥法家的平等觀，十分講究等級秩序的排位：“尊尊、親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樣導致另一種人性醜惡的釋放。

無論是法家抑或儒家，都嚴重匱乏精神超越性，使得中國人滑落到小人德性的急切功利性，熱衷於超近距離的貼身肉搏，這突出表現為儒家的“麵子文化”，即等級競爭。

今天，習近平把上海抗疫重重地押寶在他的麵子上：看吧，環顧世界，唯有我習某才能夠做到新冠病毒“清零”，豐功偉業啊；溥天之下，皆我臣屬；溥天之下，盡表忠心！

開啟小人心境：這就是習近平的“初心、使命”不可告人的真正用意所在！清零政策來自權力最高層，而下層執行者在習某巫祝之辭誘導下，層層加碼，步步緊逼，使防疫措施變得越來越嚴苛，越來越不通人情，越來越背離常識，卻迎來了中國式“麵子”大豐收！    

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今天，活躍在上海街頭的“大白”誌願者，大多來自社會底層，他們深知等級社會的底層生活之艱辛、悲愴、卑賤、滄桑，受欺受壓，吃苦甚多，在心坎中積滿了多多的怨恨，為此張公百忍，隻是期盼著猴年馬月有個身份升遷，從此羊與狼的位置對調，角色得以變換，從此終於有了發泄的口子和對象，就如二十年媳婦熬成婆婆那樣。今天好機會來了，讓底層誌願者們身披白大褂，臂佩紅袖章，頓時獲得了權力，身價躥升！於是人們就見到了大白們在上海街頭的變本加厲，肆無忌憚。

更是有不少大白門來自外省市的農村地區，他們往往有著毛澤東情結，相信毛澤東的詛咒語“農村包圍城市”，內心對待上海，這個以魔都著稱的城市有著較深的嫉恨，於是今天找到了發泄口子，爭當“南京路上好八連”，侮辱上海人一番，五十步笑百步，好不痛快啊！

上海本地市民，生存在全民抗疫的如此高壓境遇，顯得勢單力孤，不得不進行一場忍耐之心的大考驗。雖說是有海派氣質，但是多年來在習氏毛左政治侵染下，上海人漸漸變得麻木起來，中國傳統習性在增強，一個“忍”字當頭，懂得“看三勢”，學會“拎得清”，不做“填刀頭”，好漢不吃眼前虧，識時務者為俊傑，好死不如賴活著——與內地的庸眾一樣，都是媳婦受熬的心態——如此則喪失了做人的真誠性和崇高性。

 

                                                    施衛江

寫於 美國紐約

2022年5月26日上海抗疫為何如此狂暴？

 

最近，上海人民沉浸在“靜態管理、動態清零”的極度悲憤中，二個月來的抗疫，上海居民要麽封閉在家裏，要麽隔離在方艙，要麽入住醫院，最慘的是一些外地來滬的農民工、送貨員和運輸汽車司機，隻得睡眠在大街上、橋孔下、卡車裏，還不得行走出受封圍欄，還得不到足夠食物。不管呆在城市哪個角落，是富人或窮人，是教授還是乞丐，人人自危，生活無序，商店關門，藥品斷供，生存所需的基本食品、日用品都要靠手機上操作去“搶”，凡是不會手機操作就隻能等死，非新冠病毒引起的疾病都不算是“病”，假如某個病人不能出示有效核酸測試陰性證明，病人均得不到及時救治，更惡劣的措施是，要裝配鐵網在管控區的每一棟民宅樓的大門口，予以嚴加防範管製，防市民如防盜賊！“大白”警察容許隨意闖進市民家中搞“執法”，市民蒙受盡多的不幸和災難可就是不容許公開自由發聲喊冤！

嗚呼！號稱“國家主人”的上海市民，本是代表中國最具先進生產力的一族群體，理應充分釋放出上海市民的聰明才幹去搞建設，然而在黨中央的“清零”政策強製下，海派靈性竟然大肆遭受踐踏，人格尊嚴被貶至不及囚徒的卑下，被準許的行動自由還不如圈養的禽畜。哀哉！上海市民的生存境況是多麽孤苦伶仃無助，上海市民的精神抑鬱是何等淒淒慘慘戚戚。

由中央政府主導的抗疫“清零”，為什麽要對上海人民動用如此的粗暴、野蠻、獸性、瘋狂？這在西方自由世界看來，簡直太不可思議了！根源究竟是什麽呢？

 

（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發生在上海的抗疫狂暴當然不是海派文化傳承的特質，而是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親自部署指揮、密集指示批示”來進行，這位總書記宣稱：“我們的防控方針是由黨的性質和宗旨決定的”，“從黨的性質宗旨認識疫情防控方針”，當然不是飛來之石，而是經有悠久曆史的中國傳統孵化而成，它僵硬地主宰著當今中國政治的一切。欲懂得這場清零抗疫的真實意圖，須深入了解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須了解中國的民風民俗，尤其是陝北地區。

近年來，習近平嫻熟地運用他的政治手腕使大權獨攬，業已形成“九鼎之尊”局麵，且有越演越烈之勢，在其統治下的社會官僚機器不斷強化威權形式，這使得後者形式的高度威權化又促進了前者的獨裁，而前者專斷橫行又反哺後者，兩者互為反饋，攜手共進，就此全民奴性且增強不少——此即如德國學者齊美爾所講的社會學中“相互作用”的形式，對於這種“形式”的具體表達，深得魯迅精神之魂的北京大學中文係教授錢理群曾經論述道：“在一個專製統治下價值封閉的體係內，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是處在同一個價值點上的交流與反饋”（大意如此）。

可想而知，當今中國的政治形態正是走在全麵複辟傳統封建腐朽製度的路上。專製政治乃乾綱獨斷、定於一尊，且說今日中國之專製暴虐，極大地來自最高統治者的德性，習近平妄圖複辟文革，大開曆史倒車，朝思暮想他的皇帝迷夢，再造新時代的秦始皇、毛澤東。

    由此，習近平打造的強專製主義為他的暴政鋪設了平坦大道，布置於“全國一盤棋”格局下，海派上海市民深深感受到文革高潮時的毛式家天下：朕即真理，朕即國家。今天，統帥一聲令，三軍風雷動，酷政促奴性，令箭催遵命，從廟堂衙門，抵基層庸眾，政令一路暢行，貫徹無阻。

以習近平的“家天下”框架來看，上海的抗疫特別需要展示“中國共產黨所具有的無比堅強的領導力，是風雨來襲時中國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要展示中共統治下的製度“優越性”和“合法性”，更確切地說，還需要充分展示習近平總書記的“英明、偉大”形象，為他的正式“登基”皇座打基礎。構建如此之宏大敘事，習家中央政府定義了新冠病毒的抗疫是一場“人民戰爭”，全黨全民統一步調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部署”來進行的，這位總書記一再強調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堅持動態清零總方針不猶豫不動搖”，“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要把抗疫當作“為人民服務”。

以現代性的倫理學來論述，“人民”是個宏大敘事，是形而上之“大魅”，在以“人民”的名義大肆鼓噪、渲染之下，若開啟“幽暗之門”，可以發現，這隻是一塊“超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的招牌，其投射出的真實價值意向往往是希冀反饋回報給投射者自己，即小人心眼、小人心境的“自我、本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乃罪惡之淵藪，其鄙陋卑下、猥瑣不堪！

魯迅先生早就發現，中國的儒家典籍中充滿了“仁者愛人”之語，但是魯迅卻揭穿了其“瞞和騙”，其實質就是“以理殺人”！

今天的上海，把“人民”當作“綱領”來處置具體的全民抗疫，就意味著其餘事情全得靠邊讓路，抗疫以外的事情全都隻是與個人利益掛鉤而已，都是掛靠不上“人民”這個宏偉大宗旨，“人民”這個抽象綱領既然被強化得如此之高大上、偉光正，乃綱舉目張，和尚打傘，為所欲為、不擇手段！

 

（二）“不忘初心，牢記使命”

 

“初心”是習近平執政時代十分時髦的政治詞匯，既然被張揚得如此之“時髦”，它必定隱含有欺騙性！它試圖讓人民感受習的“青春故事”，聆聽他的“梁家河插隊的經曆”，規訓人民的情操，是一項典型的“洗腦工程”。

眾所周知，習近平在福建、浙江和上海三地工作過，已經獲得相當多的東南沿海地區工作的經驗，這些地區比起北方內地來具有相對較高的改革開放性，經濟結構大多是外向型，經濟水平也相應較高，治理較為先進。按照常規思路，要想當上一個大國有作為的主政者，其精神領域的價值觀訴求，本來應該引導國民走上現代化之路，深化改革，大大發揚沿海地區的先進經驗和業績成就，使融合到全球化的經濟圈中，學習西方發達的市場經濟和人文精神，求得國家發展踏上新台階。然而習近平卻不張揚他在沿海地區的經曆，反而大大弘揚在北方落後農村的生活感受、工作經曆——這就值得正義的人們去警惕和深思了。

與毛澤東一樣，習近平自身的秉性就是十分的“土”，在漢語網絡上，不滿的網民將習近平蔑稱為“包子”，意思有“土氣”之意，也就是傳統、愚昧、落後的代名詞。這與《論語》：“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意思相近，懷土就是戀土而安逸，營造個人小天地，即小人德性。我們來看看習近平是如何的“初心”？

“初心”在心理學上可稱為“原型”（榮格：archetypes），習的“原型”有“戀土情結”，顯然相悖於東南沿海地區的現代性精神品質，而在於他不斷吹噓的“土”字而凸出，即“農民情結、三農情懷”，習常稱：“我也是從農村出來的”，“我們這一代人也有這個情結，一定要把我們的老百姓，特別是我們的農民扶一把。”聽聽他的念念有詞“不忘初心”，從“習近平總書記從小就有農村情結”，可推斷習之“戀土”有小人之心：

1.  陝北延安梁家河，習近平插隊在此，據說練就了一套“大學問”，那真是了不得啊！
2. “老家富平曾在習近平迷惘彷徨時給予他溫暖”，陝西省富平縣臨近於曆史上京兆地區，這裏曾經是大一統帝國的中央權力地帶，即有秦、漢、隋、唐四朝大帝國定都於鹹陽、長安，這一家鄉情懷深深地烙印到習近平的人格秉性，使得習內心期盼著大一統政治。
3. 習近平時時要造訪河北省西柏坡，該地是毛派紅色經典的精神發源地，價值連城，非常值得習去流連忘返，就此習想要“弘揚西柏坡精神”。
4. 河北省正定縣，習年輕時候曾工作在此，當時是“農業學大寨”的先進樣板縣，是毛澤東樹立起來的一麵旗幟，同樣是紅色經典，值得去大力追捧，流芳百世。

    作為一個農業人口眾多的大國，農業生產當然需要去關心，農民的利益也當然需要去關心，任何一個具有現代化常識的人，必定知道：農民生活的大幅度改善，必須是由農業現代化來帶動，而農業現代化必須是由工業現代化來帶動，而工業現代化必須是由科技、經濟和製度等的各項現代化來帶動，需要重視精神文明的力量，也就是人的主體性自由的大發揚。然而中國的習某卻是完全的反其道而行之：要論價值觀的定位？什麽的工業、科技、文教、經濟、金融、製度、法治等等的重要發展項目全都擱置在邊上，就是因為這些不含有“初心”，從而全都被當做不重要的思想議題來處理，眼下最最要緊的事情是定位在“農民情結”、“黃土情結”之上：“不忘初心，牢記使命”——老是要把目光盯住在最最落後地區的農民生存價值觀上——這是怎麽樣的心態？怎麽樣的鬼魅心思啊？

人都是有個性的，共產黨執政也如此。理解了習近平的執政個性是那麽的“土裏土氣”，於是懂得：上海抗疫就是充滿習包子特色之土：“鞋子合不合腳，自己穿著才知道。”——紅色經典，土法上馬！   

 

•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方山水有一方風情

 

 共產黨信仰“辯證唯物主義”，其教條說：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確，特定的社會曆史地理環境可以塑造特定的精神氣質。成語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南橘北枳。按辯證法精神，反之亦然，如：彩蝶戀鮮花，蒼蠅叮臭肉；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智者樂水，仁者樂山。說到中國人的“土”，尚有各個地方的各個民風民俗民情，還可細分。

德國學者馬克斯·舍勒的行為學理論認為，能感悟到生活世界的價值和價值秩序的感情是成為行為意欲最深層的基礎部分，而這種感情決定著行為意欲的努力方向。但是舍勒又認為，不能把在一個時代和民族中流行或支配人們價值偏愛的評價係統所具有的“倫理結構”等同於作為價值優先法則的價值本身的客觀秩序。

今天，與西方自由世界一樣，強人習近平也是十分講究“顏色革命”，他將自身個性“土氣”的顏色欽定為中國的“政治正確”，即標準的意識形態，充分施展在上海地方的抗議之中，真實意圖是：以習氏“土氣”淹沒上海“海派”！

那麽究竟怎麽樣評介習包子“土氣”？

第一，純真“紅色基因”，眾所周知，習近平是在紅朝中國、紅色地域、紅色家庭、紅色時代、紅色圈子裏混出來的紅色土特產，紅色元素特濃，大紅特紅超紅。

現代中國有二大文明係統：黃色和藍色。

黃色是內陸型，具有內向封閉性質，其主要的分布地域是在北方的黃土質平原和高原上，其價值資源隻由落後的本土文明來提供（電視劇《河殤》的觀點）。

紅色文明是外來的馬列寧主義與中國本土的黃色文明相結合的產物，被綜合成“毛澤東思想路線”，具有革命的實踐性，但是主要根基還是黃色文明。

    藍色是海洋型，外向開放性質，最初地域分布在東南沿海一帶，隨之改革開放的深化，逐漸擴展至中國的大南方，它是本土文明與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結合的產物。

今天的國情是，北方黃土文明區域經濟全麵落後、蕭條，而南方藍色文明區域市場經濟發展良好，經濟指標高漲。如此經濟地理格局意味著中共統治機器的精神資源麵臨危機，這讓習近平深深不安，習某感受到來自於藍色文明對於紅色政權的威脅：資產階級市民的個體性、獨立性和自由意識在增長，他們不會如黃土地上農民幹活那樣的聽話、遵命和馴服。

遙想1949年3月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正式提出定都北平市的決議，當時的國情正如毛澤東所講：“蔣介石的國都在南京，他的基礎是江浙資本家。我們要把國都建在北平，我們也要在北平找到我們的基礎，這就是工人階級和廣大的勞動群眾。”這講話顯示了：南京的城市精神是藍色，而北平市則是黃色，紅色政權的根基需要由黃色文明來支撐、扶助，才會獲得穩定、可靠。

從前，毛澤東必定熟知曆史典故：“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對藍色文明懷有恐懼：“港台一帶，饕蚊尚多，西方世界，饕蚊成陣。”因此對待曾經位置楚地、而後深藍色的申城上海，毛澤東作指示：要采取“農村包圍城市”戰略。為此，上海外灘海關鍾樓上的大鍾報時，要以深黃色的陝北民歌樂調《東方紅》來進行，使之標誌為城市“主旋律”。要發揚“好八連”榮光，讓他們來到魔都南京路上當“哨兵”，以鎮住充滿資產階級邪念的“霓虹燈”，要加強“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全麵專政”，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今天，習近平憂心忡忡：紅色文明賴以存在基礎的黃色文明正日益蛻化墮落！為此決心拯救，在上海執行“靜態管理、動態清零”，實為一場魔鬼訓練，以鞏固紅色政權的！

 

• 粗人的痞氣，流寇的匪氣

 

紅朝中國首長級高幹的紅二代、紅三代多的是，譬如有劉少奇的兒子，陳雲兒子，鄧小平的兒女，胡耀邦的兒子，葉劍英、江澤民的數個兒女等等，在這一群體裏相比較，習包子就是顯得很“土氣”，這是為什麽呢？

這就是習近平第二個“土”：痞氣+匪氣，這是黃色文明外圍地帶“邊區”之“土氣”。

習近平讀書差勁是知曉的，然而這在首長級的紅後代中較為少見，盡管習近平時常吹噓讀書很多，還煞有介事地列出一長串讀書單來，頗有“此地無銀三百兩”之意。由於不願讀書、讀不進書，習的頭腦難以裝備積聚人類優秀文明的知識。蘇格拉底雲“知識即美德”，其否命題亦同樣成立。現代學者的認識更為精確，知識與美德之間的正向關聯性是需要建立在高概率基礎上，較有科學的合理性。毛澤東閱讀中國古典經書甚多，但也是痞氣+匪氣很濃厚，毛澤東特別讚賞二位流氓痞子皇帝：劉邦和朱元璋，毛把糟粕當作了精粹。

拉馬克的“用進廢退”可以較好解釋，讀書不好的習近平，喜好炫耀他的四肢發達：“我那個時候扛200斤麥子，十裏山路不換肩。”習對頭腦簡單事項：“新時期上山下鄉工程”、“好兒女誌在四方，有誌者奮鬥無悔”，頗有興趣和熱度，可見一斑。習近平坦承其念茲在茲“農民情結”，可以推斷出他的氣質和秉性，天然地與知識性匱缺的泥腿子、四肢發達者、粗布短衫者融通起來，對待海派氣質的上海人就不會有好感，可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

要深入了解習近平的所作所為，需要了解他的個性和風格，需要了解養育習某其秉性、氣質的地方，考察那裏的風土人情。習近平念念不忘他的“初心”之地，就是年輕時候插隊落戶的革命聖地延安，那裏是紅色大本營，更是“紅太陽升起的地方”。對於習近平來說，陝北延安就是他的紅色乳娘，思想養育之地，“作為一個人民公仆，陝北高原是我的根，因為這裏培養出我不變的信念：要為人民做實事！無論我走到哪裏，永遠都是黃土地的兒子。”習近平回憶說，插隊在梁家河，他“看到了人民群眾的根本，真正理解了老百姓”，“我幾乎從來沒哭過，印象較深的兩次哭都是在陝北。”情深誼長啊！

延安市，坐落在陝西省北部，是遊牧文明與農耕文明交融的邊區地帶，漢民族農民世世代代居住此地的曆史中，頻頻遭受多個遊牧民族和部落的相互殺戮、掠奪和洗劫，身處如此蠻族生態的劫掠，釀造出戎狄民風：痞氣+匪氣，漸漸墮落之，本地農耕地上又孵化出次生代的漢族大盜和流寇，如：王嘉胤、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董福祥等等。

大清皇朝晚期，西方殖民主義勢力進入中國東部沿海，紛紛建立起西方式的先進藍色文明，從此經濟格局和重心轉移，地處西北的陝西省經濟文化大幅衰弱，秦風不再，此衰彼漲，當地土匪、土豪卻猖狂起來，到了民國時期，整個陝北地區的匪患尤其嚴重，那時候國民政府的管控力無法抵達陝北，但這恰好為共產黨武裝力量製造出福音來，留給了共軍以極佳的撒野契機和匪盜空間。臭味相投便稱知己，當毛澤東掛帥的大股共軍（紅軍）萬裏迢迢流竄作案來到陝北時候，如魚得水般找準了自己的落腳地，建立起蘇區。

民諺：窮山惡水出刁民，粗茶淡飯無孑遺。肉腐生蛆，蛆熟產蠅；土劣孵匪，匪頑升寇。流寇是土匪發展的頂峰，流寇之所以十分殘暴凶狠毒辣無恥，那是因為流寇作案多是流竄在異地他鄉：1）幾乎碰不上熟人，於是缺乏道德約束；2）罪案的對象都是與己血緣疏遠，於是下得了狠手；3）流竄作案中不容易被抓捕，於是缺乏法律製裁的威懾感。

民國時期的學者傅斯年，曾經把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美國學者餘英時把毛澤東在山上鬧革命歸類為土匪行徑，中共政府體製內走出來的學者阮銘也將當年盤踞在井岡山和延安，建立蘇區的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具體的匪徒而言尚有匪氣強弱的區分，中共領袖中毛澤東、習近平之流痞氣、匪氣特濃，雖然直接將他們比作為流寇尚不恰當，然則深入去思考精神性的高層次本質，就會發現確有近似之處，如操守低劣，隻顧眼前的歡樂和榮耀，不思長治久安的方針、政策和治理，即不具可持續性發展，缺乏人性，不擇手段，不顧人民死活，更扯淡有什麽超越情懷、尋求來世的永生。

上海執行抗疫大行動，是習某心理投射：“習近平總書記親自部署、親自指揮”，乃“初心不改”，大大地用上“梁家河大學問”，卻是來真的：痞氣加匪氣，勁兒十足！

 

• 秦始皇→毛澤東→習近平

 

這三者思想有著較大的傳承性。中共的建黨、建國都是繼承了中國傳統“外儒內法”的一套專製主義本色，馬克思主義成分並不多，如“緊密團結在以某某某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就是中共執政文化的萬能公式，其“春秋大義”足令執政者癡迷不已。

中國政治延續了千年的專製主義，其要數秦始皇的大一統治理格局最具開創、暴虐和傳承，其遺產深深地烙印在中華民族的政治文化基因上。《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今皇帝並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傳承至後世，中共統治者毛澤東、習近平極為崇拜、讚賞，毛澤東自稱：“馬克思加秦始皇”，自比“秦皇、漢武”。習近平是粗人，缺文秀，但配有禦用導演張藝謀來代言，原籍秦地的張藝謀以其電影作品的大氣磅礴著稱，如《英雄》、《大秦賦》、《大秦帝國》等頗有氣勢恢宏，詠古頌今，頌揚獨裁，乃深合主子旨意。

籍貫秦地的習近平似乎比毛澤東更領悟大秦遺風，他也有著構建大一統政治的強烈欲求，冒進浮誇，圖大貪功，舉凡黨、政、軍、財、經、文、教、農、工、商等各界各行，都得讓習來獨攬一身、定於一尊，還妄想對外擴張，天下一統。毛時代流行詞：“全國一盤棋”，如今又翻舊出新而熱炒，以“一言堂”淩駕天下，特別用於上海的抗疫。

中國人骨子裏有“天人合一”，混沌一氣的原始思維和巫術，這集體無意識天然地被大一統政治統攝，進而主導了亞細亞生產方式，在古代，它有利於治理水患、開挖運河、修建長城、建造皇宮等大型項目。在當今，有利於以舉國之力操辦上海防控。在思想意識高度，可以塑造全民的遵命、服從、聽話，即奴性，這恰是習近平的“不忘使命”：“凝聚全民抗疫的強大共識”。

在大一統政治如火如荼的文革期間，誇張而高調的道義目的論籠罩住中國大地上的各項各業，如有“農業以糧為綱、工業以鋼為綱。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於是到處呈現“一刀切”現象，凡是與“綱”不合之事，全得讓步，退避。

今天上海的抗疫正是一刀切做法：為了抗疫的宏偉大業，其他事情全都算不得“事情”，那怕是危機人生命的要事。再如，“同層密接隔離政策”，一人得陽整樓隔離，幾人得陽整區封閉。搞得：簡單直接粗暴，次生災害不斷，雞飛狗跳，人心惶惶。

 

• 外儒內法，臉麵爭光

 

習近平頗想搞《厲害了，我的國》，可看出習的“初心”中有“大秦”情愫，但不唯此。習熟知亡秦之故，暴秦之害，了解《過秦論》，於是就看重《荀子》思想，希望借鑒儒家思想補救暴秦之偏，但這隻是延續了曆史上慣行的“外儒內法”傳統，毫無創意。

以現代人的目光審視，法家思想並非全都是負麵的，糟糕的。譬如，法家的政治思想有“緣法而治”、“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法不阿貴，繩不撓曲”、“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等——貫徹一條法治平等的路線。

秦之後曆代皇朝，形成傳統的官方和上層社會的意識形態是儒家思想，儒家在治國綱要上對法家進行修正，改變其嚴刑律法、冷酷無情、對人性的踐踏，而用溫情脈脈的道德麵紗來遮蓋人心自私之惡。然而儒家的溫情脈脈卻是斷然排斥法家的平等觀，十分講究等級秩序的排位：“尊尊、親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樣導致另一種人性醜惡的釋放。

無論是法家抑或儒家，都嚴重匱乏精神超越性，使得中國人滑落到小人德性的急切功利性，熱衷於超近距離的貼身肉搏，這突出表現為儒家的“麵子文化”，即等級競爭。

今天，習近平把上海抗疫重重地押寶在他的麵子上：看吧，環顧世界，唯有我習某才能夠做到新冠病毒“清零”，豐功偉業啊；溥天之下，皆我臣屬；溥天之下，盡表忠心！

開啟小人心境：這就是習近平的“初心、使命”不可告人的真正用意所在！清零政策來自權力最高層，而下層執行者在習某巫祝之辭誘導下，層層加碼，步步緊逼，使防疫措施變得越來越嚴苛，越來越不通人情，越來越背離常識，卻迎來了中國式“麵子”大豐收！    

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今天，活躍在上海街頭的“大白”誌願者，大多來自社會底層，他們深知等級社會的底層生活之艱辛、悲愴、卑賤、滄桑，受欺受壓，吃苦甚多，在心坎中積滿了多多的怨恨，為此張公百忍，隻是期盼著猴年馬月有個身份升遷，從此羊與狼的位置對調，角色得以變換，從此終於有了發泄的口子和對象，就如二十年媳婦熬成婆婆那樣。今天好機會來了，讓底層誌願者們身披白大褂，臂佩紅袖章，頓時獲得了權力，身價躥升！於是人們就見到了大白們在上海街頭的變本加厲，肆無忌憚。

更是有不少大白門來自外省市的農村地區，他們往往有著毛澤東情結，相信毛澤東的詛咒語“農村包圍城市”，內心對待上海，這個以魔都著稱的城市有著較深的嫉恨，於是今天找到了發泄口子，爭當“南京路上好八連”，侮辱上海人一番，五十步笑百步，好不痛快啊！

上海本地市民，生存在全民抗疫的如此高壓境遇，顯得勢單力孤，不得不進行一場忍耐之心的大考驗。雖說是有海派氣質，但是多年來在習氏毛左政治侵染下，上海人漸漸變得麻木起來，中國傳統習性在增強，一個“忍”字當頭，懂得“看三勢”，學會“拎得清”，不做“填刀頭”，好漢不吃眼前虧，識時務者為俊傑，好死不如賴活著——與內地的庸眾一樣，都是媳婦受熬的心態——如此則喪失了做人的真誠性和崇高性。

 

                                                    施衛江

寫於 美國紐約

2022年5月26日上海抗疫為何如此狂暴？

 

最近，上海人民沉浸在“靜態管理、動態清零”的極度悲憤中，二個月來的抗疫，上海居民要麽封閉在家裏，要麽隔離在方艙，要麽入住醫院，最慘的是一些外地來滬的農民工、送貨員和運輸汽車司機，隻得睡眠在大街上、橋孔下、卡車裏，還不得行走出受封圍欄，還得不到足夠食物。不管呆在城市哪個角落，是富人或窮人，是教授還是乞丐，人人自危，生活無序，商店關門，藥品斷供，生存所需的基本食品、日用品都要靠手機上操作去“搶”，凡是不會手機操作就隻能等死，非新冠病毒引起的疾病都不算是“病”，假如某個病人不能出示有效核酸測試陰性證明，病人均得不到及時救治，更惡劣的措施是，要裝配鐵網在管控區的每一棟民宅樓的大門口，予以嚴加防範管製，防市民如防盜賊！“大白”警察容許隨意闖進市民家中搞“執法”，市民蒙受盡多的不幸和災難可就是不容許公開自由發聲喊冤！

嗚呼！號稱“國家主人”的上海市民，本是代表中國最具先進生產力的一族群體，理應充分釋放出上海市民的聰明才幹去搞建設，然而在黨中央的“清零”政策強製下，海派靈性竟然大肆遭受踐踏，人格尊嚴被貶至不及囚徒的卑下，被準許的行動自由還不如圈養的禽畜。哀哉！上海市民的生存境況是多麽孤苦伶仃無助，上海市民的精神抑鬱是何等淒淒慘慘戚戚。

由中央政府主導的抗疫“清零”，為什麽要對上海人民動用如此的粗暴、野蠻、獸性、瘋狂？這在西方自由世界看來，簡直太不可思議了！根源究竟是什麽呢？

 

（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發生在上海的抗疫狂暴當然不是海派文化傳承的特質，而是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親自部署指揮、密集指示批示”來進行，這位總書記宣稱：“我們的防控方針是由黨的性質和宗旨決定的”，“從黨的性質宗旨認識疫情防控方針”，當然不是飛來之石，而是經有悠久曆史的中國傳統孵化而成，它僵硬地主宰著當今中國政治的一切。欲懂得這場清零抗疫的真實意圖，須深入了解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須了解中國的民風民俗，尤其是陝北地區。

近年來，習近平嫻熟地運用他的政治手腕使大權獨攬，業已形成“九鼎之尊”局麵，且有越演越烈之勢，在其統治下的社會官僚機器不斷強化威權形式，這使得後者形式的高度威權化又促進了前者的獨裁，而前者專斷橫行又反哺後者，兩者互為反饋，攜手共進，就此全民奴性且增強不少——此即如德國學者齊美爾所講的社會學中“相互作用”的形式，對於這種“形式”的具體表達，深得魯迅精神之魂的北京大學中文係教授錢理群曾經論述道：“在一個專製統治下價值封閉的體係內，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是處在同一個價值點上的交流與反饋”（大意如此）。

可想而知，當今中國的政治形態正是走在全麵複辟傳統封建腐朽製度的路上。專製政治乃乾綱獨斷、定於一尊，且說今日中國之專製暴虐，極大地來自最高統治者的德性，習近平妄圖複辟文革，大開曆史倒車，朝思暮想他的皇帝迷夢，再造新時代的秦始皇、毛澤東。

    由此，習近平打造的強專製主義為他的暴政鋪設了平坦大道，布置於“全國一盤棋”格局下，海派上海市民深深感受到文革高潮時的毛式家天下：朕即真理，朕即國家。今天，統帥一聲令，三軍風雷動，酷政促奴性，令箭催遵命，從廟堂衙門，抵基層庸眾，政令一路暢行，貫徹無阻。

以習近平的“家天下”框架來看，上海的抗疫特別需要展示“中國共產黨所具有的無比堅強的領導力，是風雨來襲時中國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要展示中共統治下的製度“優越性”和“合法性”，更確切地說，還需要充分展示習近平總書記的“英明、偉大”形象，為他的正式“登基”皇座打基礎。構建如此之宏大敘事，習家中央政府定義了新冠病毒的抗疫是一場“人民戰爭”，全黨全民統一步調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部署”來進行的，這位總書記一再強調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堅持動態清零總方針不猶豫不動搖”，“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要把抗疫當作“為人民服務”。

以現代性的倫理學來論述，“人民”是個宏大敘事，是形而上之“大魅”，在以“人民”的名義大肆鼓噪、渲染之下，若開啟“幽暗之門”，可以發現，這隻是一塊“超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的招牌，其投射出的真實價值意向往往是希冀反饋回報給投射者自己，即小人心眼、小人心境的“自我、本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乃罪惡之淵藪，其鄙陋卑下、猥瑣不堪！

魯迅先生早就發現，中國的儒家典籍中充滿了“仁者愛人”之語，但是魯迅卻揭穿了其“瞞和騙”，其實質就是“以理殺人”！

今天的上海，把“人民”當作“綱領”來處置具體的全民抗疫，就意味著其餘事情全得靠邊讓路，抗疫以外的事情全都隻是與個人利益掛鉤而已，都是掛靠不上“人民”這個宏偉大宗旨，“人民”這個抽象綱領既然被強化得如此之高大上、偉光正，乃綱舉目張，和尚打傘，為所欲為、不擇手段！

 

（二）“不忘初心，牢記使命”

 

“初心”是習近平執政時代十分時髦的政治詞匯，既然被張揚得如此之“時髦”，它必定隱含有欺騙性！它試圖讓人民感受習的“青春故事”，聆聽他的“梁家河插隊的經曆”，規訓人民的情操，是一項典型的“洗腦工程”。

眾所周知，習近平在福建、浙江和上海三地工作過，已經獲得相當多的東南沿海地區工作的經驗，這些地區比起北方內地來具有相對較高的改革開放性，經濟結構大多是外向型，經濟水平也相應較高，治理較為先進。按照常規思路，要想當上一個大國有作為的主政者，其精神領域的價值觀訴求，本來應該引導國民走上現代化之路，深化改革，大大發揚沿海地區的先進經驗和業績成就，使融合到全球化的經濟圈中，學習西方發達的市場經濟和人文精神，求得國家發展踏上新台階。然而習近平卻不張揚他在沿海地區的經曆，反而大大弘揚在北方落後農村的生活感受、工作經曆——這就值得正義的人們去警惕和深思了。

與毛澤東一樣，習近平自身的秉性就是十分的“土”，在漢語網絡上，不滿的網民將習近平蔑稱為“包子”，意思有“土氣”之意，也就是傳統、愚昧、落後的代名詞。這與《論語》：“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意思相近，懷土就是戀土而安逸，營造個人小天地，即小人德性。我們來看看習近平是如何的“初心”？

“初心”在心理學上可稱為“原型”（榮格：archetypes），習的“原型”有“戀土情結”，顯然相悖於東南沿海地區的現代性精神品質，而在於他不斷吹噓的“土”字而凸出，即“農民情結、三農情懷”，習常稱：“我也是從農村出來的”，“我們這一代人也有這個情結，一定要把我們的老百姓，特別是我們的農民扶一把。”聽聽他的念念有詞“不忘初心”，從“習近平總書記從小就有農村情結”，可推斷習之“戀土”有小人之心：

1.  陝北延安梁家河，習近平插隊在此，據說練就了一套“大學問”，那真是了不得啊！
2. “老家富平曾在習近平迷惘彷徨時給予他溫暖”，陝西省富平縣臨近於曆史上京兆地區，這裏曾經是大一統帝國的中央權力地帶，即有秦、漢、隋、唐四朝大帝國定都於鹹陽、長安，這一家鄉情懷深深地烙印到習近平的人格秉性，使得習內心期盼著大一統政治。
3. 習近平時時要造訪河北省西柏坡，該地是毛派紅色經典的精神發源地，價值連城，非常值得習去流連忘返，就此習想要“弘揚西柏坡精神”。
4. 河北省正定縣，習年輕時候曾工作在此，當時是“農業學大寨”的先進樣板縣，是毛澤東樹立起來的一麵旗幟，同樣是紅色經典，值得去大力追捧，流芳百世。

    作為一個農業人口眾多的大國，農業生產當然需要去關心，農民的利益也當然需要去關心，任何一個具有現代化常識的人，必定知道：農民生活的大幅度改善，必須是由農業現代化來帶動，而農業現代化必須是由工業現代化來帶動，而工業現代化必須是由科技、經濟和製度等的各項現代化來帶動，需要重視精神文明的力量，也就是人的主體性自由的大發揚。然而中國的習某卻是完全的反其道而行之：要論價值觀的定位？什麽的工業、科技、文教、經濟、金融、製度、法治等等的重要發展項目全都擱置在邊上，就是因為這些不含有“初心”，從而全都被當做不重要的思想議題來處理，眼下最最要緊的事情是定位在“農民情結”、“黃土情結”之上：“不忘初心，牢記使命”——老是要把目光盯住在最最落後地區的農民生存價值觀上——這是怎麽樣的心態？怎麽樣的鬼魅心思啊？

人都是有個性的，共產黨執政也如此。理解了習近平的執政個性是那麽的“土裏土氣”，於是懂得：上海抗疫就是充滿習包子特色之土：“鞋子合不合腳，自己穿著才知道。”——紅色經典，土法上馬！   

 

•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方山水有一方風情

 

 共產黨信仰“辯證唯物主義”，其教條說：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確，特定的社會曆史地理環境可以塑造特定的精神氣質。成語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南橘北枳。按辯證法精神，反之亦然，如：彩蝶戀鮮花，蒼蠅叮臭肉；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智者樂水，仁者樂山。說到中國人的“土”，尚有各個地方的各個民風民俗民情，還可細分。

德國學者馬克斯·舍勒的行為學理論認為，能感悟到生活世界的價值和價值秩序的感情是成為行為意欲最深層的基礎部分，而這種感情決定著行為意欲的努力方向。但是舍勒又認為，不能把在一個時代和民族中流行或支配人們價值偏愛的評價係統所具有的“倫理結構”等同於作為價值優先法則的價值本身的客觀秩序。

今天，與西方自由世界一樣，強人習近平也是十分講究“顏色革命”，他將自身個性“土氣”的顏色欽定為中國的“政治正確”，即標準的意識形態，充分施展在上海地方的抗議之中，真實意圖是：以習氏“土氣”淹沒上海“海派”！

那麽究竟怎麽樣評介習包子“土氣”？

第一，純真“紅色基因”，眾所周知，習近平是在紅朝中國、紅色地域、紅色家庭、紅色時代、紅色圈子裏混出來的紅色土特產，紅色元素特濃，大紅特紅超紅。

現代中國有二大文明係統：黃色和藍色。

黃色是內陸型，具有內向封閉性質，其主要的分布地域是在北方的黃土質平原和高原上，其價值資源隻由落後的本土文明來提供（電視劇《河殤》的觀點）。

紅色文明是外來的馬列寧主義與中國本土的黃色文明相結合的產物，被綜合成“毛澤東思想路線”，具有革命的實踐性，但是主要根基還是黃色文明。

    藍色是海洋型，外向開放性質，最初地域分布在東南沿海一帶，隨之改革開放的深化，逐漸擴展至中國的大南方，它是本土文明與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結合的產物。

今天的國情是，北方黃土文明區域經濟全麵落後、蕭條，而南方藍色文明區域市場經濟發展良好，經濟指標高漲。如此經濟地理格局意味著中共統治機器的精神資源麵臨危機，這讓習近平深深不安，習某感受到來自於藍色文明對於紅色政權的威脅：資產階級市民的個體性、獨立性和自由意識在增長，他們不會如黃土地上農民幹活那樣的聽話、遵命和馴服。

遙想1949年3月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正式提出定都北平市的決議，當時的國情正如毛澤東所講：“蔣介石的國都在南京，他的基礎是江浙資本家。我們要把國都建在北平，我們也要在北平找到我們的基礎，這就是工人階級和廣大的勞動群眾。”這講話顯示了：南京的城市精神是藍色，而北平市則是黃色，紅色政權的根基需要由黃色文明來支撐、扶助，才會獲得穩定、可靠。

從前，毛澤東必定熟知曆史典故：“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對藍色文明懷有恐懼：“港台一帶，饕蚊尚多，西方世界，饕蚊成陣。”因此對待曾經位置楚地、而後深藍色的申城上海，毛澤東作指示：要采取“農村包圍城市”戰略。為此，上海外灘海關鍾樓上的大鍾報時，要以深黃色的陝北民歌樂調《東方紅》來進行，使之標誌為城市“主旋律”。要發揚“好八連”榮光，讓他們來到魔都南京路上當“哨兵”，以鎮住充滿資產階級邪念的“霓虹燈”，要加強“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全麵專政”，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今天，習近平憂心忡忡：紅色文明賴以存在基礎的黃色文明正日益蛻化墮落！為此決心拯救，在上海執行“靜態管理、動態清零”，實為一場魔鬼訓練，以鞏固紅色政權的！

 

• 粗人的痞氣，流寇的匪氣

 

紅朝中國首長級高幹的紅二代、紅三代多的是，譬如有劉少奇的兒子，陳雲兒子，鄧小平的兒女，胡耀邦的兒子，葉劍英、江澤民的數個兒女等等，在這一群體裏相比較，習包子就是顯得很“土氣”，這是為什麽呢？

這就是習近平第二個“土”：痞氣+匪氣，這是黃色文明外圍地帶“邊區”之“土氣”。

習近平讀書差勁是知曉的，然而這在首長級的紅後代中較為少見，盡管習近平時常吹噓讀書很多，還煞有介事地列出一長串讀書單來，頗有“此地無銀三百兩”之意。由於不願讀書、讀不進書，習的頭腦難以裝備積聚人類優秀文明的知識。蘇格拉底雲“知識即美德”，其否命題亦同樣成立。現代學者的認識更為精確，知識與美德之間的正向關聯性是需要建立在高概率基礎上，較有科學的合理性。毛澤東閱讀中國古典經書甚多，但也是痞氣+匪氣很濃厚，毛澤東特別讚賞二位流氓痞子皇帝：劉邦和朱元璋，毛把糟粕當作了精粹。

拉馬克的“用進廢退”可以較好解釋，讀書不好的習近平，喜好炫耀他的四肢發達：“我那個時候扛200斤麥子，十裏山路不換肩。”習對頭腦簡單事項：“新時期上山下鄉工程”、“好兒女誌在四方，有誌者奮鬥無悔”，頗有興趣和熱度，可見一斑。習近平坦承其念茲在茲“農民情結”，可以推斷出他的氣質和秉性，天然地與知識性匱缺的泥腿子、四肢發達者、粗布短衫者融通起來，對待海派氣質的上海人就不會有好感，可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

要深入了解習近平的所作所為，需要了解他的個性和風格，需要了解養育習某其秉性、氣質的地方，考察那裏的風土人情。習近平念念不忘他的“初心”之地，就是年輕時候插隊落戶的革命聖地延安，那裏是紅色大本營，更是“紅太陽升起的地方”。對於習近平來說，陝北延安就是他的紅色乳娘，思想養育之地，“作為一個人民公仆，陝北高原是我的根，因為這裏培養出我不變的信念：要為人民做實事！無論我走到哪裏，永遠都是黃土地的兒子。”習近平回憶說，插隊在梁家河，他“看到了人民群眾的根本，真正理解了老百姓”，“我幾乎從來沒哭過，印象較深的兩次哭都是在陝北。”情深誼長啊！

延安市，坐落在陝西省北部，是遊牧文明與農耕文明交融的邊區地帶，漢民族農民世世代代居住此地的曆史中，頻頻遭受多個遊牧民族和部落的相互殺戮、掠奪和洗劫，身處如此蠻族生態的劫掠，釀造出戎狄民風：痞氣+匪氣，漸漸墮落之，本地農耕地上又孵化出次生代的漢族大盜和流寇，如：王嘉胤、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董福祥等等。

大清皇朝晚期，西方殖民主義勢力進入中國東部沿海，紛紛建立起西方式的先進藍色文明，從此經濟格局和重心轉移，地處西北的陝西省經濟文化大幅衰弱，秦風不再，此衰彼漲，當地土匪、土豪卻猖狂起來，到了民國時期，整個陝北地區的匪患尤其嚴重，那時候國民政府的管控力無法抵達陝北，但這恰好為共產黨武裝力量製造出福音來，留給了共軍以極佳的撒野契機和匪盜空間。臭味相投便稱知己，當毛澤東掛帥的大股共軍（紅軍）萬裏迢迢流竄作案來到陝北時候，如魚得水般找準了自己的落腳地，建立起蘇區。

民諺：窮山惡水出刁民，粗茶淡飯無孑遺。肉腐生蛆，蛆熟產蠅；土劣孵匪，匪頑升寇。流寇是土匪發展的頂峰，流寇之所以十分殘暴凶狠毒辣無恥，那是因為流寇作案多是流竄在異地他鄉：1）幾乎碰不上熟人，於是缺乏道德約束；2）罪案的對象都是與己血緣疏遠，於是下得了狠手；3）流竄作案中不容易被抓捕，於是缺乏法律製裁的威懾感。

民國時期的學者傅斯年，曾經把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美國學者餘英時把毛澤東在山上鬧革命歸類為土匪行徑，中共政府體製內走出來的學者阮銘也將當年盤踞在井岡山和延安，建立蘇區的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具體的匪徒而言尚有匪氣強弱的區分，中共領袖中毛澤東、習近平之流痞氣、匪氣特濃，雖然直接將他們比作為流寇尚不恰當，然則深入去思考精神性的高層次本質，就會發現確有近似之處，如操守低劣，隻顧眼前的歡樂和榮耀，不思長治久安的方針、政策和治理，即不具可持續性發展，缺乏人性，不擇手段，不顧人民死活，更扯淡有什麽超越情懷、尋求來世的永生。

上海執行抗疫大行動，是習某心理投射：“習近平總書記親自部署、親自指揮”，乃“初心不改”，大大地用上“梁家河大學問”，卻是來真的：痞氣加匪氣，勁兒十足！

 

• 秦始皇→毛澤東→習近平

 

這三者思想有著較大的傳承性。中共的建黨、建國都是繼承了中國傳統“外儒內法”的一套專製主義本色，馬克思主義成分並不多，如“緊密團結在以某某某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就是中共執政文化的萬能公式，其“春秋大義”足令執政者癡迷不已。

中國政治延續了千年的專製主義，其要數秦始皇的大一統治理格局最具開創、暴虐和傳承，其遺產深深地烙印在中華民族的政治文化基因上。《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今皇帝並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傳承至後世，中共統治者毛澤東、習近平極為崇拜、讚賞，毛澤東自稱：“馬克思加秦始皇”，自比“秦皇、漢武”。習近平是粗人，缺文秀，但配有禦用導演張藝謀來代言，原籍秦地的張藝謀以其電影作品的大氣磅礴著稱，如《英雄》、《大秦賦》、《大秦帝國》等頗有氣勢恢宏，詠古頌今，頌揚獨裁，乃深合主子旨意。

籍貫秦地的習近平似乎比毛澤東更領悟大秦遺風，他也有著構建大一統政治的強烈欲求，冒進浮誇，圖大貪功，舉凡黨、政、軍、財、經、文、教、農、工、商等各界各行，都得讓習來獨攬一身、定於一尊，還妄想對外擴張，天下一統。毛時代流行詞：“全國一盤棋”，如今又翻舊出新而熱炒，以“一言堂”淩駕天下，特別用於上海的抗疫。

中國人骨子裏有“天人合一”，混沌一氣的原始思維和巫術，這集體無意識天然地被大一統政治統攝，進而主導了亞細亞生產方式，在古代，它有利於治理水患、開挖運河、修建長城、建造皇宮等大型項目。在當今，有利於以舉國之力操辦上海防控。在思想意識高度，可以塑造全民的遵命、服從、聽話，即奴性，這恰是習近平的“不忘使命”：“凝聚全民抗疫的強大共識”。

在大一統政治如火如荼的文革期間，誇張而高調的道義目的論籠罩住中國大地上的各項各業，如有“農業以糧為綱、工業以鋼為綱。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於是到處呈現“一刀切”現象，凡是與“綱”不合之事，全得讓步，退避。

今天上海的抗疫正是一刀切做法：為了抗疫的宏偉大業，其他事情全都算不得“事情”，那怕是危機人生命的要事。再如，“同層密接隔離政策”，一人得陽整樓隔離，幾人得陽整區封閉。搞得：簡單直接粗暴，次生災害不斷，雞飛狗跳，人心惶惶。

 

• 外儒內法，臉麵爭光

 

習近平頗想搞《厲害了，我的國》，可看出習的“初心”中有“大秦”情愫，但不唯此。習熟知亡秦之故，暴秦之害，了解《過秦論》，於是就看重《荀子》思想，希望借鑒儒家思想補救暴秦之偏，但這隻是延續了曆史上慣行的“外儒內法”傳統，毫無創意。

以現代人的目光審視，法家思想並非全都是負麵的，糟糕的。譬如，法家的政治思想有“緣法而治”、“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法不阿貴，繩不撓曲”、“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等——貫徹一條法治平等的路線。

秦之後曆代皇朝，形成傳統的官方和上層社會的意識形態是儒家思想，儒家在治國綱要上對法家進行修正，改變其嚴刑律法、冷酷無情、對人性的踐踏，而用溫情脈脈的道德麵紗來遮蓋人心自私之惡。然而儒家的溫情脈脈卻是斷然排斥法家的平等觀，十分講究等級秩序的排位：“尊尊、親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樣導致另一種人性醜惡的釋放。

無論是法家抑或儒家，都嚴重匱乏精神超越性，使得中國人滑落到小人德性的急切功利性，熱衷於超近距離的貼身肉搏，這突出表現為儒家的“麵子文化”，即等級競爭。

今天，習近平把上海抗疫重重地押寶在他的麵子上：看吧，環顧世界，唯有我習某才能夠做到新冠病毒“清零”，豐功偉業啊；溥天之下，皆我臣屬；溥天之下，盡表忠心！

開啟小人心境：這就是習近平的“初心、使命”不可告人的真正用意所在！清零政策來自權力最高層，而下層執行者在習某巫祝之辭誘導下，層層加碼，步步緊逼，使防疫措施變得越來越嚴苛，越來越不通人情，越來越背離常識，卻迎來了中國式“麵子”大豐收！    

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今天，活躍在上海街頭的“大白”誌願者，大多來自社會底層，他們深知等級社會的底層生活之艱辛、悲愴、卑賤、滄桑，受欺受壓，吃苦甚多，在心坎中積滿了多多的怨恨，為此張公百忍，隻是期盼著猴年馬月有個身份升遷，從此羊與狼的位置對調，角色得以變換，從此終於有了發泄的口子和對象，就如二十年媳婦熬成婆婆那樣。今天好機會來了，讓底層誌願者們身披白大褂，臂佩紅袖章，頓時獲得了權力，身價躥升！於是人們就見到了大白們在上海街頭的變本加厲，肆無忌憚。

更是有不少大白門來自外省市的農村地區，他們往往有著毛澤東情結，相信毛澤東的詛咒語“農村包圍城市”，內心對待上海，這個以魔都著稱的城市有著較深的嫉恨，於是今天找到了發泄口子，爭當“南京路上好八連”，侮辱上海人一番，五十步笑百步，好不痛快啊！

上海本地市民，生存在全民抗疫的如此高壓境遇，顯得勢單力孤，不得不進行一場忍耐之心的大考驗。雖說是有海派氣質，但是多年來在習氏毛左政治侵染下，上海人漸漸變得麻木起來，中國傳統習性在增強，一個“忍”字當頭，懂得“看三勢”，學會“拎得清”，不做“填刀頭”，好漢不吃眼前虧，識時務者為俊傑，好死不如賴活著——與內地的庸眾一樣，都是媳婦受熬的心態——如此則喪失了做人的真誠性和崇高性。

 

                                                    施衛江

寫於 美國紐約

2022年5月26日上海抗疫為何如此狂暴？

 

最近，上海人民沉浸在“靜態管理、動態清零”的極度悲憤中，二個月來的抗疫，上海居民要麽封閉在家裏，要麽隔離在方艙，要麽入住醫院，最慘的是一些外地來滬的農民工、送貨員和運輸汽車司機，隻得睡眠在大街上、橋孔下、卡車裏，還不得行走出受封圍欄，還得不到足夠食物。不管呆在城市哪個角落，是富人或窮人，是教授還是乞丐，人人自危，生活無序，商店關門，藥品斷供，生存所需的基本食品、日用品都要靠手機上操作去“搶”，凡是不會手機操作就隻能等死，非新冠病毒引起的疾病都不算是“病”，假如某個病人不能出示有效核酸測試陰性證明，病人均得不到及時救治，更惡劣的措施是，要裝配鐵網在管控區的每一棟民宅樓的大門口，予以嚴加防範管製，防市民如防盜賊！“大白”警察容許隨意闖進市民家中搞“執法”，市民蒙受盡多的不幸和災難可就是不容許公開自由發聲喊冤！

嗚呼！號稱“國家主人”的上海市民，本是代表中國最具先進生產力的一族群體，理應充分釋放出上海市民的聰明才幹去搞建設，然而在黨中央的“清零”政策強製下，海派靈性竟然大肆遭受踐踏，人格尊嚴被貶至不及囚徒的卑下，被準許的行動自由還不如圈養的禽畜。哀哉！上海市民的生存境況是多麽孤苦伶仃無助，上海市民的精神抑鬱是何等淒淒慘慘戚戚。

由中央政府主導的抗疫“清零”，為什麽要對上海人民動用如此的粗暴、野蠻、獸性、瘋狂？這在西方自由世界看來，簡直太不可思議了！根源究竟是什麽呢？

 

（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發生在上海的抗疫狂暴當然不是海派文化傳承的特質，而是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親自部署指揮、密集指示批示”來進行，這位總書記宣稱：“我們的防控方針是由黨的性質和宗旨決定的”，“從黨的性質宗旨認識疫情防控方針”，當然不是飛來之石，而是經有悠久曆史的中國傳統孵化而成，它僵硬地主宰著當今中國政治的一切。欲懂得這場清零抗疫的真實意圖，須深入了解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須了解中國的民風民俗，尤其是陝北地區。

近年來，習近平嫻熟地運用他的政治手腕使大權獨攬，業已形成“九鼎之尊”局麵，且有越演越烈之勢，在其統治下的社會官僚機器不斷強化威權形式，這使得後者形式的高度威權化又促進了前者的獨裁，而前者專斷橫行又反哺後者，兩者互為反饋，攜手共進，就此全民奴性且增強不少——此即如德國學者齊美爾所講的社會學中“相互作用”的形式，對於這種“形式”的具體表達，深得魯迅精神之魂的北京大學中文係教授錢理群曾經論述道：“在一個專製統治下價值封閉的體係內，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是處在同一個價值點上的交流與反饋”（大意如此）。

可想而知，當今中國的政治形態正是走在全麵複辟傳統封建腐朽製度的路上。專製政治乃乾綱獨斷、定於一尊，且說今日中國之專製暴虐，極大地來自最高統治者的德性，習近平妄圖複辟文革，大開曆史倒車，朝思暮想他的皇帝迷夢，再造新時代的秦始皇、毛澤東。

    由此，習近平打造的強專製主義為他的暴政鋪設了平坦大道，布置於“全國一盤棋”格局下，海派上海市民深深感受到文革高潮時的毛式家天下：朕即真理，朕即國家。今天，統帥一聲令，三軍風雷動，酷政促奴性，令箭催遵命，從廟堂衙門，抵基層庸眾，政令一路暢行，貫徹無阻。

以習近平的“家天下”框架來看，上海的抗疫特別需要展示“中國共產黨所具有的無比堅強的領導力，是風雨來襲時中國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要展示中共統治下的製度“優越性”和“合法性”，更確切地說，還需要充分展示習近平總書記的“英明、偉大”形象，為他的正式“登基”皇座打基礎。構建如此之宏大敘事，習家中央政府定義了新冠病毒的抗疫是一場“人民戰爭”，全黨全民統一步調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部署”來進行的，這位總書記一再強調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堅持動態清零總方針不猶豫不動搖”，“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要把抗疫當作“為人民服務”。

以現代性的倫理學來論述，“人民”是個宏大敘事，是形而上之“大魅”，在以“人民”的名義大肆鼓噪、渲染之下，若開啟“幽暗之門”，可以發現，這隻是一塊“超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的招牌，其投射出的真實價值意向往往是希冀反饋回報給投射者自己，即小人心眼、小人心境的“自我、本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乃罪惡之淵藪，其鄙陋卑下、猥瑣不堪！

魯迅先生早就發現，中國的儒家典籍中充滿了“仁者愛人”之語，但是魯迅卻揭穿了其“瞞和騙”，其實質就是“以理殺人”！

今天的上海，把“人民”當作“綱領”來處置具體的全民抗疫，就意味著其餘事情全得靠邊讓路，抗疫以外的事情全都隻是與個人利益掛鉤而已，都是掛靠不上“人民”這個宏偉大宗旨，“人民”這個抽象綱領既然被強化得如此之高大上、偉光正，乃綱舉目張，和尚打傘，為所欲為、不擇手段！

 

（二）“不忘初心，牢記使命”

 

“初心”是習近平執政時代十分時髦的政治詞匯，既然被張揚得如此之“時髦”，它必定隱含有欺騙性！它試圖讓人民感受習的“青春故事”，聆聽他的“梁家河插隊的經曆”，規訓人民的情操，是一項典型的“洗腦工程”。

眾所周知，習近平在福建、浙江和上海三地工作過，已經獲得相當多的東南沿海地區工作的經驗，這些地區比起北方內地來具有相對較高的改革開放性，經濟結構大多是外向型，經濟水平也相應較高，治理較為先進。按照常規思路，要想當上一個大國有作為的主政者，其精神領域的價值觀訴求，本來應該引導國民走上現代化之路，深化改革，大大發揚沿海地區的先進經驗和業績成就，使融合到全球化的經濟圈中，學習西方發達的市場經濟和人文精神，求得國家發展踏上新台階。然而習近平卻不張揚他在沿海地區的經曆，反而大大弘揚在北方落後農村的生活感受、工作經曆——這就值得正義的人們去警惕和深思了。

與毛澤東一樣，習近平自身的秉性就是十分的“土”，在漢語網絡上，不滿的網民將習近平蔑稱為“包子”，意思有“土氣”之意，也就是傳統、愚昧、落後的代名詞。這與《論語》：“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意思相近，懷土就是戀土而安逸，營造個人小天地，即小人德性。我們來看看習近平是如何的“初心”？

“初心”在心理學上可稱為“原型”（榮格：archetypes），習的“原型”有“戀土情結”，顯然相悖於東南沿海地區的現代性精神品質，而在於他不斷吹噓的“土”字而凸出，即“農民情結、三農情懷”，習常稱：“我也是從農村出來的”，“我們這一代人也有這個情結，一定要把我們的老百姓，特別是我們的農民扶一把。”聽聽他的念念有詞“不忘初心”，從“習近平總書記從小就有農村情結”，可推斷習之“戀土”有小人之心：

1.  陝北延安梁家河，習近平插隊在此，據說練就了一套“大學問”，那真是了不得啊！
2. “老家富平曾在習近平迷惘彷徨時給予他溫暖”，陝西省富平縣臨近於曆史上京兆地區，這裏曾經是大一統帝國的中央權力地帶，即有秦、漢、隋、唐四朝大帝國定都於鹹陽、長安，這一家鄉情懷深深地烙印到習近平的人格秉性，使得習內心期盼著大一統政治。
3. 習近平時時要造訪河北省西柏坡，該地是毛派紅色經典的精神發源地，價值連城，非常值得習去流連忘返，就此習想要“弘揚西柏坡精神”。
4. 河北省正定縣，習年輕時候曾工作在此，當時是“農業學大寨”的先進樣板縣，是毛澤東樹立起來的一麵旗幟，同樣是紅色經典，值得去大力追捧，流芳百世。

    作為一個農業人口眾多的大國，農業生產當然需要去關心，農民的利益也當然需要去關心，任何一個具有現代化常識的人，必定知道：農民生活的大幅度改善，必須是由農業現代化來帶動，而農業現代化必須是由工業現代化來帶動，而工業現代化必須是由科技、經濟和製度等的各項現代化來帶動，需要重視精神文明的力量，也就是人的主體性自由的大發揚。然而中國的習某卻是完全的反其道而行之：要論價值觀的定位？什麽的工業、科技、文教、經濟、金融、製度、法治等等的重要發展項目全都擱置在邊上，就是因為這些不含有“初心”，從而全都被當做不重要的思想議題來處理，眼下最最要緊的事情是定位在“農民情結”、“黃土情結”之上：“不忘初心，牢記使命”——老是要把目光盯住在最最落後地區的農民生存價值觀上——這是怎麽樣的心態？怎麽樣的鬼魅心思啊？

人都是有個性的，共產黨執政也如此。理解了習近平的執政個性是那麽的“土裏土氣”，於是懂得：上海抗疫就是充滿習包子特色之土：“鞋子合不合腳，自己穿著才知道。”——紅色經典，土法上馬！   

 

•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方山水有一方風情

 

 共產黨信仰“辯證唯物主義”，其教條說：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確，特定的社會曆史地理環境可以塑造特定的精神氣質。成語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南橘北枳。按辯證法精神，反之亦然，如：彩蝶戀鮮花，蒼蠅叮臭肉；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智者樂水，仁者樂山。說到中國人的“土”，尚有各個地方的各個民風民俗民情，還可細分。

德國學者馬克斯·舍勒的行為學理論認為，能感悟到生活世界的價值和價值秩序的感情是成為行為意欲最深層的基礎部分，而這種感情決定著行為意欲的努力方向。但是舍勒又認為，不能把在一個時代和民族中流行或支配人們價值偏愛的評價係統所具有的“倫理結構”等同於作為價值優先法則的價值本身的客觀秩序。

今天，與西方自由世界一樣，強人習近平也是十分講究“顏色革命”，他將自身個性“土氣”的顏色欽定為中國的“政治正確”，即標準的意識形態，充分施展在上海地方的抗議之中，真實意圖是：以習氏“土氣”淹沒上海“海派”！

那麽究竟怎麽樣評介習包子“土氣”？

第一，純真“紅色基因”，眾所周知，習近平是在紅朝中國、紅色地域、紅色家庭、紅色時代、紅色圈子裏混出來的紅色土特產，紅色元素特濃，大紅特紅超紅。

現代中國有二大文明係統：黃色和藍色。

黃色是內陸型，具有內向封閉性質，其主要的分布地域是在北方的黃土質平原和高原上，其價值資源隻由落後的本土文明來提供（電視劇《河殤》的觀點）。

紅色文明是外來的馬列寧主義與中國本土的黃色文明相結合的產物，被綜合成“毛澤東思想路線”，具有革命的實踐性，但是主要根基還是黃色文明。

    藍色是海洋型，外向開放性質，最初地域分布在東南沿海一帶，隨之改革開放的深化，逐漸擴展至中國的大南方，它是本土文明與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結合的產物。

今天的國情是，北方黃土文明區域經濟全麵落後、蕭條，而南方藍色文明區域市場經濟發展良好，經濟指標高漲。如此經濟地理格局意味著中共統治機器的精神資源麵臨危機，這讓習近平深深不安，習某感受到來自於藍色文明對於紅色政權的威脅：資產階級市民的個體性、獨立性和自由意識在增長，他們不會如黃土地上農民幹活那樣的聽話、遵命和馴服。

遙想1949年3月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正式提出定都北平市的決議，當時的國情正如毛澤東所講：“蔣介石的國都在南京，他的基礎是江浙資本家。我們要把國都建在北平，我們也要在北平找到我們的基礎，這就是工人階級和廣大的勞動群眾。”這講話顯示了：南京的城市精神是藍色，而北平市則是黃色，紅色政權的根基需要由黃色文明來支撐、扶助，才會獲得穩定、可靠。

從前，毛澤東必定熟知曆史典故：“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對藍色文明懷有恐懼：“港台一帶，饕蚊尚多，西方世界，饕蚊成陣。”因此對待曾經位置楚地、而後深藍色的申城上海，毛澤東作指示：要采取“農村包圍城市”戰略。為此，上海外灘海關鍾樓上的大鍾報時，要以深黃色的陝北民歌樂調《東方紅》來進行，使之標誌為城市“主旋律”。要發揚“好八連”榮光，讓他們來到魔都南京路上當“哨兵”，以鎮住充滿資產階級邪念的“霓虹燈”，要加強“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全麵專政”，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今天，習近平憂心忡忡：紅色文明賴以存在基礎的黃色文明正日益蛻化墮落！為此決心拯救，在上海執行“靜態管理、動態清零”，實為一場魔鬼訓練，以鞏固紅色政權的！

 

• 粗人的痞氣，流寇的匪氣

 

紅朝中國首長級高幹的紅二代、紅三代多的是，譬如有劉少奇的兒子，陳雲兒子，鄧小平的兒女，胡耀邦的兒子，葉劍英、江澤民的數個兒女等等，在這一群體裏相比較，習包子就是顯得很“土氣”，這是為什麽呢？

這就是習近平第二個“土”：痞氣+匪氣，這是黃色文明外圍地帶“邊區”之“土氣”。

習近平讀書差勁是知曉的，然而這在首長級的紅後代中較為少見，盡管習近平時常吹噓讀書很多，還煞有介事地列出一長串讀書單來，頗有“此地無銀三百兩”之意。由於不願讀書、讀不進書，習的頭腦難以裝備積聚人類優秀文明的知識。蘇格拉底雲“知識即美德”，其否命題亦同樣成立。現代學者的認識更為精確，知識與美德之間的正向關聯性是需要建立在高概率基礎上，較有科學的合理性。毛澤東閱讀中國古典經書甚多，但也是痞氣+匪氣很濃厚，毛澤東特別讚賞二位流氓痞子皇帝：劉邦和朱元璋，毛把糟粕當作了精粹。

拉馬克的“用進廢退”可以較好解釋，讀書不好的習近平，喜好炫耀他的四肢發達：“我那個時候扛200斤麥子，十裏山路不換肩。”習對頭腦簡單事項：“新時期上山下鄉工程”、“好兒女誌在四方，有誌者奮鬥無悔”，頗有興趣和熱度，可見一斑。習近平坦承其念茲在茲“農民情結”，可以推斷出他的氣質和秉性，天然地與知識性匱缺的泥腿子、四肢發達者、粗布短衫者融通起來，對待海派氣質的上海人就不會有好感，可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

要深入了解習近平的所作所為，需要了解他的個性和風格，需要了解養育習某其秉性、氣質的地方，考察那裏的風土人情。習近平念念不忘他的“初心”之地，就是年輕時候插隊落戶的革命聖地延安，那裏是紅色大本營，更是“紅太陽升起的地方”。對於習近平來說，陝北延安就是他的紅色乳娘，思想養育之地，“作為一個人民公仆，陝北高原是我的根，因為這裏培養出我不變的信念：要為人民做實事！無論我走到哪裏，永遠都是黃土地的兒子。”習近平回憶說，插隊在梁家河，他“看到了人民群眾的根本，真正理解了老百姓”，“我幾乎從來沒哭過，印象較深的兩次哭都是在陝北。”情深誼長啊！

延安市，坐落在陝西省北部，是遊牧文明與農耕文明交融的邊區地帶，漢民族農民世世代代居住此地的曆史中，頻頻遭受多個遊牧民族和部落的相互殺戮、掠奪和洗劫，身處如此蠻族生態的劫掠，釀造出戎狄民風：痞氣+匪氣，漸漸墮落之，本地農耕地上又孵化出次生代的漢族大盜和流寇，如：王嘉胤、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董福祥等等。

大清皇朝晚期，西方殖民主義勢力進入中國東部沿海，紛紛建立起西方式的先進藍色文明，從此經濟格局和重心轉移，地處西北的陝西省經濟文化大幅衰弱，秦風不再，此衰彼漲，當地土匪、土豪卻猖狂起來，到了民國時期，整個陝北地區的匪患尤其嚴重，那時候國民政府的管控力無法抵達陝北，但這恰好為共產黨武裝力量製造出福音來，留給了共軍以極佳的撒野契機和匪盜空間。臭味相投便稱知己，當毛澤東掛帥的大股共軍（紅軍）萬裏迢迢流竄作案來到陝北時候，如魚得水般找準了自己的落腳地，建立起蘇區。

民諺：窮山惡水出刁民，粗茶淡飯無孑遺。肉腐生蛆，蛆熟產蠅；土劣孵匪，匪頑升寇。流寇是土匪發展的頂峰，流寇之所以十分殘暴凶狠毒辣無恥，那是因為流寇作案多是流竄在異地他鄉：1）幾乎碰不上熟人，於是缺乏道德約束；2）罪案的對象都是與己血緣疏遠，於是下得了狠手；3）流竄作案中不容易被抓捕，於是缺乏法律製裁的威懾感。

民國時期的學者傅斯年，曾經把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美國學者餘英時把毛澤東在山上鬧革命歸類為土匪行徑，中共政府體製內走出來的學者阮銘也將當年盤踞在井岡山和延安，建立蘇區的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具體的匪徒而言尚有匪氣強弱的區分，中共領袖中毛澤東、習近平之流痞氣、匪氣特濃，雖然直接將他們比作為流寇尚不恰當，然則深入去思考精神性的高層次本質，就會發現確有近似之處，如操守低劣，隻顧眼前的歡樂和榮耀，不思長治久安的方針、政策和治理，即不具可持續性發展，缺乏人性，不擇手段，不顧人民死活，更扯淡有什麽超越情懷、尋求來世的永生。

上海執行抗疫大行動，是習某心理投射：“習近平總書記親自部署、親自指揮”，乃“初心不改”，大大地用上“梁家河大學問”，卻是來真的：痞氣加匪氣，勁兒十足！

 

• 秦始皇→毛澤東→習近平

 

這三者思想有著較大的傳承性。中共的建黨、建國都是繼承了中國傳統“外儒內法”的一套專製主義本色，馬克思主義成分並不多，如“緊密團結在以某某某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就是中共執政文化的萬能公式，其“春秋大義”足令執政者癡迷不已。

中國政治延續了千年的專製主義，其要數秦始皇的大一統治理格局最具開創、暴虐和傳承，其遺產深深地烙印在中華民族的政治文化基因上。《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今皇帝並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傳承至後世，中共統治者毛澤東、習近平極為崇拜、讚賞，毛澤東自稱：“馬克思加秦始皇”，自比“秦皇、漢武”。習近平是粗人，缺文秀，但配有禦用導演張藝謀來代言，原籍秦地的張藝謀以其電影作品的大氣磅礴著稱，如《英雄》、《大秦賦》、《大秦帝國》等頗有氣勢恢宏，詠古頌今，頌揚獨裁，乃深合主子旨意。

籍貫秦地的習近平似乎比毛澤東更領悟大秦遺風，他也有著構建大一統政治的強烈欲求，冒進浮誇，圖大貪功，舉凡黨、政、軍、財、經、文、教、農、工、商等各界各行，都得讓習來獨攬一身、定於一尊，還妄想對外擴張，天下一統。毛時代流行詞：“全國一盤棋”，如今又翻舊出新而熱炒，以“一言堂”淩駕天下，特別用於上海的抗疫。

中國人骨子裏有“天人合一”，混沌一氣的原始思維和巫術，這集體無意識天然地被大一統政治統攝，進而主導了亞細亞生產方式，在古代，它有利於治理水患、開挖運河、修建長城、建造皇宮等大型項目。在當今，有利於以舉國之力操辦上海防控。在思想意識高度，可以塑造全民的遵命、服從、聽話，即奴性，這恰是習近平的“不忘使命”：“凝聚全民抗疫的強大共識”。

在大一統政治如火如荼的文革期間，誇張而高調的道義目的論籠罩住中國大地上的各項各業，如有“農業以糧為綱、工業以鋼為綱。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於是到處呈現“一刀切”現象，凡是與“綱”不合之事，全得讓步，退避。

今天上海的抗疫正是一刀切做法：為了抗疫的宏偉大業，其他事情全都算不得“事情”，那怕是危機人生命的要事。再如，“同層密接隔離政策”，一人得陽整樓隔離，幾人得陽整區封閉。搞得：簡單直接粗暴，次生災害不斷，雞飛狗跳，人心惶惶。

 

• 外儒內法，臉麵爭光

 

習近平頗想搞《厲害了，我的國》，可看出習的“初心”中有“大秦”情愫，但不唯此。習熟知亡秦之故，暴秦之害，了解《過秦論》，於是就看重《荀子》思想，希望借鑒儒家思想補救暴秦之偏，但這隻是延續了曆史上慣行的“外儒內法”傳統，毫無創意。

以現代人的目光審視，法家思想並非全都是負麵的，糟糕的。譬如，法家的政治思想有“緣法而治”、“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法不阿貴，繩不撓曲”、“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等——貫徹一條法治平等的路線。

秦之後曆代皇朝，形成傳統的官方和上層社會的意識形態是儒家思想，儒家在治國綱要上對法家進行修正，改變其嚴刑律法、冷酷無情、對人性的踐踏，而用溫情脈脈的道德麵紗來遮蓋人心自私之惡。然而儒家的溫情脈脈卻是斷然排斥法家的平等觀，十分講究等級秩序的排位：“尊尊、親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樣導致另一種人性醜惡的釋放。

無論是法家抑或儒家，都嚴重匱乏精神超越性，使得中國人滑落到小人德性的急切功利性，熱衷於超近距離的貼身肉搏，這突出表現為儒家的“麵子文化”，即等級競爭。

今天，習近平把上海抗疫重重地押寶在他的麵子上：看吧，環顧世界，唯有我習某才能夠做到新冠病毒“清零”，豐功偉業啊；溥天之下，皆我臣屬；溥天之下，盡表忠心！

開啟小人心境：這就是習近平的“初心、使命”不可告人的真正用意所在！清零政策來自權力最高層，而下層執行者在習某巫祝之辭誘導下，層層加碼，步步緊逼，使防疫措施變得越來越嚴苛，越來越不通人情，越來越背離常識，卻迎來了中國式“麵子”大豐收！    

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今天，活躍在上海街頭的“大白”誌願者，大多來自社會底層，他們深知等級社會的底層生活之艱辛、悲愴、卑賤、滄桑，受欺受壓，吃苦甚多，在心坎中積滿了多多的怨恨，為此張公百忍，隻是期盼著猴年馬月有個身份升遷，從此羊與狼的位置對調，角色得以變換，從此終於有了發泄的口子和對象，就如二十年媳婦熬成婆婆那樣。今天好機會來了，讓底層誌願者們身披白大褂，臂佩紅袖章，頓時獲得了權力，身價躥升！於是人們就見到了大白們在上海街頭的變本加厲，肆無忌憚。

更是有不少大白門來自外省市的農村地區，他們往往有著毛澤東情結，相信毛澤東的詛咒語“農村包圍城市”，內心對待上海，這個以魔都著稱的城市有著較深的嫉恨，於是今天找到了發泄口子，爭當“南京路上好八連”，侮辱上海人一番，五十步笑百步，好不痛快啊！

上海本地市民，生存在全民抗疫的如此高壓境遇，顯得勢單力孤，不得不進行一場忍耐之心的大考驗。雖說是有海派氣質，但是多年來在習氏毛左政治侵染下，上海人漸漸變得麻木起來，中國傳統習性在增強，一個“忍”字當頭，懂得“看三勢”，學會“拎得清”，不做“填刀頭”，好漢不吃眼前虧，識時務者為俊傑，好死不如賴活著——與內地的庸眾一樣，都是媳婦受熬的心態——如此則喪失了做人的真誠性和崇高性。

 

                                                    施衛江

寫於 美國紐約

2022年5月26日上海抗疫為何如此狂暴？

 

最近，上海人民沉浸在“靜態管理、動態清零”的極度悲憤中，二個月來的抗疫，上海居民要麽封閉在家裏，要麽隔離在方艙，要麽入住醫院，最慘的是一些外地來滬的農民工、送貨員和運輸汽車司機，隻得睡眠在大街上、橋孔下、卡車裏，還不得行走出受封圍欄，還得不到足夠食物。不管呆在城市哪個角落，是富人或窮人，是教授還是乞丐，人人自危，生活無序，商店關門，藥品斷供，生存所需的基本食品、日用品都要靠手機上操作去“搶”，凡是不會手機操作就隻能等死，非新冠病毒引起的疾病都不算是“病”，假如某個病人不能出示有效核酸測試陰性證明，病人均得不到及時救治，更惡劣的措施是，要裝配鐵網在管控區的每一棟民宅樓的大門口，予以嚴加防範管製，防市民如防盜賊！“大白”警察容許隨意闖進市民家中搞“執法”，市民蒙受盡多的不幸和災難可就是不容許公開自由發聲喊冤！

嗚呼！號稱“國家主人”的上海市民，本是代表中國最具先進生產力的一族群體，理應充分釋放出上海市民的聰明才幹去搞建設，然而在黨中央的“清零”政策強製下，海派靈性竟然大肆遭受踐踏，人格尊嚴被貶至不及囚徒的卑下，被準許的行動自由還不如圈養的禽畜。哀哉！上海市民的生存境況是多麽孤苦伶仃無助，上海市民的精神抑鬱是何等淒淒慘慘戚戚。

由中央政府主導的抗疫“清零”，為什麽要對上海人民動用如此的粗暴、野蠻、獸性、瘋狂？這在西方自由世界看來，簡直太不可思議了！根源究竟是什麽呢？

 

（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發生在上海的抗疫狂暴當然不是海派文化傳承的特質，而是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親自部署指揮、密集指示批示”來進行，這位總書記宣稱：“我們的防控方針是由黨的性質和宗旨決定的”，“從黨的性質宗旨認識疫情防控方針”，當然不是飛來之石，而是經有悠久曆史的中國傳統孵化而成，它僵硬地主宰著當今中國政治的一切。欲懂得這場清零抗疫的真實意圖，須深入了解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須了解中國的民風民俗，尤其是陝北地區。

近年來，習近平嫻熟地運用他的政治手腕使大權獨攬，業已形成“九鼎之尊”局麵，且有越演越烈之勢，在其統治下的社會官僚機器不斷強化威權形式，這使得後者形式的高度威權化又促進了前者的獨裁，而前者專斷橫行又反哺後者，兩者互為反饋，攜手共進，就此全民奴性且增強不少——此即如德國學者齊美爾所講的社會學中“相互作用”的形式，對於這種“形式”的具體表達，深得魯迅精神之魂的北京大學中文係教授錢理群曾經論述道：“在一個專製統治下價值封閉的體係內，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是處在同一個價值點上的交流與反饋”（大意如此）。

可想而知，當今中國的政治形態正是走在全麵複辟傳統封建腐朽製度的路上。專製政治乃乾綱獨斷、定於一尊，且說今日中國之專製暴虐，極大地來自最高統治者的德性，習近平妄圖複辟文革，大開曆史倒車，朝思暮想他的皇帝迷夢，再造新時代的秦始皇、毛澤東。

    由此，習近平打造的強專製主義為他的暴政鋪設了平坦大道，布置於“全國一盤棋”格局下，海派上海市民深深感受到文革高潮時的毛式家天下：朕即真理，朕即國家。今天，統帥一聲令，三軍風雷動，酷政促奴性，令箭催遵命，從廟堂衙門，抵基層庸眾，政令一路暢行，貫徹無阻。

以習近平的“家天下”框架來看，上海的抗疫特別需要展示“中國共產黨所具有的無比堅強的領導力，是風雨來襲時中國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要展示中共統治下的製度“優越性”和“合法性”，更確切地說，還需要充分展示習近平總書記的“英明、偉大”形象，為他的正式“登基”皇座打基礎。構建如此之宏大敘事，習家中央政府定義了新冠病毒的抗疫是一場“人民戰爭”，全黨全民統一步調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部署”來進行的，這位總書記一再強調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堅持動態清零總方針不猶豫不動搖”，“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要把抗疫當作“為人民服務”。

以現代性的倫理學來論述，“人民”是個宏大敘事，是形而上之“大魅”，在以“人民”的名義大肆鼓噪、渲染之下，若開啟“幽暗之門”，可以發現，這隻是一塊“超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的招牌，其投射出的真實價值意向往往是希冀反饋回報給投射者自己，即小人心眼、小人心境的“自我、本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乃罪惡之淵藪，其鄙陋卑下、猥瑣不堪！

魯迅先生早就發現，中國的儒家典籍中充滿了“仁者愛人”之語，但是魯迅卻揭穿了其“瞞和騙”，其實質就是“以理殺人”！

今天的上海，把“人民”當作“綱領”來處置具體的全民抗疫，就意味著其餘事情全得靠邊讓路，抗疫以外的事情全都隻是與個人利益掛鉤而已，都是掛靠不上“人民”這個宏偉大宗旨，“人民”這個抽象綱領既然被強化得如此之高大上、偉光正，乃綱舉目張，和尚打傘，為所欲為、不擇手段！

 

（二）“不忘初心，牢記使命”

 

“初心”是習近平執政時代十分時髦的政治詞匯，既然被張揚得如此之“時髦”，它必定隱含有欺騙性！它試圖讓人民感受習的“青春故事”，聆聽他的“梁家河插隊的經曆”，規訓人民的情操，是一項典型的“洗腦工程”。

眾所周知，習近平在福建、浙江和上海三地工作過，已經獲得相當多的東南沿海地區工作的經驗，這些地區比起北方內地來具有相對較高的改革開放性，經濟結構大多是外向型，經濟水平也相應較高，治理較為先進。按照常規思路，要想當上一個大國有作為的主政者，其精神領域的價值觀訴求，本來應該引導國民走上現代化之路，深化改革，大大發揚沿海地區的先進經驗和業績成就，使融合到全球化的經濟圈中，學習西方發達的市場經濟和人文精神，求得國家發展踏上新台階。然而習近平卻不張揚他在沿海地區的經曆，反而大大弘揚在北方落後農村的生活感受、工作經曆——這就值得正義的人們去警惕和深思了。

與毛澤東一樣，習近平自身的秉性就是十分的“土”，在漢語網絡上，不滿的網民將習近平蔑稱為“包子”，意思有“土氣”之意，也就是傳統、愚昧、落後的代名詞。這與《論語》：“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意思相近，懷土就是戀土而安逸，營造個人小天地，即小人德性。我們來看看習近平是如何的“初心”？

“初心”在心理學上可稱為“原型”（榮格：archetypes），習的“原型”有“戀土情結”，顯然相悖於東南沿海地區的現代性精神品質，而在於他不斷吹噓的“土”字而凸出，即“農民情結、三農情懷”，習常稱：“我也是從農村出來的”，“我們這一代人也有這個情結，一定要把我們的老百姓，特別是我們的農民扶一把。”聽聽他的念念有詞“不忘初心”，從“習近平總書記從小就有農村情結”，可推斷習之“戀土”有小人之心：

1.  陝北延安梁家河，習近平插隊在此，據說練就了一套“大學問”，那真是了不得啊！
2. “老家富平曾在習近平迷惘彷徨時給予他溫暖”，陝西省富平縣臨近於曆史上京兆地區，這裏曾經是大一統帝國的中央權力地帶，即有秦、漢、隋、唐四朝大帝國定都於鹹陽、長安，這一家鄉情懷深深地烙印到習近平的人格秉性，使得習內心期盼著大一統政治。
3. 習近平時時要造訪河北省西柏坡，該地是毛派紅色經典的精神發源地，價值連城，非常值得習去流連忘返，就此習想要“弘揚西柏坡精神”。
4. 河北省正定縣，習年輕時候曾工作在此，當時是“農業學大寨”的先進樣板縣，是毛澤東樹立起來的一麵旗幟，同樣是紅色經典，值得去大力追捧，流芳百世。

    作為一個農業人口眾多的大國，農業生產當然需要去關心，農民的利益也當然需要去關心，任何一個具有現代化常識的人，必定知道：農民生活的大幅度改善，必須是由農業現代化來帶動，而農業現代化必須是由工業現代化來帶動，而工業現代化必須是由科技、經濟和製度等的各項現代化來帶動，需要重視精神文明的力量，也就是人的主體性自由的大發揚。然而中國的習某卻是完全的反其道而行之：要論價值觀的定位？什麽的工業、科技、文教、經濟、金融、製度、法治等等的重要發展項目全都擱置在邊上，就是因為這些不含有“初心”，從而全都被當做不重要的思想議題來處理，眼下最最要緊的事情是定位在“農民情結”、“黃土情結”之上：“不忘初心，牢記使命”——老是要把目光盯住在最最落後地區的農民生存價值觀上——這是怎麽樣的心態？怎麽樣的鬼魅心思啊？

人都是有個性的，共產黨執政也如此。理解了習近平的執政個性是那麽的“土裏土氣”，於是懂得：上海抗疫就是充滿習包子特色之土：“鞋子合不合腳，自己穿著才知道。”——紅色經典，土法上馬！   

 

•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方山水有一方風情

 

 共產黨信仰“辯證唯物主義”，其教條說：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確，特定的社會曆史地理環境可以塑造特定的精神氣質。成語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南橘北枳。按辯證法精神，反之亦然，如：彩蝶戀鮮花，蒼蠅叮臭肉；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智者樂水，仁者樂山。說到中國人的“土”，尚有各個地方的各個民風民俗民情，還可細分。

德國學者馬克斯·舍勒的行為學理論認為，能感悟到生活世界的價值和價值秩序的感情是成為行為意欲最深層的基礎部分，而這種感情決定著行為意欲的努力方向。但是舍勒又認為，不能把在一個時代和民族中流行或支配人們價值偏愛的評價係統所具有的“倫理結構”等同於作為價值優先法則的價值本身的客觀秩序。

今天，與西方自由世界一樣，強人習近平也是十分講究“顏色革命”，他將自身個性“土氣”的顏色欽定為中國的“政治正確”，即標準的意識形態，充分施展在上海地方的抗議之中，真實意圖是：以習氏“土氣”淹沒上海“海派”！

那麽究竟怎麽樣評介習包子“土氣”？

第一，純真“紅色基因”，眾所周知，習近平是在紅朝中國、紅色地域、紅色家庭、紅色時代、紅色圈子裏混出來的紅色土特產，紅色元素特濃，大紅特紅超紅。

現代中國有二大文明係統：黃色和藍色。

黃色是內陸型，具有內向封閉性質，其主要的分布地域是在北方的黃土質平原和高原上，其價值資源隻由落後的本土文明來提供（電視劇《河殤》的觀點）。

紅色文明是外來的馬列寧主義與中國本土的黃色文明相結合的產物，被綜合成“毛澤東思想路線”，具有革命的實踐性，但是主要根基還是黃色文明。

    藍色是海洋型，外向開放性質，最初地域分布在東南沿海一帶，隨之改革開放的深化，逐漸擴展至中國的大南方，它是本土文明與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結合的產物。

今天的國情是，北方黃土文明區域經濟全麵落後、蕭條，而南方藍色文明區域市場經濟發展良好，經濟指標高漲。如此經濟地理格局意味著中共統治機器的精神資源麵臨危機，這讓習近平深深不安，習某感受到來自於藍色文明對於紅色政權的威脅：資產階級市民的個體性、獨立性和自由意識在增長，他們不會如黃土地上農民幹活那樣的聽話、遵命和馴服。

遙想1949年3月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正式提出定都北平市的決議，當時的國情正如毛澤東所講：“蔣介石的國都在南京，他的基礎是江浙資本家。我們要把國都建在北平，我們也要在北平找到我們的基礎，這就是工人階級和廣大的勞動群眾。”這講話顯示了：南京的城市精神是藍色，而北平市則是黃色，紅色政權的根基需要由黃色文明來支撐、扶助，才會獲得穩定、可靠。

從前，毛澤東必定熟知曆史典故：“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對藍色文明懷有恐懼：“港台一帶，饕蚊尚多，西方世界，饕蚊成陣。”因此對待曾經位置楚地、而後深藍色的申城上海，毛澤東作指示：要采取“農村包圍城市”戰略。為此，上海外灘海關鍾樓上的大鍾報時，要以深黃色的陝北民歌樂調《東方紅》來進行，使之標誌為城市“主旋律”。要發揚“好八連”榮光，讓他們來到魔都南京路上當“哨兵”，以鎮住充滿資產階級邪念的“霓虹燈”，要加強“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全麵專政”，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今天，習近平憂心忡忡：紅色文明賴以存在基礎的黃色文明正日益蛻化墮落！為此決心拯救，在上海執行“靜態管理、動態清零”，實為一場魔鬼訓練，以鞏固紅色政權的！

 

• 粗人的痞氣，流寇的匪氣

 

紅朝中國首長級高幹的紅二代、紅三代多的是，譬如有劉少奇的兒子，陳雲兒子，鄧小平的兒女，胡耀邦的兒子，葉劍英、江澤民的數個兒女等等，在這一群體裏相比較，習包子就是顯得很“土氣”，這是為什麽呢？

這就是習近平第二個“土”：痞氣+匪氣，這是黃色文明外圍地帶“邊區”之“土氣”。

習近平讀書差勁是知曉的，然而這在首長級的紅後代中較為少見，盡管習近平時常吹噓讀書很多，還煞有介事地列出一長串讀書單來，頗有“此地無銀三百兩”之意。由於不願讀書、讀不進書，習的頭腦難以裝備積聚人類優秀文明的知識。蘇格拉底雲“知識即美德”，其否命題亦同樣成立。現代學者的認識更為精確，知識與美德之間的正向關聯性是需要建立在高概率基礎上，較有科學的合理性。毛澤東閱讀中國古典經書甚多，但也是痞氣+匪氣很濃厚，毛澤東特別讚賞二位流氓痞子皇帝：劉邦和朱元璋，毛把糟粕當作了精粹。

拉馬克的“用進廢退”可以較好解釋，讀書不好的習近平，喜好炫耀他的四肢發達：“我那個時候扛200斤麥子，十裏山路不換肩。”習對頭腦簡單事項：“新時期上山下鄉工程”、“好兒女誌在四方，有誌者奮鬥無悔”，頗有興趣和熱度，可見一斑。習近平坦承其念茲在茲“農民情結”，可以推斷出他的氣質和秉性，天然地與知識性匱缺的泥腿子、四肢發達者、粗布短衫者融通起來，對待海派氣質的上海人就不會有好感，可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

要深入了解習近平的所作所為，需要了解他的個性和風格，需要了解養育習某其秉性、氣質的地方，考察那裏的風土人情。習近平念念不忘他的“初心”之地，就是年輕時候插隊落戶的革命聖地延安，那裏是紅色大本營，更是“紅太陽升起的地方”。對於習近平來說，陝北延安就是他的紅色乳娘，思想養育之地，“作為一個人民公仆，陝北高原是我的根，因為這裏培養出我不變的信念：要為人民做實事！無論我走到哪裏，永遠都是黃土地的兒子。”習近平回憶說，插隊在梁家河，他“看到了人民群眾的根本，真正理解了老百姓”，“我幾乎從來沒哭過，印象較深的兩次哭都是在陝北。”情深誼長啊！

延安市，坐落在陝西省北部，是遊牧文明與農耕文明交融的邊區地帶，漢民族農民世世代代居住此地的曆史中，頻頻遭受多個遊牧民族和部落的相互殺戮、掠奪和洗劫，身處如此蠻族生態的劫掠，釀造出戎狄民風：痞氣+匪氣，漸漸墮落之，本地農耕地上又孵化出次生代的漢族大盜和流寇，如：王嘉胤、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董福祥等等。

大清皇朝晚期，西方殖民主義勢力進入中國東部沿海，紛紛建立起西方式的先進藍色文明，從此經濟格局和重心轉移，地處西北的陝西省經濟文化大幅衰弱，秦風不再，此衰彼漲，當地土匪、土豪卻猖狂起來，到了民國時期，整個陝北地區的匪患尤其嚴重，那時候國民政府的管控力無法抵達陝北，但這恰好為共產黨武裝力量製造出福音來，留給了共軍以極佳的撒野契機和匪盜空間。臭味相投便稱知己，當毛澤東掛帥的大股共軍（紅軍）萬裏迢迢流竄作案來到陝北時候，如魚得水般找準了自己的落腳地，建立起蘇區。

民諺：窮山惡水出刁民，粗茶淡飯無孑遺。肉腐生蛆，蛆熟產蠅；土劣孵匪，匪頑升寇。流寇是土匪發展的頂峰，流寇之所以十分殘暴凶狠毒辣無恥，那是因為流寇作案多是流竄在異地他鄉：1）幾乎碰不上熟人，於是缺乏道德約束；2）罪案的對象都是與己血緣疏遠，於是下得了狠手；3）流竄作案中不容易被抓捕，於是缺乏法律製裁的威懾感。

民國時期的學者傅斯年，曾經把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美國學者餘英時把毛澤東在山上鬧革命歸類為土匪行徑，中共政府體製內走出來的學者阮銘也將當年盤踞在井岡山和延安，建立蘇區的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具體的匪徒而言尚有匪氣強弱的區分，中共領袖中毛澤東、習近平之流痞氣、匪氣特濃，雖然直接將他們比作為流寇尚不恰當，然則深入去思考精神性的高層次本質，就會發現確有近似之處，如操守低劣，隻顧眼前的歡樂和榮耀，不思長治久安的方針、政策和治理，即不具可持續性發展，缺乏人性，不擇手段，不顧人民死活，更扯淡有什麽超越情懷、尋求來世的永生。

上海執行抗疫大行動，是習某心理投射：“習近平總書記親自部署、親自指揮”，乃“初心不改”，大大地用上“梁家河大學問”，卻是來真的：痞氣加匪氣，勁兒十足！

 

• 秦始皇→毛澤東→習近平

 

這三者思想有著較大的傳承性。中共的建黨、建國都是繼承了中國傳統“外儒內法”的一套專製主義本色，馬克思主義成分並不多，如“緊密團結在以某某某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就是中共執政文化的萬能公式，其“春秋大義”足令執政者癡迷不已。

中國政治延續了千年的專製主義，其要數秦始皇的大一統治理格局最具開創、暴虐和傳承，其遺產深深地烙印在中華民族的政治文化基因上。《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今皇帝並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傳承至後世，中共統治者毛澤東、習近平極為崇拜、讚賞，毛澤東自稱：“馬克思加秦始皇”，自比“秦皇、漢武”。習近平是粗人，缺文秀，但配有禦用導演張藝謀來代言，原籍秦地的張藝謀以其電影作品的大氣磅礴著稱，如《英雄》、《大秦賦》、《大秦帝國》等頗有氣勢恢宏，詠古頌今，頌揚獨裁，乃深合主子旨意。

籍貫秦地的習近平似乎比毛澤東更領悟大秦遺風，他也有著構建大一統政治的強烈欲求，冒進浮誇，圖大貪功，舉凡黨、政、軍、財、經、文、教、農、工、商等各界各行，都得讓習來獨攬一身、定於一尊，還妄想對外擴張，天下一統。毛時代流行詞：“全國一盤棋”，如今又翻舊出新而熱炒，以“一言堂”淩駕天下，特別用於上海的抗疫。

中國人骨子裏有“天人合一”，混沌一氣的原始思維和巫術，這集體無意識天然地被大一統政治統攝，進而主導了亞細亞生產方式，在古代，它有利於治理水患、開挖運河、修建長城、建造皇宮等大型項目。在當今，有利於以舉國之力操辦上海防控。在思想意識高度，可以塑造全民的遵命、服從、聽話，即奴性，這恰是習近平的“不忘使命”：“凝聚全民抗疫的強大共識”。

在大一統政治如火如荼的文革期間，誇張而高調的道義目的論籠罩住中國大地上的各項各業，如有“農業以糧為綱、工業以鋼為綱。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於是到處呈現“一刀切”現象，凡是與“綱”不合之事，全得讓步，退避。

今天上海的抗疫正是一刀切做法：為了抗疫的宏偉大業，其他事情全都算不得“事情”，那怕是危機人生命的要事。再如，“同層密接隔離政策”，一人得陽整樓隔離，幾人得陽整區封閉。搞得：簡單直接粗暴，次生災害不斷，雞飛狗跳，人心惶惶。

 

• 外儒內法，臉麵爭光

 

習近平頗想搞《厲害了，我的國》，可看出習的“初心”中有“大秦”情愫，但不唯此。習熟知亡秦之故，暴秦之害，了解《過秦論》，於是就看重《荀子》思想，希望借鑒儒家思想補救暴秦之偏，但這隻是延續了曆史上慣行的“外儒內法”傳統，毫無創意。

以現代人的目光審視，法家思想並非全都是負麵的，糟糕的。譬如，法家的政治思想有“緣法而治”、“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法不阿貴，繩不撓曲”、“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等——貫徹一條法治平等的路線。

秦之後曆代皇朝，形成傳統的官方和上層社會的意識形態是儒家思想，儒家在治國綱要上對法家進行修正，改變其嚴刑律法、冷酷無情、對人性的踐踏，而用溫情脈脈的道德麵紗來遮蓋人心自私之惡。然而儒家的溫情脈脈卻是斷然排斥法家的平等觀，十分講究等級秩序的排位：“尊尊、親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樣導致另一種人性醜惡的釋放。

無論是法家抑或儒家，都嚴重匱乏精神超越性，使得中國人滑落到小人德性的急切功利性，熱衷於超近距離的貼身肉搏，這突出表現為儒家的“麵子文化”，即等級競爭。

今天，習近平把上海抗疫重重地押寶在他的麵子上：看吧，環顧世界，唯有我習某才能夠做到新冠病毒“清零”，豐功偉業啊；溥天之下，皆我臣屬；溥天之下，盡表忠心！

開啟小人心境：這就是習近平的“初心、使命”不可告人的真正用意所在！清零政策來自權力最高層，而下層執行者在習某巫祝之辭誘導下，層層加碼，步步緊逼，使防疫措施變得越來越嚴苛，越來越不通人情，越來越背離常識，卻迎來了中國式“麵子”大豐收！    

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今天，活躍在上海街頭的“大白”誌願者，大多來自社會底層，他們深知等級社會的底層生活之艱辛、悲愴、卑賤、滄桑，受欺受壓，吃苦甚多，在心坎中積滿了多多的怨恨，為此張公百忍，隻是期盼著猴年馬月有個身份升遷，從此羊與狼的位置對調，角色得以變換，從此終於有了發泄的口子和對象，就如二十年媳婦熬成婆婆那樣。今天好機會來了，讓底層誌願者們身披白大褂，臂佩紅袖章，頓時獲得了權力，身價躥升！於是人們就見到了大白們在上海街頭的變本加厲，肆無忌憚。

更是有不少大白門來自外省市的農村地區，他們往往有著毛澤東情結，相信毛澤東的詛咒語“農村包圍城市”，內心對待上海，這個以魔都著稱的城市有著較深的嫉恨，於是今天找到了發泄口子，爭當“南京路上好八連”，侮辱上海人一番，五十步笑百步，好不痛快啊！

上海本地市民，生存在全民抗疫的如此高壓境遇，顯得勢單力孤，不得不進行一場忍耐之心的大考驗。雖說是有海派氣質，但是多年來在習氏毛左政治侵染下，上海人漸漸變得麻木起來，中國傳統習性在增強，一個“忍”字當頭，懂得“看三勢”，學會“拎得清”，不做“填刀頭”，好漢不吃眼前虧，識時務者為俊傑，好死不如賴活著——與內地的庸眾一樣，都是媳婦受熬的心態——如此則喪失了做人的真誠性和崇高性。

 

                                                    施衛江

寫於 美國紐約

2022年5月26日上海抗疫為何如此狂暴？

 

最近，上海人民沉浸在“靜態管理、動態清零”的極度悲憤中，二個月來的抗疫，上海居民要麽封閉在家裏，要麽隔離在方艙，要麽入住醫院，最慘的是一些外地來滬的農民工、送貨員和運輸汽車司機，隻得睡眠在大街上、橋孔下、卡車裏，還不得行走出受封圍欄，還得不到足夠食物。不管呆在城市哪個角落，是富人或窮人，是教授還是乞丐，人人自危，生活無序，商店關門，藥品斷供，生存所需的基本食品、日用品都要靠手機上操作去“搶”，凡是不會手機操作就隻能等死，非新冠病毒引起的疾病都不算是“病”，假如某個病人不能出示有效核酸測試陰性證明，病人均得不到及時救治，更惡劣的措施是，要裝配鐵網在管控區的每一棟民宅樓的大門口，予以嚴加防範管製，防市民如防盜賊！“大白”警察容許隨意闖進市民家中搞“執法”，市民蒙受盡多的不幸和災難可就是不容許公開自由發聲喊冤！

嗚呼！號稱“國家主人”的上海市民，本是代表中國最具先進生產力的一族群體，理應充分釋放出上海市民的聰明才幹去搞建設，然而在黨中央的“清零”政策強製下，海派靈性竟然大肆遭受踐踏，人格尊嚴被貶至不及囚徒的卑下，被準許的行動自由還不如圈養的禽畜。哀哉！上海市民的生存境況是多麽孤苦伶仃無助，上海市民的精神抑鬱是何等淒淒慘慘戚戚。

由中央政府主導的抗疫“清零”，為什麽要對上海人民動用如此的粗暴、野蠻、獸性、瘋狂？這在西方自由世界看來，簡直太不可思議了！根源究竟是什麽呢？

 

（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發生在上海的抗疫狂暴當然不是海派文化傳承的特質，而是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親自部署指揮、密集指示批示”來進行，這位總書記宣稱：“我們的防控方針是由黨的性質和宗旨決定的”，“從黨的性質宗旨認識疫情防控方針”，當然不是飛來之石，而是經有悠久曆史的中國傳統孵化而成，它僵硬地主宰著當今中國政治的一切。欲懂得這場清零抗疫的真實意圖，須深入了解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須了解中國的民風民俗，尤其是陝北地區。

近年來，習近平嫻熟地運用他的政治手腕使大權獨攬，業已形成“九鼎之尊”局麵，且有越演越烈之勢，在其統治下的社會官僚機器不斷強化威權形式，這使得後者形式的高度威權化又促進了前者的獨裁，而前者專斷橫行又反哺後者，兩者互為反饋，攜手共進，就此全民奴性且增強不少——此即如德國學者齊美爾所講的社會學中“相互作用”的形式，對於這種“形式”的具體表達，深得魯迅精神之魂的北京大學中文係教授錢理群曾經論述道：“在一個專製統治下價值封閉的體係內，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是處在同一個價值點上的交流與反饋”（大意如此）。

可想而知，當今中國的政治形態正是走在全麵複辟傳統封建腐朽製度的路上。專製政治乃乾綱獨斷、定於一尊，且說今日中國之專製暴虐，極大地來自最高統治者的德性，習近平妄圖複辟文革，大開曆史倒車，朝思暮想他的皇帝迷夢，再造新時代的秦始皇、毛澤東。

    由此，習近平打造的強專製主義為他的暴政鋪設了平坦大道，布置於“全國一盤棋”格局下，海派上海市民深深感受到文革高潮時的毛式家天下：朕即真理，朕即國家。今天，統帥一聲令，三軍風雷動，酷政促奴性，令箭催遵命，從廟堂衙門，抵基層庸眾，政令一路暢行，貫徹無阻。

以習近平的“家天下”框架來看，上海的抗疫特別需要展示“中國共產黨所具有的無比堅強的領導力，是風雨來襲時中國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要展示中共統治下的製度“優越性”和“合法性”，更確切地說，還需要充分展示習近平總書記的“英明、偉大”形象，為他的正式“登基”皇座打基礎。構建如此之宏大敘事，習家中央政府定義了新冠病毒的抗疫是一場“人民戰爭”，全黨全民統一步調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部署”來進行的，這位總書記一再強調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堅持動態清零總方針不猶豫不動搖”，“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要把抗疫當作“為人民服務”。

以現代性的倫理學來論述，“人民”是個宏大敘事，是形而上之“大魅”，在以“人民”的名義大肆鼓噪、渲染之下，若開啟“幽暗之門”，可以發現，這隻是一塊“超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的招牌，其投射出的真實價值意向往往是希冀反饋回報給投射者自己，即小人心眼、小人心境的“自我、本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乃罪惡之淵藪，其鄙陋卑下、猥瑣不堪！

魯迅先生早就發現，中國的儒家典籍中充滿了“仁者愛人”之語，但是魯迅卻揭穿了其“瞞和騙”，其實質就是“以理殺人”！

今天的上海，把“人民”當作“綱領”來處置具體的全民抗疫，就意味著其餘事情全得靠邊讓路，抗疫以外的事情全都隻是與個人利益掛鉤而已，都是掛靠不上“人民”這個宏偉大宗旨，“人民”這個抽象綱領既然被強化得如此之高大上、偉光正，乃綱舉目張，和尚打傘，為所欲為、不擇手段！

 

（二）“不忘初心，牢記使命”

 

“初心”是習近平執政時代十分時髦的政治詞匯，既然被張揚得如此之“時髦”，它必定隱含有欺騙性！它試圖讓人民感受習的“青春故事”，聆聽他的“梁家河插隊的經曆”，規訓人民的情操，是一項典型的“洗腦工程”。

眾所周知，習近平在福建、浙江和上海三地工作過，已經獲得相當多的東南沿海地區工作的經驗，這些地區比起北方內地來具有相對較高的改革開放性，經濟結構大多是外向型，經濟水平也相應較高，治理較為先進。按照常規思路，要想當上一個大國有作為的主政者，其精神領域的價值觀訴求，本來應該引導國民走上現代化之路，深化改革，大大發揚沿海地區的先進經驗和業績成就，使融合到全球化的經濟圈中，學習西方發達的市場經濟和人文精神，求得國家發展踏上新台階。然而習近平卻不張揚他在沿海地區的經曆，反而大大弘揚在北方落後農村的生活感受、工作經曆——這就值得正義的人們去警惕和深思了。

與毛澤東一樣，習近平自身的秉性就是十分的“土”，在漢語網絡上，不滿的網民將習近平蔑稱為“包子”，意思有“土氣”之意，也就是傳統、愚昧、落後的代名詞。這與《論語》：“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意思相近，懷土就是戀土而安逸，營造個人小天地，即小人德性。我們來看看習近平是如何的“初心”？

“初心”在心理學上可稱為“原型”（榮格：archetypes），習的“原型”有“戀土情結”，顯然相悖於東南沿海地區的現代性精神品質，而在於他不斷吹噓的“土”字而凸出，即“農民情結、三農情懷”，習常稱：“我也是從農村出來的”，“我們這一代人也有這個情結，一定要把我們的老百姓，特別是我們的農民扶一把。”聽聽他的念念有詞“不忘初心”，從“習近平總書記從小就有農村情結”，可推斷習之“戀土”有小人之心：

1.  陝北延安梁家河，習近平插隊在此，據說練就了一套“大學問”，那真是了不得啊！
2. “老家富平曾在習近平迷惘彷徨時給予他溫暖”，陝西省富平縣臨近於曆史上京兆地區，這裏曾經是大一統帝國的中央權力地帶，即有秦、漢、隋、唐四朝大帝國定都於鹹陽、長安，這一家鄉情懷深深地烙印到習近平的人格秉性，使得習內心期盼著大一統政治。
3. 習近平時時要造訪河北省西柏坡，該地是毛派紅色經典的精神發源地，價值連城，非常值得習去流連忘返，就此習想要“弘揚西柏坡精神”。
4. 河北省正定縣，習年輕時候曾工作在此，當時是“農業學大寨”的先進樣板縣，是毛澤東樹立起來的一麵旗幟，同樣是紅色經典，值得去大力追捧，流芳百世。

    作為一個農業人口眾多的大國，農業生產當然需要去關心，農民的利益也當然需要去關心，任何一個具有現代化常識的人，必定知道：農民生活的大幅度改善，必須是由農業現代化來帶動，而農業現代化必須是由工業現代化來帶動，而工業現代化必須是由科技、經濟和製度等的各項現代化來帶動，需要重視精神文明的力量，也就是人的主體性自由的大發揚。然而中國的習某卻是完全的反其道而行之：要論價值觀的定位？什麽的工業、科技、文教、經濟、金融、製度、法治等等的重要發展項目全都擱置在邊上，就是因為這些不含有“初心”，從而全都被當做不重要的思想議題來處理，眼下最最要緊的事情是定位在“農民情結”、“黃土情結”之上：“不忘初心，牢記使命”——老是要把目光盯住在最最落後地區的農民生存價值觀上——這是怎麽樣的心態？怎麽樣的鬼魅心思啊？

人都是有個性的，共產黨執政也如此。理解了習近平的執政個性是那麽的“土裏土氣”，於是懂得：上海抗疫就是充滿習包子特色之土：“鞋子合不合腳，自己穿著才知道。”——紅色經典，土法上馬！   

 

•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方山水有一方風情

 

 共產黨信仰“辯證唯物主義”，其教條說：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確，特定的社會曆史地理環境可以塑造特定的精神氣質。成語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南橘北枳。按辯證法精神，反之亦然，如：彩蝶戀鮮花，蒼蠅叮臭肉；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智者樂水，仁者樂山。說到中國人的“土”，尚有各個地方的各個民風民俗民情，還可細分。

德國學者馬克斯·舍勒的行為學理論認為，能感悟到生活世界的價值和價值秩序的感情是成為行為意欲最深層的基礎部分，而這種感情決定著行為意欲的努力方向。但是舍勒又認為，不能把在一個時代和民族中流行或支配人們價值偏愛的評價係統所具有的“倫理結構”等同於作為價值優先法則的價值本身的客觀秩序。

今天，與西方自由世界一樣，強人習近平也是十分講究“顏色革命”，他將自身個性“土氣”的顏色欽定為中國的“政治正確”，即標準的意識形態，充分施展在上海地方的抗議之中，真實意圖是：以習氏“土氣”淹沒上海“海派”！

那麽究竟怎麽樣評介習包子“土氣”？

第一，純真“紅色基因”，眾所周知，習近平是在紅朝中國、紅色地域、紅色家庭、紅色時代、紅色圈子裏混出來的紅色土特產，紅色元素特濃，大紅特紅超紅。

現代中國有二大文明係統：黃色和藍色。

黃色是內陸型，具有內向封閉性質，其主要的分布地域是在北方的黃土質平原和高原上，其價值資源隻由落後的本土文明來提供（電視劇《河殤》的觀點）。

紅色文明是外來的馬列寧主義與中國本土的黃色文明相結合的產物，被綜合成“毛澤東思想路線”，具有革命的實踐性，但是主要根基還是黃色文明。

    藍色是海洋型，外向開放性質，最初地域分布在東南沿海一帶，隨之改革開放的深化，逐漸擴展至中國的大南方，它是本土文明與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結合的產物。

今天的國情是，北方黃土文明區域經濟全麵落後、蕭條，而南方藍色文明區域市場經濟發展良好，經濟指標高漲。如此經濟地理格局意味著中共統治機器的精神資源麵臨危機，這讓習近平深深不安，習某感受到來自於藍色文明對於紅色政權的威脅：資產階級市民的個體性、獨立性和自由意識在增長，他們不會如黃土地上農民幹活那樣的聽話、遵命和馴服。

遙想1949年3月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正式提出定都北平市的決議，當時的國情正如毛澤東所講：“蔣介石的國都在南京，他的基礎是江浙資本家。我們要把國都建在北平，我們也要在北平找到我們的基礎，這就是工人階級和廣大的勞動群眾。”這講話顯示了：南京的城市精神是藍色，而北平市則是黃色，紅色政權的根基需要由黃色文明來支撐、扶助，才會獲得穩定、可靠。

從前，毛澤東必定熟知曆史典故：“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對藍色文明懷有恐懼：“港台一帶，饕蚊尚多，西方世界，饕蚊成陣。”因此對待曾經位置楚地、而後深藍色的申城上海，毛澤東作指示：要采取“農村包圍城市”戰略。為此，上海外灘海關鍾樓上的大鍾報時，要以深黃色的陝北民歌樂調《東方紅》來進行，使之標誌為城市“主旋律”。要發揚“好八連”榮光，讓他們來到魔都南京路上當“哨兵”，以鎮住充滿資產階級邪念的“霓虹燈”，要加強“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全麵專政”，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今天，習近平憂心忡忡：紅色文明賴以存在基礎的黃色文明正日益蛻化墮落！為此決心拯救，在上海執行“靜態管理、動態清零”，實為一場魔鬼訓練，以鞏固紅色政權的！

 

• 粗人的痞氣，流寇的匪氣

 

紅朝中國首長級高幹的紅二代、紅三代多的是，譬如有劉少奇的兒子，陳雲兒子，鄧小平的兒女，胡耀邦的兒子，葉劍英、江澤民的數個兒女等等，在這一群體裏相比較，習包子就是顯得很“土氣”，這是為什麽呢？

這就是習近平第二個“土”：痞氣+匪氣，這是黃色文明外圍地帶“邊區”之“土氣”。

習近平讀書差勁是知曉的，然而這在首長級的紅後代中較為少見，盡管習近平時常吹噓讀書很多，還煞有介事地列出一長串讀書單來，頗有“此地無銀三百兩”之意。由於不願讀書、讀不進書，習的頭腦難以裝備積聚人類優秀文明的知識。蘇格拉底雲“知識即美德”，其否命題亦同樣成立。現代學者的認識更為精確，知識與美德之間的正向關聯性是需要建立在高概率基礎上，較有科學的合理性。毛澤東閱讀中國古典經書甚多，但也是痞氣+匪氣很濃厚，毛澤東特別讚賞二位流氓痞子皇帝：劉邦和朱元璋，毛把糟粕當作了精粹。

拉馬克的“用進廢退”可以較好解釋，讀書不好的習近平，喜好炫耀他的四肢發達：“我那個時候扛200斤麥子，十裏山路不換肩。”習對頭腦簡單事項：“新時期上山下鄉工程”、“好兒女誌在四方，有誌者奮鬥無悔”，頗有興趣和熱度，可見一斑。習近平坦承其念茲在茲“農民情結”，可以推斷出他的氣質和秉性，天然地與知識性匱缺的泥腿子、四肢發達者、粗布短衫者融通起來，對待海派氣質的上海人就不會有好感，可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

要深入了解習近平的所作所為，需要了解他的個性和風格，需要了解養育習某其秉性、氣質的地方，考察那裏的風土人情。習近平念念不忘他的“初心”之地，就是年輕時候插隊落戶的革命聖地延安，那裏是紅色大本營，更是“紅太陽升起的地方”。對於習近平來說，陝北延安就是他的紅色乳娘，思想養育之地，“作為一個人民公仆，陝北高原是我的根，因為這裏培養出我不變的信念：要為人民做實事！無論我走到哪裏，永遠都是黃土地的兒子。”習近平回憶說，插隊在梁家河，他“看到了人民群眾的根本，真正理解了老百姓”，“我幾乎從來沒哭過，印象較深的兩次哭都是在陝北。”情深誼長啊！

延安市，坐落在陝西省北部，是遊牧文明與農耕文明交融的邊區地帶，漢民族農民世世代代居住此地的曆史中，頻頻遭受多個遊牧民族和部落的相互殺戮、掠奪和洗劫，身處如此蠻族生態的劫掠，釀造出戎狄民風：痞氣+匪氣，漸漸墮落之，本地農耕地上又孵化出次生代的漢族大盜和流寇，如：王嘉胤、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董福祥等等。

大清皇朝晚期，西方殖民主義勢力進入中國東部沿海，紛紛建立起西方式的先進藍色文明，從此經濟格局和重心轉移，地處西北的陝西省經濟文化大幅衰弱，秦風不再，此衰彼漲，當地土匪、土豪卻猖狂起來，到了民國時期，整個陝北地區的匪患尤其嚴重，那時候國民政府的管控力無法抵達陝北，但這恰好為共產黨武裝力量製造出福音來，留給了共軍以極佳的撒野契機和匪盜空間。臭味相投便稱知己，當毛澤東掛帥的大股共軍（紅軍）萬裏迢迢流竄作案來到陝北時候，如魚得水般找準了自己的落腳地，建立起蘇區。

民諺：窮山惡水出刁民，粗茶淡飯無孑遺。肉腐生蛆，蛆熟產蠅；土劣孵匪，匪頑升寇。流寇是土匪發展的頂峰，流寇之所以十分殘暴凶狠毒辣無恥，那是因為流寇作案多是流竄在異地他鄉：1）幾乎碰不上熟人，於是缺乏道德約束；2）罪案的對象都是與己血緣疏遠，於是下得了狠手；3）流竄作案中不容易被抓捕，於是缺乏法律製裁的威懾感。

民國時期的學者傅斯年，曾經把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美國學者餘英時把毛澤東在山上鬧革命歸類為土匪行徑，中共政府體製內走出來的學者阮銘也將當年盤踞在井岡山和延安，建立蘇區的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具體的匪徒而言尚有匪氣強弱的區分，中共領袖中毛澤東、習近平之流痞氣、匪氣特濃，雖然直接將他們比作為流寇尚不恰當，然則深入去思考精神性的高層次本質，就會發現確有近似之處，如操守低劣，隻顧眼前的歡樂和榮耀，不思長治久安的方針、政策和治理，即不具可持續性發展，缺乏人性，不擇手段，不顧人民死活，更扯淡有什麽超越情懷、尋求來世的永生。

上海執行抗疫大行動，是習某心理投射：“習近平總書記親自部署、親自指揮”，乃“初心不改”，大大地用上“梁家河大學問”，卻是來真的：痞氣加匪氣，勁兒十足！

 

• 秦始皇→毛澤東→習近平

 

這三者思想有著較大的傳承性。中共的建黨、建國都是繼承了中國傳統“外儒內法”的一套專製主義本色，馬克思主義成分並不多，如“緊密團結在以某某某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就是中共執政文化的萬能公式，其“春秋大義”足令執政者癡迷不已。

中國政治延續了千年的專製主義，其要數秦始皇的大一統治理格局最具開創、暴虐和傳承，其遺產深深地烙印在中華民族的政治文化基因上。《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今皇帝並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傳承至後世，中共統治者毛澤東、習近平極為崇拜、讚賞，毛澤東自稱：“馬克思加秦始皇”，自比“秦皇、漢武”。習近平是粗人，缺文秀，但配有禦用導演張藝謀來代言，原籍秦地的張藝謀以其電影作品的大氣磅礴著稱，如《英雄》、《大秦賦》、《大秦帝國》等頗有氣勢恢宏，詠古頌今，頌揚獨裁，乃深合主子旨意。

籍貫秦地的習近平似乎比毛澤東更領悟大秦遺風，他也有著構建大一統政治的強烈欲求，冒進浮誇，圖大貪功，舉凡黨、政、軍、財、經、文、教、農、工、商等各界各行，都得讓習來獨攬一身、定於一尊，還妄想對外擴張，天下一統。毛時代流行詞：“全國一盤棋”，如今又翻舊出新而熱炒，以“一言堂”淩駕天下，特別用於上海的抗疫。

中國人骨子裏有“天人合一”，混沌一氣的原始思維和巫術，這集體無意識天然地被大一統政治統攝，進而主導了亞細亞生產方式，在古代，它有利於治理水患、開挖運河、修建長城、建造皇宮等大型項目。在當今，有利於以舉國之力操辦上海防控。在思想意識高度，可以塑造全民的遵命、服從、聽話，即奴性，這恰是習近平的“不忘使命”：“凝聚全民抗疫的強大共識”。

在大一統政治如火如荼的文革期間，誇張而高調的道義目的論籠罩住中國大地上的各項各業，如有“農業以糧為綱、工業以鋼為綱。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於是到處呈現“一刀切”現象，凡是與“綱”不合之事，全得讓步，退避。

今天上海的抗疫正是一刀切做法：為了抗疫的宏偉大業，其他事情全都算不得“事情”，那怕是危機人生命的要事。再如，“同層密接隔離政策”，一人得陽整樓隔離，幾人得陽整區封閉。搞得：簡單直接粗暴，次生災害不斷，雞飛狗跳，人心惶惶。

 

• 外儒內法，臉麵爭光

 

習近平頗想搞《厲害了，我的國》，可看出習的“初心”中有“大秦”情愫，但不唯此。習熟知亡秦之故，暴秦之害，了解《過秦論》，於是就看重《荀子》思想，希望借鑒儒家思想補救暴秦之偏，但這隻是延續了曆史上慣行的“外儒內法”傳統，毫無創意。

以現代人的目光審視，法家思想並非全都是負麵的，糟糕的。譬如，法家的政治思想有“緣法而治”、“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法不阿貴，繩不撓曲”、“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等——貫徹一條法治平等的路線。

秦之後曆代皇朝，形成傳統的官方和上層社會的意識形態是儒家思想，儒家在治國綱要上對法家進行修正，改變其嚴刑律法、冷酷無情、對人性的踐踏，而用溫情脈脈的道德麵紗來遮蓋人心自私之惡。然而儒家的溫情脈脈卻是斷然排斥法家的平等觀，十分講究等級秩序的排位：“尊尊、親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樣導致另一種人性醜惡的釋放。

無論是法家抑或儒家，都嚴重匱乏精神超越性，使得中國人滑落到小人德性的急切功利性，熱衷於超近距離的貼身肉搏，這突出表現為儒家的“麵子文化”，即等級競爭。

今天，習近平把上海抗疫重重地押寶在他的麵子上：看吧，環顧世界，唯有我習某才能夠做到新冠病毒“清零”，豐功偉業啊；溥天之下，皆我臣屬；溥天之下，盡表忠心！

開啟小人心境：這就是習近平的“初心、使命”不可告人的真正用意所在！清零政策來自權力最高層，而下層執行者在習某巫祝之辭誘導下，層層加碼，步步緊逼，使防疫措施變得越來越嚴苛，越來越不通人情，越來越背離常識，卻迎來了中國式“麵子”大豐收！    

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今天，活躍在上海街頭的“大白”誌願者，大多來自社會底層，他們深知等級社會的底層生活之艱辛、悲愴、卑賤、滄桑，受欺受壓，吃苦甚多，在心坎中積滿了多多的怨恨，為此張公百忍，隻是期盼著猴年馬月有個身份升遷，從此羊與狼的位置對調，角色得以變換，從此終於有了發泄的口子和對象，就如二十年媳婦熬成婆婆那樣。今天好機會來了，讓底層誌願者們身披白大褂，臂佩紅袖章，頓時獲得了權力，身價躥升！於是人們就見到了大白們在上海街頭的變本加厲，肆無忌憚。

更是有不少大白門來自外省市的農村地區，他們往往有著毛澤東情結，相信毛澤東的詛咒語“農村包圍城市”，內心對待上海，這個以魔都著稱的城市有著較深的嫉恨，於是今天找到了發泄口子，爭當“南京路上好八連”，侮辱上海人一番，五十步笑百步，好不痛快啊！

上海本地市民，生存在全民抗疫的如此高壓境遇，顯得勢單力孤，不得不進行一場忍耐之心的大考驗。雖說是有海派氣質，但是多年來在習氏毛左政治侵染下，上海人漸漸變得麻木起來，中國傳統習性在增強，一個“忍”字當頭，懂得“看三勢”，學會“拎得清”，不做“填刀頭”，好漢不吃眼前虧，識時務者為俊傑，好死不如賴活著——與內地的庸眾一樣，都是媳婦受熬的心態——如此則喪失了做人的真誠性和崇高性。

 

                                                    施衛江

寫於 美國紐約

2022年5月26日上海抗疫為何如此狂暴？

 

最近，上海人民沉浸在“靜態管理、動態清零”的極度悲憤中，二個月來的抗疫，上海居民要麽封閉在家裏，要麽隔離在方艙，要麽入住醫院，最慘的是一些外地來滬的農民工、送貨員和運輸汽車司機，隻得睡眠在大街上、橋孔下、卡車裏，還不得行走出受封圍欄，還得不到足夠食物。不管呆在城市哪個角落，是富人或窮人，是教授還是乞丐，人人自危，生活無序，商店關門，藥品斷供，生存所需的基本食品、日用品都要靠手機上操作去“搶”，凡是不會手機操作就隻能等死，非新冠病毒引起的疾病都不算是“病”，假如某個病人不能出示有效核酸測試陰性證明，病人均得不到及時救治，更惡劣的措施是，要裝配鐵網在管控區的每一棟民宅樓的大門口，予以嚴加防範管製，防市民如防盜賊！“大白”警察容許隨意闖進市民家中搞“執法”，市民蒙受盡多的不幸和災難可就是不容許公開自由發聲喊冤！

嗚呼！號稱“國家主人”的上海市民，本是代表中國最具先進生產力的一族群體，理應充分釋放出上海市民的聰明才幹去搞建設，然而在黨中央的“清零”政策強製下，海派靈性竟然大肆遭受踐踏，人格尊嚴被貶至不及囚徒的卑下，被準許的行動自由還不如圈養的禽畜。哀哉！上海市民的生存境況是多麽孤苦伶仃無助，上海市民的精神抑鬱是何等淒淒慘慘戚戚。

由中央政府主導的抗疫“清零”，為什麽要對上海人民動用如此的粗暴、野蠻、獸性、瘋狂？這在西方自由世界看來，簡直太不可思議了！根源究竟是什麽呢？

 

（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發生在上海的抗疫狂暴當然不是海派文化傳承的特質，而是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親自部署指揮、密集指示批示”來進行，這位總書記宣稱：“我們的防控方針是由黨的性質和宗旨決定的”，“從黨的性質宗旨認識疫情防控方針”，當然不是飛來之石，而是經有悠久曆史的中國傳統孵化而成，它僵硬地主宰著當今中國政治的一切。欲懂得這場清零抗疫的真實意圖，須深入了解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須了解中國的民風民俗，尤其是陝北地區。

近年來，習近平嫻熟地運用他的政治手腕使大權獨攬，業已形成“九鼎之尊”局麵，且有越演越烈之勢，在其統治下的社會官僚機器不斷強化威權形式，這使得後者形式的高度威權化又促進了前者的獨裁，而前者專斷橫行又反哺後者，兩者互為反饋，攜手共進，就此全民奴性且增強不少——此即如德國學者齊美爾所講的社會學中“相互作用”的形式，對於這種“形式”的具體表達，深得魯迅精神之魂的北京大學中文係教授錢理群曾經論述道：“在一個專製統治下價值封閉的體係內，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是處在同一個價值點上的交流與反饋”（大意如此）。

可想而知，當今中國的政治形態正是走在全麵複辟傳統封建腐朽製度的路上。專製政治乃乾綱獨斷、定於一尊，且說今日中國之專製暴虐，極大地來自最高統治者的德性，習近平妄圖複辟文革，大開曆史倒車，朝思暮想他的皇帝迷夢，再造新時代的秦始皇、毛澤東。

    由此，習近平打造的強專製主義為他的暴政鋪設了平坦大道，布置於“全國一盤棋”格局下，海派上海市民深深感受到文革高潮時的毛式家天下：朕即真理，朕即國家。今天，統帥一聲令，三軍風雷動，酷政促奴性，令箭催遵命，從廟堂衙門，抵基層庸眾，政令一路暢行，貫徹無阻。

以習近平的“家天下”框架來看，上海的抗疫特別需要展示“中國共產黨所具有的無比堅強的領導力，是風雨來襲時中國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要展示中共統治下的製度“優越性”和“合法性”，更確切地說，還需要充分展示習近平總書記的“英明、偉大”形象，為他的正式“登基”皇座打基礎。構建如此之宏大敘事，習家中央政府定義了新冠病毒的抗疫是一場“人民戰爭”，全黨全民統一步調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部署”來進行的，這位總書記一再強調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堅持動態清零總方針不猶豫不動搖”，“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要把抗疫當作“為人民服務”。

以現代性的倫理學來論述，“人民”是個宏大敘事，是形而上之“大魅”，在以“人民”的名義大肆鼓噪、渲染之下，若開啟“幽暗之門”，可以發現，這隻是一塊“超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的招牌，其投射出的真實價值意向往往是希冀反饋回報給投射者自己，即小人心眼、小人心境的“自我、本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乃罪惡之淵藪，其鄙陋卑下、猥瑣不堪！

魯迅先生早就發現，中國的儒家典籍中充滿了“仁者愛人”之語，但是魯迅卻揭穿了其“瞞和騙”，其實質就是“以理殺人”！

今天的上海，把“人民”當作“綱領”來處置具體的全民抗疫，就意味著其餘事情全得靠邊讓路，抗疫以外的事情全都隻是與個人利益掛鉤而已，都是掛靠不上“人民”這個宏偉大宗旨，“人民”這個抽象綱領既然被強化得如此之高大上、偉光正，乃綱舉目張，和尚打傘，為所欲為、不擇手段！

 

（二）“不忘初心，牢記使命”

 

“初心”是習近平執政時代十分時髦的政治詞匯，既然被張揚得如此之“時髦”，它必定隱含有欺騙性！它試圖讓人民感受習的“青春故事”，聆聽他的“梁家河插隊的經曆”，規訓人民的情操，是一項典型的“洗腦工程”。

眾所周知，習近平在福建、浙江和上海三地工作過，已經獲得相當多的東南沿海地區工作的經驗，這些地區比起北方內地來具有相對較高的改革開放性，經濟結構大多是外向型，經濟水平也相應較高，治理較為先進。按照常規思路，要想當上一個大國有作為的主政者，其精神領域的價值觀訴求，本來應該引導國民走上現代化之路，深化改革，大大發揚沿海地區的先進經驗和業績成就，使融合到全球化的經濟圈中，學習西方發達的市場經濟和人文精神，求得國家發展踏上新台階。然而習近平卻不張揚他在沿海地區的經曆，反而大大弘揚在北方落後農村的生活感受、工作經曆——這就值得正義的人們去警惕和深思了。

與毛澤東一樣，習近平自身的秉性就是十分的“土”，在漢語網絡上，不滿的網民將習近平蔑稱為“包子”，意思有“土氣”之意，也就是傳統、愚昧、落後的代名詞。這與《論語》：“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意思相近，懷土就是戀土而安逸，營造個人小天地，即小人德性。我們來看看習近平是如何的“初心”？

“初心”在心理學上可稱為“原型”（榮格：archetypes），習的“原型”有“戀土情結”，顯然相悖於東南沿海地區的現代性精神品質，而在於他不斷吹噓的“土”字而凸出，即“農民情結、三農情懷”，習常稱：“我也是從農村出來的”，“我們這一代人也有這個情結，一定要把我們的老百姓，特別是我們的農民扶一把。”聽聽他的念念有詞“不忘初心”，從“習近平總書記從小就有農村情結”，可推斷習之“戀土”有小人之心：

1.  陝北延安梁家河，習近平插隊在此，據說練就了一套“大學問”，那真是了不得啊！
2. “老家富平曾在習近平迷惘彷徨時給予他溫暖”，陝西省富平縣臨近於曆史上京兆地區，這裏曾經是大一統帝國的中央權力地帶，即有秦、漢、隋、唐四朝大帝國定都於鹹陽、長安，這一家鄉情懷深深地烙印到習近平的人格秉性，使得習內心期盼著大一統政治。
3. 習近平時時要造訪河北省西柏坡，該地是毛派紅色經典的精神發源地，價值連城，非常值得習去流連忘返，就此習想要“弘揚西柏坡精神”。
4. 河北省正定縣，習年輕時候曾工作在此，當時是“農業學大寨”的先進樣板縣，是毛澤東樹立起來的一麵旗幟，同樣是紅色經典，值得去大力追捧，流芳百世。

    作為一個農業人口眾多的大國，農業生產當然需要去關心，農民的利益也當然需要去關心，任何一個具有現代化常識的人，必定知道：農民生活的大幅度改善，必須是由農業現代化來帶動，而農業現代化必須是由工業現代化來帶動，而工業現代化必須是由科技、經濟和製度等的各項現代化來帶動，需要重視精神文明的力量，也就是人的主體性自由的大發揚。然而中國的習某卻是完全的反其道而行之：要論價值觀的定位？什麽的工業、科技、文教、經濟、金融、製度、法治等等的重要發展項目全都擱置在邊上，就是因為這些不含有“初心”，從而全都被當做不重要的思想議題來處理，眼下最最要緊的事情是定位在“農民情結”、“黃土情結”之上：“不忘初心，牢記使命”——老是要把目光盯住在最最落後地區的農民生存價值觀上——這是怎麽樣的心態？怎麽樣的鬼魅心思啊？

人都是有個性的，共產黨執政也如此。理解了習近平的執政個性是那麽的“土裏土氣”，於是懂得：上海抗疫就是充滿習包子特色之土：“鞋子合不合腳，自己穿著才知道。”——紅色經典，土法上馬！   

 

•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方山水有一方風情

 

 共產黨信仰“辯證唯物主義”，其教條說：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確，特定的社會曆史地理環境可以塑造特定的精神氣質。成語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南橘北枳。按辯證法精神，反之亦然，如：彩蝶戀鮮花，蒼蠅叮臭肉；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智者樂水，仁者樂山。說到中國人的“土”，尚有各個地方的各個民風民俗民情，還可細分。

德國學者馬克斯·舍勒的行為學理論認為，能感悟到生活世界的價值和價值秩序的感情是成為行為意欲最深層的基礎部分，而這種感情決定著行為意欲的努力方向。但是舍勒又認為，不能把在一個時代和民族中流行或支配人們價值偏愛的評價係統所具有的“倫理結構”等同於作為價值優先法則的價值本身的客觀秩序。

今天，與西方自由世界一樣，強人習近平也是十分講究“顏色革命”，他將自身個性“土氣”的顏色欽定為中國的“政治正確”，即標準的意識形態，充分施展在上海地方的抗議之中，真實意圖是：以習氏“土氣”淹沒上海“海派”！

那麽究竟怎麽樣評介習包子“土氣”？

第一，純真“紅色基因”，眾所周知，習近平是在紅朝中國、紅色地域、紅色家庭、紅色時代、紅色圈子裏混出來的紅色土特產，紅色元素特濃，大紅特紅超紅。

現代中國有二大文明係統：黃色和藍色。

黃色是內陸型，具有內向封閉性質，其主要的分布地域是在北方的黃土質平原和高原上，其價值資源隻由落後的本土文明來提供（電視劇《河殤》的觀點）。

紅色文明是外來的馬列寧主義與中國本土的黃色文明相結合的產物，被綜合成“毛澤東思想路線”，具有革命的實踐性，但是主要根基還是黃色文明。

    藍色是海洋型，外向開放性質，最初地域分布在東南沿海一帶，隨之改革開放的深化，逐漸擴展至中國的大南方，它是本土文明與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結合的產物。

今天的國情是，北方黃土文明區域經濟全麵落後、蕭條，而南方藍色文明區域市場經濟發展良好，經濟指標高漲。如此經濟地理格局意味著中共統治機器的精神資源麵臨危機，這讓習近平深深不安，習某感受到來自於藍色文明對於紅色政權的威脅：資產階級市民的個體性、獨立性和自由意識在增長，他們不會如黃土地上農民幹活那樣的聽話、遵命和馴服。

遙想1949年3月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正式提出定都北平市的決議，當時的國情正如毛澤東所講：“蔣介石的國都在南京，他的基礎是江浙資本家。我們要把國都建在北平，我們也要在北平找到我們的基礎，這就是工人階級和廣大的勞動群眾。”這講話顯示了：南京的城市精神是藍色，而北平市則是黃色，紅色政權的根基需要由黃色文明來支撐、扶助，才會獲得穩定、可靠。

從前，毛澤東必定熟知曆史典故：“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對藍色文明懷有恐懼：“港台一帶，饕蚊尚多，西方世界，饕蚊成陣。”因此對待曾經位置楚地、而後深藍色的申城上海，毛澤東作指示：要采取“農村包圍城市”戰略。為此，上海外灘海關鍾樓上的大鍾報時，要以深黃色的陝北民歌樂調《東方紅》來進行，使之標誌為城市“主旋律”。要發揚“好八連”榮光，讓他們來到魔都南京路上當“哨兵”，以鎮住充滿資產階級邪念的“霓虹燈”，要加強“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全麵專政”，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今天，習近平憂心忡忡：紅色文明賴以存在基礎的黃色文明正日益蛻化墮落！為此決心拯救，在上海執行“靜態管理、動態清零”，實為一場魔鬼訓練，以鞏固紅色政權的！

 

• 粗人的痞氣，流寇的匪氣

 

紅朝中國首長級高幹的紅二代、紅三代多的是，譬如有劉少奇的兒子，陳雲兒子，鄧小平的兒女，胡耀邦的兒子，葉劍英、江澤民的數個兒女等等，在這一群體裏相比較，習包子就是顯得很“土氣”，這是為什麽呢？

這就是習近平第二個“土”：痞氣+匪氣，這是黃色文明外圍地帶“邊區”之“土氣”。

習近平讀書差勁是知曉的，然而這在首長級的紅後代中較為少見，盡管習近平時常吹噓讀書很多，還煞有介事地列出一長串讀書單來，頗有“此地無銀三百兩”之意。由於不願讀書、讀不進書，習的頭腦難以裝備積聚人類優秀文明的知識。蘇格拉底雲“知識即美德”，其否命題亦同樣成立。現代學者的認識更為精確，知識與美德之間的正向關聯性是需要建立在高概率基礎上，較有科學的合理性。毛澤東閱讀中國古典經書甚多，但也是痞氣+匪氣很濃厚，毛澤東特別讚賞二位流氓痞子皇帝：劉邦和朱元璋，毛把糟粕當作了精粹。

拉馬克的“用進廢退”可以較好解釋，讀書不好的習近平，喜好炫耀他的四肢發達：“我那個時候扛200斤麥子，十裏山路不換肩。”習對頭腦簡單事項：“新時期上山下鄉工程”、“好兒女誌在四方，有誌者奮鬥無悔”，頗有興趣和熱度，可見一斑。習近平坦承其念茲在茲“農民情結”，可以推斷出他的氣質和秉性，天然地與知識性匱缺的泥腿子、四肢發達者、粗布短衫者融通起來，對待海派氣質的上海人就不會有好感，可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

要深入了解習近平的所作所為，需要了解他的個性和風格，需要了解養育習某其秉性、氣質的地方，考察那裏的風土人情。習近平念念不忘他的“初心”之地，就是年輕時候插隊落戶的革命聖地延安，那裏是紅色大本營，更是“紅太陽升起的地方”。對於習近平來說，陝北延安就是他的紅色乳娘，思想養育之地，“作為一個人民公仆，陝北高原是我的根，因為這裏培養出我不變的信念：要為人民做實事！無論我走到哪裏，永遠都是黃土地的兒子。”習近平回憶說，插隊在梁家河，他“看到了人民群眾的根本，真正理解了老百姓”，“我幾乎從來沒哭過，印象較深的兩次哭都是在陝北。”情深誼長啊！

延安市，坐落在陝西省北部，是遊牧文明與農耕文明交融的邊區地帶，漢民族農民世世代代居住此地的曆史中，頻頻遭受多個遊牧民族和部落的相互殺戮、掠奪和洗劫，身處如此蠻族生態的劫掠，釀造出戎狄民風：痞氣+匪氣，漸漸墮落之，本地農耕地上又孵化出次生代的漢族大盜和流寇，如：王嘉胤、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董福祥等等。

大清皇朝晚期，西方殖民主義勢力進入中國東部沿海，紛紛建立起西方式的先進藍色文明，從此經濟格局和重心轉移，地處西北的陝西省經濟文化大幅衰弱，秦風不再，此衰彼漲，當地土匪、土豪卻猖狂起來，到了民國時期，整個陝北地區的匪患尤其嚴重，那時候國民政府的管控力無法抵達陝北，但這恰好為共產黨武裝力量製造出福音來，留給了共軍以極佳的撒野契機和匪盜空間。臭味相投便稱知己，當毛澤東掛帥的大股共軍（紅軍）萬裏迢迢流竄作案來到陝北時候，如魚得水般找準了自己的落腳地，建立起蘇區。

民諺：窮山惡水出刁民，粗茶淡飯無孑遺。肉腐生蛆，蛆熟產蠅；土劣孵匪，匪頑升寇。流寇是土匪發展的頂峰，流寇之所以十分殘暴凶狠毒辣無恥，那是因為流寇作案多是流竄在異地他鄉：1）幾乎碰不上熟人，於是缺乏道德約束；2）罪案的對象都是與己血緣疏遠，於是下得了狠手；3）流竄作案中不容易被抓捕，於是缺乏法律製裁的威懾感。

民國時期的學者傅斯年，曾經把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美國學者餘英時把毛澤東在山上鬧革命歸類為土匪行徑，中共政府體製內走出來的學者阮銘也將當年盤踞在井岡山和延安，建立蘇區的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具體的匪徒而言尚有匪氣強弱的區分，中共領袖中毛澤東、習近平之流痞氣、匪氣特濃，雖然直接將他們比作為流寇尚不恰當，然則深入去思考精神性的高層次本質，就會發現確有近似之處，如操守低劣，隻顧眼前的歡樂和榮耀，不思長治久安的方針、政策和治理，即不具可持續性發展，缺乏人性，不擇手段，不顧人民死活，更扯淡有什麽超越情懷、尋求來世的永生。

上海執行抗疫大行動，是習某心理投射：“習近平總書記親自部署、親自指揮”，乃“初心不改”，大大地用上“梁家河大學問”，卻是來真的：痞氣加匪氣，勁兒十足！

 

• 秦始皇→毛澤東→習近平

 

這三者思想有著較大的傳承性。中共的建黨、建國都是繼承了中國傳統“外儒內法”的一套專製主義本色，馬克思主義成分並不多，如“緊密團結在以某某某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就是中共執政文化的萬能公式，其“春秋大義”足令執政者癡迷不已。

中國政治延續了千年的專製主義，其要數秦始皇的大一統治理格局最具開創、暴虐和傳承，其遺產深深地烙印在中華民族的政治文化基因上。《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今皇帝並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傳承至後世，中共統治者毛澤東、習近平極為崇拜、讚賞，毛澤東自稱：“馬克思加秦始皇”，自比“秦皇、漢武”。習近平是粗人，缺文秀，但配有禦用導演張藝謀來代言，原籍秦地的張藝謀以其電影作品的大氣磅礴著稱，如《英雄》、《大秦賦》、《大秦帝國》等頗有氣勢恢宏，詠古頌今，頌揚獨裁，乃深合主子旨意。

籍貫秦地的習近平似乎比毛澤東更領悟大秦遺風，他也有著構建大一統政治的強烈欲求，冒進浮誇，圖大貪功，舉凡黨、政、軍、財、經、文、教、農、工、商等各界各行，都得讓習來獨攬一身、定於一尊，還妄想對外擴張，天下一統。毛時代流行詞：“全國一盤棋”，如今又翻舊出新而熱炒，以“一言堂”淩駕天下，特別用於上海的抗疫。

中國人骨子裏有“天人合一”，混沌一氣的原始思維和巫術，這集體無意識天然地被大一統政治統攝，進而主導了亞細亞生產方式，在古代，它有利於治理水患、開挖運河、修建長城、建造皇宮等大型項目。在當今，有利於以舉國之力操辦上海防控。在思想意識高度，可以塑造全民的遵命、服從、聽話，即奴性，這恰是習近平的“不忘使命”：“凝聚全民抗疫的強大共識”。

在大一統政治如火如荼的文革期間，誇張而高調的道義目的論籠罩住中國大地上的各項各業，如有“農業以糧為綱、工業以鋼為綱。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於是到處呈現“一刀切”現象，凡是與“綱”不合之事，全得讓步，退避。

今天上海的抗疫正是一刀切做法：為了抗疫的宏偉大業，其他事情全都算不得“事情”，那怕是危機人生命的要事。再如，“同層密接隔離政策”，一人得陽整樓隔離，幾人得陽整區封閉。搞得：簡單直接粗暴，次生災害不斷，雞飛狗跳，人心惶惶。

 

• 外儒內法，臉麵爭光

 

習近平頗想搞《厲害了，我的國》，可看出習的“初心”中有“大秦”情愫，但不唯此。習熟知亡秦之故，暴秦之害，了解《過秦論》，於是就看重《荀子》思想，希望借鑒儒家思想補救暴秦之偏，但這隻是延續了曆史上慣行的“外儒內法”傳統，毫無創意。

以現代人的目光審視，法家思想並非全都是負麵的，糟糕的。譬如，法家的政治思想有“緣法而治”、“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法不阿貴，繩不撓曲”、“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等——貫徹一條法治平等的路線。

秦之後曆代皇朝，形成傳統的官方和上層社會的意識形態是儒家思想，儒家在治國綱要上對法家進行修正，改變其嚴刑律法、冷酷無情、對人性的踐踏，而用溫情脈脈的道德麵紗來遮蓋人心自私之惡。然而儒家的溫情脈脈卻是斷然排斥法家的平等觀，十分講究等級秩序的排位：“尊尊、親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樣導致另一種人性醜惡的釋放。

無論是法家抑或儒家，都嚴重匱乏精神超越性，使得中國人滑落到小人德性的急切功利性，熱衷於超近距離的貼身肉搏，這突出表現為儒家的“麵子文化”，即等級競爭。

今天，習近平把上海抗疫重重地押寶在他的麵子上：看吧，環顧世界，唯有我習某才能夠做到新冠病毒“清零”，豐功偉業啊；溥天之下，皆我臣屬；溥天之下，盡表忠心！

開啟小人心境：這就是習近平的“初心、使命”不可告人的真正用意所在！清零政策來自權力最高層，而下層執行者在習某巫祝之辭誘導下，層層加碼，步步緊逼，使防疫措施變得越來越嚴苛，越來越不通人情，越來越背離常識，卻迎來了中國式“麵子”大豐收！    

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今天，活躍在上海街頭的“大白”誌願者，大多來自社會底層，他們深知等級社會的底層生活之艱辛、悲愴、卑賤、滄桑，受欺受壓，吃苦甚多，在心坎中積滿了多多的怨恨，為此張公百忍，隻是期盼著猴年馬月有個身份升遷，從此羊與狼的位置對調，角色得以變換，從此終於有了發泄的口子和對象，就如二十年媳婦熬成婆婆那樣。今天好機會來了，讓底層誌願者們身披白大褂，臂佩紅袖章，頓時獲得了權力，身價躥升！於是人們就見到了大白們在上海街頭的變本加厲，肆無忌憚。

更是有不少大白門來自外省市的農村地區，他們往往有著毛澤東情結，相信毛澤東的詛咒語“農村包圍城市”，內心對待上海，這個以魔都著稱的城市有著較深的嫉恨，於是今天找到了發泄口子，爭當“南京路上好八連”，侮辱上海人一番，五十步笑百步，好不痛快啊！

上海本地市民，生存在全民抗疫的如此高壓境遇，顯得勢單力孤，不得不進行一場忍耐之心的大考驗。雖說是有海派氣質，但是多年來在習氏毛左政治侵染下，上海人漸漸變得麻木起來，中國傳統習性在增強，一個“忍”字當頭，懂得“看三勢”，學會“拎得清”，不做“填刀頭”，好漢不吃眼前虧，識時務者為俊傑，好死不如賴活著——與內地的庸眾一樣，都是媳婦受熬的心態——如此則喪失了做人的真誠性和崇高性。

 

                                                    施衛江

寫於 美國紐約

2022年5月26日上海抗疫為何如此狂暴？

 

最近，上海人民沉浸在“靜態管理、動態清零”的極度悲憤中，二個月來的抗疫，上海居民要麽封閉在家裏，要麽隔離在方艙，要麽入住醫院，最慘的是一些外地來滬的農民工、送貨員和運輸汽車司機，隻得睡眠在大街上、橋孔下、卡車裏，還不得行走出受封圍欄，還得不到足夠食物。不管呆在城市哪個角落，是富人或窮人，是教授還是乞丐，人人自危，生活無序，商店關門，藥品斷供，生存所需的基本食品、日用品都要靠手機上操作去“搶”，凡是不會手機操作就隻能等死，非新冠病毒引起的疾病都不算是“病”，假如某個病人不能出示有效核酸測試陰性證明，病人均得不到及時救治，更惡劣的措施是，要裝配鐵網在管控區的每一棟民宅樓的大門口，予以嚴加防範管製，防市民如防盜賊！“大白”警察容許隨意闖進市民家中搞“執法”，市民蒙受盡多的不幸和災難可就是不容許公開自由發聲喊冤！

嗚呼！號稱“國家主人”的上海市民，本是代表中國最具先進生產力的一族群體，理應充分釋放出上海市民的聰明才幹去搞建設，然而在黨中央的“清零”政策強製下，海派靈性竟然大肆遭受踐踏，人格尊嚴被貶至不及囚徒的卑下，被準許的行動自由還不如圈養的禽畜。哀哉！上海市民的生存境況是多麽孤苦伶仃無助，上海市民的精神抑鬱是何等淒淒慘慘戚戚。

由中央政府主導的抗疫“清零”，為什麽要對上海人民動用如此的粗暴、野蠻、獸性、瘋狂？這在西方自由世界看來，簡直太不可思議了！根源究竟是什麽呢？

 

（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發生在上海的抗疫狂暴當然不是海派文化傳承的特質，而是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親自部署指揮、密集指示批示”來進行，這位總書記宣稱：“我們的防控方針是由黨的性質和宗旨決定的”，“從黨的性質宗旨認識疫情防控方針”，當然不是飛來之石，而是經有悠久曆史的中國傳統孵化而成，它僵硬地主宰著當今中國政治的一切。欲懂得這場清零抗疫的真實意圖，須深入了解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須了解中國的民風民俗，尤其是陝北地區。

近年來，習近平嫻熟地運用他的政治手腕使大權獨攬，業已形成“九鼎之尊”局麵，且有越演越烈之勢，在其統治下的社會官僚機器不斷強化威權形式，這使得後者形式的高度威權化又促進了前者的獨裁，而前者專斷橫行又反哺後者，兩者互為反饋，攜手共進，就此全民奴性且增強不少——此即如德國學者齊美爾所講的社會學中“相互作用”的形式，對於這種“形式”的具體表達，深得魯迅精神之魂的北京大學中文係教授錢理群曾經論述道：“在一個專製統治下價值封閉的體係內，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是處在同一個價值點上的交流與反饋”（大意如此）。

可想而知，當今中國的政治形態正是走在全麵複辟傳統封建腐朽製度的路上。專製政治乃乾綱獨斷、定於一尊，且說今日中國之專製暴虐，極大地來自最高統治者的德性，習近平妄圖複辟文革，大開曆史倒車，朝思暮想他的皇帝迷夢，再造新時代的秦始皇、毛澤東。

    由此，習近平打造的強專製主義為他的暴政鋪設了平坦大道，布置於“全國一盤棋”格局下，海派上海市民深深感受到文革高潮時的毛式家天下：朕即真理，朕即國家。今天，統帥一聲令，三軍風雷動，酷政促奴性，令箭催遵命，從廟堂衙門，抵基層庸眾，政令一路暢行，貫徹無阻。

以習近平的“家天下”框架來看，上海的抗疫特別需要展示“中國共產黨所具有的無比堅強的領導力，是風雨來襲時中國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要展示中共統治下的製度“優越性”和“合法性”，更確切地說，還需要充分展示習近平總書記的“英明、偉大”形象，為他的正式“登基”皇座打基礎。構建如此之宏大敘事，習家中央政府定義了新冠病毒的抗疫是一場“人民戰爭”，全黨全民統一步調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部署”來進行的，這位總書記一再強調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堅持動態清零總方針不猶豫不動搖”，“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要把抗疫當作“為人民服務”。

以現代性的倫理學來論述，“人民”是個宏大敘事，是形而上之“大魅”，在以“人民”的名義大肆鼓噪、渲染之下，若開啟“幽暗之門”，可以發現，這隻是一塊“超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的招牌，其投射出的真實價值意向往往是希冀反饋回報給投射者自己，即小人心眼、小人心境的“自我、本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乃罪惡之淵藪，其鄙陋卑下、猥瑣不堪！

魯迅先生早就發現，中國的儒家典籍中充滿了“仁者愛人”之語，但是魯迅卻揭穿了其“瞞和騙”，其實質就是“以理殺人”！

今天的上海，把“人民”當作“綱領”來處置具體的全民抗疫，就意味著其餘事情全得靠邊讓路，抗疫以外的事情全都隻是與個人利益掛鉤而已，都是掛靠不上“人民”這個宏偉大宗旨，“人民”這個抽象綱領既然被強化得如此之高大上、偉光正，乃綱舉目張，和尚打傘，為所欲為、不擇手段！

 

（二）“不忘初心，牢記使命”

 

“初心”是習近平執政時代十分時髦的政治詞匯，既然被張揚得如此之“時髦”，它必定隱含有欺騙性！它試圖讓人民感受習的“青春故事”，聆聽他的“梁家河插隊的經曆”，規訓人民的情操，是一項典型的“洗腦工程”。

眾所周知，習近平在福建、浙江和上海三地工作過，已經獲得相當多的東南沿海地區工作的經驗，這些地區比起北方內地來具有相對較高的改革開放性，經濟結構大多是外向型，經濟水平也相應較高，治理較為先進。按照常規思路，要想當上一個大國有作為的主政者，其精神領域的價值觀訴求，本來應該引導國民走上現代化之路，深化改革，大大發揚沿海地區的先進經驗和業績成就，使融合到全球化的經濟圈中，學習西方發達的市場經濟和人文精神，求得國家發展踏上新台階。然而習近平卻不張揚他在沿海地區的經曆，反而大大弘揚在北方落後農村的生活感受、工作經曆——這就值得正義的人們去警惕和深思了。

與毛澤東一樣，習近平自身的秉性就是十分的“土”，在漢語網絡上，不滿的網民將習近平蔑稱為“包子”，意思有“土氣”之意，也就是傳統、愚昧、落後的代名詞。這與《論語》：“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意思相近，懷土就是戀土而安逸，營造個人小天地，即小人德性。我們來看看習近平是如何的“初心”？

“初心”在心理學上可稱為“原型”（榮格：archetypes），習的“原型”有“戀土情結”，顯然相悖於東南沿海地區的現代性精神品質，而在於他不斷吹噓的“土”字而凸出，即“農民情結、三農情懷”，習常稱：“我也是從農村出來的”，“我們這一代人也有這個情結，一定要把我們的老百姓，特別是我們的農民扶一把。”聽聽他的念念有詞“不忘初心”，從“習近平總書記從小就有農村情結”，可推斷習之“戀土”有小人之心：

1.  陝北延安梁家河，習近平插隊在此，據說練就了一套“大學問”，那真是了不得啊！
2. “老家富平曾在習近平迷惘彷徨時給予他溫暖”，陝西省富平縣臨近於曆史上京兆地區，這裏曾經是大一統帝國的中央權力地帶，即有秦、漢、隋、唐四朝大帝國定都於鹹陽、長安，這一家鄉情懷深深地烙印到習近平的人格秉性，使得習內心期盼著大一統政治。
3. 習近平時時要造訪河北省西柏坡，該地是毛派紅色經典的精神發源地，價值連城，非常值得習去流連忘返，就此習想要“弘揚西柏坡精神”。
4. 河北省正定縣，習年輕時候曾工作在此，當時是“農業學大寨”的先進樣板縣，是毛澤東樹立起來的一麵旗幟，同樣是紅色經典，值得去大力追捧，流芳百世。

    作為一個農業人口眾多的大國，農業生產當然需要去關心，農民的利益也當然需要去關心，任何一個具有現代化常識的人，必定知道：農民生活的大幅度改善，必須是由農業現代化來帶動，而農業現代化必須是由工業現代化來帶動，而工業現代化必須是由科技、經濟和製度等的各項現代化來帶動，需要重視精神文明的力量，也就是人的主體性自由的大發揚。然而中國的習某卻是完全的反其道而行之：要論價值觀的定位？什麽的工業、科技、文教、經濟、金融、製度、法治等等的重要發展項目全都擱置在邊上，就是因為這些不含有“初心”，從而全都被當做不重要的思想議題來處理，眼下最最要緊的事情是定位在“農民情結”、“黃土情結”之上：“不忘初心，牢記使命”——老是要把目光盯住在最最落後地區的農民生存價值觀上——這是怎麽樣的心態？怎麽樣的鬼魅心思啊？

人都是有個性的，共產黨執政也如此。理解了習近平的執政個性是那麽的“土裏土氣”，於是懂得：上海抗疫就是充滿習包子特色之土：“鞋子合不合腳，自己穿著才知道。”——紅色經典，土法上馬！   

 

•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方山水有一方風情

 

 共產黨信仰“辯證唯物主義”，其教條說：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確，特定的社會曆史地理環境可以塑造特定的精神氣質。成語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南橘北枳。按辯證法精神，反之亦然，如：彩蝶戀鮮花，蒼蠅叮臭肉；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智者樂水，仁者樂山。說到中國人的“土”，尚有各個地方的各個民風民俗民情，還可細分。

德國學者馬克斯·舍勒的行為學理論認為，能感悟到生活世界的價值和價值秩序的感情是成為行為意欲最深層的基礎部分，而這種感情決定著行為意欲的努力方向。但是舍勒又認為，不能把在一個時代和民族中流行或支配人們價值偏愛的評價係統所具有的“倫理結構”等同於作為價值優先法則的價值本身的客觀秩序。

今天，與西方自由世界一樣，強人習近平也是十分講究“顏色革命”，他將自身個性“土氣”的顏色欽定為中國的“政治正確”，即標準的意識形態，充分施展在上海地方的抗議之中，真實意圖是：以習氏“土氣”淹沒上海“海派”！

那麽究竟怎麽樣評介習包子“土氣”？

第一，純真“紅色基因”，眾所周知，習近平是在紅朝中國、紅色地域、紅色家庭、紅色時代、紅色圈子裏混出來的紅色土特產，紅色元素特濃，大紅特紅超紅。

現代中國有二大文明係統：黃色和藍色。

黃色是內陸型，具有內向封閉性質，其主要的分布地域是在北方的黃土質平原和高原上，其價值資源隻由落後的本土文明來提供（電視劇《河殤》的觀點）。

紅色文明是外來的馬列寧主義與中國本土的黃色文明相結合的產物，被綜合成“毛澤東思想路線”，具有革命的實踐性，但是主要根基還是黃色文明。

    藍色是海洋型，外向開放性質，最初地域分布在東南沿海一帶，隨之改革開放的深化，逐漸擴展至中國的大南方，它是本土文明與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結合的產物。

今天的國情是，北方黃土文明區域經濟全麵落後、蕭條，而南方藍色文明區域市場經濟發展良好，經濟指標高漲。如此經濟地理格局意味著中共統治機器的精神資源麵臨危機，這讓習近平深深不安，習某感受到來自於藍色文明對於紅色政權的威脅：資產階級市民的個體性、獨立性和自由意識在增長，他們不會如黃土地上農民幹活那樣的聽話、遵命和馴服。

遙想1949年3月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正式提出定都北平市的決議，當時的國情正如毛澤東所講：“蔣介石的國都在南京，他的基礎是江浙資本家。我們要把國都建在北平，我們也要在北平找到我們的基礎，這就是工人階級和廣大的勞動群眾。”這講話顯示了：南京的城市精神是藍色，而北平市則是黃色，紅色政權的根基需要由黃色文明來支撐、扶助，才會獲得穩定、可靠。

從前，毛澤東必定熟知曆史典故：“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對藍色文明懷有恐懼：“港台一帶，饕蚊尚多，西方世界，饕蚊成陣。”因此對待曾經位置楚地、而後深藍色的申城上海，毛澤東作指示：要采取“農村包圍城市”戰略。為此，上海外灘海關鍾樓上的大鍾報時，要以深黃色的陝北民歌樂調《東方紅》來進行，使之標誌為城市“主旋律”。要發揚“好八連”榮光，讓他們來到魔都南京路上當“哨兵”，以鎮住充滿資產階級邪念的“霓虹燈”，要加強“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全麵專政”，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今天，習近平憂心忡忡：紅色文明賴以存在基礎的黃色文明正日益蛻化墮落！為此決心拯救，在上海執行“靜態管理、動態清零”，實為一場魔鬼訓練，以鞏固紅色政權的！

 

• 粗人的痞氣，流寇的匪氣

 

紅朝中國首長級高幹的紅二代、紅三代多的是，譬如有劉少奇的兒子，陳雲兒子，鄧小平的兒女，胡耀邦的兒子，葉劍英、江澤民的數個兒女等等，在這一群體裏相比較，習包子就是顯得很“土氣”，這是為什麽呢？

這就是習近平第二個“土”：痞氣+匪氣，這是黃色文明外圍地帶“邊區”之“土氣”。

習近平讀書差勁是知曉的，然而這在首長級的紅後代中較為少見，盡管習近平時常吹噓讀書很多，還煞有介事地列出一長串讀書單來，頗有“此地無銀三百兩”之意。由於不願讀書、讀不進書，習的頭腦難以裝備積聚人類優秀文明的知識。蘇格拉底雲“知識即美德”，其否命題亦同樣成立。現代學者的認識更為精確，知識與美德之間的正向關聯性是需要建立在高概率基礎上，較有科學的合理性。毛澤東閱讀中國古典經書甚多，但也是痞氣+匪氣很濃厚，毛澤東特別讚賞二位流氓痞子皇帝：劉邦和朱元璋，毛把糟粕當作了精粹。

拉馬克的“用進廢退”可以較好解釋，讀書不好的習近平，喜好炫耀他的四肢發達：“我那個時候扛200斤麥子，十裏山路不換肩。”習對頭腦簡單事項：“新時期上山下鄉工程”、“好兒女誌在四方，有誌者奮鬥無悔”，頗有興趣和熱度，可見一斑。習近平坦承其念茲在茲“農民情結”，可以推斷出他的氣質和秉性，天然地與知識性匱缺的泥腿子、四肢發達者、粗布短衫者融通起來，對待海派氣質的上海人就不會有好感，可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

要深入了解習近平的所作所為，需要了解他的個性和風格，需要了解養育習某其秉性、氣質的地方，考察那裏的風土人情。習近平念念不忘他的“初心”之地，就是年輕時候插隊落戶的革命聖地延安，那裏是紅色大本營，更是“紅太陽升起的地方”。對於習近平來說，陝北延安就是他的紅色乳娘，思想養育之地，“作為一個人民公仆，陝北高原是我的根，因為這裏培養出我不變的信念：要為人民做實事！無論我走到哪裏，永遠都是黃土地的兒子。”習近平回憶說，插隊在梁家河，他“看到了人民群眾的根本，真正理解了老百姓”，“我幾乎從來沒哭過，印象較深的兩次哭都是在陝北。”情深誼長啊！

延安市，坐落在陝西省北部，是遊牧文明與農耕文明交融的邊區地帶，漢民族農民世世代代居住此地的曆史中，頻頻遭受多個遊牧民族和部落的相互殺戮、掠奪和洗劫，身處如此蠻族生態的劫掠，釀造出戎狄民風：痞氣+匪氣，漸漸墮落之，本地農耕地上又孵化出次生代的漢族大盜和流寇，如：王嘉胤、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董福祥等等。

大清皇朝晚期，西方殖民主義勢力進入中國東部沿海，紛紛建立起西方式的先進藍色文明，從此經濟格局和重心轉移，地處西北的陝西省經濟文化大幅衰弱，秦風不再，此衰彼漲，當地土匪、土豪卻猖狂起來，到了民國時期，整個陝北地區的匪患尤其嚴重，那時候國民政府的管控力無法抵達陝北，但這恰好為共產黨武裝力量製造出福音來，留給了共軍以極佳的撒野契機和匪盜空間。臭味相投便稱知己，當毛澤東掛帥的大股共軍（紅軍）萬裏迢迢流竄作案來到陝北時候，如魚得水般找準了自己的落腳地，建立起蘇區。

民諺：窮山惡水出刁民，粗茶淡飯無孑遺。肉腐生蛆，蛆熟產蠅；土劣孵匪，匪頑升寇。流寇是土匪發展的頂峰，流寇之所以十分殘暴凶狠毒辣無恥，那是因為流寇作案多是流竄在異地他鄉：1）幾乎碰不上熟人，於是缺乏道德約束；2）罪案的對象都是與己血緣疏遠，於是下得了狠手；3）流竄作案中不容易被抓捕，於是缺乏法律製裁的威懾感。

民國時期的學者傅斯年，曾經把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美國學者餘英時把毛澤東在山上鬧革命歸類為土匪行徑，中共政府體製內走出來的學者阮銘也將當年盤踞在井岡山和延安，建立蘇區的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具體的匪徒而言尚有匪氣強弱的區分，中共領袖中毛澤東、習近平之流痞氣、匪氣特濃，雖然直接將他們比作為流寇尚不恰當，然則深入去思考精神性的高層次本質，就會發現確有近似之處，如操守低劣，隻顧眼前的歡樂和榮耀，不思長治久安的方針、政策和治理，即不具可持續性發展，缺乏人性，不擇手段，不顧人民死活，更扯淡有什麽超越情懷、尋求來世的永生。

上海執行抗疫大行動，是習某心理投射：“習近平總書記親自部署、親自指揮”，乃“初心不改”，大大地用上“梁家河大學問”，卻是來真的：痞氣加匪氣，勁兒十足！

 

• 秦始皇→毛澤東→習近平

 

這三者思想有著較大的傳承性。中共的建黨、建國都是繼承了中國傳統“外儒內法”的一套專製主義本色，馬克思主義成分並不多，如“緊密團結在以某某某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就是中共執政文化的萬能公式，其“春秋大義”足令執政者癡迷不已。

中國政治延續了千年的專製主義，其要數秦始皇的大一統治理格局最具開創、暴虐和傳承，其遺產深深地烙印在中華民族的政治文化基因上。《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今皇帝並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傳承至後世，中共統治者毛澤東、習近平極為崇拜、讚賞，毛澤東自稱：“馬克思加秦始皇”，自比“秦皇、漢武”。習近平是粗人，缺文秀，但配有禦用導演張藝謀來代言，原籍秦地的張藝謀以其電影作品的大氣磅礴著稱，如《英雄》、《大秦賦》、《大秦帝國》等頗有氣勢恢宏，詠古頌今，頌揚獨裁，乃深合主子旨意。

籍貫秦地的習近平似乎比毛澤東更領悟大秦遺風，他也有著構建大一統政治的強烈欲求，冒進浮誇，圖大貪功，舉凡黨、政、軍、財、經、文、教、農、工、商等各界各行，都得讓習來獨攬一身、定於一尊，還妄想對外擴張，天下一統。毛時代流行詞：“全國一盤棋”，如今又翻舊出新而熱炒，以“一言堂”淩駕天下，特別用於上海的抗疫。

中國人骨子裏有“天人合一”，混沌一氣的原始思維和巫術，這集體無意識天然地被大一統政治統攝，進而主導了亞細亞生產方式，在古代，它有利於治理水患、開挖運河、修建長城、建造皇宮等大型項目。在當今，有利於以舉國之力操辦上海防控。在思想意識高度，可以塑造全民的遵命、服從、聽話，即奴性，這恰是習近平的“不忘使命”：“凝聚全民抗疫的強大共識”。

在大一統政治如火如荼的文革期間，誇張而高調的道義目的論籠罩住中國大地上的各項各業，如有“農業以糧為綱、工業以鋼為綱。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於是到處呈現“一刀切”現象，凡是與“綱”不合之事，全得讓步，退避。

今天上海的抗疫正是一刀切做法：為了抗疫的宏偉大業，其他事情全都算不得“事情”，那怕是危機人生命的要事。再如，“同層密接隔離政策”，一人得陽整樓隔離，幾人得陽整區封閉。搞得：簡單直接粗暴，次生災害不斷，雞飛狗跳，人心惶惶。

 

• 外儒內法，臉麵爭光

 

習近平頗想搞《厲害了，我的國》，可看出習的“初心”中有“大秦”情愫，但不唯此。習熟知亡秦之故，暴秦之害，了解《過秦論》，於是就看重《荀子》思想，希望借鑒儒家思想補救暴秦之偏，但這隻是延續了曆史上慣行的“外儒內法”傳統，毫無創意。

以現代人的目光審視，法家思想並非全都是負麵的，糟糕的。譬如，法家的政治思想有“緣法而治”、“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法不阿貴，繩不撓曲”、“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等——貫徹一條法治平等的路線。

秦之後曆代皇朝，形成傳統的官方和上層社會的意識形態是儒家思想，儒家在治國綱要上對法家進行修正，改變其嚴刑律法、冷酷無情、對人性的踐踏，而用溫情脈脈的道德麵紗來遮蓋人心自私之惡。然而儒家的溫情脈脈卻是斷然排斥法家的平等觀，十分講究等級秩序的排位：“尊尊、親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樣導致另一種人性醜惡的釋放。

無論是法家抑或儒家，都嚴重匱乏精神超越性，使得中國人滑落到小人德性的急切功利性，熱衷於超近距離的貼身肉搏，這突出表現為儒家的“麵子文化”，即等級競爭。

今天，習近平把上海抗疫重重地押寶在他的麵子上：看吧，環顧世界，唯有我習某才能夠做到新冠病毒“清零”，豐功偉業啊；溥天之下，皆我臣屬；溥天之下，盡表忠心！

開啟小人心境：這就是習近平的“初心、使命”不可告人的真正用意所在！清零政策來自權力最高層，而下層執行者在習某巫祝之辭誘導下，層層加碼，步步緊逼，使防疫措施變得越來越嚴苛，越來越不通人情，越來越背離常識，卻迎來了中國式“麵子”大豐收！    

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今天，活躍在上海街頭的“大白”誌願者，大多來自社會底層，他們深知等級社會的底層生活之艱辛、悲愴、卑賤、滄桑，受欺受壓，吃苦甚多，在心坎中積滿了多多的怨恨，為此張公百忍，隻是期盼著猴年馬月有個身份升遷，從此羊與狼的位置對調，角色得以變換，從此終於有了發泄的口子和對象，就如二十年媳婦熬成婆婆那樣。今天好機會來了，讓底層誌願者們身披白大褂，臂佩紅袖章，頓時獲得了權力，身價躥升！於是人們就見到了大白們在上海街頭的變本加厲，肆無忌憚。

更是有不少大白門來自外省市的農村地區，他們往往有著毛澤東情結，相信毛澤東的詛咒語“農村包圍城市”，內心對待上海，這個以魔都著稱的城市有著較深的嫉恨，於是今天找到了發泄口子，爭當“南京路上好八連”，侮辱上海人一番，五十步笑百步，好不痛快啊！

上海本地市民，生存在全民抗疫的如此高壓境遇，顯得勢單力孤，不得不進行一場忍耐之心的大考驗。雖說是有海派氣質，但是多年來在習氏毛左政治侵染下，上海人漸漸變得麻木起來，中國傳統習性在增強，一個“忍”字當頭，懂得“看三勢”，學會“拎得清”，不做“填刀頭”，好漢不吃眼前虧，識時務者為俊傑，好死不如賴活著——與內地的庸眾一樣，都是媳婦受熬的心態——如此則喪失了做人的真誠性和崇高性。

 

                                                    施衛江

寫於 美國紐約

2022年5月26日上海抗疫為何如此狂暴？

 

最近，上海人民沉浸在“靜態管理、動態清零”的極度悲憤中，二個月來的抗疫，上海居民要麽封閉在家裏，要麽隔離在方艙，要麽入住醫院，最慘的是一些外地來滬的農民工、送貨員和運輸汽車司機，隻得睡眠在大街上、橋孔下、卡車裏，還不得行走出受封圍欄，還得不到足夠食物。不管呆在城市哪個角落，是富人或窮人，是教授還是乞丐，人人自危，生活無序，商店關門，藥品斷供，生存所需的基本食品、日用品都要靠手機上操作去“搶”，凡是不會手機操作就隻能等死，非新冠病毒引起的疾病都不算是“病”，假如某個病人不能出示有效核酸測試陰性證明，病人均得不到及時救治，更惡劣的措施是，要裝配鐵網在管控區的每一棟民宅樓的大門口，予以嚴加防範管製，防市民如防盜賊！“大白”警察容許隨意闖進市民家中搞“執法”，市民蒙受盡多的不幸和災難可就是不容許公開自由發聲喊冤！

嗚呼！號稱“國家主人”的上海市民，本是代表中國最具先進生產力的一族群體，理應充分釋放出上海市民的聰明才幹去搞建設，然而在黨中央的“清零”政策強製下，海派靈性竟然大肆遭受踐踏，人格尊嚴被貶至不及囚徒的卑下，被準許的行動自由還不如圈養的禽畜。哀哉！上海市民的生存境況是多麽孤苦伶仃無助，上海市民的精神抑鬱是何等淒淒慘慘戚戚。

由中央政府主導的抗疫“清零”，為什麽要對上海人民動用如此的粗暴、野蠻、獸性、瘋狂？這在西方自由世界看來，簡直太不可思議了！根源究竟是什麽呢？

 

（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發生在上海的抗疫狂暴當然不是海派文化傳承的特質，而是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親自部署指揮、密集指示批示”來進行，這位總書記宣稱：“我們的防控方針是由黨的性質和宗旨決定的”，“從黨的性質宗旨認識疫情防控方針”，當然不是飛來之石，而是經有悠久曆史的中國傳統孵化而成，它僵硬地主宰著當今中國政治的一切。欲懂得這場清零抗疫的真實意圖，須深入了解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須了解中國的民風民俗，尤其是陝北地區。

近年來，習近平嫻熟地運用他的政治手腕使大權獨攬，業已形成“九鼎之尊”局麵，且有越演越烈之勢，在其統治下的社會官僚機器不斷強化威權形式，這使得後者形式的高度威權化又促進了前者的獨裁，而前者專斷橫行又反哺後者，兩者互為反饋，攜手共進，就此全民奴性且增強不少——此即如德國學者齊美爾所講的社會學中“相互作用”的形式，對於這種“形式”的具體表達，深得魯迅精神之魂的北京大學中文係教授錢理群曾經論述道：“在一個專製統治下價值封閉的體係內，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是處在同一個價值點上的交流與反饋”（大意如此）。

可想而知，當今中國的政治形態正是走在全麵複辟傳統封建腐朽製度的路上。專製政治乃乾綱獨斷、定於一尊，且說今日中國之專製暴虐，極大地來自最高統治者的德性，習近平妄圖複辟文革，大開曆史倒車，朝思暮想他的皇帝迷夢，再造新時代的秦始皇、毛澤東。

    由此，習近平打造的強專製主義為他的暴政鋪設了平坦大道，布置於“全國一盤棋”格局下，海派上海市民深深感受到文革高潮時的毛式家天下：朕即真理，朕即國家。今天，統帥一聲令，三軍風雷動，酷政促奴性，令箭催遵命，從廟堂衙門，抵基層庸眾，政令一路暢行，貫徹無阻。

以習近平的“家天下”框架來看，上海的抗疫特別需要展示“中國共產黨所具有的無比堅強的領導力，是風雨來襲時中國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要展示中共統治下的製度“優越性”和“合法性”，更確切地說，還需要充分展示習近平總書記的“英明、偉大”形象，為他的正式“登基”皇座打基礎。構建如此之宏大敘事，習家中央政府定義了新冠病毒的抗疫是一場“人民戰爭”，全黨全民統一步調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部署”來進行的，這位總書記一再強調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堅持動態清零總方針不猶豫不動搖”，“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要把抗疫當作“為人民服務”。

以現代性的倫理學來論述，“人民”是個宏大敘事，是形而上之“大魅”，在以“人民”的名義大肆鼓噪、渲染之下，若開啟“幽暗之門”，可以發現，這隻是一塊“超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的招牌，其投射出的真實價值意向往往是希冀反饋回報給投射者自己，即小人心眼、小人心境的“自我、本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乃罪惡之淵藪，其鄙陋卑下、猥瑣不堪！

魯迅先生早就發現，中國的儒家典籍中充滿了“仁者愛人”之語，但是魯迅卻揭穿了其“瞞和騙”，其實質就是“以理殺人”！

今天的上海，把“人民”當作“綱領”來處置具體的全民抗疫，就意味著其餘事情全得靠邊讓路，抗疫以外的事情全都隻是與個人利益掛鉤而已，都是掛靠不上“人民”這個宏偉大宗旨，“人民”這個抽象綱領既然被強化得如此之高大上、偉光正，乃綱舉目張，和尚打傘，為所欲為、不擇手段！

 

（二）“不忘初心，牢記使命”

 

“初心”是習近平執政時代十分時髦的政治詞匯，既然被張揚得如此之“時髦”，它必定隱含有欺騙性！它試圖讓人民感受習的“青春故事”，聆聽他的“梁家河插隊的經曆”，規訓人民的情操，是一項典型的“洗腦工程”。

眾所周知，習近平在福建、浙江和上海三地工作過，已經獲得相當多的東南沿海地區工作的經驗，這些地區比起北方內地來具有相對較高的改革開放性，經濟結構大多是外向型，經濟水平也相應較高，治理較為先進。按照常規思路，要想當上一個大國有作為的主政者，其精神領域的價值觀訴求，本來應該引導國民走上現代化之路，深化改革，大大發揚沿海地區的先進經驗和業績成就，使融合到全球化的經濟圈中，學習西方發達的市場經濟和人文精神，求得國家發展踏上新台階。然而習近平卻不張揚他在沿海地區的經曆，反而大大弘揚在北方落後農村的生活感受、工作經曆——這就值得正義的人們去警惕和深思了。

與毛澤東一樣，習近平自身的秉性就是十分的“土”，在漢語網絡上，不滿的網民將習近平蔑稱為“包子”，意思有“土氣”之意，也就是傳統、愚昧、落後的代名詞。這與《論語》：“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意思相近，懷土就是戀土而安逸，營造個人小天地，即小人德性。我們來看看習近平是如何的“初心”？

“初心”在心理學上可稱為“原型”（榮格：archetypes），習的“原型”有“戀土情結”，顯然相悖於東南沿海地區的現代性精神品質，而在於他不斷吹噓的“土”字而凸出，即“農民情結、三農情懷”，習常稱：“我也是從農村出來的”，“我們這一代人也有這個情結，一定要把我們的老百姓，特別是我們的農民扶一把。”聽聽他的念念有詞“不忘初心”，從“習近平總書記從小就有農村情結”，可推斷習之“戀土”有小人之心：

1.  陝北延安梁家河，習近平插隊在此，據說練就了一套“大學問”，那真是了不得啊！
2. “老家富平曾在習近平迷惘彷徨時給予他溫暖”，陝西省富平縣臨近於曆史上京兆地區，這裏曾經是大一統帝國的中央權力地帶，即有秦、漢、隋、唐四朝大帝國定都於鹹陽、長安，這一家鄉情懷深深地烙印到習近平的人格秉性，使得習內心期盼著大一統政治。
3. 習近平時時要造訪河北省西柏坡，該地是毛派紅色經典的精神發源地，價值連城，非常值得習去流連忘返，就此習想要“弘揚西柏坡精神”。
4. 河北省正定縣，習年輕時候曾工作在此，當時是“農業學大寨”的先進樣板縣，是毛澤東樹立起來的一麵旗幟，同樣是紅色經典，值得去大力追捧，流芳百世。

    作為一個農業人口眾多的大國，農業生產當然需要去關心，農民的利益也當然需要去關心，任何一個具有現代化常識的人，必定知道：農民生活的大幅度改善，必須是由農業現代化來帶動，而農業現代化必須是由工業現代化來帶動，而工業現代化必須是由科技、經濟和製度等的各項現代化來帶動，需要重視精神文明的力量，也就是人的主體性自由的大發揚。然而中國的習某卻是完全的反其道而行之：要論價值觀的定位？什麽的工業、科技、文教、經濟、金融、製度、法治等等的重要發展項目全都擱置在邊上，就是因為這些不含有“初心”，從而全都被當做不重要的思想議題來處理，眼下最最要緊的事情是定位在“農民情結”、“黃土情結”之上：“不忘初心，牢記使命”——老是要把目光盯住在最最落後地區的農民生存價值觀上——這是怎麽樣的心態？怎麽樣的鬼魅心思啊？

人都是有個性的，共產黨執政也如此。理解了習近平的執政個性是那麽的“土裏土氣”，於是懂得：上海抗疫就是充滿習包子特色之土：“鞋子合不合腳，自己穿著才知道。”——紅色經典，土法上馬！   

 

•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方山水有一方風情

 

 共產黨信仰“辯證唯物主義”，其教條說：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確，特定的社會曆史地理環境可以塑造特定的精神氣質。成語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南橘北枳。按辯證法精神，反之亦然，如：彩蝶戀鮮花，蒼蠅叮臭肉；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智者樂水，仁者樂山。說到中國人的“土”，尚有各個地方的各個民風民俗民情，還可細分。

德國學者馬克斯·舍勒的行為學理論認為，能感悟到生活世界的價值和價值秩序的感情是成為行為意欲最深層的基礎部分，而這種感情決定著行為意欲的努力方向。但是舍勒又認為，不能把在一個時代和民族中流行或支配人們價值偏愛的評價係統所具有的“倫理結構”等同於作為價值優先法則的價值本身的客觀秩序。

今天，與西方自由世界一樣，強人習近平也是十分講究“顏色革命”，他將自身個性“土氣”的顏色欽定為中國的“政治正確”，即標準的意識形態，充分施展在上海地方的抗議之中，真實意圖是：以習氏“土氣”淹沒上海“海派”！

那麽究竟怎麽樣評介習包子“土氣”？

第一，純真“紅色基因”，眾所周知，習近平是在紅朝中國、紅色地域、紅色家庭、紅色時代、紅色圈子裏混出來的紅色土特產，紅色元素特濃，大紅特紅超紅。

現代中國有二大文明係統：黃色和藍色。

黃色是內陸型，具有內向封閉性質，其主要的分布地域是在北方的黃土質平原和高原上，其價值資源隻由落後的本土文明來提供（電視劇《河殤》的觀點）。

紅色文明是外來的馬列寧主義與中國本土的黃色文明相結合的產物，被綜合成“毛澤東思想路線”，具有革命的實踐性，但是主要根基還是黃色文明。

    藍色是海洋型，外向開放性質，最初地域分布在東南沿海一帶，隨之改革開放的深化，逐漸擴展至中國的大南方，它是本土文明與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結合的產物。

今天的國情是，北方黃土文明區域經濟全麵落後、蕭條，而南方藍色文明區域市場經濟發展良好，經濟指標高漲。如此經濟地理格局意味著中共統治機器的精神資源麵臨危機，這讓習近平深深不安，習某感受到來自於藍色文明對於紅色政權的威脅：資產階級市民的個體性、獨立性和自由意識在增長，他們不會如黃土地上農民幹活那樣的聽話、遵命和馴服。

遙想1949年3月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正式提出定都北平市的決議，當時的國情正如毛澤東所講：“蔣介石的國都在南京，他的基礎是江浙資本家。我們要把國都建在北平，我們也要在北平找到我們的基礎，這就是工人階級和廣大的勞動群眾。”這講話顯示了：南京的城市精神是藍色，而北平市則是黃色，紅色政權的根基需要由黃色文明來支撐、扶助，才會獲得穩定、可靠。

從前，毛澤東必定熟知曆史典故：“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對藍色文明懷有恐懼：“港台一帶，饕蚊尚多，西方世界，饕蚊成陣。”因此對待曾經位置楚地、而後深藍色的申城上海，毛澤東作指示：要采取“農村包圍城市”戰略。為此，上海外灘海關鍾樓上的大鍾報時，要以深黃色的陝北民歌樂調《東方紅》來進行，使之標誌為城市“主旋律”。要發揚“好八連”榮光，讓他們來到魔都南京路上當“哨兵”，以鎮住充滿資產階級邪念的“霓虹燈”，要加強“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全麵專政”，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今天，習近平憂心忡忡：紅色文明賴以存在基礎的黃色文明正日益蛻化墮落！為此決心拯救，在上海執行“靜態管理、動態清零”，實為一場魔鬼訓練，以鞏固紅色政權的！

 

• 粗人的痞氣，流寇的匪氣

 

紅朝中國首長級高幹的紅二代、紅三代多的是，譬如有劉少奇的兒子，陳雲兒子，鄧小平的兒女，胡耀邦的兒子，葉劍英、江澤民的數個兒女等等，在這一群體裏相比較，習包子就是顯得很“土氣”，這是為什麽呢？

這就是習近平第二個“土”：痞氣+匪氣，這是黃色文明外圍地帶“邊區”之“土氣”。

習近平讀書差勁是知曉的，然而這在首長級的紅後代中較為少見，盡管習近平時常吹噓讀書很多，還煞有介事地列出一長串讀書單來，頗有“此地無銀三百兩”之意。由於不願讀書、讀不進書，習的頭腦難以裝備積聚人類優秀文明的知識。蘇格拉底雲“知識即美德”，其否命題亦同樣成立。現代學者的認識更為精確，知識與美德之間的正向關聯性是需要建立在高概率基礎上，較有科學的合理性。毛澤東閱讀中國古典經書甚多，但也是痞氣+匪氣很濃厚，毛澤東特別讚賞二位流氓痞子皇帝：劉邦和朱元璋，毛把糟粕當作了精粹。

拉馬克的“用進廢退”可以較好解釋，讀書不好的習近平，喜好炫耀他的四肢發達：“我那個時候扛200斤麥子，十裏山路不換肩。”習對頭腦簡單事項：“新時期上山下鄉工程”、“好兒女誌在四方，有誌者奮鬥無悔”，頗有興趣和熱度，可見一斑。習近平坦承其念茲在茲“農民情結”，可以推斷出他的氣質和秉性，天然地與知識性匱缺的泥腿子、四肢發達者、粗布短衫者融通起來，對待海派氣質的上海人就不會有好感，可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

要深入了解習近平的所作所為，需要了解他的個性和風格，需要了解養育習某其秉性、氣質的地方，考察那裏的風土人情。習近平念念不忘他的“初心”之地，就是年輕時候插隊落戶的革命聖地延安，那裏是紅色大本營，更是“紅太陽升起的地方”。對於習近平來說，陝北延安就是他的紅色乳娘，思想養育之地，“作為一個人民公仆，陝北高原是我的根，因為這裏培養出我不變的信念：要為人民做實事！無論我走到哪裏，永遠都是黃土地的兒子。”習近平回憶說，插隊在梁家河，他“看到了人民群眾的根本，真正理解了老百姓”，“我幾乎從來沒哭過，印象較深的兩次哭都是在陝北。”情深誼長啊！

延安市，坐落在陝西省北部，是遊牧文明與農耕文明交融的邊區地帶，漢民族農民世世代代居住此地的曆史中，頻頻遭受多個遊牧民族和部落的相互殺戮、掠奪和洗劫，身處如此蠻族生態的劫掠，釀造出戎狄民風：痞氣+匪氣，漸漸墮落之，本地農耕地上又孵化出次生代的漢族大盜和流寇，如：王嘉胤、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董福祥等等。

大清皇朝晚期，西方殖民主義勢力進入中國東部沿海，紛紛建立起西方式的先進藍色文明，從此經濟格局和重心轉移，地處西北的陝西省經濟文化大幅衰弱，秦風不再，此衰彼漲，當地土匪、土豪卻猖狂起來，到了民國時期，整個陝北地區的匪患尤其嚴重，那時候國民政府的管控力無法抵達陝北，但這恰好為共產黨武裝力量製造出福音來，留給了共軍以極佳的撒野契機和匪盜空間。臭味相投便稱知己，當毛澤東掛帥的大股共軍（紅軍）萬裏迢迢流竄作案來到陝北時候，如魚得水般找準了自己的落腳地，建立起蘇區。

民諺：窮山惡水出刁民，粗茶淡飯無孑遺。肉腐生蛆，蛆熟產蠅；土劣孵匪，匪頑升寇。流寇是土匪發展的頂峰，流寇之所以十分殘暴凶狠毒辣無恥，那是因為流寇作案多是流竄在異地他鄉：1）幾乎碰不上熟人，於是缺乏道德約束；2）罪案的對象都是與己血緣疏遠，於是下得了狠手；3）流竄作案中不容易被抓捕，於是缺乏法律製裁的威懾感。

民國時期的學者傅斯年，曾經把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美國學者餘英時把毛澤東在山上鬧革命歸類為土匪行徑，中共政府體製內走出來的學者阮銘也將當年盤踞在井岡山和延安，建立蘇區的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具體的匪徒而言尚有匪氣強弱的區分，中共領袖中毛澤東、習近平之流痞氣、匪氣特濃，雖然直接將他們比作為流寇尚不恰當，然則深入去思考精神性的高層次本質，就會發現確有近似之處，如操守低劣，隻顧眼前的歡樂和榮耀，不思長治久安的方針、政策和治理，即不具可持續性發展，缺乏人性，不擇手段，不顧人民死活，更扯淡有什麽超越情懷、尋求來世的永生。

上海執行抗疫大行動，是習某心理投射：“習近平總書記親自部署、親自指揮”，乃“初心不改”，大大地用上“梁家河大學問”，卻是來真的：痞氣加匪氣，勁兒十足！

 

• 秦始皇→毛澤東→習近平

 

這三者思想有著較大的傳承性。中共的建黨、建國都是繼承了中國傳統“外儒內法”的一套專製主義本色，馬克思主義成分並不多，如“緊密團結在以某某某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就是中共執政文化的萬能公式，其“春秋大義”足令執政者癡迷不已。

中國政治延續了千年的專製主義，其要數秦始皇的大一統治理格局最具開創、暴虐和傳承，其遺產深深地烙印在中華民族的政治文化基因上。《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今皇帝並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傳承至後世，中共統治者毛澤東、習近平極為崇拜、讚賞，毛澤東自稱：“馬克思加秦始皇”，自比“秦皇、漢武”。習近平是粗人，缺文秀，但配有禦用導演張藝謀來代言，原籍秦地的張藝謀以其電影作品的大氣磅礴著稱，如《英雄》、《大秦賦》、《大秦帝國》等頗有氣勢恢宏，詠古頌今，頌揚獨裁，乃深合主子旨意。

籍貫秦地的習近平似乎比毛澤東更領悟大秦遺風，他也有著構建大一統政治的強烈欲求，冒進浮誇，圖大貪功，舉凡黨、政、軍、財、經、文、教、農、工、商等各界各行，都得讓習來獨攬一身、定於一尊，還妄想對外擴張，天下一統。毛時代流行詞：“全國一盤棋”，如今又翻舊出新而熱炒，以“一言堂”淩駕天下，特別用於上海的抗疫。

中國人骨子裏有“天人合一”，混沌一氣的原始思維和巫術，這集體無意識天然地被大一統政治統攝，進而主導了亞細亞生產方式，在古代，它有利於治理水患、開挖運河、修建長城、建造皇宮等大型項目。在當今，有利於以舉國之力操辦上海防控。在思想意識高度，可以塑造全民的遵命、服從、聽話，即奴性，這恰是習近平的“不忘使命”：“凝聚全民抗疫的強大共識”。

在大一統政治如火如荼的文革期間，誇張而高調的道義目的論籠罩住中國大地上的各項各業，如有“農業以糧為綱、工業以鋼為綱。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於是到處呈現“一刀切”現象，凡是與“綱”不合之事，全得讓步，退避。

今天上海的抗疫正是一刀切做法：為了抗疫的宏偉大業，其他事情全都算不得“事情”，那怕是危機人生命的要事。再如，“同層密接隔離政策”，一人得陽整樓隔離，幾人得陽整區封閉。搞得：簡單直接粗暴，次生災害不斷，雞飛狗跳，人心惶惶。

 

• 外儒內法，臉麵爭光

 

習近平頗想搞《厲害了，我的國》，可看出習的“初心”中有“大秦”情愫，但不唯此。習熟知亡秦之故，暴秦之害，了解《過秦論》，於是就看重《荀子》思想，希望借鑒儒家思想補救暴秦之偏，但這隻是延續了曆史上慣行的“外儒內法”傳統，毫無創意。

以現代人的目光審視，法家思想並非全都是負麵的，糟糕的。譬如，法家的政治思想有“緣法而治”、“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法不阿貴，繩不撓曲”、“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等——貫徹一條法治平等的路線。

秦之後曆代皇朝，形成傳統的官方和上層社會的意識形態是儒家思想，儒家在治國綱要上對法家進行修正，改變其嚴刑律法、冷酷無情、對人性的踐踏，而用溫情脈脈的道德麵紗來遮蓋人心自私之惡。然而儒家的溫情脈脈卻是斷然排斥法家的平等觀，十分講究等級秩序的排位：“尊尊、親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樣導致另一種人性醜惡的釋放。

無論是法家抑或儒家，都嚴重匱乏精神超越性，使得中國人滑落到小人德性的急切功利性，熱衷於超近距離的貼身肉搏，這突出表現為儒家的“麵子文化”，即等級競爭。

今天，習近平把上海抗疫重重地押寶在他的麵子上：看吧，環顧世界，唯有我習某才能夠做到新冠病毒“清零”，豐功偉業啊；溥天之下，皆我臣屬；溥天之下，盡表忠心！

開啟小人心境：這就是習近平的“初心、使命”不可告人的真正用意所在！清零政策來自權力最高層，而下層執行者在習某巫祝之辭誘導下，層層加碼，步步緊逼，使防疫措施變得越來越嚴苛，越來越不通人情，越來越背離常識，卻迎來了中國式“麵子”大豐收！    

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今天，活躍在上海街頭的“大白”誌願者，大多來自社會底層，他們深知等級社會的底層生活之艱辛、悲愴、卑賤、滄桑，受欺受壓，吃苦甚多，在心坎中積滿了多多的怨恨，為此張公百忍，隻是期盼著猴年馬月有個身份升遷，從此羊與狼的位置對調，角色得以變換，從此終於有了發泄的口子和對象，就如二十年媳婦熬成婆婆那樣。今天好機會來了，讓底層誌願者們身披白大褂，臂佩紅袖章，頓時獲得了權力，身價躥升！於是人們就見到了大白們在上海街頭的變本加厲，肆無忌憚。

更是有不少大白門來自外省市的農村地區，他們往往有著毛澤東情結，相信毛澤東的詛咒語“農村包圍城市”，內心對待上海，這個以魔都著稱的城市有著較深的嫉恨，於是今天找到了發泄口子，爭當“南京路上好八連”，侮辱上海人一番，五十步笑百步，好不痛快啊！

上海本地市民，生存在全民抗疫的如此高壓境遇，顯得勢單力孤，不得不進行一場忍耐之心的大考驗。雖說是有海派氣質，但是多年來在習氏毛左政治侵染下，上海人漸漸變得麻木起來，中國傳統習性在增強，一個“忍”字當頭，懂得“看三勢”，學會“拎得清”，不做“填刀頭”，好漢不吃眼前虧，識時務者為俊傑，好死不如賴活著——與內地的庸眾一樣，都是媳婦受熬的心態——如此則喪失了做人的真誠性和崇高性。

 

                                                    施衛江

寫於 美國紐約

2022年5月26日上海抗疫為何如此狂暴？

 

最近，上海人民沉浸在“靜態管理、動態清零”的極度悲憤中，二個月來的抗疫，上海居民要麽封閉在家裏，要麽隔離在方艙，要麽入住醫院，最慘的是一些外地來滬的農民工、送貨員和運輸汽車司機，隻得睡眠在大街上、橋孔下、卡車裏，還不得行走出受封圍欄，還得不到足夠食物。不管呆在城市哪個角落，是富人或窮人，是教授還是乞丐，人人自危，生活無序，商店關門，藥品斷供，生存所需的基本食品、日用品都要靠手機上操作去“搶”，凡是不會手機操作就隻能等死，非新冠病毒引起的疾病都不算是“病”，假如某個病人不能出示有效核酸測試陰性證明，病人均得不到及時救治，更惡劣的措施是，要裝配鐵網在管控區的每一棟民宅樓的大門口，予以嚴加防範管製，防市民如防盜賊！“大白”警察容許隨意闖進市民家中搞“執法”，市民蒙受盡多的不幸和災難可就是不容許公開自由發聲喊冤！

嗚呼！號稱“國家主人”的上海市民，本是代表中國最具先進生產力的一族群體，理應充分釋放出上海市民的聰明才幹去搞建設，然而在黨中央的“清零”政策強製下，海派靈性竟然大肆遭受踐踏，人格尊嚴被貶至不及囚徒的卑下，被準許的行動自由還不如圈養的禽畜。哀哉！上海市民的生存境況是多麽孤苦伶仃無助，上海市民的精神抑鬱是何等淒淒慘慘戚戚。

由中央政府主導的抗疫“清零”，為什麽要對上海人民動用如此的粗暴、野蠻、獸性、瘋狂？這在西方自由世界看來，簡直太不可思議了！根源究竟是什麽呢？

 

（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發生在上海的抗疫狂暴當然不是海派文化傳承的特質，而是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親自部署指揮、密集指示批示”來進行，這位總書記宣稱：“我們的防控方針是由黨的性質和宗旨決定的”，“從黨的性質宗旨認識疫情防控方針”，當然不是飛來之石，而是經有悠久曆史的中國傳統孵化而成，它僵硬地主宰著當今中國政治的一切。欲懂得這場清零抗疫的真實意圖，須深入了解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須了解中國的民風民俗，尤其是陝北地區。

近年來，習近平嫻熟地運用他的政治手腕使大權獨攬，業已形成“九鼎之尊”局麵，且有越演越烈之勢，在其統治下的社會官僚機器不斷強化威權形式，這使得後者形式的高度威權化又促進了前者的獨裁，而前者專斷橫行又反哺後者，兩者互為反饋，攜手共進，就此全民奴性且增強不少——此即如德國學者齊美爾所講的社會學中“相互作用”的形式，對於這種“形式”的具體表達，深得魯迅精神之魂的北京大學中文係教授錢理群曾經論述道：“在一個專製統治下價值封閉的體係內，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是處在同一個價值點上的交流與反饋”（大意如此）。

可想而知，當今中國的政治形態正是走在全麵複辟傳統封建腐朽製度的路上。專製政治乃乾綱獨斷、定於一尊，且說今日中國之專製暴虐，極大地來自最高統治者的德性，習近平妄圖複辟文革，大開曆史倒車，朝思暮想他的皇帝迷夢，再造新時代的秦始皇、毛澤東。

    由此，習近平打造的強專製主義為他的暴政鋪設了平坦大道，布置於“全國一盤棋”格局下，海派上海市民深深感受到文革高潮時的毛式家天下：朕即真理，朕即國家。今天，統帥一聲令，三軍風雷動，酷政促奴性，令箭催遵命，從廟堂衙門，抵基層庸眾，政令一路暢行，貫徹無阻。

以習近平的“家天下”框架來看，上海的抗疫特別需要展示“中國共產黨所具有的無比堅強的領導力，是風雨來襲時中國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要展示中共統治下的製度“優越性”和“合法性”，更確切地說，還需要充分展示習近平總書記的“英明、偉大”形象，為他的正式“登基”皇座打基礎。構建如此之宏大敘事，習家中央政府定義了新冠病毒的抗疫是一場“人民戰爭”，全黨全民統一步調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部署”來進行的，這位總書記一再強調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堅持動態清零總方針不猶豫不動搖”，“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要把抗疫當作“為人民服務”。

以現代性的倫理學來論述，“人民”是個宏大敘事，是形而上之“大魅”，在以“人民”的名義大肆鼓噪、渲染之下，若開啟“幽暗之門”，可以發現，這隻是一塊“超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的招牌，其投射出的真實價值意向往往是希冀反饋回報給投射者自己，即小人心眼、小人心境的“自我、本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乃罪惡之淵藪，其鄙陋卑下、猥瑣不堪！

魯迅先生早就發現，中國的儒家典籍中充滿了“仁者愛人”之語，但是魯迅卻揭穿了其“瞞和騙”，其實質就是“以理殺人”！

今天的上海，把“人民”當作“綱領”來處置具體的全民抗疫，就意味著其餘事情全得靠邊讓路，抗疫以外的事情全都隻是與個人利益掛鉤而已，都是掛靠不上“人民”這個宏偉大宗旨，“人民”這個抽象綱領既然被強化得如此之高大上、偉光正，乃綱舉目張，和尚打傘，為所欲為、不擇手段！

 

（二）“不忘初心，牢記使命”

 

“初心”是習近平執政時代十分時髦的政治詞匯，既然被張揚得如此之“時髦”，它必定隱含有欺騙性！它試圖讓人民感受習的“青春故事”，聆聽他的“梁家河插隊的經曆”，規訓人民的情操，是一項典型的“洗腦工程”。

眾所周知，習近平在福建、浙江和上海三地工作過，已經獲得相當多的東南沿海地區工作的經驗，這些地區比起北方內地來具有相對較高的改革開放性，經濟結構大多是外向型，經濟水平也相應較高，治理較為先進。按照常規思路，要想當上一個大國有作為的主政者，其精神領域的價值觀訴求，本來應該引導國民走上現代化之路，深化改革，大大發揚沿海地區的先進經驗和業績成就，使融合到全球化的經濟圈中，學習西方發達的市場經濟和人文精神，求得國家發展踏上新台階。然而習近平卻不張揚他在沿海地區的經曆，反而大大弘揚在北方落後農村的生活感受、工作經曆——這就值得正義的人們去警惕和深思了。

與毛澤東一樣，習近平自身的秉性就是十分的“土”，在漢語網絡上，不滿的網民將習近平蔑稱為“包子”，意思有“土氣”之意，也就是傳統、愚昧、落後的代名詞。這與《論語》：“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意思相近，懷土就是戀土而安逸，營造個人小天地，即小人德性。我們來看看習近平是如何的“初心”？

“初心”在心理學上可稱為“原型”（榮格：archetypes），習的“原型”有“戀土情結”，顯然相悖於東南沿海地區的現代性精神品質，而在於他不斷吹噓的“土”字而凸出，即“農民情結、三農情懷”，習常稱：“我也是從農村出來的”，“我們這一代人也有這個情結，一定要把我們的老百姓，特別是我們的農民扶一把。”聽聽他的念念有詞“不忘初心”，從“習近平總書記從小就有農村情結”，可推斷習之“戀土”有小人之心：

1.  陝北延安梁家河，習近平插隊在此，據說練就了一套“大學問”，那真是了不得啊！
2. “老家富平曾在習近平迷惘彷徨時給予他溫暖”，陝西省富平縣臨近於曆史上京兆地區，這裏曾經是大一統帝國的中央權力地帶，即有秦、漢、隋、唐四朝大帝國定都於鹹陽、長安，這一家鄉情懷深深地烙印到習近平的人格秉性，使得習內心期盼著大一統政治。
3. 習近平時時要造訪河北省西柏坡，該地是毛派紅色經典的精神發源地，價值連城，非常值得習去流連忘返，就此習想要“弘揚西柏坡精神”。
4. 河北省正定縣，習年輕時候曾工作在此，當時是“農業學大寨”的先進樣板縣，是毛澤東樹立起來的一麵旗幟，同樣是紅色經典，值得去大力追捧，流芳百世。

    作為一個農業人口眾多的大國，農業生產當然需要去關心，農民的利益也當然需要去關心，任何一個具有現代化常識的人，必定知道：農民生活的大幅度改善，必須是由農業現代化來帶動，而農業現代化必須是由工業現代化來帶動，而工業現代化必須是由科技、經濟和製度等的各項現代化來帶動，需要重視精神文明的力量，也就是人的主體性自由的大發揚。然而中國的習某卻是完全的反其道而行之：要論價值觀的定位？什麽的工業、科技、文教、經濟、金融、製度、法治等等的重要發展項目全都擱置在邊上，就是因為這些不含有“初心”，從而全都被當做不重要的思想議題來處理，眼下最最要緊的事情是定位在“農民情結”、“黃土情結”之上：“不忘初心，牢記使命”——老是要把目光盯住在最最落後地區的農民生存價值觀上——這是怎麽樣的心態？怎麽樣的鬼魅心思啊？

人都是有個性的，共產黨執政也如此。理解了習近平的執政個性是那麽的“土裏土氣”，於是懂得：上海抗疫就是充滿習包子特色之土：“鞋子合不合腳，自己穿著才知道。”——紅色經典，土法上馬！   

 

•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方山水有一方風情

 

 共產黨信仰“辯證唯物主義”，其教條說：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確，特定的社會曆史地理環境可以塑造特定的精神氣質。成語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南橘北枳。按辯證法精神，反之亦然，如：彩蝶戀鮮花，蒼蠅叮臭肉；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智者樂水，仁者樂山。說到中國人的“土”，尚有各個地方的各個民風民俗民情，還可細分。

德國學者馬克斯·舍勒的行為學理論認為，能感悟到生活世界的價值和價值秩序的感情是成為行為意欲最深層的基礎部分，而這種感情決定著行為意欲的努力方向。但是舍勒又認為，不能把在一個時代和民族中流行或支配人們價值偏愛的評價係統所具有的“倫理結構”等同於作為價值優先法則的價值本身的客觀秩序。

今天，與西方自由世界一樣，強人習近平也是十分講究“顏色革命”，他將自身個性“土氣”的顏色欽定為中國的“政治正確”，即標準的意識形態，充分施展在上海地方的抗議之中，真實意圖是：以習氏“土氣”淹沒上海“海派”！

那麽究竟怎麽樣評介習包子“土氣”？

第一，純真“紅色基因”，眾所周知，習近平是在紅朝中國、紅色地域、紅色家庭、紅色時代、紅色圈子裏混出來的紅色土特產，紅色元素特濃，大紅特紅超紅。

現代中國有二大文明係統：黃色和藍色。

黃色是內陸型，具有內向封閉性質，其主要的分布地域是在北方的黃土質平原和高原上，其價值資源隻由落後的本土文明來提供（電視劇《河殤》的觀點）。

紅色文明是外來的馬列寧主義與中國本土的黃色文明相結合的產物，被綜合成“毛澤東思想路線”，具有革命的實踐性，但是主要根基還是黃色文明。

    藍色是海洋型，外向開放性質，最初地域分布在東南沿海一帶，隨之改革開放的深化，逐漸擴展至中國的大南方，它是本土文明與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結合的產物。

今天的國情是，北方黃土文明區域經濟全麵落後、蕭條，而南方藍色文明區域市場經濟發展良好，經濟指標高漲。如此經濟地理格局意味著中共統治機器的精神資源麵臨危機，這讓習近平深深不安，習某感受到來自於藍色文明對於紅色政權的威脅：資產階級市民的個體性、獨立性和自由意識在增長，他們不會如黃土地上農民幹活那樣的聽話、遵命和馴服。

遙想1949年3月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正式提出定都北平市的決議，當時的國情正如毛澤東所講：“蔣介石的國都在南京，他的基礎是江浙資本家。我們要把國都建在北平，我們也要在北平找到我們的基礎，這就是工人階級和廣大的勞動群眾。”這講話顯示了：南京的城市精神是藍色，而北平市則是黃色，紅色政權的根基需要由黃色文明來支撐、扶助，才會獲得穩定、可靠。

從前，毛澤東必定熟知曆史典故：“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對藍色文明懷有恐懼：“港台一帶，饕蚊尚多，西方世界，饕蚊成陣。”因此對待曾經位置楚地、而後深藍色的申城上海，毛澤東作指示：要采取“農村包圍城市”戰略。為此，上海外灘海關鍾樓上的大鍾報時，要以深黃色的陝北民歌樂調《東方紅》來進行，使之標誌為城市“主旋律”。要發揚“好八連”榮光，讓他們來到魔都南京路上當“哨兵”，以鎮住充滿資產階級邪念的“霓虹燈”，要加強“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全麵專政”，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今天，習近平憂心忡忡：紅色文明賴以存在基礎的黃色文明正日益蛻化墮落！為此決心拯救，在上海執行“靜態管理、動態清零”，實為一場魔鬼訓練，以鞏固紅色政權的！

 

• 粗人的痞氣，流寇的匪氣

 

紅朝中國首長級高幹的紅二代、紅三代多的是，譬如有劉少奇的兒子，陳雲兒子，鄧小平的兒女，胡耀邦的兒子，葉劍英、江澤民的數個兒女等等，在這一群體裏相比較，習包子就是顯得很“土氣”，這是為什麽呢？

這就是習近平第二個“土”：痞氣+匪氣，這是黃色文明外圍地帶“邊區”之“土氣”。

習近平讀書差勁是知曉的，然而這在首長級的紅後代中較為少見，盡管習近平時常吹噓讀書很多，還煞有介事地列出一長串讀書單來，頗有“此地無銀三百兩”之意。由於不願讀書、讀不進書，習的頭腦難以裝備積聚人類優秀文明的知識。蘇格拉底雲“知識即美德”，其否命題亦同樣成立。現代學者的認識更為精確，知識與美德之間的正向關聯性是需要建立在高概率基礎上，較有科學的合理性。毛澤東閱讀中國古典經書甚多，但也是痞氣+匪氣很濃厚，毛澤東特別讚賞二位流氓痞子皇帝：劉邦和朱元璋，毛把糟粕當作了精粹。

拉馬克的“用進廢退”可以較好解釋，讀書不好的習近平，喜好炫耀他的四肢發達：“我那個時候扛200斤麥子，十裏山路不換肩。”習對頭腦簡單事項：“新時期上山下鄉工程”、“好兒女誌在四方，有誌者奮鬥無悔”，頗有興趣和熱度，可見一斑。習近平坦承其念茲在茲“農民情結”，可以推斷出他的氣質和秉性，天然地與知識性匱缺的泥腿子、四肢發達者、粗布短衫者融通起來，對待海派氣質的上海人就不會有好感，可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

要深入了解習近平的所作所為，需要了解他的個性和風格，需要了解養育習某其秉性、氣質的地方，考察那裏的風土人情。習近平念念不忘他的“初心”之地，就是年輕時候插隊落戶的革命聖地延安，那裏是紅色大本營，更是“紅太陽升起的地方”。對於習近平來說，陝北延安就是他的紅色乳娘，思想養育之地，“作為一個人民公仆，陝北高原是我的根，因為這裏培養出我不變的信念：要為人民做實事！無論我走到哪裏，永遠都是黃土地的兒子。”習近平回憶說，插隊在梁家河，他“看到了人民群眾的根本，真正理解了老百姓”，“我幾乎從來沒哭過，印象較深的兩次哭都是在陝北。”情深誼長啊！

延安市，坐落在陝西省北部，是遊牧文明與農耕文明交融的邊區地帶，漢民族農民世世代代居住此地的曆史中，頻頻遭受多個遊牧民族和部落的相互殺戮、掠奪和洗劫，身處如此蠻族生態的劫掠，釀造出戎狄民風：痞氣+匪氣，漸漸墮落之，本地農耕地上又孵化出次生代的漢族大盜和流寇，如：王嘉胤、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董福祥等等。

大清皇朝晚期，西方殖民主義勢力進入中國東部沿海，紛紛建立起西方式的先進藍色文明，從此經濟格局和重心轉移，地處西北的陝西省經濟文化大幅衰弱，秦風不再，此衰彼漲，當地土匪、土豪卻猖狂起來，到了民國時期，整個陝北地區的匪患尤其嚴重，那時候國民政府的管控力無法抵達陝北，但這恰好為共產黨武裝力量製造出福音來，留給了共軍以極佳的撒野契機和匪盜空間。臭味相投便稱知己，當毛澤東掛帥的大股共軍（紅軍）萬裏迢迢流竄作案來到陝北時候，如魚得水般找準了自己的落腳地，建立起蘇區。

民諺：窮山惡水出刁民，粗茶淡飯無孑遺。肉腐生蛆，蛆熟產蠅；土劣孵匪，匪頑升寇。流寇是土匪發展的頂峰，流寇之所以十分殘暴凶狠毒辣無恥，那是因為流寇作案多是流竄在異地他鄉：1）幾乎碰不上熟人，於是缺乏道德約束；2）罪案的對象都是與己血緣疏遠，於是下得了狠手；3）流竄作案中不容易被抓捕，於是缺乏法律製裁的威懾感。

民國時期的學者傅斯年，曾經把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美國學者餘英時把毛澤東在山上鬧革命歸類為土匪行徑，中共政府體製內走出來的學者阮銘也將當年盤踞在井岡山和延安，建立蘇區的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具體的匪徒而言尚有匪氣強弱的區分，中共領袖中毛澤東、習近平之流痞氣、匪氣特濃，雖然直接將他們比作為流寇尚不恰當，然則深入去思考精神性的高層次本質，就會發現確有近似之處，如操守低劣，隻顧眼前的歡樂和榮耀，不思長治久安的方針、政策和治理，即不具可持續性發展，缺乏人性，不擇手段，不顧人民死活，更扯淡有什麽超越情懷、尋求來世的永生。

上海執行抗疫大行動，是習某心理投射：“習近平總書記親自部署、親自指揮”，乃“初心不改”，大大地用上“梁家河大學問”，卻是來真的：痞氣加匪氣，勁兒十足！

 

• 秦始皇→毛澤東→習近平

 

這三者思想有著較大的傳承性。中共的建黨、建國都是繼承了中國傳統“外儒內法”的一套專製主義本色，馬克思主義成分並不多，如“緊密團結在以某某某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就是中共執政文化的萬能公式，其“春秋大義”足令執政者癡迷不已。

中國政治延續了千年的專製主義，其要數秦始皇的大一統治理格局最具開創、暴虐和傳承，其遺產深深地烙印在中華民族的政治文化基因上。《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今皇帝並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傳承至後世，中共統治者毛澤東、習近平極為崇拜、讚賞，毛澤東自稱：“馬克思加秦始皇”，自比“秦皇、漢武”。習近平是粗人，缺文秀，但配有禦用導演張藝謀來代言，原籍秦地的張藝謀以其電影作品的大氣磅礴著稱，如《英雄》、《大秦賦》、《大秦帝國》等頗有氣勢恢宏，詠古頌今，頌揚獨裁，乃深合主子旨意。

籍貫秦地的習近平似乎比毛澤東更領悟大秦遺風，他也有著構建大一統政治的強烈欲求，冒進浮誇，圖大貪功，舉凡黨、政、軍、財、經、文、教、農、工、商等各界各行，都得讓習來獨攬一身、定於一尊，還妄想對外擴張，天下一統。毛時代流行詞：“全國一盤棋”，如今又翻舊出新而熱炒，以“一言堂”淩駕天下，特別用於上海的抗疫。

中國人骨子裏有“天人合一”，混沌一氣的原始思維和巫術，這集體無意識天然地被大一統政治統攝，進而主導了亞細亞生產方式，在古代，它有利於治理水患、開挖運河、修建長城、建造皇宮等大型項目。在當今，有利於以舉國之力操辦上海防控。在思想意識高度，可以塑造全民的遵命、服從、聽話，即奴性，這恰是習近平的“不忘使命”：“凝聚全民抗疫的強大共識”。

在大一統政治如火如荼的文革期間，誇張而高調的道義目的論籠罩住中國大地上的各項各業，如有“農業以糧為綱、工業以鋼為綱。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於是到處呈現“一刀切”現象，凡是與“綱”不合之事，全得讓步，退避。

今天上海的抗疫正是一刀切做法：為了抗疫的宏偉大業，其他事情全都算不得“事情”，那怕是危機人生命的要事。再如，“同層密接隔離政策”，一人得陽整樓隔離，幾人得陽整區封閉。搞得：簡單直接粗暴，次生災害不斷，雞飛狗跳，人心惶惶。

 

• 外儒內法，臉麵爭光

 

習近平頗想搞《厲害了，我的國》，可看出習的“初心”中有“大秦”情愫，但不唯此。習熟知亡秦之故，暴秦之害，了解《過秦論》，於是就看重《荀子》思想，希望借鑒儒家思想補救暴秦之偏，但這隻是延續了曆史上慣行的“外儒內法”傳統，毫無創意。

以現代人的目光審視，法家思想並非全都是負麵的，糟糕的。譬如，法家的政治思想有“緣法而治”、“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法不阿貴，繩不撓曲”、“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等——貫徹一條法治平等的路線。

秦之後曆代皇朝，形成傳統的官方和上層社會的意識形態是儒家思想，儒家在治國綱要上對法家進行修正，改變其嚴刑律法、冷酷無情、對人性的踐踏，而用溫情脈脈的道德麵紗來遮蓋人心自私之惡。然而儒家的溫情脈脈卻是斷然排斥法家的平等觀，十分講究等級秩序的排位：“尊尊、親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樣導致另一種人性醜惡的釋放。

無論是法家抑或儒家，都嚴重匱乏精神超越性，使得中國人滑落到小人德性的急切功利性，熱衷於超近距離的貼身肉搏，這突出表現為儒家的“麵子文化”，即等級競爭。

今天，習近平把上海抗疫重重地押寶在他的麵子上：看吧，環顧世界，唯有我習某才能夠做到新冠病毒“清零”，豐功偉業啊；溥天之下，皆我臣屬；溥天之下，盡表忠心！

開啟小人心境：這就是習近平的“初心、使命”不可告人的真正用意所在！清零政策來自權力最高層，而下層執行者在習某巫祝之辭誘導下，層層加碼，步步緊逼，使防疫措施變得越來越嚴苛，越來越不通人情，越來越背離常識，卻迎來了中國式“麵子”大豐收！    

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今天，活躍在上海街頭的“大白”誌願者，大多來自社會底層，他們深知等級社會的底層生活之艱辛、悲愴、卑賤、滄桑，受欺受壓，吃苦甚多，在心坎中積滿了多多的怨恨，為此張公百忍，隻是期盼著猴年馬月有個身份升遷，從此羊與狼的位置對調，角色得以變換，從此終於有了發泄的口子和對象，就如二十年媳婦熬成婆婆那樣。今天好機會來了，讓底層誌願者們身披白大褂，臂佩紅袖章，頓時獲得了權力，身價躥升！於是人們就見到了大白們在上海街頭的變本加厲，肆無忌憚。

更是有不少大白門來自外省市的農村地區，他們往往有著毛澤東情結，相信毛澤東的詛咒語“農村包圍城市”，內心對待上海，這個以魔都著稱的城市有著較深的嫉恨，於是今天找到了發泄口子，爭當“南京路上好八連”，侮辱上海人一番，五十步笑百步，好不痛快啊！

上海本地市民，生存在全民抗疫的如此高壓境遇，顯得勢單力孤，不得不進行一場忍耐之心的大考驗。雖說是有海派氣質，但是多年來在習氏毛左政治侵染下，上海人漸漸變得麻木起來，中國傳統習性在增強，一個“忍”字當頭，懂得“看三勢”，學會“拎得清”，不做“填刀頭”，好漢不吃眼前虧，識時務者為俊傑，好死不如賴活著——與內地的庸眾一樣，都是媳婦受熬的心態——如此則喪失了做人的真誠性和崇高性。

 

                                                    施衛江

寫於 美國紐約

2022年5月26日上海抗疫為何如此狂暴？

 

最近，上海人民沉浸在“靜態管理、動態清零”的極度悲憤中，二個月來的抗疫，上海居民要麽封閉在家裏，要麽隔離在方艙，要麽入住醫院，最慘的是一些外地來滬的農民工、送貨員和運輸汽車司機，隻得睡眠在大街上、橋孔下、卡車裏，還不得行走出受封圍欄，還得不到足夠食物。不管呆在城市哪個角落，是富人或窮人，是教授還是乞丐，人人自危，生活無序，商店關門，藥品斷供，生存所需的基本食品、日用品都要靠手機上操作去“搶”，凡是不會手機操作就隻能等死，非新冠病毒引起的疾病都不算是“病”，假如某個病人不能出示有效核酸測試陰性證明，病人均得不到及時救治，更惡劣的措施是，要裝配鐵網在管控區的每一棟民宅樓的大門口，予以嚴加防範管製，防市民如防盜賊！“大白”警察容許隨意闖進市民家中搞“執法”，市民蒙受盡多的不幸和災難可就是不容許公開自由發聲喊冤！

嗚呼！號稱“國家主人”的上海市民，本是代表中國最具先進生產力的一族群體，理應充分釋放出上海市民的聰明才幹去搞建設，然而在黨中央的“清零”政策強製下，海派靈性竟然大肆遭受踐踏，人格尊嚴被貶至不及囚徒的卑下，被準許的行動自由還不如圈養的禽畜。哀哉！上海市民的生存境況是多麽孤苦伶仃無助，上海市民的精神抑鬱是何等淒淒慘慘戚戚。

由中央政府主導的抗疫“清零”，為什麽要對上海人民動用如此的粗暴、野蠻、獸性、瘋狂？這在西方自由世界看來，簡直太不可思議了！根源究竟是什麽呢？

 

（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發生在上海的抗疫狂暴當然不是海派文化傳承的特質，而是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親自部署指揮、密集指示批示”來進行，這位總書記宣稱：“我們的防控方針是由黨的性質和宗旨決定的”，“從黨的性質宗旨認識疫情防控方針”，當然不是飛來之石，而是經有悠久曆史的中國傳統孵化而成，它僵硬地主宰著當今中國政治的一切。欲懂得這場清零抗疫的真實意圖，須深入了解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須了解中國的民風民俗，尤其是陝北地區。

近年來，習近平嫻熟地運用他的政治手腕使大權獨攬，業已形成“九鼎之尊”局麵，且有越演越烈之勢，在其統治下的社會官僚機器不斷強化威權形式，這使得後者形式的高度威權化又促進了前者的獨裁，而前者專斷橫行又反哺後者，兩者互為反饋，攜手共進，就此全民奴性且增強不少——此即如德國學者齊美爾所講的社會學中“相互作用”的形式，對於這種“形式”的具體表達，深得魯迅精神之魂的北京大學中文係教授錢理群曾經論述道：“在一個專製統治下價值封閉的體係內，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是處在同一個價值點上的交流與反饋”（大意如此）。

可想而知，當今中國的政治形態正是走在全麵複辟傳統封建腐朽製度的路上。專製政治乃乾綱獨斷、定於一尊，且說今日中國之專製暴虐，極大地來自最高統治者的德性，習近平妄圖複辟文革，大開曆史倒車，朝思暮想他的皇帝迷夢，再造新時代的秦始皇、毛澤東。

    由此，習近平打造的強專製主義為他的暴政鋪設了平坦大道，布置於“全國一盤棋”格局下，海派上海市民深深感受到文革高潮時的毛式家天下：朕即真理，朕即國家。今天，統帥一聲令，三軍風雷動，酷政促奴性，令箭催遵命，從廟堂衙門，抵基層庸眾，政令一路暢行，貫徹無阻。

以習近平的“家天下”框架來看，上海的抗疫特別需要展示“中國共產黨所具有的無比堅強的領導力，是風雨來襲時中國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要展示中共統治下的製度“優越性”和“合法性”，更確切地說，還需要充分展示習近平總書記的“英明、偉大”形象，為他的正式“登基”皇座打基礎。構建如此之宏大敘事，習家中央政府定義了新冠病毒的抗疫是一場“人民戰爭”，全黨全民統一步調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部署”來進行的，這位總書記一再強調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堅持動態清零總方針不猶豫不動搖”，“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要把抗疫當作“為人民服務”。

以現代性的倫理學來論述，“人民”是個宏大敘事，是形而上之“大魅”，在以“人民”的名義大肆鼓噪、渲染之下，若開啟“幽暗之門”，可以發現，這隻是一塊“超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的招牌，其投射出的真實價值意向往往是希冀反饋回報給投射者自己，即小人心眼、小人心境的“自我、本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乃罪惡之淵藪，其鄙陋卑下、猥瑣不堪！

魯迅先生早就發現，中國的儒家典籍中充滿了“仁者愛人”之語，但是魯迅卻揭穿了其“瞞和騙”，其實質就是“以理殺人”！

今天的上海，把“人民”當作“綱領”來處置具體的全民抗疫，就意味著其餘事情全得靠邊讓路，抗疫以外的事情全都隻是與個人利益掛鉤而已，都是掛靠不上“人民”這個宏偉大宗旨，“人民”這個抽象綱領既然被強化得如此之高大上、偉光正，乃綱舉目張，和尚打傘，為所欲為、不擇手段！

 

（二）“不忘初心，牢記使命”

 

“初心”是習近平執政時代十分時髦的政治詞匯，既然被張揚得如此之“時髦”，它必定隱含有欺騙性！它試圖讓人民感受習的“青春故事”，聆聽他的“梁家河插隊的經曆”，規訓人民的情操，是一項典型的“洗腦工程”。

眾所周知，習近平在福建、浙江和上海三地工作過，已經獲得相當多的東南沿海地區工作的經驗，這些地區比起北方內地來具有相對較高的改革開放性，經濟結構大多是外向型，經濟水平也相應較高，治理較為先進。按照常規思路，要想當上一個大國有作為的主政者，其精神領域的價值觀訴求，本來應該引導國民走上現代化之路，深化改革，大大發揚沿海地區的先進經驗和業績成就，使融合到全球化的經濟圈中，學習西方發達的市場經濟和人文精神，求得國家發展踏上新台階。然而習近平卻不張揚他在沿海地區的經曆，反而大大弘揚在北方落後農村的生活感受、工作經曆——這就值得正義的人們去警惕和深思了。

與毛澤東一樣，習近平自身的秉性就是十分的“土”，在漢語網絡上，不滿的網民將習近平蔑稱為“包子”，意思有“土氣”之意，也就是傳統、愚昧、落後的代名詞。這與《論語》：“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意思相近，懷土就是戀土而安逸，營造個人小天地，即小人德性。我們來看看習近平是如何的“初心”？

“初心”在心理學上可稱為“原型”（榮格：archetypes），習的“原型”有“戀土情結”，顯然相悖於東南沿海地區的現代性精神品質，而在於他不斷吹噓的“土”字而凸出，即“農民情結、三農情懷”，習常稱：“我也是從農村出來的”，“我們這一代人也有這個情結，一定要把我們的老百姓，特別是我們的農民扶一把。”聽聽他的念念有詞“不忘初心”，從“習近平總書記從小就有農村情結”，可推斷習之“戀土”有小人之心：

1.  陝北延安梁家河，習近平插隊在此，據說練就了一套“大學問”，那真是了不得啊！
2. “老家富平曾在習近平迷惘彷徨時給予他溫暖”，陝西省富平縣臨近於曆史上京兆地區，這裏曾經是大一統帝國的中央權力地帶，即有秦、漢、隋、唐四朝大帝國定都於鹹陽、長安，這一家鄉情懷深深地烙印到習近平的人格秉性，使得習內心期盼著大一統政治。
3. 習近平時時要造訪河北省西柏坡，該地是毛派紅色經典的精神發源地，價值連城，非常值得習去流連忘返，就此習想要“弘揚西柏坡精神”。
4. 河北省正定縣，習年輕時候曾工作在此，當時是“農業學大寨”的先進樣板縣，是毛澤東樹立起來的一麵旗幟，同樣是紅色經典，值得去大力追捧，流芳百世。

    作為一個農業人口眾多的大國，農業生產當然需要去關心，農民的利益也當然需要去關心，任何一個具有現代化常識的人，必定知道：農民生活的大幅度改善，必須是由農業現代化來帶動，而農業現代化必須是由工業現代化來帶動，而工業現代化必須是由科技、經濟和製度等的各項現代化來帶動，需要重視精神文明的力量，也就是人的主體性自由的大發揚。然而中國的習某卻是完全的反其道而行之：要論價值觀的定位？什麽的工業、科技、文教、經濟、金融、製度、法治等等的重要發展項目全都擱置在邊上，就是因為這些不含有“初心”，從而全都被當做不重要的思想議題來處理，眼下最最要緊的事情是定位在“農民情結”、“黃土情結”之上：“不忘初心，牢記使命”——老是要把目光盯住在最最落後地區的農民生存價值觀上——這是怎麽樣的心態？怎麽樣的鬼魅心思啊？

人都是有個性的，共產黨執政也如此。理解了習近平的執政個性是那麽的“土裏土氣”，於是懂得：上海抗疫就是充滿習包子特色之土：“鞋子合不合腳，自己穿著才知道。”——紅色經典，土法上馬！   

 

•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方山水有一方風情

 

 共產黨信仰“辯證唯物主義”，其教條說：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確，特定的社會曆史地理環境可以塑造特定的精神氣質。成語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南橘北枳。按辯證法精神，反之亦然，如：彩蝶戀鮮花，蒼蠅叮臭肉；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智者樂水，仁者樂山。說到中國人的“土”，尚有各個地方的各個民風民俗民情，還可細分。

德國學者馬克斯·舍勒的行為學理論認為，能感悟到生活世界的價值和價值秩序的感情是成為行為意欲最深層的基礎部分，而這種感情決定著行為意欲的努力方向。但是舍勒又認為，不能把在一個時代和民族中流行或支配人們價值偏愛的評價係統所具有的“倫理結構”等同於作為價值優先法則的價值本身的客觀秩序。

今天，與西方自由世界一樣，強人習近平也是十分講究“顏色革命”，他將自身個性“土氣”的顏色欽定為中國的“政治正確”，即標準的意識形態，充分施展在上海地方的抗議之中，真實意圖是：以習氏“土氣”淹沒上海“海派”！

那麽究竟怎麽樣評介習包子“土氣”？

第一，純真“紅色基因”，眾所周知，習近平是在紅朝中國、紅色地域、紅色家庭、紅色時代、紅色圈子裏混出來的紅色土特產，紅色元素特濃，大紅特紅超紅。

現代中國有二大文明係統：黃色和藍色。

黃色是內陸型，具有內向封閉性質，其主要的分布地域是在北方的黃土質平原和高原上，其價值資源隻由落後的本土文明來提供（電視劇《河殤》的觀點）。

紅色文明是外來的馬列寧主義與中國本土的黃色文明相結合的產物，被綜合成“毛澤東思想路線”，具有革命的實踐性，但是主要根基還是黃色文明。

    藍色是海洋型，外向開放性質，最初地域分布在東南沿海一帶，隨之改革開放的深化，逐漸擴展至中國的大南方，它是本土文明與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結合的產物。

今天的國情是，北方黃土文明區域經濟全麵落後、蕭條，而南方藍色文明區域市場經濟發展良好，經濟指標高漲。如此經濟地理格局意味著中共統治機器的精神資源麵臨危機，這讓習近平深深不安，習某感受到來自於藍色文明對於紅色政權的威脅：資產階級市民的個體性、獨立性和自由意識在增長，他們不會如黃土地上農民幹活那樣的聽話、遵命和馴服。

遙想1949年3月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正式提出定都北平市的決議，當時的國情正如毛澤東所講：“蔣介石的國都在南京，他的基礎是江浙資本家。我們要把國都建在北平，我們也要在北平找到我們的基礎，這就是工人階級和廣大的勞動群眾。”這講話顯示了：南京的城市精神是藍色，而北平市則是黃色，紅色政權的根基需要由黃色文明來支撐、扶助，才會獲得穩定、可靠。

從前，毛澤東必定熟知曆史典故：“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對藍色文明懷有恐懼：“港台一帶，饕蚊尚多，西方世界，饕蚊成陣。”因此對待曾經位置楚地、而後深藍色的申城上海，毛澤東作指示：要采取“農村包圍城市”戰略。為此，上海外灘海關鍾樓上的大鍾報時，要以深黃色的陝北民歌樂調《東方紅》來進行，使之標誌為城市“主旋律”。要發揚“好八連”榮光，讓他們來到魔都南京路上當“哨兵”，以鎮住充滿資產階級邪念的“霓虹燈”，要加強“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全麵專政”，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今天，習近平憂心忡忡：紅色文明賴以存在基礎的黃色文明正日益蛻化墮落！為此決心拯救，在上海執行“靜態管理、動態清零”，實為一場魔鬼訓練，以鞏固紅色政權的！

 

• 粗人的痞氣，流寇的匪氣

 

紅朝中國首長級高幹的紅二代、紅三代多的是，譬如有劉少奇的兒子，陳雲兒子，鄧小平的兒女，胡耀邦的兒子，葉劍英、江澤民的數個兒女等等，在這一群體裏相比較，習包子就是顯得很“土氣”，這是為什麽呢？

這就是習近平第二個“土”：痞氣+匪氣，這是黃色文明外圍地帶“邊區”之“土氣”。

習近平讀書差勁是知曉的，然而這在首長級的紅後代中較為少見，盡管習近平時常吹噓讀書很多，還煞有介事地列出一長串讀書單來，頗有“此地無銀三百兩”之意。由於不願讀書、讀不進書，習的頭腦難以裝備積聚人類優秀文明的知識。蘇格拉底雲“知識即美德”，其否命題亦同樣成立。現代學者的認識更為精確，知識與美德之間的正向關聯性是需要建立在高概率基礎上，較有科學的合理性。毛澤東閱讀中國古典經書甚多，但也是痞氣+匪氣很濃厚，毛澤東特別讚賞二位流氓痞子皇帝：劉邦和朱元璋，毛把糟粕當作了精粹。

拉馬克的“用進廢退”可以較好解釋，讀書不好的習近平，喜好炫耀他的四肢發達：“我那個時候扛200斤麥子，十裏山路不換肩。”習對頭腦簡單事項：“新時期上山下鄉工程”、“好兒女誌在四方，有誌者奮鬥無悔”，頗有興趣和熱度，可見一斑。習近平坦承其念茲在茲“農民情結”，可以推斷出他的氣質和秉性，天然地與知識性匱缺的泥腿子、四肢發達者、粗布短衫者融通起來，對待海派氣質的上海人就不會有好感，可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

要深入了解習近平的所作所為，需要了解他的個性和風格，需要了解養育習某其秉性、氣質的地方，考察那裏的風土人情。習近平念念不忘他的“初心”之地，就是年輕時候插隊落戶的革命聖地延安，那裏是紅色大本營，更是“紅太陽升起的地方”。對於習近平來說，陝北延安就是他的紅色乳娘，思想養育之地，“作為一個人民公仆，陝北高原是我的根，因為這裏培養出我不變的信念：要為人民做實事！無論我走到哪裏，永遠都是黃土地的兒子。”習近平回憶說，插隊在梁家河，他“看到了人民群眾的根本，真正理解了老百姓”，“我幾乎從來沒哭過，印象較深的兩次哭都是在陝北。”情深誼長啊！

延安市，坐落在陝西省北部，是遊牧文明與農耕文明交融的邊區地帶，漢民族農民世世代代居住此地的曆史中，頻頻遭受多個遊牧民族和部落的相互殺戮、掠奪和洗劫，身處如此蠻族生態的劫掠，釀造出戎狄民風：痞氣+匪氣，漸漸墮落之，本地農耕地上又孵化出次生代的漢族大盜和流寇，如：王嘉胤、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董福祥等等。

大清皇朝晚期，西方殖民主義勢力進入中國東部沿海，紛紛建立起西方式的先進藍色文明，從此經濟格局和重心轉移，地處西北的陝西省經濟文化大幅衰弱，秦風不再，此衰彼漲，當地土匪、土豪卻猖狂起來，到了民國時期，整個陝北地區的匪患尤其嚴重，那時候國民政府的管控力無法抵達陝北，但這恰好為共產黨武裝力量製造出福音來，留給了共軍以極佳的撒野契機和匪盜空間。臭味相投便稱知己，當毛澤東掛帥的大股共軍（紅軍）萬裏迢迢流竄作案來到陝北時候，如魚得水般找準了自己的落腳地，建立起蘇區。

民諺：窮山惡水出刁民，粗茶淡飯無孑遺。肉腐生蛆，蛆熟產蠅；土劣孵匪，匪頑升寇。流寇是土匪發展的頂峰，流寇之所以十分殘暴凶狠毒辣無恥，那是因為流寇作案多是流竄在異地他鄉：1）幾乎碰不上熟人，於是缺乏道德約束；2）罪案的對象都是與己血緣疏遠，於是下得了狠手；3）流竄作案中不容易被抓捕，於是缺乏法律製裁的威懾感。

民國時期的學者傅斯年，曾經把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美國學者餘英時把毛澤東在山上鬧革命歸類為土匪行徑，中共政府體製內走出來的學者阮銘也將當年盤踞在井岡山和延安，建立蘇區的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具體的匪徒而言尚有匪氣強弱的區分，中共領袖中毛澤東、習近平之流痞氣、匪氣特濃，雖然直接將他們比作為流寇尚不恰當，然則深入去思考精神性的高層次本質，就會發現確有近似之處，如操守低劣，隻顧眼前的歡樂和榮耀，不思長治久安的方針、政策和治理，即不具可持續性發展，缺乏人性，不擇手段，不顧人民死活，更扯淡有什麽超越情懷、尋求來世的永生。

上海執行抗疫大行動，是習某心理投射：“習近平總書記親自部署、親自指揮”，乃“初心不改”，大大地用上“梁家河大學問”，卻是來真的：痞氣加匪氣，勁兒十足！

 

• 秦始皇→毛澤東→習近平

 

這三者思想有著較大的傳承性。中共的建黨、建國都是繼承了中國傳統“外儒內法”的一套專製主義本色，馬克思主義成分並不多，如“緊密團結在以某某某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就是中共執政文化的萬能公式，其“春秋大義”足令執政者癡迷不已。

中國政治延續了千年的專製主義，其要數秦始皇的大一統治理格局最具開創、暴虐和傳承，其遺產深深地烙印在中華民族的政治文化基因上。《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今皇帝並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傳承至後世，中共統治者毛澤東、習近平極為崇拜、讚賞，毛澤東自稱：“馬克思加秦始皇”，自比“秦皇、漢武”。習近平是粗人，缺文秀，但配有禦用導演張藝謀來代言，原籍秦地的張藝謀以其電影作品的大氣磅礴著稱，如《英雄》、《大秦賦》、《大秦帝國》等頗有氣勢恢宏，詠古頌今，頌揚獨裁，乃深合主子旨意。

籍貫秦地的習近平似乎比毛澤東更領悟大秦遺風，他也有著構建大一統政治的強烈欲求，冒進浮誇，圖大貪功，舉凡黨、政、軍、財、經、文、教、農、工、商等各界各行，都得讓習來獨攬一身、定於一尊，還妄想對外擴張，天下一統。毛時代流行詞：“全國一盤棋”，如今又翻舊出新而熱炒，以“一言堂”淩駕天下，特別用於上海的抗疫。

中國人骨子裏有“天人合一”，混沌一氣的原始思維和巫術，這集體無意識天然地被大一統政治統攝，進而主導了亞細亞生產方式，在古代，它有利於治理水患、開挖運河、修建長城、建造皇宮等大型項目。在當今，有利於以舉國之力操辦上海防控。在思想意識高度，可以塑造全民的遵命、服從、聽話，即奴性，這恰是習近平的“不忘使命”：“凝聚全民抗疫的強大共識”。

在大一統政治如火如荼的文革期間，誇張而高調的道義目的論籠罩住中國大地上的各項各業，如有“農業以糧為綱、工業以鋼為綱。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於是到處呈現“一刀切”現象，凡是與“綱”不合之事，全得讓步，退避。

今天上海的抗疫正是一刀切做法：為了抗疫的宏偉大業，其他事情全都算不得“事情”，那怕是危機人生命的要事。再如，“同層密接隔離政策”，一人得陽整樓隔離，幾人得陽整區封閉。搞得：簡單直接粗暴，次生災害不斷，雞飛狗跳，人心惶惶。

 

• 外儒內法，臉麵爭光

 

習近平頗想搞《厲害了，我的國》，可看出習的“初心”中有“大秦”情愫，但不唯此。習熟知亡秦之故，暴秦之害，了解《過秦論》，於是就看重《荀子》思想，希望借鑒儒家思想補救暴秦之偏，但這隻是延續了曆史上慣行的“外儒內法”傳統，毫無創意。

以現代人的目光審視，法家思想並非全都是負麵的，糟糕的。譬如，法家的政治思想有“緣法而治”、“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法不阿貴，繩不撓曲”、“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等——貫徹一條法治平等的路線。

秦之後曆代皇朝，形成傳統的官方和上層社會的意識形態是儒家思想，儒家在治國綱要上對法家進行修正，改變其嚴刑律法、冷酷無情、對人性的踐踏，而用溫情脈脈的道德麵紗來遮蓋人心自私之惡。然而儒家的溫情脈脈卻是斷然排斥法家的平等觀，十分講究等級秩序的排位：“尊尊、親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樣導致另一種人性醜惡的釋放。

無論是法家抑或儒家，都嚴重匱乏精神超越性，使得中國人滑落到小人德性的急切功利性，熱衷於超近距離的貼身肉搏，這突出表現為儒家的“麵子文化”，即等級競爭。

今天，習近平把上海抗疫重重地押寶在他的麵子上：看吧，環顧世界，唯有我習某才能夠做到新冠病毒“清零”，豐功偉業啊；溥天之下，皆我臣屬；溥天之下，盡表忠心！

開啟小人心境：這就是習近平的“初心、使命”不可告人的真正用意所在！清零政策來自權力最高層，而下層執行者在習某巫祝之辭誘導下，層層加碼，步步緊逼，使防疫措施變得越來越嚴苛，越來越不通人情，越來越背離常識，卻迎來了中國式“麵子”大豐收！    

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今天，活躍在上海街頭的“大白”誌願者，大多來自社會底層，他們深知等級社會的底層生活之艱辛、悲愴、卑賤、滄桑，受欺受壓，吃苦甚多，在心坎中積滿了多多的怨恨，為此張公百忍，隻是期盼著猴年馬月有個身份升遷，從此羊與狼的位置對調，角色得以變換，從此終於有了發泄的口子和對象，就如二十年媳婦熬成婆婆那樣。今天好機會來了，讓底層誌願者們身披白大褂，臂佩紅袖章，頓時獲得了權力，身價躥升！於是人們就見到了大白們在上海街頭的變本加厲，肆無忌憚。

更是有不少大白門來自外省市的農村地區，他們往往有著毛澤東情結，相信毛澤東的詛咒語“農村包圍城市”，內心對待上海，這個以魔都著稱的城市有著較深的嫉恨，於是今天找到了發泄口子，爭當“南京路上好八連”，侮辱上海人一番，五十步笑百步，好不痛快啊！

上海本地市民，生存在全民抗疫的如此高壓境遇，顯得勢單力孤，不得不進行一場忍耐之心的大考驗。雖說是有海派氣質，但是多年來在習氏毛左政治侵染下，上海人漸漸變得麻木起來，中國傳統習性在增強，一個“忍”字當頭，懂得“看三勢”，學會“拎得清”，不做“填刀頭”，好漢不吃眼前虧，識時務者為俊傑，好死不如賴活著——與內地的庸眾一樣，都是媳婦受熬的心態——如此則喪失了做人的真誠性和崇高性。

 

                                                    施衛江

寫於 美國紐約

2022年5月26日上海抗疫為何如此狂暴？

 

最近，上海人民沉浸在“靜態管理、動態清零”的極度悲憤中，二個月來的抗疫，上海居民要麽封閉在家裏，要麽隔離在方艙，要麽入住醫院，最慘的是一些外地來滬的農民工、送貨員和運輸汽車司機，隻得睡眠在大街上、橋孔下、卡車裏，還不得行走出受封圍欄，還得不到足夠食物。不管呆在城市哪個角落，是富人或窮人，是教授還是乞丐，人人自危，生活無序，商店關門，藥品斷供，生存所需的基本食品、日用品都要靠手機上操作去“搶”，凡是不會手機操作就隻能等死，非新冠病毒引起的疾病都不算是“病”，假如某個病人不能出示有效核酸測試陰性證明，病人均得不到及時救治，更惡劣的措施是，要裝配鐵網在管控區的每一棟民宅樓的大門口，予以嚴加防範管製，防市民如防盜賊！“大白”警察容許隨意闖進市民家中搞“執法”，市民蒙受盡多的不幸和災難可就是不容許公開自由發聲喊冤！

嗚呼！號稱“國家主人”的上海市民，本是代表中國最具先進生產力的一族群體，理應充分釋放出上海市民的聰明才幹去搞建設，然而在黨中央的“清零”政策強製下，海派靈性竟然大肆遭受踐踏，人格尊嚴被貶至不及囚徒的卑下，被準許的行動自由還不如圈養的禽畜。哀哉！上海市民的生存境況是多麽孤苦伶仃無助，上海市民的精神抑鬱是何等淒淒慘慘戚戚。

由中央政府主導的抗疫“清零”，為什麽要對上海人民動用如此的粗暴、野蠻、獸性、瘋狂？這在西方自由世界看來，簡直太不可思議了！根源究竟是什麽呢？

 

（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發生在上海的抗疫狂暴當然不是海派文化傳承的特質，而是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親自部署指揮、密集指示批示”來進行，這位總書記宣稱：“我們的防控方針是由黨的性質和宗旨決定的”，“從黨的性質宗旨認識疫情防控方針”，當然不是飛來之石，而是經有悠久曆史的中國傳統孵化而成，它僵硬地主宰著當今中國政治的一切。欲懂得這場清零抗疫的真實意圖，須深入了解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須了解中國的民風民俗，尤其是陝北地區。

近年來，習近平嫻熟地運用他的政治手腕使大權獨攬，業已形成“九鼎之尊”局麵，且有越演越烈之勢，在其統治下的社會官僚機器不斷強化威權形式，這使得後者形式的高度威權化又促進了前者的獨裁，而前者專斷橫行又反哺後者，兩者互為反饋，攜手共進，就此全民奴性且增強不少——此即如德國學者齊美爾所講的社會學中“相互作用”的形式，對於這種“形式”的具體表達，深得魯迅精神之魂的北京大學中文係教授錢理群曾經論述道：“在一個專製統治下價值封閉的體係內，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是處在同一個價值點上的交流與反饋”（大意如此）。

可想而知，當今中國的政治形態正是走在全麵複辟傳統封建腐朽製度的路上。專製政治乃乾綱獨斷、定於一尊，且說今日中國之專製暴虐，極大地來自最高統治者的德性，習近平妄圖複辟文革，大開曆史倒車，朝思暮想他的皇帝迷夢，再造新時代的秦始皇、毛澤東。

    由此，習近平打造的強專製主義為他的暴政鋪設了平坦大道，布置於“全國一盤棋”格局下，海派上海市民深深感受到文革高潮時的毛式家天下：朕即真理，朕即國家。今天，統帥一聲令，三軍風雷動，酷政促奴性，令箭催遵命，從廟堂衙門，抵基層庸眾，政令一路暢行，貫徹無阻。

以習近平的“家天下”框架來看，上海的抗疫特別需要展示“中國共產黨所具有的無比堅強的領導力，是風雨來襲時中國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要展示中共統治下的製度“優越性”和“合法性”，更確切地說，還需要充分展示習近平總書記的“英明、偉大”形象，為他的正式“登基”皇座打基礎。構建如此之宏大敘事，習家中央政府定義了新冠病毒的抗疫是一場“人民戰爭”，全黨全民統一步調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部署”來進行的，這位總書記一再強調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堅持動態清零總方針不猶豫不動搖”，“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要把抗疫當作“為人民服務”。

以現代性的倫理學來論述，“人民”是個宏大敘事，是形而上之“大魅”，在以“人民”的名義大肆鼓噪、渲染之下，若開啟“幽暗之門”，可以發現，這隻是一塊“超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的招牌，其投射出的真實價值意向往往是希冀反饋回報給投射者自己，即小人心眼、小人心境的“自我、本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乃罪惡之淵藪，其鄙陋卑下、猥瑣不堪！

魯迅先生早就發現，中國的儒家典籍中充滿了“仁者愛人”之語，但是魯迅卻揭穿了其“瞞和騙”，其實質就是“以理殺人”！

今天的上海，把“人民”當作“綱領”來處置具體的全民抗疫，就意味著其餘事情全得靠邊讓路，抗疫以外的事情全都隻是與個人利益掛鉤而已，都是掛靠不上“人民”這個宏偉大宗旨，“人民”這個抽象綱領既然被強化得如此之高大上、偉光正，乃綱舉目張，和尚打傘，為所欲為、不擇手段！

 

（二）“不忘初心，牢記使命”

 

“初心”是習近平執政時代十分時髦的政治詞匯，既然被張揚得如此之“時髦”，它必定隱含有欺騙性！它試圖讓人民感受習的“青春故事”，聆聽他的“梁家河插隊的經曆”，規訓人民的情操，是一項典型的“洗腦工程”。

眾所周知，習近平在福建、浙江和上海三地工作過，已經獲得相當多的東南沿海地區工作的經驗，這些地區比起北方內地來具有相對較高的改革開放性，經濟結構大多是外向型，經濟水平也相應較高，治理較為先進。按照常規思路，要想當上一個大國有作為的主政者，其精神領域的價值觀訴求，本來應該引導國民走上現代化之路，深化改革，大大發揚沿海地區的先進經驗和業績成就，使融合到全球化的經濟圈中，學習西方發達的市場經濟和人文精神，求得國家發展踏上新台階。然而習近平卻不張揚他在沿海地區的經曆，反而大大弘揚在北方落後農村的生活感受、工作經曆——這就值得正義的人們去警惕和深思了。

與毛澤東一樣，習近平自身的秉性就是十分的“土”，在漢語網絡上，不滿的網民將習近平蔑稱為“包子”，意思有“土氣”之意，也就是傳統、愚昧、落後的代名詞。這與《論語》：“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意思相近，懷土就是戀土而安逸，營造個人小天地，即小人德性。我們來看看習近平是如何的“初心”？

“初心”在心理學上可稱為“原型”（榮格：archetypes），習的“原型”有“戀土情結”，顯然相悖於東南沿海地區的現代性精神品質，而在於他不斷吹噓的“土”字而凸出，即“農民情結、三農情懷”，習常稱：“我也是從農村出來的”，“我們這一代人也有這個情結，一定要把我們的老百姓，特別是我們的農民扶一把。”聽聽他的念念有詞“不忘初心”，從“習近平總書記從小就有農村情結”，可推斷習之“戀土”有小人之心：

1.  陝北延安梁家河，習近平插隊在此，據說練就了一套“大學問”，那真是了不得啊！
2. “老家富平曾在習近平迷惘彷徨時給予他溫暖”，陝西省富平縣臨近於曆史上京兆地區，這裏曾經是大一統帝國的中央權力地帶，即有秦、漢、隋、唐四朝大帝國定都於鹹陽、長安，這一家鄉情懷深深地烙印到習近平的人格秉性，使得習內心期盼著大一統政治。
3. 習近平時時要造訪河北省西柏坡，該地是毛派紅色經典的精神發源地，價值連城，非常值得習去流連忘返，就此習想要“弘揚西柏坡精神”。
4. 河北省正定縣，習年輕時候曾工作在此，當時是“農業學大寨”的先進樣板縣，是毛澤東樹立起來的一麵旗幟，同樣是紅色經典，值得去大力追捧，流芳百世。

    作為一個農業人口眾多的大國，農業生產當然需要去關心，農民的利益也當然需要去關心，任何一個具有現代化常識的人，必定知道：農民生活的大幅度改善，必須是由農業現代化來帶動，而農業現代化必須是由工業現代化來帶動，而工業現代化必須是由科技、經濟和製度等的各項現代化來帶動，需要重視精神文明的力量，也就是人的主體性自由的大發揚。然而中國的習某卻是完全的反其道而行之：要論價值觀的定位？什麽的工業、科技、文教、經濟、金融、製度、法治等等的重要發展項目全都擱置在邊上，就是因為這些不含有“初心”，從而全都被當做不重要的思想議題來處理，眼下最最要緊的事情是定位在“農民情結”、“黃土情結”之上：“不忘初心，牢記使命”——老是要把目光盯住在最最落後地區的農民生存價值觀上——這是怎麽樣的心態？怎麽樣的鬼魅心思啊？

人都是有個性的，共產黨執政也如此。理解了習近平的執政個性是那麽的“土裏土氣”，於是懂得：上海抗疫就是充滿習包子特色之土：“鞋子合不合腳，自己穿著才知道。”——紅色經典，土法上馬！   

 

•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方山水有一方風情

 

 共產黨信仰“辯證唯物主義”，其教條說：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確，特定的社會曆史地理環境可以塑造特定的精神氣質。成語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南橘北枳。按辯證法精神，反之亦然，如：彩蝶戀鮮花，蒼蠅叮臭肉；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智者樂水，仁者樂山。說到中國人的“土”，尚有各個地方的各個民風民俗民情，還可細分。

德國學者馬克斯·舍勒的行為學理論認為，能感悟到生活世界的價值和價值秩序的感情是成為行為意欲最深層的基礎部分，而這種感情決定著行為意欲的努力方向。但是舍勒又認為，不能把在一個時代和民族中流行或支配人們價值偏愛的評價係統所具有的“倫理結構”等同於作為價值優先法則的價值本身的客觀秩序。

今天，與西方自由世界一樣，強人習近平也是十分講究“顏色革命”，他將自身個性“土氣”的顏色欽定為中國的“政治正確”，即標準的意識形態，充分施展在上海地方的抗議之中，真實意圖是：以習氏“土氣”淹沒上海“海派”！

那麽究竟怎麽樣評介習包子“土氣”？

第一，純真“紅色基因”，眾所周知，習近平是在紅朝中國、紅色地域、紅色家庭、紅色時代、紅色圈子裏混出來的紅色土特產，紅色元素特濃，大紅特紅超紅。

現代中國有二大文明係統：黃色和藍色。

黃色是內陸型，具有內向封閉性質，其主要的分布地域是在北方的黃土質平原和高原上，其價值資源隻由落後的本土文明來提供（電視劇《河殤》的觀點）。

紅色文明是外來的馬列寧主義與中國本土的黃色文明相結合的產物，被綜合成“毛澤東思想路線”，具有革命的實踐性，但是主要根基還是黃色文明。

    藍色是海洋型，外向開放性質，最初地域分布在東南沿海一帶，隨之改革開放的深化，逐漸擴展至中國的大南方，它是本土文明與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結合的產物。

今天的國情是，北方黃土文明區域經濟全麵落後、蕭條，而南方藍色文明區域市場經濟發展良好，經濟指標高漲。如此經濟地理格局意味著中共統治機器的精神資源麵臨危機，這讓習近平深深不安，習某感受到來自於藍色文明對於紅色政權的威脅：資產階級市民的個體性、獨立性和自由意識在增長，他們不會如黃土地上農民幹活那樣的聽話、遵命和馴服。

遙想1949年3月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正式提出定都北平市的決議，當時的國情正如毛澤東所講：“蔣介石的國都在南京，他的基礎是江浙資本家。我們要把國都建在北平，我們也要在北平找到我們的基礎，這就是工人階級和廣大的勞動群眾。”這講話顯示了：南京的城市精神是藍色，而北平市則是黃色，紅色政權的根基需要由黃色文明來支撐、扶助，才會獲得穩定、可靠。

從前，毛澤東必定熟知曆史典故：“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對藍色文明懷有恐懼：“港台一帶，饕蚊尚多，西方世界，饕蚊成陣。”因此對待曾經位置楚地、而後深藍色的申城上海，毛澤東作指示：要采取“農村包圍城市”戰略。為此，上海外灘海關鍾樓上的大鍾報時，要以深黃色的陝北民歌樂調《東方紅》來進行，使之標誌為城市“主旋律”。要發揚“好八連”榮光，讓他們來到魔都南京路上當“哨兵”，以鎮住充滿資產階級邪念的“霓虹燈”，要加強“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全麵專政”，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今天，習近平憂心忡忡：紅色文明賴以存在基礎的黃色文明正日益蛻化墮落！為此決心拯救，在上海執行“靜態管理、動態清零”，實為一場魔鬼訓練，以鞏固紅色政權的！

 

• 粗人的痞氣，流寇的匪氣

 

紅朝中國首長級高幹的紅二代、紅三代多的是，譬如有劉少奇的兒子，陳雲兒子，鄧小平的兒女，胡耀邦的兒子，葉劍英、江澤民的數個兒女等等，在這一群體裏相比較，習包子就是顯得很“土氣”，這是為什麽呢？

這就是習近平第二個“土”：痞氣+匪氣，這是黃色文明外圍地帶“邊區”之“土氣”。

習近平讀書差勁是知曉的，然而這在首長級的紅後代中較為少見，盡管習近平時常吹噓讀書很多，還煞有介事地列出一長串讀書單來，頗有“此地無銀三百兩”之意。由於不願讀書、讀不進書，習的頭腦難以裝備積聚人類優秀文明的知識。蘇格拉底雲“知識即美德”，其否命題亦同樣成立。現代學者的認識更為精確，知識與美德之間的正向關聯性是需要建立在高概率基礎上，較有科學的合理性。毛澤東閱讀中國古典經書甚多，但也是痞氣+匪氣很濃厚，毛澤東特別讚賞二位流氓痞子皇帝：劉邦和朱元璋，毛把糟粕當作了精粹。

拉馬克的“用進廢退”可以較好解釋，讀書不好的習近平，喜好炫耀他的四肢發達：“我那個時候扛200斤麥子，十裏山路不換肩。”習對頭腦簡單事項：“新時期上山下鄉工程”、“好兒女誌在四方，有誌者奮鬥無悔”，頗有興趣和熱度，可見一斑。習近平坦承其念茲在茲“農民情結”，可以推斷出他的氣質和秉性，天然地與知識性匱缺的泥腿子、四肢發達者、粗布短衫者融通起來，對待海派氣質的上海人就不會有好感，可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

要深入了解習近平的所作所為，需要了解他的個性和風格，需要了解養育習某其秉性、氣質的地方，考察那裏的風土人情。習近平念念不忘他的“初心”之地，就是年輕時候插隊落戶的革命聖地延安，那裏是紅色大本營，更是“紅太陽升起的地方”。對於習近平來說，陝北延安就是他的紅色乳娘，思想養育之地，“作為一個人民公仆，陝北高原是我的根，因為這裏培養出我不變的信念：要為人民做實事！無論我走到哪裏，永遠都是黃土地的兒子。”習近平回憶說，插隊在梁家河，他“看到了人民群眾的根本，真正理解了老百姓”，“我幾乎從來沒哭過，印象較深的兩次哭都是在陝北。”情深誼長啊！

延安市，坐落在陝西省北部，是遊牧文明與農耕文明交融的邊區地帶，漢民族農民世世代代居住此地的曆史中，頻頻遭受多個遊牧民族和部落的相互殺戮、掠奪和洗劫，身處如此蠻族生態的劫掠，釀造出戎狄民風：痞氣+匪氣，漸漸墮落之，本地農耕地上又孵化出次生代的漢族大盜和流寇，如：王嘉胤、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董福祥等等。

大清皇朝晚期，西方殖民主義勢力進入中國東部沿海，紛紛建立起西方式的先進藍色文明，從此經濟格局和重心轉移，地處西北的陝西省經濟文化大幅衰弱，秦風不再，此衰彼漲，當地土匪、土豪卻猖狂起來，到了民國時期，整個陝北地區的匪患尤其嚴重，那時候國民政府的管控力無法抵達陝北，但這恰好為共產黨武裝力量製造出福音來，留給了共軍以極佳的撒野契機和匪盜空間。臭味相投便稱知己，當毛澤東掛帥的大股共軍（紅軍）萬裏迢迢流竄作案來到陝北時候，如魚得水般找準了自己的落腳地，建立起蘇區。

民諺：窮山惡水出刁民，粗茶淡飯無孑遺。肉腐生蛆，蛆熟產蠅；土劣孵匪，匪頑升寇。流寇是土匪發展的頂峰，流寇之所以十分殘暴凶狠毒辣無恥，那是因為流寇作案多是流竄在異地他鄉：1）幾乎碰不上熟人，於是缺乏道德約束；2）罪案的對象都是與己血緣疏遠，於是下得了狠手；3）流竄作案中不容易被抓捕，於是缺乏法律製裁的威懾感。

民國時期的學者傅斯年，曾經把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美國學者餘英時把毛澤東在山上鬧革命歸類為土匪行徑，中共政府體製內走出來的學者阮銘也將當年盤踞在井岡山和延安，建立蘇區的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具體的匪徒而言尚有匪氣強弱的區分，中共領袖中毛澤東、習近平之流痞氣、匪氣特濃，雖然直接將他們比作為流寇尚不恰當，然則深入去思考精神性的高層次本質，就會發現確有近似之處，如操守低劣，隻顧眼前的歡樂和榮耀，不思長治久安的方針、政策和治理，即不具可持續性發展，缺乏人性，不擇手段，不顧人民死活，更扯淡有什麽超越情懷、尋求來世的永生。

上海執行抗疫大行動，是習某心理投射：“習近平總書記親自部署、親自指揮”，乃“初心不改”，大大地用上“梁家河大學問”，卻是來真的：痞氣加匪氣，勁兒十足！

 

• 秦始皇→毛澤東→習近平

 

這三者思想有著較大的傳承性。中共的建黨、建國都是繼承了中國傳統“外儒內法”的一套專製主義本色，馬克思主義成分並不多，如“緊密團結在以某某某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就是中共執政文化的萬能公式，其“春秋大義”足令執政者癡迷不已。

中國政治延續了千年的專製主義，其要數秦始皇的大一統治理格局最具開創、暴虐和傳承，其遺產深深地烙印在中華民族的政治文化基因上。《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今皇帝並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傳承至後世，中共統治者毛澤東、習近平極為崇拜、讚賞，毛澤東自稱：“馬克思加秦始皇”，自比“秦皇、漢武”。習近平是粗人，缺文秀，但配有禦用導演張藝謀來代言，原籍秦地的張藝謀以其電影作品的大氣磅礴著稱，如《英雄》、《大秦賦》、《大秦帝國》等頗有氣勢恢宏，詠古頌今，頌揚獨裁，乃深合主子旨意。

籍貫秦地的習近平似乎比毛澤東更領悟大秦遺風，他也有著構建大一統政治的強烈欲求，冒進浮誇，圖大貪功，舉凡黨、政、軍、財、經、文、教、農、工、商等各界各行，都得讓習來獨攬一身、定於一尊，還妄想對外擴張，天下一統。毛時代流行詞：“全國一盤棋”，如今又翻舊出新而熱炒，以“一言堂”淩駕天下，特別用於上海的抗疫。

中國人骨子裏有“天人合一”，混沌一氣的原始思維和巫術，這集體無意識天然地被大一統政治統攝，進而主導了亞細亞生產方式，在古代，它有利於治理水患、開挖運河、修建長城、建造皇宮等大型項目。在當今，有利於以舉國之力操辦上海防控。在思想意識高度，可以塑造全民的遵命、服從、聽話，即奴性，這恰是習近平的“不忘使命”：“凝聚全民抗疫的強大共識”。

在大一統政治如火如荼的文革期間，誇張而高調的道義目的論籠罩住中國大地上的各項各業，如有“農業以糧為綱、工業以鋼為綱。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於是到處呈現“一刀切”現象，凡是與“綱”不合之事，全得讓步，退避。

今天上海的抗疫正是一刀切做法：為了抗疫的宏偉大業，其他事情全都算不得“事情”，那怕是危機人生命的要事。再如，“同層密接隔離政策”，一人得陽整樓隔離，幾人得陽整區封閉。搞得：簡單直接粗暴，次生災害不斷，雞飛狗跳，人心惶惶。

 

• 外儒內法，臉麵爭光

 

習近平頗想搞《厲害了，我的國》，可看出習的“初心”中有“大秦”情愫，但不唯此。習熟知亡秦之故，暴秦之害，了解《過秦論》，於是就看重《荀子》思想，希望借鑒儒家思想補救暴秦之偏，但這隻是延續了曆史上慣行的“外儒內法”傳統，毫無創意。

以現代人的目光審視，法家思想並非全都是負麵的，糟糕的。譬如，法家的政治思想有“緣法而治”、“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法不阿貴，繩不撓曲”、“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等——貫徹一條法治平等的路線。

秦之後曆代皇朝，形成傳統的官方和上層社會的意識形態是儒家思想，儒家在治國綱要上對法家進行修正，改變其嚴刑律法、冷酷無情、對人性的踐踏，而用溫情脈脈的道德麵紗來遮蓋人心自私之惡。然而儒家的溫情脈脈卻是斷然排斥法家的平等觀，十分講究等級秩序的排位：“尊尊、親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樣導致另一種人性醜惡的釋放。

無論是法家抑或儒家，都嚴重匱乏精神超越性，使得中國人滑落到小人德性的急切功利性，熱衷於超近距離的貼身肉搏，這突出表現為儒家的“麵子文化”，即等級競爭。

今天，習近平把上海抗疫重重地押寶在他的麵子上：看吧，環顧世界，唯有我習某才能夠做到新冠病毒“清零”，豐功偉業啊；溥天之下，皆我臣屬；溥天之下，盡表忠心！

開啟小人心境：這就是習近平的“初心、使命”不可告人的真正用意所在！清零政策來自權力最高層，而下層執行者在習某巫祝之辭誘導下，層層加碼，步步緊逼，使防疫措施變得越來越嚴苛，越來越不通人情，越來越背離常識，卻迎來了中國式“麵子”大豐收！    

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今天，活躍在上海街頭的“大白”誌願者，大多來自社會底層，他們深知等級社會的底層生活之艱辛、悲愴、卑賤、滄桑，受欺受壓，吃苦甚多，在心坎中積滿了多多的怨恨，為此張公百忍，隻是期盼著猴年馬月有個身份升遷，從此羊與狼的位置對調，角色得以變換，從此終於有了發泄的口子和對象，就如二十年媳婦熬成婆婆那樣。今天好機會來了，讓底層誌願者們身披白大褂，臂佩紅袖章，頓時獲得了權力，身價躥升！於是人們就見到了大白們在上海街頭的變本加厲，肆無忌憚。

更是有不少大白門來自外省市的農村地區，他們往往有著毛澤東情結，相信毛澤東的詛咒語“農村包圍城市”，內心對待上海，這個以魔都著稱的城市有著較深的嫉恨，於是今天找到了發泄口子，爭當“南京路上好八連”，侮辱上海人一番，五十步笑百步，好不痛快啊！

上海本地市民，生存在全民抗疫的如此高壓境遇，顯得勢單力孤，不得不進行一場忍耐之心的大考驗。雖說是有海派氣質，但是多年來在習氏毛左政治侵染下，上海人漸漸變得麻木起來，中國傳統習性在增強，一個“忍”字當頭，懂得“看三勢”，學會“拎得清”，不做“填刀頭”，好漢不吃眼前虧，識時務者為俊傑，好死不如賴活著——與內地的庸眾一樣，都是媳婦受熬的心態——如此則喪失了做人的真誠性和崇高性。

 

                                                    施衛江

寫於 美國紐約

2022年5月26日上海抗疫為何如此狂暴？

 

最近，上海人民沉浸在“靜態管理、動態清零”的極度悲憤中，二個月來的抗疫，上海居民要麽封閉在家裏，要麽隔離在方艙，要麽入住醫院，最慘的是一些外地來滬的農民工、送貨員和運輸汽車司機，隻得睡眠在大街上、橋孔下、卡車裏，還不得行走出受封圍欄，還得不到足夠食物。不管呆在城市哪個角落，是富人或窮人，是教授還是乞丐，人人自危，生活無序，商店關門，藥品斷供，生存所需的基本食品、日用品都要靠手機上操作去“搶”，凡是不會手機操作就隻能等死，非新冠病毒引起的疾病都不算是“病”，假如某個病人不能出示有效核酸測試陰性證明，病人均得不到及時救治，更惡劣的措施是，要裝配鐵網在管控區的每一棟民宅樓的大門口，予以嚴加防範管製，防市民如防盜賊！“大白”警察容許隨意闖進市民家中搞“執法”，市民蒙受盡多的不幸和災難可就是不容許公開自由發聲喊冤！

嗚呼！號稱“國家主人”的上海市民，本是代表中國最具先進生產力的一族群體，理應充分釋放出上海市民的聰明才幹去搞建設，然而在黨中央的“清零”政策強製下，海派靈性竟然大肆遭受踐踏，人格尊嚴被貶至不及囚徒的卑下，被準許的行動自由還不如圈養的禽畜。哀哉！上海市民的生存境況是多麽孤苦伶仃無助，上海市民的精神抑鬱是何等淒淒慘慘戚戚。

由中央政府主導的抗疫“清零”，為什麽要對上海人民動用如此的粗暴、野蠻、獸性、瘋狂？這在西方自由世界看來，簡直太不可思議了！根源究竟是什麽呢？

 

（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發生在上海的抗疫狂暴當然不是海派文化傳承的特質，而是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親自部署指揮、密集指示批示”來進行，這位總書記宣稱：“我們的防控方針是由黨的性質和宗旨決定的”，“從黨的性質宗旨認識疫情防控方針”，當然不是飛來之石，而是經有悠久曆史的中國傳統孵化而成，它僵硬地主宰著當今中國政治的一切。欲懂得這場清零抗疫的真實意圖，須深入了解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須了解中國的民風民俗，尤其是陝北地區。

近年來，習近平嫻熟地運用他的政治手腕使大權獨攬，業已形成“九鼎之尊”局麵，且有越演越烈之勢，在其統治下的社會官僚機器不斷強化威權形式，這使得後者形式的高度威權化又促進了前者的獨裁，而前者專斷橫行又反哺後者，兩者互為反饋，攜手共進，就此全民奴性且增強不少——此即如德國學者齊美爾所講的社會學中“相互作用”的形式，對於這種“形式”的具體表達，深得魯迅精神之魂的北京大學中文係教授錢理群曾經論述道：“在一個專製統治下價值封閉的體係內，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是處在同一個價值點上的交流與反饋”（大意如此）。

可想而知，當今中國的政治形態正是走在全麵複辟傳統封建腐朽製度的路上。專製政治乃乾綱獨斷、定於一尊，且說今日中國之專製暴虐，極大地來自最高統治者的德性，習近平妄圖複辟文革，大開曆史倒車，朝思暮想他的皇帝迷夢，再造新時代的秦始皇、毛澤東。

    由此，習近平打造的強專製主義為他的暴政鋪設了平坦大道，布置於“全國一盤棋”格局下，海派上海市民深深感受到文革高潮時的毛式家天下：朕即真理，朕即國家。今天，統帥一聲令，三軍風雷動，酷政促奴性，令箭催遵命，從廟堂衙門，抵基層庸眾，政令一路暢行，貫徹無阻。

以習近平的“家天下”框架來看，上海的抗疫特別需要展示“中國共產黨所具有的無比堅強的領導力，是風雨來襲時中國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要展示中共統治下的製度“優越性”和“合法性”，更確切地說，還需要充分展示習近平總書記的“英明、偉大”形象，為他的正式“登基”皇座打基礎。構建如此之宏大敘事，習家中央政府定義了新冠病毒的抗疫是一場“人民戰爭”，全黨全民統一步調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部署”來進行的，這位總書記一再強調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堅持動態清零總方針不猶豫不動搖”，“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要把抗疫當作“為人民服務”。

以現代性的倫理學來論述，“人民”是個宏大敘事，是形而上之“大魅”，在以“人民”的名義大肆鼓噪、渲染之下，若開啟“幽暗之門”，可以發現，這隻是一塊“超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的招牌，其投射出的真實價值意向往往是希冀反饋回報給投射者自己，即小人心眼、小人心境的“自我、本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乃罪惡之淵藪，其鄙陋卑下、猥瑣不堪！

魯迅先生早就發現，中國的儒家典籍中充滿了“仁者愛人”之語，但是魯迅卻揭穿了其“瞞和騙”，其實質就是“以理殺人”！

今天的上海，把“人民”當作“綱領”來處置具體的全民抗疫，就意味著其餘事情全得靠邊讓路，抗疫以外的事情全都隻是與個人利益掛鉤而已，都是掛靠不上“人民”這個宏偉大宗旨，“人民”這個抽象綱領既然被強化得如此之高大上、偉光正，乃綱舉目張，和尚打傘，為所欲為、不擇手段！

 

（二）“不忘初心，牢記使命”

 

“初心”是習近平執政時代十分時髦的政治詞匯，既然被張揚得如此之“時髦”，它必定隱含有欺騙性！它試圖讓人民感受習的“青春故事”，聆聽他的“梁家河插隊的經曆”，規訓人民的情操，是一項典型的“洗腦工程”。

眾所周知，習近平在福建、浙江和上海三地工作過，已經獲得相當多的東南沿海地區工作的經驗，這些地區比起北方內地來具有相對較高的改革開放性，經濟結構大多是外向型，經濟水平也相應較高，治理較為先進。按照常規思路，要想當上一個大國有作為的主政者，其精神領域的價值觀訴求，本來應該引導國民走上現代化之路，深化改革，大大發揚沿海地區的先進經驗和業績成就，使融合到全球化的經濟圈中，學習西方發達的市場經濟和人文精神，求得國家發展踏上新台階。然而習近平卻不張揚他在沿海地區的經曆，反而大大弘揚在北方落後農村的生活感受、工作經曆——這就值得正義的人們去警惕和深思了。

與毛澤東一樣，習近平自身的秉性就是十分的“土”，在漢語網絡上，不滿的網民將習近平蔑稱為“包子”，意思有“土氣”之意，也就是傳統、愚昧、落後的代名詞。這與《論語》：“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意思相近，懷土就是戀土而安逸，營造個人小天地，即小人德性。我們來看看習近平是如何的“初心”？

“初心”在心理學上可稱為“原型”（榮格：archetypes），習的“原型”有“戀土情結”，顯然相悖於東南沿海地區的現代性精神品質，而在於他不斷吹噓的“土”字而凸出，即“農民情結、三農情懷”，習常稱：“我也是從農村出來的”，“我們這一代人也有這個情結，一定要把我們的老百姓，特別是我們的農民扶一把。”聽聽他的念念有詞“不忘初心”，從“習近平總書記從小就有農村情結”，可推斷習之“戀土”有小人之心：

1.  陝北延安梁家河，習近平插隊在此，據說練就了一套“大學問”，那真是了不得啊！
2. “老家富平曾在習近平迷惘彷徨時給予他溫暖”，陝西省富平縣臨近於曆史上京兆地區，這裏曾經是大一統帝國的中央權力地帶，即有秦、漢、隋、唐四朝大帝國定都於鹹陽、長安，這一家鄉情懷深深地烙印到習近平的人格秉性，使得習內心期盼著大一統政治。
3. 習近平時時要造訪河北省西柏坡，該地是毛派紅色經典的精神發源地，價值連城，非常值得習去流連忘返，就此習想要“弘揚西柏坡精神”。
4. 河北省正定縣，習年輕時候曾工作在此，當時是“農業學大寨”的先進樣板縣，是毛澤東樹立起來的一麵旗幟，同樣是紅色經典，值得去大力追捧，流芳百世。

    作為一個農業人口眾多的大國，農業生產當然需要去關心，農民的利益也當然需要去關心，任何一個具有現代化常識的人，必定知道：農民生活的大幅度改善，必須是由農業現代化來帶動，而農業現代化必須是由工業現代化來帶動，而工業現代化必須是由科技、經濟和製度等的各項現代化來帶動，需要重視精神文明的力量，也就是人的主體性自由的大發揚。然而中國的習某卻是完全的反其道而行之：要論價值觀的定位？什麽的工業、科技、文教、經濟、金融、製度、法治等等的重要發展項目全都擱置在邊上，就是因為這些不含有“初心”，從而全都被當做不重要的思想議題來處理，眼下最最要緊的事情是定位在“農民情結”、“黃土情結”之上：“不忘初心，牢記使命”——老是要把目光盯住在最最落後地區的農民生存價值觀上——這是怎麽樣的心態？怎麽樣的鬼魅心思啊？

人都是有個性的，共產黨執政也如此。理解了習近平的執政個性是那麽的“土裏土氣”，於是懂得：上海抗疫就是充滿習包子特色之土：“鞋子合不合腳，自己穿著才知道。”——紅色經典，土法上馬！   

 

•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方山水有一方風情

 

 共產黨信仰“辯證唯物主義”，其教條說：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確，特定的社會曆史地理環境可以塑造特定的精神氣質。成語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南橘北枳。按辯證法精神，反之亦然，如：彩蝶戀鮮花，蒼蠅叮臭肉；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智者樂水，仁者樂山。說到中國人的“土”，尚有各個地方的各個民風民俗民情，還可細分。

德國學者馬克斯·舍勒的行為學理論認為，能感悟到生活世界的價值和價值秩序的感情是成為行為意欲最深層的基礎部分，而這種感情決定著行為意欲的努力方向。但是舍勒又認為，不能把在一個時代和民族中流行或支配人們價值偏愛的評價係統所具有的“倫理結構”等同於作為價值優先法則的價值本身的客觀秩序。

今天，與西方自由世界一樣，強人習近平也是十分講究“顏色革命”，他將自身個性“土氣”的顏色欽定為中國的“政治正確”，即標準的意識形態，充分施展在上海地方的抗議之中，真實意圖是：以習氏“土氣”淹沒上海“海派”！

那麽究竟怎麽樣評介習包子“土氣”？

第一，純真“紅色基因”，眾所周知，習近平是在紅朝中國、紅色地域、紅色家庭、紅色時代、紅色圈子裏混出來的紅色土特產，紅色元素特濃，大紅特紅超紅。

現代中國有二大文明係統：黃色和藍色。

黃色是內陸型，具有內向封閉性質，其主要的分布地域是在北方的黃土質平原和高原上，其價值資源隻由落後的本土文明來提供（電視劇《河殤》的觀點）。

紅色文明是外來的馬列寧主義與中國本土的黃色文明相結合的產物，被綜合成“毛澤東思想路線”，具有革命的實踐性，但是主要根基還是黃色文明。

    藍色是海洋型，外向開放性質，最初地域分布在東南沿海一帶，隨之改革開放的深化，逐漸擴展至中國的大南方，它是本土文明與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結合的產物。

今天的國情是，北方黃土文明區域經濟全麵落後、蕭條，而南方藍色文明區域市場經濟發展良好，經濟指標高漲。如此經濟地理格局意味著中共統治機器的精神資源麵臨危機，這讓習近平深深不安，習某感受到來自於藍色文明對於紅色政權的威脅：資產階級市民的個體性、獨立性和自由意識在增長，他們不會如黃土地上農民幹活那樣的聽話、遵命和馴服。

遙想1949年3月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正式提出定都北平市的決議，當時的國情正如毛澤東所講：“蔣介石的國都在南京，他的基礎是江浙資本家。我們要把國都建在北平，我們也要在北平找到我們的基礎，這就是工人階級和廣大的勞動群眾。”這講話顯示了：南京的城市精神是藍色，而北平市則是黃色，紅色政權的根基需要由黃色文明來支撐、扶助，才會獲得穩定、可靠。

從前，毛澤東必定熟知曆史典故：“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對藍色文明懷有恐懼：“港台一帶，饕蚊尚多，西方世界，饕蚊成陣。”因此對待曾經位置楚地、而後深藍色的申城上海，毛澤東作指示：要采取“農村包圍城市”戰略。為此，上海外灘海關鍾樓上的大鍾報時，要以深黃色的陝北民歌樂調《東方紅》來進行，使之標誌為城市“主旋律”。要發揚“好八連”榮光，讓他們來到魔都南京路上當“哨兵”，以鎮住充滿資產階級邪念的“霓虹燈”，要加強“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全麵專政”，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今天，習近平憂心忡忡：紅色文明賴以存在基礎的黃色文明正日益蛻化墮落！為此決心拯救，在上海執行“靜態管理、動態清零”，實為一場魔鬼訓練，以鞏固紅色政權的！

 

• 粗人的痞氣，流寇的匪氣

 

紅朝中國首長級高幹的紅二代、紅三代多的是，譬如有劉少奇的兒子，陳雲兒子，鄧小平的兒女，胡耀邦的兒子，葉劍英、江澤民的數個兒女等等，在這一群體裏相比較，習包子就是顯得很“土氣”，這是為什麽呢？

這就是習近平第二個“土”：痞氣+匪氣，這是黃色文明外圍地帶“邊區”之“土氣”。

習近平讀書差勁是知曉的，然而這在首長級的紅後代中較為少見，盡管習近平時常吹噓讀書很多，還煞有介事地列出一長串讀書單來，頗有“此地無銀三百兩”之意。由於不願讀書、讀不進書，習的頭腦難以裝備積聚人類優秀文明的知識。蘇格拉底雲“知識即美德”，其否命題亦同樣成立。現代學者的認識更為精確，知識與美德之間的正向關聯性是需要建立在高概率基礎上，較有科學的合理性。毛澤東閱讀中國古典經書甚多，但也是痞氣+匪氣很濃厚，毛澤東特別讚賞二位流氓痞子皇帝：劉邦和朱元璋，毛把糟粕當作了精粹。

拉馬克的“用進廢退”可以較好解釋，讀書不好的習近平，喜好炫耀他的四肢發達：“我那個時候扛200斤麥子，十裏山路不換肩。”習對頭腦簡單事項：“新時期上山下鄉工程”、“好兒女誌在四方，有誌者奮鬥無悔”，頗有興趣和熱度，可見一斑。習近平坦承其念茲在茲“農民情結”，可以推斷出他的氣質和秉性，天然地與知識性匱缺的泥腿子、四肢發達者、粗布短衫者融通起來，對待海派氣質的上海人就不會有好感，可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

要深入了解習近平的所作所為，需要了解他的個性和風格，需要了解養育習某其秉性、氣質的地方，考察那裏的風土人情。習近平念念不忘他的“初心”之地，就是年輕時候插隊落戶的革命聖地延安，那裏是紅色大本營，更是“紅太陽升起的地方”。對於習近平來說，陝北延安就是他的紅色乳娘，思想養育之地，“作為一個人民公仆，陝北高原是我的根，因為這裏培養出我不變的信念：要為人民做實事！無論我走到哪裏，永遠都是黃土地的兒子。”習近平回憶說，插隊在梁家河，他“看到了人民群眾的根本，真正理解了老百姓”，“我幾乎從來沒哭過，印象較深的兩次哭都是在陝北。”情深誼長啊！

延安市，坐落在陝西省北部，是遊牧文明與農耕文明交融的邊區地帶，漢民族農民世世代代居住此地的曆史中，頻頻遭受多個遊牧民族和部落的相互殺戮、掠奪和洗劫，身處如此蠻族生態的劫掠，釀造出戎狄民風：痞氣+匪氣，漸漸墮落之，本地農耕地上又孵化出次生代的漢族大盜和流寇，如：王嘉胤、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董福祥等等。

大清皇朝晚期，西方殖民主義勢力進入中國東部沿海，紛紛建立起西方式的先進藍色文明，從此經濟格局和重心轉移，地處西北的陝西省經濟文化大幅衰弱，秦風不再，此衰彼漲，當地土匪、土豪卻猖狂起來，到了民國時期，整個陝北地區的匪患尤其嚴重，那時候國民政府的管控力無法抵達陝北，但這恰好為共產黨武裝力量製造出福音來，留給了共軍以極佳的撒野契機和匪盜空間。臭味相投便稱知己，當毛澤東掛帥的大股共軍（紅軍）萬裏迢迢流竄作案來到陝北時候，如魚得水般找準了自己的落腳地，建立起蘇區。

民諺：窮山惡水出刁民，粗茶淡飯無孑遺。肉腐生蛆，蛆熟產蠅；土劣孵匪，匪頑升寇。流寇是土匪發展的頂峰，流寇之所以十分殘暴凶狠毒辣無恥，那是因為流寇作案多是流竄在異地他鄉：1）幾乎碰不上熟人，於是缺乏道德約束；2）罪案的對象都是與己血緣疏遠，於是下得了狠手；3）流竄作案中不容易被抓捕，於是缺乏法律製裁的威懾感。

民國時期的學者傅斯年，曾經把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美國學者餘英時把毛澤東在山上鬧革命歸類為土匪行徑，中共政府體製內走出來的學者阮銘也將當年盤踞在井岡山和延安，建立蘇區的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具體的匪徒而言尚有匪氣強弱的區分，中共領袖中毛澤東、習近平之流痞氣、匪氣特濃，雖然直接將他們比作為流寇尚不恰當，然則深入去思考精神性的高層次本質，就會發現確有近似之處，如操守低劣，隻顧眼前的歡樂和榮耀，不思長治久安的方針、政策和治理，即不具可持續性發展，缺乏人性，不擇手段，不顧人民死活，更扯淡有什麽超越情懷、尋求來世的永生。

上海執行抗疫大行動，是習某心理投射：“習近平總書記親自部署、親自指揮”，乃“初心不改”，大大地用上“梁家河大學問”，卻是來真的：痞氣加匪氣，勁兒十足！

 

• 秦始皇→毛澤東→習近平

 

這三者思想有著較大的傳承性。中共的建黨、建國都是繼承了中國傳統“外儒內法”的一套專製主義本色，馬克思主義成分並不多，如“緊密團結在以某某某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就是中共執政文化的萬能公式，其“春秋大義”足令執政者癡迷不已。

中國政治延續了千年的專製主義，其要數秦始皇的大一統治理格局最具開創、暴虐和傳承，其遺產深深地烙印在中華民族的政治文化基因上。《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今皇帝並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傳承至後世，中共統治者毛澤東、習近平極為崇拜、讚賞，毛澤東自稱：“馬克思加秦始皇”，自比“秦皇、漢武”。習近平是粗人，缺文秀，但配有禦用導演張藝謀來代言，原籍秦地的張藝謀以其電影作品的大氣磅礴著稱，如《英雄》、《大秦賦》、《大秦帝國》等頗有氣勢恢宏，詠古頌今，頌揚獨裁，乃深合主子旨意。

籍貫秦地的習近平似乎比毛澤東更領悟大秦遺風，他也有著構建大一統政治的強烈欲求，冒進浮誇，圖大貪功，舉凡黨、政、軍、財、經、文、教、農、工、商等各界各行，都得讓習來獨攬一身、定於一尊，還妄想對外擴張，天下一統。毛時代流行詞：“全國一盤棋”，如今又翻舊出新而熱炒，以“一言堂”淩駕天下，特別用於上海的抗疫。

中國人骨子裏有“天人合一”，混沌一氣的原始思維和巫術，這集體無意識天然地被大一統政治統攝，進而主導了亞細亞生產方式，在古代，它有利於治理水患、開挖運河、修建長城、建造皇宮等大型項目。在當今，有利於以舉國之力操辦上海防控。在思想意識高度，可以塑造全民的遵命、服從、聽話，即奴性，這恰是習近平的“不忘使命”：“凝聚全民抗疫的強大共識”。

在大一統政治如火如荼的文革期間，誇張而高調的道義目的論籠罩住中國大地上的各項各業，如有“農業以糧為綱、工業以鋼為綱。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於是到處呈現“一刀切”現象，凡是與“綱”不合之事，全得讓步，退避。

今天上海的抗疫正是一刀切做法：為了抗疫的宏偉大業，其他事情全都算不得“事情”，那怕是危機人生命的要事。再如，“同層密接隔離政策”，一人得陽整樓隔離，幾人得陽整區封閉。搞得：簡單直接粗暴，次生災害不斷，雞飛狗跳，人心惶惶。

 

• 外儒內法，臉麵爭光

 

習近平頗想搞《厲害了，我的國》，可看出習的“初心”中有“大秦”情愫，但不唯此。習熟知亡秦之故，暴秦之害，了解《過秦論》，於是就看重《荀子》思想，希望借鑒儒家思想補救暴秦之偏，但這隻是延續了曆史上慣行的“外儒內法”傳統，毫無創意。

以現代人的目光審視，法家思想並非全都是負麵的，糟糕的。譬如，法家的政治思想有“緣法而治”、“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法不阿貴，繩不撓曲”、“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等——貫徹一條法治平等的路線。

秦之後曆代皇朝，形成傳統的官方和上層社會的意識形態是儒家思想，儒家在治國綱要上對法家進行修正，改變其嚴刑律法、冷酷無情、對人性的踐踏，而用溫情脈脈的道德麵紗來遮蓋人心自私之惡。然而儒家的溫情脈脈卻是斷然排斥法家的平等觀，十分講究等級秩序的排位：“尊尊、親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樣導致另一種人性醜惡的釋放。

無論是法家抑或儒家，都嚴重匱乏精神超越性，使得中國人滑落到小人德性的急切功利性，熱衷於超近距離的貼身肉搏，這突出表現為儒家的“麵子文化”，即等級競爭。

今天，習近平把上海抗疫重重地押寶在他的麵子上：看吧，環顧世界，唯有我習某才能夠做到新冠病毒“清零”，豐功偉業啊；溥天之下，皆我臣屬；溥天之下，盡表忠心！

開啟小人心境：這就是習近平的“初心、使命”不可告人的真正用意所在！清零政策來自權力最高層，而下層執行者在習某巫祝之辭誘導下，層層加碼，步步緊逼，使防疫措施變得越來越嚴苛，越來越不通人情，越來越背離常識，卻迎來了中國式“麵子”大豐收！    

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今天，活躍在上海街頭的“大白”誌願者，大多來自社會底層，他們深知等級社會的底層生活之艱辛、悲愴、卑賤、滄桑，受欺受壓，吃苦甚多，在心坎中積滿了多多的怨恨，為此張公百忍，隻是期盼著猴年馬月有個身份升遷，從此羊與狼的位置對調，角色得以變換，從此終於有了發泄的口子和對象，就如二十年媳婦熬成婆婆那樣。今天好機會來了，讓底層誌願者們身披白大褂，臂佩紅袖章，頓時獲得了權力，身價躥升！於是人們就見到了大白們在上海街頭的變本加厲，肆無忌憚。

更是有不少大白門來自外省市的農村地區，他們往往有著毛澤東情結，相信毛澤東的詛咒語“農村包圍城市”，內心對待上海，這個以魔都著稱的城市有著較深的嫉恨，於是今天找到了發泄口子，爭當“南京路上好八連”，侮辱上海人一番，五十步笑百步，好不痛快啊！

上海本地市民，生存在全民抗疫的如此高壓境遇，顯得勢單力孤，不得不進行一場忍耐之心的大考驗。雖說是有海派氣質，但是多年來在習氏毛左政治侵染下，上海人漸漸變得麻木起來，中國傳統習性在增強，一個“忍”字當頭，懂得“看三勢”，學會“拎得清”，不做“填刀頭”，好漢不吃眼前虧，識時務者為俊傑，好死不如賴活著——與內地的庸眾一樣，都是媳婦受熬的心態——如此則喪失了做人的真誠性和崇高性。

 

                                                    施衛江

寫於 美國紐約

2022年5月26日上海抗疫為何如此狂暴？

 

最近，上海人民沉浸在“靜態管理、動態清零”的極度悲憤中，二個月來的抗疫，上海居民要麽封閉在家裏，要麽隔離在方艙，要麽入住醫院，最慘的是一些外地來滬的農民工、送貨員和運輸汽車司機，隻得睡眠在大街上、橋孔下、卡車裏，還不得行走出受封圍欄，還得不到足夠食物。不管呆在城市哪個角落，是富人或窮人，是教授還是乞丐，人人自危，生活無序，商店關門，藥品斷供，生存所需的基本食品、日用品都要靠手機上操作去“搶”，凡是不會手機操作就隻能等死，非新冠病毒引起的疾病都不算是“病”，假如某個病人不能出示有效核酸測試陰性證明，病人均得不到及時救治，更惡劣的措施是，要裝配鐵網在管控區的每一棟民宅樓的大門口，予以嚴加防範管製，防市民如防盜賊！“大白”警察容許隨意闖進市民家中搞“執法”，市民蒙受盡多的不幸和災難可就是不容許公開自由發聲喊冤！

嗚呼！號稱“國家主人”的上海市民，本是代表中國最具先進生產力的一族群體，理應充分釋放出上海市民的聰明才幹去搞建設，然而在黨中央的“清零”政策強製下，海派靈性竟然大肆遭受踐踏，人格尊嚴被貶至不及囚徒的卑下，被準許的行動自由還不如圈養的禽畜。哀哉！上海市民的生存境況是多麽孤苦伶仃無助，上海市民的精神抑鬱是何等淒淒慘慘戚戚。

由中央政府主導的抗疫“清零”，為什麽要對上海人民動用如此的粗暴、野蠻、獸性、瘋狂？這在西方自由世界看來，簡直太不可思議了！根源究竟是什麽呢？

 

（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發生在上海的抗疫狂暴當然不是海派文化傳承的特質，而是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親自部署指揮、密集指示批示”來進行，這位總書記宣稱：“我們的防控方針是由黨的性質和宗旨決定的”，“從黨的性質宗旨認識疫情防控方針”，當然不是飛來之石，而是經有悠久曆史的中國傳統孵化而成，它僵硬地主宰著當今中國政治的一切。欲懂得這場清零抗疫的真實意圖，須深入了解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須了解中國的民風民俗，尤其是陝北地區。

近年來，習近平嫻熟地運用他的政治手腕使大權獨攬，業已形成“九鼎之尊”局麵，且有越演越烈之勢，在其統治下的社會官僚機器不斷強化威權形式，這使得後者形式的高度威權化又促進了前者的獨裁，而前者專斷橫行又反哺後者，兩者互為反饋，攜手共進，就此全民奴性且增強不少——此即如德國學者齊美爾所講的社會學中“相互作用”的形式，對於這種“形式”的具體表達，深得魯迅精神之魂的北京大學中文係教授錢理群曾經論述道：“在一個專製統治下價值封閉的體係內，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是處在同一個價值點上的交流與反饋”（大意如此）。

可想而知，當今中國的政治形態正是走在全麵複辟傳統封建腐朽製度的路上。專製政治乃乾綱獨斷、定於一尊，且說今日中國之專製暴虐，極大地來自最高統治者的德性，習近平妄圖複辟文革，大開曆史倒車，朝思暮想他的皇帝迷夢，再造新時代的秦始皇、毛澤東。

    由此，習近平打造的強專製主義為他的暴政鋪設了平坦大道，布置於“全國一盤棋”格局下，海派上海市民深深感受到文革高潮時的毛式家天下：朕即真理，朕即國家。今天，統帥一聲令，三軍風雷動，酷政促奴性，令箭催遵命，從廟堂衙門，抵基層庸眾，政令一路暢行，貫徹無阻。

以習近平的“家天下”框架來看，上海的抗疫特別需要展示“中國共產黨所具有的無比堅強的領導力，是風雨來襲時中國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要展示中共統治下的製度“優越性”和“合法性”，更確切地說，還需要充分展示習近平總書記的“英明、偉大”形象，為他的正式“登基”皇座打基礎。構建如此之宏大敘事，習家中央政府定義了新冠病毒的抗疫是一場“人民戰爭”，全黨全民統一步調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部署”來進行的，這位總書記一再強調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堅持動態清零總方針不猶豫不動搖”，“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要把抗疫當作“為人民服務”。

以現代性的倫理學來論述，“人民”是個宏大敘事，是形而上之“大魅”，在以“人民”的名義大肆鼓噪、渲染之下，若開啟“幽暗之門”，可以發現，這隻是一塊“超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的招牌，其投射出的真實價值意向往往是希冀反饋回報給投射者自己，即小人心眼、小人心境的“自我、本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乃罪惡之淵藪，其鄙陋卑下、猥瑣不堪！

魯迅先生早就發現，中國的儒家典籍中充滿了“仁者愛人”之語，但是魯迅卻揭穿了其“瞞和騙”，其實質就是“以理殺人”！

今天的上海，把“人民”當作“綱領”來處置具體的全民抗疫，就意味著其餘事情全得靠邊讓路，抗疫以外的事情全都隻是與個人利益掛鉤而已，都是掛靠不上“人民”這個宏偉大宗旨，“人民”這個抽象綱領既然被強化得如此之高大上、偉光正，乃綱舉目張，和尚打傘，為所欲為、不擇手段！

 

（二）“不忘初心，牢記使命”

 

“初心”是習近平執政時代十分時髦的政治詞匯，既然被張揚得如此之“時髦”，它必定隱含有欺騙性！它試圖讓人民感受習的“青春故事”，聆聽他的“梁家河插隊的經曆”，規訓人民的情操，是一項典型的“洗腦工程”。

眾所周知，習近平在福建、浙江和上海三地工作過，已經獲得相當多的東南沿海地區工作的經驗，這些地區比起北方內地來具有相對較高的改革開放性，經濟結構大多是外向型，經濟水平也相應較高，治理較為先進。按照常規思路，要想當上一個大國有作為的主政者，其精神領域的價值觀訴求，本來應該引導國民走上現代化之路，深化改革，大大發揚沿海地區的先進經驗和業績成就，使融合到全球化的經濟圈中，學習西方發達的市場經濟和人文精神，求得國家發展踏上新台階。然而習近平卻不張揚他在沿海地區的經曆，反而大大弘揚在北方落後農村的生活感受、工作經曆——這就值得正義的人們去警惕和深思了。

與毛澤東一樣，習近平自身的秉性就是十分的“土”，在漢語網絡上，不滿的網民將習近平蔑稱為“包子”，意思有“土氣”之意，也就是傳統、愚昧、落後的代名詞。這與《論語》：“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意思相近，懷土就是戀土而安逸，營造個人小天地，即小人德性。我們來看看習近平是如何的“初心”？

“初心”在心理學上可稱為“原型”（榮格：archetypes），習的“原型”有“戀土情結”，顯然相悖於東南沿海地區的現代性精神品質，而在於他不斷吹噓的“土”字而凸出，即“農民情結、三農情懷”，習常稱：“我也是從農村出來的”，“我們這一代人也有這個情結，一定要把我們的老百姓，特別是我們的農民扶一把。”聽聽他的念念有詞“不忘初心”，從“習近平總書記從小就有農村情結”，可推斷習之“戀土”有小人之心：

1.  陝北延安梁家河，習近平插隊在此，據說練就了一套“大學問”，那真是了不得啊！
2. “老家富平曾在習近平迷惘彷徨時給予他溫暖”，陝西省富平縣臨近於曆史上京兆地區，這裏曾經是大一統帝國的中央權力地帶，即有秦、漢、隋、唐四朝大帝國定都於鹹陽、長安，這一家鄉情懷深深地烙印到習近平的人格秉性，使得習內心期盼著大一統政治。
3. 習近平時時要造訪河北省西柏坡，該地是毛派紅色經典的精神發源地，價值連城，非常值得習去流連忘返，就此習想要“弘揚西柏坡精神”。
4. 河北省正定縣，習年輕時候曾工作在此，當時是“農業學大寨”的先進樣板縣，是毛澤東樹立起來的一麵旗幟，同樣是紅色經典，值得去大力追捧，流芳百世。

    作為一個農業人口眾多的大國，農業生產當然需要去關心，農民的利益也當然需要去關心，任何一個具有現代化常識的人，必定知道：農民生活的大幅度改善，必須是由農業現代化來帶動，而農業現代化必須是由工業現代化來帶動，而工業現代化必須是由科技、經濟和製度等的各項現代化來帶動，需要重視精神文明的力量，也就是人的主體性自由的大發揚。然而中國的習某卻是完全的反其道而行之：要論價值觀的定位？什麽的工業、科技、文教、經濟、金融、製度、法治等等的重要發展項目全都擱置在邊上，就是因為這些不含有“初心”，從而全都被當做不重要的思想議題來處理，眼下最最要緊的事情是定位在“農民情結”、“黃土情結”之上：“不忘初心，牢記使命”——老是要把目光盯住在最最落後地區的農民生存價值觀上——這是怎麽樣的心態？怎麽樣的鬼魅心思啊？

人都是有個性的，共產黨執政也如此。理解了習近平的執政個性是那麽的“土裏土氣”，於是懂得：上海抗疫就是充滿習包子特色之土：“鞋子合不合腳，自己穿著才知道。”——紅色經典，土法上馬！   

 

•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方山水有一方風情

 

 共產黨信仰“辯證唯物主義”，其教條說：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確，特定的社會曆史地理環境可以塑造特定的精神氣質。成語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南橘北枳。按辯證法精神，反之亦然，如：彩蝶戀鮮花，蒼蠅叮臭肉；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智者樂水，仁者樂山。說到中國人的“土”，尚有各個地方的各個民風民俗民情，還可細分。

德國學者馬克斯·舍勒的行為學理論認為，能感悟到生活世界的價值和價值秩序的感情是成為行為意欲最深層的基礎部分，而這種感情決定著行為意欲的努力方向。但是舍勒又認為，不能把在一個時代和民族中流行或支配人們價值偏愛的評價係統所具有的“倫理結構”等同於作為價值優先法則的價值本身的客觀秩序。

今天，與西方自由世界一樣，強人習近平也是十分講究“顏色革命”，他將自身個性“土氣”的顏色欽定為中國的“政治正確”，即標準的意識形態，充分施展在上海地方的抗議之中，真實意圖是：以習氏“土氣”淹沒上海“海派”！

那麽究竟怎麽樣評介習包子“土氣”？

第一，純真“紅色基因”，眾所周知，習近平是在紅朝中國、紅色地域、紅色家庭、紅色時代、紅色圈子裏混出來的紅色土特產，紅色元素特濃，大紅特紅超紅。

現代中國有二大文明係統：黃色和藍色。

黃色是內陸型，具有內向封閉性質，其主要的分布地域是在北方的黃土質平原和高原上，其價值資源隻由落後的本土文明來提供（電視劇《河殤》的觀點）。

紅色文明是外來的馬列寧主義與中國本土的黃色文明相結合的產物，被綜合成“毛澤東思想路線”，具有革命的實踐性，但是主要根基還是黃色文明。

    藍色是海洋型，外向開放性質，最初地域分布在東南沿海一帶，隨之改革開放的深化，逐漸擴展至中國的大南方，它是本土文明與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結合的產物。

今天的國情是，北方黃土文明區域經濟全麵落後、蕭條，而南方藍色文明區域市場經濟發展良好，經濟指標高漲。如此經濟地理格局意味著中共統治機器的精神資源麵臨危機，這讓習近平深深不安，習某感受到來自於藍色文明對於紅色政權的威脅：資產階級市民的個體性、獨立性和自由意識在增長，他們不會如黃土地上農民幹活那樣的聽話、遵命和馴服。

遙想1949年3月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正式提出定都北平市的決議，當時的國情正如毛澤東所講：“蔣介石的國都在南京，他的基礎是江浙資本家。我們要把國都建在北平，我們也要在北平找到我們的基礎，這就是工人階級和廣大的勞動群眾。”這講話顯示了：南京的城市精神是藍色，而北平市則是黃色，紅色政權的根基需要由黃色文明來支撐、扶助，才會獲得穩定、可靠。

從前，毛澤東必定熟知曆史典故：“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對藍色文明懷有恐懼：“港台一帶，饕蚊尚多，西方世界，饕蚊成陣。”因此對待曾經位置楚地、而後深藍色的申城上海，毛澤東作指示：要采取“農村包圍城市”戰略。為此，上海外灘海關鍾樓上的大鍾報時，要以深黃色的陝北民歌樂調《東方紅》來進行，使之標誌為城市“主旋律”。要發揚“好八連”榮光，讓他們來到魔都南京路上當“哨兵”，以鎮住充滿資產階級邪念的“霓虹燈”，要加強“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全麵專政”，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今天，習近平憂心忡忡：紅色文明賴以存在基礎的黃色文明正日益蛻化墮落！為此決心拯救，在上海執行“靜態管理、動態清零”，實為一場魔鬼訓練，以鞏固紅色政權的！

 

• 粗人的痞氣，流寇的匪氣

 

紅朝中國首長級高幹的紅二代、紅三代多的是，譬如有劉少奇的兒子，陳雲兒子，鄧小平的兒女，胡耀邦的兒子，葉劍英、江澤民的數個兒女等等，在這一群體裏相比較，習包子就是顯得很“土氣”，這是為什麽呢？

這就是習近平第二個“土”：痞氣+匪氣，這是黃色文明外圍地帶“邊區”之“土氣”。

習近平讀書差勁是知曉的，然而這在首長級的紅後代中較為少見，盡管習近平時常吹噓讀書很多，還煞有介事地列出一長串讀書單來，頗有“此地無銀三百兩”之意。由於不願讀書、讀不進書，習的頭腦難以裝備積聚人類優秀文明的知識。蘇格拉底雲“知識即美德”，其否命題亦同樣成立。現代學者的認識更為精確，知識與美德之間的正向關聯性是需要建立在高概率基礎上，較有科學的合理性。毛澤東閱讀中國古典經書甚多，但也是痞氣+匪氣很濃厚，毛澤東特別讚賞二位流氓痞子皇帝：劉邦和朱元璋，毛把糟粕當作了精粹。

拉馬克的“用進廢退”可以較好解釋，讀書不好的習近平，喜好炫耀他的四肢發達：“我那個時候扛200斤麥子，十裏山路不換肩。”習對頭腦簡單事項：“新時期上山下鄉工程”、“好兒女誌在四方，有誌者奮鬥無悔”，頗有興趣和熱度，可見一斑。習近平坦承其念茲在茲“農民情結”，可以推斷出他的氣質和秉性，天然地與知識性匱缺的泥腿子、四肢發達者、粗布短衫者融通起來，對待海派氣質的上海人就不會有好感，可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

要深入了解習近平的所作所為，需要了解他的個性和風格，需要了解養育習某其秉性、氣質的地方，考察那裏的風土人情。習近平念念不忘他的“初心”之地，就是年輕時候插隊落戶的革命聖地延安，那裏是紅色大本營，更是“紅太陽升起的地方”。對於習近平來說，陝北延安就是他的紅色乳娘，思想養育之地，“作為一個人民公仆，陝北高原是我的根，因為這裏培養出我不變的信念：要為人民做實事！無論我走到哪裏，永遠都是黃土地的兒子。”習近平回憶說，插隊在梁家河，他“看到了人民群眾的根本，真正理解了老百姓”，“我幾乎從來沒哭過，印象較深的兩次哭都是在陝北。”情深誼長啊！

延安市，坐落在陝西省北部，是遊牧文明與農耕文明交融的邊區地帶，漢民族農民世世代代居住此地的曆史中，頻頻遭受多個遊牧民族和部落的相互殺戮、掠奪和洗劫，身處如此蠻族生態的劫掠，釀造出戎狄民風：痞氣+匪氣，漸漸墮落之，本地農耕地上又孵化出次生代的漢族大盜和流寇，如：王嘉胤、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董福祥等等。

大清皇朝晚期，西方殖民主義勢力進入中國東部沿海，紛紛建立起西方式的先進藍色文明，從此經濟格局和重心轉移，地處西北的陝西省經濟文化大幅衰弱，秦風不再，此衰彼漲，當地土匪、土豪卻猖狂起來，到了民國時期，整個陝北地區的匪患尤其嚴重，那時候國民政府的管控力無法抵達陝北，但這恰好為共產黨武裝力量製造出福音來，留給了共軍以極佳的撒野契機和匪盜空間。臭味相投便稱知己，當毛澤東掛帥的大股共軍（紅軍）萬裏迢迢流竄作案來到陝北時候，如魚得水般找準了自己的落腳地，建立起蘇區。

民諺：窮山惡水出刁民，粗茶淡飯無孑遺。肉腐生蛆，蛆熟產蠅；土劣孵匪，匪頑升寇。流寇是土匪發展的頂峰，流寇之所以十分殘暴凶狠毒辣無恥，那是因為流寇作案多是流竄在異地他鄉：1）幾乎碰不上熟人，於是缺乏道德約束；2）罪案的對象都是與己血緣疏遠，於是下得了狠手；3）流竄作案中不容易被抓捕，於是缺乏法律製裁的威懾感。

民國時期的學者傅斯年，曾經把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美國學者餘英時把毛澤東在山上鬧革命歸類為土匪行徑，中共政府體製內走出來的學者阮銘也將當年盤踞在井岡山和延安，建立蘇區的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具體的匪徒而言尚有匪氣強弱的區分，中共領袖中毛澤東、習近平之流痞氣、匪氣特濃，雖然直接將他們比作為流寇尚不恰當，然則深入去思考精神性的高層次本質，就會發現確有近似之處，如操守低劣，隻顧眼前的歡樂和榮耀，不思長治久安的方針、政策和治理，即不具可持續性發展，缺乏人性，不擇手段，不顧人民死活，更扯淡有什麽超越情懷、尋求來世的永生。

上海執行抗疫大行動，是習某心理投射：“習近平總書記親自部署、親自指揮”，乃“初心不改”，大大地用上“梁家河大學問”，卻是來真的：痞氣加匪氣，勁兒十足！

 

• 秦始皇→毛澤東→習近平

 

這三者思想有著較大的傳承性。中共的建黨、建國都是繼承了中國傳統“外儒內法”的一套專製主義本色，馬克思主義成分並不多，如“緊密團結在以某某某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就是中共執政文化的萬能公式，其“春秋大義”足令執政者癡迷不已。

中國政治延續了千年的專製主義，其要數秦始皇的大一統治理格局最具開創、暴虐和傳承，其遺產深深地烙印在中華民族的政治文化基因上。《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今皇帝並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傳承至後世，中共統治者毛澤東、習近平極為崇拜、讚賞，毛澤東自稱：“馬克思加秦始皇”，自比“秦皇、漢武”。習近平是粗人，缺文秀，但配有禦用導演張藝謀來代言，原籍秦地的張藝謀以其電影作品的大氣磅礴著稱，如《英雄》、《大秦賦》、《大秦帝國》等頗有氣勢恢宏，詠古頌今，頌揚獨裁，乃深合主子旨意。

籍貫秦地的習近平似乎比毛澤東更領悟大秦遺風，他也有著構建大一統政治的強烈欲求，冒進浮誇，圖大貪功，舉凡黨、政、軍、財、經、文、教、農、工、商等各界各行，都得讓習來獨攬一身、定於一尊，還妄想對外擴張，天下一統。毛時代流行詞：“全國一盤棋”，如今又翻舊出新而熱炒，以“一言堂”淩駕天下，特別用於上海的抗疫。

中國人骨子裏有“天人合一”，混沌一氣的原始思維和巫術，這集體無意識天然地被大一統政治統攝，進而主導了亞細亞生產方式，在古代，它有利於治理水患、開挖運河、修建長城、建造皇宮等大型項目。在當今，有利於以舉國之力操辦上海防控。在思想意識高度，可以塑造全民的遵命、服從、聽話，即奴性，這恰是習近平的“不忘使命”：“凝聚全民抗疫的強大共識”。

在大一統政治如火如荼的文革期間，誇張而高調的道義目的論籠罩住中國大地上的各項各業，如有“農業以糧為綱、工業以鋼為綱。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於是到處呈現“一刀切”現象，凡是與“綱”不合之事，全得讓步，退避。

今天上海的抗疫正是一刀切做法：為了抗疫的宏偉大業，其他事情全都算不得“事情”，那怕是危機人生命的要事。再如，“同層密接隔離政策”，一人得陽整樓隔離，幾人得陽整區封閉。搞得：簡單直接粗暴，次生災害不斷，雞飛狗跳，人心惶惶。

 

• 外儒內法，臉麵爭光

 

習近平頗想搞《厲害了，我的國》，可看出習的“初心”中有“大秦”情愫，但不唯此。習熟知亡秦之故，暴秦之害，了解《過秦論》，於是就看重《荀子》思想，希望借鑒儒家思想補救暴秦之偏，但這隻是延續了曆史上慣行的“外儒內法”傳統，毫無創意。

以現代人的目光審視，法家思想並非全都是負麵的，糟糕的。譬如，法家的政治思想有“緣法而治”、“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法不阿貴，繩不撓曲”、“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等——貫徹一條法治平等的路線。

秦之後曆代皇朝，形成傳統的官方和上層社會的意識形態是儒家思想，儒家在治國綱要上對法家進行修正，改變其嚴刑律法、冷酷無情、對人性的踐踏，而用溫情脈脈的道德麵紗來遮蓋人心自私之惡。然而儒家的溫情脈脈卻是斷然排斥法家的平等觀，十分講究等級秩序的排位：“尊尊、親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樣導致另一種人性醜惡的釋放。

無論是法家抑或儒家，都嚴重匱乏精神超越性，使得中國人滑落到小人德性的急切功利性，熱衷於超近距離的貼身肉搏，這突出表現為儒家的“麵子文化”，即等級競爭。

今天，習近平把上海抗疫重重地押寶在他的麵子上：看吧，環顧世界，唯有我習某才能夠做到新冠病毒“清零”，豐功偉業啊；溥天之下，皆我臣屬；溥天之下，盡表忠心！

開啟小人心境：這就是習近平的“初心、使命”不可告人的真正用意所在！清零政策來自權力最高層，而下層執行者在習某巫祝之辭誘導下，層層加碼，步步緊逼，使防疫措施變得越來越嚴苛，越來越不通人情，越來越背離常識，卻迎來了中國式“麵子”大豐收！    

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今天，活躍在上海街頭的“大白”誌願者，大多來自社會底層，他們深知等級社會的底層生活之艱辛、悲愴、卑賤、滄桑，受欺受壓，吃苦甚多，在心坎中積滿了多多的怨恨，為此張公百忍，隻是期盼著猴年馬月有個身份升遷，從此羊與狼的位置對調，角色得以變換，從此終於有了發泄的口子和對象，就如二十年媳婦熬成婆婆那樣。今天好機會來了，讓底層誌願者們身披白大褂，臂佩紅袖章，頓時獲得了權力，身價躥升！於是人們就見到了大白們在上海街頭的變本加厲，肆無忌憚。

更是有不少大白門來自外省市的農村地區，他們往往有著毛澤東情結，相信毛澤東的詛咒語“農村包圍城市”，內心對待上海，這個以魔都著稱的城市有著較深的嫉恨，於是今天找到了發泄口子，爭當“南京路上好八連”，侮辱上海人一番，五十步笑百步，好不痛快啊！

上海本地市民，生存在全民抗疫的如此高壓境遇，顯得勢單力孤，不得不進行一場忍耐之心的大考驗。雖說是有海派氣質，但是多年來在習氏毛左政治侵染下，上海人漸漸變得麻木起來，中國傳統習性在增強，一個“忍”字當頭，懂得“看三勢”，學會“拎得清”，不做“填刀頭”，好漢不吃眼前虧，識時務者為俊傑，好死不如賴活著——與內地的庸眾一樣，都是媳婦受熬的心態——如此則喪失了做人的真誠性和崇高性。

 

                                                    施衛江

寫於 美國紐約

2022年5月26日上海抗疫為何如此狂暴？

 

最近，上海人民沉浸在“靜態管理、動態清零”的極度悲憤中，二個月來的抗疫，上海居民要麽封閉在家裏，要麽隔離在方艙，要麽入住醫院，最慘的是一些外地來滬的農民工、送貨員和運輸汽車司機，隻得睡眠在大街上、橋孔下、卡車裏，還不得行走出受封圍欄，還得不到足夠食物。不管呆在城市哪個角落，是富人或窮人，是教授還是乞丐，人人自危，生活無序，商店關門，藥品斷供，生存所需的基本食品、日用品都要靠手機上操作去“搶”，凡是不會手機操作就隻能等死，非新冠病毒引起的疾病都不算是“病”，假如某個病人不能出示有效核酸測試陰性證明，病人均得不到及時救治，更惡劣的措施是，要裝配鐵網在管控區的每一棟民宅樓的大門口，予以嚴加防範管製，防市民如防盜賊！“大白”警察容許隨意闖進市民家中搞“執法”，市民蒙受盡多的不幸和災難可就是不容許公開自由發聲喊冤！

嗚呼！號稱“國家主人”的上海市民，本是代表中國最具先進生產力的一族群體，理應充分釋放出上海市民的聰明才幹去搞建設，然而在黨中央的“清零”政策強製下，海派靈性竟然大肆遭受踐踏，人格尊嚴被貶至不及囚徒的卑下，被準許的行動自由還不如圈養的禽畜。哀哉！上海市民的生存境況是多麽孤苦伶仃無助，上海市民的精神抑鬱是何等淒淒慘慘戚戚。

由中央政府主導的抗疫“清零”，為什麽要對上海人民動用如此的粗暴、野蠻、獸性、瘋狂？這在西方自由世界看來，簡直太不可思議了！根源究竟是什麽呢？

 

（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發生在上海的抗疫狂暴當然不是海派文化傳承的特質，而是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親自部署指揮、密集指示批示”來進行，這位總書記宣稱：“我們的防控方針是由黨的性質和宗旨決定的”，“從黨的性質宗旨認識疫情防控方針”，當然不是飛來之石，而是經有悠久曆史的中國傳統孵化而成，它僵硬地主宰著當今中國政治的一切。欲懂得這場清零抗疫的真實意圖，須深入了解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須了解中國的民風民俗，尤其是陝北地區。

近年來，習近平嫻熟地運用他的政治手腕使大權獨攬，業已形成“九鼎之尊”局麵，且有越演越烈之勢，在其統治下的社會官僚機器不斷強化威權形式，這使得後者形式的高度威權化又促進了前者的獨裁，而前者專斷橫行又反哺後者，兩者互為反饋，攜手共進，就此全民奴性且增強不少——此即如德國學者齊美爾所講的社會學中“相互作用”的形式，對於這種“形式”的具體表達，深得魯迅精神之魂的北京大學中文係教授錢理群曾經論述道：“在一個專製統治下價值封閉的體係內，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是處在同一個價值點上的交流與反饋”（大意如此）。

可想而知，當今中國的政治形態正是走在全麵複辟傳統封建腐朽製度的路上。專製政治乃乾綱獨斷、定於一尊，且說今日中國之專製暴虐，極大地來自最高統治者的德性，習近平妄圖複辟文革，大開曆史倒車，朝思暮想他的皇帝迷夢，再造新時代的秦始皇、毛澤東。

    由此，習近平打造的強專製主義為他的暴政鋪設了平坦大道，布置於“全國一盤棋”格局下，海派上海市民深深感受到文革高潮時的毛式家天下：朕即真理，朕即國家。今天，統帥一聲令，三軍風雷動，酷政促奴性，令箭催遵命，從廟堂衙門，抵基層庸眾，政令一路暢行，貫徹無阻。

以習近平的“家天下”框架來看，上海的抗疫特別需要展示“中國共產黨所具有的無比堅強的領導力，是風雨來襲時中國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要展示中共統治下的製度“優越性”和“合法性”，更確切地說，還需要充分展示習近平總書記的“英明、偉大”形象，為他的正式“登基”皇座打基礎。構建如此之宏大敘事，習家中央政府定義了新冠病毒的抗疫是一場“人民戰爭”，全黨全民統一步調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部署”來進行的，這位總書記一再強調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堅持動態清零總方針不猶豫不動搖”，“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要把抗疫當作“為人民服務”。

以現代性的倫理學來論述，“人民”是個宏大敘事，是形而上之“大魅”，在以“人民”的名義大肆鼓噪、渲染之下，若開啟“幽暗之門”，可以發現，這隻是一塊“超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的招牌，其投射出的真實價值意向往往是希冀反饋回報給投射者自己，即小人心眼、小人心境的“自我、本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乃罪惡之淵藪，其鄙陋卑下、猥瑣不堪！

魯迅先生早就發現，中國的儒家典籍中充滿了“仁者愛人”之語，但是魯迅卻揭穿了其“瞞和騙”，其實質就是“以理殺人”！

今天的上海，把“人民”當作“綱領”來處置具體的全民抗疫，就意味著其餘事情全得靠邊讓路，抗疫以外的事情全都隻是與個人利益掛鉤而已，都是掛靠不上“人民”這個宏偉大宗旨，“人民”這個抽象綱領既然被強化得如此之高大上、偉光正，乃綱舉目張，和尚打傘，為所欲為、不擇手段！

 

（二）“不忘初心，牢記使命”

 

“初心”是習近平執政時代十分時髦的政治詞匯，既然被張揚得如此之“時髦”，它必定隱含有欺騙性！它試圖讓人民感受習的“青春故事”，聆聽他的“梁家河插隊的經曆”，規訓人民的情操，是一項典型的“洗腦工程”。

眾所周知，習近平在福建、浙江和上海三地工作過，已經獲得相當多的東南沿海地區工作的經驗，這些地區比起北方內地來具有相對較高的改革開放性，經濟結構大多是外向型，經濟水平也相應較高，治理較為先進。按照常規思路，要想當上一個大國有作為的主政者，其精神領域的價值觀訴求，本來應該引導國民走上現代化之路，深化改革，大大發揚沿海地區的先進經驗和業績成就，使融合到全球化的經濟圈中，學習西方發達的市場經濟和人文精神，求得國家發展踏上新台階。然而習近平卻不張揚他在沿海地區的經曆，反而大大弘揚在北方落後農村的生活感受、工作經曆——這就值得正義的人們去警惕和深思了。

與毛澤東一樣，習近平自身的秉性就是十分的“土”，在漢語網絡上，不滿的網民將習近平蔑稱為“包子”，意思有“土氣”之意，也就是傳統、愚昧、落後的代名詞。這與《論語》：“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意思相近，懷土就是戀土而安逸，營造個人小天地，即小人德性。我們來看看習近平是如何的“初心”？

“初心”在心理學上可稱為“原型”（榮格：archetypes），習的“原型”有“戀土情結”，顯然相悖於東南沿海地區的現代性精神品質，而在於他不斷吹噓的“土”字而凸出，即“農民情結、三農情懷”，習常稱：“我也是從農村出來的”，“我們這一代人也有這個情結，一定要把我們的老百姓，特別是我們的農民扶一把。”聽聽他的念念有詞“不忘初心”，從“習近平總書記從小就有農村情結”，可推斷習之“戀土”有小人之心：

1.  陝北延安梁家河，習近平插隊在此，據說練就了一套“大學問”，那真是了不得啊！
2. “老家富平曾在習近平迷惘彷徨時給予他溫暖”，陝西省富平縣臨近於曆史上京兆地區，這裏曾經是大一統帝國的中央權力地帶，即有秦、漢、隋、唐四朝大帝國定都於鹹陽、長安，這一家鄉情懷深深地烙印到習近平的人格秉性，使得習內心期盼著大一統政治。
3. 習近平時時要造訪河北省西柏坡，該地是毛派紅色經典的精神發源地，價值連城，非常值得習去流連忘返，就此習想要“弘揚西柏坡精神”。
4. 河北省正定縣，習年輕時候曾工作在此，當時是“農業學大寨”的先進樣板縣，是毛澤東樹立起來的一麵旗幟，同樣是紅色經典，值得去大力追捧，流芳百世。

    作為一個農業人口眾多的大國，農業生產當然需要去關心，農民的利益也當然需要去關心，任何一個具有現代化常識的人，必定知道：農民生活的大幅度改善，必須是由農業現代化來帶動，而農業現代化必須是由工業現代化來帶動，而工業現代化必須是由科技、經濟和製度等的各項現代化來帶動，需要重視精神文明的力量，也就是人的主體性自由的大發揚。然而中國的習某卻是完全的反其道而行之：要論價值觀的定位？什麽的工業、科技、文教、經濟、金融、製度、法治等等的重要發展項目全都擱置在邊上，就是因為這些不含有“初心”，從而全都被當做不重要的思想議題來處理，眼下最最要緊的事情是定位在“農民情結”、“黃土情結”之上：“不忘初心，牢記使命”——老是要把目光盯住在最最落後地區的農民生存價值觀上——這是怎麽樣的心態？怎麽樣的鬼魅心思啊？

人都是有個性的，共產黨執政也如此。理解了習近平的執政個性是那麽的“土裏土氣”，於是懂得：上海抗疫就是充滿習包子特色之土：“鞋子合不合腳，自己穿著才知道。”——紅色經典，土法上馬！   

 

•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方山水有一方風情

 

 共產黨信仰“辯證唯物主義”，其教條說：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確，特定的社會曆史地理環境可以塑造特定的精神氣質。成語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南橘北枳。按辯證法精神，反之亦然，如：彩蝶戀鮮花，蒼蠅叮臭肉；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智者樂水，仁者樂山。說到中國人的“土”，尚有各個地方的各個民風民俗民情，還可細分。

德國學者馬克斯·舍勒的行為學理論認為，能感悟到生活世界的價值和價值秩序的感情是成為行為意欲最深層的基礎部分，而這種感情決定著行為意欲的努力方向。但是舍勒又認為，不能把在一個時代和民族中流行或支配人們價值偏愛的評價係統所具有的“倫理結構”等同於作為價值優先法則的價值本身的客觀秩序。

今天，與西方自由世界一樣，強人習近平也是十分講究“顏色革命”，他將自身個性“土氣”的顏色欽定為中國的“政治正確”，即標準的意識形態，充分施展在上海地方的抗議之中，真實意圖是：以習氏“土氣”淹沒上海“海派”！

那麽究竟怎麽樣評介習包子“土氣”？

第一，純真“紅色基因”，眾所周知，習近平是在紅朝中國、紅色地域、紅色家庭、紅色時代、紅色圈子裏混出來的紅色土特產，紅色元素特濃，大紅特紅超紅。

現代中國有二大文明係統：黃色和藍色。

黃色是內陸型，具有內向封閉性質，其主要的分布地域是在北方的黃土質平原和高原上，其價值資源隻由落後的本土文明來提供（電視劇《河殤》的觀點）。

紅色文明是外來的馬列寧主義與中國本土的黃色文明相結合的產物，被綜合成“毛澤東思想路線”，具有革命的實踐性，但是主要根基還是黃色文明。

    藍色是海洋型，外向開放性質，最初地域分布在東南沿海一帶，隨之改革開放的深化，逐漸擴展至中國的大南方，它是本土文明與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結合的產物。

今天的國情是，北方黃土文明區域經濟全麵落後、蕭條，而南方藍色文明區域市場經濟發展良好，經濟指標高漲。如此經濟地理格局意味著中共統治機器的精神資源麵臨危機，這讓習近平深深不安，習某感受到來自於藍色文明對於紅色政權的威脅：資產階級市民的個體性、獨立性和自由意識在增長，他們不會如黃土地上農民幹活那樣的聽話、遵命和馴服。

遙想1949年3月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正式提出定都北平市的決議，當時的國情正如毛澤東所講：“蔣介石的國都在南京，他的基礎是江浙資本家。我們要把國都建在北平，我們也要在北平找到我們的基礎，這就是工人階級和廣大的勞動群眾。”這講話顯示了：南京的城市精神是藍色，而北平市則是黃色，紅色政權的根基需要由黃色文明來支撐、扶助，才會獲得穩定、可靠。

從前，毛澤東必定熟知曆史典故：“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對藍色文明懷有恐懼：“港台一帶，饕蚊尚多，西方世界，饕蚊成陣。”因此對待曾經位置楚地、而後深藍色的申城上海，毛澤東作指示：要采取“農村包圍城市”戰略。為此，上海外灘海關鍾樓上的大鍾報時，要以深黃色的陝北民歌樂調《東方紅》來進行，使之標誌為城市“主旋律”。要發揚“好八連”榮光，讓他們來到魔都南京路上當“哨兵”，以鎮住充滿資產階級邪念的“霓虹燈”，要加強“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全麵專政”，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今天，習近平憂心忡忡：紅色文明賴以存在基礎的黃色文明正日益蛻化墮落！為此決心拯救，在上海執行“靜態管理、動態清零”，實為一場魔鬼訓練，以鞏固紅色政權的！

 

• 粗人的痞氣，流寇的匪氣

 

紅朝中國首長級高幹的紅二代、紅三代多的是，譬如有劉少奇的兒子，陳雲兒子，鄧小平的兒女，胡耀邦的兒子，葉劍英、江澤民的數個兒女等等，在這一群體裏相比較，習包子就是顯得很“土氣”，這是為什麽呢？

這就是習近平第二個“土”：痞氣+匪氣，這是黃色文明外圍地帶“邊區”之“土氣”。

習近平讀書差勁是知曉的，然而這在首長級的紅後代中較為少見，盡管習近平時常吹噓讀書很多，還煞有介事地列出一長串讀書單來，頗有“此地無銀三百兩”之意。由於不願讀書、讀不進書，習的頭腦難以裝備積聚人類優秀文明的知識。蘇格拉底雲“知識即美德”，其否命題亦同樣成立。現代學者的認識更為精確，知識與美德之間的正向關聯性是需要建立在高概率基礎上，較有科學的合理性。毛澤東閱讀中國古典經書甚多，但也是痞氣+匪氣很濃厚，毛澤東特別讚賞二位流氓痞子皇帝：劉邦和朱元璋，毛把糟粕當作了精粹。

拉馬克的“用進廢退”可以較好解釋，讀書不好的習近平，喜好炫耀他的四肢發達：“我那個時候扛200斤麥子，十裏山路不換肩。”習對頭腦簡單事項：“新時期上山下鄉工程”、“好兒女誌在四方，有誌者奮鬥無悔”，頗有興趣和熱度，可見一斑。習近平坦承其念茲在茲“農民情結”，可以推斷出他的氣質和秉性，天然地與知識性匱缺的泥腿子、四肢發達者、粗布短衫者融通起來，對待海派氣質的上海人就不會有好感，可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

要深入了解習近平的所作所為，需要了解他的個性和風格，需要了解養育習某其秉性、氣質的地方，考察那裏的風土人情。習近平念念不忘他的“初心”之地，就是年輕時候插隊落戶的革命聖地延安，那裏是紅色大本營，更是“紅太陽升起的地方”。對於習近平來說，陝北延安就是他的紅色乳娘，思想養育之地，“作為一個人民公仆，陝北高原是我的根，因為這裏培養出我不變的信念：要為人民做實事！無論我走到哪裏，永遠都是黃土地的兒子。”習近平回憶說，插隊在梁家河，他“看到了人民群眾的根本，真正理解了老百姓”，“我幾乎從來沒哭過，印象較深的兩次哭都是在陝北。”情深誼長啊！

延安市，坐落在陝西省北部，是遊牧文明與農耕文明交融的邊區地帶，漢民族農民世世代代居住此地的曆史中，頻頻遭受多個遊牧民族和部落的相互殺戮、掠奪和洗劫，身處如此蠻族生態的劫掠，釀造出戎狄民風：痞氣+匪氣，漸漸墮落之，本地農耕地上又孵化出次生代的漢族大盜和流寇，如：王嘉胤、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董福祥等等。

大清皇朝晚期，西方殖民主義勢力進入中國東部沿海，紛紛建立起西方式的先進藍色文明，從此經濟格局和重心轉移，地處西北的陝西省經濟文化大幅衰弱，秦風不再，此衰彼漲，當地土匪、土豪卻猖狂起來，到了民國時期，整個陝北地區的匪患尤其嚴重，那時候國民政府的管控力無法抵達陝北，但這恰好為共產黨武裝力量製造出福音來，留給了共軍以極佳的撒野契機和匪盜空間。臭味相投便稱知己，當毛澤東掛帥的大股共軍（紅軍）萬裏迢迢流竄作案來到陝北時候，如魚得水般找準了自己的落腳地，建立起蘇區。

民諺：窮山惡水出刁民，粗茶淡飯無孑遺。肉腐生蛆，蛆熟產蠅；土劣孵匪，匪頑升寇。流寇是土匪發展的頂峰，流寇之所以十分殘暴凶狠毒辣無恥，那是因為流寇作案多是流竄在異地他鄉：1）幾乎碰不上熟人，於是缺乏道德約束；2）罪案的對象都是與己血緣疏遠，於是下得了狠手；3）流竄作案中不容易被抓捕，於是缺乏法律製裁的威懾感。

民國時期的學者傅斯年，曾經把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美國學者餘英時把毛澤東在山上鬧革命歸類為土匪行徑，中共政府體製內走出來的學者阮銘也將當年盤踞在井岡山和延安，建立蘇區的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具體的匪徒而言尚有匪氣強弱的區分，中共領袖中毛澤東、習近平之流痞氣、匪氣特濃，雖然直接將他們比作為流寇尚不恰當，然則深入去思考精神性的高層次本質，就會發現確有近似之處，如操守低劣，隻顧眼前的歡樂和榮耀，不思長治久安的方針、政策和治理，即不具可持續性發展，缺乏人性，不擇手段，不顧人民死活，更扯淡有什麽超越情懷、尋求來世的永生。

上海執行抗疫大行動，是習某心理投射：“習近平總書記親自部署、親自指揮”，乃“初心不改”，大大地用上“梁家河大學問”，卻是來真的：痞氣加匪氣，勁兒十足！

 

• 秦始皇→毛澤東→習近平

 

這三者思想有著較大的傳承性。中共的建黨、建國都是繼承了中國傳統“外儒內法”的一套專製主義本色，馬克思主義成分並不多，如“緊密團結在以某某某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就是中共執政文化的萬能公式，其“春秋大義”足令執政者癡迷不已。

中國政治延續了千年的專製主義，其要數秦始皇的大一統治理格局最具開創、暴虐和傳承，其遺產深深地烙印在中華民族的政治文化基因上。《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今皇帝並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傳承至後世，中共統治者毛澤東、習近平極為崇拜、讚賞，毛澤東自稱：“馬克思加秦始皇”，自比“秦皇、漢武”。習近平是粗人，缺文秀，但配有禦用導演張藝謀來代言，原籍秦地的張藝謀以其電影作品的大氣磅礴著稱，如《英雄》、《大秦賦》、《大秦帝國》等頗有氣勢恢宏，詠古頌今，頌揚獨裁，乃深合主子旨意。

籍貫秦地的習近平似乎比毛澤東更領悟大秦遺風，他也有著構建大一統政治的強烈欲求，冒進浮誇，圖大貪功，舉凡黨、政、軍、財、經、文、教、農、工、商等各界各行，都得讓習來獨攬一身、定於一尊，還妄想對外擴張，天下一統。毛時代流行詞：“全國一盤棋”，如今又翻舊出新而熱炒，以“一言堂”淩駕天下，特別用於上海的抗疫。

中國人骨子裏有“天人合一”，混沌一氣的原始思維和巫術，這集體無意識天然地被大一統政治統攝，進而主導了亞細亞生產方式，在古代，它有利於治理水患、開挖運河、修建長城、建造皇宮等大型項目。在當今，有利於以舉國之力操辦上海防控。在思想意識高度，可以塑造全民的遵命、服從、聽話，即奴性，這恰是習近平的“不忘使命”：“凝聚全民抗疫的強大共識”。

在大一統政治如火如荼的文革期間，誇張而高調的道義目的論籠罩住中國大地上的各項各業，如有“農業以糧為綱、工業以鋼為綱。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於是到處呈現“一刀切”現象，凡是與“綱”不合之事，全得讓步，退避。

今天上海的抗疫正是一刀切做法：為了抗疫的宏偉大業，其他事情全都算不得“事情”，那怕是危機人生命的要事。再如，“同層密接隔離政策”，一人得陽整樓隔離，幾人得陽整區封閉。搞得：簡單直接粗暴，次生災害不斷，雞飛狗跳，人心惶惶。

 

• 外儒內法，臉麵爭光

 

習近平頗想搞《厲害了，我的國》，可看出習的“初心”中有“大秦”情愫，但不唯此。習熟知亡秦之故，暴秦之害，了解《過秦論》，於是就看重《荀子》思想，希望借鑒儒家思想補救暴秦之偏，但這隻是延續了曆史上慣行的“外儒內法”傳統，毫無創意。

以現代人的目光審視，法家思想並非全都是負麵的，糟糕的。譬如，法家的政治思想有“緣法而治”、“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法不阿貴，繩不撓曲”、“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等——貫徹一條法治平等的路線。

秦之後曆代皇朝，形成傳統的官方和上層社會的意識形態是儒家思想，儒家在治國綱要上對法家進行修正，改變其嚴刑律法、冷酷無情、對人性的踐踏，而用溫情脈脈的道德麵紗來遮蓋人心自私之惡。然而儒家的溫情脈脈卻是斷然排斥法家的平等觀，十分講究等級秩序的排位：“尊尊、親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樣導致另一種人性醜惡的釋放。

無論是法家抑或儒家，都嚴重匱乏精神超越性，使得中國人滑落到小人德性的急切功利性，熱衷於超近距離的貼身肉搏，這突出表現為儒家的“麵子文化”，即等級競爭。

今天，習近平把上海抗疫重重地押寶在他的麵子上：看吧，環顧世界，唯有我習某才能夠做到新冠病毒“清零”，豐功偉業啊；溥天之下，皆我臣屬；溥天之下，盡表忠心！

開啟小人心境：這就是習近平的“初心、使命”不可告人的真正用意所在！清零政策來自權力最高層，而下層執行者在習某巫祝之辭誘導下，層層加碼，步步緊逼，使防疫措施變得越來越嚴苛，越來越不通人情，越來越背離常識，卻迎來了中國式“麵子”大豐收！    

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今天，活躍在上海街頭的“大白”誌願者，大多來自社會底層，他們深知等級社會的底層生活之艱辛、悲愴、卑賤、滄桑，受欺受壓，吃苦甚多，在心坎中積滿了多多的怨恨，為此張公百忍，隻是期盼著猴年馬月有個身份升遷，從此羊與狼的位置對調，角色得以變換，從此終於有了發泄的口子和對象，就如二十年媳婦熬成婆婆那樣。今天好機會來了，讓底層誌願者們身披白大褂，臂佩紅袖章，頓時獲得了權力，身價躥升！於是人們就見到了大白們在上海街頭的變本加厲，肆無忌憚。

更是有不少大白門來自外省市的農村地區，他們往往有著毛澤東情結，相信毛澤東的詛咒語“農村包圍城市”，內心對待上海，這個以魔都著稱的城市有著較深的嫉恨，於是今天找到了發泄口子，爭當“南京路上好八連”，侮辱上海人一番，五十步笑百步，好不痛快啊！

上海本地市民，生存在全民抗疫的如此高壓境遇，顯得勢單力孤，不得不進行一場忍耐之心的大考驗。雖說是有海派氣質，但是多年來在習氏毛左政治侵染下，上海人漸漸變得麻木起來，中國傳統習性在增強，一個“忍”字當頭，懂得“看三勢”，學會“拎得清”，不做“填刀頭”，好漢不吃眼前虧，識時務者為俊傑，好死不如賴活著——與內地的庸眾一樣，都是媳婦受熬的心態——如此則喪失了做人的真誠性和崇高性。

 

                                                    施衛江

寫於 美國紐約

2022年5月26日上海抗疫為何如此狂暴？

 

最近，上海人民沉浸在“靜態管理、動態清零”的極度悲憤中，二個月來的抗疫，上海居民要麽封閉在家裏，要麽隔離在方艙，要麽入住醫院，最慘的是一些外地來滬的農民工、送貨員和運輸汽車司機，隻得睡眠在大街上、橋孔下、卡車裏，還不得行走出受封圍欄，還得不到足夠食物。不管呆在城市哪個角落，是富人或窮人，是教授還是乞丐，人人自危，生活無序，商店關門，藥品斷供，生存所需的基本食品、日用品都要靠手機上操作去“搶”，凡是不會手機操作就隻能等死，非新冠病毒引起的疾病都不算是“病”，假如某個病人不能出示有效核酸測試陰性證明，病人均得不到及時救治，更惡劣的措施是，要裝配鐵網在管控區的每一棟民宅樓的大門口，予以嚴加防範管製，防市民如防盜賊！“大白”警察容許隨意闖進市民家中搞“執法”，市民蒙受盡多的不幸和災難可就是不容許公開自由發聲喊冤！

嗚呼！號稱“國家主人”的上海市民，本是代表中國最具先進生產力的一族群體，理應充分釋放出上海市民的聰明才幹去搞建設，然而在黨中央的“清零”政策強製下，海派靈性竟然大肆遭受踐踏，人格尊嚴被貶至不及囚徒的卑下，被準許的行動自由還不如圈養的禽畜。哀哉！上海市民的生存境況是多麽孤苦伶仃無助，上海市民的精神抑鬱是何等淒淒慘慘戚戚。

由中央政府主導的抗疫“清零”，為什麽要對上海人民動用如此的粗暴、野蠻、獸性、瘋狂？這在西方自由世界看來，簡直太不可思議了！根源究竟是什麽呢？

 

（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發生在上海的抗疫狂暴當然不是海派文化傳承的特質，而是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親自部署指揮、密集指示批示”來進行，這位總書記宣稱：“我們的防控方針是由黨的性質和宗旨決定的”，“從黨的性質宗旨認識疫情防控方針”，當然不是飛來之石，而是經有悠久曆史的中國傳統孵化而成，它僵硬地主宰著當今中國政治的一切。欲懂得這場清零抗疫的真實意圖，須深入了解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須了解中國的民風民俗，尤其是陝北地區。

近年來，習近平嫻熟地運用他的政治手腕使大權獨攬，業已形成“九鼎之尊”局麵，且有越演越烈之勢，在其統治下的社會官僚機器不斷強化威權形式，這使得後者形式的高度威權化又促進了前者的獨裁，而前者專斷橫行又反哺後者，兩者互為反饋，攜手共進，就此全民奴性且增強不少——此即如德國學者齊美爾所講的社會學中“相互作用”的形式，對於這種“形式”的具體表達，深得魯迅精神之魂的北京大學中文係教授錢理群曾經論述道：“在一個專製統治下價值封閉的體係內，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是處在同一個價值點上的交流與反饋”（大意如此）。

可想而知，當今中國的政治形態正是走在全麵複辟傳統封建腐朽製度的路上。專製政治乃乾綱獨斷、定於一尊，且說今日中國之專製暴虐，極大地來自最高統治者的德性，習近平妄圖複辟文革，大開曆史倒車，朝思暮想他的皇帝迷夢，再造新時代的秦始皇、毛澤東。

    由此，習近平打造的強專製主義為他的暴政鋪設了平坦大道，布置於“全國一盤棋”格局下，海派上海市民深深感受到文革高潮時的毛式家天下：朕即真理，朕即國家。今天，統帥一聲令，三軍風雷動，酷政促奴性，令箭催遵命，從廟堂衙門，抵基層庸眾，政令一路暢行，貫徹無阻。

以習近平的“家天下”框架來看，上海的抗疫特別需要展示“中國共產黨所具有的無比堅強的領導力，是風雨來襲時中國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要展示中共統治下的製度“優越性”和“合法性”，更確切地說，還需要充分展示習近平總書記的“英明、偉大”形象，為他的正式“登基”皇座打基礎。構建如此之宏大敘事，習家中央政府定義了新冠病毒的抗疫是一場“人民戰爭”，全黨全民統一步調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部署”來進行的，這位總書記一再強調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堅持動態清零總方針不猶豫不動搖”，“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要把抗疫當作“為人民服務”。

以現代性的倫理學來論述，“人民”是個宏大敘事，是形而上之“大魅”，在以“人民”的名義大肆鼓噪、渲染之下，若開啟“幽暗之門”，可以發現，這隻是一塊“超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的招牌，其投射出的真實價值意向往往是希冀反饋回報給投射者自己，即小人心眼、小人心境的“自我、本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乃罪惡之淵藪，其鄙陋卑下、猥瑣不堪！

魯迅先生早就發現，中國的儒家典籍中充滿了“仁者愛人”之語，但是魯迅卻揭穿了其“瞞和騙”，其實質就是“以理殺人”！

今天的上海，把“人民”當作“綱領”來處置具體的全民抗疫，就意味著其餘事情全得靠邊讓路，抗疫以外的事情全都隻是與個人利益掛鉤而已，都是掛靠不上“人民”這個宏偉大宗旨，“人民”這個抽象綱領既然被強化得如此之高大上、偉光正，乃綱舉目張，和尚打傘，為所欲為、不擇手段！

 

（二）“不忘初心，牢記使命”

 

“初心”是習近平執政時代十分時髦的政治詞匯，既然被張揚得如此之“時髦”，它必定隱含有欺騙性！它試圖讓人民感受習的“青春故事”，聆聽他的“梁家河插隊的經曆”，規訓人民的情操，是一項典型的“洗腦工程”。

眾所周知，習近平在福建、浙江和上海三地工作過，已經獲得相當多的東南沿海地區工作的經驗，這些地區比起北方內地來具有相對較高的改革開放性，經濟結構大多是外向型，經濟水平也相應較高，治理較為先進。按照常規思路，要想當上一個大國有作為的主政者，其精神領域的價值觀訴求，本來應該引導國民走上現代化之路，深化改革，大大發揚沿海地區的先進經驗和業績成就，使融合到全球化的經濟圈中，學習西方發達的市場經濟和人文精神，求得國家發展踏上新台階。然而習近平卻不張揚他在沿海地區的經曆，反而大大弘揚在北方落後農村的生活感受、工作經曆——這就值得正義的人們去警惕和深思了。

與毛澤東一樣，習近平自身的秉性就是十分的“土”，在漢語網絡上，不滿的網民將習近平蔑稱為“包子”，意思有“土氣”之意，也就是傳統、愚昧、落後的代名詞。這與《論語》：“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意思相近，懷土就是戀土而安逸，營造個人小天地，即小人德性。我們來看看習近平是如何的“初心”？

“初心”在心理學上可稱為“原型”（榮格：archetypes），習的“原型”有“戀土情結”，顯然相悖於東南沿海地區的現代性精神品質，而在於他不斷吹噓的“土”字而凸出，即“農民情結、三農情懷”，習常稱：“我也是從農村出來的”，“我們這一代人也有這個情結，一定要把我們的老百姓，特別是我們的農民扶一把。”聽聽他的念念有詞“不忘初心”，從“習近平總書記從小就有農村情結”，可推斷習之“戀土”有小人之心：

1.  陝北延安梁家河，習近平插隊在此，據說練就了一套“大學問”，那真是了不得啊！
2. “老家富平曾在習近平迷惘彷徨時給予他溫暖”，陝西省富平縣臨近於曆史上京兆地區，這裏曾經是大一統帝國的中央權力地帶，即有秦、漢、隋、唐四朝大帝國定都於鹹陽、長安，這一家鄉情懷深深地烙印到習近平的人格秉性，使得習內心期盼著大一統政治。
3. 習近平時時要造訪河北省西柏坡，該地是毛派紅色經典的精神發源地，價值連城，非常值得習去流連忘返，就此習想要“弘揚西柏坡精神”。
4. 河北省正定縣，習年輕時候曾工作在此，當時是“農業學大寨”的先進樣板縣，是毛澤東樹立起來的一麵旗幟，同樣是紅色經典，值得去大力追捧，流芳百世。

    作為一個農業人口眾多的大國，農業生產當然需要去關心，農民的利益也當然需要去關心，任何一個具有現代化常識的人，必定知道：農民生活的大幅度改善，必須是由農業現代化來帶動，而農業現代化必須是由工業現代化來帶動，而工業現代化必須是由科技、經濟和製度等的各項現代化來帶動，需要重視精神文明的力量，也就是人的主體性自由的大發揚。然而中國的習某卻是完全的反其道而行之：要論價值觀的定位？什麽的工業、科技、文教、經濟、金融、製度、法治等等的重要發展項目全都擱置在邊上，就是因為這些不含有“初心”，從而全都被當做不重要的思想議題來處理，眼下最最要緊的事情是定位在“農民情結”、“黃土情結”之上：“不忘初心，牢記使命”——老是要把目光盯住在最最落後地區的農民生存價值觀上——這是怎麽樣的心態？怎麽樣的鬼魅心思啊？

人都是有個性的，共產黨執政也如此。理解了習近平的執政個性是那麽的“土裏土氣”，於是懂得：上海抗疫就是充滿習包子特色之土：“鞋子合不合腳，自己穿著才知道。”——紅色經典，土法上馬！   

 

•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方山水有一方風情

 

 共產黨信仰“辯證唯物主義”，其教條說：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確，特定的社會曆史地理環境可以塑造特定的精神氣質。成語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南橘北枳。按辯證法精神，反之亦然，如：彩蝶戀鮮花，蒼蠅叮臭肉；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智者樂水，仁者樂山。說到中國人的“土”，尚有各個地方的各個民風民俗民情，還可細分。

德國學者馬克斯·舍勒的行為學理論認為，能感悟到生活世界的價值和價值秩序的感情是成為行為意欲最深層的基礎部分，而這種感情決定著行為意欲的努力方向。但是舍勒又認為，不能把在一個時代和民族中流行或支配人們價值偏愛的評價係統所具有的“倫理結構”等同於作為價值優先法則的價值本身的客觀秩序。

今天，與西方自由世界一樣，強人習近平也是十分講究“顏色革命”，他將自身個性“土氣”的顏色欽定為中國的“政治正確”，即標準的意識形態，充分施展在上海地方的抗議之中，真實意圖是：以習氏“土氣”淹沒上海“海派”！

那麽究竟怎麽樣評介習包子“土氣”？

第一，純真“紅色基因”，眾所周知，習近平是在紅朝中國、紅色地域、紅色家庭、紅色時代、紅色圈子裏混出來的紅色土特產，紅色元素特濃，大紅特紅超紅。

現代中國有二大文明係統：黃色和藍色。

黃色是內陸型，具有內向封閉性質，其主要的分布地域是在北方的黃土質平原和高原上，其價值資源隻由落後的本土文明來提供（電視劇《河殤》的觀點）。

紅色文明是外來的馬列寧主義與中國本土的黃色文明相結合的產物，被綜合成“毛澤東思想路線”，具有革命的實踐性，但是主要根基還是黃色文明。

    藍色是海洋型，外向開放性質，最初地域分布在東南沿海一帶，隨之改革開放的深化，逐漸擴展至中國的大南方，它是本土文明與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結合的產物。

今天的國情是，北方黃土文明區域經濟全麵落後、蕭條，而南方藍色文明區域市場經濟發展良好，經濟指標高漲。如此經濟地理格局意味著中共統治機器的精神資源麵臨危機，這讓習近平深深不安，習某感受到來自於藍色文明對於紅色政權的威脅：資產階級市民的個體性、獨立性和自由意識在增長，他們不會如黃土地上農民幹活那樣的聽話、遵命和馴服。

遙想1949年3月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正式提出定都北平市的決議，當時的國情正如毛澤東所講：“蔣介石的國都在南京，他的基礎是江浙資本家。我們要把國都建在北平，我們也要在北平找到我們的基礎，這就是工人階級和廣大的勞動群眾。”這講話顯示了：南京的城市精神是藍色，而北平市則是黃色，紅色政權的根基需要由黃色文明來支撐、扶助，才會獲得穩定、可靠。

從前，毛澤東必定熟知曆史典故：“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對藍色文明懷有恐懼：“港台一帶，饕蚊尚多，西方世界，饕蚊成陣。”因此對待曾經位置楚地、而後深藍色的申城上海，毛澤東作指示：要采取“農村包圍城市”戰略。為此，上海外灘海關鍾樓上的大鍾報時，要以深黃色的陝北民歌樂調《東方紅》來進行，使之標誌為城市“主旋律”。要發揚“好八連”榮光，讓他們來到魔都南京路上當“哨兵”，以鎮住充滿資產階級邪念的“霓虹燈”，要加強“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全麵專政”，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今天，習近平憂心忡忡：紅色文明賴以存在基礎的黃色文明正日益蛻化墮落！為此決心拯救，在上海執行“靜態管理、動態清零”，實為一場魔鬼訓練，以鞏固紅色政權的！

 

• 粗人的痞氣，流寇的匪氣

 

紅朝中國首長級高幹的紅二代、紅三代多的是，譬如有劉少奇的兒子，陳雲兒子，鄧小平的兒女，胡耀邦的兒子，葉劍英、江澤民的數個兒女等等，在這一群體裏相比較，習包子就是顯得很“土氣”，這是為什麽呢？

這就是習近平第二個“土”：痞氣+匪氣，這是黃色文明外圍地帶“邊區”之“土氣”。

習近平讀書差勁是知曉的，然而這在首長級的紅後代中較為少見，盡管習近平時常吹噓讀書很多，還煞有介事地列出一長串讀書單來，頗有“此地無銀三百兩”之意。由於不願讀書、讀不進書，習的頭腦難以裝備積聚人類優秀文明的知識。蘇格拉底雲“知識即美德”，其否命題亦同樣成立。現代學者的認識更為精確，知識與美德之間的正向關聯性是需要建立在高概率基礎上，較有科學的合理性。毛澤東閱讀中國古典經書甚多，但也是痞氣+匪氣很濃厚，毛澤東特別讚賞二位流氓痞子皇帝：劉邦和朱元璋，毛把糟粕當作了精粹。

拉馬克的“用進廢退”可以較好解釋，讀書不好的習近平，喜好炫耀他的四肢發達：“我那個時候扛200斤麥子，十裏山路不換肩。”習對頭腦簡單事項：“新時期上山下鄉工程”、“好兒女誌在四方，有誌者奮鬥無悔”，頗有興趣和熱度，可見一斑。習近平坦承其念茲在茲“農民情結”，可以推斷出他的氣質和秉性，天然地與知識性匱缺的泥腿子、四肢發達者、粗布短衫者融通起來，對待海派氣質的上海人就不會有好感，可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

要深入了解習近平的所作所為，需要了解他的個性和風格，需要了解養育習某其秉性、氣質的地方，考察那裏的風土人情。習近平念念不忘他的“初心”之地，就是年輕時候插隊落戶的革命聖地延安，那裏是紅色大本營，更是“紅太陽升起的地方”。對於習近平來說，陝北延安就是他的紅色乳娘，思想養育之地，“作為一個人民公仆，陝北高原是我的根，因為這裏培養出我不變的信念：要為人民做實事！無論我走到哪裏，永遠都是黃土地的兒子。”習近平回憶說，插隊在梁家河，他“看到了人民群眾的根本，真正理解了老百姓”，“我幾乎從來沒哭過，印象較深的兩次哭都是在陝北。”情深誼長啊！

延安市，坐落在陝西省北部，是遊牧文明與農耕文明交融的邊區地帶，漢民族農民世世代代居住此地的曆史中，頻頻遭受多個遊牧民族和部落的相互殺戮、掠奪和洗劫，身處如此蠻族生態的劫掠，釀造出戎狄民風：痞氣+匪氣，漸漸墮落之，本地農耕地上又孵化出次生代的漢族大盜和流寇，如：王嘉胤、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董福祥等等。

大清皇朝晚期，西方殖民主義勢力進入中國東部沿海，紛紛建立起西方式的先進藍色文明，從此經濟格局和重心轉移，地處西北的陝西省經濟文化大幅衰弱，秦風不再，此衰彼漲，當地土匪、土豪卻猖狂起來，到了民國時期，整個陝北地區的匪患尤其嚴重，那時候國民政府的管控力無法抵達陝北，但這恰好為共產黨武裝力量製造出福音來，留給了共軍以極佳的撒野契機和匪盜空間。臭味相投便稱知己，當毛澤東掛帥的大股共軍（紅軍）萬裏迢迢流竄作案來到陝北時候，如魚得水般找準了自己的落腳地，建立起蘇區。

民諺：窮山惡水出刁民，粗茶淡飯無孑遺。肉腐生蛆，蛆熟產蠅；土劣孵匪，匪頑升寇。流寇是土匪發展的頂峰，流寇之所以十分殘暴凶狠毒辣無恥，那是因為流寇作案多是流竄在異地他鄉：1）幾乎碰不上熟人，於是缺乏道德約束；2）罪案的對象都是與己血緣疏遠，於是下得了狠手；3）流竄作案中不容易被抓捕，於是缺乏法律製裁的威懾感。

民國時期的學者傅斯年，曾經把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美國學者餘英時把毛澤東在山上鬧革命歸類為土匪行徑，中共政府體製內走出來的學者阮銘也將當年盤踞在井岡山和延安，建立蘇區的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具體的匪徒而言尚有匪氣強弱的區分，中共領袖中毛澤東、習近平之流痞氣、匪氣特濃，雖然直接將他們比作為流寇尚不恰當，然則深入去思考精神性的高層次本質，就會發現確有近似之處，如操守低劣，隻顧眼前的歡樂和榮耀，不思長治久安的方針、政策和治理，即不具可持續性發展，缺乏人性，不擇手段，不顧人民死活，更扯淡有什麽超越情懷、尋求來世的永生。

上海執行抗疫大行動，是習某心理投射：“習近平總書記親自部署、親自指揮”，乃“初心不改”，大大地用上“梁家河大學問”，卻是來真的：痞氣加匪氣，勁兒十足！

 

• 秦始皇→毛澤東→習近平

 

這三者思想有著較大的傳承性。中共的建黨、建國都是繼承了中國傳統“外儒內法”的一套專製主義本色，馬克思主義成分並不多，如“緊密團結在以某某某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就是中共執政文化的萬能公式，其“春秋大義”足令執政者癡迷不已。

中國政治延續了千年的專製主義，其要數秦始皇的大一統治理格局最具開創、暴虐和傳承，其遺產深深地烙印在中華民族的政治文化基因上。《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今皇帝並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傳承至後世，中共統治者毛澤東、習近平極為崇拜、讚賞，毛澤東自稱：“馬克思加秦始皇”，自比“秦皇、漢武”。習近平是粗人，缺文秀，但配有禦用導演張藝謀來代言，原籍秦地的張藝謀以其電影作品的大氣磅礴著稱，如《英雄》、《大秦賦》、《大秦帝國》等頗有氣勢恢宏，詠古頌今，頌揚獨裁，乃深合主子旨意。

籍貫秦地的習近平似乎比毛澤東更領悟大秦遺風，他也有著構建大一統政治的強烈欲求，冒進浮誇，圖大貪功，舉凡黨、政、軍、財、經、文、教、農、工、商等各界各行，都得讓習來獨攬一身、定於一尊，還妄想對外擴張，天下一統。毛時代流行詞：“全國一盤棋”，如今又翻舊出新而熱炒，以“一言堂”淩駕天下，特別用於上海的抗疫。

中國人骨子裏有“天人合一”，混沌一氣的原始思維和巫術，這集體無意識天然地被大一統政治統攝，進而主導了亞細亞生產方式，在古代，它有利於治理水患、開挖運河、修建長城、建造皇宮等大型項目。在當今，有利於以舉國之力操辦上海防控。在思想意識高度，可以塑造全民的遵命、服從、聽話，即奴性，這恰是習近平的“不忘使命”：“凝聚全民抗疫的強大共識”。

在大一統政治如火如荼的文革期間，誇張而高調的道義目的論籠罩住中國大地上的各項各業，如有“農業以糧為綱、工業以鋼為綱。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於是到處呈現“一刀切”現象，凡是與“綱”不合之事，全得讓步，退避。

今天上海的抗疫正是一刀切做法：為了抗疫的宏偉大業，其他事情全都算不得“事情”，那怕是危機人生命的要事。再如，“同層密接隔離政策”，一人得陽整樓隔離，幾人得陽整區封閉。搞得：簡單直接粗暴，次生災害不斷，雞飛狗跳，人心惶惶。

 

• 外儒內法，臉麵爭光

 

習近平頗想搞《厲害了，我的國》，可看出習的“初心”中有“大秦”情愫，但不唯此。習熟知亡秦之故，暴秦之害，了解《過秦論》，於是就看重《荀子》思想，希望借鑒儒家思想補救暴秦之偏，但這隻是延續了曆史上慣行的“外儒內法”傳統，毫無創意。

以現代人的目光審視，法家思想並非全都是負麵的，糟糕的。譬如，法家的政治思想有“緣法而治”、“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法不阿貴，繩不撓曲”、“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等——貫徹一條法治平等的路線。

秦之後曆代皇朝，形成傳統的官方和上層社會的意識形態是儒家思想，儒家在治國綱要上對法家進行修正，改變其嚴刑律法、冷酷無情、對人性的踐踏，而用溫情脈脈的道德麵紗來遮蓋人心自私之惡。然而儒家的溫情脈脈卻是斷然排斥法家的平等觀，十分講究等級秩序的排位：“尊尊、親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樣導致另一種人性醜惡的釋放。

無論是法家抑或儒家，都嚴重匱乏精神超越性，使得中國人滑落到小人德性的急切功利性，熱衷於超近距離的貼身肉搏，這突出表現為儒家的“麵子文化”，即等級競爭。

今天，習近平把上海抗疫重重地押寶在他的麵子上：看吧，環顧世界，唯有我習某才能夠做到新冠病毒“清零”，豐功偉業啊；溥天之下，皆我臣屬；溥天之下，盡表忠心！

開啟小人心境：這就是習近平的“初心、使命”不可告人的真正用意所在！清零政策來自權力最高層，而下層執行者在習某巫祝之辭誘導下，層層加碼，步步緊逼，使防疫措施變得越來越嚴苛，越來越不通人情，越來越背離常識，卻迎來了中國式“麵子”大豐收！    

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今天，活躍在上海街頭的“大白”誌願者，大多來自社會底層，他們深知等級社會的底層生活之艱辛、悲愴、卑賤、滄桑，受欺受壓，吃苦甚多，在心坎中積滿了多多的怨恨，為此張公百忍，隻是期盼著猴年馬月有個身份升遷，從此羊與狼的位置對調，角色得以變換，從此終於有了發泄的口子和對象，就如二十年媳婦熬成婆婆那樣。今天好機會來了，讓底層誌願者們身披白大褂，臂佩紅袖章，頓時獲得了權力，身價躥升！於是人們就見到了大白們在上海街頭的變本加厲，肆無忌憚。

更是有不少大白門來自外省市的農村地區，他們往往有著毛澤東情結，相信毛澤東的詛咒語“農村包圍城市”，內心對待上海，這個以魔都著稱的城市有著較深的嫉恨，於是今天找到了發泄口子，爭當“南京路上好八連”，侮辱上海人一番，五十步笑百步，好不痛快啊！

上海本地市民，生存在全民抗疫的如此高壓境遇，顯得勢單力孤，不得不進行一場忍耐之心的大考驗。雖說是有海派氣質，但是多年來在習氏毛左政治侵染下，上海人漸漸變得麻木起來，中國傳統習性在增強，一個“忍”字當頭，懂得“看三勢”，學會“拎得清”，不做“填刀頭”，好漢不吃眼前虧，識時務者為俊傑，好死不如賴活著——與內地的庸眾一樣，都是媳婦受熬的心態——如此則喪失了做人的真誠性和崇高性。

 

                                                    施衛江

寫於 美國紐約

2022年5月26日上海抗疫為何如此狂暴？

 

最近，上海人民沉浸在“靜態管理、動態清零”的極度悲憤中，二個月來的抗疫，上海居民要麽封閉在家裏，要麽隔離在方艙，要麽入住醫院，最慘的是一些外地來滬的農民工、送貨員和運輸汽車司機，隻得睡眠在大街上、橋孔下、卡車裏，還不得行走出受封圍欄，還得不到足夠食物。不管呆在城市哪個角落，是富人或窮人，是教授還是乞丐，人人自危，生活無序，商店關門，藥品斷供，生存所需的基本食品、日用品都要靠手機上操作去“搶”，凡是不會手機操作就隻能等死，非新冠病毒引起的疾病都不算是“病”，假如某個病人不能出示有效核酸測試陰性證明，病人均得不到及時救治，更惡劣的措施是，要裝配鐵網在管控區的每一棟民宅樓的大門口，予以嚴加防範管製，防市民如防盜賊！“大白”警察容許隨意闖進市民家中搞“執法”，市民蒙受盡多的不幸和災難可就是不容許公開自由發聲喊冤！

嗚呼！號稱“國家主人”的上海市民，本是代表中國最具先進生產力的一族群體，理應充分釋放出上海市民的聰明才幹去搞建設，然而在黨中央的“清零”政策強製下，海派靈性竟然大肆遭受踐踏，人格尊嚴被貶至不及囚徒的卑下，被準許的行動自由還不如圈養的禽畜。哀哉！上海市民的生存境況是多麽孤苦伶仃無助，上海市民的精神抑鬱是何等淒淒慘慘戚戚。

由中央政府主導的抗疫“清零”，為什麽要對上海人民動用如此的粗暴、野蠻、獸性、瘋狂？這在西方自由世界看來，簡直太不可思議了！根源究竟是什麽呢？

 

（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發生在上海的抗疫狂暴當然不是海派文化傳承的特質，而是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親自部署指揮、密集指示批示”來進行，這位總書記宣稱：“我們的防控方針是由黨的性質和宗旨決定的”，“從黨的性質宗旨認識疫情防控方針”，當然不是飛來之石，而是經有悠久曆史的中國傳統孵化而成，它僵硬地主宰著當今中國政治的一切。欲懂得這場清零抗疫的真實意圖，須深入了解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須了解中國的民風民俗，尤其是陝北地區。

近年來，習近平嫻熟地運用他的政治手腕使大權獨攬，業已形成“九鼎之尊”局麵，且有越演越烈之勢，在其統治下的社會官僚機器不斷強化威權形式，這使得後者形式的高度威權化又促進了前者的獨裁，而前者專斷橫行又反哺後者，兩者互為反饋，攜手共進，就此全民奴性且增強不少——此即如德國學者齊美爾所講的社會學中“相互作用”的形式，對於這種“形式”的具體表達，深得魯迅精神之魂的北京大學中文係教授錢理群曾經論述道：“在一個專製統治下價值封閉的體係內，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是處在同一個價值點上的交流與反饋”（大意如此）。

可想而知，當今中國的政治形態正是走在全麵複辟傳統封建腐朽製度的路上。專製政治乃乾綱獨斷、定於一尊，且說今日中國之專製暴虐，極大地來自最高統治者的德性，習近平妄圖複辟文革，大開曆史倒車，朝思暮想他的皇帝迷夢，再造新時代的秦始皇、毛澤東。

    由此，習近平打造的強專製主義為他的暴政鋪設了平坦大道，布置於“全國一盤棋”格局下，海派上海市民深深感受到文革高潮時的毛式家天下：朕即真理，朕即國家。今天，統帥一聲令，三軍風雷動，酷政促奴性，令箭催遵命，從廟堂衙門，抵基層庸眾，政令一路暢行，貫徹無阻。

以習近平的“家天下”框架來看，上海的抗疫特別需要展示“中國共產黨所具有的無比堅強的領導力，是風雨來襲時中國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要展示中共統治下的製度“優越性”和“合法性”，更確切地說，還需要充分展示習近平總書記的“英明、偉大”形象，為他的正式“登基”皇座打基礎。構建如此之宏大敘事，習家中央政府定義了新冠病毒的抗疫是一場“人民戰爭”，全黨全民統一步調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部署”來進行的，這位總書記一再強調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堅持動態清零總方針不猶豫不動搖”，“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要把抗疫當作“為人民服務”。

以現代性的倫理學來論述，“人民”是個宏大敘事，是形而上之“大魅”，在以“人民”的名義大肆鼓噪、渲染之下，若開啟“幽暗之門”，可以發現，這隻是一塊“超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的招牌，其投射出的真實價值意向往往是希冀反饋回報給投射者自己，即小人心眼、小人心境的“自我、本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乃罪惡之淵藪，其鄙陋卑下、猥瑣不堪！

魯迅先生早就發現，中國的儒家典籍中充滿了“仁者愛人”之語，但是魯迅卻揭穿了其“瞞和騙”，其實質就是“以理殺人”！

今天的上海，把“人民”當作“綱領”來處置具體的全民抗疫，就意味著其餘事情全得靠邊讓路，抗疫以外的事情全都隻是與個人利益掛鉤而已，都是掛靠不上“人民”這個宏偉大宗旨，“人民”這個抽象綱領既然被強化得如此之高大上、偉光正，乃綱舉目張，和尚打傘，為所欲為、不擇手段！

 

（二）“不忘初心，牢記使命”

 

“初心”是習近平執政時代十分時髦的政治詞匯，既然被張揚得如此之“時髦”，它必定隱含有欺騙性！它試圖讓人民感受習的“青春故事”，聆聽他的“梁家河插隊的經曆”，規訓人民的情操，是一項典型的“洗腦工程”。

眾所周知，習近平在福建、浙江和上海三地工作過，已經獲得相當多的東南沿海地區工作的經驗，這些地區比起北方內地來具有相對較高的改革開放性，經濟結構大多是外向型，經濟水平也相應較高，治理較為先進。按照常規思路，要想當上一個大國有作為的主政者，其精神領域的價值觀訴求，本來應該引導國民走上現代化之路，深化改革，大大發揚沿海地區的先進經驗和業績成就，使融合到全球化的經濟圈中，學習西方發達的市場經濟和人文精神，求得國家發展踏上新台階。然而習近平卻不張揚他在沿海地區的經曆，反而大大弘揚在北方落後農村的生活感受、工作經曆——這就值得正義的人們去警惕和深思了。

與毛澤東一樣，習近平自身的秉性就是十分的“土”，在漢語網絡上，不滿的網民將習近平蔑稱為“包子”，意思有“土氣”之意，也就是傳統、愚昧、落後的代名詞。這與《論語》：“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意思相近，懷土就是戀土而安逸，營造個人小天地，即小人德性。我們來看看習近平是如何的“初心”？

“初心”在心理學上可稱為“原型”（榮格：archetypes），習的“原型”有“戀土情結”，顯然相悖於東南沿海地區的現代性精神品質，而在於他不斷吹噓的“土”字而凸出，即“農民情結、三農情懷”，習常稱：“我也是從農村出來的”，“我們這一代人也有這個情結，一定要把我們的老百姓，特別是我們的農民扶一把。”聽聽他的念念有詞“不忘初心”，從“習近平總書記從小就有農村情結”，可推斷習之“戀土”有小人之心：

1.  陝北延安梁家河，習近平插隊在此，據說練就了一套“大學問”，那真是了不得啊！
2. “老家富平曾在習近平迷惘彷徨時給予他溫暖”，陝西省富平縣臨近於曆史上京兆地區，這裏曾經是大一統帝國的中央權力地帶，即有秦、漢、隋、唐四朝大帝國定都於鹹陽、長安，這一家鄉情懷深深地烙印到習近平的人格秉性，使得習內心期盼著大一統政治。
3. 習近平時時要造訪河北省西柏坡，該地是毛派紅色經典的精神發源地，價值連城，非常值得習去流連忘返，就此習想要“弘揚西柏坡精神”。
4. 河北省正定縣，習年輕時候曾工作在此，當時是“農業學大寨”的先進樣板縣，是毛澤東樹立起來的一麵旗幟，同樣是紅色經典，值得去大力追捧，流芳百世。

    作為一個農業人口眾多的大國，農業生產當然需要去關心，農民的利益也當然需要去關心，任何一個具有現代化常識的人，必定知道：農民生活的大幅度改善，必須是由農業現代化來帶動，而農業現代化必須是由工業現代化來帶動，而工業現代化必須是由科技、經濟和製度等的各項現代化來帶動，需要重視精神文明的力量，也就是人的主體性自由的大發揚。然而中國的習某卻是完全的反其道而行之：要論價值觀的定位？什麽的工業、科技、文教、經濟、金融、製度、法治等等的重要發展項目全都擱置在邊上，就是因為這些不含有“初心”，從而全都被當做不重要的思想議題來處理，眼下最最要緊的事情是定位在“農民情結”、“黃土情結”之上：“不忘初心，牢記使命”——老是要把目光盯住在最最落後地區的農民生存價值觀上——這是怎麽樣的心態？怎麽樣的鬼魅心思啊？

人都是有個性的，共產黨執政也如此。理解了習近平的執政個性是那麽的“土裏土氣”，於是懂得：上海抗疫就是充滿習包子特色之土：“鞋子合不合腳，自己穿著才知道。”——紅色經典，土法上馬！   

 

•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方山水有一方風情

 

 共產黨信仰“辯證唯物主義”，其教條說：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確，特定的社會曆史地理環境可以塑造特定的精神氣質。成語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南橘北枳。按辯證法精神，反之亦然，如：彩蝶戀鮮花，蒼蠅叮臭肉；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智者樂水，仁者樂山。說到中國人的“土”，尚有各個地方的各個民風民俗民情，還可細分。

德國學者馬克斯·舍勒的行為學理論認為，能感悟到生活世界的價值和價值秩序的感情是成為行為意欲最深層的基礎部分，而這種感情決定著行為意欲的努力方向。但是舍勒又認為，不能把在一個時代和民族中流行或支配人們價值偏愛的評價係統所具有的“倫理結構”等同於作為價值優先法則的價值本身的客觀秩序。

今天，與西方自由世界一樣，強人習近平也是十分講究“顏色革命”，他將自身個性“土氣”的顏色欽定為中國的“政治正確”，即標準的意識形態，充分施展在上海地方的抗議之中，真實意圖是：以習氏“土氣”淹沒上海“海派”！

那麽究竟怎麽樣評介習包子“土氣”？

第一，純真“紅色基因”，眾所周知，習近平是在紅朝中國、紅色地域、紅色家庭、紅色時代、紅色圈子裏混出來的紅色土特產，紅色元素特濃，大紅特紅超紅。

現代中國有二大文明係統：黃色和藍色。

黃色是內陸型，具有內向封閉性質，其主要的分布地域是在北方的黃土質平原和高原上，其價值資源隻由落後的本土文明來提供（電視劇《河殤》的觀點）。

紅色文明是外來的馬列寧主義與中國本土的黃色文明相結合的產物，被綜合成“毛澤東思想路線”，具有革命的實踐性，但是主要根基還是黃色文明。

    藍色是海洋型，外向開放性質，最初地域分布在東南沿海一帶，隨之改革開放的深化，逐漸擴展至中國的大南方，它是本土文明與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結合的產物。

今天的國情是，北方黃土文明區域經濟全麵落後、蕭條，而南方藍色文明區域市場經濟發展良好，經濟指標高漲。如此經濟地理格局意味著中共統治機器的精神資源麵臨危機，這讓習近平深深不安，習某感受到來自於藍色文明對於紅色政權的威脅：資產階級市民的個體性、獨立性和自由意識在增長，他們不會如黃土地上農民幹活那樣的聽話、遵命和馴服。

遙想1949年3月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正式提出定都北平市的決議，當時的國情正如毛澤東所講：“蔣介石的國都在南京，他的基礎是江浙資本家。我們要把國都建在北平，我們也要在北平找到我們的基礎，這就是工人階級和廣大的勞動群眾。”這講話顯示了：南京的城市精神是藍色，而北平市則是黃色，紅色政權的根基需要由黃色文明來支撐、扶助，才會獲得穩定、可靠。

從前，毛澤東必定熟知曆史典故：“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對藍色文明懷有恐懼：“港台一帶，饕蚊尚多，西方世界，饕蚊成陣。”因此對待曾經位置楚地、而後深藍色的申城上海，毛澤東作指示：要采取“農村包圍城市”戰略。為此，上海外灘海關鍾樓上的大鍾報時，要以深黃色的陝北民歌樂調《東方紅》來進行，使之標誌為城市“主旋律”。要發揚“好八連”榮光，讓他們來到魔都南京路上當“哨兵”，以鎮住充滿資產階級邪念的“霓虹燈”，要加強“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全麵專政”，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今天，習近平憂心忡忡：紅色文明賴以存在基礎的黃色文明正日益蛻化墮落！為此決心拯救，在上海執行“靜態管理、動態清零”，實為一場魔鬼訓練，以鞏固紅色政權的！

 

• 粗人的痞氣，流寇的匪氣

 

紅朝中國首長級高幹的紅二代、紅三代多的是，譬如有劉少奇的兒子，陳雲兒子，鄧小平的兒女，胡耀邦的兒子，葉劍英、江澤民的數個兒女等等，在這一群體裏相比較，習包子就是顯得很“土氣”，這是為什麽呢？

這就是習近平第二個“土”：痞氣+匪氣，這是黃色文明外圍地帶“邊區”之“土氣”。

習近平讀書差勁是知曉的，然而這在首長級的紅後代中較為少見，盡管習近平時常吹噓讀書很多，還煞有介事地列出一長串讀書單來，頗有“此地無銀三百兩”之意。由於不願讀書、讀不進書，習的頭腦難以裝備積聚人類優秀文明的知識。蘇格拉底雲“知識即美德”，其否命題亦同樣成立。現代學者的認識更為精確，知識與美德之間的正向關聯性是需要建立在高概率基礎上，較有科學的合理性。毛澤東閱讀中國古典經書甚多，但也是痞氣+匪氣很濃厚，毛澤東特別讚賞二位流氓痞子皇帝：劉邦和朱元璋，毛把糟粕當作了精粹。

拉馬克的“用進廢退”可以較好解釋，讀書不好的習近平，喜好炫耀他的四肢發達：“我那個時候扛200斤麥子，十裏山路不換肩。”習對頭腦簡單事項：“新時期上山下鄉工程”、“好兒女誌在四方，有誌者奮鬥無悔”，頗有興趣和熱度，可見一斑。習近平坦承其念茲在茲“農民情結”，可以推斷出他的氣質和秉性，天然地與知識性匱缺的泥腿子、四肢發達者、粗布短衫者融通起來，對待海派氣質的上海人就不會有好感，可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

要深入了解習近平的所作所為，需要了解他的個性和風格，需要了解養育習某其秉性、氣質的地方，考察那裏的風土人情。習近平念念不忘他的“初心”之地，就是年輕時候插隊落戶的革命聖地延安，那裏是紅色大本營，更是“紅太陽升起的地方”。對於習近平來說，陝北延安就是他的紅色乳娘，思想養育之地，“作為一個人民公仆，陝北高原是我的根，因為這裏培養出我不變的信念：要為人民做實事！無論我走到哪裏，永遠都是黃土地的兒子。”習近平回憶說，插隊在梁家河，他“看到了人民群眾的根本，真正理解了老百姓”，“我幾乎從來沒哭過，印象較深的兩次哭都是在陝北。”情深誼長啊！

延安市，坐落在陝西省北部，是遊牧文明與農耕文明交融的邊區地帶，漢民族農民世世代代居住此地的曆史中，頻頻遭受多個遊牧民族和部落的相互殺戮、掠奪和洗劫，身處如此蠻族生態的劫掠，釀造出戎狄民風：痞氣+匪氣，漸漸墮落之，本地農耕地上又孵化出次生代的漢族大盜和流寇，如：王嘉胤、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董福祥等等。

大清皇朝晚期，西方殖民主義勢力進入中國東部沿海，紛紛建立起西方式的先進藍色文明，從此經濟格局和重心轉移，地處西北的陝西省經濟文化大幅衰弱，秦風不再，此衰彼漲，當地土匪、土豪卻猖狂起來，到了民國時期，整個陝北地區的匪患尤其嚴重，那時候國民政府的管控力無法抵達陝北，但這恰好為共產黨武裝力量製造出福音來，留給了共軍以極佳的撒野契機和匪盜空間。臭味相投便稱知己，當毛澤東掛帥的大股共軍（紅軍）萬裏迢迢流竄作案來到陝北時候，如魚得水般找準了自己的落腳地，建立起蘇區。

民諺：窮山惡水出刁民，粗茶淡飯無孑遺。肉腐生蛆，蛆熟產蠅；土劣孵匪，匪頑升寇。流寇是土匪發展的頂峰，流寇之所以十分殘暴凶狠毒辣無恥，那是因為流寇作案多是流竄在異地他鄉：1）幾乎碰不上熟人，於是缺乏道德約束；2）罪案的對象都是與己血緣疏遠，於是下得了狠手；3）流竄作案中不容易被抓捕，於是缺乏法律製裁的威懾感。

民國時期的學者傅斯年，曾經把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美國學者餘英時把毛澤東在山上鬧革命歸類為土匪行徑，中共政府體製內走出來的學者阮銘也將當年盤踞在井岡山和延安，建立蘇區的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具體的匪徒而言尚有匪氣強弱的區分，中共領袖中毛澤東、習近平之流痞氣、匪氣特濃，雖然直接將他們比作為流寇尚不恰當，然則深入去思考精神性的高層次本質，就會發現確有近似之處，如操守低劣，隻顧眼前的歡樂和榮耀，不思長治久安的方針、政策和治理，即不具可持續性發展，缺乏人性，不擇手段，不顧人民死活，更扯淡有什麽超越情懷、尋求來世的永生。

上海執行抗疫大行動，是習某心理投射：“習近平總書記親自部署、親自指揮”，乃“初心不改”，大大地用上“梁家河大學問”，卻是來真的：痞氣加匪氣，勁兒十足！

 

• 秦始皇→毛澤東→習近平

 

這三者思想有著較大的傳承性。中共的建黨、建國都是繼承了中國傳統“外儒內法”的一套專製主義本色，馬克思主義成分並不多，如“緊密團結在以某某某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就是中共執政文化的萬能公式，其“春秋大義”足令執政者癡迷不已。

中國政治延續了千年的專製主義，其要數秦始皇的大一統治理格局最具開創、暴虐和傳承，其遺產深深地烙印在中華民族的政治文化基因上。《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今皇帝並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傳承至後世，中共統治者毛澤東、習近平極為崇拜、讚賞，毛澤東自稱：“馬克思加秦始皇”，自比“秦皇、漢武”。習近平是粗人，缺文秀，但配有禦用導演張藝謀來代言，原籍秦地的張藝謀以其電影作品的大氣磅礴著稱，如《英雄》、《大秦賦》、《大秦帝國》等頗有氣勢恢宏，詠古頌今，頌揚獨裁，乃深合主子旨意。

籍貫秦地的習近平似乎比毛澤東更領悟大秦遺風，他也有著構建大一統政治的強烈欲求，冒進浮誇，圖大貪功，舉凡黨、政、軍、財、經、文、教、農、工、商等各界各行，都得讓習來獨攬一身、定於一尊，還妄想對外擴張，天下一統。毛時代流行詞：“全國一盤棋”，如今又翻舊出新而熱炒，以“一言堂”淩駕天下，特別用於上海的抗疫。

中國人骨子裏有“天人合一”，混沌一氣的原始思維和巫術，這集體無意識天然地被大一統政治統攝，進而主導了亞細亞生產方式，在古代，它有利於治理水患、開挖運河、修建長城、建造皇宮等大型項目。在當今，有利於以舉國之力操辦上海防控。在思想意識高度，可以塑造全民的遵命、服從、聽話，即奴性，這恰是習近平的“不忘使命”：“凝聚全民抗疫的強大共識”。

在大一統政治如火如荼的文革期間，誇張而高調的道義目的論籠罩住中國大地上的各項各業，如有“農業以糧為綱、工業以鋼為綱。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於是到處呈現“一刀切”現象，凡是與“綱”不合之事，全得讓步，退避。

今天上海的抗疫正是一刀切做法：為了抗疫的宏偉大業，其他事情全都算不得“事情”，那怕是危機人生命的要事。再如，“同層密接隔離政策”，一人得陽整樓隔離，幾人得陽整區封閉。搞得：簡單直接粗暴，次生災害不斷，雞飛狗跳，人心惶惶。

 

• 外儒內法，臉麵爭光

 

習近平頗想搞《厲害了，我的國》，可看出習的“初心”中有“大秦”情愫，但不唯此。習熟知亡秦之故，暴秦之害，了解《過秦論》，於是就看重《荀子》思想，希望借鑒儒家思想補救暴秦之偏，但這隻是延續了曆史上慣行的“外儒內法”傳統，毫無創意。

以現代人的目光審視，法家思想並非全都是負麵的，糟糕的。譬如，法家的政治思想有“緣法而治”、“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法不阿貴，繩不撓曲”、“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等——貫徹一條法治平等的路線。

秦之後曆代皇朝，形成傳統的官方和上層社會的意識形態是儒家思想，儒家在治國綱要上對法家進行修正，改變其嚴刑律法、冷酷無情、對人性的踐踏，而用溫情脈脈的道德麵紗來遮蓋人心自私之惡。然而儒家的溫情脈脈卻是斷然排斥法家的平等觀，十分講究等級秩序的排位：“尊尊、親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樣導致另一種人性醜惡的釋放。

無論是法家抑或儒家，都嚴重匱乏精神超越性，使得中國人滑落到小人德性的急切功利性，熱衷於超近距離的貼身肉搏，這突出表現為儒家的“麵子文化”，即等級競爭。

今天，習近平把上海抗疫重重地押寶在他的麵子上：看吧，環顧世界，唯有我習某才能夠做到新冠病毒“清零”，豐功偉業啊；溥天之下，皆我臣屬；溥天之下，盡表忠心！

開啟小人心境：這就是習近平的“初心、使命”不可告人的真正用意所在！清零政策來自權力最高層，而下層執行者在習某巫祝之辭誘導下，層層加碼，步步緊逼，使防疫措施變得越來越嚴苛，越來越不通人情，越來越背離常識，卻迎來了中國式“麵子”大豐收！    

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今天，活躍在上海街頭的“大白”誌願者，大多來自社會底層，他們深知等級社會的底層生活之艱辛、悲愴、卑賤、滄桑，受欺受壓，吃苦甚多，在心坎中積滿了多多的怨恨，為此張公百忍，隻是期盼著猴年馬月有個身份升遷，從此羊與狼的位置對調，角色得以變換，從此終於有了發泄的口子和對象，就如二十年媳婦熬成婆婆那樣。今天好機會來了，讓底層誌願者們身披白大褂，臂佩紅袖章，頓時獲得了權力，身價躥升！於是人們就見到了大白們在上海街頭的變本加厲，肆無忌憚。

更是有不少大白門來自外省市的農村地區，他們往往有著毛澤東情結，相信毛澤東的詛咒語“農村包圍城市”，內心對待上海，這個以魔都著稱的城市有著較深的嫉恨，於是今天找到了發泄口子，爭當“南京路上好八連”，侮辱上海人一番，五十步笑百步，好不痛快啊！

上海本地市民，生存在全民抗疫的如此高壓境遇，顯得勢單力孤，不得不進行一場忍耐之心的大考驗。雖說是有海派氣質，但是多年來在習氏毛左政治侵染下，上海人漸漸變得麻木起來，中國傳統習性在增強，一個“忍”字當頭，懂得“看三勢”，學會“拎得清”，不做“填刀頭”，好漢不吃眼前虧，識時務者為俊傑，好死不如賴活著——與內地的庸眾一樣，都是媳婦受熬的心態——如此則喪失了做人的真誠性和崇高性。

 

                                                    施衛江

寫於 美國紐約

2022年5月26日上海抗疫為何如此狂暴？

 

最近，上海人民沉浸在“靜態管理、動態清零”的極度悲憤中，二個月來的抗疫，上海居民要麽封閉在家裏，要麽隔離在方艙，要麽入住醫院，最慘的是一些外地來滬的農民工、送貨員和運輸汽車司機，隻得睡眠在大街上、橋孔下、卡車裏，還不得行走出受封圍欄，還得不到足夠食物。不管呆在城市哪個角落，是富人或窮人，是教授還是乞丐，人人自危，生活無序，商店關門，藥品斷供，生存所需的基本食品、日用品都要靠手機上操作去“搶”，凡是不會手機操作就隻能等死，非新冠病毒引起的疾病都不算是“病”，假如某個病人不能出示有效核酸測試陰性證明，病人均得不到及時救治，更惡劣的措施是，要裝配鐵網在管控區的每一棟民宅樓的大門口，予以嚴加防範管製，防市民如防盜賊！“大白”警察容許隨意闖進市民家中搞“執法”，市民蒙受盡多的不幸和災難可就是不容許公開自由發聲喊冤！

嗚呼！號稱“國家主人”的上海市民，本是代表中國最具先進生產力的一族群體，理應充分釋放出上海市民的聰明才幹去搞建設，然而在黨中央的“清零”政策強製下，海派靈性竟然大肆遭受踐踏，人格尊嚴被貶至不及囚徒的卑下，被準許的行動自由還不如圈養的禽畜。哀哉！上海市民的生存境況是多麽孤苦伶仃無助，上海市民的精神抑鬱是何等淒淒慘慘戚戚。

由中央政府主導的抗疫“清零”，為什麽要對上海人民動用如此的粗暴、野蠻、獸性、瘋狂？這在西方自由世界看來，簡直太不可思議了！根源究竟是什麽呢？

 

（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發生在上海的抗疫狂暴當然不是海派文化傳承的特質，而是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親自部署指揮、密集指示批示”來進行，這位總書記宣稱：“我們的防控方針是由黨的性質和宗旨決定的”，“從黨的性質宗旨認識疫情防控方針”，當然不是飛來之石，而是經有悠久曆史的中國傳統孵化而成，它僵硬地主宰著當今中國政治的一切。欲懂得這場清零抗疫的真實意圖，須深入了解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須了解中國的民風民俗，尤其是陝北地區。

近年來，習近平嫻熟地運用他的政治手腕使大權獨攬，業已形成“九鼎之尊”局麵，且有越演越烈之勢，在其統治下的社會官僚機器不斷強化威權形式，這使得後者形式的高度威權化又促進了前者的獨裁，而前者專斷橫行又反哺後者，兩者互為反饋，攜手共進，就此全民奴性且增強不少——此即如德國學者齊美爾所講的社會學中“相互作用”的形式，對於這種“形式”的具體表達，深得魯迅精神之魂的北京大學中文係教授錢理群曾經論述道：“在一個專製統治下價值封閉的體係內，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是處在同一個價值點上的交流與反饋”（大意如此）。

可想而知，當今中國的政治形態正是走在全麵複辟傳統封建腐朽製度的路上。專製政治乃乾綱獨斷、定於一尊，且說今日中國之專製暴虐，極大地來自最高統治者的德性，習近平妄圖複辟文革，大開曆史倒車，朝思暮想他的皇帝迷夢，再造新時代的秦始皇、毛澤東。

    由此，習近平打造的強專製主義為他的暴政鋪設了平坦大道，布置於“全國一盤棋”格局下，海派上海市民深深感受到文革高潮時的毛式家天下：朕即真理，朕即國家。今天，統帥一聲令，三軍風雷動，酷政促奴性，令箭催遵命，從廟堂衙門，抵基層庸眾，政令一路暢行，貫徹無阻。

以習近平的“家天下”框架來看，上海的抗疫特別需要展示“中國共產黨所具有的無比堅強的領導力，是風雨來襲時中國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要展示中共統治下的製度“優越性”和“合法性”，更確切地說，還需要充分展示習近平總書記的“英明、偉大”形象，為他的正式“登基”皇座打基礎。構建如此之宏大敘事，習家中央政府定義了新冠病毒的抗疫是一場“人民戰爭”，全黨全民統一步調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部署”來進行的，這位總書記一再強調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堅持動態清零總方針不猶豫不動搖”，“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要把抗疫當作“為人民服務”。

以現代性的倫理學來論述，“人民”是個宏大敘事，是形而上之“大魅”，在以“人民”的名義大肆鼓噪、渲染之下，若開啟“幽暗之門”，可以發現，這隻是一塊“超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的招牌，其投射出的真實價值意向往往是希冀反饋回報給投射者自己，即小人心眼、小人心境的“自我、本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乃罪惡之淵藪，其鄙陋卑下、猥瑣不堪！

魯迅先生早就發現，中國的儒家典籍中充滿了“仁者愛人”之語，但是魯迅卻揭穿了其“瞞和騙”，其實質就是“以理殺人”！

今天的上海，把“人民”當作“綱領”來處置具體的全民抗疫，就意味著其餘事情全得靠邊讓路，抗疫以外的事情全都隻是與個人利益掛鉤而已，都是掛靠不上“人民”這個宏偉大宗旨，“人民”這個抽象綱領既然被強化得如此之高大上、偉光正，乃綱舉目張，和尚打傘，為所欲為、不擇手段！

 

（二）“不忘初心，牢記使命”

 

“初心”是習近平執政時代十分時髦的政治詞匯，既然被張揚得如此之“時髦”，它必定隱含有欺騙性！它試圖讓人民感受習的“青春故事”，聆聽他的“梁家河插隊的經曆”，規訓人民的情操，是一項典型的“洗腦工程”。

眾所周知，習近平在福建、浙江和上海三地工作過，已經獲得相當多的東南沿海地區工作的經驗，這些地區比起北方內地來具有相對較高的改革開放性，經濟結構大多是外向型，經濟水平也相應較高，治理較為先進。按照常規思路，要想當上一個大國有作為的主政者，其精神領域的價值觀訴求，本來應該引導國民走上現代化之路，深化改革，大大發揚沿海地區的先進經驗和業績成就，使融合到全球化的經濟圈中，學習西方發達的市場經濟和人文精神，求得國家發展踏上新台階。然而習近平卻不張揚他在沿海地區的經曆，反而大大弘揚在北方落後農村的生活感受、工作經曆——這就值得正義的人們去警惕和深思了。

與毛澤東一樣，習近平自身的秉性就是十分的“土”，在漢語網絡上，不滿的網民將習近平蔑稱為“包子”，意思有“土氣”之意，也就是傳統、愚昧、落後的代名詞。這與《論語》：“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意思相近，懷土就是戀土而安逸，營造個人小天地，即小人德性。我們來看看習近平是如何的“初心”？

“初心”在心理學上可稱為“原型”（榮格：archetypes），習的“原型”有“戀土情結”，顯然相悖於東南沿海地區的現代性精神品質，而在於他不斷吹噓的“土”字而凸出，即“農民情結、三農情懷”，習常稱：“我也是從農村出來的”，“我們這一代人也有這個情結，一定要把我們的老百姓，特別是我們的農民扶一把。”聽聽他的念念有詞“不忘初心”，從“習近平總書記從小就有農村情結”，可推斷習之“戀土”有小人之心：

1.  陝北延安梁家河，習近平插隊在此，據說練就了一套“大學問”，那真是了不得啊！
2. “老家富平曾在習近平迷惘彷徨時給予他溫暖”，陝西省富平縣臨近於曆史上京兆地區，這裏曾經是大一統帝國的中央權力地帶，即有秦、漢、隋、唐四朝大帝國定都於鹹陽、長安，這一家鄉情懷深深地烙印到習近平的人格秉性，使得習內心期盼著大一統政治。
3. 習近平時時要造訪河北省西柏坡，該地是毛派紅色經典的精神發源地，價值連城，非常值得習去流連忘返，就此習想要“弘揚西柏坡精神”。
4. 河北省正定縣，習年輕時候曾工作在此，當時是“農業學大寨”的先進樣板縣，是毛澤東樹立起來的一麵旗幟，同樣是紅色經典，值得去大力追捧，流芳百世。

    作為一個農業人口眾多的大國，農業生產當然需要去關心，農民的利益也當然需要去關心，任何一個具有現代化常識的人，必定知道：農民生活的大幅度改善，必須是由農業現代化來帶動，而農業現代化必須是由工業現代化來帶動，而工業現代化必須是由科技、經濟和製度等的各項現代化來帶動，需要重視精神文明的力量，也就是人的主體性自由的大發揚。然而中國的習某卻是完全的反其道而行之：要論價值觀的定位？什麽的工業、科技、文教、經濟、金融、製度、法治等等的重要發展項目全都擱置在邊上，就是因為這些不含有“初心”，從而全都被當做不重要的思想議題來處理，眼下最最要緊的事情是定位在“農民情結”、“黃土情結”之上：“不忘初心，牢記使命”——老是要把目光盯住在最最落後地區的農民生存價值觀上——這是怎麽樣的心態？怎麽樣的鬼魅心思啊？

人都是有個性的，共產黨執政也如此。理解了習近平的執政個性是那麽的“土裏土氣”，於是懂得：上海抗疫就是充滿習包子特色之土：“鞋子合不合腳，自己穿著才知道。”——紅色經典，土法上馬！   

 

•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方山水有一方風情

 

 共產黨信仰“辯證唯物主義”，其教條說：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確，特定的社會曆史地理環境可以塑造特定的精神氣質。成語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南橘北枳。按辯證法精神，反之亦然，如：彩蝶戀鮮花，蒼蠅叮臭肉；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智者樂水，仁者樂山。說到中國人的“土”，尚有各個地方的各個民風民俗民情，還可細分。

德國學者馬克斯·舍勒的行為學理論認為，能感悟到生活世界的價值和價值秩序的感情是成為行為意欲最深層的基礎部分，而這種感情決定著行為意欲的努力方向。但是舍勒又認為，不能把在一個時代和民族中流行或支配人們價值偏愛的評價係統所具有的“倫理結構”等同於作為價值優先法則的價值本身的客觀秩序。

今天，與西方自由世界一樣，強人習近平也是十分講究“顏色革命”，他將自身個性“土氣”的顏色欽定為中國的“政治正確”，即標準的意識形態，充分施展在上海地方的抗議之中，真實意圖是：以習氏“土氣”淹沒上海“海派”！

那麽究竟怎麽樣評介習包子“土氣”？

第一，純真“紅色基因”，眾所周知，習近平是在紅朝中國、紅色地域、紅色家庭、紅色時代、紅色圈子裏混出來的紅色土特產，紅色元素特濃，大紅特紅超紅。

現代中國有二大文明係統：黃色和藍色。

黃色是內陸型，具有內向封閉性質，其主要的分布地域是在北方的黃土質平原和高原上，其價值資源隻由落後的本土文明來提供（電視劇《河殤》的觀點）。

紅色文明是外來的馬列寧主義與中國本土的黃色文明相結合的產物，被綜合成“毛澤東思想路線”，具有革命的實踐性，但是主要根基還是黃色文明。

    藍色是海洋型，外向開放性質，最初地域分布在東南沿海一帶，隨之改革開放的深化，逐漸擴展至中國的大南方，它是本土文明與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結合的產物。

今天的國情是，北方黃土文明區域經濟全麵落後、蕭條，而南方藍色文明區域市場經濟發展良好，經濟指標高漲。如此經濟地理格局意味著中共統治機器的精神資源麵臨危機，這讓習近平深深不安，習某感受到來自於藍色文明對於紅色政權的威脅：資產階級市民的個體性、獨立性和自由意識在增長，他們不會如黃土地上農民幹活那樣的聽話、遵命和馴服。

遙想1949年3月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正式提出定都北平市的決議，當時的國情正如毛澤東所講：“蔣介石的國都在南京，他的基礎是江浙資本家。我們要把國都建在北平，我們也要在北平找到我們的基礎，這就是工人階級和廣大的勞動群眾。”這講話顯示了：南京的城市精神是藍色，而北平市則是黃色，紅色政權的根基需要由黃色文明來支撐、扶助，才會獲得穩定、可靠。

從前，毛澤東必定熟知曆史典故：“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對藍色文明懷有恐懼：“港台一帶，饕蚊尚多，西方世界，饕蚊成陣。”因此對待曾經位置楚地、而後深藍色的申城上海，毛澤東作指示：要采取“農村包圍城市”戰略。為此，上海外灘海關鍾樓上的大鍾報時，要以深黃色的陝北民歌樂調《東方紅》來進行，使之標誌為城市“主旋律”。要發揚“好八連”榮光，讓他們來到魔都南京路上當“哨兵”，以鎮住充滿資產階級邪念的“霓虹燈”，要加強“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全麵專政”，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今天，習近平憂心忡忡：紅色文明賴以存在基礎的黃色文明正日益蛻化墮落！為此決心拯救，在上海執行“靜態管理、動態清零”，實為一場魔鬼訓練，以鞏固紅色政權的！

 

• 粗人的痞氣，流寇的匪氣

 

紅朝中國首長級高幹的紅二代、紅三代多的是，譬如有劉少奇的兒子，陳雲兒子，鄧小平的兒女，胡耀邦的兒子，葉劍英、江澤民的數個兒女等等，在這一群體裏相比較，習包子就是顯得很“土氣”，這是為什麽呢？

這就是習近平第二個“土”：痞氣+匪氣，這是黃色文明外圍地帶“邊區”之“土氣”。

習近平讀書差勁是知曉的，然而這在首長級的紅後代中較為少見，盡管習近平時常吹噓讀書很多，還煞有介事地列出一長串讀書單來，頗有“此地無銀三百兩”之意。由於不願讀書、讀不進書，習的頭腦難以裝備積聚人類優秀文明的知識。蘇格拉底雲“知識即美德”，其否命題亦同樣成立。現代學者的認識更為精確，知識與美德之間的正向關聯性是需要建立在高概率基礎上，較有科學的合理性。毛澤東閱讀中國古典經書甚多，但也是痞氣+匪氣很濃厚，毛澤東特別讚賞二位流氓痞子皇帝：劉邦和朱元璋，毛把糟粕當作了精粹。

拉馬克的“用進廢退”可以較好解釋，讀書不好的習近平，喜好炫耀他的四肢發達：“我那個時候扛200斤麥子，十裏山路不換肩。”習對頭腦簡單事項：“新時期上山下鄉工程”、“好兒女誌在四方，有誌者奮鬥無悔”，頗有興趣和熱度，可見一斑。習近平坦承其念茲在茲“農民情結”，可以推斷出他的氣質和秉性，天然地與知識性匱缺的泥腿子、四肢發達者、粗布短衫者融通起來，對待海派氣質的上海人就不會有好感，可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

要深入了解習近平的所作所為，需要了解他的個性和風格，需要了解養育習某其秉性、氣質的地方，考察那裏的風土人情。習近平念念不忘他的“初心”之地，就是年輕時候插隊落戶的革命聖地延安，那裏是紅色大本營，更是“紅太陽升起的地方”。對於習近平來說，陝北延安就是他的紅色乳娘，思想養育之地，“作為一個人民公仆，陝北高原是我的根，因為這裏培養出我不變的信念：要為人民做實事！無論我走到哪裏，永遠都是黃土地的兒子。”習近平回憶說，插隊在梁家河，他“看到了人民群眾的根本，真正理解了老百姓”，“我幾乎從來沒哭過，印象較深的兩次哭都是在陝北。”情深誼長啊！

延安市，坐落在陝西省北部，是遊牧文明與農耕文明交融的邊區地帶，漢民族農民世世代代居住此地的曆史中，頻頻遭受多個遊牧民族和部落的相互殺戮、掠奪和洗劫，身處如此蠻族生態的劫掠，釀造出戎狄民風：痞氣+匪氣，漸漸墮落之，本地農耕地上又孵化出次生代的漢族大盜和流寇，如：王嘉胤、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董福祥等等。

大清皇朝晚期，西方殖民主義勢力進入中國東部沿海，紛紛建立起西方式的先進藍色文明，從此經濟格局和重心轉移，地處西北的陝西省經濟文化大幅衰弱，秦風不再，此衰彼漲，當地土匪、土豪卻猖狂起來，到了民國時期，整個陝北地區的匪患尤其嚴重，那時候國民政府的管控力無法抵達陝北，但這恰好為共產黨武裝力量製造出福音來，留給了共軍以極佳的撒野契機和匪盜空間。臭味相投便稱知己，當毛澤東掛帥的大股共軍（紅軍）萬裏迢迢流竄作案來到陝北時候，如魚得水般找準了自己的落腳地，建立起蘇區。

民諺：窮山惡水出刁民，粗茶淡飯無孑遺。肉腐生蛆，蛆熟產蠅；土劣孵匪，匪頑升寇。流寇是土匪發展的頂峰，流寇之所以十分殘暴凶狠毒辣無恥，那是因為流寇作案多是流竄在異地他鄉：1）幾乎碰不上熟人，於是缺乏道德約束；2）罪案的對象都是與己血緣疏遠，於是下得了狠手；3）流竄作案中不容易被抓捕，於是缺乏法律製裁的威懾感。

民國時期的學者傅斯年，曾經把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美國學者餘英時把毛澤東在山上鬧革命歸類為土匪行徑，中共政府體製內走出來的學者阮銘也將當年盤踞在井岡山和延安，建立蘇區的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具體的匪徒而言尚有匪氣強弱的區分，中共領袖中毛澤東、習近平之流痞氣、匪氣特濃，雖然直接將他們比作為流寇尚不恰當，然則深入去思考精神性的高層次本質，就會發現確有近似之處，如操守低劣，隻顧眼前的歡樂和榮耀，不思長治久安的方針、政策和治理，即不具可持續性發展，缺乏人性，不擇手段，不顧人民死活，更扯淡有什麽超越情懷、尋求來世的永生。

上海執行抗疫大行動，是習某心理投射：“習近平總書記親自部署、親自指揮”，乃“初心不改”，大大地用上“梁家河大學問”，卻是來真的：痞氣加匪氣，勁兒十足！

 

• 秦始皇→毛澤東→習近平

 

這三者思想有著較大的傳承性。中共的建黨、建國都是繼承了中國傳統“外儒內法”的一套專製主義本色，馬克思主義成分並不多，如“緊密團結在以某某某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就是中共執政文化的萬能公式，其“春秋大義”足令執政者癡迷不已。

中國政治延續了千年的專製主義，其要數秦始皇的大一統治理格局最具開創、暴虐和傳承，其遺產深深地烙印在中華民族的政治文化基因上。《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今皇帝並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傳承至後世，中共統治者毛澤東、習近平極為崇拜、讚賞，毛澤東自稱：“馬克思加秦始皇”，自比“秦皇、漢武”。習近平是粗人，缺文秀，但配有禦用導演張藝謀來代言，原籍秦地的張藝謀以其電影作品的大氣磅礴著稱，如《英雄》、《大秦賦》、《大秦帝國》等頗有氣勢恢宏，詠古頌今，頌揚獨裁，乃深合主子旨意。

籍貫秦地的習近平似乎比毛澤東更領悟大秦遺風，他也有著構建大一統政治的強烈欲求，冒進浮誇，圖大貪功，舉凡黨、政、軍、財、經、文、教、農、工、商等各界各行，都得讓習來獨攬一身、定於一尊，還妄想對外擴張，天下一統。毛時代流行詞：“全國一盤棋”，如今又翻舊出新而熱炒，以“一言堂”淩駕天下，特別用於上海的抗疫。

中國人骨子裏有“天人合一”，混沌一氣的原始思維和巫術，這集體無意識天然地被大一統政治統攝，進而主導了亞細亞生產方式，在古代，它有利於治理水患、開挖運河、修建長城、建造皇宮等大型項目。在當今，有利於以舉國之力操辦上海防控。在思想意識高度，可以塑造全民的遵命、服從、聽話，即奴性，這恰是習近平的“不忘使命”：“凝聚全民抗疫的強大共識”。

在大一統政治如火如荼的文革期間，誇張而高調的道義目的論籠罩住中國大地上的各項各業，如有“農業以糧為綱、工業以鋼為綱。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於是到處呈現“一刀切”現象，凡是與“綱”不合之事，全得讓步，退避。

今天上海的抗疫正是一刀切做法：為了抗疫的宏偉大業，其他事情全都算不得“事情”，那怕是危機人生命的要事。再如，“同層密接隔離政策”，一人得陽整樓隔離，幾人得陽整區封閉。搞得：簡單直接粗暴，次生災害不斷，雞飛狗跳，人心惶惶。

 

• 外儒內法，臉麵爭光

 

習近平頗想搞《厲害了，我的國》，可看出習的“初心”中有“大秦”情愫，但不唯此。習熟知亡秦之故，暴秦之害，了解《過秦論》，於是就看重《荀子》思想，希望借鑒儒家思想補救暴秦之偏，但這隻是延續了曆史上慣行的“外儒內法”傳統，毫無創意。

以現代人的目光審視，法家思想並非全都是負麵的，糟糕的。譬如，法家的政治思想有“緣法而治”、“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法不阿貴，繩不撓曲”、“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等——貫徹一條法治平等的路線。

秦之後曆代皇朝，形成傳統的官方和上層社會的意識形態是儒家思想，儒家在治國綱要上對法家進行修正，改變其嚴刑律法、冷酷無情、對人性的踐踏，而用溫情脈脈的道德麵紗來遮蓋人心自私之惡。然而儒家的溫情脈脈卻是斷然排斥法家的平等觀，十分講究等級秩序的排位：“尊尊、親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樣導致另一種人性醜惡的釋放。

無論是法家抑或儒家，都嚴重匱乏精神超越性，使得中國人滑落到小人德性的急切功利性，熱衷於超近距離的貼身肉搏，這突出表現為儒家的“麵子文化”，即等級競爭。

今天，習近平把上海抗疫重重地押寶在他的麵子上：看吧，環顧世界，唯有我習某才能夠做到新冠病毒“清零”，豐功偉業啊；溥天之下，皆我臣屬；溥天之下，盡表忠心！

開啟小人心境：這就是習近平的“初心、使命”不可告人的真正用意所在！清零政策來自權力最高層，而下層執行者在習某巫祝之辭誘導下，層層加碼，步步緊逼，使防疫措施變得越來越嚴苛，越來越不通人情，越來越背離常識，卻迎來了中國式“麵子”大豐收！    

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今天，活躍在上海街頭的“大白”誌願者，大多來自社會底層，他們深知等級社會的底層生活之艱辛、悲愴、卑賤、滄桑，受欺受壓，吃苦甚多，在心坎中積滿了多多的怨恨，為此張公百忍，隻是期盼著猴年馬月有個身份升遷，從此羊與狼的位置對調，角色得以變換，從此終於有了發泄的口子和對象，就如二十年媳婦熬成婆婆那樣。今天好機會來了，讓底層誌願者們身披白大褂，臂佩紅袖章，頓時獲得了權力，身價躥升！於是人們就見到了大白們在上海街頭的變本加厲，肆無忌憚。

更是有不少大白門來自外省市的農村地區，他們往往有著毛澤東情結，相信毛澤東的詛咒語“農村包圍城市”，內心對待上海，這個以魔都著稱的城市有著較深的嫉恨，於是今天找到了發泄口子，爭當“南京路上好八連”，侮辱上海人一番，五十步笑百步，好不痛快啊！

上海本地市民，生存在全民抗疫的如此高壓境遇，顯得勢單力孤，不得不進行一場忍耐之心的大考驗。雖說是有海派氣質，但是多年來在習氏毛左政治侵染下，上海人漸漸變得麻木起來，中國傳統習性在增強，一個“忍”字當頭，懂得“看三勢”，學會“拎得清”，不做“填刀頭”，好漢不吃眼前虧，識時務者為俊傑，好死不如賴活著——與內地的庸眾一樣，都是媳婦受熬的心態——如此則喪失了做人的真誠性和崇高性。

 

                                                    施衛江

寫於 美國紐約

2022年5月26日上海抗疫為何如此狂暴？

 

最近，上海人民沉浸在“靜態管理、動態清零”的極度悲憤中，二個月來的抗疫，上海居民要麽封閉在家裏，要麽隔離在方艙，要麽入住醫院，最慘的是一些外地來滬的農民工、送貨員和運輸汽車司機，隻得睡眠在大街上、橋孔下、卡車裏，還不得行走出受封圍欄，還得不到足夠食物。不管呆在城市哪個角落，是富人或窮人，是教授還是乞丐，人人自危，生活無序，商店關門，藥品斷供，生存所需的基本食品、日用品都要靠手機上操作去“搶”，凡是不會手機操作就隻能等死，非新冠病毒引起的疾病都不算是“病”，假如某個病人不能出示有效核酸測試陰性證明，病人均得不到及時救治，更惡劣的措施是，要裝配鐵網在管控區的每一棟民宅樓的大門口，予以嚴加防範管製，防市民如防盜賊！“大白”警察容許隨意闖進市民家中搞“執法”，市民蒙受盡多的不幸和災難可就是不容許公開自由發聲喊冤！

嗚呼！號稱“國家主人”的上海市民，本是代表中國最具先進生產力的一族群體，理應充分釋放出上海市民的聰明才幹去搞建設，然而在黨中央的“清零”政策強製下，海派靈性竟然大肆遭受踐踏，人格尊嚴被貶至不及囚徒的卑下，被準許的行動自由還不如圈養的禽畜。哀哉！上海市民的生存境況是多麽孤苦伶仃無助，上海市民的精神抑鬱是何等淒淒慘慘戚戚。

由中央政府主導的抗疫“清零”，為什麽要對上海人民動用如此的粗暴、野蠻、獸性、瘋狂？這在西方自由世界看來，簡直太不可思議了！根源究竟是什麽呢？

 

（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發生在上海的抗疫狂暴當然不是海派文化傳承的特質，而是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親自部署指揮、密集指示批示”來進行，這位總書記宣稱：“我們的防控方針是由黨的性質和宗旨決定的”，“從黨的性質宗旨認識疫情防控方針”，當然不是飛來之石，而是經有悠久曆史的中國傳統孵化而成，它僵硬地主宰著當今中國政治的一切。欲懂得這場清零抗疫的真實意圖，須深入了解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須了解中國的民風民俗，尤其是陝北地區。

近年來，習近平嫻熟地運用他的政治手腕使大權獨攬，業已形成“九鼎之尊”局麵，且有越演越烈之勢，在其統治下的社會官僚機器不斷強化威權形式，這使得後者形式的高度威權化又促進了前者的獨裁，而前者專斷橫行又反哺後者，兩者互為反饋，攜手共進，就此全民奴性且增強不少——此即如德國學者齊美爾所講的社會學中“相互作用”的形式，對於這種“形式”的具體表達，深得魯迅精神之魂的北京大學中文係教授錢理群曾經論述道：“在一個專製統治下價值封閉的體係內，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是處在同一個價值點上的交流與反饋”（大意如此）。

可想而知，當今中國的政治形態正是走在全麵複辟傳統封建腐朽製度的路上。專製政治乃乾綱獨斷、定於一尊，且說今日中國之專製暴虐，極大地來自最高統治者的德性，習近平妄圖複辟文革，大開曆史倒車，朝思暮想他的皇帝迷夢，再造新時代的秦始皇、毛澤東。

    由此，習近平打造的強專製主義為他的暴政鋪設了平坦大道，布置於“全國一盤棋”格局下，海派上海市民深深感受到文革高潮時的毛式家天下：朕即真理，朕即國家。今天，統帥一聲令，三軍風雷動，酷政促奴性，令箭催遵命，從廟堂衙門，抵基層庸眾，政令一路暢行，貫徹無阻。

以習近平的“家天下”框架來看，上海的抗疫特別需要展示“中國共產黨所具有的無比堅強的領導力，是風雨來襲時中國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要展示中共統治下的製度“優越性”和“合法性”，更確切地說，還需要充分展示習近平總書記的“英明、偉大”形象，為他的正式“登基”皇座打基礎。構建如此之宏大敘事，習家中央政府定義了新冠病毒的抗疫是一場“人民戰爭”，全黨全民統一步調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部署”來進行的，這位總書記一再強調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堅持動態清零總方針不猶豫不動搖”，“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要把抗疫當作“為人民服務”。

以現代性的倫理學來論述，“人民”是個宏大敘事，是形而上之“大魅”，在以“人民”的名義大肆鼓噪、渲染之下，若開啟“幽暗之門”，可以發現，這隻是一塊“超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的招牌，其投射出的真實價值意向往往是希冀反饋回報給投射者自己，即小人心眼、小人心境的“自我、本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乃罪惡之淵藪，其鄙陋卑下、猥瑣不堪！

魯迅先生早就發現，中國的儒家典籍中充滿了“仁者愛人”之語，但是魯迅卻揭穿了其“瞞和騙”，其實質就是“以理殺人”！

今天的上海，把“人民”當作“綱領”來處置具體的全民抗疫，就意味著其餘事情全得靠邊讓路，抗疫以外的事情全都隻是與個人利益掛鉤而已，都是掛靠不上“人民”這個宏偉大宗旨，“人民”這個抽象綱領既然被強化得如此之高大上、偉光正，乃綱舉目張，和尚打傘，為所欲為、不擇手段！

 

（二）“不忘初心，牢記使命”

 

“初心”是習近平執政時代十分時髦的政治詞匯，既然被張揚得如此之“時髦”，它必定隱含有欺騙性！它試圖讓人民感受習的“青春故事”，聆聽他的“梁家河插隊的經曆”，規訓人民的情操，是一項典型的“洗腦工程”。

眾所周知，習近平在福建、浙江和上海三地工作過，已經獲得相當多的東南沿海地區工作的經驗，這些地區比起北方內地來具有相對較高的改革開放性，經濟結構大多是外向型，經濟水平也相應較高，治理較為先進。按照常規思路，要想當上一個大國有作為的主政者，其精神領域的價值觀訴求，本來應該引導國民走上現代化之路，深化改革，大大發揚沿海地區的先進經驗和業績成就，使融合到全球化的經濟圈中，學習西方發達的市場經濟和人文精神，求得國家發展踏上新台階。然而習近平卻不張揚他在沿海地區的經曆，反而大大弘揚在北方落後農村的生活感受、工作經曆——這就值得正義的人們去警惕和深思了。

與毛澤東一樣，習近平自身的秉性就是十分的“土”，在漢語網絡上，不滿的網民將習近平蔑稱為“包子”，意思有“土氣”之意，也就是傳統、愚昧、落後的代名詞。這與《論語》：“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意思相近，懷土就是戀土而安逸，營造個人小天地，即小人德性。我們來看看習近平是如何的“初心”？

“初心”在心理學上可稱為“原型”（榮格：archetypes），習的“原型”有“戀土情結”，顯然相悖於東南沿海地區的現代性精神品質，而在於他不斷吹噓的“土”字而凸出，即“農民情結、三農情懷”，習常稱：“我也是從農村出來的”，“我們這一代人也有這個情結，一定要把我們的老百姓，特別是我們的農民扶一把。”聽聽他的念念有詞“不忘初心”，從“習近平總書記從小就有農村情結”，可推斷習之“戀土”有小人之心：

1.  陝北延安梁家河，習近平插隊在此，據說練就了一套“大學問”，那真是了不得啊！
2. “老家富平曾在習近平迷惘彷徨時給予他溫暖”，陝西省富平縣臨近於曆史上京兆地區，這裏曾經是大一統帝國的中央權力地帶，即有秦、漢、隋、唐四朝大帝國定都於鹹陽、長安，這一家鄉情懷深深地烙印到習近平的人格秉性，使得習內心期盼著大一統政治。
3. 習近平時時要造訪河北省西柏坡，該地是毛派紅色經典的精神發源地，價值連城，非常值得習去流連忘返，就此習想要“弘揚西柏坡精神”。
4. 河北省正定縣，習年輕時候曾工作在此，當時是“農業學大寨”的先進樣板縣，是毛澤東樹立起來的一麵旗幟，同樣是紅色經典，值得去大力追捧，流芳百世。

    作為一個農業人口眾多的大國，農業生產當然需要去關心，農民的利益也當然需要去關心，任何一個具有現代化常識的人，必定知道：農民生活的大幅度改善，必須是由農業現代化來帶動，而農業現代化必須是由工業現代化來帶動，而工業現代化必須是由科技、經濟和製度等的各項現代化來帶動，需要重視精神文明的力量，也就是人的主體性自由的大發揚。然而中國的習某卻是完全的反其道而行之：要論價值觀的定位？什麽的工業、科技、文教、經濟、金融、製度、法治等等的重要發展項目全都擱置在邊上，就是因為這些不含有“初心”，從而全都被當做不重要的思想議題來處理，眼下最最要緊的事情是定位在“農民情結”、“黃土情結”之上：“不忘初心，牢記使命”——老是要把目光盯住在最最落後地區的農民生存價值觀上——這是怎麽樣的心態？怎麽樣的鬼魅心思啊？

人都是有個性的，共產黨執政也如此。理解了習近平的執政個性是那麽的“土裏土氣”，於是懂得：上海抗疫就是充滿習包子特色之土：“鞋子合不合腳，自己穿著才知道。”——紅色經典，土法上馬！   

 

•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方山水有一方風情

 

 共產黨信仰“辯證唯物主義”，其教條說：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確，特定的社會曆史地理環境可以塑造特定的精神氣質。成語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南橘北枳。按辯證法精神，反之亦然，如：彩蝶戀鮮花，蒼蠅叮臭肉；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智者樂水，仁者樂山。說到中國人的“土”，尚有各個地方的各個民風民俗民情，還可細分。

德國學者馬克斯·舍勒的行為學理論認為，能感悟到生活世界的價值和價值秩序的感情是成為行為意欲最深層的基礎部分，而這種感情決定著行為意欲的努力方向。但是舍勒又認為，不能把在一個時代和民族中流行或支配人們價值偏愛的評價係統所具有的“倫理結構”等同於作為價值優先法則的價值本身的客觀秩序。

今天，與西方自由世界一樣，強人習近平也是十分講究“顏色革命”，他將自身個性“土氣”的顏色欽定為中國的“政治正確”，即標準的意識形態，充分施展在上海地方的抗議之中，真實意圖是：以習氏“土氣”淹沒上海“海派”！

那麽究竟怎麽樣評介習包子“土氣”？

第一，純真“紅色基因”，眾所周知，習近平是在紅朝中國、紅色地域、紅色家庭、紅色時代、紅色圈子裏混出來的紅色土特產，紅色元素特濃，大紅特紅超紅。

現代中國有二大文明係統：黃色和藍色。

黃色是內陸型，具有內向封閉性質，其主要的分布地域是在北方的黃土質平原和高原上，其價值資源隻由落後的本土文明來提供（電視劇《河殤》的觀點）。

紅色文明是外來的馬列寧主義與中國本土的黃色文明相結合的產物，被綜合成“毛澤東思想路線”，具有革命的實踐性，但是主要根基還是黃色文明。

    藍色是海洋型，外向開放性質，最初地域分布在東南沿海一帶，隨之改革開放的深化，逐漸擴展至中國的大南方，它是本土文明與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結合的產物。

今天的國情是，北方黃土文明區域經濟全麵落後、蕭條，而南方藍色文明區域市場經濟發展良好，經濟指標高漲。如此經濟地理格局意味著中共統治機器的精神資源麵臨危機，這讓習近平深深不安，習某感受到來自於藍色文明對於紅色政權的威脅：資產階級市民的個體性、獨立性和自由意識在增長，他們不會如黃土地上農民幹活那樣的聽話、遵命和馴服。

遙想1949年3月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正式提出定都北平市的決議，當時的國情正如毛澤東所講：“蔣介石的國都在南京，他的基礎是江浙資本家。我們要把國都建在北平，我們也要在北平找到我們的基礎，這就是工人階級和廣大的勞動群眾。”這講話顯示了：南京的城市精神是藍色，而北平市則是黃色，紅色政權的根基需要由黃色文明來支撐、扶助，才會獲得穩定、可靠。

從前，毛澤東必定熟知曆史典故：“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對藍色文明懷有恐懼：“港台一帶，饕蚊尚多，西方世界，饕蚊成陣。”因此對待曾經位置楚地、而後深藍色的申城上海，毛澤東作指示：要采取“農村包圍城市”戰略。為此，上海外灘海關鍾樓上的大鍾報時，要以深黃色的陝北民歌樂調《東方紅》來進行，使之標誌為城市“主旋律”。要發揚“好八連”榮光，讓他們來到魔都南京路上當“哨兵”，以鎮住充滿資產階級邪念的“霓虹燈”，要加強“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全麵專政”，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今天，習近平憂心忡忡：紅色文明賴以存在基礎的黃色文明正日益蛻化墮落！為此決心拯救，在上海執行“靜態管理、動態清零”，實為一場魔鬼訓練，以鞏固紅色政權的！

 

• 粗人的痞氣，流寇的匪氣

 

紅朝中國首長級高幹的紅二代、紅三代多的是，譬如有劉少奇的兒子，陳雲兒子，鄧小平的兒女，胡耀邦的兒子，葉劍英、江澤民的數個兒女等等，在這一群體裏相比較，習包子就是顯得很“土氣”，這是為什麽呢？

這就是習近平第二個“土”：痞氣+匪氣，這是黃色文明外圍地帶“邊區”之“土氣”。

習近平讀書差勁是知曉的，然而這在首長級的紅後代中較為少見，盡管習近平時常吹噓讀書很多，還煞有介事地列出一長串讀書單來，頗有“此地無銀三百兩”之意。由於不願讀書、讀不進書，習的頭腦難以裝備積聚人類優秀文明的知識。蘇格拉底雲“知識即美德”，其否命題亦同樣成立。現代學者的認識更為精確，知識與美德之間的正向關聯性是需要建立在高概率基礎上，較有科學的合理性。毛澤東閱讀中國古典經書甚多，但也是痞氣+匪氣很濃厚，毛澤東特別讚賞二位流氓痞子皇帝：劉邦和朱元璋，毛把糟粕當作了精粹。

拉馬克的“用進廢退”可以較好解釋，讀書不好的習近平，喜好炫耀他的四肢發達：“我那個時候扛200斤麥子，十裏山路不換肩。”習對頭腦簡單事項：“新時期上山下鄉工程”、“好兒女誌在四方，有誌者奮鬥無悔”，頗有興趣和熱度，可見一斑。習近平坦承其念茲在茲“農民情結”，可以推斷出他的氣質和秉性，天然地與知識性匱缺的泥腿子、四肢發達者、粗布短衫者融通起來，對待海派氣質的上海人就不會有好感，可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

要深入了解習近平的所作所為，需要了解他的個性和風格，需要了解養育習某其秉性、氣質的地方，考察那裏的風土人情。習近平念念不忘他的“初心”之地，就是年輕時候插隊落戶的革命聖地延安，那裏是紅色大本營，更是“紅太陽升起的地方”。對於習近平來說，陝北延安就是他的紅色乳娘，思想養育之地，“作為一個人民公仆，陝北高原是我的根，因為這裏培養出我不變的信念：要為人民做實事！無論我走到哪裏，永遠都是黃土地的兒子。”習近平回憶說，插隊在梁家河，他“看到了人民群眾的根本，真正理解了老百姓”，“我幾乎從來沒哭過，印象較深的兩次哭都是在陝北。”情深誼長啊！

延安市，坐落在陝西省北部，是遊牧文明與農耕文明交融的邊區地帶，漢民族農民世世代代居住此地的曆史中，頻頻遭受多個遊牧民族和部落的相互殺戮、掠奪和洗劫，身處如此蠻族生態的劫掠，釀造出戎狄民風：痞氣+匪氣，漸漸墮落之，本地農耕地上又孵化出次生代的漢族大盜和流寇，如：王嘉胤、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董福祥等等。

大清皇朝晚期，西方殖民主義勢力進入中國東部沿海，紛紛建立起西方式的先進藍色文明，從此經濟格局和重心轉移，地處西北的陝西省經濟文化大幅衰弱，秦風不再，此衰彼漲，當地土匪、土豪卻猖狂起來，到了民國時期，整個陝北地區的匪患尤其嚴重，那時候國民政府的管控力無法抵達陝北，但這恰好為共產黨武裝力量製造出福音來，留給了共軍以極佳的撒野契機和匪盜空間。臭味相投便稱知己，當毛澤東掛帥的大股共軍（紅軍）萬裏迢迢流竄作案來到陝北時候，如魚得水般找準了自己的落腳地，建立起蘇區。

民諺：窮山惡水出刁民，粗茶淡飯無孑遺。肉腐生蛆，蛆熟產蠅；土劣孵匪，匪頑升寇。流寇是土匪發展的頂峰，流寇之所以十分殘暴凶狠毒辣無恥，那是因為流寇作案多是流竄在異地他鄉：1）幾乎碰不上熟人，於是缺乏道德約束；2）罪案的對象都是與己血緣疏遠，於是下得了狠手；3）流竄作案中不容易被抓捕，於是缺乏法律製裁的威懾感。

民國時期的學者傅斯年，曾經把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美國學者餘英時把毛澤東在山上鬧革命歸類為土匪行徑，中共政府體製內走出來的學者阮銘也將當年盤踞在井岡山和延安，建立蘇區的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具體的匪徒而言尚有匪氣強弱的區分，中共領袖中毛澤東、習近平之流痞氣、匪氣特濃，雖然直接將他們比作為流寇尚不恰當，然則深入去思考精神性的高層次本質，就會發現確有近似之處，如操守低劣，隻顧眼前的歡樂和榮耀，不思長治久安的方針、政策和治理，即不具可持續性發展，缺乏人性，不擇手段，不顧人民死活，更扯淡有什麽超越情懷、尋求來世的永生。

上海執行抗疫大行動，是習某心理投射：“習近平總書記親自部署、親自指揮”，乃“初心不改”，大大地用上“梁家河大學問”，卻是來真的：痞氣加匪氣，勁兒十足！

 

• 秦始皇→毛澤東→習近平

 

這三者思想有著較大的傳承性。中共的建黨、建國都是繼承了中國傳統“外儒內法”的一套專製主義本色，馬克思主義成分並不多，如“緊密團結在以某某某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就是中共執政文化的萬能公式，其“春秋大義”足令執政者癡迷不已。

中國政治延續了千年的專製主義，其要數秦始皇的大一統治理格局最具開創、暴虐和傳承，其遺產深深地烙印在中華民族的政治文化基因上。《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今皇帝並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傳承至後世，中共統治者毛澤東、習近平極為崇拜、讚賞，毛澤東自稱：“馬克思加秦始皇”，自比“秦皇、漢武”。習近平是粗人，缺文秀，但配有禦用導演張藝謀來代言，原籍秦地的張藝謀以其電影作品的大氣磅礴著稱，如《英雄》、《大秦賦》、《大秦帝國》等頗有氣勢恢宏，詠古頌今，頌揚獨裁，乃深合主子旨意。

籍貫秦地的習近平似乎比毛澤東更領悟大秦遺風，他也有著構建大一統政治的強烈欲求，冒進浮誇，圖大貪功，舉凡黨、政、軍、財、經、文、教、農、工、商等各界各行，都得讓習來獨攬一身、定於一尊，還妄想對外擴張，天下一統。毛時代流行詞：“全國一盤棋”，如今又翻舊出新而熱炒，以“一言堂”淩駕天下，特別用於上海的抗疫。

中國人骨子裏有“天人合一”，混沌一氣的原始思維和巫術，這集體無意識天然地被大一統政治統攝，進而主導了亞細亞生產方式，在古代，它有利於治理水患、開挖運河、修建長城、建造皇宮等大型項目。在當今，有利於以舉國之力操辦上海防控。在思想意識高度，可以塑造全民的遵命、服從、聽話，即奴性，這恰是習近平的“不忘使命”：“凝聚全民抗疫的強大共識”。

在大一統政治如火如荼的文革期間，誇張而高調的道義目的論籠罩住中國大地上的各項各業，如有“農業以糧為綱、工業以鋼為綱。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於是到處呈現“一刀切”現象，凡是與“綱”不合之事，全得讓步，退避。

今天上海的抗疫正是一刀切做法：為了抗疫的宏偉大業，其他事情全都算不得“事情”，那怕是危機人生命的要事。再如，“同層密接隔離政策”，一人得陽整樓隔離，幾人得陽整區封閉。搞得：簡單直接粗暴，次生災害不斷，雞飛狗跳，人心惶惶。

 

• 外儒內法，臉麵爭光

 

習近平頗想搞《厲害了，我的國》，可看出習的“初心”中有“大秦”情愫，但不唯此。習熟知亡秦之故，暴秦之害，了解《過秦論》，於是就看重《荀子》思想，希望借鑒儒家思想補救暴秦之偏，但這隻是延續了曆史上慣行的“外儒內法”傳統，毫無創意。

以現代人的目光審視，法家思想並非全都是負麵的，糟糕的。譬如，法家的政治思想有“緣法而治”、“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法不阿貴，繩不撓曲”、“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等——貫徹一條法治平等的路線。

秦之後曆代皇朝，形成傳統的官方和上層社會的意識形態是儒家思想，儒家在治國綱要上對法家進行修正，改變其嚴刑律法、冷酷無情、對人性的踐踏，而用溫情脈脈的道德麵紗來遮蓋人心自私之惡。然而儒家的溫情脈脈卻是斷然排斥法家的平等觀，十分講究等級秩序的排位：“尊尊、親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樣導致另一種人性醜惡的釋放。

無論是法家抑或儒家，都嚴重匱乏精神超越性，使得中國人滑落到小人德性的急切功利性，熱衷於超近距離的貼身肉搏，這突出表現為儒家的“麵子文化”，即等級競爭。

今天，習近平把上海抗疫重重地押寶在他的麵子上：看吧，環顧世界，唯有我習某才能夠做到新冠病毒“清零”，豐功偉業啊；溥天之下，皆我臣屬；溥天之下，盡表忠心！

開啟小人心境：這就是習近平的“初心、使命”不可告人的真正用意所在！清零政策來自權力最高層，而下層執行者在習某巫祝之辭誘導下，層層加碼，步步緊逼，使防疫措施變得越來越嚴苛，越來越不通人情，越來越背離常識，卻迎來了中國式“麵子”大豐收！    

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今天，活躍在上海街頭的“大白”誌願者，大多來自社會底層，他們深知等級社會的底層生活之艱辛、悲愴、卑賤、滄桑，受欺受壓，吃苦甚多，在心坎中積滿了多多的怨恨，為此張公百忍，隻是期盼著猴年馬月有個身份升遷，從此羊與狼的位置對調，角色得以變換，從此終於有了發泄的口子和對象，就如二十年媳婦熬成婆婆那樣。今天好機會來了，讓底層誌願者們身披白大褂，臂佩紅袖章，頓時獲得了權力，身價躥升！於是人們就見到了大白們在上海街頭的變本加厲，肆無忌憚。

更是有不少大白門來自外省市的農村地區，他們往往有著毛澤東情結，相信毛澤東的詛咒語“農村包圍城市”，內心對待上海，這個以魔都著稱的城市有著較深的嫉恨，於是今天找到了發泄口子，爭當“南京路上好八連”，侮辱上海人一番，五十步笑百步，好不痛快啊！

上海本地市民，生存在全民抗疫的如此高壓境遇，顯得勢單力孤，不得不進行一場忍耐之心的大考驗。雖說是有海派氣質，但是多年來在習氏毛左政治侵染下，上海人漸漸變得麻木起來，中國傳統習性在增強，一個“忍”字當頭，懂得“看三勢”，學會“拎得清”，不做“填刀頭”，好漢不吃眼前虧，識時務者為俊傑，好死不如賴活著——與內地的庸眾一樣，都是媳婦受熬的心態——如此則喪失了做人的真誠性和崇高性。

 

                                                    施衛江

寫於 美國紐約

2022年5月26日上海抗疫為何如此狂暴？

 

最近，上海人民沉浸在“靜態管理、動態清零”的極度悲憤中，二個月來的抗疫，上海居民要麽封閉在家裏，要麽隔離在方艙，要麽入住醫院，最慘的是一些外地來滬的農民工、送貨員和運輸汽車司機，隻得睡眠在大街上、橋孔下、卡車裏，還不得行走出受封圍欄，還得不到足夠食物。不管呆在城市哪個角落，是富人或窮人，是教授還是乞丐，人人自危，生活無序，商店關門，藥品斷供，生存所需的基本食品、日用品都要靠手機上操作去“搶”，凡是不會手機操作就隻能等死，非新冠病毒引起的疾病都不算是“病”，假如某個病人不能出示有效核酸測試陰性證明，病人均得不到及時救治，更惡劣的措施是，要裝配鐵網在管控區的每一棟民宅樓的大門口，予以嚴加防範管製，防市民如防盜賊！“大白”警察容許隨意闖進市民家中搞“執法”，市民蒙受盡多的不幸和災難可就是不容許公開自由發聲喊冤！

嗚呼！號稱“國家主人”的上海市民，本是代表中國最具先進生產力的一族群體，理應充分釋放出上海市民的聰明才幹去搞建設，然而在黨中央的“清零”政策強製下，海派靈性竟然大肆遭受踐踏，人格尊嚴被貶至不及囚徒的卑下，被準許的行動自由還不如圈養的禽畜。哀哉！上海市民的生存境況是多麽孤苦伶仃無助，上海市民的精神抑鬱是何等淒淒慘慘戚戚。

由中央政府主導的抗疫“清零”，為什麽要對上海人民動用如此的粗暴、野蠻、獸性、瘋狂？這在西方自由世界看來，簡直太不可思議了！根源究竟是什麽呢？

 

（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發生在上海的抗疫狂暴當然不是海派文化傳承的特質，而是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親自部署指揮、密集指示批示”來進行，這位總書記宣稱：“我們的防控方針是由黨的性質和宗旨決定的”，“從黨的性質宗旨認識疫情防控方針”，當然不是飛來之石，而是經有悠久曆史的中國傳統孵化而成，它僵硬地主宰著當今中國政治的一切。欲懂得這場清零抗疫的真實意圖，須深入了解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須了解中國的民風民俗，尤其是陝北地區。

近年來，習近平嫻熟地運用他的政治手腕使大權獨攬，業已形成“九鼎之尊”局麵，且有越演越烈之勢，在其統治下的社會官僚機器不斷強化威權形式，這使得後者形式的高度威權化又促進了前者的獨裁，而前者專斷橫行又反哺後者，兩者互為反饋，攜手共進，就此全民奴性且增強不少——此即如德國學者齊美爾所講的社會學中“相互作用”的形式，對於這種“形式”的具體表達，深得魯迅精神之魂的北京大學中文係教授錢理群曾經論述道：“在一個專製統治下價值封閉的體係內，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是處在同一個價值點上的交流與反饋”（大意如此）。

可想而知，當今中國的政治形態正是走在全麵複辟傳統封建腐朽製度的路上。專製政治乃乾綱獨斷、定於一尊，且說今日中國之專製暴虐，極大地來自最高統治者的德性，習近平妄圖複辟文革，大開曆史倒車，朝思暮想他的皇帝迷夢，再造新時代的秦始皇、毛澤東。

    由此，習近平打造的強專製主義為他的暴政鋪設了平坦大道，布置於“全國一盤棋”格局下，海派上海市民深深感受到文革高潮時的毛式家天下：朕即真理，朕即國家。今天，統帥一聲令，三軍風雷動，酷政促奴性，令箭催遵命，從廟堂衙門，抵基層庸眾，政令一路暢行，貫徹無阻。

以習近平的“家天下”框架來看，上海的抗疫特別需要展示“中國共產黨所具有的無比堅強的領導力，是風雨來襲時中國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要展示中共統治下的製度“優越性”和“合法性”，更確切地說，還需要充分展示習近平總書記的“英明、偉大”形象，為他的正式“登基”皇座打基礎。構建如此之宏大敘事，習家中央政府定義了新冠病毒的抗疫是一場“人民戰爭”，全黨全民統一步調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部署”來進行的，這位總書記一再強調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堅持動態清零總方針不猶豫不動搖”，“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要把抗疫當作“為人民服務”。

以現代性的倫理學來論述，“人民”是個宏大敘事，是形而上之“大魅”，在以“人民”的名義大肆鼓噪、渲染之下，若開啟“幽暗之門”，可以發現，這隻是一塊“超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的招牌，其投射出的真實價值意向往往是希冀反饋回報給投射者自己，即小人心眼、小人心境的“自我、本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乃罪惡之淵藪，其鄙陋卑下、猥瑣不堪！

魯迅先生早就發現，中國的儒家典籍中充滿了“仁者愛人”之語，但是魯迅卻揭穿了其“瞞和騙”，其實質就是“以理殺人”！

今天的上海，把“人民”當作“綱領”來處置具體的全民抗疫，就意味著其餘事情全得靠邊讓路，抗疫以外的事情全都隻是與個人利益掛鉤而已，都是掛靠不上“人民”這個宏偉大宗旨，“人民”這個抽象綱領既然被強化得如此之高大上、偉光正，乃綱舉目張，和尚打傘，為所欲為、不擇手段！

 

（二）“不忘初心，牢記使命”

 

“初心”是習近平執政時代十分時髦的政治詞匯，既然被張揚得如此之“時髦”，它必定隱含有欺騙性！它試圖讓人民感受習的“青春故事”，聆聽他的“梁家河插隊的經曆”，規訓人民的情操，是一項典型的“洗腦工程”。

眾所周知，習近平在福建、浙江和上海三地工作過，已經獲得相當多的東南沿海地區工作的經驗，這些地區比起北方內地來具有相對較高的改革開放性，經濟結構大多是外向型，經濟水平也相應較高，治理較為先進。按照常規思路，要想當上一個大國有作為的主政者，其精神領域的價值觀訴求，本來應該引導國民走上現代化之路，深化改革，大大發揚沿海地區的先進經驗和業績成就，使融合到全球化的經濟圈中，學習西方發達的市場經濟和人文精神，求得國家發展踏上新台階。然而習近平卻不張揚他在沿海地區的經曆，反而大大弘揚在北方落後農村的生活感受、工作經曆——這就值得正義的人們去警惕和深思了。

與毛澤東一樣，習近平自身的秉性就是十分的“土”，在漢語網絡上，不滿的網民將習近平蔑稱為“包子”，意思有“土氣”之意，也就是傳統、愚昧、落後的代名詞。這與《論語》：“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意思相近，懷土就是戀土而安逸，營造個人小天地，即小人德性。我們來看看習近平是如何的“初心”？

“初心”在心理學上可稱為“原型”（榮格：archetypes），習的“原型”有“戀土情結”，顯然相悖於東南沿海地區的現代性精神品質，而在於他不斷吹噓的“土”字而凸出，即“農民情結、三農情懷”，習常稱：“我也是從農村出來的”，“我們這一代人也有這個情結，一定要把我們的老百姓，特別是我們的農民扶一把。”聽聽他的念念有詞“不忘初心”，從“習近平總書記從小就有農村情結”，可推斷習之“戀土”有小人之心：

1.  陝北延安梁家河，習近平插隊在此，據說練就了一套“大學問”，那真是了不得啊！
2. “老家富平曾在習近平迷惘彷徨時給予他溫暖”，陝西省富平縣臨近於曆史上京兆地區，這裏曾經是大一統帝國的中央權力地帶，即有秦、漢、隋、唐四朝大帝國定都於鹹陽、長安，這一家鄉情懷深深地烙印到習近平的人格秉性，使得習內心期盼著大一統政治。
3. 習近平時時要造訪河北省西柏坡，該地是毛派紅色經典的精神發源地，價值連城，非常值得習去流連忘返，就此習想要“弘揚西柏坡精神”。
4. 河北省正定縣，習年輕時候曾工作在此，當時是“農業學大寨”的先進樣板縣，是毛澤東樹立起來的一麵旗幟，同樣是紅色經典，值得去大力追捧，流芳百世。

    作為一個農業人口眾多的大國，農業生產當然需要去關心，農民的利益也當然需要去關心，任何一個具有現代化常識的人，必定知道：農民生活的大幅度改善，必須是由農業現代化來帶動，而農業現代化必須是由工業現代化來帶動，而工業現代化必須是由科技、經濟和製度等的各項現代化來帶動，需要重視精神文明的力量，也就是人的主體性自由的大發揚。然而中國的習某卻是完全的反其道而行之：要論價值觀的定位？什麽的工業、科技、文教、經濟、金融、製度、法治等等的重要發展項目全都擱置在邊上，就是因為這些不含有“初心”，從而全都被當做不重要的思想議題來處理，眼下最最要緊的事情是定位在“農民情結”、“黃土情結”之上：“不忘初心，牢記使命”——老是要把目光盯住在最最落後地區的農民生存價值觀上——這是怎麽樣的心態？怎麽樣的鬼魅心思啊？

人都是有個性的，共產黨執政也如此。理解了習近平的執政個性是那麽的“土裏土氣”，於是懂得：上海抗疫就是充滿習包子特色之土：“鞋子合不合腳，自己穿著才知道。”——紅色經典，土法上馬！   

 

•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方山水有一方風情

 

 共產黨信仰“辯證唯物主義”，其教條說：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確，特定的社會曆史地理環境可以塑造特定的精神氣質。成語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南橘北枳。按辯證法精神，反之亦然，如：彩蝶戀鮮花，蒼蠅叮臭肉；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智者樂水，仁者樂山。說到中國人的“土”，尚有各個地方的各個民風民俗民情，還可細分。

德國學者馬克斯·舍勒的行為學理論認為，能感悟到生活世界的價值和價值秩序的感情是成為行為意欲最深層的基礎部分，而這種感情決定著行為意欲的努力方向。但是舍勒又認為，不能把在一個時代和民族中流行或支配人們價值偏愛的評價係統所具有的“倫理結構”等同於作為價值優先法則的價值本身的客觀秩序。

今天，與西方自由世界一樣，強人習近平也是十分講究“顏色革命”，他將自身個性“土氣”的顏色欽定為中國的“政治正確”，即標準的意識形態，充分施展在上海地方的抗議之中，真實意圖是：以習氏“土氣”淹沒上海“海派”！

那麽究竟怎麽樣評介習包子“土氣”？

第一，純真“紅色基因”，眾所周知，習近平是在紅朝中國、紅色地域、紅色家庭、紅色時代、紅色圈子裏混出來的紅色土特產，紅色元素特濃，大紅特紅超紅。

現代中國有二大文明係統：黃色和藍色。

黃色是內陸型，具有內向封閉性質，其主要的分布地域是在北方的黃土質平原和高原上，其價值資源隻由落後的本土文明來提供（電視劇《河殤》的觀點）。

紅色文明是外來的馬列寧主義與中國本土的黃色文明相結合的產物，被綜合成“毛澤東思想路線”，具有革命的實踐性，但是主要根基還是黃色文明。

    藍色是海洋型，外向開放性質，最初地域分布在東南沿海一帶，隨之改革開放的深化，逐漸擴展至中國的大南方，它是本土文明與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結合的產物。

今天的國情是，北方黃土文明區域經濟全麵落後、蕭條，而南方藍色文明區域市場經濟發展良好，經濟指標高漲。如此經濟地理格局意味著中共統治機器的精神資源麵臨危機，這讓習近平深深不安，習某感受到來自於藍色文明對於紅色政權的威脅：資產階級市民的個體性、獨立性和自由意識在增長，他們不會如黃土地上農民幹活那樣的聽話、遵命和馴服。

遙想1949年3月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正式提出定都北平市的決議，當時的國情正如毛澤東所講：“蔣介石的國都在南京，他的基礎是江浙資本家。我們要把國都建在北平，我們也要在北平找到我們的基礎，這就是工人階級和廣大的勞動群眾。”這講話顯示了：南京的城市精神是藍色，而北平市則是黃色，紅色政權的根基需要由黃色文明來支撐、扶助，才會獲得穩定、可靠。

從前，毛澤東必定熟知曆史典故：“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對藍色文明懷有恐懼：“港台一帶，饕蚊尚多，西方世界，饕蚊成陣。”因此對待曾經位置楚地、而後深藍色的申城上海，毛澤東作指示：要采取“農村包圍城市”戰略。為此，上海外灘海關鍾樓上的大鍾報時，要以深黃色的陝北民歌樂調《東方紅》來進行，使之標誌為城市“主旋律”。要發揚“好八連”榮光，讓他們來到魔都南京路上當“哨兵”，以鎮住充滿資產階級邪念的“霓虹燈”，要加強“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全麵專政”，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今天，習近平憂心忡忡：紅色文明賴以存在基礎的黃色文明正日益蛻化墮落！為此決心拯救，在上海執行“靜態管理、動態清零”，實為一場魔鬼訓練，以鞏固紅色政權的！

 

• 粗人的痞氣，流寇的匪氣

 

紅朝中國首長級高幹的紅二代、紅三代多的是，譬如有劉少奇的兒子，陳雲兒子，鄧小平的兒女，胡耀邦的兒子，葉劍英、江澤民的數個兒女等等，在這一群體裏相比較，習包子就是顯得很“土氣”，這是為什麽呢？

這就是習近平第二個“土”：痞氣+匪氣，這是黃色文明外圍地帶“邊區”之“土氣”。

習近平讀書差勁是知曉的，然而這在首長級的紅後代中較為少見，盡管習近平時常吹噓讀書很多，還煞有介事地列出一長串讀書單來，頗有“此地無銀三百兩”之意。由於不願讀書、讀不進書，習的頭腦難以裝備積聚人類優秀文明的知識。蘇格拉底雲“知識即美德”，其否命題亦同樣成立。現代學者的認識更為精確，知識與美德之間的正向關聯性是需要建立在高概率基礎上，較有科學的合理性。毛澤東閱讀中國古典經書甚多，但也是痞氣+匪氣很濃厚，毛澤東特別讚賞二位流氓痞子皇帝：劉邦和朱元璋，毛把糟粕當作了精粹。

拉馬克的“用進廢退”可以較好解釋，讀書不好的習近平，喜好炫耀他的四肢發達：“我那個時候扛200斤麥子，十裏山路不換肩。”習對頭腦簡單事項：“新時期上山下鄉工程”、“好兒女誌在四方，有誌者奮鬥無悔”，頗有興趣和熱度，可見一斑。習近平坦承其念茲在茲“農民情結”，可以推斷出他的氣質和秉性，天然地與知識性匱缺的泥腿子、四肢發達者、粗布短衫者融通起來，對待海派氣質的上海人就不會有好感，可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

要深入了解習近平的所作所為，需要了解他的個性和風格，需要了解養育習某其秉性、氣質的地方，考察那裏的風土人情。習近平念念不忘他的“初心”之地，就是年輕時候插隊落戶的革命聖地延安，那裏是紅色大本營，更是“紅太陽升起的地方”。對於習近平來說，陝北延安就是他的紅色乳娘，思想養育之地，“作為一個人民公仆，陝北高原是我的根，因為這裏培養出我不變的信念：要為人民做實事！無論我走到哪裏，永遠都是黃土地的兒子。”習近平回憶說，插隊在梁家河，他“看到了人民群眾的根本，真正理解了老百姓”，“我幾乎從來沒哭過，印象較深的兩次哭都是在陝北。”情深誼長啊！

延安市，坐落在陝西省北部，是遊牧文明與農耕文明交融的邊區地帶，漢民族農民世世代代居住此地的曆史中，頻頻遭受多個遊牧民族和部落的相互殺戮、掠奪和洗劫，身處如此蠻族生態的劫掠，釀造出戎狄民風：痞氣+匪氣，漸漸墮落之，本地農耕地上又孵化出次生代的漢族大盜和流寇，如：王嘉胤、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董福祥等等。

大清皇朝晚期，西方殖民主義勢力進入中國東部沿海，紛紛建立起西方式的先進藍色文明，從此經濟格局和重心轉移，地處西北的陝西省經濟文化大幅衰弱，秦風不再，此衰彼漲，當地土匪、土豪卻猖狂起來，到了民國時期，整個陝北地區的匪患尤其嚴重，那時候國民政府的管控力無法抵達陝北，但這恰好為共產黨武裝力量製造出福音來，留給了共軍以極佳的撒野契機和匪盜空間。臭味相投便稱知己，當毛澤東掛帥的大股共軍（紅軍）萬裏迢迢流竄作案來到陝北時候，如魚得水般找準了自己的落腳地，建立起蘇區。

民諺：窮山惡水出刁民，粗茶淡飯無孑遺。肉腐生蛆，蛆熟產蠅；土劣孵匪，匪頑升寇。流寇是土匪發展的頂峰，流寇之所以十分殘暴凶狠毒辣無恥，那是因為流寇作案多是流竄在異地他鄉：1）幾乎碰不上熟人，於是缺乏道德約束；2）罪案的對象都是與己血緣疏遠，於是下得了狠手；3）流竄作案中不容易被抓捕，於是缺乏法律製裁的威懾感。

民國時期的學者傅斯年，曾經把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美國學者餘英時把毛澤東在山上鬧革命歸類為土匪行徑，中共政府體製內走出來的學者阮銘也將當年盤踞在井岡山和延安，建立蘇區的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具體的匪徒而言尚有匪氣強弱的區分，中共領袖中毛澤東、習近平之流痞氣、匪氣特濃，雖然直接將他們比作為流寇尚不恰當，然則深入去思考精神性的高層次本質，就會發現確有近似之處，如操守低劣，隻顧眼前的歡樂和榮耀，不思長治久安的方針、政策和治理，即不具可持續性發展，缺乏人性，不擇手段，不顧人民死活，更扯淡有什麽超越情懷、尋求來世的永生。

上海執行抗疫大行動，是習某心理投射：“習近平總書記親自部署、親自指揮”，乃“初心不改”，大大地用上“梁家河大學問”，卻是來真的：痞氣加匪氣，勁兒十足！

 

• 秦始皇→毛澤東→習近平

 

這三者思想有著較大的傳承性。中共的建黨、建國都是繼承了中國傳統“外儒內法”的一套專製主義本色，馬克思主義成分並不多，如“緊密團結在以某某某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就是中共執政文化的萬能公式，其“春秋大義”足令執政者癡迷不已。

中國政治延續了千年的專製主義，其要數秦始皇的大一統治理格局最具開創、暴虐和傳承，其遺產深深地烙印在中華民族的政治文化基因上。《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今皇帝並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傳承至後世，中共統治者毛澤東、習近平極為崇拜、讚賞，毛澤東自稱：“馬克思加秦始皇”，自比“秦皇、漢武”。習近平是粗人，缺文秀，但配有禦用導演張藝謀來代言，原籍秦地的張藝謀以其電影作品的大氣磅礴著稱，如《英雄》、《大秦賦》、《大秦帝國》等頗有氣勢恢宏，詠古頌今，頌揚獨裁，乃深合主子旨意。

籍貫秦地的習近平似乎比毛澤東更領悟大秦遺風，他也有著構建大一統政治的強烈欲求，冒進浮誇，圖大貪功，舉凡黨、政、軍、財、經、文、教、農、工、商等各界各行，都得讓習來獨攬一身、定於一尊，還妄想對外擴張，天下一統。毛時代流行詞：“全國一盤棋”，如今又翻舊出新而熱炒，以“一言堂”淩駕天下，特別用於上海的抗疫。

中國人骨子裏有“天人合一”，混沌一氣的原始思維和巫術，這集體無意識天然地被大一統政治統攝，進而主導了亞細亞生產方式，在古代，它有利於治理水患、開挖運河、修建長城、建造皇宮等大型項目。在當今，有利於以舉國之力操辦上海防控。在思想意識高度，可以塑造全民的遵命、服從、聽話，即奴性，這恰是習近平的“不忘使命”：“凝聚全民抗疫的強大共識”。

在大一統政治如火如荼的文革期間，誇張而高調的道義目的論籠罩住中國大地上的各項各業，如有“農業以糧為綱、工業以鋼為綱。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於是到處呈現“一刀切”現象，凡是與“綱”不合之事，全得讓步，退避。

今天上海的抗疫正是一刀切做法：為了抗疫的宏偉大業，其他事情全都算不得“事情”，那怕是危機人生命的要事。再如，“同層密接隔離政策”，一人得陽整樓隔離，幾人得陽整區封閉。搞得：簡單直接粗暴，次生災害不斷，雞飛狗跳，人心惶惶。

 

• 外儒內法，臉麵爭光

 

習近平頗想搞《厲害了，我的國》，可看出習的“初心”中有“大秦”情愫，但不唯此。習熟知亡秦之故，暴秦之害，了解《過秦論》，於是就看重《荀子》思想，希望借鑒儒家思想補救暴秦之偏，但這隻是延續了曆史上慣行的“外儒內法”傳統，毫無創意。

以現代人的目光審視，法家思想並非全都是負麵的，糟糕的。譬如，法家的政治思想有“緣法而治”、“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法不阿貴，繩不撓曲”、“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等——貫徹一條法治平等的路線。

秦之後曆代皇朝，形成傳統的官方和上層社會的意識形態是儒家思想，儒家在治國綱要上對法家進行修正，改變其嚴刑律法、冷酷無情、對人性的踐踏，而用溫情脈脈的道德麵紗來遮蓋人心自私之惡。然而儒家的溫情脈脈卻是斷然排斥法家的平等觀，十分講究等級秩序的排位：“尊尊、親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樣導致另一種人性醜惡的釋放。

無論是法家抑或儒家，都嚴重匱乏精神超越性，使得中國人滑落到小人德性的急切功利性，熱衷於超近距離的貼身肉搏，這突出表現為儒家的“麵子文化”，即等級競爭。

今天，習近平把上海抗疫重重地押寶在他的麵子上：看吧，環顧世界，唯有我習某才能夠做到新冠病毒“清零”，豐功偉業啊；溥天之下，皆我臣屬；溥天之下，盡表忠心！

開啟小人心境：這就是習近平的“初心、使命”不可告人的真正用意所在！清零政策來自權力最高層，而下層執行者在習某巫祝之辭誘導下，層層加碼，步步緊逼，使防疫措施變得越來越嚴苛，越來越不通人情，越來越背離常識，卻迎來了中國式“麵子”大豐收！    

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今天，活躍在上海街頭的“大白”誌願者，大多來自社會底層，他們深知等級社會的底層生活之艱辛、悲愴、卑賤、滄桑，受欺受壓，吃苦甚多，在心坎中積滿了多多的怨恨，為此張公百忍，隻是期盼著猴年馬月有個身份升遷，從此羊與狼的位置對調，角色得以變換，從此終於有了發泄的口子和對象，就如二十年媳婦熬成婆婆那樣。今天好機會來了，讓底層誌願者們身披白大褂，臂佩紅袖章，頓時獲得了權力，身價躥升！於是人們就見到了大白們在上海街頭的變本加厲，肆無忌憚。

更是有不少大白門來自外省市的農村地區，他們往往有著毛澤東情結，相信毛澤東的詛咒語“農村包圍城市”，內心對待上海，這個以魔都著稱的城市有著較深的嫉恨，於是今天找到了發泄口子，爭當“南京路上好八連”，侮辱上海人一番，五十步笑百步，好不痛快啊！

上海本地市民，生存在全民抗疫的如此高壓境遇，顯得勢單力孤，不得不進行一場忍耐之心的大考驗。雖說是有海派氣質，但是多年來在習氏毛左政治侵染下，上海人漸漸變得麻木起來，中國傳統習性在增強，一個“忍”字當頭，懂得“看三勢”，學會“拎得清”，不做“填刀頭”，好漢不吃眼前虧，識時務者為俊傑，好死不如賴活著——與內地的庸眾一樣，都是媳婦受熬的心態——如此則喪失了做人的真誠性和崇高性。

 

                                                    施衛江

寫於 美國紐約

2022年5月26日上海抗疫為何如此狂暴？

 

最近，上海人民沉浸在“靜態管理、動態清零”的極度悲憤中，二個月來的抗疫，上海居民要麽封閉在家裏，要麽隔離在方艙，要麽入住醫院，最慘的是一些外地來滬的農民工、送貨員和運輸汽車司機，隻得睡眠在大街上、橋孔下、卡車裏，還不得行走出受封圍欄，還得不到足夠食物。不管呆在城市哪個角落，是富人或窮人，是教授還是乞丐，人人自危，生活無序，商店關門，藥品斷供，生存所需的基本食品、日用品都要靠手機上操作去“搶”，凡是不會手機操作就隻能等死，非新冠病毒引起的疾病都不算是“病”，假如某個病人不能出示有效核酸測試陰性證明，病人均得不到及時救治，更惡劣的措施是，要裝配鐵網在管控區的每一棟民宅樓的大門口，予以嚴加防範管製，防市民如防盜賊！“大白”警察容許隨意闖進市民家中搞“執法”，市民蒙受盡多的不幸和災難可就是不容許公開自由發聲喊冤！

嗚呼！號稱“國家主人”的上海市民，本是代表中國最具先進生產力的一族群體，理應充分釋放出上海市民的聰明才幹去搞建設，然而在黨中央的“清零”政策強製下，海派靈性竟然大肆遭受踐踏，人格尊嚴被貶至不及囚徒的卑下，被準許的行動自由還不如圈養的禽畜。哀哉！上海市民的生存境況是多麽孤苦伶仃無助，上海市民的精神抑鬱是何等淒淒慘慘戚戚。

由中央政府主導的抗疫“清零”，為什麽要對上海人民動用如此的粗暴、野蠻、獸性、瘋狂？這在西方自由世界看來，簡直太不可思議了！根源究竟是什麽呢？

 

（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發生在上海的抗疫狂暴當然不是海派文化傳承的特質，而是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親自部署指揮、密集指示批示”來進行，這位總書記宣稱：“我們的防控方針是由黨的性質和宗旨決定的”，“從黨的性質宗旨認識疫情防控方針”，當然不是飛來之石，而是經有悠久曆史的中國傳統孵化而成，它僵硬地主宰著當今中國政治的一切。欲懂得這場清零抗疫的真實意圖，須深入了解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須了解中國的民風民俗，尤其是陝北地區。

近年來，習近平嫻熟地運用他的政治手腕使大權獨攬，業已形成“九鼎之尊”局麵，且有越演越烈之勢，在其統治下的社會官僚機器不斷強化威權形式，這使得後者形式的高度威權化又促進了前者的獨裁，而前者專斷橫行又反哺後者，兩者互為反饋，攜手共進，就此全民奴性且增強不少——此即如德國學者齊美爾所講的社會學中“相互作用”的形式，對於這種“形式”的具體表達，深得魯迅精神之魂的北京大學中文係教授錢理群曾經論述道：“在一個專製統治下價值封閉的體係內，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是處在同一個價值點上的交流與反饋”（大意如此）。

可想而知，當今中國的政治形態正是走在全麵複辟傳統封建腐朽製度的路上。專製政治乃乾綱獨斷、定於一尊，且說今日中國之專製暴虐，極大地來自最高統治者的德性，習近平妄圖複辟文革，大開曆史倒車，朝思暮想他的皇帝迷夢，再造新時代的秦始皇、毛澤東。

    由此，習近平打造的強專製主義為他的暴政鋪設了平坦大道，布置於“全國一盤棋”格局下，海派上海市民深深感受到文革高潮時的毛式家天下：朕即真理，朕即國家。今天，統帥一聲令，三軍風雷動，酷政促奴性，令箭催遵命，從廟堂衙門，抵基層庸眾，政令一路暢行，貫徹無阻。

以習近平的“家天下”框架來看，上海的抗疫特別需要展示“中國共產黨所具有的無比堅強的領導力，是風雨來襲時中國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要展示中共統治下的製度“優越性”和“合法性”，更確切地說，還需要充分展示習近平總書記的“英明、偉大”形象，為他的正式“登基”皇座打基礎。構建如此之宏大敘事，習家中央政府定義了新冠病毒的抗疫是一場“人民戰爭”，全黨全民統一步調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部署”來進行的，這位總書記一再強調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堅持動態清零總方針不猶豫不動搖”，“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要把抗疫當作“為人民服務”。

以現代性的倫理學來論述，“人民”是個宏大敘事，是形而上之“大魅”，在以“人民”的名義大肆鼓噪、渲染之下，若開啟“幽暗之門”，可以發現，這隻是一塊“超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的招牌，其投射出的真實價值意向往往是希冀反饋回報給投射者自己，即小人心眼、小人心境的“自我、本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乃罪惡之淵藪，其鄙陋卑下、猥瑣不堪！

魯迅先生早就發現，中國的儒家典籍中充滿了“仁者愛人”之語，但是魯迅卻揭穿了其“瞞和騙”，其實質就是“以理殺人”！

今天的上海，把“人民”當作“綱領”來處置具體的全民抗疫，就意味著其餘事情全得靠邊讓路，抗疫以外的事情全都隻是與個人利益掛鉤而已，都是掛靠不上“人民”這個宏偉大宗旨，“人民”這個抽象綱領既然被強化得如此之高大上、偉光正，乃綱舉目張，和尚打傘，為所欲為、不擇手段！

 

（二）“不忘初心，牢記使命”

 

“初心”是習近平執政時代十分時髦的政治詞匯，既然被張揚得如此之“時髦”，它必定隱含有欺騙性！它試圖讓人民感受習的“青春故事”，聆聽他的“梁家河插隊的經曆”，規訓人民的情操，是一項典型的“洗腦工程”。

眾所周知，習近平在福建、浙江和上海三地工作過，已經獲得相當多的東南沿海地區工作的經驗，這些地區比起北方內地來具有相對較高的改革開放性，經濟結構大多是外向型，經濟水平也相應較高，治理較為先進。按照常規思路，要想當上一個大國有作為的主政者，其精神領域的價值觀訴求，本來應該引導國民走上現代化之路，深化改革，大大發揚沿海地區的先進經驗和業績成就，使融合到全球化的經濟圈中，學習西方發達的市場經濟和人文精神，求得國家發展踏上新台階。然而習近平卻不張揚他在沿海地區的經曆，反而大大弘揚在北方落後農村的生活感受、工作經曆——這就值得正義的人們去警惕和深思了。

與毛澤東一樣，習近平自身的秉性就是十分的“土”，在漢語網絡上，不滿的網民將習近平蔑稱為“包子”，意思有“土氣”之意，也就是傳統、愚昧、落後的代名詞。這與《論語》：“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意思相近，懷土就是戀土而安逸，營造個人小天地，即小人德性。我們來看看習近平是如何的“初心”？

“初心”在心理學上可稱為“原型”（榮格：archetypes），習的“原型”有“戀土情結”，顯然相悖於東南沿海地區的現代性精神品質，而在於他不斷吹噓的“土”字而凸出，即“農民情結、三農情懷”，習常稱：“我也是從農村出來的”，“我們這一代人也有這個情結，一定要把我們的老百姓，特別是我們的農民扶一把。”聽聽他的念念有詞“不忘初心”，從“習近平總書記從小就有農村情結”，可推斷習之“戀土”有小人之心：

1.  陝北延安梁家河，習近平插隊在此，據說練就了一套“大學問”，那真是了不得啊！
2. “老家富平曾在習近平迷惘彷徨時給予他溫暖”，陝西省富平縣臨近於曆史上京兆地區，這裏曾經是大一統帝國的中央權力地帶，即有秦、漢、隋、唐四朝大帝國定都於鹹陽、長安，這一家鄉情懷深深地烙印到習近平的人格秉性，使得習內心期盼著大一統政治。
3. 習近平時時要造訪河北省西柏坡，該地是毛派紅色經典的精神發源地，價值連城，非常值得習去流連忘返，就此習想要“弘揚西柏坡精神”。
4. 河北省正定縣，習年輕時候曾工作在此，當時是“農業學大寨”的先進樣板縣，是毛澤東樹立起來的一麵旗幟，同樣是紅色經典，值得去大力追捧，流芳百世。

    作為一個農業人口眾多的大國，農業生產當然需要去關心，農民的利益也當然需要去關心，任何一個具有現代化常識的人，必定知道：農民生活的大幅度改善，必須是由農業現代化來帶動，而農業現代化必須是由工業現代化來帶動，而工業現代化必須是由科技、經濟和製度等的各項現代化來帶動，需要重視精神文明的力量，也就是人的主體性自由的大發揚。然而中國的習某卻是完全的反其道而行之：要論價值觀的定位？什麽的工業、科技、文教、經濟、金融、製度、法治等等的重要發展項目全都擱置在邊上，就是因為這些不含有“初心”，從而全都被當做不重要的思想議題來處理，眼下最最要緊的事情是定位在“農民情結”、“黃土情結”之上：“不忘初心，牢記使命”——老是要把目光盯住在最最落後地區的農民生存價值觀上——這是怎麽樣的心態？怎麽樣的鬼魅心思啊？

人都是有個性的，共產黨執政也如此。理解了習近平的執政個性是那麽的“土裏土氣”，於是懂得：上海抗疫就是充滿習包子特色之土：“鞋子合不合腳，自己穿著才知道。”——紅色經典，土法上馬！   

 

•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方山水有一方風情

 

 共產黨信仰“辯證唯物主義”，其教條說：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確，特定的社會曆史地理環境可以塑造特定的精神氣質。成語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南橘北枳。按辯證法精神，反之亦然，如：彩蝶戀鮮花，蒼蠅叮臭肉；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智者樂水，仁者樂山。說到中國人的“土”，尚有各個地方的各個民風民俗民情，還可細分。

德國學者馬克斯·舍勒的行為學理論認為，能感悟到生活世界的價值和價值秩序的感情是成為行為意欲最深層的基礎部分，而這種感情決定著行為意欲的努力方向。但是舍勒又認為，不能把在一個時代和民族中流行或支配人們價值偏愛的評價係統所具有的“倫理結構”等同於作為價值優先法則的價值本身的客觀秩序。

今天，與西方自由世界一樣，強人習近平也是十分講究“顏色革命”，他將自身個性“土氣”的顏色欽定為中國的“政治正確”，即標準的意識形態，充分施展在上海地方的抗議之中，真實意圖是：以習氏“土氣”淹沒上海“海派”！

那麽究竟怎麽樣評介習包子“土氣”？

第一，純真“紅色基因”，眾所周知，習近平是在紅朝中國、紅色地域、紅色家庭、紅色時代、紅色圈子裏混出來的紅色土特產，紅色元素特濃，大紅特紅超紅。

現代中國有二大文明係統：黃色和藍色。

黃色是內陸型，具有內向封閉性質，其主要的分布地域是在北方的黃土質平原和高原上，其價值資源隻由落後的本土文明來提供（電視劇《河殤》的觀點）。

紅色文明是外來的馬列寧主義與中國本土的黃色文明相結合的產物，被綜合成“毛澤東思想路線”，具有革命的實踐性，但是主要根基還是黃色文明。

    藍色是海洋型，外向開放性質，最初地域分布在東南沿海一帶，隨之改革開放的深化，逐漸擴展至中國的大南方，它是本土文明與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結合的產物。

今天的國情是，北方黃土文明區域經濟全麵落後、蕭條，而南方藍色文明區域市場經濟發展良好，經濟指標高漲。如此經濟地理格局意味著中共統治機器的精神資源麵臨危機，這讓習近平深深不安，習某感受到來自於藍色文明對於紅色政權的威脅：資產階級市民的個體性、獨立性和自由意識在增長，他們不會如黃土地上農民幹活那樣的聽話、遵命和馴服。

遙想1949年3月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正式提出定都北平市的決議，當時的國情正如毛澤東所講：“蔣介石的國都在南京，他的基礎是江浙資本家。我們要把國都建在北平，我們也要在北平找到我們的基礎，這就是工人階級和廣大的勞動群眾。”這講話顯示了：南京的城市精神是藍色，而北平市則是黃色，紅色政權的根基需要由黃色文明來支撐、扶助，才會獲得穩定、可靠。

從前，毛澤東必定熟知曆史典故：“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對藍色文明懷有恐懼：“港台一帶，饕蚊尚多，西方世界，饕蚊成陣。”因此對待曾經位置楚地、而後深藍色的申城上海，毛澤東作指示：要采取“農村包圍城市”戰略。為此，上海外灘海關鍾樓上的大鍾報時，要以深黃色的陝北民歌樂調《東方紅》來進行，使之標誌為城市“主旋律”。要發揚“好八連”榮光，讓他們來到魔都南京路上當“哨兵”，以鎮住充滿資產階級邪念的“霓虹燈”，要加強“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全麵專政”，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今天，習近平憂心忡忡：紅色文明賴以存在基礎的黃色文明正日益蛻化墮落！為此決心拯救，在上海執行“靜態管理、動態清零”，實為一場魔鬼訓練，以鞏固紅色政權的！

 

• 粗人的痞氣，流寇的匪氣

 

紅朝中國首長級高幹的紅二代、紅三代多的是，譬如有劉少奇的兒子，陳雲兒子，鄧小平的兒女，胡耀邦的兒子，葉劍英、江澤民的數個兒女等等，在這一群體裏相比較，習包子就是顯得很“土氣”，這是為什麽呢？

這就是習近平第二個“土”：痞氣+匪氣，這是黃色文明外圍地帶“邊區”之“土氣”。

習近平讀書差勁是知曉的，然而這在首長級的紅後代中較為少見，盡管習近平時常吹噓讀書很多，還煞有介事地列出一長串讀書單來，頗有“此地無銀三百兩”之意。由於不願讀書、讀不進書，習的頭腦難以裝備積聚人類優秀文明的知識。蘇格拉底雲“知識即美德”，其否命題亦同樣成立。現代學者的認識更為精確，知識與美德之間的正向關聯性是需要建立在高概率基礎上，較有科學的合理性。毛澤東閱讀中國古典經書甚多，但也是痞氣+匪氣很濃厚，毛澤東特別讚賞二位流氓痞子皇帝：劉邦和朱元璋，毛把糟粕當作了精粹。

拉馬克的“用進廢退”可以較好解釋，讀書不好的習近平，喜好炫耀他的四肢發達：“我那個時候扛200斤麥子，十裏山路不換肩。”習對頭腦簡單事項：“新時期上山下鄉工程”、“好兒女誌在四方，有誌者奮鬥無悔”，頗有興趣和熱度，可見一斑。習近平坦承其念茲在茲“農民情結”，可以推斷出他的氣質和秉性，天然地與知識性匱缺的泥腿子、四肢發達者、粗布短衫者融通起來，對待海派氣質的上海人就不會有好感，可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

要深入了解習近平的所作所為，需要了解他的個性和風格，需要了解養育習某其秉性、氣質的地方，考察那裏的風土人情。習近平念念不忘他的“初心”之地，就是年輕時候插隊落戶的革命聖地延安，那裏是紅色大本營，更是“紅太陽升起的地方”。對於習近平來說，陝北延安就是他的紅色乳娘，思想養育之地，“作為一個人民公仆，陝北高原是我的根，因為這裏培養出我不變的信念：要為人民做實事！無論我走到哪裏，永遠都是黃土地的兒子。”習近平回憶說，插隊在梁家河，他“看到了人民群眾的根本，真正理解了老百姓”，“我幾乎從來沒哭過，印象較深的兩次哭都是在陝北。”情深誼長啊！

延安市，坐落在陝西省北部，是遊牧文明與農耕文明交融的邊區地帶，漢民族農民世世代代居住此地的曆史中，頻頻遭受多個遊牧民族和部落的相互殺戮、掠奪和洗劫，身處如此蠻族生態的劫掠，釀造出戎狄民風：痞氣+匪氣，漸漸墮落之，本地農耕地上又孵化出次生代的漢族大盜和流寇，如：王嘉胤、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董福祥等等。

大清皇朝晚期，西方殖民主義勢力進入中國東部沿海，紛紛建立起西方式的先進藍色文明，從此經濟格局和重心轉移，地處西北的陝西省經濟文化大幅衰弱，秦風不再，此衰彼漲，當地土匪、土豪卻猖狂起來，到了民國時期，整個陝北地區的匪患尤其嚴重，那時候國民政府的管控力無法抵達陝北，但這恰好為共產黨武裝力量製造出福音來，留給了共軍以極佳的撒野契機和匪盜空間。臭味相投便稱知己，當毛澤東掛帥的大股共軍（紅軍）萬裏迢迢流竄作案來到陝北時候，如魚得水般找準了自己的落腳地，建立起蘇區。

民諺：窮山惡水出刁民，粗茶淡飯無孑遺。肉腐生蛆，蛆熟產蠅；土劣孵匪，匪頑升寇。流寇是土匪發展的頂峰，流寇之所以十分殘暴凶狠毒辣無恥，那是因為流寇作案多是流竄在異地他鄉：1）幾乎碰不上熟人，於是缺乏道德約束；2）罪案的對象都是與己血緣疏遠，於是下得了狠手；3）流竄作案中不容易被抓捕，於是缺乏法律製裁的威懾感。

民國時期的學者傅斯年，曾經把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美國學者餘英時把毛澤東在山上鬧革命歸類為土匪行徑，中共政府體製內走出來的學者阮銘也將當年盤踞在井岡山和延安，建立蘇區的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具體的匪徒而言尚有匪氣強弱的區分，中共領袖中毛澤東、習近平之流痞氣、匪氣特濃，雖然直接將他們比作為流寇尚不恰當，然則深入去思考精神性的高層次本質，就會發現確有近似之處，如操守低劣，隻顧眼前的歡樂和榮耀，不思長治久安的方針、政策和治理，即不具可持續性發展，缺乏人性，不擇手段，不顧人民死活，更扯淡有什麽超越情懷、尋求來世的永生。

上海執行抗疫大行動，是習某心理投射：“習近平總書記親自部署、親自指揮”，乃“初心不改”，大大地用上“梁家河大學問”，卻是來真的：痞氣加匪氣，勁兒十足！

 

• 秦始皇→毛澤東→習近平

 

這三者思想有著較大的傳承性。中共的建黨、建國都是繼承了中國傳統“外儒內法”的一套專製主義本色，馬克思主義成分並不多，如“緊密團結在以某某某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就是中共執政文化的萬能公式，其“春秋大義”足令執政者癡迷不已。

中國政治延續了千年的專製主義，其要數秦始皇的大一統治理格局最具開創、暴虐和傳承，其遺產深深地烙印在中華民族的政治文化基因上。《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今皇帝並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傳承至後世，中共統治者毛澤東、習近平極為崇拜、讚賞，毛澤東自稱：“馬克思加秦始皇”，自比“秦皇、漢武”。習近平是粗人，缺文秀，但配有禦用導演張藝謀來代言，原籍秦地的張藝謀以其電影作品的大氣磅礴著稱，如《英雄》、《大秦賦》、《大秦帝國》等頗有氣勢恢宏，詠古頌今，頌揚獨裁，乃深合主子旨意。

籍貫秦地的習近平似乎比毛澤東更領悟大秦遺風，他也有著構建大一統政治的強烈欲求，冒進浮誇，圖大貪功，舉凡黨、政、軍、財、經、文、教、農、工、商等各界各行，都得讓習來獨攬一身、定於一尊，還妄想對外擴張，天下一統。毛時代流行詞：“全國一盤棋”，如今又翻舊出新而熱炒，以“一言堂”淩駕天下，特別用於上海的抗疫。

中國人骨子裏有“天人合一”，混沌一氣的原始思維和巫術，這集體無意識天然地被大一統政治統攝，進而主導了亞細亞生產方式，在古代，它有利於治理水患、開挖運河、修建長城、建造皇宮等大型項目。在當今，有利於以舉國之力操辦上海防控。在思想意識高度，可以塑造全民的遵命、服從、聽話，即奴性，這恰是習近平的“不忘使命”：“凝聚全民抗疫的強大共識”。

在大一統政治如火如荼的文革期間，誇張而高調的道義目的論籠罩住中國大地上的各項各業，如有“農業以糧為綱、工業以鋼為綱。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於是到處呈現“一刀切”現象，凡是與“綱”不合之事，全得讓步，退避。

今天上海的抗疫正是一刀切做法：為了抗疫的宏偉大業，其他事情全都算不得“事情”，那怕是危機人生命的要事。再如，“同層密接隔離政策”，一人得陽整樓隔離，幾人得陽整區封閉。搞得：簡單直接粗暴，次生災害不斷，雞飛狗跳，人心惶惶。

 

• 外儒內法，臉麵爭光

 

習近平頗想搞《厲害了，我的國》，可看出習的“初心”中有“大秦”情愫，但不唯此。習熟知亡秦之故，暴秦之害，了解《過秦論》，於是就看重《荀子》思想，希望借鑒儒家思想補救暴秦之偏，但這隻是延續了曆史上慣行的“外儒內法”傳統，毫無創意。

以現代人的目光審視，法家思想並非全都是負麵的，糟糕的。譬如，法家的政治思想有“緣法而治”、“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法不阿貴，繩不撓曲”、“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等——貫徹一條法治平等的路線。

秦之後曆代皇朝，形成傳統的官方和上層社會的意識形態是儒家思想，儒家在治國綱要上對法家進行修正，改變其嚴刑律法、冷酷無情、對人性的踐踏，而用溫情脈脈的道德麵紗來遮蓋人心自私之惡。然而儒家的溫情脈脈卻是斷然排斥法家的平等觀，十分講究等級秩序的排位：“尊尊、親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樣導致另一種人性醜惡的釋放。

無論是法家抑或儒家，都嚴重匱乏精神超越性，使得中國人滑落到小人德性的急切功利性，熱衷於超近距離的貼身肉搏，這突出表現為儒家的“麵子文化”，即等級競爭。

今天，習近平把上海抗疫重重地押寶在他的麵子上：看吧，環顧世界，唯有我習某才能夠做到新冠病毒“清零”，豐功偉業啊；溥天之下，皆我臣屬；溥天之下，盡表忠心！

開啟小人心境：這就是習近平的“初心、使命”不可告人的真正用意所在！清零政策來自權力最高層，而下層執行者在習某巫祝之辭誘導下，層層加碼，步步緊逼，使防疫措施變得越來越嚴苛，越來越不通人情，越來越背離常識，卻迎來了中國式“麵子”大豐收！    

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今天，活躍在上海街頭的“大白”誌願者，大多來自社會底層，他們深知等級社會的底層生活之艱辛、悲愴、卑賤、滄桑，受欺受壓，吃苦甚多，在心坎中積滿了多多的怨恨，為此張公百忍，隻是期盼著猴年馬月有個身份升遷，從此羊與狼的位置對調，角色得以變換，從此終於有了發泄的口子和對象，就如二十年媳婦熬成婆婆那樣。今天好機會來了，讓底層誌願者們身披白大褂，臂佩紅袖章，頓時獲得了權力，身價躥升！於是人們就見到了大白們在上海街頭的變本加厲，肆無忌憚。

更是有不少大白門來自外省市的農村地區，他們往往有著毛澤東情結，相信毛澤東的詛咒語“農村包圍城市”，內心對待上海，這個以魔都著稱的城市有著較深的嫉恨，於是今天找到了發泄口子，爭當“南京路上好八連”，侮辱上海人一番，五十步笑百步，好不痛快啊！

上海本地市民，生存在全民抗疫的如此高壓境遇，顯得勢單力孤，不得不進行一場忍耐之心的大考驗。雖說是有海派氣質，但是多年來在習氏毛左政治侵染下，上海人漸漸變得麻木起來，中國傳統習性在增強，一個“忍”字當頭，懂得“看三勢”，學會“拎得清”，不做“填刀頭”，好漢不吃眼前虧，識時務者為俊傑，好死不如賴活著——與內地的庸眾一樣，都是媳婦受熬的心態——如此則喪失了做人的真誠性和崇高性。

 

                                                    施衛江

寫於 美國紐約

2022年5月26日上海抗疫為何如此狂暴？

 

最近，上海人民沉浸在“靜態管理、動態清零”的極度悲憤中，二個月來的抗疫，上海居民要麽封閉在家裏，要麽隔離在方艙，要麽入住醫院，最慘的是一些外地來滬的農民工、送貨員和運輸汽車司機，隻得睡眠在大街上、橋孔下、卡車裏，還不得行走出受封圍欄，還得不到足夠食物。不管呆在城市哪個角落，是富人或窮人，是教授還是乞丐，人人自危，生活無序，商店關門，藥品斷供，生存所需的基本食品、日用品都要靠手機上操作去“搶”，凡是不會手機操作就隻能等死，非新冠病毒引起的疾病都不算是“病”，假如某個病人不能出示有效核酸測試陰性證明，病人均得不到及時救治，更惡劣的措施是，要裝配鐵網在管控區的每一棟民宅樓的大門口，予以嚴加防範管製，防市民如防盜賊！“大白”警察容許隨意闖進市民家中搞“執法”，市民蒙受盡多的不幸和災難可就是不容許公開自由發聲喊冤！

嗚呼！號稱“國家主人”的上海市民，本是代表中國最具先進生產力的一族群體，理應充分釋放出上海市民的聰明才幹去搞建設，然而在黨中央的“清零”政策強製下，海派靈性竟然大肆遭受踐踏，人格尊嚴被貶至不及囚徒的卑下，被準許的行動自由還不如圈養的禽畜。哀哉！上海市民的生存境況是多麽孤苦伶仃無助，上海市民的精神抑鬱是何等淒淒慘慘戚戚。

由中央政府主導的抗疫“清零”，為什麽要對上海人民動用如此的粗暴、野蠻、獸性、瘋狂？這在西方自由世界看來，簡直太不可思議了！根源究竟是什麽呢？

 

（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發生在上海的抗疫狂暴當然不是海派文化傳承的特質，而是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親自部署指揮、密集指示批示”來進行，這位總書記宣稱：“我們的防控方針是由黨的性質和宗旨決定的”，“從黨的性質宗旨認識疫情防控方針”，當然不是飛來之石，而是經有悠久曆史的中國傳統孵化而成，它僵硬地主宰著當今中國政治的一切。欲懂得這場清零抗疫的真實意圖，須深入了解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須了解中國的民風民俗，尤其是陝北地區。

近年來，習近平嫻熟地運用他的政治手腕使大權獨攬，業已形成“九鼎之尊”局麵，且有越演越烈之勢，在其統治下的社會官僚機器不斷強化威權形式，這使得後者形式的高度威權化又促進了前者的獨裁，而前者專斷橫行又反哺後者，兩者互為反饋，攜手共進，就此全民奴性且增強不少——此即如德國學者齊美爾所講的社會學中“相互作用”的形式，對於這種“形式”的具體表達，深得魯迅精神之魂的北京大學中文係教授錢理群曾經論述道：“在一個專製統治下價值封閉的體係內，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是處在同一個價值點上的交流與反饋”（大意如此）。

可想而知，當今中國的政治形態正是走在全麵複辟傳統封建腐朽製度的路上。專製政治乃乾綱獨斷、定於一尊，且說今日中國之專製暴虐，極大地來自最高統治者的德性，習近平妄圖複辟文革，大開曆史倒車，朝思暮想他的皇帝迷夢，再造新時代的秦始皇、毛澤東。

    由此，習近平打造的強專製主義為他的暴政鋪設了平坦大道，布置於“全國一盤棋”格局下，海派上海市民深深感受到文革高潮時的毛式家天下：朕即真理，朕即國家。今天，統帥一聲令，三軍風雷動，酷政促奴性，令箭催遵命，從廟堂衙門，抵基層庸眾，政令一路暢行，貫徹無阻。

以習近平的“家天下”框架來看，上海的抗疫特別需要展示“中國共產黨所具有的無比堅強的領導力，是風雨來襲時中國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要展示中共統治下的製度“優越性”和“合法性”，更確切地說，還需要充分展示習近平總書記的“英明、偉大”形象，為他的正式“登基”皇座打基礎。構建如此之宏大敘事，習家中央政府定義了新冠病毒的抗疫是一場“人民戰爭”，全黨全民統一步調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部署”來進行的，這位總書記一再強調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堅持動態清零總方針不猶豫不動搖”，“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要把抗疫當作“為人民服務”。

以現代性的倫理學來論述，“人民”是個宏大敘事，是形而上之“大魅”，在以“人民”的名義大肆鼓噪、渲染之下，若開啟“幽暗之門”，可以發現，這隻是一塊“超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的招牌，其投射出的真實價值意向往往是希冀反饋回報給投射者自己，即小人心眼、小人心境的“自我、本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乃罪惡之淵藪，其鄙陋卑下、猥瑣不堪！

魯迅先生早就發現，中國的儒家典籍中充滿了“仁者愛人”之語，但是魯迅卻揭穿了其“瞞和騙”，其實質就是“以理殺人”！

今天的上海，把“人民”當作“綱領”來處置具體的全民抗疫，就意味著其餘事情全得靠邊讓路，抗疫以外的事情全都隻是與個人利益掛鉤而已，都是掛靠不上“人民”這個宏偉大宗旨，“人民”這個抽象綱領既然被強化得如此之高大上、偉光正，乃綱舉目張，和尚打傘，為所欲為、不擇手段！

 

（二）“不忘初心，牢記使命”

 

“初心”是習近平執政時代十分時髦的政治詞匯，既然被張揚得如此之“時髦”，它必定隱含有欺騙性！它試圖讓人民感受習的“青春故事”，聆聽他的“梁家河插隊的經曆”，規訓人民的情操，是一項典型的“洗腦工程”。

眾所周知，習近平在福建、浙江和上海三地工作過，已經獲得相當多的東南沿海地區工作的經驗，這些地區比起北方內地來具有相對較高的改革開放性，經濟結構大多是外向型，經濟水平也相應較高，治理較為先進。按照常規思路，要想當上一個大國有作為的主政者，其精神領域的價值觀訴求，本來應該引導國民走上現代化之路，深化改革，大大發揚沿海地區的先進經驗和業績成就，使融合到全球化的經濟圈中，學習西方發達的市場經濟和人文精神，求得國家發展踏上新台階。然而習近平卻不張揚他在沿海地區的經曆，反而大大弘揚在北方落後農村的生活感受、工作經曆——這就值得正義的人們去警惕和深思了。

與毛澤東一樣，習近平自身的秉性就是十分的“土”，在漢語網絡上，不滿的網民將習近平蔑稱為“包子”，意思有“土氣”之意，也就是傳統、愚昧、落後的代名詞。這與《論語》：“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意思相近，懷土就是戀土而安逸，營造個人小天地，即小人德性。我們來看看習近平是如何的“初心”？

“初心”在心理學上可稱為“原型”（榮格：archetypes），習的“原型”有“戀土情結”，顯然相悖於東南沿海地區的現代性精神品質，而在於他不斷吹噓的“土”字而凸出，即“農民情結、三農情懷”，習常稱：“我也是從農村出來的”，“我們這一代人也有這個情結，一定要把我們的老百姓，特別是我們的農民扶一把。”聽聽他的念念有詞“不忘初心”，從“習近平總書記從小就有農村情結”，可推斷習之“戀土”有小人之心：

1.  陝北延安梁家河，習近平插隊在此，據說練就了一套“大學問”，那真是了不得啊！
2. “老家富平曾在習近平迷惘彷徨時給予他溫暖”，陝西省富平縣臨近於曆史上京兆地區，這裏曾經是大一統帝國的中央權力地帶，即有秦、漢、隋、唐四朝大帝國定都於鹹陽、長安，這一家鄉情懷深深地烙印到習近平的人格秉性，使得習內心期盼著大一統政治。
3. 習近平時時要造訪河北省西柏坡，該地是毛派紅色經典的精神發源地，價值連城，非常值得習去流連忘返，就此習想要“弘揚西柏坡精神”。
4. 河北省正定縣，習年輕時候曾工作在此，當時是“農業學大寨”的先進樣板縣，是毛澤東樹立起來的一麵旗幟，同樣是紅色經典，值得去大力追捧，流芳百世。

    作為一個農業人口眾多的大國，農業生產當然需要去關心，農民的利益也當然需要去關心，任何一個具有現代化常識的人，必定知道：農民生活的大幅度改善，必須是由農業現代化來帶動，而農業現代化必須是由工業現代化來帶動，而工業現代化必須是由科技、經濟和製度等的各項現代化來帶動，需要重視精神文明的力量，也就是人的主體性自由的大發揚。然而中國的習某卻是完全的反其道而行之：要論價值觀的定位？什麽的工業、科技、文教、經濟、金融、製度、法治等等的重要發展項目全都擱置在邊上，就是因為這些不含有“初心”，從而全都被當做不重要的思想議題來處理，眼下最最要緊的事情是定位在“農民情結”、“黃土情結”之上：“不忘初心，牢記使命”——老是要把目光盯住在最最落後地區的農民生存價值觀上——這是怎麽樣的心態？怎麽樣的鬼魅心思啊？

人都是有個性的，共產黨執政也如此。理解了習近平的執政個性是那麽的“土裏土氣”，於是懂得：上海抗疫就是充滿習包子特色之土：“鞋子合不合腳，自己穿著才知道。”——紅色經典，土法上馬！   

 

•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方山水有一方風情

 

 共產黨信仰“辯證唯物主義”，其教條說：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確，特定的社會曆史地理環境可以塑造特定的精神氣質。成語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南橘北枳。按辯證法精神，反之亦然，如：彩蝶戀鮮花，蒼蠅叮臭肉；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智者樂水，仁者樂山。說到中國人的“土”，尚有各個地方的各個民風民俗民情，還可細分。

德國學者馬克斯·舍勒的行為學理論認為，能感悟到生活世界的價值和價值秩序的感情是成為行為意欲最深層的基礎部分，而這種感情決定著行為意欲的努力方向。但是舍勒又認為，不能把在一個時代和民族中流行或支配人們價值偏愛的評價係統所具有的“倫理結構”等同於作為價值優先法則的價值本身的客觀秩序。

今天，與西方自由世界一樣，強人習近平也是十分講究“顏色革命”，他將自身個性“土氣”的顏色欽定為中國的“政治正確”，即標準的意識形態，充分施展在上海地方的抗議之中，真實意圖是：以習氏“土氣”淹沒上海“海派”！

那麽究竟怎麽樣評介習包子“土氣”？

第一，純真“紅色基因”，眾所周知，習近平是在紅朝中國、紅色地域、紅色家庭、紅色時代、紅色圈子裏混出來的紅色土特產，紅色元素特濃，大紅特紅超紅。

現代中國有二大文明係統：黃色和藍色。

黃色是內陸型，具有內向封閉性質，其主要的分布地域是在北方的黃土質平原和高原上，其價值資源隻由落後的本土文明來提供（電視劇《河殤》的觀點）。

紅色文明是外來的馬列寧主義與中國本土的黃色文明相結合的產物，被綜合成“毛澤東思想路線”，具有革命的實踐性，但是主要根基還是黃色文明。

    藍色是海洋型，外向開放性質，最初地域分布在東南沿海一帶，隨之改革開放的深化，逐漸擴展至中國的大南方，它是本土文明與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結合的產物。

今天的國情是，北方黃土文明區域經濟全麵落後、蕭條，而南方藍色文明區域市場經濟發展良好，經濟指標高漲。如此經濟地理格局意味著中共統治機器的精神資源麵臨危機，這讓習近平深深不安，習某感受到來自於藍色文明對於紅色政權的威脅：資產階級市民的個體性、獨立性和自由意識在增長，他們不會如黃土地上農民幹活那樣的聽話、遵命和馴服。

遙想1949年3月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正式提出定都北平市的決議，當時的國情正如毛澤東所講：“蔣介石的國都在南京，他的基礎是江浙資本家。我們要把國都建在北平，我們也要在北平找到我們的基礎，這就是工人階級和廣大的勞動群眾。”這講話顯示了：南京的城市精神是藍色，而北平市則是黃色，紅色政權的根基需要由黃色文明來支撐、扶助，才會獲得穩定、可靠。

從前，毛澤東必定熟知曆史典故：“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對藍色文明懷有恐懼：“港台一帶，饕蚊尚多，西方世界，饕蚊成陣。”因此對待曾經位置楚地、而後深藍色的申城上海，毛澤東作指示：要采取“農村包圍城市”戰略。為此，上海外灘海關鍾樓上的大鍾報時，要以深黃色的陝北民歌樂調《東方紅》來進行，使之標誌為城市“主旋律”。要發揚“好八連”榮光，讓他們來到魔都南京路上當“哨兵”，以鎮住充滿資產階級邪念的“霓虹燈”，要加強“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全麵專政”，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今天，習近平憂心忡忡：紅色文明賴以存在基礎的黃色文明正日益蛻化墮落！為此決心拯救，在上海執行“靜態管理、動態清零”，實為一場魔鬼訓練，以鞏固紅色政權的！

 

• 粗人的痞氣，流寇的匪氣

 

紅朝中國首長級高幹的紅二代、紅三代多的是，譬如有劉少奇的兒子，陳雲兒子，鄧小平的兒女，胡耀邦的兒子，葉劍英、江澤民的數個兒女等等，在這一群體裏相比較，習包子就是顯得很“土氣”，這是為什麽呢？

這就是習近平第二個“土”：痞氣+匪氣，這是黃色文明外圍地帶“邊區”之“土氣”。

習近平讀書差勁是知曉的，然而這在首長級的紅後代中較為少見，盡管習近平時常吹噓讀書很多，還煞有介事地列出一長串讀書單來，頗有“此地無銀三百兩”之意。由於不願讀書、讀不進書，習的頭腦難以裝備積聚人類優秀文明的知識。蘇格拉底雲“知識即美德”，其否命題亦同樣成立。現代學者的認識更為精確，知識與美德之間的正向關聯性是需要建立在高概率基礎上，較有科學的合理性。毛澤東閱讀中國古典經書甚多，但也是痞氣+匪氣很濃厚，毛澤東特別讚賞二位流氓痞子皇帝：劉邦和朱元璋，毛把糟粕當作了精粹。

拉馬克的“用進廢退”可以較好解釋，讀書不好的習近平，喜好炫耀他的四肢發達：“我那個時候扛200斤麥子，十裏山路不換肩。”習對頭腦簡單事項：“新時期上山下鄉工程”、“好兒女誌在四方，有誌者奮鬥無悔”，頗有興趣和熱度，可見一斑。習近平坦承其念茲在茲“農民情結”，可以推斷出他的氣質和秉性，天然地與知識性匱缺的泥腿子、四肢發達者、粗布短衫者融通起來，對待海派氣質的上海人就不會有好感，可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

要深入了解習近平的所作所為，需要了解他的個性和風格，需要了解養育習某其秉性、氣質的地方，考察那裏的風土人情。習近平念念不忘他的“初心”之地，就是年輕時候插隊落戶的革命聖地延安，那裏是紅色大本營，更是“紅太陽升起的地方”。對於習近平來說，陝北延安就是他的紅色乳娘，思想養育之地，“作為一個人民公仆，陝北高原是我的根，因為這裏培養出我不變的信念：要為人民做實事！無論我走到哪裏，永遠都是黃土地的兒子。”習近平回憶說，插隊在梁家河，他“看到了人民群眾的根本，真正理解了老百姓”，“我幾乎從來沒哭過，印象較深的兩次哭都是在陝北。”情深誼長啊！

延安市，坐落在陝西省北部，是遊牧文明與農耕文明交融的邊區地帶，漢民族農民世世代代居住此地的曆史中，頻頻遭受多個遊牧民族和部落的相互殺戮、掠奪和洗劫，身處如此蠻族生態的劫掠，釀造出戎狄民風：痞氣+匪氣，漸漸墮落之，本地農耕地上又孵化出次生代的漢族大盜和流寇，如：王嘉胤、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董福祥等等。

大清皇朝晚期，西方殖民主義勢力進入中國東部沿海，紛紛建立起西方式的先進藍色文明，從此經濟格局和重心轉移，地處西北的陝西省經濟文化大幅衰弱，秦風不再，此衰彼漲，當地土匪、土豪卻猖狂起來，到了民國時期，整個陝北地區的匪患尤其嚴重，那時候國民政府的管控力無法抵達陝北，但這恰好為共產黨武裝力量製造出福音來，留給了共軍以極佳的撒野契機和匪盜空間。臭味相投便稱知己，當毛澤東掛帥的大股共軍（紅軍）萬裏迢迢流竄作案來到陝北時候，如魚得水般找準了自己的落腳地，建立起蘇區。

民諺：窮山惡水出刁民，粗茶淡飯無孑遺。肉腐生蛆，蛆熟產蠅；土劣孵匪，匪頑升寇。流寇是土匪發展的頂峰，流寇之所以十分殘暴凶狠毒辣無恥，那是因為流寇作案多是流竄在異地他鄉：1）幾乎碰不上熟人，於是缺乏道德約束；2）罪案的對象都是與己血緣疏遠，於是下得了狠手；3）流竄作案中不容易被抓捕，於是缺乏法律製裁的威懾感。

民國時期的學者傅斯年，曾經把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美國學者餘英時把毛澤東在山上鬧革命歸類為土匪行徑，中共政府體製內走出來的學者阮銘也將當年盤踞在井岡山和延安，建立蘇區的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具體的匪徒而言尚有匪氣強弱的區分，中共領袖中毛澤東、習近平之流痞氣、匪氣特濃，雖然直接將他們比作為流寇尚不恰當，然則深入去思考精神性的高層次本質，就會發現確有近似之處，如操守低劣，隻顧眼前的歡樂和榮耀，不思長治久安的方針、政策和治理，即不具可持續性發展，缺乏人性，不擇手段，不顧人民死活，更扯淡有什麽超越情懷、尋求來世的永生。

上海執行抗疫大行動，是習某心理投射：“習近平總書記親自部署、親自指揮”，乃“初心不改”，大大地用上“梁家河大學問”，卻是來真的：痞氣加匪氣，勁兒十足！

 

• 秦始皇→毛澤東→習近平

 

這三者思想有著較大的傳承性。中共的建黨、建國都是繼承了中國傳統“外儒內法”的一套專製主義本色，馬克思主義成分並不多，如“緊密團結在以某某某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就是中共執政文化的萬能公式，其“春秋大義”足令執政者癡迷不已。

中國政治延續了千年的專製主義，其要數秦始皇的大一統治理格局最具開創、暴虐和傳承，其遺產深深地烙印在中華民族的政治文化基因上。《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今皇帝並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傳承至後世，中共統治者毛澤東、習近平極為崇拜、讚賞，毛澤東自稱：“馬克思加秦始皇”，自比“秦皇、漢武”。習近平是粗人，缺文秀，但配有禦用導演張藝謀來代言，原籍秦地的張藝謀以其電影作品的大氣磅礴著稱，如《英雄》、《大秦賦》、《大秦帝國》等頗有氣勢恢宏，詠古頌今，頌揚獨裁，乃深合主子旨意。

籍貫秦地的習近平似乎比毛澤東更領悟大秦遺風，他也有著構建大一統政治的強烈欲求，冒進浮誇，圖大貪功，舉凡黨、政、軍、財、經、文、教、農、工、商等各界各行，都得讓習來獨攬一身、定於一尊，還妄想對外擴張，天下一統。毛時代流行詞：“全國一盤棋”，如今又翻舊出新而熱炒，以“一言堂”淩駕天下，特別用於上海的抗疫。

中國人骨子裏有“天人合一”，混沌一氣的原始思維和巫術，這集體無意識天然地被大一統政治統攝，進而主導了亞細亞生產方式，在古代，它有利於治理水患、開挖運河、修建長城、建造皇宮等大型項目。在當今，有利於以舉國之力操辦上海防控。在思想意識高度，可以塑造全民的遵命、服從、聽話，即奴性，這恰是習近平的“不忘使命”：“凝聚全民抗疫的強大共識”。

在大一統政治如火如荼的文革期間，誇張而高調的道義目的論籠罩住中國大地上的各項各業，如有“農業以糧為綱、工業以鋼為綱。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於是到處呈現“一刀切”現象，凡是與“綱”不合之事，全得讓步，退避。

今天上海的抗疫正是一刀切做法：為了抗疫的宏偉大業，其他事情全都算不得“事情”，那怕是危機人生命的要事。再如，“同層密接隔離政策”，一人得陽整樓隔離，幾人得陽整區封閉。搞得：簡單直接粗暴，次生災害不斷，雞飛狗跳，人心惶惶。

 

• 外儒內法，臉麵爭光

 

習近平頗想搞《厲害了，我的國》，可看出習的“初心”中有“大秦”情愫，但不唯此。習熟知亡秦之故，暴秦之害，了解《過秦論》，於是就看重《荀子》思想，希望借鑒儒家思想補救暴秦之偏，但這隻是延續了曆史上慣行的“外儒內法”傳統，毫無創意。

以現代人的目光審視，法家思想並非全都是負麵的，糟糕的。譬如，法家的政治思想有“緣法而治”、“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法不阿貴，繩不撓曲”、“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等——貫徹一條法治平等的路線。

秦之後曆代皇朝，形成傳統的官方和上層社會的意識形態是儒家思想，儒家在治國綱要上對法家進行修正，改變其嚴刑律法、冷酷無情、對人性的踐踏，而用溫情脈脈的道德麵紗來遮蓋人心自私之惡。然而儒家的溫情脈脈卻是斷然排斥法家的平等觀，十分講究等級秩序的排位：“尊尊、親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樣導致另一種人性醜惡的釋放。

無論是法家抑或儒家，都嚴重匱乏精神超越性，使得中國人滑落到小人德性的急切功利性，熱衷於超近距離的貼身肉搏，這突出表現為儒家的“麵子文化”，即等級競爭。

今天，習近平把上海抗疫重重地押寶在他的麵子上：看吧，環顧世界，唯有我習某才能夠做到新冠病毒“清零”，豐功偉業啊；溥天之下，皆我臣屬；溥天之下，盡表忠心！

開啟小人心境：這就是習近平的“初心、使命”不可告人的真正用意所在！清零政策來自權力最高層，而下層執行者在習某巫祝之辭誘導下，層層加碼，步步緊逼，使防疫措施變得越來越嚴苛，越來越不通人情，越來越背離常識，卻迎來了中國式“麵子”大豐收！    

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今天，活躍在上海街頭的“大白”誌願者，大多來自社會底層，他們深知等級社會的底層生活之艱辛、悲愴、卑賤、滄桑，受欺受壓，吃苦甚多，在心坎中積滿了多多的怨恨，為此張公百忍，隻是期盼著猴年馬月有個身份升遷，從此羊與狼的位置對調，角色得以變換，從此終於有了發泄的口子和對象，就如二十年媳婦熬成婆婆那樣。今天好機會來了，讓底層誌願者們身披白大褂，臂佩紅袖章，頓時獲得了權力，身價躥升！於是人們就見到了大白們在上海街頭的變本加厲，肆無忌憚。

更是有不少大白門來自外省市的農村地區，他們往往有著毛澤東情結，相信毛澤東的詛咒語“農村包圍城市”，內心對待上海，這個以魔都著稱的城市有著較深的嫉恨，於是今天找到了發泄口子，爭當“南京路上好八連”，侮辱上海人一番，五十步笑百步，好不痛快啊！

上海本地市民，生存在全民抗疫的如此高壓境遇，顯得勢單力孤，不得不進行一場忍耐之心的大考驗。雖說是有海派氣質，但是多年來在習氏毛左政治侵染下，上海人漸漸變得麻木起來，中國傳統習性在增強，一個“忍”字當頭，懂得“看三勢”，學會“拎得清”，不做“填刀頭”，好漢不吃眼前虧，識時務者為俊傑，好死不如賴活著——與內地的庸眾一樣，都是媳婦受熬的心態——如此則喪失了做人的真誠性和崇高性。

 

                                                    施衛江

寫於 美國紐約

2022年5月26日上海抗疫為何如此狂暴？

 

最近，上海人民沉浸在“靜態管理、動態清零”的極度悲憤中，二個月來的抗疫，上海居民要麽封閉在家裏，要麽隔離在方艙，要麽入住醫院，最慘的是一些外地來滬的農民工、送貨員和運輸汽車司機，隻得睡眠在大街上、橋孔下、卡車裏，還不得行走出受封圍欄，還得不到足夠食物。不管呆在城市哪個角落，是富人或窮人，是教授還是乞丐，人人自危，生活無序，商店關門，藥品斷供，生存所需的基本食品、日用品都要靠手機上操作去“搶”，凡是不會手機操作就隻能等死，非新冠病毒引起的疾病都不算是“病”，假如某個病人不能出示有效核酸測試陰性證明，病人均得不到及時救治，更惡劣的措施是，要裝配鐵網在管控區的每一棟民宅樓的大門口，予以嚴加防範管製，防市民如防盜賊！“大白”警察容許隨意闖進市民家中搞“執法”，市民蒙受盡多的不幸和災難可就是不容許公開自由發聲喊冤！

嗚呼！號稱“國家主人”的上海市民，本是代表中國最具先進生產力的一族群體，理應充分釋放出上海市民的聰明才幹去搞建設，然而在黨中央的“清零”政策強製下，海派靈性竟然大肆遭受踐踏，人格尊嚴被貶至不及囚徒的卑下，被準許的行動自由還不如圈養的禽畜。哀哉！上海市民的生存境況是多麽孤苦伶仃無助，上海市民的精神抑鬱是何等淒淒慘慘戚戚。

由中央政府主導的抗疫“清零”，為什麽要對上海人民動用如此的粗暴、野蠻、獸性、瘋狂？這在西方自由世界看來，簡直太不可思議了！根源究竟是什麽呢？

 

（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發生在上海的抗疫狂暴當然不是海派文化傳承的特質，而是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親自部署指揮、密集指示批示”來進行，這位總書記宣稱：“我們的防控方針是由黨的性質和宗旨決定的”，“從黨的性質宗旨認識疫情防控方針”，當然不是飛來之石，而是經有悠久曆史的中國傳統孵化而成，它僵硬地主宰著當今中國政治的一切。欲懂得這場清零抗疫的真實意圖，須深入了解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須了解中國的民風民俗，尤其是陝北地區。

近年來，習近平嫻熟地運用他的政治手腕使大權獨攬，業已形成“九鼎之尊”局麵，且有越演越烈之勢，在其統治下的社會官僚機器不斷強化威權形式，這使得後者形式的高度威權化又促進了前者的獨裁，而前者專斷橫行又反哺後者，兩者互為反饋，攜手共進，就此全民奴性且增強不少——此即如德國學者齊美爾所講的社會學中“相互作用”的形式，對於這種“形式”的具體表達，深得魯迅精神之魂的北京大學中文係教授錢理群曾經論述道：“在一個專製統治下價值封閉的體係內，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是處在同一個價值點上的交流與反饋”（大意如此）。

可想而知，當今中國的政治形態正是走在全麵複辟傳統封建腐朽製度的路上。專製政治乃乾綱獨斷、定於一尊，且說今日中國之專製暴虐，極大地來自最高統治者的德性，習近平妄圖複辟文革，大開曆史倒車，朝思暮想他的皇帝迷夢，再造新時代的秦始皇、毛澤東。

    由此，習近平打造的強專製主義為他的暴政鋪設了平坦大道，布置於“全國一盤棋”格局下，海派上海市民深深感受到文革高潮時的毛式家天下：朕即真理，朕即國家。今天，統帥一聲令，三軍風雷動，酷政促奴性，令箭催遵命，從廟堂衙門，抵基層庸眾，政令一路暢行，貫徹無阻。

以習近平的“家天下”框架來看，上海的抗疫特別需要展示“中國共產黨所具有的無比堅強的領導力，是風雨來襲時中國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要展示中共統治下的製度“優越性”和“合法性”，更確切地說，還需要充分展示習近平總書記的“英明、偉大”形象，為他的正式“登基”皇座打基礎。構建如此之宏大敘事，習家中央政府定義了新冠病毒的抗疫是一場“人民戰爭”，全黨全民統一步調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部署”來進行的，這位總書記一再強調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堅持動態清零總方針不猶豫不動搖”，“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要把抗疫當作“為人民服務”。

以現代性的倫理學來論述，“人民”是個宏大敘事，是形而上之“大魅”，在以“人民”的名義大肆鼓噪、渲染之下，若開啟“幽暗之門”，可以發現，這隻是一塊“超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的招牌，其投射出的真實價值意向往往是希冀反饋回報給投射者自己，即小人心眼、小人心境的“自我、本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乃罪惡之淵藪，其鄙陋卑下、猥瑣不堪！

魯迅先生早就發現，中國的儒家典籍中充滿了“仁者愛人”之語，但是魯迅卻揭穿了其“瞞和騙”，其實質就是“以理殺人”！

今天的上海，把“人民”當作“綱領”來處置具體的全民抗疫，就意味著其餘事情全得靠邊讓路，抗疫以外的事情全都隻是與個人利益掛鉤而已，都是掛靠不上“人民”這個宏偉大宗旨，“人民”這個抽象綱領既然被強化得如此之高大上、偉光正，乃綱舉目張，和尚打傘，為所欲為、不擇手段！

 

（二）“不忘初心，牢記使命”

 

“初心”是習近平執政時代十分時髦的政治詞匯，既然被張揚得如此之“時髦”，它必定隱含有欺騙性！它試圖讓人民感受習的“青春故事”，聆聽他的“梁家河插隊的經曆”，規訓人民的情操，是一項典型的“洗腦工程”。

眾所周知，習近平在福建、浙江和上海三地工作過，已經獲得相當多的東南沿海地區工作的經驗，這些地區比起北方內地來具有相對較高的改革開放性，經濟結構大多是外向型，經濟水平也相應較高，治理較為先進。按照常規思路，要想當上一個大國有作為的主政者，其精神領域的價值觀訴求，本來應該引導國民走上現代化之路，深化改革，大大發揚沿海地區的先進經驗和業績成就，使融合到全球化的經濟圈中，學習西方發達的市場經濟和人文精神，求得國家發展踏上新台階。然而習近平卻不張揚他在沿海地區的經曆，反而大大弘揚在北方落後農村的生活感受、工作經曆——這就值得正義的人們去警惕和深思了。

與毛澤東一樣，習近平自身的秉性就是十分的“土”，在漢語網絡上，不滿的網民將習近平蔑稱為“包子”，意思有“土氣”之意，也就是傳統、愚昧、落後的代名詞。這與《論語》：“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意思相近，懷土就是戀土而安逸，營造個人小天地，即小人德性。我們來看看習近平是如何的“初心”？

“初心”在心理學上可稱為“原型”（榮格：archetypes），習的“原型”有“戀土情結”，顯然相悖於東南沿海地區的現代性精神品質，而在於他不斷吹噓的“土”字而凸出，即“農民情結、三農情懷”，習常稱：“我也是從農村出來的”，“我們這一代人也有這個情結，一定要把我們的老百姓，特別是我們的農民扶一把。”聽聽他的念念有詞“不忘初心”，從“習近平總書記從小就有農村情結”，可推斷習之“戀土”有小人之心：

1.  陝北延安梁家河，習近平插隊在此，據說練就了一套“大學問”，那真是了不得啊！
2. “老家富平曾在習近平迷惘彷徨時給予他溫暖”，陝西省富平縣臨近於曆史上京兆地區，這裏曾經是大一統帝國的中央權力地帶，即有秦、漢、隋、唐四朝大帝國定都於鹹陽、長安，這一家鄉情懷深深地烙印到習近平的人格秉性，使得習內心期盼著大一統政治。
3. 習近平時時要造訪河北省西柏坡，該地是毛派紅色經典的精神發源地，價值連城，非常值得習去流連忘返，就此習想要“弘揚西柏坡精神”。
4. 河北省正定縣，習年輕時候曾工作在此，當時是“農業學大寨”的先進樣板縣，是毛澤東樹立起來的一麵旗幟，同樣是紅色經典，值得去大力追捧，流芳百世。

    作為一個農業人口眾多的大國，農業生產當然需要去關心，農民的利益也當然需要去關心，任何一個具有現代化常識的人，必定知道：農民生活的大幅度改善，必須是由農業現代化來帶動，而農業現代化必須是由工業現代化來帶動，而工業現代化必須是由科技、經濟和製度等的各項現代化來帶動，需要重視精神文明的力量，也就是人的主體性自由的大發揚。然而中國的習某卻是完全的反其道而行之：要論價值觀的定位？什麽的工業、科技、文教、經濟、金融、製度、法治等等的重要發展項目全都擱置在邊上，就是因為這些不含有“初心”，從而全都被當做不重要的思想議題來處理，眼下最最要緊的事情是定位在“農民情結”、“黃土情結”之上：“不忘初心，牢記使命”——老是要把目光盯住在最最落後地區的農民生存價值觀上——這是怎麽樣的心態？怎麽樣的鬼魅心思啊？

人都是有個性的，共產黨執政也如此。理解了習近平的執政個性是那麽的“土裏土氣”，於是懂得：上海抗疫就是充滿習包子特色之土：“鞋子合不合腳，自己穿著才知道。”——紅色經典，土法上馬！   

 

•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方山水有一方風情

 

 共產黨信仰“辯證唯物主義”，其教條說：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確，特定的社會曆史地理環境可以塑造特定的精神氣質。成語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南橘北枳。按辯證法精神，反之亦然，如：彩蝶戀鮮花，蒼蠅叮臭肉；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智者樂水，仁者樂山。說到中國人的“土”，尚有各個地方的各個民風民俗民情，還可細分。

德國學者馬克斯·舍勒的行為學理論認為，能感悟到生活世界的價值和價值秩序的感情是成為行為意欲最深層的基礎部分，而這種感情決定著行為意欲的努力方向。但是舍勒又認為，不能把在一個時代和民族中流行或支配人們價值偏愛的評價係統所具有的“倫理結構”等同於作為價值優先法則的價值本身的客觀秩序。

今天，與西方自由世界一樣，強人習近平也是十分講究“顏色革命”，他將自身個性“土氣”的顏色欽定為中國的“政治正確”，即標準的意識形態，充分施展在上海地方的抗議之中，真實意圖是：以習氏“土氣”淹沒上海“海派”！

那麽究竟怎麽樣評介習包子“土氣”？

第一，純真“紅色基因”，眾所周知，習近平是在紅朝中國、紅色地域、紅色家庭、紅色時代、紅色圈子裏混出來的紅色土特產，紅色元素特濃，大紅特紅超紅。

現代中國有二大文明係統：黃色和藍色。

黃色是內陸型，具有內向封閉性質，其主要的分布地域是在北方的黃土質平原和高原上，其價值資源隻由落後的本土文明來提供（電視劇《河殤》的觀點）。

紅色文明是外來的馬列寧主義與中國本土的黃色文明相結合的產物，被綜合成“毛澤東思想路線”，具有革命的實踐性，但是主要根基還是黃色文明。

    藍色是海洋型，外向開放性質，最初地域分布在東南沿海一帶，隨之改革開放的深化，逐漸擴展至中國的大南方，它是本土文明與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結合的產物。

今天的國情是，北方黃土文明區域經濟全麵落後、蕭條，而南方藍色文明區域市場經濟發展良好，經濟指標高漲。如此經濟地理格局意味著中共統治機器的精神資源麵臨危機，這讓習近平深深不安，習某感受到來自於藍色文明對於紅色政權的威脅：資產階級市民的個體性、獨立性和自由意識在增長，他們不會如黃土地上農民幹活那樣的聽話、遵命和馴服。

遙想1949年3月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正式提出定都北平市的決議，當時的國情正如毛澤東所講：“蔣介石的國都在南京，他的基礎是江浙資本家。我們要把國都建在北平，我們也要在北平找到我們的基礎，這就是工人階級和廣大的勞動群眾。”這講話顯示了：南京的城市精神是藍色，而北平市則是黃色，紅色政權的根基需要由黃色文明來支撐、扶助，才會獲得穩定、可靠。

從前，毛澤東必定熟知曆史典故：“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對藍色文明懷有恐懼：“港台一帶，饕蚊尚多，西方世界，饕蚊成陣。”因此對待曾經位置楚地、而後深藍色的申城上海，毛澤東作指示：要采取“農村包圍城市”戰略。為此，上海外灘海關鍾樓上的大鍾報時，要以深黃色的陝北民歌樂調《東方紅》來進行，使之標誌為城市“主旋律”。要發揚“好八連”榮光，讓他們來到魔都南京路上當“哨兵”，以鎮住充滿資產階級邪念的“霓虹燈”，要加強“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全麵專政”，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今天，習近平憂心忡忡：紅色文明賴以存在基礎的黃色文明正日益蛻化墮落！為此決心拯救，在上海執行“靜態管理、動態清零”，實為一場魔鬼訓練，以鞏固紅色政權的！

 

• 粗人的痞氣，流寇的匪氣

 

紅朝中國首長級高幹的紅二代、紅三代多的是，譬如有劉少奇的兒子，陳雲兒子，鄧小平的兒女，胡耀邦的兒子，葉劍英、江澤民的數個兒女等等，在這一群體裏相比較，習包子就是顯得很“土氣”，這是為什麽呢？

這就是習近平第二個“土”：痞氣+匪氣，這是黃色文明外圍地帶“邊區”之“土氣”。

習近平讀書差勁是知曉的，然而這在首長級的紅後代中較為少見，盡管習近平時常吹噓讀書很多，還煞有介事地列出一長串讀書單來，頗有“此地無銀三百兩”之意。由於不願讀書、讀不進書，習的頭腦難以裝備積聚人類優秀文明的知識。蘇格拉底雲“知識即美德”，其否命題亦同樣成立。現代學者的認識更為精確，知識與美德之間的正向關聯性是需要建立在高概率基礎上，較有科學的合理性。毛澤東閱讀中國古典經書甚多，但也是痞氣+匪氣很濃厚，毛澤東特別讚賞二位流氓痞子皇帝：劉邦和朱元璋，毛把糟粕當作了精粹。

拉馬克的“用進廢退”可以較好解釋，讀書不好的習近平，喜好炫耀他的四肢發達：“我那個時候扛200斤麥子，十裏山路不換肩。”習對頭腦簡單事項：“新時期上山下鄉工程”、“好兒女誌在四方，有誌者奮鬥無悔”，頗有興趣和熱度，可見一斑。習近平坦承其念茲在茲“農民情結”，可以推斷出他的氣質和秉性，天然地與知識性匱缺的泥腿子、四肢發達者、粗布短衫者融通起來，對待海派氣質的上海人就不會有好感，可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

要深入了解習近平的所作所為，需要了解他的個性和風格，需要了解養育習某其秉性、氣質的地方，考察那裏的風土人情。習近平念念不忘他的“初心”之地，就是年輕時候插隊落戶的革命聖地延安，那裏是紅色大本營，更是“紅太陽升起的地方”。對於習近平來說，陝北延安就是他的紅色乳娘，思想養育之地，“作為一個人民公仆，陝北高原是我的根，因為這裏培養出我不變的信念：要為人民做實事！無論我走到哪裏，永遠都是黃土地的兒子。”習近平回憶說，插隊在梁家河，他“看到了人民群眾的根本，真正理解了老百姓”，“我幾乎從來沒哭過，印象較深的兩次哭都是在陝北。”情深誼長啊！

延安市，坐落在陝西省北部，是遊牧文明與農耕文明交融的邊區地帶，漢民族農民世世代代居住此地的曆史中，頻頻遭受多個遊牧民族和部落的相互殺戮、掠奪和洗劫，身處如此蠻族生態的劫掠，釀造出戎狄民風：痞氣+匪氣，漸漸墮落之，本地農耕地上又孵化出次生代的漢族大盜和流寇，如：王嘉胤、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董福祥等等。

大清皇朝晚期，西方殖民主義勢力進入中國東部沿海，紛紛建立起西方式的先進藍色文明，從此經濟格局和重心轉移，地處西北的陝西省經濟文化大幅衰弱，秦風不再，此衰彼漲，當地土匪、土豪卻猖狂起來，到了民國時期，整個陝北地區的匪患尤其嚴重，那時候國民政府的管控力無法抵達陝北，但這恰好為共產黨武裝力量製造出福音來，留給了共軍以極佳的撒野契機和匪盜空間。臭味相投便稱知己，當毛澤東掛帥的大股共軍（紅軍）萬裏迢迢流竄作案來到陝北時候，如魚得水般找準了自己的落腳地，建立起蘇區。

民諺：窮山惡水出刁民，粗茶淡飯無孑遺。肉腐生蛆，蛆熟產蠅；土劣孵匪，匪頑升寇。流寇是土匪發展的頂峰，流寇之所以十分殘暴凶狠毒辣無恥，那是因為流寇作案多是流竄在異地他鄉：1）幾乎碰不上熟人，於是缺乏道德約束；2）罪案的對象都是與己血緣疏遠，於是下得了狠手；3）流竄作案中不容易被抓捕，於是缺乏法律製裁的威懾感。

民國時期的學者傅斯年，曾經把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美國學者餘英時把毛澤東在山上鬧革命歸類為土匪行徑，中共政府體製內走出來的學者阮銘也將當年盤踞在井岡山和延安，建立蘇區的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具體的匪徒而言尚有匪氣強弱的區分，中共領袖中毛澤東、習近平之流痞氣、匪氣特濃，雖然直接將他們比作為流寇尚不恰當，然則深入去思考精神性的高層次本質，就會發現確有近似之處，如操守低劣，隻顧眼前的歡樂和榮耀，不思長治久安的方針、政策和治理，即不具可持續性發展，缺乏人性，不擇手段，不顧人民死活，更扯淡有什麽超越情懷、尋求來世的永生。

上海執行抗疫大行動，是習某心理投射：“習近平總書記親自部署、親自指揮”，乃“初心不改”，大大地用上“梁家河大學問”，卻是來真的：痞氣加匪氣，勁兒十足！

 

• 秦始皇→毛澤東→習近平

 

這三者思想有著較大的傳承性。中共的建黨、建國都是繼承了中國傳統“外儒內法”的一套專製主義本色，馬克思主義成分並不多，如“緊密團結在以某某某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就是中共執政文化的萬能公式，其“春秋大義”足令執政者癡迷不已。

中國政治延續了千年的專製主義，其要數秦始皇的大一統治理格局最具開創、暴虐和傳承，其遺產深深地烙印在中華民族的政治文化基因上。《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今皇帝並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傳承至後世，中共統治者毛澤東、習近平極為崇拜、讚賞，毛澤東自稱：“馬克思加秦始皇”，自比“秦皇、漢武”。習近平是粗人，缺文秀，但配有禦用導演張藝謀來代言，原籍秦地的張藝謀以其電影作品的大氣磅礴著稱，如《英雄》、《大秦賦》、《大秦帝國》等頗有氣勢恢宏，詠古頌今，頌揚獨裁，乃深合主子旨意。

籍貫秦地的習近平似乎比毛澤東更領悟大秦遺風，他也有著構建大一統政治的強烈欲求，冒進浮誇，圖大貪功，舉凡黨、政、軍、財、經、文、教、農、工、商等各界各行，都得讓習來獨攬一身、定於一尊，還妄想對外擴張，天下一統。毛時代流行詞：“全國一盤棋”，如今又翻舊出新而熱炒，以“一言堂”淩駕天下，特別用於上海的抗疫。

中國人骨子裏有“天人合一”，混沌一氣的原始思維和巫術，這集體無意識天然地被大一統政治統攝，進而主導了亞細亞生產方式，在古代，它有利於治理水患、開挖運河、修建長城、建造皇宮等大型項目。在當今，有利於以舉國之力操辦上海防控。在思想意識高度，可以塑造全民的遵命、服從、聽話，即奴性，這恰是習近平的“不忘使命”：“凝聚全民抗疫的強大共識”。

在大一統政治如火如荼的文革期間，誇張而高調的道義目的論籠罩住中國大地上的各項各業，如有“農業以糧為綱、工業以鋼為綱。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於是到處呈現“一刀切”現象，凡是與“綱”不合之事，全得讓步，退避。

今天上海的抗疫正是一刀切做法：為了抗疫的宏偉大業，其他事情全都算不得“事情”，那怕是危機人生命的要事。再如，“同層密接隔離政策”，一人得陽整樓隔離，幾人得陽整區封閉。搞得：簡單直接粗暴，次生災害不斷，雞飛狗跳，人心惶惶。

 

• 外儒內法，臉麵爭光

 

習近平頗想搞《厲害了，我的國》，可看出習的“初心”中有“大秦”情愫，但不唯此。習熟知亡秦之故，暴秦之害，了解《過秦論》，於是就看重《荀子》思想，希望借鑒儒家思想補救暴秦之偏，但這隻是延續了曆史上慣行的“外儒內法”傳統，毫無創意。

以現代人的目光審視，法家思想並非全都是負麵的，糟糕的。譬如，法家的政治思想有“緣法而治”、“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法不阿貴，繩不撓曲”、“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等——貫徹一條法治平等的路線。

秦之後曆代皇朝，形成傳統的官方和上層社會的意識形態是儒家思想，儒家在治國綱要上對法家進行修正，改變其嚴刑律法、冷酷無情、對人性的踐踏，而用溫情脈脈的道德麵紗來遮蓋人心自私之惡。然而儒家的溫情脈脈卻是斷然排斥法家的平等觀，十分講究等級秩序的排位：“尊尊、親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樣導致另一種人性醜惡的釋放。

無論是法家抑或儒家，都嚴重匱乏精神超越性，使得中國人滑落到小人德性的急切功利性，熱衷於超近距離的貼身肉搏，這突出表現為儒家的“麵子文化”，即等級競爭。

今天，習近平把上海抗疫重重地押寶在他的麵子上：看吧，環顧世界，唯有我習某才能夠做到新冠病毒“清零”，豐功偉業啊；溥天之下，皆我臣屬；溥天之下，盡表忠心！

開啟小人心境：這就是習近平的“初心、使命”不可告人的真正用意所在！清零政策來自權力最高層，而下層執行者在習某巫祝之辭誘導下，層層加碼，步步緊逼，使防疫措施變得越來越嚴苛，越來越不通人情，越來越背離常識，卻迎來了中國式“麵子”大豐收！    

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今天，活躍在上海街頭的“大白”誌願者，大多來自社會底層，他們深知等級社會的底層生活之艱辛、悲愴、卑賤、滄桑，受欺受壓，吃苦甚多，在心坎中積滿了多多的怨恨，為此張公百忍，隻是期盼著猴年馬月有個身份升遷，從此羊與狼的位置對調，角色得以變換，從此終於有了發泄的口子和對象，就如二十年媳婦熬成婆婆那樣。今天好機會來了，讓底層誌願者們身披白大褂，臂佩紅袖章，頓時獲得了權力，身價躥升！於是人們就見到了大白們在上海街頭的變本加厲，肆無忌憚。

更是有不少大白門來自外省市的農村地區，他們往往有著毛澤東情結，相信毛澤東的詛咒語“農村包圍城市”，內心對待上海，這個以魔都著稱的城市有著較深的嫉恨，於是今天找到了發泄口子，爭當“南京路上好八連”，侮辱上海人一番，五十步笑百步，好不痛快啊！

上海本地市民，生存在全民抗疫的如此高壓境遇，顯得勢單力孤，不得不進行一場忍耐之心的大考驗。雖說是有海派氣質，但是多年來在習氏毛左政治侵染下，上海人漸漸變得麻木起來，中國傳統習性在增強，一個“忍”字當頭，懂得“看三勢”，學會“拎得清”，不做“填刀頭”，好漢不吃眼前虧，識時務者為俊傑，好死不如賴活著——與內地的庸眾一樣，都是媳婦受熬的心態——如此則喪失了做人的真誠性和崇高性。

 

                                                    施衛江

寫於 美國紐約

2022年5月26日上海抗疫為何如此狂暴？

 

最近，上海人民沉浸在“靜態管理、動態清零”的極度悲憤中，二個月來的抗疫，上海居民要麽封閉在家裏，要麽隔離在方艙，要麽入住醫院，最慘的是一些外地來滬的農民工、送貨員和運輸汽車司機，隻得睡眠在大街上、橋孔下、卡車裏，還不得行走出受封圍欄，還得不到足夠食物。不管呆在城市哪個角落，是富人或窮人，是教授還是乞丐，人人自危，生活無序，商店關門，藥品斷供，生存所需的基本食品、日用品都要靠手機上操作去“搶”，凡是不會手機操作就隻能等死，非新冠病毒引起的疾病都不算是“病”，假如某個病人不能出示有效核酸測試陰性證明，病人均得不到及時救治，更惡劣的措施是，要裝配鐵網在管控區的每一棟民宅樓的大門口，予以嚴加防範管製，防市民如防盜賊！“大白”警察容許隨意闖進市民家中搞“執法”，市民蒙受盡多的不幸和災難可就是不容許公開自由發聲喊冤！

嗚呼！號稱“國家主人”的上海市民，本是代表中國最具先進生產力的一族群體，理應充分釋放出上海市民的聰明才幹去搞建設，然而在黨中央的“清零”政策強製下，海派靈性竟然大肆遭受踐踏，人格尊嚴被貶至不及囚徒的卑下，被準許的行動自由還不如圈養的禽畜。哀哉！上海市民的生存境況是多麽孤苦伶仃無助，上海市民的精神抑鬱是何等淒淒慘慘戚戚。

由中央政府主導的抗疫“清零”，為什麽要對上海人民動用如此的粗暴、野蠻、獸性、瘋狂？這在西方自由世界看來，簡直太不可思議了！根源究竟是什麽呢？

 

（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發生在上海的抗疫狂暴當然不是海派文化傳承的特質，而是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親自部署指揮、密集指示批示”來進行，這位總書記宣稱：“我們的防控方針是由黨的性質和宗旨決定的”，“從黨的性質宗旨認識疫情防控方針”，當然不是飛來之石，而是經有悠久曆史的中國傳統孵化而成，它僵硬地主宰著當今中國政治的一切。欲懂得這場清零抗疫的真實意圖，須深入了解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須了解中國的民風民俗，尤其是陝北地區。

近年來，習近平嫻熟地運用他的政治手腕使大權獨攬，業已形成“九鼎之尊”局麵，且有越演越烈之勢，在其統治下的社會官僚機器不斷強化威權形式，這使得後者形式的高度威權化又促進了前者的獨裁，而前者專斷橫行又反哺後者，兩者互為反饋，攜手共進，就此全民奴性且增強不少——此即如德國學者齊美爾所講的社會學中“相互作用”的形式，對於這種“形式”的具體表達，深得魯迅精神之魂的北京大學中文係教授錢理群曾經論述道：“在一個專製統治下價值封閉的體係內，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是處在同一個價值點上的交流與反饋”（大意如此）。

可想而知，當今中國的政治形態正是走在全麵複辟傳統封建腐朽製度的路上。專製政治乃乾綱獨斷、定於一尊，且說今日中國之專製暴虐，極大地來自最高統治者的德性，習近平妄圖複辟文革，大開曆史倒車，朝思暮想他的皇帝迷夢，再造新時代的秦始皇、毛澤東。

    由此，習近平打造的強專製主義為他的暴政鋪設了平坦大道，布置於“全國一盤棋”格局下，海派上海市民深深感受到文革高潮時的毛式家天下：朕即真理，朕即國家。今天，統帥一聲令，三軍風雷動，酷政促奴性，令箭催遵命，從廟堂衙門，抵基層庸眾，政令一路暢行，貫徹無阻。

以習近平的“家天下”框架來看，上海的抗疫特別需要展示“中國共產黨所具有的無比堅強的領導力，是風雨來襲時中國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要展示中共統治下的製度“優越性”和“合法性”，更確切地說，還需要充分展示習近平總書記的“英明、偉大”形象，為他的正式“登基”皇座打基礎。構建如此之宏大敘事，習家中央政府定義了新冠病毒的抗疫是一場“人民戰爭”，全黨全民統一步調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部署”來進行的，這位總書記一再強調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堅持動態清零總方針不猶豫不動搖”，“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要把抗疫當作“為人民服務”。

以現代性的倫理學來論述，“人民”是個宏大敘事，是形而上之“大魅”，在以“人民”的名義大肆鼓噪、渲染之下，若開啟“幽暗之門”，可以發現，這隻是一塊“超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的招牌，其投射出的真實價值意向往往是希冀反饋回報給投射者自己，即小人心眼、小人心境的“自我、本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乃罪惡之淵藪，其鄙陋卑下、猥瑣不堪！

魯迅先生早就發現，中國的儒家典籍中充滿了“仁者愛人”之語，但是魯迅卻揭穿了其“瞞和騙”，其實質就是“以理殺人”！

今天的上海，把“人民”當作“綱領”來處置具體的全民抗疫，就意味著其餘事情全得靠邊讓路，抗疫以外的事情全都隻是與個人利益掛鉤而已，都是掛靠不上“人民”這個宏偉大宗旨，“人民”這個抽象綱領既然被強化得如此之高大上、偉光正，乃綱舉目張，和尚打傘，為所欲為、不擇手段！

 

（二）“不忘初心，牢記使命”

 

“初心”是習近平執政時代十分時髦的政治詞匯，既然被張揚得如此之“時髦”，它必定隱含有欺騙性！它試圖讓人民感受習的“青春故事”，聆聽他的“梁家河插隊的經曆”，規訓人民的情操，是一項典型的“洗腦工程”。

眾所周知，習近平在福建、浙江和上海三地工作過，已經獲得相當多的東南沿海地區工作的經驗，這些地區比起北方內地來具有相對較高的改革開放性，經濟結構大多是外向型，經濟水平也相應較高，治理較為先進。按照常規思路，要想當上一個大國有作為的主政者，其精神領域的價值觀訴求，本來應該引導國民走上現代化之路，深化改革，大大發揚沿海地區的先進經驗和業績成就，使融合到全球化的經濟圈中，學習西方發達的市場經濟和人文精神，求得國家發展踏上新台階。然而習近平卻不張揚他在沿海地區的經曆，反而大大弘揚在北方落後農村的生活感受、工作經曆——這就值得正義的人們去警惕和深思了。

與毛澤東一樣，習近平自身的秉性就是十分的“土”，在漢語網絡上，不滿的網民將習近平蔑稱為“包子”，意思有“土氣”之意，也就是傳統、愚昧、落後的代名詞。這與《論語》：“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意思相近，懷土就是戀土而安逸，營造個人小天地，即小人德性。我們來看看習近平是如何的“初心”？

“初心”在心理學上可稱為“原型”（榮格：archetypes），習的“原型”有“戀土情結”，顯然相悖於東南沿海地區的現代性精神品質，而在於他不斷吹噓的“土”字而凸出，即“農民情結、三農情懷”，習常稱：“我也是從農村出來的”，“我們這一代人也有這個情結，一定要把我們的老百姓，特別是我們的農民扶一把。”聽聽他的念念有詞“不忘初心”，從“習近平總書記從小就有農村情結”，可推斷習之“戀土”有小人之心：

1.  陝北延安梁家河，習近平插隊在此，據說練就了一套“大學問”，那真是了不得啊！
2. “老家富平曾在習近平迷惘彷徨時給予他溫暖”，陝西省富平縣臨近於曆史上京兆地區，這裏曾經是大一統帝國的中央權力地帶，即有秦、漢、隋、唐四朝大帝國定都於鹹陽、長安，這一家鄉情懷深深地烙印到習近平的人格秉性，使得習內心期盼著大一統政治。
3. 習近平時時要造訪河北省西柏坡，該地是毛派紅色經典的精神發源地，價值連城，非常值得習去流連忘返，就此習想要“弘揚西柏坡精神”。
4. 河北省正定縣，習年輕時候曾工作在此，當時是“農業學大寨”的先進樣板縣，是毛澤東樹立起來的一麵旗幟，同樣是紅色經典，值得去大力追捧，流芳百世。

    作為一個農業人口眾多的大國，農業生產當然需要去關心，農民的利益也當然需要去關心，任何一個具有現代化常識的人，必定知道：農民生活的大幅度改善，必須是由農業現代化來帶動，而農業現代化必須是由工業現代化來帶動，而工業現代化必須是由科技、經濟和製度等的各項現代化來帶動，需要重視精神文明的力量，也就是人的主體性自由的大發揚。然而中國的習某卻是完全的反其道而行之：要論價值觀的定位？什麽的工業、科技、文教、經濟、金融、製度、法治等等的重要發展項目全都擱置在邊上，就是因為這些不含有“初心”，從而全都被當做不重要的思想議題來處理，眼下最最要緊的事情是定位在“農民情結”、“黃土情結”之上：“不忘初心，牢記使命”——老是要把目光盯住在最最落後地區的農民生存價值觀上——這是怎麽樣的心態？怎麽樣的鬼魅心思啊？

人都是有個性的，共產黨執政也如此。理解了習近平的執政個性是那麽的“土裏土氣”，於是懂得：上海抗疫就是充滿習包子特色之土：“鞋子合不合腳，自己穿著才知道。”——紅色經典，土法上馬！   

 

•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方山水有一方風情

 

 共產黨信仰“辯證唯物主義”，其教條說：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確，特定的社會曆史地理環境可以塑造特定的精神氣質。成語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南橘北枳。按辯證法精神，反之亦然，如：彩蝶戀鮮花，蒼蠅叮臭肉；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智者樂水，仁者樂山。說到中國人的“土”，尚有各個地方的各個民風民俗民情，還可細分。

德國學者馬克斯·舍勒的行為學理論認為，能感悟到生活世界的價值和價值秩序的感情是成為行為意欲最深層的基礎部分，而這種感情決定著行為意欲的努力方向。但是舍勒又認為，不能把在一個時代和民族中流行或支配人們價值偏愛的評價係統所具有的“倫理結構”等同於作為價值優先法則的價值本身的客觀秩序。

今天，與西方自由世界一樣，強人習近平也是十分講究“顏色革命”，他將自身個性“土氣”的顏色欽定為中國的“政治正確”，即標準的意識形態，充分施展在上海地方的抗議之中，真實意圖是：以習氏“土氣”淹沒上海“海派”！

那麽究竟怎麽樣評介習包子“土氣”？

第一，純真“紅色基因”，眾所周知，習近平是在紅朝中國、紅色地域、紅色家庭、紅色時代、紅色圈子裏混出來的紅色土特產，紅色元素特濃，大紅特紅超紅。

現代中國有二大文明係統：黃色和藍色。

黃色是內陸型，具有內向封閉性質，其主要的分布地域是在北方的黃土質平原和高原上，其價值資源隻由落後的本土文明來提供（電視劇《河殤》的觀點）。

紅色文明是外來的馬列寧主義與中國本土的黃色文明相結合的產物，被綜合成“毛澤東思想路線”，具有革命的實踐性，但是主要根基還是黃色文明。

    藍色是海洋型，外向開放性質，最初地域分布在東南沿海一帶，隨之改革開放的深化，逐漸擴展至中國的大南方，它是本土文明與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結合的產物。

今天的國情是，北方黃土文明區域經濟全麵落後、蕭條，而南方藍色文明區域市場經濟發展良好，經濟指標高漲。如此經濟地理格局意味著中共統治機器的精神資源麵臨危機，這讓習近平深深不安，習某感受到來自於藍色文明對於紅色政權的威脅：資產階級市民的個體性、獨立性和自由意識在增長，他們不會如黃土地上農民幹活那樣的聽話、遵命和馴服。

遙想1949年3月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正式提出定都北平市的決議，當時的國情正如毛澤東所講：“蔣介石的國都在南京，他的基礎是江浙資本家。我們要把國都建在北平，我們也要在北平找到我們的基礎，這就是工人階級和廣大的勞動群眾。”這講話顯示了：南京的城市精神是藍色，而北平市則是黃色，紅色政權的根基需要由黃色文明來支撐、扶助，才會獲得穩定、可靠。

從前，毛澤東必定熟知曆史典故：“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對藍色文明懷有恐懼：“港台一帶，饕蚊尚多，西方世界，饕蚊成陣。”因此對待曾經位置楚地、而後深藍色的申城上海，毛澤東作指示：要采取“農村包圍城市”戰略。為此，上海外灘海關鍾樓上的大鍾報時，要以深黃色的陝北民歌樂調《東方紅》來進行，使之標誌為城市“主旋律”。要發揚“好八連”榮光，讓他們來到魔都南京路上當“哨兵”，以鎮住充滿資產階級邪念的“霓虹燈”，要加強“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全麵專政”，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今天，習近平憂心忡忡：紅色文明賴以存在基礎的黃色文明正日益蛻化墮落！為此決心拯救，在上海執行“靜態管理、動態清零”，實為一場魔鬼訓練，以鞏固紅色政權的！

 

• 粗人的痞氣，流寇的匪氣

 

紅朝中國首長級高幹的紅二代、紅三代多的是，譬如有劉少奇的兒子，陳雲兒子，鄧小平的兒女，胡耀邦的兒子，葉劍英、江澤民的數個兒女等等，在這一群體裏相比較，習包子就是顯得很“土氣”，這是為什麽呢？

這就是習近平第二個“土”：痞氣+匪氣，這是黃色文明外圍地帶“邊區”之“土氣”。

習近平讀書差勁是知曉的，然而這在首長級的紅後代中較為少見，盡管習近平時常吹噓讀書很多，還煞有介事地列出一長串讀書單來，頗有“此地無銀三百兩”之意。由於不願讀書、讀不進書，習的頭腦難以裝備積聚人類優秀文明的知識。蘇格拉底雲“知識即美德”，其否命題亦同樣成立。現代學者的認識更為精確，知識與美德之間的正向關聯性是需要建立在高概率基礎上，較有科學的合理性。毛澤東閱讀中國古典經書甚多，但也是痞氣+匪氣很濃厚，毛澤東特別讚賞二位流氓痞子皇帝：劉邦和朱元璋，毛把糟粕當作了精粹。

拉馬克的“用進廢退”可以較好解釋，讀書不好的習近平，喜好炫耀他的四肢發達：“我那個時候扛200斤麥子，十裏山路不換肩。”習對頭腦簡單事項：“新時期上山下鄉工程”、“好兒女誌在四方，有誌者奮鬥無悔”，頗有興趣和熱度，可見一斑。習近平坦承其念茲在茲“農民情結”，可以推斷出他的氣質和秉性，天然地與知識性匱缺的泥腿子、四肢發達者、粗布短衫者融通起來，對待海派氣質的上海人就不會有好感，可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

要深入了解習近平的所作所為，需要了解他的個性和風格，需要了解養育習某其秉性、氣質的地方，考察那裏的風土人情。習近平念念不忘他的“初心”之地，就是年輕時候插隊落戶的革命聖地延安，那裏是紅色大本營，更是“紅太陽升起的地方”。對於習近平來說，陝北延安就是他的紅色乳娘，思想養育之地，“作為一個人民公仆，陝北高原是我的根，因為這裏培養出我不變的信念：要為人民做實事！無論我走到哪裏，永遠都是黃土地的兒子。”習近平回憶說，插隊在梁家河，他“看到了人民群眾的根本，真正理解了老百姓”，“我幾乎從來沒哭過，印象較深的兩次哭都是在陝北。”情深誼長啊！

延安市，坐落在陝西省北部，是遊牧文明與農耕文明交融的邊區地帶，漢民族農民世世代代居住此地的曆史中，頻頻遭受多個遊牧民族和部落的相互殺戮、掠奪和洗劫，身處如此蠻族生態的劫掠，釀造出戎狄民風：痞氣+匪氣，漸漸墮落之，本地農耕地上又孵化出次生代的漢族大盜和流寇，如：王嘉胤、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董福祥等等。

大清皇朝晚期，西方殖民主義勢力進入中國東部沿海，紛紛建立起西方式的先進藍色文明，從此經濟格局和重心轉移，地處西北的陝西省經濟文化大幅衰弱，秦風不再，此衰彼漲，當地土匪、土豪卻猖狂起來，到了民國時期，整個陝北地區的匪患尤其嚴重，那時候國民政府的管控力無法抵達陝北，但這恰好為共產黨武裝力量製造出福音來，留給了共軍以極佳的撒野契機和匪盜空間。臭味相投便稱知己，當毛澤東掛帥的大股共軍（紅軍）萬裏迢迢流竄作案來到陝北時候，如魚得水般找準了自己的落腳地，建立起蘇區。

民諺：窮山惡水出刁民，粗茶淡飯無孑遺。肉腐生蛆，蛆熟產蠅；土劣孵匪，匪頑升寇。流寇是土匪發展的頂峰，流寇之所以十分殘暴凶狠毒辣無恥，那是因為流寇作案多是流竄在異地他鄉：1）幾乎碰不上熟人，於是缺乏道德約束；2）罪案的對象都是與己血緣疏遠，於是下得了狠手；3）流竄作案中不容易被抓捕，於是缺乏法律製裁的威懾感。

民國時期的學者傅斯年，曾經把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美國學者餘英時把毛澤東在山上鬧革命歸類為土匪行徑，中共政府體製內走出來的學者阮銘也將當年盤踞在井岡山和延安，建立蘇區的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具體的匪徒而言尚有匪氣強弱的區分，中共領袖中毛澤東、習近平之流痞氣、匪氣特濃，雖然直接將他們比作為流寇尚不恰當，然則深入去思考精神性的高層次本質，就會發現確有近似之處，如操守低劣，隻顧眼前的歡樂和榮耀，不思長治久安的方針、政策和治理，即不具可持續性發展，缺乏人性，不擇手段，不顧人民死活，更扯淡有什麽超越情懷、尋求來世的永生。

上海執行抗疫大行動，是習某心理投射：“習近平總書記親自部署、親自指揮”，乃“初心不改”，大大地用上“梁家河大學問”，卻是來真的：痞氣加匪氣，勁兒十足！

 

• 秦始皇→毛澤東→習近平

 

這三者思想有著較大的傳承性。中共的建黨、建國都是繼承了中國傳統“外儒內法”的一套專製主義本色，馬克思主義成分並不多，如“緊密團結在以某某某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就是中共執政文化的萬能公式，其“春秋大義”足令執政者癡迷不已。

中國政治延續了千年的專製主義，其要數秦始皇的大一統治理格局最具開創、暴虐和傳承，其遺產深深地烙印在中華民族的政治文化基因上。《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今皇帝並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傳承至後世，中共統治者毛澤東、習近平極為崇拜、讚賞，毛澤東自稱：“馬克思加秦始皇”，自比“秦皇、漢武”。習近平是粗人，缺文秀，但配有禦用導演張藝謀來代言，原籍秦地的張藝謀以其電影作品的大氣磅礴著稱，如《英雄》、《大秦賦》、《大秦帝國》等頗有氣勢恢宏，詠古頌今，頌揚獨裁，乃深合主子旨意。

籍貫秦地的習近平似乎比毛澤東更領悟大秦遺風，他也有著構建大一統政治的強烈欲求，冒進浮誇，圖大貪功，舉凡黨、政、軍、財、經、文、教、農、工、商等各界各行，都得讓習來獨攬一身、定於一尊，還妄想對外擴張，天下一統。毛時代流行詞：“全國一盤棋”，如今又翻舊出新而熱炒，以“一言堂”淩駕天下，特別用於上海的抗疫。

中國人骨子裏有“天人合一”，混沌一氣的原始思維和巫術，這集體無意識天然地被大一統政治統攝，進而主導了亞細亞生產方式，在古代，它有利於治理水患、開挖運河、修建長城、建造皇宮等大型項目。在當今，有利於以舉國之力操辦上海防控。在思想意識高度，可以塑造全民的遵命、服從、聽話，即奴性，這恰是習近平的“不忘使命”：“凝聚全民抗疫的強大共識”。

在大一統政治如火如荼的文革期間，誇張而高調的道義目的論籠罩住中國大地上的各項各業，如有“農業以糧為綱、工業以鋼為綱。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於是到處呈現“一刀切”現象，凡是與“綱”不合之事，全得讓步，退避。

今天上海的抗疫正是一刀切做法：為了抗疫的宏偉大業，其他事情全都算不得“事情”，那怕是危機人生命的要事。再如，“同層密接隔離政策”，一人得陽整樓隔離，幾人得陽整區封閉。搞得：簡單直接粗暴，次生災害不斷，雞飛狗跳，人心惶惶。

 

• 外儒內法，臉麵爭光

 

習近平頗想搞《厲害了，我的國》，可看出習的“初心”中有“大秦”情愫，但不唯此。習熟知亡秦之故，暴秦之害，了解《過秦論》，於是就看重《荀子》思想，希望借鑒儒家思想補救暴秦之偏，但這隻是延續了曆史上慣行的“外儒內法”傳統，毫無創意。

以現代人的目光審視，法家思想並非全都是負麵的，糟糕的。譬如，法家的政治思想有“緣法而治”、“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法不阿貴，繩不撓曲”、“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等——貫徹一條法治平等的路線。

秦之後曆代皇朝，形成傳統的官方和上層社會的意識形態是儒家思想，儒家在治國綱要上對法家進行修正，改變其嚴刑律法、冷酷無情、對人性的踐踏，而用溫情脈脈的道德麵紗來遮蓋人心自私之惡。然而儒家的溫情脈脈卻是斷然排斥法家的平等觀，十分講究等級秩序的排位：“尊尊、親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樣導致另一種人性醜惡的釋放。

無論是法家抑或儒家，都嚴重匱乏精神超越性，使得中國人滑落到小人德性的急切功利性，熱衷於超近距離的貼身肉搏，這突出表現為儒家的“麵子文化”，即等級競爭。

今天，習近平把上海抗疫重重地押寶在他的麵子上：看吧，環顧世界，唯有我習某才能夠做到新冠病毒“清零”，豐功偉業啊；溥天之下，皆我臣屬；溥天之下，盡表忠心！

開啟小人心境：這就是習近平的“初心、使命”不可告人的真正用意所在！清零政策來自權力最高層，而下層執行者在習某巫祝之辭誘導下，層層加碼，步步緊逼，使防疫措施變得越來越嚴苛，越來越不通人情，越來越背離常識，卻迎來了中國式“麵子”大豐收！    

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今天，活躍在上海街頭的“大白”誌願者，大多來自社會底層，他們深知等級社會的底層生活之艱辛、悲愴、卑賤、滄桑，受欺受壓，吃苦甚多，在心坎中積滿了多多的怨恨，為此張公百忍，隻是期盼著猴年馬月有個身份升遷，從此羊與狼的位置對調，角色得以變換，從此終於有了發泄的口子和對象，就如二十年媳婦熬成婆婆那樣。今天好機會來了，讓底層誌願者們身披白大褂，臂佩紅袖章，頓時獲得了權力，身價躥升！於是人們就見到了大白們在上海街頭的變本加厲，肆無忌憚。

更是有不少大白門來自外省市的農村地區，他們往往有著毛澤東情結，相信毛澤東的詛咒語“農村包圍城市”，內心對待上海，這個以魔都著稱的城市有著較深的嫉恨，於是今天找到了發泄口子，爭當“南京路上好八連”，侮辱上海人一番，五十步笑百步，好不痛快啊！

上海本地市民，生存在全民抗疫的如此高壓境遇，顯得勢單力孤，不得不進行一場忍耐之心的大考驗。雖說是有海派氣質，但是多年來在習氏毛左政治侵染下，上海人漸漸變得麻木起來，中國傳統習性在增強，一個“忍”字當頭，懂得“看三勢”，學會“拎得清”，不做“填刀頭”，好漢不吃眼前虧，識時務者為俊傑，好死不如賴活著——與內地的庸眾一樣，都是媳婦受熬的心態——如此則喪失了做人的真誠性和崇高性。

 

                                                    施衛江

寫於 美國紐約

2022年5月26日上海抗疫為何如此狂暴？

 

最近，上海人民沉浸在“靜態管理、動態清零”的極度悲憤中，二個月來的抗疫，上海居民要麽封閉在家裏，要麽隔離在方艙，要麽入住醫院，最慘的是一些外地來滬的農民工、送貨員和運輸汽車司機，隻得睡眠在大街上、橋孔下、卡車裏，還不得行走出受封圍欄，還得不到足夠食物。不管呆在城市哪個角落，是富人或窮人，是教授還是乞丐，人人自危，生活無序，商店關門，藥品斷供，生存所需的基本食品、日用品都要靠手機上操作去“搶”，凡是不會手機操作就隻能等死，非新冠病毒引起的疾病都不算是“病”，假如某個病人不能出示有效核酸測試陰性證明，病人均得不到及時救治，更惡劣的措施是，要裝配鐵網在管控區的每一棟民宅樓的大門口，予以嚴加防範管製，防市民如防盜賊！“大白”警察容許隨意闖進市民家中搞“執法”，市民蒙受盡多的不幸和災難可就是不容許公開自由發聲喊冤！

嗚呼！號稱“國家主人”的上海市民，本是代表中國最具先進生產力的一族群體，理應充分釋放出上海市民的聰明才幹去搞建設，然而在黨中央的“清零”政策強製下，海派靈性竟然大肆遭受踐踏，人格尊嚴被貶至不及囚徒的卑下，被準許的行動自由還不如圈養的禽畜。哀哉！上海市民的生存境況是多麽孤苦伶仃無助，上海市民的精神抑鬱是何等淒淒慘慘戚戚。

由中央政府主導的抗疫“清零”，為什麽要對上海人民動用如此的粗暴、野蠻、獸性、瘋狂？這在西方自由世界看來，簡直太不可思議了！根源究竟是什麽呢？

 

（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發生在上海的抗疫狂暴當然不是海派文化傳承的特質，而是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親自部署指揮、密集指示批示”來進行，這位總書記宣稱：“我們的防控方針是由黨的性質和宗旨決定的”，“從黨的性質宗旨認識疫情防控方針”，當然不是飛來之石，而是經有悠久曆史的中國傳統孵化而成，它僵硬地主宰著當今中國政治的一切。欲懂得這場清零抗疫的真實意圖，須深入了解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須了解中國的民風民俗，尤其是陝北地區。

近年來，習近平嫻熟地運用他的政治手腕使大權獨攬，業已形成“九鼎之尊”局麵，且有越演越烈之勢，在其統治下的社會官僚機器不斷強化威權形式，這使得後者形式的高度威權化又促進了前者的獨裁，而前者專斷橫行又反哺後者，兩者互為反饋，攜手共進，就此全民奴性且增強不少——此即如德國學者齊美爾所講的社會學中“相互作用”的形式，對於這種“形式”的具體表達，深得魯迅精神之魂的北京大學中文係教授錢理群曾經論述道：“在一個專製統治下價值封閉的體係內，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是處在同一個價值點上的交流與反饋”（大意如此）。

可想而知，當今中國的政治形態正是走在全麵複辟傳統封建腐朽製度的路上。專製政治乃乾綱獨斷、定於一尊，且說今日中國之專製暴虐，極大地來自最高統治者的德性，習近平妄圖複辟文革，大開曆史倒車，朝思暮想他的皇帝迷夢，再造新時代的秦始皇、毛澤東。

    由此，習近平打造的強專製主義為他的暴政鋪設了平坦大道，布置於“全國一盤棋”格局下，海派上海市民深深感受到文革高潮時的毛式家天下：朕即真理，朕即國家。今天，統帥一聲令，三軍風雷動，酷政促奴性，令箭催遵命，從廟堂衙門，抵基層庸眾，政令一路暢行，貫徹無阻。

以習近平的“家天下”框架來看，上海的抗疫特別需要展示“中國共產黨所具有的無比堅強的領導力，是風雨來襲時中國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要展示中共統治下的製度“優越性”和“合法性”，更確切地說，還需要充分展示習近平總書記的“英明、偉大”形象，為他的正式“登基”皇座打基礎。構建如此之宏大敘事，習家中央政府定義了新冠病毒的抗疫是一場“人民戰爭”，全黨全民統一步調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部署”來進行的，這位總書記一再強調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堅持動態清零總方針不猶豫不動搖”，“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要把抗疫當作“為人民服務”。

以現代性的倫理學來論述，“人民”是個宏大敘事，是形而上之“大魅”，在以“人民”的名義大肆鼓噪、渲染之下，若開啟“幽暗之門”，可以發現，這隻是一塊“超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的招牌，其投射出的真實價值意向往往是希冀反饋回報給投射者自己，即小人心眼、小人心境的“自我、本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乃罪惡之淵藪，其鄙陋卑下、猥瑣不堪！

魯迅先生早就發現，中國的儒家典籍中充滿了“仁者愛人”之語，但是魯迅卻揭穿了其“瞞和騙”，其實質就是“以理殺人”！

今天的上海，把“人民”當作“綱領”來處置具體的全民抗疫，就意味著其餘事情全得靠邊讓路，抗疫以外的事情全都隻是與個人利益掛鉤而已，都是掛靠不上“人民”這個宏偉大宗旨，“人民”這個抽象綱領既然被強化得如此之高大上、偉光正，乃綱舉目張，和尚打傘，為所欲為、不擇手段！

 

（二）“不忘初心，牢記使命”

 

“初心”是習近平執政時代十分時髦的政治詞匯，既然被張揚得如此之“時髦”，它必定隱含有欺騙性！它試圖讓人民感受習的“青春故事”，聆聽他的“梁家河插隊的經曆”，規訓人民的情操，是一項典型的“洗腦工程”。

眾所周知，習近平在福建、浙江和上海三地工作過，已經獲得相當多的東南沿海地區工作的經驗，這些地區比起北方內地來具有相對較高的改革開放性，經濟結構大多是外向型，經濟水平也相應較高，治理較為先進。按照常規思路，要想當上一個大國有作為的主政者，其精神領域的價值觀訴求，本來應該引導國民走上現代化之路，深化改革，大大發揚沿海地區的先進經驗和業績成就，使融合到全球化的經濟圈中，學習西方發達的市場經濟和人文精神，求得國家發展踏上新台階。然而習近平卻不張揚他在沿海地區的經曆，反而大大弘揚在北方落後農村的生活感受、工作經曆——這就值得正義的人們去警惕和深思了。

與毛澤東一樣，習近平自身的秉性就是十分的“土”，在漢語網絡上，不滿的網民將習近平蔑稱為“包子”，意思有“土氣”之意，也就是傳統、愚昧、落後的代名詞。這與《論語》：“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意思相近，懷土就是戀土而安逸，營造個人小天地，即小人德性。我們來看看習近平是如何的“初心”？

“初心”在心理學上可稱為“原型”（榮格：archetypes），習的“原型”有“戀土情結”，顯然相悖於東南沿海地區的現代性精神品質，而在於他不斷吹噓的“土”字而凸出，即“農民情結、三農情懷”，習常稱：“我也是從農村出來的”，“我們這一代人也有這個情結，一定要把我們的老百姓，特別是我們的農民扶一把。”聽聽他的念念有詞“不忘初心”，從“習近平總書記從小就有農村情結”，可推斷習之“戀土”有小人之心：

1.  陝北延安梁家河，習近平插隊在此，據說練就了一套“大學問”，那真是了不得啊！
2. “老家富平曾在習近平迷惘彷徨時給予他溫暖”，陝西省富平縣臨近於曆史上京兆地區，這裏曾經是大一統帝國的中央權力地帶，即有秦、漢、隋、唐四朝大帝國定都於鹹陽、長安，這一家鄉情懷深深地烙印到習近平的人格秉性，使得習內心期盼著大一統政治。
3. 習近平時時要造訪河北省西柏坡，該地是毛派紅色經典的精神發源地，價值連城，非常值得習去流連忘返，就此習想要“弘揚西柏坡精神”。
4. 河北省正定縣，習年輕時候曾工作在此，當時是“農業學大寨”的先進樣板縣，是毛澤東樹立起來的一麵旗幟，同樣是紅色經典，值得去大力追捧，流芳百世。

    作為一個農業人口眾多的大國，農業生產當然需要去關心，農民的利益也當然需要去關心，任何一個具有現代化常識的人，必定知道：農民生活的大幅度改善，必須是由農業現代化來帶動，而農業現代化必須是由工業現代化來帶動，而工業現代化必須是由科技、經濟和製度等的各項現代化來帶動，需要重視精神文明的力量，也就是人的主體性自由的大發揚。然而中國的習某卻是完全的反其道而行之：要論價值觀的定位？什麽的工業、科技、文教、經濟、金融、製度、法治等等的重要發展項目全都擱置在邊上，就是因為這些不含有“初心”，從而全都被當做不重要的思想議題來處理，眼下最最要緊的事情是定位在“農民情結”、“黃土情結”之上：“不忘初心，牢記使命”——老是要把目光盯住在最最落後地區的農民生存價值觀上——這是怎麽樣的心態？怎麽樣的鬼魅心思啊？

人都是有個性的，共產黨執政也如此。理解了習近平的執政個性是那麽的“土裏土氣”，於是懂得：上海抗疫就是充滿習包子特色之土：“鞋子合不合腳，自己穿著才知道。”——紅色經典，土法上馬！   

 

•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方山水有一方風情

 

 共產黨信仰“辯證唯物主義”，其教條說：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確，特定的社會曆史地理環境可以塑造特定的精神氣質。成語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南橘北枳。按辯證法精神，反之亦然，如：彩蝶戀鮮花，蒼蠅叮臭肉；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智者樂水，仁者樂山。說到中國人的“土”，尚有各個地方的各個民風民俗民情，還可細分。

德國學者馬克斯·舍勒的行為學理論認為，能感悟到生活世界的價值和價值秩序的感情是成為行為意欲最深層的基礎部分，而這種感情決定著行為意欲的努力方向。但是舍勒又認為，不能把在一個時代和民族中流行或支配人們價值偏愛的評價係統所具有的“倫理結構”等同於作為價值優先法則的價值本身的客觀秩序。

今天，與西方自由世界一樣，強人習近平也是十分講究“顏色革命”，他將自身個性“土氣”的顏色欽定為中國的“政治正確”，即標準的意識形態，充分施展在上海地方的抗議之中，真實意圖是：以習氏“土氣”淹沒上海“海派”！

那麽究竟怎麽樣評介習包子“土氣”？

第一，純真“紅色基因”，眾所周知，習近平是在紅朝中國、紅色地域、紅色家庭、紅色時代、紅色圈子裏混出來的紅色土特產，紅色元素特濃，大紅特紅超紅。

現代中國有二大文明係統：黃色和藍色。

黃色是內陸型，具有內向封閉性質，其主要的分布地域是在北方的黃土質平原和高原上，其價值資源隻由落後的本土文明來提供（電視劇《河殤》的觀點）。

紅色文明是外來的馬列寧主義與中國本土的黃色文明相結合的產物，被綜合成“毛澤東思想路線”，具有革命的實踐性，但是主要根基還是黃色文明。

    藍色是海洋型，外向開放性質，最初地域分布在東南沿海一帶，隨之改革開放的深化，逐漸擴展至中國的大南方，它是本土文明與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結合的產物。

今天的國情是，北方黃土文明區域經濟全麵落後、蕭條，而南方藍色文明區域市場經濟發展良好，經濟指標高漲。如此經濟地理格局意味著中共統治機器的精神資源麵臨危機，這讓習近平深深不安，習某感受到來自於藍色文明對於紅色政權的威脅：資產階級市民的個體性、獨立性和自由意識在增長，他們不會如黃土地上農民幹活那樣的聽話、遵命和馴服。

遙想1949年3月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正式提出定都北平市的決議，當時的國情正如毛澤東所講：“蔣介石的國都在南京，他的基礎是江浙資本家。我們要把國都建在北平，我們也要在北平找到我們的基礎，這就是工人階級和廣大的勞動群眾。”這講話顯示了：南京的城市精神是藍色，而北平市則是黃色，紅色政權的根基需要由黃色文明來支撐、扶助，才會獲得穩定、可靠。

從前，毛澤東必定熟知曆史典故：“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對藍色文明懷有恐懼：“港台一帶，饕蚊尚多，西方世界，饕蚊成陣。”因此對待曾經位置楚地、而後深藍色的申城上海，毛澤東作指示：要采取“農村包圍城市”戰略。為此，上海外灘海關鍾樓上的大鍾報時，要以深黃色的陝北民歌樂調《東方紅》來進行，使之標誌為城市“主旋律”。要發揚“好八連”榮光，讓他們來到魔都南京路上當“哨兵”，以鎮住充滿資產階級邪念的“霓虹燈”，要加強“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全麵專政”，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今天，習近平憂心忡忡：紅色文明賴以存在基礎的黃色文明正日益蛻化墮落！為此決心拯救，在上海執行“靜態管理、動態清零”，實為一場魔鬼訓練，以鞏固紅色政權的！

 

• 粗人的痞氣，流寇的匪氣

 

紅朝中國首長級高幹的紅二代、紅三代多的是，譬如有劉少奇的兒子，陳雲兒子，鄧小平的兒女，胡耀邦的兒子，葉劍英、江澤民的數個兒女等等，在這一群體裏相比較，習包子就是顯得很“土氣”，這是為什麽呢？

這就是習近平第二個“土”：痞氣+匪氣，這是黃色文明外圍地帶“邊區”之“土氣”。

習近平讀書差勁是知曉的，然而這在首長級的紅後代中較為少見，盡管習近平時常吹噓讀書很多，還煞有介事地列出一長串讀書單來，頗有“此地無銀三百兩”之意。由於不願讀書、讀不進書，習的頭腦難以裝備積聚人類優秀文明的知識。蘇格拉底雲“知識即美德”，其否命題亦同樣成立。現代學者的認識更為精確，知識與美德之間的正向關聯性是需要建立在高概率基礎上，較有科學的合理性。毛澤東閱讀中國古典經書甚多，但也是痞氣+匪氣很濃厚，毛澤東特別讚賞二位流氓痞子皇帝：劉邦和朱元璋，毛把糟粕當作了精粹。

拉馬克的“用進廢退”可以較好解釋，讀書不好的習近平，喜好炫耀他的四肢發達：“我那個時候扛200斤麥子，十裏山路不換肩。”習對頭腦簡單事項：“新時期上山下鄉工程”、“好兒女誌在四方，有誌者奮鬥無悔”，頗有興趣和熱度，可見一斑。習近平坦承其念茲在茲“農民情結”，可以推斷出他的氣質和秉性，天然地與知識性匱缺的泥腿子、四肢發達者、粗布短衫者融通起來，對待海派氣質的上海人就不會有好感，可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

要深入了解習近平的所作所為，需要了解他的個性和風格，需要了解養育習某其秉性、氣質的地方，考察那裏的風土人情。習近平念念不忘他的“初心”之地，就是年輕時候插隊落戶的革命聖地延安，那裏是紅色大本營，更是“紅太陽升起的地方”。對於習近平來說，陝北延安就是他的紅色乳娘，思想養育之地，“作為一個人民公仆，陝北高原是我的根，因為這裏培養出我不變的信念：要為人民做實事！無論我走到哪裏，永遠都是黃土地的兒子。”習近平回憶說，插隊在梁家河，他“看到了人民群眾的根本，真正理解了老百姓”，“我幾乎從來沒哭過，印象較深的兩次哭都是在陝北。”情深誼長啊！

延安市，坐落在陝西省北部，是遊牧文明與農耕文明交融的邊區地帶，漢民族農民世世代代居住此地的曆史中，頻頻遭受多個遊牧民族和部落的相互殺戮、掠奪和洗劫，身處如此蠻族生態的劫掠，釀造出戎狄民風：痞氣+匪氣，漸漸墮落之，本地農耕地上又孵化出次生代的漢族大盜和流寇，如：王嘉胤、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董福祥等等。

大清皇朝晚期，西方殖民主義勢力進入中國東部沿海，紛紛建立起西方式的先進藍色文明，從此經濟格局和重心轉移，地處西北的陝西省經濟文化大幅衰弱，秦風不再，此衰彼漲，當地土匪、土豪卻猖狂起來，到了民國時期，整個陝北地區的匪患尤其嚴重，那時候國民政府的管控力無法抵達陝北，但這恰好為共產黨武裝力量製造出福音來，留給了共軍以極佳的撒野契機和匪盜空間。臭味相投便稱知己，當毛澤東掛帥的大股共軍（紅軍）萬裏迢迢流竄作案來到陝北時候，如魚得水般找準了自己的落腳地，建立起蘇區。

民諺：窮山惡水出刁民，粗茶淡飯無孑遺。肉腐生蛆，蛆熟產蠅；土劣孵匪，匪頑升寇。流寇是土匪發展的頂峰，流寇之所以十分殘暴凶狠毒辣無恥，那是因為流寇作案多是流竄在異地他鄉：1）幾乎碰不上熟人，於是缺乏道德約束；2）罪案的對象都是與己血緣疏遠，於是下得了狠手；3）流竄作案中不容易被抓捕，於是缺乏法律製裁的威懾感。

民國時期的學者傅斯年，曾經把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美國學者餘英時把毛澤東在山上鬧革命歸類為土匪行徑，中共政府體製內走出來的學者阮銘也將當年盤踞在井岡山和延安，建立蘇區的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具體的匪徒而言尚有匪氣強弱的區分，中共領袖中毛澤東、習近平之流痞氣、匪氣特濃，雖然直接將他們比作為流寇尚不恰當，然則深入去思考精神性的高層次本質，就會發現確有近似之處，如操守低劣，隻顧眼前的歡樂和榮耀，不思長治久安的方針、政策和治理，即不具可持續性發展，缺乏人性，不擇手段，不顧人民死活，更扯淡有什麽超越情懷、尋求來世的永生。

上海執行抗疫大行動，是習某心理投射：“習近平總書記親自部署、親自指揮”，乃“初心不改”，大大地用上“梁家河大學問”，卻是來真的：痞氣加匪氣，勁兒十足！

 

• 秦始皇→毛澤東→習近平

 

這三者思想有著較大的傳承性。中共的建黨、建國都是繼承了中國傳統“外儒內法”的一套專製主義本色，馬克思主義成分並不多，如“緊密團結在以某某某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就是中共執政文化的萬能公式，其“春秋大義”足令執政者癡迷不已。

中國政治延續了千年的專製主義，其要數秦始皇的大一統治理格局最具開創、暴虐和傳承，其遺產深深地烙印在中華民族的政治文化基因上。《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今皇帝並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傳承至後世，中共統治者毛澤東、習近平極為崇拜、讚賞，毛澤東自稱：“馬克思加秦始皇”，自比“秦皇、漢武”。習近平是粗人，缺文秀，但配有禦用導演張藝謀來代言，原籍秦地的張藝謀以其電影作品的大氣磅礴著稱，如《英雄》、《大秦賦》、《大秦帝國》等頗有氣勢恢宏，詠古頌今，頌揚獨裁，乃深合主子旨意。

籍貫秦地的習近平似乎比毛澤東更領悟大秦遺風，他也有著構建大一統政治的強烈欲求，冒進浮誇，圖大貪功，舉凡黨、政、軍、財、經、文、教、農、工、商等各界各行，都得讓習來獨攬一身、定於一尊，還妄想對外擴張，天下一統。毛時代流行詞：“全國一盤棋”，如今又翻舊出新而熱炒，以“一言堂”淩駕天下，特別用於上海的抗疫。

中國人骨子裏有“天人合一”，混沌一氣的原始思維和巫術，這集體無意識天然地被大一統政治統攝，進而主導了亞細亞生產方式，在古代，它有利於治理水患、開挖運河、修建長城、建造皇宮等大型項目。在當今，有利於以舉國之力操辦上海防控。在思想意識高度，可以塑造全民的遵命、服從、聽話，即奴性，這恰是習近平的“不忘使命”：“凝聚全民抗疫的強大共識”。

在大一統政治如火如荼的文革期間，誇張而高調的道義目的論籠罩住中國大地上的各項各業，如有“農業以糧為綱、工業以鋼為綱。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於是到處呈現“一刀切”現象，凡是與“綱”不合之事，全得讓步，退避。

今天上海的抗疫正是一刀切做法：為了抗疫的宏偉大業，其他事情全都算不得“事情”，那怕是危機人生命的要事。再如，“同層密接隔離政策”，一人得陽整樓隔離，幾人得陽整區封閉。搞得：簡單直接粗暴，次生災害不斷，雞飛狗跳，人心惶惶。

 

• 外儒內法，臉麵爭光

 

習近平頗想搞《厲害了，我的國》，可看出習的“初心”中有“大秦”情愫，但不唯此。習熟知亡秦之故，暴秦之害，了解《過秦論》，於是就看重《荀子》思想，希望借鑒儒家思想補救暴秦之偏，但這隻是延續了曆史上慣行的“外儒內法”傳統，毫無創意。

以現代人的目光審視，法家思想並非全都是負麵的，糟糕的。譬如，法家的政治思想有“緣法而治”、“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法不阿貴，繩不撓曲”、“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等——貫徹一條法治平等的路線。

秦之後曆代皇朝，形成傳統的官方和上層社會的意識形態是儒家思想，儒家在治國綱要上對法家進行修正，改變其嚴刑律法、冷酷無情、對人性的踐踏，而用溫情脈脈的道德麵紗來遮蓋人心自私之惡。然而儒家的溫情脈脈卻是斷然排斥法家的平等觀，十分講究等級秩序的排位：“尊尊、親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樣導致另一種人性醜惡的釋放。

無論是法家抑或儒家，都嚴重匱乏精神超越性，使得中國人滑落到小人德性的急切功利性，熱衷於超近距離的貼身肉搏，這突出表現為儒家的“麵子文化”，即等級競爭。

今天，習近平把上海抗疫重重地押寶在他的麵子上：看吧，環顧世界，唯有我習某才能夠做到新冠病毒“清零”，豐功偉業啊；溥天之下，皆我臣屬；溥天之下，盡表忠心！

開啟小人心境：這就是習近平的“初心、使命”不可告人的真正用意所在！清零政策來自權力最高層，而下層執行者在習某巫祝之辭誘導下，層層加碼，步步緊逼，使防疫措施變得越來越嚴苛，越來越不通人情，越來越背離常識，卻迎來了中國式“麵子”大豐收！    

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今天，活躍在上海街頭的“大白”誌願者，大多來自社會底層，他們深知等級社會的底層生活之艱辛、悲愴、卑賤、滄桑，受欺受壓，吃苦甚多，在心坎中積滿了多多的怨恨，為此張公百忍，隻是期盼著猴年馬月有個身份升遷，從此羊與狼的位置對調，角色得以變換，從此終於有了發泄的口子和對象，就如二十年媳婦熬成婆婆那樣。今天好機會來了，讓底層誌願者們身披白大褂，臂佩紅袖章，頓時獲得了權力，身價躥升！於是人們就見到了大白們在上海街頭的變本加厲，肆無忌憚。

更是有不少大白門來自外省市的農村地區，他們往往有著毛澤東情結，相信毛澤東的詛咒語“農村包圍城市”，內心對待上海，這個以魔都著稱的城市有著較深的嫉恨，於是今天找到了發泄口子，爭當“南京路上好八連”，侮辱上海人一番，五十步笑百步，好不痛快啊！

上海本地市民，生存在全民抗疫的如此高壓境遇，顯得勢單力孤，不得不進行一場忍耐之心的大考驗。雖說是有海派氣質，但是多年來在習氏毛左政治侵染下，上海人漸漸變得麻木起來，中國傳統習性在增強，一個“忍”字當頭，懂得“看三勢”，學會“拎得清”，不做“填刀頭”，好漢不吃眼前虧，識時務者為俊傑，好死不如賴活著——與內地的庸眾一樣，都是媳婦受熬的心態——如此則喪失了做人的真誠性和崇高性。

 

                                                    施衛江

寫於 美國紐約

2022年5月26日上海抗疫為何如此狂暴？

 

最近，上海人民沉浸在“靜態管理、動態清零”的極度悲憤中，二個月來的抗疫，上海居民要麽封閉在家裏，要麽隔離在方艙，要麽入住醫院，最慘的是一些外地來滬的農民工、送貨員和運輸汽車司機，隻得睡眠在大街上、橋孔下、卡車裏，還不得行走出受封圍欄，還得不到足夠食物。不管呆在城市哪個角落，是富人或窮人，是教授還是乞丐，人人自危，生活無序，商店關門，藥品斷供，生存所需的基本食品、日用品都要靠手機上操作去“搶”，凡是不會手機操作就隻能等死，非新冠病毒引起的疾病都不算是“病”，假如某個病人不能出示有效核酸測試陰性證明，病人均得不到及時救治，更惡劣的措施是，要裝配鐵網在管控區的每一棟民宅樓的大門口，予以嚴加防範管製，防市民如防盜賊！“大白”警察容許隨意闖進市民家中搞“執法”，市民蒙受盡多的不幸和災難可就是不容許公開自由發聲喊冤！

嗚呼！號稱“國家主人”的上海市民，本是代表中國最具先進生產力的一族群體，理應充分釋放出上海市民的聰明才幹去搞建設，然而在黨中央的“清零”政策強製下，海派靈性竟然大肆遭受踐踏，人格尊嚴被貶至不及囚徒的卑下，被準許的行動自由還不如圈養的禽畜。哀哉！上海市民的生存境況是多麽孤苦伶仃無助，上海市民的精神抑鬱是何等淒淒慘慘戚戚。

由中央政府主導的抗疫“清零”，為什麽要對上海人民動用如此的粗暴、野蠻、獸性、瘋狂？這在西方自由世界看來，簡直太不可思議了！根源究竟是什麽呢？

 

（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發生在上海的抗疫狂暴當然不是海派文化傳承的特質，而是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親自部署指揮、密集指示批示”來進行，這位總書記宣稱：“我們的防控方針是由黨的性質和宗旨決定的”，“從黨的性質宗旨認識疫情防控方針”，當然不是飛來之石，而是經有悠久曆史的中國傳統孵化而成，它僵硬地主宰著當今中國政治的一切。欲懂得這場清零抗疫的真實意圖，須深入了解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須了解中國的民風民俗，尤其是陝北地區。

近年來，習近平嫻熟地運用他的政治手腕使大權獨攬，業已形成“九鼎之尊”局麵，且有越演越烈之勢，在其統治下的社會官僚機器不斷強化威權形式，這使得後者形式的高度威權化又促進了前者的獨裁，而前者專斷橫行又反哺後者，兩者互為反饋，攜手共進，就此全民奴性且增強不少——此即如德國學者齊美爾所講的社會學中“相互作用”的形式，對於這種“形式”的具體表達，深得魯迅精神之魂的北京大學中文係教授錢理群曾經論述道：“在一個專製統治下價值封閉的體係內，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是處在同一個價值點上的交流與反饋”（大意如此）。

可想而知，當今中國的政治形態正是走在全麵複辟傳統封建腐朽製度的路上。專製政治乃乾綱獨斷、定於一尊，且說今日中國之專製暴虐，極大地來自最高統治者的德性，習近平妄圖複辟文革，大開曆史倒車，朝思暮想他的皇帝迷夢，再造新時代的秦始皇、毛澤東。

    由此，習近平打造的強專製主義為他的暴政鋪設了平坦大道，布置於“全國一盤棋”格局下，海派上海市民深深感受到文革高潮時的毛式家天下：朕即真理，朕即國家。今天，統帥一聲令，三軍風雷動，酷政促奴性，令箭催遵命，從廟堂衙門，抵基層庸眾，政令一路暢行，貫徹無阻。

以習近平的“家天下”框架來看，上海的抗疫特別需要展示“中國共產黨所具有的無比堅強的領導力，是風雨來襲時中國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要展示中共統治下的製度“優越性”和“合法性”，更確切地說，還需要充分展示習近平總書記的“英明、偉大”形象，為他的正式“登基”皇座打基礎。構建如此之宏大敘事，習家中央政府定義了新冠病毒的抗疫是一場“人民戰爭”，全黨全民統一步調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部署”來進行的，這位總書記一再強調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堅持動態清零總方針不猶豫不動搖”，“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要把抗疫當作“為人民服務”。

以現代性的倫理學來論述，“人民”是個宏大敘事，是形而上之“大魅”，在以“人民”的名義大肆鼓噪、渲染之下，若開啟“幽暗之門”，可以發現，這隻是一塊“超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的招牌，其投射出的真實價值意向往往是希冀反饋回報給投射者自己，即小人心眼、小人心境的“自我、本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乃罪惡之淵藪，其鄙陋卑下、猥瑣不堪！

魯迅先生早就發現，中國的儒家典籍中充滿了“仁者愛人”之語，但是魯迅卻揭穿了其“瞞和騙”，其實質就是“以理殺人”！

今天的上海，把“人民”當作“綱領”來處置具體的全民抗疫，就意味著其餘事情全得靠邊讓路，抗疫以外的事情全都隻是與個人利益掛鉤而已，都是掛靠不上“人民”這個宏偉大宗旨，“人民”這個抽象綱領既然被強化得如此之高大上、偉光正，乃綱舉目張，和尚打傘，為所欲為、不擇手段！

 

（二）“不忘初心，牢記使命”

 

“初心”是習近平執政時代十分時髦的政治詞匯，既然被張揚得如此之“時髦”，它必定隱含有欺騙性！它試圖讓人民感受習的“青春故事”，聆聽他的“梁家河插隊的經曆”，規訓人民的情操，是一項典型的“洗腦工程”。

眾所周知，習近平在福建、浙江和上海三地工作過，已經獲得相當多的東南沿海地區工作的經驗，這些地區比起北方內地來具有相對較高的改革開放性，經濟結構大多是外向型，經濟水平也相應較高，治理較為先進。按照常規思路，要想當上一個大國有作為的主政者，其精神領域的價值觀訴求，本來應該引導國民走上現代化之路，深化改革，大大發揚沿海地區的先進經驗和業績成就，使融合到全球化的經濟圈中，學習西方發達的市場經濟和人文精神，求得國家發展踏上新台階。然而習近平卻不張揚他在沿海地區的經曆，反而大大弘揚在北方落後農村的生活感受、工作經曆——這就值得正義的人們去警惕和深思了。

與毛澤東一樣，習近平自身的秉性就是十分的“土”，在漢語網絡上，不滿的網民將習近平蔑稱為“包子”，意思有“土氣”之意，也就是傳統、愚昧、落後的代名詞。這與《論語》：“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意思相近，懷土就是戀土而安逸，營造個人小天地，即小人德性。我們來看看習近平是如何的“初心”？

“初心”在心理學上可稱為“原型”（榮格：archetypes），習的“原型”有“戀土情結”，顯然相悖於東南沿海地區的現代性精神品質，而在於他不斷吹噓的“土”字而凸出，即“農民情結、三農情懷”，習常稱：“我也是從農村出來的”，“我們這一代人也有這個情結，一定要把我們的老百姓，特別是我們的農民扶一把。”聽聽他的念念有詞“不忘初心”，從“習近平總書記從小就有農村情結”，可推斷習之“戀土”有小人之心：

1.  陝北延安梁家河，習近平插隊在此，據說練就了一套“大學問”，那真是了不得啊！
2. “老家富平曾在習近平迷惘彷徨時給予他溫暖”，陝西省富平縣臨近於曆史上京兆地區，這裏曾經是大一統帝國的中央權力地帶，即有秦、漢、隋、唐四朝大帝國定都於鹹陽、長安，這一家鄉情懷深深地烙印到習近平的人格秉性，使得習內心期盼著大一統政治。
3. 習近平時時要造訪河北省西柏坡，該地是毛派紅色經典的精神發源地，價值連城，非常值得習去流連忘返，就此習想要“弘揚西柏坡精神”。
4. 河北省正定縣，習年輕時候曾工作在此，當時是“農業學大寨”的先進樣板縣，是毛澤東樹立起來的一麵旗幟，同樣是紅色經典，值得去大力追捧，流芳百世。

    作為一個農業人口眾多的大國，農業生產當然需要去關心，農民的利益也當然需要去關心，任何一個具有現代化常識的人，必定知道：農民生活的大幅度改善，必須是由農業現代化來帶動，而農業現代化必須是由工業現代化來帶動，而工業現代化必須是由科技、經濟和製度等的各項現代化來帶動，需要重視精神文明的力量，也就是人的主體性自由的大發揚。然而中國的習某卻是完全的反其道而行之：要論價值觀的定位？什麽的工業、科技、文教、經濟、金融、製度、法治等等的重要發展項目全都擱置在邊上，就是因為這些不含有“初心”，從而全都被當做不重要的思想議題來處理，眼下最最要緊的事情是定位在“農民情結”、“黃土情結”之上：“不忘初心，牢記使命”——老是要把目光盯住在最最落後地區的農民生存價值觀上——這是怎麽樣的心態？怎麽樣的鬼魅心思啊？

人都是有個性的，共產黨執政也如此。理解了習近平的執政個性是那麽的“土裏土氣”，於是懂得：上海抗疫就是充滿習包子特色之土：“鞋子合不合腳，自己穿著才知道。”——紅色經典，土法上馬！   

 

•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方山水有一方風情

 

 共產黨信仰“辯證唯物主義”，其教條說：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確，特定的社會曆史地理環境可以塑造特定的精神氣質。成語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南橘北枳。按辯證法精神，反之亦然，如：彩蝶戀鮮花，蒼蠅叮臭肉；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智者樂水，仁者樂山。說到中國人的“土”，尚有各個地方的各個民風民俗民情，還可細分。

德國學者馬克斯·舍勒的行為學理論認為，能感悟到生活世界的價值和價值秩序的感情是成為行為意欲最深層的基礎部分，而這種感情決定著行為意欲的努力方向。但是舍勒又認為，不能把在一個時代和民族中流行或支配人們價值偏愛的評價係統所具有的“倫理結構”等同於作為價值優先法則的價值本身的客觀秩序。

今天，與西方自由世界一樣，強人習近平也是十分講究“顏色革命”，他將自身個性“土氣”的顏色欽定為中國的“政治正確”，即標準的意識形態，充分施展在上海地方的抗議之中，真實意圖是：以習氏“土氣”淹沒上海“海派”！

那麽究竟怎麽樣評介習包子“土氣”？

第一，純真“紅色基因”，眾所周知，習近平是在紅朝中國、紅色地域、紅色家庭、紅色時代、紅色圈子裏混出來的紅色土特產，紅色元素特濃，大紅特紅超紅。

現代中國有二大文明係統：黃色和藍色。

黃色是內陸型，具有內向封閉性質，其主要的分布地域是在北方的黃土質平原和高原上，其價值資源隻由落後的本土文明來提供（電視劇《河殤》的觀點）。

紅色文明是外來的馬列寧主義與中國本土的黃色文明相結合的產物，被綜合成“毛澤東思想路線”，具有革命的實踐性，但是主要根基還是黃色文明。

    藍色是海洋型，外向開放性質，最初地域分布在東南沿海一帶，隨之改革開放的深化，逐漸擴展至中國的大南方，它是本土文明與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結合的產物。

今天的國情是，北方黃土文明區域經濟全麵落後、蕭條，而南方藍色文明區域市場經濟發展良好，經濟指標高漲。如此經濟地理格局意味著中共統治機器的精神資源麵臨危機，這讓習近平深深不安，習某感受到來自於藍色文明對於紅色政權的威脅：資產階級市民的個體性、獨立性和自由意識在增長，他們不會如黃土地上農民幹活那樣的聽話、遵命和馴服。

遙想1949年3月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正式提出定都北平市的決議，當時的國情正如毛澤東所講：“蔣介石的國都在南京，他的基礎是江浙資本家。我們要把國都建在北平，我們也要在北平找到我們的基礎，這就是工人階級和廣大的勞動群眾。”這講話顯示了：南京的城市精神是藍色，而北平市則是黃色，紅色政權的根基需要由黃色文明來支撐、扶助，才會獲得穩定、可靠。

從前，毛澤東必定熟知曆史典故：“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對藍色文明懷有恐懼：“港台一帶，饕蚊尚多，西方世界，饕蚊成陣。”因此對待曾經位置楚地、而後深藍色的申城上海，毛澤東作指示：要采取“農村包圍城市”戰略。為此，上海外灘海關鍾樓上的大鍾報時，要以深黃色的陝北民歌樂調《東方紅》來進行，使之標誌為城市“主旋律”。要發揚“好八連”榮光，讓他們來到魔都南京路上當“哨兵”，以鎮住充滿資產階級邪念的“霓虹燈”，要加強“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全麵專政”，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今天，習近平憂心忡忡：紅色文明賴以存在基礎的黃色文明正日益蛻化墮落！為此決心拯救，在上海執行“靜態管理、動態清零”，實為一場魔鬼訓練，以鞏固紅色政權的！

 

• 粗人的痞氣，流寇的匪氣

 

紅朝中國首長級高幹的紅二代、紅三代多的是，譬如有劉少奇的兒子，陳雲兒子，鄧小平的兒女，胡耀邦的兒子，葉劍英、江澤民的數個兒女等等，在這一群體裏相比較，習包子就是顯得很“土氣”，這是為什麽呢？

這就是習近平第二個“土”：痞氣+匪氣，這是黃色文明外圍地帶“邊區”之“土氣”。

習近平讀書差勁是知曉的，然而這在首長級的紅後代中較為少見，盡管習近平時常吹噓讀書很多，還煞有介事地列出一長串讀書單來，頗有“此地無銀三百兩”之意。由於不願讀書、讀不進書，習的頭腦難以裝備積聚人類優秀文明的知識。蘇格拉底雲“知識即美德”，其否命題亦同樣成立。現代學者的認識更為精確，知識與美德之間的正向關聯性是需要建立在高概率基礎上，較有科學的合理性。毛澤東閱讀中國古典經書甚多，但也是痞氣+匪氣很濃厚，毛澤東特別讚賞二位流氓痞子皇帝：劉邦和朱元璋，毛把糟粕當作了精粹。

拉馬克的“用進廢退”可以較好解釋，讀書不好的習近平，喜好炫耀他的四肢發達：“我那個時候扛200斤麥子，十裏山路不換肩。”習對頭腦簡單事項：“新時期上山下鄉工程”、“好兒女誌在四方，有誌者奮鬥無悔”，頗有興趣和熱度，可見一斑。習近平坦承其念茲在茲“農民情結”，可以推斷出他的氣質和秉性，天然地與知識性匱缺的泥腿子、四肢發達者、粗布短衫者融通起來，對待海派氣質的上海人就不會有好感，可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

要深入了解習近平的所作所為，需要了解他的個性和風格，需要了解養育習某其秉性、氣質的地方，考察那裏的風土人情。習近平念念不忘他的“初心”之地，就是年輕時候插隊落戶的革命聖地延安，那裏是紅色大本營，更是“紅太陽升起的地方”。對於習近平來說，陝北延安就是他的紅色乳娘，思想養育之地，“作為一個人民公仆，陝北高原是我的根，因為這裏培養出我不變的信念：要為人民做實事！無論我走到哪裏，永遠都是黃土地的兒子。”習近平回憶說，插隊在梁家河，他“看到了人民群眾的根本，真正理解了老百姓”，“我幾乎從來沒哭過，印象較深的兩次哭都是在陝北。”情深誼長啊！

延安市，坐落在陝西省北部，是遊牧文明與農耕文明交融的邊區地帶，漢民族農民世世代代居住此地的曆史中，頻頻遭受多個遊牧民族和部落的相互殺戮、掠奪和洗劫，身處如此蠻族生態的劫掠，釀造出戎狄民風：痞氣+匪氣，漸漸墮落之，本地農耕地上又孵化出次生代的漢族大盜和流寇，如：王嘉胤、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董福祥等等。

大清皇朝晚期，西方殖民主義勢力進入中國東部沿海，紛紛建立起西方式的先進藍色文明，從此經濟格局和重心轉移，地處西北的陝西省經濟文化大幅衰弱，秦風不再，此衰彼漲，當地土匪、土豪卻猖狂起來，到了民國時期，整個陝北地區的匪患尤其嚴重，那時候國民政府的管控力無法抵達陝北，但這恰好為共產黨武裝力量製造出福音來，留給了共軍以極佳的撒野契機和匪盜空間。臭味相投便稱知己，當毛澤東掛帥的大股共軍（紅軍）萬裏迢迢流竄作案來到陝北時候，如魚得水般找準了自己的落腳地，建立起蘇區。

民諺：窮山惡水出刁民，粗茶淡飯無孑遺。肉腐生蛆，蛆熟產蠅；土劣孵匪，匪頑升寇。流寇是土匪發展的頂峰，流寇之所以十分殘暴凶狠毒辣無恥，那是因為流寇作案多是流竄在異地他鄉：1）幾乎碰不上熟人，於是缺乏道德約束；2）罪案的對象都是與己血緣疏遠，於是下得了狠手；3）流竄作案中不容易被抓捕，於是缺乏法律製裁的威懾感。

民國時期的學者傅斯年，曾經把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美國學者餘英時把毛澤東在山上鬧革命歸類為土匪行徑，中共政府體製內走出來的學者阮銘也將當年盤踞在井岡山和延安，建立蘇區的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具體的匪徒而言尚有匪氣強弱的區分，中共領袖中毛澤東、習近平之流痞氣、匪氣特濃，雖然直接將他們比作為流寇尚不恰當，然則深入去思考精神性的高層次本質，就會發現確有近似之處，如操守低劣，隻顧眼前的歡樂和榮耀，不思長治久安的方針、政策和治理，即不具可持續性發展，缺乏人性，不擇手段，不顧人民死活，更扯淡有什麽超越情懷、尋求來世的永生。

上海執行抗疫大行動，是習某心理投射：“習近平總書記親自部署、親自指揮”，乃“初心不改”，大大地用上“梁家河大學問”，卻是來真的：痞氣加匪氣，勁兒十足！

 

• 秦始皇→毛澤東→習近平

 

這三者思想有著較大的傳承性。中共的建黨、建國都是繼承了中國傳統“外儒內法”的一套專製主義本色，馬克思主義成分並不多，如“緊密團結在以某某某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就是中共執政文化的萬能公式，其“春秋大義”足令執政者癡迷不已。

中國政治延續了千年的專製主義，其要數秦始皇的大一統治理格局最具開創、暴虐和傳承，其遺產深深地烙印在中華民族的政治文化基因上。《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今皇帝並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傳承至後世，中共統治者毛澤東、習近平極為崇拜、讚賞，毛澤東自稱：“馬克思加秦始皇”，自比“秦皇、漢武”。習近平是粗人，缺文秀，但配有禦用導演張藝謀來代言，原籍秦地的張藝謀以其電影作品的大氣磅礴著稱，如《英雄》、《大秦賦》、《大秦帝國》等頗有氣勢恢宏，詠古頌今，頌揚獨裁，乃深合主子旨意。

籍貫秦地的習近平似乎比毛澤東更領悟大秦遺風，他也有著構建大一統政治的強烈欲求，冒進浮誇，圖大貪功，舉凡黨、政、軍、財、經、文、教、農、工、商等各界各行，都得讓習來獨攬一身、定於一尊，還妄想對外擴張，天下一統。毛時代流行詞：“全國一盤棋”，如今又翻舊出新而熱炒，以“一言堂”淩駕天下，特別用於上海的抗疫。

中國人骨子裏有“天人合一”，混沌一氣的原始思維和巫術，這集體無意識天然地被大一統政治統攝，進而主導了亞細亞生產方式，在古代，它有利於治理水患、開挖運河、修建長城、建造皇宮等大型項目。在當今，有利於以舉國之力操辦上海防控。在思想意識高度，可以塑造全民的遵命、服從、聽話，即奴性，這恰是習近平的“不忘使命”：“凝聚全民抗疫的強大共識”。

在大一統政治如火如荼的文革期間，誇張而高調的道義目的論籠罩住中國大地上的各項各業，如有“農業以糧為綱、工業以鋼為綱。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於是到處呈現“一刀切”現象，凡是與“綱”不合之事，全得讓步，退避。

今天上海的抗疫正是一刀切做法：為了抗疫的宏偉大業，其他事情全都算不得“事情”，那怕是危機人生命的要事。再如，“同層密接隔離政策”，一人得陽整樓隔離，幾人得陽整區封閉。搞得：簡單直接粗暴，次生災害不斷，雞飛狗跳，人心惶惶。

 

• 外儒內法，臉麵爭光

 

習近平頗想搞《厲害了，我的國》，可看出習的“初心”中有“大秦”情愫，但不唯此。習熟知亡秦之故，暴秦之害，了解《過秦論》，於是就看重《荀子》思想，希望借鑒儒家思想補救暴秦之偏，但這隻是延續了曆史上慣行的“外儒內法”傳統，毫無創意。

以現代人的目光審視，法家思想並非全都是負麵的，糟糕的。譬如，法家的政治思想有“緣法而治”、“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法不阿貴，繩不撓曲”、“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等——貫徹一條法治平等的路線。

秦之後曆代皇朝，形成傳統的官方和上層社會的意識形態是儒家思想，儒家在治國綱要上對法家進行修正，改變其嚴刑律法、冷酷無情、對人性的踐踏，而用溫情脈脈的道德麵紗來遮蓋人心自私之惡。然而儒家的溫情脈脈卻是斷然排斥法家的平等觀，十分講究等級秩序的排位：“尊尊、親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樣導致另一種人性醜惡的釋放。

無論是法家抑或儒家，都嚴重匱乏精神超越性，使得中國人滑落到小人德性的急切功利性，熱衷於超近距離的貼身肉搏，這突出表現為儒家的“麵子文化”，即等級競爭。

今天，習近平把上海抗疫重重地押寶在他的麵子上：看吧，環顧世界，唯有我習某才能夠做到新冠病毒“清零”，豐功偉業啊；溥天之下，皆我臣屬；溥天之下，盡表忠心！

開啟小人心境：這就是習近平的“初心、使命”不可告人的真正用意所在！清零政策來自權力最高層，而下層執行者在習某巫祝之辭誘導下，層層加碼，步步緊逼，使防疫措施變得越來越嚴苛，越來越不通人情，越來越背離常識，卻迎來了中國式“麵子”大豐收！    

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今天，活躍在上海街頭的“大白”誌願者，大多來自社會底層，他們深知等級社會的底層生活之艱辛、悲愴、卑賤、滄桑，受欺受壓，吃苦甚多，在心坎中積滿了多多的怨恨，為此張公百忍，隻是期盼著猴年馬月有個身份升遷，從此羊與狼的位置對調，角色得以變換，從此終於有了發泄的口子和對象，就如二十年媳婦熬成婆婆那樣。今天好機會來了，讓底層誌願者們身披白大褂，臂佩紅袖章，頓時獲得了權力，身價躥升！於是人們就見到了大白們在上海街頭的變本加厲，肆無忌憚。

更是有不少大白門來自外省市的農村地區，他們往往有著毛澤東情結，相信毛澤東的詛咒語“農村包圍城市”，內心對待上海，這個以魔都著稱的城市有著較深的嫉恨，於是今天找到了發泄口子，爭當“南京路上好八連”，侮辱上海人一番，五十步笑百步，好不痛快啊！

上海本地市民，生存在全民抗疫的如此高壓境遇，顯得勢單力孤，不得不進行一場忍耐之心的大考驗。雖說是有海派氣質，但是多年來在習氏毛左政治侵染下，上海人漸漸變得麻木起來，中國傳統習性在增強，一個“忍”字當頭，懂得“看三勢”，學會“拎得清”，不做“填刀頭”，好漢不吃眼前虧，識時務者為俊傑，好死不如賴活著——與內地的庸眾一樣，都是媳婦受熬的心態——如此則喪失了做人的真誠性和崇高性。

 

                                                    施衛江

寫於 美國紐約

2022年5月26日上海抗疫為何如此狂暴？

 

最近，上海人民沉浸在“靜態管理、動態清零”的極度悲憤中，二個月來的抗疫，上海居民要麽封閉在家裏，要麽隔離在方艙，要麽入住醫院，最慘的是一些外地來滬的農民工、送貨員和運輸汽車司機，隻得睡眠在大街上、橋孔下、卡車裏，還不得行走出受封圍欄，還得不到足夠食物。不管呆在城市哪個角落，是富人或窮人，是教授還是乞丐，人人自危，生活無序，商店關門，藥品斷供，生存所需的基本食品、日用品都要靠手機上操作去“搶”，凡是不會手機操作就隻能等死，非新冠病毒引起的疾病都不算是“病”，假如某個病人不能出示有效核酸測試陰性證明，病人均得不到及時救治，更惡劣的措施是，要裝配鐵網在管控區的每一棟民宅樓的大門口，予以嚴加防範管製，防市民如防盜賊！“大白”警察容許隨意闖進市民家中搞“執法”，市民蒙受盡多的不幸和災難可就是不容許公開自由發聲喊冤！

嗚呼！號稱“國家主人”的上海市民，本是代表中國最具先進生產力的一族群體，理應充分釋放出上海市民的聰明才幹去搞建設，然而在黨中央的“清零”政策強製下，海派靈性竟然大肆遭受踐踏，人格尊嚴被貶至不及囚徒的卑下，被準許的行動自由還不如圈養的禽畜。哀哉！上海市民的生存境況是多麽孤苦伶仃無助，上海市民的精神抑鬱是何等淒淒慘慘戚戚。

由中央政府主導的抗疫“清零”，為什麽要對上海人民動用如此的粗暴、野蠻、獸性、瘋狂？這在西方自由世界看來，簡直太不可思議了！根源究竟是什麽呢？

 

（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發生在上海的抗疫狂暴當然不是海派文化傳承的特質，而是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親自部署指揮、密集指示批示”來進行，這位總書記宣稱：“我們的防控方針是由黨的性質和宗旨決定的”，“從黨的性質宗旨認識疫情防控方針”，當然不是飛來之石，而是經有悠久曆史的中國傳統孵化而成，它僵硬地主宰著當今中國政治的一切。欲懂得這場清零抗疫的真實意圖，須深入了解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須了解中國的民風民俗，尤其是陝北地區。

近年來，習近平嫻熟地運用他的政治手腕使大權獨攬，業已形成“九鼎之尊”局麵，且有越演越烈之勢，在其統治下的社會官僚機器不斷強化威權形式，這使得後者形式的高度威權化又促進了前者的獨裁，而前者專斷橫行又反哺後者，兩者互為反饋，攜手共進，就此全民奴性且增強不少——此即如德國學者齊美爾所講的社會學中“相互作用”的形式，對於這種“形式”的具體表達，深得魯迅精神之魂的北京大學中文係教授錢理群曾經論述道：“在一個專製統治下價值封閉的體係內，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是處在同一個價值點上的交流與反饋”（大意如此）。

可想而知，當今中國的政治形態正是走在全麵複辟傳統封建腐朽製度的路上。專製政治乃乾綱獨斷、定於一尊，且說今日中國之專製暴虐，極大地來自最高統治者的德性，習近平妄圖複辟文革，大開曆史倒車，朝思暮想他的皇帝迷夢，再造新時代的秦始皇、毛澤東。

    由此，習近平打造的強專製主義為他的暴政鋪設了平坦大道，布置於“全國一盤棋”格局下，海派上海市民深深感受到文革高潮時的毛式家天下：朕即真理，朕即國家。今天，統帥一聲令，三軍風雷動，酷政促奴性，令箭催遵命，從廟堂衙門，抵基層庸眾，政令一路暢行，貫徹無阻。

以習近平的“家天下”框架來看，上海的抗疫特別需要展示“中國共產黨所具有的無比堅強的領導力，是風雨來襲時中國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要展示中共統治下的製度“優越性”和“合法性”，更確切地說，還需要充分展示習近平總書記的“英明、偉大”形象，為他的正式“登基”皇座打基礎。構建如此之宏大敘事，習家中央政府定義了新冠病毒的抗疫是一場“人民戰爭”，全黨全民統一步調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部署”來進行的，這位總書記一再強調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堅持動態清零總方針不猶豫不動搖”，“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要把抗疫當作“為人民服務”。

以現代性的倫理學來論述，“人民”是個宏大敘事，是形而上之“大魅”，在以“人民”的名義大肆鼓噪、渲染之下，若開啟“幽暗之門”，可以發現，這隻是一塊“超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的招牌，其投射出的真實價值意向往往是希冀反饋回報給投射者自己，即小人心眼、小人心境的“自我、本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乃罪惡之淵藪，其鄙陋卑下、猥瑣不堪！

魯迅先生早就發現，中國的儒家典籍中充滿了“仁者愛人”之語，但是魯迅卻揭穿了其“瞞和騙”，其實質就是“以理殺人”！

今天的上海，把“人民”當作“綱領”來處置具體的全民抗疫，就意味著其餘事情全得靠邊讓路，抗疫以外的事情全都隻是與個人利益掛鉤而已，都是掛靠不上“人民”這個宏偉大宗旨，“人民”這個抽象綱領既然被強化得如此之高大上、偉光正，乃綱舉目張，和尚打傘，為所欲為、不擇手段！

 

（二）“不忘初心，牢記使命”

 

“初心”是習近平執政時代十分時髦的政治詞匯，既然被張揚得如此之“時髦”，它必定隱含有欺騙性！它試圖讓人民感受習的“青春故事”，聆聽他的“梁家河插隊的經曆”，規訓人民的情操，是一項典型的“洗腦工程”。

眾所周知，習近平在福建、浙江和上海三地工作過，已經獲得相當多的東南沿海地區工作的經驗，這些地區比起北方內地來具有相對較高的改革開放性，經濟結構大多是外向型，經濟水平也相應較高，治理較為先進。按照常規思路，要想當上一個大國有作為的主政者，其精神領域的價值觀訴求，本來應該引導國民走上現代化之路，深化改革，大大發揚沿海地區的先進經驗和業績成就，使融合到全球化的經濟圈中，學習西方發達的市場經濟和人文精神，求得國家發展踏上新台階。然而習近平卻不張揚他在沿海地區的經曆，反而大大弘揚在北方落後農村的生活感受、工作經曆——這就值得正義的人們去警惕和深思了。

與毛澤東一樣，習近平自身的秉性就是十分的“土”，在漢語網絡上，不滿的網民將習近平蔑稱為“包子”，意思有“土氣”之意，也就是傳統、愚昧、落後的代名詞。這與《論語》：“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意思相近，懷土就是戀土而安逸，營造個人小天地，即小人德性。我們來看看習近平是如何的“初心”？

“初心”在心理學上可稱為“原型”（榮格：archetypes），習的“原型”有“戀土情結”，顯然相悖於東南沿海地區的現代性精神品質，而在於他不斷吹噓的“土”字而凸出，即“農民情結、三農情懷”，習常稱：“我也是從農村出來的”，“我們這一代人也有這個情結，一定要把我們的老百姓，特別是我們的農民扶一把。”聽聽他的念念有詞“不忘初心”，從“習近平總書記從小就有農村情結”，可推斷習之“戀土”有小人之心：

1.  陝北延安梁家河，習近平插隊在此，據說練就了一套“大學問”，那真是了不得啊！
2. “老家富平曾在習近平迷惘彷徨時給予他溫暖”，陝西省富平縣臨近於曆史上京兆地區，這裏曾經是大一統帝國的中央權力地帶，即有秦、漢、隋、唐四朝大帝國定都於鹹陽、長安，這一家鄉情懷深深地烙印到習近平的人格秉性，使得習內心期盼著大一統政治。
3. 習近平時時要造訪河北省西柏坡，該地是毛派紅色經典的精神發源地，價值連城，非常值得習去流連忘返，就此習想要“弘揚西柏坡精神”。
4. 河北省正定縣，習年輕時候曾工作在此，當時是“農業學大寨”的先進樣板縣，是毛澤東樹立起來的一麵旗幟，同樣是紅色經典，值得去大力追捧，流芳百世。

    作為一個農業人口眾多的大國，農業生產當然需要去關心，農民的利益也當然需要去關心，任何一個具有現代化常識的人，必定知道：農民生活的大幅度改善，必須是由農業現代化來帶動，而農業現代化必須是由工業現代化來帶動，而工業現代化必須是由科技、經濟和製度等的各項現代化來帶動，需要重視精神文明的力量，也就是人的主體性自由的大發揚。然而中國的習某卻是完全的反其道而行之：要論價值觀的定位？什麽的工業、科技、文教、經濟、金融、製度、法治等等的重要發展項目全都擱置在邊上，就是因為這些不含有“初心”，從而全都被當做不重要的思想議題來處理，眼下最最要緊的事情是定位在“農民情結”、“黃土情結”之上：“不忘初心，牢記使命”——老是要把目光盯住在最最落後地區的農民生存價值觀上——這是怎麽樣的心態？怎麽樣的鬼魅心思啊？

人都是有個性的，共產黨執政也如此。理解了習近平的執政個性是那麽的“土裏土氣”，於是懂得：上海抗疫就是充滿習包子特色之土：“鞋子合不合腳，自己穿著才知道。”——紅色經典，土法上馬！   

 

•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方山水有一方風情

 

 共產黨信仰“辯證唯物主義”，其教條說：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確，特定的社會曆史地理環境可以塑造特定的精神氣質。成語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南橘北枳。按辯證法精神，反之亦然，如：彩蝶戀鮮花，蒼蠅叮臭肉；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智者樂水，仁者樂山。說到中國人的“土”，尚有各個地方的各個民風民俗民情，還可細分。

德國學者馬克斯·舍勒的行為學理論認為，能感悟到生活世界的價值和價值秩序的感情是成為行為意欲最深層的基礎部分，而這種感情決定著行為意欲的努力方向。但是舍勒又認為，不能把在一個時代和民族中流行或支配人們價值偏愛的評價係統所具有的“倫理結構”等同於作為價值優先法則的價值本身的客觀秩序。

今天，與西方自由世界一樣，強人習近平也是十分講究“顏色革命”，他將自身個性“土氣”的顏色欽定為中國的“政治正確”，即標準的意識形態，充分施展在上海地方的抗議之中，真實意圖是：以習氏“土氣”淹沒上海“海派”！

那麽究竟怎麽樣評介習包子“土氣”？

第一，純真“紅色基因”，眾所周知，習近平是在紅朝中國、紅色地域、紅色家庭、紅色時代、紅色圈子裏混出來的紅色土特產，紅色元素特濃，大紅特紅超紅。

現代中國有二大文明係統：黃色和藍色。

黃色是內陸型，具有內向封閉性質，其主要的分布地域是在北方的黃土質平原和高原上，其價值資源隻由落後的本土文明來提供（電視劇《河殤》的觀點）。

紅色文明是外來的馬列寧主義與中國本土的黃色文明相結合的產物，被綜合成“毛澤東思想路線”，具有革命的實踐性，但是主要根基還是黃色文明。

    藍色是海洋型，外向開放性質，最初地域分布在東南沿海一帶，隨之改革開放的深化，逐漸擴展至中國的大南方，它是本土文明與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結合的產物。

今天的國情是，北方黃土文明區域經濟全麵落後、蕭條，而南方藍色文明區域市場經濟發展良好，經濟指標高漲。如此經濟地理格局意味著中共統治機器的精神資源麵臨危機，這讓習近平深深不安，習某感受到來自於藍色文明對於紅色政權的威脅：資產階級市民的個體性、獨立性和自由意識在增長，他們不會如黃土地上農民幹活那樣的聽話、遵命和馴服。

遙想1949年3月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正式提出定都北平市的決議，當時的國情正如毛澤東所講：“蔣介石的國都在南京，他的基礎是江浙資本家。我們要把國都建在北平，我們也要在北平找到我們的基礎，這就是工人階級和廣大的勞動群眾。”這講話顯示了：南京的城市精神是藍色，而北平市則是黃色，紅色政權的根基需要由黃色文明來支撐、扶助，才會獲得穩定、可靠。

從前，毛澤東必定熟知曆史典故：“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對藍色文明懷有恐懼：“港台一帶，饕蚊尚多，西方世界，饕蚊成陣。”因此對待曾經位置楚地、而後深藍色的申城上海，毛澤東作指示：要采取“農村包圍城市”戰略。為此，上海外灘海關鍾樓上的大鍾報時，要以深黃色的陝北民歌樂調《東方紅》來進行，使之標誌為城市“主旋律”。要發揚“好八連”榮光，讓他們來到魔都南京路上當“哨兵”，以鎮住充滿資產階級邪念的“霓虹燈”，要加強“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全麵專政”，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今天，習近平憂心忡忡：紅色文明賴以存在基礎的黃色文明正日益蛻化墮落！為此決心拯救，在上海執行“靜態管理、動態清零”，實為一場魔鬼訓練，以鞏固紅色政權的！

 

• 粗人的痞氣，流寇的匪氣

 

紅朝中國首長級高幹的紅二代、紅三代多的是，譬如有劉少奇的兒子，陳雲兒子，鄧小平的兒女，胡耀邦的兒子，葉劍英、江澤民的數個兒女等等，在這一群體裏相比較，習包子就是顯得很“土氣”，這是為什麽呢？

這就是習近平第二個“土”：痞氣+匪氣，這是黃色文明外圍地帶“邊區”之“土氣”。

習近平讀書差勁是知曉的，然而這在首長級的紅後代中較為少見，盡管習近平時常吹噓讀書很多，還煞有介事地列出一長串讀書單來，頗有“此地無銀三百兩”之意。由於不願讀書、讀不進書，習的頭腦難以裝備積聚人類優秀文明的知識。蘇格拉底雲“知識即美德”，其否命題亦同樣成立。現代學者的認識更為精確，知識與美德之間的正向關聯性是需要建立在高概率基礎上，較有科學的合理性。毛澤東閱讀中國古典經書甚多，但也是痞氣+匪氣很濃厚，毛澤東特別讚賞二位流氓痞子皇帝：劉邦和朱元璋，毛把糟粕當作了精粹。

拉馬克的“用進廢退”可以較好解釋，讀書不好的習近平，喜好炫耀他的四肢發達：“我那個時候扛200斤麥子，十裏山路不換肩。”習對頭腦簡單事項：“新時期上山下鄉工程”、“好兒女誌在四方，有誌者奮鬥無悔”，頗有興趣和熱度，可見一斑。習近平坦承其念茲在茲“農民情結”，可以推斷出他的氣質和秉性，天然地與知識性匱缺的泥腿子、四肢發達者、粗布短衫者融通起來，對待海派氣質的上海人就不會有好感，可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

要深入了解習近平的所作所為，需要了解他的個性和風格，需要了解養育習某其秉性、氣質的地方，考察那裏的風土人情。習近平念念不忘他的“初心”之地，就是年輕時候插隊落戶的革命聖地延安，那裏是紅色大本營，更是“紅太陽升起的地方”。對於習近平來說，陝北延安就是他的紅色乳娘，思想養育之地，“作為一個人民公仆，陝北高原是我的根，因為這裏培養出我不變的信念：要為人民做實事！無論我走到哪裏，永遠都是黃土地的兒子。”習近平回憶說，插隊在梁家河，他“看到了人民群眾的根本，真正理解了老百姓”，“我幾乎從來沒哭過，印象較深的兩次哭都是在陝北。”情深誼長啊！

延安市，坐落在陝西省北部，是遊牧文明與農耕文明交融的邊區地帶，漢民族農民世世代代居住此地的曆史中，頻頻遭受多個遊牧民族和部落的相互殺戮、掠奪和洗劫，身處如此蠻族生態的劫掠，釀造出戎狄民風：痞氣+匪氣，漸漸墮落之，本地農耕地上又孵化出次生代的漢族大盜和流寇，如：王嘉胤、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董福祥等等。

大清皇朝晚期，西方殖民主義勢力進入中國東部沿海，紛紛建立起西方式的先進藍色文明，從此經濟格局和重心轉移，地處西北的陝西省經濟文化大幅衰弱，秦風不再，此衰彼漲，當地土匪、土豪卻猖狂起來，到了民國時期，整個陝北地區的匪患尤其嚴重，那時候國民政府的管控力無法抵達陝北，但這恰好為共產黨武裝力量製造出福音來，留給了共軍以極佳的撒野契機和匪盜空間。臭味相投便稱知己，當毛澤東掛帥的大股共軍（紅軍）萬裏迢迢流竄作案來到陝北時候，如魚得水般找準了自己的落腳地，建立起蘇區。

民諺：窮山惡水出刁民，粗茶淡飯無孑遺。肉腐生蛆，蛆熟產蠅；土劣孵匪，匪頑升寇。流寇是土匪發展的頂峰，流寇之所以十分殘暴凶狠毒辣無恥，那是因為流寇作案多是流竄在異地他鄉：1）幾乎碰不上熟人，於是缺乏道德約束；2）罪案的對象都是與己血緣疏遠，於是下得了狠手；3）流竄作案中不容易被抓捕，於是缺乏法律製裁的威懾感。

民國時期的學者傅斯年，曾經把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美國學者餘英時把毛澤東在山上鬧革命歸類為土匪行徑，中共政府體製內走出來的學者阮銘也將當年盤踞在井岡山和延安，建立蘇區的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具體的匪徒而言尚有匪氣強弱的區分，中共領袖中毛澤東、習近平之流痞氣、匪氣特濃，雖然直接將他們比作為流寇尚不恰當，然則深入去思考精神性的高層次本質，就會發現確有近似之處，如操守低劣，隻顧眼前的歡樂和榮耀，不思長治久安的方針、政策和治理，即不具可持續性發展，缺乏人性，不擇手段，不顧人民死活，更扯淡有什麽超越情懷、尋求來世的永生。

上海執行抗疫大行動，是習某心理投射：“習近平總書記親自部署、親自指揮”，乃“初心不改”，大大地用上“梁家河大學問”，卻是來真的：痞氣加匪氣，勁兒十足！

 

• 秦始皇→毛澤東→習近平

 

這三者思想有著較大的傳承性。中共的建黨、建國都是繼承了中國傳統“外儒內法”的一套專製主義本色，馬克思主義成分並不多，如“緊密團結在以某某某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就是中共執政文化的萬能公式，其“春秋大義”足令執政者癡迷不已。

中國政治延續了千年的專製主義，其要數秦始皇的大一統治理格局最具開創、暴虐和傳承，其遺產深深地烙印在中華民族的政治文化基因上。《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今皇帝並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傳承至後世，中共統治者毛澤東、習近平極為崇拜、讚賞，毛澤東自稱：“馬克思加秦始皇”，自比“秦皇、漢武”。習近平是粗人，缺文秀，但配有禦用導演張藝謀來代言，原籍秦地的張藝謀以其電影作品的大氣磅礴著稱，如《英雄》、《大秦賦》、《大秦帝國》等頗有氣勢恢宏，詠古頌今，頌揚獨裁，乃深合主子旨意。

籍貫秦地的習近平似乎比毛澤東更領悟大秦遺風，他也有著構建大一統政治的強烈欲求，冒進浮誇，圖大貪功，舉凡黨、政、軍、財、經、文、教、農、工、商等各界各行，都得讓習來獨攬一身、定於一尊，還妄想對外擴張，天下一統。毛時代流行詞：“全國一盤棋”，如今又翻舊出新而熱炒，以“一言堂”淩駕天下，特別用於上海的抗疫。

中國人骨子裏有“天人合一”，混沌一氣的原始思維和巫術，這集體無意識天然地被大一統政治統攝，進而主導了亞細亞生產方式，在古代，它有利於治理水患、開挖運河、修建長城、建造皇宮等大型項目。在當今，有利於以舉國之力操辦上海防控。在思想意識高度，可以塑造全民的遵命、服從、聽話，即奴性，這恰是習近平的“不忘使命”：“凝聚全民抗疫的強大共識”。

在大一統政治如火如荼的文革期間，誇張而高調的道義目的論籠罩住中國大地上的各項各業，如有“農業以糧為綱、工業以鋼為綱。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於是到處呈現“一刀切”現象，凡是與“綱”不合之事，全得讓步，退避。

今天上海的抗疫正是一刀切做法：為了抗疫的宏偉大業，其他事情全都算不得“事情”，那怕是危機人生命的要事。再如，“同層密接隔離政策”，一人得陽整樓隔離，幾人得陽整區封閉。搞得：簡單直接粗暴，次生災害不斷，雞飛狗跳，人心惶惶。

 

• 外儒內法，臉麵爭光

 

習近平頗想搞《厲害了，我的國》，可看出習的“初心”中有“大秦”情愫，但不唯此。習熟知亡秦之故，暴秦之害，了解《過秦論》，於是就看重《荀子》思想，希望借鑒儒家思想補救暴秦之偏，但這隻是延續了曆史上慣行的“外儒內法”傳統，毫無創意。

以現代人的目光審視，法家思想並非全都是負麵的，糟糕的。譬如，法家的政治思想有“緣法而治”、“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法不阿貴，繩不撓曲”、“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等——貫徹一條法治平等的路線。

秦之後曆代皇朝，形成傳統的官方和上層社會的意識形態是儒家思想，儒家在治國綱要上對法家進行修正，改變其嚴刑律法、冷酷無情、對人性的踐踏，而用溫情脈脈的道德麵紗來遮蓋人心自私之惡。然而儒家的溫情脈脈卻是斷然排斥法家的平等觀，十分講究等級秩序的排位：“尊尊、親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樣導致另一種人性醜惡的釋放。

無論是法家抑或儒家，都嚴重匱乏精神超越性，使得中國人滑落到小人德性的急切功利性，熱衷於超近距離的貼身肉搏，這突出表現為儒家的“麵子文化”，即等級競爭。

今天，習近平把上海抗疫重重地押寶在他的麵子上：看吧，環顧世界，唯有我習某才能夠做到新冠病毒“清零”，豐功偉業啊；溥天之下，皆我臣屬；溥天之下，盡表忠心！

開啟小人心境：這就是習近平的“初心、使命”不可告人的真正用意所在！清零政策來自權力最高層，而下層執行者在習某巫祝之辭誘導下，層層加碼，步步緊逼，使防疫措施變得越來越嚴苛，越來越不通人情，越來越背離常識，卻迎來了中國式“麵子”大豐收！    

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今天，活躍在上海街頭的“大白”誌願者，大多來自社會底層，他們深知等級社會的底層生活之艱辛、悲愴、卑賤、滄桑，受欺受壓，吃苦甚多，在心坎中積滿了多多的怨恨，為此張公百忍，隻是期盼著猴年馬月有個身份升遷，從此羊與狼的位置對調，角色得以變換，從此終於有了發泄的口子和對象，就如二十年媳婦熬成婆婆那樣。今天好機會來了，讓底層誌願者們身披白大褂，臂佩紅袖章，頓時獲得了權力，身價躥升！於是人們就見到了大白們在上海街頭的變本加厲，肆無忌憚。

更是有不少大白門來自外省市的農村地區，他們往往有著毛澤東情結，相信毛澤東的詛咒語“農村包圍城市”，內心對待上海，這個以魔都著稱的城市有著較深的嫉恨，於是今天找到了發泄口子，爭當“南京路上好八連”，侮辱上海人一番，五十步笑百步，好不痛快啊！

上海本地市民，生存在全民抗疫的如此高壓境遇，顯得勢單力孤，不得不進行一場忍耐之心的大考驗。雖說是有海派氣質，但是多年來在習氏毛左政治侵染下，上海人漸漸變得麻木起來，中國傳統習性在增強，一個“忍”字當頭，懂得“看三勢”，學會“拎得清”，不做“填刀頭”，好漢不吃眼前虧，識時務者為俊傑，好死不如賴活著——與內地的庸眾一樣，都是媳婦受熬的心態——如此則喪失了做人的真誠性和崇高性。

 

                                                    施衛江

寫於 美國紐約

2022年5月26日上海抗疫為何如此狂暴？

 

最近，上海人民沉浸在“靜態管理、動態清零”的極度悲憤中，二個月來的抗疫，上海居民要麽封閉在家裏，要麽隔離在方艙，要麽入住醫院，最慘的是一些外地來滬的農民工、送貨員和運輸汽車司機，隻得睡眠在大街上、橋孔下、卡車裏，還不得行走出受封圍欄，還得不到足夠食物。不管呆在城市哪個角落，是富人或窮人，是教授還是乞丐，人人自危，生活無序，商店關門，藥品斷供，生存所需的基本食品、日用品都要靠手機上操作去“搶”，凡是不會手機操作就隻能等死，非新冠病毒引起的疾病都不算是“病”，假如某個病人不能出示有效核酸測試陰性證明，病人均得不到及時救治，更惡劣的措施是，要裝配鐵網在管控區的每一棟民宅樓的大門口，予以嚴加防範管製，防市民如防盜賊！“大白”警察容許隨意闖進市民家中搞“執法”，市民蒙受盡多的不幸和災難可就是不容許公開自由發聲喊冤！

嗚呼！號稱“國家主人”的上海市民，本是代表中國最具先進生產力的一族群體，理應充分釋放出上海市民的聰明才幹去搞建設，然而在黨中央的“清零”政策強製下，海派靈性竟然大肆遭受踐踏，人格尊嚴被貶至不及囚徒的卑下，被準許的行動自由還不如圈養的禽畜。哀哉！上海市民的生存境況是多麽孤苦伶仃無助，上海市民的精神抑鬱是何等淒淒慘慘戚戚。

由中央政府主導的抗疫“清零”，為什麽要對上海人民動用如此的粗暴、野蠻、獸性、瘋狂？這在西方自由世界看來，簡直太不可思議了！根源究竟是什麽呢？

 

（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發生在上海的抗疫狂暴當然不是海派文化傳承的特質，而是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親自部署指揮、密集指示批示”來進行，這位總書記宣稱：“我們的防控方針是由黨的性質和宗旨決定的”，“從黨的性質宗旨認識疫情防控方針”，當然不是飛來之石，而是經有悠久曆史的中國傳統孵化而成，它僵硬地主宰著當今中國政治的一切。欲懂得這場清零抗疫的真實意圖，須深入了解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須了解中國的民風民俗，尤其是陝北地區。

近年來，習近平嫻熟地運用他的政治手腕使大權獨攬，業已形成“九鼎之尊”局麵，且有越演越烈之勢，在其統治下的社會官僚機器不斷強化威權形式，這使得後者形式的高度威權化又促進了前者的獨裁，而前者專斷橫行又反哺後者，兩者互為反饋，攜手共進，就此全民奴性且增強不少——此即如德國學者齊美爾所講的社會學中“相互作用”的形式，對於這種“形式”的具體表達，深得魯迅精神之魂的北京大學中文係教授錢理群曾經論述道：“在一個專製統治下價值封閉的體係內，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是處在同一個價值點上的交流與反饋”（大意如此）。

可想而知，當今中國的政治形態正是走在全麵複辟傳統封建腐朽製度的路上。專製政治乃乾綱獨斷、定於一尊，且說今日中國之專製暴虐，極大地來自最高統治者的德性，習近平妄圖複辟文革，大開曆史倒車，朝思暮想他的皇帝迷夢，再造新時代的秦始皇、毛澤東。

    由此，習近平打造的強專製主義為他的暴政鋪設了平坦大道，布置於“全國一盤棋”格局下，海派上海市民深深感受到文革高潮時的毛式家天下：朕即真理，朕即國家。今天，統帥一聲令，三軍風雷動，酷政促奴性，令箭催遵命，從廟堂衙門，抵基層庸眾，政令一路暢行，貫徹無阻。

以習近平的“家天下”框架來看，上海的抗疫特別需要展示“中國共產黨所具有的無比堅強的領導力，是風雨來襲時中國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要展示中共統治下的製度“優越性”和“合法性”，更確切地說，還需要充分展示習近平總書記的“英明、偉大”形象，為他的正式“登基”皇座打基礎。構建如此之宏大敘事，習家中央政府定義了新冠病毒的抗疫是一場“人民戰爭”，全黨全民統一步調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部署”來進行的，這位總書記一再強調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堅持動態清零總方針不猶豫不動搖”，“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要把抗疫當作“為人民服務”。

以現代性的倫理學來論述，“人民”是個宏大敘事，是形而上之“大魅”，在以“人民”的名義大肆鼓噪、渲染之下，若開啟“幽暗之門”，可以發現，這隻是一塊“超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的招牌，其投射出的真實價值意向往往是希冀反饋回報給投射者自己，即小人心眼、小人心境的“自我、本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乃罪惡之淵藪，其鄙陋卑下、猥瑣不堪！

魯迅先生早就發現，中國的儒家典籍中充滿了“仁者愛人”之語，但是魯迅卻揭穿了其“瞞和騙”，其實質就是“以理殺人”！

今天的上海，把“人民”當作“綱領”來處置具體的全民抗疫，就意味著其餘事情全得靠邊讓路，抗疫以外的事情全都隻是與個人利益掛鉤而已，都是掛靠不上“人民”這個宏偉大宗旨，“人民”這個抽象綱領既然被強化得如此之高大上、偉光正，乃綱舉目張，和尚打傘，為所欲為、不擇手段！

 

（二）“不忘初心，牢記使命”

 

“初心”是習近平執政時代十分時髦的政治詞匯，既然被張揚得如此之“時髦”，它必定隱含有欺騙性！它試圖讓人民感受習的“青春故事”，聆聽他的“梁家河插隊的經曆”，規訓人民的情操，是一項典型的“洗腦工程”。

眾所周知，習近平在福建、浙江和上海三地工作過，已經獲得相當多的東南沿海地區工作的經驗，這些地區比起北方內地來具有相對較高的改革開放性，經濟結構大多是外向型，經濟水平也相應較高，治理較為先進。按照常規思路，要想當上一個大國有作為的主政者，其精神領域的價值觀訴求，本來應該引導國民走上現代化之路，深化改革，大大發揚沿海地區的先進經驗和業績成就，使融合到全球化的經濟圈中，學習西方發達的市場經濟和人文精神，求得國家發展踏上新台階。然而習近平卻不張揚他在沿海地區的經曆，反而大大弘揚在北方落後農村的生活感受、工作經曆——這就值得正義的人們去警惕和深思了。

與毛澤東一樣，習近平自身的秉性就是十分的“土”，在漢語網絡上，不滿的網民將習近平蔑稱為“包子”，意思有“土氣”之意，也就是傳統、愚昧、落後的代名詞。這與《論語》：“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意思相近，懷土就是戀土而安逸，營造個人小天地，即小人德性。我們來看看習近平是如何的“初心”？

“初心”在心理學上可稱為“原型”（榮格：archetypes），習的“原型”有“戀土情結”，顯然相悖於東南沿海地區的現代性精神品質，而在於他不斷吹噓的“土”字而凸出，即“農民情結、三農情懷”，習常稱：“我也是從農村出來的”，“我們這一代人也有這個情結，一定要把我們的老百姓，特別是我們的農民扶一把。”聽聽他的念念有詞“不忘初心”，從“習近平總書記從小就有農村情結”，可推斷習之“戀土”有小人之心：

1.  陝北延安梁家河，習近平插隊在此，據說練就了一套“大學問”，那真是了不得啊！
2. “老家富平曾在習近平迷惘彷徨時給予他溫暖”，陝西省富平縣臨近於曆史上京兆地區，這裏曾經是大一統帝國的中央權力地帶，即有秦、漢、隋、唐四朝大帝國定都於鹹陽、長安，這一家鄉情懷深深地烙印到習近平的人格秉性，使得習內心期盼著大一統政治。
3. 習近平時時要造訪河北省西柏坡，該地是毛派紅色經典的精神發源地，價值連城，非常值得習去流連忘返，就此習想要“弘揚西柏坡精神”。
4. 河北省正定縣，習年輕時候曾工作在此，當時是“農業學大寨”的先進樣板縣，是毛澤東樹立起來的一麵旗幟，同樣是紅色經典，值得去大力追捧，流芳百世。

    作為一個農業人口眾多的大國，農業生產當然需要去關心，農民的利益也當然需要去關心，任何一個具有現代化常識的人，必定知道：農民生活的大幅度改善，必須是由農業現代化來帶動，而農業現代化必須是由工業現代化來帶動，而工業現代化必須是由科技、經濟和製度等的各項現代化來帶動，需要重視精神文明的力量，也就是人的主體性自由的大發揚。然而中國的習某卻是完全的反其道而行之：要論價值觀的定位？什麽的工業、科技、文教、經濟、金融、製度、法治等等的重要發展項目全都擱置在邊上，就是因為這些不含有“初心”，從而全都被當做不重要的思想議題來處理，眼下最最要緊的事情是定位在“農民情結”、“黃土情結”之上：“不忘初心，牢記使命”——老是要把目光盯住在最最落後地區的農民生存價值觀上——這是怎麽樣的心態？怎麽樣的鬼魅心思啊？

人都是有個性的，共產黨執政也如此。理解了習近平的執政個性是那麽的“土裏土氣”，於是懂得：上海抗疫就是充滿習包子特色之土：“鞋子合不合腳，自己穿著才知道。”——紅色經典，土法上馬！   

 

•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方山水有一方風情

 

 共產黨信仰“辯證唯物主義”，其教條說：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確，特定的社會曆史地理環境可以塑造特定的精神氣質。成語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南橘北枳。按辯證法精神，反之亦然，如：彩蝶戀鮮花，蒼蠅叮臭肉；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智者樂水，仁者樂山。說到中國人的“土”，尚有各個地方的各個民風民俗民情，還可細分。

德國學者馬克斯·舍勒的行為學理論認為，能感悟到生活世界的價值和價值秩序的感情是成為行為意欲最深層的基礎部分，而這種感情決定著行為意欲的努力方向。但是舍勒又認為，不能把在一個時代和民族中流行或支配人們價值偏愛的評價係統所具有的“倫理結構”等同於作為價值優先法則的價值本身的客觀秩序。

今天，與西方自由世界一樣，強人習近平也是十分講究“顏色革命”，他將自身個性“土氣”的顏色欽定為中國的“政治正確”，即標準的意識形態，充分施展在上海地方的抗議之中，真實意圖是：以習氏“土氣”淹沒上海“海派”！

那麽究竟怎麽樣評介習包子“土氣”？

第一，純真“紅色基因”，眾所周知，習近平是在紅朝中國、紅色地域、紅色家庭、紅色時代、紅色圈子裏混出來的紅色土特產，紅色元素特濃，大紅特紅超紅。

現代中國有二大文明係統：黃色和藍色。

黃色是內陸型，具有內向封閉性質，其主要的分布地域是在北方的黃土質平原和高原上，其價值資源隻由落後的本土文明來提供（電視劇《河殤》的觀點）。

紅色文明是外來的馬列寧主義與中國本土的黃色文明相結合的產物，被綜合成“毛澤東思想路線”，具有革命的實踐性，但是主要根基還是黃色文明。

    藍色是海洋型，外向開放性質，最初地域分布在東南沿海一帶，隨之改革開放的深化，逐漸擴展至中國的大南方，它是本土文明與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結合的產物。

今天的國情是，北方黃土文明區域經濟全麵落後、蕭條，而南方藍色文明區域市場經濟發展良好，經濟指標高漲。如此經濟地理格局意味著中共統治機器的精神資源麵臨危機，這讓習近平深深不安，習某感受到來自於藍色文明對於紅色政權的威脅：資產階級市民的個體性、獨立性和自由意識在增長，他們不會如黃土地上農民幹活那樣的聽話、遵命和馴服。

遙想1949年3月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正式提出定都北平市的決議，當時的國情正如毛澤東所講：“蔣介石的國都在南京，他的基礎是江浙資本家。我們要把國都建在北平，我們也要在北平找到我們的基礎，這就是工人階級和廣大的勞動群眾。”這講話顯示了：南京的城市精神是藍色，而北平市則是黃色，紅色政權的根基需要由黃色文明來支撐、扶助，才會獲得穩定、可靠。

從前，毛澤東必定熟知曆史典故：“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對藍色文明懷有恐懼：“港台一帶，饕蚊尚多，西方世界，饕蚊成陣。”因此對待曾經位置楚地、而後深藍色的申城上海，毛澤東作指示：要采取“農村包圍城市”戰略。為此，上海外灘海關鍾樓上的大鍾報時，要以深黃色的陝北民歌樂調《東方紅》來進行，使之標誌為城市“主旋律”。要發揚“好八連”榮光，讓他們來到魔都南京路上當“哨兵”，以鎮住充滿資產階級邪念的“霓虹燈”，要加強“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全麵專政”，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今天，習近平憂心忡忡：紅色文明賴以存在基礎的黃色文明正日益蛻化墮落！為此決心拯救，在上海執行“靜態管理、動態清零”，實為一場魔鬼訓練，以鞏固紅色政權的！

 

• 粗人的痞氣，流寇的匪氣

 

紅朝中國首長級高幹的紅二代、紅三代多的是，譬如有劉少奇的兒子，陳雲兒子，鄧小平的兒女，胡耀邦的兒子，葉劍英、江澤民的數個兒女等等，在這一群體裏相比較，習包子就是顯得很“土氣”，這是為什麽呢？

這就是習近平第二個“土”：痞氣+匪氣，這是黃色文明外圍地帶“邊區”之“土氣”。

習近平讀書差勁是知曉的，然而這在首長級的紅後代中較為少見，盡管習近平時常吹噓讀書很多，還煞有介事地列出一長串讀書單來，頗有“此地無銀三百兩”之意。由於不願讀書、讀不進書，習的頭腦難以裝備積聚人類優秀文明的知識。蘇格拉底雲“知識即美德”，其否命題亦同樣成立。現代學者的認識更為精確，知識與美德之間的正向關聯性是需要建立在高概率基礎上，較有科學的合理性。毛澤東閱讀中國古典經書甚多，但也是痞氣+匪氣很濃厚，毛澤東特別讚賞二位流氓痞子皇帝：劉邦和朱元璋，毛把糟粕當作了精粹。

拉馬克的“用進廢退”可以較好解釋，讀書不好的習近平，喜好炫耀他的四肢發達：“我那個時候扛200斤麥子，十裏山路不換肩。”習對頭腦簡單事項：“新時期上山下鄉工程”、“好兒女誌在四方，有誌者奮鬥無悔”，頗有興趣和熱度，可見一斑。習近平坦承其念茲在茲“農民情結”，可以推斷出他的氣質和秉性，天然地與知識性匱缺的泥腿子、四肢發達者、粗布短衫者融通起來，對待海派氣質的上海人就不會有好感，可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

要深入了解習近平的所作所為，需要了解他的個性和風格，需要了解養育習某其秉性、氣質的地方，考察那裏的風土人情。習近平念念不忘他的“初心”之地，就是年輕時候插隊落戶的革命聖地延安，那裏是紅色大本營，更是“紅太陽升起的地方”。對於習近平來說，陝北延安就是他的紅色乳娘，思想養育之地，“作為一個人民公仆，陝北高原是我的根，因為這裏培養出我不變的信念：要為人民做實事！無論我走到哪裏，永遠都是黃土地的兒子。”習近平回憶說，插隊在梁家河，他“看到了人民群眾的根本，真正理解了老百姓”，“我幾乎從來沒哭過，印象較深的兩次哭都是在陝北。”情深誼長啊！

延安市，坐落在陝西省北部，是遊牧文明與農耕文明交融的邊區地帶，漢民族農民世世代代居住此地的曆史中，頻頻遭受多個遊牧民族和部落的相互殺戮、掠奪和洗劫，身處如此蠻族生態的劫掠，釀造出戎狄民風：痞氣+匪氣，漸漸墮落之，本地農耕地上又孵化出次生代的漢族大盜和流寇，如：王嘉胤、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董福祥等等。

大清皇朝晚期，西方殖民主義勢力進入中國東部沿海，紛紛建立起西方式的先進藍色文明，從此經濟格局和重心轉移，地處西北的陝西省經濟文化大幅衰弱，秦風不再，此衰彼漲，當地土匪、土豪卻猖狂起來，到了民國時期，整個陝北地區的匪患尤其嚴重，那時候國民政府的管控力無法抵達陝北，但這恰好為共產黨武裝力量製造出福音來，留給了共軍以極佳的撒野契機和匪盜空間。臭味相投便稱知己，當毛澤東掛帥的大股共軍（紅軍）萬裏迢迢流竄作案來到陝北時候，如魚得水般找準了自己的落腳地，建立起蘇區。

民諺：窮山惡水出刁民，粗茶淡飯無孑遺。肉腐生蛆，蛆熟產蠅；土劣孵匪，匪頑升寇。流寇是土匪發展的頂峰，流寇之所以十分殘暴凶狠毒辣無恥，那是因為流寇作案多是流竄在異地他鄉：1）幾乎碰不上熟人，於是缺乏道德約束；2）罪案的對象都是與己血緣疏遠，於是下得了狠手；3）流竄作案中不容易被抓捕，於是缺乏法律製裁的威懾感。

民國時期的學者傅斯年，曾經把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美國學者餘英時把毛澤東在山上鬧革命歸類為土匪行徑，中共政府體製內走出來的學者阮銘也將當年盤踞在井岡山和延安，建立蘇區的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具體的匪徒而言尚有匪氣強弱的區分，中共領袖中毛澤東、習近平之流痞氣、匪氣特濃，雖然直接將他們比作為流寇尚不恰當，然則深入去思考精神性的高層次本質，就會發現確有近似之處，如操守低劣，隻顧眼前的歡樂和榮耀，不思長治久安的方針、政策和治理，即不具可持續性發展，缺乏人性，不擇手段，不顧人民死活，更扯淡有什麽超越情懷、尋求來世的永生。

上海執行抗疫大行動，是習某心理投射：“習近平總書記親自部署、親自指揮”，乃“初心不改”，大大地用上“梁家河大學問”，卻是來真的：痞氣加匪氣，勁兒十足！

 

• 秦始皇→毛澤東→習近平

 

這三者思想有著較大的傳承性。中共的建黨、建國都是繼承了中國傳統“外儒內法”的一套專製主義本色，馬克思主義成分並不多，如“緊密團結在以某某某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就是中共執政文化的萬能公式，其“春秋大義”足令執政者癡迷不已。

中國政治延續了千年的專製主義，其要數秦始皇的大一統治理格局最具開創、暴虐和傳承，其遺產深深地烙印在中華民族的政治文化基因上。《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今皇帝並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傳承至後世，中共統治者毛澤東、習近平極為崇拜、讚賞，毛澤東自稱：“馬克思加秦始皇”，自比“秦皇、漢武”。習近平是粗人，缺文秀，但配有禦用導演張藝謀來代言，原籍秦地的張藝謀以其電影作品的大氣磅礴著稱，如《英雄》、《大秦賦》、《大秦帝國》等頗有氣勢恢宏，詠古頌今，頌揚獨裁，乃深合主子旨意。

籍貫秦地的習近平似乎比毛澤東更領悟大秦遺風，他也有著構建大一統政治的強烈欲求，冒進浮誇，圖大貪功，舉凡黨、政、軍、財、經、文、教、農、工、商等各界各行，都得讓習來獨攬一身、定於一尊，還妄想對外擴張，天下一統。毛時代流行詞：“全國一盤棋”，如今又翻舊出新而熱炒，以“一言堂”淩駕天下，特別用於上海的抗疫。

中國人骨子裏有“天人合一”，混沌一氣的原始思維和巫術，這集體無意識天然地被大一統政治統攝，進而主導了亞細亞生產方式，在古代，它有利於治理水患、開挖運河、修建長城、建造皇宮等大型項目。在當今，有利於以舉國之力操辦上海防控。在思想意識高度，可以塑造全民的遵命、服從、聽話，即奴性，這恰是習近平的“不忘使命”：“凝聚全民抗疫的強大共識”。

在大一統政治如火如荼的文革期間，誇張而高調的道義目的論籠罩住中國大地上的各項各業，如有“農業以糧為綱、工業以鋼為綱。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於是到處呈現“一刀切”現象，凡是與“綱”不合之事，全得讓步，退避。

今天上海的抗疫正是一刀切做法：為了抗疫的宏偉大業，其他事情全都算不得“事情”，那怕是危機人生命的要事。再如，“同層密接隔離政策”，一人得陽整樓隔離，幾人得陽整區封閉。搞得：簡單直接粗暴，次生災害不斷，雞飛狗跳，人心惶惶。

 

• 外儒內法，臉麵爭光

 

習近平頗想搞《厲害了，我的國》，可看出習的“初心”中有“大秦”情愫，但不唯此。習熟知亡秦之故，暴秦之害，了解《過秦論》，於是就看重《荀子》思想，希望借鑒儒家思想補救暴秦之偏，但這隻是延續了曆史上慣行的“外儒內法”傳統，毫無創意。

以現代人的目光審視，法家思想並非全都是負麵的，糟糕的。譬如，法家的政治思想有“緣法而治”、“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法不阿貴，繩不撓曲”、“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等——貫徹一條法治平等的路線。

秦之後曆代皇朝，形成傳統的官方和上層社會的意識形態是儒家思想，儒家在治國綱要上對法家進行修正，改變其嚴刑律法、冷酷無情、對人性的踐踏，而用溫情脈脈的道德麵紗來遮蓋人心自私之惡。然而儒家的溫情脈脈卻是斷然排斥法家的平等觀，十分講究等級秩序的排位：“尊尊、親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樣導致另一種人性醜惡的釋放。

無論是法家抑或儒家，都嚴重匱乏精神超越性，使得中國人滑落到小人德性的急切功利性，熱衷於超近距離的貼身肉搏，這突出表現為儒家的“麵子文化”，即等級競爭。

今天，習近平把上海抗疫重重地押寶在他的麵子上：看吧，環顧世界，唯有我習某才能夠做到新冠病毒“清零”，豐功偉業啊；溥天之下，皆我臣屬；溥天之下，盡表忠心！

開啟小人心境：這就是習近平的“初心、使命”不可告人的真正用意所在！清零政策來自權力最高層，而下層執行者在習某巫祝之辭誘導下，層層加碼，步步緊逼，使防疫措施變得越來越嚴苛，越來越不通人情，越來越背離常識，卻迎來了中國式“麵子”大豐收！    

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今天，活躍在上海街頭的“大白”誌願者，大多來自社會底層，他們深知等級社會的底層生活之艱辛、悲愴、卑賤、滄桑，受欺受壓，吃苦甚多，在心坎中積滿了多多的怨恨，為此張公百忍，隻是期盼著猴年馬月有個身份升遷，從此羊與狼的位置對調，角色得以變換，從此終於有了發泄的口子和對象，就如二十年媳婦熬成婆婆那樣。今天好機會來了，讓底層誌願者們身披白大褂，臂佩紅袖章，頓時獲得了權力，身價躥升！於是人們就見到了大白們在上海街頭的變本加厲，肆無忌憚。

更是有不少大白門來自外省市的農村地區，他們往往有著毛澤東情結，相信毛澤東的詛咒語“農村包圍城市”，內心對待上海，這個以魔都著稱的城市有著較深的嫉恨，於是今天找到了發泄口子，爭當“南京路上好八連”，侮辱上海人一番，五十步笑百步，好不痛快啊！

上海本地市民，生存在全民抗疫的如此高壓境遇，顯得勢單力孤，不得不進行一場忍耐之心的大考驗。雖說是有海派氣質，但是多年來在習氏毛左政治侵染下，上海人漸漸變得麻木起來，中國傳統習性在增強，一個“忍”字當頭，懂得“看三勢”，學會“拎得清”，不做“填刀頭”，好漢不吃眼前虧，識時務者為俊傑，好死不如賴活著——與內地的庸眾一樣，都是媳婦受熬的心態——如此則喪失了做人的真誠性和崇高性。

 

                                                    施衛江

寫於 美國紐約

2022年5月26日上海抗疫為何如此狂暴？

 

最近，上海人民沉浸在“靜態管理、動態清零”的極度悲憤中，二個月來的抗疫，上海居民要麽封閉在家裏，要麽隔離在方艙，要麽入住醫院，最慘的是一些外地來滬的農民工、送貨員和運輸汽車司機，隻得睡眠在大街上、橋孔下、卡車裏，還不得行走出受封圍欄，還得不到足夠食物。不管呆在城市哪個角落，是富人或窮人，是教授還是乞丐，人人自危，生活無序，商店關門，藥品斷供，生存所需的基本食品、日用品都要靠手機上操作去“搶”，凡是不會手機操作就隻能等死，非新冠病毒引起的疾病都不算是“病”，假如某個病人不能出示有效核酸測試陰性證明，病人均得不到及時救治，更惡劣的措施是，要裝配鐵網在管控區的每一棟民宅樓的大門口，予以嚴加防範管製，防市民如防盜賊！“大白”警察容許隨意闖進市民家中搞“執法”，市民蒙受盡多的不幸和災難可就是不容許公開自由發聲喊冤！

嗚呼！號稱“國家主人”的上海市民，本是代表中國最具先進生產力的一族群體，理應充分釋放出上海市民的聰明才幹去搞建設，然而在黨中央的“清零”政策強製下，海派靈性竟然大肆遭受踐踏，人格尊嚴被貶至不及囚徒的卑下，被準許的行動自由還不如圈養的禽畜。哀哉！上海市民的生存境況是多麽孤苦伶仃無助，上海市民的精神抑鬱是何等淒淒慘慘戚戚。

由中央政府主導的抗疫“清零”，為什麽要對上海人民動用如此的粗暴、野蠻、獸性、瘋狂？這在西方自由世界看來，簡直太不可思議了！根源究竟是什麽呢？

 

（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發生在上海的抗疫狂暴當然不是海派文化傳承的特質，而是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親自部署指揮、密集指示批示”來進行，這位總書記宣稱：“我們的防控方針是由黨的性質和宗旨決定的”，“從黨的性質宗旨認識疫情防控方針”，當然不是飛來之石，而是經有悠久曆史的中國傳統孵化而成，它僵硬地主宰著當今中國政治的一切。欲懂得這場清零抗疫的真實意圖，須深入了解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須了解中國的民風民俗，尤其是陝北地區。

近年來，習近平嫻熟地運用他的政治手腕使大權獨攬，業已形成“九鼎之尊”局麵，且有越演越烈之勢，在其統治下的社會官僚機器不斷強化威權形式，這使得後者形式的高度威權化又促進了前者的獨裁，而前者專斷橫行又反哺後者，兩者互為反饋，攜手共進，就此全民奴性且增強不少——此即如德國學者齊美爾所講的社會學中“相互作用”的形式，對於這種“形式”的具體表達，深得魯迅精神之魂的北京大學中文係教授錢理群曾經論述道：“在一個專製統治下價值封閉的體係內，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是處在同一個價值點上的交流與反饋”（大意如此）。

可想而知，當今中國的政治形態正是走在全麵複辟傳統封建腐朽製度的路上。專製政治乃乾綱獨斷、定於一尊，且說今日中國之專製暴虐，極大地來自最高統治者的德性，習近平妄圖複辟文革，大開曆史倒車，朝思暮想他的皇帝迷夢，再造新時代的秦始皇、毛澤東。

    由此，習近平打造的強專製主義為他的暴政鋪設了平坦大道，布置於“全國一盤棋”格局下，海派上海市民深深感受到文革高潮時的毛式家天下：朕即真理，朕即國家。今天，統帥一聲令，三軍風雷動，酷政促奴性，令箭催遵命，從廟堂衙門，抵基層庸眾，政令一路暢行，貫徹無阻。

以習近平的“家天下”框架來看，上海的抗疫特別需要展示“中國共產黨所具有的無比堅強的領導力，是風雨來襲時中國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要展示中共統治下的製度“優越性”和“合法性”，更確切地說，還需要充分展示習近平總書記的“英明、偉大”形象，為他的正式“登基”皇座打基礎。構建如此之宏大敘事，習家中央政府定義了新冠病毒的抗疫是一場“人民戰爭”，全黨全民統一步調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部署”來進行的，這位總書記一再強調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堅持動態清零總方針不猶豫不動搖”，“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要把抗疫當作“為人民服務”。

以現代性的倫理學來論述，“人民”是個宏大敘事，是形而上之“大魅”，在以“人民”的名義大肆鼓噪、渲染之下，若開啟“幽暗之門”，可以發現，這隻是一塊“超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的招牌，其投射出的真實價值意向往往是希冀反饋回報給投射者自己，即小人心眼、小人心境的“自我、本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乃罪惡之淵藪，其鄙陋卑下、猥瑣不堪！

魯迅先生早就發現，中國的儒家典籍中充滿了“仁者愛人”之語，但是魯迅卻揭穿了其“瞞和騙”，其實質就是“以理殺人”！

今天的上海，把“人民”當作“綱領”來處置具體的全民抗疫，就意味著其餘事情全得靠邊讓路，抗疫以外的事情全都隻是與個人利益掛鉤而已，都是掛靠不上“人民”這個宏偉大宗旨，“人民”這個抽象綱領既然被強化得如此之高大上、偉光正，乃綱舉目張，和尚打傘，為所欲為、不擇手段！

 

（二）“不忘初心，牢記使命”

 

“初心”是習近平執政時代十分時髦的政治詞匯，既然被張揚得如此之“時髦”，它必定隱含有欺騙性！它試圖讓人民感受習的“青春故事”，聆聽他的“梁家河插隊的經曆”，規訓人民的情操，是一項典型的“洗腦工程”。

眾所周知，習近平在福建、浙江和上海三地工作過，已經獲得相當多的東南沿海地區工作的經驗，這些地區比起北方內地來具有相對較高的改革開放性，經濟結構大多是外向型，經濟水平也相應較高，治理較為先進。按照常規思路，要想當上一個大國有作為的主政者，其精神領域的價值觀訴求，本來應該引導國民走上現代化之路，深化改革，大大發揚沿海地區的先進經驗和業績成就，使融合到全球化的經濟圈中，學習西方發達的市場經濟和人文精神，求得國家發展踏上新台階。然而習近平卻不張揚他在沿海地區的經曆，反而大大弘揚在北方落後農村的生活感受、工作經曆——這就值得正義的人們去警惕和深思了。

與毛澤東一樣，習近平自身的秉性就是十分的“土”，在漢語網絡上，不滿的網民將習近平蔑稱為“包子”，意思有“土氣”之意，也就是傳統、愚昧、落後的代名詞。這與《論語》：“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意思相近，懷土就是戀土而安逸，營造個人小天地，即小人德性。我們來看看習近平是如何的“初心”？

“初心”在心理學上可稱為“原型”（榮格：archetypes），習的“原型”有“戀土情結”，顯然相悖於東南沿海地區的現代性精神品質，而在於他不斷吹噓的“土”字而凸出，即“農民情結、三農情懷”，習常稱：“我也是從農村出來的”，“我們這一代人也有這個情結，一定要把我們的老百姓，特別是我們的農民扶一把。”聽聽他的念念有詞“不忘初心”，從“習近平總書記從小就有農村情結”，可推斷習之“戀土”有小人之心：

1.  陝北延安梁家河，習近平插隊在此，據說練就了一套“大學問”，那真是了不得啊！
2. “老家富平曾在習近平迷惘彷徨時給予他溫暖”，陝西省富平縣臨近於曆史上京兆地區，這裏曾經是大一統帝國的中央權力地帶，即有秦、漢、隋、唐四朝大帝國定都於鹹陽、長安，這一家鄉情懷深深地烙印到習近平的人格秉性，使得習內心期盼著大一統政治。
3. 習近平時時要造訪河北省西柏坡，該地是毛派紅色經典的精神發源地，價值連城，非常值得習去流連忘返，就此習想要“弘揚西柏坡精神”。
4. 河北省正定縣，習年輕時候曾工作在此，當時是“農業學大寨”的先進樣板縣，是毛澤東樹立起來的一麵旗幟，同樣是紅色經典，值得去大力追捧，流芳百世。

    作為一個農業人口眾多的大國，農業生產當然需要去關心，農民的利益也當然需要去關心，任何一個具有現代化常識的人，必定知道：農民生活的大幅度改善，必須是由農業現代化來帶動，而農業現代化必須是由工業現代化來帶動，而工業現代化必須是由科技、經濟和製度等的各項現代化來帶動，需要重視精神文明的力量，也就是人的主體性自由的大發揚。然而中國的習某卻是完全的反其道而行之：要論價值觀的定位？什麽的工業、科技、文教、經濟、金融、製度、法治等等的重要發展項目全都擱置在邊上，就是因為這些不含有“初心”，從而全都被當做不重要的思想議題來處理，眼下最最要緊的事情是定位在“農民情結”、“黃土情結”之上：“不忘初心，牢記使命”——老是要把目光盯住在最最落後地區的農民生存價值觀上——這是怎麽樣的心態？怎麽樣的鬼魅心思啊？

人都是有個性的，共產黨執政也如此。理解了習近平的執政個性是那麽的“土裏土氣”，於是懂得：上海抗疫就是充滿習包子特色之土：“鞋子合不合腳，自己穿著才知道。”——紅色經典，土法上馬！   

 

•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方山水有一方風情

 

 共產黨信仰“辯證唯物主義”，其教條說：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確，特定的社會曆史地理環境可以塑造特定的精神氣質。成語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南橘北枳。按辯證法精神，反之亦然，如：彩蝶戀鮮花，蒼蠅叮臭肉；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智者樂水，仁者樂山。說到中國人的“土”，尚有各個地方的各個民風民俗民情，還可細分。

德國學者馬克斯·舍勒的行為學理論認為，能感悟到生活世界的價值和價值秩序的感情是成為行為意欲最深層的基礎部分，而這種感情決定著行為意欲的努力方向。但是舍勒又認為，不能把在一個時代和民族中流行或支配人們價值偏愛的評價係統所具有的“倫理結構”等同於作為價值優先法則的價值本身的客觀秩序。

今天，與西方自由世界一樣，強人習近平也是十分講究“顏色革命”，他將自身個性“土氣”的顏色欽定為中國的“政治正確”，即標準的意識形態，充分施展在上海地方的抗議之中，真實意圖是：以習氏“土氣”淹沒上海“海派”！

那麽究竟怎麽樣評介習包子“土氣”？

第一，純真“紅色基因”，眾所周知，習近平是在紅朝中國、紅色地域、紅色家庭、紅色時代、紅色圈子裏混出來的紅色土特產，紅色元素特濃，大紅特紅超紅。

現代中國有二大文明係統：黃色和藍色。

黃色是內陸型，具有內向封閉性質，其主要的分布地域是在北方的黃土質平原和高原上，其價值資源隻由落後的本土文明來提供（電視劇《河殤》的觀點）。

紅色文明是外來的馬列寧主義與中國本土的黃色文明相結合的產物，被綜合成“毛澤東思想路線”，具有革命的實踐性，但是主要根基還是黃色文明。

    藍色是海洋型，外向開放性質，最初地域分布在東南沿海一帶，隨之改革開放的深化，逐漸擴展至中國的大南方，它是本土文明與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結合的產物。

今天的國情是，北方黃土文明區域經濟全麵落後、蕭條，而南方藍色文明區域市場經濟發展良好，經濟指標高漲。如此經濟地理格局意味著中共統治機器的精神資源麵臨危機，這讓習近平深深不安，習某感受到來自於藍色文明對於紅色政權的威脅：資產階級市民的個體性、獨立性和自由意識在增長，他們不會如黃土地上農民幹活那樣的聽話、遵命和馴服。

遙想1949年3月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正式提出定都北平市的決議，當時的國情正如毛澤東所講：“蔣介石的國都在南京，他的基礎是江浙資本家。我們要把國都建在北平，我們也要在北平找到我們的基礎，這就是工人階級和廣大的勞動群眾。”這講話顯示了：南京的城市精神是藍色，而北平市則是黃色，紅色政權的根基需要由黃色文明來支撐、扶助，才會獲得穩定、可靠。

從前，毛澤東必定熟知曆史典故：“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對藍色文明懷有恐懼：“港台一帶，饕蚊尚多，西方世界，饕蚊成陣。”因此對待曾經位置楚地、而後深藍色的申城上海，毛澤東作指示：要采取“農村包圍城市”戰略。為此，上海外灘海關鍾樓上的大鍾報時，要以深黃色的陝北民歌樂調《東方紅》來進行，使之標誌為城市“主旋律”。要發揚“好八連”榮光，讓他們來到魔都南京路上當“哨兵”，以鎮住充滿資產階級邪念的“霓虹燈”，要加強“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全麵專政”，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今天，習近平憂心忡忡：紅色文明賴以存在基礎的黃色文明正日益蛻化墮落！為此決心拯救，在上海執行“靜態管理、動態清零”，實為一場魔鬼訓練，以鞏固紅色政權的！

 

• 粗人的痞氣，流寇的匪氣

 

紅朝中國首長級高幹的紅二代、紅三代多的是，譬如有劉少奇的兒子，陳雲兒子，鄧小平的兒女，胡耀邦的兒子，葉劍英、江澤民的數個兒女等等，在這一群體裏相比較，習包子就是顯得很“土氣”，這是為什麽呢？

這就是習近平第二個“土”：痞氣+匪氣，這是黃色文明外圍地帶“邊區”之“土氣”。

習近平讀書差勁是知曉的，然而這在首長級的紅後代中較為少見，盡管習近平時常吹噓讀書很多，還煞有介事地列出一長串讀書單來，頗有“此地無銀三百兩”之意。由於不願讀書、讀不進書，習的頭腦難以裝備積聚人類優秀文明的知識。蘇格拉底雲“知識即美德”，其否命題亦同樣成立。現代學者的認識更為精確，知識與美德之間的正向關聯性是需要建立在高概率基礎上，較有科學的合理性。毛澤東閱讀中國古典經書甚多，但也是痞氣+匪氣很濃厚，毛澤東特別讚賞二位流氓痞子皇帝：劉邦和朱元璋，毛把糟粕當作了精粹。

拉馬克的“用進廢退”可以較好解釋，讀書不好的習近平，喜好炫耀他的四肢發達：“我那個時候扛200斤麥子，十裏山路不換肩。”習對頭腦簡單事項：“新時期上山下鄉工程”、“好兒女誌在四方，有誌者奮鬥無悔”，頗有興趣和熱度，可見一斑。習近平坦承其念茲在茲“農民情結”，可以推斷出他的氣質和秉性，天然地與知識性匱缺的泥腿子、四肢發達者、粗布短衫者融通起來，對待海派氣質的上海人就不會有好感，可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

要深入了解習近平的所作所為，需要了解他的個性和風格，需要了解養育習某其秉性、氣質的地方，考察那裏的風土人情。習近平念念不忘他的“初心”之地，就是年輕時候插隊落戶的革命聖地延安，那裏是紅色大本營，更是“紅太陽升起的地方”。對於習近平來說，陝北延安就是他的紅色乳娘，思想養育之地，“作為一個人民公仆，陝北高原是我的根，因為這裏培養出我不變的信念：要為人民做實事！無論我走到哪裏，永遠都是黃土地的兒子。”習近平回憶說，插隊在梁家河，他“看到了人民群眾的根本，真正理解了老百姓”，“我幾乎從來沒哭過，印象較深的兩次哭都是在陝北。”情深誼長啊！

延安市，坐落在陝西省北部，是遊牧文明與農耕文明交融的邊區地帶，漢民族農民世世代代居住此地的曆史中，頻頻遭受多個遊牧民族和部落的相互殺戮、掠奪和洗劫，身處如此蠻族生態的劫掠，釀造出戎狄民風：痞氣+匪氣，漸漸墮落之，本地農耕地上又孵化出次生代的漢族大盜和流寇，如：王嘉胤、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董福祥等等。

大清皇朝晚期，西方殖民主義勢力進入中國東部沿海，紛紛建立起西方式的先進藍色文明，從此經濟格局和重心轉移，地處西北的陝西省經濟文化大幅衰弱，秦風不再，此衰彼漲，當地土匪、土豪卻猖狂起來，到了民國時期，整個陝北地區的匪患尤其嚴重，那時候國民政府的管控力無法抵達陝北，但這恰好為共產黨武裝力量製造出福音來，留給了共軍以極佳的撒野契機和匪盜空間。臭味相投便稱知己，當毛澤東掛帥的大股共軍（紅軍）萬裏迢迢流竄作案來到陝北時候，如魚得水般找準了自己的落腳地，建立起蘇區。

民諺：窮山惡水出刁民，粗茶淡飯無孑遺。肉腐生蛆，蛆熟產蠅；土劣孵匪，匪頑升寇。流寇是土匪發展的頂峰，流寇之所以十分殘暴凶狠毒辣無恥，那是因為流寇作案多是流竄在異地他鄉：1）幾乎碰不上熟人，於是缺乏道德約束；2）罪案的對象都是與己血緣疏遠，於是下得了狠手；3）流竄作案中不容易被抓捕，於是缺乏法律製裁的威懾感。

民國時期的學者傅斯年，曾經把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美國學者餘英時把毛澤東在山上鬧革命歸類為土匪行徑，中共政府體製內走出來的學者阮銘也將當年盤踞在井岡山和延安，建立蘇區的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具體的匪徒而言尚有匪氣強弱的區分，中共領袖中毛澤東、習近平之流痞氣、匪氣特濃，雖然直接將他們比作為流寇尚不恰當，然則深入去思考精神性的高層次本質，就會發現確有近似之處，如操守低劣，隻顧眼前的歡樂和榮耀，不思長治久安的方針、政策和治理，即不具可持續性發展，缺乏人性，不擇手段，不顧人民死活，更扯淡有什麽超越情懷、尋求來世的永生。

上海執行抗疫大行動，是習某心理投射：“習近平總書記親自部署、親自指揮”，乃“初心不改”，大大地用上“梁家河大學問”，卻是來真的：痞氣加匪氣，勁兒十足！

 

• 秦始皇→毛澤東→習近平

 

這三者思想有著較大的傳承性。中共的建黨、建國都是繼承了中國傳統“外儒內法”的一套專製主義本色，馬克思主義成分並不多，如“緊密團結在以某某某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就是中共執政文化的萬能公式，其“春秋大義”足令執政者癡迷不已。

中國政治延續了千年的專製主義，其要數秦始皇的大一統治理格局最具開創、暴虐和傳承，其遺產深深地烙印在中華民族的政治文化基因上。《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今皇帝並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傳承至後世，中共統治者毛澤東、習近平極為崇拜、讚賞，毛澤東自稱：“馬克思加秦始皇”，自比“秦皇、漢武”。習近平是粗人，缺文秀，但配有禦用導演張藝謀來代言，原籍秦地的張藝謀以其電影作品的大氣磅礴著稱，如《英雄》、《大秦賦》、《大秦帝國》等頗有氣勢恢宏，詠古頌今，頌揚獨裁，乃深合主子旨意。

籍貫秦地的習近平似乎比毛澤東更領悟大秦遺風，他也有著構建大一統政治的強烈欲求，冒進浮誇，圖大貪功，舉凡黨、政、軍、財、經、文、教、農、工、商等各界各行，都得讓習來獨攬一身、定於一尊，還妄想對外擴張，天下一統。毛時代流行詞：“全國一盤棋”，如今又翻舊出新而熱炒，以“一言堂”淩駕天下，特別用於上海的抗疫。

中國人骨子裏有“天人合一”，混沌一氣的原始思維和巫術，這集體無意識天然地被大一統政治統攝，進而主導了亞細亞生產方式，在古代，它有利於治理水患、開挖運河、修建長城、建造皇宮等大型項目。在當今，有利於以舉國之力操辦上海防控。在思想意識高度，可以塑造全民的遵命、服從、聽話，即奴性，這恰是習近平的“不忘使命”：“凝聚全民抗疫的強大共識”。

在大一統政治如火如荼的文革期間，誇張而高調的道義目的論籠罩住中國大地上的各項各業，如有“農業以糧為綱、工業以鋼為綱。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於是到處呈現“一刀切”現象，凡是與“綱”不合之事，全得讓步，退避。

今天上海的抗疫正是一刀切做法：為了抗疫的宏偉大業，其他事情全都算不得“事情”，那怕是危機人生命的要事。再如，“同層密接隔離政策”，一人得陽整樓隔離，幾人得陽整區封閉。搞得：簡單直接粗暴，次生災害不斷，雞飛狗跳，人心惶惶。

 

• 外儒內法，臉麵爭光

 

習近平頗想搞《厲害了，我的國》，可看出習的“初心”中有“大秦”情愫，但不唯此。習熟知亡秦之故，暴秦之害，了解《過秦論》，於是就看重《荀子》思想，希望借鑒儒家思想補救暴秦之偏，但這隻是延續了曆史上慣行的“外儒內法”傳統，毫無創意。

以現代人的目光審視，法家思想並非全都是負麵的，糟糕的。譬如，法家的政治思想有“緣法而治”、“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法不阿貴，繩不撓曲”、“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等——貫徹一條法治平等的路線。

秦之後曆代皇朝，形成傳統的官方和上層社會的意識形態是儒家思想，儒家在治國綱要上對法家進行修正，改變其嚴刑律法、冷酷無情、對人性的踐踏，而用溫情脈脈的道德麵紗來遮蓋人心自私之惡。然而儒家的溫情脈脈卻是斷然排斥法家的平等觀，十分講究等級秩序的排位：“尊尊、親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樣導致另一種人性醜惡的釋放。

無論是法家抑或儒家，都嚴重匱乏精神超越性，使得中國人滑落到小人德性的急切功利性，熱衷於超近距離的貼身肉搏，這突出表現為儒家的“麵子文化”，即等級競爭。

今天，習近平把上海抗疫重重地押寶在他的麵子上：看吧，環顧世界，唯有我習某才能夠做到新冠病毒“清零”，豐功偉業啊；溥天之下，皆我臣屬；溥天之下，盡表忠心！

開啟小人心境：這就是習近平的“初心、使命”不可告人的真正用意所在！清零政策來自權力最高層，而下層執行者在習某巫祝之辭誘導下，層層加碼，步步緊逼，使防疫措施變得越來越嚴苛，越來越不通人情，越來越背離常識，卻迎來了中國式“麵子”大豐收！    

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今天，活躍在上海街頭的“大白”誌願者，大多來自社會底層，他們深知等級社會的底層生活之艱辛、悲愴、卑賤、滄桑，受欺受壓，吃苦甚多，在心坎中積滿了多多的怨恨，為此張公百忍，隻是期盼著猴年馬月有個身份升遷，從此羊與狼的位置對調，角色得以變換，從此終於有了發泄的口子和對象，就如二十年媳婦熬成婆婆那樣。今天好機會來了，讓底層誌願者們身披白大褂，臂佩紅袖章，頓時獲得了權力，身價躥升！於是人們就見到了大白們在上海街頭的變本加厲，肆無忌憚。

更是有不少大白門來自外省市的農村地區，他們往往有著毛澤東情結，相信毛澤東的詛咒語“農村包圍城市”，內心對待上海，這個以魔都著稱的城市有著較深的嫉恨，於是今天找到了發泄口子，爭當“南京路上好八連”，侮辱上海人一番，五十步笑百步，好不痛快啊！

上海本地市民，生存在全民抗疫的如此高壓境遇，顯得勢單力孤，不得不進行一場忍耐之心的大考驗。雖說是有海派氣質，但是多年來在習氏毛左政治侵染下，上海人漸漸變得麻木起來，中國傳統習性在增強，一個“忍”字當頭，懂得“看三勢”，學會“拎得清”，不做“填刀頭”，好漢不吃眼前虧，識時務者為俊傑，好死不如賴活著——與內地的庸眾一樣，都是媳婦受熬的心態——如此則喪失了做人的真誠性和崇高性。

 

                                                    施衛江

寫於 美國紐約

2022年5月26日上海抗疫為何如此狂暴？

 

最近，上海人民沉浸在“靜態管理、動態清零”的極度悲憤中，二個月來的抗疫，上海居民要麽封閉在家裏，要麽隔離在方艙，要麽入住醫院，最慘的是一些外地來滬的農民工、送貨員和運輸汽車司機，隻得睡眠在大街上、橋孔下、卡車裏，還不得行走出受封圍欄，還得不到足夠食物。不管呆在城市哪個角落，是富人或窮人，是教授還是乞丐，人人自危，生活無序，商店關門，藥品斷供，生存所需的基本食品、日用品都要靠手機上操作去“搶”，凡是不會手機操作就隻能等死，非新冠病毒引起的疾病都不算是“病”，假如某個病人不能出示有效核酸測試陰性證明，病人均得不到及時救治，更惡劣的措施是，要裝配鐵網在管控區的每一棟民宅樓的大門口，予以嚴加防範管製，防市民如防盜賊！“大白”警察容許隨意闖進市民家中搞“執法”，市民蒙受盡多的不幸和災難可就是不容許公開自由發聲喊冤！

嗚呼！號稱“國家主人”的上海市民，本是代表中國最具先進生產力的一族群體，理應充分釋放出上海市民的聰明才幹去搞建設，然而在黨中央的“清零”政策強製下，海派靈性竟然大肆遭受踐踏，人格尊嚴被貶至不及囚徒的卑下，被準許的行動自由還不如圈養的禽畜。哀哉！上海市民的生存境況是多麽孤苦伶仃無助，上海市民的精神抑鬱是何等淒淒慘慘戚戚。

由中央政府主導的抗疫“清零”，為什麽要對上海人民動用如此的粗暴、野蠻、獸性、瘋狂？這在西方自由世界看來，簡直太不可思議了！根源究竟是什麽呢？

 

（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發生在上海的抗疫狂暴當然不是海派文化傳承的特質，而是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親自部署指揮、密集指示批示”來進行，這位總書記宣稱：“我們的防控方針是由黨的性質和宗旨決定的”，“從黨的性質宗旨認識疫情防控方針”，當然不是飛來之石，而是經有悠久曆史的中國傳統孵化而成，它僵硬地主宰著當今中國政治的一切。欲懂得這場清零抗疫的真實意圖，須深入了解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須了解中國的民風民俗，尤其是陝北地區。

近年來，習近平嫻熟地運用他的政治手腕使大權獨攬，業已形成“九鼎之尊”局麵，且有越演越烈之勢，在其統治下的社會官僚機器不斷強化威權形式，這使得後者形式的高度威權化又促進了前者的獨裁，而前者專斷橫行又反哺後者，兩者互為反饋，攜手共進，就此全民奴性且增強不少——此即如德國學者齊美爾所講的社會學中“相互作用”的形式，對於這種“形式”的具體表達，深得魯迅精神之魂的北京大學中文係教授錢理群曾經論述道：“在一個專製統治下價值封閉的體係內，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是處在同一個價值點上的交流與反饋”（大意如此）。

可想而知，當今中國的政治形態正是走在全麵複辟傳統封建腐朽製度的路上。專製政治乃乾綱獨斷、定於一尊，且說今日中國之專製暴虐，極大地來自最高統治者的德性，習近平妄圖複辟文革，大開曆史倒車，朝思暮想他的皇帝迷夢，再造新時代的秦始皇、毛澤東。

    由此，習近平打造的強專製主義為他的暴政鋪設了平坦大道，布置於“全國一盤棋”格局下，海派上海市民深深感受到文革高潮時的毛式家天下：朕即真理，朕即國家。今天，統帥一聲令，三軍風雷動，酷政促奴性，令箭催遵命，從廟堂衙門，抵基層庸眾，政令一路暢行，貫徹無阻。

以習近平的“家天下”框架來看，上海的抗疫特別需要展示“中國共產黨所具有的無比堅強的領導力，是風雨來襲時中國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要展示中共統治下的製度“優越性”和“合法性”，更確切地說，還需要充分展示習近平總書記的“英明、偉大”形象，為他的正式“登基”皇座打基礎。構建如此之宏大敘事，習家中央政府定義了新冠病毒的抗疫是一場“人民戰爭”，全黨全民統一步調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部署”來進行的，這位總書記一再強調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堅持動態清零總方針不猶豫不動搖”，“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要把抗疫當作“為人民服務”。

以現代性的倫理學來論述，“人民”是個宏大敘事，是形而上之“大魅”，在以“人民”的名義大肆鼓噪、渲染之下，若開啟“幽暗之門”，可以發現，這隻是一塊“超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的招牌，其投射出的真實價值意向往往是希冀反饋回報給投射者自己，即小人心眼、小人心境的“自我、本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乃罪惡之淵藪，其鄙陋卑下、猥瑣不堪！

魯迅先生早就發現，中國的儒家典籍中充滿了“仁者愛人”之語，但是魯迅卻揭穿了其“瞞和騙”，其實質就是“以理殺人”！

今天的上海，把“人民”當作“綱領”來處置具體的全民抗疫，就意味著其餘事情全得靠邊讓路，抗疫以外的事情全都隻是與個人利益掛鉤而已，都是掛靠不上“人民”這個宏偉大宗旨，“人民”這個抽象綱領既然被強化得如此之高大上、偉光正，乃綱舉目張，和尚打傘，為所欲為、不擇手段！

 

（二）“不忘初心，牢記使命”

 

“初心”是習近平執政時代十分時髦的政治詞匯，既然被張揚得如此之“時髦”，它必定隱含有欺騙性！它試圖讓人民感受習的“青春故事”，聆聽他的“梁家河插隊的經曆”，規訓人民的情操，是一項典型的“洗腦工程”。

眾所周知，習近平在福建、浙江和上海三地工作過，已經獲得相當多的東南沿海地區工作的經驗，這些地區比起北方內地來具有相對較高的改革開放性，經濟結構大多是外向型，經濟水平也相應較高，治理較為先進。按照常規思路，要想當上一個大國有作為的主政者，其精神領域的價值觀訴求，本來應該引導國民走上現代化之路，深化改革，大大發揚沿海地區的先進經驗和業績成就，使融合到全球化的經濟圈中，學習西方發達的市場經濟和人文精神，求得國家發展踏上新台階。然而習近平卻不張揚他在沿海地區的經曆，反而大大弘揚在北方落後農村的生活感受、工作經曆——這就值得正義的人們去警惕和深思了。

與毛澤東一樣，習近平自身的秉性就是十分的“土”，在漢語網絡上，不滿的網民將習近平蔑稱為“包子”，意思有“土氣”之意，也就是傳統、愚昧、落後的代名詞。這與《論語》：“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意思相近，懷土就是戀土而安逸，營造個人小天地，即小人德性。我們來看看習近平是如何的“初心”？

“初心”在心理學上可稱為“原型”（榮格：archetypes），習的“原型”有“戀土情結”，顯然相悖於東南沿海地區的現代性精神品質，而在於他不斷吹噓的“土”字而凸出，即“農民情結、三農情懷”，習常稱：“我也是從農村出來的”，“我們這一代人也有這個情結，一定要把我們的老百姓，特別是我們的農民扶一把。”聽聽他的念念有詞“不忘初心”，從“習近平總書記從小就有農村情結”，可推斷習之“戀土”有小人之心：

1.  陝北延安梁家河，習近平插隊在此，據說練就了一套“大學問”，那真是了不得啊！
2. “老家富平曾在習近平迷惘彷徨時給予他溫暖”，陝西省富平縣臨近於曆史上京兆地區，這裏曾經是大一統帝國的中央權力地帶，即有秦、漢、隋、唐四朝大帝國定都於鹹陽、長安，這一家鄉情懷深深地烙印到習近平的人格秉性，使得習內心期盼著大一統政治。
3. 習近平時時要造訪河北省西柏坡，該地是毛派紅色經典的精神發源地，價值連城，非常值得習去流連忘返，就此習想要“弘揚西柏坡精神”。
4. 河北省正定縣，習年輕時候曾工作在此，當時是“農業學大寨”的先進樣板縣，是毛澤東樹立起來的一麵旗幟，同樣是紅色經典，值得去大力追捧，流芳百世。

    作為一個農業人口眾多的大國，農業生產當然需要去關心，農民的利益也當然需要去關心，任何一個具有現代化常識的人，必定知道：農民生活的大幅度改善，必須是由農業現代化來帶動，而農業現代化必須是由工業現代化來帶動，而工業現代化必須是由科技、經濟和製度等的各項現代化來帶動，需要重視精神文明的力量，也就是人的主體性自由的大發揚。然而中國的習某卻是完全的反其道而行之：要論價值觀的定位？什麽的工業、科技、文教、經濟、金融、製度、法治等等的重要發展項目全都擱置在邊上，就是因為這些不含有“初心”，從而全都被當做不重要的思想議題來處理，眼下最最要緊的事情是定位在“農民情結”、“黃土情結”之上：“不忘初心，牢記使命”——老是要把目光盯住在最最落後地區的農民生存價值觀上——這是怎麽樣的心態？怎麽樣的鬼魅心思啊？

人都是有個性的，共產黨執政也如此。理解了習近平的執政個性是那麽的“土裏土氣”，於是懂得：上海抗疫就是充滿習包子特色之土：“鞋子合不合腳，自己穿著才知道。”——紅色經典，土法上馬！   

 

•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方山水有一方風情

 

 共產黨信仰“辯證唯物主義”，其教條說：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確，特定的社會曆史地理環境可以塑造特定的精神氣質。成語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南橘北枳。按辯證法精神，反之亦然，如：彩蝶戀鮮花，蒼蠅叮臭肉；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智者樂水，仁者樂山。說到中國人的“土”，尚有各個地方的各個民風民俗民情，還可細分。

德國學者馬克斯·舍勒的行為學理論認為，能感悟到生活世界的價值和價值秩序的感情是成為行為意欲最深層的基礎部分，而這種感情決定著行為意欲的努力方向。但是舍勒又認為，不能把在一個時代和民族中流行或支配人們價值偏愛的評價係統所具有的“倫理結構”等同於作為價值優先法則的價值本身的客觀秩序。

今天，與西方自由世界一樣，強人習近平也是十分講究“顏色革命”，他將自身個性“土氣”的顏色欽定為中國的“政治正確”，即標準的意識形態，充分施展在上海地方的抗議之中，真實意圖是：以習氏“土氣”淹沒上海“海派”！

那麽究竟怎麽樣評介習包子“土氣”？

第一，純真“紅色基因”，眾所周知，習近平是在紅朝中國、紅色地域、紅色家庭、紅色時代、紅色圈子裏混出來的紅色土特產，紅色元素特濃，大紅特紅超紅。

現代中國有二大文明係統：黃色和藍色。

黃色是內陸型，具有內向封閉性質，其主要的分布地域是在北方的黃土質平原和高原上，其價值資源隻由落後的本土文明來提供（電視劇《河殤》的觀點）。

紅色文明是外來的馬列寧主義與中國本土的黃色文明相結合的產物，被綜合成“毛澤東思想路線”，具有革命的實踐性，但是主要根基還是黃色文明。

    藍色是海洋型，外向開放性質，最初地域分布在東南沿海一帶，隨之改革開放的深化，逐漸擴展至中國的大南方，它是本土文明與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結合的產物。

今天的國情是，北方黃土文明區域經濟全麵落後、蕭條，而南方藍色文明區域市場經濟發展良好，經濟指標高漲。如此經濟地理格局意味著中共統治機器的精神資源麵臨危機，這讓習近平深深不安，習某感受到來自於藍色文明對於紅色政權的威脅：資產階級市民的個體性、獨立性和自由意識在增長，他們不會如黃土地上農民幹活那樣的聽話、遵命和馴服。

遙想1949年3月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正式提出定都北平市的決議，當時的國情正如毛澤東所講：“蔣介石的國都在南京，他的基礎是江浙資本家。我們要把國都建在北平，我們也要在北平找到我們的基礎，這就是工人階級和廣大的勞動群眾。”這講話顯示了：南京的城市精神是藍色，而北平市則是黃色，紅色政權的根基需要由黃色文明來支撐、扶助，才會獲得穩定、可靠。

從前，毛澤東必定熟知曆史典故：“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對藍色文明懷有恐懼：“港台一帶，饕蚊尚多，西方世界，饕蚊成陣。”因此對待曾經位置楚地、而後深藍色的申城上海，毛澤東作指示：要采取“農村包圍城市”戰略。為此，上海外灘海關鍾樓上的大鍾報時，要以深黃色的陝北民歌樂調《東方紅》來進行，使之標誌為城市“主旋律”。要發揚“好八連”榮光，讓他們來到魔都南京路上當“哨兵”，以鎮住充滿資產階級邪念的“霓虹燈”，要加強“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全麵專政”，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今天，習近平憂心忡忡：紅色文明賴以存在基礎的黃色文明正日益蛻化墮落！為此決心拯救，在上海執行“靜態管理、動態清零”，實為一場魔鬼訓練，以鞏固紅色政權的！

 

• 粗人的痞氣，流寇的匪氣

 

紅朝中國首長級高幹的紅二代、紅三代多的是，譬如有劉少奇的兒子，陳雲兒子，鄧小平的兒女，胡耀邦的兒子，葉劍英、江澤民的數個兒女等等，在這一群體裏相比較，習包子就是顯得很“土氣”，這是為什麽呢？

這就是習近平第二個“土”：痞氣+匪氣，這是黃色文明外圍地帶“邊區”之“土氣”。

習近平讀書差勁是知曉的，然而這在首長級的紅後代中較為少見，盡管習近平時常吹噓讀書很多，還煞有介事地列出一長串讀書單來，頗有“此地無銀三百兩”之意。由於不願讀書、讀不進書，習的頭腦難以裝備積聚人類優秀文明的知識。蘇格拉底雲“知識即美德”，其否命題亦同樣成立。現代學者的認識更為精確，知識與美德之間的正向關聯性是需要建立在高概率基礎上，較有科學的合理性。毛澤東閱讀中國古典經書甚多，但也是痞氣+匪氣很濃厚，毛澤東特別讚賞二位流氓痞子皇帝：劉邦和朱元璋，毛把糟粕當作了精粹。

拉馬克的“用進廢退”可以較好解釋，讀書不好的習近平，喜好炫耀他的四肢發達：“我那個時候扛200斤麥子，十裏山路不換肩。”習對頭腦簡單事項：“新時期上山下鄉工程”、“好兒女誌在四方，有誌者奮鬥無悔”，頗有興趣和熱度，可見一斑。習近平坦承其念茲在茲“農民情結”，可以推斷出他的氣質和秉性，天然地與知識性匱缺的泥腿子、四肢發達者、粗布短衫者融通起來，對待海派氣質的上海人就不會有好感，可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

要深入了解習近平的所作所為，需要了解他的個性和風格，需要了解養育習某其秉性、氣質的地方，考察那裏的風土人情。習近平念念不忘他的“初心”之地，就是年輕時候插隊落戶的革命聖地延安，那裏是紅色大本營，更是“紅太陽升起的地方”。對於習近平來說，陝北延安就是他的紅色乳娘，思想養育之地，“作為一個人民公仆，陝北高原是我的根，因為這裏培養出我不變的信念：要為人民做實事！無論我走到哪裏，永遠都是黃土地的兒子。”習近平回憶說，插隊在梁家河，他“看到了人民群眾的根本，真正理解了老百姓”，“我幾乎從來沒哭過，印象較深的兩次哭都是在陝北。”情深誼長啊！

延安市，坐落在陝西省北部，是遊牧文明與農耕文明交融的邊區地帶，漢民族農民世世代代居住此地的曆史中，頻頻遭受多個遊牧民族和部落的相互殺戮、掠奪和洗劫，身處如此蠻族生態的劫掠，釀造出戎狄民風：痞氣+匪氣，漸漸墮落之，本地農耕地上又孵化出次生代的漢族大盜和流寇，如：王嘉胤、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董福祥等等。

大清皇朝晚期，西方殖民主義勢力進入中國東部沿海，紛紛建立起西方式的先進藍色文明，從此經濟格局和重心轉移，地處西北的陝西省經濟文化大幅衰弱，秦風不再，此衰彼漲，當地土匪、土豪卻猖狂起來，到了民國時期，整個陝北地區的匪患尤其嚴重，那時候國民政府的管控力無法抵達陝北，但這恰好為共產黨武裝力量製造出福音來，留給了共軍以極佳的撒野契機和匪盜空間。臭味相投便稱知己，當毛澤東掛帥的大股共軍（紅軍）萬裏迢迢流竄作案來到陝北時候，如魚得水般找準了自己的落腳地，建立起蘇區。

民諺：窮山惡水出刁民，粗茶淡飯無孑遺。肉腐生蛆，蛆熟產蠅；土劣孵匪，匪頑升寇。流寇是土匪發展的頂峰，流寇之所以十分殘暴凶狠毒辣無恥，那是因為流寇作案多是流竄在異地他鄉：1）幾乎碰不上熟人，於是缺乏道德約束；2）罪案的對象都是與己血緣疏遠，於是下得了狠手；3）流竄作案中不容易被抓捕，於是缺乏法律製裁的威懾感。

民國時期的學者傅斯年，曾經把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美國學者餘英時把毛澤東在山上鬧革命歸類為土匪行徑，中共政府體製內走出來的學者阮銘也將當年盤踞在井岡山和延安，建立蘇區的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具體的匪徒而言尚有匪氣強弱的區分，中共領袖中毛澤東、習近平之流痞氣、匪氣特濃，雖然直接將他們比作為流寇尚不恰當，然則深入去思考精神性的高層次本質，就會發現確有近似之處，如操守低劣，隻顧眼前的歡樂和榮耀，不思長治久安的方針、政策和治理，即不具可持續性發展，缺乏人性，不擇手段，不顧人民死活，更扯淡有什麽超越情懷、尋求來世的永生。

上海執行抗疫大行動，是習某心理投射：“習近平總書記親自部署、親自指揮”，乃“初心不改”，大大地用上“梁家河大學問”，卻是來真的：痞氣加匪氣，勁兒十足！

 

• 秦始皇→毛澤東→習近平

 

這三者思想有著較大的傳承性。中共的建黨、建國都是繼承了中國傳統“外儒內法”的一套專製主義本色，馬克思主義成分並不多，如“緊密團結在以某某某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就是中共執政文化的萬能公式，其“春秋大義”足令執政者癡迷不已。

中國政治延續了千年的專製主義，其要數秦始皇的大一統治理格局最具開創、暴虐和傳承，其遺產深深地烙印在中華民族的政治文化基因上。《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今皇帝並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傳承至後世，中共統治者毛澤東、習近平極為崇拜、讚賞，毛澤東自稱：“馬克思加秦始皇”，自比“秦皇、漢武”。習近平是粗人，缺文秀，但配有禦用導演張藝謀來代言，原籍秦地的張藝謀以其電影作品的大氣磅礴著稱，如《英雄》、《大秦賦》、《大秦帝國》等頗有氣勢恢宏，詠古頌今，頌揚獨裁，乃深合主子旨意。

籍貫秦地的習近平似乎比毛澤東更領悟大秦遺風，他也有著構建大一統政治的強烈欲求，冒進浮誇，圖大貪功，舉凡黨、政、軍、財、經、文、教、農、工、商等各界各行，都得讓習來獨攬一身、定於一尊，還妄想對外擴張，天下一統。毛時代流行詞：“全國一盤棋”，如今又翻舊出新而熱炒，以“一言堂”淩駕天下，特別用於上海的抗疫。

中國人骨子裏有“天人合一”，混沌一氣的原始思維和巫術，這集體無意識天然地被大一統政治統攝，進而主導了亞細亞生產方式，在古代，它有利於治理水患、開挖運河、修建長城、建造皇宮等大型項目。在當今，有利於以舉國之力操辦上海防控。在思想意識高度，可以塑造全民的遵命、服從、聽話，即奴性，這恰是習近平的“不忘使命”：“凝聚全民抗疫的強大共識”。

在大一統政治如火如荼的文革期間，誇張而高調的道義目的論籠罩住中國大地上的各項各業，如有“農業以糧為綱、工業以鋼為綱。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於是到處呈現“一刀切”現象，凡是與“綱”不合之事，全得讓步，退避。

今天上海的抗疫正是一刀切做法：為了抗疫的宏偉大業，其他事情全都算不得“事情”，那怕是危機人生命的要事。再如，“同層密接隔離政策”，一人得陽整樓隔離，幾人得陽整區封閉。搞得：簡單直接粗暴，次生災害不斷，雞飛狗跳，人心惶惶。

 

• 外儒內法，臉麵爭光

 

習近平頗想搞《厲害了，我的國》，可看出習的“初心”中有“大秦”情愫，但不唯此。習熟知亡秦之故，暴秦之害，了解《過秦論》，於是就看重《荀子》思想，希望借鑒儒家思想補救暴秦之偏，但這隻是延續了曆史上慣行的“外儒內法”傳統，毫無創意。

以現代人的目光審視，法家思想並非全都是負麵的，糟糕的。譬如，法家的政治思想有“緣法而治”、“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法不阿貴，繩不撓曲”、“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等——貫徹一條法治平等的路線。

秦之後曆代皇朝，形成傳統的官方和上層社會的意識形態是儒家思想，儒家在治國綱要上對法家進行修正，改變其嚴刑律法、冷酷無情、對人性的踐踏，而用溫情脈脈的道德麵紗來遮蓋人心自私之惡。然而儒家的溫情脈脈卻是斷然排斥法家的平等觀，十分講究等級秩序的排位：“尊尊、親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樣導致另一種人性醜惡的釋放。

無論是法家抑或儒家，都嚴重匱乏精神超越性，使得中國人滑落到小人德性的急切功利性，熱衷於超近距離的貼身肉搏，這突出表現為儒家的“麵子文化”，即等級競爭。

今天，習近平把上海抗疫重重地押寶在他的麵子上：看吧，環顧世界，唯有我習某才能夠做到新冠病毒“清零”，豐功偉業啊；溥天之下，皆我臣屬；溥天之下，盡表忠心！

開啟小人心境：這就是習近平的“初心、使命”不可告人的真正用意所在！清零政策來自權力最高層，而下層執行者在習某巫祝之辭誘導下，層層加碼，步步緊逼，使防疫措施變得越來越嚴苛，越來越不通人情，越來越背離常識，卻迎來了中國式“麵子”大豐收！    

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今天，活躍在上海街頭的“大白”誌願者，大多來自社會底層，他們深知等級社會的底層生活之艱辛、悲愴、卑賤、滄桑，受欺受壓，吃苦甚多，在心坎中積滿了多多的怨恨，為此張公百忍，隻是期盼著猴年馬月有個身份升遷，從此羊與狼的位置對調，角色得以變換，從此終於有了發泄的口子和對象，就如二十年媳婦熬成婆婆那樣。今天好機會來了，讓底層誌願者們身披白大褂，臂佩紅袖章，頓時獲得了權力，身價躥升！於是人們就見到了大白們在上海街頭的變本加厲，肆無忌憚。

更是有不少大白門來自外省市的農村地區，他們往往有著毛澤東情結，相信毛澤東的詛咒語“農村包圍城市”，內心對待上海，這個以魔都著稱的城市有著較深的嫉恨，於是今天找到了發泄口子，爭當“南京路上好八連”，侮辱上海人一番，五十步笑百步，好不痛快啊！

上海本地市民，生存在全民抗疫的如此高壓境遇，顯得勢單力孤，不得不進行一場忍耐之心的大考驗。雖說是有海派氣質，但是多年來在習氏毛左政治侵染下，上海人漸漸變得麻木起來，中國傳統習性在增強，一個“忍”字當頭，懂得“看三勢”，學會“拎得清”，不做“填刀頭”，好漢不吃眼前虧，識時務者為俊傑，好死不如賴活著——與內地的庸眾一樣，都是媳婦受熬的心態——如此則喪失了做人的真誠性和崇高性。

 

                                                    施衛江

寫於 美國紐約

2022年5月26日上海抗疫為何如此狂暴？

 

最近，上海人民沉浸在“靜態管理、動態清零”的極度悲憤中，二個月來的抗疫，上海居民要麽封閉在家裏，要麽隔離在方艙，要麽入住醫院，最慘的是一些外地來滬的農民工、送貨員和運輸汽車司機，隻得睡眠在大街上、橋孔下、卡車裏，還不得行走出受封圍欄，還得不到足夠食物。不管呆在城市哪個角落，是富人或窮人，是教授還是乞丐，人人自危，生活無序，商店關門，藥品斷供，生存所需的基本食品、日用品都要靠手機上操作去“搶”，凡是不會手機操作就隻能等死，非新冠病毒引起的疾病都不算是“病”，假如某個病人不能出示有效核酸測試陰性證明，病人均得不到及時救治，更惡劣的措施是，要裝配鐵網在管控區的每一棟民宅樓的大門口，予以嚴加防範管製，防市民如防盜賊！“大白”警察容許隨意闖進市民家中搞“執法”，市民蒙受盡多的不幸和災難可就是不容許公開自由發聲喊冤！

嗚呼！號稱“國家主人”的上海市民，本是代表中國最具先進生產力的一族群體，理應充分釋放出上海市民的聰明才幹去搞建設，然而在黨中央的“清零”政策強製下，海派靈性竟然大肆遭受踐踏，人格尊嚴被貶至不及囚徒的卑下，被準許的行動自由還不如圈養的禽畜。哀哉！上海市民的生存境況是多麽孤苦伶仃無助，上海市民的精神抑鬱是何等淒淒慘慘戚戚。

由中央政府主導的抗疫“清零”，為什麽要對上海人民動用如此的粗暴、野蠻、獸性、瘋狂？這在西方自由世界看來，簡直太不可思議了！根源究竟是什麽呢？

 

（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發生在上海的抗疫狂暴當然不是海派文化傳承的特質，而是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親自部署指揮、密集指示批示”來進行，這位總書記宣稱：“我們的防控方針是由黨的性質和宗旨決定的”，“從黨的性質宗旨認識疫情防控方針”，當然不是飛來之石，而是經有悠久曆史的中國傳統孵化而成，它僵硬地主宰著當今中國政治的一切。欲懂得這場清零抗疫的真實意圖，須深入了解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須了解中國的民風民俗，尤其是陝北地區。

近年來，習近平嫻熟地運用他的政治手腕使大權獨攬，業已形成“九鼎之尊”局麵，且有越演越烈之勢，在其統治下的社會官僚機器不斷強化威權形式，這使得後者形式的高度威權化又促進了前者的獨裁，而前者專斷橫行又反哺後者，兩者互為反饋，攜手共進，就此全民奴性且增強不少——此即如德國學者齊美爾所講的社會學中“相互作用”的形式，對於這種“形式”的具體表達，深得魯迅精神之魂的北京大學中文係教授錢理群曾經論述道：“在一個專製統治下價值封閉的體係內，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是處在同一個價值點上的交流與反饋”（大意如此）。

可想而知，當今中國的政治形態正是走在全麵複辟傳統封建腐朽製度的路上。專製政治乃乾綱獨斷、定於一尊，且說今日中國之專製暴虐，極大地來自最高統治者的德性，習近平妄圖複辟文革，大開曆史倒車，朝思暮想他的皇帝迷夢，再造新時代的秦始皇、毛澤東。

    由此，習近平打造的強專製主義為他的暴政鋪設了平坦大道，布置於“全國一盤棋”格局下，海派上海市民深深感受到文革高潮時的毛式家天下：朕即真理，朕即國家。今天，統帥一聲令，三軍風雷動，酷政促奴性，令箭催遵命，從廟堂衙門，抵基層庸眾，政令一路暢行，貫徹無阻。

以習近平的“家天下”框架來看，上海的抗疫特別需要展示“中國共產黨所具有的無比堅強的領導力，是風雨來襲時中國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要展示中共統治下的製度“優越性”和“合法性”，更確切地說，還需要充分展示習近平總書記的“英明、偉大”形象，為他的正式“登基”皇座打基礎。構建如此之宏大敘事，習家中央政府定義了新冠病毒的抗疫是一場“人民戰爭”，全黨全民統一步調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部署”來進行的，這位總書記一再強調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堅持動態清零總方針不猶豫不動搖”，“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要把抗疫當作“為人民服務”。

以現代性的倫理學來論述，“人民”是個宏大敘事，是形而上之“大魅”，在以“人民”的名義大肆鼓噪、渲染之下，若開啟“幽暗之門”，可以發現，這隻是一塊“超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的招牌，其投射出的真實價值意向往往是希冀反饋回報給投射者自己，即小人心眼、小人心境的“自我、本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乃罪惡之淵藪，其鄙陋卑下、猥瑣不堪！

魯迅先生早就發現，中國的儒家典籍中充滿了“仁者愛人”之語，但是魯迅卻揭穿了其“瞞和騙”，其實質就是“以理殺人”！

今天的上海，把“人民”當作“綱領”來處置具體的全民抗疫，就意味著其餘事情全得靠邊讓路，抗疫以外的事情全都隻是與個人利益掛鉤而已，都是掛靠不上“人民”這個宏偉大宗旨，“人民”這個抽象綱領既然被強化得如此之高大上、偉光正，乃綱舉目張，和尚打傘，為所欲為、不擇手段！

 

（二）“不忘初心，牢記使命”

 

“初心”是習近平執政時代十分時髦的政治詞匯，既然被張揚得如此之“時髦”，它必定隱含有欺騙性！它試圖讓人民感受習的“青春故事”，聆聽他的“梁家河插隊的經曆”，規訓人民的情操，是一項典型的“洗腦工程”。

眾所周知，習近平在福建、浙江和上海三地工作過，已經獲得相當多的東南沿海地區工作的經驗，這些地區比起北方內地來具有相對較高的改革開放性，經濟結構大多是外向型，經濟水平也相應較高，治理較為先進。按照常規思路，要想當上一個大國有作為的主政者，其精神領域的價值觀訴求，本來應該引導國民走上現代化之路，深化改革，大大發揚沿海地區的先進經驗和業績成就，使融合到全球化的經濟圈中，學習西方發達的市場經濟和人文精神，求得國家發展踏上新台階。然而習近平卻不張揚他在沿海地區的經曆，反而大大弘揚在北方落後農村的生活感受、工作經曆——這就值得正義的人們去警惕和深思了。

與毛澤東一樣，習近平自身的秉性就是十分的“土”，在漢語網絡上，不滿的網民將習近平蔑稱為“包子”，意思有“土氣”之意，也就是傳統、愚昧、落後的代名詞。這與《論語》：“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意思相近，懷土就是戀土而安逸，營造個人小天地，即小人德性。我們來看看習近平是如何的“初心”？

“初心”在心理學上可稱為“原型”（榮格：archetypes），習的“原型”有“戀土情結”，顯然相悖於東南沿海地區的現代性精神品質，而在於他不斷吹噓的“土”字而凸出，即“農民情結、三農情懷”，習常稱：“我也是從農村出來的”，“我們這一代人也有這個情結，一定要把我們的老百姓，特別是我們的農民扶一把。”聽聽他的念念有詞“不忘初心”，從“習近平總書記從小就有農村情結”，可推斷習之“戀土”有小人之心：

1.  陝北延安梁家河，習近平插隊在此，據說練就了一套“大學問”，那真是了不得啊！
2. “老家富平曾在習近平迷惘彷徨時給予他溫暖”，陝西省富平縣臨近於曆史上京兆地區，這裏曾經是大一統帝國的中央權力地帶，即有秦、漢、隋、唐四朝大帝國定都於鹹陽、長安，這一家鄉情懷深深地烙印到習近平的人格秉性，使得習內心期盼著大一統政治。
3. 習近平時時要造訪河北省西柏坡，該地是毛派紅色經典的精神發源地，價值連城，非常值得習去流連忘返，就此習想要“弘揚西柏坡精神”。
4. 河北省正定縣，習年輕時候曾工作在此，當時是“農業學大寨”的先進樣板縣，是毛澤東樹立起來的一麵旗幟，同樣是紅色經典，值得去大力追捧，流芳百世。

    作為一個農業人口眾多的大國，農業生產當然需要去關心，農民的利益也當然需要去關心，任何一個具有現代化常識的人，必定知道：農民生活的大幅度改善，必須是由農業現代化來帶動，而農業現代化必須是由工業現代化來帶動，而工業現代化必須是由科技、經濟和製度等的各項現代化來帶動，需要重視精神文明的力量，也就是人的主體性自由的大發揚。然而中國的習某卻是完全的反其道而行之：要論價值觀的定位？什麽的工業、科技、文教、經濟、金融、製度、法治等等的重要發展項目全都擱置在邊上，就是因為這些不含有“初心”，從而全都被當做不重要的思想議題來處理，眼下最最要緊的事情是定位在“農民情結”、“黃土情結”之上：“不忘初心，牢記使命”——老是要把目光盯住在最最落後地區的農民生存價值觀上——這是怎麽樣的心態？怎麽樣的鬼魅心思啊？

人都是有個性的，共產黨執政也如此。理解了習近平的執政個性是那麽的“土裏土氣”，於是懂得：上海抗疫就是充滿習包子特色之土：“鞋子合不合腳，自己穿著才知道。”——紅色經典，土法上馬！   

 

•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方山水有一方風情

 

 共產黨信仰“辯證唯物主義”，其教條說：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確，特定的社會曆史地理環境可以塑造特定的精神氣質。成語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南橘北枳。按辯證法精神，反之亦然，如：彩蝶戀鮮花，蒼蠅叮臭肉；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智者樂水，仁者樂山。說到中國人的“土”，尚有各個地方的各個民風民俗民情，還可細分。

德國學者馬克斯·舍勒的行為學理論認為，能感悟到生活世界的價值和價值秩序的感情是成為行為意欲最深層的基礎部分，而這種感情決定著行為意欲的努力方向。但是舍勒又認為，不能把在一個時代和民族中流行或支配人們價值偏愛的評價係統所具有的“倫理結構”等同於作為價值優先法則的價值本身的客觀秩序。

今天，與西方自由世界一樣，強人習近平也是十分講究“顏色革命”，他將自身個性“土氣”的顏色欽定為中國的“政治正確”，即標準的意識形態，充分施展在上海地方的抗議之中，真實意圖是：以習氏“土氣”淹沒上海“海派”！

那麽究竟怎麽樣評介習包子“土氣”？

第一，純真“紅色基因”，眾所周知，習近平是在紅朝中國、紅色地域、紅色家庭、紅色時代、紅色圈子裏混出來的紅色土特產，紅色元素特濃，大紅特紅超紅。

現代中國有二大文明係統：黃色和藍色。

黃色是內陸型，具有內向封閉性質，其主要的分布地域是在北方的黃土質平原和高原上，其價值資源隻由落後的本土文明來提供（電視劇《河殤》的觀點）。

紅色文明是外來的馬列寧主義與中國本土的黃色文明相結合的產物，被綜合成“毛澤東思想路線”，具有革命的實踐性，但是主要根基還是黃色文明。

    藍色是海洋型，外向開放性質，最初地域分布在東南沿海一帶，隨之改革開放的深化，逐漸擴展至中國的大南方，它是本土文明與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結合的產物。

今天的國情是，北方黃土文明區域經濟全麵落後、蕭條，而南方藍色文明區域市場經濟發展良好，經濟指標高漲。如此經濟地理格局意味著中共統治機器的精神資源麵臨危機，這讓習近平深深不安，習某感受到來自於藍色文明對於紅色政權的威脅：資產階級市民的個體性、獨立性和自由意識在增長，他們不會如黃土地上農民幹活那樣的聽話、遵命和馴服。

遙想1949年3月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正式提出定都北平市的決議，當時的國情正如毛澤東所講：“蔣介石的國都在南京，他的基礎是江浙資本家。我們要把國都建在北平，我們也要在北平找到我們的基礎，這就是工人階級和廣大的勞動群眾。”這講話顯示了：南京的城市精神是藍色，而北平市則是黃色，紅色政權的根基需要由黃色文明來支撐、扶助，才會獲得穩定、可靠。

從前，毛澤東必定熟知曆史典故：“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對藍色文明懷有恐懼：“港台一帶，饕蚊尚多，西方世界，饕蚊成陣。”因此對待曾經位置楚地、而後深藍色的申城上海，毛澤東作指示：要采取“農村包圍城市”戰略。為此，上海外灘海關鍾樓上的大鍾報時，要以深黃色的陝北民歌樂調《東方紅》來進行，使之標誌為城市“主旋律”。要發揚“好八連”榮光，讓他們來到魔都南京路上當“哨兵”，以鎮住充滿資產階級邪念的“霓虹燈”，要加強“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全麵專政”，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今天，習近平憂心忡忡：紅色文明賴以存在基礎的黃色文明正日益蛻化墮落！為此決心拯救，在上海執行“靜態管理、動態清零”，實為一場魔鬼訓練，以鞏固紅色政權的！

 

• 粗人的痞氣，流寇的匪氣

 

紅朝中國首長級高幹的紅二代、紅三代多的是，譬如有劉少奇的兒子，陳雲兒子，鄧小平的兒女，胡耀邦的兒子，葉劍英、江澤民的數個兒女等等，在這一群體裏相比較，習包子就是顯得很“土氣”，這是為什麽呢？

這就是習近平第二個“土”：痞氣+匪氣，這是黃色文明外圍地帶“邊區”之“土氣”。

習近平讀書差勁是知曉的，然而這在首長級的紅後代中較為少見，盡管習近平時常吹噓讀書很多，還煞有介事地列出一長串讀書單來，頗有“此地無銀三百兩”之意。由於不願讀書、讀不進書，習的頭腦難以裝備積聚人類優秀文明的知識。蘇格拉底雲“知識即美德”，其否命題亦同樣成立。現代學者的認識更為精確，知識與美德之間的正向關聯性是需要建立在高概率基礎上，較有科學的合理性。毛澤東閱讀中國古典經書甚多，但也是痞氣+匪氣很濃厚，毛澤東特別讚賞二位流氓痞子皇帝：劉邦和朱元璋，毛把糟粕當作了精粹。

拉馬克的“用進廢退”可以較好解釋，讀書不好的習近平，喜好炫耀他的四肢發達：“我那個時候扛200斤麥子，十裏山路不換肩。”習對頭腦簡單事項：“新時期上山下鄉工程”、“好兒女誌在四方，有誌者奮鬥無悔”，頗有興趣和熱度，可見一斑。習近平坦承其念茲在茲“農民情結”，可以推斷出他的氣質和秉性，天然地與知識性匱缺的泥腿子、四肢發達者、粗布短衫者融通起來，對待海派氣質的上海人就不會有好感，可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

要深入了解習近平的所作所為，需要了解他的個性和風格，需要了解養育習某其秉性、氣質的地方，考察那裏的風土人情。習近平念念不忘他的“初心”之地，就是年輕時候插隊落戶的革命聖地延安，那裏是紅色大本營，更是“紅太陽升起的地方”。對於習近平來說，陝北延安就是他的紅色乳娘，思想養育之地，“作為一個人民公仆，陝北高原是我的根，因為這裏培養出我不變的信念：要為人民做實事！無論我走到哪裏，永遠都是黃土地的兒子。”習近平回憶說，插隊在梁家河，他“看到了人民群眾的根本，真正理解了老百姓”，“我幾乎從來沒哭過，印象較深的兩次哭都是在陝北。”情深誼長啊！

延安市，坐落在陝西省北部，是遊牧文明與農耕文明交融的邊區地帶，漢民族農民世世代代居住此地的曆史中，頻頻遭受多個遊牧民族和部落的相互殺戮、掠奪和洗劫，身處如此蠻族生態的劫掠，釀造出戎狄民風：痞氣+匪氣，漸漸墮落之，本地農耕地上又孵化出次生代的漢族大盜和流寇，如：王嘉胤、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董福祥等等。

大清皇朝晚期，西方殖民主義勢力進入中國東部沿海，紛紛建立起西方式的先進藍色文明，從此經濟格局和重心轉移，地處西北的陝西省經濟文化大幅衰弱，秦風不再，此衰彼漲，當地土匪、土豪卻猖狂起來，到了民國時期，整個陝北地區的匪患尤其嚴重，那時候國民政府的管控力無法抵達陝北，但這恰好為共產黨武裝力量製造出福音來，留給了共軍以極佳的撒野契機和匪盜空間。臭味相投便稱知己，當毛澤東掛帥的大股共軍（紅軍）萬裏迢迢流竄作案來到陝北時候，如魚得水般找準了自己的落腳地，建立起蘇區。

民諺：窮山惡水出刁民，粗茶淡飯無孑遺。肉腐生蛆，蛆熟產蠅；土劣孵匪，匪頑升寇。流寇是土匪發展的頂峰，流寇之所以十分殘暴凶狠毒辣無恥，那是因為流寇作案多是流竄在異地他鄉：1）幾乎碰不上熟人，於是缺乏道德約束；2）罪案的對象都是與己血緣疏遠，於是下得了狠手；3）流竄作案中不容易被抓捕，於是缺乏法律製裁的威懾感。

民國時期的學者傅斯年，曾經把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美國學者餘英時把毛澤東在山上鬧革命歸類為土匪行徑，中共政府體製內走出來的學者阮銘也將當年盤踞在井岡山和延安，建立蘇區的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具體的匪徒而言尚有匪氣強弱的區分，中共領袖中毛澤東、習近平之流痞氣、匪氣特濃，雖然直接將他們比作為流寇尚不恰當，然則深入去思考精神性的高層次本質，就會發現確有近似之處，如操守低劣，隻顧眼前的歡樂和榮耀，不思長治久安的方針、政策和治理，即不具可持續性發展，缺乏人性，不擇手段，不顧人民死活，更扯淡有什麽超越情懷、尋求來世的永生。

上海執行抗疫大行動，是習某心理投射：“習近平總書記親自部署、親自指揮”，乃“初心不改”，大大地用上“梁家河大學問”，卻是來真的：痞氣加匪氣，勁兒十足！

 

• 秦始皇→毛澤東→習近平

 

這三者思想有著較大的傳承性。中共的建黨、建國都是繼承了中國傳統“外儒內法”的一套專製主義本色，馬克思主義成分並不多，如“緊密團結在以某某某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就是中共執政文化的萬能公式，其“春秋大義”足令執政者癡迷不已。

中國政治延續了千年的專製主義，其要數秦始皇的大一統治理格局最具開創、暴虐和傳承，其遺產深深地烙印在中華民族的政治文化基因上。《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今皇帝並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傳承至後世，中共統治者毛澤東、習近平極為崇拜、讚賞，毛澤東自稱：“馬克思加秦始皇”，自比“秦皇、漢武”。習近平是粗人，缺文秀，但配有禦用導演張藝謀來代言，原籍秦地的張藝謀以其電影作品的大氣磅礴著稱，如《英雄》、《大秦賦》、《大秦帝國》等頗有氣勢恢宏，詠古頌今，頌揚獨裁，乃深合主子旨意。

籍貫秦地的習近平似乎比毛澤東更領悟大秦遺風，他也有著構建大一統政治的強烈欲求，冒進浮誇，圖大貪功，舉凡黨、政、軍、財、經、文、教、農、工、商等各界各行，都得讓習來獨攬一身、定於一尊，還妄想對外擴張，天下一統。毛時代流行詞：“全國一盤棋”，如今又翻舊出新而熱炒，以“一言堂”淩駕天下，特別用於上海的抗疫。

中國人骨子裏有“天人合一”，混沌一氣的原始思維和巫術，這集體無意識天然地被大一統政治統攝，進而主導了亞細亞生產方式，在古代，它有利於治理水患、開挖運河、修建長城、建造皇宮等大型項目。在當今，有利於以舉國之力操辦上海防控。在思想意識高度，可以塑造全民的遵命、服從、聽話，即奴性，這恰是習近平的“不忘使命”：“凝聚全民抗疫的強大共識”。

在大一統政治如火如荼的文革期間，誇張而高調的道義目的論籠罩住中國大地上的各項各業，如有“農業以糧為綱、工業以鋼為綱。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於是到處呈現“一刀切”現象，凡是與“綱”不合之事，全得讓步，退避。

今天上海的抗疫正是一刀切做法：為了抗疫的宏偉大業，其他事情全都算不得“事情”，那怕是危機人生命的要事。再如，“同層密接隔離政策”，一人得陽整樓隔離，幾人得陽整區封閉。搞得：簡單直接粗暴，次生災害不斷，雞飛狗跳，人心惶惶。

 

• 外儒內法，臉麵爭光

 

習近平頗想搞《厲害了，我的國》，可看出習的“初心”中有“大秦”情愫，但不唯此。習熟知亡秦之故，暴秦之害，了解《過秦論》，於是就看重《荀子》思想，希望借鑒儒家思想補救暴秦之偏，但這隻是延續了曆史上慣行的“外儒內法”傳統，毫無創意。

以現代人的目光審視，法家思想並非全都是負麵的，糟糕的。譬如，法家的政治思想有“緣法而治”、“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法不阿貴，繩不撓曲”、“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等——貫徹一條法治平等的路線。

秦之後曆代皇朝，形成傳統的官方和上層社會的意識形態是儒家思想，儒家在治國綱要上對法家進行修正，改變其嚴刑律法、冷酷無情、對人性的踐踏，而用溫情脈脈的道德麵紗來遮蓋人心自私之惡。然而儒家的溫情脈脈卻是斷然排斥法家的平等觀，十分講究等級秩序的排位：“尊尊、親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樣導致另一種人性醜惡的釋放。

無論是法家抑或儒家，都嚴重匱乏精神超越性，使得中國人滑落到小人德性的急切功利性，熱衷於超近距離的貼身肉搏，這突出表現為儒家的“麵子文化”，即等級競爭。

今天，習近平把上海抗疫重重地押寶在他的麵子上：看吧，環顧世界，唯有我習某才能夠做到新冠病毒“清零”，豐功偉業啊；溥天之下，皆我臣屬；溥天之下，盡表忠心！

開啟小人心境：這就是習近平的“初心、使命”不可告人的真正用意所在！清零政策來自權力最高層，而下層執行者在習某巫祝之辭誘導下，層層加碼，步步緊逼，使防疫措施變得越來越嚴苛，越來越不通人情，越來越背離常識，卻迎來了中國式“麵子”大豐收！    

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今天，活躍在上海街頭的“大白”誌願者，大多來自社會底層，他們深知等級社會的底層生活之艱辛、悲愴、卑賤、滄桑，受欺受壓，吃苦甚多，在心坎中積滿了多多的怨恨，為此張公百忍，隻是期盼著猴年馬月有個身份升遷，從此羊與狼的位置對調，角色得以變換，從此終於有了發泄的口子和對象，就如二十年媳婦熬成婆婆那樣。今天好機會來了，讓底層誌願者們身披白大褂，臂佩紅袖章，頓時獲得了權力，身價躥升！於是人們就見到了大白們在上海街頭的變本加厲，肆無忌憚。

更是有不少大白門來自外省市的農村地區，他們往往有著毛澤東情結，相信毛澤東的詛咒語“農村包圍城市”，內心對待上海，這個以魔都著稱的城市有著較深的嫉恨，於是今天找到了發泄口子，爭當“南京路上好八連”，侮辱上海人一番，五十步笑百步，好不痛快啊！

上海本地市民，生存在全民抗疫的如此高壓境遇，顯得勢單力孤，不得不進行一場忍耐之心的大考驗。雖說是有海派氣質，但是多年來在習氏毛左政治侵染下，上海人漸漸變得麻木起來，中國傳統習性在增強，一個“忍”字當頭，懂得“看三勢”，學會“拎得清”，不做“填刀頭”，好漢不吃眼前虧，識時務者為俊傑，好死不如賴活著——與內地的庸眾一樣，都是媳婦受熬的心態——如此則喪失了做人的真誠性和崇高性。

 

                                                    施衛江

寫於 美國紐約

2022年5月26日上海抗疫為何如此狂暴？

 

最近，上海人民沉浸在“靜態管理、動態清零”的極度悲憤中，二個月來的抗疫，上海居民要麽封閉在家裏，要麽隔離在方艙，要麽入住醫院，最慘的是一些外地來滬的農民工、送貨員和運輸汽車司機，隻得睡眠在大街上、橋孔下、卡車裏，還不得行走出受封圍欄，還得不到足夠食物。不管呆在城市哪個角落，是富人或窮人，是教授還是乞丐，人人自危，生活無序，商店關門，藥品斷供，生存所需的基本食品、日用品都要靠手機上操作去“搶”，凡是不會手機操作就隻能等死，非新冠病毒引起的疾病都不算是“病”，假如某個病人不能出示有效核酸測試陰性證明，病人均得不到及時救治，更惡劣的措施是，要裝配鐵網在管控區的每一棟民宅樓的大門口，予以嚴加防範管製，防市民如防盜賊！“大白”警察容許隨意闖進市民家中搞“執法”，市民蒙受盡多的不幸和災難可就是不容許公開自由發聲喊冤！

嗚呼！號稱“國家主人”的上海市民，本是代表中國最具先進生產力的一族群體，理應充分釋放出上海市民的聰明才幹去搞建設，然而在黨中央的“清零”政策強製下，海派靈性竟然大肆遭受踐踏，人格尊嚴被貶至不及囚徒的卑下，被準許的行動自由還不如圈養的禽畜。哀哉！上海市民的生存境況是多麽孤苦伶仃無助，上海市民的精神抑鬱是何等淒淒慘慘戚戚。

由中央政府主導的抗疫“清零”，為什麽要對上海人民動用如此的粗暴、野蠻、獸性、瘋狂？這在西方自由世界看來，簡直太不可思議了！根源究竟是什麽呢？

 

（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發生在上海的抗疫狂暴當然不是海派文化傳承的特質，而是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親自部署指揮、密集指示批示”來進行，這位總書記宣稱：“我們的防控方針是由黨的性質和宗旨決定的”，“從黨的性質宗旨認識疫情防控方針”，當然不是飛來之石，而是經有悠久曆史的中國傳統孵化而成，它僵硬地主宰著當今中國政治的一切。欲懂得這場清零抗疫的真實意圖，須深入了解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須了解中國的民風民俗，尤其是陝北地區。

近年來，習近平嫻熟地運用他的政治手腕使大權獨攬，業已形成“九鼎之尊”局麵，且有越演越烈之勢，在其統治下的社會官僚機器不斷強化威權形式，這使得後者形式的高度威權化又促進了前者的獨裁，而前者專斷橫行又反哺後者，兩者互為反饋，攜手共進，就此全民奴性且增強不少——此即如德國學者齊美爾所講的社會學中“相互作用”的形式，對於這種“形式”的具體表達，深得魯迅精神之魂的北京大學中文係教授錢理群曾經論述道：“在一個專製統治下價值封閉的體係內，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是處在同一個價值點上的交流與反饋”（大意如此）。

可想而知，當今中國的政治形態正是走在全麵複辟傳統封建腐朽製度的路上。專製政治乃乾綱獨斷、定於一尊，且說今日中國之專製暴虐，極大地來自最高統治者的德性，習近平妄圖複辟文革，大開曆史倒車，朝思暮想他的皇帝迷夢，再造新時代的秦始皇、毛澤東。

    由此，習近平打造的強專製主義為他的暴政鋪設了平坦大道，布置於“全國一盤棋”格局下，海派上海市民深深感受到文革高潮時的毛式家天下：朕即真理，朕即國家。今天，統帥一聲令，三軍風雷動，酷政促奴性，令箭催遵命，從廟堂衙門，抵基層庸眾，政令一路暢行，貫徹無阻。

以習近平的“家天下”框架來看，上海的抗疫特別需要展示“中國共產黨所具有的無比堅強的領導力，是風雨來襲時中國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要展示中共統治下的製度“優越性”和“合法性”，更確切地說，還需要充分展示習近平總書記的“英明、偉大”形象，為他的正式“登基”皇座打基礎。構建如此之宏大敘事，習家中央政府定義了新冠病毒的抗疫是一場“人民戰爭”，全黨全民統一步調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部署”來進行的，這位總書記一再強調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堅持動態清零總方針不猶豫不動搖”，“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要把抗疫當作“為人民服務”。

以現代性的倫理學來論述，“人民”是個宏大敘事，是形而上之“大魅”，在以“人民”的名義大肆鼓噪、渲染之下，若開啟“幽暗之門”，可以發現，這隻是一塊“超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的招牌，其投射出的真實價值意向往往是希冀反饋回報給投射者自己，即小人心眼、小人心境的“自我、本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乃罪惡之淵藪，其鄙陋卑下、猥瑣不堪！

魯迅先生早就發現，中國的儒家典籍中充滿了“仁者愛人”之語，但是魯迅卻揭穿了其“瞞和騙”，其實質就是“以理殺人”！

今天的上海，把“人民”當作“綱領”來處置具體的全民抗疫，就意味著其餘事情全得靠邊讓路，抗疫以外的事情全都隻是與個人利益掛鉤而已，都是掛靠不上“人民”這個宏偉大宗旨，“人民”這個抽象綱領既然被強化得如此之高大上、偉光正，乃綱舉目張，和尚打傘，為所欲為、不擇手段！

 

（二）“不忘初心，牢記使命”

 

“初心”是習近平執政時代十分時髦的政治詞匯，既然被張揚得如此之“時髦”，它必定隱含有欺騙性！它試圖讓人民感受習的“青春故事”，聆聽他的“梁家河插隊的經曆”，規訓人民的情操，是一項典型的“洗腦工程”。

眾所周知，習近平在福建、浙江和上海三地工作過，已經獲得相當多的東南沿海地區工作的經驗，這些地區比起北方內地來具有相對較高的改革開放性，經濟結構大多是外向型，經濟水平也相應較高，治理較為先進。按照常規思路，要想當上一個大國有作為的主政者，其精神領域的價值觀訴求，本來應該引導國民走上現代化之路，深化改革，大大發揚沿海地區的先進經驗和業績成就，使融合到全球化的經濟圈中，學習西方發達的市場經濟和人文精神，求得國家發展踏上新台階。然而習近平卻不張揚他在沿海地區的經曆，反而大大弘揚在北方落後農村的生活感受、工作經曆——這就值得正義的人們去警惕和深思了。

與毛澤東一樣，習近平自身的秉性就是十分的“土”，在漢語網絡上，不滿的網民將習近平蔑稱為“包子”，意思有“土氣”之意，也就是傳統、愚昧、落後的代名詞。這與《論語》：“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意思相近，懷土就是戀土而安逸，營造個人小天地，即小人德性。我們來看看習近平是如何的“初心”？

“初心”在心理學上可稱為“原型”（榮格：archetypes），習的“原型”有“戀土情結”，顯然相悖於東南沿海地區的現代性精神品質，而在於他不斷吹噓的“土”字而凸出，即“農民情結、三農情懷”，習常稱：“我也是從農村出來的”，“我們這一代人也有這個情結，一定要把我們的老百姓，特別是我們的農民扶一把。”聽聽他的念念有詞“不忘初心”，從“習近平總書記從小就有農村情結”，可推斷習之“戀土”有小人之心：

1.  陝北延安梁家河，習近平插隊在此，據說練就了一套“大學問”，那真是了不得啊！
2. “老家富平曾在習近平迷惘彷徨時給予他溫暖”，陝西省富平縣臨近於曆史上京兆地區，這裏曾經是大一統帝國的中央權力地帶，即有秦、漢、隋、唐四朝大帝國定都於鹹陽、長安，這一家鄉情懷深深地烙印到習近平的人格秉性，使得習內心期盼著大一統政治。
3. 習近平時時要造訪河北省西柏坡，該地是毛派紅色經典的精神發源地，價值連城，非常值得習去流連忘返，就此習想要“弘揚西柏坡精神”。
4. 河北省正定縣，習年輕時候曾工作在此，當時是“農業學大寨”的先進樣板縣，是毛澤東樹立起來的一麵旗幟，同樣是紅色經典，值得去大力追捧，流芳百世。

    作為一個農業人口眾多的大國，農業生產當然需要去關心，農民的利益也當然需要去關心，任何一個具有現代化常識的人，必定知道：農民生活的大幅度改善，必須是由農業現代化來帶動，而農業現代化必須是由工業現代化來帶動，而工業現代化必須是由科技、經濟和製度等的各項現代化來帶動，需要重視精神文明的力量，也就是人的主體性自由的大發揚。然而中國的習某卻是完全的反其道而行之：要論價值觀的定位？什麽的工業、科技、文教、經濟、金融、製度、法治等等的重要發展項目全都擱置在邊上，就是因為這些不含有“初心”，從而全都被當做不重要的思想議題來處理，眼下最最要緊的事情是定位在“農民情結”、“黃土情結”之上：“不忘初心，牢記使命”——老是要把目光盯住在最最落後地區的農民生存價值觀上——這是怎麽樣的心態？怎麽樣的鬼魅心思啊？

人都是有個性的，共產黨執政也如此。理解了習近平的執政個性是那麽的“土裏土氣”，於是懂得：上海抗疫就是充滿習包子特色之土：“鞋子合不合腳，自己穿著才知道。”——紅色經典，土法上馬！   

 

•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方山水有一方風情

 

 共產黨信仰“辯證唯物主義”，其教條說：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確，特定的社會曆史地理環境可以塑造特定的精神氣質。成語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南橘北枳。按辯證法精神，反之亦然，如：彩蝶戀鮮花，蒼蠅叮臭肉；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智者樂水，仁者樂山。說到中國人的“土”，尚有各個地方的各個民風民俗民情，還可細分。

德國學者馬克斯·舍勒的行為學理論認為，能感悟到生活世界的價值和價值秩序的感情是成為行為意欲最深層的基礎部分，而這種感情決定著行為意欲的努力方向。但是舍勒又認為，不能把在一個時代和民族中流行或支配人們價值偏愛的評價係統所具有的“倫理結構”等同於作為價值優先法則的價值本身的客觀秩序。

今天，與西方自由世界一樣，強人習近平也是十分講究“顏色革命”，他將自身個性“土氣”的顏色欽定為中國的“政治正確”，即標準的意識形態，充分施展在上海地方的抗議之中，真實意圖是：以習氏“土氣”淹沒上海“海派”！

那麽究竟怎麽樣評介習包子“土氣”？

第一，純真“紅色基因”，眾所周知，習近平是在紅朝中國、紅色地域、紅色家庭、紅色時代、紅色圈子裏混出來的紅色土特產，紅色元素特濃，大紅特紅超紅。

現代中國有二大文明係統：黃色和藍色。

黃色是內陸型，具有內向封閉性質，其主要的分布地域是在北方的黃土質平原和高原上，其價值資源隻由落後的本土文明來提供（電視劇《河殤》的觀點）。

紅色文明是外來的馬列寧主義與中國本土的黃色文明相結合的產物，被綜合成“毛澤東思想路線”，具有革命的實踐性，但是主要根基還是黃色文明。

    藍色是海洋型，外向開放性質，最初地域分布在東南沿海一帶，隨之改革開放的深化，逐漸擴展至中國的大南方，它是本土文明與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結合的產物。

今天的國情是，北方黃土文明區域經濟全麵落後、蕭條，而南方藍色文明區域市場經濟發展良好，經濟指標高漲。如此經濟地理格局意味著中共統治機器的精神資源麵臨危機，這讓習近平深深不安，習某感受到來自於藍色文明對於紅色政權的威脅：資產階級市民的個體性、獨立性和自由意識在增長，他們不會如黃土地上農民幹活那樣的聽話、遵命和馴服。

遙想1949年3月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正式提出定都北平市的決議，當時的國情正如毛澤東所講：“蔣介石的國都在南京，他的基礎是江浙資本家。我們要把國都建在北平，我們也要在北平找到我們的基礎，這就是工人階級和廣大的勞動群眾。”這講話顯示了：南京的城市精神是藍色，而北平市則是黃色，紅色政權的根基需要由黃色文明來支撐、扶助，才會獲得穩定、可靠。

從前，毛澤東必定熟知曆史典故：“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對藍色文明懷有恐懼：“港台一帶，饕蚊尚多，西方世界，饕蚊成陣。”因此對待曾經位置楚地、而後深藍色的申城上海，毛澤東作指示：要采取“農村包圍城市”戰略。為此，上海外灘海關鍾樓上的大鍾報時，要以深黃色的陝北民歌樂調《東方紅》來進行，使之標誌為城市“主旋律”。要發揚“好八連”榮光，讓他們來到魔都南京路上當“哨兵”，以鎮住充滿資產階級邪念的“霓虹燈”，要加強“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全麵專政”，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今天，習近平憂心忡忡：紅色文明賴以存在基礎的黃色文明正日益蛻化墮落！為此決心拯救，在上海執行“靜態管理、動態清零”，實為一場魔鬼訓練，以鞏固紅色政權的！

 

• 粗人的痞氣，流寇的匪氣

 

紅朝中國首長級高幹的紅二代、紅三代多的是，譬如有劉少奇的兒子，陳雲兒子，鄧小平的兒女，胡耀邦的兒子，葉劍英、江澤民的數個兒女等等，在這一群體裏相比較，習包子就是顯得很“土氣”，這是為什麽呢？

這就是習近平第二個“土”：痞氣+匪氣，這是黃色文明外圍地帶“邊區”之“土氣”。

習近平讀書差勁是知曉的，然而這在首長級的紅後代中較為少見，盡管習近平時常吹噓讀書很多，還煞有介事地列出一長串讀書單來，頗有“此地無銀三百兩”之意。由於不願讀書、讀不進書，習的頭腦難以裝備積聚人類優秀文明的知識。蘇格拉底雲“知識即美德”，其否命題亦同樣成立。現代學者的認識更為精確，知識與美德之間的正向關聯性是需要建立在高概率基礎上，較有科學的合理性。毛澤東閱讀中國古典經書甚多，但也是痞氣+匪氣很濃厚，毛澤東特別讚賞二位流氓痞子皇帝：劉邦和朱元璋，毛把糟粕當作了精粹。

拉馬克的“用進廢退”可以較好解釋，讀書不好的習近平，喜好炫耀他的四肢發達：“我那個時候扛200斤麥子，十裏山路不換肩。”習對頭腦簡單事項：“新時期上山下鄉工程”、“好兒女誌在四方，有誌者奮鬥無悔”，頗有興趣和熱度，可見一斑。習近平坦承其念茲在茲“農民情結”，可以推斷出他的氣質和秉性，天然地與知識性匱缺的泥腿子、四肢發達者、粗布短衫者融通起來，對待海派氣質的上海人就不會有好感，可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

要深入了解習近平的所作所為，需要了解他的個性和風格，需要了解養育習某其秉性、氣質的地方，考察那裏的風土人情。習近平念念不忘他的“初心”之地，就是年輕時候插隊落戶的革命聖地延安，那裏是紅色大本營，更是“紅太陽升起的地方”。對於習近平來說，陝北延安就是他的紅色乳娘，思想養育之地，“作為一個人民公仆，陝北高原是我的根，因為這裏培養出我不變的信念：要為人民做實事！無論我走到哪裏，永遠都是黃土地的兒子。”習近平回憶說，插隊在梁家河，他“看到了人民群眾的根本，真正理解了老百姓”，“我幾乎從來沒哭過，印象較深的兩次哭都是在陝北。”情深誼長啊！

延安市，坐落在陝西省北部，是遊牧文明與農耕文明交融的邊區地帶，漢民族農民世世代代居住此地的曆史中，頻頻遭受多個遊牧民族和部落的相互殺戮、掠奪和洗劫，身處如此蠻族生態的劫掠，釀造出戎狄民風：痞氣+匪氣，漸漸墮落之，本地農耕地上又孵化出次生代的漢族大盜和流寇，如：王嘉胤、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董福祥等等。

大清皇朝晚期，西方殖民主義勢力進入中國東部沿海，紛紛建立起西方式的先進藍色文明，從此經濟格局和重心轉移，地處西北的陝西省經濟文化大幅衰弱，秦風不再，此衰彼漲，當地土匪、土豪卻猖狂起來，到了民國時期，整個陝北地區的匪患尤其嚴重，那時候國民政府的管控力無法抵達陝北，但這恰好為共產黨武裝力量製造出福音來，留給了共軍以極佳的撒野契機和匪盜空間。臭味相投便稱知己，當毛澤東掛帥的大股共軍（紅軍）萬裏迢迢流竄作案來到陝北時候，如魚得水般找準了自己的落腳地，建立起蘇區。

民諺：窮山惡水出刁民，粗茶淡飯無孑遺。肉腐生蛆，蛆熟產蠅；土劣孵匪，匪頑升寇。流寇是土匪發展的頂峰，流寇之所以十分殘暴凶狠毒辣無恥，那是因為流寇作案多是流竄在異地他鄉：1）幾乎碰不上熟人，於是缺乏道德約束；2）罪案的對象都是與己血緣疏遠，於是下得了狠手；3）流竄作案中不容易被抓捕，於是缺乏法律製裁的威懾感。

民國時期的學者傅斯年，曾經把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美國學者餘英時把毛澤東在山上鬧革命歸類為土匪行徑，中共政府體製內走出來的學者阮銘也將當年盤踞在井岡山和延安，建立蘇區的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具體的匪徒而言尚有匪氣強弱的區分，中共領袖中毛澤東、習近平之流痞氣、匪氣特濃，雖然直接將他們比作為流寇尚不恰當，然則深入去思考精神性的高層次本質，就會發現確有近似之處，如操守低劣，隻顧眼前的歡樂和榮耀，不思長治久安的方針、政策和治理，即不具可持續性發展，缺乏人性，不擇手段，不顧人民死活，更扯淡有什麽超越情懷、尋求來世的永生。

上海執行抗疫大行動，是習某心理投射：“習近平總書記親自部署、親自指揮”，乃“初心不改”，大大地用上“梁家河大學問”，卻是來真的：痞氣加匪氣，勁兒十足！

 

• 秦始皇→毛澤東→習近平

 

這三者思想有著較大的傳承性。中共的建黨、建國都是繼承了中國傳統“外儒內法”的一套專製主義本色，馬克思主義成分並不多，如“緊密團結在以某某某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就是中共執政文化的萬能公式，其“春秋大義”足令執政者癡迷不已。

中國政治延續了千年的專製主義，其要數秦始皇的大一統治理格局最具開創、暴虐和傳承，其遺產深深地烙印在中華民族的政治文化基因上。《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今皇帝並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傳承至後世，中共統治者毛澤東、習近平極為崇拜、讚賞，毛澤東自稱：“馬克思加秦始皇”，自比“秦皇、漢武”。習近平是粗人，缺文秀，但配有禦用導演張藝謀來代言，原籍秦地的張藝謀以其電影作品的大氣磅礴著稱，如《英雄》、《大秦賦》、《大秦帝國》等頗有氣勢恢宏，詠古頌今，頌揚獨裁，乃深合主子旨意。

籍貫秦地的習近平似乎比毛澤東更領悟大秦遺風，他也有著構建大一統政治的強烈欲求，冒進浮誇，圖大貪功，舉凡黨、政、軍、財、經、文、教、農、工、商等各界各行，都得讓習來獨攬一身、定於一尊，還妄想對外擴張，天下一統。毛時代流行詞：“全國一盤棋”，如今又翻舊出新而熱炒，以“一言堂”淩駕天下，特別用於上海的抗疫。

中國人骨子裏有“天人合一”，混沌一氣的原始思維和巫術，這集體無意識天然地被大一統政治統攝，進而主導了亞細亞生產方式，在古代，它有利於治理水患、開挖運河、修建長城、建造皇宮等大型項目。在當今，有利於以舉國之力操辦上海防控。在思想意識高度，可以塑造全民的遵命、服從、聽話，即奴性，這恰是習近平的“不忘使命”：“凝聚全民抗疫的強大共識”。

在大一統政治如火如荼的文革期間，誇張而高調的道義目的論籠罩住中國大地上的各項各業，如有“農業以糧為綱、工業以鋼為綱。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於是到處呈現“一刀切”現象，凡是與“綱”不合之事，全得讓步，退避。

今天上海的抗疫正是一刀切做法：為了抗疫的宏偉大業，其他事情全都算不得“事情”，那怕是危機人生命的要事。再如，“同層密接隔離政策”，一人得陽整樓隔離，幾人得陽整區封閉。搞得：簡單直接粗暴，次生災害不斷，雞飛狗跳，人心惶惶。

 

• 外儒內法，臉麵爭光

 

習近平頗想搞《厲害了，我的國》，可看出習的“初心”中有“大秦”情愫，但不唯此。習熟知亡秦之故，暴秦之害，了解《過秦論》，於是就看重《荀子》思想，希望借鑒儒家思想補救暴秦之偏，但這隻是延續了曆史上慣行的“外儒內法”傳統，毫無創意。

以現代人的目光審視，法家思想並非全都是負麵的，糟糕的。譬如，法家的政治思想有“緣法而治”、“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法不阿貴，繩不撓曲”、“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等——貫徹一條法治平等的路線。

秦之後曆代皇朝，形成傳統的官方和上層社會的意識形態是儒家思想，儒家在治國綱要上對法家進行修正，改變其嚴刑律法、冷酷無情、對人性的踐踏，而用溫情脈脈的道德麵紗來遮蓋人心自私之惡。然而儒家的溫情脈脈卻是斷然排斥法家的平等觀，十分講究等級秩序的排位：“尊尊、親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樣導致另一種人性醜惡的釋放。

無論是法家抑或儒家，都嚴重匱乏精神超越性，使得中國人滑落到小人德性的急切功利性，熱衷於超近距離的貼身肉搏，這突出表現為儒家的“麵子文化”，即等級競爭。

今天，習近平把上海抗疫重重地押寶在他的麵子上：看吧，環顧世界，唯有我習某才能夠做到新冠病毒“清零”，豐功偉業啊；溥天之下，皆我臣屬；溥天之下，盡表忠心！

開啟小人心境：這就是習近平的“初心、使命”不可告人的真正用意所在！清零政策來自權力最高層，而下層執行者在習某巫祝之辭誘導下，層層加碼，步步緊逼，使防疫措施變得越來越嚴苛，越來越不通人情，越來越背離常識，卻迎來了中國式“麵子”大豐收！    

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今天，活躍在上海街頭的“大白”誌願者，大多來自社會底層，他們深知等級社會的底層生活之艱辛、悲愴、卑賤、滄桑，受欺受壓，吃苦甚多，在心坎中積滿了多多的怨恨，為此張公百忍，隻是期盼著猴年馬月有個身份升遷，從此羊與狼的位置對調，角色得以變換，從此終於有了發泄的口子和對象，就如二十年媳婦熬成婆婆那樣。今天好機會來了，讓底層誌願者們身披白大褂，臂佩紅袖章，頓時獲得了權力，身價躥升！於是人們就見到了大白們在上海街頭的變本加厲，肆無忌憚。

更是有不少大白門來自外省市的農村地區，他們往往有著毛澤東情結，相信毛澤東的詛咒語“農村包圍城市”，內心對待上海，這個以魔都著稱的城市有著較深的嫉恨，於是今天找到了發泄口子，爭當“南京路上好八連”，侮辱上海人一番，五十步笑百步，好不痛快啊！

上海本地市民，生存在全民抗疫的如此高壓境遇，顯得勢單力孤，不得不進行一場忍耐之心的大考驗。雖說是有海派氣質，但是多年來在習氏毛左政治侵染下，上海人漸漸變得麻木起來，中國傳統習性在增強，一個“忍”字當頭，懂得“看三勢”，學會“拎得清”，不做“填刀頭”，好漢不吃眼前虧，識時務者為俊傑，好死不如賴活著——與內地的庸眾一樣，都是媳婦受熬的心態——如此則喪失了做人的真誠性和崇高性。

 

                                                    施衛江

寫於 美國紐約

2022年5月26日上海抗疫為何如此狂暴？

 

最近，上海人民沉浸在“靜態管理、動態清零”的極度悲憤中，二個月來的抗疫，上海居民要麽封閉在家裏，要麽隔離在方艙，要麽入住醫院，最慘的是一些外地來滬的農民工、送貨員和運輸汽車司機，隻得睡眠在大街上、橋孔下、卡車裏，還不得行走出受封圍欄，還得不到足夠食物。不管呆在城市哪個角落，是富人或窮人，是教授還是乞丐，人人自危，生活無序，商店關門，藥品斷供，生存所需的基本食品、日用品都要靠手機上操作去“搶”，凡是不會手機操作就隻能等死，非新冠病毒引起的疾病都不算是“病”，假如某個病人不能出示有效核酸測試陰性證明，病人均得不到及時救治，更惡劣的措施是，要裝配鐵網在管控區的每一棟民宅樓的大門口，予以嚴加防範管製，防市民如防盜賊！“大白”警察容許隨意闖進市民家中搞“執法”，市民蒙受盡多的不幸和災難可就是不容許公開自由發聲喊冤！

嗚呼！號稱“國家主人”的上海市民，本是代表中國最具先進生產力的一族群體，理應充分釋放出上海市民的聰明才幹去搞建設，然而在黨中央的“清零”政策強製下，海派靈性竟然大肆遭受踐踏，人格尊嚴被貶至不及囚徒的卑下，被準許的行動自由還不如圈養的禽畜。哀哉！上海市民的生存境況是多麽孤苦伶仃無助，上海市民的精神抑鬱是何等淒淒慘慘戚戚。

由中央政府主導的抗疫“清零”，為什麽要對上海人民動用如此的粗暴、野蠻、獸性、瘋狂？這在西方自由世界看來，簡直太不可思議了！根源究竟是什麽呢？

 

（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發生在上海的抗疫狂暴當然不是海派文化傳承的特質，而是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親自部署指揮、密集指示批示”來進行，這位總書記宣稱：“我們的防控方針是由黨的性質和宗旨決定的”，“從黨的性質宗旨認識疫情防控方針”，當然不是飛來之石，而是經有悠久曆史的中國傳統孵化而成，它僵硬地主宰著當今中國政治的一切。欲懂得這場清零抗疫的真實意圖，須深入了解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須了解中國的民風民俗，尤其是陝北地區。

近年來，習近平嫻熟地運用他的政治手腕使大權獨攬，業已形成“九鼎之尊”局麵，且有越演越烈之勢，在其統治下的社會官僚機器不斷強化威權形式，這使得後者形式的高度威權化又促進了前者的獨裁，而前者專斷橫行又反哺後者，兩者互為反饋，攜手共進，就此全民奴性且增強不少——此即如德國學者齊美爾所講的社會學中“相互作用”的形式，對於這種“形式”的具體表達，深得魯迅精神之魂的北京大學中文係教授錢理群曾經論述道：“在一個專製統治下價值封閉的體係內，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是處在同一個價值點上的交流與反饋”（大意如此）。

可想而知，當今中國的政治形態正是走在全麵複辟傳統封建腐朽製度的路上。專製政治乃乾綱獨斷、定於一尊，且說今日中國之專製暴虐，極大地來自最高統治者的德性，習近平妄圖複辟文革，大開曆史倒車，朝思暮想他的皇帝迷夢，再造新時代的秦始皇、毛澤東。

    由此，習近平打造的強專製主義為他的暴政鋪設了平坦大道，布置於“全國一盤棋”格局下，海派上海市民深深感受到文革高潮時的毛式家天下：朕即真理，朕即國家。今天，統帥一聲令，三軍風雷動，酷政促奴性，令箭催遵命，從廟堂衙門，抵基層庸眾，政令一路暢行，貫徹無阻。

以習近平的“家天下”框架來看，上海的抗疫特別需要展示“中國共產黨所具有的無比堅強的領導力，是風雨來襲時中國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要展示中共統治下的製度“優越性”和“合法性”，更確切地說，還需要充分展示習近平總書記的“英明、偉大”形象，為他的正式“登基”皇座打基礎。構建如此之宏大敘事，習家中央政府定義了新冠病毒的抗疫是一場“人民戰爭”，全黨全民統一步調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部署”來進行的，這位總書記一再強調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堅持動態清零總方針不猶豫不動搖”，“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要把抗疫當作“為人民服務”。

以現代性的倫理學來論述，“人民”是個宏大敘事，是形而上之“大魅”，在以“人民”的名義大肆鼓噪、渲染之下，若開啟“幽暗之門”，可以發現，這隻是一塊“超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的招牌，其投射出的真實價值意向往往是希冀反饋回報給投射者自己，即小人心眼、小人心境的“自我、本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乃罪惡之淵藪，其鄙陋卑下、猥瑣不堪！

魯迅先生早就發現，中國的儒家典籍中充滿了“仁者愛人”之語，但是魯迅卻揭穿了其“瞞和騙”，其實質就是“以理殺人”！

今天的上海，把“人民”當作“綱領”來處置具體的全民抗疫，就意味著其餘事情全得靠邊讓路，抗疫以外的事情全都隻是與個人利益掛鉤而已，都是掛靠不上“人民”這個宏偉大宗旨，“人民”這個抽象綱領既然被強化得如此之高大上、偉光正，乃綱舉目張，和尚打傘，為所欲為、不擇手段！

 

（二）“不忘初心，牢記使命”

 

“初心”是習近平執政時代十分時髦的政治詞匯，既然被張揚得如此之“時髦”，它必定隱含有欺騙性！它試圖讓人民感受習的“青春故事”，聆聽他的“梁家河插隊的經曆”，規訓人民的情操，是一項典型的“洗腦工程”。

眾所周知，習近平在福建、浙江和上海三地工作過，已經獲得相當多的東南沿海地區工作的經驗，這些地區比起北方內地來具有相對較高的改革開放性，經濟結構大多是外向型，經濟水平也相應較高，治理較為先進。按照常規思路，要想當上一個大國有作為的主政者，其精神領域的價值觀訴求，本來應該引導國民走上現代化之路，深化改革，大大發揚沿海地區的先進經驗和業績成就，使融合到全球化的經濟圈中，學習西方發達的市場經濟和人文精神，求得國家發展踏上新台階。然而習近平卻不張揚他在沿海地區的經曆，反而大大弘揚在北方落後農村的生活感受、工作經曆——這就值得正義的人們去警惕和深思了。

與毛澤東一樣，習近平自身的秉性就是十分的“土”，在漢語網絡上，不滿的網民將習近平蔑稱為“包子”，意思有“土氣”之意，也就是傳統、愚昧、落後的代名詞。這與《論語》：“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意思相近，懷土就是戀土而安逸，營造個人小天地，即小人德性。我們來看看習近平是如何的“初心”？

“初心”在心理學上可稱為“原型”（榮格：archetypes），習的“原型”有“戀土情結”，顯然相悖於東南沿海地區的現代性精神品質，而在於他不斷吹噓的“土”字而凸出，即“農民情結、三農情懷”，習常稱：“我也是從農村出來的”，“我們這一代人也有這個情結，一定要把我們的老百姓，特別是我們的農民扶一把。”聽聽他的念念有詞“不忘初心”，從“習近平總書記從小就有農村情結”，可推斷習之“戀土”有小人之心：

1.  陝北延安梁家河，習近平插隊在此，據說練就了一套“大學問”，那真是了不得啊！
2. “老家富平曾在習近平迷惘彷徨時給予他溫暖”，陝西省富平縣臨近於曆史上京兆地區，這裏曾經是大一統帝國的中央權力地帶，即有秦、漢、隋、唐四朝大帝國定都於鹹陽、長安，這一家鄉情懷深深地烙印到習近平的人格秉性，使得習內心期盼著大一統政治。
3. 習近平時時要造訪河北省西柏坡，該地是毛派紅色經典的精神發源地，價值連城，非常值得習去流連忘返，就此習想要“弘揚西柏坡精神”。
4. 河北省正定縣，習年輕時候曾工作在此，當時是“農業學大寨”的先進樣板縣，是毛澤東樹立起來的一麵旗幟，同樣是紅色經典，值得去大力追捧，流芳百世。

    作為一個農業人口眾多的大國，農業生產當然需要去關心，農民的利益也當然需要去關心，任何一個具有現代化常識的人，必定知道：農民生活的大幅度改善，必須是由農業現代化來帶動，而農業現代化必須是由工業現代化來帶動，而工業現代化必須是由科技、經濟和製度等的各項現代化來帶動，需要重視精神文明的力量，也就是人的主體性自由的大發揚。然而中國的習某卻是完全的反其道而行之：要論價值觀的定位？什麽的工業、科技、文教、經濟、金融、製度、法治等等的重要發展項目全都擱置在邊上，就是因為這些不含有“初心”，從而全都被當做不重要的思想議題來處理，眼下最最要緊的事情是定位在“農民情結”、“黃土情結”之上：“不忘初心，牢記使命”——老是要把目光盯住在最最落後地區的農民生存價值觀上——這是怎麽樣的心態？怎麽樣的鬼魅心思啊？

人都是有個性的，共產黨執政也如此。理解了習近平的執政個性是那麽的“土裏土氣”，於是懂得：上海抗疫就是充滿習包子特色之土：“鞋子合不合腳，自己穿著才知道。”——紅色經典，土法上馬！   

 

•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方山水有一方風情

 

 共產黨信仰“辯證唯物主義”，其教條說：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確，特定的社會曆史地理環境可以塑造特定的精神氣質。成語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南橘北枳。按辯證法精神，反之亦然，如：彩蝶戀鮮花，蒼蠅叮臭肉；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智者樂水，仁者樂山。說到中國人的“土”，尚有各個地方的各個民風民俗民情，還可細分。

德國學者馬克斯·舍勒的行為學理論認為，能感悟到生活世界的價值和價值秩序的感情是成為行為意欲最深層的基礎部分，而這種感情決定著行為意欲的努力方向。但是舍勒又認為，不能把在一個時代和民族中流行或支配人們價值偏愛的評價係統所具有的“倫理結構”等同於作為價值優先法則的價值本身的客觀秩序。

今天，與西方自由世界一樣，強人習近平也是十分講究“顏色革命”，他將自身個性“土氣”的顏色欽定為中國的“政治正確”，即標準的意識形態，充分施展在上海地方的抗議之中，真實意圖是：以習氏“土氣”淹沒上海“海派”！

那麽究竟怎麽樣評介習包子“土氣”？

第一，純真“紅色基因”，眾所周知，習近平是在紅朝中國、紅色地域、紅色家庭、紅色時代、紅色圈子裏混出來的紅色土特產，紅色元素特濃，大紅特紅超紅。

現代中國有二大文明係統：黃色和藍色。

黃色是內陸型，具有內向封閉性質，其主要的分布地域是在北方的黃土質平原和高原上，其價值資源隻由落後的本土文明來提供（電視劇《河殤》的觀點）。

紅色文明是外來的馬列寧主義與中國本土的黃色文明相結合的產物，被綜合成“毛澤東思想路線”，具有革命的實踐性，但是主要根基還是黃色文明。

    藍色是海洋型，外向開放性質，最初地域分布在東南沿海一帶，隨之改革開放的深化，逐漸擴展至中國的大南方，它是本土文明與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結合的產物。

今天的國情是，北方黃土文明區域經濟全麵落後、蕭條，而南方藍色文明區域市場經濟發展良好，經濟指標高漲。如此經濟地理格局意味著中共統治機器的精神資源麵臨危機，這讓習近平深深不安，習某感受到來自於藍色文明對於紅色政權的威脅：資產階級市民的個體性、獨立性和自由意識在增長，他們不會如黃土地上農民幹活那樣的聽話、遵命和馴服。

遙想1949年3月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正式提出定都北平市的決議，當時的國情正如毛澤東所講：“蔣介石的國都在南京，他的基礎是江浙資本家。我們要把國都建在北平，我們也要在北平找到我們的基礎，這就是工人階級和廣大的勞動群眾。”這講話顯示了：南京的城市精神是藍色，而北平市則是黃色，紅色政權的根基需要由黃色文明來支撐、扶助，才會獲得穩定、可靠。

從前，毛澤東必定熟知曆史典故：“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對藍色文明懷有恐懼：“港台一帶，饕蚊尚多，西方世界，饕蚊成陣。”因此對待曾經位置楚地、而後深藍色的申城上海，毛澤東作指示：要采取“農村包圍城市”戰略。為此，上海外灘海關鍾樓上的大鍾報時，要以深黃色的陝北民歌樂調《東方紅》來進行，使之標誌為城市“主旋律”。要發揚“好八連”榮光，讓他們來到魔都南京路上當“哨兵”，以鎮住充滿資產階級邪念的“霓虹燈”，要加強“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全麵專政”，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今天，習近平憂心忡忡：紅色文明賴以存在基礎的黃色文明正日益蛻化墮落！為此決心拯救，在上海執行“靜態管理、動態清零”，實為一場魔鬼訓練，以鞏固紅色政權的！

 

• 粗人的痞氣，流寇的匪氣

 

紅朝中國首長級高幹的紅二代、紅三代多的是，譬如有劉少奇的兒子，陳雲兒子，鄧小平的兒女，胡耀邦的兒子，葉劍英、江澤民的數個兒女等等，在這一群體裏相比較，習包子就是顯得很“土氣”，這是為什麽呢？

這就是習近平第二個“土”：痞氣+匪氣，這是黃色文明外圍地帶“邊區”之“土氣”。

習近平讀書差勁是知曉的，然而這在首長級的紅後代中較為少見，盡管習近平時常吹噓讀書很多，還煞有介事地列出一長串讀書單來，頗有“此地無銀三百兩”之意。由於不願讀書、讀不進書，習的頭腦難以裝備積聚人類優秀文明的知識。蘇格拉底雲“知識即美德”，其否命題亦同樣成立。現代學者的認識更為精確，知識與美德之間的正向關聯性是需要建立在高概率基礎上，較有科學的合理性。毛澤東閱讀中國古典經書甚多，但也是痞氣+匪氣很濃厚，毛澤東特別讚賞二位流氓痞子皇帝：劉邦和朱元璋，毛把糟粕當作了精粹。

拉馬克的“用進廢退”可以較好解釋，讀書不好的習近平，喜好炫耀他的四肢發達：“我那個時候扛200斤麥子，十裏山路不換肩。”習對頭腦簡單事項：“新時期上山下鄉工程”、“好兒女誌在四方，有誌者奮鬥無悔”，頗有興趣和熱度，可見一斑。習近平坦承其念茲在茲“農民情結”，可以推斷出他的氣質和秉性，天然地與知識性匱缺的泥腿子、四肢發達者、粗布短衫者融通起來，對待海派氣質的上海人就不會有好感，可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

要深入了解習近平的所作所為，需要了解他的個性和風格，需要了解養育習某其秉性、氣質的地方，考察那裏的風土人情。習近平念念不忘他的“初心”之地，就是年輕時候插隊落戶的革命聖地延安，那裏是紅色大本營，更是“紅太陽升起的地方”。對於習近平來說，陝北延安就是他的紅色乳娘，思想養育之地，“作為一個人民公仆，陝北高原是我的根，因為這裏培養出我不變的信念：要為人民做實事！無論我走到哪裏，永遠都是黃土地的兒子。”習近平回憶說，插隊在梁家河，他“看到了人民群眾的根本，真正理解了老百姓”，“我幾乎從來沒哭過，印象較深的兩次哭都是在陝北。”情深誼長啊！

延安市，坐落在陝西省北部，是遊牧文明與農耕文明交融的邊區地帶，漢民族農民世世代代居住此地的曆史中，頻頻遭受多個遊牧民族和部落的相互殺戮、掠奪和洗劫，身處如此蠻族生態的劫掠，釀造出戎狄民風：痞氣+匪氣，漸漸墮落之，本地農耕地上又孵化出次生代的漢族大盜和流寇，如：王嘉胤、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董福祥等等。

大清皇朝晚期，西方殖民主義勢力進入中國東部沿海，紛紛建立起西方式的先進藍色文明，從此經濟格局和重心轉移，地處西北的陝西省經濟文化大幅衰弱，秦風不再，此衰彼漲，當地土匪、土豪卻猖狂起來，到了民國時期，整個陝北地區的匪患尤其嚴重，那時候國民政府的管控力無法抵達陝北，但這恰好為共產黨武裝力量製造出福音來，留給了共軍以極佳的撒野契機和匪盜空間。臭味相投便稱知己，當毛澤東掛帥的大股共軍（紅軍）萬裏迢迢流竄作案來到陝北時候，如魚得水般找準了自己的落腳地，建立起蘇區。

民諺：窮山惡水出刁民，粗茶淡飯無孑遺。肉腐生蛆，蛆熟產蠅；土劣孵匪，匪頑升寇。流寇是土匪發展的頂峰，流寇之所以十分殘暴凶狠毒辣無恥，那是因為流寇作案多是流竄在異地他鄉：1）幾乎碰不上熟人，於是缺乏道德約束；2）罪案的對象都是與己血緣疏遠，於是下得了狠手；3）流竄作案中不容易被抓捕，於是缺乏法律製裁的威懾感。

民國時期的學者傅斯年，曾經把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美國學者餘英時把毛澤東在山上鬧革命歸類為土匪行徑，中共政府體製內走出來的學者阮銘也將當年盤踞在井岡山和延安，建立蘇區的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具體的匪徒而言尚有匪氣強弱的區分，中共領袖中毛澤東、習近平之流痞氣、匪氣特濃，雖然直接將他們比作為流寇尚不恰當，然則深入去思考精神性的高層次本質，就會發現確有近似之處，如操守低劣，隻顧眼前的歡樂和榮耀，不思長治久安的方針、政策和治理，即不具可持續性發展，缺乏人性，不擇手段，不顧人民死活，更扯淡有什麽超越情懷、尋求來世的永生。

上海執行抗疫大行動，是習某心理投射：“習近平總書記親自部署、親自指揮”，乃“初心不改”，大大地用上“梁家河大學問”，卻是來真的：痞氣加匪氣，勁兒十足！

 

• 秦始皇→毛澤東→習近平

 

這三者思想有著較大的傳承性。中共的建黨、建國都是繼承了中國傳統“外儒內法”的一套專製主義本色，馬克思主義成分並不多，如“緊密團結在以某某某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就是中共執政文化的萬能公式，其“春秋大義”足令執政者癡迷不已。

中國政治延續了千年的專製主義，其要數秦始皇的大一統治理格局最具開創、暴虐和傳承，其遺產深深地烙印在中華民族的政治文化基因上。《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今皇帝並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傳承至後世，中共統治者毛澤東、習近平極為崇拜、讚賞，毛澤東自稱：“馬克思加秦始皇”，自比“秦皇、漢武”。習近平是粗人，缺文秀，但配有禦用導演張藝謀來代言，原籍秦地的張藝謀以其電影作品的大氣磅礴著稱，如《英雄》、《大秦賦》、《大秦帝國》等頗有氣勢恢宏，詠古頌今，頌揚獨裁，乃深合主子旨意。

籍貫秦地的習近平似乎比毛澤東更領悟大秦遺風，他也有著構建大一統政治的強烈欲求，冒進浮誇，圖大貪功，舉凡黨、政、軍、財、經、文、教、農、工、商等各界各行，都得讓習來獨攬一身、定於一尊，還妄想對外擴張，天下一統。毛時代流行詞：“全國一盤棋”，如今又翻舊出新而熱炒，以“一言堂”淩駕天下，特別用於上海的抗疫。

中國人骨子裏有“天人合一”，混沌一氣的原始思維和巫術，這集體無意識天然地被大一統政治統攝，進而主導了亞細亞生產方式，在古代，它有利於治理水患、開挖運河、修建長城、建造皇宮等大型項目。在當今，有利於以舉國之力操辦上海防控。在思想意識高度，可以塑造全民的遵命、服從、聽話，即奴性，這恰是習近平的“不忘使命”：“凝聚全民抗疫的強大共識”。

在大一統政治如火如荼的文革期間，誇張而高調的道義目的論籠罩住中國大地上的各項各業，如有“農業以糧為綱、工業以鋼為綱。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於是到處呈現“一刀切”現象，凡是與“綱”不合之事，全得讓步，退避。

今天上海的抗疫正是一刀切做法：為了抗疫的宏偉大業，其他事情全都算不得“事情”，那怕是危機人生命的要事。再如，“同層密接隔離政策”，一人得陽整樓隔離，幾人得陽整區封閉。搞得：簡單直接粗暴，次生災害不斷，雞飛狗跳，人心惶惶。

 

• 外儒內法，臉麵爭光

 

習近平頗想搞《厲害了，我的國》，可看出習的“初心”中有“大秦”情愫，但不唯此。習熟知亡秦之故，暴秦之害，了解《過秦論》，於是就看重《荀子》思想，希望借鑒儒家思想補救暴秦之偏，但這隻是延續了曆史上慣行的“外儒內法”傳統，毫無創意。

以現代人的目光審視，法家思想並非全都是負麵的，糟糕的。譬如，法家的政治思想有“緣法而治”、“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法不阿貴，繩不撓曲”、“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等——貫徹一條法治平等的路線。

秦之後曆代皇朝，形成傳統的官方和上層社會的意識形態是儒家思想，儒家在治國綱要上對法家進行修正，改變其嚴刑律法、冷酷無情、對人性的踐踏，而用溫情脈脈的道德麵紗來遮蓋人心自私之惡。然而儒家的溫情脈脈卻是斷然排斥法家的平等觀，十分講究等級秩序的排位：“尊尊、親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樣導致另一種人性醜惡的釋放。

無論是法家抑或儒家，都嚴重匱乏精神超越性，使得中國人滑落到小人德性的急切功利性，熱衷於超近距離的貼身肉搏，這突出表現為儒家的“麵子文化”，即等級競爭。

今天，習近平把上海抗疫重重地押寶在他的麵子上：看吧，環顧世界，唯有我習某才能夠做到新冠病毒“清零”，豐功偉業啊；溥天之下，皆我臣屬；溥天之下，盡表忠心！

開啟小人心境：這就是習近平的“初心、使命”不可告人的真正用意所在！清零政策來自權力最高層，而下層執行者在習某巫祝之辭誘導下，層層加碼，步步緊逼，使防疫措施變得越來越嚴苛，越來越不通人情，越來越背離常識，卻迎來了中國式“麵子”大豐收！    

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今天，活躍在上海街頭的“大白”誌願者，大多來自社會底層，他們深知等級社會的底層生活之艱辛、悲愴、卑賤、滄桑，受欺受壓，吃苦甚多，在心坎中積滿了多多的怨恨，為此張公百忍，隻是期盼著猴年馬月有個身份升遷，從此羊與狼的位置對調，角色得以變換，從此終於有了發泄的口子和對象，就如二十年媳婦熬成婆婆那樣。今天好機會來了，讓底層誌願者們身披白大褂，臂佩紅袖章，頓時獲得了權力，身價躥升！於是人們就見到了大白們在上海街頭的變本加厲，肆無忌憚。

更是有不少大白門來自外省市的農村地區，他們往往有著毛澤東情結，相信毛澤東的詛咒語“農村包圍城市”，內心對待上海，這個以魔都著稱的城市有著較深的嫉恨，於是今天找到了發泄口子，爭當“南京路上好八連”，侮辱上海人一番，五十步笑百步，好不痛快啊！

上海本地市民，生存在全民抗疫的如此高壓境遇，顯得勢單力孤，不得不進行一場忍耐之心的大考驗。雖說是有海派氣質，但是多年來在習氏毛左政治侵染下，上海人漸漸變得麻木起來，中國傳統習性在增強，一個“忍”字當頭，懂得“看三勢”，學會“拎得清”，不做“填刀頭”，好漢不吃眼前虧，識時務者為俊傑，好死不如賴活著——與內地的庸眾一樣，都是媳婦受熬的心態——如此則喪失了做人的真誠性和崇高性。

 

                                                    施衛江

寫於 美國紐約

2022年5月26日上海抗疫為何如此狂暴？

 

最近，上海人民沉浸在“靜態管理、動態清零”的極度悲憤中，二個月來的抗疫，上海居民要麽封閉在家裏，要麽隔離在方艙，要麽入住醫院，最慘的是一些外地來滬的農民工、送貨員和運輸汽車司機，隻得睡眠在大街上、橋孔下、卡車裏，還不得行走出受封圍欄，還得不到足夠食物。不管呆在城市哪個角落，是富人或窮人，是教授還是乞丐，人人自危，生活無序，商店關門，藥品斷供，生存所需的基本食品、日用品都要靠手機上操作去“搶”，凡是不會手機操作就隻能等死，非新冠病毒引起的疾病都不算是“病”，假如某個病人不能出示有效核酸測試陰性證明，病人均得不到及時救治，更惡劣的措施是，要裝配鐵網在管控區的每一棟民宅樓的大門口，予以嚴加防範管製，防市民如防盜賊！“大白”警察容許隨意闖進市民家中搞“執法”，市民蒙受盡多的不幸和災難可就是不容許公開自由發聲喊冤！

嗚呼！號稱“國家主人”的上海市民，本是代表中國最具先進生產力的一族群體，理應充分釋放出上海市民的聰明才幹去搞建設，然而在黨中央的“清零”政策強製下，海派靈性竟然大肆遭受踐踏，人格尊嚴被貶至不及囚徒的卑下，被準許的行動自由還不如圈養的禽畜。哀哉！上海市民的生存境況是多麽孤苦伶仃無助，上海市民的精神抑鬱是何等淒淒慘慘戚戚。

由中央政府主導的抗疫“清零”，為什麽要對上海人民動用如此的粗暴、野蠻、獸性、瘋狂？這在西方自由世界看來，簡直太不可思議了！根源究竟是什麽呢？

 

（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發生在上海的抗疫狂暴當然不是海派文化傳承的特質，而是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親自部署指揮、密集指示批示”來進行，這位總書記宣稱：“我們的防控方針是由黨的性質和宗旨決定的”，“從黨的性質宗旨認識疫情防控方針”，當然不是飛來之石，而是經有悠久曆史的中國傳統孵化而成，它僵硬地主宰著當今中國政治的一切。欲懂得這場清零抗疫的真實意圖，須深入了解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須了解中國的民風民俗，尤其是陝北地區。

近年來，習近平嫻熟地運用他的政治手腕使大權獨攬，業已形成“九鼎之尊”局麵，且有越演越烈之勢，在其統治下的社會官僚機器不斷強化威權形式，這使得後者形式的高度威權化又促進了前者的獨裁，而前者專斷橫行又反哺後者，兩者互為反饋，攜手共進，就此全民奴性且增強不少——此即如德國學者齊美爾所講的社會學中“相互作用”的形式，對於這種“形式”的具體表達，深得魯迅精神之魂的北京大學中文係教授錢理群曾經論述道：“在一個專製統治下價值封閉的體係內，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是處在同一個價值點上的交流與反饋”（大意如此）。

可想而知，當今中國的政治形態正是走在全麵複辟傳統封建腐朽製度的路上。專製政治乃乾綱獨斷、定於一尊，且說今日中國之專製暴虐，極大地來自最高統治者的德性，習近平妄圖複辟文革，大開曆史倒車，朝思暮想他的皇帝迷夢，再造新時代的秦始皇、毛澤東。

    由此，習近平打造的強專製主義為他的暴政鋪設了平坦大道，布置於“全國一盤棋”格局下，海派上海市民深深感受到文革高潮時的毛式家天下：朕即真理，朕即國家。今天，統帥一聲令，三軍風雷動，酷政促奴性，令箭催遵命，從廟堂衙門，抵基層庸眾，政令一路暢行，貫徹無阻。

以習近平的“家天下”框架來看，上海的抗疫特別需要展示“中國共產黨所具有的無比堅強的領導力，是風雨來襲時中國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要展示中共統治下的製度“優越性”和“合法性”，更確切地說，還需要充分展示習近平總書記的“英明、偉大”形象，為他的正式“登基”皇座打基礎。構建如此之宏大敘事，習家中央政府定義了新冠病毒的抗疫是一場“人民戰爭”，全黨全民統一步調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部署”來進行的，這位總書記一再強調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堅持動態清零總方針不猶豫不動搖”，“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要把抗疫當作“為人民服務”。

以現代性的倫理學來論述，“人民”是個宏大敘事，是形而上之“大魅”，在以“人民”的名義大肆鼓噪、渲染之下，若開啟“幽暗之門”，可以發現，這隻是一塊“超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的招牌，其投射出的真實價值意向往往是希冀反饋回報給投射者自己，即小人心眼、小人心境的“自我、本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乃罪惡之淵藪，其鄙陋卑下、猥瑣不堪！

魯迅先生早就發現，中國的儒家典籍中充滿了“仁者愛人”之語，但是魯迅卻揭穿了其“瞞和騙”，其實質就是“以理殺人”！

今天的上海，把“人民”當作“綱領”來處置具體的全民抗疫，就意味著其餘事情全得靠邊讓路，抗疫以外的事情全都隻是與個人利益掛鉤而已，都是掛靠不上“人民”這個宏偉大宗旨，“人民”這個抽象綱領既然被強化得如此之高大上、偉光正，乃綱舉目張，和尚打傘，為所欲為、不擇手段！

 

（二）“不忘初心，牢記使命”

 

“初心”是習近平執政時代十分時髦的政治詞匯，既然被張揚得如此之“時髦”，它必定隱含有欺騙性！它試圖讓人民感受習的“青春故事”，聆聽他的“梁家河插隊的經曆”，規訓人民的情操，是一項典型的“洗腦工程”。

眾所周知，習近平在福建、浙江和上海三地工作過，已經獲得相當多的東南沿海地區工作的經驗，這些地區比起北方內地來具有相對較高的改革開放性，經濟結構大多是外向型，經濟水平也相應較高，治理較為先進。按照常規思路，要想當上一個大國有作為的主政者，其精神領域的價值觀訴求，本來應該引導國民走上現代化之路，深化改革，大大發揚沿海地區的先進經驗和業績成就，使融合到全球化的經濟圈中，學習西方發達的市場經濟和人文精神，求得國家發展踏上新台階。然而習近平卻不張揚他在沿海地區的經曆，反而大大弘揚在北方落後農村的生活感受、工作經曆——這就值得正義的人們去警惕和深思了。

與毛澤東一樣，習近平自身的秉性就是十分的“土”，在漢語網絡上，不滿的網民將習近平蔑稱為“包子”，意思有“土氣”之意，也就是傳統、愚昧、落後的代名詞。這與《論語》：“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意思相近，懷土就是戀土而安逸，營造個人小天地，即小人德性。我們來看看習近平是如何的“初心”？

“初心”在心理學上可稱為“原型”（榮格：archetypes），習的“原型”有“戀土情結”，顯然相悖於東南沿海地區的現代性精神品質，而在於他不斷吹噓的“土”字而凸出，即“農民情結、三農情懷”，習常稱：“我也是從農村出來的”，“我們這一代人也有這個情結，一定要把我們的老百姓，特別是我們的農民扶一把。”聽聽他的念念有詞“不忘初心”，從“習近平總書記從小就有農村情結”，可推斷習之“戀土”有小人之心：

1.  陝北延安梁家河，習近平插隊在此，據說練就了一套“大學問”，那真是了不得啊！
2. “老家富平曾在習近平迷惘彷徨時給予他溫暖”，陝西省富平縣臨近於曆史上京兆地區，這裏曾經是大一統帝國的中央權力地帶，即有秦、漢、隋、唐四朝大帝國定都於鹹陽、長安，這一家鄉情懷深深地烙印到習近平的人格秉性，使得習內心期盼著大一統政治。
3. 習近平時時要造訪河北省西柏坡，該地是毛派紅色經典的精神發源地，價值連城，非常值得習去流連忘返，就此習想要“弘揚西柏坡精神”。
4. 河北省正定縣，習年輕時候曾工作在此，當時是“農業學大寨”的先進樣板縣，是毛澤東樹立起來的一麵旗幟，同樣是紅色經典，值得去大力追捧，流芳百世。

    作為一個農業人口眾多的大國，農業生產當然需要去關心，農民的利益也當然需要去關心，任何一個具有現代化常識的人，必定知道：農民生活的大幅度改善，必須是由農業現代化來帶動，而農業現代化必須是由工業現代化來帶動，而工業現代化必須是由科技、經濟和製度等的各項現代化來帶動，需要重視精神文明的力量，也就是人的主體性自由的大發揚。然而中國的習某卻是完全的反其道而行之：要論價值觀的定位？什麽的工業、科技、文教、經濟、金融、製度、法治等等的重要發展項目全都擱置在邊上，就是因為這些不含有“初心”，從而全都被當做不重要的思想議題來處理，眼下最最要緊的事情是定位在“農民情結”、“黃土情結”之上：“不忘初心，牢記使命”——老是要把目光盯住在最最落後地區的農民生存價值觀上——這是怎麽樣的心態？怎麽樣的鬼魅心思啊？

人都是有個性的，共產黨執政也如此。理解了習近平的執政個性是那麽的“土裏土氣”，於是懂得：上海抗疫就是充滿習包子特色之土：“鞋子合不合腳，自己穿著才知道。”——紅色經典，土法上馬！   

 

•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方山水有一方風情

 

 共產黨信仰“辯證唯物主義”，其教條說：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確，特定的社會曆史地理環境可以塑造特定的精神氣質。成語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南橘北枳。按辯證法精神，反之亦然，如：彩蝶戀鮮花，蒼蠅叮臭肉；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智者樂水，仁者樂山。說到中國人的“土”，尚有各個地方的各個民風民俗民情，還可細分。

德國學者馬克斯·舍勒的行為學理論認為，能感悟到生活世界的價值和價值秩序的感情是成為行為意欲最深層的基礎部分，而這種感情決定著行為意欲的努力方向。但是舍勒又認為，不能把在一個時代和民族中流行或支配人們價值偏愛的評價係統所具有的“倫理結構”等同於作為價值優先法則的價值本身的客觀秩序。

今天，與西方自由世界一樣，強人習近平也是十分講究“顏色革命”，他將自身個性“土氣”的顏色欽定為中國的“政治正確”，即標準的意識形態，充分施展在上海地方的抗議之中，真實意圖是：以習氏“土氣”淹沒上海“海派”！

那麽究竟怎麽樣評介習包子“土氣”？

第一，純真“紅色基因”，眾所周知，習近平是在紅朝中國、紅色地域、紅色家庭、紅色時代、紅色圈子裏混出來的紅色土特產，紅色元素特濃，大紅特紅超紅。

現代中國有二大文明係統：黃色和藍色。

黃色是內陸型，具有內向封閉性質，其主要的分布地域是在北方的黃土質平原和高原上，其價值資源隻由落後的本土文明來提供（電視劇《河殤》的觀點）。

紅色文明是外來的馬列寧主義與中國本土的黃色文明相結合的產物，被綜合成“毛澤東思想路線”，具有革命的實踐性，但是主要根基還是黃色文明。

    藍色是海洋型，外向開放性質，最初地域分布在東南沿海一帶，隨之改革開放的深化，逐漸擴展至中國的大南方，它是本土文明與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結合的產物。

今天的國情是，北方黃土文明區域經濟全麵落後、蕭條，而南方藍色文明區域市場經濟發展良好，經濟指標高漲。如此經濟地理格局意味著中共統治機器的精神資源麵臨危機，這讓習近平深深不安，習某感受到來自於藍色文明對於紅色政權的威脅：資產階級市民的個體性、獨立性和自由意識在增長，他們不會如黃土地上農民幹活那樣的聽話、遵命和馴服。

遙想1949年3月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正式提出定都北平市的決議，當時的國情正如毛澤東所講：“蔣介石的國都在南京，他的基礎是江浙資本家。我們要把國都建在北平，我們也要在北平找到我們的基礎，這就是工人階級和廣大的勞動群眾。”這講話顯示了：南京的城市精神是藍色，而北平市則是黃色，紅色政權的根基需要由黃色文明來支撐、扶助，才會獲得穩定、可靠。

從前，毛澤東必定熟知曆史典故：“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對藍色文明懷有恐懼：“港台一帶，饕蚊尚多，西方世界，饕蚊成陣。”因此對待曾經位置楚地、而後深藍色的申城上海，毛澤東作指示：要采取“農村包圍城市”戰略。為此，上海外灘海關鍾樓上的大鍾報時，要以深黃色的陝北民歌樂調《東方紅》來進行，使之標誌為城市“主旋律”。要發揚“好八連”榮光，讓他們來到魔都南京路上當“哨兵”，以鎮住充滿資產階級邪念的“霓虹燈”，要加強“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全麵專政”，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今天，習近平憂心忡忡：紅色文明賴以存在基礎的黃色文明正日益蛻化墮落！為此決心拯救，在上海執行“靜態管理、動態清零”，實為一場魔鬼訓練，以鞏固紅色政權的！

 

• 粗人的痞氣，流寇的匪氣

 

紅朝中國首長級高幹的紅二代、紅三代多的是，譬如有劉少奇的兒子，陳雲兒子，鄧小平的兒女，胡耀邦的兒子，葉劍英、江澤民的數個兒女等等，在這一群體裏相比較，習包子就是顯得很“土氣”，這是為什麽呢？

這就是習近平第二個“土”：痞氣+匪氣，這是黃色文明外圍地帶“邊區”之“土氣”。

習近平讀書差勁是知曉的，然而這在首長級的紅後代中較為少見，盡管習近平時常吹噓讀書很多，還煞有介事地列出一長串讀書單來，頗有“此地無銀三百兩”之意。由於不願讀書、讀不進書，習的頭腦難以裝備積聚人類優秀文明的知識。蘇格拉底雲“知識即美德”，其否命題亦同樣成立。現代學者的認識更為精確，知識與美德之間的正向關聯性是需要建立在高概率基礎上，較有科學的合理性。毛澤東閱讀中國古典經書甚多，但也是痞氣+匪氣很濃厚，毛澤東特別讚賞二位流氓痞子皇帝：劉邦和朱元璋，毛把糟粕當作了精粹。

拉馬克的“用進廢退”可以較好解釋，讀書不好的習近平，喜好炫耀他的四肢發達：“我那個時候扛200斤麥子，十裏山路不換肩。”習對頭腦簡單事項：“新時期上山下鄉工程”、“好兒女誌在四方，有誌者奮鬥無悔”，頗有興趣和熱度，可見一斑。習近平坦承其念茲在茲“農民情結”，可以推斷出他的氣質和秉性，天然地與知識性匱缺的泥腿子、四肢發達者、粗布短衫者融通起來，對待海派氣質的上海人就不會有好感，可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

要深入了解習近平的所作所為，需要了解他的個性和風格，需要了解養育習某其秉性、氣質的地方，考察那裏的風土人情。習近平念念不忘他的“初心”之地，就是年輕時候插隊落戶的革命聖地延安，那裏是紅色大本營，更是“紅太陽升起的地方”。對於習近平來說，陝北延安就是他的紅色乳娘，思想養育之地，“作為一個人民公仆，陝北高原是我的根，因為這裏培養出我不變的信念：要為人民做實事！無論我走到哪裏，永遠都是黃土地的兒子。”習近平回憶說，插隊在梁家河，他“看到了人民群眾的根本，真正理解了老百姓”，“我幾乎從來沒哭過，印象較深的兩次哭都是在陝北。”情深誼長啊！

延安市，坐落在陝西省北部，是遊牧文明與農耕文明交融的邊區地帶，漢民族農民世世代代居住此地的曆史中，頻頻遭受多個遊牧民族和部落的相互殺戮、掠奪和洗劫，身處如此蠻族生態的劫掠，釀造出戎狄民風：痞氣+匪氣，漸漸墮落之，本地農耕地上又孵化出次生代的漢族大盜和流寇，如：王嘉胤、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董福祥等等。

大清皇朝晚期，西方殖民主義勢力進入中國東部沿海，紛紛建立起西方式的先進藍色文明，從此經濟格局和重心轉移，地處西北的陝西省經濟文化大幅衰弱，秦風不再，此衰彼漲，當地土匪、土豪卻猖狂起來，到了民國時期，整個陝北地區的匪患尤其嚴重，那時候國民政府的管控力無法抵達陝北，但這恰好為共產黨武裝力量製造出福音來，留給了共軍以極佳的撒野契機和匪盜空間。臭味相投便稱知己，當毛澤東掛帥的大股共軍（紅軍）萬裏迢迢流竄作案來到陝北時候，如魚得水般找準了自己的落腳地，建立起蘇區。

民諺：窮山惡水出刁民，粗茶淡飯無孑遺。肉腐生蛆，蛆熟產蠅；土劣孵匪，匪頑升寇。流寇是土匪發展的頂峰，流寇之所以十分殘暴凶狠毒辣無恥，那是因為流寇作案多是流竄在異地他鄉：1）幾乎碰不上熟人，於是缺乏道德約束；2）罪案的對象都是與己血緣疏遠，於是下得了狠手；3）流竄作案中不容易被抓捕，於是缺乏法律製裁的威懾感。

民國時期的學者傅斯年，曾經把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美國學者餘英時把毛澤東在山上鬧革命歸類為土匪行徑，中共政府體製內走出來的學者阮銘也將當年盤踞在井岡山和延安，建立蘇區的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具體的匪徒而言尚有匪氣強弱的區分，中共領袖中毛澤東、習近平之流痞氣、匪氣特濃，雖然直接將他們比作為流寇尚不恰當，然則深入去思考精神性的高層次本質，就會發現確有近似之處，如操守低劣，隻顧眼前的歡樂和榮耀，不思長治久安的方針、政策和治理，即不具可持續性發展，缺乏人性，不擇手段，不顧人民死活，更扯淡有什麽超越情懷、尋求來世的永生。

上海執行抗疫大行動，是習某心理投射：“習近平總書記親自部署、親自指揮”，乃“初心不改”，大大地用上“梁家河大學問”，卻是來真的：痞氣加匪氣，勁兒十足！

 

• 秦始皇→毛澤東→習近平

 

這三者思想有著較大的傳承性。中共的建黨、建國都是繼承了中國傳統“外儒內法”的一套專製主義本色，馬克思主義成分並不多，如“緊密團結在以某某某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就是中共執政文化的萬能公式，其“春秋大義”足令執政者癡迷不已。

中國政治延續了千年的專製主義，其要數秦始皇的大一統治理格局最具開創、暴虐和傳承，其遺產深深地烙印在中華民族的政治文化基因上。《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今皇帝並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傳承至後世，中共統治者毛澤東、習近平極為崇拜、讚賞，毛澤東自稱：“馬克思加秦始皇”，自比“秦皇、漢武”。習近平是粗人，缺文秀，但配有禦用導演張藝謀來代言，原籍秦地的張藝謀以其電影作品的大氣磅礴著稱，如《英雄》、《大秦賦》、《大秦帝國》等頗有氣勢恢宏，詠古頌今，頌揚獨裁，乃深合主子旨意。

籍貫秦地的習近平似乎比毛澤東更領悟大秦遺風，他也有著構建大一統政治的強烈欲求，冒進浮誇，圖大貪功，舉凡黨、政、軍、財、經、文、教、農、工、商等各界各行，都得讓習來獨攬一身、定於一尊，還妄想對外擴張，天下一統。毛時代流行詞：“全國一盤棋”，如今又翻舊出新而熱炒，以“一言堂”淩駕天下，特別用於上海的抗疫。

中國人骨子裏有“天人合一”，混沌一氣的原始思維和巫術，這集體無意識天然地被大一統政治統攝，進而主導了亞細亞生產方式，在古代，它有利於治理水患、開挖運河、修建長城、建造皇宮等大型項目。在當今，有利於以舉國之力操辦上海防控。在思想意識高度，可以塑造全民的遵命、服從、聽話，即奴性，這恰是習近平的“不忘使命”：“凝聚全民抗疫的強大共識”。

在大一統政治如火如荼的文革期間，誇張而高調的道義目的論籠罩住中國大地上的各項各業，如有“農業以糧為綱、工業以鋼為綱。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於是到處呈現“一刀切”現象，凡是與“綱”不合之事，全得讓步，退避。

今天上海的抗疫正是一刀切做法：為了抗疫的宏偉大業，其他事情全都算不得“事情”，那怕是危機人生命的要事。再如，“同層密接隔離政策”，一人得陽整樓隔離，幾人得陽整區封閉。搞得：簡單直接粗暴，次生災害不斷，雞飛狗跳，人心惶惶。

 

• 外儒內法，臉麵爭光

 

習近平頗想搞《厲害了，我的國》，可看出習的“初心”中有“大秦”情愫，但不唯此。習熟知亡秦之故，暴秦之害，了解《過秦論》，於是就看重《荀子》思想，希望借鑒儒家思想補救暴秦之偏，但這隻是延續了曆史上慣行的“外儒內法”傳統，毫無創意。

以現代人的目光審視，法家思想並非全都是負麵的，糟糕的。譬如，法家的政治思想有“緣法而治”、“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法不阿貴，繩不撓曲”、“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等——貫徹一條法治平等的路線。

秦之後曆代皇朝，形成傳統的官方和上層社會的意識形態是儒家思想，儒家在治國綱要上對法家進行修正，改變其嚴刑律法、冷酷無情、對人性的踐踏，而用溫情脈脈的道德麵紗來遮蓋人心自私之惡。然而儒家的溫情脈脈卻是斷然排斥法家的平等觀，十分講究等級秩序的排位：“尊尊、親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樣導致另一種人性醜惡的釋放。

無論是法家抑或儒家，都嚴重匱乏精神超越性，使得中國人滑落到小人德性的急切功利性，熱衷於超近距離的貼身肉搏，這突出表現為儒家的“麵子文化”，即等級競爭。

今天，習近平把上海抗疫重重地押寶在他的麵子上：看吧，環顧世界，唯有我習某才能夠做到新冠病毒“清零”，豐功偉業啊；溥天之下，皆我臣屬；溥天之下，盡表忠心！

開啟小人心境：這就是習近平的“初心、使命”不可告人的真正用意所在！清零政策來自權力最高層，而下層執行者在習某巫祝之辭誘導下，層層加碼，步步緊逼，使防疫措施變得越來越嚴苛，越來越不通人情，越來越背離常識，卻迎來了中國式“麵子”大豐收！    

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今天，活躍在上海街頭的“大白”誌願者，大多來自社會底層，他們深知等級社會的底層生活之艱辛、悲愴、卑賤、滄桑，受欺受壓，吃苦甚多，在心坎中積滿了多多的怨恨，為此張公百忍，隻是期盼著猴年馬月有個身份升遷，從此羊與狼的位置對調，角色得以變換，從此終於有了發泄的口子和對象，就如二十年媳婦熬成婆婆那樣。今天好機會來了，讓底層誌願者們身披白大褂，臂佩紅袖章，頓時獲得了權力，身價躥升！於是人們就見到了大白們在上海街頭的變本加厲，肆無忌憚。

更是有不少大白門來自外省市的農村地區，他們往往有著毛澤東情結，相信毛澤東的詛咒語“農村包圍城市”，內心對待上海，這個以魔都著稱的城市有著較深的嫉恨，於是今天找到了發泄口子，爭當“南京路上好八連”，侮辱上海人一番，五十步笑百步，好不痛快啊！

上海本地市民，生存在全民抗疫的如此高壓境遇，顯得勢單力孤，不得不進行一場忍耐之心的大考驗。雖說是有海派氣質，但是多年來在習氏毛左政治侵染下，上海人漸漸變得麻木起來，中國傳統習性在增強，一個“忍”字當頭，懂得“看三勢”，學會“拎得清”，不做“填刀頭”，好漢不吃眼前虧，識時務者為俊傑，好死不如賴活著——與內地的庸眾一樣，都是媳婦受熬的心態——如此則喪失了做人的真誠性和崇高性。

 

                                                    施衛江

寫於 美國紐約

2022年5月26日上海抗疫為何如此狂暴？

 

最近，上海人民沉浸在“靜態管理、動態清零”的極度悲憤中，二個月來的抗疫，上海居民要麽封閉在家裏，要麽隔離在方艙，要麽入住醫院，最慘的是一些外地來滬的農民工、送貨員和運輸汽車司機，隻得睡眠在大街上、橋孔下、卡車裏，還不得行走出受封圍欄，還得不到足夠食物。不管呆在城市哪個角落，是富人或窮人，是教授還是乞丐，人人自危，生活無序，商店關門，藥品斷供，生存所需的基本食品、日用品都要靠手機上操作去“搶”，凡是不會手機操作就隻能等死，非新冠病毒引起的疾病都不算是“病”，假如某個病人不能出示有效核酸測試陰性證明，病人均得不到及時救治，更惡劣的措施是，要裝配鐵網在管控區的每一棟民宅樓的大門口，予以嚴加防範管製，防市民如防盜賊！“大白”警察容許隨意闖進市民家中搞“執法”，市民蒙受盡多的不幸和災難可就是不容許公開自由發聲喊冤！

嗚呼！號稱“國家主人”的上海市民，本是代表中國最具先進生產力的一族群體，理應充分釋放出上海市民的聰明才幹去搞建設，然而在黨中央的“清零”政策強製下，海派靈性竟然大肆遭受踐踏，人格尊嚴被貶至不及囚徒的卑下，被準許的行動自由還不如圈養的禽畜。哀哉！上海市民的生存境況是多麽孤苦伶仃無助，上海市民的精神抑鬱是何等淒淒慘慘戚戚。

由中央政府主導的抗疫“清零”，為什麽要對上海人民動用如此的粗暴、野蠻、獸性、瘋狂？這在西方自由世界看來，簡直太不可思議了！根源究竟是什麽呢？

 

（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發生在上海的抗疫狂暴當然不是海派文化傳承的特質，而是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親自部署指揮、密集指示批示”來進行，這位總書記宣稱：“我們的防控方針是由黨的性質和宗旨決定的”，“從黨的性質宗旨認識疫情防控方針”，當然不是飛來之石，而是經有悠久曆史的中國傳統孵化而成，它僵硬地主宰著當今中國政治的一切。欲懂得這場清零抗疫的真實意圖，須深入了解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須了解中國的民風民俗，尤其是陝北地區。

近年來，習近平嫻熟地運用他的政治手腕使大權獨攬，業已形成“九鼎之尊”局麵，且有越演越烈之勢，在其統治下的社會官僚機器不斷強化威權形式，這使得後者形式的高度威權化又促進了前者的獨裁，而前者專斷橫行又反哺後者，兩者互為反饋，攜手共進，就此全民奴性且增強不少——此即如德國學者齊美爾所講的社會學中“相互作用”的形式，對於這種“形式”的具體表達，深得魯迅精神之魂的北京大學中文係教授錢理群曾經論述道：“在一個專製統治下價值封閉的體係內，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是處在同一個價值點上的交流與反饋”（大意如此）。

可想而知，當今中國的政治形態正是走在全麵複辟傳統封建腐朽製度的路上。專製政治乃乾綱獨斷、定於一尊，且說今日中國之專製暴虐，極大地來自最高統治者的德性，習近平妄圖複辟文革，大開曆史倒車，朝思暮想他的皇帝迷夢，再造新時代的秦始皇、毛澤東。

    由此，習近平打造的強專製主義為他的暴政鋪設了平坦大道，布置於“全國一盤棋”格局下，海派上海市民深深感受到文革高潮時的毛式家天下：朕即真理，朕即國家。今天，統帥一聲令，三軍風雷動，酷政促奴性，令箭催遵命，從廟堂衙門，抵基層庸眾，政令一路暢行，貫徹無阻。

以習近平的“家天下”框架來看，上海的抗疫特別需要展示“中國共產黨所具有的無比堅強的領導力，是風雨來襲時中國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要展示中共統治下的製度“優越性”和“合法性”，更確切地說，還需要充分展示習近平總書記的“英明、偉大”形象，為他的正式“登基”皇座打基礎。構建如此之宏大敘事，習家中央政府定義了新冠病毒的抗疫是一場“人民戰爭”，全黨全民統一步調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部署”來進行的，這位總書記一再強調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堅持動態清零總方針不猶豫不動搖”，“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要把抗疫當作“為人民服務”。

以現代性的倫理學來論述，“人民”是個宏大敘事，是形而上之“大魅”，在以“人民”的名義大肆鼓噪、渲染之下，若開啟“幽暗之門”，可以發現，這隻是一塊“超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的招牌，其投射出的真實價值意向往往是希冀反饋回報給投射者自己，即小人心眼、小人心境的“自我、本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乃罪惡之淵藪，其鄙陋卑下、猥瑣不堪！

魯迅先生早就發現，中國的儒家典籍中充滿了“仁者愛人”之語，但是魯迅卻揭穿了其“瞞和騙”，其實質就是“以理殺人”！

今天的上海，把“人民”當作“綱領”來處置具體的全民抗疫，就意味著其餘事情全得靠邊讓路，抗疫以外的事情全都隻是與個人利益掛鉤而已，都是掛靠不上“人民”這個宏偉大宗旨，“人民”這個抽象綱領既然被強化得如此之高大上、偉光正，乃綱舉目張，和尚打傘，為所欲為、不擇手段！

 

（二）“不忘初心，牢記使命”

 

“初心”是習近平執政時代十分時髦的政治詞匯，既然被張揚得如此之“時髦”，它必定隱含有欺騙性！它試圖讓人民感受習的“青春故事”，聆聽他的“梁家河插隊的經曆”，規訓人民的情操，是一項典型的“洗腦工程”。

眾所周知，習近平在福建、浙江和上海三地工作過，已經獲得相當多的東南沿海地區工作的經驗，這些地區比起北方內地來具有相對較高的改革開放性，經濟結構大多是外向型，經濟水平也相應較高，治理較為先進。按照常規思路，要想當上一個大國有作為的主政者，其精神領域的價值觀訴求，本來應該引導國民走上現代化之路，深化改革，大大發揚沿海地區的先進經驗和業績成就，使融合到全球化的經濟圈中，學習西方發達的市場經濟和人文精神，求得國家發展踏上新台階。然而習近平卻不張揚他在沿海地區的經曆，反而大大弘揚在北方落後農村的生活感受、工作經曆——這就值得正義的人們去警惕和深思了。

與毛澤東一樣，習近平自身的秉性就是十分的“土”，在漢語網絡上，不滿的網民將習近平蔑稱為“包子”，意思有“土氣”之意，也就是傳統、愚昧、落後的代名詞。這與《論語》：“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意思相近，懷土就是戀土而安逸，營造個人小天地，即小人德性。我們來看看習近平是如何的“初心”？

“初心”在心理學上可稱為“原型”（榮格：archetypes），習的“原型”有“戀土情結”，顯然相悖於東南沿海地區的現代性精神品質，而在於他不斷吹噓的“土”字而凸出，即“農民情結、三農情懷”，習常稱：“我也是從農村出來的”，“我們這一代人也有這個情結，一定要把我們的老百姓，特別是我們的農民扶一把。”聽聽他的念念有詞“不忘初心”，從“習近平總書記從小就有農村情結”，可推斷習之“戀土”有小人之心：

1.  陝北延安梁家河，習近平插隊在此，據說練就了一套“大學問”，那真是了不得啊！
2. “老家富平曾在習近平迷惘彷徨時給予他溫暖”，陝西省富平縣臨近於曆史上京兆地區，這裏曾經是大一統帝國的中央權力地帶，即有秦、漢、隋、唐四朝大帝國定都於鹹陽、長安，這一家鄉情懷深深地烙印到習近平的人格秉性，使得習內心期盼著大一統政治。
3. 習近平時時要造訪河北省西柏坡，該地是毛派紅色經典的精神發源地，價值連城，非常值得習去流連忘返，就此習想要“弘揚西柏坡精神”。
4. 河北省正定縣，習年輕時候曾工作在此，當時是“農業學大寨”的先進樣板縣，是毛澤東樹立起來的一麵旗幟，同樣是紅色經典，值得去大力追捧，流芳百世。

    作為一個農業人口眾多的大國，農業生產當然需要去關心，農民的利益也當然需要去關心，任何一個具有現代化常識的人，必定知道：農民生活的大幅度改善，必須是由農業現代化來帶動，而農業現代化必須是由工業現代化來帶動，而工業現代化必須是由科技、經濟和製度等的各項現代化來帶動，需要重視精神文明的力量，也就是人的主體性自由的大發揚。然而中國的習某卻是完全的反其道而行之：要論價值觀的定位？什麽的工業、科技、文教、經濟、金融、製度、法治等等的重要發展項目全都擱置在邊上，就是因為這些不含有“初心”，從而全都被當做不重要的思想議題來處理，眼下最最要緊的事情是定位在“農民情結”、“黃土情結”之上：“不忘初心，牢記使命”——老是要把目光盯住在最最落後地區的農民生存價值觀上——這是怎麽樣的心態？怎麽樣的鬼魅心思啊？

人都是有個性的，共產黨執政也如此。理解了習近平的執政個性是那麽的“土裏土氣”，於是懂得：上海抗疫就是充滿習包子特色之土：“鞋子合不合腳，自己穿著才知道。”——紅色經典，土法上馬！   

 

•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方山水有一方風情

 

 共產黨信仰“辯證唯物主義”，其教條說：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確，特定的社會曆史地理環境可以塑造特定的精神氣質。成語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南橘北枳。按辯證法精神，反之亦然，如：彩蝶戀鮮花，蒼蠅叮臭肉；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智者樂水，仁者樂山。說到中國人的“土”，尚有各個地方的各個民風民俗民情，還可細分。

德國學者馬克斯·舍勒的行為學理論認為，能感悟到生活世界的價值和價值秩序的感情是成為行為意欲最深層的基礎部分，而這種感情決定著行為意欲的努力方向。但是舍勒又認為，不能把在一個時代和民族中流行或支配人們價值偏愛的評價係統所具有的“倫理結構”等同於作為價值優先法則的價值本身的客觀秩序。

今天，與西方自由世界一樣，強人習近平也是十分講究“顏色革命”，他將自身個性“土氣”的顏色欽定為中國的“政治正確”，即標準的意識形態，充分施展在上海地方的抗議之中，真實意圖是：以習氏“土氣”淹沒上海“海派”！

那麽究竟怎麽樣評介習包子“土氣”？

第一，純真“紅色基因”，眾所周知，習近平是在紅朝中國、紅色地域、紅色家庭、紅色時代、紅色圈子裏混出來的紅色土特產，紅色元素特濃，大紅特紅超紅。

現代中國有二大文明係統：黃色和藍色。

黃色是內陸型，具有內向封閉性質，其主要的分布地域是在北方的黃土質平原和高原上，其價值資源隻由落後的本土文明來提供（電視劇《河殤》的觀點）。

紅色文明是外來的馬列寧主義與中國本土的黃色文明相結合的產物，被綜合成“毛澤東思想路線”，具有革命的實踐性，但是主要根基還是黃色文明。

    藍色是海洋型，外向開放性質，最初地域分布在東南沿海一帶，隨之改革開放的深化，逐漸擴展至中國的大南方，它是本土文明與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結合的產物。

今天的國情是，北方黃土文明區域經濟全麵落後、蕭條，而南方藍色文明區域市場經濟發展良好，經濟指標高漲。如此經濟地理格局意味著中共統治機器的精神資源麵臨危機，這讓習近平深深不安，習某感受到來自於藍色文明對於紅色政權的威脅：資產階級市民的個體性、獨立性和自由意識在增長，他們不會如黃土地上農民幹活那樣的聽話、遵命和馴服。

遙想1949年3月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正式提出定都北平市的決議，當時的國情正如毛澤東所講：“蔣介石的國都在南京，他的基礎是江浙資本家。我們要把國都建在北平，我們也要在北平找到我們的基礎，這就是工人階級和廣大的勞動群眾。”這講話顯示了：南京的城市精神是藍色，而北平市則是黃色，紅色政權的根基需要由黃色文明來支撐、扶助，才會獲得穩定、可靠。

從前，毛澤東必定熟知曆史典故：“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對藍色文明懷有恐懼：“港台一帶，饕蚊尚多，西方世界，饕蚊成陣。”因此對待曾經位置楚地、而後深藍色的申城上海，毛澤東作指示：要采取“農村包圍城市”戰略。為此，上海外灘海關鍾樓上的大鍾報時，要以深黃色的陝北民歌樂調《東方紅》來進行，使之標誌為城市“主旋律”。要發揚“好八連”榮光，讓他們來到魔都南京路上當“哨兵”，以鎮住充滿資產階級邪念的“霓虹燈”，要加強“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全麵專政”，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今天，習近平憂心忡忡：紅色文明賴以存在基礎的黃色文明正日益蛻化墮落！為此決心拯救，在上海執行“靜態管理、動態清零”，實為一場魔鬼訓練，以鞏固紅色政權的！

 

• 粗人的痞氣，流寇的匪氣

 

紅朝中國首長級高幹的紅二代、紅三代多的是，譬如有劉少奇的兒子，陳雲兒子，鄧小平的兒女，胡耀邦的兒子，葉劍英、江澤民的數個兒女等等，在這一群體裏相比較，習包子就是顯得很“土氣”，這是為什麽呢？

這就是習近平第二個“土”：痞氣+匪氣，這是黃色文明外圍地帶“邊區”之“土氣”。

習近平讀書差勁是知曉的，然而這在首長級的紅後代中較為少見，盡管習近平時常吹噓讀書很多，還煞有介事地列出一長串讀書單來，頗有“此地無銀三百兩”之意。由於不願讀書、讀不進書，習的頭腦難以裝備積聚人類優秀文明的知識。蘇格拉底雲“知識即美德”，其否命題亦同樣成立。現代學者的認識更為精確，知識與美德之間的正向關聯性是需要建立在高概率基礎上，較有科學的合理性。毛澤東閱讀中國古典經書甚多，但也是痞氣+匪氣很濃厚，毛澤東特別讚賞二位流氓痞子皇帝：劉邦和朱元璋，毛把糟粕當作了精粹。

拉馬克的“用進廢退”可以較好解釋，讀書不好的習近平，喜好炫耀他的四肢發達：“我那個時候扛200斤麥子，十裏山路不換肩。”習對頭腦簡單事項：“新時期上山下鄉工程”、“好兒女誌在四方，有誌者奮鬥無悔”，頗有興趣和熱度，可見一斑。習近平坦承其念茲在茲“農民情結”，可以推斷出他的氣質和秉性，天然地與知識性匱缺的泥腿子、四肢發達者、粗布短衫者融通起來，對待海派氣質的上海人就不會有好感，可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

要深入了解習近平的所作所為，需要了解他的個性和風格，需要了解養育習某其秉性、氣質的地方，考察那裏的風土人情。習近平念念不忘他的“初心”之地，就是年輕時候插隊落戶的革命聖地延安，那裏是紅色大本營，更是“紅太陽升起的地方”。對於習近平來說，陝北延安就是他的紅色乳娘，思想養育之地，“作為一個人民公仆，陝北高原是我的根，因為這裏培養出我不變的信念：要為人民做實事！無論我走到哪裏，永遠都是黃土地的兒子。”習近平回憶說，插隊在梁家河，他“看到了人民群眾的根本，真正理解了老百姓”，“我幾乎從來沒哭過，印象較深的兩次哭都是在陝北。”情深誼長啊！

延安市，坐落在陝西省北部，是遊牧文明與農耕文明交融的邊區地帶，漢民族農民世世代代居住此地的曆史中，頻頻遭受多個遊牧民族和部落的相互殺戮、掠奪和洗劫，身處如此蠻族生態的劫掠，釀造出戎狄民風：痞氣+匪氣，漸漸墮落之，本地農耕地上又孵化出次生代的漢族大盜和流寇，如：王嘉胤、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董福祥等等。

大清皇朝晚期，西方殖民主義勢力進入中國東部沿海，紛紛建立起西方式的先進藍色文明，從此經濟格局和重心轉移，地處西北的陝西省經濟文化大幅衰弱，秦風不再，此衰彼漲，當地土匪、土豪卻猖狂起來，到了民國時期，整個陝北地區的匪患尤其嚴重，那時候國民政府的管控力無法抵達陝北，但這恰好為共產黨武裝力量製造出福音來，留給了共軍以極佳的撒野契機和匪盜空間。臭味相投便稱知己，當毛澤東掛帥的大股共軍（紅軍）萬裏迢迢流竄作案來到陝北時候，如魚得水般找準了自己的落腳地，建立起蘇區。

民諺：窮山惡水出刁民，粗茶淡飯無孑遺。肉腐生蛆，蛆熟產蠅；土劣孵匪，匪頑升寇。流寇是土匪發展的頂峰，流寇之所以十分殘暴凶狠毒辣無恥，那是因為流寇作案多是流竄在異地他鄉：1）幾乎碰不上熟人，於是缺乏道德約束；2）罪案的對象都是與己血緣疏遠，於是下得了狠手；3）流竄作案中不容易被抓捕，於是缺乏法律製裁的威懾感。

民國時期的學者傅斯年，曾經把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美國學者餘英時把毛澤東在山上鬧革命歸類為土匪行徑，中共政府體製內走出來的學者阮銘也將當年盤踞在井岡山和延安，建立蘇區的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具體的匪徒而言尚有匪氣強弱的區分，中共領袖中毛澤東、習近平之流痞氣、匪氣特濃，雖然直接將他們比作為流寇尚不恰當，然則深入去思考精神性的高層次本質，就會發現確有近似之處，如操守低劣，隻顧眼前的歡樂和榮耀，不思長治久安的方針、政策和治理，即不具可持續性發展，缺乏人性，不擇手段，不顧人民死活，更扯淡有什麽超越情懷、尋求來世的永生。

上海執行抗疫大行動，是習某心理投射：“習近平總書記親自部署、親自指揮”，乃“初心不改”，大大地用上“梁家河大學問”，卻是來真的：痞氣加匪氣，勁兒十足！

 

• 秦始皇→毛澤東→習近平

 

這三者思想有著較大的傳承性。中共的建黨、建國都是繼承了中國傳統“外儒內法”的一套專製主義本色，馬克思主義成分並不多，如“緊密團結在以某某某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就是中共執政文化的萬能公式，其“春秋大義”足令執政者癡迷不已。

中國政治延續了千年的專製主義，其要數秦始皇的大一統治理格局最具開創、暴虐和傳承，其遺產深深地烙印在中華民族的政治文化基因上。《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今皇帝並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傳承至後世，中共統治者毛澤東、習近平極為崇拜、讚賞，毛澤東自稱：“馬克思加秦始皇”，自比“秦皇、漢武”。習近平是粗人，缺文秀，但配有禦用導演張藝謀來代言，原籍秦地的張藝謀以其電影作品的大氣磅礴著稱，如《英雄》、《大秦賦》、《大秦帝國》等頗有氣勢恢宏，詠古頌今，頌揚獨裁，乃深合主子旨意。

籍貫秦地的習近平似乎比毛澤東更領悟大秦遺風，他也有著構建大一統政治的強烈欲求，冒進浮誇，圖大貪功，舉凡黨、政、軍、財、經、文、教、農、工、商等各界各行，都得讓習來獨攬一身、定於一尊，還妄想對外擴張，天下一統。毛時代流行詞：“全國一盤棋”，如今又翻舊出新而熱炒，以“一言堂”淩駕天下，特別用於上海的抗疫。

中國人骨子裏有“天人合一”，混沌一氣的原始思維和巫術，這集體無意識天然地被大一統政治統攝，進而主導了亞細亞生產方式，在古代，它有利於治理水患、開挖運河、修建長城、建造皇宮等大型項目。在當今，有利於以舉國之力操辦上海防控。在思想意識高度，可以塑造全民的遵命、服從、聽話，即奴性，這恰是習近平的“不忘使命”：“凝聚全民抗疫的強大共識”。

在大一統政治如火如荼的文革期間，誇張而高調的道義目的論籠罩住中國大地上的各項各業，如有“農業以糧為綱、工業以鋼為綱。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於是到處呈現“一刀切”現象，凡是與“綱”不合之事，全得讓步，退避。

今天上海的抗疫正是一刀切做法：為了抗疫的宏偉大業，其他事情全都算不得“事情”，那怕是危機人生命的要事。再如，“同層密接隔離政策”，一人得陽整樓隔離，幾人得陽整區封閉。搞得：簡單直接粗暴，次生災害不斷，雞飛狗跳，人心惶惶。

 

• 外儒內法，臉麵爭光

 

習近平頗想搞《厲害了，我的國》，可看出習的“初心”中有“大秦”情愫，但不唯此。習熟知亡秦之故，暴秦之害，了解《過秦論》，於是就看重《荀子》思想，希望借鑒儒家思想補救暴秦之偏，但這隻是延續了曆史上慣行的“外儒內法”傳統，毫無創意。

以現代人的目光審視，法家思想並非全都是負麵的，糟糕的。譬如，法家的政治思想有“緣法而治”、“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法不阿貴，繩不撓曲”、“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等——貫徹一條法治平等的路線。

秦之後曆代皇朝，形成傳統的官方和上層社會的意識形態是儒家思想，儒家在治國綱要上對法家進行修正，改變其嚴刑律法、冷酷無情、對人性的踐踏，而用溫情脈脈的道德麵紗來遮蓋人心自私之惡。然而儒家的溫情脈脈卻是斷然排斥法家的平等觀，十分講究等級秩序的排位：“尊尊、親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樣導致另一種人性醜惡的釋放。

無論是法家抑或儒家，都嚴重匱乏精神超越性，使得中國人滑落到小人德性的急切功利性，熱衷於超近距離的貼身肉搏，這突出表現為儒家的“麵子文化”，即等級競爭。

今天，習近平把上海抗疫重重地押寶在他的麵子上：看吧，環顧世界，唯有我習某才能夠做到新冠病毒“清零”，豐功偉業啊；溥天之下，皆我臣屬；溥天之下，盡表忠心！

開啟小人心境：這就是習近平的“初心、使命”不可告人的真正用意所在！清零政策來自權力最高層，而下層執行者在習某巫祝之辭誘導下，層層加碼，步步緊逼，使防疫措施變得越來越嚴苛，越來越不通人情，越來越背離常識，卻迎來了中國式“麵子”大豐收！    

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今天，活躍在上海街頭的“大白”誌願者，大多來自社會底層，他們深知等級社會的底層生活之艱辛、悲愴、卑賤、滄桑，受欺受壓，吃苦甚多，在心坎中積滿了多多的怨恨，為此張公百忍，隻是期盼著猴年馬月有個身份升遷，從此羊與狼的位置對調，角色得以變換，從此終於有了發泄的口子和對象，就如二十年媳婦熬成婆婆那樣。今天好機會來了，讓底層誌願者們身披白大褂，臂佩紅袖章，頓時獲得了權力，身價躥升！於是人們就見到了大白們在上海街頭的變本加厲，肆無忌憚。

更是有不少大白門來自外省市的農村地區，他們往往有著毛澤東情結，相信毛澤東的詛咒語“農村包圍城市”，內心對待上海，這個以魔都著稱的城市有著較深的嫉恨，於是今天找到了發泄口子，爭當“南京路上好八連”，侮辱上海人一番，五十步笑百步，好不痛快啊！

上海本地市民，生存在全民抗疫的如此高壓境遇，顯得勢單力孤，不得不進行一場忍耐之心的大考驗。雖說是有海派氣質，但是多年來在習氏毛左政治侵染下，上海人漸漸變得麻木起來，中國傳統習性在增強，一個“忍”字當頭，懂得“看三勢”，學會“拎得清”，不做“填刀頭”，好漢不吃眼前虧，識時務者為俊傑，好死不如賴活著——與內地的庸眾一樣，都是媳婦受熬的心態——如此則喪失了做人的真誠性和崇高性。

 

                                                    施衛江

寫於 美國紐約

2022年5月26日上海抗疫為何如此狂暴？

 

最近，上海人民沉浸在“靜態管理、動態清零”的極度悲憤中，二個月來的抗疫，上海居民要麽封閉在家裏，要麽隔離在方艙，要麽入住醫院，最慘的是一些外地來滬的農民工、送貨員和運輸汽車司機，隻得睡眠在大街上、橋孔下、卡車裏，還不得行走出受封圍欄，還得不到足夠食物。不管呆在城市哪個角落，是富人或窮人，是教授還是乞丐，人人自危，生活無序，商店關門，藥品斷供，生存所需的基本食品、日用品都要靠手機上操作去“搶”，凡是不會手機操作就隻能等死，非新冠病毒引起的疾病都不算是“病”，假如某個病人不能出示有效核酸測試陰性證明，病人均得不到及時救治，更惡劣的措施是，要裝配鐵網在管控區的每一棟民宅樓的大門口，予以嚴加防範管製，防市民如防盜賊！“大白”警察容許隨意闖進市民家中搞“執法”，市民蒙受盡多的不幸和災難可就是不容許公開自由發聲喊冤！

嗚呼！號稱“國家主人”的上海市民，本是代表中國最具先進生產力的一族群體，理應充分釋放出上海市民的聰明才幹去搞建設，然而在黨中央的“清零”政策強製下，海派靈性竟然大肆遭受踐踏，人格尊嚴被貶至不及囚徒的卑下，被準許的行動自由還不如圈養的禽畜。哀哉！上海市民的生存境況是多麽孤苦伶仃無助，上海市民的精神抑鬱是何等淒淒慘慘戚戚。

由中央政府主導的抗疫“清零”，為什麽要對上海人民動用如此的粗暴、野蠻、獸性、瘋狂？這在西方自由世界看來，簡直太不可思議了！根源究竟是什麽呢？

 

（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發生在上海的抗疫狂暴當然不是海派文化傳承的特質，而是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親自部署指揮、密集指示批示”來進行，這位總書記宣稱：“我們的防控方針是由黨的性質和宗旨決定的”，“從黨的性質宗旨認識疫情防控方針”，當然不是飛來之石，而是經有悠久曆史的中國傳統孵化而成，它僵硬地主宰著當今中國政治的一切。欲懂得這場清零抗疫的真實意圖，須深入了解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須了解中國的民風民俗，尤其是陝北地區。

近年來，習近平嫻熟地運用他的政治手腕使大權獨攬，業已形成“九鼎之尊”局麵，且有越演越烈之勢，在其統治下的社會官僚機器不斷強化威權形式，這使得後者形式的高度威權化又促進了前者的獨裁，而前者專斷橫行又反哺後者，兩者互為反饋，攜手共進，就此全民奴性且增強不少——此即如德國學者齊美爾所講的社會學中“相互作用”的形式，對於這種“形式”的具體表達，深得魯迅精神之魂的北京大學中文係教授錢理群曾經論述道：“在一個專製統治下價值封閉的體係內，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是處在同一個價值點上的交流與反饋”（大意如此）。

可想而知，當今中國的政治形態正是走在全麵複辟傳統封建腐朽製度的路上。專製政治乃乾綱獨斷、定於一尊，且說今日中國之專製暴虐，極大地來自最高統治者的德性，習近平妄圖複辟文革，大開曆史倒車，朝思暮想他的皇帝迷夢，再造新時代的秦始皇、毛澤東。

    由此，習近平打造的強專製主義為他的暴政鋪設了平坦大道，布置於“全國一盤棋”格局下，海派上海市民深深感受到文革高潮時的毛式家天下：朕即真理，朕即國家。今天，統帥一聲令，三軍風雷動，酷政促奴性，令箭催遵命，從廟堂衙門，抵基層庸眾，政令一路暢行，貫徹無阻。

以習近平的“家天下”框架來看，上海的抗疫特別需要展示“中國共產黨所具有的無比堅強的領導力，是風雨來襲時中國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要展示中共統治下的製度“優越性”和“合法性”，更確切地說，還需要充分展示習近平總書記的“英明、偉大”形象，為他的正式“登基”皇座打基礎。構建如此之宏大敘事，習家中央政府定義了新冠病毒的抗疫是一場“人民戰爭”，全黨全民統一步調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部署”來進行的，這位總書記一再強調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堅持動態清零總方針不猶豫不動搖”，“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要把抗疫當作“為人民服務”。

以現代性的倫理學來論述，“人民”是個宏大敘事，是形而上之“大魅”，在以“人民”的名義大肆鼓噪、渲染之下，若開啟“幽暗之門”，可以發現，這隻是一塊“超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的招牌，其投射出的真實價值意向往往是希冀反饋回報給投射者自己，即小人心眼、小人心境的“自我、本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乃罪惡之淵藪，其鄙陋卑下、猥瑣不堪！

魯迅先生早就發現，中國的儒家典籍中充滿了“仁者愛人”之語，但是魯迅卻揭穿了其“瞞和騙”，其實質就是“以理殺人”！

今天的上海，把“人民”當作“綱領”來處置具體的全民抗疫，就意味著其餘事情全得靠邊讓路，抗疫以外的事情全都隻是與個人利益掛鉤而已，都是掛靠不上“人民”這個宏偉大宗旨，“人民”這個抽象綱領既然被強化得如此之高大上、偉光正，乃綱舉目張，和尚打傘，為所欲為、不擇手段！

 

（二）“不忘初心，牢記使命”

 

“初心”是習近平執政時代十分時髦的政治詞匯，既然被張揚得如此之“時髦”，它必定隱含有欺騙性！它試圖讓人民感受習的“青春故事”，聆聽他的“梁家河插隊的經曆”，規訓人民的情操，是一項典型的“洗腦工程”。

眾所周知，習近平在福建、浙江和上海三地工作過，已經獲得相當多的東南沿海地區工作的經驗，這些地區比起北方內地來具有相對較高的改革開放性，經濟結構大多是外向型，經濟水平也相應較高，治理較為先進。按照常規思路，要想當上一個大國有作為的主政者，其精神領域的價值觀訴求，本來應該引導國民走上現代化之路，深化改革，大大發揚沿海地區的先進經驗和業績成就，使融合到全球化的經濟圈中，學習西方發達的市場經濟和人文精神，求得國家發展踏上新台階。然而習近平卻不張揚他在沿海地區的經曆，反而大大弘揚在北方落後農村的生活感受、工作經曆——這就值得正義的人們去警惕和深思了。

與毛澤東一樣，習近平自身的秉性就是十分的“土”，在漢語網絡上，不滿的網民將習近平蔑稱為“包子”，意思有“土氣”之意，也就是傳統、愚昧、落後的代名詞。這與《論語》：“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意思相近，懷土就是戀土而安逸，營造個人小天地，即小人德性。我們來看看習近平是如何的“初心”？

“初心”在心理學上可稱為“原型”（榮格：archetypes），習的“原型”有“戀土情結”，顯然相悖於東南沿海地區的現代性精神品質，而在於他不斷吹噓的“土”字而凸出，即“農民情結、三農情懷”，習常稱：“我也是從農村出來的”，“我們這一代人也有這個情結，一定要把我們的老百姓，特別是我們的農民扶一把。”聽聽他的念念有詞“不忘初心”，從“習近平總書記從小就有農村情結”，可推斷習之“戀土”有小人之心：

1.  陝北延安梁家河，習近平插隊在此，據說練就了一套“大學問”，那真是了不得啊！
2. “老家富平曾在習近平迷惘彷徨時給予他溫暖”，陝西省富平縣臨近於曆史上京兆地區，這裏曾經是大一統帝國的中央權力地帶，即有秦、漢、隋、唐四朝大帝國定都於鹹陽、長安，這一家鄉情懷深深地烙印到習近平的人格秉性，使得習內心期盼著大一統政治。
3. 習近平時時要造訪河北省西柏坡，該地是毛派紅色經典的精神發源地，價值連城，非常值得習去流連忘返，就此習想要“弘揚西柏坡精神”。
4. 河北省正定縣，習年輕時候曾工作在此，當時是“農業學大寨”的先進樣板縣，是毛澤東樹立起來的一麵旗幟，同樣是紅色經典，值得去大力追捧，流芳百世。

    作為一個農業人口眾多的大國，農業生產當然需要去關心，農民的利益也當然需要去關心，任何一個具有現代化常識的人，必定知道：農民生活的大幅度改善，必須是由農業現代化來帶動，而農業現代化必須是由工業現代化來帶動，而工業現代化必須是由科技、經濟和製度等的各項現代化來帶動，需要重視精神文明的力量，也就是人的主體性自由的大發揚。然而中國的習某卻是完全的反其道而行之：要論價值觀的定位？什麽的工業、科技、文教、經濟、金融、製度、法治等等的重要發展項目全都擱置在邊上，就是因為這些不含有“初心”，從而全都被當做不重要的思想議題來處理，眼下最最要緊的事情是定位在“農民情結”、“黃土情結”之上：“不忘初心，牢記使命”——老是要把目光盯住在最最落後地區的農民生存價值觀上——這是怎麽樣的心態？怎麽樣的鬼魅心思啊？

人都是有個性的，共產黨執政也如此。理解了習近平的執政個性是那麽的“土裏土氣”，於是懂得：上海抗疫就是充滿習包子特色之土：“鞋子合不合腳，自己穿著才知道。”——紅色經典，土法上馬！   

 

•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方山水有一方風情

 

 共產黨信仰“辯證唯物主義”，其教條說：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確，特定的社會曆史地理環境可以塑造特定的精神氣質。成語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南橘北枳。按辯證法精神，反之亦然，如：彩蝶戀鮮花，蒼蠅叮臭肉；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智者樂水，仁者樂山。說到中國人的“土”，尚有各個地方的各個民風民俗民情，還可細分。

德國學者馬克斯·舍勒的行為學理論認為，能感悟到生活世界的價值和價值秩序的感情是成為行為意欲最深層的基礎部分，而這種感情決定著行為意欲的努力方向。但是舍勒又認為，不能把在一個時代和民族中流行或支配人們價值偏愛的評價係統所具有的“倫理結構”等同於作為價值優先法則的價值本身的客觀秩序。

今天，與西方自由世界一樣，強人習近平也是十分講究“顏色革命”，他將自身個性“土氣”的顏色欽定為中國的“政治正確”，即標準的意識形態，充分施展在上海地方的抗議之中，真實意圖是：以習氏“土氣”淹沒上海“海派”！

那麽究竟怎麽樣評介習包子“土氣”？

第一，純真“紅色基因”，眾所周知，習近平是在紅朝中國、紅色地域、紅色家庭、紅色時代、紅色圈子裏混出來的紅色土特產，紅色元素特濃，大紅特紅超紅。

現代中國有二大文明係統：黃色和藍色。

黃色是內陸型，具有內向封閉性質，其主要的分布地域是在北方的黃土質平原和高原上，其價值資源隻由落後的本土文明來提供（電視劇《河殤》的觀點）。

紅色文明是外來的馬列寧主義與中國本土的黃色文明相結合的產物，被綜合成“毛澤東思想路線”，具有革命的實踐性，但是主要根基還是黃色文明。

    藍色是海洋型，外向開放性質，最初地域分布在東南沿海一帶，隨之改革開放的深化，逐漸擴展至中國的大南方，它是本土文明與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結合的產物。

今天的國情是，北方黃土文明區域經濟全麵落後、蕭條，而南方藍色文明區域市場經濟發展良好，經濟指標高漲。如此經濟地理格局意味著中共統治機器的精神資源麵臨危機，這讓習近平深深不安，習某感受到來自於藍色文明對於紅色政權的威脅：資產階級市民的個體性、獨立性和自由意識在增長，他們不會如黃土地上農民幹活那樣的聽話、遵命和馴服。

遙想1949年3月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正式提出定都北平市的決議，當時的國情正如毛澤東所講：“蔣介石的國都在南京，他的基礎是江浙資本家。我們要把國都建在北平，我們也要在北平找到我們的基礎，這就是工人階級和廣大的勞動群眾。”這講話顯示了：南京的城市精神是藍色，而北平市則是黃色，紅色政權的根基需要由黃色文明來支撐、扶助，才會獲得穩定、可靠。

從前，毛澤東必定熟知曆史典故：“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對藍色文明懷有恐懼：“港台一帶，饕蚊尚多，西方世界，饕蚊成陣。”因此對待曾經位置楚地、而後深藍色的申城上海，毛澤東作指示：要采取“農村包圍城市”戰略。為此，上海外灘海關鍾樓上的大鍾報時，要以深黃色的陝北民歌樂調《東方紅》來進行，使之標誌為城市“主旋律”。要發揚“好八連”榮光，讓他們來到魔都南京路上當“哨兵”，以鎮住充滿資產階級邪念的“霓虹燈”，要加強“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全麵專政”，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今天，習近平憂心忡忡：紅色文明賴以存在基礎的黃色文明正日益蛻化墮落！為此決心拯救，在上海執行“靜態管理、動態清零”，實為一場魔鬼訓練，以鞏固紅色政權的！

 

• 粗人的痞氣，流寇的匪氣

 

紅朝中國首長級高幹的紅二代、紅三代多的是，譬如有劉少奇的兒子，陳雲兒子，鄧小平的兒女，胡耀邦的兒子，葉劍英、江澤民的數個兒女等等，在這一群體裏相比較，習包子就是顯得很“土氣”，這是為什麽呢？

這就是習近平第二個“土”：痞氣+匪氣，這是黃色文明外圍地帶“邊區”之“土氣”。

習近平讀書差勁是知曉的，然而這在首長級的紅後代中較為少見，盡管習近平時常吹噓讀書很多，還煞有介事地列出一長串讀書單來，頗有“此地無銀三百兩”之意。由於不願讀書、讀不進書，習的頭腦難以裝備積聚人類優秀文明的知識。蘇格拉底雲“知識即美德”，其否命題亦同樣成立。現代學者的認識更為精確，知識與美德之間的正向關聯性是需要建立在高概率基礎上，較有科學的合理性。毛澤東閱讀中國古典經書甚多，但也是痞氣+匪氣很濃厚，毛澤東特別讚賞二位流氓痞子皇帝：劉邦和朱元璋，毛把糟粕當作了精粹。

拉馬克的“用進廢退”可以較好解釋，讀書不好的習近平，喜好炫耀他的四肢發達：“我那個時候扛200斤麥子，十裏山路不換肩。”習對頭腦簡單事項：“新時期上山下鄉工程”、“好兒女誌在四方，有誌者奮鬥無悔”，頗有興趣和熱度，可見一斑。習近平坦承其念茲在茲“農民情結”，可以推斷出他的氣質和秉性，天然地與知識性匱缺的泥腿子、四肢發達者、粗布短衫者融通起來，對待海派氣質的上海人就不會有好感，可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

要深入了解習近平的所作所為，需要了解他的個性和風格，需要了解養育習某其秉性、氣質的地方，考察那裏的風土人情。習近平念念不忘他的“初心”之地，就是年輕時候插隊落戶的革命聖地延安，那裏是紅色大本營，更是“紅太陽升起的地方”。對於習近平來說，陝北延安就是他的紅色乳娘，思想養育之地，“作為一個人民公仆，陝北高原是我的根，因為這裏培養出我不變的信念：要為人民做實事！無論我走到哪裏，永遠都是黃土地的兒子。”習近平回憶說，插隊在梁家河，他“看到了人民群眾的根本，真正理解了老百姓”，“我幾乎從來沒哭過，印象較深的兩次哭都是在陝北。”情深誼長啊！

延安市，坐落在陝西省北部，是遊牧文明與農耕文明交融的邊區地帶，漢民族農民世世代代居住此地的曆史中，頻頻遭受多個遊牧民族和部落的相互殺戮、掠奪和洗劫，身處如此蠻族生態的劫掠，釀造出戎狄民風：痞氣+匪氣，漸漸墮落之，本地農耕地上又孵化出次生代的漢族大盜和流寇，如：王嘉胤、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董福祥等等。

大清皇朝晚期，西方殖民主義勢力進入中國東部沿海，紛紛建立起西方式的先進藍色文明，從此經濟格局和重心轉移，地處西北的陝西省經濟文化大幅衰弱，秦風不再，此衰彼漲，當地土匪、土豪卻猖狂起來，到了民國時期，整個陝北地區的匪患尤其嚴重，那時候國民政府的管控力無法抵達陝北，但這恰好為共產黨武裝力量製造出福音來，留給了共軍以極佳的撒野契機和匪盜空間。臭味相投便稱知己，當毛澤東掛帥的大股共軍（紅軍）萬裏迢迢流竄作案來到陝北時候，如魚得水般找準了自己的落腳地，建立起蘇區。

民諺：窮山惡水出刁民，粗茶淡飯無孑遺。肉腐生蛆，蛆熟產蠅；土劣孵匪，匪頑升寇。流寇是土匪發展的頂峰，流寇之所以十分殘暴凶狠毒辣無恥，那是因為流寇作案多是流竄在異地他鄉：1）幾乎碰不上熟人，於是缺乏道德約束；2）罪案的對象都是與己血緣疏遠，於是下得了狠手；3）流竄作案中不容易被抓捕，於是缺乏法律製裁的威懾感。

民國時期的學者傅斯年，曾經把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美國學者餘英時把毛澤東在山上鬧革命歸類為土匪行徑，中共政府體製內走出來的學者阮銘也將當年盤踞在井岡山和延安，建立蘇區的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具體的匪徒而言尚有匪氣強弱的區分，中共領袖中毛澤東、習近平之流痞氣、匪氣特濃，雖然直接將他們比作為流寇尚不恰當，然則深入去思考精神性的高層次本質，就會發現確有近似之處，如操守低劣，隻顧眼前的歡樂和榮耀，不思長治久安的方針、政策和治理，即不具可持續性發展，缺乏人性，不擇手段，不顧人民死活，更扯淡有什麽超越情懷、尋求來世的永生。

上海執行抗疫大行動，是習某心理投射：“習近平總書記親自部署、親自指揮”，乃“初心不改”，大大地用上“梁家河大學問”，卻是來真的：痞氣加匪氣，勁兒十足！

 

• 秦始皇→毛澤東→習近平

 

這三者思想有著較大的傳承性。中共的建黨、建國都是繼承了中國傳統“外儒內法”的一套專製主義本色，馬克思主義成分並不多，如“緊密團結在以某某某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就是中共執政文化的萬能公式，其“春秋大義”足令執政者癡迷不已。

中國政治延續了千年的專製主義，其要數秦始皇的大一統治理格局最具開創、暴虐和傳承，其遺產深深地烙印在中華民族的政治文化基因上。《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今皇帝並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傳承至後世，中共統治者毛澤東、習近平極為崇拜、讚賞，毛澤東自稱：“馬克思加秦始皇”，自比“秦皇、漢武”。習近平是粗人，缺文秀，但配有禦用導演張藝謀來代言，原籍秦地的張藝謀以其電影作品的大氣磅礴著稱，如《英雄》、《大秦賦》、《大秦帝國》等頗有氣勢恢宏，詠古頌今，頌揚獨裁，乃深合主子旨意。

籍貫秦地的習近平似乎比毛澤東更領悟大秦遺風，他也有著構建大一統政治的強烈欲求，冒進浮誇，圖大貪功，舉凡黨、政、軍、財、經、文、教、農、工、商等各界各行，都得讓習來獨攬一身、定於一尊，還妄想對外擴張，天下一統。毛時代流行詞：“全國一盤棋”，如今又翻舊出新而熱炒，以“一言堂”淩駕天下，特別用於上海的抗疫。

中國人骨子裏有“天人合一”，混沌一氣的原始思維和巫術，這集體無意識天然地被大一統政治統攝，進而主導了亞細亞生產方式，在古代，它有利於治理水患、開挖運河、修建長城、建造皇宮等大型項目。在當今，有利於以舉國之力操辦上海防控。在思想意識高度，可以塑造全民的遵命、服從、聽話，即奴性，這恰是習近平的“不忘使命”：“凝聚全民抗疫的強大共識”。

在大一統政治如火如荼的文革期間，誇張而高調的道義目的論籠罩住中國大地上的各項各業，如有“農業以糧為綱、工業以鋼為綱。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於是到處呈現“一刀切”現象，凡是與“綱”不合之事，全得讓步，退避。

今天上海的抗疫正是一刀切做法：為了抗疫的宏偉大業，其他事情全都算不得“事情”，那怕是危機人生命的要事。再如，“同層密接隔離政策”，一人得陽整樓隔離，幾人得陽整區封閉。搞得：簡單直接粗暴，次生災害不斷，雞飛狗跳，人心惶惶。

 

• 外儒內法，臉麵爭光

 

習近平頗想搞《厲害了，我的國》，可看出習的“初心”中有“大秦”情愫，但不唯此。習熟知亡秦之故，暴秦之害，了解《過秦論》，於是就看重《荀子》思想，希望借鑒儒家思想補救暴秦之偏，但這隻是延續了曆史上慣行的“外儒內法”傳統，毫無創意。

以現代人的目光審視，法家思想並非全都是負麵的，糟糕的。譬如，法家的政治思想有“緣法而治”、“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法不阿貴，繩不撓曲”、“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等——貫徹一條法治平等的路線。

秦之後曆代皇朝，形成傳統的官方和上層社會的意識形態是儒家思想，儒家在治國綱要上對法家進行修正，改變其嚴刑律法、冷酷無情、對人性的踐踏，而用溫情脈脈的道德麵紗來遮蓋人心自私之惡。然而儒家的溫情脈脈卻是斷然排斥法家的平等觀，十分講究等級秩序的排位：“尊尊、親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樣導致另一種人性醜惡的釋放。

無論是法家抑或儒家，都嚴重匱乏精神超越性，使得中國人滑落到小人德性的急切功利性，熱衷於超近距離的貼身肉搏，這突出表現為儒家的“麵子文化”，即等級競爭。

今天，習近平把上海抗疫重重地押寶在他的麵子上：看吧，環顧世界，唯有我習某才能夠做到新冠病毒“清零”，豐功偉業啊；溥天之下，皆我臣屬；溥天之下，盡表忠心！

開啟小人心境：這就是習近平的“初心、使命”不可告人的真正用意所在！清零政策來自權力最高層，而下層執行者在習某巫祝之辭誘導下，層層加碼，步步緊逼，使防疫措施變得越來越嚴苛，越來越不通人情，越來越背離常識，卻迎來了中國式“麵子”大豐收！    

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今天，活躍在上海街頭的“大白”誌願者，大多來自社會底層，他們深知等級社會的底層生活之艱辛、悲愴、卑賤、滄桑，受欺受壓，吃苦甚多，在心坎中積滿了多多的怨恨，為此張公百忍，隻是期盼著猴年馬月有個身份升遷，從此羊與狼的位置對調，角色得以變換，從此終於有了發泄的口子和對象，就如二十年媳婦熬成婆婆那樣。今天好機會來了，讓底層誌願者們身披白大褂，臂佩紅袖章，頓時獲得了權力，身價躥升！於是人們就見到了大白們在上海街頭的變本加厲，肆無忌憚。

更是有不少大白門來自外省市的農村地區，他們往往有著毛澤東情結，相信毛澤東的詛咒語“農村包圍城市”，內心對待上海，這個以魔都著稱的城市有著較深的嫉恨，於是今天找到了發泄口子，爭當“南京路上好八連”，侮辱上海人一番，五十步笑百步，好不痛快啊！

上海本地市民，生存在全民抗疫的如此高壓境遇，顯得勢單力孤，不得不進行一場忍耐之心的大考驗。雖說是有海派氣質，但是多年來在習氏毛左政治侵染下，上海人漸漸變得麻木起來，中國傳統習性在增強，一個“忍”字當頭，懂得“看三勢”，學會“拎得清”，不做“填刀頭”，好漢不吃眼前虧，識時務者為俊傑，好死不如賴活著——與內地的庸眾一樣，都是媳婦受熬的心態——如此則喪失了做人的真誠性和崇高性。

 

                                                    施衛江

寫於 美國紐約

2022年5月26日上海抗疫為何如此狂暴？

 

最近，上海人民沉浸在“靜態管理、動態清零”的極度悲憤中，二個月來的抗疫，上海居民要麽封閉在家裏，要麽隔離在方艙，要麽入住醫院，最慘的是一些外地來滬的農民工、送貨員和運輸汽車司機，隻得睡眠在大街上、橋孔下、卡車裏，還不得行走出受封圍欄，還得不到足夠食物。不管呆在城市哪個角落，是富人或窮人，是教授還是乞丐，人人自危，生活無序，商店關門，藥品斷供，生存所需的基本食品、日用品都要靠手機上操作去“搶”，凡是不會手機操作就隻能等死，非新冠病毒引起的疾病都不算是“病”，假如某個病人不能出示有效核酸測試陰性證明，病人均得不到及時救治，更惡劣的措施是，要裝配鐵網在管控區的每一棟民宅樓的大門口，予以嚴加防範管製，防市民如防盜賊！“大白”警察容許隨意闖進市民家中搞“執法”，市民蒙受盡多的不幸和災難可就是不容許公開自由發聲喊冤！

嗚呼！號稱“國家主人”的上海市民，本是代表中國最具先進生產力的一族群體，理應充分釋放出上海市民的聰明才幹去搞建設，然而在黨中央的“清零”政策強製下，海派靈性竟然大肆遭受踐踏，人格尊嚴被貶至不及囚徒的卑下，被準許的行動自由還不如圈養的禽畜。哀哉！上海市民的生存境況是多麽孤苦伶仃無助，上海市民的精神抑鬱是何等淒淒慘慘戚戚。

由中央政府主導的抗疫“清零”，為什麽要對上海人民動用如此的粗暴、野蠻、獸性、瘋狂？這在西方自由世界看來，簡直太不可思議了！根源究竟是什麽呢？

 

（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發生在上海的抗疫狂暴當然不是海派文化傳承的特質，而是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親自部署指揮、密集指示批示”來進行，這位總書記宣稱：“我們的防控方針是由黨的性質和宗旨決定的”，“從黨的性質宗旨認識疫情防控方針”，當然不是飛來之石，而是經有悠久曆史的中國傳統孵化而成，它僵硬地主宰著當今中國政治的一切。欲懂得這場清零抗疫的真實意圖，須深入了解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須了解中國的民風民俗，尤其是陝北地區。

近年來，習近平嫻熟地運用他的政治手腕使大權獨攬，業已形成“九鼎之尊”局麵，且有越演越烈之勢，在其統治下的社會官僚機器不斷強化威權形式，這使得後者形式的高度威權化又促進了前者的獨裁，而前者專斷橫行又反哺後者，兩者互為反饋，攜手共進，就此全民奴性且增強不少——此即如德國學者齊美爾所講的社會學中“相互作用”的形式，對於這種“形式”的具體表達，深得魯迅精神之魂的北京大學中文係教授錢理群曾經論述道：“在一個專製統治下價值封閉的體係內，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是處在同一個價值點上的交流與反饋”（大意如此）。

可想而知，當今中國的政治形態正是走在全麵複辟傳統封建腐朽製度的路上。專製政治乃乾綱獨斷、定於一尊，且說今日中國之專製暴虐，極大地來自最高統治者的德性，習近平妄圖複辟文革，大開曆史倒車，朝思暮想他的皇帝迷夢，再造新時代的秦始皇、毛澤東。

    由此，習近平打造的強專製主義為他的暴政鋪設了平坦大道，布置於“全國一盤棋”格局下，海派上海市民深深感受到文革高潮時的毛式家天下：朕即真理，朕即國家。今天，統帥一聲令，三軍風雷動，酷政促奴性，令箭催遵命，從廟堂衙門，抵基層庸眾，政令一路暢行，貫徹無阻。

以習近平的“家天下”框架來看，上海的抗疫特別需要展示“中國共產黨所具有的無比堅強的領導力，是風雨來襲時中國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要展示中共統治下的製度“優越性”和“合法性”，更確切地說，還需要充分展示習近平總書記的“英明、偉大”形象，為他的正式“登基”皇座打基礎。構建如此之宏大敘事，習家中央政府定義了新冠病毒的抗疫是一場“人民戰爭”，全黨全民統一步調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部署”來進行的，這位總書記一再強調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堅持動態清零總方針不猶豫不動搖”，“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要把抗疫當作“為人民服務”。

以現代性的倫理學來論述，“人民”是個宏大敘事，是形而上之“大魅”，在以“人民”的名義大肆鼓噪、渲染之下，若開啟“幽暗之門”，可以發現，這隻是一塊“超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的招牌，其投射出的真實價值意向往往是希冀反饋回報給投射者自己，即小人心眼、小人心境的“自我、本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乃罪惡之淵藪，其鄙陋卑下、猥瑣不堪！

魯迅先生早就發現，中國的儒家典籍中充滿了“仁者愛人”之語，但是魯迅卻揭穿了其“瞞和騙”，其實質就是“以理殺人”！

今天的上海，把“人民”當作“綱領”來處置具體的全民抗疫，就意味著其餘事情全得靠邊讓路，抗疫以外的事情全都隻是與個人利益掛鉤而已，都是掛靠不上“人民”這個宏偉大宗旨，“人民”這個抽象綱領既然被強化得如此之高大上、偉光正，乃綱舉目張，和尚打傘，為所欲為、不擇手段！

 

（二）“不忘初心，牢記使命”

 

“初心”是習近平執政時代十分時髦的政治詞匯，既然被張揚得如此之“時髦”，它必定隱含有欺騙性！它試圖讓人民感受習的“青春故事”，聆聽他的“梁家河插隊的經曆”，規訓人民的情操，是一項典型的“洗腦工程”。

眾所周知，習近平在福建、浙江和上海三地工作過，已經獲得相當多的東南沿海地區工作的經驗，這些地區比起北方內地來具有相對較高的改革開放性，經濟結構大多是外向型，經濟水平也相應較高，治理較為先進。按照常規思路，要想當上一個大國有作為的主政者，其精神領域的價值觀訴求，本來應該引導國民走上現代化之路，深化改革，大大發揚沿海地區的先進經驗和業績成就，使融合到全球化的經濟圈中，學習西方發達的市場經濟和人文精神，求得國家發展踏上新台階。然而習近平卻不張揚他在沿海地區的經曆，反而大大弘揚在北方落後農村的生活感受、工作經曆——這就值得正義的人們去警惕和深思了。

與毛澤東一樣，習近平自身的秉性就是十分的“土”，在漢語網絡上，不滿的網民將習近平蔑稱為“包子”，意思有“土氣”之意，也就是傳統、愚昧、落後的代名詞。這與《論語》：“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意思相近，懷土就是戀土而安逸，營造個人小天地，即小人德性。我們來看看習近平是如何的“初心”？

“初心”在心理學上可稱為“原型”（榮格：archetypes），習的“原型”有“戀土情結”，顯然相悖於東南沿海地區的現代性精神品質，而在於他不斷吹噓的“土”字而凸出，即“農民情結、三農情懷”，習常稱：“我也是從農村出來的”，“我們這一代人也有這個情結，一定要把我們的老百姓，特別是我們的農民扶一把。”聽聽他的念念有詞“不忘初心”，從“習近平總書記從小就有農村情結”，可推斷習之“戀土”有小人之心：

1.  陝北延安梁家河，習近平插隊在此，據說練就了一套“大學問”，那真是了不得啊！
2. “老家富平曾在習近平迷惘彷徨時給予他溫暖”，陝西省富平縣臨近於曆史上京兆地區，這裏曾經是大一統帝國的中央權力地帶，即有秦、漢、隋、唐四朝大帝國定都於鹹陽、長安，這一家鄉情懷深深地烙印到習近平的人格秉性，使得習內心期盼著大一統政治。
3. 習近平時時要造訪河北省西柏坡，該地是毛派紅色經典的精神發源地，價值連城，非常值得習去流連忘返，就此習想要“弘揚西柏坡精神”。
4. 河北省正定縣，習年輕時候曾工作在此，當時是“農業學大寨”的先進樣板縣，是毛澤東樹立起來的一麵旗幟，同樣是紅色經典，值得去大力追捧，流芳百世。

    作為一個農業人口眾多的大國，農業生產當然需要去關心，農民的利益也當然需要去關心，任何一個具有現代化常識的人，必定知道：農民生活的大幅度改善，必須是由農業現代化來帶動，而農業現代化必須是由工業現代化來帶動，而工業現代化必須是由科技、經濟和製度等的各項現代化來帶動，需要重視精神文明的力量，也就是人的主體性自由的大發揚。然而中國的習某卻是完全的反其道而行之：要論價值觀的定位？什麽的工業、科技、文教、經濟、金融、製度、法治等等的重要發展項目全都擱置在邊上，就是因為這些不含有“初心”，從而全都被當做不重要的思想議題來處理，眼下最最要緊的事情是定位在“農民情結”、“黃土情結”之上：“不忘初心，牢記使命”——老是要把目光盯住在最最落後地區的農民生存價值觀上——這是怎麽樣的心態？怎麽樣的鬼魅心思啊？

人都是有個性的，共產黨執政也如此。理解了習近平的執政個性是那麽的“土裏土氣”，於是懂得：上海抗疫就是充滿習包子特色之土：“鞋子合不合腳，自己穿著才知道。”——紅色經典，土法上馬！   

 

•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方山水有一方風情

 

 共產黨信仰“辯證唯物主義”，其教條說：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確，特定的社會曆史地理環境可以塑造特定的精神氣質。成語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南橘北枳。按辯證法精神，反之亦然，如：彩蝶戀鮮花，蒼蠅叮臭肉；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智者樂水，仁者樂山。說到中國人的“土”，尚有各個地方的各個民風民俗民情，還可細分。

德國學者馬克斯·舍勒的行為學理論認為，能感悟到生活世界的價值和價值秩序的感情是成為行為意欲最深層的基礎部分，而這種感情決定著行為意欲的努力方向。但是舍勒又認為，不能把在一個時代和民族中流行或支配人們價值偏愛的評價係統所具有的“倫理結構”等同於作為價值優先法則的價值本身的客觀秩序。

今天，與西方自由世界一樣，強人習近平也是十分講究“顏色革命”，他將自身個性“土氣”的顏色欽定為中國的“政治正確”，即標準的意識形態，充分施展在上海地方的抗議之中，真實意圖是：以習氏“土氣”淹沒上海“海派”！

那麽究竟怎麽樣評介習包子“土氣”？

第一，純真“紅色基因”，眾所周知，習近平是在紅朝中國、紅色地域、紅色家庭、紅色時代、紅色圈子裏混出來的紅色土特產，紅色元素特濃，大紅特紅超紅。

現代中國有二大文明係統：黃色和藍色。

黃色是內陸型，具有內向封閉性質，其主要的分布地域是在北方的黃土質平原和高原上，其價值資源隻由落後的本土文明來提供（電視劇《河殤》的觀點）。

紅色文明是外來的馬列寧主義與中國本土的黃色文明相結合的產物，被綜合成“毛澤東思想路線”，具有革命的實踐性，但是主要根基還是黃色文明。

    藍色是海洋型，外向開放性質，最初地域分布在東南沿海一帶，隨之改革開放的深化，逐漸擴展至中國的大南方，它是本土文明與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結合的產物。

今天的國情是，北方黃土文明區域經濟全麵落後、蕭條，而南方藍色文明區域市場經濟發展良好，經濟指標高漲。如此經濟地理格局意味著中共統治機器的精神資源麵臨危機，這讓習近平深深不安，習某感受到來自於藍色文明對於紅色政權的威脅：資產階級市民的個體性、獨立性和自由意識在增長，他們不會如黃土地上農民幹活那樣的聽話、遵命和馴服。

遙想1949年3月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正式提出定都北平市的決議，當時的國情正如毛澤東所講：“蔣介石的國都在南京，他的基礎是江浙資本家。我們要把國都建在北平，我們也要在北平找到我們的基礎，這就是工人階級和廣大的勞動群眾。”這講話顯示了：南京的城市精神是藍色，而北平市則是黃色，紅色政權的根基需要由黃色文明來支撐、扶助，才會獲得穩定、可靠。

從前，毛澤東必定熟知曆史典故：“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對藍色文明懷有恐懼：“港台一帶，饕蚊尚多，西方世界，饕蚊成陣。”因此對待曾經位置楚地、而後深藍色的申城上海，毛澤東作指示：要采取“農村包圍城市”戰略。為此，上海外灘海關鍾樓上的大鍾報時，要以深黃色的陝北民歌樂調《東方紅》來進行，使之標誌為城市“主旋律”。要發揚“好八連”榮光，讓他們來到魔都南京路上當“哨兵”，以鎮住充滿資產階級邪念的“霓虹燈”，要加強“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全麵專政”，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今天，習近平憂心忡忡：紅色文明賴以存在基礎的黃色文明正日益蛻化墮落！為此決心拯救，在上海執行“靜態管理、動態清零”，實為一場魔鬼訓練，以鞏固紅色政權的！

 

• 粗人的痞氣，流寇的匪氣

 

紅朝中國首長級高幹的紅二代、紅三代多的是，譬如有劉少奇的兒子，陳雲兒子，鄧小平的兒女，胡耀邦的兒子，葉劍英、江澤民的數個兒女等等，在這一群體裏相比較，習包子就是顯得很“土氣”，這是為什麽呢？

這就是習近平第二個“土”：痞氣+匪氣，這是黃色文明外圍地帶“邊區”之“土氣”。

習近平讀書差勁是知曉的，然而這在首長級的紅後代中較為少見，盡管習近平時常吹噓讀書很多，還煞有介事地列出一長串讀書單來，頗有“此地無銀三百兩”之意。由於不願讀書、讀不進書，習的頭腦難以裝備積聚人類優秀文明的知識。蘇格拉底雲“知識即美德”，其否命題亦同樣成立。現代學者的認識更為精確，知識與美德之間的正向關聯性是需要建立在高概率基礎上，較有科學的合理性。毛澤東閱讀中國古典經書甚多，但也是痞氣+匪氣很濃厚，毛澤東特別讚賞二位流氓痞子皇帝：劉邦和朱元璋，毛把糟粕當作了精粹。

拉馬克的“用進廢退”可以較好解釋，讀書不好的習近平，喜好炫耀他的四肢發達：“我那個時候扛200斤麥子，十裏山路不換肩。”習對頭腦簡單事項：“新時期上山下鄉工程”、“好兒女誌在四方，有誌者奮鬥無悔”，頗有興趣和熱度，可見一斑。習近平坦承其念茲在茲“農民情結”，可以推斷出他的氣質和秉性，天然地與知識性匱缺的泥腿子、四肢發達者、粗布短衫者融通起來，對待海派氣質的上海人就不會有好感，可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

要深入了解習近平的所作所為，需要了解他的個性和風格，需要了解養育習某其秉性、氣質的地方，考察那裏的風土人情。習近平念念不忘他的“初心”之地，就是年輕時候插隊落戶的革命聖地延安，那裏是紅色大本營，更是“紅太陽升起的地方”。對於習近平來說，陝北延安就是他的紅色乳娘，思想養育之地，“作為一個人民公仆，陝北高原是我的根，因為這裏培養出我不變的信念：要為人民做實事！無論我走到哪裏，永遠都是黃土地的兒子。”習近平回憶說，插隊在梁家河，他“看到了人民群眾的根本，真正理解了老百姓”，“我幾乎從來沒哭過，印象較深的兩次哭都是在陝北。”情深誼長啊！

延安市，坐落在陝西省北部，是遊牧文明與農耕文明交融的邊區地帶，漢民族農民世世代代居住此地的曆史中，頻頻遭受多個遊牧民族和部落的相互殺戮、掠奪和洗劫，身處如此蠻族生態的劫掠，釀造出戎狄民風：痞氣+匪氣，漸漸墮落之，本地農耕地上又孵化出次生代的漢族大盜和流寇，如：王嘉胤、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董福祥等等。

大清皇朝晚期，西方殖民主義勢力進入中國東部沿海，紛紛建立起西方式的先進藍色文明，從此經濟格局和重心轉移，地處西北的陝西省經濟文化大幅衰弱，秦風不再，此衰彼漲，當地土匪、土豪卻猖狂起來，到了民國時期，整個陝北地區的匪患尤其嚴重，那時候國民政府的管控力無法抵達陝北，但這恰好為共產黨武裝力量製造出福音來，留給了共軍以極佳的撒野契機和匪盜空間。臭味相投便稱知己，當毛澤東掛帥的大股共軍（紅軍）萬裏迢迢流竄作案來到陝北時候，如魚得水般找準了自己的落腳地，建立起蘇區。

民諺：窮山惡水出刁民，粗茶淡飯無孑遺。肉腐生蛆，蛆熟產蠅；土劣孵匪，匪頑升寇。流寇是土匪發展的頂峰，流寇之所以十分殘暴凶狠毒辣無恥，那是因為流寇作案多是流竄在異地他鄉：1）幾乎碰不上熟人，於是缺乏道德約束；2）罪案的對象都是與己血緣疏遠，於是下得了狠手；3）流竄作案中不容易被抓捕，於是缺乏法律製裁的威懾感。

民國時期的學者傅斯年，曾經把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美國學者餘英時把毛澤東在山上鬧革命歸類為土匪行徑，中共政府體製內走出來的學者阮銘也將當年盤踞在井岡山和延安，建立蘇區的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具體的匪徒而言尚有匪氣強弱的區分，中共領袖中毛澤東、習近平之流痞氣、匪氣特濃，雖然直接將他們比作為流寇尚不恰當，然則深入去思考精神性的高層次本質，就會發現確有近似之處，如操守低劣，隻顧眼前的歡樂和榮耀，不思長治久安的方針、政策和治理，即不具可持續性發展，缺乏人性，不擇手段，不顧人民死活，更扯淡有什麽超越情懷、尋求來世的永生。

上海執行抗疫大行動，是習某心理投射：“習近平總書記親自部署、親自指揮”，乃“初心不改”，大大地用上“梁家河大學問”，卻是來真的：痞氣加匪氣，勁兒十足！

 

• 秦始皇→毛澤東→習近平

 

這三者思想有著較大的傳承性。中共的建黨、建國都是繼承了中國傳統“外儒內法”的一套專製主義本色，馬克思主義成分並不多，如“緊密團結在以某某某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就是中共執政文化的萬能公式，其“春秋大義”足令執政者癡迷不已。

中國政治延續了千年的專製主義，其要數秦始皇的大一統治理格局最具開創、暴虐和傳承，其遺產深深地烙印在中華民族的政治文化基因上。《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今皇帝並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傳承至後世，中共統治者毛澤東、習近平極為崇拜、讚賞，毛澤東自稱：“馬克思加秦始皇”，自比“秦皇、漢武”。習近平是粗人，缺文秀，但配有禦用導演張藝謀來代言，原籍秦地的張藝謀以其電影作品的大氣磅礴著稱，如《英雄》、《大秦賦》、《大秦帝國》等頗有氣勢恢宏，詠古頌今，頌揚獨裁，乃深合主子旨意。

籍貫秦地的習近平似乎比毛澤東更領悟大秦遺風，他也有著構建大一統政治的強烈欲求，冒進浮誇，圖大貪功，舉凡黨、政、軍、財、經、文、教、農、工、商等各界各行，都得讓習來獨攬一身、定於一尊，還妄想對外擴張，天下一統。毛時代流行詞：“全國一盤棋”，如今又翻舊出新而熱炒，以“一言堂”淩駕天下，特別用於上海的抗疫。

中國人骨子裏有“天人合一”，混沌一氣的原始思維和巫術，這集體無意識天然地被大一統政治統攝，進而主導了亞細亞生產方式，在古代，它有利於治理水患、開挖運河、修建長城、建造皇宮等大型項目。在當今，有利於以舉國之力操辦上海防控。在思想意識高度，可以塑造全民的遵命、服從、聽話，即奴性，這恰是習近平的“不忘使命”：“凝聚全民抗疫的強大共識”。

在大一統政治如火如荼的文革期間，誇張而高調的道義目的論籠罩住中國大地上的各項各業，如有“農業以糧為綱、工業以鋼為綱。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於是到處呈現“一刀切”現象，凡是與“綱”不合之事，全得讓步，退避。

今天上海的抗疫正是一刀切做法：為了抗疫的宏偉大業，其他事情全都算不得“事情”，那怕是危機人生命的要事。再如，“同層密接隔離政策”，一人得陽整樓隔離，幾人得陽整區封閉。搞得：簡單直接粗暴，次生災害不斷，雞飛狗跳，人心惶惶。

 

• 外儒內法，臉麵爭光

 

習近平頗想搞《厲害了，我的國》，可看出習的“初心”中有“大秦”情愫，但不唯此。習熟知亡秦之故，暴秦之害，了解《過秦論》，於是就看重《荀子》思想，希望借鑒儒家思想補救暴秦之偏，但這隻是延續了曆史上慣行的“外儒內法”傳統，毫無創意。

以現代人的目光審視，法家思想並非全都是負麵的，糟糕的。譬如，法家的政治思想有“緣法而治”、“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法不阿貴，繩不撓曲”、“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等——貫徹一條法治平等的路線。

秦之後曆代皇朝，形成傳統的官方和上層社會的意識形態是儒家思想，儒家在治國綱要上對法家進行修正，改變其嚴刑律法、冷酷無情、對人性的踐踏，而用溫情脈脈的道德麵紗來遮蓋人心自私之惡。然而儒家的溫情脈脈卻是斷然排斥法家的平等觀，十分講究等級秩序的排位：“尊尊、親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樣導致另一種人性醜惡的釋放。

無論是法家抑或儒家，都嚴重匱乏精神超越性，使得中國人滑落到小人德性的急切功利性，熱衷於超近距離的貼身肉搏，這突出表現為儒家的“麵子文化”，即等級競爭。

今天，習近平把上海抗疫重重地押寶在他的麵子上：看吧，環顧世界，唯有我習某才能夠做到新冠病毒“清零”，豐功偉業啊；溥天之下，皆我臣屬；溥天之下，盡表忠心！

開啟小人心境：這就是習近平的“初心、使命”不可告人的真正用意所在！清零政策來自權力最高層，而下層執行者在習某巫祝之辭誘導下，層層加碼，步步緊逼，使防疫措施變得越來越嚴苛，越來越不通人情，越來越背離常識，卻迎來了中國式“麵子”大豐收！    

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今天，活躍在上海街頭的“大白”誌願者，大多來自社會底層，他們深知等級社會的底層生活之艱辛、悲愴、卑賤、滄桑，受欺受壓，吃苦甚多，在心坎中積滿了多多的怨恨，為此張公百忍，隻是期盼著猴年馬月有個身份升遷，從此羊與狼的位置對調，角色得以變換，從此終於有了發泄的口子和對象，就如二十年媳婦熬成婆婆那樣。今天好機會來了，讓底層誌願者們身披白大褂，臂佩紅袖章，頓時獲得了權力，身價躥升！於是人們就見到了大白們在上海街頭的變本加厲，肆無忌憚。

更是有不少大白門來自外省市的農村地區，他們往往有著毛澤東情結，相信毛澤東的詛咒語“農村包圍城市”，內心對待上海，這個以魔都著稱的城市有著較深的嫉恨，於是今天找到了發泄口子，爭當“南京路上好八連”，侮辱上海人一番，五十步笑百步，好不痛快啊！

上海本地市民，生存在全民抗疫的如此高壓境遇，顯得勢單力孤，不得不進行一場忍耐之心的大考驗。雖說是有海派氣質，但是多年來在習氏毛左政治侵染下，上海人漸漸變得麻木起來，中國傳統習性在增強，一個“忍”字當頭，懂得“看三勢”，學會“拎得清”，不做“填刀頭”，好漢不吃眼前虧，識時務者為俊傑，好死不如賴活著——與內地的庸眾一樣，都是媳婦受熬的心態——如此則喪失了做人的真誠性和崇高性。

 

                                                    施衛江

寫於 美國紐約

2022年5月26日上海抗疫為何如此狂暴？

 

最近，上海人民沉浸在“靜態管理、動態清零”的極度悲憤中，二個月來的抗疫，上海居民要麽封閉在家裏，要麽隔離在方艙，要麽入住醫院，最慘的是一些外地來滬的農民工、送貨員和運輸汽車司機，隻得睡眠在大街上、橋孔下、卡車裏，還不得行走出受封圍欄，還得不到足夠食物。不管呆在城市哪個角落，是富人或窮人，是教授還是乞丐，人人自危，生活無序，商店關門，藥品斷供，生存所需的基本食品、日用品都要靠手機上操作去“搶”，凡是不會手機操作就隻能等死，非新冠病毒引起的疾病都不算是“病”，假如某個病人不能出示有效核酸測試陰性證明，病人均得不到及時救治，更惡劣的措施是，要裝配鐵網在管控區的每一棟民宅樓的大門口，予以嚴加防範管製，防市民如防盜賊！“大白”警察容許隨意闖進市民家中搞“執法”，市民蒙受盡多的不幸和災難可就是不容許公開自由發聲喊冤！

嗚呼！號稱“國家主人”的上海市民，本是代表中國最具先進生產力的一族群體，理應充分釋放出上海市民的聰明才幹去搞建設，然而在黨中央的“清零”政策強製下，海派靈性竟然大肆遭受踐踏，人格尊嚴被貶至不及囚徒的卑下，被準許的行動自由還不如圈養的禽畜。哀哉！上海市民的生存境況是多麽孤苦伶仃無助，上海市民的精神抑鬱是何等淒淒慘慘戚戚。

由中央政府主導的抗疫“清零”，為什麽要對上海人民動用如此的粗暴、野蠻、獸性、瘋狂？這在西方自由世界看來，簡直太不可思議了！根源究竟是什麽呢？

 

（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發生在上海的抗疫狂暴當然不是海派文化傳承的特質，而是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親自部署指揮、密集指示批示”來進行，這位總書記宣稱：“我們的防控方針是由黨的性質和宗旨決定的”，“從黨的性質宗旨認識疫情防控方針”，當然不是飛來之石，而是經有悠久曆史的中國傳統孵化而成，它僵硬地主宰著當今中國政治的一切。欲懂得這場清零抗疫的真實意圖，須深入了解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須了解中國的民風民俗，尤其是陝北地區。

近年來，習近平嫻熟地運用他的政治手腕使大權獨攬，業已形成“九鼎之尊”局麵，且有越演越烈之勢，在其統治下的社會官僚機器不斷強化威權形式，這使得後者形式的高度威權化又促進了前者的獨裁，而前者專斷橫行又反哺後者，兩者互為反饋，攜手共進，就此全民奴性且增強不少——此即如德國學者齊美爾所講的社會學中“相互作用”的形式，對於這種“形式”的具體表達，深得魯迅精神之魂的北京大學中文係教授錢理群曾經論述道：“在一個專製統治下價值封閉的體係內，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是處在同一個價值點上的交流與反饋”（大意如此）。

可想而知，當今中國的政治形態正是走在全麵複辟傳統封建腐朽製度的路上。專製政治乃乾綱獨斷、定於一尊，且說今日中國之專製暴虐，極大地來自最高統治者的德性，習近平妄圖複辟文革，大開曆史倒車，朝思暮想他的皇帝迷夢，再造新時代的秦始皇、毛澤東。

    由此，習近平打造的強專製主義為他的暴政鋪設了平坦大道，布置於“全國一盤棋”格局下，海派上海市民深深感受到文革高潮時的毛式家天下：朕即真理，朕即國家。今天，統帥一聲令，三軍風雷動，酷政促奴性，令箭催遵命，從廟堂衙門，抵基層庸眾，政令一路暢行，貫徹無阻。

以習近平的“家天下”框架來看，上海的抗疫特別需要展示“中國共產黨所具有的無比堅強的領導力，是風雨來襲時中國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要展示中共統治下的製度“優越性”和“合法性”，更確切地說，還需要充分展示習近平總書記的“英明、偉大”形象，為他的正式“登基”皇座打基礎。構建如此之宏大敘事，習家中央政府定義了新冠病毒的抗疫是一場“人民戰爭”，全黨全民統一步調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部署”來進行的，這位總書記一再強調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堅持動態清零總方針不猶豫不動搖”，“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要把抗疫當作“為人民服務”。

以現代性的倫理學來論述，“人民”是個宏大敘事，是形而上之“大魅”，在以“人民”的名義大肆鼓噪、渲染之下，若開啟“幽暗之門”，可以發現，這隻是一塊“超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的招牌，其投射出的真實價值意向往往是希冀反饋回報給投射者自己，即小人心眼、小人心境的“自我、本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乃罪惡之淵藪，其鄙陋卑下、猥瑣不堪！

魯迅先生早就發現，中國的儒家典籍中充滿了“仁者愛人”之語，但是魯迅卻揭穿了其“瞞和騙”，其實質就是“以理殺人”！

今天的上海，把“人民”當作“綱領”來處置具體的全民抗疫，就意味著其餘事情全得靠邊讓路，抗疫以外的事情全都隻是與個人利益掛鉤而已，都是掛靠不上“人民”這個宏偉大宗旨，“人民”這個抽象綱領既然被強化得如此之高大上、偉光正，乃綱舉目張，和尚打傘，為所欲為、不擇手段！

 

（二）“不忘初心，牢記使命”

 

“初心”是習近平執政時代十分時髦的政治詞匯，既然被張揚得如此之“時髦”，它必定隱含有欺騙性！它試圖讓人民感受習的“青春故事”，聆聽他的“梁家河插隊的經曆”，規訓人民的情操，是一項典型的“洗腦工程”。

眾所周知，習近平在福建、浙江和上海三地工作過，已經獲得相當多的東南沿海地區工作的經驗，這些地區比起北方內地來具有相對較高的改革開放性，經濟結構大多是外向型，經濟水平也相應較高，治理較為先進。按照常規思路，要想當上一個大國有作為的主政者，其精神領域的價值觀訴求，本來應該引導國民走上現代化之路，深化改革，大大發揚沿海地區的先進經驗和業績成就，使融合到全球化的經濟圈中，學習西方發達的市場經濟和人文精神，求得國家發展踏上新台階。然而習近平卻不張揚他在沿海地區的經曆，反而大大弘揚在北方落後農村的生活感受、工作經曆——這就值得正義的人們去警惕和深思了。

與毛澤東一樣，習近平自身的秉性就是十分的“土”，在漢語網絡上，不滿的網民將習近平蔑稱為“包子”，意思有“土氣”之意，也就是傳統、愚昧、落後的代名詞。這與《論語》：“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意思相近，懷土就是戀土而安逸，營造個人小天地，即小人德性。我們來看看習近平是如何的“初心”？

“初心”在心理學上可稱為“原型”（榮格：archetypes），習的“原型”有“戀土情結”，顯然相悖於東南沿海地區的現代性精神品質，而在於他不斷吹噓的“土”字而凸出，即“農民情結、三農情懷”，習常稱：“我也是從農村出來的”，“我們這一代人也有這個情結，一定要把我們的老百姓，特別是我們的農民扶一把。”聽聽他的念念有詞“不忘初心”，從“習近平總書記從小就有農村情結”，可推斷習之“戀土”有小人之心：

1.  陝北延安梁家河，習近平插隊在此，據說練就了一套“大學問”，那真是了不得啊！
2. “老家富平曾在習近平迷惘彷徨時給予他溫暖”，陝西省富平縣臨近於曆史上京兆地區，這裏曾經是大一統帝國的中央權力地帶，即有秦、漢、隋、唐四朝大帝國定都於鹹陽、長安，這一家鄉情懷深深地烙印到習近平的人格秉性，使得習內心期盼著大一統政治。
3. 習近平時時要造訪河北省西柏坡，該地是毛派紅色經典的精神發源地，價值連城，非常值得習去流連忘返，就此習想要“弘揚西柏坡精神”。
4. 河北省正定縣，習年輕時候曾工作在此，當時是“農業學大寨”的先進樣板縣，是毛澤東樹立起來的一麵旗幟，同樣是紅色經典，值得去大力追捧，流芳百世。

    作為一個農業人口眾多的大國，農業生產當然需要去關心，農民的利益也當然需要去關心，任何一個具有現代化常識的人，必定知道：農民生活的大幅度改善，必須是由農業現代化來帶動，而農業現代化必須是由工業現代化來帶動，而工業現代化必須是由科技、經濟和製度等的各項現代化來帶動，需要重視精神文明的力量，也就是人的主體性自由的大發揚。然而中國的習某卻是完全的反其道而行之：要論價值觀的定位？什麽的工業、科技、文教、經濟、金融、製度、法治等等的重要發展項目全都擱置在邊上，就是因為這些不含有“初心”，從而全都被當做不重要的思想議題來處理，眼下最最要緊的事情是定位在“農民情結”、“黃土情結”之上：“不忘初心，牢記使命”——老是要把目光盯住在最最落後地區的農民生存價值觀上——這是怎麽樣的心態？怎麽樣的鬼魅心思啊？

人都是有個性的，共產黨執政也如此。理解了習近平的執政個性是那麽的“土裏土氣”，於是懂得：上海抗疫就是充滿習包子特色之土：“鞋子合不合腳，自己穿著才知道。”——紅色經典，土法上馬！   

 

•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方山水有一方風情

 

 共產黨信仰“辯證唯物主義”，其教條說：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確，特定的社會曆史地理環境可以塑造特定的精神氣質。成語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南橘北枳。按辯證法精神，反之亦然，如：彩蝶戀鮮花，蒼蠅叮臭肉；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智者樂水，仁者樂山。說到中國人的“土”，尚有各個地方的各個民風民俗民情，還可細分。

德國學者馬克斯·舍勒的行為學理論認為，能感悟到生活世界的價值和價值秩序的感情是成為行為意欲最深層的基礎部分，而這種感情決定著行為意欲的努力方向。但是舍勒又認為，不能把在一個時代和民族中流行或支配人們價值偏愛的評價係統所具有的“倫理結構”等同於作為價值優先法則的價值本身的客觀秩序。

今天，與西方自由世界一樣，強人習近平也是十分講究“顏色革命”，他將自身個性“土氣”的顏色欽定為中國的“政治正確”，即標準的意識形態，充分施展在上海地方的抗議之中，真實意圖是：以習氏“土氣”淹沒上海“海派”！

那麽究竟怎麽樣評介習包子“土氣”？

第一，純真“紅色基因”，眾所周知，習近平是在紅朝中國、紅色地域、紅色家庭、紅色時代、紅色圈子裏混出來的紅色土特產，紅色元素特濃，大紅特紅超紅。

現代中國有二大文明係統：黃色和藍色。

黃色是內陸型，具有內向封閉性質，其主要的分布地域是在北方的黃土質平原和高原上，其價值資源隻由落後的本土文明來提供（電視劇《河殤》的觀點）。

紅色文明是外來的馬列寧主義與中國本土的黃色文明相結合的產物，被綜合成“毛澤東思想路線”，具有革命的實踐性，但是主要根基還是黃色文明。

    藍色是海洋型，外向開放性質，最初地域分布在東南沿海一帶，隨之改革開放的深化，逐漸擴展至中國的大南方，它是本土文明與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結合的產物。

今天的國情是，北方黃土文明區域經濟全麵落後、蕭條，而南方藍色文明區域市場經濟發展良好，經濟指標高漲。如此經濟地理格局意味著中共統治機器的精神資源麵臨危機，這讓習近平深深不安，習某感受到來自於藍色文明對於紅色政權的威脅：資產階級市民的個體性、獨立性和自由意識在增長，他們不會如黃土地上農民幹活那樣的聽話、遵命和馴服。

遙想1949年3月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正式提出定都北平市的決議，當時的國情正如毛澤東所講：“蔣介石的國都在南京，他的基礎是江浙資本家。我們要把國都建在北平，我們也要在北平找到我們的基礎，這就是工人階級和廣大的勞動群眾。”這講話顯示了：南京的城市精神是藍色，而北平市則是黃色，紅色政權的根基需要由黃色文明來支撐、扶助，才會獲得穩定、可靠。

從前，毛澤東必定熟知曆史典故：“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對藍色文明懷有恐懼：“港台一帶，饕蚊尚多，西方世界，饕蚊成陣。”因此對待曾經位置楚地、而後深藍色的申城上海，毛澤東作指示：要采取“農村包圍城市”戰略。為此，上海外灘海關鍾樓上的大鍾報時，要以深黃色的陝北民歌樂調《東方紅》來進行，使之標誌為城市“主旋律”。要發揚“好八連”榮光，讓他們來到魔都南京路上當“哨兵”，以鎮住充滿資產階級邪念的“霓虹燈”，要加強“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全麵專政”，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今天，習近平憂心忡忡：紅色文明賴以存在基礎的黃色文明正日益蛻化墮落！為此決心拯救，在上海執行“靜態管理、動態清零”，實為一場魔鬼訓練，以鞏固紅色政權的！

 

• 粗人的痞氣，流寇的匪氣

 

紅朝中國首長級高幹的紅二代、紅三代多的是，譬如有劉少奇的兒子，陳雲兒子，鄧小平的兒女，胡耀邦的兒子，葉劍英、江澤民的數個兒女等等，在這一群體裏相比較，習包子就是顯得很“土氣”，這是為什麽呢？

這就是習近平第二個“土”：痞氣+匪氣，這是黃色文明外圍地帶“邊區”之“土氣”。

習近平讀書差勁是知曉的，然而這在首長級的紅後代中較為少見，盡管習近平時常吹噓讀書很多，還煞有介事地列出一長串讀書單來，頗有“此地無銀三百兩”之意。由於不願讀書、讀不進書，習的頭腦難以裝備積聚人類優秀文明的知識。蘇格拉底雲“知識即美德”，其否命題亦同樣成立。現代學者的認識更為精確，知識與美德之間的正向關聯性是需要建立在高概率基礎上，較有科學的合理性。毛澤東閱讀中國古典經書甚多，但也是痞氣+匪氣很濃厚，毛澤東特別讚賞二位流氓痞子皇帝：劉邦和朱元璋，毛把糟粕當作了精粹。

拉馬克的“用進廢退”可以較好解釋，讀書不好的習近平，喜好炫耀他的四肢發達：“我那個時候扛200斤麥子，十裏山路不換肩。”習對頭腦簡單事項：“新時期上山下鄉工程”、“好兒女誌在四方，有誌者奮鬥無悔”，頗有興趣和熱度，可見一斑。習近平坦承其念茲在茲“農民情結”，可以推斷出他的氣質和秉性，天然地與知識性匱缺的泥腿子、四肢發達者、粗布短衫者融通起來，對待海派氣質的上海人就不會有好感，可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

要深入了解習近平的所作所為，需要了解他的個性和風格，需要了解養育習某其秉性、氣質的地方，考察那裏的風土人情。習近平念念不忘他的“初心”之地，就是年輕時候插隊落戶的革命聖地延安，那裏是紅色大本營，更是“紅太陽升起的地方”。對於習近平來說，陝北延安就是他的紅色乳娘，思想養育之地，“作為一個人民公仆，陝北高原是我的根，因為這裏培養出我不變的信念：要為人民做實事！無論我走到哪裏，永遠都是黃土地的兒子。”習近平回憶說，插隊在梁家河，他“看到了人民群眾的根本，真正理解了老百姓”，“我幾乎從來沒哭過，印象較深的兩次哭都是在陝北。”情深誼長啊！

延安市，坐落在陝西省北部，是遊牧文明與農耕文明交融的邊區地帶，漢民族農民世世代代居住此地的曆史中，頻頻遭受多個遊牧民族和部落的相互殺戮、掠奪和洗劫，身處如此蠻族生態的劫掠，釀造出戎狄民風：痞氣+匪氣，漸漸墮落之，本地農耕地上又孵化出次生代的漢族大盜和流寇，如：王嘉胤、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董福祥等等。

大清皇朝晚期，西方殖民主義勢力進入中國東部沿海，紛紛建立起西方式的先進藍色文明，從此經濟格局和重心轉移，地處西北的陝西省經濟文化大幅衰弱，秦風不再，此衰彼漲，當地土匪、土豪卻猖狂起來，到了民國時期，整個陝北地區的匪患尤其嚴重，那時候國民政府的管控力無法抵達陝北，但這恰好為共產黨武裝力量製造出福音來，留給了共軍以極佳的撒野契機和匪盜空間。臭味相投便稱知己，當毛澤東掛帥的大股共軍（紅軍）萬裏迢迢流竄作案來到陝北時候，如魚得水般找準了自己的落腳地，建立起蘇區。

民諺：窮山惡水出刁民，粗茶淡飯無孑遺。肉腐生蛆，蛆熟產蠅；土劣孵匪，匪頑升寇。流寇是土匪發展的頂峰，流寇之所以十分殘暴凶狠毒辣無恥，那是因為流寇作案多是流竄在異地他鄉：1）幾乎碰不上熟人，於是缺乏道德約束；2）罪案的對象都是與己血緣疏遠，於是下得了狠手；3）流竄作案中不容易被抓捕，於是缺乏法律製裁的威懾感。

民國時期的學者傅斯年，曾經把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美國學者餘英時把毛澤東在山上鬧革命歸類為土匪行徑，中共政府體製內走出來的學者阮銘也將當年盤踞在井岡山和延安，建立蘇區的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具體的匪徒而言尚有匪氣強弱的區分，中共領袖中毛澤東、習近平之流痞氣、匪氣特濃，雖然直接將他們比作為流寇尚不恰當，然則深入去思考精神性的高層次本質，就會發現確有近似之處，如操守低劣，隻顧眼前的歡樂和榮耀，不思長治久安的方針、政策和治理，即不具可持續性發展，缺乏人性，不擇手段，不顧人民死活，更扯淡有什麽超越情懷、尋求來世的永生。

上海執行抗疫大行動，是習某心理投射：“習近平總書記親自部署、親自指揮”，乃“初心不改”，大大地用上“梁家河大學問”，卻是來真的：痞氣加匪氣，勁兒十足！

 

• 秦始皇→毛澤東→習近平

 

這三者思想有著較大的傳承性。中共的建黨、建國都是繼承了中國傳統“外儒內法”的一套專製主義本色，馬克思主義成分並不多，如“緊密團結在以某某某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就是中共執政文化的萬能公式，其“春秋大義”足令執政者癡迷不已。

中國政治延續了千年的專製主義，其要數秦始皇的大一統治理格局最具開創、暴虐和傳承，其遺產深深地烙印在中華民族的政治文化基因上。《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今皇帝並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傳承至後世，中共統治者毛澤東、習近平極為崇拜、讚賞，毛澤東自稱：“馬克思加秦始皇”，自比“秦皇、漢武”。習近平是粗人，缺文秀，但配有禦用導演張藝謀來代言，原籍秦地的張藝謀以其電影作品的大氣磅礴著稱，如《英雄》、《大秦賦》、《大秦帝國》等頗有氣勢恢宏，詠古頌今，頌揚獨裁，乃深合主子旨意。

籍貫秦地的習近平似乎比毛澤東更領悟大秦遺風，他也有著構建大一統政治的強烈欲求，冒進浮誇，圖大貪功，舉凡黨、政、軍、財、經、文、教、農、工、商等各界各行，都得讓習來獨攬一身、定於一尊，還妄想對外擴張，天下一統。毛時代流行詞：“全國一盤棋”，如今又翻舊出新而熱炒，以“一言堂”淩駕天下，特別用於上海的抗疫。

中國人骨子裏有“天人合一”，混沌一氣的原始思維和巫術，這集體無意識天然地被大一統政治統攝，進而主導了亞細亞生產方式，在古代，它有利於治理水患、開挖運河、修建長城、建造皇宮等大型項目。在當今，有利於以舉國之力操辦上海防控。在思想意識高度，可以塑造全民的遵命、服從、聽話，即奴性，這恰是習近平的“不忘使命”：“凝聚全民抗疫的強大共識”。

在大一統政治如火如荼的文革期間，誇張而高調的道義目的論籠罩住中國大地上的各項各業，如有“農業以糧為綱、工業以鋼為綱。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於是到處呈現“一刀切”現象，凡是與“綱”不合之事，全得讓步，退避。

今天上海的抗疫正是一刀切做法：為了抗疫的宏偉大業，其他事情全都算不得“事情”，那怕是危機人生命的要事。再如，“同層密接隔離政策”，一人得陽整樓隔離，幾人得陽整區封閉。搞得：簡單直接粗暴，次生災害不斷，雞飛狗跳，人心惶惶。

 

• 外儒內法，臉麵爭光

 

習近平頗想搞《厲害了，我的國》，可看出習的“初心”中有“大秦”情愫，但不唯此。習熟知亡秦之故，暴秦之害，了解《過秦論》，於是就看重《荀子》思想，希望借鑒儒家思想補救暴秦之偏，但這隻是延續了曆史上慣行的“外儒內法”傳統，毫無創意。

以現代人的目光審視，法家思想並非全都是負麵的，糟糕的。譬如，法家的政治思想有“緣法而治”、“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法不阿貴，繩不撓曲”、“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等——貫徹一條法治平等的路線。

秦之後曆代皇朝，形成傳統的官方和上層社會的意識形態是儒家思想，儒家在治國綱要上對法家進行修正，改變其嚴刑律法、冷酷無情、對人性的踐踏，而用溫情脈脈的道德麵紗來遮蓋人心自私之惡。然而儒家的溫情脈脈卻是斷然排斥法家的平等觀，十分講究等級秩序的排位：“尊尊、親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樣導致另一種人性醜惡的釋放。

無論是法家抑或儒家，都嚴重匱乏精神超越性，使得中國人滑落到小人德性的急切功利性，熱衷於超近距離的貼身肉搏，這突出表現為儒家的“麵子文化”，即等級競爭。

今天，習近平把上海抗疫重重地押寶在他的麵子上：看吧，環顧世界，唯有我習某才能夠做到新冠病毒“清零”，豐功偉業啊；溥天之下，皆我臣屬；溥天之下，盡表忠心！

開啟小人心境：這就是習近平的“初心、使命”不可告人的真正用意所在！清零政策來自權力最高層，而下層執行者在習某巫祝之辭誘導下，層層加碼，步步緊逼，使防疫措施變得越來越嚴苛，越來越不通人情，越來越背離常識，卻迎來了中國式“麵子”大豐收！    

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今天，活躍在上海街頭的“大白”誌願者，大多來自社會底層，他們深知等級社會的底層生活之艱辛、悲愴、卑賤、滄桑，受欺受壓，吃苦甚多，在心坎中積滿了多多的怨恨，為此張公百忍，隻是期盼著猴年馬月有個身份升遷，從此羊與狼的位置對調，角色得以變換，從此終於有了發泄的口子和對象，就如二十年媳婦熬成婆婆那樣。今天好機會來了，讓底層誌願者們身披白大褂，臂佩紅袖章，頓時獲得了權力，身價躥升！於是人們就見到了大白們在上海街頭的變本加厲，肆無忌憚。

更是有不少大白門來自外省市的農村地區，他們往往有著毛澤東情結，相信毛澤東的詛咒語“農村包圍城市”，內心對待上海，這個以魔都著稱的城市有著較深的嫉恨，於是今天找到了發泄口子，爭當“南京路上好八連”，侮辱上海人一番，五十步笑百步，好不痛快啊！

上海本地市民，生存在全民抗疫的如此高壓境遇，顯得勢單力孤，不得不進行一場忍耐之心的大考驗。雖說是有海派氣質，但是多年來在習氏毛左政治侵染下，上海人漸漸變得麻木起來，中國傳統習性在增強，一個“忍”字當頭，懂得“看三勢”，學會“拎得清”，不做“填刀頭”，好漢不吃眼前虧，識時務者為俊傑，好死不如賴活著——與內地的庸眾一樣，都是媳婦受熬的心態——如此則喪失了做人的真誠性和崇高性。

 

                                                    施衛江

寫於 美國紐約

2022年5月26日上海抗疫為何如此狂暴？

 

最近，上海人民沉浸在“靜態管理、動態清零”的極度悲憤中，二個月來的抗疫，上海居民要麽封閉在家裏，要麽隔離在方艙，要麽入住醫院，最慘的是一些外地來滬的農民工、送貨員和運輸汽車司機，隻得睡眠在大街上、橋孔下、卡車裏，還不得行走出受封圍欄，還得不到足夠食物。不管呆在城市哪個角落，是富人或窮人，是教授還是乞丐，人人自危，生活無序，商店關門，藥品斷供，生存所需的基本食品、日用品都要靠手機上操作去“搶”，凡是不會手機操作就隻能等死，非新冠病毒引起的疾病都不算是“病”，假如某個病人不能出示有效核酸測試陰性證明，病人均得不到及時救治，更惡劣的措施是，要裝配鐵網在管控區的每一棟民宅樓的大門口，予以嚴加防範管製，防市民如防盜賊！“大白”警察容許隨意闖進市民家中搞“執法”，市民蒙受盡多的不幸和災難可就是不容許公開自由發聲喊冤！

嗚呼！號稱“國家主人”的上海市民，本是代表中國最具先進生產力的一族群體，理應充分釋放出上海市民的聰明才幹去搞建設，然而在黨中央的“清零”政策強製下，海派靈性竟然大肆遭受踐踏，人格尊嚴被貶至不及囚徒的卑下，被準許的行動自由還不如圈養的禽畜。哀哉！上海市民的生存境況是多麽孤苦伶仃無助，上海市民的精神抑鬱是何等淒淒慘慘戚戚。

由中央政府主導的抗疫“清零”，為什麽要對上海人民動用如此的粗暴、野蠻、獸性、瘋狂？這在西方自由世界看來，簡直太不可思議了！根源究竟是什麽呢？

 

（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發生在上海的抗疫狂暴當然不是海派文化傳承的特質，而是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親自部署指揮、密集指示批示”來進行，這位總書記宣稱：“我們的防控方針是由黨的性質和宗旨決定的”，“從黨的性質宗旨認識疫情防控方針”，當然不是飛來之石，而是經有悠久曆史的中國傳統孵化而成，它僵硬地主宰著當今中國政治的一切。欲懂得這場清零抗疫的真實意圖，須深入了解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須了解中國的民風民俗，尤其是陝北地區。

近年來，習近平嫻熟地運用他的政治手腕使大權獨攬，業已形成“九鼎之尊”局麵，且有越演越烈之勢，在其統治下的社會官僚機器不斷強化威權形式，這使得後者形式的高度威權化又促進了前者的獨裁，而前者專斷橫行又反哺後者，兩者互為反饋，攜手共進，就此全民奴性且增強不少——此即如德國學者齊美爾所講的社會學中“相互作用”的形式，對於這種“形式”的具體表達，深得魯迅精神之魂的北京大學中文係教授錢理群曾經論述道：“在一個專製統治下價值封閉的體係內，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是處在同一個價值點上的交流與反饋”（大意如此）。

可想而知，當今中國的政治形態正是走在全麵複辟傳統封建腐朽製度的路上。專製政治乃乾綱獨斷、定於一尊，且說今日中國之專製暴虐，極大地來自最高統治者的德性，習近平妄圖複辟文革，大開曆史倒車，朝思暮想他的皇帝迷夢，再造新時代的秦始皇、毛澤東。

    由此，習近平打造的強專製主義為他的暴政鋪設了平坦大道，布置於“全國一盤棋”格局下，海派上海市民深深感受到文革高潮時的毛式家天下：朕即真理，朕即國家。今天，統帥一聲令，三軍風雷動，酷政促奴性，令箭催遵命，從廟堂衙門，抵基層庸眾，政令一路暢行，貫徹無阻。

以習近平的“家天下”框架來看，上海的抗疫特別需要展示“中國共產黨所具有的無比堅強的領導力，是風雨來襲時中國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要展示中共統治下的製度“優越性”和“合法性”，更確切地說，還需要充分展示習近平總書記的“英明、偉大”形象，為他的正式“登基”皇座打基礎。構建如此之宏大敘事，習家中央政府定義了新冠病毒的抗疫是一場“人民戰爭”，全黨全民統一步調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部署”來進行的，這位總書記一再強調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堅持動態清零總方針不猶豫不動搖”，“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要把抗疫當作“為人民服務”。

以現代性的倫理學來論述，“人民”是個宏大敘事，是形而上之“大魅”，在以“人民”的名義大肆鼓噪、渲染之下，若開啟“幽暗之門”，可以發現，這隻是一塊“超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的招牌，其投射出的真實價值意向往往是希冀反饋回報給投射者自己，即小人心眼、小人心境的“自我、本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乃罪惡之淵藪，其鄙陋卑下、猥瑣不堪！

魯迅先生早就發現，中國的儒家典籍中充滿了“仁者愛人”之語，但是魯迅卻揭穿了其“瞞和騙”，其實質就是“以理殺人”！

今天的上海，把“人民”當作“綱領”來處置具體的全民抗疫，就意味著其餘事情全得靠邊讓路，抗疫以外的事情全都隻是與個人利益掛鉤而已，都是掛靠不上“人民”這個宏偉大宗旨，“人民”這個抽象綱領既然被強化得如此之高大上、偉光正，乃綱舉目張，和尚打傘，為所欲為、不擇手段！

 

（二）“不忘初心，牢記使命”

 

“初心”是習近平執政時代十分時髦的政治詞匯，既然被張揚得如此之“時髦”，它必定隱含有欺騙性！它試圖讓人民感受習的“青春故事”，聆聽他的“梁家河插隊的經曆”，規訓人民的情操，是一項典型的“洗腦工程”。

眾所周知，習近平在福建、浙江和上海三地工作過，已經獲得相當多的東南沿海地區工作的經驗，這些地區比起北方內地來具有相對較高的改革開放性，經濟結構大多是外向型，經濟水平也相應較高，治理較為先進。按照常規思路，要想當上一個大國有作為的主政者，其精神領域的價值觀訴求，本來應該引導國民走上現代化之路，深化改革，大大發揚沿海地區的先進經驗和業績成就，使融合到全球化的經濟圈中，學習西方發達的市場經濟和人文精神，求得國家發展踏上新台階。然而習近平卻不張揚他在沿海地區的經曆，反而大大弘揚在北方落後農村的生活感受、工作經曆——這就值得正義的人們去警惕和深思了。

與毛澤東一樣，習近平自身的秉性就是十分的“土”，在漢語網絡上，不滿的網民將習近平蔑稱為“包子”，意思有“土氣”之意，也就是傳統、愚昧、落後的代名詞。這與《論語》：“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意思相近，懷土就是戀土而安逸，營造個人小天地，即小人德性。我們來看看習近平是如何的“初心”？

“初心”在心理學上可稱為“原型”（榮格：archetypes），習的“原型”有“戀土情結”，顯然相悖於東南沿海地區的現代性精神品質，而在於他不斷吹噓的“土”字而凸出，即“農民情結、三農情懷”，習常稱：“我也是從農村出來的”，“我們這一代人也有這個情結，一定要把我們的老百姓，特別是我們的農民扶一把。”聽聽他的念念有詞“不忘初心”，從“習近平總書記從小就有農村情結”，可推斷習之“戀土”有小人之心：

1.  陝北延安梁家河，習近平插隊在此，據說練就了一套“大學問”，那真是了不得啊！
2. “老家富平曾在習近平迷惘彷徨時給予他溫暖”，陝西省富平縣臨近於曆史上京兆地區，這裏曾經是大一統帝國的中央權力地帶，即有秦、漢、隋、唐四朝大帝國定都於鹹陽、長安，這一家鄉情懷深深地烙印到習近平的人格秉性，使得習內心期盼著大一統政治。
3. 習近平時時要造訪河北省西柏坡，該地是毛派紅色經典的精神發源地，價值連城，非常值得習去流連忘返，就此習想要“弘揚西柏坡精神”。
4. 河北省正定縣，習年輕時候曾工作在此，當時是“農業學大寨”的先進樣板縣，是毛澤東樹立起來的一麵旗幟，同樣是紅色經典，值得去大力追捧，流芳百世。

    作為一個農業人口眾多的大國，農業生產當然需要去關心，農民的利益也當然需要去關心，任何一個具有現代化常識的人，必定知道：農民生活的大幅度改善，必須是由農業現代化來帶動，而農業現代化必須是由工業現代化來帶動，而工業現代化必須是由科技、經濟和製度等的各項現代化來帶動，需要重視精神文明的力量，也就是人的主體性自由的大發揚。然而中國的習某卻是完全的反其道而行之：要論價值觀的定位？什麽的工業、科技、文教、經濟、金融、製度、法治等等的重要發展項目全都擱置在邊上，就是因為這些不含有“初心”，從而全都被當做不重要的思想議題來處理，眼下最最要緊的事情是定位在“農民情結”、“黃土情結”之上：“不忘初心，牢記使命”——老是要把目光盯住在最最落後地區的農民生存價值觀上——這是怎麽樣的心態？怎麽樣的鬼魅心思啊？

人都是有個性的，共產黨執政也如此。理解了習近平的執政個性是那麽的“土裏土氣”，於是懂得：上海抗疫就是充滿習包子特色之土：“鞋子合不合腳，自己穿著才知道。”——紅色經典，土法上馬！   

 

•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方山水有一方風情

 

 共產黨信仰“辯證唯物主義”，其教條說：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確，特定的社會曆史地理環境可以塑造特定的精神氣質。成語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南橘北枳。按辯證法精神，反之亦然，如：彩蝶戀鮮花，蒼蠅叮臭肉；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智者樂水，仁者樂山。說到中國人的“土”，尚有各個地方的各個民風民俗民情，還可細分。

德國學者馬克斯·舍勒的行為學理論認為，能感悟到生活世界的價值和價值秩序的感情是成為行為意欲最深層的基礎部分，而這種感情決定著行為意欲的努力方向。但是舍勒又認為，不能把在一個時代和民族中流行或支配人們價值偏愛的評價係統所具有的“倫理結構”等同於作為價值優先法則的價值本身的客觀秩序。

今天，與西方自由世界一樣，強人習近平也是十分講究“顏色革命”，他將自身個性“土氣”的顏色欽定為中國的“政治正確”，即標準的意識形態，充分施展在上海地方的抗議之中，真實意圖是：以習氏“土氣”淹沒上海“海派”！

那麽究竟怎麽樣評介習包子“土氣”？

第一，純真“紅色基因”，眾所周知，習近平是在紅朝中國、紅色地域、紅色家庭、紅色時代、紅色圈子裏混出來的紅色土特產，紅色元素特濃，大紅特紅超紅。

現代中國有二大文明係統：黃色和藍色。

黃色是內陸型，具有內向封閉性質，其主要的分布地域是在北方的黃土質平原和高原上，其價值資源隻由落後的本土文明來提供（電視劇《河殤》的觀點）。

紅色文明是外來的馬列寧主義與中國本土的黃色文明相結合的產物，被綜合成“毛澤東思想路線”，具有革命的實踐性，但是主要根基還是黃色文明。

    藍色是海洋型，外向開放性質，最初地域分布在東南沿海一帶，隨之改革開放的深化，逐漸擴展至中國的大南方，它是本土文明與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結合的產物。

今天的國情是，北方黃土文明區域經濟全麵落後、蕭條，而南方藍色文明區域市場經濟發展良好，經濟指標高漲。如此經濟地理格局意味著中共統治機器的精神資源麵臨危機，這讓習近平深深不安，習某感受到來自於藍色文明對於紅色政權的威脅：資產階級市民的個體性、獨立性和自由意識在增長，他們不會如黃土地上農民幹活那樣的聽話、遵命和馴服。

遙想1949年3月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正式提出定都北平市的決議，當時的國情正如毛澤東所講：“蔣介石的國都在南京，他的基礎是江浙資本家。我們要把國都建在北平，我們也要在北平找到我們的基礎，這就是工人階級和廣大的勞動群眾。”這講話顯示了：南京的城市精神是藍色，而北平市則是黃色，紅色政權的根基需要由黃色文明來支撐、扶助，才會獲得穩定、可靠。

從前，毛澤東必定熟知曆史典故：“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對藍色文明懷有恐懼：“港台一帶，饕蚊尚多，西方世界，饕蚊成陣。”因此對待曾經位置楚地、而後深藍色的申城上海，毛澤東作指示：要采取“農村包圍城市”戰略。為此，上海外灘海關鍾樓上的大鍾報時，要以深黃色的陝北民歌樂調《東方紅》來進行，使之標誌為城市“主旋律”。要發揚“好八連”榮光，讓他們來到魔都南京路上當“哨兵”，以鎮住充滿資產階級邪念的“霓虹燈”，要加強“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全麵專政”，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今天，習近平憂心忡忡：紅色文明賴以存在基礎的黃色文明正日益蛻化墮落！為此決心拯救，在上海執行“靜態管理、動態清零”，實為一場魔鬼訓練，以鞏固紅色政權的！

 

• 粗人的痞氣，流寇的匪氣

 

紅朝中國首長級高幹的紅二代、紅三代多的是，譬如有劉少奇的兒子，陳雲兒子，鄧小平的兒女，胡耀邦的兒子，葉劍英、江澤民的數個兒女等等，在這一群體裏相比較，習包子就是顯得很“土氣”，這是為什麽呢？

這就是習近平第二個“土”：痞氣+匪氣，這是黃色文明外圍地帶“邊區”之“土氣”。

習近平讀書差勁是知曉的，然而這在首長級的紅後代中較為少見，盡管習近平時常吹噓讀書很多，還煞有介事地列出一長串讀書單來，頗有“此地無銀三百兩”之意。由於不願讀書、讀不進書，習的頭腦難以裝備積聚人類優秀文明的知識。蘇格拉底雲“知識即美德”，其否命題亦同樣成立。現代學者的認識更為精確，知識與美德之間的正向關聯性是需要建立在高概率基礎上，較有科學的合理性。毛澤東閱讀中國古典經書甚多，但也是痞氣+匪氣很濃厚，毛澤東特別讚賞二位流氓痞子皇帝：劉邦和朱元璋，毛把糟粕當作了精粹。

拉馬克的“用進廢退”可以較好解釋，讀書不好的習近平，喜好炫耀他的四肢發達：“我那個時候扛200斤麥子，十裏山路不換肩。”習對頭腦簡單事項：“新時期上山下鄉工程”、“好兒女誌在四方，有誌者奮鬥無悔”，頗有興趣和熱度，可見一斑。習近平坦承其念茲在茲“農民情結”，可以推斷出他的氣質和秉性，天然地與知識性匱缺的泥腿子、四肢發達者、粗布短衫者融通起來，對待海派氣質的上海人就不會有好感，可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

要深入了解習近平的所作所為，需要了解他的個性和風格，需要了解養育習某其秉性、氣質的地方，考察那裏的風土人情。習近平念念不忘他的“初心”之地，就是年輕時候插隊落戶的革命聖地延安，那裏是紅色大本營，更是“紅太陽升起的地方”。對於習近平來說，陝北延安就是他的紅色乳娘，思想養育之地，“作為一個人民公仆，陝北高原是我的根，因為這裏培養出我不變的信念：要為人民做實事！無論我走到哪裏，永遠都是黃土地的兒子。”習近平回憶說，插隊在梁家河，他“看到了人民群眾的根本，真正理解了老百姓”，“我幾乎從來沒哭過，印象較深的兩次哭都是在陝北。”情深誼長啊！

延安市，坐落在陝西省北部，是遊牧文明與農耕文明交融的邊區地帶，漢民族農民世世代代居住此地的曆史中，頻頻遭受多個遊牧民族和部落的相互殺戮、掠奪和洗劫，身處如此蠻族生態的劫掠，釀造出戎狄民風：痞氣+匪氣，漸漸墮落之，本地農耕地上又孵化出次生代的漢族大盜和流寇，如：王嘉胤、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董福祥等等。

大清皇朝晚期，西方殖民主義勢力進入中國東部沿海，紛紛建立起西方式的先進藍色文明，從此經濟格局和重心轉移，地處西北的陝西省經濟文化大幅衰弱，秦風不再，此衰彼漲，當地土匪、土豪卻猖狂起來，到了民國時期，整個陝北地區的匪患尤其嚴重，那時候國民政府的管控力無法抵達陝北，但這恰好為共產黨武裝力量製造出福音來，留給了共軍以極佳的撒野契機和匪盜空間。臭味相投便稱知己，當毛澤東掛帥的大股共軍（紅軍）萬裏迢迢流竄作案來到陝北時候，如魚得水般找準了自己的落腳地，建立起蘇區。

民諺：窮山惡水出刁民，粗茶淡飯無孑遺。肉腐生蛆，蛆熟產蠅；土劣孵匪，匪頑升寇。流寇是土匪發展的頂峰，流寇之所以十分殘暴凶狠毒辣無恥，那是因為流寇作案多是流竄在異地他鄉：1）幾乎碰不上熟人，於是缺乏道德約束；2）罪案的對象都是與己血緣疏遠，於是下得了狠手；3）流竄作案中不容易被抓捕，於是缺乏法律製裁的威懾感。

民國時期的學者傅斯年，曾經把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美國學者餘英時把毛澤東在山上鬧革命歸類為土匪行徑，中共政府體製內走出來的學者阮銘也將當年盤踞在井岡山和延安，建立蘇區的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具體的匪徒而言尚有匪氣強弱的區分，中共領袖中毛澤東、習近平之流痞氣、匪氣特濃，雖然直接將他們比作為流寇尚不恰當，然則深入去思考精神性的高層次本質，就會發現確有近似之處，如操守低劣，隻顧眼前的歡樂和榮耀，不思長治久安的方針、政策和治理，即不具可持續性發展，缺乏人性，不擇手段，不顧人民死活，更扯淡有什麽超越情懷、尋求來世的永生。

上海執行抗疫大行動，是習某心理投射：“習近平總書記親自部署、親自指揮”，乃“初心不改”，大大地用上“梁家河大學問”，卻是來真的：痞氣加匪氣，勁兒十足！

 

• 秦始皇→毛澤東→習近平

 

這三者思想有著較大的傳承性。中共的建黨、建國都是繼承了中國傳統“外儒內法”的一套專製主義本色，馬克思主義成分並不多，如“緊密團結在以某某某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就是中共執政文化的萬能公式，其“春秋大義”足令執政者癡迷不已。

中國政治延續了千年的專製主義，其要數秦始皇的大一統治理格局最具開創、暴虐和傳承，其遺產深深地烙印在中華民族的政治文化基因上。《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今皇帝並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傳承至後世，中共統治者毛澤東、習近平極為崇拜、讚賞，毛澤東自稱：“馬克思加秦始皇”，自比“秦皇、漢武”。習近平是粗人，缺文秀，但配有禦用導演張藝謀來代言，原籍秦地的張藝謀以其電影作品的大氣磅礴著稱，如《英雄》、《大秦賦》、《大秦帝國》等頗有氣勢恢宏，詠古頌今，頌揚獨裁，乃深合主子旨意。

籍貫秦地的習近平似乎比毛澤東更領悟大秦遺風，他也有著構建大一統政治的強烈欲求，冒進浮誇，圖大貪功，舉凡黨、政、軍、財、經、文、教、農、工、商等各界各行，都得讓習來獨攬一身、定於一尊，還妄想對外擴張，天下一統。毛時代流行詞：“全國一盤棋”，如今又翻舊出新而熱炒，以“一言堂”淩駕天下，特別用於上海的抗疫。

中國人骨子裏有“天人合一”，混沌一氣的原始思維和巫術，這集體無意識天然地被大一統政治統攝，進而主導了亞細亞生產方式，在古代，它有利於治理水患、開挖運河、修建長城、建造皇宮等大型項目。在當今，有利於以舉國之力操辦上海防控。在思想意識高度，可以塑造全民的遵命、服從、聽話，即奴性，這恰是習近平的“不忘使命”：“凝聚全民抗疫的強大共識”。

在大一統政治如火如荼的文革期間，誇張而高調的道義目的論籠罩住中國大地上的各項各業，如有“農業以糧為綱、工業以鋼為綱。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於是到處呈現“一刀切”現象，凡是與“綱”不合之事，全得讓步，退避。

今天上海的抗疫正是一刀切做法：為了抗疫的宏偉大業，其他事情全都算不得“事情”，那怕是危機人生命的要事。再如，“同層密接隔離政策”，一人得陽整樓隔離，幾人得陽整區封閉。搞得：簡單直接粗暴，次生災害不斷，雞飛狗跳，人心惶惶。

 

• 外儒內法，臉麵爭光

 

習近平頗想搞《厲害了，我的國》，可看出習的“初心”中有“大秦”情愫，但不唯此。習熟知亡秦之故，暴秦之害，了解《過秦論》，於是就看重《荀子》思想，希望借鑒儒家思想補救暴秦之偏，但這隻是延續了曆史上慣行的“外儒內法”傳統，毫無創意。

以現代人的目光審視，法家思想並非全都是負麵的，糟糕的。譬如，法家的政治思想有“緣法而治”、“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法不阿貴，繩不撓曲”、“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等——貫徹一條法治平等的路線。

秦之後曆代皇朝，形成傳統的官方和上層社會的意識形態是儒家思想，儒家在治國綱要上對法家進行修正，改變其嚴刑律法、冷酷無情、對人性的踐踏，而用溫情脈脈的道德麵紗來遮蓋人心自私之惡。然而儒家的溫情脈脈卻是斷然排斥法家的平等觀，十分講究等級秩序的排位：“尊尊、親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樣導致另一種人性醜惡的釋放。

無論是法家抑或儒家，都嚴重匱乏精神超越性，使得中國人滑落到小人德性的急切功利性，熱衷於超近距離的貼身肉搏，這突出表現為儒家的“麵子文化”，即等級競爭。

今天，習近平把上海抗疫重重地押寶在他的麵子上：看吧，環顧世界，唯有我習某才能夠做到新冠病毒“清零”，豐功偉業啊；溥天之下，皆我臣屬；溥天之下，盡表忠心！

開啟小人心境：這就是習近平的“初心、使命”不可告人的真正用意所在！清零政策來自權力最高層，而下層執行者在習某巫祝之辭誘導下，層層加碼，步步緊逼，使防疫措施變得越來越嚴苛，越來越不通人情，越來越背離常識，卻迎來了中國式“麵子”大豐收！    

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今天，活躍在上海街頭的“大白”誌願者，大多來自社會底層，他們深知等級社會的底層生活之艱辛、悲愴、卑賤、滄桑，受欺受壓，吃苦甚多，在心坎中積滿了多多的怨恨，為此張公百忍，隻是期盼著猴年馬月有個身份升遷，從此羊與狼的位置對調，角色得以變換，從此終於有了發泄的口子和對象，就如二十年媳婦熬成婆婆那樣。今天好機會來了，讓底層誌願者們身披白大褂，臂佩紅袖章，頓時獲得了權力，身價躥升！於是人們就見到了大白們在上海街頭的變本加厲，肆無忌憚。

更是有不少大白門來自外省市的農村地區，他們往往有著毛澤東情結，相信毛澤東的詛咒語“農村包圍城市”，內心對待上海，這個以魔都著稱的城市有著較深的嫉恨，於是今天找到了發泄口子，爭當“南京路上好八連”，侮辱上海人一番，五十步笑百步，好不痛快啊！

上海本地市民，生存在全民抗疫的如此高壓境遇，顯得勢單力孤，不得不進行一場忍耐之心的大考驗。雖說是有海派氣質，但是多年來在習氏毛左政治侵染下，上海人漸漸變得麻木起來，中國傳統習性在增強，一個“忍”字當頭，懂得“看三勢”，學會“拎得清”，不做“填刀頭”，好漢不吃眼前虧，識時務者為俊傑，好死不如賴活著——與內地的庸眾一樣，都是媳婦受熬的心態——如此則喪失了做人的真誠性和崇高性。

 

                                                    施衛江

寫於 美國紐約

2022年5月26日上海抗疫為何如此狂暴？

 

最近，上海人民沉浸在“靜態管理、動態清零”的極度悲憤中，二個月來的抗疫，上海居民要麽封閉在家裏，要麽隔離在方艙，要麽入住醫院，最慘的是一些外地來滬的農民工、送貨員和運輸汽車司機，隻得睡眠在大街上、橋孔下、卡車裏，還不得行走出受封圍欄，還得不到足夠食物。不管呆在城市哪個角落，是富人或窮人，是教授還是乞丐，人人自危，生活無序，商店關門，藥品斷供，生存所需的基本食品、日用品都要靠手機上操作去“搶”，凡是不會手機操作就隻能等死，非新冠病毒引起的疾病都不算是“病”，假如某個病人不能出示有效核酸測試陰性證明，病人均得不到及時救治，更惡劣的措施是，要裝配鐵網在管控區的每一棟民宅樓的大門口，予以嚴加防範管製，防市民如防盜賊！“大白”警察容許隨意闖進市民家中搞“執法”，市民蒙受盡多的不幸和災難可就是不容許公開自由發聲喊冤！

嗚呼！號稱“國家主人”的上海市民，本是代表中國最具先進生產力的一族群體，理應充分釋放出上海市民的聰明才幹去搞建設，然而在黨中央的“清零”政策強製下，海派靈性竟然大肆遭受踐踏，人格尊嚴被貶至不及囚徒的卑下，被準許的行動自由還不如圈養的禽畜。哀哉！上海市民的生存境況是多麽孤苦伶仃無助，上海市民的精神抑鬱是何等淒淒慘慘戚戚。

由中央政府主導的抗疫“清零”，為什麽要對上海人民動用如此的粗暴、野蠻、獸性、瘋狂？這在西方自由世界看來，簡直太不可思議了！根源究竟是什麽呢？

 

（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發生在上海的抗疫狂暴當然不是海派文化傳承的特質，而是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親自部署指揮、密集指示批示”來進行，這位總書記宣稱：“我們的防控方針是由黨的性質和宗旨決定的”，“從黨的性質宗旨認識疫情防控方針”，當然不是飛來之石，而是經有悠久曆史的中國傳統孵化而成，它僵硬地主宰著當今中國政治的一切。欲懂得這場清零抗疫的真實意圖，須深入了解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須了解中國的民風民俗，尤其是陝北地區。

近年來，習近平嫻熟地運用他的政治手腕使大權獨攬，業已形成“九鼎之尊”局麵，且有越演越烈之勢，在其統治下的社會官僚機器不斷強化威權形式，這使得後者形式的高度威權化又促進了前者的獨裁，而前者專斷橫行又反哺後者，兩者互為反饋，攜手共進，就此全民奴性且增強不少——此即如德國學者齊美爾所講的社會學中“相互作用”的形式，對於這種“形式”的具體表達，深得魯迅精神之魂的北京大學中文係教授錢理群曾經論述道：“在一個專製統治下價值封閉的體係內，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是處在同一個價值點上的交流與反饋”（大意如此）。

可想而知，當今中國的政治形態正是走在全麵複辟傳統封建腐朽製度的路上。專製政治乃乾綱獨斷、定於一尊，且說今日中國之專製暴虐，極大地來自最高統治者的德性，習近平妄圖複辟文革，大開曆史倒車，朝思暮想他的皇帝迷夢，再造新時代的秦始皇、毛澤東。

    由此，習近平打造的強專製主義為他的暴政鋪設了平坦大道，布置於“全國一盤棋”格局下，海派上海市民深深感受到文革高潮時的毛式家天下：朕即真理，朕即國家。今天，統帥一聲令，三軍風雷動，酷政促奴性，令箭催遵命，從廟堂衙門，抵基層庸眾，政令一路暢行，貫徹無阻。

以習近平的“家天下”框架來看，上海的抗疫特別需要展示“中國共產黨所具有的無比堅強的領導力，是風雨來襲時中國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要展示中共統治下的製度“優越性”和“合法性”，更確切地說，還需要充分展示習近平總書記的“英明、偉大”形象，為他的正式“登基”皇座打基礎。構建如此之宏大敘事，習家中央政府定義了新冠病毒的抗疫是一場“人民戰爭”，全黨全民統一步調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部署”來進行的，這位總書記一再強調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堅持動態清零總方針不猶豫不動搖”，“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要把抗疫當作“為人民服務”。

以現代性的倫理學來論述，“人民”是個宏大敘事，是形而上之“大魅”，在以“人民”的名義大肆鼓噪、渲染之下，若開啟“幽暗之門”，可以發現，這隻是一塊“超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的招牌，其投射出的真實價值意向往往是希冀反饋回報給投射者自己，即小人心眼、小人心境的“自我、本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乃罪惡之淵藪，其鄙陋卑下、猥瑣不堪！

魯迅先生早就發現，中國的儒家典籍中充滿了“仁者愛人”之語，但是魯迅卻揭穿了其“瞞和騙”，其實質就是“以理殺人”！

今天的上海，把“人民”當作“綱領”來處置具體的全民抗疫，就意味著其餘事情全得靠邊讓路，抗疫以外的事情全都隻是與個人利益掛鉤而已，都是掛靠不上“人民”這個宏偉大宗旨，“人民”這個抽象綱領既然被強化得如此之高大上、偉光正，乃綱舉目張，和尚打傘，為所欲為、不擇手段！

 

（二）“不忘初心，牢記使命”

 

“初心”是習近平執政時代十分時髦的政治詞匯，既然被張揚得如此之“時髦”，它必定隱含有欺騙性！它試圖讓人民感受習的“青春故事”，聆聽他的“梁家河插隊的經曆”，規訓人民的情操，是一項典型的“洗腦工程”。

眾所周知，習近平在福建、浙江和上海三地工作過，已經獲得相當多的東南沿海地區工作的經驗，這些地區比起北方內地來具有相對較高的改革開放性，經濟結構大多是外向型，經濟水平也相應較高，治理較為先進。按照常規思路，要想當上一個大國有作為的主政者，其精神領域的價值觀訴求，本來應該引導國民走上現代化之路，深化改革，大大發揚沿海地區的先進經驗和業績成就，使融合到全球化的經濟圈中，學習西方發達的市場經濟和人文精神，求得國家發展踏上新台階。然而習近平卻不張揚他在沿海地區的經曆，反而大大弘揚在北方落後農村的生活感受、工作經曆——這就值得正義的人們去警惕和深思了。

與毛澤東一樣，習近平自身的秉性就是十分的“土”，在漢語網絡上，不滿的網民將習近平蔑稱為“包子”，意思有“土氣”之意，也就是傳統、愚昧、落後的代名詞。這與《論語》：“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意思相近，懷土就是戀土而安逸，營造個人小天地，即小人德性。我們來看看習近平是如何的“初心”？

“初心”在心理學上可稱為“原型”（榮格：archetypes），習的“原型”有“戀土情結”，顯然相悖於東南沿海地區的現代性精神品質，而在於他不斷吹噓的“土”字而凸出，即“農民情結、三農情懷”，習常稱：“我也是從農村出來的”，“我們這一代人也有這個情結，一定要把我們的老百姓，特別是我們的農民扶一把。”聽聽他的念念有詞“不忘初心”，從“習近平總書記從小就有農村情結”，可推斷習之“戀土”有小人之心：

1.  陝北延安梁家河，習近平插隊在此，據說練就了一套“大學問”，那真是了不得啊！
2. “老家富平曾在習近平迷惘彷徨時給予他溫暖”，陝西省富平縣臨近於曆史上京兆地區，這裏曾經是大一統帝國的中央權力地帶，即有秦、漢、隋、唐四朝大帝國定都於鹹陽、長安，這一家鄉情懷深深地烙印到習近平的人格秉性，使得習內心期盼著大一統政治。
3. 習近平時時要造訪河北省西柏坡，該地是毛派紅色經典的精神發源地，價值連城，非常值得習去流連忘返，就此習想要“弘揚西柏坡精神”。
4. 河北省正定縣，習年輕時候曾工作在此，當時是“農業學大寨”的先進樣板縣，是毛澤東樹立起來的一麵旗幟，同樣是紅色經典，值得去大力追捧，流芳百世。

    作為一個農業人口眾多的大國，農業生產當然需要去關心，農民的利益也當然需要去關心，任何一個具有現代化常識的人，必定知道：農民生活的大幅度改善，必須是由農業現代化來帶動，而農業現代化必須是由工業現代化來帶動，而工業現代化必須是由科技、經濟和製度等的各項現代化來帶動，需要重視精神文明的力量，也就是人的主體性自由的大發揚。然而中國的習某卻是完全的反其道而行之：要論價值觀的定位？什麽的工業、科技、文教、經濟、金融、製度、法治等等的重要發展項目全都擱置在邊上，就是因為這些不含有“初心”，從而全都被當做不重要的思想議題來處理，眼下最最要緊的事情是定位在“農民情結”、“黃土情結”之上：“不忘初心，牢記使命”——老是要把目光盯住在最最落後地區的農民生存價值觀上——這是怎麽樣的心態？怎麽樣的鬼魅心思啊？

人都是有個性的，共產黨執政也如此。理解了習近平的執政個性是那麽的“土裏土氣”，於是懂得：上海抗疫就是充滿習包子特色之土：“鞋子合不合腳，自己穿著才知道。”——紅色經典，土法上馬！   

 

•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方山水有一方風情

 

 共產黨信仰“辯證唯物主義”，其教條說：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確，特定的社會曆史地理環境可以塑造特定的精神氣質。成語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南橘北枳。按辯證法精神，反之亦然，如：彩蝶戀鮮花，蒼蠅叮臭肉；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智者樂水，仁者樂山。說到中國人的“土”，尚有各個地方的各個民風民俗民情，還可細分。

德國學者馬克斯·舍勒的行為學理論認為，能感悟到生活世界的價值和價值秩序的感情是成為行為意欲最深層的基礎部分，而這種感情決定著行為意欲的努力方向。但是舍勒又認為，不能把在一個時代和民族中流行或支配人們價值偏愛的評價係統所具有的“倫理結構”等同於作為價值優先法則的價值本身的客觀秩序。

今天，與西方自由世界一樣，強人習近平也是十分講究“顏色革命”，他將自身個性“土氣”的顏色欽定為中國的“政治正確”，即標準的意識形態，充分施展在上海地方的抗議之中，真實意圖是：以習氏“土氣”淹沒上海“海派”！

那麽究竟怎麽樣評介習包子“土氣”？

第一，純真“紅色基因”，眾所周知，習近平是在紅朝中國、紅色地域、紅色家庭、紅色時代、紅色圈子裏混出來的紅色土特產，紅色元素特濃，大紅特紅超紅。

現代中國有二大文明係統：黃色和藍色。

黃色是內陸型，具有內向封閉性質，其主要的分布地域是在北方的黃土質平原和高原上，其價值資源隻由落後的本土文明來提供（電視劇《河殤》的觀點）。

紅色文明是外來的馬列寧主義與中國本土的黃色文明相結合的產物，被綜合成“毛澤東思想路線”，具有革命的實踐性，但是主要根基還是黃色文明。

    藍色是海洋型，外向開放性質，最初地域分布在東南沿海一帶，隨之改革開放的深化，逐漸擴展至中國的大南方，它是本土文明與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結合的產物。

今天的國情是，北方黃土文明區域經濟全麵落後、蕭條，而南方藍色文明區域市場經濟發展良好，經濟指標高漲。如此經濟地理格局意味著中共統治機器的精神資源麵臨危機，這讓習近平深深不安，習某感受到來自於藍色文明對於紅色政權的威脅：資產階級市民的個體性、獨立性和自由意識在增長，他們不會如黃土地上農民幹活那樣的聽話、遵命和馴服。

遙想1949年3月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正式提出定都北平市的決議，當時的國情正如毛澤東所講：“蔣介石的國都在南京，他的基礎是江浙資本家。我們要把國都建在北平，我們也要在北平找到我們的基礎，這就是工人階級和廣大的勞動群眾。”這講話顯示了：南京的城市精神是藍色，而北平市則是黃色，紅色政權的根基需要由黃色文明來支撐、扶助，才會獲得穩定、可靠。

從前，毛澤東必定熟知曆史典故：“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對藍色文明懷有恐懼：“港台一帶，饕蚊尚多，西方世界，饕蚊成陣。”因此對待曾經位置楚地、而後深藍色的申城上海，毛澤東作指示：要采取“農村包圍城市”戰略。為此，上海外灘海關鍾樓上的大鍾報時，要以深黃色的陝北民歌樂調《東方紅》來進行，使之標誌為城市“主旋律”。要發揚“好八連”榮光，讓他們來到魔都南京路上當“哨兵”，以鎮住充滿資產階級邪念的“霓虹燈”，要加強“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全麵專政”，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今天，習近平憂心忡忡：紅色文明賴以存在基礎的黃色文明正日益蛻化墮落！為此決心拯救，在上海執行“靜態管理、動態清零”，實為一場魔鬼訓練，以鞏固紅色政權的！

 

• 粗人的痞氣，流寇的匪氣

 

紅朝中國首長級高幹的紅二代、紅三代多的是，譬如有劉少奇的兒子，陳雲兒子，鄧小平的兒女，胡耀邦的兒子，葉劍英、江澤民的數個兒女等等，在這一群體裏相比較，習包子就是顯得很“土氣”，這是為什麽呢？

這就是習近平第二個“土”：痞氣+匪氣，這是黃色文明外圍地帶“邊區”之“土氣”。

習近平讀書差勁是知曉的，然而這在首長級的紅後代中較為少見，盡管習近平時常吹噓讀書很多，還煞有介事地列出一長串讀書單來，頗有“此地無銀三百兩”之意。由於不願讀書、讀不進書，習的頭腦難以裝備積聚人類優秀文明的知識。蘇格拉底雲“知識即美德”，其否命題亦同樣成立。現代學者的認識更為精確，知識與美德之間的正向關聯性是需要建立在高概率基礎上，較有科學的合理性。毛澤東閱讀中國古典經書甚多，但也是痞氣+匪氣很濃厚，毛澤東特別讚賞二位流氓痞子皇帝：劉邦和朱元璋，毛把糟粕當作了精粹。

拉馬克的“用進廢退”可以較好解釋，讀書不好的習近平，喜好炫耀他的四肢發達：“我那個時候扛200斤麥子，十裏山路不換肩。”習對頭腦簡單事項：“新時期上山下鄉工程”、“好兒女誌在四方，有誌者奮鬥無悔”，頗有興趣和熱度，可見一斑。習近平坦承其念茲在茲“農民情結”，可以推斷出他的氣質和秉性，天然地與知識性匱缺的泥腿子、四肢發達者、粗布短衫者融通起來，對待海派氣質的上海人就不會有好感，可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

要深入了解習近平的所作所為，需要了解他的個性和風格，需要了解養育習某其秉性、氣質的地方，考察那裏的風土人情。習近平念念不忘他的“初心”之地，就是年輕時候插隊落戶的革命聖地延安，那裏是紅色大本營，更是“紅太陽升起的地方”。對於習近平來說，陝北延安就是他的紅色乳娘，思想養育之地，“作為一個人民公仆，陝北高原是我的根，因為這裏培養出我不變的信念：要為人民做實事！無論我走到哪裏，永遠都是黃土地的兒子。”習近平回憶說，插隊在梁家河，他“看到了人民群眾的根本，真正理解了老百姓”，“我幾乎從來沒哭過，印象較深的兩次哭都是在陝北。”情深誼長啊！

延安市，坐落在陝西省北部，是遊牧文明與農耕文明交融的邊區地帶，漢民族農民世世代代居住此地的曆史中，頻頻遭受多個遊牧民族和部落的相互殺戮、掠奪和洗劫，身處如此蠻族生態的劫掠，釀造出戎狄民風：痞氣+匪氣，漸漸墮落之，本地農耕地上又孵化出次生代的漢族大盜和流寇，如：王嘉胤、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董福祥等等。

大清皇朝晚期，西方殖民主義勢力進入中國東部沿海，紛紛建立起西方式的先進藍色文明，從此經濟格局和重心轉移，地處西北的陝西省經濟文化大幅衰弱，秦風不再，此衰彼漲，當地土匪、土豪卻猖狂起來，到了民國時期，整個陝北地區的匪患尤其嚴重，那時候國民政府的管控力無法抵達陝北，但這恰好為共產黨武裝力量製造出福音來，留給了共軍以極佳的撒野契機和匪盜空間。臭味相投便稱知己，當毛澤東掛帥的大股共軍（紅軍）萬裏迢迢流竄作案來到陝北時候，如魚得水般找準了自己的落腳地，建立起蘇區。

民諺：窮山惡水出刁民，粗茶淡飯無孑遺。肉腐生蛆，蛆熟產蠅；土劣孵匪，匪頑升寇。流寇是土匪發展的頂峰，流寇之所以十分殘暴凶狠毒辣無恥，那是因為流寇作案多是流竄在異地他鄉：1）幾乎碰不上熟人，於是缺乏道德約束；2）罪案的對象都是與己血緣疏遠，於是下得了狠手；3）流竄作案中不容易被抓捕，於是缺乏法律製裁的威懾感。

民國時期的學者傅斯年，曾經把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美國學者餘英時把毛澤東在山上鬧革命歸類為土匪行徑，中共政府體製內走出來的學者阮銘也將當年盤踞在井岡山和延安，建立蘇區的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具體的匪徒而言尚有匪氣強弱的區分，中共領袖中毛澤東、習近平之流痞氣、匪氣特濃，雖然直接將他們比作為流寇尚不恰當，然則深入去思考精神性的高層次本質，就會發現確有近似之處，如操守低劣，隻顧眼前的歡樂和榮耀，不思長治久安的方針、政策和治理，即不具可持續性發展，缺乏人性，不擇手段，不顧人民死活，更扯淡有什麽超越情懷、尋求來世的永生。

上海執行抗疫大行動，是習某心理投射：“習近平總書記親自部署、親自指揮”，乃“初心不改”，大大地用上“梁家河大學問”，卻是來真的：痞氣加匪氣，勁兒十足！

 

• 秦始皇→毛澤東→習近平

 

這三者思想有著較大的傳承性。中共的建黨、建國都是繼承了中國傳統“外儒內法”的一套專製主義本色，馬克思主義成分並不多，如“緊密團結在以某某某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就是中共執政文化的萬能公式，其“春秋大義”足令執政者癡迷不已。

中國政治延續了千年的專製主義，其要數秦始皇的大一統治理格局最具開創、暴虐和傳承，其遺產深深地烙印在中華民族的政治文化基因上。《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今皇帝並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傳承至後世，中共統治者毛澤東、習近平極為崇拜、讚賞，毛澤東自稱：“馬克思加秦始皇”，自比“秦皇、漢武”。習近平是粗人，缺文秀，但配有禦用導演張藝謀來代言，原籍秦地的張藝謀以其電影作品的大氣磅礴著稱，如《英雄》、《大秦賦》、《大秦帝國》等頗有氣勢恢宏，詠古頌今，頌揚獨裁，乃深合主子旨意。

籍貫秦地的習近平似乎比毛澤東更領悟大秦遺風，他也有著構建大一統政治的強烈欲求，冒進浮誇，圖大貪功，舉凡黨、政、軍、財、經、文、教、農、工、商等各界各行，都得讓習來獨攬一身、定於一尊，還妄想對外擴張，天下一統。毛時代流行詞：“全國一盤棋”，如今又翻舊出新而熱炒，以“一言堂”淩駕天下，特別用於上海的抗疫。

中國人骨子裏有“天人合一”，混沌一氣的原始思維和巫術，這集體無意識天然地被大一統政治統攝，進而主導了亞細亞生產方式，在古代，它有利於治理水患、開挖運河、修建長城、建造皇宮等大型項目。在當今，有利於以舉國之力操辦上海防控。在思想意識高度，可以塑造全民的遵命、服從、聽話，即奴性，這恰是習近平的“不忘使命”：“凝聚全民抗疫的強大共識”。

在大一統政治如火如荼的文革期間，誇張而高調的道義目的論籠罩住中國大地上的各項各業，如有“農業以糧為綱、工業以鋼為綱。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於是到處呈現“一刀切”現象，凡是與“綱”不合之事，全得讓步，退避。

今天上海的抗疫正是一刀切做法：為了抗疫的宏偉大業，其他事情全都算不得“事情”，那怕是危機人生命的要事。再如，“同層密接隔離政策”，一人得陽整樓隔離，幾人得陽整區封閉。搞得：簡單直接粗暴，次生災害不斷，雞飛狗跳，人心惶惶。

 

• 外儒內法，臉麵爭光

 

習近平頗想搞《厲害了，我的國》，可看出習的“初心”中有“大秦”情愫，但不唯此。習熟知亡秦之故，暴秦之害，了解《過秦論》，於是就看重《荀子》思想，希望借鑒儒家思想補救暴秦之偏，但這隻是延續了曆史上慣行的“外儒內法”傳統，毫無創意。

以現代人的目光審視，法家思想並非全都是負麵的，糟糕的。譬如，法家的政治思想有“緣法而治”、“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法不阿貴，繩不撓曲”、“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等——貫徹一條法治平等的路線。

秦之後曆代皇朝，形成傳統的官方和上層社會的意識形態是儒家思想，儒家在治國綱要上對法家進行修正，改變其嚴刑律法、冷酷無情、對人性的踐踏，而用溫情脈脈的道德麵紗來遮蓋人心自私之惡。然而儒家的溫情脈脈卻是斷然排斥法家的平等觀，十分講究等級秩序的排位：“尊尊、親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樣導致另一種人性醜惡的釋放。

無論是法家抑或儒家，都嚴重匱乏精神超越性，使得中國人滑落到小人德性的急切功利性，熱衷於超近距離的貼身肉搏，這突出表現為儒家的“麵子文化”，即等級競爭。

今天，習近平把上海抗疫重重地押寶在他的麵子上：看吧，環顧世界，唯有我習某才能夠做到新冠病毒“清零”，豐功偉業啊；溥天之下，皆我臣屬；溥天之下，盡表忠心！

開啟小人心境：這就是習近平的“初心、使命”不可告人的真正用意所在！清零政策來自權力最高層，而下層執行者在習某巫祝之辭誘導下，層層加碼，步步緊逼，使防疫措施變得越來越嚴苛，越來越不通人情，越來越背離常識，卻迎來了中國式“麵子”大豐收！    

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今天，活躍在上海街頭的“大白”誌願者，大多來自社會底層，他們深知等級社會的底層生活之艱辛、悲愴、卑賤、滄桑，受欺受壓，吃苦甚多，在心坎中積滿了多多的怨恨，為此張公百忍，隻是期盼著猴年馬月有個身份升遷，從此羊與狼的位置對調，角色得以變換，從此終於有了發泄的口子和對象，就如二十年媳婦熬成婆婆那樣。今天好機會來了，讓底層誌願者們身披白大褂，臂佩紅袖章，頓時獲得了權力，身價躥升！於是人們就見到了大白們在上海街頭的變本加厲，肆無忌憚。

更是有不少大白門來自外省市的農村地區，他們往往有著毛澤東情結，相信毛澤東的詛咒語“農村包圍城市”，內心對待上海，這個以魔都著稱的城市有著較深的嫉恨，於是今天找到了發泄口子，爭當“南京路上好八連”，侮辱上海人一番，五十步笑百步，好不痛快啊！

上海本地市民，生存在全民抗疫的如此高壓境遇，顯得勢單力孤，不得不進行一場忍耐之心的大考驗。雖說是有海派氣質，但是多年來在習氏毛左政治侵染下，上海人漸漸變得麻木起來，中國傳統習性在增強，一個“忍”字當頭，懂得“看三勢”，學會“拎得清”，不做“填刀頭”，好漢不吃眼前虧，識時務者為俊傑，好死不如賴活著——與內地的庸眾一樣，都是媳婦受熬的心態——如此則喪失了做人的真誠性和崇高性。

 

                                                    施衛江

寫於 美國紐約

2022年5月26日上海抗疫為何如此狂暴？

 

最近，上海人民沉浸在“靜態管理、動態清零”的極度悲憤中，二個月來的抗疫，上海居民要麽封閉在家裏，要麽隔離在方艙，要麽入住醫院，最慘的是一些外地來滬的農民工、送貨員和運輸汽車司機，隻得睡眠在大街上、橋孔下、卡車裏，還不得行走出受封圍欄，還得不到足夠食物。不管呆在城市哪個角落，是富人或窮人，是教授還是乞丐，人人自危，生活無序，商店關門，藥品斷供，生存所需的基本食品、日用品都要靠手機上操作去“搶”，凡是不會手機操作就隻能等死，非新冠病毒引起的疾病都不算是“病”，假如某個病人不能出示有效核酸測試陰性證明，病人均得不到及時救治，更惡劣的措施是，要裝配鐵網在管控區的每一棟民宅樓的大門口，予以嚴加防範管製，防市民如防盜賊！“大白”警察容許隨意闖進市民家中搞“執法”，市民蒙受盡多的不幸和災難可就是不容許公開自由發聲喊冤！

嗚呼！號稱“國家主人”的上海市民，本是代表中國最具先進生產力的一族群體，理應充分釋放出上海市民的聰明才幹去搞建設，然而在黨中央的“清零”政策強製下，海派靈性竟然大肆遭受踐踏，人格尊嚴被貶至不及囚徒的卑下，被準許的行動自由還不如圈養的禽畜。哀哉！上海市民的生存境況是多麽孤苦伶仃無助，上海市民的精神抑鬱是何等淒淒慘慘戚戚。

由中央政府主導的抗疫“清零”，為什麽要對上海人民動用如此的粗暴、野蠻、獸性、瘋狂？這在西方自由世界看來，簡直太不可思議了！根源究竟是什麽呢？

 

（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發生在上海的抗疫狂暴當然不是海派文化傳承的特質，而是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親自部署指揮、密集指示批示”來進行，這位總書記宣稱：“我們的防控方針是由黨的性質和宗旨決定的”，“從黨的性質宗旨認識疫情防控方針”，當然不是飛來之石，而是經有悠久曆史的中國傳統孵化而成，它僵硬地主宰著當今中國政治的一切。欲懂得這場清零抗疫的真實意圖，須深入了解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須了解中國的民風民俗，尤其是陝北地區。

近年來，習近平嫻熟地運用他的政治手腕使大權獨攬，業已形成“九鼎之尊”局麵，且有越演越烈之勢，在其統治下的社會官僚機器不斷強化威權形式，這使得後者形式的高度威權化又促進了前者的獨裁，而前者專斷橫行又反哺後者，兩者互為反饋，攜手共進，就此全民奴性且增強不少——此即如德國學者齊美爾所講的社會學中“相互作用”的形式，對於這種“形式”的具體表達，深得魯迅精神之魂的北京大學中文係教授錢理群曾經論述道：“在一個專製統治下價值封閉的體係內，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是處在同一個價值點上的交流與反饋”（大意如此）。

可想而知，當今中國的政治形態正是走在全麵複辟傳統封建腐朽製度的路上。專製政治乃乾綱獨斷、定於一尊，且說今日中國之專製暴虐，極大地來自最高統治者的德性，習近平妄圖複辟文革，大開曆史倒車，朝思暮想他的皇帝迷夢，再造新時代的秦始皇、毛澤東。

    由此，習近平打造的強專製主義為他的暴政鋪設了平坦大道，布置於“全國一盤棋”格局下，海派上海市民深深感受到文革高潮時的毛式家天下：朕即真理，朕即國家。今天，統帥一聲令，三軍風雷動，酷政促奴性，令箭催遵命，從廟堂衙門，抵基層庸眾，政令一路暢行，貫徹無阻。

以習近平的“家天下”框架來看，上海的抗疫特別需要展示“中國共產黨所具有的無比堅強的領導力，是風雨來襲時中國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要展示中共統治下的製度“優越性”和“合法性”，更確切地說，還需要充分展示習近平總書記的“英明、偉大”形象，為他的正式“登基”皇座打基礎。構建如此之宏大敘事，習家中央政府定義了新冠病毒的抗疫是一場“人民戰爭”，全黨全民統一步調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部署”來進行的，這位總書記一再強調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堅持動態清零總方針不猶豫不動搖”，“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要把抗疫當作“為人民服務”。

以現代性的倫理學來論述，“人民”是個宏大敘事，是形而上之“大魅”，在以“人民”的名義大肆鼓噪、渲染之下，若開啟“幽暗之門”，可以發現，這隻是一塊“超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的招牌，其投射出的真實價值意向往往是希冀反饋回報給投射者自己，即小人心眼、小人心境的“自我、本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乃罪惡之淵藪，其鄙陋卑下、猥瑣不堪！

魯迅先生早就發現，中國的儒家典籍中充滿了“仁者愛人”之語，但是魯迅卻揭穿了其“瞞和騙”，其實質就是“以理殺人”！

今天的上海，把“人民”當作“綱領”來處置具體的全民抗疫，就意味著其餘事情全得靠邊讓路，抗疫以外的事情全都隻是與個人利益掛鉤而已，都是掛靠不上“人民”這個宏偉大宗旨，“人民”這個抽象綱領既然被強化得如此之高大上、偉光正，乃綱舉目張，和尚打傘，為所欲為、不擇手段！

 

（二）“不忘初心，牢記使命”

 

“初心”是習近平執政時代十分時髦的政治詞匯，既然被張揚得如此之“時髦”，它必定隱含有欺騙性！它試圖讓人民感受習的“青春故事”，聆聽他的“梁家河插隊的經曆”，規訓人民的情操，是一項典型的“洗腦工程”。

眾所周知，習近平在福建、浙江和上海三地工作過，已經獲得相當多的東南沿海地區工作的經驗，這些地區比起北方內地來具有相對較高的改革開放性，經濟結構大多是外向型，經濟水平也相應較高，治理較為先進。按照常規思路，要想當上一個大國有作為的主政者，其精神領域的價值觀訴求，本來應該引導國民走上現代化之路，深化改革，大大發揚沿海地區的先進經驗和業績成就，使融合到全球化的經濟圈中，學習西方發達的市場經濟和人文精神，求得國家發展踏上新台階。然而習近平卻不張揚他在沿海地區的經曆，反而大大弘揚在北方落後農村的生活感受、工作經曆——這就值得正義的人們去警惕和深思了。

與毛澤東一樣，習近平自身的秉性就是十分的“土”，在漢語網絡上，不滿的網民將習近平蔑稱為“包子”，意思有“土氣”之意，也就是傳統、愚昧、落後的代名詞。這與《論語》：“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意思相近，懷土就是戀土而安逸，營造個人小天地，即小人德性。我們來看看習近平是如何的“初心”？

“初心”在心理學上可稱為“原型”（榮格：archetypes），習的“原型”有“戀土情結”，顯然相悖於東南沿海地區的現代性精神品質，而在於他不斷吹噓的“土”字而凸出，即“農民情結、三農情懷”，習常稱：“我也是從農村出來的”，“我們這一代人也有這個情結，一定要把我們的老百姓，特別是我們的農民扶一把。”聽聽他的念念有詞“不忘初心”，從“習近平總書記從小就有農村情結”，可推斷習之“戀土”有小人之心：

1.  陝北延安梁家河，習近平插隊在此，據說練就了一套“大學問”，那真是了不得啊！
2. “老家富平曾在習近平迷惘彷徨時給予他溫暖”，陝西省富平縣臨近於曆史上京兆地區，這裏曾經是大一統帝國的中央權力地帶，即有秦、漢、隋、唐四朝大帝國定都於鹹陽、長安，這一家鄉情懷深深地烙印到習近平的人格秉性，使得習內心期盼著大一統政治。
3. 習近平時時要造訪河北省西柏坡，該地是毛派紅色經典的精神發源地，價值連城，非常值得習去流連忘返，就此習想要“弘揚西柏坡精神”。
4. 河北省正定縣，習年輕時候曾工作在此，當時是“農業學大寨”的先進樣板縣，是毛澤東樹立起來的一麵旗幟，同樣是紅色經典，值得去大力追捧，流芳百世。

    作為一個農業人口眾多的大國，農業生產當然需要去關心，農民的利益也當然需要去關心，任何一個具有現代化常識的人，必定知道：農民生活的大幅度改善，必須是由農業現代化來帶動，而農業現代化必須是由工業現代化來帶動，而工業現代化必須是由科技、經濟和製度等的各項現代化來帶動，需要重視精神文明的力量，也就是人的主體性自由的大發揚。然而中國的習某卻是完全的反其道而行之：要論價值觀的定位？什麽的工業、科技、文教、經濟、金融、製度、法治等等的重要發展項目全都擱置在邊上，就是因為這些不含有“初心”，從而全都被當做不重要的思想議題來處理，眼下最最要緊的事情是定位在“農民情結”、“黃土情結”之上：“不忘初心，牢記使命”——老是要把目光盯住在最最落後地區的農民生存價值觀上——這是怎麽樣的心態？怎麽樣的鬼魅心思啊？

人都是有個性的，共產黨執政也如此。理解了習近平的執政個性是那麽的“土裏土氣”，於是懂得：上海抗疫就是充滿習包子特色之土：“鞋子合不合腳，自己穿著才知道。”——紅色經典，土法上馬！   

 

•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方山水有一方風情

 

 共產黨信仰“辯證唯物主義”，其教條說：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確，特定的社會曆史地理環境可以塑造特定的精神氣質。成語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南橘北枳。按辯證法精神，反之亦然，如：彩蝶戀鮮花，蒼蠅叮臭肉；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智者樂水，仁者樂山。說到中國人的“土”，尚有各個地方的各個民風民俗民情，還可細分。

德國學者馬克斯·舍勒的行為學理論認為，能感悟到生活世界的價值和價值秩序的感情是成為行為意欲最深層的基礎部分，而這種感情決定著行為意欲的努力方向。但是舍勒又認為，不能把在一個時代和民族中流行或支配人們價值偏愛的評價係統所具有的“倫理結構”等同於作為價值優先法則的價值本身的客觀秩序。

今天，與西方自由世界一樣，強人習近平也是十分講究“顏色革命”，他將自身個性“土氣”的顏色欽定為中國的“政治正確”，即標準的意識形態，充分施展在上海地方的抗議之中，真實意圖是：以習氏“土氣”淹沒上海“海派”！

那麽究竟怎麽樣評介習包子“土氣”？

第一，純真“紅色基因”，眾所周知，習近平是在紅朝中國、紅色地域、紅色家庭、紅色時代、紅色圈子裏混出來的紅色土特產，紅色元素特濃，大紅特紅超紅。

現代中國有二大文明係統：黃色和藍色。

黃色是內陸型，具有內向封閉性質，其主要的分布地域是在北方的黃土質平原和高原上，其價值資源隻由落後的本土文明來提供（電視劇《河殤》的觀點）。

紅色文明是外來的馬列寧主義與中國本土的黃色文明相結合的產物，被綜合成“毛澤東思想路線”，具有革命的實踐性，但是主要根基還是黃色文明。

    藍色是海洋型，外向開放性質，最初地域分布在東南沿海一帶，隨之改革開放的深化，逐漸擴展至中國的大南方，它是本土文明與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結合的產物。

今天的國情是，北方黃土文明區域經濟全麵落後、蕭條，而南方藍色文明區域市場經濟發展良好，經濟指標高漲。如此經濟地理格局意味著中共統治機器的精神資源麵臨危機，這讓習近平深深不安，習某感受到來自於藍色文明對於紅色政權的威脅：資產階級市民的個體性、獨立性和自由意識在增長，他們不會如黃土地上農民幹活那樣的聽話、遵命和馴服。

遙想1949年3月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正式提出定都北平市的決議，當時的國情正如毛澤東所講：“蔣介石的國都在南京，他的基礎是江浙資本家。我們要把國都建在北平，我們也要在北平找到我們的基礎，這就是工人階級和廣大的勞動群眾。”這講話顯示了：南京的城市精神是藍色，而北平市則是黃色，紅色政權的根基需要由黃色文明來支撐、扶助，才會獲得穩定、可靠。

從前，毛澤東必定熟知曆史典故：“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對藍色文明懷有恐懼：“港台一帶，饕蚊尚多，西方世界，饕蚊成陣。”因此對待曾經位置楚地、而後深藍色的申城上海，毛澤東作指示：要采取“農村包圍城市”戰略。為此，上海外灘海關鍾樓上的大鍾報時，要以深黃色的陝北民歌樂調《東方紅》來進行，使之標誌為城市“主旋律”。要發揚“好八連”榮光，讓他們來到魔都南京路上當“哨兵”，以鎮住充滿資產階級邪念的“霓虹燈”，要加強“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全麵專政”，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今天，習近平憂心忡忡：紅色文明賴以存在基礎的黃色文明正日益蛻化墮落！為此決心拯救，在上海執行“靜態管理、動態清零”，實為一場魔鬼訓練，以鞏固紅色政權的！

 

• 粗人的痞氣，流寇的匪氣

 

紅朝中國首長級高幹的紅二代、紅三代多的是，譬如有劉少奇的兒子，陳雲兒子，鄧小平的兒女，胡耀邦的兒子，葉劍英、江澤民的數個兒女等等，在這一群體裏相比較，習包子就是顯得很“土氣”，這是為什麽呢？

這就是習近平第二個“土”：痞氣+匪氣，這是黃色文明外圍地帶“邊區”之“土氣”。

習近平讀書差勁是知曉的，然而這在首長級的紅後代中較為少見，盡管習近平時常吹噓讀書很多，還煞有介事地列出一長串讀書單來，頗有“此地無銀三百兩”之意。由於不願讀書、讀不進書，習的頭腦難以裝備積聚人類優秀文明的知識。蘇格拉底雲“知識即美德”，其否命題亦同樣成立。現代學者的認識更為精確，知識與美德之間的正向關聯性是需要建立在高概率基礎上，較有科學的合理性。毛澤東閱讀中國古典經書甚多，但也是痞氣+匪氣很濃厚，毛澤東特別讚賞二位流氓痞子皇帝：劉邦和朱元璋，毛把糟粕當作了精粹。

拉馬克的“用進廢退”可以較好解釋，讀書不好的習近平，喜好炫耀他的四肢發達：“我那個時候扛200斤麥子，十裏山路不換肩。”習對頭腦簡單事項：“新時期上山下鄉工程”、“好兒女誌在四方，有誌者奮鬥無悔”，頗有興趣和熱度，可見一斑。習近平坦承其念茲在茲“農民情結”，可以推斷出他的氣質和秉性，天然地與知識性匱缺的泥腿子、四肢發達者、粗布短衫者融通起來，對待海派氣質的上海人就不會有好感，可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

要深入了解習近平的所作所為，需要了解他的個性和風格，需要了解養育習某其秉性、氣質的地方，考察那裏的風土人情。習近平念念不忘他的“初心”之地，就是年輕時候插隊落戶的革命聖地延安，那裏是紅色大本營，更是“紅太陽升起的地方”。對於習近平來說，陝北延安就是他的紅色乳娘，思想養育之地，“作為一個人民公仆，陝北高原是我的根，因為這裏培養出我不變的信念：要為人民做實事！無論我走到哪裏，永遠都是黃土地的兒子。”習近平回憶說，插隊在梁家河，他“看到了人民群眾的根本，真正理解了老百姓”，“我幾乎從來沒哭過，印象較深的兩次哭都是在陝北。”情深誼長啊！

延安市，坐落在陝西省北部，是遊牧文明與農耕文明交融的邊區地帶，漢民族農民世世代代居住此地的曆史中，頻頻遭受多個遊牧民族和部落的相互殺戮、掠奪和洗劫，身處如此蠻族生態的劫掠，釀造出戎狄民風：痞氣+匪氣，漸漸墮落之，本地農耕地上又孵化出次生代的漢族大盜和流寇，如：王嘉胤、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董福祥等等。

大清皇朝晚期，西方殖民主義勢力進入中國東部沿海，紛紛建立起西方式的先進藍色文明，從此經濟格局和重心轉移，地處西北的陝西省經濟文化大幅衰弱，秦風不再，此衰彼漲，當地土匪、土豪卻猖狂起來，到了民國時期，整個陝北地區的匪患尤其嚴重，那時候國民政府的管控力無法抵達陝北，但這恰好為共產黨武裝力量製造出福音來，留給了共軍以極佳的撒野契機和匪盜空間。臭味相投便稱知己，當毛澤東掛帥的大股共軍（紅軍）萬裏迢迢流竄作案來到陝北時候，如魚得水般找準了自己的落腳地，建立起蘇區。

民諺：窮山惡水出刁民，粗茶淡飯無孑遺。肉腐生蛆，蛆熟產蠅；土劣孵匪，匪頑升寇。流寇是土匪發展的頂峰，流寇之所以十分殘暴凶狠毒辣無恥，那是因為流寇作案多是流竄在異地他鄉：1）幾乎碰不上熟人，於是缺乏道德約束；2）罪案的對象都是與己血緣疏遠，於是下得了狠手；3）流竄作案中不容易被抓捕，於是缺乏法律製裁的威懾感。

民國時期的學者傅斯年，曾經把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美國學者餘英時把毛澤東在山上鬧革命歸類為土匪行徑，中共政府體製內走出來的學者阮銘也將當年盤踞在井岡山和延安，建立蘇區的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具體的匪徒而言尚有匪氣強弱的區分，中共領袖中毛澤東、習近平之流痞氣、匪氣特濃，雖然直接將他們比作為流寇尚不恰當，然則深入去思考精神性的高層次本質，就會發現確有近似之處，如操守低劣，隻顧眼前的歡樂和榮耀，不思長治久安的方針、政策和治理，即不具可持續性發展，缺乏人性，不擇手段，不顧人民死活，更扯淡有什麽超越情懷、尋求來世的永生。

上海執行抗疫大行動，是習某心理投射：“習近平總書記親自部署、親自指揮”，乃“初心不改”，大大地用上“梁家河大學問”，卻是來真的：痞氣加匪氣，勁兒十足！

 

• 秦始皇→毛澤東→習近平

 

這三者思想有著較大的傳承性。中共的建黨、建國都是繼承了中國傳統“外儒內法”的一套專製主義本色，馬克思主義成分並不多，如“緊密團結在以某某某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就是中共執政文化的萬能公式，其“春秋大義”足令執政者癡迷不已。

中國政治延續了千年的專製主義，其要數秦始皇的大一統治理格局最具開創、暴虐和傳承，其遺產深深地烙印在中華民族的政治文化基因上。《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今皇帝並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傳承至後世，中共統治者毛澤東、習近平極為崇拜、讚賞，毛澤東自稱：“馬克思加秦始皇”，自比“秦皇、漢武”。習近平是粗人，缺文秀，但配有禦用導演張藝謀來代言，原籍秦地的張藝謀以其電影作品的大氣磅礴著稱，如《英雄》、《大秦賦》、《大秦帝國》等頗有氣勢恢宏，詠古頌今，頌揚獨裁，乃深合主子旨意。

籍貫秦地的習近平似乎比毛澤東更領悟大秦遺風，他也有著構建大一統政治的強烈欲求，冒進浮誇，圖大貪功，舉凡黨、政、軍、財、經、文、教、農、工、商等各界各行，都得讓習來獨攬一身、定於一尊，還妄想對外擴張，天下一統。毛時代流行詞：“全國一盤棋”，如今又翻舊出新而熱炒，以“一言堂”淩駕天下，特別用於上海的抗疫。

中國人骨子裏有“天人合一”，混沌一氣的原始思維和巫術，這集體無意識天然地被大一統政治統攝，進而主導了亞細亞生產方式，在古代，它有利於治理水患、開挖運河、修建長城、建造皇宮等大型項目。在當今，有利於以舉國之力操辦上海防控。在思想意識高度，可以塑造全民的遵命、服從、聽話，即奴性，這恰是習近平的“不忘使命”：“凝聚全民抗疫的強大共識”。

在大一統政治如火如荼的文革期間，誇張而高調的道義目的論籠罩住中國大地上的各項各業，如有“農業以糧為綱、工業以鋼為綱。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於是到處呈現“一刀切”現象，凡是與“綱”不合之事，全得讓步，退避。

今天上海的抗疫正是一刀切做法：為了抗疫的宏偉大業，其他事情全都算不得“事情”，那怕是危機人生命的要事。再如，“同層密接隔離政策”，一人得陽整樓隔離，幾人得陽整區封閉。搞得：簡單直接粗暴，次生災害不斷，雞飛狗跳，人心惶惶。

 

• 外儒內法，臉麵爭光

 

習近平頗想搞《厲害了，我的國》，可看出習的“初心”中有“大秦”情愫，但不唯此。習熟知亡秦之故，暴秦之害，了解《過秦論》，於是就看重《荀子》思想，希望借鑒儒家思想補救暴秦之偏，但這隻是延續了曆史上慣行的“外儒內法”傳統，毫無創意。

以現代人的目光審視，法家思想並非全都是負麵的，糟糕的。譬如，法家的政治思想有“緣法而治”、“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法不阿貴，繩不撓曲”、“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等——貫徹一條法治平等的路線。

秦之後曆代皇朝，形成傳統的官方和上層社會的意識形態是儒家思想，儒家在治國綱要上對法家進行修正，改變其嚴刑律法、冷酷無情、對人性的踐踏，而用溫情脈脈的道德麵紗來遮蓋人心自私之惡。然而儒家的溫情脈脈卻是斷然排斥法家的平等觀，十分講究等級秩序的排位：“尊尊、親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樣導致另一種人性醜惡的釋放。

無論是法家抑或儒家，都嚴重匱乏精神超越性，使得中國人滑落到小人德性的急切功利性，熱衷於超近距離的貼身肉搏，這突出表現為儒家的“麵子文化”，即等級競爭。

今天，習近平把上海抗疫重重地押寶在他的麵子上：看吧，環顧世界，唯有我習某才能夠做到新冠病毒“清零”，豐功偉業啊；溥天之下，皆我臣屬；溥天之下，盡表忠心！

開啟小人心境：這就是習近平的“初心、使命”不可告人的真正用意所在！清零政策來自權力最高層，而下層執行者在習某巫祝之辭誘導下，層層加碼，步步緊逼，使防疫措施變得越來越嚴苛，越來越不通人情，越來越背離常識，卻迎來了中國式“麵子”大豐收！    

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今天，活躍在上海街頭的“大白”誌願者，大多來自社會底層，他們深知等級社會的底層生活之艱辛、悲愴、卑賤、滄桑，受欺受壓，吃苦甚多，在心坎中積滿了多多的怨恨，為此張公百忍，隻是期盼著猴年馬月有個身份升遷，從此羊與狼的位置對調，角色得以變換，從此終於有了發泄的口子和對象，就如二十年媳婦熬成婆婆那樣。今天好機會來了，讓底層誌願者們身披白大褂，臂佩紅袖章，頓時獲得了權力，身價躥升！於是人們就見到了大白們在上海街頭的變本加厲，肆無忌憚。

更是有不少大白門來自外省市的農村地區，他們往往有著毛澤東情結，相信毛澤東的詛咒語“農村包圍城市”，內心對待上海，這個以魔都著稱的城市有著較深的嫉恨，於是今天找到了發泄口子，爭當“南京路上好八連”，侮辱上海人一番，五十步笑百步，好不痛快啊！

上海本地市民，生存在全民抗疫的如此高壓境遇，顯得勢單力孤，不得不進行一場忍耐之心的大考驗。雖說是有海派氣質，但是多年來在習氏毛左政治侵染下，上海人漸漸變得麻木起來，中國傳統習性在增強，一個“忍”字當頭，懂得“看三勢”，學會“拎得清”，不做“填刀頭”，好漢不吃眼前虧，識時務者為俊傑，好死不如賴活著——與內地的庸眾一樣，都是媳婦受熬的心態——如此則喪失了做人的真誠性和崇高性。

 

                                                    施衛江

寫於 美國紐約

2022年5月26日上海抗疫為何如此狂暴？

 

最近，上海人民沉浸在“靜態管理、動態清零”的極度悲憤中，二個月來的抗疫，上海居民要麽封閉在家裏，要麽隔離在方艙，要麽入住醫院，最慘的是一些外地來滬的農民工、送貨員和運輸汽車司機，隻得睡眠在大街上、橋孔下、卡車裏，還不得行走出受封圍欄，還得不到足夠食物。不管呆在城市哪個角落，是富人或窮人，是教授還是乞丐，人人自危，生活無序，商店關門，藥品斷供，生存所需的基本食品、日用品都要靠手機上操作去“搶”，凡是不會手機操作就隻能等死，非新冠病毒引起的疾病都不算是“病”，假如某個病人不能出示有效核酸測試陰性證明，病人均得不到及時救治，更惡劣的措施是，要裝配鐵網在管控區的每一棟民宅樓的大門口，予以嚴加防範管製，防市民如防盜賊！“大白”警察容許隨意闖進市民家中搞“執法”，市民蒙受盡多的不幸和災難可就是不容許公開自由發聲喊冤！

嗚呼！號稱“國家主人”的上海市民，本是代表中國最具先進生產力的一族群體，理應充分釋放出上海市民的聰明才幹去搞建設，然而在黨中央的“清零”政策強製下，海派靈性竟然大肆遭受踐踏，人格尊嚴被貶至不及囚徒的卑下，被準許的行動自由還不如圈養的禽畜。哀哉！上海市民的生存境況是多麽孤苦伶仃無助，上海市民的精神抑鬱是何等淒淒慘慘戚戚。

由中央政府主導的抗疫“清零”，為什麽要對上海人民動用如此的粗暴、野蠻、獸性、瘋狂？這在西方自由世界看來，簡直太不可思議了！根源究竟是什麽呢？

 

（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發生在上海的抗疫狂暴當然不是海派文化傳承的特質，而是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親自部署指揮、密集指示批示”來進行，這位總書記宣稱：“我們的防控方針是由黨的性質和宗旨決定的”，“從黨的性質宗旨認識疫情防控方針”，當然不是飛來之石，而是經有悠久曆史的中國傳統孵化而成，它僵硬地主宰著當今中國政治的一切。欲懂得這場清零抗疫的真實意圖，須深入了解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須了解中國的民風民俗，尤其是陝北地區。

近年來，習近平嫻熟地運用他的政治手腕使大權獨攬，業已形成“九鼎之尊”局麵，且有越演越烈之勢，在其統治下的社會官僚機器不斷強化威權形式，這使得後者形式的高度威權化又促進了前者的獨裁，而前者專斷橫行又反哺後者，兩者互為反饋，攜手共進，就此全民奴性且增強不少——此即如德國學者齊美爾所講的社會學中“相互作用”的形式，對於這種“形式”的具體表達，深得魯迅精神之魂的北京大學中文係教授錢理群曾經論述道：“在一個專製統治下價值封閉的體係內，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是處在同一個價值點上的交流與反饋”（大意如此）。

可想而知，當今中國的政治形態正是走在全麵複辟傳統封建腐朽製度的路上。專製政治乃乾綱獨斷、定於一尊，且說今日中國之專製暴虐，極大地來自最高統治者的德性，習近平妄圖複辟文革，大開曆史倒車，朝思暮想他的皇帝迷夢，再造新時代的秦始皇、毛澤東。

    由此，習近平打造的強專製主義為他的暴政鋪設了平坦大道，布置於“全國一盤棋”格局下，海派上海市民深深感受到文革高潮時的毛式家天下：朕即真理，朕即國家。今天，統帥一聲令，三軍風雷動，酷政促奴性，令箭催遵命，從廟堂衙門，抵基層庸眾，政令一路暢行，貫徹無阻。

以習近平的“家天下”框架來看，上海的抗疫特別需要展示“中國共產黨所具有的無比堅強的領導力，是風雨來襲時中國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要展示中共統治下的製度“優越性”和“合法性”，更確切地說，還需要充分展示習近平總書記的“英明、偉大”形象，為他的正式“登基”皇座打基礎。構建如此之宏大敘事，習家中央政府定義了新冠病毒的抗疫是一場“人民戰爭”，全黨全民統一步調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部署”來進行的，這位總書記一再強調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堅持動態清零總方針不猶豫不動搖”，“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要把抗疫當作“為人民服務”。

以現代性的倫理學來論述，“人民”是個宏大敘事，是形而上之“大魅”，在以“人民”的名義大肆鼓噪、渲染之下，若開啟“幽暗之門”，可以發現，這隻是一塊“超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的招牌，其投射出的真實價值意向往往是希冀反饋回報給投射者自己，即小人心眼、小人心境的“自我、本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乃罪惡之淵藪，其鄙陋卑下、猥瑣不堪！

魯迅先生早就發現，中國的儒家典籍中充滿了“仁者愛人”之語，但是魯迅卻揭穿了其“瞞和騙”，其實質就是“以理殺人”！

今天的上海，把“人民”當作“綱領”來處置具體的全民抗疫，就意味著其餘事情全得靠邊讓路，抗疫以外的事情全都隻是與個人利益掛鉤而已，都是掛靠不上“人民”這個宏偉大宗旨，“人民”這個抽象綱領既然被強化得如此之高大上、偉光正，乃綱舉目張，和尚打傘，為所欲為、不擇手段！

 

（二）“不忘初心，牢記使命”

 

“初心”是習近平執政時代十分時髦的政治詞匯，既然被張揚得如此之“時髦”，它必定隱含有欺騙性！它試圖讓人民感受習的“青春故事”，聆聽他的“梁家河插隊的經曆”，規訓人民的情操，是一項典型的“洗腦工程”。

眾所周知，習近平在福建、浙江和上海三地工作過，已經獲得相當多的東南沿海地區工作的經驗，這些地區比起北方內地來具有相對較高的改革開放性，經濟結構大多是外向型，經濟水平也相應較高，治理較為先進。按照常規思路，要想當上一個大國有作為的主政者，其精神領域的價值觀訴求，本來應該引導國民走上現代化之路，深化改革，大大發揚沿海地區的先進經驗和業績成就，使融合到全球化的經濟圈中，學習西方發達的市場經濟和人文精神，求得國家發展踏上新台階。然而習近平卻不張揚他在沿海地區的經曆，反而大大弘揚在北方落後農村的生活感受、工作經曆——這就值得正義的人們去警惕和深思了。

與毛澤東一樣，習近平自身的秉性就是十分的“土”，在漢語網絡上，不滿的網民將習近平蔑稱為“包子”，意思有“土氣”之意，也就是傳統、愚昧、落後的代名詞。這與《論語》：“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意思相近，懷土就是戀土而安逸，營造個人小天地，即小人德性。我們來看看習近平是如何的“初心”？

“初心”在心理學上可稱為“原型”（榮格：archetypes），習的“原型”有“戀土情結”，顯然相悖於東南沿海地區的現代性精神品質，而在於他不斷吹噓的“土”字而凸出，即“農民情結、三農情懷”，習常稱：“我也是從農村出來的”，“我們這一代人也有這個情結，一定要把我們的老百姓，特別是我們的農民扶一把。”聽聽他的念念有詞“不忘初心”，從“習近平總書記從小就有農村情結”，可推斷習之“戀土”有小人之心：

1.  陝北延安梁家河，習近平插隊在此，據說練就了一套“大學問”，那真是了不得啊！
2. “老家富平曾在習近平迷惘彷徨時給予他溫暖”，陝西省富平縣臨近於曆史上京兆地區，這裏曾經是大一統帝國的中央權力地帶，即有秦、漢、隋、唐四朝大帝國定都於鹹陽、長安，這一家鄉情懷深深地烙印到習近平的人格秉性，使得習內心期盼著大一統政治。
3. 習近平時時要造訪河北省西柏坡，該地是毛派紅色經典的精神發源地，價值連城，非常值得習去流連忘返，就此習想要“弘揚西柏坡精神”。
4. 河北省正定縣，習年輕時候曾工作在此，當時是“農業學大寨”的先進樣板縣，是毛澤東樹立起來的一麵旗幟，同樣是紅色經典，值得去大力追捧，流芳百世。

    作為一個農業人口眾多的大國，農業生產當然需要去關心，農民的利益也當然需要去關心，任何一個具有現代化常識的人，必定知道：農民生活的大幅度改善，必須是由農業現代化來帶動，而農業現代化必須是由工業現代化來帶動，而工業現代化必須是由科技、經濟和製度等的各項現代化來帶動，需要重視精神文明的力量，也就是人的主體性自由的大發揚。然而中國的習某卻是完全的反其道而行之：要論價值觀的定位？什麽的工業、科技、文教、經濟、金融、製度、法治等等的重要發展項目全都擱置在邊上，就是因為這些不含有“初心”，從而全都被當做不重要的思想議題來處理，眼下最最要緊的事情是定位在“農民情結”、“黃土情結”之上：“不忘初心，牢記使命”——老是要把目光盯住在最最落後地區的農民生存價值觀上——這是怎麽樣的心態？怎麽樣的鬼魅心思啊？

人都是有個性的，共產黨執政也如此。理解了習近平的執政個性是那麽的“土裏土氣”，於是懂得：上海抗疫就是充滿習包子特色之土：“鞋子合不合腳，自己穿著才知道。”——紅色經典，土法上馬！   

 

•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方山水有一方風情

 

 共產黨信仰“辯證唯物主義”，其教條說：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確，特定的社會曆史地理環境可以塑造特定的精神氣質。成語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南橘北枳。按辯證法精神，反之亦然，如：彩蝶戀鮮花，蒼蠅叮臭肉；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智者樂水，仁者樂山。說到中國人的“土”，尚有各個地方的各個民風民俗民情，還可細分。

德國學者馬克斯·舍勒的行為學理論認為，能感悟到生活世界的價值和價值秩序的感情是成為行為意欲最深層的基礎部分，而這種感情決定著行為意欲的努力方向。但是舍勒又認為，不能把在一個時代和民族中流行或支配人們價值偏愛的評價係統所具有的“倫理結構”等同於作為價值優先法則的價值本身的客觀秩序。

今天，與西方自由世界一樣，強人習近平也是十分講究“顏色革命”，他將自身個性“土氣”的顏色欽定為中國的“政治正確”，即標準的意識形態，充分施展在上海地方的抗議之中，真實意圖是：以習氏“土氣”淹沒上海“海派”！

那麽究竟怎麽樣評介習包子“土氣”？

第一，純真“紅色基因”，眾所周知，習近平是在紅朝中國、紅色地域、紅色家庭、紅色時代、紅色圈子裏混出來的紅色土特產，紅色元素特濃，大紅特紅超紅。

現代中國有二大文明係統：黃色和藍色。

黃色是內陸型，具有內向封閉性質，其主要的分布地域是在北方的黃土質平原和高原上，其價值資源隻由落後的本土文明來提供（電視劇《河殤》的觀點）。

紅色文明是外來的馬列寧主義與中國本土的黃色文明相結合的產物，被綜合成“毛澤東思想路線”，具有革命的實踐性，但是主要根基還是黃色文明。

    藍色是海洋型，外向開放性質，最初地域分布在東南沿海一帶，隨之改革開放的深化，逐漸擴展至中國的大南方，它是本土文明與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結合的產物。

今天的國情是，北方黃土文明區域經濟全麵落後、蕭條，而南方藍色文明區域市場經濟發展良好，經濟指標高漲。如此經濟地理格局意味著中共統治機器的精神資源麵臨危機，這讓習近平深深不安，習某感受到來自於藍色文明對於紅色政權的威脅：資產階級市民的個體性、獨立性和自由意識在增長，他們不會如黃土地上農民幹活那樣的聽話、遵命和馴服。

遙想1949年3月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正式提出定都北平市的決議，當時的國情正如毛澤東所講：“蔣介石的國都在南京，他的基礎是江浙資本家。我們要把國都建在北平，我們也要在北平找到我們的基礎，這就是工人階級和廣大的勞動群眾。”這講話顯示了：南京的城市精神是藍色，而北平市則是黃色，紅色政權的根基需要由黃色文明來支撐、扶助，才會獲得穩定、可靠。

從前，毛澤東必定熟知曆史典故：“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對藍色文明懷有恐懼：“港台一帶，饕蚊尚多，西方世界，饕蚊成陣。”因此對待曾經位置楚地、而後深藍色的申城上海，毛澤東作指示：要采取“農村包圍城市”戰略。為此，上海外灘海關鍾樓上的大鍾報時，要以深黃色的陝北民歌樂調《東方紅》來進行，使之標誌為城市“主旋律”。要發揚“好八連”榮光，讓他們來到魔都南京路上當“哨兵”，以鎮住充滿資產階級邪念的“霓虹燈”，要加強“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全麵專政”，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今天，習近平憂心忡忡：紅色文明賴以存在基礎的黃色文明正日益蛻化墮落！為此決心拯救，在上海執行“靜態管理、動態清零”，實為一場魔鬼訓練，以鞏固紅色政權的！

 

• 粗人的痞氣，流寇的匪氣

 

紅朝中國首長級高幹的紅二代、紅三代多的是，譬如有劉少奇的兒子，陳雲兒子，鄧小平的兒女，胡耀邦的兒子，葉劍英、江澤民的數個兒女等等，在這一群體裏相比較，習包子就是顯得很“土氣”，這是為什麽呢？

這就是習近平第二個“土”：痞氣+匪氣，這是黃色文明外圍地帶“邊區”之“土氣”。

習近平讀書差勁是知曉的，然而這在首長級的紅後代中較為少見，盡管習近平時常吹噓讀書很多，還煞有介事地列出一長串讀書單來，頗有“此地無銀三百兩”之意。由於不願讀書、讀不進書，習的頭腦難以裝備積聚人類優秀文明的知識。蘇格拉底雲“知識即美德”，其否命題亦同樣成立。現代學者的認識更為精確，知識與美德之間的正向關聯性是需要建立在高概率基礎上，較有科學的合理性。毛澤東閱讀中國古典經書甚多，但也是痞氣+匪氣很濃厚，毛澤東特別讚賞二位流氓痞子皇帝：劉邦和朱元璋，毛把糟粕當作了精粹。

拉馬克的“用進廢退”可以較好解釋，讀書不好的習近平，喜好炫耀他的四肢發達：“我那個時候扛200斤麥子，十裏山路不換肩。”習對頭腦簡單事項：“新時期上山下鄉工程”、“好兒女誌在四方，有誌者奮鬥無悔”，頗有興趣和熱度，可見一斑。習近平坦承其念茲在茲“農民情結”，可以推斷出他的氣質和秉性，天然地與知識性匱缺的泥腿子、四肢發達者、粗布短衫者融通起來，對待海派氣質的上海人就不會有好感，可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

要深入了解習近平的所作所為，需要了解他的個性和風格，需要了解養育習某其秉性、氣質的地方，考察那裏的風土人情。習近平念念不忘他的“初心”之地，就是年輕時候插隊落戶的革命聖地延安，那裏是紅色大本營，更是“紅太陽升起的地方”。對於習近平來說，陝北延安就是他的紅色乳娘，思想養育之地，“作為一個人民公仆，陝北高原是我的根，因為這裏培養出我不變的信念：要為人民做實事！無論我走到哪裏，永遠都是黃土地的兒子。”習近平回憶說，插隊在梁家河，他“看到了人民群眾的根本，真正理解了老百姓”，“我幾乎從來沒哭過，印象較深的兩次哭都是在陝北。”情深誼長啊！

延安市，坐落在陝西省北部，是遊牧文明與農耕文明交融的邊區地帶，漢民族農民世世代代居住此地的曆史中，頻頻遭受多個遊牧民族和部落的相互殺戮、掠奪和洗劫，身處如此蠻族生態的劫掠，釀造出戎狄民風：痞氣+匪氣，漸漸墮落之，本地農耕地上又孵化出次生代的漢族大盜和流寇，如：王嘉胤、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董福祥等等。

大清皇朝晚期，西方殖民主義勢力進入中國東部沿海，紛紛建立起西方式的先進藍色文明，從此經濟格局和重心轉移，地處西北的陝西省經濟文化大幅衰弱，秦風不再，此衰彼漲，當地土匪、土豪卻猖狂起來，到了民國時期，整個陝北地區的匪患尤其嚴重，那時候國民政府的管控力無法抵達陝北，但這恰好為共產黨武裝力量製造出福音來，留給了共軍以極佳的撒野契機和匪盜空間。臭味相投便稱知己，當毛澤東掛帥的大股共軍（紅軍）萬裏迢迢流竄作案來到陝北時候，如魚得水般找準了自己的落腳地，建立起蘇區。

民諺：窮山惡水出刁民，粗茶淡飯無孑遺。肉腐生蛆，蛆熟產蠅；土劣孵匪，匪頑升寇。流寇是土匪發展的頂峰，流寇之所以十分殘暴凶狠毒辣無恥，那是因為流寇作案多是流竄在異地他鄉：1）幾乎碰不上熟人，於是缺乏道德約束；2）罪案的對象都是與己血緣疏遠，於是下得了狠手；3）流竄作案中不容易被抓捕，於是缺乏法律製裁的威懾感。

民國時期的學者傅斯年，曾經把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美國學者餘英時把毛澤東在山上鬧革命歸類為土匪行徑，中共政府體製內走出來的學者阮銘也將當年盤踞在井岡山和延安，建立蘇區的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具體的匪徒而言尚有匪氣強弱的區分，中共領袖中毛澤東、習近平之流痞氣、匪氣特濃，雖然直接將他們比作為流寇尚不恰當，然則深入去思考精神性的高層次本質，就會發現確有近似之處，如操守低劣，隻顧眼前的歡樂和榮耀，不思長治久安的方針、政策和治理，即不具可持續性發展，缺乏人性，不擇手段，不顧人民死活，更扯淡有什麽超越情懷、尋求來世的永生。

上海執行抗疫大行動，是習某心理投射：“習近平總書記親自部署、親自指揮”，乃“初心不改”，大大地用上“梁家河大學問”，卻是來真的：痞氣加匪氣，勁兒十足！

 

• 秦始皇→毛澤東→習近平

 

這三者思想有著較大的傳承性。中共的建黨、建國都是繼承了中國傳統“外儒內法”的一套專製主義本色，馬克思主義成分並不多，如“緊密團結在以某某某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就是中共執政文化的萬能公式，其“春秋大義”足令執政者癡迷不已。

中國政治延續了千年的專製主義，其要數秦始皇的大一統治理格局最具開創、暴虐和傳承，其遺產深深地烙印在中華民族的政治文化基因上。《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今皇帝並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傳承至後世，中共統治者毛澤東、習近平極為崇拜、讚賞，毛澤東自稱：“馬克思加秦始皇”，自比“秦皇、漢武”。習近平是粗人，缺文秀，但配有禦用導演張藝謀來代言，原籍秦地的張藝謀以其電影作品的大氣磅礴著稱，如《英雄》、《大秦賦》、《大秦帝國》等頗有氣勢恢宏，詠古頌今，頌揚獨裁，乃深合主子旨意。

籍貫秦地的習近平似乎比毛澤東更領悟大秦遺風，他也有著構建大一統政治的強烈欲求，冒進浮誇，圖大貪功，舉凡黨、政、軍、財、經、文、教、農、工、商等各界各行，都得讓習來獨攬一身、定於一尊，還妄想對外擴張，天下一統。毛時代流行詞：“全國一盤棋”，如今又翻舊出新而熱炒，以“一言堂”淩駕天下，特別用於上海的抗疫。

中國人骨子裏有“天人合一”，混沌一氣的原始思維和巫術，這集體無意識天然地被大一統政治統攝，進而主導了亞細亞生產方式，在古代，它有利於治理水患、開挖運河、修建長城、建造皇宮等大型項目。在當今，有利於以舉國之力操辦上海防控。在思想意識高度，可以塑造全民的遵命、服從、聽話，即奴性，這恰是習近平的“不忘使命”：“凝聚全民抗疫的強大共識”。

在大一統政治如火如荼的文革期間，誇張而高調的道義目的論籠罩住中國大地上的各項各業，如有“農業以糧為綱、工業以鋼為綱。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於是到處呈現“一刀切”現象，凡是與“綱”不合之事，全得讓步，退避。

今天上海的抗疫正是一刀切做法：為了抗疫的宏偉大業，其他事情全都算不得“事情”，那怕是危機人生命的要事。再如，“同層密接隔離政策”，一人得陽整樓隔離，幾人得陽整區封閉。搞得：簡單直接粗暴，次生災害不斷，雞飛狗跳，人心惶惶。

 

• 外儒內法，臉麵爭光

 

習近平頗想搞《厲害了，我的國》，可看出習的“初心”中有“大秦”情愫，但不唯此。習熟知亡秦之故，暴秦之害，了解《過秦論》，於是就看重《荀子》思想，希望借鑒儒家思想補救暴秦之偏，但這隻是延續了曆史上慣行的“外儒內法”傳統，毫無創意。

以現代人的目光審視，法家思想並非全都是負麵的，糟糕的。譬如，法家的政治思想有“緣法而治”、“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法不阿貴，繩不撓曲”、“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等——貫徹一條法治平等的路線。

秦之後曆代皇朝，形成傳統的官方和上層社會的意識形態是儒家思想，儒家在治國綱要上對法家進行修正，改變其嚴刑律法、冷酷無情、對人性的踐踏，而用溫情脈脈的道德麵紗來遮蓋人心自私之惡。然而儒家的溫情脈脈卻是斷然排斥法家的平等觀，十分講究等級秩序的排位：“尊尊、親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樣導致另一種人性醜惡的釋放。

無論是法家抑或儒家，都嚴重匱乏精神超越性，使得中國人滑落到小人德性的急切功利性，熱衷於超近距離的貼身肉搏，這突出表現為儒家的“麵子文化”，即等級競爭。

今天，習近平把上海抗疫重重地押寶在他的麵子上：看吧，環顧世界，唯有我習某才能夠做到新冠病毒“清零”，豐功偉業啊；溥天之下，皆我臣屬；溥天之下，盡表忠心！

開啟小人心境：這就是習近平的“初心、使命”不可告人的真正用意所在！清零政策來自權力最高層，而下層執行者在習某巫祝之辭誘導下，層層加碼，步步緊逼，使防疫措施變得越來越嚴苛，越來越不通人情，越來越背離常識，卻迎來了中國式“麵子”大豐收！    

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今天，活躍在上海街頭的“大白”誌願者，大多來自社會底層，他們深知等級社會的底層生活之艱辛、悲愴、卑賤、滄桑，受欺受壓，吃苦甚多，在心坎中積滿了多多的怨恨，為此張公百忍，隻是期盼著猴年馬月有個身份升遷，從此羊與狼的位置對調，角色得以變換，從此終於有了發泄的口子和對象，就如二十年媳婦熬成婆婆那樣。今天好機會來了，讓底層誌願者們身披白大褂，臂佩紅袖章，頓時獲得了權力，身價躥升！於是人們就見到了大白們在上海街頭的變本加厲，肆無忌憚。

更是有不少大白門來自外省市的農村地區，他們往往有著毛澤東情結，相信毛澤東的詛咒語“農村包圍城市”，內心對待上海，這個以魔都著稱的城市有著較深的嫉恨，於是今天找到了發泄口子，爭當“南京路上好八連”，侮辱上海人一番，五十步笑百步，好不痛快啊！

上海本地市民，生存在全民抗疫的如此高壓境遇，顯得勢單力孤，不得不進行一場忍耐之心的大考驗。雖說是有海派氣質，但是多年來在習氏毛左政治侵染下，上海人漸漸變得麻木起來，中國傳統習性在增強，一個“忍”字當頭，懂得“看三勢”，學會“拎得清”，不做“填刀頭”，好漢不吃眼前虧，識時務者為俊傑，好死不如賴活著——與內地的庸眾一樣，都是媳婦受熬的心態——如此則喪失了做人的真誠性和崇高性。

 

                                                    施衛江

寫於 美國紐約

2022年5月26日上海抗疫為何如此狂暴？

 

最近，上海人民沉浸在“靜態管理、動態清零”的極度悲憤中，二個月來的抗疫，上海居民要麽封閉在家裏，要麽隔離在方艙，要麽入住醫院，最慘的是一些外地來滬的農民工、送貨員和運輸汽車司機，隻得睡眠在大街上、橋孔下、卡車裏，還不得行走出受封圍欄，還得不到足夠食物。不管呆在城市哪個角落，是富人或窮人，是教授還是乞丐，人人自危，生活無序，商店關門，藥品斷供，生存所需的基本食品、日用品都要靠手機上操作去“搶”，凡是不會手機操作就隻能等死，非新冠病毒引起的疾病都不算是“病”，假如某個病人不能出示有效核酸測試陰性證明，病人均得不到及時救治，更惡劣的措施是，要裝配鐵網在管控區的每一棟民宅樓的大門口，予以嚴加防範管製，防市民如防盜賊！“大白”警察容許隨意闖進市民家中搞“執法”，市民蒙受盡多的不幸和災難可就是不容許公開自由發聲喊冤！

嗚呼！號稱“國家主人”的上海市民，本是代表中國最具先進生產力的一族群體，理應充分釋放出上海市民的聰明才幹去搞建設，然而在黨中央的“清零”政策強製下，海派靈性竟然大肆遭受踐踏，人格尊嚴被貶至不及囚徒的卑下，被準許的行動自由還不如圈養的禽畜。哀哉！上海市民的生存境況是多麽孤苦伶仃無助，上海市民的精神抑鬱是何等淒淒慘慘戚戚。

由中央政府主導的抗疫“清零”，為什麽要對上海人民動用如此的粗暴、野蠻、獸性、瘋狂？這在西方自由世界看來，簡直太不可思議了！根源究竟是什麽呢？

 

（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發生在上海的抗疫狂暴當然不是海派文化傳承的特質，而是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親自部署指揮、密集指示批示”來進行，這位總書記宣稱：“我們的防控方針是由黨的性質和宗旨決定的”，“從黨的性質宗旨認識疫情防控方針”，當然不是飛來之石，而是經有悠久曆史的中國傳統孵化而成，它僵硬地主宰著當今中國政治的一切。欲懂得這場清零抗疫的真實意圖，須深入了解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須了解中國的民風民俗，尤其是陝北地區。

近年來，習近平嫻熟地運用他的政治手腕使大權獨攬，業已形成“九鼎之尊”局麵，且有越演越烈之勢，在其統治下的社會官僚機器不斷強化威權形式，這使得後者形式的高度威權化又促進了前者的獨裁，而前者專斷橫行又反哺後者，兩者互為反饋，攜手共進，就此全民奴性且增強不少——此即如德國學者齊美爾所講的社會學中“相互作用”的形式，對於這種“形式”的具體表達，深得魯迅精神之魂的北京大學中文係教授錢理群曾經論述道：“在一個專製統治下價值封閉的體係內，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是處在同一個價值點上的交流與反饋”（大意如此）。

可想而知，當今中國的政治形態正是走在全麵複辟傳統封建腐朽製度的路上。專製政治乃乾綱獨斷、定於一尊，且說今日中國之專製暴虐，極大地來自最高統治者的德性，習近平妄圖複辟文革，大開曆史倒車，朝思暮想他的皇帝迷夢，再造新時代的秦始皇、毛澤東。

    由此，習近平打造的強專製主義為他的暴政鋪設了平坦大道，布置於“全國一盤棋”格局下，海派上海市民深深感受到文革高潮時的毛式家天下：朕即真理，朕即國家。今天，統帥一聲令，三軍風雷動，酷政促奴性，令箭催遵命，從廟堂衙門，抵基層庸眾，政令一路暢行，貫徹無阻。

以習近平的“家天下”框架來看，上海的抗疫特別需要展示“中國共產黨所具有的無比堅強的領導力，是風雨來襲時中國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要展示中共統治下的製度“優越性”和“合法性”，更確切地說，還需要充分展示習近平總書記的“英明、偉大”形象，為他的正式“登基”皇座打基礎。構建如此之宏大敘事，習家中央政府定義了新冠病毒的抗疫是一場“人民戰爭”，全黨全民統一步調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部署”來進行的，這位總書記一再強調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堅持動態清零總方針不猶豫不動搖”，“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要把抗疫當作“為人民服務”。

以現代性的倫理學來論述，“人民”是個宏大敘事，是形而上之“大魅”，在以“人民”的名義大肆鼓噪、渲染之下，若開啟“幽暗之門”，可以發現，這隻是一塊“超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的招牌，其投射出的真實價值意向往往是希冀反饋回報給投射者自己，即小人心眼、小人心境的“自我、本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乃罪惡之淵藪，其鄙陋卑下、猥瑣不堪！

魯迅先生早就發現，中國的儒家典籍中充滿了“仁者愛人”之語，但是魯迅卻揭穿了其“瞞和騙”，其實質就是“以理殺人”！

今天的上海，把“人民”當作“綱領”來處置具體的全民抗疫，就意味著其餘事情全得靠邊讓路，抗疫以外的事情全都隻是與個人利益掛鉤而已，都是掛靠不上“人民”這個宏偉大宗旨，“人民”這個抽象綱領既然被強化得如此之高大上、偉光正，乃綱舉目張，和尚打傘，為所欲為、不擇手段！

 

（二）“不忘初心，牢記使命”

 

“初心”是習近平執政時代十分時髦的政治詞匯，既然被張揚得如此之“時髦”，它必定隱含有欺騙性！它試圖讓人民感受習的“青春故事”，聆聽他的“梁家河插隊的經曆”，規訓人民的情操，是一項典型的“洗腦工程”。

眾所周知，習近平在福建、浙江和上海三地工作過，已經獲得相當多的東南沿海地區工作的經驗，這些地區比起北方內地來具有相對較高的改革開放性，經濟結構大多是外向型，經濟水平也相應較高，治理較為先進。按照常規思路，要想當上一個大國有作為的主政者，其精神領域的價值觀訴求，本來應該引導國民走上現代化之路，深化改革，大大發揚沿海地區的先進經驗和業績成就，使融合到全球化的經濟圈中，學習西方發達的市場經濟和人文精神，求得國家發展踏上新台階。然而習近平卻不張揚他在沿海地區的經曆，反而大大弘揚在北方落後農村的生活感受、工作經曆——這就值得正義的人們去警惕和深思了。

與毛澤東一樣，習近平自身的秉性就是十分的“土”，在漢語網絡上，不滿的網民將習近平蔑稱為“包子”，意思有“土氣”之意，也就是傳統、愚昧、落後的代名詞。這與《論語》：“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意思相近，懷土就是戀土而安逸，營造個人小天地，即小人德性。我們來看看習近平是如何的“初心”？

“初心”在心理學上可稱為“原型”（榮格：archetypes），習的“原型”有“戀土情結”，顯然相悖於東南沿海地區的現代性精神品質，而在於他不斷吹噓的“土”字而凸出，即“農民情結、三農情懷”，習常稱：“我也是從農村出來的”，“我們這一代人也有這個情結，一定要把我們的老百姓，特別是我們的農民扶一把。”聽聽他的念念有詞“不忘初心”，從“習近平總書記從小就有農村情結”，可推斷習之“戀土”有小人之心：

1.  陝北延安梁家河，習近平插隊在此，據說練就了一套“大學問”，那真是了不得啊！
2. “老家富平曾在習近平迷惘彷徨時給予他溫暖”，陝西省富平縣臨近於曆史上京兆地區，這裏曾經是大一統帝國的中央權力地帶，即有秦、漢、隋、唐四朝大帝國定都於鹹陽、長安，這一家鄉情懷深深地烙印到習近平的人格秉性，使得習內心期盼著大一統政治。
3. 習近平時時要造訪河北省西柏坡，該地是毛派紅色經典的精神發源地，價值連城，非常值得習去流連忘返，就此習想要“弘揚西柏坡精神”。
4. 河北省正定縣，習年輕時候曾工作在此，當時是“農業學大寨”的先進樣板縣，是毛澤東樹立起來的一麵旗幟，同樣是紅色經典，值得去大力追捧，流芳百世。

    作為一個農業人口眾多的大國，農業生產當然需要去關心，農民的利益也當然需要去關心，任何一個具有現代化常識的人，必定知道：農民生活的大幅度改善，必須是由農業現代化來帶動，而農業現代化必須是由工業現代化來帶動，而工業現代化必須是由科技、經濟和製度等的各項現代化來帶動，需要重視精神文明的力量，也就是人的主體性自由的大發揚。然而中國的習某卻是完全的反其道而行之：要論價值觀的定位？什麽的工業、科技、文教、經濟、金融、製度、法治等等的重要發展項目全都擱置在邊上，就是因為這些不含有“初心”，從而全都被當做不重要的思想議題來處理，眼下最最要緊的事情是定位在“農民情結”、“黃土情結”之上：“不忘初心，牢記使命”——老是要把目光盯住在最最落後地區的農民生存價值觀上——這是怎麽樣的心態？怎麽樣的鬼魅心思啊？

人都是有個性的，共產黨執政也如此。理解了習近平的執政個性是那麽的“土裏土氣”，於是懂得：上海抗疫就是充滿習包子特色之土：“鞋子合不合腳，自己穿著才知道。”——紅色經典，土法上馬！   

 

•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方山水有一方風情

 

 共產黨信仰“辯證唯物主義”，其教條說：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確，特定的社會曆史地理環境可以塑造特定的精神氣質。成語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南橘北枳。按辯證法精神，反之亦然，如：彩蝶戀鮮花，蒼蠅叮臭肉；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智者樂水，仁者樂山。說到中國人的“土”，尚有各個地方的各個民風民俗民情，還可細分。

德國學者馬克斯·舍勒的行為學理論認為，能感悟到生活世界的價值和價值秩序的感情是成為行為意欲最深層的基礎部分，而這種感情決定著行為意欲的努力方向。但是舍勒又認為，不能把在一個時代和民族中流行或支配人們價值偏愛的評價係統所具有的“倫理結構”等同於作為價值優先法則的價值本身的客觀秩序。

今天，與西方自由世界一樣，強人習近平也是十分講究“顏色革命”，他將自身個性“土氣”的顏色欽定為中國的“政治正確”，即標準的意識形態，充分施展在上海地方的抗議之中，真實意圖是：以習氏“土氣”淹沒上海“海派”！

那麽究竟怎麽樣評介習包子“土氣”？

第一，純真“紅色基因”，眾所周知，習近平是在紅朝中國、紅色地域、紅色家庭、紅色時代、紅色圈子裏混出來的紅色土特產，紅色元素特濃，大紅特紅超紅。

現代中國有二大文明係統：黃色和藍色。

黃色是內陸型，具有內向封閉性質，其主要的分布地域是在北方的黃土質平原和高原上，其價值資源隻由落後的本土文明來提供（電視劇《河殤》的觀點）。

紅色文明是外來的馬列寧主義與中國本土的黃色文明相結合的產物，被綜合成“毛澤東思想路線”，具有革命的實踐性，但是主要根基還是黃色文明。

    藍色是海洋型，外向開放性質，最初地域分布在東南沿海一帶，隨之改革開放的深化，逐漸擴展至中國的大南方，它是本土文明與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結合的產物。

今天的國情是，北方黃土文明區域經濟全麵落後、蕭條，而南方藍色文明區域市場經濟發展良好，經濟指標高漲。如此經濟地理格局意味著中共統治機器的精神資源麵臨危機，這讓習近平深深不安，習某感受到來自於藍色文明對於紅色政權的威脅：資產階級市民的個體性、獨立性和自由意識在增長，他們不會如黃土地上農民幹活那樣的聽話、遵命和馴服。

遙想1949年3月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正式提出定都北平市的決議，當時的國情正如毛澤東所講：“蔣介石的國都在南京，他的基礎是江浙資本家。我們要把國都建在北平，我們也要在北平找到我們的基礎，這就是工人階級和廣大的勞動群眾。”這講話顯示了：南京的城市精神是藍色，而北平市則是黃色，紅色政權的根基需要由黃色文明來支撐、扶助，才會獲得穩定、可靠。

從前，毛澤東必定熟知曆史典故：“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對藍色文明懷有恐懼：“港台一帶，饕蚊尚多，西方世界，饕蚊成陣。”因此對待曾經位置楚地、而後深藍色的申城上海，毛澤東作指示：要采取“農村包圍城市”戰略。為此，上海外灘海關鍾樓上的大鍾報時，要以深黃色的陝北民歌樂調《東方紅》來進行，使之標誌為城市“主旋律”。要發揚“好八連”榮光，讓他們來到魔都南京路上當“哨兵”，以鎮住充滿資產階級邪念的“霓虹燈”，要加強“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全麵專政”，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今天，習近平憂心忡忡：紅色文明賴以存在基礎的黃色文明正日益蛻化墮落！為此決心拯救，在上海執行“靜態管理、動態清零”，實為一場魔鬼訓練，以鞏固紅色政權的！

 

• 粗人的痞氣，流寇的匪氣

 

紅朝中國首長級高幹的紅二代、紅三代多的是，譬如有劉少奇的兒子，陳雲兒子，鄧小平的兒女，胡耀邦的兒子，葉劍英、江澤民的數個兒女等等，在這一群體裏相比較，習包子就是顯得很“土氣”，這是為什麽呢？

這就是習近平第二個“土”：痞氣+匪氣，這是黃色文明外圍地帶“邊區”之“土氣”。

習近平讀書差勁是知曉的，然而這在首長級的紅後代中較為少見，盡管習近平時常吹噓讀書很多，還煞有介事地列出一長串讀書單來，頗有“此地無銀三百兩”之意。由於不願讀書、讀不進書，習的頭腦難以裝備積聚人類優秀文明的知識。蘇格拉底雲“知識即美德”，其否命題亦同樣成立。現代學者的認識更為精確，知識與美德之間的正向關聯性是需要建立在高概率基礎上，較有科學的合理性。毛澤東閱讀中國古典經書甚多，但也是痞氣+匪氣很濃厚，毛澤東特別讚賞二位流氓痞子皇帝：劉邦和朱元璋，毛把糟粕當作了精粹。

拉馬克的“用進廢退”可以較好解釋，讀書不好的習近平，喜好炫耀他的四肢發達：“我那個時候扛200斤麥子，十裏山路不換肩。”習對頭腦簡單事項：“新時期上山下鄉工程”、“好兒女誌在四方，有誌者奮鬥無悔”，頗有興趣和熱度，可見一斑。習近平坦承其念茲在茲“農民情結”，可以推斷出他的氣質和秉性，天然地與知識性匱缺的泥腿子、四肢發達者、粗布短衫者融通起來，對待海派氣質的上海人就不會有好感，可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

要深入了解習近平的所作所為，需要了解他的個性和風格，需要了解養育習某其秉性、氣質的地方，考察那裏的風土人情。習近平念念不忘他的“初心”之地，就是年輕時候插隊落戶的革命聖地延安，那裏是紅色大本營，更是“紅太陽升起的地方”。對於習近平來說，陝北延安就是他的紅色乳娘，思想養育之地，“作為一個人民公仆，陝北高原是我的根，因為這裏培養出我不變的信念：要為人民做實事！無論我走到哪裏，永遠都是黃土地的兒子。”習近平回憶說，插隊在梁家河，他“看到了人民群眾的根本，真正理解了老百姓”，“我幾乎從來沒哭過，印象較深的兩次哭都是在陝北。”情深誼長啊！

延安市，坐落在陝西省北部，是遊牧文明與農耕文明交融的邊區地帶，漢民族農民世世代代居住此地的曆史中，頻頻遭受多個遊牧民族和部落的相互殺戮、掠奪和洗劫，身處如此蠻族生態的劫掠，釀造出戎狄民風：痞氣+匪氣，漸漸墮落之，本地農耕地上又孵化出次生代的漢族大盜和流寇，如：王嘉胤、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董福祥等等。

大清皇朝晚期，西方殖民主義勢力進入中國東部沿海，紛紛建立起西方式的先進藍色文明，從此經濟格局和重心轉移，地處西北的陝西省經濟文化大幅衰弱，秦風不再，此衰彼漲，當地土匪、土豪卻猖狂起來，到了民國時期，整個陝北地區的匪患尤其嚴重，那時候國民政府的管控力無法抵達陝北，但這恰好為共產黨武裝力量製造出福音來，留給了共軍以極佳的撒野契機和匪盜空間。臭味相投便稱知己，當毛澤東掛帥的大股共軍（紅軍）萬裏迢迢流竄作案來到陝北時候，如魚得水般找準了自己的落腳地，建立起蘇區。

民諺：窮山惡水出刁民，粗茶淡飯無孑遺。肉腐生蛆，蛆熟產蠅；土劣孵匪，匪頑升寇。流寇是土匪發展的頂峰，流寇之所以十分殘暴凶狠毒辣無恥，那是因為流寇作案多是流竄在異地他鄉：1）幾乎碰不上熟人，於是缺乏道德約束；2）罪案的對象都是與己血緣疏遠，於是下得了狠手；3）流竄作案中不容易被抓捕，於是缺乏法律製裁的威懾感。

民國時期的學者傅斯年，曾經把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美國學者餘英時把毛澤東在山上鬧革命歸類為土匪行徑，中共政府體製內走出來的學者阮銘也將當年盤踞在井岡山和延安，建立蘇區的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具體的匪徒而言尚有匪氣強弱的區分，中共領袖中毛澤東、習近平之流痞氣、匪氣特濃，雖然直接將他們比作為流寇尚不恰當，然則深入去思考精神性的高層次本質，就會發現確有近似之處，如操守低劣，隻顧眼前的歡樂和榮耀，不思長治久安的方針、政策和治理，即不具可持續性發展，缺乏人性，不擇手段，不顧人民死活，更扯淡有什麽超越情懷、尋求來世的永生。

上海執行抗疫大行動，是習某心理投射：“習近平總書記親自部署、親自指揮”，乃“初心不改”，大大地用上“梁家河大學問”，卻是來真的：痞氣加匪氣，勁兒十足！

 

• 秦始皇→毛澤東→習近平

 

這三者思想有著較大的傳承性。中共的建黨、建國都是繼承了中國傳統“外儒內法”的一套專製主義本色，馬克思主義成分並不多，如“緊密團結在以某某某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就是中共執政文化的萬能公式，其“春秋大義”足令執政者癡迷不已。

中國政治延續了千年的專製主義，其要數秦始皇的大一統治理格局最具開創、暴虐和傳承，其遺產深深地烙印在中華民族的政治文化基因上。《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今皇帝並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傳承至後世，中共統治者毛澤東、習近平極為崇拜、讚賞，毛澤東自稱：“馬克思加秦始皇”，自比“秦皇、漢武”。習近平是粗人，缺文秀，但配有禦用導演張藝謀來代言，原籍秦地的張藝謀以其電影作品的大氣磅礴著稱，如《英雄》、《大秦賦》、《大秦帝國》等頗有氣勢恢宏，詠古頌今，頌揚獨裁，乃深合主子旨意。

籍貫秦地的習近平似乎比毛澤東更領悟大秦遺風，他也有著構建大一統政治的強烈欲求，冒進浮誇，圖大貪功，舉凡黨、政、軍、財、經、文、教、農、工、商等各界各行，都得讓習來獨攬一身、定於一尊，還妄想對外擴張，天下一統。毛時代流行詞：“全國一盤棋”，如今又翻舊出新而熱炒，以“一言堂”淩駕天下，特別用於上海的抗疫。

中國人骨子裏有“天人合一”，混沌一氣的原始思維和巫術，這集體無意識天然地被大一統政治統攝，進而主導了亞細亞生產方式，在古代，它有利於治理水患、開挖運河、修建長城、建造皇宮等大型項目。在當今，有利於以舉國之力操辦上海防控。在思想意識高度，可以塑造全民的遵命、服從、聽話，即奴性，這恰是習近平的“不忘使命”：“凝聚全民抗疫的強大共識”。

在大一統政治如火如荼的文革期間，誇張而高調的道義目的論籠罩住中國大地上的各項各業，如有“農業以糧為綱、工業以鋼為綱。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於是到處呈現“一刀切”現象，凡是與“綱”不合之事，全得讓步，退避。

今天上海的抗疫正是一刀切做法：為了抗疫的宏偉大業，其他事情全都算不得“事情”，那怕是危機人生命的要事。再如，“同層密接隔離政策”，一人得陽整樓隔離，幾人得陽整區封閉。搞得：簡單直接粗暴，次生災害不斷，雞飛狗跳，人心惶惶。

 

• 外儒內法，臉麵爭光

 

習近平頗想搞《厲害了，我的國》，可看出習的“初心”中有“大秦”情愫，但不唯此。習熟知亡秦之故，暴秦之害，了解《過秦論》，於是就看重《荀子》思想，希望借鑒儒家思想補救暴秦之偏，但這隻是延續了曆史上慣行的“外儒內法”傳統，毫無創意。

以現代人的目光審視，法家思想並非全都是負麵的，糟糕的。譬如，法家的政治思想有“緣法而治”、“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法不阿貴，繩不撓曲”、“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等——貫徹一條法治平等的路線。

秦之後曆代皇朝，形成傳統的官方和上層社會的意識形態是儒家思想，儒家在治國綱要上對法家進行修正，改變其嚴刑律法、冷酷無情、對人性的踐踏，而用溫情脈脈的道德麵紗來遮蓋人心自私之惡。然而儒家的溫情脈脈卻是斷然排斥法家的平等觀，十分講究等級秩序的排位：“尊尊、親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樣導致另一種人性醜惡的釋放。

無論是法家抑或儒家，都嚴重匱乏精神超越性，使得中國人滑落到小人德性的急切功利性，熱衷於超近距離的貼身肉搏，這突出表現為儒家的“麵子文化”，即等級競爭。

今天，習近平把上海抗疫重重地押寶在他的麵子上：看吧，環顧世界，唯有我習某才能夠做到新冠病毒“清零”，豐功偉業啊；溥天之下，皆我臣屬；溥天之下，盡表忠心！

開啟小人心境：這就是習近平的“初心、使命”不可告人的真正用意所在！清零政策來自權力最高層，而下層執行者在習某巫祝之辭誘導下，層層加碼，步步緊逼，使防疫措施變得越來越嚴苛，越來越不通人情，越來越背離常識，卻迎來了中國式“麵子”大豐收！    

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今天，活躍在上海街頭的“大白”誌願者，大多來自社會底層，他們深知等級社會的底層生活之艱辛、悲愴、卑賤、滄桑，受欺受壓，吃苦甚多，在心坎中積滿了多多的怨恨，為此張公百忍，隻是期盼著猴年馬月有個身份升遷，從此羊與狼的位置對調，角色得以變換，從此終於有了發泄的口子和對象，就如二十年媳婦熬成婆婆那樣。今天好機會來了，讓底層誌願者們身披白大褂，臂佩紅袖章，頓時獲得了權力，身價躥升！於是人們就見到了大白們在上海街頭的變本加厲，肆無忌憚。

更是有不少大白門來自外省市的農村地區，他們往往有著毛澤東情結，相信毛澤東的詛咒語“農村包圍城市”，內心對待上海，這個以魔都著稱的城市有著較深的嫉恨，於是今天找到了發泄口子，爭當“南京路上好八連”，侮辱上海人一番，五十步笑百步，好不痛快啊！

上海本地市民，生存在全民抗疫的如此高壓境遇，顯得勢單力孤，不得不進行一場忍耐之心的大考驗。雖說是有海派氣質，但是多年來在習氏毛左政治侵染下，上海人漸漸變得麻木起來，中國傳統習性在增強，一個“忍”字當頭，懂得“看三勢”，學會“拎得清”，不做“填刀頭”，好漢不吃眼前虧，識時務者為俊傑，好死不如賴活著——與內地的庸眾一樣，都是媳婦受熬的心態——如此則喪失了做人的真誠性和崇高性。

 

                                                    施衛江

寫於 美國紐約

2022年5月26日上海抗疫為何如此狂暴？

 

最近，上海人民沉浸在“靜態管理、動態清零”的極度悲憤中，二個月來的抗疫，上海居民要麽封閉在家裏，要麽隔離在方艙，要麽入住醫院，最慘的是一些外地來滬的農民工、送貨員和運輸汽車司機，隻得睡眠在大街上、橋孔下、卡車裏，還不得行走出受封圍欄，還得不到足夠食物。不管呆在城市哪個角落，是富人或窮人，是教授還是乞丐，人人自危，生活無序，商店關門，藥品斷供，生存所需的基本食品、日用品都要靠手機上操作去“搶”，凡是不會手機操作就隻能等死，非新冠病毒引起的疾病都不算是“病”，假如某個病人不能出示有效核酸測試陰性證明，病人均得不到及時救治，更惡劣的措施是，要裝配鐵網在管控區的每一棟民宅樓的大門口，予以嚴加防範管製，防市民如防盜賊！“大白”警察容許隨意闖進市民家中搞“執法”，市民蒙受盡多的不幸和災難可就是不容許公開自由發聲喊冤！

嗚呼！號稱“國家主人”的上海市民，本是代表中國最具先進生產力的一族群體，理應充分釋放出上海市民的聰明才幹去搞建設，然而在黨中央的“清零”政策強製下，海派靈性竟然大肆遭受踐踏，人格尊嚴被貶至不及囚徒的卑下，被準許的行動自由還不如圈養的禽畜。哀哉！上海市民的生存境況是多麽孤苦伶仃無助，上海市民的精神抑鬱是何等淒淒慘慘戚戚。

由中央政府主導的抗疫“清零”，為什麽要對上海人民動用如此的粗暴、野蠻、獸性、瘋狂？這在西方自由世界看來，簡直太不可思議了！根源究竟是什麽呢？

 

（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發生在上海的抗疫狂暴當然不是海派文化傳承的特質，而是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親自部署指揮、密集指示批示”來進行，這位總書記宣稱：“我們的防控方針是由黨的性質和宗旨決定的”，“從黨的性質宗旨認識疫情防控方針”，當然不是飛來之石，而是經有悠久曆史的中國傳統孵化而成，它僵硬地主宰著當今中國政治的一切。欲懂得這場清零抗疫的真實意圖，須深入了解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須了解中國的民風民俗，尤其是陝北地區。

近年來，習近平嫻熟地運用他的政治手腕使大權獨攬，業已形成“九鼎之尊”局麵，且有越演越烈之勢，在其統治下的社會官僚機器不斷強化威權形式，這使得後者形式的高度威權化又促進了前者的獨裁，而前者專斷橫行又反哺後者，兩者互為反饋，攜手共進，就此全民奴性且增強不少——此即如德國學者齊美爾所講的社會學中“相互作用”的形式，對於這種“形式”的具體表達，深得魯迅精神之魂的北京大學中文係教授錢理群曾經論述道：“在一個專製統治下價值封閉的體係內，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是處在同一個價值點上的交流與反饋”（大意如此）。

可想而知，當今中國的政治形態正是走在全麵複辟傳統封建腐朽製度的路上。專製政治乃乾綱獨斷、定於一尊，且說今日中國之專製暴虐，極大地來自最高統治者的德性，習近平妄圖複辟文革，大開曆史倒車，朝思暮想他的皇帝迷夢，再造新時代的秦始皇、毛澤東。

    由此，習近平打造的強專製主義為他的暴政鋪設了平坦大道，布置於“全國一盤棋”格局下，海派上海市民深深感受到文革高潮時的毛式家天下：朕即真理，朕即國家。今天，統帥一聲令，三軍風雷動，酷政促奴性，令箭催遵命，從廟堂衙門，抵基層庸眾，政令一路暢行，貫徹無阻。

以習近平的“家天下”框架來看，上海的抗疫特別需要展示“中國共產黨所具有的無比堅強的領導力，是風雨來襲時中國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要展示中共統治下的製度“優越性”和“合法性”，更確切地說，還需要充分展示習近平總書記的“英明、偉大”形象，為他的正式“登基”皇座打基礎。構建如此之宏大敘事，習家中央政府定義了新冠病毒的抗疫是一場“人民戰爭”，全黨全民統一步調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部署”來進行的，這位總書記一再強調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堅持動態清零總方針不猶豫不動搖”，“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要把抗疫當作“為人民服務”。

以現代性的倫理學來論述，“人民”是個宏大敘事，是形而上之“大魅”，在以“人民”的名義大肆鼓噪、渲染之下，若開啟“幽暗之門”，可以發現，這隻是一塊“超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的招牌，其投射出的真實價值意向往往是希冀反饋回報給投射者自己，即小人心眼、小人心境的“自我、本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乃罪惡之淵藪，其鄙陋卑下、猥瑣不堪！

魯迅先生早就發現，中國的儒家典籍中充滿了“仁者愛人”之語，但是魯迅卻揭穿了其“瞞和騙”，其實質就是“以理殺人”！

今天的上海，把“人民”當作“綱領”來處置具體的全民抗疫，就意味著其餘事情全得靠邊讓路，抗疫以外的事情全都隻是與個人利益掛鉤而已，都是掛靠不上“人民”這個宏偉大宗旨，“人民”這個抽象綱領既然被強化得如此之高大上、偉光正，乃綱舉目張，和尚打傘，為所欲為、不擇手段！

 

（二）“不忘初心，牢記使命”

 

“初心”是習近平執政時代十分時髦的政治詞匯，既然被張揚得如此之“時髦”，它必定隱含有欺騙性！它試圖讓人民感受習的“青春故事”，聆聽他的“梁家河插隊的經曆”，規訓人民的情操，是一項典型的“洗腦工程”。

眾所周知，習近平在福建、浙江和上海三地工作過，已經獲得相當多的東南沿海地區工作的經驗，這些地區比起北方內地來具有相對較高的改革開放性，經濟結構大多是外向型，經濟水平也相應較高，治理較為先進。按照常規思路，要想當上一個大國有作為的主政者，其精神領域的價值觀訴求，本來應該引導國民走上現代化之路，深化改革，大大發揚沿海地區的先進經驗和業績成就，使融合到全球化的經濟圈中，學習西方發達的市場經濟和人文精神，求得國家發展踏上新台階。然而習近平卻不張揚他在沿海地區的經曆，反而大大弘揚在北方落後農村的生活感受、工作經曆——這就值得正義的人們去警惕和深思了。

與毛澤東一樣，習近平自身的秉性就是十分的“土”，在漢語網絡上，不滿的網民將習近平蔑稱為“包子”，意思有“土氣”之意，也就是傳統、愚昧、落後的代名詞。這與《論語》：“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意思相近，懷土就是戀土而安逸，營造個人小天地，即小人德性。我們來看看習近平是如何的“初心”？

“初心”在心理學上可稱為“原型”（榮格：archetypes），習的“原型”有“戀土情結”，顯然相悖於東南沿海地區的現代性精神品質，而在於他不斷吹噓的“土”字而凸出，即“農民情結、三農情懷”，習常稱：“我也是從農村出來的”，“我們這一代人也有這個情結，一定要把我們的老百姓，特別是我們的農民扶一把。”聽聽他的念念有詞“不忘初心”，從“習近平總書記從小就有農村情結”，可推斷習之“戀土”有小人之心：

1.  陝北延安梁家河，習近平插隊在此，據說練就了一套“大學問”，那真是了不得啊！
2. “老家富平曾在習近平迷惘彷徨時給予他溫暖”，陝西省富平縣臨近於曆史上京兆地區，這裏曾經是大一統帝國的中央權力地帶，即有秦、漢、隋、唐四朝大帝國定都於鹹陽、長安，這一家鄉情懷深深地烙印到習近平的人格秉性，使得習內心期盼著大一統政治。
3. 習近平時時要造訪河北省西柏坡，該地是毛派紅色經典的精神發源地，價值連城，非常值得習去流連忘返，就此習想要“弘揚西柏坡精神”。
4. 河北省正定縣，習年輕時候曾工作在此，當時是“農業學大寨”的先進樣板縣，是毛澤東樹立起來的一麵旗幟，同樣是紅色經典，值得去大力追捧，流芳百世。

    作為一個農業人口眾多的大國，農業生產當然需要去關心，農民的利益也當然需要去關心，任何一個具有現代化常識的人，必定知道：農民生活的大幅度改善，必須是由農業現代化來帶動，而農業現代化必須是由工業現代化來帶動，而工業現代化必須是由科技、經濟和製度等的各項現代化來帶動，需要重視精神文明的力量，也就是人的主體性自由的大發揚。然而中國的習某卻是完全的反其道而行之：要論價值觀的定位？什麽的工業、科技、文教、經濟、金融、製度、法治等等的重要發展項目全都擱置在邊上，就是因為這些不含有“初心”，從而全都被當做不重要的思想議題來處理，眼下最最要緊的事情是定位在“農民情結”、“黃土情結”之上：“不忘初心，牢記使命”——老是要把目光盯住在最最落後地區的農民生存價值觀上——這是怎麽樣的心態？怎麽樣的鬼魅心思啊？

人都是有個性的，共產黨執政也如此。理解了習近平的執政個性是那麽的“土裏土氣”，於是懂得：上海抗疫就是充滿習包子特色之土：“鞋子合不合腳，自己穿著才知道。”——紅色經典，土法上馬！   

 

•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方山水有一方風情

 

 共產黨信仰“辯證唯物主義”，其教條說：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確，特定的社會曆史地理環境可以塑造特定的精神氣質。成語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南橘北枳。按辯證法精神，反之亦然，如：彩蝶戀鮮花，蒼蠅叮臭肉；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智者樂水，仁者樂山。說到中國人的“土”，尚有各個地方的各個民風民俗民情，還可細分。

德國學者馬克斯·舍勒的行為學理論認為，能感悟到生活世界的價值和價值秩序的感情是成為行為意欲最深層的基礎部分，而這種感情決定著行為意欲的努力方向。但是舍勒又認為，不能把在一個時代和民族中流行或支配人們價值偏愛的評價係統所具有的“倫理結構”等同於作為價值優先法則的價值本身的客觀秩序。

今天，與西方自由世界一樣，強人習近平也是十分講究“顏色革命”，他將自身個性“土氣”的顏色欽定為中國的“政治正確”，即標準的意識形態，充分施展在上海地方的抗議之中，真實意圖是：以習氏“土氣”淹沒上海“海派”！

那麽究竟怎麽樣評介習包子“土氣”？

第一，純真“紅色基因”，眾所周知，習近平是在紅朝中國、紅色地域、紅色家庭、紅色時代、紅色圈子裏混出來的紅色土特產，紅色元素特濃，大紅特紅超紅。

現代中國有二大文明係統：黃色和藍色。

黃色是內陸型，具有內向封閉性質，其主要的分布地域是在北方的黃土質平原和高原上，其價值資源隻由落後的本土文明來提供（電視劇《河殤》的觀點）。

紅色文明是外來的馬列寧主義與中國本土的黃色文明相結合的產物，被綜合成“毛澤東思想路線”，具有革命的實踐性，但是主要根基還是黃色文明。

    藍色是海洋型，外向開放性質，最初地域分布在東南沿海一帶，隨之改革開放的深化，逐漸擴展至中國的大南方，它是本土文明與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結合的產物。

今天的國情是，北方黃土文明區域經濟全麵落後、蕭條，而南方藍色文明區域市場經濟發展良好，經濟指標高漲。如此經濟地理格局意味著中共統治機器的精神資源麵臨危機，這讓習近平深深不安，習某感受到來自於藍色文明對於紅色政權的威脅：資產階級市民的個體性、獨立性和自由意識在增長，他們不會如黃土地上農民幹活那樣的聽話、遵命和馴服。

遙想1949年3月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正式提出定都北平市的決議，當時的國情正如毛澤東所講：“蔣介石的國都在南京，他的基礎是江浙資本家。我們要把國都建在北平，我們也要在北平找到我們的基礎，這就是工人階級和廣大的勞動群眾。”這講話顯示了：南京的城市精神是藍色，而北平市則是黃色，紅色政權的根基需要由黃色文明來支撐、扶助，才會獲得穩定、可靠。

從前，毛澤東必定熟知曆史典故：“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對藍色文明懷有恐懼：“港台一帶，饕蚊尚多，西方世界，饕蚊成陣。”因此對待曾經位置楚地、而後深藍色的申城上海，毛澤東作指示：要采取“農村包圍城市”戰略。為此，上海外灘海關鍾樓上的大鍾報時，要以深黃色的陝北民歌樂調《東方紅》來進行，使之標誌為城市“主旋律”。要發揚“好八連”榮光，讓他們來到魔都南京路上當“哨兵”，以鎮住充滿資產階級邪念的“霓虹燈”，要加強“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全麵專政”，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今天，習近平憂心忡忡：紅色文明賴以存在基礎的黃色文明正日益蛻化墮落！為此決心拯救，在上海執行“靜態管理、動態清零”，實為一場魔鬼訓練，以鞏固紅色政權的！

 

• 粗人的痞氣，流寇的匪氣

 

紅朝中國首長級高幹的紅二代、紅三代多的是，譬如有劉少奇的兒子，陳雲兒子，鄧小平的兒女，胡耀邦的兒子，葉劍英、江澤民的數個兒女等等，在這一群體裏相比較，習包子就是顯得很“土氣”，這是為什麽呢？

這就是習近平第二個“土”：痞氣+匪氣，這是黃色文明外圍地帶“邊區”之“土氣”。

習近平讀書差勁是知曉的，然而這在首長級的紅後代中較為少見，盡管習近平時常吹噓讀書很多，還煞有介事地列出一長串讀書單來，頗有“此地無銀三百兩”之意。由於不願讀書、讀不進書，習的頭腦難以裝備積聚人類優秀文明的知識。蘇格拉底雲“知識即美德”，其否命題亦同樣成立。現代學者的認識更為精確，知識與美德之間的正向關聯性是需要建立在高概率基礎上，較有科學的合理性。毛澤東閱讀中國古典經書甚多，但也是痞氣+匪氣很濃厚，毛澤東特別讚賞二位流氓痞子皇帝：劉邦和朱元璋，毛把糟粕當作了精粹。

拉馬克的“用進廢退”可以較好解釋，讀書不好的習近平，喜好炫耀他的四肢發達：“我那個時候扛200斤麥子，十裏山路不換肩。”習對頭腦簡單事項：“新時期上山下鄉工程”、“好兒女誌在四方，有誌者奮鬥無悔”，頗有興趣和熱度，可見一斑。習近平坦承其念茲在茲“農民情結”，可以推斷出他的氣質和秉性，天然地與知識性匱缺的泥腿子、四肢發達者、粗布短衫者融通起來，對待海派氣質的上海人就不會有好感，可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

要深入了解習近平的所作所為，需要了解他的個性和風格，需要了解養育習某其秉性、氣質的地方，考察那裏的風土人情。習近平念念不忘他的“初心”之地，就是年輕時候插隊落戶的革命聖地延安，那裏是紅色大本營，更是“紅太陽升起的地方”。對於習近平來說，陝北延安就是他的紅色乳娘，思想養育之地，“作為一個人民公仆，陝北高原是我的根，因為這裏培養出我不變的信念：要為人民做實事！無論我走到哪裏，永遠都是黃土地的兒子。”習近平回憶說，插隊在梁家河，他“看到了人民群眾的根本，真正理解了老百姓”，“我幾乎從來沒哭過，印象較深的兩次哭都是在陝北。”情深誼長啊！

延安市，坐落在陝西省北部，是遊牧文明與農耕文明交融的邊區地帶，漢民族農民世世代代居住此地的曆史中，頻頻遭受多個遊牧民族和部落的相互殺戮、掠奪和洗劫，身處如此蠻族生態的劫掠，釀造出戎狄民風：痞氣+匪氣，漸漸墮落之，本地農耕地上又孵化出次生代的漢族大盜和流寇，如：王嘉胤、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董福祥等等。

大清皇朝晚期，西方殖民主義勢力進入中國東部沿海，紛紛建立起西方式的先進藍色文明，從此經濟格局和重心轉移，地處西北的陝西省經濟文化大幅衰弱，秦風不再，此衰彼漲，當地土匪、土豪卻猖狂起來，到了民國時期，整個陝北地區的匪患尤其嚴重，那時候國民政府的管控力無法抵達陝北，但這恰好為共產黨武裝力量製造出福音來，留給了共軍以極佳的撒野契機和匪盜空間。臭味相投便稱知己，當毛澤東掛帥的大股共軍（紅軍）萬裏迢迢流竄作案來到陝北時候，如魚得水般找準了自己的落腳地，建立起蘇區。

民諺：窮山惡水出刁民，粗茶淡飯無孑遺。肉腐生蛆，蛆熟產蠅；土劣孵匪，匪頑升寇。流寇是土匪發展的頂峰，流寇之所以十分殘暴凶狠毒辣無恥，那是因為流寇作案多是流竄在異地他鄉：1）幾乎碰不上熟人，於是缺乏道德約束；2）罪案的對象都是與己血緣疏遠，於是下得了狠手；3）流竄作案中不容易被抓捕，於是缺乏法律製裁的威懾感。

民國時期的學者傅斯年，曾經把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美國學者餘英時把毛澤東在山上鬧革命歸類為土匪行徑，中共政府體製內走出來的學者阮銘也將當年盤踞在井岡山和延安，建立蘇區的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具體的匪徒而言尚有匪氣強弱的區分，中共領袖中毛澤東、習近平之流痞氣、匪氣特濃，雖然直接將他們比作為流寇尚不恰當，然則深入去思考精神性的高層次本質，就會發現確有近似之處，如操守低劣，隻顧眼前的歡樂和榮耀，不思長治久安的方針、政策和治理，即不具可持續性發展，缺乏人性，不擇手段，不顧人民死活，更扯淡有什麽超越情懷、尋求來世的永生。

上海執行抗疫大行動，是習某心理投射：“習近平總書記親自部署、親自指揮”，乃“初心不改”，大大地用上“梁家河大學問”，卻是來真的：痞氣加匪氣，勁兒十足！

 

• 秦始皇→毛澤東→習近平

 

這三者思想有著較大的傳承性。中共的建黨、建國都是繼承了中國傳統“外儒內法”的一套專製主義本色，馬克思主義成分並不多，如“緊密團結在以某某某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就是中共執政文化的萬能公式，其“春秋大義”足令執政者癡迷不已。

中國政治延續了千年的專製主義，其要數秦始皇的大一統治理格局最具開創、暴虐和傳承，其遺產深深地烙印在中華民族的政治文化基因上。《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今皇帝並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傳承至後世，中共統治者毛澤東、習近平極為崇拜、讚賞，毛澤東自稱：“馬克思加秦始皇”，自比“秦皇、漢武”。習近平是粗人，缺文秀，但配有禦用導演張藝謀來代言，原籍秦地的張藝謀以其電影作品的大氣磅礴著稱，如《英雄》、《大秦賦》、《大秦帝國》等頗有氣勢恢宏，詠古頌今，頌揚獨裁，乃深合主子旨意。

籍貫秦地的習近平似乎比毛澤東更領悟大秦遺風，他也有著構建大一統政治的強烈欲求，冒進浮誇，圖大貪功，舉凡黨、政、軍、財、經、文、教、農、工、商等各界各行，都得讓習來獨攬一身、定於一尊，還妄想對外擴張，天下一統。毛時代流行詞：“全國一盤棋”，如今又翻舊出新而熱炒，以“一言堂”淩駕天下，特別用於上海的抗疫。

中國人骨子裏有“天人合一”，混沌一氣的原始思維和巫術，這集體無意識天然地被大一統政治統攝，進而主導了亞細亞生產方式，在古代，它有利於治理水患、開挖運河、修建長城、建造皇宮等大型項目。在當今，有利於以舉國之力操辦上海防控。在思想意識高度，可以塑造全民的遵命、服從、聽話，即奴性，這恰是習近平的“不忘使命”：“凝聚全民抗疫的強大共識”。

在大一統政治如火如荼的文革期間，誇張而高調的道義目的論籠罩住中國大地上的各項各業，如有“農業以糧為綱、工業以鋼為綱。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於是到處呈現“一刀切”現象，凡是與“綱”不合之事，全得讓步，退避。

今天上海的抗疫正是一刀切做法：為了抗疫的宏偉大業，其他事情全都算不得“事情”，那怕是危機人生命的要事。再如，“同層密接隔離政策”，一人得陽整樓隔離，幾人得陽整區封閉。搞得：簡單直接粗暴，次生災害不斷，雞飛狗跳，人心惶惶。

 

• 外儒內法，臉麵爭光

 

習近平頗想搞《厲害了，我的國》，可看出習的“初心”中有“大秦”情愫，但不唯此。習熟知亡秦之故，暴秦之害，了解《過秦論》，於是就看重《荀子》思想，希望借鑒儒家思想補救暴秦之偏，但這隻是延續了曆史上慣行的“外儒內法”傳統，毫無創意。

以現代人的目光審視，法家思想並非全都是負麵的，糟糕的。譬如，法家的政治思想有“緣法而治”、“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法不阿貴，繩不撓曲”、“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等——貫徹一條法治平等的路線。

秦之後曆代皇朝，形成傳統的官方和上層社會的意識形態是儒家思想，儒家在治國綱要上對法家進行修正，改變其嚴刑律法、冷酷無情、對人性的踐踏，而用溫情脈脈的道德麵紗來遮蓋人心自私之惡。然而儒家的溫情脈脈卻是斷然排斥法家的平等觀，十分講究等級秩序的排位：“尊尊、親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樣導致另一種人性醜惡的釋放。

無論是法家抑或儒家，都嚴重匱乏精神超越性，使得中國人滑落到小人德性的急切功利性，熱衷於超近距離的貼身肉搏，這突出表現為儒家的“麵子文化”，即等級競爭。

今天，習近平把上海抗疫重重地押寶在他的麵子上：看吧，環顧世界，唯有我習某才能夠做到新冠病毒“清零”，豐功偉業啊；溥天之下，皆我臣屬；溥天之下，盡表忠心！

開啟小人心境：這就是習近平的“初心、使命”不可告人的真正用意所在！清零政策來自權力最高層，而下層執行者在習某巫祝之辭誘導下，層層加碼，步步緊逼，使防疫措施變得越來越嚴苛，越來越不通人情，越來越背離常識，卻迎來了中國式“麵子”大豐收！    

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今天，活躍在上海街頭的“大白”誌願者，大多來自社會底層，他們深知等級社會的底層生活之艱辛、悲愴、卑賤、滄桑，受欺受壓，吃苦甚多，在心坎中積滿了多多的怨恨，為此張公百忍，隻是期盼著猴年馬月有個身份升遷，從此羊與狼的位置對調，角色得以變換，從此終於有了發泄的口子和對象，就如二十年媳婦熬成婆婆那樣。今天好機會來了，讓底層誌願者們身披白大褂，臂佩紅袖章，頓時獲得了權力，身價躥升！於是人們就見到了大白們在上海街頭的變本加厲，肆無忌憚。

更是有不少大白門來自外省市的農村地區，他們往往有著毛澤東情結，相信毛澤東的詛咒語“農村包圍城市”，內心對待上海，這個以魔都著稱的城市有著較深的嫉恨，於是今天找到了發泄口子，爭當“南京路上好八連”，侮辱上海人一番，五十步笑百步，好不痛快啊！

上海本地市民，生存在全民抗疫的如此高壓境遇，顯得勢單力孤，不得不進行一場忍耐之心的大考驗。雖說是有海派氣質，但是多年來在習氏毛左政治侵染下，上海人漸漸變得麻木起來，中國傳統習性在增強，一個“忍”字當頭，懂得“看三勢”，學會“拎得清”，不做“填刀頭”，好漢不吃眼前虧，識時務者為俊傑，好死不如賴活著——與內地的庸眾一樣，都是媳婦受熬的心態——如此則喪失了做人的真誠性和崇高性。

 

                                                    施衛江

寫於 美國紐約

2022年5月26日上海抗疫為何如此狂暴？

 

最近，上海人民沉浸在“靜態管理、動態清零”的極度悲憤中，二個月來的抗疫，上海居民要麽封閉在家裏，要麽隔離在方艙，要麽入住醫院，最慘的是一些外地來滬的農民工、送貨員和運輸汽車司機，隻得睡眠在大街上、橋孔下、卡車裏，還不得行走出受封圍欄，還得不到足夠食物。不管呆在城市哪個角落，是富人或窮人，是教授還是乞丐，人人自危，生活無序，商店關門，藥品斷供，生存所需的基本食品、日用品都要靠手機上操作去“搶”，凡是不會手機操作就隻能等死，非新冠病毒引起的疾病都不算是“病”，假如某個病人不能出示有效核酸測試陰性證明，病人均得不到及時救治，更惡劣的措施是，要裝配鐵網在管控區的每一棟民宅樓的大門口，予以嚴加防範管製，防市民如防盜賊！“大白”警察容許隨意闖進市民家中搞“執法”，市民蒙受盡多的不幸和災難可就是不容許公開自由發聲喊冤！

嗚呼！號稱“國家主人”的上海市民，本是代表中國最具先進生產力的一族群體，理應充分釋放出上海市民的聰明才幹去搞建設，然而在黨中央的“清零”政策強製下，海派靈性竟然大肆遭受踐踏，人格尊嚴被貶至不及囚徒的卑下，被準許的行動自由還不如圈養的禽畜。哀哉！上海市民的生存境況是多麽孤苦伶仃無助，上海市民的精神抑鬱是何等淒淒慘慘戚戚。

由中央政府主導的抗疫“清零”，為什麽要對上海人民動用如此的粗暴、野蠻、獸性、瘋狂？這在西方自由世界看來，簡直太不可思議了！根源究竟是什麽呢？

 

（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發生在上海的抗疫狂暴當然不是海派文化傳承的特質，而是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親自部署指揮、密集指示批示”來進行，這位總書記宣稱：“我們的防控方針是由黨的性質和宗旨決定的”，“從黨的性質宗旨認識疫情防控方針”，當然不是飛來之石，而是經有悠久曆史的中國傳統孵化而成，它僵硬地主宰著當今中國政治的一切。欲懂得這場清零抗疫的真實意圖，須深入了解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須了解中國的民風民俗，尤其是陝北地區。

近年來，習近平嫻熟地運用他的政治手腕使大權獨攬，業已形成“九鼎之尊”局麵，且有越演越烈之勢，在其統治下的社會官僚機器不斷強化威權形式，這使得後者形式的高度威權化又促進了前者的獨裁，而前者專斷橫行又反哺後者，兩者互為反饋，攜手共進，就此全民奴性且增強不少——此即如德國學者齊美爾所講的社會學中“相互作用”的形式，對於這種“形式”的具體表達，深得魯迅精神之魂的北京大學中文係教授錢理群曾經論述道：“在一個專製統治下價值封閉的體係內，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是處在同一個價值點上的交流與反饋”（大意如此）。

可想而知，當今中國的政治形態正是走在全麵複辟傳統封建腐朽製度的路上。專製政治乃乾綱獨斷、定於一尊，且說今日中國之專製暴虐，極大地來自最高統治者的德性，習近平妄圖複辟文革，大開曆史倒車，朝思暮想他的皇帝迷夢，再造新時代的秦始皇、毛澤東。

    由此，習近平打造的強專製主義為他的暴政鋪設了平坦大道，布置於“全國一盤棋”格局下，海派上海市民深深感受到文革高潮時的毛式家天下：朕即真理，朕即國家。今天，統帥一聲令，三軍風雷動，酷政促奴性，令箭催遵命，從廟堂衙門，抵基層庸眾，政令一路暢行，貫徹無阻。

以習近平的“家天下”框架來看，上海的抗疫特別需要展示“中國共產黨所具有的無比堅強的領導力，是風雨來襲時中國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要展示中共統治下的製度“優越性”和“合法性”，更確切地說，還需要充分展示習近平總書記的“英明、偉大”形象，為他的正式“登基”皇座打基礎。構建如此之宏大敘事，習家中央政府定義了新冠病毒的抗疫是一場“人民戰爭”，全黨全民統一步調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部署”來進行的，這位總書記一再強調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堅持動態清零總方針不猶豫不動搖”，“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要把抗疫當作“為人民服務”。

以現代性的倫理學來論述，“人民”是個宏大敘事，是形而上之“大魅”，在以“人民”的名義大肆鼓噪、渲染之下，若開啟“幽暗之門”，可以發現，這隻是一塊“超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的招牌，其投射出的真實價值意向往往是希冀反饋回報給投射者自己，即小人心眼、小人心境的“自我、本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乃罪惡之淵藪，其鄙陋卑下、猥瑣不堪！

魯迅先生早就發現，中國的儒家典籍中充滿了“仁者愛人”之語，但是魯迅卻揭穿了其“瞞和騙”，其實質就是“以理殺人”！

今天的上海，把“人民”當作“綱領”來處置具體的全民抗疫，就意味著其餘事情全得靠邊讓路，抗疫以外的事情全都隻是與個人利益掛鉤而已，都是掛靠不上“人民”這個宏偉大宗旨，“人民”這個抽象綱領既然被強化得如此之高大上、偉光正，乃綱舉目張，和尚打傘，為所欲為、不擇手段！

 

（二）“不忘初心，牢記使命”

 

“初心”是習近平執政時代十分時髦的政治詞匯，既然被張揚得如此之“時髦”，它必定隱含有欺騙性！它試圖讓人民感受習的“青春故事”，聆聽他的“梁家河插隊的經曆”，規訓人民的情操，是一項典型的“洗腦工程”。

眾所周知，習近平在福建、浙江和上海三地工作過，已經獲得相當多的東南沿海地區工作的經驗，這些地區比起北方內地來具有相對較高的改革開放性，經濟結構大多是外向型，經濟水平也相應較高，治理較為先進。按照常規思路，要想當上一個大國有作為的主政者，其精神領域的價值觀訴求，本來應該引導國民走上現代化之路，深化改革，大大發揚沿海地區的先進經驗和業績成就，使融合到全球化的經濟圈中，學習西方發達的市場經濟和人文精神，求得國家發展踏上新台階。然而習近平卻不張揚他在沿海地區的經曆，反而大大弘揚在北方落後農村的生活感受、工作經曆——這就值得正義的人們去警惕和深思了。

與毛澤東一樣，習近平自身的秉性就是十分的“土”，在漢語網絡上，不滿的網民將習近平蔑稱為“包子”，意思有“土氣”之意，也就是傳統、愚昧、落後的代名詞。這與《論語》：“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意思相近，懷土就是戀土而安逸，營造個人小天地，即小人德性。我們來看看習近平是如何的“初心”？

“初心”在心理學上可稱為“原型”（榮格：archetypes），習的“原型”有“戀土情結”，顯然相悖於東南沿海地區的現代性精神品質，而在於他不斷吹噓的“土”字而凸出，即“農民情結、三農情懷”，習常稱：“我也是從農村出來的”，“我們這一代人也有這個情結，一定要把我們的老百姓，特別是我們的農民扶一把。”聽聽他的念念有詞“不忘初心”，從“習近平總書記從小就有農村情結”，可推斷習之“戀土”有小人之心：

1.  陝北延安梁家河，習近平插隊在此，據說練就了一套“大學問”，那真是了不得啊！
2. “老家富平曾在習近平迷惘彷徨時給予他溫暖”，陝西省富平縣臨近於曆史上京兆地區，這裏曾經是大一統帝國的中央權力地帶，即有秦、漢、隋、唐四朝大帝國定都於鹹陽、長安，這一家鄉情懷深深地烙印到習近平的人格秉性，使得習內心期盼著大一統政治。
3. 習近平時時要造訪河北省西柏坡，該地是毛派紅色經典的精神發源地，價值連城，非常值得習去流連忘返，就此習想要“弘揚西柏坡精神”。
4. 河北省正定縣，習年輕時候曾工作在此，當時是“農業學大寨”的先進樣板縣，是毛澤東樹立起來的一麵旗幟，同樣是紅色經典，值得去大力追捧，流芳百世。

    作為一個農業人口眾多的大國，農業生產當然需要去關心，農民的利益也當然需要去關心，任何一個具有現代化常識的人，必定知道：農民生活的大幅度改善，必須是由農業現代化來帶動，而農業現代化必須是由工業現代化來帶動，而工業現代化必須是由科技、經濟和製度等的各項現代化來帶動，需要重視精神文明的力量，也就是人的主體性自由的大發揚。然而中國的習某卻是完全的反其道而行之：要論價值觀的定位？什麽的工業、科技、文教、經濟、金融、製度、法治等等的重要發展項目全都擱置在邊上，就是因為這些不含有“初心”，從而全都被當做不重要的思想議題來處理，眼下最最要緊的事情是定位在“農民情結”、“黃土情結”之上：“不忘初心，牢記使命”——老是要把目光盯住在最最落後地區的農民生存價值觀上——這是怎麽樣的心態？怎麽樣的鬼魅心思啊？

人都是有個性的，共產黨執政也如此。理解了習近平的執政個性是那麽的“土裏土氣”，於是懂得：上海抗疫就是充滿習包子特色之土：“鞋子合不合腳，自己穿著才知道。”——紅色經典，土法上馬！   

 

•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方山水有一方風情

 

 共產黨信仰“辯證唯物主義”，其教條說：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確，特定的社會曆史地理環境可以塑造特定的精神氣質。成語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南橘北枳。按辯證法精神，反之亦然，如：彩蝶戀鮮花，蒼蠅叮臭肉；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智者樂水，仁者樂山。說到中國人的“土”，尚有各個地方的各個民風民俗民情，還可細分。

德國學者馬克斯·舍勒的行為學理論認為，能感悟到生活世界的價值和價值秩序的感情是成為行為意欲最深層的基礎部分，而這種感情決定著行為意欲的努力方向。但是舍勒又認為，不能把在一個時代和民族中流行或支配人們價值偏愛的評價係統所具有的“倫理結構”等同於作為價值優先法則的價值本身的客觀秩序。

今天，與西方自由世界一樣，強人習近平也是十分講究“顏色革命”，他將自身個性“土氣”的顏色欽定為中國的“政治正確”，即標準的意識形態，充分施展在上海地方的抗議之中，真實意圖是：以習氏“土氣”淹沒上海“海派”！

那麽究竟怎麽樣評介習包子“土氣”？

第一，純真“紅色基因”，眾所周知，習近平是在紅朝中國、紅色地域、紅色家庭、紅色時代、紅色圈子裏混出來的紅色土特產，紅色元素特濃，大紅特紅超紅。

現代中國有二大文明係統：黃色和藍色。

黃色是內陸型，具有內向封閉性質，其主要的分布地域是在北方的黃土質平原和高原上，其價值資源隻由落後的本土文明來提供（電視劇《河殤》的觀點）。

紅色文明是外來的馬列寧主義與中國本土的黃色文明相結合的產物，被綜合成“毛澤東思想路線”，具有革命的實踐性，但是主要根基還是黃色文明。

    藍色是海洋型，外向開放性質，最初地域分布在東南沿海一帶，隨之改革開放的深化，逐漸擴展至中國的大南方，它是本土文明與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結合的產物。

今天的國情是，北方黃土文明區域經濟全麵落後、蕭條，而南方藍色文明區域市場經濟發展良好，經濟指標高漲。如此經濟地理格局意味著中共統治機器的精神資源麵臨危機，這讓習近平深深不安，習某感受到來自於藍色文明對於紅色政權的威脅：資產階級市民的個體性、獨立性和自由意識在增長，他們不會如黃土地上農民幹活那樣的聽話、遵命和馴服。

遙想1949年3月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正式提出定都北平市的決議，當時的國情正如毛澤東所講：“蔣介石的國都在南京，他的基礎是江浙資本家。我們要把國都建在北平，我們也要在北平找到我們的基礎，這就是工人階級和廣大的勞動群眾。”這講話顯示了：南京的城市精神是藍色，而北平市則是黃色，紅色政權的根基需要由黃色文明來支撐、扶助，才會獲得穩定、可靠。

從前，毛澤東必定熟知曆史典故：“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對藍色文明懷有恐懼：“港台一帶，饕蚊尚多，西方世界，饕蚊成陣。”因此對待曾經位置楚地、而後深藍色的申城上海，毛澤東作指示：要采取“農村包圍城市”戰略。為此，上海外灘海關鍾樓上的大鍾報時，要以深黃色的陝北民歌樂調《東方紅》來進行，使之標誌為城市“主旋律”。要發揚“好八連”榮光，讓他們來到魔都南京路上當“哨兵”，以鎮住充滿資產階級邪念的“霓虹燈”，要加強“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全麵專政”，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今天，習近平憂心忡忡：紅色文明賴以存在基礎的黃色文明正日益蛻化墮落！為此決心拯救，在上海執行“靜態管理、動態清零”，實為一場魔鬼訓練，以鞏固紅色政權的！

 

• 粗人的痞氣，流寇的匪氣

 

紅朝中國首長級高幹的紅二代、紅三代多的是，譬如有劉少奇的兒子，陳雲兒子，鄧小平的兒女，胡耀邦的兒子，葉劍英、江澤民的數個兒女等等，在這一群體裏相比較，習包子就是顯得很“土氣”，這是為什麽呢？

這就是習近平第二個“土”：痞氣+匪氣，這是黃色文明外圍地帶“邊區”之“土氣”。

習近平讀書差勁是知曉的，然而這在首長級的紅後代中較為少見，盡管習近平時常吹噓讀書很多，還煞有介事地列出一長串讀書單來，頗有“此地無銀三百兩”之意。由於不願讀書、讀不進書，習的頭腦難以裝備積聚人類優秀文明的知識。蘇格拉底雲“知識即美德”，其否命題亦同樣成立。現代學者的認識更為精確，知識與美德之間的正向關聯性是需要建立在高概率基礎上，較有科學的合理性。毛澤東閱讀中國古典經書甚多，但也是痞氣+匪氣很濃厚，毛澤東特別讚賞二位流氓痞子皇帝：劉邦和朱元璋，毛把糟粕當作了精粹。

拉馬克的“用進廢退”可以較好解釋，讀書不好的習近平，喜好炫耀他的四肢發達：“我那個時候扛200斤麥子，十裏山路不換肩。”習對頭腦簡單事項：“新時期上山下鄉工程”、“好兒女誌在四方，有誌者奮鬥無悔”，頗有興趣和熱度，可見一斑。習近平坦承其念茲在茲“農民情結”，可以推斷出他的氣質和秉性，天然地與知識性匱缺的泥腿子、四肢發達者、粗布短衫者融通起來，對待海派氣質的上海人就不會有好感，可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

要深入了解習近平的所作所為，需要了解他的個性和風格，需要了解養育習某其秉性、氣質的地方，考察那裏的風土人情。習近平念念不忘他的“初心”之地，就是年輕時候插隊落戶的革命聖地延安，那裏是紅色大本營，更是“紅太陽升起的地方”。對於習近平來說，陝北延安就是他的紅色乳娘，思想養育之地，“作為一個人民公仆，陝北高原是我的根，因為這裏培養出我不變的信念：要為人民做實事！無論我走到哪裏，永遠都是黃土地的兒子。”習近平回憶說，插隊在梁家河，他“看到了人民群眾的根本，真正理解了老百姓”，“我幾乎從來沒哭過，印象較深的兩次哭都是在陝北。”情深誼長啊！

延安市，坐落在陝西省北部，是遊牧文明與農耕文明交融的邊區地帶，漢民族農民世世代代居住此地的曆史中，頻頻遭受多個遊牧民族和部落的相互殺戮、掠奪和洗劫，身處如此蠻族生態的劫掠，釀造出戎狄民風：痞氣+匪氣，漸漸墮落之，本地農耕地上又孵化出次生代的漢族大盜和流寇，如：王嘉胤、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董福祥等等。

大清皇朝晚期，西方殖民主義勢力進入中國東部沿海，紛紛建立起西方式的先進藍色文明，從此經濟格局和重心轉移，地處西北的陝西省經濟文化大幅衰弱，秦風不再，此衰彼漲，當地土匪、土豪卻猖狂起來，到了民國時期，整個陝北地區的匪患尤其嚴重，那時候國民政府的管控力無法抵達陝北，但這恰好為共產黨武裝力量製造出福音來，留給了共軍以極佳的撒野契機和匪盜空間。臭味相投便稱知己，當毛澤東掛帥的大股共軍（紅軍）萬裏迢迢流竄作案來到陝北時候，如魚得水般找準了自己的落腳地，建立起蘇區。

民諺：窮山惡水出刁民，粗茶淡飯無孑遺。肉腐生蛆，蛆熟產蠅；土劣孵匪，匪頑升寇。流寇是土匪發展的頂峰，流寇之所以十分殘暴凶狠毒辣無恥，那是因為流寇作案多是流竄在異地他鄉：1）幾乎碰不上熟人，於是缺乏道德約束；2）罪案的對象都是與己血緣疏遠，於是下得了狠手；3）流竄作案中不容易被抓捕，於是缺乏法律製裁的威懾感。

民國時期的學者傅斯年，曾經把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美國學者餘英時把毛澤東在山上鬧革命歸類為土匪行徑，中共政府體製內走出來的學者阮銘也將當年盤踞在井岡山和延安，建立蘇區的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具體的匪徒而言尚有匪氣強弱的區分，中共領袖中毛澤東、習近平之流痞氣、匪氣特濃，雖然直接將他們比作為流寇尚不恰當，然則深入去思考精神性的高層次本質，就會發現確有近似之處，如操守低劣，隻顧眼前的歡樂和榮耀，不思長治久安的方針、政策和治理，即不具可持續性發展，缺乏人性，不擇手段，不顧人民死活，更扯淡有什麽超越情懷、尋求來世的永生。

上海執行抗疫大行動，是習某心理投射：“習近平總書記親自部署、親自指揮”，乃“初心不改”，大大地用上“梁家河大學問”，卻是來真的：痞氣加匪氣，勁兒十足！

 

• 秦始皇→毛澤東→習近平

 

這三者思想有著較大的傳承性。中共的建黨、建國都是繼承了中國傳統“外儒內法”的一套專製主義本色，馬克思主義成分並不多，如“緊密團結在以某某某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就是中共執政文化的萬能公式，其“春秋大義”足令執政者癡迷不已。

中國政治延續了千年的專製主義，其要數秦始皇的大一統治理格局最具開創、暴虐和傳承，其遺產深深地烙印在中華民族的政治文化基因上。《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今皇帝並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傳承至後世，中共統治者毛澤東、習近平極為崇拜、讚賞，毛澤東自稱：“馬克思加秦始皇”，自比“秦皇、漢武”。習近平是粗人，缺文秀，但配有禦用導演張藝謀來代言，原籍秦地的張藝謀以其電影作品的大氣磅礴著稱，如《英雄》、《大秦賦》、《大秦帝國》等頗有氣勢恢宏，詠古頌今，頌揚獨裁，乃深合主子旨意。

籍貫秦地的習近平似乎比毛澤東更領悟大秦遺風，他也有著構建大一統政治的強烈欲求，冒進浮誇，圖大貪功，舉凡黨、政、軍、財、經、文、教、農、工、商等各界各行，都得讓習來獨攬一身、定於一尊，還妄想對外擴張，天下一統。毛時代流行詞：“全國一盤棋”，如今又翻舊出新而熱炒，以“一言堂”淩駕天下，特別用於上海的抗疫。

中國人骨子裏有“天人合一”，混沌一氣的原始思維和巫術，這集體無意識天然地被大一統政治統攝，進而主導了亞細亞生產方式，在古代，它有利於治理水患、開挖運河、修建長城、建造皇宮等大型項目。在當今，有利於以舉國之力操辦上海防控。在思想意識高度，可以塑造全民的遵命、服從、聽話，即奴性，這恰是習近平的“不忘使命”：“凝聚全民抗疫的強大共識”。

在大一統政治如火如荼的文革期間，誇張而高調的道義目的論籠罩住中國大地上的各項各業，如有“農業以糧為綱、工業以鋼為綱。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於是到處呈現“一刀切”現象，凡是與“綱”不合之事，全得讓步，退避。

今天上海的抗疫正是一刀切做法：為了抗疫的宏偉大業，其他事情全都算不得“事情”，那怕是危機人生命的要事。再如，“同層密接隔離政策”，一人得陽整樓隔離，幾人得陽整區封閉。搞得：簡單直接粗暴，次生災害不斷，雞飛狗跳，人心惶惶。

 

• 外儒內法，臉麵爭光

 

習近平頗想搞《厲害了，我的國》，可看出習的“初心”中有“大秦”情愫，但不唯此。習熟知亡秦之故，暴秦之害，了解《過秦論》，於是就看重《荀子》思想，希望借鑒儒家思想補救暴秦之偏，但這隻是延續了曆史上慣行的“外儒內法”傳統，毫無創意。

以現代人的目光審視，法家思想並非全都是負麵的，糟糕的。譬如，法家的政治思想有“緣法而治”、“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法不阿貴，繩不撓曲”、“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等——貫徹一條法治平等的路線。

秦之後曆代皇朝，形成傳統的官方和上層社會的意識形態是儒家思想，儒家在治國綱要上對法家進行修正，改變其嚴刑律法、冷酷無情、對人性的踐踏，而用溫情脈脈的道德麵紗來遮蓋人心自私之惡。然而儒家的溫情脈脈卻是斷然排斥法家的平等觀，十分講究等級秩序的排位：“尊尊、親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樣導致另一種人性醜惡的釋放。

無論是法家抑或儒家，都嚴重匱乏精神超越性，使得中國人滑落到小人德性的急切功利性，熱衷於超近距離的貼身肉搏，這突出表現為儒家的“麵子文化”，即等級競爭。

今天，習近平把上海抗疫重重地押寶在他的麵子上：看吧，環顧世界，唯有我習某才能夠做到新冠病毒“清零”，豐功偉業啊；溥天之下，皆我臣屬；溥天之下，盡表忠心！

開啟小人心境：這就是習近平的“初心、使命”不可告人的真正用意所在！清零政策來自權力最高層，而下層執行者在習某巫祝之辭誘導下，層層加碼，步步緊逼，使防疫措施變得越來越嚴苛，越來越不通人情，越來越背離常識，卻迎來了中國式“麵子”大豐收！    

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今天，活躍在上海街頭的“大白”誌願者，大多來自社會底層，他們深知等級社會的底層生活之艱辛、悲愴、卑賤、滄桑，受欺受壓，吃苦甚多，在心坎中積滿了多多的怨恨，為此張公百忍，隻是期盼著猴年馬月有個身份升遷，從此羊與狼的位置對調，角色得以變換，從此終於有了發泄的口子和對象，就如二十年媳婦熬成婆婆那樣。今天好機會來了，讓底層誌願者們身披白大褂，臂佩紅袖章，頓時獲得了權力，身價躥升！於是人們就見到了大白們在上海街頭的變本加厲，肆無忌憚。

更是有不少大白門來自外省市的農村地區，他們往往有著毛澤東情結，相信毛澤東的詛咒語“農村包圍城市”，內心對待上海，這個以魔都著稱的城市有著較深的嫉恨，於是今天找到了發泄口子，爭當“南京路上好八連”，侮辱上海人一番，五十步笑百步，好不痛快啊！

上海本地市民，生存在全民抗疫的如此高壓境遇，顯得勢單力孤，不得不進行一場忍耐之心的大考驗。雖說是有海派氣質，但是多年來在習氏毛左政治侵染下，上海人漸漸變得麻木起來，中國傳統習性在增強，一個“忍”字當頭，懂得“看三勢”，學會“拎得清”，不做“填刀頭”，好漢不吃眼前虧，識時務者為俊傑，好死不如賴活著——與內地的庸眾一樣，都是媳婦受熬的心態——如此則喪失了做人的真誠性和崇高性。

 

                                                    施衛江

寫於 美國紐約

2022年5月26日上海抗疫為何如此狂暴？

 

最近，上海人民沉浸在“靜態管理、動態清零”的極度悲憤中，二個月來的抗疫，上海居民要麽封閉在家裏，要麽隔離在方艙，要麽入住醫院，最慘的是一些外地來滬的農民工、送貨員和運輸汽車司機，隻得睡眠在大街上、橋孔下、卡車裏，還不得行走出受封圍欄，還得不到足夠食物。不管呆在城市哪個角落，是富人或窮人，是教授還是乞丐，人人自危，生活無序，商店關門，藥品斷供，生存所需的基本食品、日用品都要靠手機上操作去“搶”，凡是不會手機操作就隻能等死，非新冠病毒引起的疾病都不算是“病”，假如某個病人不能出示有效核酸測試陰性證明，病人均得不到及時救治，更惡劣的措施是，要裝配鐵網在管控區的每一棟民宅樓的大門口，予以嚴加防範管製，防市民如防盜賊！“大白”警察容許隨意闖進市民家中搞“執法”，市民蒙受盡多的不幸和災難可就是不容許公開自由發聲喊冤！

嗚呼！號稱“國家主人”的上海市民，本是代表中國最具先進生產力的一族群體，理應充分釋放出上海市民的聰明才幹去搞建設，然而在黨中央的“清零”政策強製下，海派靈性竟然大肆遭受踐踏，人格尊嚴被貶至不及囚徒的卑下，被準許的行動自由還不如圈養的禽畜。哀哉！上海市民的生存境況是多麽孤苦伶仃無助，上海市民的精神抑鬱是何等淒淒慘慘戚戚。

由中央政府主導的抗疫“清零”，為什麽要對上海人民動用如此的粗暴、野蠻、獸性、瘋狂？這在西方自由世界看來，簡直太不可思議了！根源究竟是什麽呢？

 

（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發生在上海的抗疫狂暴當然不是海派文化傳承的特質，而是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親自部署指揮、密集指示批示”來進行，這位總書記宣稱：“我們的防控方針是由黨的性質和宗旨決定的”，“從黨的性質宗旨認識疫情防控方針”，當然不是飛來之石，而是經有悠久曆史的中國傳統孵化而成，它僵硬地主宰著當今中國政治的一切。欲懂得這場清零抗疫的真實意圖，須深入了解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須了解中國的民風民俗，尤其是陝北地區。

近年來，習近平嫻熟地運用他的政治手腕使大權獨攬，業已形成“九鼎之尊”局麵，且有越演越烈之勢，在其統治下的社會官僚機器不斷強化威權形式，這使得後者形式的高度威權化又促進了前者的獨裁，而前者專斷橫行又反哺後者，兩者互為反饋，攜手共進，就此全民奴性且增強不少——此即如德國學者齊美爾所講的社會學中“相互作用”的形式，對於這種“形式”的具體表達，深得魯迅精神之魂的北京大學中文係教授錢理群曾經論述道：“在一個專製統治下價值封閉的體係內，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是處在同一個價值點上的交流與反饋”（大意如此）。

可想而知，當今中國的政治形態正是走在全麵複辟傳統封建腐朽製度的路上。專製政治乃乾綱獨斷、定於一尊，且說今日中國之專製暴虐，極大地來自最高統治者的德性，習近平妄圖複辟文革，大開曆史倒車，朝思暮想他的皇帝迷夢，再造新時代的秦始皇、毛澤東。

    由此，習近平打造的強專製主義為他的暴政鋪設了平坦大道，布置於“全國一盤棋”格局下，海派上海市民深深感受到文革高潮時的毛式家天下：朕即真理，朕即國家。今天，統帥一聲令，三軍風雷動，酷政促奴性，令箭催遵命，從廟堂衙門，抵基層庸眾，政令一路暢行，貫徹無阻。

以習近平的“家天下”框架來看，上海的抗疫特別需要展示“中國共產黨所具有的無比堅強的領導力，是風雨來襲時中國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要展示中共統治下的製度“優越性”和“合法性”，更確切地說，還需要充分展示習近平總書記的“英明、偉大”形象，為他的正式“登基”皇座打基礎。構建如此之宏大敘事，習家中央政府定義了新冠病毒的抗疫是一場“人民戰爭”，全黨全民統一步調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部署”來進行的，這位總書記一再強調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堅持動態清零總方針不猶豫不動搖”，“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要把抗疫當作“為人民服務”。

以現代性的倫理學來論述，“人民”是個宏大敘事，是形而上之“大魅”，在以“人民”的名義大肆鼓噪、渲染之下，若開啟“幽暗之門”，可以發現，這隻是一塊“超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的招牌，其投射出的真實價值意向往往是希冀反饋回報給投射者自己，即小人心眼、小人心境的“自我、本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乃罪惡之淵藪，其鄙陋卑下、猥瑣不堪！

魯迅先生早就發現，中國的儒家典籍中充滿了“仁者愛人”之語，但是魯迅卻揭穿了其“瞞和騙”，其實質就是“以理殺人”！

今天的上海，把“人民”當作“綱領”來處置具體的全民抗疫，就意味著其餘事情全得靠邊讓路，抗疫以外的事情全都隻是與個人利益掛鉤而已，都是掛靠不上“人民”這個宏偉大宗旨，“人民”這個抽象綱領既然被強化得如此之高大上、偉光正，乃綱舉目張，和尚打傘，為所欲為、不擇手段！

 

（二）“不忘初心，牢記使命”

 

“初心”是習近平執政時代十分時髦的政治詞匯，既然被張揚得如此之“時髦”，它必定隱含有欺騙性！它試圖讓人民感受習的“青春故事”，聆聽他的“梁家河插隊的經曆”，規訓人民的情操，是一項典型的“洗腦工程”。

眾所周知，習近平在福建、浙江和上海三地工作過，已經獲得相當多的東南沿海地區工作的經驗，這些地區比起北方內地來具有相對較高的改革開放性，經濟結構大多是外向型，經濟水平也相應較高，治理較為先進。按照常規思路，要想當上一個大國有作為的主政者，其精神領域的價值觀訴求，本來應該引導國民走上現代化之路，深化改革，大大發揚沿海地區的先進經驗和業績成就，使融合到全球化的經濟圈中，學習西方發達的市場經濟和人文精神，求得國家發展踏上新台階。然而習近平卻不張揚他在沿海地區的經曆，反而大大弘揚在北方落後農村的生活感受、工作經曆——這就值得正義的人們去警惕和深思了。

與毛澤東一樣，習近平自身的秉性就是十分的“土”，在漢語網絡上，不滿的網民將習近平蔑稱為“包子”，意思有“土氣”之意，也就是傳統、愚昧、落後的代名詞。這與《論語》：“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意思相近，懷土就是戀土而安逸，營造個人小天地，即小人德性。我們來看看習近平是如何的“初心”？

“初心”在心理學上可稱為“原型”（榮格：archetypes），習的“原型”有“戀土情結”，顯然相悖於東南沿海地區的現代性精神品質，而在於他不斷吹噓的“土”字而凸出，即“農民情結、三農情懷”，習常稱：“我也是從農村出來的”，“我們這一代人也有這個情結，一定要把我們的老百姓，特別是我們的農民扶一把。”聽聽他的念念有詞“不忘初心”，從“習近平總書記從小就有農村情結”，可推斷習之“戀土”有小人之心：

1.  陝北延安梁家河，習近平插隊在此，據說練就了一套“大學問”，那真是了不得啊！
2. “老家富平曾在習近平迷惘彷徨時給予他溫暖”，陝西省富平縣臨近於曆史上京兆地區，這裏曾經是大一統帝國的中央權力地帶，即有秦、漢、隋、唐四朝大帝國定都於鹹陽、長安，這一家鄉情懷深深地烙印到習近平的人格秉性，使得習內心期盼著大一統政治。
3. 習近平時時要造訪河北省西柏坡，該地是毛派紅色經典的精神發源地，價值連城，非常值得習去流連忘返，就此習想要“弘揚西柏坡精神”。
4. 河北省正定縣，習年輕時候曾工作在此，當時是“農業學大寨”的先進樣板縣，是毛澤東樹立起來的一麵旗幟，同樣是紅色經典，值得去大力追捧，流芳百世。

    作為一個農業人口眾多的大國，農業生產當然需要去關心，農民的利益也當然需要去關心，任何一個具有現代化常識的人，必定知道：農民生活的大幅度改善，必須是由農業現代化來帶動，而農業現代化必須是由工業現代化來帶動，而工業現代化必須是由科技、經濟和製度等的各項現代化來帶動，需要重視精神文明的力量，也就是人的主體性自由的大發揚。然而中國的習某卻是完全的反其道而行之：要論價值觀的定位？什麽的工業、科技、文教、經濟、金融、製度、法治等等的重要發展項目全都擱置在邊上，就是因為這些不含有“初心”，從而全都被當做不重要的思想議題來處理，眼下最最要緊的事情是定位在“農民情結”、“黃土情結”之上：“不忘初心，牢記使命”——老是要把目光盯住在最最落後地區的農民生存價值觀上——這是怎麽樣的心態？怎麽樣的鬼魅心思啊？

人都是有個性的，共產黨執政也如此。理解了習近平的執政個性是那麽的“土裏土氣”，於是懂得：上海抗疫就是充滿習包子特色之土：“鞋子合不合腳，自己穿著才知道。”——紅色經典，土法上馬！   

 

•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方山水有一方風情

 

 共產黨信仰“辯證唯物主義”，其教條說：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確，特定的社會曆史地理環境可以塑造特定的精神氣質。成語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南橘北枳。按辯證法精神，反之亦然，如：彩蝶戀鮮花，蒼蠅叮臭肉；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智者樂水，仁者樂山。說到中國人的“土”，尚有各個地方的各個民風民俗民情，還可細分。

德國學者馬克斯·舍勒的行為學理論認為，能感悟到生活世界的價值和價值秩序的感情是成為行為意欲最深層的基礎部分，而這種感情決定著行為意欲的努力方向。但是舍勒又認為，不能把在一個時代和民族中流行或支配人們價值偏愛的評價係統所具有的“倫理結構”等同於作為價值優先法則的價值本身的客觀秩序。

今天，與西方自由世界一樣，強人習近平也是十分講究“顏色革命”，他將自身個性“土氣”的顏色欽定為中國的“政治正確”，即標準的意識形態，充分施展在上海地方的抗議之中，真實意圖是：以習氏“土氣”淹沒上海“海派”！

那麽究竟怎麽樣評介習包子“土氣”？

第一，純真“紅色基因”，眾所周知，習近平是在紅朝中國、紅色地域、紅色家庭、紅色時代、紅色圈子裏混出來的紅色土特產，紅色元素特濃，大紅特紅超紅。

現代中國有二大文明係統：黃色和藍色。

黃色是內陸型，具有內向封閉性質，其主要的分布地域是在北方的黃土質平原和高原上，其價值資源隻由落後的本土文明來提供（電視劇《河殤》的觀點）。

紅色文明是外來的馬列寧主義與中國本土的黃色文明相結合的產物，被綜合成“毛澤東思想路線”，具有革命的實踐性，但是主要根基還是黃色文明。

    藍色是海洋型，外向開放性質，最初地域分布在東南沿海一帶，隨之改革開放的深化，逐漸擴展至中國的大南方，它是本土文明與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結合的產物。

今天的國情是，北方黃土文明區域經濟全麵落後、蕭條，而南方藍色文明區域市場經濟發展良好，經濟指標高漲。如此經濟地理格局意味著中共統治機器的精神資源麵臨危機，這讓習近平深深不安，習某感受到來自於藍色文明對於紅色政權的威脅：資產階級市民的個體性、獨立性和自由意識在增長，他們不會如黃土地上農民幹活那樣的聽話、遵命和馴服。

遙想1949年3月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正式提出定都北平市的決議，當時的國情正如毛澤東所講：“蔣介石的國都在南京，他的基礎是江浙資本家。我們要把國都建在北平，我們也要在北平找到我們的基礎，這就是工人階級和廣大的勞動群眾。”這講話顯示了：南京的城市精神是藍色，而北平市則是黃色，紅色政權的根基需要由黃色文明來支撐、扶助，才會獲得穩定、可靠。

從前，毛澤東必定熟知曆史典故：“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對藍色文明懷有恐懼：“港台一帶，饕蚊尚多，西方世界，饕蚊成陣。”因此對待曾經位置楚地、而後深藍色的申城上海，毛澤東作指示：要采取“農村包圍城市”戰略。為此，上海外灘海關鍾樓上的大鍾報時，要以深黃色的陝北民歌樂調《東方紅》來進行，使之標誌為城市“主旋律”。要發揚“好八連”榮光，讓他們來到魔都南京路上當“哨兵”，以鎮住充滿資產階級邪念的“霓虹燈”，要加強“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全麵專政”，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今天，習近平憂心忡忡：紅色文明賴以存在基礎的黃色文明正日益蛻化墮落！為此決心拯救，在上海執行“靜態管理、動態清零”，實為一場魔鬼訓練，以鞏固紅色政權的！

 

• 粗人的痞氣，流寇的匪氣

 

紅朝中國首長級高幹的紅二代、紅三代多的是，譬如有劉少奇的兒子，陳雲兒子，鄧小平的兒女，胡耀邦的兒子，葉劍英、江澤民的數個兒女等等，在這一群體裏相比較，習包子就是顯得很“土氣”，這是為什麽呢？

這就是習近平第二個“土”：痞氣+匪氣，這是黃色文明外圍地帶“邊區”之“土氣”。

習近平讀書差勁是知曉的，然而這在首長級的紅後代中較為少見，盡管習近平時常吹噓讀書很多，還煞有介事地列出一長串讀書單來，頗有“此地無銀三百兩”之意。由於不願讀書、讀不進書，習的頭腦難以裝備積聚人類優秀文明的知識。蘇格拉底雲“知識即美德”，其否命題亦同樣成立。現代學者的認識更為精確，知識與美德之間的正向關聯性是需要建立在高概率基礎上，較有科學的合理性。毛澤東閱讀中國古典經書甚多，但也是痞氣+匪氣很濃厚，毛澤東特別讚賞二位流氓痞子皇帝：劉邦和朱元璋，毛把糟粕當作了精粹。

拉馬克的“用進廢退”可以較好解釋，讀書不好的習近平，喜好炫耀他的四肢發達：“我那個時候扛200斤麥子，十裏山路不換肩。”習對頭腦簡單事項：“新時期上山下鄉工程”、“好兒女誌在四方，有誌者奮鬥無悔”，頗有興趣和熱度，可見一斑。習近平坦承其念茲在茲“農民情結”，可以推斷出他的氣質和秉性，天然地與知識性匱缺的泥腿子、四肢發達者、粗布短衫者融通起來，對待海派氣質的上海人就不會有好感，可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

要深入了解習近平的所作所為，需要了解他的個性和風格，需要了解養育習某其秉性、氣質的地方，考察那裏的風土人情。習近平念念不忘他的“初心”之地，就是年輕時候插隊落戶的革命聖地延安，那裏是紅色大本營，更是“紅太陽升起的地方”。對於習近平來說，陝北延安就是他的紅色乳娘，思想養育之地，“作為一個人民公仆，陝北高原是我的根，因為這裏培養出我不變的信念：要為人民做實事！無論我走到哪裏，永遠都是黃土地的兒子。”習近平回憶說，插隊在梁家河，他“看到了人民群眾的根本，真正理解了老百姓”，“我幾乎從來沒哭過，印象較深的兩次哭都是在陝北。”情深誼長啊！

延安市，坐落在陝西省北部，是遊牧文明與農耕文明交融的邊區地帶，漢民族農民世世代代居住此地的曆史中，頻頻遭受多個遊牧民族和部落的相互殺戮、掠奪和洗劫，身處如此蠻族生態的劫掠，釀造出戎狄民風：痞氣+匪氣，漸漸墮落之，本地農耕地上又孵化出次生代的漢族大盜和流寇，如：王嘉胤、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董福祥等等。

大清皇朝晚期，西方殖民主義勢力進入中國東部沿海，紛紛建立起西方式的先進藍色文明，從此經濟格局和重心轉移，地處西北的陝西省經濟文化大幅衰弱，秦風不再，此衰彼漲，當地土匪、土豪卻猖狂起來，到了民國時期，整個陝北地區的匪患尤其嚴重，那時候國民政府的管控力無法抵達陝北，但這恰好為共產黨武裝力量製造出福音來，留給了共軍以極佳的撒野契機和匪盜空間。臭味相投便稱知己，當毛澤東掛帥的大股共軍（紅軍）萬裏迢迢流竄作案來到陝北時候，如魚得水般找準了自己的落腳地，建立起蘇區。

民諺：窮山惡水出刁民，粗茶淡飯無孑遺。肉腐生蛆，蛆熟產蠅；土劣孵匪，匪頑升寇。流寇是土匪發展的頂峰，流寇之所以十分殘暴凶狠毒辣無恥，那是因為流寇作案多是流竄在異地他鄉：1）幾乎碰不上熟人，於是缺乏道德約束；2）罪案的對象都是與己血緣疏遠，於是下得了狠手；3）流竄作案中不容易被抓捕，於是缺乏法律製裁的威懾感。

民國時期的學者傅斯年，曾經把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美國學者餘英時把毛澤東在山上鬧革命歸類為土匪行徑，中共政府體製內走出來的學者阮銘也將當年盤踞在井岡山和延安，建立蘇區的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具體的匪徒而言尚有匪氣強弱的區分，中共領袖中毛澤東、習近平之流痞氣、匪氣特濃，雖然直接將他們比作為流寇尚不恰當，然則深入去思考精神性的高層次本質，就會發現確有近似之處，如操守低劣，隻顧眼前的歡樂和榮耀，不思長治久安的方針、政策和治理，即不具可持續性發展，缺乏人性，不擇手段，不顧人民死活，更扯淡有什麽超越情懷、尋求來世的永生。

上海執行抗疫大行動，是習某心理投射：“習近平總書記親自部署、親自指揮”，乃“初心不改”，大大地用上“梁家河大學問”，卻是來真的：痞氣加匪氣，勁兒十足！

 

• 秦始皇→毛澤東→習近平

 

這三者思想有著較大的傳承性。中共的建黨、建國都是繼承了中國傳統“外儒內法”的一套專製主義本色，馬克思主義成分並不多，如“緊密團結在以某某某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就是中共執政文化的萬能公式，其“春秋大義”足令執政者癡迷不已。

中國政治延續了千年的專製主義，其要數秦始皇的大一統治理格局最具開創、暴虐和傳承，其遺產深深地烙印在中華民族的政治文化基因上。《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今皇帝並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傳承至後世，中共統治者毛澤東、習近平極為崇拜、讚賞，毛澤東自稱：“馬克思加秦始皇”，自比“秦皇、漢武”。習近平是粗人，缺文秀，但配有禦用導演張藝謀來代言，原籍秦地的張藝謀以其電影作品的大氣磅礴著稱，如《英雄》、《大秦賦》、《大秦帝國》等頗有氣勢恢宏，詠古頌今，頌揚獨裁，乃深合主子旨意。

籍貫秦地的習近平似乎比毛澤東更領悟大秦遺風，他也有著構建大一統政治的強烈欲求，冒進浮誇，圖大貪功，舉凡黨、政、軍、財、經、文、教、農、工、商等各界各行，都得讓習來獨攬一身、定於一尊，還妄想對外擴張，天下一統。毛時代流行詞：“全國一盤棋”，如今又翻舊出新而熱炒，以“一言堂”淩駕天下，特別用於上海的抗疫。

中國人骨子裏有“天人合一”，混沌一氣的原始思維和巫術，這集體無意識天然地被大一統政治統攝，進而主導了亞細亞生產方式，在古代，它有利於治理水患、開挖運河、修建長城、建造皇宮等大型項目。在當今，有利於以舉國之力操辦上海防控。在思想意識高度，可以塑造全民的遵命、服從、聽話，即奴性，這恰是習近平的“不忘使命”：“凝聚全民抗疫的強大共識”。

在大一統政治如火如荼的文革期間，誇張而高調的道義目的論籠罩住中國大地上的各項各業，如有“農業以糧為綱、工業以鋼為綱。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於是到處呈現“一刀切”現象，凡是與“綱”不合之事，全得讓步，退避。

今天上海的抗疫正是一刀切做法：為了抗疫的宏偉大業，其他事情全都算不得“事情”，那怕是危機人生命的要事。再如，“同層密接隔離政策”，一人得陽整樓隔離，幾人得陽整區封閉。搞得：簡單直接粗暴，次生災害不斷，雞飛狗跳，人心惶惶。

 

• 外儒內法，臉麵爭光

 

習近平頗想搞《厲害了，我的國》，可看出習的“初心”中有“大秦”情愫，但不唯此。習熟知亡秦之故，暴秦之害，了解《過秦論》，於是就看重《荀子》思想，希望借鑒儒家思想補救暴秦之偏，但這隻是延續了曆史上慣行的“外儒內法”傳統，毫無創意。

以現代人的目光審視，法家思想並非全都是負麵的，糟糕的。譬如，法家的政治思想有“緣法而治”、“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法不阿貴，繩不撓曲”、“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等——貫徹一條法治平等的路線。

秦之後曆代皇朝，形成傳統的官方和上層社會的意識形態是儒家思想，儒家在治國綱要上對法家進行修正，改變其嚴刑律法、冷酷無情、對人性的踐踏，而用溫情脈脈的道德麵紗來遮蓋人心自私之惡。然而儒家的溫情脈脈卻是斷然排斥法家的平等觀，十分講究等級秩序的排位：“尊尊、親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樣導致另一種人性醜惡的釋放。

無論是法家抑或儒家，都嚴重匱乏精神超越性，使得中國人滑落到小人德性的急切功利性，熱衷於超近距離的貼身肉搏，這突出表現為儒家的“麵子文化”，即等級競爭。

今天，習近平把上海抗疫重重地押寶在他的麵子上：看吧，環顧世界，唯有我習某才能夠做到新冠病毒“清零”，豐功偉業啊；溥天之下，皆我臣屬；溥天之下，盡表忠心！

開啟小人心境：這就是習近平的“初心、使命”不可告人的真正用意所在！清零政策來自權力最高層，而下層執行者在習某巫祝之辭誘導下，層層加碼，步步緊逼，使防疫措施變得越來越嚴苛，越來越不通人情，越來越背離常識，卻迎來了中國式“麵子”大豐收！    

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今天，活躍在上海街頭的“大白”誌願者，大多來自社會底層，他們深知等級社會的底層生活之艱辛、悲愴、卑賤、滄桑，受欺受壓，吃苦甚多，在心坎中積滿了多多的怨恨，為此張公百忍，隻是期盼著猴年馬月有個身份升遷，從此羊與狼的位置對調，角色得以變換，從此終於有了發泄的口子和對象，就如二十年媳婦熬成婆婆那樣。今天好機會來了，讓底層誌願者們身披白大褂，臂佩紅袖章，頓時獲得了權力，身價躥升！於是人們就見到了大白們在上海街頭的變本加厲，肆無忌憚。

更是有不少大白門來自外省市的農村地區，他們往往有著毛澤東情結，相信毛澤東的詛咒語“農村包圍城市”，內心對待上海，這個以魔都著稱的城市有著較深的嫉恨，於是今天找到了發泄口子，爭當“南京路上好八連”，侮辱上海人一番，五十步笑百步，好不痛快啊！

上海本地市民，生存在全民抗疫的如此高壓境遇，顯得勢單力孤，不得不進行一場忍耐之心的大考驗。雖說是有海派氣質，但是多年來在習氏毛左政治侵染下，上海人漸漸變得麻木起來，中國傳統習性在增強，一個“忍”字當頭，懂得“看三勢”，學會“拎得清”，不做“填刀頭”，好漢不吃眼前虧，識時務者為俊傑，好死不如賴活著——與內地的庸眾一樣，都是媳婦受熬的心態——如此則喪失了做人的真誠性和崇高性。

 

                                                    施衛江

寫於 美國紐約

2022年5月26日上海抗疫為何如此狂暴？

 

最近，上海人民沉浸在“靜態管理、動態清零”的極度悲憤中，二個月來的抗疫，上海居民要麽封閉在家裏，要麽隔離在方艙，要麽入住醫院，最慘的是一些外地來滬的農民工、送貨員和運輸汽車司機，隻得睡眠在大街上、橋孔下、卡車裏，還不得行走出受封圍欄，還得不到足夠食物。不管呆在城市哪個角落，是富人或窮人，是教授還是乞丐，人人自危，生活無序，商店關門，藥品斷供，生存所需的基本食品、日用品都要靠手機上操作去“搶”，凡是不會手機操作就隻能等死，非新冠病毒引起的疾病都不算是“病”，假如某個病人不能出示有效核酸測試陰性證明，病人均得不到及時救治，更惡劣的措施是，要裝配鐵網在管控區的每一棟民宅樓的大門口，予以嚴加防範管製，防市民如防盜賊！“大白”警察容許隨意闖進市民家中搞“執法”，市民蒙受盡多的不幸和災難可就是不容許公開自由發聲喊冤！

嗚呼！號稱“國家主人”的上海市民，本是代表中國最具先進生產力的一族群體，理應充分釋放出上海市民的聰明才幹去搞建設，然而在黨中央的“清零”政策強製下，海派靈性竟然大肆遭受踐踏，人格尊嚴被貶至不及囚徒的卑下，被準許的行動自由還不如圈養的禽畜。哀哉！上海市民的生存境況是多麽孤苦伶仃無助，上海市民的精神抑鬱是何等淒淒慘慘戚戚。

由中央政府主導的抗疫“清零”，為什麽要對上海人民動用如此的粗暴、野蠻、獸性、瘋狂？這在西方自由世界看來，簡直太不可思議了！根源究竟是什麽呢？

 

（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發生在上海的抗疫狂暴當然不是海派文化傳承的特質，而是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親自部署指揮、密集指示批示”來進行，這位總書記宣稱：“我們的防控方針是由黨的性質和宗旨決定的”，“從黨的性質宗旨認識疫情防控方針”，當然不是飛來之石，而是經有悠久曆史的中國傳統孵化而成，它僵硬地主宰著當今中國政治的一切。欲懂得這場清零抗疫的真實意圖，須深入了解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須了解中國的民風民俗，尤其是陝北地區。

近年來，習近平嫻熟地運用他的政治手腕使大權獨攬，業已形成“九鼎之尊”局麵，且有越演越烈之勢，在其統治下的社會官僚機器不斷強化威權形式，這使得後者形式的高度威權化又促進了前者的獨裁，而前者專斷橫行又反哺後者，兩者互為反饋，攜手共進，就此全民奴性且增強不少——此即如德國學者齊美爾所講的社會學中“相互作用”的形式，對於這種“形式”的具體表達，深得魯迅精神之魂的北京大學中文係教授錢理群曾經論述道：“在一個專製統治下價值封閉的體係內，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是處在同一個價值點上的交流與反饋”（大意如此）。

可想而知，當今中國的政治形態正是走在全麵複辟傳統封建腐朽製度的路上。專製政治乃乾綱獨斷、定於一尊，且說今日中國之專製暴虐，極大地來自最高統治者的德性，習近平妄圖複辟文革，大開曆史倒車，朝思暮想他的皇帝迷夢，再造新時代的秦始皇、毛澤東。

    由此，習近平打造的強專製主義為他的暴政鋪設了平坦大道，布置於“全國一盤棋”格局下，海派上海市民深深感受到文革高潮時的毛式家天下：朕即真理，朕即國家。今天，統帥一聲令，三軍風雷動，酷政促奴性，令箭催遵命，從廟堂衙門，抵基層庸眾，政令一路暢行，貫徹無阻。

以習近平的“家天下”框架來看，上海的抗疫特別需要展示“中國共產黨所具有的無比堅強的領導力，是風雨來襲時中國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要展示中共統治下的製度“優越性”和“合法性”，更確切地說，還需要充分展示習近平總書記的“英明、偉大”形象，為他的正式“登基”皇座打基礎。構建如此之宏大敘事，習家中央政府定義了新冠病毒的抗疫是一場“人民戰爭”，全黨全民統一步調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部署”來進行的，這位總書記一再強調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堅持動態清零總方針不猶豫不動搖”，“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要把抗疫當作“為人民服務”。

以現代性的倫理學來論述，“人民”是個宏大敘事，是形而上之“大魅”，在以“人民”的名義大肆鼓噪、渲染之下，若開啟“幽暗之門”，可以發現，這隻是一塊“超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的招牌，其投射出的真實價值意向往往是希冀反饋回報給投射者自己，即小人心眼、小人心境的“自我、本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乃罪惡之淵藪，其鄙陋卑下、猥瑣不堪！

魯迅先生早就發現，中國的儒家典籍中充滿了“仁者愛人”之語，但是魯迅卻揭穿了其“瞞和騙”，其實質就是“以理殺人”！

今天的上海，把“人民”當作“綱領”來處置具體的全民抗疫，就意味著其餘事情全得靠邊讓路，抗疫以外的事情全都隻是與個人利益掛鉤而已，都是掛靠不上“人民”這個宏偉大宗旨，“人民”這個抽象綱領既然被強化得如此之高大上、偉光正，乃綱舉目張，和尚打傘，為所欲為、不擇手段！

 

（二）“不忘初心，牢記使命”

 

“初心”是習近平執政時代十分時髦的政治詞匯，既然被張揚得如此之“時髦”，它必定隱含有欺騙性！它試圖讓人民感受習的“青春故事”，聆聽他的“梁家河插隊的經曆”，規訓人民的情操，是一項典型的“洗腦工程”。

眾所周知，習近平在福建、浙江和上海三地工作過，已經獲得相當多的東南沿海地區工作的經驗，這些地區比起北方內地來具有相對較高的改革開放性，經濟結構大多是外向型，經濟水平也相應較高，治理較為先進。按照常規思路，要想當上一個大國有作為的主政者，其精神領域的價值觀訴求，本來應該引導國民走上現代化之路，深化改革，大大發揚沿海地區的先進經驗和業績成就，使融合到全球化的經濟圈中，學習西方發達的市場經濟和人文精神，求得國家發展踏上新台階。然而習近平卻不張揚他在沿海地區的經曆，反而大大弘揚在北方落後農村的生活感受、工作經曆——這就值得正義的人們去警惕和深思了。

與毛澤東一樣，習近平自身的秉性就是十分的“土”，在漢語網絡上，不滿的網民將習近平蔑稱為“包子”，意思有“土氣”之意，也就是傳統、愚昧、落後的代名詞。這與《論語》：“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意思相近，懷土就是戀土而安逸，營造個人小天地，即小人德性。我們來看看習近平是如何的“初心”？

“初心”在心理學上可稱為“原型”（榮格：archetypes），習的“原型”有“戀土情結”，顯然相悖於東南沿海地區的現代性精神品質，而在於他不斷吹噓的“土”字而凸出，即“農民情結、三農情懷”，習常稱：“我也是從農村出來的”，“我們這一代人也有這個情結，一定要把我們的老百姓，特別是我們的農民扶一把。”聽聽他的念念有詞“不忘初心”，從“習近平總書記從小就有農村情結”，可推斷習之“戀土”有小人之心：

1.  陝北延安梁家河，習近平插隊在此，據說練就了一套“大學問”，那真是了不得啊！
2. “老家富平曾在習近平迷惘彷徨時給予他溫暖”，陝西省富平縣臨近於曆史上京兆地區，這裏曾經是大一統帝國的中央權力地帶，即有秦、漢、隋、唐四朝大帝國定都於鹹陽、長安，這一家鄉情懷深深地烙印到習近平的人格秉性，使得習內心期盼著大一統政治。
3. 習近平時時要造訪河北省西柏坡，該地是毛派紅色經典的精神發源地，價值連城，非常值得習去流連忘返，就此習想要“弘揚西柏坡精神”。
4. 河北省正定縣，習年輕時候曾工作在此，當時是“農業學大寨”的先進樣板縣，是毛澤東樹立起來的一麵旗幟，同樣是紅色經典，值得去大力追捧，流芳百世。

    作為一個農業人口眾多的大國，農業生產當然需要去關心，農民的利益也當然需要去關心，任何一個具有現代化常識的人，必定知道：農民生活的大幅度改善，必須是由農業現代化來帶動，而農業現代化必須是由工業現代化來帶動，而工業現代化必須是由科技、經濟和製度等的各項現代化來帶動，需要重視精神文明的力量，也就是人的主體性自由的大發揚。然而中國的習某卻是完全的反其道而行之：要論價值觀的定位？什麽的工業、科技、文教、經濟、金融、製度、法治等等的重要發展項目全都擱置在邊上，就是因為這些不含有“初心”，從而全都被當做不重要的思想議題來處理，眼下最最要緊的事情是定位在“農民情結”、“黃土情結”之上：“不忘初心，牢記使命”——老是要把目光盯住在最最落後地區的農民生存價值觀上——這是怎麽樣的心態？怎麽樣的鬼魅心思啊？

人都是有個性的，共產黨執政也如此。理解了習近平的執政個性是那麽的“土裏土氣”，於是懂得：上海抗疫就是充滿習包子特色之土：“鞋子合不合腳，自己穿著才知道。”——紅色經典，土法上馬！   

 

•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方山水有一方風情

 

 共產黨信仰“辯證唯物主義”，其教條說：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確，特定的社會曆史地理環境可以塑造特定的精神氣質。成語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南橘北枳。按辯證法精神，反之亦然，如：彩蝶戀鮮花，蒼蠅叮臭肉；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智者樂水，仁者樂山。說到中國人的“土”，尚有各個地方的各個民風民俗民情，還可細分。

德國學者馬克斯·舍勒的行為學理論認為，能感悟到生活世界的價值和價值秩序的感情是成為行為意欲最深層的基礎部分，而這種感情決定著行為意欲的努力方向。但是舍勒又認為，不能把在一個時代和民族中流行或支配人們價值偏愛的評價係統所具有的“倫理結構”等同於作為價值優先法則的價值本身的客觀秩序。

今天，與西方自由世界一樣，強人習近平也是十分講究“顏色革命”，他將自身個性“土氣”的顏色欽定為中國的“政治正確”，即標準的意識形態，充分施展在上海地方的抗議之中，真實意圖是：以習氏“土氣”淹沒上海“海派”！

那麽究竟怎麽樣評介習包子“土氣”？

第一，純真“紅色基因”，眾所周知，習近平是在紅朝中國、紅色地域、紅色家庭、紅色時代、紅色圈子裏混出來的紅色土特產，紅色元素特濃，大紅特紅超紅。

現代中國有二大文明係統：黃色和藍色。

黃色是內陸型，具有內向封閉性質，其主要的分布地域是在北方的黃土質平原和高原上，其價值資源隻由落後的本土文明來提供（電視劇《河殤》的觀點）。

紅色文明是外來的馬列寧主義與中國本土的黃色文明相結合的產物，被綜合成“毛澤東思想路線”，具有革命的實踐性，但是主要根基還是黃色文明。

    藍色是海洋型，外向開放性質，最初地域分布在東南沿海一帶，隨之改革開放的深化，逐漸擴展至中國的大南方，它是本土文明與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結合的產物。

今天的國情是，北方黃土文明區域經濟全麵落後、蕭條，而南方藍色文明區域市場經濟發展良好，經濟指標高漲。如此經濟地理格局意味著中共統治機器的精神資源麵臨危機，這讓習近平深深不安，習某感受到來自於藍色文明對於紅色政權的威脅：資產階級市民的個體性、獨立性和自由意識在增長，他們不會如黃土地上農民幹活那樣的聽話、遵命和馴服。

遙想1949年3月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正式提出定都北平市的決議，當時的國情正如毛澤東所講：“蔣介石的國都在南京，他的基礎是江浙資本家。我們要把國都建在北平，我們也要在北平找到我們的基礎，這就是工人階級和廣大的勞動群眾。”這講話顯示了：南京的城市精神是藍色，而北平市則是黃色，紅色政權的根基需要由黃色文明來支撐、扶助，才會獲得穩定、可靠。

從前，毛澤東必定熟知曆史典故：“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對藍色文明懷有恐懼：“港台一帶，饕蚊尚多，西方世界，饕蚊成陣。”因此對待曾經位置楚地、而後深藍色的申城上海，毛澤東作指示：要采取“農村包圍城市”戰略。為此，上海外灘海關鍾樓上的大鍾報時，要以深黃色的陝北民歌樂調《東方紅》來進行，使之標誌為城市“主旋律”。要發揚“好八連”榮光，讓他們來到魔都南京路上當“哨兵”，以鎮住充滿資產階級邪念的“霓虹燈”，要加強“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全麵專政”，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今天，習近平憂心忡忡：紅色文明賴以存在基礎的黃色文明正日益蛻化墮落！為此決心拯救，在上海執行“靜態管理、動態清零”，實為一場魔鬼訓練，以鞏固紅色政權的！

 

• 粗人的痞氣，流寇的匪氣

 

紅朝中國首長級高幹的紅二代、紅三代多的是，譬如有劉少奇的兒子，陳雲兒子，鄧小平的兒女，胡耀邦的兒子，葉劍英、江澤民的數個兒女等等，在這一群體裏相比較，習包子就是顯得很“土氣”，這是為什麽呢？

這就是習近平第二個“土”：痞氣+匪氣，這是黃色文明外圍地帶“邊區”之“土氣”。

習近平讀書差勁是知曉的，然而這在首長級的紅後代中較為少見，盡管習近平時常吹噓讀書很多，還煞有介事地列出一長串讀書單來，頗有“此地無銀三百兩”之意。由於不願讀書、讀不進書，習的頭腦難以裝備積聚人類優秀文明的知識。蘇格拉底雲“知識即美德”，其否命題亦同樣成立。現代學者的認識更為精確，知識與美德之間的正向關聯性是需要建立在高概率基礎上，較有科學的合理性。毛澤東閱讀中國古典經書甚多，但也是痞氣+匪氣很濃厚，毛澤東特別讚賞二位流氓痞子皇帝：劉邦和朱元璋，毛把糟粕當作了精粹。

拉馬克的“用進廢退”可以較好解釋，讀書不好的習近平，喜好炫耀他的四肢發達：“我那個時候扛200斤麥子，十裏山路不換肩。”習對頭腦簡單事項：“新時期上山下鄉工程”、“好兒女誌在四方，有誌者奮鬥無悔”，頗有興趣和熱度，可見一斑。習近平坦承其念茲在茲“農民情結”，可以推斷出他的氣質和秉性，天然地與知識性匱缺的泥腿子、四肢發達者、粗布短衫者融通起來，對待海派氣質的上海人就不會有好感，可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

要深入了解習近平的所作所為，需要了解他的個性和風格，需要了解養育習某其秉性、氣質的地方，考察那裏的風土人情。習近平念念不忘他的“初心”之地，就是年輕時候插隊落戶的革命聖地延安，那裏是紅色大本營，更是“紅太陽升起的地方”。對於習近平來說，陝北延安就是他的紅色乳娘，思想養育之地，“作為一個人民公仆，陝北高原是我的根，因為這裏培養出我不變的信念：要為人民做實事！無論我走到哪裏，永遠都是黃土地的兒子。”習近平回憶說，插隊在梁家河，他“看到了人民群眾的根本，真正理解了老百姓”，“我幾乎從來沒哭過，印象較深的兩次哭都是在陝北。”情深誼長啊！

延安市，坐落在陝西省北部，是遊牧文明與農耕文明交融的邊區地帶，漢民族農民世世代代居住此地的曆史中，頻頻遭受多個遊牧民族和部落的相互殺戮、掠奪和洗劫，身處如此蠻族生態的劫掠，釀造出戎狄民風：痞氣+匪氣，漸漸墮落之，本地農耕地上又孵化出次生代的漢族大盜和流寇，如：王嘉胤、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董福祥等等。

大清皇朝晚期，西方殖民主義勢力進入中國東部沿海，紛紛建立起西方式的先進藍色文明，從此經濟格局和重心轉移，地處西北的陝西省經濟文化大幅衰弱，秦風不再，此衰彼漲，當地土匪、土豪卻猖狂起來，到了民國時期，整個陝北地區的匪患尤其嚴重，那時候國民政府的管控力無法抵達陝北，但這恰好為共產黨武裝力量製造出福音來，留給了共軍以極佳的撒野契機和匪盜空間。臭味相投便稱知己，當毛澤東掛帥的大股共軍（紅軍）萬裏迢迢流竄作案來到陝北時候，如魚得水般找準了自己的落腳地，建立起蘇區。

民諺：窮山惡水出刁民，粗茶淡飯無孑遺。肉腐生蛆，蛆熟產蠅；土劣孵匪，匪頑升寇。流寇是土匪發展的頂峰，流寇之所以十分殘暴凶狠毒辣無恥，那是因為流寇作案多是流竄在異地他鄉：1）幾乎碰不上熟人，於是缺乏道德約束；2）罪案的對象都是與己血緣疏遠，於是下得了狠手；3）流竄作案中不容易被抓捕，於是缺乏法律製裁的威懾感。

民國時期的學者傅斯年，曾經把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美國學者餘英時把毛澤東在山上鬧革命歸類為土匪行徑，中共政府體製內走出來的學者阮銘也將當年盤踞在井岡山和延安，建立蘇區的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具體的匪徒而言尚有匪氣強弱的區分，中共領袖中毛澤東、習近平之流痞氣、匪氣特濃，雖然直接將他們比作為流寇尚不恰當，然則深入去思考精神性的高層次本質，就會發現確有近似之處，如操守低劣，隻顧眼前的歡樂和榮耀，不思長治久安的方針、政策和治理，即不具可持續性發展，缺乏人性，不擇手段，不顧人民死活，更扯淡有什麽超越情懷、尋求來世的永生。

上海執行抗疫大行動，是習某心理投射：“習近平總書記親自部署、親自指揮”，乃“初心不改”，大大地用上“梁家河大學問”，卻是來真的：痞氣加匪氣，勁兒十足！

 

• 秦始皇→毛澤東→習近平

 

這三者思想有著較大的傳承性。中共的建黨、建國都是繼承了中國傳統“外儒內法”的一套專製主義本色，馬克思主義成分並不多，如“緊密團結在以某某某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就是中共執政文化的萬能公式，其“春秋大義”足令執政者癡迷不已。

中國政治延續了千年的專製主義，其要數秦始皇的大一統治理格局最具開創、暴虐和傳承，其遺產深深地烙印在中華民族的政治文化基因上。《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今皇帝並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傳承至後世，中共統治者毛澤東、習近平極為崇拜、讚賞，毛澤東自稱：“馬克思加秦始皇”，自比“秦皇、漢武”。習近平是粗人，缺文秀，但配有禦用導演張藝謀來代言，原籍秦地的張藝謀以其電影作品的大氣磅礴著稱，如《英雄》、《大秦賦》、《大秦帝國》等頗有氣勢恢宏，詠古頌今，頌揚獨裁，乃深合主子旨意。

籍貫秦地的習近平似乎比毛澤東更領悟大秦遺風，他也有著構建大一統政治的強烈欲求，冒進浮誇，圖大貪功，舉凡黨、政、軍、財、經、文、教、農、工、商等各界各行，都得讓習來獨攬一身、定於一尊，還妄想對外擴張，天下一統。毛時代流行詞：“全國一盤棋”，如今又翻舊出新而熱炒，以“一言堂”淩駕天下，特別用於上海的抗疫。

中國人骨子裏有“天人合一”，混沌一氣的原始思維和巫術，這集體無意識天然地被大一統政治統攝，進而主導了亞細亞生產方式，在古代，它有利於治理水患、開挖運河、修建長城、建造皇宮等大型項目。在當今，有利於以舉國之力操辦上海防控。在思想意識高度，可以塑造全民的遵命、服從、聽話，即奴性，這恰是習近平的“不忘使命”：“凝聚全民抗疫的強大共識”。

在大一統政治如火如荼的文革期間，誇張而高調的道義目的論籠罩住中國大地上的各項各業，如有“農業以糧為綱、工業以鋼為綱。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於是到處呈現“一刀切”現象，凡是與“綱”不合之事，全得讓步，退避。

今天上海的抗疫正是一刀切做法：為了抗疫的宏偉大業，其他事情全都算不得“事情”，那怕是危機人生命的要事。再如，“同層密接隔離政策”，一人得陽整樓隔離，幾人得陽整區封閉。搞得：簡單直接粗暴，次生災害不斷，雞飛狗跳，人心惶惶。

 

• 外儒內法，臉麵爭光

 

習近平頗想搞《厲害了，我的國》，可看出習的“初心”中有“大秦”情愫，但不唯此。習熟知亡秦之故，暴秦之害，了解《過秦論》，於是就看重《荀子》思想，希望借鑒儒家思想補救暴秦之偏，但這隻是延續了曆史上慣行的“外儒內法”傳統，毫無創意。

以現代人的目光審視，法家思想並非全都是負麵的，糟糕的。譬如，法家的政治思想有“緣法而治”、“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法不阿貴，繩不撓曲”、“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等——貫徹一條法治平等的路線。

秦之後曆代皇朝，形成傳統的官方和上層社會的意識形態是儒家思想，儒家在治國綱要上對法家進行修正，改變其嚴刑律法、冷酷無情、對人性的踐踏，而用溫情脈脈的道德麵紗來遮蓋人心自私之惡。然而儒家的溫情脈脈卻是斷然排斥法家的平等觀，十分講究等級秩序的排位：“尊尊、親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樣導致另一種人性醜惡的釋放。

無論是法家抑或儒家，都嚴重匱乏精神超越性，使得中國人滑落到小人德性的急切功利性，熱衷於超近距離的貼身肉搏，這突出表現為儒家的“麵子文化”，即等級競爭。

今天，習近平把上海抗疫重重地押寶在他的麵子上：看吧，環顧世界，唯有我習某才能夠做到新冠病毒“清零”，豐功偉業啊；溥天之下，皆我臣屬；溥天之下，盡表忠心！

開啟小人心境：這就是習近平的“初心、使命”不可告人的真正用意所在！清零政策來自權力最高層，而下層執行者在習某巫祝之辭誘導下，層層加碼，步步緊逼，使防疫措施變得越來越嚴苛，越來越不通人情，越來越背離常識，卻迎來了中國式“麵子”大豐收！    

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今天，活躍在上海街頭的“大白”誌願者，大多來自社會底層，他們深知等級社會的底層生活之艱辛、悲愴、卑賤、滄桑，受欺受壓，吃苦甚多，在心坎中積滿了多多的怨恨，為此張公百忍，隻是期盼著猴年馬月有個身份升遷，從此羊與狼的位置對調，角色得以變換，從此終於有了發泄的口子和對象，就如二十年媳婦熬成婆婆那樣。今天好機會來了，讓底層誌願者們身披白大褂，臂佩紅袖章，頓時獲得了權力，身價躥升！於是人們就見到了大白們在上海街頭的變本加厲，肆無忌憚。

更是有不少大白門來自外省市的農村地區，他們往往有著毛澤東情結，相信毛澤東的詛咒語“農村包圍城市”，內心對待上海，這個以魔都著稱的城市有著較深的嫉恨，於是今天找到了發泄口子，爭當“南京路上好八連”，侮辱上海人一番，五十步笑百步，好不痛快啊！

上海本地市民，生存在全民抗疫的如此高壓境遇，顯得勢單力孤，不得不進行一場忍耐之心的大考驗。雖說是有海派氣質，但是多年來在習氏毛左政治侵染下，上海人漸漸變得麻木起來，中國傳統習性在增強，一個“忍”字當頭，懂得“看三勢”，學會“拎得清”，不做“填刀頭”，好漢不吃眼前虧，識時務者為俊傑，好死不如賴活著——與內地的庸眾一樣，都是媳婦受熬的心態——如此則喪失了做人的真誠性和崇高性。

 

                                                    施衛江

寫於 美國紐約

2022年5月26日上海抗疫為何如此狂暴？

 

最近，上海人民沉浸在“靜態管理、動態清零”的極度悲憤中，二個月來的抗疫，上海居民要麽封閉在家裏，要麽隔離在方艙，要麽入住醫院，最慘的是一些外地來滬的農民工、送貨員和運輸汽車司機，隻得睡眠在大街上、橋孔下、卡車裏，還不得行走出受封圍欄，還得不到足夠食物。不管呆在城市哪個角落，是富人或窮人，是教授還是乞丐，人人自危，生活無序，商店關門，藥品斷供，生存所需的基本食品、日用品都要靠手機上操作去“搶”，凡是不會手機操作就隻能等死，非新冠病毒引起的疾病都不算是“病”，假如某個病人不能出示有效核酸測試陰性證明，病人均得不到及時救治，更惡劣的措施是，要裝配鐵網在管控區的每一棟民宅樓的大門口，予以嚴加防範管製，防市民如防盜賊！“大白”警察容許隨意闖進市民家中搞“執法”，市民蒙受盡多的不幸和災難可就是不容許公開自由發聲喊冤！

嗚呼！號稱“國家主人”的上海市民，本是代表中國最具先進生產力的一族群體，理應充分釋放出上海市民的聰明才幹去搞建設，然而在黨中央的“清零”政策強製下，海派靈性竟然大肆遭受踐踏，人格尊嚴被貶至不及囚徒的卑下，被準許的行動自由還不如圈養的禽畜。哀哉！上海市民的生存境況是多麽孤苦伶仃無助，上海市民的精神抑鬱是何等淒淒慘慘戚戚。

由中央政府主導的抗疫“清零”，為什麽要對上海人民動用如此的粗暴、野蠻、獸性、瘋狂？這在西方自由世界看來，簡直太不可思議了！根源究竟是什麽呢？

 

（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發生在上海的抗疫狂暴當然不是海派文化傳承的特質，而是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親自部署指揮、密集指示批示”來進行，這位總書記宣稱：“我們的防控方針是由黨的性質和宗旨決定的”，“從黨的性質宗旨認識疫情防控方針”，當然不是飛來之石，而是經有悠久曆史的中國傳統孵化而成，它僵硬地主宰著當今中國政治的一切。欲懂得這場清零抗疫的真實意圖，須深入了解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須了解中國的民風民俗，尤其是陝北地區。

近年來，習近平嫻熟地運用他的政治手腕使大權獨攬，業已形成“九鼎之尊”局麵，且有越演越烈之勢，在其統治下的社會官僚機器不斷強化威權形式，這使得後者形式的高度威權化又促進了前者的獨裁，而前者專斷橫行又反哺後者，兩者互為反饋，攜手共進，就此全民奴性且增強不少——此即如德國學者齊美爾所講的社會學中“相互作用”的形式，對於這種“形式”的具體表達，深得魯迅精神之魂的北京大學中文係教授錢理群曾經論述道：“在一個專製統治下價值封閉的體係內，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是處在同一個價值點上的交流與反饋”（大意如此）。

可想而知，當今中國的政治形態正是走在全麵複辟傳統封建腐朽製度的路上。專製政治乃乾綱獨斷、定於一尊，且說今日中國之專製暴虐，極大地來自最高統治者的德性，習近平妄圖複辟文革，大開曆史倒車，朝思暮想他的皇帝迷夢，再造新時代的秦始皇、毛澤東。

    由此，習近平打造的強專製主義為他的暴政鋪設了平坦大道，布置於“全國一盤棋”格局下，海派上海市民深深感受到文革高潮時的毛式家天下：朕即真理，朕即國家。今天，統帥一聲令，三軍風雷動，酷政促奴性，令箭催遵命，從廟堂衙門，抵基層庸眾，政令一路暢行，貫徹無阻。

以習近平的“家天下”框架來看，上海的抗疫特別需要展示“中國共產黨所具有的無比堅強的領導力，是風雨來襲時中國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要展示中共統治下的製度“優越性”和“合法性”，更確切地說，還需要充分展示習近平總書記的“英明、偉大”形象，為他的正式“登基”皇座打基礎。構建如此之宏大敘事，習家中央政府定義了新冠病毒的抗疫是一場“人民戰爭”，全黨全民統一步調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部署”來進行的，這位總書記一再強調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堅持動態清零總方針不猶豫不動搖”，“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要把抗疫當作“為人民服務”。

以現代性的倫理學來論述，“人民”是個宏大敘事，是形而上之“大魅”，在以“人民”的名義大肆鼓噪、渲染之下，若開啟“幽暗之門”，可以發現，這隻是一塊“超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的招牌，其投射出的真實價值意向往往是希冀反饋回報給投射者自己，即小人心眼、小人心境的“自我、本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乃罪惡之淵藪，其鄙陋卑下、猥瑣不堪！

魯迅先生早就發現，中國的儒家典籍中充滿了“仁者愛人”之語，但是魯迅卻揭穿了其“瞞和騙”，其實質就是“以理殺人”！

今天的上海，把“人民”當作“綱領”來處置具體的全民抗疫，就意味著其餘事情全得靠邊讓路，抗疫以外的事情全都隻是與個人利益掛鉤而已，都是掛靠不上“人民”這個宏偉大宗旨，“人民”這個抽象綱領既然被強化得如此之高大上、偉光正，乃綱舉目張，和尚打傘，為所欲為、不擇手段！

 

（二）“不忘初心，牢記使命”

 

“初心”是習近平執政時代十分時髦的政治詞匯，既然被張揚得如此之“時髦”，它必定隱含有欺騙性！它試圖讓人民感受習的“青春故事”，聆聽他的“梁家河插隊的經曆”，規訓人民的情操，是一項典型的“洗腦工程”。

眾所周知，習近平在福建、浙江和上海三地工作過，已經獲得相當多的東南沿海地區工作的經驗，這些地區比起北方內地來具有相對較高的改革開放性，經濟結構大多是外向型，經濟水平也相應較高，治理較為先進。按照常規思路，要想當上一個大國有作為的主政者，其精神領域的價值觀訴求，本來應該引導國民走上現代化之路，深化改革，大大發揚沿海地區的先進經驗和業績成就，使融合到全球化的經濟圈中，學習西方發達的市場經濟和人文精神，求得國家發展踏上新台階。然而習近平卻不張揚他在沿海地區的經曆，反而大大弘揚在北方落後農村的生活感受、工作經曆——這就值得正義的人們去警惕和深思了。

與毛澤東一樣，習近平自身的秉性就是十分的“土”，在漢語網絡上，不滿的網民將習近平蔑稱為“包子”，意思有“土氣”之意，也就是傳統、愚昧、落後的代名詞。這與《論語》：“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意思相近，懷土就是戀土而安逸，營造個人小天地，即小人德性。我們來看看習近平是如何的“初心”？

“初心”在心理學上可稱為“原型”（榮格：archetypes），習的“原型”有“戀土情結”，顯然相悖於東南沿海地區的現代性精神品質，而在於他不斷吹噓的“土”字而凸出，即“農民情結、三農情懷”，習常稱：“我也是從農村出來的”，“我們這一代人也有這個情結，一定要把我們的老百姓，特別是我們的農民扶一把。”聽聽他的念念有詞“不忘初心”，從“習近平總書記從小就有農村情結”，可推斷習之“戀土”有小人之心：

1.  陝北延安梁家河，習近平插隊在此，據說練就了一套“大學問”，那真是了不得啊！
2. “老家富平曾在習近平迷惘彷徨時給予他溫暖”，陝西省富平縣臨近於曆史上京兆地區，這裏曾經是大一統帝國的中央權力地帶，即有秦、漢、隋、唐四朝大帝國定都於鹹陽、長安，這一家鄉情懷深深地烙印到習近平的人格秉性，使得習內心期盼著大一統政治。
3. 習近平時時要造訪河北省西柏坡，該地是毛派紅色經典的精神發源地，價值連城，非常值得習去流連忘返，就此習想要“弘揚西柏坡精神”。
4. 河北省正定縣，習年輕時候曾工作在此，當時是“農業學大寨”的先進樣板縣，是毛澤東樹立起來的一麵旗幟，同樣是紅色經典，值得去大力追捧，流芳百世。

    作為一個農業人口眾多的大國，農業生產當然需要去關心，農民的利益也當然需要去關心，任何一個具有現代化常識的人，必定知道：農民生活的大幅度改善，必須是由農業現代化來帶動，而農業現代化必須是由工業現代化來帶動，而工業現代化必須是由科技、經濟和製度等的各項現代化來帶動，需要重視精神文明的力量，也就是人的主體性自由的大發揚。然而中國的習某卻是完全的反其道而行之：要論價值觀的定位？什麽的工業、科技、文教、經濟、金融、製度、法治等等的重要發展項目全都擱置在邊上，就是因為這些不含有“初心”，從而全都被當做不重要的思想議題來處理，眼下最最要緊的事情是定位在“農民情結”、“黃土情結”之上：“不忘初心，牢記使命”——老是要把目光盯住在最最落後地區的農民生存價值觀上——這是怎麽樣的心態？怎麽樣的鬼魅心思啊？

人都是有個性的，共產黨執政也如此。理解了習近平的執政個性是那麽的“土裏土氣”，於是懂得：上海抗疫就是充滿習包子特色之土：“鞋子合不合腳，自己穿著才知道。”——紅色經典，土法上馬！   

 

•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方山水有一方風情

 

 共產黨信仰“辯證唯物主義”，其教條說：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確，特定的社會曆史地理環境可以塑造特定的精神氣質。成語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南橘北枳。按辯證法精神，反之亦然，如：彩蝶戀鮮花，蒼蠅叮臭肉；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智者樂水，仁者樂山。說到中國人的“土”，尚有各個地方的各個民風民俗民情，還可細分。

德國學者馬克斯·舍勒的行為學理論認為，能感悟到生活世界的價值和價值秩序的感情是成為行為意欲最深層的基礎部分，而這種感情決定著行為意欲的努力方向。但是舍勒又認為，不能把在一個時代和民族中流行或支配人們價值偏愛的評價係統所具有的“倫理結構”等同於作為價值優先法則的價值本身的客觀秩序。

今天，與西方自由世界一樣，強人習近平也是十分講究“顏色革命”，他將自身個性“土氣”的顏色欽定為中國的“政治正確”，即標準的意識形態，充分施展在上海地方的抗議之中，真實意圖是：以習氏“土氣”淹沒上海“海派”！

那麽究竟怎麽樣評介習包子“土氣”？

第一，純真“紅色基因”，眾所周知，習近平是在紅朝中國、紅色地域、紅色家庭、紅色時代、紅色圈子裏混出來的紅色土特產，紅色元素特濃，大紅特紅超紅。

現代中國有二大文明係統：黃色和藍色。

黃色是內陸型，具有內向封閉性質，其主要的分布地域是在北方的黃土質平原和高原上，其價值資源隻由落後的本土文明來提供（電視劇《河殤》的觀點）。

紅色文明是外來的馬列寧主義與中國本土的黃色文明相結合的產物，被綜合成“毛澤東思想路線”，具有革命的實踐性，但是主要根基還是黃色文明。

    藍色是海洋型，外向開放性質，最初地域分布在東南沿海一帶，隨之改革開放的深化，逐漸擴展至中國的大南方，它是本土文明與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結合的產物。

今天的國情是，北方黃土文明區域經濟全麵落後、蕭條，而南方藍色文明區域市場經濟發展良好，經濟指標高漲。如此經濟地理格局意味著中共統治機器的精神資源麵臨危機，這讓習近平深深不安，習某感受到來自於藍色文明對於紅色政權的威脅：資產階級市民的個體性、獨立性和自由意識在增長，他們不會如黃土地上農民幹活那樣的聽話、遵命和馴服。

遙想1949年3月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正式提出定都北平市的決議，當時的國情正如毛澤東所講：“蔣介石的國都在南京，他的基礎是江浙資本家。我們要把國都建在北平，我們也要在北平找到我們的基礎，這就是工人階級和廣大的勞動群眾。”這講話顯示了：南京的城市精神是藍色，而北平市則是黃色，紅色政權的根基需要由黃色文明來支撐、扶助，才會獲得穩定、可靠。

從前，毛澤東必定熟知曆史典故：“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對藍色文明懷有恐懼：“港台一帶，饕蚊尚多，西方世界，饕蚊成陣。”因此對待曾經位置楚地、而後深藍色的申城上海，毛澤東作指示：要采取“農村包圍城市”戰略。為此，上海外灘海關鍾樓上的大鍾報時，要以深黃色的陝北民歌樂調《東方紅》來進行，使之標誌為城市“主旋律”。要發揚“好八連”榮光，讓他們來到魔都南京路上當“哨兵”，以鎮住充滿資產階級邪念的“霓虹燈”，要加強“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全麵專政”，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今天，習近平憂心忡忡：紅色文明賴以存在基礎的黃色文明正日益蛻化墮落！為此決心拯救，在上海執行“靜態管理、動態清零”，實為一場魔鬼訓練，以鞏固紅色政權的！

 

• 粗人的痞氣，流寇的匪氣

 

紅朝中國首長級高幹的紅二代、紅三代多的是，譬如有劉少奇的兒子，陳雲兒子，鄧小平的兒女，胡耀邦的兒子，葉劍英、江澤民的數個兒女等等，在這一群體裏相比較，習包子就是顯得很“土氣”，這是為什麽呢？

這就是習近平第二個“土”：痞氣+匪氣，這是黃色文明外圍地帶“邊區”之“土氣”。

習近平讀書差勁是知曉的，然而這在首長級的紅後代中較為少見，盡管習近平時常吹噓讀書很多，還煞有介事地列出一長串讀書單來，頗有“此地無銀三百兩”之意。由於不願讀書、讀不進書，習的頭腦難以裝備積聚人類優秀文明的知識。蘇格拉底雲“知識即美德”，其否命題亦同樣成立。現代學者的認識更為精確，知識與美德之間的正向關聯性是需要建立在高概率基礎上，較有科學的合理性。毛澤東閱讀中國古典經書甚多，但也是痞氣+匪氣很濃厚，毛澤東特別讚賞二位流氓痞子皇帝：劉邦和朱元璋，毛把糟粕當作了精粹。

拉馬克的“用進廢退”可以較好解釋，讀書不好的習近平，喜好炫耀他的四肢發達：“我那個時候扛200斤麥子，十裏山路不換肩。”習對頭腦簡單事項：“新時期上山下鄉工程”、“好兒女誌在四方，有誌者奮鬥無悔”，頗有興趣和熱度，可見一斑。習近平坦承其念茲在茲“農民情結”，可以推斷出他的氣質和秉性，天然地與知識性匱缺的泥腿子、四肢發達者、粗布短衫者融通起來，對待海派氣質的上海人就不會有好感，可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

要深入了解習近平的所作所為，需要了解他的個性和風格，需要了解養育習某其秉性、氣質的地方，考察那裏的風土人情。習近平念念不忘他的“初心”之地，就是年輕時候插隊落戶的革命聖地延安，那裏是紅色大本營，更是“紅太陽升起的地方”。對於習近平來說，陝北延安就是他的紅色乳娘，思想養育之地，“作為一個人民公仆，陝北高原是我的根，因為這裏培養出我不變的信念：要為人民做實事！無論我走到哪裏，永遠都是黃土地的兒子。”習近平回憶說，插隊在梁家河，他“看到了人民群眾的根本，真正理解了老百姓”，“我幾乎從來沒哭過，印象較深的兩次哭都是在陝北。”情深誼長啊！

延安市，坐落在陝西省北部，是遊牧文明與農耕文明交融的邊區地帶，漢民族農民世世代代居住此地的曆史中，頻頻遭受多個遊牧民族和部落的相互殺戮、掠奪和洗劫，身處如此蠻族生態的劫掠，釀造出戎狄民風：痞氣+匪氣，漸漸墮落之，本地農耕地上又孵化出次生代的漢族大盜和流寇，如：王嘉胤、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董福祥等等。

大清皇朝晚期，西方殖民主義勢力進入中國東部沿海，紛紛建立起西方式的先進藍色文明，從此經濟格局和重心轉移，地處西北的陝西省經濟文化大幅衰弱，秦風不再，此衰彼漲，當地土匪、土豪卻猖狂起來，到了民國時期，整個陝北地區的匪患尤其嚴重，那時候國民政府的管控力無法抵達陝北，但這恰好為共產黨武裝力量製造出福音來，留給了共軍以極佳的撒野契機和匪盜空間。臭味相投便稱知己，當毛澤東掛帥的大股共軍（紅軍）萬裏迢迢流竄作案來到陝北時候，如魚得水般找準了自己的落腳地，建立起蘇區。

民諺：窮山惡水出刁民，粗茶淡飯無孑遺。肉腐生蛆，蛆熟產蠅；土劣孵匪，匪頑升寇。流寇是土匪發展的頂峰，流寇之所以十分殘暴凶狠毒辣無恥，那是因為流寇作案多是流竄在異地他鄉：1）幾乎碰不上熟人，於是缺乏道德約束；2）罪案的對象都是與己血緣疏遠，於是下得了狠手；3）流竄作案中不容易被抓捕，於是缺乏法律製裁的威懾感。

民國時期的學者傅斯年，曾經把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美國學者餘英時把毛澤東在山上鬧革命歸類為土匪行徑，中共政府體製內走出來的學者阮銘也將當年盤踞在井岡山和延安，建立蘇區的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具體的匪徒而言尚有匪氣強弱的區分，中共領袖中毛澤東、習近平之流痞氣、匪氣特濃，雖然直接將他們比作為流寇尚不恰當，然則深入去思考精神性的高層次本質，就會發現確有近似之處，如操守低劣，隻顧眼前的歡樂和榮耀，不思長治久安的方針、政策和治理，即不具可持續性發展，缺乏人性，不擇手段，不顧人民死活，更扯淡有什麽超越情懷、尋求來世的永生。

上海執行抗疫大行動，是習某心理投射：“習近平總書記親自部署、親自指揮”，乃“初心不改”，大大地用上“梁家河大學問”，卻是來真的：痞氣加匪氣，勁兒十足！

 

• 秦始皇→毛澤東→習近平

 

這三者思想有著較大的傳承性。中共的建黨、建國都是繼承了中國傳統“外儒內法”的一套專製主義本色，馬克思主義成分並不多，如“緊密團結在以某某某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就是中共執政文化的萬能公式，其“春秋大義”足令執政者癡迷不已。

中國政治延續了千年的專製主義，其要數秦始皇的大一統治理格局最具開創、暴虐和傳承，其遺產深深地烙印在中華民族的政治文化基因上。《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今皇帝並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傳承至後世，中共統治者毛澤東、習近平極為崇拜、讚賞，毛澤東自稱：“馬克思加秦始皇”，自比“秦皇、漢武”。習近平是粗人，缺文秀，但配有禦用導演張藝謀來代言，原籍秦地的張藝謀以其電影作品的大氣磅礴著稱，如《英雄》、《大秦賦》、《大秦帝國》等頗有氣勢恢宏，詠古頌今，頌揚獨裁，乃深合主子旨意。

籍貫秦地的習近平似乎比毛澤東更領悟大秦遺風，他也有著構建大一統政治的強烈欲求，冒進浮誇，圖大貪功，舉凡黨、政、軍、財、經、文、教、農、工、商等各界各行，都得讓習來獨攬一身、定於一尊，還妄想對外擴張，天下一統。毛時代流行詞：“全國一盤棋”，如今又翻舊出新而熱炒，以“一言堂”淩駕天下，特別用於上海的抗疫。

中國人骨子裏有“天人合一”，混沌一氣的原始思維和巫術，這集體無意識天然地被大一統政治統攝，進而主導了亞細亞生產方式，在古代，它有利於治理水患、開挖運河、修建長城、建造皇宮等大型項目。在當今，有利於以舉國之力操辦上海防控。在思想意識高度，可以塑造全民的遵命、服從、聽話，即奴性，這恰是習近平的“不忘使命”：“凝聚全民抗疫的強大共識”。

在大一統政治如火如荼的文革期間，誇張而高調的道義目的論籠罩住中國大地上的各項各業，如有“農業以糧為綱、工業以鋼為綱。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於是到處呈現“一刀切”現象，凡是與“綱”不合之事，全得讓步，退避。

今天上海的抗疫正是一刀切做法：為了抗疫的宏偉大業，其他事情全都算不得“事情”，那怕是危機人生命的要事。再如，“同層密接隔離政策”，一人得陽整樓隔離，幾人得陽整區封閉。搞得：簡單直接粗暴，次生災害不斷，雞飛狗跳，人心惶惶。

 

• 外儒內法，臉麵爭光

 

習近平頗想搞《厲害了，我的國》，可看出習的“初心”中有“大秦”情愫，但不唯此。習熟知亡秦之故，暴秦之害，了解《過秦論》，於是就看重《荀子》思想，希望借鑒儒家思想補救暴秦之偏，但這隻是延續了曆史上慣行的“外儒內法”傳統，毫無創意。

以現代人的目光審視，法家思想並非全都是負麵的，糟糕的。譬如，法家的政治思想有“緣法而治”、“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法不阿貴，繩不撓曲”、“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等——貫徹一條法治平等的路線。

秦之後曆代皇朝，形成傳統的官方和上層社會的意識形態是儒家思想，儒家在治國綱要上對法家進行修正，改變其嚴刑律法、冷酷無情、對人性的踐踏，而用溫情脈脈的道德麵紗來遮蓋人心自私之惡。然而儒家的溫情脈脈卻是斷然排斥法家的平等觀，十分講究等級秩序的排位：“尊尊、親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樣導致另一種人性醜惡的釋放。

無論是法家抑或儒家，都嚴重匱乏精神超越性，使得中國人滑落到小人德性的急切功利性，熱衷於超近距離的貼身肉搏，這突出表現為儒家的“麵子文化”，即等級競爭。

今天，習近平把上海抗疫重重地押寶在他的麵子上：看吧，環顧世界，唯有我習某才能夠做到新冠病毒“清零”，豐功偉業啊；溥天之下，皆我臣屬；溥天之下，盡表忠心！

開啟小人心境：這就是習近平的“初心、使命”不可告人的真正用意所在！清零政策來自權力最高層，而下層執行者在習某巫祝之辭誘導下，層層加碼，步步緊逼，使防疫措施變得越來越嚴苛，越來越不通人情，越來越背離常識，卻迎來了中國式“麵子”大豐收！    

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今天，活躍在上海街頭的“大白”誌願者，大多來自社會底層，他們深知等級社會的底層生活之艱辛、悲愴、卑賤、滄桑，受欺受壓，吃苦甚多，在心坎中積滿了多多的怨恨，為此張公百忍，隻是期盼著猴年馬月有個身份升遷，從此羊與狼的位置對調，角色得以變換，從此終於有了發泄的口子和對象，就如二十年媳婦熬成婆婆那樣。今天好機會來了，讓底層誌願者們身披白大褂，臂佩紅袖章，頓時獲得了權力，身價躥升！於是人們就見到了大白們在上海街頭的變本加厲，肆無忌憚。

更是有不少大白門來自外省市的農村地區，他們往往有著毛澤東情結，相信毛澤東的詛咒語“農村包圍城市”，內心對待上海，這個以魔都著稱的城市有著較深的嫉恨，於是今天找到了發泄口子，爭當“南京路上好八連”，侮辱上海人一番，五十步笑百步，好不痛快啊！

上海本地市民，生存在全民抗疫的如此高壓境遇，顯得勢單力孤，不得不進行一場忍耐之心的大考驗。雖說是有海派氣質，但是多年來在習氏毛左政治侵染下，上海人漸漸變得麻木起來，中國傳統習性在增強，一個“忍”字當頭，懂得“看三勢”，學會“拎得清”，不做“填刀頭”，好漢不吃眼前虧，識時務者為俊傑，好死不如賴活著——與內地的庸眾一樣，都是媳婦受熬的心態——如此則喪失了做人的真誠性和崇高性。

 

                                                    施衛江

寫於 美國紐約

2022年5月26日上海抗疫為何如此狂暴？

 

最近，上海人民沉浸在“靜態管理、動態清零”的極度悲憤中，二個月來的抗疫，上海居民要麽封閉在家裏，要麽隔離在方艙，要麽入住醫院，最慘的是一些外地來滬的農民工、送貨員和運輸汽車司機，隻得睡眠在大街上、橋孔下、卡車裏，還不得行走出受封圍欄，還得不到足夠食物。不管呆在城市哪個角落，是富人或窮人，是教授還是乞丐，人人自危，生活無序，商店關門，藥品斷供，生存所需的基本食品、日用品都要靠手機上操作去“搶”，凡是不會手機操作就隻能等死，非新冠病毒引起的疾病都不算是“病”，假如某個病人不能出示有效核酸測試陰性證明，病人均得不到及時救治，更惡劣的措施是，要裝配鐵網在管控區的每一棟民宅樓的大門口，予以嚴加防範管製，防市民如防盜賊！“大白”警察容許隨意闖進市民家中搞“執法”，市民蒙受盡多的不幸和災難可就是不容許公開自由發聲喊冤！

嗚呼！號稱“國家主人”的上海市民，本是代表中國最具先進生產力的一族群體，理應充分釋放出上海市民的聰明才幹去搞建設，然而在黨中央的“清零”政策強製下，海派靈性竟然大肆遭受踐踏，人格尊嚴被貶至不及囚徒的卑下，被準許的行動自由還不如圈養的禽畜。哀哉！上海市民的生存境況是多麽孤苦伶仃無助，上海市民的精神抑鬱是何等淒淒慘慘戚戚。

由中央政府主導的抗疫“清零”，為什麽要對上海人民動用如此的粗暴、野蠻、獸性、瘋狂？這在西方自由世界看來，簡直太不可思議了！根源究竟是什麽呢？

 

（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發生在上海的抗疫狂暴當然不是海派文化傳承的特質，而是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親自部署指揮、密集指示批示”來進行，這位總書記宣稱：“我們的防控方針是由黨的性質和宗旨決定的”，“從黨的性質宗旨認識疫情防控方針”，當然不是飛來之石，而是經有悠久曆史的中國傳統孵化而成，它僵硬地主宰著當今中國政治的一切。欲懂得這場清零抗疫的真實意圖，須深入了解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須了解中國的民風民俗，尤其是陝北地區。

近年來，習近平嫻熟地運用他的政治手腕使大權獨攬，業已形成“九鼎之尊”局麵，且有越演越烈之勢，在其統治下的社會官僚機器不斷強化威權形式，這使得後者形式的高度威權化又促進了前者的獨裁，而前者專斷橫行又反哺後者，兩者互為反饋，攜手共進，就此全民奴性且增強不少——此即如德國學者齊美爾所講的社會學中“相互作用”的形式，對於這種“形式”的具體表達，深得魯迅精神之魂的北京大學中文係教授錢理群曾經論述道：“在一個專製統治下價值封閉的體係內，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是處在同一個價值點上的交流與反饋”（大意如此）。

可想而知，當今中國的政治形態正是走在全麵複辟傳統封建腐朽製度的路上。專製政治乃乾綱獨斷、定於一尊，且說今日中國之專製暴虐，極大地來自最高統治者的德性，習近平妄圖複辟文革，大開曆史倒車，朝思暮想他的皇帝迷夢，再造新時代的秦始皇、毛澤東。

    由此，習近平打造的強專製主義為他的暴政鋪設了平坦大道，布置於“全國一盤棋”格局下，海派上海市民深深感受到文革高潮時的毛式家天下：朕即真理，朕即國家。今天，統帥一聲令，三軍風雷動，酷政促奴性，令箭催遵命，從廟堂衙門，抵基層庸眾，政令一路暢行，貫徹無阻。

以習近平的“家天下”框架來看，上海的抗疫特別需要展示“中國共產黨所具有的無比堅強的領導力，是風雨來襲時中國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要展示中共統治下的製度“優越性”和“合法性”，更確切地說，還需要充分展示習近平總書記的“英明、偉大”形象，為他的正式“登基”皇座打基礎。構建如此之宏大敘事，習家中央政府定義了新冠病毒的抗疫是一場“人民戰爭”，全黨全民統一步調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部署”來進行的，這位總書記一再強調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堅持動態清零總方針不猶豫不動搖”，“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要把抗疫當作“為人民服務”。

以現代性的倫理學來論述，“人民”是個宏大敘事，是形而上之“大魅”，在以“人民”的名義大肆鼓噪、渲染之下，若開啟“幽暗之門”，可以發現，這隻是一塊“超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的招牌，其投射出的真實價值意向往往是希冀反饋回報給投射者自己，即小人心眼、小人心境的“自我、本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乃罪惡之淵藪，其鄙陋卑下、猥瑣不堪！

魯迅先生早就發現，中國的儒家典籍中充滿了“仁者愛人”之語，但是魯迅卻揭穿了其“瞞和騙”，其實質就是“以理殺人”！

今天的上海，把“人民”當作“綱領”來處置具體的全民抗疫，就意味著其餘事情全得靠邊讓路，抗疫以外的事情全都隻是與個人利益掛鉤而已，都是掛靠不上“人民”這個宏偉大宗旨，“人民”這個抽象綱領既然被強化得如此之高大上、偉光正，乃綱舉目張，和尚打傘，為所欲為、不擇手段！

 

（二）“不忘初心，牢記使命”

 

“初心”是習近平執政時代十分時髦的政治詞匯，既然被張揚得如此之“時髦”，它必定隱含有欺騙性！它試圖讓人民感受習的“青春故事”，聆聽他的“梁家河插隊的經曆”，規訓人民的情操，是一項典型的“洗腦工程”。

眾所周知，習近平在福建、浙江和上海三地工作過，已經獲得相當多的東南沿海地區工作的經驗，這些地區比起北方內地來具有相對較高的改革開放性，經濟結構大多是外向型，經濟水平也相應較高，治理較為先進。按照常規思路，要想當上一個大國有作為的主政者，其精神領域的價值觀訴求，本來應該引導國民走上現代化之路，深化改革，大大發揚沿海地區的先進經驗和業績成就，使融合到全球化的經濟圈中，學習西方發達的市場經濟和人文精神，求得國家發展踏上新台階。然而習近平卻不張揚他在沿海地區的經曆，反而大大弘揚在北方落後農村的生活感受、工作經曆——這就值得正義的人們去警惕和深思了。

與毛澤東一樣，習近平自身的秉性就是十分的“土”，在漢語網絡上，不滿的網民將習近平蔑稱為“包子”，意思有“土氣”之意，也就是傳統、愚昧、落後的代名詞。這與《論語》：“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意思相近，懷土就是戀土而安逸，營造個人小天地，即小人德性。我們來看看習近平是如何的“初心”？

“初心”在心理學上可稱為“原型”（榮格：archetypes），習的“原型”有“戀土情結”，顯然相悖於東南沿海地區的現代性精神品質，而在於他不斷吹噓的“土”字而凸出，即“農民情結、三農情懷”，習常稱：“我也是從農村出來的”，“我們這一代人也有這個情結，一定要把我們的老百姓，特別是我們的農民扶一把。”聽聽他的念念有詞“不忘初心”，從“習近平總書記從小就有農村情結”，可推斷習之“戀土”有小人之心：

1.  陝北延安梁家河，習近平插隊在此，據說練就了一套“大學問”，那真是了不得啊！
2. “老家富平曾在習近平迷惘彷徨時給予他溫暖”，陝西省富平縣臨近於曆史上京兆地區，這裏曾經是大一統帝國的中央權力地帶，即有秦、漢、隋、唐四朝大帝國定都於鹹陽、長安，這一家鄉情懷深深地烙印到習近平的人格秉性，使得習內心期盼著大一統政治。
3. 習近平時時要造訪河北省西柏坡，該地是毛派紅色經典的精神發源地，價值連城，非常值得習去流連忘返，就此習想要“弘揚西柏坡精神”。
4. 河北省正定縣，習年輕時候曾工作在此，當時是“農業學大寨”的先進樣板縣，是毛澤東樹立起來的一麵旗幟，同樣是紅色經典，值得去大力追捧，流芳百世。

    作為一個農業人口眾多的大國，農業生產當然需要去關心，農民的利益也當然需要去關心，任何一個具有現代化常識的人，必定知道：農民生活的大幅度改善，必須是由農業現代化來帶動，而農業現代化必須是由工業現代化來帶動，而工業現代化必須是由科技、經濟和製度等的各項現代化來帶動，需要重視精神文明的力量，也就是人的主體性自由的大發揚。然而中國的習某卻是完全的反其道而行之：要論價值觀的定位？什麽的工業、科技、文教、經濟、金融、製度、法治等等的重要發展項目全都擱置在邊上，就是因為這些不含有“初心”，從而全都被當做不重要的思想議題來處理，眼下最最要緊的事情是定位在“農民情結”、“黃土情結”之上：“不忘初心，牢記使命”——老是要把目光盯住在最最落後地區的農民生存價值觀上——這是怎麽樣的心態？怎麽樣的鬼魅心思啊？

人都是有個性的，共產黨執政也如此。理解了習近平的執政個性是那麽的“土裏土氣”，於是懂得：上海抗疫就是充滿習包子特色之土：“鞋子合不合腳，自己穿著才知道。”——紅色經典，土法上馬！   

 

•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方山水有一方風情

 

 共產黨信仰“辯證唯物主義”，其教條說：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確，特定的社會曆史地理環境可以塑造特定的精神氣質。成語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南橘北枳。按辯證法精神，反之亦然，如：彩蝶戀鮮花，蒼蠅叮臭肉；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智者樂水，仁者樂山。說到中國人的“土”，尚有各個地方的各個民風民俗民情，還可細分。

德國學者馬克斯·舍勒的行為學理論認為，能感悟到生活世界的價值和價值秩序的感情是成為行為意欲最深層的基礎部分，而這種感情決定著行為意欲的努力方向。但是舍勒又認為，不能把在一個時代和民族中流行或支配人們價值偏愛的評價係統所具有的“倫理結構”等同於作為價值優先法則的價值本身的客觀秩序。

今天，與西方自由世界一樣，強人習近平也是十分講究“顏色革命”，他將自身個性“土氣”的顏色欽定為中國的“政治正確”，即標準的意識形態，充分施展在上海地方的抗議之中，真實意圖是：以習氏“土氣”淹沒上海“海派”！

那麽究竟怎麽樣評介習包子“土氣”？

第一，純真“紅色基因”，眾所周知，習近平是在紅朝中國、紅色地域、紅色家庭、紅色時代、紅色圈子裏混出來的紅色土特產，紅色元素特濃，大紅特紅超紅。

現代中國有二大文明係統：黃色和藍色。

黃色是內陸型，具有內向封閉性質，其主要的分布地域是在北方的黃土質平原和高原上，其價值資源隻由落後的本土文明來提供（電視劇《河殤》的觀點）。

紅色文明是外來的馬列寧主義與中國本土的黃色文明相結合的產物，被綜合成“毛澤東思想路線”，具有革命的實踐性，但是主要根基還是黃色文明。

    藍色是海洋型，外向開放性質，最初地域分布在東南沿海一帶，隨之改革開放的深化，逐漸擴展至中國的大南方，它是本土文明與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結合的產物。

今天的國情是，北方黃土文明區域經濟全麵落後、蕭條，而南方藍色文明區域市場經濟發展良好，經濟指標高漲。如此經濟地理格局意味著中共統治機器的精神資源麵臨危機，這讓習近平深深不安，習某感受到來自於藍色文明對於紅色政權的威脅：資產階級市民的個體性、獨立性和自由意識在增長，他們不會如黃土地上農民幹活那樣的聽話、遵命和馴服。

遙想1949年3月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正式提出定都北平市的決議，當時的國情正如毛澤東所講：“蔣介石的國都在南京，他的基礎是江浙資本家。我們要把國都建在北平，我們也要在北平找到我們的基礎，這就是工人階級和廣大的勞動群眾。”這講話顯示了：南京的城市精神是藍色，而北平市則是黃色，紅色政權的根基需要由黃色文明來支撐、扶助，才會獲得穩定、可靠。

從前，毛澤東必定熟知曆史典故：“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對藍色文明懷有恐懼：“港台一帶，饕蚊尚多，西方世界，饕蚊成陣。”因此對待曾經位置楚地、而後深藍色的申城上海，毛澤東作指示：要采取“農村包圍城市”戰略。為此，上海外灘海關鍾樓上的大鍾報時，要以深黃色的陝北民歌樂調《東方紅》來進行，使之標誌為城市“主旋律”。要發揚“好八連”榮光，讓他們來到魔都南京路上當“哨兵”，以鎮住充滿資產階級邪念的“霓虹燈”，要加強“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全麵專政”，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今天，習近平憂心忡忡：紅色文明賴以存在基礎的黃色文明正日益蛻化墮落！為此決心拯救，在上海執行“靜態管理、動態清零”，實為一場魔鬼訓練，以鞏固紅色政權的！

 

• 粗人的痞氣，流寇的匪氣

 

紅朝中國首長級高幹的紅二代、紅三代多的是，譬如有劉少奇的兒子，陳雲兒子，鄧小平的兒女，胡耀邦的兒子，葉劍英、江澤民的數個兒女等等，在這一群體裏相比較，習包子就是顯得很“土氣”，這是為什麽呢？

這就是習近平第二個“土”：痞氣+匪氣，這是黃色文明外圍地帶“邊區”之“土氣”。

習近平讀書差勁是知曉的，然而這在首長級的紅後代中較為少見，盡管習近平時常吹噓讀書很多，還煞有介事地列出一長串讀書單來，頗有“此地無銀三百兩”之意。由於不願讀書、讀不進書，習的頭腦難以裝備積聚人類優秀文明的知識。蘇格拉底雲“知識即美德”，其否命題亦同樣成立。現代學者的認識更為精確，知識與美德之間的正向關聯性是需要建立在高概率基礎上，較有科學的合理性。毛澤東閱讀中國古典經書甚多，但也是痞氣+匪氣很濃厚，毛澤東特別讚賞二位流氓痞子皇帝：劉邦和朱元璋，毛把糟粕當作了精粹。

拉馬克的“用進廢退”可以較好解釋，讀書不好的習近平，喜好炫耀他的四肢發達：“我那個時候扛200斤麥子，十裏山路不換肩。”習對頭腦簡單事項：“新時期上山下鄉工程”、“好兒女誌在四方，有誌者奮鬥無悔”，頗有興趣和熱度，可見一斑。習近平坦承其念茲在茲“農民情結”，可以推斷出他的氣質和秉性，天然地與知識性匱缺的泥腿子、四肢發達者、粗布短衫者融通起來，對待海派氣質的上海人就不會有好感，可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

要深入了解習近平的所作所為，需要了解他的個性和風格，需要了解養育習某其秉性、氣質的地方，考察那裏的風土人情。習近平念念不忘他的“初心”之地，就是年輕時候插隊落戶的革命聖地延安，那裏是紅色大本營，更是“紅太陽升起的地方”。對於習近平來說，陝北延安就是他的紅色乳娘，思想養育之地，“作為一個人民公仆，陝北高原是我的根，因為這裏培養出我不變的信念：要為人民做實事！無論我走到哪裏，永遠都是黃土地的兒子。”習近平回憶說，插隊在梁家河，他“看到了人民群眾的根本，真正理解了老百姓”，“我幾乎從來沒哭過，印象較深的兩次哭都是在陝北。”情深誼長啊！

延安市，坐落在陝西省北部，是遊牧文明與農耕文明交融的邊區地帶，漢民族農民世世代代居住此地的曆史中，頻頻遭受多個遊牧民族和部落的相互殺戮、掠奪和洗劫，身處如此蠻族生態的劫掠，釀造出戎狄民風：痞氣+匪氣，漸漸墮落之，本地農耕地上又孵化出次生代的漢族大盜和流寇，如：王嘉胤、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董福祥等等。

大清皇朝晚期，西方殖民主義勢力進入中國東部沿海，紛紛建立起西方式的先進藍色文明，從此經濟格局和重心轉移，地處西北的陝西省經濟文化大幅衰弱，秦風不再，此衰彼漲，當地土匪、土豪卻猖狂起來，到了民國時期，整個陝北地區的匪患尤其嚴重，那時候國民政府的管控力無法抵達陝北，但這恰好為共產黨武裝力量製造出福音來，留給了共軍以極佳的撒野契機和匪盜空間。臭味相投便稱知己，當毛澤東掛帥的大股共軍（紅軍）萬裏迢迢流竄作案來到陝北時候，如魚得水般找準了自己的落腳地，建立起蘇區。

民諺：窮山惡水出刁民，粗茶淡飯無孑遺。肉腐生蛆，蛆熟產蠅；土劣孵匪，匪頑升寇。流寇是土匪發展的頂峰，流寇之所以十分殘暴凶狠毒辣無恥，那是因為流寇作案多是流竄在異地他鄉：1）幾乎碰不上熟人，於是缺乏道德約束；2）罪案的對象都是與己血緣疏遠，於是下得了狠手；3）流竄作案中不容易被抓捕，於是缺乏法律製裁的威懾感。

民國時期的學者傅斯年，曾經把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美國學者餘英時把毛澤東在山上鬧革命歸類為土匪行徑，中共政府體製內走出來的學者阮銘也將當年盤踞在井岡山和延安，建立蘇區的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具體的匪徒而言尚有匪氣強弱的區分，中共領袖中毛澤東、習近平之流痞氣、匪氣特濃，雖然直接將他們比作為流寇尚不恰當，然則深入去思考精神性的高層次本質，就會發現確有近似之處，如操守低劣，隻顧眼前的歡樂和榮耀，不思長治久安的方針、政策和治理，即不具可持續性發展，缺乏人性，不擇手段，不顧人民死活，更扯淡有什麽超越情懷、尋求來世的永生。

上海執行抗疫大行動，是習某心理投射：“習近平總書記親自部署、親自指揮”，乃“初心不改”，大大地用上“梁家河大學問”，卻是來真的：痞氣加匪氣，勁兒十足！

 

• 秦始皇→毛澤東→習近平

 

這三者思想有著較大的傳承性。中共的建黨、建國都是繼承了中國傳統“外儒內法”的一套專製主義本色，馬克思主義成分並不多，如“緊密團結在以某某某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就是中共執政文化的萬能公式，其“春秋大義”足令執政者癡迷不已。

中國政治延續了千年的專製主義，其要數秦始皇的大一統治理格局最具開創、暴虐和傳承，其遺產深深地烙印在中華民族的政治文化基因上。《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今皇帝並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傳承至後世，中共統治者毛澤東、習近平極為崇拜、讚賞，毛澤東自稱：“馬克思加秦始皇”，自比“秦皇、漢武”。習近平是粗人，缺文秀，但配有禦用導演張藝謀來代言，原籍秦地的張藝謀以其電影作品的大氣磅礴著稱，如《英雄》、《大秦賦》、《大秦帝國》等頗有氣勢恢宏，詠古頌今，頌揚獨裁，乃深合主子旨意。

籍貫秦地的習近平似乎比毛澤東更領悟大秦遺風，他也有著構建大一統政治的強烈欲求，冒進浮誇，圖大貪功，舉凡黨、政、軍、財、經、文、教、農、工、商等各界各行，都得讓習來獨攬一身、定於一尊，還妄想對外擴張，天下一統。毛時代流行詞：“全國一盤棋”，如今又翻舊出新而熱炒，以“一言堂”淩駕天下，特別用於上海的抗疫。

中國人骨子裏有“天人合一”，混沌一氣的原始思維和巫術，這集體無意識天然地被大一統政治統攝，進而主導了亞細亞生產方式，在古代，它有利於治理水患、開挖運河、修建長城、建造皇宮等大型項目。在當今，有利於以舉國之力操辦上海防控。在思想意識高度，可以塑造全民的遵命、服從、聽話，即奴性，這恰是習近平的“不忘使命”：“凝聚全民抗疫的強大共識”。

在大一統政治如火如荼的文革期間，誇張而高調的道義目的論籠罩住中國大地上的各項各業，如有“農業以糧為綱、工業以鋼為綱。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於是到處呈現“一刀切”現象，凡是與“綱”不合之事，全得讓步，退避。

今天上海的抗疫正是一刀切做法：為了抗疫的宏偉大業，其他事情全都算不得“事情”，那怕是危機人生命的要事。再如，“同層密接隔離政策”，一人得陽整樓隔離，幾人得陽整區封閉。搞得：簡單直接粗暴，次生災害不斷，雞飛狗跳，人心惶惶。

 

• 外儒內法，臉麵爭光

 

習近平頗想搞《厲害了，我的國》，可看出習的“初心”中有“大秦”情愫，但不唯此。習熟知亡秦之故，暴秦之害，了解《過秦論》，於是就看重《荀子》思想，希望借鑒儒家思想補救暴秦之偏，但這隻是延續了曆史上慣行的“外儒內法”傳統，毫無創意。

以現代人的目光審視，法家思想並非全都是負麵的，糟糕的。譬如，法家的政治思想有“緣法而治”、“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法不阿貴，繩不撓曲”、“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等——貫徹一條法治平等的路線。

秦之後曆代皇朝，形成傳統的官方和上層社會的意識形態是儒家思想，儒家在治國綱要上對法家進行修正，改變其嚴刑律法、冷酷無情、對人性的踐踏，而用溫情脈脈的道德麵紗來遮蓋人心自私之惡。然而儒家的溫情脈脈卻是斷然排斥法家的平等觀，十分講究等級秩序的排位：“尊尊、親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樣導致另一種人性醜惡的釋放。

無論是法家抑或儒家，都嚴重匱乏精神超越性，使得中國人滑落到小人德性的急切功利性，熱衷於超近距離的貼身肉搏，這突出表現為儒家的“麵子文化”，即等級競爭。

今天，習近平把上海抗疫重重地押寶在他的麵子上：看吧，環顧世界，唯有我習某才能夠做到新冠病毒“清零”，豐功偉業啊；溥天之下，皆我臣屬；溥天之下，盡表忠心！

開啟小人心境：這就是習近平的“初心、使命”不可告人的真正用意所在！清零政策來自權力最高層，而下層執行者在習某巫祝之辭誘導下，層層加碼，步步緊逼，使防疫措施變得越來越嚴苛，越來越不通人情，越來越背離常識，卻迎來了中國式“麵子”大豐收！    

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今天，活躍在上海街頭的“大白”誌願者，大多來自社會底層，他們深知等級社會的底層生活之艱辛、悲愴、卑賤、滄桑，受欺受壓，吃苦甚多，在心坎中積滿了多多的怨恨，為此張公百忍，隻是期盼著猴年馬月有個身份升遷，從此羊與狼的位置對調，角色得以變換，從此終於有了發泄的口子和對象，就如二十年媳婦熬成婆婆那樣。今天好機會來了，讓底層誌願者們身披白大褂，臂佩紅袖章，頓時獲得了權力，身價躥升！於是人們就見到了大白們在上海街頭的變本加厲，肆無忌憚。

更是有不少大白門來自外省市的農村地區，他們往往有著毛澤東情結，相信毛澤東的詛咒語“農村包圍城市”，內心對待上海，這個以魔都著稱的城市有著較深的嫉恨，於是今天找到了發泄口子，爭當“南京路上好八連”，侮辱上海人一番，五十步笑百步，好不痛快啊！

上海本地市民，生存在全民抗疫的如此高壓境遇，顯得勢單力孤，不得不進行一場忍耐之心的大考驗。雖說是有海派氣質，但是多年來在習氏毛左政治侵染下，上海人漸漸變得麻木起來，中國傳統習性在增強，一個“忍”字當頭，懂得“看三勢”，學會“拎得清”，不做“填刀頭”，好漢不吃眼前虧，識時務者為俊傑，好死不如賴活著——與內地的庸眾一樣，都是媳婦受熬的心態——如此則喪失了做人的真誠性和崇高性。

 

                                                    施衛江

寫於 美國紐約

2022年5月26日上海抗疫為何如此狂暴？

 

最近，上海人民沉浸在“靜態管理、動態清零”的極度悲憤中，二個月來的抗疫，上海居民要麽封閉在家裏，要麽隔離在方艙，要麽入住醫院，最慘的是一些外地來滬的農民工、送貨員和運輸汽車司機，隻得睡眠在大街上、橋孔下、卡車裏，還不得行走出受封圍欄，還得不到足夠食物。不管呆在城市哪個角落，是富人或窮人，是教授還是乞丐，人人自危，生活無序，商店關門，藥品斷供，生存所需的基本食品、日用品都要靠手機上操作去“搶”，凡是不會手機操作就隻能等死，非新冠病毒引起的疾病都不算是“病”，假如某個病人不能出示有效核酸測試陰性證明，病人均得不到及時救治，更惡劣的措施是，要裝配鐵網在管控區的每一棟民宅樓的大門口，予以嚴加防範管製，防市民如防盜賊！“大白”警察容許隨意闖進市民家中搞“執法”，市民蒙受盡多的不幸和災難可就是不容許公開自由發聲喊冤！

嗚呼！號稱“國家主人”的上海市民，本是代表中國最具先進生產力的一族群體，理應充分釋放出上海市民的聰明才幹去搞建設，然而在黨中央的“清零”政策強製下，海派靈性竟然大肆遭受踐踏，人格尊嚴被貶至不及囚徒的卑下，被準許的行動自由還不如圈養的禽畜。哀哉！上海市民的生存境況是多麽孤苦伶仃無助，上海市民的精神抑鬱是何等淒淒慘慘戚戚。

由中央政府主導的抗疫“清零”，為什麽要對上海人民動用如此的粗暴、野蠻、獸性、瘋狂？這在西方自由世界看來，簡直太不可思議了！根源究竟是什麽呢？

 

（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發生在上海的抗疫狂暴當然不是海派文化傳承的特質，而是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親自部署指揮、密集指示批示”來進行，這位總書記宣稱：“我們的防控方針是由黨的性質和宗旨決定的”，“從黨的性質宗旨認識疫情防控方針”，當然不是飛來之石，而是經有悠久曆史的中國傳統孵化而成，它僵硬地主宰著當今中國政治的一切。欲懂得這場清零抗疫的真實意圖，須深入了解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須了解中國的民風民俗，尤其是陝北地區。

近年來，習近平嫻熟地運用他的政治手腕使大權獨攬，業已形成“九鼎之尊”局麵，且有越演越烈之勢，在其統治下的社會官僚機器不斷強化威權形式，這使得後者形式的高度威權化又促進了前者的獨裁，而前者專斷橫行又反哺後者，兩者互為反饋，攜手共進，就此全民奴性且增強不少——此即如德國學者齊美爾所講的社會學中“相互作用”的形式，對於這種“形式”的具體表達，深得魯迅精神之魂的北京大學中文係教授錢理群曾經論述道：“在一個專製統治下價值封閉的體係內，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是處在同一個價值點上的交流與反饋”（大意如此）。

可想而知，當今中國的政治形態正是走在全麵複辟傳統封建腐朽製度的路上。專製政治乃乾綱獨斷、定於一尊，且說今日中國之專製暴虐，極大地來自最高統治者的德性，習近平妄圖複辟文革，大開曆史倒車，朝思暮想他的皇帝迷夢，再造新時代的秦始皇、毛澤東。

    由此，習近平打造的強專製主義為他的暴政鋪設了平坦大道，布置於“全國一盤棋”格局下，海派上海市民深深感受到文革高潮時的毛式家天下：朕即真理，朕即國家。今天，統帥一聲令，三軍風雷動，酷政促奴性，令箭催遵命，從廟堂衙門，抵基層庸眾，政令一路暢行，貫徹無阻。

以習近平的“家天下”框架來看，上海的抗疫特別需要展示“中國共產黨所具有的無比堅強的領導力，是風雨來襲時中國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要展示中共統治下的製度“優越性”和“合法性”，更確切地說，還需要充分展示習近平總書記的“英明、偉大”形象，為他的正式“登基”皇座打基礎。構建如此之宏大敘事，習家中央政府定義了新冠病毒的抗疫是一場“人民戰爭”，全黨全民統一步調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部署”來進行的，這位總書記一再強調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堅持動態清零總方針不猶豫不動搖”，“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要把抗疫當作“為人民服務”。

以現代性的倫理學來論述，“人民”是個宏大敘事，是形而上之“大魅”，在以“人民”的名義大肆鼓噪、渲染之下，若開啟“幽暗之門”，可以發現，這隻是一塊“超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的招牌，其投射出的真實價值意向往往是希冀反饋回報給投射者自己，即小人心眼、小人心境的“自我、本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乃罪惡之淵藪，其鄙陋卑下、猥瑣不堪！

魯迅先生早就發現，中國的儒家典籍中充滿了“仁者愛人”之語，但是魯迅卻揭穿了其“瞞和騙”，其實質就是“以理殺人”！

今天的上海，把“人民”當作“綱領”來處置具體的全民抗疫，就意味著其餘事情全得靠邊讓路，抗疫以外的事情全都隻是與個人利益掛鉤而已，都是掛靠不上“人民”這個宏偉大宗旨，“人民”這個抽象綱領既然被強化得如此之高大上、偉光正，乃綱舉目張，和尚打傘，為所欲為、不擇手段！

 

（二）“不忘初心，牢記使命”

 

“初心”是習近平執政時代十分時髦的政治詞匯，既然被張揚得如此之“時髦”，它必定隱含有欺騙性！它試圖讓人民感受習的“青春故事”，聆聽他的“梁家河插隊的經曆”，規訓人民的情操，是一項典型的“洗腦工程”。

眾所周知，習近平在福建、浙江和上海三地工作過，已經獲得相當多的東南沿海地區工作的經驗，這些地區比起北方內地來具有相對較高的改革開放性，經濟結構大多是外向型，經濟水平也相應較高，治理較為先進。按照常規思路，要想當上一個大國有作為的主政者，其精神領域的價值觀訴求，本來應該引導國民走上現代化之路，深化改革，大大發揚沿海地區的先進經驗和業績成就，使融合到全球化的經濟圈中，學習西方發達的市場經濟和人文精神，求得國家發展踏上新台階。然而習近平卻不張揚他在沿海地區的經曆，反而大大弘揚在北方落後農村的生活感受、工作經曆——這就值得正義的人們去警惕和深思了。

與毛澤東一樣，習近平自身的秉性就是十分的“土”，在漢語網絡上，不滿的網民將習近平蔑稱為“包子”，意思有“土氣”之意，也就是傳統、愚昧、落後的代名詞。這與《論語》：“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意思相近，懷土就是戀土而安逸，營造個人小天地，即小人德性。我們來看看習近平是如何的“初心”？

“初心”在心理學上可稱為“原型”（榮格：archetypes），習的“原型”有“戀土情結”，顯然相悖於東南沿海地區的現代性精神品質，而在於他不斷吹噓的“土”字而凸出，即“農民情結、三農情懷”，習常稱：“我也是從農村出來的”，“我們這一代人也有這個情結，一定要把我們的老百姓，特別是我們的農民扶一把。”聽聽他的念念有詞“不忘初心”，從“習近平總書記從小就有農村情結”，可推斷習之“戀土”有小人之心：

1.  陝北延安梁家河，習近平插隊在此，據說練就了一套“大學問”，那真是了不得啊！
2. “老家富平曾在習近平迷惘彷徨時給予他溫暖”，陝西省富平縣臨近於曆史上京兆地區，這裏曾經是大一統帝國的中央權力地帶，即有秦、漢、隋、唐四朝大帝國定都於鹹陽、長安，這一家鄉情懷深深地烙印到習近平的人格秉性，使得習內心期盼著大一統政治。
3. 習近平時時要造訪河北省西柏坡，該地是毛派紅色經典的精神發源地，價值連城，非常值得習去流連忘返，就此習想要“弘揚西柏坡精神”。
4. 河北省正定縣，習年輕時候曾工作在此，當時是“農業學大寨”的先進樣板縣，是毛澤東樹立起來的一麵旗幟，同樣是紅色經典，值得去大力追捧，流芳百世。

    作為一個農業人口眾多的大國，農業生產當然需要去關心，農民的利益也當然需要去關心，任何一個具有現代化常識的人，必定知道：農民生活的大幅度改善，必須是由農業現代化來帶動，而農業現代化必須是由工業現代化來帶動，而工業現代化必須是由科技、經濟和製度等的各項現代化來帶動，需要重視精神文明的力量，也就是人的主體性自由的大發揚。然而中國的習某卻是完全的反其道而行之：要論價值觀的定位？什麽的工業、科技、文教、經濟、金融、製度、法治等等的重要發展項目全都擱置在邊上，就是因為這些不含有“初心”，從而全都被當做不重要的思想議題來處理，眼下最最要緊的事情是定位在“農民情結”、“黃土情結”之上：“不忘初心，牢記使命”——老是要把目光盯住在最最落後地區的農民生存價值觀上——這是怎麽樣的心態？怎麽樣的鬼魅心思啊？

人都是有個性的，共產黨執政也如此。理解了習近平的執政個性是那麽的“土裏土氣”，於是懂得：上海抗疫就是充滿習包子特色之土：“鞋子合不合腳，自己穿著才知道。”——紅色經典，土法上馬！   

 

•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方山水有一方風情

 

 共產黨信仰“辯證唯物主義”，其教條說：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確，特定的社會曆史地理環境可以塑造特定的精神氣質。成語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南橘北枳。按辯證法精神，反之亦然，如：彩蝶戀鮮花，蒼蠅叮臭肉；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智者樂水，仁者樂山。說到中國人的“土”，尚有各個地方的各個民風民俗民情，還可細分。

德國學者馬克斯·舍勒的行為學理論認為，能感悟到生活世界的價值和價值秩序的感情是成為行為意欲最深層的基礎部分，而這種感情決定著行為意欲的努力方向。但是舍勒又認為，不能把在一個時代和民族中流行或支配人們價值偏愛的評價係統所具有的“倫理結構”等同於作為價值優先法則的價值本身的客觀秩序。

今天，與西方自由世界一樣，強人習近平也是十分講究“顏色革命”，他將自身個性“土氣”的顏色欽定為中國的“政治正確”，即標準的意識形態，充分施展在上海地方的抗議之中，真實意圖是：以習氏“土氣”淹沒上海“海派”！

那麽究竟怎麽樣評介習包子“土氣”？

第一，純真“紅色基因”，眾所周知，習近平是在紅朝中國、紅色地域、紅色家庭、紅色時代、紅色圈子裏混出來的紅色土特產，紅色元素特濃，大紅特紅超紅。

現代中國有二大文明係統：黃色和藍色。

黃色是內陸型，具有內向封閉性質，其主要的分布地域是在北方的黃土質平原和高原上，其價值資源隻由落後的本土文明來提供（電視劇《河殤》的觀點）。

紅色文明是外來的馬列寧主義與中國本土的黃色文明相結合的產物，被綜合成“毛澤東思想路線”，具有革命的實踐性，但是主要根基還是黃色文明。

    藍色是海洋型，外向開放性質，最初地域分布在東南沿海一帶，隨之改革開放的深化，逐漸擴展至中國的大南方，它是本土文明與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結合的產物。

今天的國情是，北方黃土文明區域經濟全麵落後、蕭條，而南方藍色文明區域市場經濟發展良好，經濟指標高漲。如此經濟地理格局意味著中共統治機器的精神資源麵臨危機，這讓習近平深深不安，習某感受到來自於藍色文明對於紅色政權的威脅：資產階級市民的個體性、獨立性和自由意識在增長，他們不會如黃土地上農民幹活那樣的聽話、遵命和馴服。

遙想1949年3月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正式提出定都北平市的決議，當時的國情正如毛澤東所講：“蔣介石的國都在南京，他的基礎是江浙資本家。我們要把國都建在北平，我們也要在北平找到我們的基礎，這就是工人階級和廣大的勞動群眾。”這講話顯示了：南京的城市精神是藍色，而北平市則是黃色，紅色政權的根基需要由黃色文明來支撐、扶助，才會獲得穩定、可靠。

從前，毛澤東必定熟知曆史典故：“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對藍色文明懷有恐懼：“港台一帶，饕蚊尚多，西方世界，饕蚊成陣。”因此對待曾經位置楚地、而後深藍色的申城上海，毛澤東作指示：要采取“農村包圍城市”戰略。為此，上海外灘海關鍾樓上的大鍾報時，要以深黃色的陝北民歌樂調《東方紅》來進行，使之標誌為城市“主旋律”。要發揚“好八連”榮光，讓他們來到魔都南京路上當“哨兵”，以鎮住充滿資產階級邪念的“霓虹燈”，要加強“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全麵專政”，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今天，習近平憂心忡忡：紅色文明賴以存在基礎的黃色文明正日益蛻化墮落！為此決心拯救，在上海執行“靜態管理、動態清零”，實為一場魔鬼訓練，以鞏固紅色政權的！

 

• 粗人的痞氣，流寇的匪氣

 

紅朝中國首長級高幹的紅二代、紅三代多的是，譬如有劉少奇的兒子，陳雲兒子，鄧小平的兒女，胡耀邦的兒子，葉劍英、江澤民的數個兒女等等，在這一群體裏相比較，習包子就是顯得很“土氣”，這是為什麽呢？

這就是習近平第二個“土”：痞氣+匪氣，這是黃色文明外圍地帶“邊區”之“土氣”。

習近平讀書差勁是知曉的，然而這在首長級的紅後代中較為少見，盡管習近平時常吹噓讀書很多，還煞有介事地列出一長串讀書單來，頗有“此地無銀三百兩”之意。由於不願讀書、讀不進書，習的頭腦難以裝備積聚人類優秀文明的知識。蘇格拉底雲“知識即美德”，其否命題亦同樣成立。現代學者的認識更為精確，知識與美德之間的正向關聯性是需要建立在高概率基礎上，較有科學的合理性。毛澤東閱讀中國古典經書甚多，但也是痞氣+匪氣很濃厚，毛澤東特別讚賞二位流氓痞子皇帝：劉邦和朱元璋，毛把糟粕當作了精粹。

拉馬克的“用進廢退”可以較好解釋，讀書不好的習近平，喜好炫耀他的四肢發達：“我那個時候扛200斤麥子，十裏山路不換肩。”習對頭腦簡單事項：“新時期上山下鄉工程”、“好兒女誌在四方，有誌者奮鬥無悔”，頗有興趣和熱度，可見一斑。習近平坦承其念茲在茲“農民情結”，可以推斷出他的氣質和秉性，天然地與知識性匱缺的泥腿子、四肢發達者、粗布短衫者融通起來，對待海派氣質的上海人就不會有好感，可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

要深入了解習近平的所作所為，需要了解他的個性和風格，需要了解養育習某其秉性、氣質的地方，考察那裏的風土人情。習近平念念不忘他的“初心”之地，就是年輕時候插隊落戶的革命聖地延安，那裏是紅色大本營，更是“紅太陽升起的地方”。對於習近平來說，陝北延安就是他的紅色乳娘，思想養育之地，“作為一個人民公仆，陝北高原是我的根，因為這裏培養出我不變的信念：要為人民做實事！無論我走到哪裏，永遠都是黃土地的兒子。”習近平回憶說，插隊在梁家河，他“看到了人民群眾的根本，真正理解了老百姓”，“我幾乎從來沒哭過，印象較深的兩次哭都是在陝北。”情深誼長啊！

延安市，坐落在陝西省北部，是遊牧文明與農耕文明交融的邊區地帶，漢民族農民世世代代居住此地的曆史中，頻頻遭受多個遊牧民族和部落的相互殺戮、掠奪和洗劫，身處如此蠻族生態的劫掠，釀造出戎狄民風：痞氣+匪氣，漸漸墮落之，本地農耕地上又孵化出次生代的漢族大盜和流寇，如：王嘉胤、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董福祥等等。

大清皇朝晚期，西方殖民主義勢力進入中國東部沿海，紛紛建立起西方式的先進藍色文明，從此經濟格局和重心轉移，地處西北的陝西省經濟文化大幅衰弱，秦風不再，此衰彼漲，當地土匪、土豪卻猖狂起來，到了民國時期，整個陝北地區的匪患尤其嚴重，那時候國民政府的管控力無法抵達陝北，但這恰好為共產黨武裝力量製造出福音來，留給了共軍以極佳的撒野契機和匪盜空間。臭味相投便稱知己，當毛澤東掛帥的大股共軍（紅軍）萬裏迢迢流竄作案來到陝北時候，如魚得水般找準了自己的落腳地，建立起蘇區。

民諺：窮山惡水出刁民，粗茶淡飯無孑遺。肉腐生蛆，蛆熟產蠅；土劣孵匪，匪頑升寇。流寇是土匪發展的頂峰，流寇之所以十分殘暴凶狠毒辣無恥，那是因為流寇作案多是流竄在異地他鄉：1）幾乎碰不上熟人，於是缺乏道德約束；2）罪案的對象都是與己血緣疏遠，於是下得了狠手；3）流竄作案中不容易被抓捕，於是缺乏法律製裁的威懾感。

民國時期的學者傅斯年，曾經把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美國學者餘英時把毛澤東在山上鬧革命歸類為土匪行徑，中共政府體製內走出來的學者阮銘也將當年盤踞在井岡山和延安，建立蘇區的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具體的匪徒而言尚有匪氣強弱的區分，中共領袖中毛澤東、習近平之流痞氣、匪氣特濃，雖然直接將他們比作為流寇尚不恰當，然則深入去思考精神性的高層次本質，就會發現確有近似之處，如操守低劣，隻顧眼前的歡樂和榮耀，不思長治久安的方針、政策和治理，即不具可持續性發展，缺乏人性，不擇手段，不顧人民死活，更扯淡有什麽超越情懷、尋求來世的永生。

上海執行抗疫大行動，是習某心理投射：“習近平總書記親自部署、親自指揮”，乃“初心不改”，大大地用上“梁家河大學問”，卻是來真的：痞氣加匪氣，勁兒十足！

 

• 秦始皇→毛澤東→習近平

 

這三者思想有著較大的傳承性。中共的建黨、建國都是繼承了中國傳統“外儒內法”的一套專製主義本色，馬克思主義成分並不多，如“緊密團結在以某某某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就是中共執政文化的萬能公式，其“春秋大義”足令執政者癡迷不已。

中國政治延續了千年的專製主義，其要數秦始皇的大一統治理格局最具開創、暴虐和傳承，其遺產深深地烙印在中華民族的政治文化基因上。《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今皇帝並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傳承至後世，中共統治者毛澤東、習近平極為崇拜、讚賞，毛澤東自稱：“馬克思加秦始皇”，自比“秦皇、漢武”。習近平是粗人，缺文秀，但配有禦用導演張藝謀來代言，原籍秦地的張藝謀以其電影作品的大氣磅礴著稱，如《英雄》、《大秦賦》、《大秦帝國》等頗有氣勢恢宏，詠古頌今，頌揚獨裁，乃深合主子旨意。

籍貫秦地的習近平似乎比毛澤東更領悟大秦遺風，他也有著構建大一統政治的強烈欲求，冒進浮誇，圖大貪功，舉凡黨、政、軍、財、經、文、教、農、工、商等各界各行，都得讓習來獨攬一身、定於一尊，還妄想對外擴張，天下一統。毛時代流行詞：“全國一盤棋”，如今又翻舊出新而熱炒，以“一言堂”淩駕天下，特別用於上海的抗疫。

中國人骨子裏有“天人合一”，混沌一氣的原始思維和巫術，這集體無意識天然地被大一統政治統攝，進而主導了亞細亞生產方式，在古代，它有利於治理水患、開挖運河、修建長城、建造皇宮等大型項目。在當今，有利於以舉國之力操辦上海防控。在思想意識高度，可以塑造全民的遵命、服從、聽話，即奴性，這恰是習近平的“不忘使命”：“凝聚全民抗疫的強大共識”。

在大一統政治如火如荼的文革期間，誇張而高調的道義目的論籠罩住中國大地上的各項各業，如有“農業以糧為綱、工業以鋼為綱。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於是到處呈現“一刀切”現象，凡是與“綱”不合之事，全得讓步，退避。

今天上海的抗疫正是一刀切做法：為了抗疫的宏偉大業，其他事情全都算不得“事情”，那怕是危機人生命的要事。再如，“同層密接隔離政策”，一人得陽整樓隔離，幾人得陽整區封閉。搞得：簡單直接粗暴，次生災害不斷，雞飛狗跳，人心惶惶。

 

• 外儒內法，臉麵爭光

 

習近平頗想搞《厲害了，我的國》，可看出習的“初心”中有“大秦”情愫，但不唯此。習熟知亡秦之故，暴秦之害，了解《過秦論》，於是就看重《荀子》思想，希望借鑒儒家思想補救暴秦之偏，但這隻是延續了曆史上慣行的“外儒內法”傳統，毫無創意。

以現代人的目光審視，法家思想並非全都是負麵的，糟糕的。譬如，法家的政治思想有“緣法而治”、“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法不阿貴，繩不撓曲”、“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等——貫徹一條法治平等的路線。

秦之後曆代皇朝，形成傳統的官方和上層社會的意識形態是儒家思想，儒家在治國綱要上對法家進行修正，改變其嚴刑律法、冷酷無情、對人性的踐踏，而用溫情脈脈的道德麵紗來遮蓋人心自私之惡。然而儒家的溫情脈脈卻是斷然排斥法家的平等觀，十分講究等級秩序的排位：“尊尊、親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樣導致另一種人性醜惡的釋放。

無論是法家抑或儒家，都嚴重匱乏精神超越性，使得中國人滑落到小人德性的急切功利性，熱衷於超近距離的貼身肉搏，這突出表現為儒家的“麵子文化”，即等級競爭。

今天，習近平把上海抗疫重重地押寶在他的麵子上：看吧，環顧世界，唯有我習某才能夠做到新冠病毒“清零”，豐功偉業啊；溥天之下，皆我臣屬；溥天之下，盡表忠心！

開啟小人心境：這就是習近平的“初心、使命”不可告人的真正用意所在！清零政策來自權力最高層，而下層執行者在習某巫祝之辭誘導下，層層加碼，步步緊逼，使防疫措施變得越來越嚴苛，越來越不通人情，越來越背離常識，卻迎來了中國式“麵子”大豐收！    

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今天，活躍在上海街頭的“大白”誌願者，大多來自社會底層，他們深知等級社會的底層生活之艱辛、悲愴、卑賤、滄桑，受欺受壓，吃苦甚多，在心坎中積滿了多多的怨恨，為此張公百忍，隻是期盼著猴年馬月有個身份升遷，從此羊與狼的位置對調，角色得以變換，從此終於有了發泄的口子和對象，就如二十年媳婦熬成婆婆那樣。今天好機會來了，讓底層誌願者們身披白大褂，臂佩紅袖章，頓時獲得了權力，身價躥升！於是人們就見到了大白們在上海街頭的變本加厲，肆無忌憚。

更是有不少大白門來自外省市的農村地區，他們往往有著毛澤東情結，相信毛澤東的詛咒語“農村包圍城市”，內心對待上海，這個以魔都著稱的城市有著較深的嫉恨，於是今天找到了發泄口子，爭當“南京路上好八連”，侮辱上海人一番，五十步笑百步，好不痛快啊！

上海本地市民，生存在全民抗疫的如此高壓境遇，顯得勢單力孤，不得不進行一場忍耐之心的大考驗。雖說是有海派氣質，但是多年來在習氏毛左政治侵染下，上海人漸漸變得麻木起來，中國傳統習性在增強，一個“忍”字當頭，懂得“看三勢”，學會“拎得清”，不做“填刀頭”，好漢不吃眼前虧，識時務者為俊傑，好死不如賴活著——與內地的庸眾一樣，都是媳婦受熬的心態——如此則喪失了做人的真誠性和崇高性。

 

                                                    施衛江

寫於 美國紐約

2022年5月26日上海抗疫為何如此狂暴？

 

最近，上海人民沉浸在“靜態管理、動態清零”的極度悲憤中，二個月來的抗疫，上海居民要麽封閉在家裏，要麽隔離在方艙，要麽入住醫院，最慘的是一些外地來滬的農民工、送貨員和運輸汽車司機，隻得睡眠在大街上、橋孔下、卡車裏，還不得行走出受封圍欄，還得不到足夠食物。不管呆在城市哪個角落，是富人或窮人，是教授還是乞丐，人人自危，生活無序，商店關門，藥品斷供，生存所需的基本食品、日用品都要靠手機上操作去“搶”，凡是不會手機操作就隻能等死，非新冠病毒引起的疾病都不算是“病”，假如某個病人不能出示有效核酸測試陰性證明，病人均得不到及時救治，更惡劣的措施是，要裝配鐵網在管控區的每一棟民宅樓的大門口，予以嚴加防範管製，防市民如防盜賊！“大白”警察容許隨意闖進市民家中搞“執法”，市民蒙受盡多的不幸和災難可就是不容許公開自由發聲喊冤！

嗚呼！號稱“國家主人”的上海市民，本是代表中國最具先進生產力的一族群體，理應充分釋放出上海市民的聰明才幹去搞建設，然而在黨中央的“清零”政策強製下，海派靈性竟然大肆遭受踐踏，人格尊嚴被貶至不及囚徒的卑下，被準許的行動自由還不如圈養的禽畜。哀哉！上海市民的生存境況是多麽孤苦伶仃無助，上海市民的精神抑鬱是何等淒淒慘慘戚戚。

由中央政府主導的抗疫“清零”，為什麽要對上海人民動用如此的粗暴、野蠻、獸性、瘋狂？這在西方自由世界看來，簡直太不可思議了！根源究竟是什麽呢？

 

（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發生在上海的抗疫狂暴當然不是海派文化傳承的特質，而是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親自部署指揮、密集指示批示”來進行，這位總書記宣稱：“我們的防控方針是由黨的性質和宗旨決定的”，“從黨的性質宗旨認識疫情防控方針”，當然不是飛來之石，而是經有悠久曆史的中國傳統孵化而成，它僵硬地主宰著當今中國政治的一切。欲懂得這場清零抗疫的真實意圖，須深入了解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須了解中國的民風民俗，尤其是陝北地區。

近年來，習近平嫻熟地運用他的政治手腕使大權獨攬，業已形成“九鼎之尊”局麵，且有越演越烈之勢，在其統治下的社會官僚機器不斷強化威權形式，這使得後者形式的高度威權化又促進了前者的獨裁，而前者專斷橫行又反哺後者，兩者互為反饋，攜手共進，就此全民奴性且增強不少——此即如德國學者齊美爾所講的社會學中“相互作用”的形式，對於這種“形式”的具體表達，深得魯迅精神之魂的北京大學中文係教授錢理群曾經論述道：“在一個專製統治下價值封閉的體係內，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是處在同一個價值點上的交流與反饋”（大意如此）。

可想而知，當今中國的政治形態正是走在全麵複辟傳統封建腐朽製度的路上。專製政治乃乾綱獨斷、定於一尊，且說今日中國之專製暴虐，極大地來自最高統治者的德性，習近平妄圖複辟文革，大開曆史倒車，朝思暮想他的皇帝迷夢，再造新時代的秦始皇、毛澤東。

    由此，習近平打造的強專製主義為他的暴政鋪設了平坦大道，布置於“全國一盤棋”格局下，海派上海市民深深感受到文革高潮時的毛式家天下：朕即真理，朕即國家。今天，統帥一聲令，三軍風雷動，酷政促奴性，令箭催遵命，從廟堂衙門，抵基層庸眾，政令一路暢行，貫徹無阻。

以習近平的“家天下”框架來看，上海的抗疫特別需要展示“中國共產黨所具有的無比堅強的領導力，是風雨來襲時中國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要展示中共統治下的製度“優越性”和“合法性”，更確切地說，還需要充分展示習近平總書記的“英明、偉大”形象，為他的正式“登基”皇座打基礎。構建如此之宏大敘事，習家中央政府定義了新冠病毒的抗疫是一場“人民戰爭”，全黨全民統一步調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部署”來進行的，這位總書記一再強調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堅持動態清零總方針不猶豫不動搖”，“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要把抗疫當作“為人民服務”。

以現代性的倫理學來論述，“人民”是個宏大敘事，是形而上之“大魅”，在以“人民”的名義大肆鼓噪、渲染之下，若開啟“幽暗之門”，可以發現，這隻是一塊“超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的招牌，其投射出的真實價值意向往往是希冀反饋回報給投射者自己，即小人心眼、小人心境的“自我、本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乃罪惡之淵藪，其鄙陋卑下、猥瑣不堪！

魯迅先生早就發現，中國的儒家典籍中充滿了“仁者愛人”之語，但是魯迅卻揭穿了其“瞞和騙”，其實質就是“以理殺人”！

今天的上海，把“人民”當作“綱領”來處置具體的全民抗疫，就意味著其餘事情全得靠邊讓路，抗疫以外的事情全都隻是與個人利益掛鉤而已，都是掛靠不上“人民”這個宏偉大宗旨，“人民”這個抽象綱領既然被強化得如此之高大上、偉光正，乃綱舉目張，和尚打傘，為所欲為、不擇手段！

 

（二）“不忘初心，牢記使命”

 

“初心”是習近平執政時代十分時髦的政治詞匯，既然被張揚得如此之“時髦”，它必定隱含有欺騙性！它試圖讓人民感受習的“青春故事”，聆聽他的“梁家河插隊的經曆”，規訓人民的情操，是一項典型的“洗腦工程”。

眾所周知，習近平在福建、浙江和上海三地工作過，已經獲得相當多的東南沿海地區工作的經驗，這些地區比起北方內地來具有相對較高的改革開放性，經濟結構大多是外向型，經濟水平也相應較高，治理較為先進。按照常規思路，要想當上一個大國有作為的主政者，其精神領域的價值觀訴求，本來應該引導國民走上現代化之路，深化改革，大大發揚沿海地區的先進經驗和業績成就，使融合到全球化的經濟圈中，學習西方發達的市場經濟和人文精神，求得國家發展踏上新台階。然而習近平卻不張揚他在沿海地區的經曆，反而大大弘揚在北方落後農村的生活感受、工作經曆——這就值得正義的人們去警惕和深思了。

與毛澤東一樣，習近平自身的秉性就是十分的“土”，在漢語網絡上，不滿的網民將習近平蔑稱為“包子”，意思有“土氣”之意，也就是傳統、愚昧、落後的代名詞。這與《論語》：“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意思相近，懷土就是戀土而安逸，營造個人小天地，即小人德性。我們來看看習近平是如何的“初心”？

“初心”在心理學上可稱為“原型”（榮格：archetypes），習的“原型”有“戀土情結”，顯然相悖於東南沿海地區的現代性精神品質，而在於他不斷吹噓的“土”字而凸出，即“農民情結、三農情懷”，習常稱：“我也是從農村出來的”，“我們這一代人也有這個情結，一定要把我們的老百姓，特別是我們的農民扶一把。”聽聽他的念念有詞“不忘初心”，從“習近平總書記從小就有農村情結”，可推斷習之“戀土”有小人之心：

1.  陝北延安梁家河，習近平插隊在此，據說練就了一套“大學問”，那真是了不得啊！
2. “老家富平曾在習近平迷惘彷徨時給予他溫暖”，陝西省富平縣臨近於曆史上京兆地區，這裏曾經是大一統帝國的中央權力地帶，即有秦、漢、隋、唐四朝大帝國定都於鹹陽、長安，這一家鄉情懷深深地烙印到習近平的人格秉性，使得習內心期盼著大一統政治。
3. 習近平時時要造訪河北省西柏坡，該地是毛派紅色經典的精神發源地，價值連城，非常值得習去流連忘返，就此習想要“弘揚西柏坡精神”。
4. 河北省正定縣，習年輕時候曾工作在此，當時是“農業學大寨”的先進樣板縣，是毛澤東樹立起來的一麵旗幟，同樣是紅色經典，值得去大力追捧，流芳百世。

    作為一個農業人口眾多的大國，農業生產當然需要去關心，農民的利益也當然需要去關心，任何一個具有現代化常識的人，必定知道：農民生活的大幅度改善，必須是由農業現代化來帶動，而農業現代化必須是由工業現代化來帶動，而工業現代化必須是由科技、經濟和製度等的各項現代化來帶動，需要重視精神文明的力量，也就是人的主體性自由的大發揚。然而中國的習某卻是完全的反其道而行之：要論價值觀的定位？什麽的工業、科技、文教、經濟、金融、製度、法治等等的重要發展項目全都擱置在邊上，就是因為這些不含有“初心”，從而全都被當做不重要的思想議題來處理，眼下最最要緊的事情是定位在“農民情結”、“黃土情結”之上：“不忘初心，牢記使命”——老是要把目光盯住在最最落後地區的農民生存價值觀上——這是怎麽樣的心態？怎麽樣的鬼魅心思啊？

人都是有個性的，共產黨執政也如此。理解了習近平的執政個性是那麽的“土裏土氣”，於是懂得：上海抗疫就是充滿習包子特色之土：“鞋子合不合腳，自己穿著才知道。”——紅色經典，土法上馬！   

 

•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方山水有一方風情

 

 共產黨信仰“辯證唯物主義”，其教條說：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確，特定的社會曆史地理環境可以塑造特定的精神氣質。成語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南橘北枳。按辯證法精神，反之亦然，如：彩蝶戀鮮花，蒼蠅叮臭肉；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智者樂水，仁者樂山。說到中國人的“土”，尚有各個地方的各個民風民俗民情，還可細分。

德國學者馬克斯·舍勒的行為學理論認為，能感悟到生活世界的價值和價值秩序的感情是成為行為意欲最深層的基礎部分，而這種感情決定著行為意欲的努力方向。但是舍勒又認為，不能把在一個時代和民族中流行或支配人們價值偏愛的評價係統所具有的“倫理結構”等同於作為價值優先法則的價值本身的客觀秩序。

今天，與西方自由世界一樣，強人習近平也是十分講究“顏色革命”，他將自身個性“土氣”的顏色欽定為中國的“政治正確”，即標準的意識形態，充分施展在上海地方的抗議之中，真實意圖是：以習氏“土氣”淹沒上海“海派”！

那麽究竟怎麽樣評介習包子“土氣”？

第一，純真“紅色基因”，眾所周知，習近平是在紅朝中國、紅色地域、紅色家庭、紅色時代、紅色圈子裏混出來的紅色土特產，紅色元素特濃，大紅特紅超紅。

現代中國有二大文明係統：黃色和藍色。

黃色是內陸型，具有內向封閉性質，其主要的分布地域是在北方的黃土質平原和高原上，其價值資源隻由落後的本土文明來提供（電視劇《河殤》的觀點）。

紅色文明是外來的馬列寧主義與中國本土的黃色文明相結合的產物，被綜合成“毛澤東思想路線”，具有革命的實踐性，但是主要根基還是黃色文明。

    藍色是海洋型，外向開放性質，最初地域分布在東南沿海一帶，隨之改革開放的深化，逐漸擴展至中國的大南方，它是本土文明與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結合的產物。

今天的國情是，北方黃土文明區域經濟全麵落後、蕭條，而南方藍色文明區域市場經濟發展良好，經濟指標高漲。如此經濟地理格局意味著中共統治機器的精神資源麵臨危機，這讓習近平深深不安，習某感受到來自於藍色文明對於紅色政權的威脅：資產階級市民的個體性、獨立性和自由意識在增長，他們不會如黃土地上農民幹活那樣的聽話、遵命和馴服。

遙想1949年3月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正式提出定都北平市的決議，當時的國情正如毛澤東所講：“蔣介石的國都在南京，他的基礎是江浙資本家。我們要把國都建在北平，我們也要在北平找到我們的基礎，這就是工人階級和廣大的勞動群眾。”這講話顯示了：南京的城市精神是藍色，而北平市則是黃色，紅色政權的根基需要由黃色文明來支撐、扶助，才會獲得穩定、可靠。

從前，毛澤東必定熟知曆史典故：“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對藍色文明懷有恐懼：“港台一帶，饕蚊尚多，西方世界，饕蚊成陣。”因此對待曾經位置楚地、而後深藍色的申城上海，毛澤東作指示：要采取“農村包圍城市”戰略。為此，上海外灘海關鍾樓上的大鍾報時，要以深黃色的陝北民歌樂調《東方紅》來進行，使之標誌為城市“主旋律”。要發揚“好八連”榮光，讓他們來到魔都南京路上當“哨兵”，以鎮住充滿資產階級邪念的“霓虹燈”，要加強“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全麵專政”，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今天，習近平憂心忡忡：紅色文明賴以存在基礎的黃色文明正日益蛻化墮落！為此決心拯救，在上海執行“靜態管理、動態清零”，實為一場魔鬼訓練，以鞏固紅色政權的！

 

• 粗人的痞氣，流寇的匪氣

 

紅朝中國首長級高幹的紅二代、紅三代多的是，譬如有劉少奇的兒子，陳雲兒子，鄧小平的兒女，胡耀邦的兒子，葉劍英、江澤民的數個兒女等等，在這一群體裏相比較，習包子就是顯得很“土氣”，這是為什麽呢？

這就是習近平第二個“土”：痞氣+匪氣，這是黃色文明外圍地帶“邊區”之“土氣”。

習近平讀書差勁是知曉的，然而這在首長級的紅後代中較為少見，盡管習近平時常吹噓讀書很多，還煞有介事地列出一長串讀書單來，頗有“此地無銀三百兩”之意。由於不願讀書、讀不進書，習的頭腦難以裝備積聚人類優秀文明的知識。蘇格拉底雲“知識即美德”，其否命題亦同樣成立。現代學者的認識更為精確，知識與美德之間的正向關聯性是需要建立在高概率基礎上，較有科學的合理性。毛澤東閱讀中國古典經書甚多，但也是痞氣+匪氣很濃厚，毛澤東特別讚賞二位流氓痞子皇帝：劉邦和朱元璋，毛把糟粕當作了精粹。

拉馬克的“用進廢退”可以較好解釋，讀書不好的習近平，喜好炫耀他的四肢發達：“我那個時候扛200斤麥子，十裏山路不換肩。”習對頭腦簡單事項：“新時期上山下鄉工程”、“好兒女誌在四方，有誌者奮鬥無悔”，頗有興趣和熱度，可見一斑。習近平坦承其念茲在茲“農民情結”，可以推斷出他的氣質和秉性，天然地與知識性匱缺的泥腿子、四肢發達者、粗布短衫者融通起來，對待海派氣質的上海人就不會有好感，可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

要深入了解習近平的所作所為，需要了解他的個性和風格，需要了解養育習某其秉性、氣質的地方，考察那裏的風土人情。習近平念念不忘他的“初心”之地，就是年輕時候插隊落戶的革命聖地延安，那裏是紅色大本營，更是“紅太陽升起的地方”。對於習近平來說，陝北延安就是他的紅色乳娘，思想養育之地，“作為一個人民公仆，陝北高原是我的根，因為這裏培養出我不變的信念：要為人民做實事！無論我走到哪裏，永遠都是黃土地的兒子。”習近平回憶說，插隊在梁家河，他“看到了人民群眾的根本，真正理解了老百姓”，“我幾乎從來沒哭過，印象較深的兩次哭都是在陝北。”情深誼長啊！

延安市，坐落在陝西省北部，是遊牧文明與農耕文明交融的邊區地帶，漢民族農民世世代代居住此地的曆史中，頻頻遭受多個遊牧民族和部落的相互殺戮、掠奪和洗劫，身處如此蠻族生態的劫掠，釀造出戎狄民風：痞氣+匪氣，漸漸墮落之，本地農耕地上又孵化出次生代的漢族大盜和流寇，如：王嘉胤、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董福祥等等。

大清皇朝晚期，西方殖民主義勢力進入中國東部沿海，紛紛建立起西方式的先進藍色文明，從此經濟格局和重心轉移，地處西北的陝西省經濟文化大幅衰弱，秦風不再，此衰彼漲，當地土匪、土豪卻猖狂起來，到了民國時期，整個陝北地區的匪患尤其嚴重，那時候國民政府的管控力無法抵達陝北，但這恰好為共產黨武裝力量製造出福音來，留給了共軍以極佳的撒野契機和匪盜空間。臭味相投便稱知己，當毛澤東掛帥的大股共軍（紅軍）萬裏迢迢流竄作案來到陝北時候，如魚得水般找準了自己的落腳地，建立起蘇區。

民諺：窮山惡水出刁民，粗茶淡飯無孑遺。肉腐生蛆，蛆熟產蠅；土劣孵匪，匪頑升寇。流寇是土匪發展的頂峰，流寇之所以十分殘暴凶狠毒辣無恥，那是因為流寇作案多是流竄在異地他鄉：1）幾乎碰不上熟人，於是缺乏道德約束；2）罪案的對象都是與己血緣疏遠，於是下得了狠手；3）流竄作案中不容易被抓捕，於是缺乏法律製裁的威懾感。

民國時期的學者傅斯年，曾經把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美國學者餘英時把毛澤東在山上鬧革命歸類為土匪行徑，中共政府體製內走出來的學者阮銘也將當年盤踞在井岡山和延安，建立蘇區的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具體的匪徒而言尚有匪氣強弱的區分，中共領袖中毛澤東、習近平之流痞氣、匪氣特濃，雖然直接將他們比作為流寇尚不恰當，然則深入去思考精神性的高層次本質，就會發現確有近似之處，如操守低劣，隻顧眼前的歡樂和榮耀，不思長治久安的方針、政策和治理，即不具可持續性發展，缺乏人性，不擇手段，不顧人民死活，更扯淡有什麽超越情懷、尋求來世的永生。

上海執行抗疫大行動，是習某心理投射：“習近平總書記親自部署、親自指揮”，乃“初心不改”，大大地用上“梁家河大學問”，卻是來真的：痞氣加匪氣，勁兒十足！

 

• 秦始皇→毛澤東→習近平

 

這三者思想有著較大的傳承性。中共的建黨、建國都是繼承了中國傳統“外儒內法”的一套專製主義本色，馬克思主義成分並不多，如“緊密團結在以某某某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就是中共執政文化的萬能公式，其“春秋大義”足令執政者癡迷不已。

中國政治延續了千年的專製主義，其要數秦始皇的大一統治理格局最具開創、暴虐和傳承，其遺產深深地烙印在中華民族的政治文化基因上。《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今皇帝並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傳承至後世，中共統治者毛澤東、習近平極為崇拜、讚賞，毛澤東自稱：“馬克思加秦始皇”，自比“秦皇、漢武”。習近平是粗人，缺文秀，但配有禦用導演張藝謀來代言，原籍秦地的張藝謀以其電影作品的大氣磅礴著稱，如《英雄》、《大秦賦》、《大秦帝國》等頗有氣勢恢宏，詠古頌今，頌揚獨裁，乃深合主子旨意。

籍貫秦地的習近平似乎比毛澤東更領悟大秦遺風，他也有著構建大一統政治的強烈欲求，冒進浮誇，圖大貪功，舉凡黨、政、軍、財、經、文、教、農、工、商等各界各行，都得讓習來獨攬一身、定於一尊，還妄想對外擴張，天下一統。毛時代流行詞：“全國一盤棋”，如今又翻舊出新而熱炒，以“一言堂”淩駕天下，特別用於上海的抗疫。

中國人骨子裏有“天人合一”，混沌一氣的原始思維和巫術，這集體無意識天然地被大一統政治統攝，進而主導了亞細亞生產方式，在古代，它有利於治理水患、開挖運河、修建長城、建造皇宮等大型項目。在當今，有利於以舉國之力操辦上海防控。在思想意識高度，可以塑造全民的遵命、服從、聽話，即奴性，這恰是習近平的“不忘使命”：“凝聚全民抗疫的強大共識”。

在大一統政治如火如荼的文革期間，誇張而高調的道義目的論籠罩住中國大地上的各項各業，如有“農業以糧為綱、工業以鋼為綱。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於是到處呈現“一刀切”現象，凡是與“綱”不合之事，全得讓步，退避。

今天上海的抗疫正是一刀切做法：為了抗疫的宏偉大業，其他事情全都算不得“事情”，那怕是危機人生命的要事。再如，“同層密接隔離政策”，一人得陽整樓隔離，幾人得陽整區封閉。搞得：簡單直接粗暴，次生災害不斷，雞飛狗跳，人心惶惶。

 

• 外儒內法，臉麵爭光

 

習近平頗想搞《厲害了，我的國》，可看出習的“初心”中有“大秦”情愫，但不唯此。習熟知亡秦之故，暴秦之害，了解《過秦論》，於是就看重《荀子》思想，希望借鑒儒家思想補救暴秦之偏，但這隻是延續了曆史上慣行的“外儒內法”傳統，毫無創意。

以現代人的目光審視，法家思想並非全都是負麵的，糟糕的。譬如，法家的政治思想有“緣法而治”、“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法不阿貴，繩不撓曲”、“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等——貫徹一條法治平等的路線。

秦之後曆代皇朝，形成傳統的官方和上層社會的意識形態是儒家思想，儒家在治國綱要上對法家進行修正，改變其嚴刑律法、冷酷無情、對人性的踐踏，而用溫情脈脈的道德麵紗來遮蓋人心自私之惡。然而儒家的溫情脈脈卻是斷然排斥法家的平等觀，十分講究等級秩序的排位：“尊尊、親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樣導致另一種人性醜惡的釋放。

無論是法家抑或儒家，都嚴重匱乏精神超越性，使得中國人滑落到小人德性的急切功利性，熱衷於超近距離的貼身肉搏，這突出表現為儒家的“麵子文化”，即等級競爭。

今天，習近平把上海抗疫重重地押寶在他的麵子上：看吧，環顧世界，唯有我習某才能夠做到新冠病毒“清零”，豐功偉業啊；溥天之下，皆我臣屬；溥天之下，盡表忠心！

開啟小人心境：這就是習近平的“初心、使命”不可告人的真正用意所在！清零政策來自權力最高層，而下層執行者在習某巫祝之辭誘導下，層層加碼，步步緊逼，使防疫措施變得越來越嚴苛，越來越不通人情，越來越背離常識，卻迎來了中國式“麵子”大豐收！    

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今天，活躍在上海街頭的“大白”誌願者，大多來自社會底層，他們深知等級社會的底層生活之艱辛、悲愴、卑賤、滄桑，受欺受壓，吃苦甚多，在心坎中積滿了多多的怨恨，為此張公百忍，隻是期盼著猴年馬月有個身份升遷，從此羊與狼的位置對調，角色得以變換，從此終於有了發泄的口子和對象，就如二十年媳婦熬成婆婆那樣。今天好機會來了，讓底層誌願者們身披白大褂，臂佩紅袖章，頓時獲得了權力，身價躥升！於是人們就見到了大白們在上海街頭的變本加厲，肆無忌憚。

更是有不少大白門來自外省市的農村地區，他們往往有著毛澤東情結，相信毛澤東的詛咒語“農村包圍城市”，內心對待上海，這個以魔都著稱的城市有著較深的嫉恨，於是今天找到了發泄口子，爭當“南京路上好八連”，侮辱上海人一番，五十步笑百步，好不痛快啊！

上海本地市民，生存在全民抗疫的如此高壓境遇，顯得勢單力孤，不得不進行一場忍耐之心的大考驗。雖說是有海派氣質，但是多年來在習氏毛左政治侵染下，上海人漸漸變得麻木起來，中國傳統習性在增強，一個“忍”字當頭，懂得“看三勢”，學會“拎得清”，不做“填刀頭”，好漢不吃眼前虧，識時務者為俊傑，好死不如賴活著——與內地的庸眾一樣，都是媳婦受熬的心態——如此則喪失了做人的真誠性和崇高性。

 

                                                    施衛江

寫於 美國紐約

2022年5月26日上海抗疫為何如此狂暴？

 

最近，上海人民沉浸在“靜態管理、動態清零”的極度悲憤中，二個月來的抗疫，上海居民要麽封閉在家裏，要麽隔離在方艙，要麽入住醫院，最慘的是一些外地來滬的農民工、送貨員和運輸汽車司機，隻得睡眠在大街上、橋孔下、卡車裏，還不得行走出受封圍欄，還得不到足夠食物。不管呆在城市哪個角落，是富人或窮人，是教授還是乞丐，人人自危，生活無序，商店關門，藥品斷供，生存所需的基本食品、日用品都要靠手機上操作去“搶”，凡是不會手機操作就隻能等死，非新冠病毒引起的疾病都不算是“病”，假如某個病人不能出示有效核酸測試陰性證明，病人均得不到及時救治，更惡劣的措施是，要裝配鐵網在管控區的每一棟民宅樓的大門口，予以嚴加防範管製，防市民如防盜賊！“大白”警察容許隨意闖進市民家中搞“執法”，市民蒙受盡多的不幸和災難可就是不容許公開自由發聲喊冤！

嗚呼！號稱“國家主人”的上海市民，本是代表中國最具先進生產力的一族群體，理應充分釋放出上海市民的聰明才幹去搞建設，然而在黨中央的“清零”政策強製下，海派靈性竟然大肆遭受踐踏，人格尊嚴被貶至不及囚徒的卑下，被準許的行動自由還不如圈養的禽畜。哀哉！上海市民的生存境況是多麽孤苦伶仃無助，上海市民的精神抑鬱是何等淒淒慘慘戚戚。

由中央政府主導的抗疫“清零”，為什麽要對上海人民動用如此的粗暴、野蠻、獸性、瘋狂？這在西方自由世界看來，簡直太不可思議了！根源究竟是什麽呢？

 

（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發生在上海的抗疫狂暴當然不是海派文化傳承的特質，而是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親自部署指揮、密集指示批示”來進行，這位總書記宣稱：“我們的防控方針是由黨的性質和宗旨決定的”，“從黨的性質宗旨認識疫情防控方針”，當然不是飛來之石，而是經有悠久曆史的中國傳統孵化而成，它僵硬地主宰著當今中國政治的一切。欲懂得這場清零抗疫的真實意圖，須深入了解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須了解中國的民風民俗，尤其是陝北地區。

近年來，習近平嫻熟地運用他的政治手腕使大權獨攬，業已形成“九鼎之尊”局麵，且有越演越烈之勢，在其統治下的社會官僚機器不斷強化威權形式，這使得後者形式的高度威權化又促進了前者的獨裁，而前者專斷橫行又反哺後者，兩者互為反饋，攜手共進，就此全民奴性且增強不少——此即如德國學者齊美爾所講的社會學中“相互作用”的形式，對於這種“形式”的具體表達，深得魯迅精神之魂的北京大學中文係教授錢理群曾經論述道：“在一個專製統治下價值封閉的體係內，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是處在同一個價值點上的交流與反饋”（大意如此）。

可想而知，當今中國的政治形態正是走在全麵複辟傳統封建腐朽製度的路上。專製政治乃乾綱獨斷、定於一尊，且說今日中國之專製暴虐，極大地來自最高統治者的德性，習近平妄圖複辟文革，大開曆史倒車，朝思暮想他的皇帝迷夢，再造新時代的秦始皇、毛澤東。

    由此，習近平打造的強專製主義為他的暴政鋪設了平坦大道，布置於“全國一盤棋”格局下，海派上海市民深深感受到文革高潮時的毛式家天下：朕即真理，朕即國家。今天，統帥一聲令，三軍風雷動，酷政促奴性，令箭催遵命，從廟堂衙門，抵基層庸眾，政令一路暢行，貫徹無阻。

以習近平的“家天下”框架來看，上海的抗疫特別需要展示“中國共產黨所具有的無比堅強的領導力，是風雨來襲時中國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要展示中共統治下的製度“優越性”和“合法性”，更確切地說，還需要充分展示習近平總書記的“英明、偉大”形象，為他的正式“登基”皇座打基礎。構建如此之宏大敘事，習家中央政府定義了新冠病毒的抗疫是一場“人民戰爭”，全黨全民統一步調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部署”來進行的，這位總書記一再強調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堅持動態清零總方針不猶豫不動搖”，“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要把抗疫當作“為人民服務”。

以現代性的倫理學來論述，“人民”是個宏大敘事，是形而上之“大魅”，在以“人民”的名義大肆鼓噪、渲染之下，若開啟“幽暗之門”，可以發現，這隻是一塊“超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的招牌，其投射出的真實價值意向往往是希冀反饋回報給投射者自己，即小人心眼、小人心境的“自我、本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乃罪惡之淵藪，其鄙陋卑下、猥瑣不堪！

魯迅先生早就發現，中國的儒家典籍中充滿了“仁者愛人”之語，但是魯迅卻揭穿了其“瞞和騙”，其實質就是“以理殺人”！

今天的上海，把“人民”當作“綱領”來處置具體的全民抗疫，就意味著其餘事情全得靠邊讓路，抗疫以外的事情全都隻是與個人利益掛鉤而已，都是掛靠不上“人民”這個宏偉大宗旨，“人民”這個抽象綱領既然被強化得如此之高大上、偉光正，乃綱舉目張，和尚打傘，為所欲為、不擇手段！

 

（二）“不忘初心，牢記使命”

 

“初心”是習近平執政時代十分時髦的政治詞匯，既然被張揚得如此之“時髦”，它必定隱含有欺騙性！它試圖讓人民感受習的“青春故事”，聆聽他的“梁家河插隊的經曆”，規訓人民的情操，是一項典型的“洗腦工程”。

眾所周知，習近平在福建、浙江和上海三地工作過，已經獲得相當多的東南沿海地區工作的經驗，這些地區比起北方內地來具有相對較高的改革開放性，經濟結構大多是外向型，經濟水平也相應較高，治理較為先進。按照常規思路，要想當上一個大國有作為的主政者，其精神領域的價值觀訴求，本來應該引導國民走上現代化之路，深化改革，大大發揚沿海地區的先進經驗和業績成就，使融合到全球化的經濟圈中，學習西方發達的市場經濟和人文精神，求得國家發展踏上新台階。然而習近平卻不張揚他在沿海地區的經曆，反而大大弘揚在北方落後農村的生活感受、工作經曆——這就值得正義的人們去警惕和深思了。

與毛澤東一樣，習近平自身的秉性就是十分的“土”，在漢語網絡上，不滿的網民將習近平蔑稱為“包子”，意思有“土氣”之意，也就是傳統、愚昧、落後的代名詞。這與《論語》：“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意思相近，懷土就是戀土而安逸，營造個人小天地，即小人德性。我們來看看習近平是如何的“初心”？

“初心”在心理學上可稱為“原型”（榮格：archetypes），習的“原型”有“戀土情結”，顯然相悖於東南沿海地區的現代性精神品質，而在於他不斷吹噓的“土”字而凸出，即“農民情結、三農情懷”，習常稱：“我也是從農村出來的”，“我們這一代人也有這個情結，一定要把我們的老百姓，特別是我們的農民扶一把。”聽聽他的念念有詞“不忘初心”，從“習近平總書記從小就有農村情結”，可推斷習之“戀土”有小人之心：

1.  陝北延安梁家河，習近平插隊在此，據說練就了一套“大學問”，那真是了不得啊！
2. “老家富平曾在習近平迷惘彷徨時給予他溫暖”，陝西省富平縣臨近於曆史上京兆地區，這裏曾經是大一統帝國的中央權力地帶，即有秦、漢、隋、唐四朝大帝國定都於鹹陽、長安，這一家鄉情懷深深地烙印到習近平的人格秉性，使得習內心期盼著大一統政治。
3. 習近平時時要造訪河北省西柏坡，該地是毛派紅色經典的精神發源地，價值連城，非常值得習去流連忘返，就此習想要“弘揚西柏坡精神”。
4. 河北省正定縣，習年輕時候曾工作在此，當時是“農業學大寨”的先進樣板縣，是毛澤東樹立起來的一麵旗幟，同樣是紅色經典，值得去大力追捧，流芳百世。

    作為一個農業人口眾多的大國，農業生產當然需要去關心，農民的利益也當然需要去關心，任何一個具有現代化常識的人，必定知道：農民生活的大幅度改善，必須是由農業現代化來帶動，而農業現代化必須是由工業現代化來帶動，而工業現代化必須是由科技、經濟和製度等的各項現代化來帶動，需要重視精神文明的力量，也就是人的主體性自由的大發揚。然而中國的習某卻是完全的反其道而行之：要論價值觀的定位？什麽的工業、科技、文教、經濟、金融、製度、法治等等的重要發展項目全都擱置在邊上，就是因為這些不含有“初心”，從而全都被當做不重要的思想議題來處理，眼下最最要緊的事情是定位在“農民情結”、“黃土情結”之上：“不忘初心，牢記使命”——老是要把目光盯住在最最落後地區的農民生存價值觀上——這是怎麽樣的心態？怎麽樣的鬼魅心思啊？

人都是有個性的，共產黨執政也如此。理解了習近平的執政個性是那麽的“土裏土氣”，於是懂得：上海抗疫就是充滿習包子特色之土：“鞋子合不合腳，自己穿著才知道。”——紅色經典，土法上馬！   

 

•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方山水有一方風情

 

 共產黨信仰“辯證唯物主義”，其教條說：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確，特定的社會曆史地理環境可以塑造特定的精神氣質。成語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南橘北枳。按辯證法精神，反之亦然，如：彩蝶戀鮮花，蒼蠅叮臭肉；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智者樂水，仁者樂山。說到中國人的“土”，尚有各個地方的各個民風民俗民情，還可細分。

德國學者馬克斯·舍勒的行為學理論認為，能感悟到生活世界的價值和價值秩序的感情是成為行為意欲最深層的基礎部分，而這種感情決定著行為意欲的努力方向。但是舍勒又認為，不能把在一個時代和民族中流行或支配人們價值偏愛的評價係統所具有的“倫理結構”等同於作為價值優先法則的價值本身的客觀秩序。

今天，與西方自由世界一樣，強人習近平也是十分講究“顏色革命”，他將自身個性“土氣”的顏色欽定為中國的“政治正確”，即標準的意識形態，充分施展在上海地方的抗議之中，真實意圖是：以習氏“土氣”淹沒上海“海派”！

那麽究竟怎麽樣評介習包子“土氣”？

第一，純真“紅色基因”，眾所周知，習近平是在紅朝中國、紅色地域、紅色家庭、紅色時代、紅色圈子裏混出來的紅色土特產，紅色元素特濃，大紅特紅超紅。

現代中國有二大文明係統：黃色和藍色。

黃色是內陸型，具有內向封閉性質，其主要的分布地域是在北方的黃土質平原和高原上，其價值資源隻由落後的本土文明來提供（電視劇《河殤》的觀點）。

紅色文明是外來的馬列寧主義與中國本土的黃色文明相結合的產物，被綜合成“毛澤東思想路線”，具有革命的實踐性，但是主要根基還是黃色文明。

    藍色是海洋型，外向開放性質，最初地域分布在東南沿海一帶，隨之改革開放的深化，逐漸擴展至中國的大南方，它是本土文明與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結合的產物。

今天的國情是，北方黃土文明區域經濟全麵落後、蕭條，而南方藍色文明區域市場經濟發展良好，經濟指標高漲。如此經濟地理格局意味著中共統治機器的精神資源麵臨危機，這讓習近平深深不安，習某感受到來自於藍色文明對於紅色政權的威脅：資產階級市民的個體性、獨立性和自由意識在增長，他們不會如黃土地上農民幹活那樣的聽話、遵命和馴服。

遙想1949年3月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正式提出定都北平市的決議，當時的國情正如毛澤東所講：“蔣介石的國都在南京，他的基礎是江浙資本家。我們要把國都建在北平，我們也要在北平找到我們的基礎，這就是工人階級和廣大的勞動群眾。”這講話顯示了：南京的城市精神是藍色，而北平市則是黃色，紅色政權的根基需要由黃色文明來支撐、扶助，才會獲得穩定、可靠。

從前，毛澤東必定熟知曆史典故：“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對藍色文明懷有恐懼：“港台一帶，饕蚊尚多，西方世界，饕蚊成陣。”因此對待曾經位置楚地、而後深藍色的申城上海，毛澤東作指示：要采取“農村包圍城市”戰略。為此，上海外灘海關鍾樓上的大鍾報時，要以深黃色的陝北民歌樂調《東方紅》來進行，使之標誌為城市“主旋律”。要發揚“好八連”榮光，讓他們來到魔都南京路上當“哨兵”，以鎮住充滿資產階級邪念的“霓虹燈”，要加強“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全麵專政”，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今天，習近平憂心忡忡：紅色文明賴以存在基礎的黃色文明正日益蛻化墮落！為此決心拯救，在上海執行“靜態管理、動態清零”，實為一場魔鬼訓練，以鞏固紅色政權的！

 

• 粗人的痞氣，流寇的匪氣

 

紅朝中國首長級高幹的紅二代、紅三代多的是，譬如有劉少奇的兒子，陳雲兒子，鄧小平的兒女，胡耀邦的兒子，葉劍英、江澤民的數個兒女等等，在這一群體裏相比較，習包子就是顯得很“土氣”，這是為什麽呢？

這就是習近平第二個“土”：痞氣+匪氣，這是黃色文明外圍地帶“邊區”之“土氣”。

習近平讀書差勁是知曉的，然而這在首長級的紅後代中較為少見，盡管習近平時常吹噓讀書很多，還煞有介事地列出一長串讀書單來，頗有“此地無銀三百兩”之意。由於不願讀書、讀不進書，習的頭腦難以裝備積聚人類優秀文明的知識。蘇格拉底雲“知識即美德”，其否命題亦同樣成立。現代學者的認識更為精確，知識與美德之間的正向關聯性是需要建立在高概率基礎上，較有科學的合理性。毛澤東閱讀中國古典經書甚多，但也是痞氣+匪氣很濃厚，毛澤東特別讚賞二位流氓痞子皇帝：劉邦和朱元璋，毛把糟粕當作了精粹。

拉馬克的“用進廢退”可以較好解釋，讀書不好的習近平，喜好炫耀他的四肢發達：“我那個時候扛200斤麥子，十裏山路不換肩。”習對頭腦簡單事項：“新時期上山下鄉工程”、“好兒女誌在四方，有誌者奮鬥無悔”，頗有興趣和熱度，可見一斑。習近平坦承其念茲在茲“農民情結”，可以推斷出他的氣質和秉性，天然地與知識性匱缺的泥腿子、四肢發達者、粗布短衫者融通起來，對待海派氣質的上海人就不會有好感，可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

要深入了解習近平的所作所為，需要了解他的個性和風格，需要了解養育習某其秉性、氣質的地方，考察那裏的風土人情。習近平念念不忘他的“初心”之地，就是年輕時候插隊落戶的革命聖地延安，那裏是紅色大本營，更是“紅太陽升起的地方”。對於習近平來說，陝北延安就是他的紅色乳娘，思想養育之地，“作為一個人民公仆，陝北高原是我的根，因為這裏培養出我不變的信念：要為人民做實事！無論我走到哪裏，永遠都是黃土地的兒子。”習近平回憶說，插隊在梁家河，他“看到了人民群眾的根本，真正理解了老百姓”，“我幾乎從來沒哭過，印象較深的兩次哭都是在陝北。”情深誼長啊！

延安市，坐落在陝西省北部，是遊牧文明與農耕文明交融的邊區地帶，漢民族農民世世代代居住此地的曆史中，頻頻遭受多個遊牧民族和部落的相互殺戮、掠奪和洗劫，身處如此蠻族生態的劫掠，釀造出戎狄民風：痞氣+匪氣，漸漸墮落之，本地農耕地上又孵化出次生代的漢族大盜和流寇，如：王嘉胤、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董福祥等等。

大清皇朝晚期，西方殖民主義勢力進入中國東部沿海，紛紛建立起西方式的先進藍色文明，從此經濟格局和重心轉移，地處西北的陝西省經濟文化大幅衰弱，秦風不再，此衰彼漲，當地土匪、土豪卻猖狂起來，到了民國時期，整個陝北地區的匪患尤其嚴重，那時候國民政府的管控力無法抵達陝北，但這恰好為共產黨武裝力量製造出福音來，留給了共軍以極佳的撒野契機和匪盜空間。臭味相投便稱知己，當毛澤東掛帥的大股共軍（紅軍）萬裏迢迢流竄作案來到陝北時候，如魚得水般找準了自己的落腳地，建立起蘇區。

民諺：窮山惡水出刁民，粗茶淡飯無孑遺。肉腐生蛆，蛆熟產蠅；土劣孵匪，匪頑升寇。流寇是土匪發展的頂峰，流寇之所以十分殘暴凶狠毒辣無恥，那是因為流寇作案多是流竄在異地他鄉：1）幾乎碰不上熟人，於是缺乏道德約束；2）罪案的對象都是與己血緣疏遠，於是下得了狠手；3）流竄作案中不容易被抓捕，於是缺乏法律製裁的威懾感。

民國時期的學者傅斯年，曾經把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美國學者餘英時把毛澤東在山上鬧革命歸類為土匪行徑，中共政府體製內走出來的學者阮銘也將當年盤踞在井岡山和延安，建立蘇區的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具體的匪徒而言尚有匪氣強弱的區分，中共領袖中毛澤東、習近平之流痞氣、匪氣特濃，雖然直接將他們比作為流寇尚不恰當，然則深入去思考精神性的高層次本質，就會發現確有近似之處，如操守低劣，隻顧眼前的歡樂和榮耀，不思長治久安的方針、政策和治理，即不具可持續性發展，缺乏人性，不擇手段，不顧人民死活，更扯淡有什麽超越情懷、尋求來世的永生。

上海執行抗疫大行動，是習某心理投射：“習近平總書記親自部署、親自指揮”，乃“初心不改”，大大地用上“梁家河大學問”，卻是來真的：痞氣加匪氣，勁兒十足！

 

• 秦始皇→毛澤東→習近平

 

這三者思想有著較大的傳承性。中共的建黨、建國都是繼承了中國傳統“外儒內法”的一套專製主義本色，馬克思主義成分並不多，如“緊密團結在以某某某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就是中共執政文化的萬能公式，其“春秋大義”足令執政者癡迷不已。

中國政治延續了千年的專製主義，其要數秦始皇的大一統治理格局最具開創、暴虐和傳承，其遺產深深地烙印在中華民族的政治文化基因上。《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今皇帝並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傳承至後世，中共統治者毛澤東、習近平極為崇拜、讚賞，毛澤東自稱：“馬克思加秦始皇”，自比“秦皇、漢武”。習近平是粗人，缺文秀，但配有禦用導演張藝謀來代言，原籍秦地的張藝謀以其電影作品的大氣磅礴著稱，如《英雄》、《大秦賦》、《大秦帝國》等頗有氣勢恢宏，詠古頌今，頌揚獨裁，乃深合主子旨意。

籍貫秦地的習近平似乎比毛澤東更領悟大秦遺風，他也有著構建大一統政治的強烈欲求，冒進浮誇，圖大貪功，舉凡黨、政、軍、財、經、文、教、農、工、商等各界各行，都得讓習來獨攬一身、定於一尊，還妄想對外擴張，天下一統。毛時代流行詞：“全國一盤棋”，如今又翻舊出新而熱炒，以“一言堂”淩駕天下，特別用於上海的抗疫。

中國人骨子裏有“天人合一”，混沌一氣的原始思維和巫術，這集體無意識天然地被大一統政治統攝，進而主導了亞細亞生產方式，在古代，它有利於治理水患、開挖運河、修建長城、建造皇宮等大型項目。在當今，有利於以舉國之力操辦上海防控。在思想意識高度，可以塑造全民的遵命、服從、聽話，即奴性，這恰是習近平的“不忘使命”：“凝聚全民抗疫的強大共識”。

在大一統政治如火如荼的文革期間，誇張而高調的道義目的論籠罩住中國大地上的各項各業，如有“農業以糧為綱、工業以鋼為綱。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於是到處呈現“一刀切”現象，凡是與“綱”不合之事，全得讓步，退避。

今天上海的抗疫正是一刀切做法：為了抗疫的宏偉大業，其他事情全都算不得“事情”，那怕是危機人生命的要事。再如，“同層密接隔離政策”，一人得陽整樓隔離，幾人得陽整區封閉。搞得：簡單直接粗暴，次生災害不斷，雞飛狗跳，人心惶惶。

 

• 外儒內法，臉麵爭光

 

習近平頗想搞《厲害了，我的國》，可看出習的“初心”中有“大秦”情愫，但不唯此。習熟知亡秦之故，暴秦之害，了解《過秦論》，於是就看重《荀子》思想，希望借鑒儒家思想補救暴秦之偏，但這隻是延續了曆史上慣行的“外儒內法”傳統，毫無創意。

以現代人的目光審視，法家思想並非全都是負麵的，糟糕的。譬如，法家的政治思想有“緣法而治”、“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法不阿貴，繩不撓曲”、“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等——貫徹一條法治平等的路線。

秦之後曆代皇朝，形成傳統的官方和上層社會的意識形態是儒家思想，儒家在治國綱要上對法家進行修正，改變其嚴刑律法、冷酷無情、對人性的踐踏，而用溫情脈脈的道德麵紗來遮蓋人心自私之惡。然而儒家的溫情脈脈卻是斷然排斥法家的平等觀，十分講究等級秩序的排位：“尊尊、親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樣導致另一種人性醜惡的釋放。

無論是法家抑或儒家，都嚴重匱乏精神超越性，使得中國人滑落到小人德性的急切功利性，熱衷於超近距離的貼身肉搏，這突出表現為儒家的“麵子文化”，即等級競爭。

今天，習近平把上海抗疫重重地押寶在他的麵子上：看吧，環顧世界，唯有我習某才能夠做到新冠病毒“清零”，豐功偉業啊；溥天之下，皆我臣屬；溥天之下，盡表忠心！

開啟小人心境：這就是習近平的“初心、使命”不可告人的真正用意所在！清零政策來自權力最高層，而下層執行者在習某巫祝之辭誘導下，層層加碼，步步緊逼，使防疫措施變得越來越嚴苛，越來越不通人情，越來越背離常識，卻迎來了中國式“麵子”大豐收！    

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今天，活躍在上海街頭的“大白”誌願者，大多來自社會底層，他們深知等級社會的底層生活之艱辛、悲愴、卑賤、滄桑，受欺受壓，吃苦甚多，在心坎中積滿了多多的怨恨，為此張公百忍，隻是期盼著猴年馬月有個身份升遷，從此羊與狼的位置對調，角色得以變換，從此終於有了發泄的口子和對象，就如二十年媳婦熬成婆婆那樣。今天好機會來了，讓底層誌願者們身披白大褂，臂佩紅袖章，頓時獲得了權力，身價躥升！於是人們就見到了大白們在上海街頭的變本加厲，肆無忌憚。

更是有不少大白門來自外省市的農村地區，他們往往有著毛澤東情結，相信毛澤東的詛咒語“農村包圍城市”，內心對待上海，這個以魔都著稱的城市有著較深的嫉恨，於是今天找到了發泄口子，爭當“南京路上好八連”，侮辱上海人一番，五十步笑百步，好不痛快啊！

上海本地市民，生存在全民抗疫的如此高壓境遇，顯得勢單力孤，不得不進行一場忍耐之心的大考驗。雖說是有海派氣質，但是多年來在習氏毛左政治侵染下，上海人漸漸變得麻木起來，中國傳統習性在增強，一個“忍”字當頭，懂得“看三勢”，學會“拎得清”，不做“填刀頭”，好漢不吃眼前虧，識時務者為俊傑，好死不如賴活著——與內地的庸眾一樣，都是媳婦受熬的心態——如此則喪失了做人的真誠性和崇高性。

 

                                                    施衛江

寫於 美國紐約

2022年5月26日上海抗疫為何如此狂暴？

 

最近，上海人民沉浸在“靜態管理、動態清零”的極度悲憤中，二個月來的抗疫，上海居民要麽封閉在家裏，要麽隔離在方艙，要麽入住醫院，最慘的是一些外地來滬的農民工、送貨員和運輸汽車司機，隻得睡眠在大街上、橋孔下、卡車裏，還不得行走出受封圍欄，還得不到足夠食物。不管呆在城市哪個角落，是富人或窮人，是教授還是乞丐，人人自危，生活無序，商店關門，藥品斷供，生存所需的基本食品、日用品都要靠手機上操作去“搶”，凡是不會手機操作就隻能等死，非新冠病毒引起的疾病都不算是“病”，假如某個病人不能出示有效核酸測試陰性證明，病人均得不到及時救治，更惡劣的措施是，要裝配鐵網在管控區的每一棟民宅樓的大門口，予以嚴加防範管製，防市民如防盜賊！“大白”警察容許隨意闖進市民家中搞“執法”，市民蒙受盡多的不幸和災難可就是不容許公開自由發聲喊冤！

嗚呼！號稱“國家主人”的上海市民，本是代表中國最具先進生產力的一族群體，理應充分釋放出上海市民的聰明才幹去搞建設，然而在黨中央的“清零”政策強製下，海派靈性竟然大肆遭受踐踏，人格尊嚴被貶至不及囚徒的卑下，被準許的行動自由還不如圈養的禽畜。哀哉！上海市民的生存境況是多麽孤苦伶仃無助，上海市民的精神抑鬱是何等淒淒慘慘戚戚。

由中央政府主導的抗疫“清零”，為什麽要對上海人民動用如此的粗暴、野蠻、獸性、瘋狂？這在西方自由世界看來，簡直太不可思議了！根源究竟是什麽呢？

 

（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發生在上海的抗疫狂暴當然不是海派文化傳承的特質，而是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親自部署指揮、密集指示批示”來進行，這位總書記宣稱：“我們的防控方針是由黨的性質和宗旨決定的”，“從黨的性質宗旨認識疫情防控方針”，當然不是飛來之石，而是經有悠久曆史的中國傳統孵化而成，它僵硬地主宰著當今中國政治的一切。欲懂得這場清零抗疫的真實意圖，須深入了解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須了解中國的民風民俗，尤其是陝北地區。

近年來，習近平嫻熟地運用他的政治手腕使大權獨攬，業已形成“九鼎之尊”局麵，且有越演越烈之勢，在其統治下的社會官僚機器不斷強化威權形式，這使得後者形式的高度威權化又促進了前者的獨裁，而前者專斷橫行又反哺後者，兩者互為反饋，攜手共進，就此全民奴性且增強不少——此即如德國學者齊美爾所講的社會學中“相互作用”的形式，對於這種“形式”的具體表達，深得魯迅精神之魂的北京大學中文係教授錢理群曾經論述道：“在一個專製統治下價值封閉的體係內，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是處在同一個價值點上的交流與反饋”（大意如此）。

可想而知，當今中國的政治形態正是走在全麵複辟傳統封建腐朽製度的路上。專製政治乃乾綱獨斷、定於一尊，且說今日中國之專製暴虐，極大地來自最高統治者的德性，習近平妄圖複辟文革，大開曆史倒車，朝思暮想他的皇帝迷夢，再造新時代的秦始皇、毛澤東。

    由此，習近平打造的強專製主義為他的暴政鋪設了平坦大道，布置於“全國一盤棋”格局下，海派上海市民深深感受到文革高潮時的毛式家天下：朕即真理，朕即國家。今天，統帥一聲令，三軍風雷動，酷政促奴性，令箭催遵命，從廟堂衙門，抵基層庸眾，政令一路暢行，貫徹無阻。

以習近平的“家天下”框架來看，上海的抗疫特別需要展示“中國共產黨所具有的無比堅強的領導力，是風雨來襲時中國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要展示中共統治下的製度“優越性”和“合法性”，更確切地說，還需要充分展示習近平總書記的“英明、偉大”形象，為他的正式“登基”皇座打基礎。構建如此之宏大敘事，習家中央政府定義了新冠病毒的抗疫是一場“人民戰爭”，全黨全民統一步調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部署”來進行的，這位總書記一再強調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堅持動態清零總方針不猶豫不動搖”，“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要把抗疫當作“為人民服務”。

以現代性的倫理學來論述，“人民”是個宏大敘事，是形而上之“大魅”，在以“人民”的名義大肆鼓噪、渲染之下，若開啟“幽暗之門”，可以發現，這隻是一塊“超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的招牌，其投射出的真實價值意向往往是希冀反饋回報給投射者自己，即小人心眼、小人心境的“自我、本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乃罪惡之淵藪，其鄙陋卑下、猥瑣不堪！

魯迅先生早就發現，中國的儒家典籍中充滿了“仁者愛人”之語，但是魯迅卻揭穿了其“瞞和騙”，其實質就是“以理殺人”！

今天的上海，把“人民”當作“綱領”來處置具體的全民抗疫，就意味著其餘事情全得靠邊讓路，抗疫以外的事情全都隻是與個人利益掛鉤而已，都是掛靠不上“人民”這個宏偉大宗旨，“人民”這個抽象綱領既然被強化得如此之高大上、偉光正，乃綱舉目張，和尚打傘，為所欲為、不擇手段！

 

（二）“不忘初心，牢記使命”

 

“初心”是習近平執政時代十分時髦的政治詞匯，既然被張揚得如此之“時髦”，它必定隱含有欺騙性！它試圖讓人民感受習的“青春故事”，聆聽他的“梁家河插隊的經曆”，規訓人民的情操，是一項典型的“洗腦工程”。

眾所周知，習近平在福建、浙江和上海三地工作過，已經獲得相當多的東南沿海地區工作的經驗，這些地區比起北方內地來具有相對較高的改革開放性，經濟結構大多是外向型，經濟水平也相應較高，治理較為先進。按照常規思路，要想當上一個大國有作為的主政者，其精神領域的價值觀訴求，本來應該引導國民走上現代化之路，深化改革，大大發揚沿海地區的先進經驗和業績成就，使融合到全球化的經濟圈中，學習西方發達的市場經濟和人文精神，求得國家發展踏上新台階。然而習近平卻不張揚他在沿海地區的經曆，反而大大弘揚在北方落後農村的生活感受、工作經曆——這就值得正義的人們去警惕和深思了。

與毛澤東一樣，習近平自身的秉性就是十分的“土”，在漢語網絡上，不滿的網民將習近平蔑稱為“包子”，意思有“土氣”之意，也就是傳統、愚昧、落後的代名詞。這與《論語》：“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意思相近，懷土就是戀土而安逸，營造個人小天地，即小人德性。我們來看看習近平是如何的“初心”？

“初心”在心理學上可稱為“原型”（榮格：archetypes），習的“原型”有“戀土情結”，顯然相悖於東南沿海地區的現代性精神品質，而在於他不斷吹噓的“土”字而凸出，即“農民情結、三農情懷”，習常稱：“我也是從農村出來的”，“我們這一代人也有這個情結，一定要把我們的老百姓，特別是我們的農民扶一把。”聽聽他的念念有詞“不忘初心”，從“習近平總書記從小就有農村情結”，可推斷習之“戀土”有小人之心：

1.  陝北延安梁家河，習近平插隊在此，據說練就了一套“大學問”，那真是了不得啊！
2. “老家富平曾在習近平迷惘彷徨時給予他溫暖”，陝西省富平縣臨近於曆史上京兆地區，這裏曾經是大一統帝國的中央權力地帶，即有秦、漢、隋、唐四朝大帝國定都於鹹陽、長安，這一家鄉情懷深深地烙印到習近平的人格秉性，使得習內心期盼著大一統政治。
3. 習近平時時要造訪河北省西柏坡，該地是毛派紅色經典的精神發源地，價值連城，非常值得習去流連忘返，就此習想要“弘揚西柏坡精神”。
4. 河北省正定縣，習年輕時候曾工作在此，當時是“農業學大寨”的先進樣板縣，是毛澤東樹立起來的一麵旗幟，同樣是紅色經典，值得去大力追捧，流芳百世。

    作為一個農業人口眾多的大國，農業生產當然需要去關心，農民的利益也當然需要去關心，任何一個具有現代化常識的人，必定知道：農民生活的大幅度改善，必須是由農業現代化來帶動，而農業現代化必須是由工業現代化來帶動，而工業現代化必須是由科技、經濟和製度等的各項現代化來帶動，需要重視精神文明的力量，也就是人的主體性自由的大發揚。然而中國的習某卻是完全的反其道而行之：要論價值觀的定位？什麽的工業、科技、文教、經濟、金融、製度、法治等等的重要發展項目全都擱置在邊上，就是因為這些不含有“初心”，從而全都被當做不重要的思想議題來處理，眼下最最要緊的事情是定位在“農民情結”、“黃土情結”之上：“不忘初心，牢記使命”——老是要把目光盯住在最最落後地區的農民生存價值觀上——這是怎麽樣的心態？怎麽樣的鬼魅心思啊？

人都是有個性的，共產黨執政也如此。理解了習近平的執政個性是那麽的“土裏土氣”，於是懂得：上海抗疫就是充滿習包子特色之土：“鞋子合不合腳，自己穿著才知道。”——紅色經典，土法上馬！   

 

•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方山水有一方風情

 

 共產黨信仰“辯證唯物主義”，其教條說：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確，特定的社會曆史地理環境可以塑造特定的精神氣質。成語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南橘北枳。按辯證法精神，反之亦然，如：彩蝶戀鮮花，蒼蠅叮臭肉；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智者樂水，仁者樂山。說到中國人的“土”，尚有各個地方的各個民風民俗民情，還可細分。

德國學者馬克斯·舍勒的行為學理論認為，能感悟到生活世界的價值和價值秩序的感情是成為行為意欲最深層的基礎部分，而這種感情決定著行為意欲的努力方向。但是舍勒又認為，不能把在一個時代和民族中流行或支配人們價值偏愛的評價係統所具有的“倫理結構”等同於作為價值優先法則的價值本身的客觀秩序。

今天，與西方自由世界一樣，強人習近平也是十分講究“顏色革命”，他將自身個性“土氣”的顏色欽定為中國的“政治正確”，即標準的意識形態，充分施展在上海地方的抗議之中，真實意圖是：以習氏“土氣”淹沒上海“海派”！

那麽究竟怎麽樣評介習包子“土氣”？

第一，純真“紅色基因”，眾所周知，習近平是在紅朝中國、紅色地域、紅色家庭、紅色時代、紅色圈子裏混出來的紅色土特產，紅色元素特濃，大紅特紅超紅。

現代中國有二大文明係統：黃色和藍色。

黃色是內陸型，具有內向封閉性質，其主要的分布地域是在北方的黃土質平原和高原上，其價值資源隻由落後的本土文明來提供（電視劇《河殤》的觀點）。

紅色文明是外來的馬列寧主義與中國本土的黃色文明相結合的產物，被綜合成“毛澤東思想路線”，具有革命的實踐性，但是主要根基還是黃色文明。

    藍色是海洋型，外向開放性質，最初地域分布在東南沿海一帶，隨之改革開放的深化，逐漸擴展至中國的大南方，它是本土文明與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結合的產物。

今天的國情是，北方黃土文明區域經濟全麵落後、蕭條，而南方藍色文明區域市場經濟發展良好，經濟指標高漲。如此經濟地理格局意味著中共統治機器的精神資源麵臨危機，這讓習近平深深不安，習某感受到來自於藍色文明對於紅色政權的威脅：資產階級市民的個體性、獨立性和自由意識在增長，他們不會如黃土地上農民幹活那樣的聽話、遵命和馴服。

遙想1949年3月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正式提出定都北平市的決議，當時的國情正如毛澤東所講：“蔣介石的國都在南京，他的基礎是江浙資本家。我們要把國都建在北平，我們也要在北平找到我們的基礎，這就是工人階級和廣大的勞動群眾。”這講話顯示了：南京的城市精神是藍色，而北平市則是黃色，紅色政權的根基需要由黃色文明來支撐、扶助，才會獲得穩定、可靠。

從前，毛澤東必定熟知曆史典故：“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對藍色文明懷有恐懼：“港台一帶，饕蚊尚多，西方世界，饕蚊成陣。”因此對待曾經位置楚地、而後深藍色的申城上海，毛澤東作指示：要采取“農村包圍城市”戰略。為此，上海外灘海關鍾樓上的大鍾報時，要以深黃色的陝北民歌樂調《東方紅》來進行，使之標誌為城市“主旋律”。要發揚“好八連”榮光，讓他們來到魔都南京路上當“哨兵”，以鎮住充滿資產階級邪念的“霓虹燈”，要加強“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全麵專政”，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今天，習近平憂心忡忡：紅色文明賴以存在基礎的黃色文明正日益蛻化墮落！為此決心拯救，在上海執行“靜態管理、動態清零”，實為一場魔鬼訓練，以鞏固紅色政權的！

 

• 粗人的痞氣，流寇的匪氣

 

紅朝中國首長級高幹的紅二代、紅三代多的是，譬如有劉少奇的兒子，陳雲兒子，鄧小平的兒女，胡耀邦的兒子，葉劍英、江澤民的數個兒女等等，在這一群體裏相比較，習包子就是顯得很“土氣”，這是為什麽呢？

這就是習近平第二個“土”：痞氣+匪氣，這是黃色文明外圍地帶“邊區”之“土氣”。

習近平讀書差勁是知曉的，然而這在首長級的紅後代中較為少見，盡管習近平時常吹噓讀書很多，還煞有介事地列出一長串讀書單來，頗有“此地無銀三百兩”之意。由於不願讀書、讀不進書，習的頭腦難以裝備積聚人類優秀文明的知識。蘇格拉底雲“知識即美德”，其否命題亦同樣成立。現代學者的認識更為精確，知識與美德之間的正向關聯性是需要建立在高概率基礎上，較有科學的合理性。毛澤東閱讀中國古典經書甚多，但也是痞氣+匪氣很濃厚，毛澤東特別讚賞二位流氓痞子皇帝：劉邦和朱元璋，毛把糟粕當作了精粹。

拉馬克的“用進廢退”可以較好解釋，讀書不好的習近平，喜好炫耀他的四肢發達：“我那個時候扛200斤麥子，十裏山路不換肩。”習對頭腦簡單事項：“新時期上山下鄉工程”、“好兒女誌在四方，有誌者奮鬥無悔”，頗有興趣和熱度，可見一斑。習近平坦承其念茲在茲“農民情結”，可以推斷出他的氣質和秉性，天然地與知識性匱缺的泥腿子、四肢發達者、粗布短衫者融通起來，對待海派氣質的上海人就不會有好感，可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

要深入了解習近平的所作所為，需要了解他的個性和風格，需要了解養育習某其秉性、氣質的地方，考察那裏的風土人情。習近平念念不忘他的“初心”之地，就是年輕時候插隊落戶的革命聖地延安，那裏是紅色大本營，更是“紅太陽升起的地方”。對於習近平來說，陝北延安就是他的紅色乳娘，思想養育之地，“作為一個人民公仆，陝北高原是我的根，因為這裏培養出我不變的信念：要為人民做實事！無論我走到哪裏，永遠都是黃土地的兒子。”習近平回憶說，插隊在梁家河，他“看到了人民群眾的根本，真正理解了老百姓”，“我幾乎從來沒哭過，印象較深的兩次哭都是在陝北。”情深誼長啊！

延安市，坐落在陝西省北部，是遊牧文明與農耕文明交融的邊區地帶，漢民族農民世世代代居住此地的曆史中，頻頻遭受多個遊牧民族和部落的相互殺戮、掠奪和洗劫，身處如此蠻族生態的劫掠，釀造出戎狄民風：痞氣+匪氣，漸漸墮落之，本地農耕地上又孵化出次生代的漢族大盜和流寇，如：王嘉胤、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董福祥等等。

大清皇朝晚期，西方殖民主義勢力進入中國東部沿海，紛紛建立起西方式的先進藍色文明，從此經濟格局和重心轉移，地處西北的陝西省經濟文化大幅衰弱，秦風不再，此衰彼漲，當地土匪、土豪卻猖狂起來，到了民國時期，整個陝北地區的匪患尤其嚴重，那時候國民政府的管控力無法抵達陝北，但這恰好為共產黨武裝力量製造出福音來，留給了共軍以極佳的撒野契機和匪盜空間。臭味相投便稱知己，當毛澤東掛帥的大股共軍（紅軍）萬裏迢迢流竄作案來到陝北時候，如魚得水般找準了自己的落腳地，建立起蘇區。

民諺：窮山惡水出刁民，粗茶淡飯無孑遺。肉腐生蛆，蛆熟產蠅；土劣孵匪，匪頑升寇。流寇是土匪發展的頂峰，流寇之所以十分殘暴凶狠毒辣無恥，那是因為流寇作案多是流竄在異地他鄉：1）幾乎碰不上熟人，於是缺乏道德約束；2）罪案的對象都是與己血緣疏遠，於是下得了狠手；3）流竄作案中不容易被抓捕，於是缺乏法律製裁的威懾感。

民國時期的學者傅斯年，曾經把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美國學者餘英時把毛澤東在山上鬧革命歸類為土匪行徑，中共政府體製內走出來的學者阮銘也將當年盤踞在井岡山和延安，建立蘇區的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具體的匪徒而言尚有匪氣強弱的區分，中共領袖中毛澤東、習近平之流痞氣、匪氣特濃，雖然直接將他們比作為流寇尚不恰當，然則深入去思考精神性的高層次本質，就會發現確有近似之處，如操守低劣，隻顧眼前的歡樂和榮耀，不思長治久安的方針、政策和治理，即不具可持續性發展，缺乏人性，不擇手段，不顧人民死活，更扯淡有什麽超越情懷、尋求來世的永生。

上海執行抗疫大行動，是習某心理投射：“習近平總書記親自部署、親自指揮”，乃“初心不改”，大大地用上“梁家河大學問”，卻是來真的：痞氣加匪氣，勁兒十足！

 

• 秦始皇→毛澤東→習近平

 

這三者思想有著較大的傳承性。中共的建黨、建國都是繼承了中國傳統“外儒內法”的一套專製主義本色，馬克思主義成分並不多，如“緊密團結在以某某某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就是中共執政文化的萬能公式，其“春秋大義”足令執政者癡迷不已。

中國政治延續了千年的專製主義，其要數秦始皇的大一統治理格局最具開創、暴虐和傳承，其遺產深深地烙印在中華民族的政治文化基因上。《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今皇帝並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傳承至後世，中共統治者毛澤東、習近平極為崇拜、讚賞，毛澤東自稱：“馬克思加秦始皇”，自比“秦皇、漢武”。習近平是粗人，缺文秀，但配有禦用導演張藝謀來代言，原籍秦地的張藝謀以其電影作品的大氣磅礴著稱，如《英雄》、《大秦賦》、《大秦帝國》等頗有氣勢恢宏，詠古頌今，頌揚獨裁，乃深合主子旨意。

籍貫秦地的習近平似乎比毛澤東更領悟大秦遺風，他也有著構建大一統政治的強烈欲求，冒進浮誇，圖大貪功，舉凡黨、政、軍、財、經、文、教、農、工、商等各界各行，都得讓習來獨攬一身、定於一尊，還妄想對外擴張，天下一統。毛時代流行詞：“全國一盤棋”，如今又翻舊出新而熱炒，以“一言堂”淩駕天下，特別用於上海的抗疫。

中國人骨子裏有“天人合一”，混沌一氣的原始思維和巫術，這集體無意識天然地被大一統政治統攝，進而主導了亞細亞生產方式，在古代，它有利於治理水患、開挖運河、修建長城、建造皇宮等大型項目。在當今，有利於以舉國之力操辦上海防控。在思想意識高度，可以塑造全民的遵命、服從、聽話，即奴性，這恰是習近平的“不忘使命”：“凝聚全民抗疫的強大共識”。

在大一統政治如火如荼的文革期間，誇張而高調的道義目的論籠罩住中國大地上的各項各業，如有“農業以糧為綱、工業以鋼為綱。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於是到處呈現“一刀切”現象，凡是與“綱”不合之事，全得讓步，退避。

今天上海的抗疫正是一刀切做法：為了抗疫的宏偉大業，其他事情全都算不得“事情”，那怕是危機人生命的要事。再如，“同層密接隔離政策”，一人得陽整樓隔離，幾人得陽整區封閉。搞得：簡單直接粗暴，次生災害不斷，雞飛狗跳，人心惶惶。

 

• 外儒內法，臉麵爭光

 

習近平頗想搞《厲害了，我的國》，可看出習的“初心”中有“大秦”情愫，但不唯此。習熟知亡秦之故，暴秦之害，了解《過秦論》，於是就看重《荀子》思想，希望借鑒儒家思想補救暴秦之偏，但這隻是延續了曆史上慣行的“外儒內法”傳統，毫無創意。

以現代人的目光審視，法家思想並非全都是負麵的，糟糕的。譬如，法家的政治思想有“緣法而治”、“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法不阿貴，繩不撓曲”、“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等——貫徹一條法治平等的路線。

秦之後曆代皇朝，形成傳統的官方和上層社會的意識形態是儒家思想，儒家在治國綱要上對法家進行修正，改變其嚴刑律法、冷酷無情、對人性的踐踏，而用溫情脈脈的道德麵紗來遮蓋人心自私之惡。然而儒家的溫情脈脈卻是斷然排斥法家的平等觀，十分講究等級秩序的排位：“尊尊、親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樣導致另一種人性醜惡的釋放。

無論是法家抑或儒家，都嚴重匱乏精神超越性，使得中國人滑落到小人德性的急切功利性，熱衷於超近距離的貼身肉搏，這突出表現為儒家的“麵子文化”，即等級競爭。

今天，習近平把上海抗疫重重地押寶在他的麵子上：看吧，環顧世界，唯有我習某才能夠做到新冠病毒“清零”，豐功偉業啊；溥天之下，皆我臣屬；溥天之下，盡表忠心！

開啟小人心境：這就是習近平的“初心、使命”不可告人的真正用意所在！清零政策來自權力最高層，而下層執行者在習某巫祝之辭誘導下，層層加碼，步步緊逼，使防疫措施變得越來越嚴苛，越來越不通人情，越來越背離常識，卻迎來了中國式“麵子”大豐收！    

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今天，活躍在上海街頭的“大白”誌願者，大多來自社會底層，他們深知等級社會的底層生活之艱辛、悲愴、卑賤、滄桑，受欺受壓，吃苦甚多，在心坎中積滿了多多的怨恨，為此張公百忍，隻是期盼著猴年馬月有個身份升遷，從此羊與狼的位置對調，角色得以變換，從此終於有了發泄的口子和對象，就如二十年媳婦熬成婆婆那樣。今天好機會來了，讓底層誌願者們身披白大褂，臂佩紅袖章，頓時獲得了權力，身價躥升！於是人們就見到了大白們在上海街頭的變本加厲，肆無忌憚。

更是有不少大白門來自外省市的農村地區，他們往往有著毛澤東情結，相信毛澤東的詛咒語“農村包圍城市”，內心對待上海，這個以魔都著稱的城市有著較深的嫉恨，於是今天找到了發泄口子，爭當“南京路上好八連”，侮辱上海人一番，五十步笑百步，好不痛快啊！

上海本地市民，生存在全民抗疫的如此高壓境遇，顯得勢單力孤，不得不進行一場忍耐之心的大考驗。雖說是有海派氣質，但是多年來在習氏毛左政治侵染下，上海人漸漸變得麻木起來，中國傳統習性在增強，一個“忍”字當頭，懂得“看三勢”，學會“拎得清”，不做“填刀頭”，好漢不吃眼前虧，識時務者為俊傑，好死不如賴活著——與內地的庸眾一樣，都是媳婦受熬的心態——如此則喪失了做人的真誠性和崇高性。

 

                                                    施衛江

寫於 美國紐約

2022年5月26日上海抗疫為何如此狂暴？

 

最近，上海人民沉浸在“靜態管理、動態清零”的極度悲憤中，二個月來的抗疫，上海居民要麽封閉在家裏，要麽隔離在方艙，要麽入住醫院，最慘的是一些外地來滬的農民工、送貨員和運輸汽車司機，隻得睡眠在大街上、橋孔下、卡車裏，還不得行走出受封圍欄，還得不到足夠食物。不管呆在城市哪個角落，是富人或窮人，是教授還是乞丐，人人自危，生活無序，商店關門，藥品斷供，生存所需的基本食品、日用品都要靠手機上操作去“搶”，凡是不會手機操作就隻能等死，非新冠病毒引起的疾病都不算是“病”，假如某個病人不能出示有效核酸測試陰性證明，病人均得不到及時救治，更惡劣的措施是，要裝配鐵網在管控區的每一棟民宅樓的大門口，予以嚴加防範管製，防市民如防盜賊！“大白”警察容許隨意闖進市民家中搞“執法”，市民蒙受盡多的不幸和災難可就是不容許公開自由發聲喊冤！

嗚呼！號稱“國家主人”的上海市民，本是代表中國最具先進生產力的一族群體，理應充分釋放出上海市民的聰明才幹去搞建設，然而在黨中央的“清零”政策強製下，海派靈性竟然大肆遭受踐踏，人格尊嚴被貶至不及囚徒的卑下，被準許的行動自由還不如圈養的禽畜。哀哉！上海市民的生存境況是多麽孤苦伶仃無助，上海市民的精神抑鬱是何等淒淒慘慘戚戚。

由中央政府主導的抗疫“清零”，為什麽要對上海人民動用如此的粗暴、野蠻、獸性、瘋狂？這在西方自由世界看來，簡直太不可思議了！根源究竟是什麽呢？

 

（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發生在上海的抗疫狂暴當然不是海派文化傳承的特質，而是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親自部署指揮、密集指示批示”來進行，這位總書記宣稱：“我們的防控方針是由黨的性質和宗旨決定的”，“從黨的性質宗旨認識疫情防控方針”，當然不是飛來之石，而是經有悠久曆史的中國傳統孵化而成，它僵硬地主宰著當今中國政治的一切。欲懂得這場清零抗疫的真實意圖，須深入了解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須了解中國的民風民俗，尤其是陝北地區。

近年來，習近平嫻熟地運用他的政治手腕使大權獨攬，業已形成“九鼎之尊”局麵，且有越演越烈之勢，在其統治下的社會官僚機器不斷強化威權形式，這使得後者形式的高度威權化又促進了前者的獨裁，而前者專斷橫行又反哺後者，兩者互為反饋，攜手共進，就此全民奴性且增強不少——此即如德國學者齊美爾所講的社會學中“相互作用”的形式，對於這種“形式”的具體表達，深得魯迅精神之魂的北京大學中文係教授錢理群曾經論述道：“在一個專製統治下價值封閉的體係內，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是處在同一個價值點上的交流與反饋”（大意如此）。

可想而知，當今中國的政治形態正是走在全麵複辟傳統封建腐朽製度的路上。專製政治乃乾綱獨斷、定於一尊，且說今日中國之專製暴虐，極大地來自最高統治者的德性，習近平妄圖複辟文革，大開曆史倒車，朝思暮想他的皇帝迷夢，再造新時代的秦始皇、毛澤東。

    由此，習近平打造的強專製主義為他的暴政鋪設了平坦大道，布置於“全國一盤棋”格局下，海派上海市民深深感受到文革高潮時的毛式家天下：朕即真理，朕即國家。今天，統帥一聲令，三軍風雷動，酷政促奴性，令箭催遵命，從廟堂衙門，抵基層庸眾，政令一路暢行，貫徹無阻。

以習近平的“家天下”框架來看，上海的抗疫特別需要展示“中國共產黨所具有的無比堅強的領導力，是風雨來襲時中國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要展示中共統治下的製度“優越性”和“合法性”，更確切地說，還需要充分展示習近平總書記的“英明、偉大”形象，為他的正式“登基”皇座打基礎。構建如此之宏大敘事，習家中央政府定義了新冠病毒的抗疫是一場“人民戰爭”，全黨全民統一步調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部署”來進行的，這位總書記一再強調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堅持動態清零總方針不猶豫不動搖”，“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要把抗疫當作“為人民服務”。

以現代性的倫理學來論述，“人民”是個宏大敘事，是形而上之“大魅”，在以“人民”的名義大肆鼓噪、渲染之下，若開啟“幽暗之門”，可以發現，這隻是一塊“超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的招牌，其投射出的真實價值意向往往是希冀反饋回報給投射者自己，即小人心眼、小人心境的“自我、本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乃罪惡之淵藪，其鄙陋卑下、猥瑣不堪！

魯迅先生早就發現，中國的儒家典籍中充滿了“仁者愛人”之語，但是魯迅卻揭穿了其“瞞和騙”，其實質就是“以理殺人”！

今天的上海，把“人民”當作“綱領”來處置具體的全民抗疫，就意味著其餘事情全得靠邊讓路，抗疫以外的事情全都隻是與個人利益掛鉤而已，都是掛靠不上“人民”這個宏偉大宗旨，“人民”這個抽象綱領既然被強化得如此之高大上、偉光正，乃綱舉目張，和尚打傘，為所欲為、不擇手段！

 

（二）“不忘初心，牢記使命”

 

“初心”是習近平執政時代十分時髦的政治詞匯，既然被張揚得如此之“時髦”，它必定隱含有欺騙性！它試圖讓人民感受習的“青春故事”，聆聽他的“梁家河插隊的經曆”，規訓人民的情操，是一項典型的“洗腦工程”。

眾所周知，習近平在福建、浙江和上海三地工作過，已經獲得相當多的東南沿海地區工作的經驗，這些地區比起北方內地來具有相對較高的改革開放性，經濟結構大多是外向型，經濟水平也相應較高，治理較為先進。按照常規思路，要想當上一個大國有作為的主政者，其精神領域的價值觀訴求，本來應該引導國民走上現代化之路，深化改革，大大發揚沿海地區的先進經驗和業績成就，使融合到全球化的經濟圈中，學習西方發達的市場經濟和人文精神，求得國家發展踏上新台階。然而習近平卻不張揚他在沿海地區的經曆，反而大大弘揚在北方落後農村的生活感受、工作經曆——這就值得正義的人們去警惕和深思了。

與毛澤東一樣，習近平自身的秉性就是十分的“土”，在漢語網絡上，不滿的網民將習近平蔑稱為“包子”，意思有“土氣”之意，也就是傳統、愚昧、落後的代名詞。這與《論語》：“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意思相近，懷土就是戀土而安逸，營造個人小天地，即小人德性。我們來看看習近平是如何的“初心”？

“初心”在心理學上可稱為“原型”（榮格：archetypes），習的“原型”有“戀土情結”，顯然相悖於東南沿海地區的現代性精神品質，而在於他不斷吹噓的“土”字而凸出，即“農民情結、三農情懷”，習常稱：“我也是從農村出來的”，“我們這一代人也有這個情結，一定要把我們的老百姓，特別是我們的農民扶一把。”聽聽他的念念有詞“不忘初心”，從“習近平總書記從小就有農村情結”，可推斷習之“戀土”有小人之心：

1.  陝北延安梁家河，習近平插隊在此，據說練就了一套“大學問”，那真是了不得啊！
2. “老家富平曾在習近平迷惘彷徨時給予他溫暖”，陝西省富平縣臨近於曆史上京兆地區，這裏曾經是大一統帝國的中央權力地帶，即有秦、漢、隋、唐四朝大帝國定都於鹹陽、長安，這一家鄉情懷深深地烙印到習近平的人格秉性，使得習內心期盼著大一統政治。
3. 習近平時時要造訪河北省西柏坡，該地是毛派紅色經典的精神發源地，價值連城，非常值得習去流連忘返，就此習想要“弘揚西柏坡精神”。
4. 河北省正定縣，習年輕時候曾工作在此，當時是“農業學大寨”的先進樣板縣，是毛澤東樹立起來的一麵旗幟，同樣是紅色經典，值得去大力追捧，流芳百世。

    作為一個農業人口眾多的大國，農業生產當然需要去關心，農民的利益也當然需要去關心，任何一個具有現代化常識的人，必定知道：農民生活的大幅度改善，必須是由農業現代化來帶動，而農業現代化必須是由工業現代化來帶動，而工業現代化必須是由科技、經濟和製度等的各項現代化來帶動，需要重視精神文明的力量，也就是人的主體性自由的大發揚。然而中國的習某卻是完全的反其道而行之：要論價值觀的定位？什麽的工業、科技、文教、經濟、金融、製度、法治等等的重要發展項目全都擱置在邊上，就是因為這些不含有“初心”，從而全都被當做不重要的思想議題來處理，眼下最最要緊的事情是定位在“農民情結”、“黃土情結”之上：“不忘初心，牢記使命”——老是要把目光盯住在最最落後地區的農民生存價值觀上——這是怎麽樣的心態？怎麽樣的鬼魅心思啊？

人都是有個性的，共產黨執政也如此。理解了習近平的執政個性是那麽的“土裏土氣”，於是懂得：上海抗疫就是充滿習包子特色之土：“鞋子合不合腳，自己穿著才知道。”——紅色經典，土法上馬！   

 

•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方山水有一方風情

 

 共產黨信仰“辯證唯物主義”，其教條說：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確，特定的社會曆史地理環境可以塑造特定的精神氣質。成語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南橘北枳。按辯證法精神，反之亦然，如：彩蝶戀鮮花，蒼蠅叮臭肉；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智者樂水，仁者樂山。說到中國人的“土”，尚有各個地方的各個民風民俗民情，還可細分。

德國學者馬克斯·舍勒的行為學理論認為，能感悟到生活世界的價值和價值秩序的感情是成為行為意欲最深層的基礎部分，而這種感情決定著行為意欲的努力方向。但是舍勒又認為，不能把在一個時代和民族中流行或支配人們價值偏愛的評價係統所具有的“倫理結構”等同於作為價值優先法則的價值本身的客觀秩序。

今天，與西方自由世界一樣，強人習近平也是十分講究“顏色革命”，他將自身個性“土氣”的顏色欽定為中國的“政治正確”，即標準的意識形態，充分施展在上海地方的抗議之中，真實意圖是：以習氏“土氣”淹沒上海“海派”！

那麽究竟怎麽樣評介習包子“土氣”？

第一，純真“紅色基因”，眾所周知，習近平是在紅朝中國、紅色地域、紅色家庭、紅色時代、紅色圈子裏混出來的紅色土特產，紅色元素特濃，大紅特紅超紅。

現代中國有二大文明係統：黃色和藍色。

黃色是內陸型，具有內向封閉性質，其主要的分布地域是在北方的黃土質平原和高原上，其價值資源隻由落後的本土文明來提供（電視劇《河殤》的觀點）。

紅色文明是外來的馬列寧主義與中國本土的黃色文明相結合的產物，被綜合成“毛澤東思想路線”，具有革命的實踐性，但是主要根基還是黃色文明。

    藍色是海洋型，外向開放性質，最初地域分布在東南沿海一帶，隨之改革開放的深化，逐漸擴展至中國的大南方，它是本土文明與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結合的產物。

今天的國情是，北方黃土文明區域經濟全麵落後、蕭條，而南方藍色文明區域市場經濟發展良好，經濟指標高漲。如此經濟地理格局意味著中共統治機器的精神資源麵臨危機，這讓習近平深深不安，習某感受到來自於藍色文明對於紅色政權的威脅：資產階級市民的個體性、獨立性和自由意識在增長，他們不會如黃土地上農民幹活那樣的聽話、遵命和馴服。

遙想1949年3月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正式提出定都北平市的決議，當時的國情正如毛澤東所講：“蔣介石的國都在南京，他的基礎是江浙資本家。我們要把國都建在北平，我們也要在北平找到我們的基礎，這就是工人階級和廣大的勞動群眾。”這講話顯示了：南京的城市精神是藍色，而北平市則是黃色，紅色政權的根基需要由黃色文明來支撐、扶助，才會獲得穩定、可靠。

從前，毛澤東必定熟知曆史典故：“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對藍色文明懷有恐懼：“港台一帶，饕蚊尚多，西方世界，饕蚊成陣。”因此對待曾經位置楚地、而後深藍色的申城上海，毛澤東作指示：要采取“農村包圍城市”戰略。為此，上海外灘海關鍾樓上的大鍾報時，要以深黃色的陝北民歌樂調《東方紅》來進行，使之標誌為城市“主旋律”。要發揚“好八連”榮光，讓他們來到魔都南京路上當“哨兵”，以鎮住充滿資產階級邪念的“霓虹燈”，要加強“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全麵專政”，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今天，習近平憂心忡忡：紅色文明賴以存在基礎的黃色文明正日益蛻化墮落！為此決心拯救，在上海執行“靜態管理、動態清零”，實為一場魔鬼訓練，以鞏固紅色政權的！

 

• 粗人的痞氣，流寇的匪氣

 

紅朝中國首長級高幹的紅二代、紅三代多的是，譬如有劉少奇的兒子，陳雲兒子，鄧小平的兒女，胡耀邦的兒子，葉劍英、江澤民的數個兒女等等，在這一群體裏相比較，習包子就是顯得很“土氣”，這是為什麽呢？

這就是習近平第二個“土”：痞氣+匪氣，這是黃色文明外圍地帶“邊區”之“土氣”。

習近平讀書差勁是知曉的，然而這在首長級的紅後代中較為少見，盡管習近平時常吹噓讀書很多，還煞有介事地列出一長串讀書單來，頗有“此地無銀三百兩”之意。由於不願讀書、讀不進書，習的頭腦難以裝備積聚人類優秀文明的知識。蘇格拉底雲“知識即美德”，其否命題亦同樣成立。現代學者的認識更為精確，知識與美德之間的正向關聯性是需要建立在高概率基礎上，較有科學的合理性。毛澤東閱讀中國古典經書甚多，但也是痞氣+匪氣很濃厚，毛澤東特別讚賞二位流氓痞子皇帝：劉邦和朱元璋，毛把糟粕當作了精粹。

拉馬克的“用進廢退”可以較好解釋，讀書不好的習近平，喜好炫耀他的四肢發達：“我那個時候扛200斤麥子，十裏山路不換肩。”習對頭腦簡單事項：“新時期上山下鄉工程”、“好兒女誌在四方，有誌者奮鬥無悔”，頗有興趣和熱度，可見一斑。習近平坦承其念茲在茲“農民情結”，可以推斷出他的氣質和秉性，天然地與知識性匱缺的泥腿子、四肢發達者、粗布短衫者融通起來，對待海派氣質的上海人就不會有好感，可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

要深入了解習近平的所作所為，需要了解他的個性和風格，需要了解養育習某其秉性、氣質的地方，考察那裏的風土人情。習近平念念不忘他的“初心”之地，就是年輕時候插隊落戶的革命聖地延安，那裏是紅色大本營，更是“紅太陽升起的地方”。對於習近平來說，陝北延安就是他的紅色乳娘，思想養育之地，“作為一個人民公仆，陝北高原是我的根，因為這裏培養出我不變的信念：要為人民做實事！無論我走到哪裏，永遠都是黃土地的兒子。”習近平回憶說，插隊在梁家河，他“看到了人民群眾的根本，真正理解了老百姓”，“我幾乎從來沒哭過，印象較深的兩次哭都是在陝北。”情深誼長啊！

延安市，坐落在陝西省北部，是遊牧文明與農耕文明交融的邊區地帶，漢民族農民世世代代居住此地的曆史中，頻頻遭受多個遊牧民族和部落的相互殺戮、掠奪和洗劫，身處如此蠻族生態的劫掠，釀造出戎狄民風：痞氣+匪氣，漸漸墮落之，本地農耕地上又孵化出次生代的漢族大盜和流寇，如：王嘉胤、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董福祥等等。

大清皇朝晚期，西方殖民主義勢力進入中國東部沿海，紛紛建立起西方式的先進藍色文明，從此經濟格局和重心轉移，地處西北的陝西省經濟文化大幅衰弱，秦風不再，此衰彼漲，當地土匪、土豪卻猖狂起來，到了民國時期，整個陝北地區的匪患尤其嚴重，那時候國民政府的管控力無法抵達陝北，但這恰好為共產黨武裝力量製造出福音來，留給了共軍以極佳的撒野契機和匪盜空間。臭味相投便稱知己，當毛澤東掛帥的大股共軍（紅軍）萬裏迢迢流竄作案來到陝北時候，如魚得水般找準了自己的落腳地，建立起蘇區。

民諺：窮山惡水出刁民，粗茶淡飯無孑遺。肉腐生蛆，蛆熟產蠅；土劣孵匪，匪頑升寇。流寇是土匪發展的頂峰，流寇之所以十分殘暴凶狠毒辣無恥，那是因為流寇作案多是流竄在異地他鄉：1）幾乎碰不上熟人，於是缺乏道德約束；2）罪案的對象都是與己血緣疏遠，於是下得了狠手；3）流竄作案中不容易被抓捕，於是缺乏法律製裁的威懾感。

民國時期的學者傅斯年，曾經把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美國學者餘英時把毛澤東在山上鬧革命歸類為土匪行徑，中共政府體製內走出來的學者阮銘也將當年盤踞在井岡山和延安，建立蘇區的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具體的匪徒而言尚有匪氣強弱的區分，中共領袖中毛澤東、習近平之流痞氣、匪氣特濃，雖然直接將他們比作為流寇尚不恰當，然則深入去思考精神性的高層次本質，就會發現確有近似之處，如操守低劣，隻顧眼前的歡樂和榮耀，不思長治久安的方針、政策和治理，即不具可持續性發展，缺乏人性，不擇手段，不顧人民死活，更扯淡有什麽超越情懷、尋求來世的永生。

上海執行抗疫大行動，是習某心理投射：“習近平總書記親自部署、親自指揮”，乃“初心不改”，大大地用上“梁家河大學問”，卻是來真的：痞氣加匪氣，勁兒十足！

 

• 秦始皇→毛澤東→習近平

 

這三者思想有著較大的傳承性。中共的建黨、建國都是繼承了中國傳統“外儒內法”的一套專製主義本色，馬克思主義成分並不多，如“緊密團結在以某某某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就是中共執政文化的萬能公式，其“春秋大義”足令執政者癡迷不已。

中國政治延續了千年的專製主義，其要數秦始皇的大一統治理格局最具開創、暴虐和傳承，其遺產深深地烙印在中華民族的政治文化基因上。《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今皇帝並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傳承至後世，中共統治者毛澤東、習近平極為崇拜、讚賞，毛澤東自稱：“馬克思加秦始皇”，自比“秦皇、漢武”。習近平是粗人，缺文秀，但配有禦用導演張藝謀來代言，原籍秦地的張藝謀以其電影作品的大氣磅礴著稱，如《英雄》、《大秦賦》、《大秦帝國》等頗有氣勢恢宏，詠古頌今，頌揚獨裁，乃深合主子旨意。

籍貫秦地的習近平似乎比毛澤東更領悟大秦遺風，他也有著構建大一統政治的強烈欲求，冒進浮誇，圖大貪功，舉凡黨、政、軍、財、經、文、教、農、工、商等各界各行，都得讓習來獨攬一身、定於一尊，還妄想對外擴張，天下一統。毛時代流行詞：“全國一盤棋”，如今又翻舊出新而熱炒，以“一言堂”淩駕天下，特別用於上海的抗疫。

中國人骨子裏有“天人合一”，混沌一氣的原始思維和巫術，這集體無意識天然地被大一統政治統攝，進而主導了亞細亞生產方式，在古代，它有利於治理水患、開挖運河、修建長城、建造皇宮等大型項目。在當今，有利於以舉國之力操辦上海防控。在思想意識高度，可以塑造全民的遵命、服從、聽話，即奴性，這恰是習近平的“不忘使命”：“凝聚全民抗疫的強大共識”。

在大一統政治如火如荼的文革期間，誇張而高調的道義目的論籠罩住中國大地上的各項各業，如有“農業以糧為綱、工業以鋼為綱。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於是到處呈現“一刀切”現象，凡是與“綱”不合之事，全得讓步，退避。

今天上海的抗疫正是一刀切做法：為了抗疫的宏偉大業，其他事情全都算不得“事情”，那怕是危機人生命的要事。再如，“同層密接隔離政策”，一人得陽整樓隔離，幾人得陽整區封閉。搞得：簡單直接粗暴，次生災害不斷，雞飛狗跳，人心惶惶。

 

• 外儒內法，臉麵爭光

 

習近平頗想搞《厲害了，我的國》，可看出習的“初心”中有“大秦”情愫，但不唯此。習熟知亡秦之故，暴秦之害，了解《過秦論》，於是就看重《荀子》思想，希望借鑒儒家思想補救暴秦之偏，但這隻是延續了曆史上慣行的“外儒內法”傳統，毫無創意。

以現代人的目光審視，法家思想並非全都是負麵的，糟糕的。譬如，法家的政治思想有“緣法而治”、“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法不阿貴，繩不撓曲”、“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等——貫徹一條法治平等的路線。

秦之後曆代皇朝，形成傳統的官方和上層社會的意識形態是儒家思想，儒家在治國綱要上對法家進行修正，改變其嚴刑律法、冷酷無情、對人性的踐踏，而用溫情脈脈的道德麵紗來遮蓋人心自私之惡。然而儒家的溫情脈脈卻是斷然排斥法家的平等觀，十分講究等級秩序的排位：“尊尊、親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樣導致另一種人性醜惡的釋放。

無論是法家抑或儒家，都嚴重匱乏精神超越性，使得中國人滑落到小人德性的急切功利性，熱衷於超近距離的貼身肉搏，這突出表現為儒家的“麵子文化”，即等級競爭。

今天，習近平把上海抗疫重重地押寶在他的麵子上：看吧，環顧世界，唯有我習某才能夠做到新冠病毒“清零”，豐功偉業啊；溥天之下，皆我臣屬；溥天之下，盡表忠心！

開啟小人心境：這就是習近平的“初心、使命”不可告人的真正用意所在！清零政策來自權力最高層，而下層執行者在習某巫祝之辭誘導下，層層加碼，步步緊逼，使防疫措施變得越來越嚴苛，越來越不通人情，越來越背離常識，卻迎來了中國式“麵子”大豐收！    

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今天，活躍在上海街頭的“大白”誌願者，大多來自社會底層，他們深知等級社會的底層生活之艱辛、悲愴、卑賤、滄桑，受欺受壓，吃苦甚多，在心坎中積滿了多多的怨恨，為此張公百忍，隻是期盼著猴年馬月有個身份升遷，從此羊與狼的位置對調，角色得以變換，從此終於有了發泄的口子和對象，就如二十年媳婦熬成婆婆那樣。今天好機會來了，讓底層誌願者們身披白大褂，臂佩紅袖章，頓時獲得了權力，身價躥升！於是人們就見到了大白們在上海街頭的變本加厲，肆無忌憚。

更是有不少大白門來自外省市的農村地區，他們往往有著毛澤東情結，相信毛澤東的詛咒語“農村包圍城市”，內心對待上海，這個以魔都著稱的城市有著較深的嫉恨，於是今天找到了發泄口子，爭當“南京路上好八連”，侮辱上海人一番，五十步笑百步，好不痛快啊！

上海本地市民，生存在全民抗疫的如此高壓境遇，顯得勢單力孤，不得不進行一場忍耐之心的大考驗。雖說是有海派氣質，但是多年來在習氏毛左政治侵染下，上海人漸漸變得麻木起來，中國傳統習性在增強，一個“忍”字當頭，懂得“看三勢”，學會“拎得清”，不做“填刀頭”，好漢不吃眼前虧，識時務者為俊傑，好死不如賴活著——與內地的庸眾一樣，都是媳婦受熬的心態——如此則喪失了做人的真誠性和崇高性。

 

                                                    施衛江

寫於 美國紐約

2022年5月26日上海抗疫為何如此狂暴？

 

最近，上海人民沉浸在“靜態管理、動態清零”的極度悲憤中，二個月來的抗疫，上海居民要麽封閉在家裏，要麽隔離在方艙，要麽入住醫院，最慘的是一些外地來滬的農民工、送貨員和運輸汽車司機，隻得睡眠在大街上、橋孔下、卡車裏，還不得行走出受封圍欄，還得不到足夠食物。不管呆在城市哪個角落，是富人或窮人，是教授還是乞丐，人人自危，生活無序，商店關門，藥品斷供，生存所需的基本食品、日用品都要靠手機上操作去“搶”，凡是不會手機操作就隻能等死，非新冠病毒引起的疾病都不算是“病”，假如某個病人不能出示有效核酸測試陰性證明，病人均得不到及時救治，更惡劣的措施是，要裝配鐵網在管控區的每一棟民宅樓的大門口，予以嚴加防範管製，防市民如防盜賊！“大白”警察容許隨意闖進市民家中搞“執法”，市民蒙受盡多的不幸和災難可就是不容許公開自由發聲喊冤！

嗚呼！號稱“國家主人”的上海市民，本是代表中國最具先進生產力的一族群體，理應充分釋放出上海市民的聰明才幹去搞建設，然而在黨中央的“清零”政策強製下，海派靈性竟然大肆遭受踐踏，人格尊嚴被貶至不及囚徒的卑下，被準許的行動自由還不如圈養的禽畜。哀哉！上海市民的生存境況是多麽孤苦伶仃無助，上海市民的精神抑鬱是何等淒淒慘慘戚戚。

由中央政府主導的抗疫“清零”，為什麽要對上海人民動用如此的粗暴、野蠻、獸性、瘋狂？這在西方自由世界看來，簡直太不可思議了！根源究竟是什麽呢？

 

（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發生在上海的抗疫狂暴當然不是海派文化傳承的特質，而是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親自部署指揮、密集指示批示”來進行，這位總書記宣稱：“我們的防控方針是由黨的性質和宗旨決定的”，“從黨的性質宗旨認識疫情防控方針”，當然不是飛來之石，而是經有悠久曆史的中國傳統孵化而成，它僵硬地主宰著當今中國政治的一切。欲懂得這場清零抗疫的真實意圖，須深入了解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須了解中國的民風民俗，尤其是陝北地區。

近年來，習近平嫻熟地運用他的政治手腕使大權獨攬，業已形成“九鼎之尊”局麵，且有越演越烈之勢，在其統治下的社會官僚機器不斷強化威權形式，這使得後者形式的高度威權化又促進了前者的獨裁，而前者專斷橫行又反哺後者，兩者互為反饋，攜手共進，就此全民奴性且增強不少——此即如德國學者齊美爾所講的社會學中“相互作用”的形式，對於這種“形式”的具體表達，深得魯迅精神之魂的北京大學中文係教授錢理群曾經論述道：“在一個專製統治下價值封閉的體係內，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是處在同一個價值點上的交流與反饋”（大意如此）。

可想而知，當今中國的政治形態正是走在全麵複辟傳統封建腐朽製度的路上。專製政治乃乾綱獨斷、定於一尊，且說今日中國之專製暴虐，極大地來自最高統治者的德性，習近平妄圖複辟文革，大開曆史倒車，朝思暮想他的皇帝迷夢，再造新時代的秦始皇、毛澤東。

    由此，習近平打造的強專製主義為他的暴政鋪設了平坦大道，布置於“全國一盤棋”格局下，海派上海市民深深感受到文革高潮時的毛式家天下：朕即真理，朕即國家。今天，統帥一聲令，三軍風雷動，酷政促奴性，令箭催遵命，從廟堂衙門，抵基層庸眾，政令一路暢行，貫徹無阻。

以習近平的“家天下”框架來看，上海的抗疫特別需要展示“中國共產黨所具有的無比堅強的領導力，是風雨來襲時中國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要展示中共統治下的製度“優越性”和“合法性”，更確切地說，還需要充分展示習近平總書記的“英明、偉大”形象，為他的正式“登基”皇座打基礎。構建如此之宏大敘事，習家中央政府定義了新冠病毒的抗疫是一場“人民戰爭”，全黨全民統一步調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部署”來進行的，這位總書記一再強調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堅持動態清零總方針不猶豫不動搖”，“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要把抗疫當作“為人民服務”。

以現代性的倫理學來論述，“人民”是個宏大敘事，是形而上之“大魅”，在以“人民”的名義大肆鼓噪、渲染之下，若開啟“幽暗之門”，可以發現，這隻是一塊“超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的招牌，其投射出的真實價值意向往往是希冀反饋回報給投射者自己，即小人心眼、小人心境的“自我、本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乃罪惡之淵藪，其鄙陋卑下、猥瑣不堪！

魯迅先生早就發現，中國的儒家典籍中充滿了“仁者愛人”之語，但是魯迅卻揭穿了其“瞞和騙”，其實質就是“以理殺人”！

今天的上海，把“人民”當作“綱領”來處置具體的全民抗疫，就意味著其餘事情全得靠邊讓路，抗疫以外的事情全都隻是與個人利益掛鉤而已，都是掛靠不上“人民”這個宏偉大宗旨，“人民”這個抽象綱領既然被強化得如此之高大上、偉光正，乃綱舉目張，和尚打傘，為所欲為、不擇手段！

 

（二）“不忘初心，牢記使命”

 

“初心”是習近平執政時代十分時髦的政治詞匯，既然被張揚得如此之“時髦”，它必定隱含有欺騙性！它試圖讓人民感受習的“青春故事”，聆聽他的“梁家河插隊的經曆”，規訓人民的情操，是一項典型的“洗腦工程”。

眾所周知，習近平在福建、浙江和上海三地工作過，已經獲得相當多的東南沿海地區工作的經驗，這些地區比起北方內地來具有相對較高的改革開放性，經濟結構大多是外向型，經濟水平也相應較高，治理較為先進。按照常規思路，要想當上一個大國有作為的主政者，其精神領域的價值觀訴求，本來應該引導國民走上現代化之路，深化改革，大大發揚沿海地區的先進經驗和業績成就，使融合到全球化的經濟圈中，學習西方發達的市場經濟和人文精神，求得國家發展踏上新台階。然而習近平卻不張揚他在沿海地區的經曆，反而大大弘揚在北方落後農村的生活感受、工作經曆——這就值得正義的人們去警惕和深思了。

與毛澤東一樣，習近平自身的秉性就是十分的“土”，在漢語網絡上，不滿的網民將習近平蔑稱為“包子”，意思有“土氣”之意，也就是傳統、愚昧、落後的代名詞。這與《論語》：“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意思相近，懷土就是戀土而安逸，營造個人小天地，即小人德性。我們來看看習近平是如何的“初心”？

“初心”在心理學上可稱為“原型”（榮格：archetypes），習的“原型”有“戀土情結”，顯然相悖於東南沿海地區的現代性精神品質，而在於他不斷吹噓的“土”字而凸出，即“農民情結、三農情懷”，習常稱：“我也是從農村出來的”，“我們這一代人也有這個情結，一定要把我們的老百姓，特別是我們的農民扶一把。”聽聽他的念念有詞“不忘初心”，從“習近平總書記從小就有農村情結”，可推斷習之“戀土”有小人之心：

1.  陝北延安梁家河，習近平插隊在此，據說練就了一套“大學問”，那真是了不得啊！
2. “老家富平曾在習近平迷惘彷徨時給予他溫暖”，陝西省富平縣臨近於曆史上京兆地區，這裏曾經是大一統帝國的中央權力地帶，即有秦、漢、隋、唐四朝大帝國定都於鹹陽、長安，這一家鄉情懷深深地烙印到習近平的人格秉性，使得習內心期盼著大一統政治。
3. 習近平時時要造訪河北省西柏坡，該地是毛派紅色經典的精神發源地，價值連城，非常值得習去流連忘返，就此習想要“弘揚西柏坡精神”。
4. 河北省正定縣，習年輕時候曾工作在此，當時是“農業學大寨”的先進樣板縣，是毛澤東樹立起來的一麵旗幟，同樣是紅色經典，值得去大力追捧，流芳百世。

    作為一個農業人口眾多的大國，農業生產當然需要去關心，農民的利益也當然需要去關心，任何一個具有現代化常識的人，必定知道：農民生活的大幅度改善，必須是由農業現代化來帶動，而農業現代化必須是由工業現代化來帶動，而工業現代化必須是由科技、經濟和製度等的各項現代化來帶動，需要重視精神文明的力量，也就是人的主體性自由的大發揚。然而中國的習某卻是完全的反其道而行之：要論價值觀的定位？什麽的工業、科技、文教、經濟、金融、製度、法治等等的重要發展項目全都擱置在邊上，就是因為這些不含有“初心”，從而全都被當做不重要的思想議題來處理，眼下最最要緊的事情是定位在“農民情結”、“黃土情結”之上：“不忘初心，牢記使命”——老是要把目光盯住在最最落後地區的農民生存價值觀上——這是怎麽樣的心態？怎麽樣的鬼魅心思啊？

人都是有個性的，共產黨執政也如此。理解了習近平的執政個性是那麽的“土裏土氣”，於是懂得：上海抗疫就是充滿習包子特色之土：“鞋子合不合腳，自己穿著才知道。”——紅色經典，土法上馬！   

 

•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方山水有一方風情

 

 共產黨信仰“辯證唯物主義”，其教條說：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確，特定的社會曆史地理環境可以塑造特定的精神氣質。成語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南橘北枳。按辯證法精神，反之亦然，如：彩蝶戀鮮花，蒼蠅叮臭肉；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智者樂水，仁者樂山。說到中國人的“土”，尚有各個地方的各個民風民俗民情，還可細分。

德國學者馬克斯·舍勒的行為學理論認為，能感悟到生活世界的價值和價值秩序的感情是成為行為意欲最深層的基礎部分，而這種感情決定著行為意欲的努力方向。但是舍勒又認為，不能把在一個時代和民族中流行或支配人們價值偏愛的評價係統所具有的“倫理結構”等同於作為價值優先法則的價值本身的客觀秩序。

今天，與西方自由世界一樣，強人習近平也是十分講究“顏色革命”，他將自身個性“土氣”的顏色欽定為中國的“政治正確”，即標準的意識形態，充分施展在上海地方的抗議之中，真實意圖是：以習氏“土氣”淹沒上海“海派”！

那麽究竟怎麽樣評介習包子“土氣”？

第一，純真“紅色基因”，眾所周知，習近平是在紅朝中國、紅色地域、紅色家庭、紅色時代、紅色圈子裏混出來的紅色土特產，紅色元素特濃，大紅特紅超紅。

現代中國有二大文明係統：黃色和藍色。

黃色是內陸型，具有內向封閉性質，其主要的分布地域是在北方的黃土質平原和高原上，其價值資源隻由落後的本土文明來提供（電視劇《河殤》的觀點）。

紅色文明是外來的馬列寧主義與中國本土的黃色文明相結合的產物，被綜合成“毛澤東思想路線”，具有革命的實踐性，但是主要根基還是黃色文明。

    藍色是海洋型，外向開放性質，最初地域分布在東南沿海一帶，隨之改革開放的深化，逐漸擴展至中國的大南方，它是本土文明與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結合的產物。

今天的國情是，北方黃土文明區域經濟全麵落後、蕭條，而南方藍色文明區域市場經濟發展良好，經濟指標高漲。如此經濟地理格局意味著中共統治機器的精神資源麵臨危機，這讓習近平深深不安，習某感受到來自於藍色文明對於紅色政權的威脅：資產階級市民的個體性、獨立性和自由意識在增長，他們不會如黃土地上農民幹活那樣的聽話、遵命和馴服。

遙想1949年3月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正式提出定都北平市的決議，當時的國情正如毛澤東所講：“蔣介石的國都在南京，他的基礎是江浙資本家。我們要把國都建在北平，我們也要在北平找到我們的基礎，這就是工人階級和廣大的勞動群眾。”這講話顯示了：南京的城市精神是藍色，而北平市則是黃色，紅色政權的根基需要由黃色文明來支撐、扶助，才會獲得穩定、可靠。

從前，毛澤東必定熟知曆史典故：“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對藍色文明懷有恐懼：“港台一帶，饕蚊尚多，西方世界，饕蚊成陣。”因此對待曾經位置楚地、而後深藍色的申城上海，毛澤東作指示：要采取“農村包圍城市”戰略。為此，上海外灘海關鍾樓上的大鍾報時，要以深黃色的陝北民歌樂調《東方紅》來進行，使之標誌為城市“主旋律”。要發揚“好八連”榮光，讓他們來到魔都南京路上當“哨兵”，以鎮住充滿資產階級邪念的“霓虹燈”，要加強“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全麵專政”，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今天，習近平憂心忡忡：紅色文明賴以存在基礎的黃色文明正日益蛻化墮落！為此決心拯救，在上海執行“靜態管理、動態清零”，實為一場魔鬼訓練，以鞏固紅色政權的！

 

• 粗人的痞氣，流寇的匪氣

 

紅朝中國首長級高幹的紅二代、紅三代多的是，譬如有劉少奇的兒子，陳雲兒子，鄧小平的兒女，胡耀邦的兒子，葉劍英、江澤民的數個兒女等等，在這一群體裏相比較，習包子就是顯得很“土氣”，這是為什麽呢？

這就是習近平第二個“土”：痞氣+匪氣，這是黃色文明外圍地帶“邊區”之“土氣”。

習近平讀書差勁是知曉的，然而這在首長級的紅後代中較為少見，盡管習近平時常吹噓讀書很多，還煞有介事地列出一長串讀書單來，頗有“此地無銀三百兩”之意。由於不願讀書、讀不進書，習的頭腦難以裝備積聚人類優秀文明的知識。蘇格拉底雲“知識即美德”，其否命題亦同樣成立。現代學者的認識更為精確，知識與美德之間的正向關聯性是需要建立在高概率基礎上，較有科學的合理性。毛澤東閱讀中國古典經書甚多，但也是痞氣+匪氣很濃厚，毛澤東特別讚賞二位流氓痞子皇帝：劉邦和朱元璋，毛把糟粕當作了精粹。

拉馬克的“用進廢退”可以較好解釋，讀書不好的習近平，喜好炫耀他的四肢發達：“我那個時候扛200斤麥子，十裏山路不換肩。”習對頭腦簡單事項：“新時期上山下鄉工程”、“好兒女誌在四方，有誌者奮鬥無悔”，頗有興趣和熱度，可見一斑。習近平坦承其念茲在茲“農民情結”，可以推斷出他的氣質和秉性，天然地與知識性匱缺的泥腿子、四肢發達者、粗布短衫者融通起來，對待海派氣質的上海人就不會有好感，可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

要深入了解習近平的所作所為，需要了解他的個性和風格，需要了解養育習某其秉性、氣質的地方，考察那裏的風土人情。習近平念念不忘他的“初心”之地，就是年輕時候插隊落戶的革命聖地延安，那裏是紅色大本營，更是“紅太陽升起的地方”。對於習近平來說，陝北延安就是他的紅色乳娘，思想養育之地，“作為一個人民公仆，陝北高原是我的根，因為這裏培養出我不變的信念：要為人民做實事！無論我走到哪裏，永遠都是黃土地的兒子。”習近平回憶說，插隊在梁家河，他“看到了人民群眾的根本，真正理解了老百姓”，“我幾乎從來沒哭過，印象較深的兩次哭都是在陝北。”情深誼長啊！

延安市，坐落在陝西省北部，是遊牧文明與農耕文明交融的邊區地帶，漢民族農民世世代代居住此地的曆史中，頻頻遭受多個遊牧民族和部落的相互殺戮、掠奪和洗劫，身處如此蠻族生態的劫掠，釀造出戎狄民風：痞氣+匪氣，漸漸墮落之，本地農耕地上又孵化出次生代的漢族大盜和流寇，如：王嘉胤、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董福祥等等。

大清皇朝晚期，西方殖民主義勢力進入中國東部沿海，紛紛建立起西方式的先進藍色文明，從此經濟格局和重心轉移，地處西北的陝西省經濟文化大幅衰弱，秦風不再，此衰彼漲，當地土匪、土豪卻猖狂起來，到了民國時期，整個陝北地區的匪患尤其嚴重，那時候國民政府的管控力無法抵達陝北，但這恰好為共產黨武裝力量製造出福音來，留給了共軍以極佳的撒野契機和匪盜空間。臭味相投便稱知己，當毛澤東掛帥的大股共軍（紅軍）萬裏迢迢流竄作案來到陝北時候，如魚得水般找準了自己的落腳地，建立起蘇區。

民諺：窮山惡水出刁民，粗茶淡飯無孑遺。肉腐生蛆，蛆熟產蠅；土劣孵匪，匪頑升寇。流寇是土匪發展的頂峰，流寇之所以十分殘暴凶狠毒辣無恥，那是因為流寇作案多是流竄在異地他鄉：1）幾乎碰不上熟人，於是缺乏道德約束；2）罪案的對象都是與己血緣疏遠，於是下得了狠手；3）流竄作案中不容易被抓捕，於是缺乏法律製裁的威懾感。

民國時期的學者傅斯年，曾經把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美國學者餘英時把毛澤東在山上鬧革命歸類為土匪行徑，中共政府體製內走出來的學者阮銘也將當年盤踞在井岡山和延安，建立蘇區的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具體的匪徒而言尚有匪氣強弱的區分，中共領袖中毛澤東、習近平之流痞氣、匪氣特濃，雖然直接將他們比作為流寇尚不恰當，然則深入去思考精神性的高層次本質，就會發現確有近似之處，如操守低劣，隻顧眼前的歡樂和榮耀，不思長治久安的方針、政策和治理，即不具可持續性發展，缺乏人性，不擇手段，不顧人民死活，更扯淡有什麽超越情懷、尋求來世的永生。

上海執行抗疫大行動，是習某心理投射：“習近平總書記親自部署、親自指揮”，乃“初心不改”，大大地用上“梁家河大學問”，卻是來真的：痞氣加匪氣，勁兒十足！

 

• 秦始皇→毛澤東→習近平

 

這三者思想有著較大的傳承性。中共的建黨、建國都是繼承了中國傳統“外儒內法”的一套專製主義本色，馬克思主義成分並不多，如“緊密團結在以某某某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就是中共執政文化的萬能公式，其“春秋大義”足令執政者癡迷不已。

中國政治延續了千年的專製主義，其要數秦始皇的大一統治理格局最具開創、暴虐和傳承，其遺產深深地烙印在中華民族的政治文化基因上。《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今皇帝並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傳承至後世，中共統治者毛澤東、習近平極為崇拜、讚賞，毛澤東自稱：“馬克思加秦始皇”，自比“秦皇、漢武”。習近平是粗人，缺文秀，但配有禦用導演張藝謀來代言，原籍秦地的張藝謀以其電影作品的大氣磅礴著稱，如《英雄》、《大秦賦》、《大秦帝國》等頗有氣勢恢宏，詠古頌今，頌揚獨裁，乃深合主子旨意。

籍貫秦地的習近平似乎比毛澤東更領悟大秦遺風，他也有著構建大一統政治的強烈欲求，冒進浮誇，圖大貪功，舉凡黨、政、軍、財、經、文、教、農、工、商等各界各行，都得讓習來獨攬一身、定於一尊，還妄想對外擴張，天下一統。毛時代流行詞：“全國一盤棋”，如今又翻舊出新而熱炒，以“一言堂”淩駕天下，特別用於上海的抗疫。

中國人骨子裏有“天人合一”，混沌一氣的原始思維和巫術，這集體無意識天然地被大一統政治統攝，進而主導了亞細亞生產方式，在古代，它有利於治理水患、開挖運河、修建長城、建造皇宮等大型項目。在當今，有利於以舉國之力操辦上海防控。在思想意識高度，可以塑造全民的遵命、服從、聽話，即奴性，這恰是習近平的“不忘使命”：“凝聚全民抗疫的強大共識”。

在大一統政治如火如荼的文革期間，誇張而高調的道義目的論籠罩住中國大地上的各項各業，如有“農業以糧為綱、工業以鋼為綱。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於是到處呈現“一刀切”現象，凡是與“綱”不合之事，全得讓步，退避。

今天上海的抗疫正是一刀切做法：為了抗疫的宏偉大業，其他事情全都算不得“事情”，那怕是危機人生命的要事。再如，“同層密接隔離政策”，一人得陽整樓隔離，幾人得陽整區封閉。搞得：簡單直接粗暴，次生災害不斷，雞飛狗跳，人心惶惶。

 

• 外儒內法，臉麵爭光

 

習近平頗想搞《厲害了，我的國》，可看出習的“初心”中有“大秦”情愫，但不唯此。習熟知亡秦之故，暴秦之害，了解《過秦論》，於是就看重《荀子》思想，希望借鑒儒家思想補救暴秦之偏，但這隻是延續了曆史上慣行的“外儒內法”傳統，毫無創意。

以現代人的目光審視，法家思想並非全都是負麵的，糟糕的。譬如，法家的政治思想有“緣法而治”、“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法不阿貴，繩不撓曲”、“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等——貫徹一條法治平等的路線。

秦之後曆代皇朝，形成傳統的官方和上層社會的意識形態是儒家思想，儒家在治國綱要上對法家進行修正，改變其嚴刑律法、冷酷無情、對人性的踐踏，而用溫情脈脈的道德麵紗來遮蓋人心自私之惡。然而儒家的溫情脈脈卻是斷然排斥法家的平等觀，十分講究等級秩序的排位：“尊尊、親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樣導致另一種人性醜惡的釋放。

無論是法家抑或儒家，都嚴重匱乏精神超越性，使得中國人滑落到小人德性的急切功利性，熱衷於超近距離的貼身肉搏，這突出表現為儒家的“麵子文化”，即等級競爭。

今天，習近平把上海抗疫重重地押寶在他的麵子上：看吧，環顧世界，唯有我習某才能夠做到新冠病毒“清零”，豐功偉業啊；溥天之下，皆我臣屬；溥天之下，盡表忠心！

開啟小人心境：這就是習近平的“初心、使命”不可告人的真正用意所在！清零政策來自權力最高層，而下層執行者在習某巫祝之辭誘導下，層層加碼，步步緊逼，使防疫措施變得越來越嚴苛，越來越不通人情，越來越背離常識，卻迎來了中國式“麵子”大豐收！    

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今天，活躍在上海街頭的“大白”誌願者，大多來自社會底層，他們深知等級社會的底層生活之艱辛、悲愴、卑賤、滄桑，受欺受壓，吃苦甚多，在心坎中積滿了多多的怨恨，為此張公百忍，隻是期盼著猴年馬月有個身份升遷，從此羊與狼的位置對調，角色得以變換，從此終於有了發泄的口子和對象，就如二十年媳婦熬成婆婆那樣。今天好機會來了，讓底層誌願者們身披白大褂，臂佩紅袖章，頓時獲得了權力，身價躥升！於是人們就見到了大白們在上海街頭的變本加厲，肆無忌憚。

更是有不少大白門來自外省市的農村地區，他們往往有著毛澤東情結，相信毛澤東的詛咒語“農村包圍城市”，內心對待上海，這個以魔都著稱的城市有著較深的嫉恨，於是今天找到了發泄口子，爭當“南京路上好八連”，侮辱上海人一番，五十步笑百步，好不痛快啊！

上海本地市民，生存在全民抗疫的如此高壓境遇，顯得勢單力孤，不得不進行一場忍耐之心的大考驗。雖說是有海派氣質，但是多年來在習氏毛左政治侵染下，上海人漸漸變得麻木起來，中國傳統習性在增強，一個“忍”字當頭，懂得“看三勢”，學會“拎得清”，不做“填刀頭”，好漢不吃眼前虧，識時務者為俊傑，好死不如賴活著——與內地的庸眾一樣，都是媳婦受熬的心態——如此則喪失了做人的真誠性和崇高性。

 

                                                    施衛江

寫於 美國紐約

2022年5月26日上海抗疫為何如此狂暴？

 

最近，上海人民沉浸在“靜態管理、動態清零”的極度悲憤中，二個月來的抗疫，上海居民要麽封閉在家裏，要麽隔離在方艙，要麽入住醫院，最慘的是一些外地來滬的農民工、送貨員和運輸汽車司機，隻得睡眠在大街上、橋孔下、卡車裏，還不得行走出受封圍欄，還得不到足夠食物。不管呆在城市哪個角落，是富人或窮人，是教授還是乞丐，人人自危，生活無序，商店關門，藥品斷供，生存所需的基本食品、日用品都要靠手機上操作去“搶”，凡是不會手機操作就隻能等死，非新冠病毒引起的疾病都不算是“病”，假如某個病人不能出示有效核酸測試陰性證明，病人均得不到及時救治，更惡劣的措施是，要裝配鐵網在管控區的每一棟民宅樓的大門口，予以嚴加防範管製，防市民如防盜賊！“大白”警察容許隨意闖進市民家中搞“執法”，市民蒙受盡多的不幸和災難可就是不容許公開自由發聲喊冤！

嗚呼！號稱“國家主人”的上海市民，本是代表中國最具先進生產力的一族群體，理應充分釋放出上海市民的聰明才幹去搞建設，然而在黨中央的“清零”政策強製下，海派靈性竟然大肆遭受踐踏，人格尊嚴被貶至不及囚徒的卑下，被準許的行動自由還不如圈養的禽畜。哀哉！上海市民的生存境況是多麽孤苦伶仃無助，上海市民的精神抑鬱是何等淒淒慘慘戚戚。

由中央政府主導的抗疫“清零”，為什麽要對上海人民動用如此的粗暴、野蠻、獸性、瘋狂？這在西方自由世界看來，簡直太不可思議了！根源究竟是什麽呢？

 

（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發生在上海的抗疫狂暴當然不是海派文化傳承的特質，而是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親自部署指揮、密集指示批示”來進行，這位總書記宣稱：“我們的防控方針是由黨的性質和宗旨決定的”，“從黨的性質宗旨認識疫情防控方針”，當然不是飛來之石，而是經有悠久曆史的中國傳統孵化而成，它僵硬地主宰著當今中國政治的一切。欲懂得這場清零抗疫的真實意圖，須深入了解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須了解中國的民風民俗，尤其是陝北地區。

近年來，習近平嫻熟地運用他的政治手腕使大權獨攬，業已形成“九鼎之尊”局麵，且有越演越烈之勢，在其統治下的社會官僚機器不斷強化威權形式，這使得後者形式的高度威權化又促進了前者的獨裁，而前者專斷橫行又反哺後者，兩者互為反饋，攜手共進，就此全民奴性且增強不少——此即如德國學者齊美爾所講的社會學中“相互作用”的形式，對於這種“形式”的具體表達，深得魯迅精神之魂的北京大學中文係教授錢理群曾經論述道：“在一個專製統治下價值封閉的體係內，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是處在同一個價值點上的交流與反饋”（大意如此）。

可想而知，當今中國的政治形態正是走在全麵複辟傳統封建腐朽製度的路上。專製政治乃乾綱獨斷、定於一尊，且說今日中國之專製暴虐，極大地來自最高統治者的德性，習近平妄圖複辟文革，大開曆史倒車，朝思暮想他的皇帝迷夢，再造新時代的秦始皇、毛澤東。

    由此，習近平打造的強專製主義為他的暴政鋪設了平坦大道，布置於“全國一盤棋”格局下，海派上海市民深深感受到文革高潮時的毛式家天下：朕即真理，朕即國家。今天，統帥一聲令，三軍風雷動，酷政促奴性，令箭催遵命，從廟堂衙門，抵基層庸眾，政令一路暢行，貫徹無阻。

以習近平的“家天下”框架來看，上海的抗疫特別需要展示“中國共產黨所具有的無比堅強的領導力，是風雨來襲時中國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要展示中共統治下的製度“優越性”和“合法性”，更確切地說，還需要充分展示習近平總書記的“英明、偉大”形象，為他的正式“登基”皇座打基礎。構建如此之宏大敘事，習家中央政府定義了新冠病毒的抗疫是一場“人民戰爭”，全黨全民統一步調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部署”來進行的，這位總書記一再強調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堅持動態清零總方針不猶豫不動搖”，“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要把抗疫當作“為人民服務”。

以現代性的倫理學來論述，“人民”是個宏大敘事，是形而上之“大魅”，在以“人民”的名義大肆鼓噪、渲染之下，若開啟“幽暗之門”，可以發現，這隻是一塊“超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的招牌，其投射出的真實價值意向往往是希冀反饋回報給投射者自己，即小人心眼、小人心境的“自我、本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乃罪惡之淵藪，其鄙陋卑下、猥瑣不堪！

魯迅先生早就發現，中國的儒家典籍中充滿了“仁者愛人”之語，但是魯迅卻揭穿了其“瞞和騙”，其實質就是“以理殺人”！

今天的上海，把“人民”當作“綱領”來處置具體的全民抗疫，就意味著其餘事情全得靠邊讓路，抗疫以外的事情全都隻是與個人利益掛鉤而已，都是掛靠不上“人民”這個宏偉大宗旨，“人民”這個抽象綱領既然被強化得如此之高大上、偉光正，乃綱舉目張，和尚打傘，為所欲為、不擇手段！

 

（二）“不忘初心，牢記使命”

 

“初心”是習近平執政時代十分時髦的政治詞匯，既然被張揚得如此之“時髦”，它必定隱含有欺騙性！它試圖讓人民感受習的“青春故事”，聆聽他的“梁家河插隊的經曆”，規訓人民的情操，是一項典型的“洗腦工程”。

眾所周知，習近平在福建、浙江和上海三地工作過，已經獲得相當多的東南沿海地區工作的經驗，這些地區比起北方內地來具有相對較高的改革開放性，經濟結構大多是外向型，經濟水平也相應較高，治理較為先進。按照常規思路，要想當上一個大國有作為的主政者，其精神領域的價值觀訴求，本來應該引導國民走上現代化之路，深化改革，大大發揚沿海地區的先進經驗和業績成就，使融合到全球化的經濟圈中，學習西方發達的市場經濟和人文精神，求得國家發展踏上新台階。然而習近平卻不張揚他在沿海地區的經曆，反而大大弘揚在北方落後農村的生活感受、工作經曆——這就值得正義的人們去警惕和深思了。

與毛澤東一樣，習近平自身的秉性就是十分的“土”，在漢語網絡上，不滿的網民將習近平蔑稱為“包子”，意思有“土氣”之意，也就是傳統、愚昧、落後的代名詞。這與《論語》：“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意思相近，懷土就是戀土而安逸，營造個人小天地，即小人德性。我們來看看習近平是如何的“初心”？

“初心”在心理學上可稱為“原型”（榮格：archetypes），習的“原型”有“戀土情結”，顯然相悖於東南沿海地區的現代性精神品質，而在於他不斷吹噓的“土”字而凸出，即“農民情結、三農情懷”，習常稱：“我也是從農村出來的”，“我們這一代人也有這個情結，一定要把我們的老百姓，特別是我們的農民扶一把。”聽聽他的念念有詞“不忘初心”，從“習近平總書記從小就有農村情結”，可推斷習之“戀土”有小人之心：

1.  陝北延安梁家河，習近平插隊在此，據說練就了一套“大學問”，那真是了不得啊！
2. “老家富平曾在習近平迷惘彷徨時給予他溫暖”，陝西省富平縣臨近於曆史上京兆地區，這裏曾經是大一統帝國的中央權力地帶，即有秦、漢、隋、唐四朝大帝國定都於鹹陽、長安，這一家鄉情懷深深地烙印到習近平的人格秉性，使得習內心期盼著大一統政治。
3. 習近平時時要造訪河北省西柏坡，該地是毛派紅色經典的精神發源地，價值連城，非常值得習去流連忘返，就此習想要“弘揚西柏坡精神”。
4. 河北省正定縣，習年輕時候曾工作在此，當時是“農業學大寨”的先進樣板縣，是毛澤東樹立起來的一麵旗幟，同樣是紅色經典，值得去大力追捧，流芳百世。

    作為一個農業人口眾多的大國，農業生產當然需要去關心，農民的利益也當然需要去關心，任何一個具有現代化常識的人，必定知道：農民生活的大幅度改善，必須是由農業現代化來帶動，而農業現代化必須是由工業現代化來帶動，而工業現代化必須是由科技、經濟和製度等的各項現代化來帶動，需要重視精神文明的力量，也就是人的主體性自由的大發揚。然而中國的習某卻是完全的反其道而行之：要論價值觀的定位？什麽的工業、科技、文教、經濟、金融、製度、法治等等的重要發展項目全都擱置在邊上，就是因為這些不含有“初心”，從而全都被當做不重要的思想議題來處理，眼下最最要緊的事情是定位在“農民情結”、“黃土情結”之上：“不忘初心，牢記使命”——老是要把目光盯住在最最落後地區的農民生存價值觀上——這是怎麽樣的心態？怎麽樣的鬼魅心思啊？

人都是有個性的，共產黨執政也如此。理解了習近平的執政個性是那麽的“土裏土氣”，於是懂得：上海抗疫就是充滿習包子特色之土：“鞋子合不合腳，自己穿著才知道。”——紅色經典，土法上馬！   

 

•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方山水有一方風情

 

 共產黨信仰“辯證唯物主義”，其教條說：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確，特定的社會曆史地理環境可以塑造特定的精神氣質。成語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南橘北枳。按辯證法精神，反之亦然，如：彩蝶戀鮮花，蒼蠅叮臭肉；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智者樂水，仁者樂山。說到中國人的“土”，尚有各個地方的各個民風民俗民情，還可細分。

德國學者馬克斯·舍勒的行為學理論認為，能感悟到生活世界的價值和價值秩序的感情是成為行為意欲最深層的基礎部分，而這種感情決定著行為意欲的努力方向。但是舍勒又認為，不能把在一個時代和民族中流行或支配人們價值偏愛的評價係統所具有的“倫理結構”等同於作為價值優先法則的價值本身的客觀秩序。

今天，與西方自由世界一樣，強人習近平也是十分講究“顏色革命”，他將自身個性“土氣”的顏色欽定為中國的“政治正確”，即標準的意識形態，充分施展在上海地方的抗議之中，真實意圖是：以習氏“土氣”淹沒上海“海派”！

那麽究竟怎麽樣評介習包子“土氣”？

第一，純真“紅色基因”，眾所周知，習近平是在紅朝中國、紅色地域、紅色家庭、紅色時代、紅色圈子裏混出來的紅色土特產，紅色元素特濃，大紅特紅超紅。

現代中國有二大文明係統：黃色和藍色。

黃色是內陸型，具有內向封閉性質，其主要的分布地域是在北方的黃土質平原和高原上，其價值資源隻由落後的本土文明來提供（電視劇《河殤》的觀點）。

紅色文明是外來的馬列寧主義與中國本土的黃色文明相結合的產物，被綜合成“毛澤東思想路線”，具有革命的實踐性，但是主要根基還是黃色文明。

    藍色是海洋型，外向開放性質，最初地域分布在東南沿海一帶，隨之改革開放的深化，逐漸擴展至中國的大南方，它是本土文明與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結合的產物。

今天的國情是，北方黃土文明區域經濟全麵落後、蕭條，而南方藍色文明區域市場經濟發展良好，經濟指標高漲。如此經濟地理格局意味著中共統治機器的精神資源麵臨危機，這讓習近平深深不安，習某感受到來自於藍色文明對於紅色政權的威脅：資產階級市民的個體性、獨立性和自由意識在增長，他們不會如黃土地上農民幹活那樣的聽話、遵命和馴服。

遙想1949年3月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正式提出定都北平市的決議，當時的國情正如毛澤東所講：“蔣介石的國都在南京，他的基礎是江浙資本家。我們要把國都建在北平，我們也要在北平找到我們的基礎，這就是工人階級和廣大的勞動群眾。”這講話顯示了：南京的城市精神是藍色，而北平市則是黃色，紅色政權的根基需要由黃色文明來支撐、扶助，才會獲得穩定、可靠。

從前，毛澤東必定熟知曆史典故：“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對藍色文明懷有恐懼：“港台一帶，饕蚊尚多，西方世界，饕蚊成陣。”因此對待曾經位置楚地、而後深藍色的申城上海，毛澤東作指示：要采取“農村包圍城市”戰略。為此，上海外灘海關鍾樓上的大鍾報時，要以深黃色的陝北民歌樂調《東方紅》來進行，使之標誌為城市“主旋律”。要發揚“好八連”榮光，讓他們來到魔都南京路上當“哨兵”，以鎮住充滿資產階級邪念的“霓虹燈”，要加強“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全麵專政”，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今天，習近平憂心忡忡：紅色文明賴以存在基礎的黃色文明正日益蛻化墮落！為此決心拯救，在上海執行“靜態管理、動態清零”，實為一場魔鬼訓練，以鞏固紅色政權的！

 

• 粗人的痞氣，流寇的匪氣

 

紅朝中國首長級高幹的紅二代、紅三代多的是，譬如有劉少奇的兒子，陳雲兒子，鄧小平的兒女，胡耀邦的兒子，葉劍英、江澤民的數個兒女等等，在這一群體裏相比較，習包子就是顯得很“土氣”，這是為什麽呢？

這就是習近平第二個“土”：痞氣+匪氣，這是黃色文明外圍地帶“邊區”之“土氣”。

習近平讀書差勁是知曉的，然而這在首長級的紅後代中較為少見，盡管習近平時常吹噓讀書很多，還煞有介事地列出一長串讀書單來，頗有“此地無銀三百兩”之意。由於不願讀書、讀不進書，習的頭腦難以裝備積聚人類優秀文明的知識。蘇格拉底雲“知識即美德”，其否命題亦同樣成立。現代學者的認識更為精確，知識與美德之間的正向關聯性是需要建立在高概率基礎上，較有科學的合理性。毛澤東閱讀中國古典經書甚多，但也是痞氣+匪氣很濃厚，毛澤東特別讚賞二位流氓痞子皇帝：劉邦和朱元璋，毛把糟粕當作了精粹。

拉馬克的“用進廢退”可以較好解釋，讀書不好的習近平，喜好炫耀他的四肢發達：“我那個時候扛200斤麥子，十裏山路不換肩。”習對頭腦簡單事項：“新時期上山下鄉工程”、“好兒女誌在四方，有誌者奮鬥無悔”，頗有興趣和熱度，可見一斑。習近平坦承其念茲在茲“農民情結”，可以推斷出他的氣質和秉性，天然地與知識性匱缺的泥腿子、四肢發達者、粗布短衫者融通起來，對待海派氣質的上海人就不會有好感，可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

要深入了解習近平的所作所為，需要了解他的個性和風格，需要了解養育習某其秉性、氣質的地方，考察那裏的風土人情。習近平念念不忘他的“初心”之地，就是年輕時候插隊落戶的革命聖地延安，那裏是紅色大本營，更是“紅太陽升起的地方”。對於習近平來說，陝北延安就是他的紅色乳娘，思想養育之地，“作為一個人民公仆，陝北高原是我的根，因為這裏培養出我不變的信念：要為人民做實事！無論我走到哪裏，永遠都是黃土地的兒子。”習近平回憶說，插隊在梁家河，他“看到了人民群眾的根本，真正理解了老百姓”，“我幾乎從來沒哭過，印象較深的兩次哭都是在陝北。”情深誼長啊！

延安市，坐落在陝西省北部，是遊牧文明與農耕文明交融的邊區地帶，漢民族農民世世代代居住此地的曆史中，頻頻遭受多個遊牧民族和部落的相互殺戮、掠奪和洗劫，身處如此蠻族生態的劫掠，釀造出戎狄民風：痞氣+匪氣，漸漸墮落之，本地農耕地上又孵化出次生代的漢族大盜和流寇，如：王嘉胤、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董福祥等等。

大清皇朝晚期，西方殖民主義勢力進入中國東部沿海，紛紛建立起西方式的先進藍色文明，從此經濟格局和重心轉移，地處西北的陝西省經濟文化大幅衰弱，秦風不再，此衰彼漲，當地土匪、土豪卻猖狂起來，到了民國時期，整個陝北地區的匪患尤其嚴重，那時候國民政府的管控力無法抵達陝北，但這恰好為共產黨武裝力量製造出福音來，留給了共軍以極佳的撒野契機和匪盜空間。臭味相投便稱知己，當毛澤東掛帥的大股共軍（紅軍）萬裏迢迢流竄作案來到陝北時候，如魚得水般找準了自己的落腳地，建立起蘇區。

民諺：窮山惡水出刁民，粗茶淡飯無孑遺。肉腐生蛆，蛆熟產蠅；土劣孵匪，匪頑升寇。流寇是土匪發展的頂峰，流寇之所以十分殘暴凶狠毒辣無恥，那是因為流寇作案多是流竄在異地他鄉：1）幾乎碰不上熟人，於是缺乏道德約束；2）罪案的對象都是與己血緣疏遠，於是下得了狠手；3）流竄作案中不容易被抓捕，於是缺乏法律製裁的威懾感。

民國時期的學者傅斯年，曾經把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美國學者餘英時把毛澤東在山上鬧革命歸類為土匪行徑，中共政府體製內走出來的學者阮銘也將當年盤踞在井岡山和延安，建立蘇區的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具體的匪徒而言尚有匪氣強弱的區分，中共領袖中毛澤東、習近平之流痞氣、匪氣特濃，雖然直接將他們比作為流寇尚不恰當，然則深入去思考精神性的高層次本質，就會發現確有近似之處，如操守低劣，隻顧眼前的歡樂和榮耀，不思長治久安的方針、政策和治理，即不具可持續性發展，缺乏人性，不擇手段，不顧人民死活，更扯淡有什麽超越情懷、尋求來世的永生。

上海執行抗疫大行動，是習某心理投射：“習近平總書記親自部署、親自指揮”，乃“初心不改”，大大地用上“梁家河大學問”，卻是來真的：痞氣加匪氣，勁兒十足！

 

• 秦始皇→毛澤東→習近平

 

這三者思想有著較大的傳承性。中共的建黨、建國都是繼承了中國傳統“外儒內法”的一套專製主義本色，馬克思主義成分並不多，如“緊密團結在以某某某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就是中共執政文化的萬能公式，其“春秋大義”足令執政者癡迷不已。

中國政治延續了千年的專製主義，其要數秦始皇的大一統治理格局最具開創、暴虐和傳承，其遺產深深地烙印在中華民族的政治文化基因上。《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今皇帝並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傳承至後世，中共統治者毛澤東、習近平極為崇拜、讚賞，毛澤東自稱：“馬克思加秦始皇”，自比“秦皇、漢武”。習近平是粗人，缺文秀，但配有禦用導演張藝謀來代言，原籍秦地的張藝謀以其電影作品的大氣磅礴著稱，如《英雄》、《大秦賦》、《大秦帝國》等頗有氣勢恢宏，詠古頌今，頌揚獨裁，乃深合主子旨意。

籍貫秦地的習近平似乎比毛澤東更領悟大秦遺風，他也有著構建大一統政治的強烈欲求，冒進浮誇，圖大貪功，舉凡黨、政、軍、財、經、文、教、農、工、商等各界各行，都得讓習來獨攬一身、定於一尊，還妄想對外擴張，天下一統。毛時代流行詞：“全國一盤棋”，如今又翻舊出新而熱炒，以“一言堂”淩駕天下，特別用於上海的抗疫。

中國人骨子裏有“天人合一”，混沌一氣的原始思維和巫術，這集體無意識天然地被大一統政治統攝，進而主導了亞細亞生產方式，在古代，它有利於治理水患、開挖運河、修建長城、建造皇宮等大型項目。在當今，有利於以舉國之力操辦上海防控。在思想意識高度，可以塑造全民的遵命、服從、聽話，即奴性，這恰是習近平的“不忘使命”：“凝聚全民抗疫的強大共識”。

在大一統政治如火如荼的文革期間，誇張而高調的道義目的論籠罩住中國大地上的各項各業，如有“農業以糧為綱、工業以鋼為綱。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於是到處呈現“一刀切”現象，凡是與“綱”不合之事，全得讓步，退避。

今天上海的抗疫正是一刀切做法：為了抗疫的宏偉大業，其他事情全都算不得“事情”，那怕是危機人生命的要事。再如，“同層密接隔離政策”，一人得陽整樓隔離，幾人得陽整區封閉。搞得：簡單直接粗暴，次生災害不斷，雞飛狗跳，人心惶惶。

 

• 外儒內法，臉麵爭光

 

習近平頗想搞《厲害了，我的國》，可看出習的“初心”中有“大秦”情愫，但不唯此。習熟知亡秦之故，暴秦之害，了解《過秦論》，於是就看重《荀子》思想，希望借鑒儒家思想補救暴秦之偏，但這隻是延續了曆史上慣行的“外儒內法”傳統，毫無創意。

以現代人的目光審視，法家思想並非全都是負麵的，糟糕的。譬如，法家的政治思想有“緣法而治”、“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法不阿貴，繩不撓曲”、“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等——貫徹一條法治平等的路線。

秦之後曆代皇朝，形成傳統的官方和上層社會的意識形態是儒家思想，儒家在治國綱要上對法家進行修正，改變其嚴刑律法、冷酷無情、對人性的踐踏，而用溫情脈脈的道德麵紗來遮蓋人心自私之惡。然而儒家的溫情脈脈卻是斷然排斥法家的平等觀，十分講究等級秩序的排位：“尊尊、親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樣導致另一種人性醜惡的釋放。

無論是法家抑或儒家，都嚴重匱乏精神超越性，使得中國人滑落到小人德性的急切功利性，熱衷於超近距離的貼身肉搏，這突出表現為儒家的“麵子文化”，即等級競爭。

今天，習近平把上海抗疫重重地押寶在他的麵子上：看吧，環顧世界，唯有我習某才能夠做到新冠病毒“清零”，豐功偉業啊；溥天之下，皆我臣屬；溥天之下，盡表忠心！

開啟小人心境：這就是習近平的“初心、使命”不可告人的真正用意所在！清零政策來自權力最高層，而下層執行者在習某巫祝之辭誘導下，層層加碼，步步緊逼，使防疫措施變得越來越嚴苛，越來越不通人情，越來越背離常識，卻迎來了中國式“麵子”大豐收！    

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今天，活躍在上海街頭的“大白”誌願者，大多來自社會底層，他們深知等級社會的底層生活之艱辛、悲愴、卑賤、滄桑，受欺受壓，吃苦甚多，在心坎中積滿了多多的怨恨，為此張公百忍，隻是期盼著猴年馬月有個身份升遷，從此羊與狼的位置對調，角色得以變換，從此終於有了發泄的口子和對象，就如二十年媳婦熬成婆婆那樣。今天好機會來了，讓底層誌願者們身披白大褂，臂佩紅袖章，頓時獲得了權力，身價躥升！於是人們就見到了大白們在上海街頭的變本加厲，肆無忌憚。

更是有不少大白門來自外省市的農村地區，他們往往有著毛澤東情結，相信毛澤東的詛咒語“農村包圍城市”，內心對待上海，這個以魔都著稱的城市有著較深的嫉恨，於是今天找到了發泄口子，爭當“南京路上好八連”，侮辱上海人一番，五十步笑百步，好不痛快啊！

上海本地市民，生存在全民抗疫的如此高壓境遇，顯得勢單力孤，不得不進行一場忍耐之心的大考驗。雖說是有海派氣質，但是多年來在習氏毛左政治侵染下，上海人漸漸變得麻木起來，中國傳統習性在增強，一個“忍”字當頭，懂得“看三勢”，學會“拎得清”，不做“填刀頭”，好漢不吃眼前虧，識時務者為俊傑，好死不如賴活著——與內地的庸眾一樣，都是媳婦受熬的心態——如此則喪失了做人的真誠性和崇高性。

 

                                                    施衛江

寫於 美國紐約

2022年5月26日上海抗疫為何如此狂暴？

 

最近，上海人民沉浸在“靜態管理、動態清零”的極度悲憤中，二個月來的抗疫，上海居民要麽封閉在家裏，要麽隔離在方艙，要麽入住醫院，最慘的是一些外地來滬的農民工、送貨員和運輸汽車司機，隻得睡眠在大街上、橋孔下、卡車裏，還不得行走出受封圍欄，還得不到足夠食物。不管呆在城市哪個角落，是富人或窮人，是教授還是乞丐，人人自危，生活無序，商店關門，藥品斷供，生存所需的基本食品、日用品都要靠手機上操作去“搶”，凡是不會手機操作就隻能等死，非新冠病毒引起的疾病都不算是“病”，假如某個病人不能出示有效核酸測試陰性證明，病人均得不到及時救治，更惡劣的措施是，要裝配鐵網在管控區的每一棟民宅樓的大門口，予以嚴加防範管製，防市民如防盜賊！“大白”警察容許隨意闖進市民家中搞“執法”，市民蒙受盡多的不幸和災難可就是不容許公開自由發聲喊冤！

嗚呼！號稱“國家主人”的上海市民，本是代表中國最具先進生產力的一族群體，理應充分釋放出上海市民的聰明才幹去搞建設，然而在黨中央的“清零”政策強製下，海派靈性竟然大肆遭受踐踏，人格尊嚴被貶至不及囚徒的卑下，被準許的行動自由還不如圈養的禽畜。哀哉！上海市民的生存境況是多麽孤苦伶仃無助，上海市民的精神抑鬱是何等淒淒慘慘戚戚。

由中央政府主導的抗疫“清零”，為什麽要對上海人民動用如此的粗暴、野蠻、獸性、瘋狂？這在西方自由世界看來，簡直太不可思議了！根源究竟是什麽呢？

 

（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發生在上海的抗疫狂暴當然不是海派文化傳承的特質，而是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親自部署指揮、密集指示批示”來進行，這位總書記宣稱：“我們的防控方針是由黨的性質和宗旨決定的”，“從黨的性質宗旨認識疫情防控方針”，當然不是飛來之石，而是經有悠久曆史的中國傳統孵化而成，它僵硬地主宰著當今中國政治的一切。欲懂得這場清零抗疫的真實意圖，須深入了解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須了解中國的民風民俗，尤其是陝北地區。

近年來，習近平嫻熟地運用他的政治手腕使大權獨攬，業已形成“九鼎之尊”局麵，且有越演越烈之勢，在其統治下的社會官僚機器不斷強化威權形式，這使得後者形式的高度威權化又促進了前者的獨裁，而前者專斷橫行又反哺後者，兩者互為反饋，攜手共進，就此全民奴性且增強不少——此即如德國學者齊美爾所講的社會學中“相互作用”的形式，對於這種“形式”的具體表達，深得魯迅精神之魂的北京大學中文係教授錢理群曾經論述道：“在一個專製統治下價值封閉的體係內，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是處在同一個價值點上的交流與反饋”（大意如此）。

可想而知，當今中國的政治形態正是走在全麵複辟傳統封建腐朽製度的路上。專製政治乃乾綱獨斷、定於一尊，且說今日中國之專製暴虐，極大地來自最高統治者的德性，習近平妄圖複辟文革，大開曆史倒車，朝思暮想他的皇帝迷夢，再造新時代的秦始皇、毛澤東。

    由此，習近平打造的強專製主義為他的暴政鋪設了平坦大道，布置於“全國一盤棋”格局下，海派上海市民深深感受到文革高潮時的毛式家天下：朕即真理，朕即國家。今天，統帥一聲令，三軍風雷動，酷政促奴性，令箭催遵命，從廟堂衙門，抵基層庸眾，政令一路暢行，貫徹無阻。

以習近平的“家天下”框架來看，上海的抗疫特別需要展示“中國共產黨所具有的無比堅強的領導力，是風雨來襲時中國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要展示中共統治下的製度“優越性”和“合法性”，更確切地說，還需要充分展示習近平總書記的“英明、偉大”形象，為他的正式“登基”皇座打基礎。構建如此之宏大敘事，習家中央政府定義了新冠病毒的抗疫是一場“人民戰爭”，全黨全民統一步調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部署”來進行的，這位總書記一再強調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堅持動態清零總方針不猶豫不動搖”，“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要把抗疫當作“為人民服務”。

以現代性的倫理學來論述，“人民”是個宏大敘事，是形而上之“大魅”，在以“人民”的名義大肆鼓噪、渲染之下，若開啟“幽暗之門”，可以發現，這隻是一塊“超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的招牌，其投射出的真實價值意向往往是希冀反饋回報給投射者自己，即小人心眼、小人心境的“自我、本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乃罪惡之淵藪，其鄙陋卑下、猥瑣不堪！

魯迅先生早就發現，中國的儒家典籍中充滿了“仁者愛人”之語，但是魯迅卻揭穿了其“瞞和騙”，其實質就是“以理殺人”！

今天的上海，把“人民”當作“綱領”來處置具體的全民抗疫，就意味著其餘事情全得靠邊讓路，抗疫以外的事情全都隻是與個人利益掛鉤而已，都是掛靠不上“人民”這個宏偉大宗旨，“人民”這個抽象綱領既然被強化得如此之高大上、偉光正，乃綱舉目張，和尚打傘，為所欲為、不擇手段！

 

（二）“不忘初心，牢記使命”

 

“初心”是習近平執政時代十分時髦的政治詞匯，既然被張揚得如此之“時髦”，它必定隱含有欺騙性！它試圖讓人民感受習的“青春故事”，聆聽他的“梁家河插隊的經曆”，規訓人民的情操，是一項典型的“洗腦工程”。

眾所周知，習近平在福建、浙江和上海三地工作過，已經獲得相當多的東南沿海地區工作的經驗，這些地區比起北方內地來具有相對較高的改革開放性，經濟結構大多是外向型，經濟水平也相應較高，治理較為先進。按照常規思路，要想當上一個大國有作為的主政者，其精神領域的價值觀訴求，本來應該引導國民走上現代化之路，深化改革，大大發揚沿海地區的先進經驗和業績成就，使融合到全球化的經濟圈中，學習西方發達的市場經濟和人文精神，求得國家發展踏上新台階。然而習近平卻不張揚他在沿海地區的經曆，反而大大弘揚在北方落後農村的生活感受、工作經曆——這就值得正義的人們去警惕和深思了。

與毛澤東一樣，習近平自身的秉性就是十分的“土”，在漢語網絡上，不滿的網民將習近平蔑稱為“包子”，意思有“土氣”之意，也就是傳統、愚昧、落後的代名詞。這與《論語》：“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意思相近，懷土就是戀土而安逸，營造個人小天地，即小人德性。我們來看看習近平是如何的“初心”？

“初心”在心理學上可稱為“原型”（榮格：archetypes），習的“原型”有“戀土情結”，顯然相悖於東南沿海地區的現代性精神品質，而在於他不斷吹噓的“土”字而凸出，即“農民情結、三農情懷”，習常稱：“我也是從農村出來的”，“我們這一代人也有這個情結，一定要把我們的老百姓，特別是我們的農民扶一把。”聽聽他的念念有詞“不忘初心”，從“習近平總書記從小就有農村情結”，可推斷習之“戀土”有小人之心：

1.  陝北延安梁家河，習近平插隊在此，據說練就了一套“大學問”，那真是了不得啊！
2. “老家富平曾在習近平迷惘彷徨時給予他溫暖”，陝西省富平縣臨近於曆史上京兆地區，這裏曾經是大一統帝國的中央權力地帶，即有秦、漢、隋、唐四朝大帝國定都於鹹陽、長安，這一家鄉情懷深深地烙印到習近平的人格秉性，使得習內心期盼著大一統政治。
3. 習近平時時要造訪河北省西柏坡，該地是毛派紅色經典的精神發源地，價值連城，非常值得習去流連忘返，就此習想要“弘揚西柏坡精神”。
4. 河北省正定縣，習年輕時候曾工作在此，當時是“農業學大寨”的先進樣板縣，是毛澤東樹立起來的一麵旗幟，同樣是紅色經典，值得去大力追捧，流芳百世。

    作為一個農業人口眾多的大國，農業生產當然需要去關心，農民的利益也當然需要去關心，任何一個具有現代化常識的人，必定知道：農民生活的大幅度改善，必須是由農業現代化來帶動，而農業現代化必須是由工業現代化來帶動，而工業現代化必須是由科技、經濟和製度等的各項現代化來帶動，需要重視精神文明的力量，也就是人的主體性自由的大發揚。然而中國的習某卻是完全的反其道而行之：要論價值觀的定位？什麽的工業、科技、文教、經濟、金融、製度、法治等等的重要發展項目全都擱置在邊上，就是因為這些不含有“初心”，從而全都被當做不重要的思想議題來處理，眼下最最要緊的事情是定位在“農民情結”、“黃土情結”之上：“不忘初心，牢記使命”——老是要把目光盯住在最最落後地區的農民生存價值觀上——這是怎麽樣的心態？怎麽樣的鬼魅心思啊？

人都是有個性的，共產黨執政也如此。理解了習近平的執政個性是那麽的“土裏土氣”，於是懂得：上海抗疫就是充滿習包子特色之土：“鞋子合不合腳，自己穿著才知道。”——紅色經典，土法上馬！   

 

•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方山水有一方風情

 

 共產黨信仰“辯證唯物主義”，其教條說：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確，特定的社會曆史地理環境可以塑造特定的精神氣質。成語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南橘北枳。按辯證法精神，反之亦然，如：彩蝶戀鮮花，蒼蠅叮臭肉；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智者樂水，仁者樂山。說到中國人的“土”，尚有各個地方的各個民風民俗民情，還可細分。

德國學者馬克斯·舍勒的行為學理論認為，能感悟到生活世界的價值和價值秩序的感情是成為行為意欲最深層的基礎部分，而這種感情決定著行為意欲的努力方向。但是舍勒又認為，不能把在一個時代和民族中流行或支配人們價值偏愛的評價係統所具有的“倫理結構”等同於作為價值優先法則的價值本身的客觀秩序。

今天，與西方自由世界一樣，強人習近平也是十分講究“顏色革命”，他將自身個性“土氣”的顏色欽定為中國的“政治正確”，即標準的意識形態，充分施展在上海地方的抗議之中，真實意圖是：以習氏“土氣”淹沒上海“海派”！

那麽究竟怎麽樣評介習包子“土氣”？

第一，純真“紅色基因”，眾所周知，習近平是在紅朝中國、紅色地域、紅色家庭、紅色時代、紅色圈子裏混出來的紅色土特產，紅色元素特濃，大紅特紅超紅。

現代中國有二大文明係統：黃色和藍色。

黃色是內陸型，具有內向封閉性質，其主要的分布地域是在北方的黃土質平原和高原上，其價值資源隻由落後的本土文明來提供（電視劇《河殤》的觀點）。

紅色文明是外來的馬列寧主義與中國本土的黃色文明相結合的產物，被綜合成“毛澤東思想路線”，具有革命的實踐性，但是主要根基還是黃色文明。

    藍色是海洋型，外向開放性質，最初地域分布在東南沿海一帶，隨之改革開放的深化，逐漸擴展至中國的大南方，它是本土文明與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結合的產物。

今天的國情是，北方黃土文明區域經濟全麵落後、蕭條，而南方藍色文明區域市場經濟發展良好，經濟指標高漲。如此經濟地理格局意味著中共統治機器的精神資源麵臨危機，這讓習近平深深不安，習某感受到來自於藍色文明對於紅色政權的威脅：資產階級市民的個體性、獨立性和自由意識在增長，他們不會如黃土地上農民幹活那樣的聽話、遵命和馴服。

遙想1949年3月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正式提出定都北平市的決議，當時的國情正如毛澤東所講：“蔣介石的國都在南京，他的基礎是江浙資本家。我們要把國都建在北平，我們也要在北平找到我們的基礎，這就是工人階級和廣大的勞動群眾。”這講話顯示了：南京的城市精神是藍色，而北平市則是黃色，紅色政權的根基需要由黃色文明來支撐、扶助，才會獲得穩定、可靠。

從前，毛澤東必定熟知曆史典故：“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對藍色文明懷有恐懼：“港台一帶，饕蚊尚多，西方世界，饕蚊成陣。”因此對待曾經位置楚地、而後深藍色的申城上海，毛澤東作指示：要采取“農村包圍城市”戰略。為此，上海外灘海關鍾樓上的大鍾報時，要以深黃色的陝北民歌樂調《東方紅》來進行，使之標誌為城市“主旋律”。要發揚“好八連”榮光，讓他們來到魔都南京路上當“哨兵”，以鎮住充滿資產階級邪念的“霓虹燈”，要加強“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全麵專政”，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今天，習近平憂心忡忡：紅色文明賴以存在基礎的黃色文明正日益蛻化墮落！為此決心拯救，在上海執行“靜態管理、動態清零”，實為一場魔鬼訓練，以鞏固紅色政權的！

 

• 粗人的痞氣，流寇的匪氣

 

紅朝中國首長級高幹的紅二代、紅三代多的是，譬如有劉少奇的兒子，陳雲兒子，鄧小平的兒女，胡耀邦的兒子，葉劍英、江澤民的數個兒女等等，在這一群體裏相比較，習包子就是顯得很“土氣”，這是為什麽呢？

這就是習近平第二個“土”：痞氣+匪氣，這是黃色文明外圍地帶“邊區”之“土氣”。

習近平讀書差勁是知曉的，然而這在首長級的紅後代中較為少見，盡管習近平時常吹噓讀書很多，還煞有介事地列出一長串讀書單來，頗有“此地無銀三百兩”之意。由於不願讀書、讀不進書，習的頭腦難以裝備積聚人類優秀文明的知識。蘇格拉底雲“知識即美德”，其否命題亦同樣成立。現代學者的認識更為精確，知識與美德之間的正向關聯性是需要建立在高概率基礎上，較有科學的合理性。毛澤東閱讀中國古典經書甚多，但也是痞氣+匪氣很濃厚，毛澤東特別讚賞二位流氓痞子皇帝：劉邦和朱元璋，毛把糟粕當作了精粹。

拉馬克的“用進廢退”可以較好解釋，讀書不好的習近平，喜好炫耀他的四肢發達：“我那個時候扛200斤麥子，十裏山路不換肩。”習對頭腦簡單事項：“新時期上山下鄉工程”、“好兒女誌在四方，有誌者奮鬥無悔”，頗有興趣和熱度，可見一斑。習近平坦承其念茲在茲“農民情結”，可以推斷出他的氣質和秉性，天然地與知識性匱缺的泥腿子、四肢發達者、粗布短衫者融通起來，對待海派氣質的上海人就不會有好感，可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

要深入了解習近平的所作所為，需要了解他的個性和風格，需要了解養育習某其秉性、氣質的地方，考察那裏的風土人情。習近平念念不忘他的“初心”之地，就是年輕時候插隊落戶的革命聖地延安，那裏是紅色大本營，更是“紅太陽升起的地方”。對於習近平來說，陝北延安就是他的紅色乳娘，思想養育之地，“作為一個人民公仆，陝北高原是我的根，因為這裏培養出我不變的信念：要為人民做實事！無論我走到哪裏，永遠都是黃土地的兒子。”習近平回憶說，插隊在梁家河，他“看到了人民群眾的根本，真正理解了老百姓”，“我幾乎從來沒哭過，印象較深的兩次哭都是在陝北。”情深誼長啊！

延安市，坐落在陝西省北部，是遊牧文明與農耕文明交融的邊區地帶，漢民族農民世世代代居住此地的曆史中，頻頻遭受多個遊牧民族和部落的相互殺戮、掠奪和洗劫，身處如此蠻族生態的劫掠，釀造出戎狄民風：痞氣+匪氣，漸漸墮落之，本地農耕地上又孵化出次生代的漢族大盜和流寇，如：王嘉胤、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董福祥等等。

大清皇朝晚期，西方殖民主義勢力進入中國東部沿海，紛紛建立起西方式的先進藍色文明，從此經濟格局和重心轉移，地處西北的陝西省經濟文化大幅衰弱，秦風不再，此衰彼漲，當地土匪、土豪卻猖狂起來，到了民國時期，整個陝北地區的匪患尤其嚴重，那時候國民政府的管控力無法抵達陝北，但這恰好為共產黨武裝力量製造出福音來，留給了共軍以極佳的撒野契機和匪盜空間。臭味相投便稱知己，當毛澤東掛帥的大股共軍（紅軍）萬裏迢迢流竄作案來到陝北時候，如魚得水般找準了自己的落腳地，建立起蘇區。

民諺：窮山惡水出刁民，粗茶淡飯無孑遺。肉腐生蛆，蛆熟產蠅；土劣孵匪，匪頑升寇。流寇是土匪發展的頂峰，流寇之所以十分殘暴凶狠毒辣無恥，那是因為流寇作案多是流竄在異地他鄉：1）幾乎碰不上熟人，於是缺乏道德約束；2）罪案的對象都是與己血緣疏遠，於是下得了狠手；3）流竄作案中不容易被抓捕，於是缺乏法律製裁的威懾感。

民國時期的學者傅斯年，曾經把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美國學者餘英時把毛澤東在山上鬧革命歸類為土匪行徑，中共政府體製內走出來的學者阮銘也將當年盤踞在井岡山和延安，建立蘇區的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具體的匪徒而言尚有匪氣強弱的區分，中共領袖中毛澤東、習近平之流痞氣、匪氣特濃，雖然直接將他們比作為流寇尚不恰當，然則深入去思考精神性的高層次本質，就會發現確有近似之處，如操守低劣，隻顧眼前的歡樂和榮耀，不思長治久安的方針、政策和治理，即不具可持續性發展，缺乏人性，不擇手段，不顧人民死活，更扯淡有什麽超越情懷、尋求來世的永生。

上海執行抗疫大行動，是習某心理投射：“習近平總書記親自部署、親自指揮”，乃“初心不改”，大大地用上“梁家河大學問”，卻是來真的：痞氣加匪氣，勁兒十足！

 

• 秦始皇→毛澤東→習近平

 

這三者思想有著較大的傳承性。中共的建黨、建國都是繼承了中國傳統“外儒內法”的一套專製主義本色，馬克思主義成分並不多，如“緊密團結在以某某某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就是中共執政文化的萬能公式，其“春秋大義”足令執政者癡迷不已。

中國政治延續了千年的專製主義，其要數秦始皇的大一統治理格局最具開創、暴虐和傳承，其遺產深深地烙印在中華民族的政治文化基因上。《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今皇帝並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傳承至後世，中共統治者毛澤東、習近平極為崇拜、讚賞，毛澤東自稱：“馬克思加秦始皇”，自比“秦皇、漢武”。習近平是粗人，缺文秀，但配有禦用導演張藝謀來代言，原籍秦地的張藝謀以其電影作品的大氣磅礴著稱，如《英雄》、《大秦賦》、《大秦帝國》等頗有氣勢恢宏，詠古頌今，頌揚獨裁，乃深合主子旨意。

籍貫秦地的習近平似乎比毛澤東更領悟大秦遺風，他也有著構建大一統政治的強烈欲求，冒進浮誇，圖大貪功，舉凡黨、政、軍、財、經、文、教、農、工、商等各界各行，都得讓習來獨攬一身、定於一尊，還妄想對外擴張，天下一統。毛時代流行詞：“全國一盤棋”，如今又翻舊出新而熱炒，以“一言堂”淩駕天下，特別用於上海的抗疫。

中國人骨子裏有“天人合一”，混沌一氣的原始思維和巫術，這集體無意識天然地被大一統政治統攝，進而主導了亞細亞生產方式，在古代，它有利於治理水患、開挖運河、修建長城、建造皇宮等大型項目。在當今，有利於以舉國之力操辦上海防控。在思想意識高度，可以塑造全民的遵命、服從、聽話，即奴性，這恰是習近平的“不忘使命”：“凝聚全民抗疫的強大共識”。

在大一統政治如火如荼的文革期間，誇張而高調的道義目的論籠罩住中國大地上的各項各業，如有“農業以糧為綱、工業以鋼為綱。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於是到處呈現“一刀切”現象，凡是與“綱”不合之事，全得讓步，退避。

今天上海的抗疫正是一刀切做法：為了抗疫的宏偉大業，其他事情全都算不得“事情”，那怕是危機人生命的要事。再如，“同層密接隔離政策”，一人得陽整樓隔離，幾人得陽整區封閉。搞得：簡單直接粗暴，次生災害不斷，雞飛狗跳，人心惶惶。

 

• 外儒內法，臉麵爭光

 

習近平頗想搞《厲害了，我的國》，可看出習的“初心”中有“大秦”情愫，但不唯此。習熟知亡秦之故，暴秦之害，了解《過秦論》，於是就看重《荀子》思想，希望借鑒儒家思想補救暴秦之偏，但這隻是延續了曆史上慣行的“外儒內法”傳統，毫無創意。

以現代人的目光審視，法家思想並非全都是負麵的，糟糕的。譬如，法家的政治思想有“緣法而治”、“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法不阿貴，繩不撓曲”、“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等——貫徹一條法治平等的路線。

秦之後曆代皇朝，形成傳統的官方和上層社會的意識形態是儒家思想，儒家在治國綱要上對法家進行修正，改變其嚴刑律法、冷酷無情、對人性的踐踏，而用溫情脈脈的道德麵紗來遮蓋人心自私之惡。然而儒家的溫情脈脈卻是斷然排斥法家的平等觀，十分講究等級秩序的排位：“尊尊、親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樣導致另一種人性醜惡的釋放。

無論是法家抑或儒家，都嚴重匱乏精神超越性，使得中國人滑落到小人德性的急切功利性，熱衷於超近距離的貼身肉搏，這突出表現為儒家的“麵子文化”，即等級競爭。

今天，習近平把上海抗疫重重地押寶在他的麵子上：看吧，環顧世界，唯有我習某才能夠做到新冠病毒“清零”，豐功偉業啊；溥天之下，皆我臣屬；溥天之下，盡表忠心！

開啟小人心境：這就是習近平的“初心、使命”不可告人的真正用意所在！清零政策來自權力最高層，而下層執行者在習某巫祝之辭誘導下，層層加碼，步步緊逼，使防疫措施變得越來越嚴苛，越來越不通人情，越來越背離常識，卻迎來了中國式“麵子”大豐收！    

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今天，活躍在上海街頭的“大白”誌願者，大多來自社會底層，他們深知等級社會的底層生活之艱辛、悲愴、卑賤、滄桑，受欺受壓，吃苦甚多，在心坎中積滿了多多的怨恨，為此張公百忍，隻是期盼著猴年馬月有個身份升遷，從此羊與狼的位置對調，角色得以變換，從此終於有了發泄的口子和對象，就如二十年媳婦熬成婆婆那樣。今天好機會來了，讓底層誌願者們身披白大褂，臂佩紅袖章，頓時獲得了權力，身價躥升！於是人們就見到了大白們在上海街頭的變本加厲，肆無忌憚。

更是有不少大白門來自外省市的農村地區，他們往往有著毛澤東情結，相信毛澤東的詛咒語“農村包圍城市”，內心對待上海，這個以魔都著稱的城市有著較深的嫉恨，於是今天找到了發泄口子，爭當“南京路上好八連”，侮辱上海人一番，五十步笑百步，好不痛快啊！

上海本地市民，生存在全民抗疫的如此高壓境遇，顯得勢單力孤，不得不進行一場忍耐之心的大考驗。雖說是有海派氣質，但是多年來在習氏毛左政治侵染下，上海人漸漸變得麻木起來，中國傳統習性在增強，一個“忍”字當頭，懂得“看三勢”，學會“拎得清”，不做“填刀頭”，好漢不吃眼前虧，識時務者為俊傑，好死不如賴活著——與內地的庸眾一樣，都是媳婦受熬的心態——如此則喪失了做人的真誠性和崇高性。

 

                                                    施衛江

寫於 美國紐約

2022年5月26日上海抗疫為何如此狂暴？

 

最近，上海人民沉浸在“靜態管理、動態清零”的極度悲憤中，二個月來的抗疫，上海居民要麽封閉在家裏，要麽隔離在方艙，要麽入住醫院，最慘的是一些外地來滬的農民工、送貨員和運輸汽車司機，隻得睡眠在大街上、橋孔下、卡車裏，還不得行走出受封圍欄，還得不到足夠食物。不管呆在城市哪個角落，是富人或窮人，是教授還是乞丐，人人自危，生活無序，商店關門，藥品斷供，生存所需的基本食品、日用品都要靠手機上操作去“搶”，凡是不會手機操作就隻能等死，非新冠病毒引起的疾病都不算是“病”，假如某個病人不能出示有效核酸測試陰性證明，病人均得不到及時救治，更惡劣的措施是，要裝配鐵網在管控區的每一棟民宅樓的大門口，予以嚴加防範管製，防市民如防盜賊！“大白”警察容許隨意闖進市民家中搞“執法”，市民蒙受盡多的不幸和災難可就是不容許公開自由發聲喊冤！

嗚呼！號稱“國家主人”的上海市民，本是代表中國最具先進生產力的一族群體，理應充分釋放出上海市民的聰明才幹去搞建設，然而在黨中央的“清零”政策強製下，海派靈性竟然大肆遭受踐踏，人格尊嚴被貶至不及囚徒的卑下，被準許的行動自由還不如圈養的禽畜。哀哉！上海市民的生存境況是多麽孤苦伶仃無助，上海市民的精神抑鬱是何等淒淒慘慘戚戚。

由中央政府主導的抗疫“清零”，為什麽要對上海人民動用如此的粗暴、野蠻、獸性、瘋狂？這在西方自由世界看來，簡直太不可思議了！根源究竟是什麽呢？

 

（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發生在上海的抗疫狂暴當然不是海派文化傳承的特質，而是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親自部署指揮、密集指示批示”來進行，這位總書記宣稱：“我們的防控方針是由黨的性質和宗旨決定的”，“從黨的性質宗旨認識疫情防控方針”，當然不是飛來之石，而是經有悠久曆史的中國傳統孵化而成，它僵硬地主宰著當今中國政治的一切。欲懂得這場清零抗疫的真實意圖，須深入了解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須了解中國的民風民俗，尤其是陝北地區。

近年來，習近平嫻熟地運用他的政治手腕使大權獨攬，業已形成“九鼎之尊”局麵，且有越演越烈之勢，在其統治下的社會官僚機器不斷強化威權形式，這使得後者形式的高度威權化又促進了前者的獨裁，而前者專斷橫行又反哺後者，兩者互為反饋，攜手共進，就此全民奴性且增強不少——此即如德國學者齊美爾所講的社會學中“相互作用”的形式，對於這種“形式”的具體表達，深得魯迅精神之魂的北京大學中文係教授錢理群曾經論述道：“在一個專製統治下價值封閉的體係內，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是處在同一個價值點上的交流與反饋”（大意如此）。

可想而知，當今中國的政治形態正是走在全麵複辟傳統封建腐朽製度的路上。專製政治乃乾綱獨斷、定於一尊，且說今日中國之專製暴虐，極大地來自最高統治者的德性，習近平妄圖複辟文革，大開曆史倒車，朝思暮想他的皇帝迷夢，再造新時代的秦始皇、毛澤東。

    由此，習近平打造的強專製主義為他的暴政鋪設了平坦大道，布置於“全國一盤棋”格局下，海派上海市民深深感受到文革高潮時的毛式家天下：朕即真理，朕即國家。今天，統帥一聲令，三軍風雷動，酷政促奴性，令箭催遵命，從廟堂衙門，抵基層庸眾，政令一路暢行，貫徹無阻。

以習近平的“家天下”框架來看，上海的抗疫特別需要展示“中國共產黨所具有的無比堅強的領導力，是風雨來襲時中國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要展示中共統治下的製度“優越性”和“合法性”，更確切地說，還需要充分展示習近平總書記的“英明、偉大”形象，為他的正式“登基”皇座打基礎。構建如此之宏大敘事，習家中央政府定義了新冠病毒的抗疫是一場“人民戰爭”，全黨全民統一步調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部署”來進行的，這位總書記一再強調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堅持動態清零總方針不猶豫不動搖”，“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要把抗疫當作“為人民服務”。

以現代性的倫理學來論述，“人民”是個宏大敘事，是形而上之“大魅”，在以“人民”的名義大肆鼓噪、渲染之下，若開啟“幽暗之門”，可以發現，這隻是一塊“超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的招牌，其投射出的真實價值意向往往是希冀反饋回報給投射者自己，即小人心眼、小人心境的“自我、本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乃罪惡之淵藪，其鄙陋卑下、猥瑣不堪！

魯迅先生早就發現，中國的儒家典籍中充滿了“仁者愛人”之語，但是魯迅卻揭穿了其“瞞和騙”，其實質就是“以理殺人”！

今天的上海，把“人民”當作“綱領”來處置具體的全民抗疫，就意味著其餘事情全得靠邊讓路，抗疫以外的事情全都隻是與個人利益掛鉤而已，都是掛靠不上“人民”這個宏偉大宗旨，“人民”這個抽象綱領既然被強化得如此之高大上、偉光正，乃綱舉目張，和尚打傘，為所欲為、不擇手段！

 

（二）“不忘初心，牢記使命”

 

“初心”是習近平執政時代十分時髦的政治詞匯，既然被張揚得如此之“時髦”，它必定隱含有欺騙性！它試圖讓人民感受習的“青春故事”，聆聽他的“梁家河插隊的經曆”，規訓人民的情操，是一項典型的“洗腦工程”。

眾所周知，習近平在福建、浙江和上海三地工作過，已經獲得相當多的東南沿海地區工作的經驗，這些地區比起北方內地來具有相對較高的改革開放性，經濟結構大多是外向型，經濟水平也相應較高，治理較為先進。按照常規思路，要想當上一個大國有作為的主政者，其精神領域的價值觀訴求，本來應該引導國民走上現代化之路，深化改革，大大發揚沿海地區的先進經驗和業績成就，使融合到全球化的經濟圈中，學習西方發達的市場經濟和人文精神，求得國家發展踏上新台階。然而習近平卻不張揚他在沿海地區的經曆，反而大大弘揚在北方落後農村的生活感受、工作經曆——這就值得正義的人們去警惕和深思了。

與毛澤東一樣，習近平自身的秉性就是十分的“土”，在漢語網絡上，不滿的網民將習近平蔑稱為“包子”，意思有“土氣”之意，也就是傳統、愚昧、落後的代名詞。這與《論語》：“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意思相近，懷土就是戀土而安逸，營造個人小天地，即小人德性。我們來看看習近平是如何的“初心”？

“初心”在心理學上可稱為“原型”（榮格：archetypes），習的“原型”有“戀土情結”，顯然相悖於東南沿海地區的現代性精神品質，而在於他不斷吹噓的“土”字而凸出，即“農民情結、三農情懷”，習常稱：“我也是從農村出來的”，“我們這一代人也有這個情結，一定要把我們的老百姓，特別是我們的農民扶一把。”聽聽他的念念有詞“不忘初心”，從“習近平總書記從小就有農村情結”，可推斷習之“戀土”有小人之心：

1.  陝北延安梁家河，習近平插隊在此，據說練就了一套“大學問”，那真是了不得啊！
2. “老家富平曾在習近平迷惘彷徨時給予他溫暖”，陝西省富平縣臨近於曆史上京兆地區，這裏曾經是大一統帝國的中央權力地帶，即有秦、漢、隋、唐四朝大帝國定都於鹹陽、長安，這一家鄉情懷深深地烙印到習近平的人格秉性，使得習內心期盼著大一統政治。
3. 習近平時時要造訪河北省西柏坡，該地是毛派紅色經典的精神發源地，價值連城，非常值得習去流連忘返，就此習想要“弘揚西柏坡精神”。
4. 河北省正定縣，習年輕時候曾工作在此，當時是“農業學大寨”的先進樣板縣，是毛澤東樹立起來的一麵旗幟，同樣是紅色經典，值得去大力追捧，流芳百世。

    作為一個農業人口眾多的大國，農業生產當然需要去關心，農民的利益也當然需要去關心，任何一個具有現代化常識的人，必定知道：農民生活的大幅度改善，必須是由農業現代化來帶動，而農業現代化必須是由工業現代化來帶動，而工業現代化必須是由科技、經濟和製度等的各項現代化來帶動，需要重視精神文明的力量，也就是人的主體性自由的大發揚。然而中國的習某卻是完全的反其道而行之：要論價值觀的定位？什麽的工業、科技、文教、經濟、金融、製度、法治等等的重要發展項目全都擱置在邊上，就是因為這些不含有“初心”，從而全都被當做不重要的思想議題來處理，眼下最最要緊的事情是定位在“農民情結”、“黃土情結”之上：“不忘初心，牢記使命”——老是要把目光盯住在最最落後地區的農民生存價值觀上——這是怎麽樣的心態？怎麽樣的鬼魅心思啊？

人都是有個性的，共產黨執政也如此。理解了習近平的執政個性是那麽的“土裏土氣”，於是懂得：上海抗疫就是充滿習包子特色之土：“鞋子合不合腳，自己穿著才知道。”——紅色經典，土法上馬！   

 

•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方山水有一方風情

 

 共產黨信仰“辯證唯物主義”，其教條說：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確，特定的社會曆史地理環境可以塑造特定的精神氣質。成語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南橘北枳。按辯證法精神，反之亦然，如：彩蝶戀鮮花，蒼蠅叮臭肉；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智者樂水，仁者樂山。說到中國人的“土”，尚有各個地方的各個民風民俗民情，還可細分。

德國學者馬克斯·舍勒的行為學理論認為，能感悟到生活世界的價值和價值秩序的感情是成為行為意欲最深層的基礎部分，而這種感情決定著行為意欲的努力方向。但是舍勒又認為，不能把在一個時代和民族中流行或支配人們價值偏愛的評價係統所具有的“倫理結構”等同於作為價值優先法則的價值本身的客觀秩序。

今天，與西方自由世界一樣，強人習近平也是十分講究“顏色革命”，他將自身個性“土氣”的顏色欽定為中國的“政治正確”，即標準的意識形態，充分施展在上海地方的抗議之中，真實意圖是：以習氏“土氣”淹沒上海“海派”！

那麽究竟怎麽樣評介習包子“土氣”？

第一，純真“紅色基因”，眾所周知，習近平是在紅朝中國、紅色地域、紅色家庭、紅色時代、紅色圈子裏混出來的紅色土特產，紅色元素特濃，大紅特紅超紅。

現代中國有二大文明係統：黃色和藍色。

黃色是內陸型，具有內向封閉性質，其主要的分布地域是在北方的黃土質平原和高原上，其價值資源隻由落後的本土文明來提供（電視劇《河殤》的觀點）。

紅色文明是外來的馬列寧主義與中國本土的黃色文明相結合的產物，被綜合成“毛澤東思想路線”，具有革命的實踐性，但是主要根基還是黃色文明。

    藍色是海洋型，外向開放性質，最初地域分布在東南沿海一帶，隨之改革開放的深化，逐漸擴展至中國的大南方，它是本土文明與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結合的產物。

今天的國情是，北方黃土文明區域經濟全麵落後、蕭條，而南方藍色文明區域市場經濟發展良好，經濟指標高漲。如此經濟地理格局意味著中共統治機器的精神資源麵臨危機，這讓習近平深深不安，習某感受到來自於藍色文明對於紅色政權的威脅：資產階級市民的個體性、獨立性和自由意識在增長，他們不會如黃土地上農民幹活那樣的聽話、遵命和馴服。

遙想1949年3月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正式提出定都北平市的決議，當時的國情正如毛澤東所講：“蔣介石的國都在南京，他的基礎是江浙資本家。我們要把國都建在北平，我們也要在北平找到我們的基礎，這就是工人階級和廣大的勞動群眾。”這講話顯示了：南京的城市精神是藍色，而北平市則是黃色，紅色政權的根基需要由黃色文明來支撐、扶助，才會獲得穩定、可靠。

從前，毛澤東必定熟知曆史典故：“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對藍色文明懷有恐懼：“港台一帶，饕蚊尚多，西方世界，饕蚊成陣。”因此對待曾經位置楚地、而後深藍色的申城上海，毛澤東作指示：要采取“農村包圍城市”戰略。為此，上海外灘海關鍾樓上的大鍾報時，要以深黃色的陝北民歌樂調《東方紅》來進行，使之標誌為城市“主旋律”。要發揚“好八連”榮光，讓他們來到魔都南京路上當“哨兵”，以鎮住充滿資產階級邪念的“霓虹燈”，要加強“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全麵專政”，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今天，習近平憂心忡忡：紅色文明賴以存在基礎的黃色文明正日益蛻化墮落！為此決心拯救，在上海執行“靜態管理、動態清零”，實為一場魔鬼訓練，以鞏固紅色政權的！

 

• 粗人的痞氣，流寇的匪氣

 

紅朝中國首長級高幹的紅二代、紅三代多的是，譬如有劉少奇的兒子，陳雲兒子，鄧小平的兒女，胡耀邦的兒子，葉劍英、江澤民的數個兒女等等，在這一群體裏相比較，習包子就是顯得很“土氣”，這是為什麽呢？

這就是習近平第二個“土”：痞氣+匪氣，這是黃色文明外圍地帶“邊區”之“土氣”。

習近平讀書差勁是知曉的，然而這在首長級的紅後代中較為少見，盡管習近平時常吹噓讀書很多，還煞有介事地列出一長串讀書單來，頗有“此地無銀三百兩”之意。由於不願讀書、讀不進書，習的頭腦難以裝備積聚人類優秀文明的知識。蘇格拉底雲“知識即美德”，其否命題亦同樣成立。現代學者的認識更為精確，知識與美德之間的正向關聯性是需要建立在高概率基礎上，較有科學的合理性。毛澤東閱讀中國古典經書甚多，但也是痞氣+匪氣很濃厚，毛澤東特別讚賞二位流氓痞子皇帝：劉邦和朱元璋，毛把糟粕當作了精粹。

拉馬克的“用進廢退”可以較好解釋，讀書不好的習近平，喜好炫耀他的四肢發達：“我那個時候扛200斤麥子，十裏山路不換肩。”習對頭腦簡單事項：“新時期上山下鄉工程”、“好兒女誌在四方，有誌者奮鬥無悔”，頗有興趣和熱度，可見一斑。習近平坦承其念茲在茲“農民情結”，可以推斷出他的氣質和秉性，天然地與知識性匱缺的泥腿子、四肢發達者、粗布短衫者融通起來，對待海派氣質的上海人就不會有好感，可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

要深入了解習近平的所作所為，需要了解他的個性和風格，需要了解養育習某其秉性、氣質的地方，考察那裏的風土人情。習近平念念不忘他的“初心”之地，就是年輕時候插隊落戶的革命聖地延安，那裏是紅色大本營，更是“紅太陽升起的地方”。對於習近平來說，陝北延安就是他的紅色乳娘，思想養育之地，“作為一個人民公仆，陝北高原是我的根，因為這裏培養出我不變的信念：要為人民做實事！無論我走到哪裏，永遠都是黃土地的兒子。”習近平回憶說，插隊在梁家河，他“看到了人民群眾的根本，真正理解了老百姓”，“我幾乎從來沒哭過，印象較深的兩次哭都是在陝北。”情深誼長啊！

延安市，坐落在陝西省北部，是遊牧文明與農耕文明交融的邊區地帶，漢民族農民世世代代居住此地的曆史中，頻頻遭受多個遊牧民族和部落的相互殺戮、掠奪和洗劫，身處如此蠻族生態的劫掠，釀造出戎狄民風：痞氣+匪氣，漸漸墮落之，本地農耕地上又孵化出次生代的漢族大盜和流寇，如：王嘉胤、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董福祥等等。

大清皇朝晚期，西方殖民主義勢力進入中國東部沿海，紛紛建立起西方式的先進藍色文明，從此經濟格局和重心轉移，地處西北的陝西省經濟文化大幅衰弱，秦風不再，此衰彼漲，當地土匪、土豪卻猖狂起來，到了民國時期，整個陝北地區的匪患尤其嚴重，那時候國民政府的管控力無法抵達陝北，但這恰好為共產黨武裝力量製造出福音來，留給了共軍以極佳的撒野契機和匪盜空間。臭味相投便稱知己，當毛澤東掛帥的大股共軍（紅軍）萬裏迢迢流竄作案來到陝北時候，如魚得水般找準了自己的落腳地，建立起蘇區。

民諺：窮山惡水出刁民，粗茶淡飯無孑遺。肉腐生蛆，蛆熟產蠅；土劣孵匪，匪頑升寇。流寇是土匪發展的頂峰，流寇之所以十分殘暴凶狠毒辣無恥，那是因為流寇作案多是流竄在異地他鄉：1）幾乎碰不上熟人，於是缺乏道德約束；2）罪案的對象都是與己血緣疏遠，於是下得了狠手；3）流竄作案中不容易被抓捕，於是缺乏法律製裁的威懾感。

民國時期的學者傅斯年，曾經把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美國學者餘英時把毛澤東在山上鬧革命歸類為土匪行徑，中共政府體製內走出來的學者阮銘也將當年盤踞在井岡山和延安，建立蘇區的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具體的匪徒而言尚有匪氣強弱的區分，中共領袖中毛澤東、習近平之流痞氣、匪氣特濃，雖然直接將他們比作為流寇尚不恰當，然則深入去思考精神性的高層次本質，就會發現確有近似之處，如操守低劣，隻顧眼前的歡樂和榮耀，不思長治久安的方針、政策和治理，即不具可持續性發展，缺乏人性，不擇手段，不顧人民死活，更扯淡有什麽超越情懷、尋求來世的永生。

上海執行抗疫大行動，是習某心理投射：“習近平總書記親自部署、親自指揮”，乃“初心不改”，大大地用上“梁家河大學問”，卻是來真的：痞氣加匪氣，勁兒十足！

 

• 秦始皇→毛澤東→習近平

 

這三者思想有著較大的傳承性。中共的建黨、建國都是繼承了中國傳統“外儒內法”的一套專製主義本色，馬克思主義成分並不多，如“緊密團結在以某某某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就是中共執政文化的萬能公式，其“春秋大義”足令執政者癡迷不已。

中國政治延續了千年的專製主義，其要數秦始皇的大一統治理格局最具開創、暴虐和傳承，其遺產深深地烙印在中華民族的政治文化基因上。《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今皇帝並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傳承至後世，中共統治者毛澤東、習近平極為崇拜、讚賞，毛澤東自稱：“馬克思加秦始皇”，自比“秦皇、漢武”。習近平是粗人，缺文秀，但配有禦用導演張藝謀來代言，原籍秦地的張藝謀以其電影作品的大氣磅礴著稱，如《英雄》、《大秦賦》、《大秦帝國》等頗有氣勢恢宏，詠古頌今，頌揚獨裁，乃深合主子旨意。

籍貫秦地的習近平似乎比毛澤東更領悟大秦遺風，他也有著構建大一統政治的強烈欲求，冒進浮誇，圖大貪功，舉凡黨、政、軍、財、經、文、教、農、工、商等各界各行，都得讓習來獨攬一身、定於一尊，還妄想對外擴張，天下一統。毛時代流行詞：“全國一盤棋”，如今又翻舊出新而熱炒，以“一言堂”淩駕天下，特別用於上海的抗疫。

中國人骨子裏有“天人合一”，混沌一氣的原始思維和巫術，這集體無意識天然地被大一統政治統攝，進而主導了亞細亞生產方式，在古代，它有利於治理水患、開挖運河、修建長城、建造皇宮等大型項目。在當今，有利於以舉國之力操辦上海防控。在思想意識高度，可以塑造全民的遵命、服從、聽話，即奴性，這恰是習近平的“不忘使命”：“凝聚全民抗疫的強大共識”。

在大一統政治如火如荼的文革期間，誇張而高調的道義目的論籠罩住中國大地上的各項各業，如有“農業以糧為綱、工業以鋼為綱。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於是到處呈現“一刀切”現象，凡是與“綱”不合之事，全得讓步，退避。

今天上海的抗疫正是一刀切做法：為了抗疫的宏偉大業，其他事情全都算不得“事情”，那怕是危機人生命的要事。再如，“同層密接隔離政策”，一人得陽整樓隔離，幾人得陽整區封閉。搞得：簡單直接粗暴，次生災害不斷，雞飛狗跳，人心惶惶。

 

• 外儒內法，臉麵爭光

 

習近平頗想搞《厲害了，我的國》，可看出習的“初心”中有“大秦”情愫，但不唯此。習熟知亡秦之故，暴秦之害，了解《過秦論》，於是就看重《荀子》思想，希望借鑒儒家思想補救暴秦之偏，但這隻是延續了曆史上慣行的“外儒內法”傳統，毫無創意。

以現代人的目光審視，法家思想並非全都是負麵的，糟糕的。譬如，法家的政治思想有“緣法而治”、“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法不阿貴，繩不撓曲”、“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等——貫徹一條法治平等的路線。

秦之後曆代皇朝，形成傳統的官方和上層社會的意識形態是儒家思想，儒家在治國綱要上對法家進行修正，改變其嚴刑律法、冷酷無情、對人性的踐踏，而用溫情脈脈的道德麵紗來遮蓋人心自私之惡。然而儒家的溫情脈脈卻是斷然排斥法家的平等觀，十分講究等級秩序的排位：“尊尊、親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樣導致另一種人性醜惡的釋放。

無論是法家抑或儒家，都嚴重匱乏精神超越性，使得中國人滑落到小人德性的急切功利性，熱衷於超近距離的貼身肉搏，這突出表現為儒家的“麵子文化”，即等級競爭。

今天，習近平把上海抗疫重重地押寶在他的麵子上：看吧，環顧世界，唯有我習某才能夠做到新冠病毒“清零”，豐功偉業啊；溥天之下，皆我臣屬；溥天之下，盡表忠心！

開啟小人心境：這就是習近平的“初心、使命”不可告人的真正用意所在！清零政策來自權力最高層，而下層執行者在習某巫祝之辭誘導下，層層加碼，步步緊逼，使防疫措施變得越來越嚴苛，越來越不通人情，越來越背離常識，卻迎來了中國式“麵子”大豐收！    

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今天，活躍在上海街頭的“大白”誌願者，大多來自社會底層，他們深知等級社會的底層生活之艱辛、悲愴、卑賤、滄桑，受欺受壓，吃苦甚多，在心坎中積滿了多多的怨恨，為此張公百忍，隻是期盼著猴年馬月有個身份升遷，從此羊與狼的位置對調，角色得以變換，從此終於有了發泄的口子和對象，就如二十年媳婦熬成婆婆那樣。今天好機會來了，讓底層誌願者們身披白大褂，臂佩紅袖章，頓時獲得了權力，身價躥升！於是人們就見到了大白們在上海街頭的變本加厲，肆無忌憚。

更是有不少大白門來自外省市的農村地區，他們往往有著毛澤東情結，相信毛澤東的詛咒語“農村包圍城市”，內心對待上海，這個以魔都著稱的城市有著較深的嫉恨，於是今天找到了發泄口子，爭當“南京路上好八連”，侮辱上海人一番，五十步笑百步，好不痛快啊！

上海本地市民，生存在全民抗疫的如此高壓境遇，顯得勢單力孤，不得不進行一場忍耐之心的大考驗。雖說是有海派氣質，但是多年來在習氏毛左政治侵染下，上海人漸漸變得麻木起來，中國傳統習性在增強，一個“忍”字當頭，懂得“看三勢”，學會“拎得清”，不做“填刀頭”，好漢不吃眼前虧，識時務者為俊傑，好死不如賴活著——與內地的庸眾一樣，都是媳婦受熬的心態——如此則喪失了做人的真誠性和崇高性。

 

                                                    施衛江

寫於 美國紐約

2022年5月26日上海抗疫為何如此狂暴？

 

最近，上海人民沉浸在“靜態管理、動態清零”的極度悲憤中，二個月來的抗疫，上海居民要麽封閉在家裏，要麽隔離在方艙，要麽入住醫院，最慘的是一些外地來滬的農民工、送貨員和運輸汽車司機，隻得睡眠在大街上、橋孔下、卡車裏，還不得行走出受封圍欄，還得不到足夠食物。不管呆在城市哪個角落，是富人或窮人，是教授還是乞丐，人人自危，生活無序，商店關門，藥品斷供，生存所需的基本食品、日用品都要靠手機上操作去“搶”，凡是不會手機操作就隻能等死，非新冠病毒引起的疾病都不算是“病”，假如某個病人不能出示有效核酸測試陰性證明，病人均得不到及時救治，更惡劣的措施是，要裝配鐵網在管控區的每一棟民宅樓的大門口，予以嚴加防範管製，防市民如防盜賊！“大白”警察容許隨意闖進市民家中搞“執法”，市民蒙受盡多的不幸和災難可就是不容許公開自由發聲喊冤！

嗚呼！號稱“國家主人”的上海市民，本是代表中國最具先進生產力的一族群體，理應充分釋放出上海市民的聰明才幹去搞建設，然而在黨中央的“清零”政策強製下，海派靈性竟然大肆遭受踐踏，人格尊嚴被貶至不及囚徒的卑下，被準許的行動自由還不如圈養的禽畜。哀哉！上海市民的生存境況是多麽孤苦伶仃無助，上海市民的精神抑鬱是何等淒淒慘慘戚戚。

由中央政府主導的抗疫“清零”，為什麽要對上海人民動用如此的粗暴、野蠻、獸性、瘋狂？這在西方自由世界看來，簡直太不可思議了！根源究竟是什麽呢？

 

（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發生在上海的抗疫狂暴當然不是海派文化傳承的特質，而是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親自部署指揮、密集指示批示”來進行，這位總書記宣稱：“我們的防控方針是由黨的性質和宗旨決定的”，“從黨的性質宗旨認識疫情防控方針”，當然不是飛來之石，而是經有悠久曆史的中國傳統孵化而成，它僵硬地主宰著當今中國政治的一切。欲懂得這場清零抗疫的真實意圖，須深入了解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須了解中國的民風民俗，尤其是陝北地區。

近年來，習近平嫻熟地運用他的政治手腕使大權獨攬，業已形成“九鼎之尊”局麵，且有越演越烈之勢，在其統治下的社會官僚機器不斷強化威權形式，這使得後者形式的高度威權化又促進了前者的獨裁，而前者專斷橫行又反哺後者，兩者互為反饋，攜手共進，就此全民奴性且增強不少——此即如德國學者齊美爾所講的社會學中“相互作用”的形式，對於這種“形式”的具體表達，深得魯迅精神之魂的北京大學中文係教授錢理群曾經論述道：“在一個專製統治下價值封閉的體係內，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是處在同一個價值點上的交流與反饋”（大意如此）。

可想而知，當今中國的政治形態正是走在全麵複辟傳統封建腐朽製度的路上。專製政治乃乾綱獨斷、定於一尊，且說今日中國之專製暴虐，極大地來自最高統治者的德性，習近平妄圖複辟文革，大開曆史倒車，朝思暮想他的皇帝迷夢，再造新時代的秦始皇、毛澤東。

    由此，習近平打造的強專製主義為他的暴政鋪設了平坦大道，布置於“全國一盤棋”格局下，海派上海市民深深感受到文革高潮時的毛式家天下：朕即真理，朕即國家。今天，統帥一聲令，三軍風雷動，酷政促奴性，令箭催遵命，從廟堂衙門，抵基層庸眾，政令一路暢行，貫徹無阻。

以習近平的“家天下”框架來看，上海的抗疫特別需要展示“中國共產黨所具有的無比堅強的領導力，是風雨來襲時中國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要展示中共統治下的製度“優越性”和“合法性”，更確切地說，還需要充分展示習近平總書記的“英明、偉大”形象，為他的正式“登基”皇座打基礎。構建如此之宏大敘事，習家中央政府定義了新冠病毒的抗疫是一場“人民戰爭”，全黨全民統一步調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部署”來進行的，這位總書記一再強調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堅持動態清零總方針不猶豫不動搖”，“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要把抗疫當作“為人民服務”。

以現代性的倫理學來論述，“人民”是個宏大敘事，是形而上之“大魅”，在以“人民”的名義大肆鼓噪、渲染之下，若開啟“幽暗之門”，可以發現，這隻是一塊“超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的招牌，其投射出的真實價值意向往往是希冀反饋回報給投射者自己，即小人心眼、小人心境的“自我、本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乃罪惡之淵藪，其鄙陋卑下、猥瑣不堪！

魯迅先生早就發現，中國的儒家典籍中充滿了“仁者愛人”之語，但是魯迅卻揭穿了其“瞞和騙”，其實質就是“以理殺人”！

今天的上海，把“人民”當作“綱領”來處置具體的全民抗疫，就意味著其餘事情全得靠邊讓路，抗疫以外的事情全都隻是與個人利益掛鉤而已，都是掛靠不上“人民”這個宏偉大宗旨，“人民”這個抽象綱領既然被強化得如此之高大上、偉光正，乃綱舉目張，和尚打傘，為所欲為、不擇手段！

 

（二）“不忘初心，牢記使命”

 

“初心”是習近平執政時代十分時髦的政治詞匯，既然被張揚得如此之“時髦”，它必定隱含有欺騙性！它試圖讓人民感受習的“青春故事”，聆聽他的“梁家河插隊的經曆”，規訓人民的情操，是一項典型的“洗腦工程”。

眾所周知，習近平在福建、浙江和上海三地工作過，已經獲得相當多的東南沿海地區工作的經驗，這些地區比起北方內地來具有相對較高的改革開放性，經濟結構大多是外向型，經濟水平也相應較高，治理較為先進。按照常規思路，要想當上一個大國有作為的主政者，其精神領域的價值觀訴求，本來應該引導國民走上現代化之路，深化改革，大大發揚沿海地區的先進經驗和業績成就，使融合到全球化的經濟圈中，學習西方發達的市場經濟和人文精神，求得國家發展踏上新台階。然而習近平卻不張揚他在沿海地區的經曆，反而大大弘揚在北方落後農村的生活感受、工作經曆——這就值得正義的人們去警惕和深思了。

與毛澤東一樣，習近平自身的秉性就是十分的“土”，在漢語網絡上，不滿的網民將習近平蔑稱為“包子”，意思有“土氣”之意，也就是傳統、愚昧、落後的代名詞。這與《論語》：“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意思相近，懷土就是戀土而安逸，營造個人小天地，即小人德性。我們來看看習近平是如何的“初心”？

“初心”在心理學上可稱為“原型”（榮格：archetypes），習的“原型”有“戀土情結”，顯然相悖於東南沿海地區的現代性精神品質，而在於他不斷吹噓的“土”字而凸出，即“農民情結、三農情懷”，習常稱：“我也是從農村出來的”，“我們這一代人也有這個情結，一定要把我們的老百姓，特別是我們的農民扶一把。”聽聽他的念念有詞“不忘初心”，從“習近平總書記從小就有農村情結”，可推斷習之“戀土”有小人之心：

1.  陝北延安梁家河，習近平插隊在此，據說練就了一套“大學問”，那真是了不得啊！
2. “老家富平曾在習近平迷惘彷徨時給予他溫暖”，陝西省富平縣臨近於曆史上京兆地區，這裏曾經是大一統帝國的中央權力地帶，即有秦、漢、隋、唐四朝大帝國定都於鹹陽、長安，這一家鄉情懷深深地烙印到習近平的人格秉性，使得習內心期盼著大一統政治。
3. 習近平時時要造訪河北省西柏坡，該地是毛派紅色經典的精神發源地，價值連城，非常值得習去流連忘返，就此習想要“弘揚西柏坡精神”。
4. 河北省正定縣，習年輕時候曾工作在此，當時是“農業學大寨”的先進樣板縣，是毛澤東樹立起來的一麵旗幟，同樣是紅色經典，值得去大力追捧，流芳百世。

    作為一個農業人口眾多的大國，農業生產當然需要去關心，農民的利益也當然需要去關心，任何一個具有現代化常識的人，必定知道：農民生活的大幅度改善，必須是由農業現代化來帶動，而農業現代化必須是由工業現代化來帶動，而工業現代化必須是由科技、經濟和製度等的各項現代化來帶動，需要重視精神文明的力量，也就是人的主體性自由的大發揚。然而中國的習某卻是完全的反其道而行之：要論價值觀的定位？什麽的工業、科技、文教、經濟、金融、製度、法治等等的重要發展項目全都擱置在邊上，就是因為這些不含有“初心”，從而全都被當做不重要的思想議題來處理，眼下最最要緊的事情是定位在“農民情結”、“黃土情結”之上：“不忘初心，牢記使命”——老是要把目光盯住在最最落後地區的農民生存價值觀上——這是怎麽樣的心態？怎麽樣的鬼魅心思啊？

人都是有個性的，共產黨執政也如此。理解了習近平的執政個性是那麽的“土裏土氣”，於是懂得：上海抗疫就是充滿習包子特色之土：“鞋子合不合腳，自己穿著才知道。”——紅色經典，土法上馬！   

 

•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方山水有一方風情

 

 共產黨信仰“辯證唯物主義”，其教條說：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確，特定的社會曆史地理環境可以塑造特定的精神氣質。成語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南橘北枳。按辯證法精神，反之亦然，如：彩蝶戀鮮花，蒼蠅叮臭肉；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智者樂水，仁者樂山。說到中國人的“土”，尚有各個地方的各個民風民俗民情，還可細分。

德國學者馬克斯·舍勒的行為學理論認為，能感悟到生活世界的價值和價值秩序的感情是成為行為意欲最深層的基礎部分，而這種感情決定著行為意欲的努力方向。但是舍勒又認為，不能把在一個時代和民族中流行或支配人們價值偏愛的評價係統所具有的“倫理結構”等同於作為價值優先法則的價值本身的客觀秩序。

今天，與西方自由世界一樣，強人習近平也是十分講究“顏色革命”，他將自身個性“土氣”的顏色欽定為中國的“政治正確”，即標準的意識形態，充分施展在上海地方的抗議之中，真實意圖是：以習氏“土氣”淹沒上海“海派”！

那麽究竟怎麽樣評介習包子“土氣”？

第一，純真“紅色基因”，眾所周知，習近平是在紅朝中國、紅色地域、紅色家庭、紅色時代、紅色圈子裏混出來的紅色土特產，紅色元素特濃，大紅特紅超紅。

現代中國有二大文明係統：黃色和藍色。

黃色是內陸型，具有內向封閉性質，其主要的分布地域是在北方的黃土質平原和高原上，其價值資源隻由落後的本土文明來提供（電視劇《河殤》的觀點）。

紅色文明是外來的馬列寧主義與中國本土的黃色文明相結合的產物，被綜合成“毛澤東思想路線”，具有革命的實踐性，但是主要根基還是黃色文明。

    藍色是海洋型，外向開放性質，最初地域分布在東南沿海一帶，隨之改革開放的深化，逐漸擴展至中國的大南方，它是本土文明與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結合的產物。

今天的國情是，北方黃土文明區域經濟全麵落後、蕭條，而南方藍色文明區域市場經濟發展良好，經濟指標高漲。如此經濟地理格局意味著中共統治機器的精神資源麵臨危機，這讓習近平深深不安，習某感受到來自於藍色文明對於紅色政權的威脅：資產階級市民的個體性、獨立性和自由意識在增長，他們不會如黃土地上農民幹活那樣的聽話、遵命和馴服。

遙想1949年3月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正式提出定都北平市的決議，當時的國情正如毛澤東所講：“蔣介石的國都在南京，他的基礎是江浙資本家。我們要把國都建在北平，我們也要在北平找到我們的基礎，這就是工人階級和廣大的勞動群眾。”這講話顯示了：南京的城市精神是藍色，而北平市則是黃色，紅色政權的根基需要由黃色文明來支撐、扶助，才會獲得穩定、可靠。

從前，毛澤東必定熟知曆史典故：“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對藍色文明懷有恐懼：“港台一帶，饕蚊尚多，西方世界，饕蚊成陣。”因此對待曾經位置楚地、而後深藍色的申城上海，毛澤東作指示：要采取“農村包圍城市”戰略。為此，上海外灘海關鍾樓上的大鍾報時，要以深黃色的陝北民歌樂調《東方紅》來進行，使之標誌為城市“主旋律”。要發揚“好八連”榮光，讓他們來到魔都南京路上當“哨兵”，以鎮住充滿資產階級邪念的“霓虹燈”，要加強“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全麵專政”，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今天，習近平憂心忡忡：紅色文明賴以存在基礎的黃色文明正日益蛻化墮落！為此決心拯救，在上海執行“靜態管理、動態清零”，實為一場魔鬼訓練，以鞏固紅色政權的！

 

• 粗人的痞氣，流寇的匪氣

 

紅朝中國首長級高幹的紅二代、紅三代多的是，譬如有劉少奇的兒子，陳雲兒子，鄧小平的兒女，胡耀邦的兒子，葉劍英、江澤民的數個兒女等等，在這一群體裏相比較，習包子就是顯得很“土氣”，這是為什麽呢？

這就是習近平第二個“土”：痞氣+匪氣，這是黃色文明外圍地帶“邊區”之“土氣”。

習近平讀書差勁是知曉的，然而這在首長級的紅後代中較為少見，盡管習近平時常吹噓讀書很多，還煞有介事地列出一長串讀書單來，頗有“此地無銀三百兩”之意。由於不願讀書、讀不進書，習的頭腦難以裝備積聚人類優秀文明的知識。蘇格拉底雲“知識即美德”，其否命題亦同樣成立。現代學者的認識更為精確，知識與美德之間的正向關聯性是需要建立在高概率基礎上，較有科學的合理性。毛澤東閱讀中國古典經書甚多，但也是痞氣+匪氣很濃厚，毛澤東特別讚賞二位流氓痞子皇帝：劉邦和朱元璋，毛把糟粕當作了精粹。

拉馬克的“用進廢退”可以較好解釋，讀書不好的習近平，喜好炫耀他的四肢發達：“我那個時候扛200斤麥子，十裏山路不換肩。”習對頭腦簡單事項：“新時期上山下鄉工程”、“好兒女誌在四方，有誌者奮鬥無悔”，頗有興趣和熱度，可見一斑。習近平坦承其念茲在茲“農民情結”，可以推斷出他的氣質和秉性，天然地與知識性匱缺的泥腿子、四肢發達者、粗布短衫者融通起來，對待海派氣質的上海人就不會有好感，可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

要深入了解習近平的所作所為，需要了解他的個性和風格，需要了解養育習某其秉性、氣質的地方，考察那裏的風土人情。習近平念念不忘他的“初心”之地，就是年輕時候插隊落戶的革命聖地延安，那裏是紅色大本營，更是“紅太陽升起的地方”。對於習近平來說，陝北延安就是他的紅色乳娘，思想養育之地，“作為一個人民公仆，陝北高原是我的根，因為這裏培養出我不變的信念：要為人民做實事！無論我走到哪裏，永遠都是黃土地的兒子。”習近平回憶說，插隊在梁家河，他“看到了人民群眾的根本，真正理解了老百姓”，“我幾乎從來沒哭過，印象較深的兩次哭都是在陝北。”情深誼長啊！

延安市，坐落在陝西省北部，是遊牧文明與農耕文明交融的邊區地帶，漢民族農民世世代代居住此地的曆史中，頻頻遭受多個遊牧民族和部落的相互殺戮、掠奪和洗劫，身處如此蠻族生態的劫掠，釀造出戎狄民風：痞氣+匪氣，漸漸墮落之，本地農耕地上又孵化出次生代的漢族大盜和流寇，如：王嘉胤、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董福祥等等。

大清皇朝晚期，西方殖民主義勢力進入中國東部沿海，紛紛建立起西方式的先進藍色文明，從此經濟格局和重心轉移，地處西北的陝西省經濟文化大幅衰弱，秦風不再，此衰彼漲，當地土匪、土豪卻猖狂起來，到了民國時期，整個陝北地區的匪患尤其嚴重，那時候國民政府的管控力無法抵達陝北，但這恰好為共產黨武裝力量製造出福音來，留給了共軍以極佳的撒野契機和匪盜空間。臭味相投便稱知己，當毛澤東掛帥的大股共軍（紅軍）萬裏迢迢流竄作案來到陝北時候，如魚得水般找準了自己的落腳地，建立起蘇區。

民諺：窮山惡水出刁民，粗茶淡飯無孑遺。肉腐生蛆，蛆熟產蠅；土劣孵匪，匪頑升寇。流寇是土匪發展的頂峰，流寇之所以十分殘暴凶狠毒辣無恥，那是因為流寇作案多是流竄在異地他鄉：1）幾乎碰不上熟人，於是缺乏道德約束；2）罪案的對象都是與己血緣疏遠，於是下得了狠手；3）流竄作案中不容易被抓捕，於是缺乏法律製裁的威懾感。

民國時期的學者傅斯年，曾經把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美國學者餘英時把毛澤東在山上鬧革命歸類為土匪行徑，中共政府體製內走出來的學者阮銘也將當年盤踞在井岡山和延安，建立蘇區的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具體的匪徒而言尚有匪氣強弱的區分，中共領袖中毛澤東、習近平之流痞氣、匪氣特濃，雖然直接將他們比作為流寇尚不恰當，然則深入去思考精神性的高層次本質，就會發現確有近似之處，如操守低劣，隻顧眼前的歡樂和榮耀，不思長治久安的方針、政策和治理，即不具可持續性發展，缺乏人性，不擇手段，不顧人民死活，更扯淡有什麽超越情懷、尋求來世的永生。

上海執行抗疫大行動，是習某心理投射：“習近平總書記親自部署、親自指揮”，乃“初心不改”，大大地用上“梁家河大學問”，卻是來真的：痞氣加匪氣，勁兒十足！

 

• 秦始皇→毛澤東→習近平

 

這三者思想有著較大的傳承性。中共的建黨、建國都是繼承了中國傳統“外儒內法”的一套專製主義本色，馬克思主義成分並不多，如“緊密團結在以某某某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就是中共執政文化的萬能公式，其“春秋大義”足令執政者癡迷不已。

中國政治延續了千年的專製主義，其要數秦始皇的大一統治理格局最具開創、暴虐和傳承，其遺產深深地烙印在中華民族的政治文化基因上。《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今皇帝並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傳承至後世，中共統治者毛澤東、習近平極為崇拜、讚賞，毛澤東自稱：“馬克思加秦始皇”，自比“秦皇、漢武”。習近平是粗人，缺文秀，但配有禦用導演張藝謀來代言，原籍秦地的張藝謀以其電影作品的大氣磅礴著稱，如《英雄》、《大秦賦》、《大秦帝國》等頗有氣勢恢宏，詠古頌今，頌揚獨裁，乃深合主子旨意。

籍貫秦地的習近平似乎比毛澤東更領悟大秦遺風，他也有著構建大一統政治的強烈欲求，冒進浮誇，圖大貪功，舉凡黨、政、軍、財、經、文、教、農、工、商等各界各行，都得讓習來獨攬一身、定於一尊，還妄想對外擴張，天下一統。毛時代流行詞：“全國一盤棋”，如今又翻舊出新而熱炒，以“一言堂”淩駕天下，特別用於上海的抗疫。

中國人骨子裏有“天人合一”，混沌一氣的原始思維和巫術，這集體無意識天然地被大一統政治統攝，進而主導了亞細亞生產方式，在古代，它有利於治理水患、開挖運河、修建長城、建造皇宮等大型項目。在當今，有利於以舉國之力操辦上海防控。在思想意識高度，可以塑造全民的遵命、服從、聽話，即奴性，這恰是習近平的“不忘使命”：“凝聚全民抗疫的強大共識”。

在大一統政治如火如荼的文革期間，誇張而高調的道義目的論籠罩住中國大地上的各項各業，如有“農業以糧為綱、工業以鋼為綱。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於是到處呈現“一刀切”現象，凡是與“綱”不合之事，全得讓步，退避。

今天上海的抗疫正是一刀切做法：為了抗疫的宏偉大業，其他事情全都算不得“事情”，那怕是危機人生命的要事。再如，“同層密接隔離政策”，一人得陽整樓隔離，幾人得陽整區封閉。搞得：簡單直接粗暴，次生災害不斷，雞飛狗跳，人心惶惶。

 

• 外儒內法，臉麵爭光

 

習近平頗想搞《厲害了，我的國》，可看出習的“初心”中有“大秦”情愫，但不唯此。習熟知亡秦之故，暴秦之害，了解《過秦論》，於是就看重《荀子》思想，希望借鑒儒家思想補救暴秦之偏，但這隻是延續了曆史上慣行的“外儒內法”傳統，毫無創意。

以現代人的目光審視，法家思想並非全都是負麵的，糟糕的。譬如，法家的政治思想有“緣法而治”、“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法不阿貴，繩不撓曲”、“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等——貫徹一條法治平等的路線。

秦之後曆代皇朝，形成傳統的官方和上層社會的意識形態是儒家思想，儒家在治國綱要上對法家進行修正，改變其嚴刑律法、冷酷無情、對人性的踐踏，而用溫情脈脈的道德麵紗來遮蓋人心自私之惡。然而儒家的溫情脈脈卻是斷然排斥法家的平等觀，十分講究等級秩序的排位：“尊尊、親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樣導致另一種人性醜惡的釋放。

無論是法家抑或儒家，都嚴重匱乏精神超越性，使得中國人滑落到小人德性的急切功利性，熱衷於超近距離的貼身肉搏，這突出表現為儒家的“麵子文化”，即等級競爭。

今天，習近平把上海抗疫重重地押寶在他的麵子上：看吧，環顧世界，唯有我習某才能夠做到新冠病毒“清零”，豐功偉業啊；溥天之下，皆我臣屬；溥天之下，盡表忠心！

開啟小人心境：這就是習近平的“初心、使命”不可告人的真正用意所在！清零政策來自權力最高層，而下層執行者在習某巫祝之辭誘導下，層層加碼，步步緊逼，使防疫措施變得越來越嚴苛，越來越不通人情，越來越背離常識，卻迎來了中國式“麵子”大豐收！    

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今天，活躍在上海街頭的“大白”誌願者，大多來自社會底層，他們深知等級社會的底層生活之艱辛、悲愴、卑賤、滄桑，受欺受壓，吃苦甚多，在心坎中積滿了多多的怨恨，為此張公百忍，隻是期盼著猴年馬月有個身份升遷，從此羊與狼的位置對調，角色得以變換，從此終於有了發泄的口子和對象，就如二十年媳婦熬成婆婆那樣。今天好機會來了，讓底層誌願者們身披白大褂，臂佩紅袖章，頓時獲得了權力，身價躥升！於是人們就見到了大白們在上海街頭的變本加厲，肆無忌憚。

更是有不少大白門來自外省市的農村地區，他們往往有著毛澤東情結，相信毛澤東的詛咒語“農村包圍城市”，內心對待上海，這個以魔都著稱的城市有著較深的嫉恨，於是今天找到了發泄口子，爭當“南京路上好八連”，侮辱上海人一番，五十步笑百步，好不痛快啊！

上海本地市民，生存在全民抗疫的如此高壓境遇，顯得勢單力孤，不得不進行一場忍耐之心的大考驗。雖說是有海派氣質，但是多年來在習氏毛左政治侵染下，上海人漸漸變得麻木起來，中國傳統習性在增強，一個“忍”字當頭，懂得“看三勢”，學會“拎得清”，不做“填刀頭”，好漢不吃眼前虧，識時務者為俊傑，好死不如賴活著——與內地的庸眾一樣，都是媳婦受熬的心態——如此則喪失了做人的真誠性和崇高性。

 

                                                    施衛江

寫於 美國紐約

2022年5月26日上海抗疫為何如此狂暴？

 

最近，上海人民沉浸在“靜態管理、動態清零”的極度悲憤中，二個月來的抗疫，上海居民要麽封閉在家裏，要麽隔離在方艙，要麽入住醫院，最慘的是一些外地來滬的農民工、送貨員和運輸汽車司機，隻得睡眠在大街上、橋孔下、卡車裏，還不得行走出受封圍欄，還得不到足夠食物。不管呆在城市哪個角落，是富人或窮人，是教授還是乞丐，人人自危，生活無序，商店關門，藥品斷供，生存所需的基本食品、日用品都要靠手機上操作去“搶”，凡是不會手機操作就隻能等死，非新冠病毒引起的疾病都不算是“病”，假如某個病人不能出示有效核酸測試陰性證明，病人均得不到及時救治，更惡劣的措施是，要裝配鐵網在管控區的每一棟民宅樓的大門口，予以嚴加防範管製，防市民如防盜賊！“大白”警察容許隨意闖進市民家中搞“執法”，市民蒙受盡多的不幸和災難可就是不容許公開自由發聲喊冤！

嗚呼！號稱“國家主人”的上海市民，本是代表中國最具先進生產力的一族群體，理應充分釋放出上海市民的聰明才幹去搞建設，然而在黨中央的“清零”政策強製下，海派靈性竟然大肆遭受踐踏，人格尊嚴被貶至不及囚徒的卑下，被準許的行動自由還不如圈養的禽畜。哀哉！上海市民的生存境況是多麽孤苦伶仃無助，上海市民的精神抑鬱是何等淒淒慘慘戚戚。

由中央政府主導的抗疫“清零”，為什麽要對上海人民動用如此的粗暴、野蠻、獸性、瘋狂？這在西方自由世界看來，簡直太不可思議了！根源究竟是什麽呢？

 

（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發生在上海的抗疫狂暴當然不是海派文化傳承的特質，而是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親自部署指揮、密集指示批示”來進行，這位總書記宣稱：“我們的防控方針是由黨的性質和宗旨決定的”，“從黨的性質宗旨認識疫情防控方針”，當然不是飛來之石，而是經有悠久曆史的中國傳統孵化而成，它僵硬地主宰著當今中國政治的一切。欲懂得這場清零抗疫的真實意圖，須深入了解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須了解中國的民風民俗，尤其是陝北地區。

近年來，習近平嫻熟地運用他的政治手腕使大權獨攬，業已形成“九鼎之尊”局麵，且有越演越烈之勢，在其統治下的社會官僚機器不斷強化威權形式，這使得後者形式的高度威權化又促進了前者的獨裁，而前者專斷橫行又反哺後者，兩者互為反饋，攜手共進，就此全民奴性且增強不少——此即如德國學者齊美爾所講的社會學中“相互作用”的形式，對於這種“形式”的具體表達，深得魯迅精神之魂的北京大學中文係教授錢理群曾經論述道：“在一個專製統治下價值封閉的體係內，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是處在同一個價值點上的交流與反饋”（大意如此）。

可想而知，當今中國的政治形態正是走在全麵複辟傳統封建腐朽製度的路上。專製政治乃乾綱獨斷、定於一尊，且說今日中國之專製暴虐，極大地來自最高統治者的德性，習近平妄圖複辟文革，大開曆史倒車，朝思暮想他的皇帝迷夢，再造新時代的秦始皇、毛澤東。

    由此，習近平打造的強專製主義為他的暴政鋪設了平坦大道，布置於“全國一盤棋”格局下，海派上海市民深深感受到文革高潮時的毛式家天下：朕即真理，朕即國家。今天，統帥一聲令，三軍風雷動，酷政促奴性，令箭催遵命，從廟堂衙門，抵基層庸眾，政令一路暢行，貫徹無阻。

以習近平的“家天下”框架來看，上海的抗疫特別需要展示“中國共產黨所具有的無比堅強的領導力，是風雨來襲時中國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要展示中共統治下的製度“優越性”和“合法性”，更確切地說，還需要充分展示習近平總書記的“英明、偉大”形象，為他的正式“登基”皇座打基礎。構建如此之宏大敘事，習家中央政府定義了新冠病毒的抗疫是一場“人民戰爭”，全黨全民統一步調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部署”來進行的，這位總書記一再強調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堅持動態清零總方針不猶豫不動搖”，“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要把抗疫當作“為人民服務”。

以現代性的倫理學來論述，“人民”是個宏大敘事，是形而上之“大魅”，在以“人民”的名義大肆鼓噪、渲染之下，若開啟“幽暗之門”，可以發現，這隻是一塊“超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的招牌，其投射出的真實價值意向往往是希冀反饋回報給投射者自己，即小人心眼、小人心境的“自我、本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乃罪惡之淵藪，其鄙陋卑下、猥瑣不堪！

魯迅先生早就發現，中國的儒家典籍中充滿了“仁者愛人”之語，但是魯迅卻揭穿了其“瞞和騙”，其實質就是“以理殺人”！

今天的上海，把“人民”當作“綱領”來處置具體的全民抗疫，就意味著其餘事情全得靠邊讓路，抗疫以外的事情全都隻是與個人利益掛鉤而已，都是掛靠不上“人民”這個宏偉大宗旨，“人民”這個抽象綱領既然被強化得如此之高大上、偉光正，乃綱舉目張，和尚打傘，為所欲為、不擇手段！

 

（二）“不忘初心，牢記使命”

 

“初心”是習近平執政時代十分時髦的政治詞匯，既然被張揚得如此之“時髦”，它必定隱含有欺騙性！它試圖讓人民感受習的“青春故事”，聆聽他的“梁家河插隊的經曆”，規訓人民的情操，是一項典型的“洗腦工程”。

眾所周知，習近平在福建、浙江和上海三地工作過，已經獲得相當多的東南沿海地區工作的經驗，這些地區比起北方內地來具有相對較高的改革開放性，經濟結構大多是外向型，經濟水平也相應較高，治理較為先進。按照常規思路，要想當上一個大國有作為的主政者，其精神領域的價值觀訴求，本來應該引導國民走上現代化之路，深化改革，大大發揚沿海地區的先進經驗和業績成就，使融合到全球化的經濟圈中，學習西方發達的市場經濟和人文精神，求得國家發展踏上新台階。然而習近平卻不張揚他在沿海地區的經曆，反而大大弘揚在北方落後農村的生活感受、工作經曆——這就值得正義的人們去警惕和深思了。

與毛澤東一樣，習近平自身的秉性就是十分的“土”，在漢語網絡上，不滿的網民將習近平蔑稱為“包子”，意思有“土氣”之意，也就是傳統、愚昧、落後的代名詞。這與《論語》：“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意思相近，懷土就是戀土而安逸，營造個人小天地，即小人德性。我們來看看習近平是如何的“初心”？

“初心”在心理學上可稱為“原型”（榮格：archetypes），習的“原型”有“戀土情結”，顯然相悖於東南沿海地區的現代性精神品質，而在於他不斷吹噓的“土”字而凸出，即“農民情結、三農情懷”，習常稱：“我也是從農村出來的”，“我們這一代人也有這個情結，一定要把我們的老百姓，特別是我們的農民扶一把。”聽聽他的念念有詞“不忘初心”，從“習近平總書記從小就有農村情結”，可推斷習之“戀土”有小人之心：

1.  陝北延安梁家河，習近平插隊在此，據說練就了一套“大學問”，那真是了不得啊！
2. “老家富平曾在習近平迷惘彷徨時給予他溫暖”，陝西省富平縣臨近於曆史上京兆地區，這裏曾經是大一統帝國的中央權力地帶，即有秦、漢、隋、唐四朝大帝國定都於鹹陽、長安，這一家鄉情懷深深地烙印到習近平的人格秉性，使得習內心期盼著大一統政治。
3. 習近平時時要造訪河北省西柏坡，該地是毛派紅色經典的精神發源地，價值連城，非常值得習去流連忘返，就此習想要“弘揚西柏坡精神”。
4. 河北省正定縣，習年輕時候曾工作在此，當時是“農業學大寨”的先進樣板縣，是毛澤東樹立起來的一麵旗幟，同樣是紅色經典，值得去大力追捧，流芳百世。

    作為一個農業人口眾多的大國，農業生產當然需要去關心，農民的利益也當然需要去關心，任何一個具有現代化常識的人，必定知道：農民生活的大幅度改善，必須是由農業現代化來帶動，而農業現代化必須是由工業現代化來帶動，而工業現代化必須是由科技、經濟和製度等的各項現代化來帶動，需要重視精神文明的力量，也就是人的主體性自由的大發揚。然而中國的習某卻是完全的反其道而行之：要論價值觀的定位？什麽的工業、科技、文教、經濟、金融、製度、法治等等的重要發展項目全都擱置在邊上，就是因為這些不含有“初心”，從而全都被當做不重要的思想議題來處理，眼下最最要緊的事情是定位在“農民情結”、“黃土情結”之上：“不忘初心，牢記使命”——老是要把目光盯住在最最落後地區的農民生存價值觀上——這是怎麽樣的心態？怎麽樣的鬼魅心思啊？

人都是有個性的，共產黨執政也如此。理解了習近平的執政個性是那麽的“土裏土氣”，於是懂得：上海抗疫就是充滿習包子特色之土：“鞋子合不合腳，自己穿著才知道。”——紅色經典，土法上馬！   

 

•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方山水有一方風情

 

 共產黨信仰“辯證唯物主義”，其教條說：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確，特定的社會曆史地理環境可以塑造特定的精神氣質。成語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南橘北枳。按辯證法精神，反之亦然，如：彩蝶戀鮮花，蒼蠅叮臭肉；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智者樂水，仁者樂山。說到中國人的“土”，尚有各個地方的各個民風民俗民情，還可細分。

德國學者馬克斯·舍勒的行為學理論認為，能感悟到生活世界的價值和價值秩序的感情是成為行為意欲最深層的基礎部分，而這種感情決定著行為意欲的努力方向。但是舍勒又認為，不能把在一個時代和民族中流行或支配人們價值偏愛的評價係統所具有的“倫理結構”等同於作為價值優先法則的價值本身的客觀秩序。

今天，與西方自由世界一樣，強人習近平也是十分講究“顏色革命”，他將自身個性“土氣”的顏色欽定為中國的“政治正確”，即標準的意識形態，充分施展在上海地方的抗議之中，真實意圖是：以習氏“土氣”淹沒上海“海派”！

那麽究竟怎麽樣評介習包子“土氣”？

第一，純真“紅色基因”，眾所周知，習近平是在紅朝中國、紅色地域、紅色家庭、紅色時代、紅色圈子裏混出來的紅色土特產，紅色元素特濃，大紅特紅超紅。

現代中國有二大文明係統：黃色和藍色。

黃色是內陸型，具有內向封閉性質，其主要的分布地域是在北方的黃土質平原和高原上，其價值資源隻由落後的本土文明來提供（電視劇《河殤》的觀點）。

紅色文明是外來的馬列寧主義與中國本土的黃色文明相結合的產物，被綜合成“毛澤東思想路線”，具有革命的實踐性，但是主要根基還是黃色文明。

    藍色是海洋型，外向開放性質，最初地域分布在東南沿海一帶，隨之改革開放的深化，逐漸擴展至中國的大南方，它是本土文明與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結合的產物。

今天的國情是，北方黃土文明區域經濟全麵落後、蕭條，而南方藍色文明區域市場經濟發展良好，經濟指標高漲。如此經濟地理格局意味著中共統治機器的精神資源麵臨危機，這讓習近平深深不安，習某感受到來自於藍色文明對於紅色政權的威脅：資產階級市民的個體性、獨立性和自由意識在增長，他們不會如黃土地上農民幹活那樣的聽話、遵命和馴服。

遙想1949年3月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正式提出定都北平市的決議，當時的國情正如毛澤東所講：“蔣介石的國都在南京，他的基礎是江浙資本家。我們要把國都建在北平，我們也要在北平找到我們的基礎，這就是工人階級和廣大的勞動群眾。”這講話顯示了：南京的城市精神是藍色，而北平市則是黃色，紅色政權的根基需要由黃色文明來支撐、扶助，才會獲得穩定、可靠。

從前，毛澤東必定熟知曆史典故：“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對藍色文明懷有恐懼：“港台一帶，饕蚊尚多，西方世界，饕蚊成陣。”因此對待曾經位置楚地、而後深藍色的申城上海，毛澤東作指示：要采取“農村包圍城市”戰略。為此，上海外灘海關鍾樓上的大鍾報時，要以深黃色的陝北民歌樂調《東方紅》來進行，使之標誌為城市“主旋律”。要發揚“好八連”榮光，讓他們來到魔都南京路上當“哨兵”，以鎮住充滿資產階級邪念的“霓虹燈”，要加強“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全麵專政”，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今天，習近平憂心忡忡：紅色文明賴以存在基礎的黃色文明正日益蛻化墮落！為此決心拯救，在上海執行“靜態管理、動態清零”，實為一場魔鬼訓練，以鞏固紅色政權的！

 

• 粗人的痞氣，流寇的匪氣

 

紅朝中國首長級高幹的紅二代、紅三代多的是，譬如有劉少奇的兒子，陳雲兒子，鄧小平的兒女，胡耀邦的兒子，葉劍英、江澤民的數個兒女等等，在這一群體裏相比較，習包子就是顯得很“土氣”，這是為什麽呢？

這就是習近平第二個“土”：痞氣+匪氣，這是黃色文明外圍地帶“邊區”之“土氣”。

習近平讀書差勁是知曉的，然而這在首長級的紅後代中較為少見，盡管習近平時常吹噓讀書很多，還煞有介事地列出一長串讀書單來，頗有“此地無銀三百兩”之意。由於不願讀書、讀不進書，習的頭腦難以裝備積聚人類優秀文明的知識。蘇格拉底雲“知識即美德”，其否命題亦同樣成立。現代學者的認識更為精確，知識與美德之間的正向關聯性是需要建立在高概率基礎上，較有科學的合理性。毛澤東閱讀中國古典經書甚多，但也是痞氣+匪氣很濃厚，毛澤東特別讚賞二位流氓痞子皇帝：劉邦和朱元璋，毛把糟粕當作了精粹。

拉馬克的“用進廢退”可以較好解釋，讀書不好的習近平，喜好炫耀他的四肢發達：“我那個時候扛200斤麥子，十裏山路不換肩。”習對頭腦簡單事項：“新時期上山下鄉工程”、“好兒女誌在四方，有誌者奮鬥無悔”，頗有興趣和熱度，可見一斑。習近平坦承其念茲在茲“農民情結”，可以推斷出他的氣質和秉性，天然地與知識性匱缺的泥腿子、四肢發達者、粗布短衫者融通起來，對待海派氣質的上海人就不會有好感，可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

要深入了解習近平的所作所為，需要了解他的個性和風格，需要了解養育習某其秉性、氣質的地方，考察那裏的風土人情。習近平念念不忘他的“初心”之地，就是年輕時候插隊落戶的革命聖地延安，那裏是紅色大本營，更是“紅太陽升起的地方”。對於習近平來說，陝北延安就是他的紅色乳娘，思想養育之地，“作為一個人民公仆，陝北高原是我的根，因為這裏培養出我不變的信念：要為人民做實事！無論我走到哪裏，永遠都是黃土地的兒子。”習近平回憶說，插隊在梁家河，他“看到了人民群眾的根本，真正理解了老百姓”，“我幾乎從來沒哭過，印象較深的兩次哭都是在陝北。”情深誼長啊！

延安市，坐落在陝西省北部，是遊牧文明與農耕文明交融的邊區地帶，漢民族農民世世代代居住此地的曆史中，頻頻遭受多個遊牧民族和部落的相互殺戮、掠奪和洗劫，身處如此蠻族生態的劫掠，釀造出戎狄民風：痞氣+匪氣，漸漸墮落之，本地農耕地上又孵化出次生代的漢族大盜和流寇，如：王嘉胤、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董福祥等等。

大清皇朝晚期，西方殖民主義勢力進入中國東部沿海，紛紛建立起西方式的先進藍色文明，從此經濟格局和重心轉移，地處西北的陝西省經濟文化大幅衰弱，秦風不再，此衰彼漲，當地土匪、土豪卻猖狂起來，到了民國時期，整個陝北地區的匪患尤其嚴重，那時候國民政府的管控力無法抵達陝北，但這恰好為共產黨武裝力量製造出福音來，留給了共軍以極佳的撒野契機和匪盜空間。臭味相投便稱知己，當毛澤東掛帥的大股共軍（紅軍）萬裏迢迢流竄作案來到陝北時候，如魚得水般找準了自己的落腳地，建立起蘇區。

民諺：窮山惡水出刁民，粗茶淡飯無孑遺。肉腐生蛆，蛆熟產蠅；土劣孵匪，匪頑升寇。流寇是土匪發展的頂峰，流寇之所以十分殘暴凶狠毒辣無恥，那是因為流寇作案多是流竄在異地他鄉：1）幾乎碰不上熟人，於是缺乏道德約束；2）罪案的對象都是與己血緣疏遠，於是下得了狠手；3）流竄作案中不容易被抓捕，於是缺乏法律製裁的威懾感。

民國時期的學者傅斯年，曾經把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美國學者餘英時把毛澤東在山上鬧革命歸類為土匪行徑，中共政府體製內走出來的學者阮銘也將當年盤踞在井岡山和延安，建立蘇區的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具體的匪徒而言尚有匪氣強弱的區分，中共領袖中毛澤東、習近平之流痞氣、匪氣特濃，雖然直接將他們比作為流寇尚不恰當，然則深入去思考精神性的高層次本質，就會發現確有近似之處，如操守低劣，隻顧眼前的歡樂和榮耀，不思長治久安的方針、政策和治理，即不具可持續性發展，缺乏人性，不擇手段，不顧人民死活，更扯淡有什麽超越情懷、尋求來世的永生。

上海執行抗疫大行動，是習某心理投射：“習近平總書記親自部署、親自指揮”，乃“初心不改”，大大地用上“梁家河大學問”，卻是來真的：痞氣加匪氣，勁兒十足！

 

• 秦始皇→毛澤東→習近平

 

這三者思想有著較大的傳承性。中共的建黨、建國都是繼承了中國傳統“外儒內法”的一套專製主義本色，馬克思主義成分並不多，如“緊密團結在以某某某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就是中共執政文化的萬能公式，其“春秋大義”足令執政者癡迷不已。

中國政治延續了千年的專製主義，其要數秦始皇的大一統治理格局最具開創、暴虐和傳承，其遺產深深地烙印在中華民族的政治文化基因上。《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今皇帝並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傳承至後世，中共統治者毛澤東、習近平極為崇拜、讚賞，毛澤東自稱：“馬克思加秦始皇”，自比“秦皇、漢武”。習近平是粗人，缺文秀，但配有禦用導演張藝謀來代言，原籍秦地的張藝謀以其電影作品的大氣磅礴著稱，如《英雄》、《大秦賦》、《大秦帝國》等頗有氣勢恢宏，詠古頌今，頌揚獨裁，乃深合主子旨意。

籍貫秦地的習近平似乎比毛澤東更領悟大秦遺風，他也有著構建大一統政治的強烈欲求，冒進浮誇，圖大貪功，舉凡黨、政、軍、財、經、文、教、農、工、商等各界各行，都得讓習來獨攬一身、定於一尊，還妄想對外擴張，天下一統。毛時代流行詞：“全國一盤棋”，如今又翻舊出新而熱炒，以“一言堂”淩駕天下，特別用於上海的抗疫。

中國人骨子裏有“天人合一”，混沌一氣的原始思維和巫術，這集體無意識天然地被大一統政治統攝，進而主導了亞細亞生產方式，在古代，它有利於治理水患、開挖運河、修建長城、建造皇宮等大型項目。在當今，有利於以舉國之力操辦上海防控。在思想意識高度，可以塑造全民的遵命、服從、聽話，即奴性，這恰是習近平的“不忘使命”：“凝聚全民抗疫的強大共識”。

在大一統政治如火如荼的文革期間，誇張而高調的道義目的論籠罩住中國大地上的各項各業，如有“農業以糧為綱、工業以鋼為綱。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於是到處呈現“一刀切”現象，凡是與“綱”不合之事，全得讓步，退避。

今天上海的抗疫正是一刀切做法：為了抗疫的宏偉大業，其他事情全都算不得“事情”，那怕是危機人生命的要事。再如，“同層密接隔離政策”，一人得陽整樓隔離，幾人得陽整區封閉。搞得：簡單直接粗暴，次生災害不斷，雞飛狗跳，人心惶惶。

 

• 外儒內法，臉麵爭光

 

習近平頗想搞《厲害了，我的國》，可看出習的“初心”中有“大秦”情愫，但不唯此。習熟知亡秦之故，暴秦之害，了解《過秦論》，於是就看重《荀子》思想，希望借鑒儒家思想補救暴秦之偏，但這隻是延續了曆史上慣行的“外儒內法”傳統，毫無創意。

以現代人的目光審視，法家思想並非全都是負麵的，糟糕的。譬如，法家的政治思想有“緣法而治”、“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法不阿貴，繩不撓曲”、“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等——貫徹一條法治平等的路線。

秦之後曆代皇朝，形成傳統的官方和上層社會的意識形態是儒家思想，儒家在治國綱要上對法家進行修正，改變其嚴刑律法、冷酷無情、對人性的踐踏，而用溫情脈脈的道德麵紗來遮蓋人心自私之惡。然而儒家的溫情脈脈卻是斷然排斥法家的平等觀，十分講究等級秩序的排位：“尊尊、親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樣導致另一種人性醜惡的釋放。

無論是法家抑或儒家，都嚴重匱乏精神超越性，使得中國人滑落到小人德性的急切功利性，熱衷於超近距離的貼身肉搏，這突出表現為儒家的“麵子文化”，即等級競爭。

今天，習近平把上海抗疫重重地押寶在他的麵子上：看吧，環顧世界，唯有我習某才能夠做到新冠病毒“清零”，豐功偉業啊；溥天之下，皆我臣屬；溥天之下，盡表忠心！

開啟小人心境：這就是習近平的“初心、使命”不可告人的真正用意所在！清零政策來自權力最高層，而下層執行者在習某巫祝之辭誘導下，層層加碼，步步緊逼，使防疫措施變得越來越嚴苛，越來越不通人情，越來越背離常識，卻迎來了中國式“麵子”大豐收！    

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今天，活躍在上海街頭的“大白”誌願者，大多來自社會底層，他們深知等級社會的底層生活之艱辛、悲愴、卑賤、滄桑，受欺受壓，吃苦甚多，在心坎中積滿了多多的怨恨，為此張公百忍，隻是期盼著猴年馬月有個身份升遷，從此羊與狼的位置對調，角色得以變換，從此終於有了發泄的口子和對象，就如二十年媳婦熬成婆婆那樣。今天好機會來了，讓底層誌願者們身披白大褂，臂佩紅袖章，頓時獲得了權力，身價躥升！於是人們就見到了大白們在上海街頭的變本加厲，肆無忌憚。

更是有不少大白門來自外省市的農村地區，他們往往有著毛澤東情結，相信毛澤東的詛咒語“農村包圍城市”，內心對待上海，這個以魔都著稱的城市有著較深的嫉恨，於是今天找到了發泄口子，爭當“南京路上好八連”，侮辱上海人一番，五十步笑百步，好不痛快啊！

上海本地市民，生存在全民抗疫的如此高壓境遇，顯得勢單力孤，不得不進行一場忍耐之心的大考驗。雖說是有海派氣質，但是多年來在習氏毛左政治侵染下，上海人漸漸變得麻木起來，中國傳統習性在增強，一個“忍”字當頭，懂得“看三勢”，學會“拎得清”，不做“填刀頭”，好漢不吃眼前虧，識時務者為俊傑，好死不如賴活著——與內地的庸眾一樣，都是媳婦受熬的心態——如此則喪失了做人的真誠性和崇高性。

 

                                                    施衛江

寫於 美國紐約

2022年5月26日上海抗疫為何如此狂暴？

 

最近，上海人民沉浸在“靜態管理、動態清零”的極度悲憤中，二個月來的抗疫，上海居民要麽封閉在家裏，要麽隔離在方艙，要麽入住醫院，最慘的是一些外地來滬的農民工、送貨員和運輸汽車司機，隻得睡眠在大街上、橋孔下、卡車裏，還不得行走出受封圍欄，還得不到足夠食物。不管呆在城市哪個角落，是富人或窮人，是教授還是乞丐，人人自危，生活無序，商店關門，藥品斷供，生存所需的基本食品、日用品都要靠手機上操作去“搶”，凡是不會手機操作就隻能等死，非新冠病毒引起的疾病都不算是“病”，假如某個病人不能出示有效核酸測試陰性證明，病人均得不到及時救治，更惡劣的措施是，要裝配鐵網在管控區的每一棟民宅樓的大門口，予以嚴加防範管製，防市民如防盜賊！“大白”警察容許隨意闖進市民家中搞“執法”，市民蒙受盡多的不幸和災難可就是不容許公開自由發聲喊冤！

嗚呼！號稱“國家主人”的上海市民，本是代表中國最具先進生產力的一族群體，理應充分釋放出上海市民的聰明才幹去搞建設，然而在黨中央的“清零”政策強製下，海派靈性竟然大肆遭受踐踏，人格尊嚴被貶至不及囚徒的卑下，被準許的行動自由還不如圈養的禽畜。哀哉！上海市民的生存境況是多麽孤苦伶仃無助，上海市民的精神抑鬱是何等淒淒慘慘戚戚。

由中央政府主導的抗疫“清零”，為什麽要對上海人民動用如此的粗暴、野蠻、獸性、瘋狂？這在西方自由世界看來，簡直太不可思議了！根源究竟是什麽呢？

 

（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發生在上海的抗疫狂暴當然不是海派文化傳承的特質，而是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親自部署指揮、密集指示批示”來進行，這位總書記宣稱：“我們的防控方針是由黨的性質和宗旨決定的”，“從黨的性質宗旨認識疫情防控方針”，當然不是飛來之石，而是經有悠久曆史的中國傳統孵化而成，它僵硬地主宰著當今中國政治的一切。欲懂得這場清零抗疫的真實意圖，須深入了解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須了解中國的民風民俗，尤其是陝北地區。

近年來，習近平嫻熟地運用他的政治手腕使大權獨攬，業已形成“九鼎之尊”局麵，且有越演越烈之勢，在其統治下的社會官僚機器不斷強化威權形式，這使得後者形式的高度威權化又促進了前者的獨裁，而前者專斷橫行又反哺後者，兩者互為反饋，攜手共進，就此全民奴性且增強不少——此即如德國學者齊美爾所講的社會學中“相互作用”的形式，對於這種“形式”的具體表達，深得魯迅精神之魂的北京大學中文係教授錢理群曾經論述道：“在一個專製統治下價值封閉的體係內，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是處在同一個價值點上的交流與反饋”（大意如此）。

可想而知，當今中國的政治形態正是走在全麵複辟傳統封建腐朽製度的路上。專製政治乃乾綱獨斷、定於一尊，且說今日中國之專製暴虐，極大地來自最高統治者的德性，習近平妄圖複辟文革，大開曆史倒車，朝思暮想他的皇帝迷夢，再造新時代的秦始皇、毛澤東。

    由此，習近平打造的強專製主義為他的暴政鋪設了平坦大道，布置於“全國一盤棋”格局下，海派上海市民深深感受到文革高潮時的毛式家天下：朕即真理，朕即國家。今天，統帥一聲令，三軍風雷動，酷政促奴性，令箭催遵命，從廟堂衙門，抵基層庸眾，政令一路暢行，貫徹無阻。

以習近平的“家天下”框架來看，上海的抗疫特別需要展示“中國共產黨所具有的無比堅強的領導力，是風雨來襲時中國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要展示中共統治下的製度“優越性”和“合法性”，更確切地說，還需要充分展示習近平總書記的“英明、偉大”形象，為他的正式“登基”皇座打基礎。構建如此之宏大敘事，習家中央政府定義了新冠病毒的抗疫是一場“人民戰爭”，全黨全民統一步調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部署”來進行的，這位總書記一再強調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堅持動態清零總方針不猶豫不動搖”，“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要把抗疫當作“為人民服務”。

以現代性的倫理學來論述，“人民”是個宏大敘事，是形而上之“大魅”，在以“人民”的名義大肆鼓噪、渲染之下，若開啟“幽暗之門”，可以發現，這隻是一塊“超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的招牌，其投射出的真實價值意向往往是希冀反饋回報給投射者自己，即小人心眼、小人心境的“自我、本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乃罪惡之淵藪，其鄙陋卑下、猥瑣不堪！

魯迅先生早就發現，中國的儒家典籍中充滿了“仁者愛人”之語，但是魯迅卻揭穿了其“瞞和騙”，其實質就是“以理殺人”！

今天的上海，把“人民”當作“綱領”來處置具體的全民抗疫，就意味著其餘事情全得靠邊讓路，抗疫以外的事情全都隻是與個人利益掛鉤而已，都是掛靠不上“人民”這個宏偉大宗旨，“人民”這個抽象綱領既然被強化得如此之高大上、偉光正，乃綱舉目張，和尚打傘，為所欲為、不擇手段！

 

（二）“不忘初心，牢記使命”

 

“初心”是習近平執政時代十分時髦的政治詞匯，既然被張揚得如此之“時髦”，它必定隱含有欺騙性！它試圖讓人民感受習的“青春故事”，聆聽他的“梁家河插隊的經曆”，規訓人民的情操，是一項典型的“洗腦工程”。

眾所周知，習近平在福建、浙江和上海三地工作過，已經獲得相當多的東南沿海地區工作的經驗，這些地區比起北方內地來具有相對較高的改革開放性，經濟結構大多是外向型，經濟水平也相應較高，治理較為先進。按照常規思路，要想當上一個大國有作為的主政者，其精神領域的價值觀訴求，本來應該引導國民走上現代化之路，深化改革，大大發揚沿海地區的先進經驗和業績成就，使融合到全球化的經濟圈中，學習西方發達的市場經濟和人文精神，求得國家發展踏上新台階。然而習近平卻不張揚他在沿海地區的經曆，反而大大弘揚在北方落後農村的生活感受、工作經曆——這就值得正義的人們去警惕和深思了。

與毛澤東一樣，習近平自身的秉性就是十分的“土”，在漢語網絡上，不滿的網民將習近平蔑稱為“包子”，意思有“土氣”之意，也就是傳統、愚昧、落後的代名詞。這與《論語》：“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意思相近，懷土就是戀土而安逸，營造個人小天地，即小人德性。我們來看看習近平是如何的“初心”？

“初心”在心理學上可稱為“原型”（榮格：archetypes），習的“原型”有“戀土情結”，顯然相悖於東南沿海地區的現代性精神品質，而在於他不斷吹噓的“土”字而凸出，即“農民情結、三農情懷”，習常稱：“我也是從農村出來的”，“我們這一代人也有這個情結，一定要把我們的老百姓，特別是我們的農民扶一把。”聽聽他的念念有詞“不忘初心”，從“習近平總書記從小就有農村情結”，可推斷習之“戀土”有小人之心：

1.  陝北延安梁家河，習近平插隊在此，據說練就了一套“大學問”，那真是了不得啊！
2. “老家富平曾在習近平迷惘彷徨時給予他溫暖”，陝西省富平縣臨近於曆史上京兆地區，這裏曾經是大一統帝國的中央權力地帶，即有秦、漢、隋、唐四朝大帝國定都於鹹陽、長安，這一家鄉情懷深深地烙印到習近平的人格秉性，使得習內心期盼著大一統政治。
3. 習近平時時要造訪河北省西柏坡，該地是毛派紅色經典的精神發源地，價值連城，非常值得習去流連忘返，就此習想要“弘揚西柏坡精神”。
4. 河北省正定縣，習年輕時候曾工作在此，當時是“農業學大寨”的先進樣板縣，是毛澤東樹立起來的一麵旗幟，同樣是紅色經典，值得去大力追捧，流芳百世。

    作為一個農業人口眾多的大國，農業生產當然需要去關心，農民的利益也當然需要去關心，任何一個具有現代化常識的人，必定知道：農民生活的大幅度改善，必須是由農業現代化來帶動，而農業現代化必須是由工業現代化來帶動，而工業現代化必須是由科技、經濟和製度等的各項現代化來帶動，需要重視精神文明的力量，也就是人的主體性自由的大發揚。然而中國的習某卻是完全的反其道而行之：要論價值觀的定位？什麽的工業、科技、文教、經濟、金融、製度、法治等等的重要發展項目全都擱置在邊上，就是因為這些不含有“初心”，從而全都被當做不重要的思想議題來處理，眼下最最要緊的事情是定位在“農民情結”、“黃土情結”之上：“不忘初心，牢記使命”——老是要把目光盯住在最最落後地區的農民生存價值觀上——這是怎麽樣的心態？怎麽樣的鬼魅心思啊？

人都是有個性的，共產黨執政也如此。理解了習近平的執政個性是那麽的“土裏土氣”，於是懂得：上海抗疫就是充滿習包子特色之土：“鞋子合不合腳，自己穿著才知道。”——紅色經典，土法上馬！   

 

•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方山水有一方風情

 

 共產黨信仰“辯證唯物主義”，其教條說：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確，特定的社會曆史地理環境可以塑造特定的精神氣質。成語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南橘北枳。按辯證法精神，反之亦然，如：彩蝶戀鮮花，蒼蠅叮臭肉；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智者樂水，仁者樂山。說到中國人的“土”，尚有各個地方的各個民風民俗民情，還可細分。

德國學者馬克斯·舍勒的行為學理論認為，能感悟到生活世界的價值和價值秩序的感情是成為行為意欲最深層的基礎部分，而這種感情決定著行為意欲的努力方向。但是舍勒又認為，不能把在一個時代和民族中流行或支配人們價值偏愛的評價係統所具有的“倫理結構”等同於作為價值優先法則的價值本身的客觀秩序。

今天，與西方自由世界一樣，強人習近平也是十分講究“顏色革命”，他將自身個性“土氣”的顏色欽定為中國的“政治正確”，即標準的意識形態，充分施展在上海地方的抗議之中，真實意圖是：以習氏“土氣”淹沒上海“海派”！

那麽究竟怎麽樣評介習包子“土氣”？

第一，純真“紅色基因”，眾所周知，習近平是在紅朝中國、紅色地域、紅色家庭、紅色時代、紅色圈子裏混出來的紅色土特產，紅色元素特濃，大紅特紅超紅。

現代中國有二大文明係統：黃色和藍色。

黃色是內陸型，具有內向封閉性質，其主要的分布地域是在北方的黃土質平原和高原上，其價值資源隻由落後的本土文明來提供（電視劇《河殤》的觀點）。

紅色文明是外來的馬列寧主義與中國本土的黃色文明相結合的產物，被綜合成“毛澤東思想路線”，具有革命的實踐性，但是主要根基還是黃色文明。

    藍色是海洋型，外向開放性質，最初地域分布在東南沿海一帶，隨之改革開放的深化，逐漸擴展至中國的大南方，它是本土文明與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結合的產物。

今天的國情是，北方黃土文明區域經濟全麵落後、蕭條，而南方藍色文明區域市場經濟發展良好，經濟指標高漲。如此經濟地理格局意味著中共統治機器的精神資源麵臨危機，這讓習近平深深不安，習某感受到來自於藍色文明對於紅色政權的威脅：資產階級市民的個體性、獨立性和自由意識在增長，他們不會如黃土地上農民幹活那樣的聽話、遵命和馴服。

遙想1949年3月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正式提出定都北平市的決議，當時的國情正如毛澤東所講：“蔣介石的國都在南京，他的基礎是江浙資本家。我們要把國都建在北平，我們也要在北平找到我們的基礎，這就是工人階級和廣大的勞動群眾。”這講話顯示了：南京的城市精神是藍色，而北平市則是黃色，紅色政權的根基需要由黃色文明來支撐、扶助，才會獲得穩定、可靠。

從前，毛澤東必定熟知曆史典故：“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對藍色文明懷有恐懼：“港台一帶，饕蚊尚多，西方世界，饕蚊成陣。”因此對待曾經位置楚地、而後深藍色的申城上海，毛澤東作指示：要采取“農村包圍城市”戰略。為此，上海外灘海關鍾樓上的大鍾報時，要以深黃色的陝北民歌樂調《東方紅》來進行，使之標誌為城市“主旋律”。要發揚“好八連”榮光，讓他們來到魔都南京路上當“哨兵”，以鎮住充滿資產階級邪念的“霓虹燈”，要加強“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全麵專政”，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今天，習近平憂心忡忡：紅色文明賴以存在基礎的黃色文明正日益蛻化墮落！為此決心拯救，在上海執行“靜態管理、動態清零”，實為一場魔鬼訓練，以鞏固紅色政權的！

 

• 粗人的痞氣，流寇的匪氣

 

紅朝中國首長級高幹的紅二代、紅三代多的是，譬如有劉少奇的兒子，陳雲兒子，鄧小平的兒女，胡耀邦的兒子，葉劍英、江澤民的數個兒女等等，在這一群體裏相比較，習包子就是顯得很“土氣”，這是為什麽呢？

這就是習近平第二個“土”：痞氣+匪氣，這是黃色文明外圍地帶“邊區”之“土氣”。

習近平讀書差勁是知曉的，然而這在首長級的紅後代中較為少見，盡管習近平時常吹噓讀書很多，還煞有介事地列出一長串讀書單來，頗有“此地無銀三百兩”之意。由於不願讀書、讀不進書，習的頭腦難以裝備積聚人類優秀文明的知識。蘇格拉底雲“知識即美德”，其否命題亦同樣成立。現代學者的認識更為精確，知識與美德之間的正向關聯性是需要建立在高概率基礎上，較有科學的合理性。毛澤東閱讀中國古典經書甚多，但也是痞氣+匪氣很濃厚，毛澤東特別讚賞二位流氓痞子皇帝：劉邦和朱元璋，毛把糟粕當作了精粹。

拉馬克的“用進廢退”可以較好解釋，讀書不好的習近平，喜好炫耀他的四肢發達：“我那個時候扛200斤麥子，十裏山路不換肩。”習對頭腦簡單事項：“新時期上山下鄉工程”、“好兒女誌在四方，有誌者奮鬥無悔”，頗有興趣和熱度，可見一斑。習近平坦承其念茲在茲“農民情結”，可以推斷出他的氣質和秉性，天然地與知識性匱缺的泥腿子、四肢發達者、粗布短衫者融通起來，對待海派氣質的上海人就不會有好感，可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

要深入了解習近平的所作所為，需要了解他的個性和風格，需要了解養育習某其秉性、氣質的地方，考察那裏的風土人情。習近平念念不忘他的“初心”之地，就是年輕時候插隊落戶的革命聖地延安，那裏是紅色大本營，更是“紅太陽升起的地方”。對於習近平來說，陝北延安就是他的紅色乳娘，思想養育之地，“作為一個人民公仆，陝北高原是我的根，因為這裏培養出我不變的信念：要為人民做實事！無論我走到哪裏，永遠都是黃土地的兒子。”習近平回憶說，插隊在梁家河，他“看到了人民群眾的根本，真正理解了老百姓”，“我幾乎從來沒哭過，印象較深的兩次哭都是在陝北。”情深誼長啊！

延安市，坐落在陝西省北部，是遊牧文明與農耕文明交融的邊區地帶，漢民族農民世世代代居住此地的曆史中，頻頻遭受多個遊牧民族和部落的相互殺戮、掠奪和洗劫，身處如此蠻族生態的劫掠，釀造出戎狄民風：痞氣+匪氣，漸漸墮落之，本地農耕地上又孵化出次生代的漢族大盜和流寇，如：王嘉胤、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董福祥等等。

大清皇朝晚期，西方殖民主義勢力進入中國東部沿海，紛紛建立起西方式的先進藍色文明，從此經濟格局和重心轉移，地處西北的陝西省經濟文化大幅衰弱，秦風不再，此衰彼漲，當地土匪、土豪卻猖狂起來，到了民國時期，整個陝北地區的匪患尤其嚴重，那時候國民政府的管控力無法抵達陝北，但這恰好為共產黨武裝力量製造出福音來，留給了共軍以極佳的撒野契機和匪盜空間。臭味相投便稱知己，當毛澤東掛帥的大股共軍（紅軍）萬裏迢迢流竄作案來到陝北時候，如魚得水般找準了自己的落腳地，建立起蘇區。

民諺：窮山惡水出刁民，粗茶淡飯無孑遺。肉腐生蛆，蛆熟產蠅；土劣孵匪，匪頑升寇。流寇是土匪發展的頂峰，流寇之所以十分殘暴凶狠毒辣無恥，那是因為流寇作案多是流竄在異地他鄉：1）幾乎碰不上熟人，於是缺乏道德約束；2）罪案的對象都是與己血緣疏遠，於是下得了狠手；3）流竄作案中不容易被抓捕，於是缺乏法律製裁的威懾感。

民國時期的學者傅斯年，曾經把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美國學者餘英時把毛澤東在山上鬧革命歸類為土匪行徑，中共政府體製內走出來的學者阮銘也將當年盤踞在井岡山和延安，建立蘇區的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具體的匪徒而言尚有匪氣強弱的區分，中共領袖中毛澤東、習近平之流痞氣、匪氣特濃，雖然直接將他們比作為流寇尚不恰當，然則深入去思考精神性的高層次本質，就會發現確有近似之處，如操守低劣，隻顧眼前的歡樂和榮耀，不思長治久安的方針、政策和治理，即不具可持續性發展，缺乏人性，不擇手段，不顧人民死活，更扯淡有什麽超越情懷、尋求來世的永生。

上海執行抗疫大行動，是習某心理投射：“習近平總書記親自部署、親自指揮”，乃“初心不改”，大大地用上“梁家河大學問”，卻是來真的：痞氣加匪氣，勁兒十足！

 

• 秦始皇→毛澤東→習近平

 

這三者思想有著較大的傳承性。中共的建黨、建國都是繼承了中國傳統“外儒內法”的一套專製主義本色，馬克思主義成分並不多，如“緊密團結在以某某某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就是中共執政文化的萬能公式，其“春秋大義”足令執政者癡迷不已。

中國政治延續了千年的專製主義，其要數秦始皇的大一統治理格局最具開創、暴虐和傳承，其遺產深深地烙印在中華民族的政治文化基因上。《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今皇帝並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傳承至後世，中共統治者毛澤東、習近平極為崇拜、讚賞，毛澤東自稱：“馬克思加秦始皇”，自比“秦皇、漢武”。習近平是粗人，缺文秀，但配有禦用導演張藝謀來代言，原籍秦地的張藝謀以其電影作品的大氣磅礴著稱，如《英雄》、《大秦賦》、《大秦帝國》等頗有氣勢恢宏，詠古頌今，頌揚獨裁，乃深合主子旨意。

籍貫秦地的習近平似乎比毛澤東更領悟大秦遺風，他也有著構建大一統政治的強烈欲求，冒進浮誇，圖大貪功，舉凡黨、政、軍、財、經、文、教、農、工、商等各界各行，都得讓習來獨攬一身、定於一尊，還妄想對外擴張，天下一統。毛時代流行詞：“全國一盤棋”，如今又翻舊出新而熱炒，以“一言堂”淩駕天下，特別用於上海的抗疫。

中國人骨子裏有“天人合一”，混沌一氣的原始思維和巫術，這集體無意識天然地被大一統政治統攝，進而主導了亞細亞生產方式，在古代，它有利於治理水患、開挖運河、修建長城、建造皇宮等大型項目。在當今，有利於以舉國之力操辦上海防控。在思想意識高度，可以塑造全民的遵命、服從、聽話，即奴性，這恰是習近平的“不忘使命”：“凝聚全民抗疫的強大共識”。

在大一統政治如火如荼的文革期間，誇張而高調的道義目的論籠罩住中國大地上的各項各業，如有“農業以糧為綱、工業以鋼為綱。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於是到處呈現“一刀切”現象，凡是與“綱”不合之事，全得讓步，退避。

今天上海的抗疫正是一刀切做法：為了抗疫的宏偉大業，其他事情全都算不得“事情”，那怕是危機人生命的要事。再如，“同層密接隔離政策”，一人得陽整樓隔離，幾人得陽整區封閉。搞得：簡單直接粗暴，次生災害不斷，雞飛狗跳，人心惶惶。

 

• 外儒內法，臉麵爭光

 

習近平頗想搞《厲害了，我的國》，可看出習的“初心”中有“大秦”情愫，但不唯此。習熟知亡秦之故，暴秦之害，了解《過秦論》，於是就看重《荀子》思想，希望借鑒儒家思想補救暴秦之偏，但這隻是延續了曆史上慣行的“外儒內法”傳統，毫無創意。

以現代人的目光審視，法家思想並非全都是負麵的，糟糕的。譬如，法家的政治思想有“緣法而治”、“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法不阿貴，繩不撓曲”、“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等——貫徹一條法治平等的路線。

秦之後曆代皇朝，形成傳統的官方和上層社會的意識形態是儒家思想，儒家在治國綱要上對法家進行修正，改變其嚴刑律法、冷酷無情、對人性的踐踏，而用溫情脈脈的道德麵紗來遮蓋人心自私之惡。然而儒家的溫情脈脈卻是斷然排斥法家的平等觀，十分講究等級秩序的排位：“尊尊、親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樣導致另一種人性醜惡的釋放。

無論是法家抑或儒家，都嚴重匱乏精神超越性，使得中國人滑落到小人德性的急切功利性，熱衷於超近距離的貼身肉搏，這突出表現為儒家的“麵子文化”，即等級競爭。

今天，習近平把上海抗疫重重地押寶在他的麵子上：看吧，環顧世界，唯有我習某才能夠做到新冠病毒“清零”，豐功偉業啊；溥天之下，皆我臣屬；溥天之下，盡表忠心！

開啟小人心境：這就是習近平的“初心、使命”不可告人的真正用意所在！清零政策來自權力最高層，而下層執行者在習某巫祝之辭誘導下，層層加碼，步步緊逼，使防疫措施變得越來越嚴苛，越來越不通人情，越來越背離常識，卻迎來了中國式“麵子”大豐收！    

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今天，活躍在上海街頭的“大白”誌願者，大多來自社會底層，他們深知等級社會的底層生活之艱辛、悲愴、卑賤、滄桑，受欺受壓，吃苦甚多，在心坎中積滿了多多的怨恨，為此張公百忍，隻是期盼著猴年馬月有個身份升遷，從此羊與狼的位置對調，角色得以變換，從此終於有了發泄的口子和對象，就如二十年媳婦熬成婆婆那樣。今天好機會來了，讓底層誌願者們身披白大褂，臂佩紅袖章，頓時獲得了權力，身價躥升！於是人們就見到了大白們在上海街頭的變本加厲，肆無忌憚。

更是有不少大白門來自外省市的農村地區，他們往往有著毛澤東情結，相信毛澤東的詛咒語“農村包圍城市”，內心對待上海，這個以魔都著稱的城市有著較深的嫉恨，於是今天找到了發泄口子，爭當“南京路上好八連”，侮辱上海人一番，五十步笑百步，好不痛快啊！

上海本地市民，生存在全民抗疫的如此高壓境遇，顯得勢單力孤，不得不進行一場忍耐之心的大考驗。雖說是有海派氣質，但是多年來在習氏毛左政治侵染下，上海人漸漸變得麻木起來，中國傳統習性在增強，一個“忍”字當頭，懂得“看三勢”，學會“拎得清”，不做“填刀頭”，好漢不吃眼前虧，識時務者為俊傑，好死不如賴活著——與內地的庸眾一樣，都是媳婦受熬的心態——如此則喪失了做人的真誠性和崇高性。

 

                                                    施衛江

寫於 美國紐約

2022年5月26日上海抗疫為何如此狂暴？

 

最近，上海人民沉浸在“靜態管理、動態清零”的極度悲憤中，二個月來的抗疫，上海居民要麽封閉在家裏，要麽隔離在方艙，要麽入住醫院，最慘的是一些外地來滬的農民工、送貨員和運輸汽車司機，隻得睡眠在大街上、橋孔下、卡車裏，還不得行走出受封圍欄，還得不到足夠食物。不管呆在城市哪個角落，是富人或窮人，是教授還是乞丐，人人自危，生活無序，商店關門，藥品斷供，生存所需的基本食品、日用品都要靠手機上操作去“搶”，凡是不會手機操作就隻能等死，非新冠病毒引起的疾病都不算是“病”，假如某個病人不能出示有效核酸測試陰性證明，病人均得不到及時救治，更惡劣的措施是，要裝配鐵網在管控區的每一棟民宅樓的大門口，予以嚴加防範管製，防市民如防盜賊！“大白”警察容許隨意闖進市民家中搞“執法”，市民蒙受盡多的不幸和災難可就是不容許公開自由發聲喊冤！

嗚呼！號稱“國家主人”的上海市民，本是代表中國最具先進生產力的一族群體，理應充分釋放出上海市民的聰明才幹去搞建設，然而在黨中央的“清零”政策強製下，海派靈性竟然大肆遭受踐踏，人格尊嚴被貶至不及囚徒的卑下，被準許的行動自由還不如圈養的禽畜。哀哉！上海市民的生存境況是多麽孤苦伶仃無助，上海市民的精神抑鬱是何等淒淒慘慘戚戚。

由中央政府主導的抗疫“清零”，為什麽要對上海人民動用如此的粗暴、野蠻、獸性、瘋狂？這在西方自由世界看來，簡直太不可思議了！根源究竟是什麽呢？

 

（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發生在上海的抗疫狂暴當然不是海派文化傳承的特質，而是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親自部署指揮、密集指示批示”來進行，這位總書記宣稱：“我們的防控方針是由黨的性質和宗旨決定的”，“從黨的性質宗旨認識疫情防控方針”，當然不是飛來之石，而是經有悠久曆史的中國傳統孵化而成，它僵硬地主宰著當今中國政治的一切。欲懂得這場清零抗疫的真實意圖，須深入了解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須了解中國的民風民俗，尤其是陝北地區。

近年來，習近平嫻熟地運用他的政治手腕使大權獨攬，業已形成“九鼎之尊”局麵，且有越演越烈之勢，在其統治下的社會官僚機器不斷強化威權形式，這使得後者形式的高度威權化又促進了前者的獨裁，而前者專斷橫行又反哺後者，兩者互為反饋，攜手共進，就此全民奴性且增強不少——此即如德國學者齊美爾所講的社會學中“相互作用”的形式，對於這種“形式”的具體表達，深得魯迅精神之魂的北京大學中文係教授錢理群曾經論述道：“在一個專製統治下價值封閉的體係內，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是處在同一個價值點上的交流與反饋”（大意如此）。

可想而知，當今中國的政治形態正是走在全麵複辟傳統封建腐朽製度的路上。專製政治乃乾綱獨斷、定於一尊，且說今日中國之專製暴虐，極大地來自最高統治者的德性，習近平妄圖複辟文革，大開曆史倒車，朝思暮想他的皇帝迷夢，再造新時代的秦始皇、毛澤東。

    由此，習近平打造的強專製主義為他的暴政鋪設了平坦大道，布置於“全國一盤棋”格局下，海派上海市民深深感受到文革高潮時的毛式家天下：朕即真理，朕即國家。今天，統帥一聲令，三軍風雷動，酷政促奴性，令箭催遵命，從廟堂衙門，抵基層庸眾，政令一路暢行，貫徹無阻。

以習近平的“家天下”框架來看，上海的抗疫特別需要展示“中國共產黨所具有的無比堅強的領導力，是風雨來襲時中國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要展示中共統治下的製度“優越性”和“合法性”，更確切地說，還需要充分展示習近平總書記的“英明、偉大”形象，為他的正式“登基”皇座打基礎。構建如此之宏大敘事，習家中央政府定義了新冠病毒的抗疫是一場“人民戰爭”，全黨全民統一步調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部署”來進行的，這位總書記一再強調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堅持動態清零總方針不猶豫不動搖”，“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要把抗疫當作“為人民服務”。

以現代性的倫理學來論述，“人民”是個宏大敘事，是形而上之“大魅”，在以“人民”的名義大肆鼓噪、渲染之下，若開啟“幽暗之門”，可以發現，這隻是一塊“超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的招牌，其投射出的真實價值意向往往是希冀反饋回報給投射者自己，即小人心眼、小人心境的“自我、本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乃罪惡之淵藪，其鄙陋卑下、猥瑣不堪！

魯迅先生早就發現，中國的儒家典籍中充滿了“仁者愛人”之語，但是魯迅卻揭穿了其“瞞和騙”，其實質就是“以理殺人”！

今天的上海，把“人民”當作“綱領”來處置具體的全民抗疫，就意味著其餘事情全得靠邊讓路，抗疫以外的事情全都隻是與個人利益掛鉤而已，都是掛靠不上“人民”這個宏偉大宗旨，“人民”這個抽象綱領既然被強化得如此之高大上、偉光正，乃綱舉目張，和尚打傘，為所欲為、不擇手段！

 

（二）“不忘初心，牢記使命”

 

“初心”是習近平執政時代十分時髦的政治詞匯，既然被張揚得如此之“時髦”，它必定隱含有欺騙性！它試圖讓人民感受習的“青春故事”，聆聽他的“梁家河插隊的經曆”，規訓人民的情操，是一項典型的“洗腦工程”。

眾所周知，習近平在福建、浙江和上海三地工作過，已經獲得相當多的東南沿海地區工作的經驗，這些地區比起北方內地來具有相對較高的改革開放性，經濟結構大多是外向型，經濟水平也相應較高，治理較為先進。按照常規思路，要想當上一個大國有作為的主政者，其精神領域的價值觀訴求，本來應該引導國民走上現代化之路，深化改革，大大發揚沿海地區的先進經驗和業績成就，使融合到全球化的經濟圈中，學習西方發達的市場經濟和人文精神，求得國家發展踏上新台階。然而習近平卻不張揚他在沿海地區的經曆，反而大大弘揚在北方落後農村的生活感受、工作經曆——這就值得正義的人們去警惕和深思了。

與毛澤東一樣，習近平自身的秉性就是十分的“土”，在漢語網絡上，不滿的網民將習近平蔑稱為“包子”，意思有“土氣”之意，也就是傳統、愚昧、落後的代名詞。這與《論語》：“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意思相近，懷土就是戀土而安逸，營造個人小天地，即小人德性。我們來看看習近平是如何的“初心”？

“初心”在心理學上可稱為“原型”（榮格：archetypes），習的“原型”有“戀土情結”，顯然相悖於東南沿海地區的現代性精神品質，而在於他不斷吹噓的“土”字而凸出，即“農民情結、三農情懷”，習常稱：“我也是從農村出來的”，“我們這一代人也有這個情結，一定要把我們的老百姓，特別是我們的農民扶一把。”聽聽他的念念有詞“不忘初心”，從“習近平總書記從小就有農村情結”，可推斷習之“戀土”有小人之心：

1.  陝北延安梁家河，習近平插隊在此，據說練就了一套“大學問”，那真是了不得啊！
2. “老家富平曾在習近平迷惘彷徨時給予他溫暖”，陝西省富平縣臨近於曆史上京兆地區，這裏曾經是大一統帝國的中央權力地帶，即有秦、漢、隋、唐四朝大帝國定都於鹹陽、長安，這一家鄉情懷深深地烙印到習近平的人格秉性，使得習內心期盼著大一統政治。
3. 習近平時時要造訪河北省西柏坡，該地是毛派紅色經典的精神發源地，價值連城，非常值得習去流連忘返，就此習想要“弘揚西柏坡精神”。
4. 河北省正定縣，習年輕時候曾工作在此，當時是“農業學大寨”的先進樣板縣，是毛澤東樹立起來的一麵旗幟，同樣是紅色經典，值得去大力追捧，流芳百世。

    作為一個農業人口眾多的大國，農業生產當然需要去關心，農民的利益也當然需要去關心，任何一個具有現代化常識的人，必定知道：農民生活的大幅度改善，必須是由農業現代化來帶動，而農業現代化必須是由工業現代化來帶動，而工業現代化必須是由科技、經濟和製度等的各項現代化來帶動，需要重視精神文明的力量，也就是人的主體性自由的大發揚。然而中國的習某卻是完全的反其道而行之：要論價值觀的定位？什麽的工業、科技、文教、經濟、金融、製度、法治等等的重要發展項目全都擱置在邊上，就是因為這些不含有“初心”，從而全都被當做不重要的思想議題來處理，眼下最最要緊的事情是定位在“農民情結”、“黃土情結”之上：“不忘初心，牢記使命”——老是要把目光盯住在最最落後地區的農民生存價值觀上——這是怎麽樣的心態？怎麽樣的鬼魅心思啊？

人都是有個性的，共產黨執政也如此。理解了習近平的執政個性是那麽的“土裏土氣”，於是懂得：上海抗疫就是充滿習包子特色之土：“鞋子合不合腳，自己穿著才知道。”——紅色經典，土法上馬！   

 

•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方山水有一方風情

 

 共產黨信仰“辯證唯物主義”，其教條說：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確，特定的社會曆史地理環境可以塑造特定的精神氣質。成語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南橘北枳。按辯證法精神，反之亦然，如：彩蝶戀鮮花，蒼蠅叮臭肉；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智者樂水，仁者樂山。說到中國人的“土”，尚有各個地方的各個民風民俗民情，還可細分。

德國學者馬克斯·舍勒的行為學理論認為，能感悟到生活世界的價值和價值秩序的感情是成為行為意欲最深層的基礎部分，而這種感情決定著行為意欲的努力方向。但是舍勒又認為，不能把在一個時代和民族中流行或支配人們價值偏愛的評價係統所具有的“倫理結構”等同於作為價值優先法則的價值本身的客觀秩序。

今天，與西方自由世界一樣，強人習近平也是十分講究“顏色革命”，他將自身個性“土氣”的顏色欽定為中國的“政治正確”，即標準的意識形態，充分施展在上海地方的抗議之中，真實意圖是：以習氏“土氣”淹沒上海“海派”！

那麽究竟怎麽樣評介習包子“土氣”？

第一，純真“紅色基因”，眾所周知，習近平是在紅朝中國、紅色地域、紅色家庭、紅色時代、紅色圈子裏混出來的紅色土特產，紅色元素特濃，大紅特紅超紅。

現代中國有二大文明係統：黃色和藍色。

黃色是內陸型，具有內向封閉性質，其主要的分布地域是在北方的黃土質平原和高原上，其價值資源隻由落後的本土文明來提供（電視劇《河殤》的觀點）。

紅色文明是外來的馬列寧主義與中國本土的黃色文明相結合的產物，被綜合成“毛澤東思想路線”，具有革命的實踐性，但是主要根基還是黃色文明。

    藍色是海洋型，外向開放性質，最初地域分布在東南沿海一帶，隨之改革開放的深化，逐漸擴展至中國的大南方，它是本土文明與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結合的產物。

今天的國情是，北方黃土文明區域經濟全麵落後、蕭條，而南方藍色文明區域市場經濟發展良好，經濟指標高漲。如此經濟地理格局意味著中共統治機器的精神資源麵臨危機，這讓習近平深深不安，習某感受到來自於藍色文明對於紅色政權的威脅：資產階級市民的個體性、獨立性和自由意識在增長，他們不會如黃土地上農民幹活那樣的聽話、遵命和馴服。

遙想1949年3月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正式提出定都北平市的決議，當時的國情正如毛澤東所講：“蔣介石的國都在南京，他的基礎是江浙資本家。我們要把國都建在北平，我們也要在北平找到我們的基礎，這就是工人階級和廣大的勞動群眾。”這講話顯示了：南京的城市精神是藍色，而北平市則是黃色，紅色政權的根基需要由黃色文明來支撐、扶助，才會獲得穩定、可靠。

從前，毛澤東必定熟知曆史典故：“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對藍色文明懷有恐懼：“港台一帶，饕蚊尚多，西方世界，饕蚊成陣。”因此對待曾經位置楚地、而後深藍色的申城上海，毛澤東作指示：要采取“農村包圍城市”戰略。為此，上海外灘海關鍾樓上的大鍾報時，要以深黃色的陝北民歌樂調《東方紅》來進行，使之標誌為城市“主旋律”。要發揚“好八連”榮光，讓他們來到魔都南京路上當“哨兵”，以鎮住充滿資產階級邪念的“霓虹燈”，要加強“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全麵專政”，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今天，習近平憂心忡忡：紅色文明賴以存在基礎的黃色文明正日益蛻化墮落！為此決心拯救，在上海執行“靜態管理、動態清零”，實為一場魔鬼訓練，以鞏固紅色政權的！

 

• 粗人的痞氣，流寇的匪氣

 

紅朝中國首長級高幹的紅二代、紅三代多的是，譬如有劉少奇的兒子，陳雲兒子，鄧小平的兒女，胡耀邦的兒子，葉劍英、江澤民的數個兒女等等，在這一群體裏相比較，習包子就是顯得很“土氣”，這是為什麽呢？

這就是習近平第二個“土”：痞氣+匪氣，這是黃色文明外圍地帶“邊區”之“土氣”。

習近平讀書差勁是知曉的，然而這在首長級的紅後代中較為少見，盡管習近平時常吹噓讀書很多，還煞有介事地列出一長串讀書單來，頗有“此地無銀三百兩”之意。由於不願讀書、讀不進書，習的頭腦難以裝備積聚人類優秀文明的知識。蘇格拉底雲“知識即美德”，其否命題亦同樣成立。現代學者的認識更為精確，知識與美德之間的正向關聯性是需要建立在高概率基礎上，較有科學的合理性。毛澤東閱讀中國古典經書甚多，但也是痞氣+匪氣很濃厚，毛澤東特別讚賞二位流氓痞子皇帝：劉邦和朱元璋，毛把糟粕當作了精粹。

拉馬克的“用進廢退”可以較好解釋，讀書不好的習近平，喜好炫耀他的四肢發達：“我那個時候扛200斤麥子，十裏山路不換肩。”習對頭腦簡單事項：“新時期上山下鄉工程”、“好兒女誌在四方，有誌者奮鬥無悔”，頗有興趣和熱度，可見一斑。習近平坦承其念茲在茲“農民情結”，可以推斷出他的氣質和秉性，天然地與知識性匱缺的泥腿子、四肢發達者、粗布短衫者融通起來，對待海派氣質的上海人就不會有好感，可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

要深入了解習近平的所作所為，需要了解他的個性和風格，需要了解養育習某其秉性、氣質的地方，考察那裏的風土人情。習近平念念不忘他的“初心”之地，就是年輕時候插隊落戶的革命聖地延安，那裏是紅色大本營，更是“紅太陽升起的地方”。對於習近平來說，陝北延安就是他的紅色乳娘，思想養育之地，“作為一個人民公仆，陝北高原是我的根，因為這裏培養出我不變的信念：要為人民做實事！無論我走到哪裏，永遠都是黃土地的兒子。”習近平回憶說，插隊在梁家河，他“看到了人民群眾的根本，真正理解了老百姓”，“我幾乎從來沒哭過，印象較深的兩次哭都是在陝北。”情深誼長啊！

延安市，坐落在陝西省北部，是遊牧文明與農耕文明交融的邊區地帶，漢民族農民世世代代居住此地的曆史中，頻頻遭受多個遊牧民族和部落的相互殺戮、掠奪和洗劫，身處如此蠻族生態的劫掠，釀造出戎狄民風：痞氣+匪氣，漸漸墮落之，本地農耕地上又孵化出次生代的漢族大盜和流寇，如：王嘉胤、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董福祥等等。

大清皇朝晚期，西方殖民主義勢力進入中國東部沿海，紛紛建立起西方式的先進藍色文明，從此經濟格局和重心轉移，地處西北的陝西省經濟文化大幅衰弱，秦風不再，此衰彼漲，當地土匪、土豪卻猖狂起來，到了民國時期，整個陝北地區的匪患尤其嚴重，那時候國民政府的管控力無法抵達陝北，但這恰好為共產黨武裝力量製造出福音來，留給了共軍以極佳的撒野契機和匪盜空間。臭味相投便稱知己，當毛澤東掛帥的大股共軍（紅軍）萬裏迢迢流竄作案來到陝北時候，如魚得水般找準了自己的落腳地，建立起蘇區。

民諺：窮山惡水出刁民，粗茶淡飯無孑遺。肉腐生蛆，蛆熟產蠅；土劣孵匪，匪頑升寇。流寇是土匪發展的頂峰，流寇之所以十分殘暴凶狠毒辣無恥，那是因為流寇作案多是流竄在異地他鄉：1）幾乎碰不上熟人，於是缺乏道德約束；2）罪案的對象都是與己血緣疏遠，於是下得了狠手；3）流竄作案中不容易被抓捕，於是缺乏法律製裁的威懾感。

民國時期的學者傅斯年，曾經把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美國學者餘英時把毛澤東在山上鬧革命歸類為土匪行徑，中共政府體製內走出來的學者阮銘也將當年盤踞在井岡山和延安，建立蘇區的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具體的匪徒而言尚有匪氣強弱的區分，中共領袖中毛澤東、習近平之流痞氣、匪氣特濃，雖然直接將他們比作為流寇尚不恰當，然則深入去思考精神性的高層次本質，就會發現確有近似之處，如操守低劣，隻顧眼前的歡樂和榮耀，不思長治久安的方針、政策和治理，即不具可持續性發展，缺乏人性，不擇手段，不顧人民死活，更扯淡有什麽超越情懷、尋求來世的永生。

上海執行抗疫大行動，是習某心理投射：“習近平總書記親自部署、親自指揮”，乃“初心不改”，大大地用上“梁家河大學問”，卻是來真的：痞氣加匪氣，勁兒十足！

 

• 秦始皇→毛澤東→習近平

 

這三者思想有著較大的傳承性。中共的建黨、建國都是繼承了中國傳統“外儒內法”的一套專製主義本色，馬克思主義成分並不多，如“緊密團結在以某某某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就是中共執政文化的萬能公式，其“春秋大義”足令執政者癡迷不已。

中國政治延續了千年的專製主義，其要數秦始皇的大一統治理格局最具開創、暴虐和傳承，其遺產深深地烙印在中華民族的政治文化基因上。《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今皇帝並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傳承至後世，中共統治者毛澤東、習近平極為崇拜、讚賞，毛澤東自稱：“馬克思加秦始皇”，自比“秦皇、漢武”。習近平是粗人，缺文秀，但配有禦用導演張藝謀來代言，原籍秦地的張藝謀以其電影作品的大氣磅礴著稱，如《英雄》、《大秦賦》、《大秦帝國》等頗有氣勢恢宏，詠古頌今，頌揚獨裁，乃深合主子旨意。

籍貫秦地的習近平似乎比毛澤東更領悟大秦遺風，他也有著構建大一統政治的強烈欲求，冒進浮誇，圖大貪功，舉凡黨、政、軍、財、經、文、教、農、工、商等各界各行，都得讓習來獨攬一身、定於一尊，還妄想對外擴張，天下一統。毛時代流行詞：“全國一盤棋”，如今又翻舊出新而熱炒，以“一言堂”淩駕天下，特別用於上海的抗疫。

中國人骨子裏有“天人合一”，混沌一氣的原始思維和巫術，這集體無意識天然地被大一統政治統攝，進而主導了亞細亞生產方式，在古代，它有利於治理水患、開挖運河、修建長城、建造皇宮等大型項目。在當今，有利於以舉國之力操辦上海防控。在思想意識高度，可以塑造全民的遵命、服從、聽話，即奴性，這恰是習近平的“不忘使命”：“凝聚全民抗疫的強大共識”。

在大一統政治如火如荼的文革期間，誇張而高調的道義目的論籠罩住中國大地上的各項各業，如有“農業以糧為綱、工業以鋼為綱。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於是到處呈現“一刀切”現象，凡是與“綱”不合之事，全得讓步，退避。

今天上海的抗疫正是一刀切做法：為了抗疫的宏偉大業，其他事情全都算不得“事情”，那怕是危機人生命的要事。再如，“同層密接隔離政策”，一人得陽整樓隔離，幾人得陽整區封閉。搞得：簡單直接粗暴，次生災害不斷，雞飛狗跳，人心惶惶。

 

• 外儒內法，臉麵爭光

 

習近平頗想搞《厲害了，我的國》，可看出習的“初心”中有“大秦”情愫，但不唯此。習熟知亡秦之故，暴秦之害，了解《過秦論》，於是就看重《荀子》思想，希望借鑒儒家思想補救暴秦之偏，但這隻是延續了曆史上慣行的“外儒內法”傳統，毫無創意。

以現代人的目光審視，法家思想並非全都是負麵的，糟糕的。譬如，法家的政治思想有“緣法而治”、“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法不阿貴，繩不撓曲”、“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等——貫徹一條法治平等的路線。

秦之後曆代皇朝，形成傳統的官方和上層社會的意識形態是儒家思想，儒家在治國綱要上對法家進行修正，改變其嚴刑律法、冷酷無情、對人性的踐踏，而用溫情脈脈的道德麵紗來遮蓋人心自私之惡。然而儒家的溫情脈脈卻是斷然排斥法家的平等觀，十分講究等級秩序的排位：“尊尊、親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樣導致另一種人性醜惡的釋放。

無論是法家抑或儒家，都嚴重匱乏精神超越性，使得中國人滑落到小人德性的急切功利性，熱衷於超近距離的貼身肉搏，這突出表現為儒家的“麵子文化”，即等級競爭。

今天，習近平把上海抗疫重重地押寶在他的麵子上：看吧，環顧世界，唯有我習某才能夠做到新冠病毒“清零”，豐功偉業啊；溥天之下，皆我臣屬；溥天之下，盡表忠心！

開啟小人心境：這就是習近平的“初心、使命”不可告人的真正用意所在！清零政策來自權力最高層，而下層執行者在習某巫祝之辭誘導下，層層加碼，步步緊逼，使防疫措施變得越來越嚴苛，越來越不通人情，越來越背離常識，卻迎來了中國式“麵子”大豐收！    

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今天，活躍在上海街頭的“大白”誌願者，大多來自社會底層，他們深知等級社會的底層生活之艱辛、悲愴、卑賤、滄桑，受欺受壓，吃苦甚多，在心坎中積滿了多多的怨恨，為此張公百忍，隻是期盼著猴年馬月有個身份升遷，從此羊與狼的位置對調，角色得以變換，從此終於有了發泄的口子和對象，就如二十年媳婦熬成婆婆那樣。今天好機會來了，讓底層誌願者們身披白大褂，臂佩紅袖章，頓時獲得了權力，身價躥升！於是人們就見到了大白們在上海街頭的變本加厲，肆無忌憚。

更是有不少大白門來自外省市的農村地區，他們往往有著毛澤東情結，相信毛澤東的詛咒語“農村包圍城市”，內心對待上海，這個以魔都著稱的城市有著較深的嫉恨，於是今天找到了發泄口子，爭當“南京路上好八連”，侮辱上海人一番，五十步笑百步，好不痛快啊！

上海本地市民，生存在全民抗疫的如此高壓境遇，顯得勢單力孤，不得不進行一場忍耐之心的大考驗。雖說是有海派氣質，但是多年來在習氏毛左政治侵染下，上海人漸漸變得麻木起來，中國傳統習性在增強，一個“忍”字當頭，懂得“看三勢”，學會“拎得清”，不做“填刀頭”，好漢不吃眼前虧，識時務者為俊傑，好死不如賴活著——與內地的庸眾一樣，都是媳婦受熬的心態——如此則喪失了做人的真誠性和崇高性。

 

                                                    施衛江

寫於 美國紐約

2022年5月26日上海抗疫為何如此狂暴？

 

最近，上海人民沉浸在“靜態管理、動態清零”的極度悲憤中，二個月來的抗疫，上海居民要麽封閉在家裏，要麽隔離在方艙，要麽入住醫院，最慘的是一些外地來滬的農民工、送貨員和運輸汽車司機，隻得睡眠在大街上、橋孔下、卡車裏，還不得行走出受封圍欄，還得不到足夠食物。不管呆在城市哪個角落，是富人或窮人，是教授還是乞丐，人人自危，生活無序，商店關門，藥品斷供，生存所需的基本食品、日用品都要靠手機上操作去“搶”，凡是不會手機操作就隻能等死，非新冠病毒引起的疾病都不算是“病”，假如某個病人不能出示有效核酸測試陰性證明，病人均得不到及時救治，更惡劣的措施是，要裝配鐵網在管控區的每一棟民宅樓的大門口，予以嚴加防範管製，防市民如防盜賊！“大白”警察容許隨意闖進市民家中搞“執法”，市民蒙受盡多的不幸和災難可就是不容許公開自由發聲喊冤！

嗚呼！號稱“國家主人”的上海市民，本是代表中國最具先進生產力的一族群體，理應充分釋放出上海市民的聰明才幹去搞建設，然而在黨中央的“清零”政策強製下，海派靈性竟然大肆遭受踐踏，人格尊嚴被貶至不及囚徒的卑下，被準許的行動自由還不如圈養的禽畜。哀哉！上海市民的生存境況是多麽孤苦伶仃無助，上海市民的精神抑鬱是何等淒淒慘慘戚戚。

由中央政府主導的抗疫“清零”，為什麽要對上海人民動用如此的粗暴、野蠻、獸性、瘋狂？這在西方自由世界看來，簡直太不可思議了！根源究竟是什麽呢？

 

（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發生在上海的抗疫狂暴當然不是海派文化傳承的特質，而是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親自部署指揮、密集指示批示”來進行，這位總書記宣稱：“我們的防控方針是由黨的性質和宗旨決定的”，“從黨的性質宗旨認識疫情防控方針”，當然不是飛來之石，而是經有悠久曆史的中國傳統孵化而成，它僵硬地主宰著當今中國政治的一切。欲懂得這場清零抗疫的真實意圖，須深入了解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須了解中國的民風民俗，尤其是陝北地區。

近年來，習近平嫻熟地運用他的政治手腕使大權獨攬，業已形成“九鼎之尊”局麵，且有越演越烈之勢，在其統治下的社會官僚機器不斷強化威權形式，這使得後者形式的高度威權化又促進了前者的獨裁，而前者專斷橫行又反哺後者，兩者互為反饋，攜手共進，就此全民奴性且增強不少——此即如德國學者齊美爾所講的社會學中“相互作用”的形式，對於這種“形式”的具體表達，深得魯迅精神之魂的北京大學中文係教授錢理群曾經論述道：“在一個專製統治下價值封閉的體係內，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是處在同一個價值點上的交流與反饋”（大意如此）。

可想而知，當今中國的政治形態正是走在全麵複辟傳統封建腐朽製度的路上。專製政治乃乾綱獨斷、定於一尊，且說今日中國之專製暴虐，極大地來自最高統治者的德性，習近平妄圖複辟文革，大開曆史倒車，朝思暮想他的皇帝迷夢，再造新時代的秦始皇、毛澤東。

    由此，習近平打造的強專製主義為他的暴政鋪設了平坦大道，布置於“全國一盤棋”格局下，海派上海市民深深感受到文革高潮時的毛式家天下：朕即真理，朕即國家。今天，統帥一聲令，三軍風雷動，酷政促奴性，令箭催遵命，從廟堂衙門，抵基層庸眾，政令一路暢行，貫徹無阻。

以習近平的“家天下”框架來看，上海的抗疫特別需要展示“中國共產黨所具有的無比堅強的領導力，是風雨來襲時中國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要展示中共統治下的製度“優越性”和“合法性”，更確切地說，還需要充分展示習近平總書記的“英明、偉大”形象，為他的正式“登基”皇座打基礎。構建如此之宏大敘事，習家中央政府定義了新冠病毒的抗疫是一場“人民戰爭”，全黨全民統一步調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部署”來進行的，這位總書記一再強調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堅持動態清零總方針不猶豫不動搖”，“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要把抗疫當作“為人民服務”。

以現代性的倫理學來論述，“人民”是個宏大敘事，是形而上之“大魅”，在以“人民”的名義大肆鼓噪、渲染之下，若開啟“幽暗之門”，可以發現，這隻是一塊“超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的招牌，其投射出的真實價值意向往往是希冀反饋回報給投射者自己，即小人心眼、小人心境的“自我、本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乃罪惡之淵藪，其鄙陋卑下、猥瑣不堪！

魯迅先生早就發現，中國的儒家典籍中充滿了“仁者愛人”之語，但是魯迅卻揭穿了其“瞞和騙”，其實質就是“以理殺人”！

今天的上海，把“人民”當作“綱領”來處置具體的全民抗疫，就意味著其餘事情全得靠邊讓路，抗疫以外的事情全都隻是與個人利益掛鉤而已，都是掛靠不上“人民”這個宏偉大宗旨，“人民”這個抽象綱領既然被強化得如此之高大上、偉光正，乃綱舉目張，和尚打傘，為所欲為、不擇手段！

 

（二）“不忘初心，牢記使命”

 

“初心”是習近平執政時代十分時髦的政治詞匯，既然被張揚得如此之“時髦”，它必定隱含有欺騙性！它試圖讓人民感受習的“青春故事”，聆聽他的“梁家河插隊的經曆”，規訓人民的情操，是一項典型的“洗腦工程”。

眾所周知，習近平在福建、浙江和上海三地工作過，已經獲得相當多的東南沿海地區工作的經驗，這些地區比起北方內地來具有相對較高的改革開放性，經濟結構大多是外向型，經濟水平也相應較高，治理較為先進。按照常規思路，要想當上一個大國有作為的主政者，其精神領域的價值觀訴求，本來應該引導國民走上現代化之路，深化改革，大大發揚沿海地區的先進經驗和業績成就，使融合到全球化的經濟圈中，學習西方發達的市場經濟和人文精神，求得國家發展踏上新台階。然而習近平卻不張揚他在沿海地區的經曆，反而大大弘揚在北方落後農村的生活感受、工作經曆——這就值得正義的人們去警惕和深思了。

與毛澤東一樣，習近平自身的秉性就是十分的“土”，在漢語網絡上，不滿的網民將習近平蔑稱為“包子”，意思有“土氣”之意，也就是傳統、愚昧、落後的代名詞。這與《論語》：“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意思相近，懷土就是戀土而安逸，營造個人小天地，即小人德性。我們來看看習近平是如何的“初心”？

“初心”在心理學上可稱為“原型”（榮格：archetypes），習的“原型”有“戀土情結”，顯然相悖於東南沿海地區的現代性精神品質，而在於他不斷吹噓的“土”字而凸出，即“農民情結、三農情懷”，習常稱：“我也是從農村出來的”，“我們這一代人也有這個情結，一定要把我們的老百姓，特別是我們的農民扶一把。”聽聽他的念念有詞“不忘初心”，從“習近平總書記從小就有農村情結”，可推斷習之“戀土”有小人之心：

1.  陝北延安梁家河，習近平插隊在此，據說練就了一套“大學問”，那真是了不得啊！
2. “老家富平曾在習近平迷惘彷徨時給予他溫暖”，陝西省富平縣臨近於曆史上京兆地區，這裏曾經是大一統帝國的中央權力地帶，即有秦、漢、隋、唐四朝大帝國定都於鹹陽、長安，這一家鄉情懷深深地烙印到習近平的人格秉性，使得習內心期盼著大一統政治。
3. 習近平時時要造訪河北省西柏坡，該地是毛派紅色經典的精神發源地，價值連城，非常值得習去流連忘返，就此習想要“弘揚西柏坡精神”。
4. 河北省正定縣，習年輕時候曾工作在此，當時是“農業學大寨”的先進樣板縣，是毛澤東樹立起來的一麵旗幟，同樣是紅色經典，值得去大力追捧，流芳百世。

    作為一個農業人口眾多的大國，農業生產當然需要去關心，農民的利益也當然需要去關心，任何一個具有現代化常識的人，必定知道：農民生活的大幅度改善，必須是由農業現代化來帶動，而農業現代化必須是由工業現代化來帶動，而工業現代化必須是由科技、經濟和製度等的各項現代化來帶動，需要重視精神文明的力量，也就是人的主體性自由的大發揚。然而中國的習某卻是完全的反其道而行之：要論價值觀的定位？什麽的工業、科技、文教、經濟、金融、製度、法治等等的重要發展項目全都擱置在邊上，就是因為這些不含有“初心”，從而全都被當做不重要的思想議題來處理，眼下最最要緊的事情是定位在“農民情結”、“黃土情結”之上：“不忘初心，牢記使命”——老是要把目光盯住在最最落後地區的農民生存價值觀上——這是怎麽樣的心態？怎麽樣的鬼魅心思啊？

人都是有個性的，共產黨執政也如此。理解了習近平的執政個性是那麽的“土裏土氣”，於是懂得：上海抗疫就是充滿習包子特色之土：“鞋子合不合腳，自己穿著才知道。”——紅色經典，土法上馬！   

 

•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方山水有一方風情

 

 共產黨信仰“辯證唯物主義”，其教條說：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確，特定的社會曆史地理環境可以塑造特定的精神氣質。成語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南橘北枳。按辯證法精神，反之亦然，如：彩蝶戀鮮花，蒼蠅叮臭肉；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智者樂水，仁者樂山。說到中國人的“土”，尚有各個地方的各個民風民俗民情，還可細分。

德國學者馬克斯·舍勒的行為學理論認為，能感悟到生活世界的價值和價值秩序的感情是成為行為意欲最深層的基礎部分，而這種感情決定著行為意欲的努力方向。但是舍勒又認為，不能把在一個時代和民族中流行或支配人們價值偏愛的評價係統所具有的“倫理結構”等同於作為價值優先法則的價值本身的客觀秩序。

今天，與西方自由世界一樣，強人習近平也是十分講究“顏色革命”，他將自身個性“土氣”的顏色欽定為中國的“政治正確”，即標準的意識形態，充分施展在上海地方的抗議之中，真實意圖是：以習氏“土氣”淹沒上海“海派”！

那麽究竟怎麽樣評介習包子“土氣”？

第一，純真“紅色基因”，眾所周知，習近平是在紅朝中國、紅色地域、紅色家庭、紅色時代、紅色圈子裏混出來的紅色土特產，紅色元素特濃，大紅特紅超紅。

現代中國有二大文明係統：黃色和藍色。

黃色是內陸型，具有內向封閉性質，其主要的分布地域是在北方的黃土質平原和高原上，其價值資源隻由落後的本土文明來提供（電視劇《河殤》的觀點）。

紅色文明是外來的馬列寧主義與中國本土的黃色文明相結合的產物，被綜合成“毛澤東思想路線”，具有革命的實踐性，但是主要根基還是黃色文明。

    藍色是海洋型，外向開放性質，最初地域分布在東南沿海一帶，隨之改革開放的深化，逐漸擴展至中國的大南方，它是本土文明與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結合的產物。

今天的國情是，北方黃土文明區域經濟全麵落後、蕭條，而南方藍色文明區域市場經濟發展良好，經濟指標高漲。如此經濟地理格局意味著中共統治機器的精神資源麵臨危機，這讓習近平深深不安，習某感受到來自於藍色文明對於紅色政權的威脅：資產階級市民的個體性、獨立性和自由意識在增長，他們不會如黃土地上農民幹活那樣的聽話、遵命和馴服。

遙想1949年3月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正式提出定都北平市的決議，當時的國情正如毛澤東所講：“蔣介石的國都在南京，他的基礎是江浙資本家。我們要把國都建在北平，我們也要在北平找到我們的基礎，這就是工人階級和廣大的勞動群眾。”這講話顯示了：南京的城市精神是藍色，而北平市則是黃色，紅色政權的根基需要由黃色文明來支撐、扶助，才會獲得穩定、可靠。

從前，毛澤東必定熟知曆史典故：“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對藍色文明懷有恐懼：“港台一帶，饕蚊尚多，西方世界，饕蚊成陣。”因此對待曾經位置楚地、而後深藍色的申城上海，毛澤東作指示：要采取“農村包圍城市”戰略。為此，上海外灘海關鍾樓上的大鍾報時，要以深黃色的陝北民歌樂調《東方紅》來進行，使之標誌為城市“主旋律”。要發揚“好八連”榮光，讓他們來到魔都南京路上當“哨兵”，以鎮住充滿資產階級邪念的“霓虹燈”，要加強“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全麵專政”，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今天，習近平憂心忡忡：紅色文明賴以存在基礎的黃色文明正日益蛻化墮落！為此決心拯救，在上海執行“靜態管理、動態清零”，實為一場魔鬼訓練，以鞏固紅色政權的！

 

• 粗人的痞氣，流寇的匪氣

 

紅朝中國首長級高幹的紅二代、紅三代多的是，譬如有劉少奇的兒子，陳雲兒子，鄧小平的兒女，胡耀邦的兒子，葉劍英、江澤民的數個兒女等等，在這一群體裏相比較，習包子就是顯得很“土氣”，這是為什麽呢？

這就是習近平第二個“土”：痞氣+匪氣，這是黃色文明外圍地帶“邊區”之“土氣”。

習近平讀書差勁是知曉的，然而這在首長級的紅後代中較為少見，盡管習近平時常吹噓讀書很多，還煞有介事地列出一長串讀書單來，頗有“此地無銀三百兩”之意。由於不願讀書、讀不進書，習的頭腦難以裝備積聚人類優秀文明的知識。蘇格拉底雲“知識即美德”，其否命題亦同樣成立。現代學者的認識更為精確，知識與美德之間的正向關聯性是需要建立在高概率基礎上，較有科學的合理性。毛澤東閱讀中國古典經書甚多，但也是痞氣+匪氣很濃厚，毛澤東特別讚賞二位流氓痞子皇帝：劉邦和朱元璋，毛把糟粕當作了精粹。

拉馬克的“用進廢退”可以較好解釋，讀書不好的習近平，喜好炫耀他的四肢發達：“我那個時候扛200斤麥子，十裏山路不換肩。”習對頭腦簡單事項：“新時期上山下鄉工程”、“好兒女誌在四方，有誌者奮鬥無悔”，頗有興趣和熱度，可見一斑。習近平坦承其念茲在茲“農民情結”，可以推斷出他的氣質和秉性，天然地與知識性匱缺的泥腿子、四肢發達者、粗布短衫者融通起來，對待海派氣質的上海人就不會有好感，可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

要深入了解習近平的所作所為，需要了解他的個性和風格，需要了解養育習某其秉性、氣質的地方，考察那裏的風土人情。習近平念念不忘他的“初心”之地，就是年輕時候插隊落戶的革命聖地延安，那裏是紅色大本營，更是“紅太陽升起的地方”。對於習近平來說，陝北延安就是他的紅色乳娘，思想養育之地，“作為一個人民公仆，陝北高原是我的根，因為這裏培養出我不變的信念：要為人民做實事！無論我走到哪裏，永遠都是黃土地的兒子。”習近平回憶說，插隊在梁家河，他“看到了人民群眾的根本，真正理解了老百姓”，“我幾乎從來沒哭過，印象較深的兩次哭都是在陝北。”情深誼長啊！

延安市，坐落在陝西省北部，是遊牧文明與農耕文明交融的邊區地帶，漢民族農民世世代代居住此地的曆史中，頻頻遭受多個遊牧民族和部落的相互殺戮、掠奪和洗劫，身處如此蠻族生態的劫掠，釀造出戎狄民風：痞氣+匪氣，漸漸墮落之，本地農耕地上又孵化出次生代的漢族大盜和流寇，如：王嘉胤、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董福祥等等。

大清皇朝晚期，西方殖民主義勢力進入中國東部沿海，紛紛建立起西方式的先進藍色文明，從此經濟格局和重心轉移，地處西北的陝西省經濟文化大幅衰弱，秦風不再，此衰彼漲，當地土匪、土豪卻猖狂起來，到了民國時期，整個陝北地區的匪患尤其嚴重，那時候國民政府的管控力無法抵達陝北，但這恰好為共產黨武裝力量製造出福音來，留給了共軍以極佳的撒野契機和匪盜空間。臭味相投便稱知己，當毛澤東掛帥的大股共軍（紅軍）萬裏迢迢流竄作案來到陝北時候，如魚得水般找準了自己的落腳地，建立起蘇區。

民諺：窮山惡水出刁民，粗茶淡飯無孑遺。肉腐生蛆，蛆熟產蠅；土劣孵匪，匪頑升寇。流寇是土匪發展的頂峰，流寇之所以十分殘暴凶狠毒辣無恥，那是因為流寇作案多是流竄在異地他鄉：1）幾乎碰不上熟人，於是缺乏道德約束；2）罪案的對象都是與己血緣疏遠，於是下得了狠手；3）流竄作案中不容易被抓捕，於是缺乏法律製裁的威懾感。

民國時期的學者傅斯年，曾經把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美國學者餘英時把毛澤東在山上鬧革命歸類為土匪行徑，中共政府體製內走出來的學者阮銘也將當年盤踞在井岡山和延安，建立蘇區的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具體的匪徒而言尚有匪氣強弱的區分，中共領袖中毛澤東、習近平之流痞氣、匪氣特濃，雖然直接將他們比作為流寇尚不恰當，然則深入去思考精神性的高層次本質，就會發現確有近似之處，如操守低劣，隻顧眼前的歡樂和榮耀，不思長治久安的方針、政策和治理，即不具可持續性發展，缺乏人性，不擇手段，不顧人民死活，更扯淡有什麽超越情懷、尋求來世的永生。

上海執行抗疫大行動，是習某心理投射：“習近平總書記親自部署、親自指揮”，乃“初心不改”，大大地用上“梁家河大學問”，卻是來真的：痞氣加匪氣，勁兒十足！

 

• 秦始皇→毛澤東→習近平

 

這三者思想有著較大的傳承性。中共的建黨、建國都是繼承了中國傳統“外儒內法”的一套專製主義本色，馬克思主義成分並不多，如“緊密團結在以某某某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就是中共執政文化的萬能公式，其“春秋大義”足令執政者癡迷不已。

中國政治延續了千年的專製主義，其要數秦始皇的大一統治理格局最具開創、暴虐和傳承，其遺產深深地烙印在中華民族的政治文化基因上。《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今皇帝並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傳承至後世，中共統治者毛澤東、習近平極為崇拜、讚賞，毛澤東自稱：“馬克思加秦始皇”，自比“秦皇、漢武”。習近平是粗人，缺文秀，但配有禦用導演張藝謀來代言，原籍秦地的張藝謀以其電影作品的大氣磅礴著稱，如《英雄》、《大秦賦》、《大秦帝國》等頗有氣勢恢宏，詠古頌今，頌揚獨裁，乃深合主子旨意。

籍貫秦地的習近平似乎比毛澤東更領悟大秦遺風，他也有著構建大一統政治的強烈欲求，冒進浮誇，圖大貪功，舉凡黨、政、軍、財、經、文、教、農、工、商等各界各行，都得讓習來獨攬一身、定於一尊，還妄想對外擴張，天下一統。毛時代流行詞：“全國一盤棋”，如今又翻舊出新而熱炒，以“一言堂”淩駕天下，特別用於上海的抗疫。

中國人骨子裏有“天人合一”，混沌一氣的原始思維和巫術，這集體無意識天然地被大一統政治統攝，進而主導了亞細亞生產方式，在古代，它有利於治理水患、開挖運河、修建長城、建造皇宮等大型項目。在當今，有利於以舉國之力操辦上海防控。在思想意識高度，可以塑造全民的遵命、服從、聽話，即奴性，這恰是習近平的“不忘使命”：“凝聚全民抗疫的強大共識”。

在大一統政治如火如荼的文革期間，誇張而高調的道義目的論籠罩住中國大地上的各項各業，如有“農業以糧為綱、工業以鋼為綱。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於是到處呈現“一刀切”現象，凡是與“綱”不合之事，全得讓步，退避。

今天上海的抗疫正是一刀切做法：為了抗疫的宏偉大業，其他事情全都算不得“事情”，那怕是危機人生命的要事。再如，“同層密接隔離政策”，一人得陽整樓隔離，幾人得陽整區封閉。搞得：簡單直接粗暴，次生災害不斷，雞飛狗跳，人心惶惶。

 

• 外儒內法，臉麵爭光

 

習近平頗想搞《厲害了，我的國》，可看出習的“初心”中有“大秦”情愫，但不唯此。習熟知亡秦之故，暴秦之害，了解《過秦論》，於是就看重《荀子》思想，希望借鑒儒家思想補救暴秦之偏，但這隻是延續了曆史上慣行的“外儒內法”傳統，毫無創意。

以現代人的目光審視，法家思想並非全都是負麵的，糟糕的。譬如，法家的政治思想有“緣法而治”、“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法不阿貴，繩不撓曲”、“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等——貫徹一條法治平等的路線。

秦之後曆代皇朝，形成傳統的官方和上層社會的意識形態是儒家思想，儒家在治國綱要上對法家進行修正，改變其嚴刑律法、冷酷無情、對人性的踐踏，而用溫情脈脈的道德麵紗來遮蓋人心自私之惡。然而儒家的溫情脈脈卻是斷然排斥法家的平等觀，十分講究等級秩序的排位：“尊尊、親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樣導致另一種人性醜惡的釋放。

無論是法家抑或儒家，都嚴重匱乏精神超越性，使得中國人滑落到小人德性的急切功利性，熱衷於超近距離的貼身肉搏，這突出表現為儒家的“麵子文化”，即等級競爭。

今天，習近平把上海抗疫重重地押寶在他的麵子上：看吧，環顧世界，唯有我習某才能夠做到新冠病毒“清零”，豐功偉業啊；溥天之下，皆我臣屬；溥天之下，盡表忠心！

開啟小人心境：這就是習近平的“初心、使命”不可告人的真正用意所在！清零政策來自權力最高層，而下層執行者在習某巫祝之辭誘導下，層層加碼，步步緊逼，使防疫措施變得越來越嚴苛，越來越不通人情，越來越背離常識，卻迎來了中國式“麵子”大豐收！    

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今天，活躍在上海街頭的“大白”誌願者，大多來自社會底層，他們深知等級社會的底層生活之艱辛、悲愴、卑賤、滄桑，受欺受壓，吃苦甚多，在心坎中積滿了多多的怨恨，為此張公百忍，隻是期盼著猴年馬月有個身份升遷，從此羊與狼的位置對調，角色得以變換，從此終於有了發泄的口子和對象，就如二十年媳婦熬成婆婆那樣。今天好機會來了，讓底層誌願者們身披白大褂，臂佩紅袖章，頓時獲得了權力，身價躥升！於是人們就見到了大白們在上海街頭的變本加厲，肆無忌憚。

更是有不少大白門來自外省市的農村地區，他們往往有著毛澤東情結，相信毛澤東的詛咒語“農村包圍城市”，內心對待上海，這個以魔都著稱的城市有著較深的嫉恨，於是今天找到了發泄口子，爭當“南京路上好八連”，侮辱上海人一番，五十步笑百步，好不痛快啊！

上海本地市民，生存在全民抗疫的如此高壓境遇，顯得勢單力孤，不得不進行一場忍耐之心的大考驗。雖說是有海派氣質，但是多年來在習氏毛左政治侵染下，上海人漸漸變得麻木起來，中國傳統習性在增強，一個“忍”字當頭，懂得“看三勢”，學會“拎得清”，不做“填刀頭”，好漢不吃眼前虧，識時務者為俊傑，好死不如賴活著——與內地的庸眾一樣，都是媳婦受熬的心態——如此則喪失了做人的真誠性和崇高性。

 

                                                    施衛江

寫於 美國紐約

2022年5月26日上海抗疫為何如此狂暴？

 

最近，上海人民沉浸在“靜態管理、動態清零”的極度悲憤中，二個月來的抗疫，上海居民要麽封閉在家裏，要麽隔離在方艙，要麽入住醫院，最慘的是一些外地來滬的農民工、送貨員和運輸汽車司機，隻得睡眠在大街上、橋孔下、卡車裏，還不得行走出受封圍欄，還得不到足夠食物。不管呆在城市哪個角落，是富人或窮人，是教授還是乞丐，人人自危，生活無序，商店關門，藥品斷供，生存所需的基本食品、日用品都要靠手機上操作去“搶”，凡是不會手機操作就隻能等死，非新冠病毒引起的疾病都不算是“病”，假如某個病人不能出示有效核酸測試陰性證明，病人均得不到及時救治，更惡劣的措施是，要裝配鐵網在管控區的每一棟民宅樓的大門口，予以嚴加防範管製，防市民如防盜賊！“大白”警察容許隨意闖進市民家中搞“執法”，市民蒙受盡多的不幸和災難可就是不容許公開自由發聲喊冤！

嗚呼！號稱“國家主人”的上海市民，本是代表中國最具先進生產力的一族群體，理應充分釋放出上海市民的聰明才幹去搞建設，然而在黨中央的“清零”政策強製下，海派靈性竟然大肆遭受踐踏，人格尊嚴被貶至不及囚徒的卑下，被準許的行動自由還不如圈養的禽畜。哀哉！上海市民的生存境況是多麽孤苦伶仃無助，上海市民的精神抑鬱是何等淒淒慘慘戚戚。

由中央政府主導的抗疫“清零”，為什麽要對上海人民動用如此的粗暴、野蠻、獸性、瘋狂？這在西方自由世界看來，簡直太不可思議了！根源究竟是什麽呢？

 

（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發生在上海的抗疫狂暴當然不是海派文化傳承的特質，而是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親自部署指揮、密集指示批示”來進行，這位總書記宣稱：“我們的防控方針是由黨的性質和宗旨決定的”，“從黨的性質宗旨認識疫情防控方針”，當然不是飛來之石，而是經有悠久曆史的中國傳統孵化而成，它僵硬地主宰著當今中國政治的一切。欲懂得這場清零抗疫的真實意圖，須深入了解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須了解中國的民風民俗，尤其是陝北地區。

近年來，習近平嫻熟地運用他的政治手腕使大權獨攬，業已形成“九鼎之尊”局麵，且有越演越烈之勢，在其統治下的社會官僚機器不斷強化威權形式，這使得後者形式的高度威權化又促進了前者的獨裁，而前者專斷橫行又反哺後者，兩者互為反饋，攜手共進，就此全民奴性且增強不少——此即如德國學者齊美爾所講的社會學中“相互作用”的形式，對於這種“形式”的具體表達，深得魯迅精神之魂的北京大學中文係教授錢理群曾經論述道：“在一個專製統治下價值封閉的體係內，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是處在同一個價值點上的交流與反饋”（大意如此）。

可想而知，當今中國的政治形態正是走在全麵複辟傳統封建腐朽製度的路上。專製政治乃乾綱獨斷、定於一尊，且說今日中國之專製暴虐，極大地來自最高統治者的德性，習近平妄圖複辟文革，大開曆史倒車，朝思暮想他的皇帝迷夢，再造新時代的秦始皇、毛澤東。

    由此，習近平打造的強專製主義為他的暴政鋪設了平坦大道，布置於“全國一盤棋”格局下，海派上海市民深深感受到文革高潮時的毛式家天下：朕即真理，朕即國家。今天，統帥一聲令，三軍風雷動，酷政促奴性，令箭催遵命，從廟堂衙門，抵基層庸眾，政令一路暢行，貫徹無阻。

以習近平的“家天下”框架來看，上海的抗疫特別需要展示“中國共產黨所具有的無比堅強的領導力，是風雨來襲時中國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要展示中共統治下的製度“優越性”和“合法性”，更確切地說，還需要充分展示習近平總書記的“英明、偉大”形象，為他的正式“登基”皇座打基礎。構建如此之宏大敘事，習家中央政府定義了新冠病毒的抗疫是一場“人民戰爭”，全黨全民統一步調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部署”來進行的，這位總書記一再強調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堅持動態清零總方針不猶豫不動搖”，“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要把抗疫當作“為人民服務”。

以現代性的倫理學來論述，“人民”是個宏大敘事，是形而上之“大魅”，在以“人民”的名義大肆鼓噪、渲染之下，若開啟“幽暗之門”，可以發現，這隻是一塊“超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的招牌，其投射出的真實價值意向往往是希冀反饋回報給投射者自己，即小人心眼、小人心境的“自我、本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乃罪惡之淵藪，其鄙陋卑下、猥瑣不堪！

魯迅先生早就發現，中國的儒家典籍中充滿了“仁者愛人”之語，但是魯迅卻揭穿了其“瞞和騙”，其實質就是“以理殺人”！

今天的上海，把“人民”當作“綱領”來處置具體的全民抗疫，就意味著其餘事情全得靠邊讓路，抗疫以外的事情全都隻是與個人利益掛鉤而已，都是掛靠不上“人民”這個宏偉大宗旨，“人民”這個抽象綱領既然被強化得如此之高大上、偉光正，乃綱舉目張，和尚打傘，為所欲為、不擇手段！

 

（二）“不忘初心，牢記使命”

 

“初心”是習近平執政時代十分時髦的政治詞匯，既然被張揚得如此之“時髦”，它必定隱含有欺騙性！它試圖讓人民感受習的“青春故事”，聆聽他的“梁家河插隊的經曆”，規訓人民的情操，是一項典型的“洗腦工程”。

眾所周知，習近平在福建、浙江和上海三地工作過，已經獲得相當多的東南沿海地區工作的經驗，這些地區比起北方內地來具有相對較高的改革開放性，經濟結構大多是外向型，經濟水平也相應較高，治理較為先進。按照常規思路，要想當上一個大國有作為的主政者，其精神領域的價值觀訴求，本來應該引導國民走上現代化之路，深化改革，大大發揚沿海地區的先進經驗和業績成就，使融合到全球化的經濟圈中，學習西方發達的市場經濟和人文精神，求得國家發展踏上新台階。然而習近平卻不張揚他在沿海地區的經曆，反而大大弘揚在北方落後農村的生活感受、工作經曆——這就值得正義的人們去警惕和深思了。

與毛澤東一樣，習近平自身的秉性就是十分的“土”，在漢語網絡上，不滿的網民將習近平蔑稱為“包子”，意思有“土氣”之意，也就是傳統、愚昧、落後的代名詞。這與《論語》：“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意思相近，懷土就是戀土而安逸，營造個人小天地，即小人德性。我們來看看習近平是如何的“初心”？

“初心”在心理學上可稱為“原型”（榮格：archetypes），習的“原型”有“戀土情結”，顯然相悖於東南沿海地區的現代性精神品質，而在於他不斷吹噓的“土”字而凸出，即“農民情結、三農情懷”，習常稱：“我也是從農村出來的”，“我們這一代人也有這個情結，一定要把我們的老百姓，特別是我們的農民扶一把。”聽聽他的念念有詞“不忘初心”，從“習近平總書記從小就有農村情結”，可推斷習之“戀土”有小人之心：

1.  陝北延安梁家河，習近平插隊在此，據說練就了一套“大學問”，那真是了不得啊！
2. “老家富平曾在習近平迷惘彷徨時給予他溫暖”，陝西省富平縣臨近於曆史上京兆地區，這裏曾經是大一統帝國的中央權力地帶，即有秦、漢、隋、唐四朝大帝國定都於鹹陽、長安，這一家鄉情懷深深地烙印到習近平的人格秉性，使得習內心期盼著大一統政治。
3. 習近平時時要造訪河北省西柏坡，該地是毛派紅色經典的精神發源地，價值連城，非常值得習去流連忘返，就此習想要“弘揚西柏坡精神”。
4. 河北省正定縣，習年輕時候曾工作在此，當時是“農業學大寨”的先進樣板縣，是毛澤東樹立起來的一麵旗幟，同樣是紅色經典，值得去大力追捧，流芳百世。

    作為一個農業人口眾多的大國，農業生產當然需要去關心，農民的利益也當然需要去關心，任何一個具有現代化常識的人，必定知道：農民生活的大幅度改善，必須是由農業現代化來帶動，而農業現代化必須是由工業現代化來帶動，而工業現代化必須是由科技、經濟和製度等的各項現代化來帶動，需要重視精神文明的力量，也就是人的主體性自由的大發揚。然而中國的習某卻是完全的反其道而行之：要論價值觀的定位？什麽的工業、科技、文教、經濟、金融、製度、法治等等的重要發展項目全都擱置在邊上，就是因為這些不含有“初心”，從而全都被當做不重要的思想議題來處理，眼下最最要緊的事情是定位在“農民情結”、“黃土情結”之上：“不忘初心，牢記使命”——老是要把目光盯住在最最落後地區的農民生存價值觀上——這是怎麽樣的心態？怎麽樣的鬼魅心思啊？

人都是有個性的，共產黨執政也如此。理解了習近平的執政個性是那麽的“土裏土氣”，於是懂得：上海抗疫就是充滿習包子特色之土：“鞋子合不合腳，自己穿著才知道。”——紅色經典，土法上馬！   

 

•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方山水有一方風情

 

 共產黨信仰“辯證唯物主義”，其教條說：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確，特定的社會曆史地理環境可以塑造特定的精神氣質。成語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南橘北枳。按辯證法精神，反之亦然，如：彩蝶戀鮮花，蒼蠅叮臭肉；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智者樂水，仁者樂山。說到中國人的“土”，尚有各個地方的各個民風民俗民情，還可細分。

德國學者馬克斯·舍勒的行為學理論認為，能感悟到生活世界的價值和價值秩序的感情是成為行為意欲最深層的基礎部分，而這種感情決定著行為意欲的努力方向。但是舍勒又認為，不能把在一個時代和民族中流行或支配人們價值偏愛的評價係統所具有的“倫理結構”等同於作為價值優先法則的價值本身的客觀秩序。

今天，與西方自由世界一樣，強人習近平也是十分講究“顏色革命”，他將自身個性“土氣”的顏色欽定為中國的“政治正確”，即標準的意識形態，充分施展在上海地方的抗議之中，真實意圖是：以習氏“土氣”淹沒上海“海派”！

那麽究竟怎麽樣評介習包子“土氣”？

第一，純真“紅色基因”，眾所周知，習近平是在紅朝中國、紅色地域、紅色家庭、紅色時代、紅色圈子裏混出來的紅色土特產，紅色元素特濃，大紅特紅超紅。

現代中國有二大文明係統：黃色和藍色。

黃色是內陸型，具有內向封閉性質，其主要的分布地域是在北方的黃土質平原和高原上，其價值資源隻由落後的本土文明來提供（電視劇《河殤》的觀點）。

紅色文明是外來的馬列寧主義與中國本土的黃色文明相結合的產物，被綜合成“毛澤東思想路線”，具有革命的實踐性，但是主要根基還是黃色文明。

    藍色是海洋型，外向開放性質，最初地域分布在東南沿海一帶，隨之改革開放的深化，逐漸擴展至中國的大南方，它是本土文明與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結合的產物。

今天的國情是，北方黃土文明區域經濟全麵落後、蕭條，而南方藍色文明區域市場經濟發展良好，經濟指標高漲。如此經濟地理格局意味著中共統治機器的精神資源麵臨危機，這讓習近平深深不安，習某感受到來自於藍色文明對於紅色政權的威脅：資產階級市民的個體性、獨立性和自由意識在增長，他們不會如黃土地上農民幹活那樣的聽話、遵命和馴服。

遙想1949年3月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正式提出定都北平市的決議，當時的國情正如毛澤東所講：“蔣介石的國都在南京，他的基礎是江浙資本家。我們要把國都建在北平，我們也要在北平找到我們的基礎，這就是工人階級和廣大的勞動群眾。”這講話顯示了：南京的城市精神是藍色，而北平市則是黃色，紅色政權的根基需要由黃色文明來支撐、扶助，才會獲得穩定、可靠。

從前，毛澤東必定熟知曆史典故：“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對藍色文明懷有恐懼：“港台一帶，饕蚊尚多，西方世界，饕蚊成陣。”因此對待曾經位置楚地、而後深藍色的申城上海，毛澤東作指示：要采取“農村包圍城市”戰略。為此，上海外灘海關鍾樓上的大鍾報時，要以深黃色的陝北民歌樂調《東方紅》來進行，使之標誌為城市“主旋律”。要發揚“好八連”榮光，讓他們來到魔都南京路上當“哨兵”，以鎮住充滿資產階級邪念的“霓虹燈”，要加強“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全麵專政”，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今天，習近平憂心忡忡：紅色文明賴以存在基礎的黃色文明正日益蛻化墮落！為此決心拯救，在上海執行“靜態管理、動態清零”，實為一場魔鬼訓練，以鞏固紅色政權的！

 

• 粗人的痞氣，流寇的匪氣

 

紅朝中國首長級高幹的紅二代、紅三代多的是，譬如有劉少奇的兒子，陳雲兒子，鄧小平的兒女，胡耀邦的兒子，葉劍英、江澤民的數個兒女等等，在這一群體裏相比較，習包子就是顯得很“土氣”，這是為什麽呢？

這就是習近平第二個“土”：痞氣+匪氣，這是黃色文明外圍地帶“邊區”之“土氣”。

習近平讀書差勁是知曉的，然而這在首長級的紅後代中較為少見，盡管習近平時常吹噓讀書很多，還煞有介事地列出一長串讀書單來，頗有“此地無銀三百兩”之意。由於不願讀書、讀不進書，習的頭腦難以裝備積聚人類優秀文明的知識。蘇格拉底雲“知識即美德”，其否命題亦同樣成立。現代學者的認識更為精確，知識與美德之間的正向關聯性是需要建立在高概率基礎上，較有科學的合理性。毛澤東閱讀中國古典經書甚多，但也是痞氣+匪氣很濃厚，毛澤東特別讚賞二位流氓痞子皇帝：劉邦和朱元璋，毛把糟粕當作了精粹。

拉馬克的“用進廢退”可以較好解釋，讀書不好的習近平，喜好炫耀他的四肢發達：“我那個時候扛200斤麥子，十裏山路不換肩。”習對頭腦簡單事項：“新時期上山下鄉工程”、“好兒女誌在四方，有誌者奮鬥無悔”，頗有興趣和熱度，可見一斑。習近平坦承其念茲在茲“農民情結”，可以推斷出他的氣質和秉性，天然地與知識性匱缺的泥腿子、四肢發達者、粗布短衫者融通起來，對待海派氣質的上海人就不會有好感，可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

要深入了解習近平的所作所為，需要了解他的個性和風格，需要了解養育習某其秉性、氣質的地方，考察那裏的風土人情。習近平念念不忘他的“初心”之地，就是年輕時候插隊落戶的革命聖地延安，那裏是紅色大本營，更是“紅太陽升起的地方”。對於習近平來說，陝北延安就是他的紅色乳娘，思想養育之地，“作為一個人民公仆，陝北高原是我的根，因為這裏培養出我不變的信念：要為人民做實事！無論我走到哪裏，永遠都是黃土地的兒子。”習近平回憶說，插隊在梁家河，他“看到了人民群眾的根本，真正理解了老百姓”，“我幾乎從來沒哭過，印象較深的兩次哭都是在陝北。”情深誼長啊！

延安市，坐落在陝西省北部，是遊牧文明與農耕文明交融的邊區地帶，漢民族農民世世代代居住此地的曆史中，頻頻遭受多個遊牧民族和部落的相互殺戮、掠奪和洗劫，身處如此蠻族生態的劫掠，釀造出戎狄民風：痞氣+匪氣，漸漸墮落之，本地農耕地上又孵化出次生代的漢族大盜和流寇，如：王嘉胤、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董福祥等等。

大清皇朝晚期，西方殖民主義勢力進入中國東部沿海，紛紛建立起西方式的先進藍色文明，從此經濟格局和重心轉移，地處西北的陝西省經濟文化大幅衰弱，秦風不再，此衰彼漲，當地土匪、土豪卻猖狂起來，到了民國時期，整個陝北地區的匪患尤其嚴重，那時候國民政府的管控力無法抵達陝北，但這恰好為共產黨武裝力量製造出福音來，留給了共軍以極佳的撒野契機和匪盜空間。臭味相投便稱知己，當毛澤東掛帥的大股共軍（紅軍）萬裏迢迢流竄作案來到陝北時候，如魚得水般找準了自己的落腳地，建立起蘇區。

民諺：窮山惡水出刁民，粗茶淡飯無孑遺。肉腐生蛆，蛆熟產蠅；土劣孵匪，匪頑升寇。流寇是土匪發展的頂峰，流寇之所以十分殘暴凶狠毒辣無恥，那是因為流寇作案多是流竄在異地他鄉：1）幾乎碰不上熟人，於是缺乏道德約束；2）罪案的對象都是與己血緣疏遠，於是下得了狠手；3）流竄作案中不容易被抓捕，於是缺乏法律製裁的威懾感。

民國時期的學者傅斯年，曾經把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美國學者餘英時把毛澤東在山上鬧革命歸類為土匪行徑，中共政府體製內走出來的學者阮銘也將當年盤踞在井岡山和延安，建立蘇區的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具體的匪徒而言尚有匪氣強弱的區分，中共領袖中毛澤東、習近平之流痞氣、匪氣特濃，雖然直接將他們比作為流寇尚不恰當，然則深入去思考精神性的高層次本質，就會發現確有近似之處，如操守低劣，隻顧眼前的歡樂和榮耀，不思長治久安的方針、政策和治理，即不具可持續性發展，缺乏人性，不擇手段，不顧人民死活，更扯淡有什麽超越情懷、尋求來世的永生。

上海執行抗疫大行動，是習某心理投射：“習近平總書記親自部署、親自指揮”，乃“初心不改”，大大地用上“梁家河大學問”，卻是來真的：痞氣加匪氣，勁兒十足！

 

• 秦始皇→毛澤東→習近平

 

這三者思想有著較大的傳承性。中共的建黨、建國都是繼承了中國傳統“外儒內法”的一套專製主義本色，馬克思主義成分並不多，如“緊密團結在以某某某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就是中共執政文化的萬能公式，其“春秋大義”足令執政者癡迷不已。

中國政治延續了千年的專製主義，其要數秦始皇的大一統治理格局最具開創、暴虐和傳承，其遺產深深地烙印在中華民族的政治文化基因上。《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今皇帝並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傳承至後世，中共統治者毛澤東、習近平極為崇拜、讚賞，毛澤東自稱：“馬克思加秦始皇”，自比“秦皇、漢武”。習近平是粗人，缺文秀，但配有禦用導演張藝謀來代言，原籍秦地的張藝謀以其電影作品的大氣磅礴著稱，如《英雄》、《大秦賦》、《大秦帝國》等頗有氣勢恢宏，詠古頌今，頌揚獨裁，乃深合主子旨意。

籍貫秦地的習近平似乎比毛澤東更領悟大秦遺風，他也有著構建大一統政治的強烈欲求，冒進浮誇，圖大貪功，舉凡黨、政、軍、財、經、文、教、農、工、商等各界各行，都得讓習來獨攬一身、定於一尊，還妄想對外擴張，天下一統。毛時代流行詞：“全國一盤棋”，如今又翻舊出新而熱炒，以“一言堂”淩駕天下，特別用於上海的抗疫。

中國人骨子裏有“天人合一”，混沌一氣的原始思維和巫術，這集體無意識天然地被大一統政治統攝，進而主導了亞細亞生產方式，在古代，它有利於治理水患、開挖運河、修建長城、建造皇宮等大型項目。在當今，有利於以舉國之力操辦上海防控。在思想意識高度，可以塑造全民的遵命、服從、聽話，即奴性，這恰是習近平的“不忘使命”：“凝聚全民抗疫的強大共識”。

在大一統政治如火如荼的文革期間，誇張而高調的道義目的論籠罩住中國大地上的各項各業，如有“農業以糧為綱、工業以鋼為綱。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於是到處呈現“一刀切”現象，凡是與“綱”不合之事，全得讓步，退避。

今天上海的抗疫正是一刀切做法：為了抗疫的宏偉大業，其他事情全都算不得“事情”，那怕是危機人生命的要事。再如，“同層密接隔離政策”，一人得陽整樓隔離，幾人得陽整區封閉。搞得：簡單直接粗暴，次生災害不斷，雞飛狗跳，人心惶惶。

 

• 外儒內法，臉麵爭光

 

習近平頗想搞《厲害了，我的國》，可看出習的“初心”中有“大秦”情愫，但不唯此。習熟知亡秦之故，暴秦之害，了解《過秦論》，於是就看重《荀子》思想，希望借鑒儒家思想補救暴秦之偏，但這隻是延續了曆史上慣行的“外儒內法”傳統，毫無創意。

以現代人的目光審視，法家思想並非全都是負麵的，糟糕的。譬如，法家的政治思想有“緣法而治”、“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法不阿貴，繩不撓曲”、“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等——貫徹一條法治平等的路線。

秦之後曆代皇朝，形成傳統的官方和上層社會的意識形態是儒家思想，儒家在治國綱要上對法家進行修正，改變其嚴刑律法、冷酷無情、對人性的踐踏，而用溫情脈脈的道德麵紗來遮蓋人心自私之惡。然而儒家的溫情脈脈卻是斷然排斥法家的平等觀，十分講究等級秩序的排位：“尊尊、親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樣導致另一種人性醜惡的釋放。

無論是法家抑或儒家，都嚴重匱乏精神超越性，使得中國人滑落到小人德性的急切功利性，熱衷於超近距離的貼身肉搏，這突出表現為儒家的“麵子文化”，即等級競爭。

今天，習近平把上海抗疫重重地押寶在他的麵子上：看吧，環顧世界，唯有我習某才能夠做到新冠病毒“清零”，豐功偉業啊；溥天之下，皆我臣屬；溥天之下，盡表忠心！

開啟小人心境：這就是習近平的“初心、使命”不可告人的真正用意所在！清零政策來自權力最高層，而下層執行者在習某巫祝之辭誘導下，層層加碼，步步緊逼，使防疫措施變得越來越嚴苛，越來越不通人情，越來越背離常識，卻迎來了中國式“麵子”大豐收！    

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今天，活躍在上海街頭的“大白”誌願者，大多來自社會底層，他們深知等級社會的底層生活之艱辛、悲愴、卑賤、滄桑，受欺受壓，吃苦甚多，在心坎中積滿了多多的怨恨，為此張公百忍，隻是期盼著猴年馬月有個身份升遷，從此羊與狼的位置對調，角色得以變換，從此終於有了發泄的口子和對象，就如二十年媳婦熬成婆婆那樣。今天好機會來了，讓底層誌願者們身披白大褂，臂佩紅袖章，頓時獲得了權力，身價躥升！於是人們就見到了大白們在上海街頭的變本加厲，肆無忌憚。

更是有不少大白門來自外省市的農村地區，他們往往有著毛澤東情結，相信毛澤東的詛咒語“農村包圍城市”，內心對待上海，這個以魔都著稱的城市有著較深的嫉恨，於是今天找到了發泄口子，爭當“南京路上好八連”，侮辱上海人一番，五十步笑百步，好不痛快啊！

上海本地市民，生存在全民抗疫的如此高壓境遇，顯得勢單力孤，不得不進行一場忍耐之心的大考驗。雖說是有海派氣質，但是多年來在習氏毛左政治侵染下，上海人漸漸變得麻木起來，中國傳統習性在增強，一個“忍”字當頭，懂得“看三勢”，學會“拎得清”，不做“填刀頭”，好漢不吃眼前虧，識時務者為俊傑，好死不如賴活著——與內地的庸眾一樣，都是媳婦受熬的心態——如此則喪失了做人的真誠性和崇高性。

 

                                                    施衛江

寫於 美國紐約

2022年5月26日上海抗疫為何如此狂暴？

 

最近，上海人民沉浸在“靜態管理、動態清零”的極度悲憤中，二個月來的抗疫，上海居民要麽封閉在家裏，要麽隔離在方艙，要麽入住醫院，最慘的是一些外地來滬的農民工、送貨員和運輸汽車司機，隻得睡眠在大街上、橋孔下、卡車裏，還不得行走出受封圍欄，還得不到足夠食物。不管呆在城市哪個角落，是富人或窮人，是教授還是乞丐，人人自危，生活無序，商店關門，藥品斷供，生存所需的基本食品、日用品都要靠手機上操作去“搶”，凡是不會手機操作就隻能等死，非新冠病毒引起的疾病都不算是“病”，假如某個病人不能出示有效核酸測試陰性證明，病人均得不到及時救治，更惡劣的措施是，要裝配鐵網在管控區的每一棟民宅樓的大門口，予以嚴加防範管製，防市民如防盜賊！“大白”警察容許隨意闖進市民家中搞“執法”，市民蒙受盡多的不幸和災難可就是不容許公開自由發聲喊冤！

嗚呼！號稱“國家主人”的上海市民，本是代表中國最具先進生產力的一族群體，理應充分釋放出上海市民的聰明才幹去搞建設，然而在黨中央的“清零”政策強製下，海派靈性竟然大肆遭受踐踏，人格尊嚴被貶至不及囚徒的卑下，被準許的行動自由還不如圈養的禽畜。哀哉！上海市民的生存境況是多麽孤苦伶仃無助，上海市民的精神抑鬱是何等淒淒慘慘戚戚。

由中央政府主導的抗疫“清零”，為什麽要對上海人民動用如此的粗暴、野蠻、獸性、瘋狂？這在西方自由世界看來，簡直太不可思議了！根源究竟是什麽呢？

 

（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發生在上海的抗疫狂暴當然不是海派文化傳承的特質，而是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親自部署指揮、密集指示批示”來進行，這位總書記宣稱：“我們的防控方針是由黨的性質和宗旨決定的”，“從黨的性質宗旨認識疫情防控方針”，當然不是飛來之石，而是經有悠久曆史的中國傳統孵化而成，它僵硬地主宰著當今中國政治的一切。欲懂得這場清零抗疫的真實意圖，須深入了解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須了解中國的民風民俗，尤其是陝北地區。

近年來，習近平嫻熟地運用他的政治手腕使大權獨攬，業已形成“九鼎之尊”局麵，且有越演越烈之勢，在其統治下的社會官僚機器不斷強化威權形式，這使得後者形式的高度威權化又促進了前者的獨裁，而前者專斷橫行又反哺後者，兩者互為反饋，攜手共進，就此全民奴性且增強不少——此即如德國學者齊美爾所講的社會學中“相互作用”的形式，對於這種“形式”的具體表達，深得魯迅精神之魂的北京大學中文係教授錢理群曾經論述道：“在一個專製統治下價值封閉的體係內，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是處在同一個價值點上的交流與反饋”（大意如此）。

可想而知，當今中國的政治形態正是走在全麵複辟傳統封建腐朽製度的路上。專製政治乃乾綱獨斷、定於一尊，且說今日中國之專製暴虐，極大地來自最高統治者的德性，習近平妄圖複辟文革，大開曆史倒車，朝思暮想他的皇帝迷夢，再造新時代的秦始皇、毛澤東。

    由此，習近平打造的強專製主義為他的暴政鋪設了平坦大道，布置於“全國一盤棋”格局下，海派上海市民深深感受到文革高潮時的毛式家天下：朕即真理，朕即國家。今天，統帥一聲令，三軍風雷動，酷政促奴性，令箭催遵命，從廟堂衙門，抵基層庸眾，政令一路暢行，貫徹無阻。

以習近平的“家天下”框架來看，上海的抗疫特別需要展示“中國共產黨所具有的無比堅強的領導力，是風雨來襲時中國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要展示中共統治下的製度“優越性”和“合法性”，更確切地說，還需要充分展示習近平總書記的“英明、偉大”形象，為他的正式“登基”皇座打基礎。構建如此之宏大敘事，習家中央政府定義了新冠病毒的抗疫是一場“人民戰爭”，全黨全民統一步調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部署”來進行的，這位總書記一再強調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堅持動態清零總方針不猶豫不動搖”，“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要把抗疫當作“為人民服務”。

以現代性的倫理學來論述，“人民”是個宏大敘事，是形而上之“大魅”，在以“人民”的名義大肆鼓噪、渲染之下，若開啟“幽暗之門”，可以發現，這隻是一塊“超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的招牌，其投射出的真實價值意向往往是希冀反饋回報給投射者自己，即小人心眼、小人心境的“自我、本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乃罪惡之淵藪，其鄙陋卑下、猥瑣不堪！

魯迅先生早就發現，中國的儒家典籍中充滿了“仁者愛人”之語，但是魯迅卻揭穿了其“瞞和騙”，其實質就是“以理殺人”！

今天的上海，把“人民”當作“綱領”來處置具體的全民抗疫，就意味著其餘事情全得靠邊讓路，抗疫以外的事情全都隻是與個人利益掛鉤而已，都是掛靠不上“人民”這個宏偉大宗旨，“人民”這個抽象綱領既然被強化得如此之高大上、偉光正，乃綱舉目張，和尚打傘，為所欲為、不擇手段！

 

（二）“不忘初心，牢記使命”

 

“初心”是習近平執政時代十分時髦的政治詞匯，既然被張揚得如此之“時髦”，它必定隱含有欺騙性！它試圖讓人民感受習的“青春故事”，聆聽他的“梁家河插隊的經曆”，規訓人民的情操，是一項典型的“洗腦工程”。

眾所周知，習近平在福建、浙江和上海三地工作過，已經獲得相當多的東南沿海地區工作的經驗，這些地區比起北方內地來具有相對較高的改革開放性，經濟結構大多是外向型，經濟水平也相應較高，治理較為先進。按照常規思路，要想當上一個大國有作為的主政者，其精神領域的價值觀訴求，本來應該引導國民走上現代化之路，深化改革，大大發揚沿海地區的先進經驗和業績成就，使融合到全球化的經濟圈中，學習西方發達的市場經濟和人文精神，求得國家發展踏上新台階。然而習近平卻不張揚他在沿海地區的經曆，反而大大弘揚在北方落後農村的生活感受、工作經曆——這就值得正義的人們去警惕和深思了。

與毛澤東一樣，習近平自身的秉性就是十分的“土”，在漢語網絡上，不滿的網民將習近平蔑稱為“包子”，意思有“土氣”之意，也就是傳統、愚昧、落後的代名詞。這與《論語》：“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意思相近，懷土就是戀土而安逸，營造個人小天地，即小人德性。我們來看看習近平是如何的“初心”？

“初心”在心理學上可稱為“原型”（榮格：archetypes），習的“原型”有“戀土情結”，顯然相悖於東南沿海地區的現代性精神品質，而在於他不斷吹噓的“土”字而凸出，即“農民情結、三農情懷”，習常稱：“我也是從農村出來的”，“我們這一代人也有這個情結，一定要把我們的老百姓，特別是我們的農民扶一把。”聽聽他的念念有詞“不忘初心”，從“習近平總書記從小就有農村情結”，可推斷習之“戀土”有小人之心：

1.  陝北延安梁家河，習近平插隊在此，據說練就了一套“大學問”，那真是了不得啊！
2. “老家富平曾在習近平迷惘彷徨時給予他溫暖”，陝西省富平縣臨近於曆史上京兆地區，這裏曾經是大一統帝國的中央權力地帶，即有秦、漢、隋、唐四朝大帝國定都於鹹陽、長安，這一家鄉情懷深深地烙印到習近平的人格秉性，使得習內心期盼著大一統政治。
3. 習近平時時要造訪河北省西柏坡，該地是毛派紅色經典的精神發源地，價值連城，非常值得習去流連忘返，就此習想要“弘揚西柏坡精神”。
4. 河北省正定縣，習年輕時候曾工作在此，當時是“農業學大寨”的先進樣板縣，是毛澤東樹立起來的一麵旗幟，同樣是紅色經典，值得去大力追捧，流芳百世。

    作為一個農業人口眾多的大國，農業生產當然需要去關心，農民的利益也當然需要去關心，任何一個具有現代化常識的人，必定知道：農民生活的大幅度改善，必須是由農業現代化來帶動，而農業現代化必須是由工業現代化來帶動，而工業現代化必須是由科技、經濟和製度等的各項現代化來帶動，需要重視精神文明的力量，也就是人的主體性自由的大發揚。然而中國的習某卻是完全的反其道而行之：要論價值觀的定位？什麽的工業、科技、文教、經濟、金融、製度、法治等等的重要發展項目全都擱置在邊上，就是因為這些不含有“初心”，從而全都被當做不重要的思想議題來處理，眼下最最要緊的事情是定位在“農民情結”、“黃土情結”之上：“不忘初心，牢記使命”——老是要把目光盯住在最最落後地區的農民生存價值觀上——這是怎麽樣的心態？怎麽樣的鬼魅心思啊？

人都是有個性的，共產黨執政也如此。理解了習近平的執政個性是那麽的“土裏土氣”，於是懂得：上海抗疫就是充滿習包子特色之土：“鞋子合不合腳，自己穿著才知道。”——紅色經典，土法上馬！   

 

•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方山水有一方風情

 

 共產黨信仰“辯證唯物主義”，其教條說：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確，特定的社會曆史地理環境可以塑造特定的精神氣質。成語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南橘北枳。按辯證法精神，反之亦然，如：彩蝶戀鮮花，蒼蠅叮臭肉；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智者樂水，仁者樂山。說到中國人的“土”，尚有各個地方的各個民風民俗民情，還可細分。

德國學者馬克斯·舍勒的行為學理論認為，能感悟到生活世界的價值和價值秩序的感情是成為行為意欲最深層的基礎部分，而這種感情決定著行為意欲的努力方向。但是舍勒又認為，不能把在一個時代和民族中流行或支配人們價值偏愛的評價係統所具有的“倫理結構”等同於作為價值優先法則的價值本身的客觀秩序。

今天，與西方自由世界一樣，強人習近平也是十分講究“顏色革命”，他將自身個性“土氣”的顏色欽定為中國的“政治正確”，即標準的意識形態，充分施展在上海地方的抗議之中，真實意圖是：以習氏“土氣”淹沒上海“海派”！

那麽究竟怎麽樣評介習包子“土氣”？

第一，純真“紅色基因”，眾所周知，習近平是在紅朝中國、紅色地域、紅色家庭、紅色時代、紅色圈子裏混出來的紅色土特產，紅色元素特濃，大紅特紅超紅。

現代中國有二大文明係統：黃色和藍色。

黃色是內陸型，具有內向封閉性質，其主要的分布地域是在北方的黃土質平原和高原上，其價值資源隻由落後的本土文明來提供（電視劇《河殤》的觀點）。

紅色文明是外來的馬列寧主義與中國本土的黃色文明相結合的產物，被綜合成“毛澤東思想路線”，具有革命的實踐性，但是主要根基還是黃色文明。

    藍色是海洋型，外向開放性質，最初地域分布在東南沿海一帶，隨之改革開放的深化，逐漸擴展至中國的大南方，它是本土文明與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結合的產物。

今天的國情是，北方黃土文明區域經濟全麵落後、蕭條，而南方藍色文明區域市場經濟發展良好，經濟指標高漲。如此經濟地理格局意味著中共統治機器的精神資源麵臨危機，這讓習近平深深不安，習某感受到來自於藍色文明對於紅色政權的威脅：資產階級市民的個體性、獨立性和自由意識在增長，他們不會如黃土地上農民幹活那樣的聽話、遵命和馴服。

遙想1949年3月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正式提出定都北平市的決議，當時的國情正如毛澤東所講：“蔣介石的國都在南京，他的基礎是江浙資本家。我們要把國都建在北平，我們也要在北平找到我們的基礎，這就是工人階級和廣大的勞動群眾。”這講話顯示了：南京的城市精神是藍色，而北平市則是黃色，紅色政權的根基需要由黃色文明來支撐、扶助，才會獲得穩定、可靠。

從前，毛澤東必定熟知曆史典故：“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對藍色文明懷有恐懼：“港台一帶，饕蚊尚多，西方世界，饕蚊成陣。”因此對待曾經位置楚地、而後深藍色的申城上海，毛澤東作指示：要采取“農村包圍城市”戰略。為此，上海外灘海關鍾樓上的大鍾報時，要以深黃色的陝北民歌樂調《東方紅》來進行，使之標誌為城市“主旋律”。要發揚“好八連”榮光，讓他們來到魔都南京路上當“哨兵”，以鎮住充滿資產階級邪念的“霓虹燈”，要加強“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全麵專政”，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今天，習近平憂心忡忡：紅色文明賴以存在基礎的黃色文明正日益蛻化墮落！為此決心拯救，在上海執行“靜態管理、動態清零”，實為一場魔鬼訓練，以鞏固紅色政權的！

 

• 粗人的痞氣，流寇的匪氣

 

紅朝中國首長級高幹的紅二代、紅三代多的是，譬如有劉少奇的兒子，陳雲兒子，鄧小平的兒女，胡耀邦的兒子，葉劍英、江澤民的數個兒女等等，在這一群體裏相比較，習包子就是顯得很“土氣”，這是為什麽呢？

這就是習近平第二個“土”：痞氣+匪氣，這是黃色文明外圍地帶“邊區”之“土氣”。

習近平讀書差勁是知曉的，然而這在首長級的紅後代中較為少見，盡管習近平時常吹噓讀書很多，還煞有介事地列出一長串讀書單來，頗有“此地無銀三百兩”之意。由於不願讀書、讀不進書，習的頭腦難以裝備積聚人類優秀文明的知識。蘇格拉底雲“知識即美德”，其否命題亦同樣成立。現代學者的認識更為精確，知識與美德之間的正向關聯性是需要建立在高概率基礎上，較有科學的合理性。毛澤東閱讀中國古典經書甚多，但也是痞氣+匪氣很濃厚，毛澤東特別讚賞二位流氓痞子皇帝：劉邦和朱元璋，毛把糟粕當作了精粹。

拉馬克的“用進廢退”可以較好解釋，讀書不好的習近平，喜好炫耀他的四肢發達：“我那個時候扛200斤麥子，十裏山路不換肩。”習對頭腦簡單事項：“新時期上山下鄉工程”、“好兒女誌在四方，有誌者奮鬥無悔”，頗有興趣和熱度，可見一斑。習近平坦承其念茲在茲“農民情結”，可以推斷出他的氣質和秉性，天然地與知識性匱缺的泥腿子、四肢發達者、粗布短衫者融通起來，對待海派氣質的上海人就不會有好感，可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

要深入了解習近平的所作所為，需要了解他的個性和風格，需要了解養育習某其秉性、氣質的地方，考察那裏的風土人情。習近平念念不忘他的“初心”之地，就是年輕時候插隊落戶的革命聖地延安，那裏是紅色大本營，更是“紅太陽升起的地方”。對於習近平來說，陝北延安就是他的紅色乳娘，思想養育之地，“作為一個人民公仆，陝北高原是我的根，因為這裏培養出我不變的信念：要為人民做實事！無論我走到哪裏，永遠都是黃土地的兒子。”習近平回憶說，插隊在梁家河，他“看到了人民群眾的根本，真正理解了老百姓”，“我幾乎從來沒哭過，印象較深的兩次哭都是在陝北。”情深誼長啊！

延安市，坐落在陝西省北部，是遊牧文明與農耕文明交融的邊區地帶，漢民族農民世世代代居住此地的曆史中，頻頻遭受多個遊牧民族和部落的相互殺戮、掠奪和洗劫，身處如此蠻族生態的劫掠，釀造出戎狄民風：痞氣+匪氣，漸漸墮落之，本地農耕地上又孵化出次生代的漢族大盜和流寇，如：王嘉胤、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董福祥等等。

大清皇朝晚期，西方殖民主義勢力進入中國東部沿海，紛紛建立起西方式的先進藍色文明，從此經濟格局和重心轉移，地處西北的陝西省經濟文化大幅衰弱，秦風不再，此衰彼漲，當地土匪、土豪卻猖狂起來，到了民國時期，整個陝北地區的匪患尤其嚴重，那時候國民政府的管控力無法抵達陝北，但這恰好為共產黨武裝力量製造出福音來，留給了共軍以極佳的撒野契機和匪盜空間。臭味相投便稱知己，當毛澤東掛帥的大股共軍（紅軍）萬裏迢迢流竄作案來到陝北時候，如魚得水般找準了自己的落腳地，建立起蘇區。

民諺：窮山惡水出刁民，粗茶淡飯無孑遺。肉腐生蛆，蛆熟產蠅；土劣孵匪，匪頑升寇。流寇是土匪發展的頂峰，流寇之所以十分殘暴凶狠毒辣無恥，那是因為流寇作案多是流竄在異地他鄉：1）幾乎碰不上熟人，於是缺乏道德約束；2）罪案的對象都是與己血緣疏遠，於是下得了狠手；3）流竄作案中不容易被抓捕，於是缺乏法律製裁的威懾感。

民國時期的學者傅斯年，曾經把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美國學者餘英時把毛澤東在山上鬧革命歸類為土匪行徑，中共政府體製內走出來的學者阮銘也將當年盤踞在井岡山和延安，建立蘇區的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具體的匪徒而言尚有匪氣強弱的區分，中共領袖中毛澤東、習近平之流痞氣、匪氣特濃，雖然直接將他們比作為流寇尚不恰當，然則深入去思考精神性的高層次本質，就會發現確有近似之處，如操守低劣，隻顧眼前的歡樂和榮耀，不思長治久安的方針、政策和治理，即不具可持續性發展，缺乏人性，不擇手段，不顧人民死活，更扯淡有什麽超越情懷、尋求來世的永生。

上海執行抗疫大行動，是習某心理投射：“習近平總書記親自部署、親自指揮”，乃“初心不改”，大大地用上“梁家河大學問”，卻是來真的：痞氣加匪氣，勁兒十足！

 

• 秦始皇→毛澤東→習近平

 

這三者思想有著較大的傳承性。中共的建黨、建國都是繼承了中國傳統“外儒內法”的一套專製主義本色，馬克思主義成分並不多，如“緊密團結在以某某某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就是中共執政文化的萬能公式，其“春秋大義”足令執政者癡迷不已。

中國政治延續了千年的專製主義，其要數秦始皇的大一統治理格局最具開創、暴虐和傳承，其遺產深深地烙印在中華民族的政治文化基因上。《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今皇帝並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傳承至後世，中共統治者毛澤東、習近平極為崇拜、讚賞，毛澤東自稱：“馬克思加秦始皇”，自比“秦皇、漢武”。習近平是粗人，缺文秀，但配有禦用導演張藝謀來代言，原籍秦地的張藝謀以其電影作品的大氣磅礴著稱，如《英雄》、《大秦賦》、《大秦帝國》等頗有氣勢恢宏，詠古頌今，頌揚獨裁，乃深合主子旨意。

籍貫秦地的習近平似乎比毛澤東更領悟大秦遺風，他也有著構建大一統政治的強烈欲求，冒進浮誇，圖大貪功，舉凡黨、政、軍、財、經、文、教、農、工、商等各界各行，都得讓習來獨攬一身、定於一尊，還妄想對外擴張，天下一統。毛時代流行詞：“全國一盤棋”，如今又翻舊出新而熱炒，以“一言堂”淩駕天下，特別用於上海的抗疫。

中國人骨子裏有“天人合一”，混沌一氣的原始思維和巫術，這集體無意識天然地被大一統政治統攝，進而主導了亞細亞生產方式，在古代，它有利於治理水患、開挖運河、修建長城、建造皇宮等大型項目。在當今，有利於以舉國之力操辦上海防控。在思想意識高度，可以塑造全民的遵命、服從、聽話，即奴性，這恰是習近平的“不忘使命”：“凝聚全民抗疫的強大共識”。

在大一統政治如火如荼的文革期間，誇張而高調的道義目的論籠罩住中國大地上的各項各業，如有“農業以糧為綱、工業以鋼為綱。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於是到處呈現“一刀切”現象，凡是與“綱”不合之事，全得讓步，退避。

今天上海的抗疫正是一刀切做法：為了抗疫的宏偉大業，其他事情全都算不得“事情”，那怕是危機人生命的要事。再如，“同層密接隔離政策”，一人得陽整樓隔離，幾人得陽整區封閉。搞得：簡單直接粗暴，次生災害不斷，雞飛狗跳，人心惶惶。

 

• 外儒內法，臉麵爭光

 

習近平頗想搞《厲害了，我的國》，可看出習的“初心”中有“大秦”情愫，但不唯此。習熟知亡秦之故，暴秦之害，了解《過秦論》，於是就看重《荀子》思想，希望借鑒儒家思想補救暴秦之偏，但這隻是延續了曆史上慣行的“外儒內法”傳統，毫無創意。

以現代人的目光審視，法家思想並非全都是負麵的，糟糕的。譬如，法家的政治思想有“緣法而治”、“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法不阿貴，繩不撓曲”、“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等——貫徹一條法治平等的路線。

秦之後曆代皇朝，形成傳統的官方和上層社會的意識形態是儒家思想，儒家在治國綱要上對法家進行修正，改變其嚴刑律法、冷酷無情、對人性的踐踏，而用溫情脈脈的道德麵紗來遮蓋人心自私之惡。然而儒家的溫情脈脈卻是斷然排斥法家的平等觀，十分講究等級秩序的排位：“尊尊、親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樣導致另一種人性醜惡的釋放。

無論是法家抑或儒家，都嚴重匱乏精神超越性，使得中國人滑落到小人德性的急切功利性，熱衷於超近距離的貼身肉搏，這突出表現為儒家的“麵子文化”，即等級競爭。

今天，習近平把上海抗疫重重地押寶在他的麵子上：看吧，環顧世界，唯有我習某才能夠做到新冠病毒“清零”，豐功偉業啊；溥天之下，皆我臣屬；溥天之下，盡表忠心！

開啟小人心境：這就是習近平的“初心、使命”不可告人的真正用意所在！清零政策來自權力最高層，而下層執行者在習某巫祝之辭誘導下，層層加碼，步步緊逼，使防疫措施變得越來越嚴苛，越來越不通人情，越來越背離常識，卻迎來了中國式“麵子”大豐收！    

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今天，活躍在上海街頭的“大白”誌願者，大多來自社會底層，他們深知等級社會的底層生活之艱辛、悲愴、卑賤、滄桑，受欺受壓，吃苦甚多，在心坎中積滿了多多的怨恨，為此張公百忍，隻是期盼著猴年馬月有個身份升遷，從此羊與狼的位置對調，角色得以變換，從此終於有了發泄的口子和對象，就如二十年媳婦熬成婆婆那樣。今天好機會來了，讓底層誌願者們身披白大褂，臂佩紅袖章，頓時獲得了權力，身價躥升！於是人們就見到了大白們在上海街頭的變本加厲，肆無忌憚。

更是有不少大白門來自外省市的農村地區，他們往往有著毛澤東情結，相信毛澤東的詛咒語“農村包圍城市”，內心對待上海，這個以魔都著稱的城市有著較深的嫉恨，於是今天找到了發泄口子，爭當“南京路上好八連”，侮辱上海人一番，五十步笑百步，好不痛快啊！

上海本地市民，生存在全民抗疫的如此高壓境遇，顯得勢單力孤，不得不進行一場忍耐之心的大考驗。雖說是有海派氣質，但是多年來在習氏毛左政治侵染下，上海人漸漸變得麻木起來，中國傳統習性在增強，一個“忍”字當頭，懂得“看三勢”，學會“拎得清”，不做“填刀頭”，好漢不吃眼前虧，識時務者為俊傑，好死不如賴活著——與內地的庸眾一樣，都是媳婦受熬的心態——如此則喪失了做人的真誠性和崇高性。

 

                                                    施衛江

寫於 美國紐約

2022年5月26日上海抗疫為何如此狂暴？

 

最近，上海人民沉浸在“靜態管理、動態清零”的極度悲憤中，二個月來的抗疫，上海居民要麽封閉在家裏，要麽隔離在方艙，要麽入住醫院，最慘的是一些外地來滬的農民工、送貨員和運輸汽車司機，隻得睡眠在大街上、橋孔下、卡車裏，還不得行走出受封圍欄，還得不到足夠食物。不管呆在城市哪個角落，是富人或窮人，是教授還是乞丐，人人自危，生活無序，商店關門，藥品斷供，生存所需的基本食品、日用品都要靠手機上操作去“搶”，凡是不會手機操作就隻能等死，非新冠病毒引起的疾病都不算是“病”，假如某個病人不能出示有效核酸測試陰性證明，病人均得不到及時救治，更惡劣的措施是，要裝配鐵網在管控區的每一棟民宅樓的大門口，予以嚴加防範管製，防市民如防盜賊！“大白”警察容許隨意闖進市民家中搞“執法”，市民蒙受盡多的不幸和災難可就是不容許公開自由發聲喊冤！

嗚呼！號稱“國家主人”的上海市民，本是代表中國最具先進生產力的一族群體，理應充分釋放出上海市民的聰明才幹去搞建設，然而在黨中央的“清零”政策強製下，海派靈性竟然大肆遭受踐踏，人格尊嚴被貶至不及囚徒的卑下，被準許的行動自由還不如圈養的禽畜。哀哉！上海市民的生存境況是多麽孤苦伶仃無助，上海市民的精神抑鬱是何等淒淒慘慘戚戚。

由中央政府主導的抗疫“清零”，為什麽要對上海人民動用如此的粗暴、野蠻、獸性、瘋狂？這在西方自由世界看來，簡直太不可思議了！根源究竟是什麽呢？

 

（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發生在上海的抗疫狂暴當然不是海派文化傳承的特質，而是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親自部署指揮、密集指示批示”來進行，這位總書記宣稱：“我們的防控方針是由黨的性質和宗旨決定的”，“從黨的性質宗旨認識疫情防控方針”，當然不是飛來之石，而是經有悠久曆史的中國傳統孵化而成，它僵硬地主宰著當今中國政治的一切。欲懂得這場清零抗疫的真實意圖，須深入了解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須了解中國的民風民俗，尤其是陝北地區。

近年來，習近平嫻熟地運用他的政治手腕使大權獨攬，業已形成“九鼎之尊”局麵，且有越演越烈之勢，在其統治下的社會官僚機器不斷強化威權形式，這使得後者形式的高度威權化又促進了前者的獨裁，而前者專斷橫行又反哺後者，兩者互為反饋，攜手共進，就此全民奴性且增強不少——此即如德國學者齊美爾所講的社會學中“相互作用”的形式，對於這種“形式”的具體表達，深得魯迅精神之魂的北京大學中文係教授錢理群曾經論述道：“在一個專製統治下價值封閉的體係內，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是處在同一個價值點上的交流與反饋”（大意如此）。

可想而知，當今中國的政治形態正是走在全麵複辟傳統封建腐朽製度的路上。專製政治乃乾綱獨斷、定於一尊，且說今日中國之專製暴虐，極大地來自最高統治者的德性，習近平妄圖複辟文革，大開曆史倒車，朝思暮想他的皇帝迷夢，再造新時代的秦始皇、毛澤東。

    由此，習近平打造的強專製主義為他的暴政鋪設了平坦大道，布置於“全國一盤棋”格局下，海派上海市民深深感受到文革高潮時的毛式家天下：朕即真理，朕即國家。今天，統帥一聲令，三軍風雷動，酷政促奴性，令箭催遵命，從廟堂衙門，抵基層庸眾，政令一路暢行，貫徹無阻。

以習近平的“家天下”框架來看，上海的抗疫特別需要展示“中國共產黨所具有的無比堅強的領導力，是風雨來襲時中國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要展示中共統治下的製度“優越性”和“合法性”，更確切地說，還需要充分展示習近平總書記的“英明、偉大”形象，為他的正式“登基”皇座打基礎。構建如此之宏大敘事，習家中央政府定義了新冠病毒的抗疫是一場“人民戰爭”，全黨全民統一步調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部署”來進行的，這位總書記一再強調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堅持動態清零總方針不猶豫不動搖”，“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要把抗疫當作“為人民服務”。

以現代性的倫理學來論述，“人民”是個宏大敘事，是形而上之“大魅”，在以“人民”的名義大肆鼓噪、渲染之下，若開啟“幽暗之門”，可以發現，這隻是一塊“超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的招牌，其投射出的真實價值意向往往是希冀反饋回報給投射者自己，即小人心眼、小人心境的“自我、本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乃罪惡之淵藪，其鄙陋卑下、猥瑣不堪！

魯迅先生早就發現，中國的儒家典籍中充滿了“仁者愛人”之語，但是魯迅卻揭穿了其“瞞和騙”，其實質就是“以理殺人”！

今天的上海，把“人民”當作“綱領”來處置具體的全民抗疫，就意味著其餘事情全得靠邊讓路，抗疫以外的事情全都隻是與個人利益掛鉤而已，都是掛靠不上“人民”這個宏偉大宗旨，“人民”這個抽象綱領既然被強化得如此之高大上、偉光正，乃綱舉目張，和尚打傘，為所欲為、不擇手段！

 

（二）“不忘初心，牢記使命”

 

“初心”是習近平執政時代十分時髦的政治詞匯，既然被張揚得如此之“時髦”，它必定隱含有欺騙性！它試圖讓人民感受習的“青春故事”，聆聽他的“梁家河插隊的經曆”，規訓人民的情操，是一項典型的“洗腦工程”。

眾所周知，習近平在福建、浙江和上海三地工作過，已經獲得相當多的東南沿海地區工作的經驗，這些地區比起北方內地來具有相對較高的改革開放性，經濟結構大多是外向型，經濟水平也相應較高，治理較為先進。按照常規思路，要想當上一個大國有作為的主政者，其精神領域的價值觀訴求，本來應該引導國民走上現代化之路，深化改革，大大發揚沿海地區的先進經驗和業績成就，使融合到全球化的經濟圈中，學習西方發達的市場經濟和人文精神，求得國家發展踏上新台階。然而習近平卻不張揚他在沿海地區的經曆，反而大大弘揚在北方落後農村的生活感受、工作經曆——這就值得正義的人們去警惕和深思了。

與毛澤東一樣，習近平自身的秉性就是十分的“土”，在漢語網絡上，不滿的網民將習近平蔑稱為“包子”，意思有“土氣”之意，也就是傳統、愚昧、落後的代名詞。這與《論語》：“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意思相近，懷土就是戀土而安逸，營造個人小天地，即小人德性。我們來看看習近平是如何的“初心”？

“初心”在心理學上可稱為“原型”（榮格：archetypes），習的“原型”有“戀土情結”，顯然相悖於東南沿海地區的現代性精神品質，而在於他不斷吹噓的“土”字而凸出，即“農民情結、三農情懷”，習常稱：“我也是從農村出來的”，“我們這一代人也有這個情結，一定要把我們的老百姓，特別是我們的農民扶一把。”聽聽他的念念有詞“不忘初心”，從“習近平總書記從小就有農村情結”，可推斷習之“戀土”有小人之心：

1.  陝北延安梁家河，習近平插隊在此，據說練就了一套“大學問”，那真是了不得啊！
2. “老家富平曾在習近平迷惘彷徨時給予他溫暖”，陝西省富平縣臨近於曆史上京兆地區，這裏曾經是大一統帝國的中央權力地帶，即有秦、漢、隋、唐四朝大帝國定都於鹹陽、長安，這一家鄉情懷深深地烙印到習近平的人格秉性，使得習內心期盼著大一統政治。
3. 習近平時時要造訪河北省西柏坡，該地是毛派紅色經典的精神發源地，價值連城，非常值得習去流連忘返，就此習想要“弘揚西柏坡精神”。
4. 河北省正定縣，習年輕時候曾工作在此，當時是“農業學大寨”的先進樣板縣，是毛澤東樹立起來的一麵旗幟，同樣是紅色經典，值得去大力追捧，流芳百世。

    作為一個農業人口眾多的大國，農業生產當然需要去關心，農民的利益也當然需要去關心，任何一個具有現代化常識的人，必定知道：農民生活的大幅度改善，必須是由農業現代化來帶動，而農業現代化必須是由工業現代化來帶動，而工業現代化必須是由科技、經濟和製度等的各項現代化來帶動，需要重視精神文明的力量，也就是人的主體性自由的大發揚。然而中國的習某卻是完全的反其道而行之：要論價值觀的定位？什麽的工業、科技、文教、經濟、金融、製度、法治等等的重要發展項目全都擱置在邊上，就是因為這些不含有“初心”，從而全都被當做不重要的思想議題來處理，眼下最最要緊的事情是定位在“農民情結”、“黃土情結”之上：“不忘初心，牢記使命”——老是要把目光盯住在最最落後地區的農民生存價值觀上——這是怎麽樣的心態？怎麽樣的鬼魅心思啊？

人都是有個性的，共產黨執政也如此。理解了習近平的執政個性是那麽的“土裏土氣”，於是懂得：上海抗疫就是充滿習包子特色之土：“鞋子合不合腳，自己穿著才知道。”——紅色經典，土法上馬！   

 

•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方山水有一方風情

 

 共產黨信仰“辯證唯物主義”，其教條說：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確，特定的社會曆史地理環境可以塑造特定的精神氣質。成語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南橘北枳。按辯證法精神，反之亦然，如：彩蝶戀鮮花，蒼蠅叮臭肉；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智者樂水，仁者樂山。說到中國人的“土”，尚有各個地方的各個民風民俗民情，還可細分。

德國學者馬克斯·舍勒的行為學理論認為，能感悟到生活世界的價值和價值秩序的感情是成為行為意欲最深層的基礎部分，而這種感情決定著行為意欲的努力方向。但是舍勒又認為，不能把在一個時代和民族中流行或支配人們價值偏愛的評價係統所具有的“倫理結構”等同於作為價值優先法則的價值本身的客觀秩序。

今天，與西方自由世界一樣，強人習近平也是十分講究“顏色革命”，他將自身個性“土氣”的顏色欽定為中國的“政治正確”，即標準的意識形態，充分施展在上海地方的抗議之中，真實意圖是：以習氏“土氣”淹沒上海“海派”！

那麽究竟怎麽樣評介習包子“土氣”？

第一，純真“紅色基因”，眾所周知，習近平是在紅朝中國、紅色地域、紅色家庭、紅色時代、紅色圈子裏混出來的紅色土特產，紅色元素特濃，大紅特紅超紅。

現代中國有二大文明係統：黃色和藍色。

黃色是內陸型，具有內向封閉性質，其主要的分布地域是在北方的黃土質平原和高原上，其價值資源隻由落後的本土文明來提供（電視劇《河殤》的觀點）。

紅色文明是外來的馬列寧主義與中國本土的黃色文明相結合的產物，被綜合成“毛澤東思想路線”，具有革命的實踐性，但是主要根基還是黃色文明。

    藍色是海洋型，外向開放性質，最初地域分布在東南沿海一帶，隨之改革開放的深化，逐漸擴展至中國的大南方，它是本土文明與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結合的產物。

今天的國情是，北方黃土文明區域經濟全麵落後、蕭條，而南方藍色文明區域市場經濟發展良好，經濟指標高漲。如此經濟地理格局意味著中共統治機器的精神資源麵臨危機，這讓習近平深深不安，習某感受到來自於藍色文明對於紅色政權的威脅：資產階級市民的個體性、獨立性和自由意識在增長，他們不會如黃土地上農民幹活那樣的聽話、遵命和馴服。

遙想1949年3月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正式提出定都北平市的決議，當時的國情正如毛澤東所講：“蔣介石的國都在南京，他的基礎是江浙資本家。我們要把國都建在北平，我們也要在北平找到我們的基礎，這就是工人階級和廣大的勞動群眾。”這講話顯示了：南京的城市精神是藍色，而北平市則是黃色，紅色政權的根基需要由黃色文明來支撐、扶助，才會獲得穩定、可靠。

從前，毛澤東必定熟知曆史典故：“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對藍色文明懷有恐懼：“港台一帶，饕蚊尚多，西方世界，饕蚊成陣。”因此對待曾經位置楚地、而後深藍色的申城上海，毛澤東作指示：要采取“農村包圍城市”戰略。為此，上海外灘海關鍾樓上的大鍾報時，要以深黃色的陝北民歌樂調《東方紅》來進行，使之標誌為城市“主旋律”。要發揚“好八連”榮光，讓他們來到魔都南京路上當“哨兵”，以鎮住充滿資產階級邪念的“霓虹燈”，要加強“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全麵專政”，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今天，習近平憂心忡忡：紅色文明賴以存在基礎的黃色文明正日益蛻化墮落！為此決心拯救，在上海執行“靜態管理、動態清零”，實為一場魔鬼訓練，以鞏固紅色政權的！

 

• 粗人的痞氣，流寇的匪氣

 

紅朝中國首長級高幹的紅二代、紅三代多的是，譬如有劉少奇的兒子，陳雲兒子，鄧小平的兒女，胡耀邦的兒子，葉劍英、江澤民的數個兒女等等，在這一群體裏相比較，習包子就是顯得很“土氣”，這是為什麽呢？

這就是習近平第二個“土”：痞氣+匪氣，這是黃色文明外圍地帶“邊區”之“土氣”。

習近平讀書差勁是知曉的，然而這在首長級的紅後代中較為少見，盡管習近平時常吹噓讀書很多，還煞有介事地列出一長串讀書單來，頗有“此地無銀三百兩”之意。由於不願讀書、讀不進書，習的頭腦難以裝備積聚人類優秀文明的知識。蘇格拉底雲“知識即美德”，其否命題亦同樣成立。現代學者的認識更為精確，知識與美德之間的正向關聯性是需要建立在高概率基礎上，較有科學的合理性。毛澤東閱讀中國古典經書甚多，但也是痞氣+匪氣很濃厚，毛澤東特別讚賞二位流氓痞子皇帝：劉邦和朱元璋，毛把糟粕當作了精粹。

拉馬克的“用進廢退”可以較好解釋，讀書不好的習近平，喜好炫耀他的四肢發達：“我那個時候扛200斤麥子，十裏山路不換肩。”習對頭腦簡單事項：“新時期上山下鄉工程”、“好兒女誌在四方，有誌者奮鬥無悔”，頗有興趣和熱度，可見一斑。習近平坦承其念茲在茲“農民情結”，可以推斷出他的氣質和秉性，天然地與知識性匱缺的泥腿子、四肢發達者、粗布短衫者融通起來，對待海派氣質的上海人就不會有好感，可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

要深入了解習近平的所作所為，需要了解他的個性和風格，需要了解養育習某其秉性、氣質的地方，考察那裏的風土人情。習近平念念不忘他的“初心”之地，就是年輕時候插隊落戶的革命聖地延安，那裏是紅色大本營，更是“紅太陽升起的地方”。對於習近平來說，陝北延安就是他的紅色乳娘，思想養育之地，“作為一個人民公仆，陝北高原是我的根，因為這裏培養出我不變的信念：要為人民做實事！無論我走到哪裏，永遠都是黃土地的兒子。”習近平回憶說，插隊在梁家河，他“看到了人民群眾的根本，真正理解了老百姓”，“我幾乎從來沒哭過，印象較深的兩次哭都是在陝北。”情深誼長啊！

延安市，坐落在陝西省北部，是遊牧文明與農耕文明交融的邊區地帶，漢民族農民世世代代居住此地的曆史中，頻頻遭受多個遊牧民族和部落的相互殺戮、掠奪和洗劫，身處如此蠻族生態的劫掠，釀造出戎狄民風：痞氣+匪氣，漸漸墮落之，本地農耕地上又孵化出次生代的漢族大盜和流寇，如：王嘉胤、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董福祥等等。

大清皇朝晚期，西方殖民主義勢力進入中國東部沿海，紛紛建立起西方式的先進藍色文明，從此經濟格局和重心轉移，地處西北的陝西省經濟文化大幅衰弱，秦風不再，此衰彼漲，當地土匪、土豪卻猖狂起來，到了民國時期，整個陝北地區的匪患尤其嚴重，那時候國民政府的管控力無法抵達陝北，但這恰好為共產黨武裝力量製造出福音來，留給了共軍以極佳的撒野契機和匪盜空間。臭味相投便稱知己，當毛澤東掛帥的大股共軍（紅軍）萬裏迢迢流竄作案來到陝北時候，如魚得水般找準了自己的落腳地，建立起蘇區。

民諺：窮山惡水出刁民，粗茶淡飯無孑遺。肉腐生蛆，蛆熟產蠅；土劣孵匪，匪頑升寇。流寇是土匪發展的頂峰，流寇之所以十分殘暴凶狠毒辣無恥，那是因為流寇作案多是流竄在異地他鄉：1）幾乎碰不上熟人，於是缺乏道德約束；2）罪案的對象都是與己血緣疏遠，於是下得了狠手；3）流竄作案中不容易被抓捕，於是缺乏法律製裁的威懾感。

民國時期的學者傅斯年，曾經把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美國學者餘英時把毛澤東在山上鬧革命歸類為土匪行徑，中共政府體製內走出來的學者阮銘也將當年盤踞在井岡山和延安，建立蘇區的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具體的匪徒而言尚有匪氣強弱的區分，中共領袖中毛澤東、習近平之流痞氣、匪氣特濃，雖然直接將他們比作為流寇尚不恰當，然則深入去思考精神性的高層次本質，就會發現確有近似之處，如操守低劣，隻顧眼前的歡樂和榮耀，不思長治久安的方針、政策和治理，即不具可持續性發展，缺乏人性，不擇手段，不顧人民死活，更扯淡有什麽超越情懷、尋求來世的永生。

上海執行抗疫大行動，是習某心理投射：“習近平總書記親自部署、親自指揮”，乃“初心不改”，大大地用上“梁家河大學問”，卻是來真的：痞氣加匪氣，勁兒十足！

 

• 秦始皇→毛澤東→習近平

 

這三者思想有著較大的傳承性。中共的建黨、建國都是繼承了中國傳統“外儒內法”的一套專製主義本色，馬克思主義成分並不多，如“緊密團結在以某某某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就是中共執政文化的萬能公式，其“春秋大義”足令執政者癡迷不已。

中國政治延續了千年的專製主義，其要數秦始皇的大一統治理格局最具開創、暴虐和傳承，其遺產深深地烙印在中華民族的政治文化基因上。《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今皇帝並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傳承至後世，中共統治者毛澤東、習近平極為崇拜、讚賞，毛澤東自稱：“馬克思加秦始皇”，自比“秦皇、漢武”。習近平是粗人，缺文秀，但配有禦用導演張藝謀來代言，原籍秦地的張藝謀以其電影作品的大氣磅礴著稱，如《英雄》、《大秦賦》、《大秦帝國》等頗有氣勢恢宏，詠古頌今，頌揚獨裁，乃深合主子旨意。

籍貫秦地的習近平似乎比毛澤東更領悟大秦遺風，他也有著構建大一統政治的強烈欲求，冒進浮誇，圖大貪功，舉凡黨、政、軍、財、經、文、教、農、工、商等各界各行，都得讓習來獨攬一身、定於一尊，還妄想對外擴張，天下一統。毛時代流行詞：“全國一盤棋”，如今又翻舊出新而熱炒，以“一言堂”淩駕天下，特別用於上海的抗疫。

中國人骨子裏有“天人合一”，混沌一氣的原始思維和巫術，這集體無意識天然地被大一統政治統攝，進而主導了亞細亞生產方式，在古代，它有利於治理水患、開挖運河、修建長城、建造皇宮等大型項目。在當今，有利於以舉國之力操辦上海防控。在思想意識高度，可以塑造全民的遵命、服從、聽話，即奴性，這恰是習近平的“不忘使命”：“凝聚全民抗疫的強大共識”。

在大一統政治如火如荼的文革期間，誇張而高調的道義目的論籠罩住中國大地上的各項各業，如有“農業以糧為綱、工業以鋼為綱。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於是到處呈現“一刀切”現象，凡是與“綱”不合之事，全得讓步，退避。

今天上海的抗疫正是一刀切做法：為了抗疫的宏偉大業，其他事情全都算不得“事情”，那怕是危機人生命的要事。再如，“同層密接隔離政策”，一人得陽整樓隔離，幾人得陽整區封閉。搞得：簡單直接粗暴，次生災害不斷，雞飛狗跳，人心惶惶。

 

• 外儒內法，臉麵爭光

 

習近平頗想搞《厲害了，我的國》，可看出習的“初心”中有“大秦”情愫，但不唯此。習熟知亡秦之故，暴秦之害，了解《過秦論》，於是就看重《荀子》思想，希望借鑒儒家思想補救暴秦之偏，但這隻是延續了曆史上慣行的“外儒內法”傳統，毫無創意。

以現代人的目光審視，法家思想並非全都是負麵的，糟糕的。譬如，法家的政治思想有“緣法而治”、“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法不阿貴，繩不撓曲”、“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等——貫徹一條法治平等的路線。

秦之後曆代皇朝，形成傳統的官方和上層社會的意識形態是儒家思想，儒家在治國綱要上對法家進行修正，改變其嚴刑律法、冷酷無情、對人性的踐踏，而用溫情脈脈的道德麵紗來遮蓋人心自私之惡。然而儒家的溫情脈脈卻是斷然排斥法家的平等觀，十分講究等級秩序的排位：“尊尊、親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樣導致另一種人性醜惡的釋放。

無論是法家抑或儒家，都嚴重匱乏精神超越性，使得中國人滑落到小人德性的急切功利性，熱衷於超近距離的貼身肉搏，這突出表現為儒家的“麵子文化”，即等級競爭。

今天，習近平把上海抗疫重重地押寶在他的麵子上：看吧，環顧世界，唯有我習某才能夠做到新冠病毒“清零”，豐功偉業啊；溥天之下，皆我臣屬；溥天之下，盡表忠心！

開啟小人心境：這就是習近平的“初心、使命”不可告人的真正用意所在！清零政策來自權力最高層，而下層執行者在習某巫祝之辭誘導下，層層加碼，步步緊逼，使防疫措施變得越來越嚴苛，越來越不通人情，越來越背離常識，卻迎來了中國式“麵子”大豐收！    

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今天，活躍在上海街頭的“大白”誌願者，大多來自社會底層，他們深知等級社會的底層生活之艱辛、悲愴、卑賤、滄桑，受欺受壓，吃苦甚多，在心坎中積滿了多多的怨恨，為此張公百忍，隻是期盼著猴年馬月有個身份升遷，從此羊與狼的位置對調，角色得以變換，從此終於有了發泄的口子和對象，就如二十年媳婦熬成婆婆那樣。今天好機會來了，讓底層誌願者們身披白大褂，臂佩紅袖章，頓時獲得了權力，身價躥升！於是人們就見到了大白們在上海街頭的變本加厲，肆無忌憚。

更是有不少大白門來自外省市的農村地區，他們往往有著毛澤東情結，相信毛澤東的詛咒語“農村包圍城市”，內心對待上海，這個以魔都著稱的城市有著較深的嫉恨，於是今天找到了發泄口子，爭當“南京路上好八連”，侮辱上海人一番，五十步笑百步，好不痛快啊！

上海本地市民，生存在全民抗疫的如此高壓境遇，顯得勢單力孤，不得不進行一場忍耐之心的大考驗。雖說是有海派氣質，但是多年來在習氏毛左政治侵染下，上海人漸漸變得麻木起來，中國傳統習性在增強，一個“忍”字當頭，懂得“看三勢”，學會“拎得清”，不做“填刀頭”，好漢不吃眼前虧，識時務者為俊傑，好死不如賴活著——與內地的庸眾一樣，都是媳婦受熬的心態——如此則喪失了做人的真誠性和崇高性。

 

                                                    施衛江

寫於 美國紐約

2022年5月26日上海抗疫為何如此狂暴？

 

最近，上海人民沉浸在“靜態管理、動態清零”的極度悲憤中，二個月來的抗疫，上海居民要麽封閉在家裏，要麽隔離在方艙，要麽入住醫院，最慘的是一些外地來滬的農民工、送貨員和運輸汽車司機，隻得睡眠在大街上、橋孔下、卡車裏，還不得行走出受封圍欄，還得不到足夠食物。不管呆在城市哪個角落，是富人或窮人，是教授還是乞丐，人人自危，生活無序，商店關門，藥品斷供，生存所需的基本食品、日用品都要靠手機上操作去“搶”，凡是不會手機操作就隻能等死，非新冠病毒引起的疾病都不算是“病”，假如某個病人不能出示有效核酸測試陰性證明，病人均得不到及時救治，更惡劣的措施是，要裝配鐵網在管控區的每一棟民宅樓的大門口，予以嚴加防範管製，防市民如防盜賊！“大白”警察容許隨意闖進市民家中搞“執法”，市民蒙受盡多的不幸和災難可就是不容許公開自由發聲喊冤！

嗚呼！號稱“國家主人”的上海市民，本是代表中國最具先進生產力的一族群體，理應充分釋放出上海市民的聰明才幹去搞建設，然而在黨中央的“清零”政策強製下，海派靈性竟然大肆遭受踐踏，人格尊嚴被貶至不及囚徒的卑下，被準許的行動自由還不如圈養的禽畜。哀哉！上海市民的生存境況是多麽孤苦伶仃無助，上海市民的精神抑鬱是何等淒淒慘慘戚戚。

由中央政府主導的抗疫“清零”，為什麽要對上海人民動用如此的粗暴、野蠻、獸性、瘋狂？這在西方自由世界看來，簡直太不可思議了！根源究竟是什麽呢？

 

（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發生在上海的抗疫狂暴當然不是海派文化傳承的特質，而是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親自部署指揮、密集指示批示”來進行，這位總書記宣稱：“我們的防控方針是由黨的性質和宗旨決定的”，“從黨的性質宗旨認識疫情防控方針”，當然不是飛來之石，而是經有悠久曆史的中國傳統孵化而成，它僵硬地主宰著當今中國政治的一切。欲懂得這場清零抗疫的真實意圖，須深入了解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須了解中國的民風民俗，尤其是陝北地區。

近年來，習近平嫻熟地運用他的政治手腕使大權獨攬，業已形成“九鼎之尊”局麵，且有越演越烈之勢，在其統治下的社會官僚機器不斷強化威權形式，這使得後者形式的高度威權化又促進了前者的獨裁，而前者專斷橫行又反哺後者，兩者互為反饋，攜手共進，就此全民奴性且增強不少——此即如德國學者齊美爾所講的社會學中“相互作用”的形式，對於這種“形式”的具體表達，深得魯迅精神之魂的北京大學中文係教授錢理群曾經論述道：“在一個專製統治下價值封閉的體係內，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是處在同一個價值點上的交流與反饋”（大意如此）。

可想而知，當今中國的政治形態正是走在全麵複辟傳統封建腐朽製度的路上。專製政治乃乾綱獨斷、定於一尊，且說今日中國之專製暴虐，極大地來自最高統治者的德性，習近平妄圖複辟文革，大開曆史倒車，朝思暮想他的皇帝迷夢，再造新時代的秦始皇、毛澤東。

    由此，習近平打造的強專製主義為他的暴政鋪設了平坦大道，布置於“全國一盤棋”格局下，海派上海市民深深感受到文革高潮時的毛式家天下：朕即真理，朕即國家。今天，統帥一聲令，三軍風雷動，酷政促奴性，令箭催遵命，從廟堂衙門，抵基層庸眾，政令一路暢行，貫徹無阻。

以習近平的“家天下”框架來看，上海的抗疫特別需要展示“中國共產黨所具有的無比堅強的領導力，是風雨來襲時中國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要展示中共統治下的製度“優越性”和“合法性”，更確切地說，還需要充分展示習近平總書記的“英明、偉大”形象，為他的正式“登基”皇座打基礎。構建如此之宏大敘事，習家中央政府定義了新冠病毒的抗疫是一場“人民戰爭”，全黨全民統一步調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部署”來進行的，這位總書記一再強調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堅持動態清零總方針不猶豫不動搖”，“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要把抗疫當作“為人民服務”。

以現代性的倫理學來論述，“人民”是個宏大敘事，是形而上之“大魅”，在以“人民”的名義大肆鼓噪、渲染之下，若開啟“幽暗之門”，可以發現，這隻是一塊“超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的招牌，其投射出的真實價值意向往往是希冀反饋回報給投射者自己，即小人心眼、小人心境的“自我、本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乃罪惡之淵藪，其鄙陋卑下、猥瑣不堪！

魯迅先生早就發現，中國的儒家典籍中充滿了“仁者愛人”之語，但是魯迅卻揭穿了其“瞞和騙”，其實質就是“以理殺人”！

今天的上海，把“人民”當作“綱領”來處置具體的全民抗疫，就意味著其餘事情全得靠邊讓路，抗疫以外的事情全都隻是與個人利益掛鉤而已，都是掛靠不上“人民”這個宏偉大宗旨，“人民”這個抽象綱領既然被強化得如此之高大上、偉光正，乃綱舉目張，和尚打傘，為所欲為、不擇手段！

 

（二）“不忘初心，牢記使命”

 

“初心”是習近平執政時代十分時髦的政治詞匯，既然被張揚得如此之“時髦”，它必定隱含有欺騙性！它試圖讓人民感受習的“青春故事”，聆聽他的“梁家河插隊的經曆”，規訓人民的情操，是一項典型的“洗腦工程”。

眾所周知，習近平在福建、浙江和上海三地工作過，已經獲得相當多的東南沿海地區工作的經驗，這些地區比起北方內地來具有相對較高的改革開放性，經濟結構大多是外向型，經濟水平也相應較高，治理較為先進。按照常規思路，要想當上一個大國有作為的主政者，其精神領域的價值觀訴求，本來應該引導國民走上現代化之路，深化改革，大大發揚沿海地區的先進經驗和業績成就，使融合到全球化的經濟圈中，學習西方發達的市場經濟和人文精神，求得國家發展踏上新台階。然而習近平卻不張揚他在沿海地區的經曆，反而大大弘揚在北方落後農村的生活感受、工作經曆——這就值得正義的人們去警惕和深思了。

與毛澤東一樣，習近平自身的秉性就是十分的“土”，在漢語網絡上，不滿的網民將習近平蔑稱為“包子”，意思有“土氣”之意，也就是傳統、愚昧、落後的代名詞。這與《論語》：“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意思相近，懷土就是戀土而安逸，營造個人小天地，即小人德性。我們來看看習近平是如何的“初心”？

“初心”在心理學上可稱為“原型”（榮格：archetypes），習的“原型”有“戀土情結”，顯然相悖於東南沿海地區的現代性精神品質，而在於他不斷吹噓的“土”字而凸出，即“農民情結、三農情懷”，習常稱：“我也是從農村出來的”，“我們這一代人也有這個情結，一定要把我們的老百姓，特別是我們的農民扶一把。”聽聽他的念念有詞“不忘初心”，從“習近平總書記從小就有農村情結”，可推斷習之“戀土”有小人之心：

1.  陝北延安梁家河，習近平插隊在此，據說練就了一套“大學問”，那真是了不得啊！
2. “老家富平曾在習近平迷惘彷徨時給予他溫暖”，陝西省富平縣臨近於曆史上京兆地區，這裏曾經是大一統帝國的中央權力地帶，即有秦、漢、隋、唐四朝大帝國定都於鹹陽、長安，這一家鄉情懷深深地烙印到習近平的人格秉性，使得習內心期盼著大一統政治。
3. 習近平時時要造訪河北省西柏坡，該地是毛派紅色經典的精神發源地，價值連城，非常值得習去流連忘返，就此習想要“弘揚西柏坡精神”。
4. 河北省正定縣，習年輕時候曾工作在此，當時是“農業學大寨”的先進樣板縣，是毛澤東樹立起來的一麵旗幟，同樣是紅色經典，值得去大力追捧，流芳百世。

    作為一個農業人口眾多的大國，農業生產當然需要去關心，農民的利益也當然需要去關心，任何一個具有現代化常識的人，必定知道：農民生活的大幅度改善，必須是由農業現代化來帶動，而農業現代化必須是由工業現代化來帶動，而工業現代化必須是由科技、經濟和製度等的各項現代化來帶動，需要重視精神文明的力量，也就是人的主體性自由的大發揚。然而中國的習某卻是完全的反其道而行之：要論價值觀的定位？什麽的工業、科技、文教、經濟、金融、製度、法治等等的重要發展項目全都擱置在邊上，就是因為這些不含有“初心”，從而全都被當做不重要的思想議題來處理，眼下最最要緊的事情是定位在“農民情結”、“黃土情結”之上：“不忘初心，牢記使命”——老是要把目光盯住在最最落後地區的農民生存價值觀上——這是怎麽樣的心態？怎麽樣的鬼魅心思啊？

人都是有個性的，共產黨執政也如此。理解了習近平的執政個性是那麽的“土裏土氣”，於是懂得：上海抗疫就是充滿習包子特色之土：“鞋子合不合腳，自己穿著才知道。”——紅色經典，土法上馬！   

 

•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方山水有一方風情

 

 共產黨信仰“辯證唯物主義”，其教條說：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確，特定的社會曆史地理環境可以塑造特定的精神氣質。成語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南橘北枳。按辯證法精神，反之亦然，如：彩蝶戀鮮花，蒼蠅叮臭肉；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智者樂水，仁者樂山。說到中國人的“土”，尚有各個地方的各個民風民俗民情，還可細分。

德國學者馬克斯·舍勒的行為學理論認為，能感悟到生活世界的價值和價值秩序的感情是成為行為意欲最深層的基礎部分，而這種感情決定著行為意欲的努力方向。但是舍勒又認為，不能把在一個時代和民族中流行或支配人們價值偏愛的評價係統所具有的“倫理結構”等同於作為價值優先法則的價值本身的客觀秩序。

今天，與西方自由世界一樣，強人習近平也是十分講究“顏色革命”，他將自身個性“土氣”的顏色欽定為中國的“政治正確”，即標準的意識形態，充分施展在上海地方的抗議之中，真實意圖是：以習氏“土氣”淹沒上海“海派”！

那麽究竟怎麽樣評介習包子“土氣”？

第一，純真“紅色基因”，眾所周知，習近平是在紅朝中國、紅色地域、紅色家庭、紅色時代、紅色圈子裏混出來的紅色土特產，紅色元素特濃，大紅特紅超紅。

現代中國有二大文明係統：黃色和藍色。

黃色是內陸型，具有內向封閉性質，其主要的分布地域是在北方的黃土質平原和高原上，其價值資源隻由落後的本土文明來提供（電視劇《河殤》的觀點）。

紅色文明是外來的馬列寧主義與中國本土的黃色文明相結合的產物，被綜合成“毛澤東思想路線”，具有革命的實踐性，但是主要根基還是黃色文明。

    藍色是海洋型，外向開放性質，最初地域分布在東南沿海一帶，隨之改革開放的深化，逐漸擴展至中國的大南方，它是本土文明與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結合的產物。

今天的國情是，北方黃土文明區域經濟全麵落後、蕭條，而南方藍色文明區域市場經濟發展良好，經濟指標高漲。如此經濟地理格局意味著中共統治機器的精神資源麵臨危機，這讓習近平深深不安，習某感受到來自於藍色文明對於紅色政權的威脅：資產階級市民的個體性、獨立性和自由意識在增長，他們不會如黃土地上農民幹活那樣的聽話、遵命和馴服。

遙想1949年3月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正式提出定都北平市的決議，當時的國情正如毛澤東所講：“蔣介石的國都在南京，他的基礎是江浙資本家。我們要把國都建在北平，我們也要在北平找到我們的基礎，這就是工人階級和廣大的勞動群眾。”這講話顯示了：南京的城市精神是藍色，而北平市則是黃色，紅色政權的根基需要由黃色文明來支撐、扶助，才會獲得穩定、可靠。

從前，毛澤東必定熟知曆史典故：“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對藍色文明懷有恐懼：“港台一帶，饕蚊尚多，西方世界，饕蚊成陣。”因此對待曾經位置楚地、而後深藍色的申城上海，毛澤東作指示：要采取“農村包圍城市”戰略。為此，上海外灘海關鍾樓上的大鍾報時，要以深黃色的陝北民歌樂調《東方紅》來進行，使之標誌為城市“主旋律”。要發揚“好八連”榮光，讓他們來到魔都南京路上當“哨兵”，以鎮住充滿資產階級邪念的“霓虹燈”，要加強“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全麵專政”，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今天，習近平憂心忡忡：紅色文明賴以存在基礎的黃色文明正日益蛻化墮落！為此決心拯救，在上海執行“靜態管理、動態清零”，實為一場魔鬼訓練，以鞏固紅色政權的！

 

• 粗人的痞氣，流寇的匪氣

 

紅朝中國首長級高幹的紅二代、紅三代多的是，譬如有劉少奇的兒子，陳雲兒子，鄧小平的兒女，胡耀邦的兒子，葉劍英、江澤民的數個兒女等等，在這一群體裏相比較，習包子就是顯得很“土氣”，這是為什麽呢？

這就是習近平第二個“土”：痞氣+匪氣，這是黃色文明外圍地帶“邊區”之“土氣”。

習近平讀書差勁是知曉的，然而這在首長級的紅後代中較為少見，盡管習近平時常吹噓讀書很多，還煞有介事地列出一長串讀書單來，頗有“此地無銀三百兩”之意。由於不願讀書、讀不進書，習的頭腦難以裝備積聚人類優秀文明的知識。蘇格拉底雲“知識即美德”，其否命題亦同樣成立。現代學者的認識更為精確，知識與美德之間的正向關聯性是需要建立在高概率基礎上，較有科學的合理性。毛澤東閱讀中國古典經書甚多，但也是痞氣+匪氣很濃厚，毛澤東特別讚賞二位流氓痞子皇帝：劉邦和朱元璋，毛把糟粕當作了精粹。

拉馬克的“用進廢退”可以較好解釋，讀書不好的習近平，喜好炫耀他的四肢發達：“我那個時候扛200斤麥子，十裏山路不換肩。”習對頭腦簡單事項：“新時期上山下鄉工程”、“好兒女誌在四方，有誌者奮鬥無悔”，頗有興趣和熱度，可見一斑。習近平坦承其念茲在茲“農民情結”，可以推斷出他的氣質和秉性，天然地與知識性匱缺的泥腿子、四肢發達者、粗布短衫者融通起來，對待海派氣質的上海人就不會有好感，可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

要深入了解習近平的所作所為，需要了解他的個性和風格，需要了解養育習某其秉性、氣質的地方，考察那裏的風土人情。習近平念念不忘他的“初心”之地，就是年輕時候插隊落戶的革命聖地延安，那裏是紅色大本營，更是“紅太陽升起的地方”。對於習近平來說，陝北延安就是他的紅色乳娘，思想養育之地，“作為一個人民公仆，陝北高原是我的根，因為這裏培養出我不變的信念：要為人民做實事！無論我走到哪裏，永遠都是黃土地的兒子。”習近平回憶說，插隊在梁家河，他“看到了人民群眾的根本，真正理解了老百姓”，“我幾乎從來沒哭過，印象較深的兩次哭都是在陝北。”情深誼長啊！

延安市，坐落在陝西省北部，是遊牧文明與農耕文明交融的邊區地帶，漢民族農民世世代代居住此地的曆史中，頻頻遭受多個遊牧民族和部落的相互殺戮、掠奪和洗劫，身處如此蠻族生態的劫掠，釀造出戎狄民風：痞氣+匪氣，漸漸墮落之，本地農耕地上又孵化出次生代的漢族大盜和流寇，如：王嘉胤、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董福祥等等。

大清皇朝晚期，西方殖民主義勢力進入中國東部沿海，紛紛建立起西方式的先進藍色文明，從此經濟格局和重心轉移，地處西北的陝西省經濟文化大幅衰弱，秦風不再，此衰彼漲，當地土匪、土豪卻猖狂起來，到了民國時期，整個陝北地區的匪患尤其嚴重，那時候國民政府的管控力無法抵達陝北，但這恰好為共產黨武裝力量製造出福音來，留給了共軍以極佳的撒野契機和匪盜空間。臭味相投便稱知己，當毛澤東掛帥的大股共軍（紅軍）萬裏迢迢流竄作案來到陝北時候，如魚得水般找準了自己的落腳地，建立起蘇區。

民諺：窮山惡水出刁民，粗茶淡飯無孑遺。肉腐生蛆，蛆熟產蠅；土劣孵匪，匪頑升寇。流寇是土匪發展的頂峰，流寇之所以十分殘暴凶狠毒辣無恥，那是因為流寇作案多是流竄在異地他鄉：1）幾乎碰不上熟人，於是缺乏道德約束；2）罪案的對象都是與己血緣疏遠，於是下得了狠手；3）流竄作案中不容易被抓捕，於是缺乏法律製裁的威懾感。

民國時期的學者傅斯年，曾經把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美國學者餘英時把毛澤東在山上鬧革命歸類為土匪行徑，中共政府體製內走出來的學者阮銘也將當年盤踞在井岡山和延安，建立蘇區的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具體的匪徒而言尚有匪氣強弱的區分，中共領袖中毛澤東、習近平之流痞氣、匪氣特濃，雖然直接將他們比作為流寇尚不恰當，然則深入去思考精神性的高層次本質，就會發現確有近似之處，如操守低劣，隻顧眼前的歡樂和榮耀，不思長治久安的方針、政策和治理，即不具可持續性發展，缺乏人性，不擇手段，不顧人民死活，更扯淡有什麽超越情懷、尋求來世的永生。

上海執行抗疫大行動，是習某心理投射：“習近平總書記親自部署、親自指揮”，乃“初心不改”，大大地用上“梁家河大學問”，卻是來真的：痞氣加匪氣，勁兒十足！

 

• 秦始皇→毛澤東→習近平

 

這三者思想有著較大的傳承性。中共的建黨、建國都是繼承了中國傳統“外儒內法”的一套專製主義本色，馬克思主義成分並不多，如“緊密團結在以某某某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就是中共執政文化的萬能公式，其“春秋大義”足令執政者癡迷不已。

中國政治延續了千年的專製主義，其要數秦始皇的大一統治理格局最具開創、暴虐和傳承，其遺產深深地烙印在中華民族的政治文化基因上。《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今皇帝並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傳承至後世，中共統治者毛澤東、習近平極為崇拜、讚賞，毛澤東自稱：“馬克思加秦始皇”，自比“秦皇、漢武”。習近平是粗人，缺文秀，但配有禦用導演張藝謀來代言，原籍秦地的張藝謀以其電影作品的大氣磅礴著稱，如《英雄》、《大秦賦》、《大秦帝國》等頗有氣勢恢宏，詠古頌今，頌揚獨裁，乃深合主子旨意。

籍貫秦地的習近平似乎比毛澤東更領悟大秦遺風，他也有著構建大一統政治的強烈欲求，冒進浮誇，圖大貪功，舉凡黨、政、軍、財、經、文、教、農、工、商等各界各行，都得讓習來獨攬一身、定於一尊，還妄想對外擴張，天下一統。毛時代流行詞：“全國一盤棋”，如今又翻舊出新而熱炒，以“一言堂”淩駕天下，特別用於上海的抗疫。

中國人骨子裏有“天人合一”，混沌一氣的原始思維和巫術，這集體無意識天然地被大一統政治統攝，進而主導了亞細亞生產方式，在古代，它有利於治理水患、開挖運河、修建長城、建造皇宮等大型項目。在當今，有利於以舉國之力操辦上海防控。在思想意識高度，可以塑造全民的遵命、服從、聽話，即奴性，這恰是習近平的“不忘使命”：“凝聚全民抗疫的強大共識”。

在大一統政治如火如荼的文革期間，誇張而高調的道義目的論籠罩住中國大地上的各項各業，如有“農業以糧為綱、工業以鋼為綱。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於是到處呈現“一刀切”現象，凡是與“綱”不合之事，全得讓步，退避。

今天上海的抗疫正是一刀切做法：為了抗疫的宏偉大業，其他事情全都算不得“事情”，那怕是危機人生命的要事。再如，“同層密接隔離政策”，一人得陽整樓隔離，幾人得陽整區封閉。搞得：簡單直接粗暴，次生災害不斷，雞飛狗跳，人心惶惶。

 

• 外儒內法，臉麵爭光

 

習近平頗想搞《厲害了，我的國》，可看出習的“初心”中有“大秦”情愫，但不唯此。習熟知亡秦之故，暴秦之害，了解《過秦論》，於是就看重《荀子》思想，希望借鑒儒家思想補救暴秦之偏，但這隻是延續了曆史上慣行的“外儒內法”傳統，毫無創意。

以現代人的目光審視，法家思想並非全都是負麵的，糟糕的。譬如，法家的政治思想有“緣法而治”、“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法不阿貴，繩不撓曲”、“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等——貫徹一條法治平等的路線。

秦之後曆代皇朝，形成傳統的官方和上層社會的意識形態是儒家思想，儒家在治國綱要上對法家進行修正，改變其嚴刑律法、冷酷無情、對人性的踐踏，而用溫情脈脈的道德麵紗來遮蓋人心自私之惡。然而儒家的溫情脈脈卻是斷然排斥法家的平等觀，十分講究等級秩序的排位：“尊尊、親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樣導致另一種人性醜惡的釋放。

無論是法家抑或儒家，都嚴重匱乏精神超越性，使得中國人滑落到小人德性的急切功利性，熱衷於超近距離的貼身肉搏，這突出表現為儒家的“麵子文化”，即等級競爭。

今天，習近平把上海抗疫重重地押寶在他的麵子上：看吧，環顧世界，唯有我習某才能夠做到新冠病毒“清零”，豐功偉業啊；溥天之下，皆我臣屬；溥天之下，盡表忠心！

開啟小人心境：這就是習近平的“初心、使命”不可告人的真正用意所在！清零政策來自權力最高層，而下層執行者在習某巫祝之辭誘導下，層層加碼，步步緊逼，使防疫措施變得越來越嚴苛，越來越不通人情，越來越背離常識，卻迎來了中國式“麵子”大豐收！    

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今天，活躍在上海街頭的“大白”誌願者，大多來自社會底層，他們深知等級社會的底層生活之艱辛、悲愴、卑賤、滄桑，受欺受壓，吃苦甚多，在心坎中積滿了多多的怨恨，為此張公百忍，隻是期盼著猴年馬月有個身份升遷，從此羊與狼的位置對調，角色得以變換，從此終於有了發泄的口子和對象，就如二十年媳婦熬成婆婆那樣。今天好機會來了，讓底層誌願者們身披白大褂，臂佩紅袖章，頓時獲得了權力，身價躥升！於是人們就見到了大白們在上海街頭的變本加厲，肆無忌憚。

更是有不少大白門來自外省市的農村地區，他們往往有著毛澤東情結，相信毛澤東的詛咒語“農村包圍城市”，內心對待上海，這個以魔都著稱的城市有著較深的嫉恨，於是今天找到了發泄口子，爭當“南京路上好八連”，侮辱上海人一番，五十步笑百步，好不痛快啊！

上海本地市民，生存在全民抗疫的如此高壓境遇，顯得勢單力孤，不得不進行一場忍耐之心的大考驗。雖說是有海派氣質，但是多年來在習氏毛左政治侵染下，上海人漸漸變得麻木起來，中國傳統習性在增強，一個“忍”字當頭，懂得“看三勢”，學會“拎得清”，不做“填刀頭”，好漢不吃眼前虧，識時務者為俊傑，好死不如賴活著——與內地的庸眾一樣，都是媳婦受熬的心態——如此則喪失了做人的真誠性和崇高性。

 

                                                    施衛江

寫於 美國紐約

2022年5月26日上海抗疫為何如此狂暴？

 

最近，上海人民沉浸在“靜態管理、動態清零”的極度悲憤中，二個月來的抗疫，上海居民要麽封閉在家裏，要麽隔離在方艙，要麽入住醫院，最慘的是一些外地來滬的農民工、送貨員和運輸汽車司機，隻得睡眠在大街上、橋孔下、卡車裏，還不得行走出受封圍欄，還得不到足夠食物。不管呆在城市哪個角落，是富人或窮人，是教授還是乞丐，人人自危，生活無序，商店關門，藥品斷供，生存所需的基本食品、日用品都要靠手機上操作去“搶”，凡是不會手機操作就隻能等死，非新冠病毒引起的疾病都不算是“病”，假如某個病人不能出示有效核酸測試陰性證明，病人均得不到及時救治，更惡劣的措施是，要裝配鐵網在管控區的每一棟民宅樓的大門口，予以嚴加防範管製，防市民如防盜賊！“大白”警察容許隨意闖進市民家中搞“執法”，市民蒙受盡多的不幸和災難可就是不容許公開自由發聲喊冤！

嗚呼！號稱“國家主人”的上海市民，本是代表中國最具先進生產力的一族群體，理應充分釋放出上海市民的聰明才幹去搞建設，然而在黨中央的“清零”政策強製下，海派靈性竟然大肆遭受踐踏，人格尊嚴被貶至不及囚徒的卑下，被準許的行動自由還不如圈養的禽畜。哀哉！上海市民的生存境況是多麽孤苦伶仃無助，上海市民的精神抑鬱是何等淒淒慘慘戚戚。

由中央政府主導的抗疫“清零”，為什麽要對上海人民動用如此的粗暴、野蠻、獸性、瘋狂？這在西方自由世界看來，簡直太不可思議了！根源究竟是什麽呢？

 

（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發生在上海的抗疫狂暴當然不是海派文化傳承的特質，而是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親自部署指揮、密集指示批示”來進行，這位總書記宣稱：“我們的防控方針是由黨的性質和宗旨決定的”，“從黨的性質宗旨認識疫情防控方針”，當然不是飛來之石，而是經有悠久曆史的中國傳統孵化而成，它僵硬地主宰著當今中國政治的一切。欲懂得這場清零抗疫的真實意圖，須深入了解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須了解中國的民風民俗，尤其是陝北地區。

近年來，習近平嫻熟地運用他的政治手腕使大權獨攬，業已形成“九鼎之尊”局麵，且有越演越烈之勢，在其統治下的社會官僚機器不斷強化威權形式，這使得後者形式的高度威權化又促進了前者的獨裁，而前者專斷橫行又反哺後者，兩者互為反饋，攜手共進，就此全民奴性且增強不少——此即如德國學者齊美爾所講的社會學中“相互作用”的形式，對於這種“形式”的具體表達，深得魯迅精神之魂的北京大學中文係教授錢理群曾經論述道：“在一個專製統治下價值封閉的體係內，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是處在同一個價值點上的交流與反饋”（大意如此）。

可想而知，當今中國的政治形態正是走在全麵複辟傳統封建腐朽製度的路上。專製政治乃乾綱獨斷、定於一尊，且說今日中國之專製暴虐，極大地來自最高統治者的德性，習近平妄圖複辟文革，大開曆史倒車，朝思暮想他的皇帝迷夢，再造新時代的秦始皇、毛澤東。

    由此，習近平打造的強專製主義為他的暴政鋪設了平坦大道，布置於“全國一盤棋”格局下，海派上海市民深深感受到文革高潮時的毛式家天下：朕即真理，朕即國家。今天，統帥一聲令，三軍風雷動，酷政促奴性，令箭催遵命，從廟堂衙門，抵基層庸眾，政令一路暢行，貫徹無阻。

以習近平的“家天下”框架來看，上海的抗疫特別需要展示“中國共產黨所具有的無比堅強的領導力，是風雨來襲時中國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要展示中共統治下的製度“優越性”和“合法性”，更確切地說，還需要充分展示習近平總書記的“英明、偉大”形象，為他的正式“登基”皇座打基礎。構建如此之宏大敘事，習家中央政府定義了新冠病毒的抗疫是一場“人民戰爭”，全黨全民統一步調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部署”來進行的，這位總書記一再強調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堅持動態清零總方針不猶豫不動搖”，“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要把抗疫當作“為人民服務”。

以現代性的倫理學來論述，“人民”是個宏大敘事，是形而上之“大魅”，在以“人民”的名義大肆鼓噪、渲染之下，若開啟“幽暗之門”，可以發現，這隻是一塊“超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的招牌，其投射出的真實價值意向往往是希冀反饋回報給投射者自己，即小人心眼、小人心境的“自我、本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乃罪惡之淵藪，其鄙陋卑下、猥瑣不堪！

魯迅先生早就發現，中國的儒家典籍中充滿了“仁者愛人”之語，但是魯迅卻揭穿了其“瞞和騙”，其實質就是“以理殺人”！

今天的上海，把“人民”當作“綱領”來處置具體的全民抗疫，就意味著其餘事情全得靠邊讓路，抗疫以外的事情全都隻是與個人利益掛鉤而已，都是掛靠不上“人民”這個宏偉大宗旨，“人民”這個抽象綱領既然被強化得如此之高大上、偉光正，乃綱舉目張，和尚打傘，為所欲為、不擇手段！

 

（二）“不忘初心，牢記使命”

 

“初心”是習近平執政時代十分時髦的政治詞匯，既然被張揚得如此之“時髦”，它必定隱含有欺騙性！它試圖讓人民感受習的“青春故事”，聆聽他的“梁家河插隊的經曆”，規訓人民的情操，是一項典型的“洗腦工程”。

眾所周知，習近平在福建、浙江和上海三地工作過，已經獲得相當多的東南沿海地區工作的經驗，這些地區比起北方內地來具有相對較高的改革開放性，經濟結構大多是外向型，經濟水平也相應較高，治理較為先進。按照常規思路，要想當上一個大國有作為的主政者，其精神領域的價值觀訴求，本來應該引導國民走上現代化之路，深化改革，大大發揚沿海地區的先進經驗和業績成就，使融合到全球化的經濟圈中，學習西方發達的市場經濟和人文精神，求得國家發展踏上新台階。然而習近平卻不張揚他在沿海地區的經曆，反而大大弘揚在北方落後農村的生活感受、工作經曆——這就值得正義的人們去警惕和深思了。

與毛澤東一樣，習近平自身的秉性就是十分的“土”，在漢語網絡上，不滿的網民將習近平蔑稱為“包子”，意思有“土氣”之意，也就是傳統、愚昧、落後的代名詞。這與《論語》：“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意思相近，懷土就是戀土而安逸，營造個人小天地，即小人德性。我們來看看習近平是如何的“初心”？

“初心”在心理學上可稱為“原型”（榮格：archetypes），習的“原型”有“戀土情結”，顯然相悖於東南沿海地區的現代性精神品質，而在於他不斷吹噓的“土”字而凸出，即“農民情結、三農情懷”，習常稱：“我也是從農村出來的”，“我們這一代人也有這個情結，一定要把我們的老百姓，特別是我們的農民扶一把。”聽聽他的念念有詞“不忘初心”，從“習近平總書記從小就有農村情結”，可推斷習之“戀土”有小人之心：

1.  陝北延安梁家河，習近平插隊在此，據說練就了一套“大學問”，那真是了不得啊！
2. “老家富平曾在習近平迷惘彷徨時給予他溫暖”，陝西省富平縣臨近於曆史上京兆地區，這裏曾經是大一統帝國的中央權力地帶，即有秦、漢、隋、唐四朝大帝國定都於鹹陽、長安，這一家鄉情懷深深地烙印到習近平的人格秉性，使得習內心期盼著大一統政治。
3. 習近平時時要造訪河北省西柏坡，該地是毛派紅色經典的精神發源地，價值連城，非常值得習去流連忘返，就此習想要“弘揚西柏坡精神”。
4. 河北省正定縣，習年輕時候曾工作在此，當時是“農業學大寨”的先進樣板縣，是毛澤東樹立起來的一麵旗幟，同樣是紅色經典，值得去大力追捧，流芳百世。

    作為一個農業人口眾多的大國，農業生產當然需要去關心，農民的利益也當然需要去關心，任何一個具有現代化常識的人，必定知道：農民生活的大幅度改善，必須是由農業現代化來帶動，而農業現代化必須是由工業現代化來帶動，而工業現代化必須是由科技、經濟和製度等的各項現代化來帶動，需要重視精神文明的力量，也就是人的主體性自由的大發揚。然而中國的習某卻是完全的反其道而行之：要論價值觀的定位？什麽的工業、科技、文教、經濟、金融、製度、法治等等的重要發展項目全都擱置在邊上，就是因為這些不含有“初心”，從而全都被當做不重要的思想議題來處理，眼下最最要緊的事情是定位在“農民情結”、“黃土情結”之上：“不忘初心，牢記使命”——老是要把目光盯住在最最落後地區的農民生存價值觀上——這是怎麽樣的心態？怎麽樣的鬼魅心思啊？

人都是有個性的，共產黨執政也如此。理解了習近平的執政個性是那麽的“土裏土氣”，於是懂得：上海抗疫就是充滿習包子特色之土：“鞋子合不合腳，自己穿著才知道。”——紅色經典，土法上馬！   

 

•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方山水有一方風情

 

 共產黨信仰“辯證唯物主義”，其教條說：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確，特定的社會曆史地理環境可以塑造特定的精神氣質。成語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南橘北枳。按辯證法精神，反之亦然，如：彩蝶戀鮮花，蒼蠅叮臭肉；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智者樂水，仁者樂山。說到中國人的“土”，尚有各個地方的各個民風民俗民情，還可細分。

德國學者馬克斯·舍勒的行為學理論認為，能感悟到生活世界的價值和價值秩序的感情是成為行為意欲最深層的基礎部分，而這種感情決定著行為意欲的努力方向。但是舍勒又認為，不能把在一個時代和民族中流行或支配人們價值偏愛的評價係統所具有的“倫理結構”等同於作為價值優先法則的價值本身的客觀秩序。

今天，與西方自由世界一樣，強人習近平也是十分講究“顏色革命”，他將自身個性“土氣”的顏色欽定為中國的“政治正確”，即標準的意識形態，充分施展在上海地方的抗議之中，真實意圖是：以習氏“土氣”淹沒上海“海派”！

那麽究竟怎麽樣評介習包子“土氣”？

第一，純真“紅色基因”，眾所周知，習近平是在紅朝中國、紅色地域、紅色家庭、紅色時代、紅色圈子裏混出來的紅色土特產，紅色元素特濃，大紅特紅超紅。

現代中國有二大文明係統：黃色和藍色。

黃色是內陸型，具有內向封閉性質，其主要的分布地域是在北方的黃土質平原和高原上，其價值資源隻由落後的本土文明來提供（電視劇《河殤》的觀點）。

紅色文明是外來的馬列寧主義與中國本土的黃色文明相結合的產物，被綜合成“毛澤東思想路線”，具有革命的實踐性，但是主要根基還是黃色文明。

    藍色是海洋型，外向開放性質，最初地域分布在東南沿海一帶，隨之改革開放的深化，逐漸擴展至中國的大南方，它是本土文明與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結合的產物。

今天的國情是，北方黃土文明區域經濟全麵落後、蕭條，而南方藍色文明區域市場經濟發展良好，經濟指標高漲。如此經濟地理格局意味著中共統治機器的精神資源麵臨危機，這讓習近平深深不安，習某感受到來自於藍色文明對於紅色政權的威脅：資產階級市民的個體性、獨立性和自由意識在增長，他們不會如黃土地上農民幹活那樣的聽話、遵命和馴服。

遙想1949年3月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正式提出定都北平市的決議，當時的國情正如毛澤東所講：“蔣介石的國都在南京，他的基礎是江浙資本家。我們要把國都建在北平，我們也要在北平找到我們的基礎，這就是工人階級和廣大的勞動群眾。”這講話顯示了：南京的城市精神是藍色，而北平市則是黃色，紅色政權的根基需要由黃色文明來支撐、扶助，才會獲得穩定、可靠。

從前，毛澤東必定熟知曆史典故：“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對藍色文明懷有恐懼：“港台一帶，饕蚊尚多，西方世界，饕蚊成陣。”因此對待曾經位置楚地、而後深藍色的申城上海，毛澤東作指示：要采取“農村包圍城市”戰略。為此，上海外灘海關鍾樓上的大鍾報時，要以深黃色的陝北民歌樂調《東方紅》來進行，使之標誌為城市“主旋律”。要發揚“好八連”榮光，讓他們來到魔都南京路上當“哨兵”，以鎮住充滿資產階級邪念的“霓虹燈”，要加強“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全麵專政”，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今天，習近平憂心忡忡：紅色文明賴以存在基礎的黃色文明正日益蛻化墮落！為此決心拯救，在上海執行“靜態管理、動態清零”，實為一場魔鬼訓練，以鞏固紅色政權的！

 

• 粗人的痞氣，流寇的匪氣

 

紅朝中國首長級高幹的紅二代、紅三代多的是，譬如有劉少奇的兒子，陳雲兒子，鄧小平的兒女，胡耀邦的兒子，葉劍英、江澤民的數個兒女等等，在這一群體裏相比較，習包子就是顯得很“土氣”，這是為什麽呢？

這就是習近平第二個“土”：痞氣+匪氣，這是黃色文明外圍地帶“邊區”之“土氣”。

習近平讀書差勁是知曉的，然而這在首長級的紅後代中較為少見，盡管習近平時常吹噓讀書很多，還煞有介事地列出一長串讀書單來，頗有“此地無銀三百兩”之意。由於不願讀書、讀不進書，習的頭腦難以裝備積聚人類優秀文明的知識。蘇格拉底雲“知識即美德”，其否命題亦同樣成立。現代學者的認識更為精確，知識與美德之間的正向關聯性是需要建立在高概率基礎上，較有科學的合理性。毛澤東閱讀中國古典經書甚多，但也是痞氣+匪氣很濃厚，毛澤東特別讚賞二位流氓痞子皇帝：劉邦和朱元璋，毛把糟粕當作了精粹。

拉馬克的“用進廢退”可以較好解釋，讀書不好的習近平，喜好炫耀他的四肢發達：“我那個時候扛200斤麥子，十裏山路不換肩。”習對頭腦簡單事項：“新時期上山下鄉工程”、“好兒女誌在四方，有誌者奮鬥無悔”，頗有興趣和熱度，可見一斑。習近平坦承其念茲在茲“農民情結”，可以推斷出他的氣質和秉性，天然地與知識性匱缺的泥腿子、四肢發達者、粗布短衫者融通起來，對待海派氣質的上海人就不會有好感，可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

要深入了解習近平的所作所為，需要了解他的個性和風格，需要了解養育習某其秉性、氣質的地方，考察那裏的風土人情。習近平念念不忘他的“初心”之地，就是年輕時候插隊落戶的革命聖地延安，那裏是紅色大本營，更是“紅太陽升起的地方”。對於習近平來說，陝北延安就是他的紅色乳娘，思想養育之地，“作為一個人民公仆，陝北高原是我的根，因為這裏培養出我不變的信念：要為人民做實事！無論我走到哪裏，永遠都是黃土地的兒子。”習近平回憶說，插隊在梁家河，他“看到了人民群眾的根本，真正理解了老百姓”，“我幾乎從來沒哭過，印象較深的兩次哭都是在陝北。”情深誼長啊！

延安市，坐落在陝西省北部，是遊牧文明與農耕文明交融的邊區地帶，漢民族農民世世代代居住此地的曆史中，頻頻遭受多個遊牧民族和部落的相互殺戮、掠奪和洗劫，身處如此蠻族生態的劫掠，釀造出戎狄民風：痞氣+匪氣，漸漸墮落之，本地農耕地上又孵化出次生代的漢族大盜和流寇，如：王嘉胤、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董福祥等等。

大清皇朝晚期，西方殖民主義勢力進入中國東部沿海，紛紛建立起西方式的先進藍色文明，從此經濟格局和重心轉移，地處西北的陝西省經濟文化大幅衰弱，秦風不再，此衰彼漲，當地土匪、土豪卻猖狂起來，到了民國時期，整個陝北地區的匪患尤其嚴重，那時候國民政府的管控力無法抵達陝北，但這恰好為共產黨武裝力量製造出福音來，留給了共軍以極佳的撒野契機和匪盜空間。臭味相投便稱知己，當毛澤東掛帥的大股共軍（紅軍）萬裏迢迢流竄作案來到陝北時候，如魚得水般找準了自己的落腳地，建立起蘇區。

民諺：窮山惡水出刁民，粗茶淡飯無孑遺。肉腐生蛆，蛆熟產蠅；土劣孵匪，匪頑升寇。流寇是土匪發展的頂峰，流寇之所以十分殘暴凶狠毒辣無恥，那是因為流寇作案多是流竄在異地他鄉：1）幾乎碰不上熟人，於是缺乏道德約束；2）罪案的對象都是與己血緣疏遠，於是下得了狠手；3）流竄作案中不容易被抓捕，於是缺乏法律製裁的威懾感。

民國時期的學者傅斯年，曾經把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美國學者餘英時把毛澤東在山上鬧革命歸類為土匪行徑，中共政府體製內走出來的學者阮銘也將當年盤踞在井岡山和延安，建立蘇區的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具體的匪徒而言尚有匪氣強弱的區分，中共領袖中毛澤東、習近平之流痞氣、匪氣特濃，雖然直接將他們比作為流寇尚不恰當，然則深入去思考精神性的高層次本質，就會發現確有近似之處，如操守低劣，隻顧眼前的歡樂和榮耀，不思長治久安的方針、政策和治理，即不具可持續性發展，缺乏人性，不擇手段，不顧人民死活，更扯淡有什麽超越情懷、尋求來世的永生。

上海執行抗疫大行動，是習某心理投射：“習近平總書記親自部署、親自指揮”，乃“初心不改”，大大地用上“梁家河大學問”，卻是來真的：痞氣加匪氣，勁兒十足！

 

• 秦始皇→毛澤東→習近平

 

這三者思想有著較大的傳承性。中共的建黨、建國都是繼承了中國傳統“外儒內法”的一套專製主義本色，馬克思主義成分並不多，如“緊密團結在以某某某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就是中共執政文化的萬能公式，其“春秋大義”足令執政者癡迷不已。

中國政治延續了千年的專製主義，其要數秦始皇的大一統治理格局最具開創、暴虐和傳承，其遺產深深地烙印在中華民族的政治文化基因上。《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今皇帝並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傳承至後世，中共統治者毛澤東、習近平極為崇拜、讚賞，毛澤東自稱：“馬克思加秦始皇”，自比“秦皇、漢武”。習近平是粗人，缺文秀，但配有禦用導演張藝謀來代言，原籍秦地的張藝謀以其電影作品的大氣磅礴著稱，如《英雄》、《大秦賦》、《大秦帝國》等頗有氣勢恢宏，詠古頌今，頌揚獨裁，乃深合主子旨意。

籍貫秦地的習近平似乎比毛澤東更領悟大秦遺風，他也有著構建大一統政治的強烈欲求，冒進浮誇，圖大貪功，舉凡黨、政、軍、財、經、文、教、農、工、商等各界各行，都得讓習來獨攬一身、定於一尊，還妄想對外擴張，天下一統。毛時代流行詞：“全國一盤棋”，如今又翻舊出新而熱炒，以“一言堂”淩駕天下，特別用於上海的抗疫。

中國人骨子裏有“天人合一”，混沌一氣的原始思維和巫術，這集體無意識天然地被大一統政治統攝，進而主導了亞細亞生產方式，在古代，它有利於治理水患、開挖運河、修建長城、建造皇宮等大型項目。在當今，有利於以舉國之力操辦上海防控。在思想意識高度，可以塑造全民的遵命、服從、聽話，即奴性，這恰是習近平的“不忘使命”：“凝聚全民抗疫的強大共識”。

在大一統政治如火如荼的文革期間，誇張而高調的道義目的論籠罩住中國大地上的各項各業，如有“農業以糧為綱、工業以鋼為綱。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於是到處呈現“一刀切”現象，凡是與“綱”不合之事，全得讓步，退避。

今天上海的抗疫正是一刀切做法：為了抗疫的宏偉大業，其他事情全都算不得“事情”，那怕是危機人生命的要事。再如，“同層密接隔離政策”，一人得陽整樓隔離，幾人得陽整區封閉。搞得：簡單直接粗暴，次生災害不斷，雞飛狗跳，人心惶惶。

 

• 外儒內法，臉麵爭光

 

習近平頗想搞《厲害了，我的國》，可看出習的“初心”中有“大秦”情愫，但不唯此。習熟知亡秦之故，暴秦之害，了解《過秦論》，於是就看重《荀子》思想，希望借鑒儒家思想補救暴秦之偏，但這隻是延續了曆史上慣行的“外儒內法”傳統，毫無創意。

以現代人的目光審視，法家思想並非全都是負麵的，糟糕的。譬如，法家的政治思想有“緣法而治”、“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法不阿貴，繩不撓曲”、“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等——貫徹一條法治平等的路線。

秦之後曆代皇朝，形成傳統的官方和上層社會的意識形態是儒家思想，儒家在治國綱要上對法家進行修正，改變其嚴刑律法、冷酷無情、對人性的踐踏，而用溫情脈脈的道德麵紗來遮蓋人心自私之惡。然而儒家的溫情脈脈卻是斷然排斥法家的平等觀，十分講究等級秩序的排位：“尊尊、親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樣導致另一種人性醜惡的釋放。

無論是法家抑或儒家，都嚴重匱乏精神超越性，使得中國人滑落到小人德性的急切功利性，熱衷於超近距離的貼身肉搏，這突出表現為儒家的“麵子文化”，即等級競爭。

今天，習近平把上海抗疫重重地押寶在他的麵子上：看吧，環顧世界，唯有我習某才能夠做到新冠病毒“清零”，豐功偉業啊；溥天之下，皆我臣屬；溥天之下，盡表忠心！

開啟小人心境：這就是習近平的“初心、使命”不可告人的真正用意所在！清零政策來自權力最高層，而下層執行者在習某巫祝之辭誘導下，層層加碼，步步緊逼，使防疫措施變得越來越嚴苛，越來越不通人情，越來越背離常識，卻迎來了中國式“麵子”大豐收！    

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今天，活躍在上海街頭的“大白”誌願者，大多來自社會底層，他們深知等級社會的底層生活之艱辛、悲愴、卑賤、滄桑，受欺受壓，吃苦甚多，在心坎中積滿了多多的怨恨，為此張公百忍，隻是期盼著猴年馬月有個身份升遷，從此羊與狼的位置對調，角色得以變換，從此終於有了發泄的口子和對象，就如二十年媳婦熬成婆婆那樣。今天好機會來了，讓底層誌願者們身披白大褂，臂佩紅袖章，頓時獲得了權力，身價躥升！於是人們就見到了大白們在上海街頭的變本加厲，肆無忌憚。

更是有不少大白門來自外省市的農村地區，他們往往有著毛澤東情結，相信毛澤東的詛咒語“農村包圍城市”，內心對待上海，這個以魔都著稱的城市有著較深的嫉恨，於是今天找到了發泄口子，爭當“南京路上好八連”，侮辱上海人一番，五十步笑百步，好不痛快啊！

上海本地市民，生存在全民抗疫的如此高壓境遇，顯得勢單力孤，不得不進行一場忍耐之心的大考驗。雖說是有海派氣質，但是多年來在習氏毛左政治侵染下，上海人漸漸變得麻木起來，中國傳統習性在增強，一個“忍”字當頭，懂得“看三勢”，學會“拎得清”，不做“填刀頭”，好漢不吃眼前虧，識時務者為俊傑，好死不如賴活著——與內地的庸眾一樣，都是媳婦受熬的心態——如此則喪失了做人的真誠性和崇高性。

 

                                                    施衛江

寫於 美國紐約

2022年5月26日上海抗疫為何如此狂暴？

 

最近，上海人民沉浸在“靜態管理、動態清零”的極度悲憤中，二個月來的抗疫，上海居民要麽封閉在家裏，要麽隔離在方艙，要麽入住醫院，最慘的是一些外地來滬的農民工、送貨員和運輸汽車司機，隻得睡眠在大街上、橋孔下、卡車裏，還不得行走出受封圍欄，還得不到足夠食物。不管呆在城市哪個角落，是富人或窮人，是教授還是乞丐，人人自危，生活無序，商店關門，藥品斷供，生存所需的基本食品、日用品都要靠手機上操作去“搶”，凡是不會手機操作就隻能等死，非新冠病毒引起的疾病都不算是“病”，假如某個病人不能出示有效核酸測試陰性證明，病人均得不到及時救治，更惡劣的措施是，要裝配鐵網在管控區的每一棟民宅樓的大門口，予以嚴加防範管製，防市民如防盜賊！“大白”警察容許隨意闖進市民家中搞“執法”，市民蒙受盡多的不幸和災難可就是不容許公開自由發聲喊冤！

嗚呼！號稱“國家主人”的上海市民，本是代表中國最具先進生產力的一族群體，理應充分釋放出上海市民的聰明才幹去搞建設，然而在黨中央的“清零”政策強製下，海派靈性竟然大肆遭受踐踏，人格尊嚴被貶至不及囚徒的卑下，被準許的行動自由還不如圈養的禽畜。哀哉！上海市民的生存境況是多麽孤苦伶仃無助，上海市民的精神抑鬱是何等淒淒慘慘戚戚。

由中央政府主導的抗疫“清零”，為什麽要對上海人民動用如此的粗暴、野蠻、獸性、瘋狂？這在西方自由世界看來，簡直太不可思議了！根源究竟是什麽呢？

 

（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發生在上海的抗疫狂暴當然不是海派文化傳承的特質，而是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親自部署指揮、密集指示批示”來進行，這位總書記宣稱：“我們的防控方針是由黨的性質和宗旨決定的”，“從黨的性質宗旨認識疫情防控方針”，當然不是飛來之石，而是經有悠久曆史的中國傳統孵化而成，它僵硬地主宰著當今中國政治的一切。欲懂得這場清零抗疫的真實意圖，須深入了解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須了解中國的民風民俗，尤其是陝北地區。

近年來，習近平嫻熟地運用他的政治手腕使大權獨攬，業已形成“九鼎之尊”局麵，且有越演越烈之勢，在其統治下的社會官僚機器不斷強化威權形式，這使得後者形式的高度威權化又促進了前者的獨裁，而前者專斷橫行又反哺後者，兩者互為反饋，攜手共進，就此全民奴性且增強不少——此即如德國學者齊美爾所講的社會學中“相互作用”的形式，對於這種“形式”的具體表達，深得魯迅精神之魂的北京大學中文係教授錢理群曾經論述道：“在一個專製統治下價值封閉的體係內，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是處在同一個價值點上的交流與反饋”（大意如此）。

可想而知，當今中國的政治形態正是走在全麵複辟傳統封建腐朽製度的路上。專製政治乃乾綱獨斷、定於一尊，且說今日中國之專製暴虐，極大地來自最高統治者的德性，習近平妄圖複辟文革，大開曆史倒車，朝思暮想他的皇帝迷夢，再造新時代的秦始皇、毛澤東。

    由此，習近平打造的強專製主義為他的暴政鋪設了平坦大道，布置於“全國一盤棋”格局下，海派上海市民深深感受到文革高潮時的毛式家天下：朕即真理，朕即國家。今天，統帥一聲令，三軍風雷動，酷政促奴性，令箭催遵命，從廟堂衙門，抵基層庸眾，政令一路暢行，貫徹無阻。

以習近平的“家天下”框架來看，上海的抗疫特別需要展示“中國共產黨所具有的無比堅強的領導力，是風雨來襲時中國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要展示中共統治下的製度“優越性”和“合法性”，更確切地說，還需要充分展示習近平總書記的“英明、偉大”形象，為他的正式“登基”皇座打基礎。構建如此之宏大敘事，習家中央政府定義了新冠病毒的抗疫是一場“人民戰爭”，全黨全民統一步調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部署”來進行的，這位總書記一再強調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堅持動態清零總方針不猶豫不動搖”，“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要把抗疫當作“為人民服務”。

以現代性的倫理學來論述，“人民”是個宏大敘事，是形而上之“大魅”，在以“人民”的名義大肆鼓噪、渲染之下，若開啟“幽暗之門”，可以發現，這隻是一塊“超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的招牌，其投射出的真實價值意向往往是希冀反饋回報給投射者自己，即小人心眼、小人心境的“自我、本我”（弗洛伊德術語）境界，乃罪惡之淵藪，其鄙陋卑下、猥瑣不堪！

魯迅先生早就發現，中國的儒家典籍中充滿了“仁者愛人”之語，但是魯迅卻揭穿了其“瞞和騙”，其實質就是“以理殺人”！

今天的上海，把“人民”當作“綱領”來處置具體的全民抗疫，就意味著其餘事情全得靠邊讓路，抗疫以外的事情全都隻是與個人利益掛鉤而已，都是掛靠不上“人民”這個宏偉大宗旨，“人民”這個抽象綱領既然被強化得如此之高大上、偉光正，乃綱舉目張，和尚打傘，為所欲為、不擇手段！

 

（二）“不忘初心，牢記使命”

 

“初心”是習近平執政時代十分時髦的政治詞匯，既然被張揚得如此之“時髦”，它必定隱含有欺騙性！它試圖讓人民感受習的“青春故事”，聆聽他的“梁家河插隊的經曆”，規訓人民的情操，是一項典型的“洗腦工程”。

眾所周知，習近平在福建、浙江和上海三地工作過，已經獲得相當多的東南沿海地區工作的經驗，這些地區比起北方內地來具有相對較高的改革開放性，經濟結構大多是外向型，經濟水平也相應較高，治理較為先進。按照常規思路，要想當上一個大國有作為的主政者，其精神領域的價值觀訴求，本來應該引導國民走上現代化之路，深化改革，大大發揚沿海地區的先進經驗和業績成就，使融合到全球化的經濟圈中，學習西方發達的市場經濟和人文精神，求得國家發展踏上新台階。然而習近平卻不張揚他在沿海地區的經曆，反而大大弘揚在北方落後農村的生活感受、工作經曆——這就值得正義的人們去警惕和深思了。

與毛澤東一樣，習近平自身的秉性就是十分的“土”，在漢語網絡上，不滿的網民將習近平蔑稱為“包子”，意思有“土氣”之意，也就是傳統、愚昧、落後的代名詞。這與《論語》：“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意思相近，懷土就是戀土而安逸，營造個人小天地，即小人德性。我們來看看習近平是如何的“初心”？

“初心”在心理學上可稱為“原型”（榮格：archetypes），習的“原型”有“戀土情結”，顯然相悖於東南沿海地區的現代性精神品質，而在於他不斷吹噓的“土”字而凸出，即“農民情結、三農情懷”，習常稱：“我也是從農村出來的”，“我們這一代人也有這個情結，一定要把我們的老百姓，特別是我們的農民扶一把。”聽聽他的念念有詞“不忘初心”，從“習近平總書記從小就有農村情結”，可推斷習之“戀土”有小人之心：

1.  陝北延安梁家河，習近平插隊在此，據說練就了一套“大學問”，那真是了不得啊！
2. “老家富平曾在習近平迷惘彷徨時給予他溫暖”，陝西省富平縣臨近於曆史上京兆地區，這裏曾經是大一統帝國的中央權力地帶，即有秦、漢、隋、唐四朝大帝國定都於鹹陽、長安，這一家鄉情懷深深地烙印到習近平的人格秉性，使得習內心期盼著大一統政治。
3. 習近平時時要造訪河北省西柏坡，該地是毛派紅色經典的精神發源地，價值連城，非常值得習去流連忘返，就此習想要“弘揚西柏坡精神”。
4. 河北省正定縣，習年輕時候曾工作在此，當時是“農業學大寨”的先進樣板縣，是毛澤東樹立起來的一麵旗幟，同樣是紅色經典，值得去大力追捧，流芳百世。

    作為一個農業人口眾多的大國，農業生產當然需要去關心，農民的利益也當然需要去關心，任何一個具有現代化常識的人，必定知道：農民生活的大幅度改善，必須是由農業現代化來帶動，而農業現代化必須是由工業現代化來帶動，而工業現代化必須是由科技、經濟和製度等的各項現代化來帶動，需要重視精神文明的力量，也就是人的主體性自由的大發揚。然而中國的習某卻是完全的反其道而行之：要論價值觀的定位？什麽的工業、科技、文教、經濟、金融、製度、法治等等的重要發展項目全都擱置在邊上，就是因為這些不含有“初心”，從而全都被當做不重要的思想議題來處理，眼下最最要緊的事情是定位在“農民情結”、“黃土情結”之上：“不忘初心，牢記使命”——老是要把目光盯住在最最落後地區的農民生存價值觀上——這是怎麽樣的心態？怎麽樣的鬼魅心思啊？

人都是有個性的，共產黨執政也如此。理解了習近平的執政個性是那麽的“土裏土氣”，於是懂得：上海抗疫就是充滿習包子特色之土：“鞋子合不合腳，自己穿著才知道。”——紅色經典，土法上馬！   

 

•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方山水有一方風情

 

 共產黨信仰“辯證唯物主義”，其教條說：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確，特定的社會曆史地理環境可以塑造特定的精神氣質。成語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南橘北枳。按辯證法精神，反之亦然，如：彩蝶戀鮮花，蒼蠅叮臭肉；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智者樂水，仁者樂山。說到中國人的“土”，尚有各個地方的各個民風民俗民情，還可細分。

德國學者馬克斯·舍勒的行為學理論認為，能感悟到生活世界的價值和價值秩序的感情是成為行為意欲最深層的基礎部分，而這種感情決定著行為意欲的努力方向。但是舍勒又認為，不能把在一個時代和民族中流行或支配人們價值偏愛的評價係統所具有的“倫理結構”等同於作為價值優先法則的價值本身的客觀秩序。

今天，與西方自由世界一樣，強人習近平也是十分講究“顏色革命”，他將自身個性“土氣”的顏色欽定為中國的“政治正確”，即標準的意識形態，充分施展在上海地方的抗議之中，真實意圖是：以習氏“土氣”淹沒上海“海派”！

那麽究竟怎麽樣評介習包子“土氣”？

第一，純真“紅色基因”，眾所周知，習近平是在紅朝中國、紅色地域、紅色家庭、紅色時代、紅色圈子裏混出來的紅色土特產，紅色元素特濃，大紅特紅超紅。

現代中國有二大文明係統：黃色和藍色。

黃色是內陸型，具有內向封閉性質，其主要的分布地域是在北方的黃土質平原和高原上，其價值資源隻由落後的本土文明來提供（電視劇《河殤》的觀點）。

紅色文明是外來的馬列寧主義與中國本土的黃色文明相結合的產物，被綜合成“毛澤東思想路線”，具有革命的實踐性，但是主要根基還是黃色文明。

    藍色是海洋型，外向開放性質，最初地域分布在東南沿海一帶，隨之改革開放的深化，逐漸擴展至中國的大南方，它是本土文明與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結合的產物。

今天的國情是，北方黃土文明區域經濟全麵落後、蕭條，而南方藍色文明區域市場經濟發展良好，經濟指標高漲。如此經濟地理格局意味著中共統治機器的精神資源麵臨危機，這讓習近平深深不安，習某感受到來自於藍色文明對於紅色政權的威脅：資產階級市民的個體性、獨立性和自由意識在增長，他們不會如黃土地上農民幹活那樣的聽話、遵命和馴服。

遙想1949年3月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正式提出定都北平市的決議，當時的國情正如毛澤東所講：“蔣介石的國都在南京，他的基礎是江浙資本家。我們要把國都建在北平，我們也要在北平找到我們的基礎，這就是工人階級和廣大的勞動群眾。”這講話顯示了：南京的城市精神是藍色，而北平市則是黃色，紅色政權的根基需要由黃色文明來支撐、扶助，才會獲得穩定、可靠。

從前，毛澤東必定熟知曆史典故：“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對藍色文明懷有恐懼：“港台一帶，饕蚊尚多，西方世界，饕蚊成陣。”因此對待曾經位置楚地、而後深藍色的申城上海，毛澤東作指示：要采取“農村包圍城市”戰略。為此，上海外灘海關鍾樓上的大鍾報時，要以深黃色的陝北民歌樂調《東方紅》來進行，使之標誌為城市“主旋律”。要發揚“好八連”榮光，讓他們來到魔都南京路上當“哨兵”，以鎮住充滿資產階級邪念的“霓虹燈”，要加強“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全麵專政”，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今天，習近平憂心忡忡：紅色文明賴以存在基礎的黃色文明正日益蛻化墮落！為此決心拯救，在上海執行“靜態管理、動態清零”，實為一場魔鬼訓練，以鞏固紅色政權的！

 

• 粗人的痞氣，流寇的匪氣

 

紅朝中國首長級高幹的紅二代、紅三代多的是，譬如有劉少奇的兒子，陳雲兒子，鄧小平的兒女，胡耀邦的兒子，葉劍英、江澤民的數個兒女等等，在這一群體裏相比較，習包子就是顯得很“土氣”，這是為什麽呢？

這就是習近平第二個“土”：痞氣+匪氣，這是黃色文明外圍地帶“邊區”之“土氣”。

習近平讀書差勁是知曉的，然而這在首長級的紅後代中較為少見，盡管習近平時常吹噓讀書很多，還煞有介事地列出一長串讀書單來，頗有“此地無銀三百兩”之意。由於不願讀書、讀不進書，習的頭腦難以裝備積聚人類優秀文明的知識。蘇格拉底雲“知識即美德”，其否命題亦同樣成立。現代學者的認識更為精確，知識與美德之間的正向關聯性是需要建立在高概率基礎上，較有科學的合理性。毛澤東閱讀中國古典經書甚多，但也是痞氣+匪氣很濃厚，毛澤東特別讚賞二位流氓痞子皇帝：劉邦和朱元璋，毛把糟粕當作了精粹。

拉馬克的“用進廢退”可以較好解釋，讀書不好的習近平，喜好炫耀他的四肢發達：“我那個時候扛200斤麥子，十裏山路不換肩。”習對頭腦簡單事項：“新時期上山下鄉工程”、“好兒女誌在四方，有誌者奮鬥無悔”，頗有興趣和熱度，可見一斑。習近平坦承其念茲在茲“農民情結”，可以推斷出他的氣質和秉性，天然地與知識性匱缺的泥腿子、四肢發達者、粗布短衫者融通起來，對待海派氣質的上海人就不會有好感，可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

要深入了解習近平的所作所為，需要了解他的個性和風格，需要了解養育習某其秉性、氣質的地方，考察那裏的風土人情。習近平念念不忘他的“初心”之地，就是年輕時候插隊落戶的革命聖地延安，那裏是紅色大本營，更是“紅太陽升起的地方”。對於習近平來說，陝北延安就是他的紅色乳娘，思想養育之地，“作為一個人民公仆，陝北高原是我的根，因為這裏培養出我不變的信念：要為人民做實事！無論我走到哪裏，永遠都是黃土地的兒子。”習近平回憶說，插隊在梁家河，他“看到了人民群眾的根本，真正理解了老百姓”，“我幾乎從來沒哭過，印象較深的兩次哭都是在陝北。”情深誼長啊！

延安市，坐落在陝西省北部，是遊牧文明與農耕文明交融的邊區地帶，漢民族農民世世代代居住此地的曆史中，頻頻遭受多個遊牧民族和部落的相互殺戮、掠奪和洗劫，身處如此蠻族生態的劫掠，釀造出戎狄民風：痞氣+匪氣，漸漸墮落之，本地農耕地上又孵化出次生代的漢族大盜和流寇，如：王嘉胤、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董福祥等等。

大清皇朝晚期，西方殖民主義勢力進入中國東部沿海，紛紛建立起西方式的先進藍色文明，從此經濟格局和重心轉移，地處西北的陝西省經濟文化大幅衰弱，秦風不再，此衰彼漲，當地土匪、土豪卻猖狂起來，到了民國時期，整個陝北地區的匪患尤其嚴重，那時候國民政府的管控力無法抵達陝北，但這恰好為共產黨武裝力量製造出福音來，留給了共軍以極佳的撒野契機和匪盜空間。臭味相投便稱知己，當毛澤東掛帥的大股共軍（紅軍）萬裏迢迢流竄作案來到陝北時候，如魚得水般找準了自己的落腳地，建立起蘇區。

民諺：窮山惡水出刁民，粗茶淡飯無孑遺。肉腐生蛆，蛆熟產蠅；土劣孵匪，匪頑升寇。流寇是土匪發展的頂峰，流寇之所以十分殘暴凶狠毒辣無恥，那是因為流寇作案多是流竄在異地他鄉：1）幾乎碰不上熟人，於是缺乏道德約束；2）罪案的對象都是與己血緣疏遠，於是下得了狠手；3）流竄作案中不容易被抓捕，於是缺乏法律製裁的威懾感。

民國時期的學者傅斯年，曾經把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美國學者餘英時把毛澤東在山上鬧革命歸類為土匪行徑，中共政府體製內走出來的學者阮銘也將當年盤踞在井岡山和延安，建立蘇區的共產黨軍事組織比作為流寇。具體的匪徒而言尚有匪氣強弱的區分，中共領袖中毛澤東、習近平之流痞氣、匪氣特濃，雖然直接將他們比作為流寇尚不恰當，然則深入去思考精神性的高層次本質，就會發現確有近似之處，如操守低劣，隻顧眼前的歡樂和榮耀，不思長治久安的方針、政策和治理，即不具可持續性發展，缺乏人性，不擇手段，不顧人民死活，更扯淡有什麽超越情懷、尋求來世的永生。

上海執行抗疫大行動，是習某心理投射：“習近平總書記親自部署、親自指揮”，乃“初心不改”，大大地用上“梁家河大學問”，卻是來真的：痞氣加匪氣，勁兒十足！

 

• 秦始皇→毛澤東→習近平

 

這三者思想有著較大的傳承性。中共的建黨、建國都是繼承了中國傳統“外儒內法”的一套專製主義本色，馬克思主義成分並不多，如“緊密團結在以某某某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就是中共執政文化的萬能公式，其“春秋大義”足令執政者癡迷不已。

中國政治延續了千年的專製主義，其要數秦始皇的大一統治理格局最具開創、暴虐和傳承，其遺產深深地烙印在中華民族的政治文化基因上。《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今皇帝並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傳承至後世，中共統治者毛澤東、習近平極為崇拜、讚賞，毛澤東自稱：“馬克思加秦始皇”，自比“秦皇、漢武”。習近平是粗人，缺文秀，但配有禦用導演張藝謀來代言，原籍秦地的張藝謀以其電影作品的大氣磅礴著稱，如《英雄》、《大秦賦》、《大秦帝國》等頗有氣勢恢宏，詠古頌今，頌揚獨裁，乃深合主子旨意。

籍貫秦地的習近平似乎比毛澤東更領悟大秦遺風，他也有著構建大一統政治的強烈欲求，冒進浮誇，圖大貪功，舉凡黨、政、軍、財、經、文、教、農、工、商等各界各行，都得讓習來獨攬一身、定於一尊，還妄想對外擴張，天下一統。毛時代流行詞：“全國一盤棋”，如今又翻舊出新而熱炒，以“一言堂”淩駕天下，特別用於上海的抗疫。

中國人骨子裏有“天人合一”，混沌一氣的原始思維和巫術，這集體無意識天然地被大一統政治統攝，進而主導了亞細亞生產方式，在古代，它有利於治理水患、開挖運河、修建長城、建造皇宮等大型項目。在當今，有利於以舉國之力操辦上海防控。在思想意識高度，可以塑造全民的遵命、服從、聽話，即奴性，這恰是習近平的“不忘使命”：“凝聚全民抗疫的強大共識”。

在大一統政治如火如荼的文革期間，誇張而高調的道義目的論籠罩住中國大地上的各項各業，如有“農業以糧為綱、工業以鋼為綱。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於是到處呈現“一刀切”現象，凡是與“綱”不合之事，全得讓步，退避。

今天上海的抗疫正是一刀切做法：為了抗疫的宏偉大業，其他事情全都算不得“事情”，那怕是危機人生命的要事。再如，“同層密接隔離政策”，一人得陽整樓隔離，幾人得陽整區封閉。搞得：簡單直接粗暴，次生災害不斷，雞飛狗跳，人心惶惶。

 

• 外儒內法，臉麵爭光

 

習近平頗想搞《厲害了，我的國》，可看出習的“初心”中有“大秦”情愫，但不唯此。習熟知亡秦之故，暴秦之害，了解《過秦論》，於是就看重《荀子》思想，希望借鑒儒家思想補救暴秦之偏，但這隻是延續了曆史上慣行的“外儒內法”傳統，毫無創意。

以現代人的目光審視，法家思想並非全都是負麵的，糟糕的。譬如，法家的政治思想有“緣法而治”、“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法不阿貴，繩不撓曲”、“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等——貫徹一條法治平等的路線。

秦之後曆代皇朝，形成傳統的官方和上層社會的意識形態是儒家思想，儒家在治國綱要上對法家進行修正，改變其嚴刑律法、冷酷無情、對人性的踐踏，而用溫情脈脈的道德麵紗來遮蓋人心自私之惡。然而儒家的溫情脈脈卻是斷然排斥法家的平等觀，十分講究等級秩序的排位：“尊尊、親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樣導致另一種人性醜惡的釋放。

無論是法家抑或儒家，都嚴重匱乏精神超越性，使得中國人滑落到小人德性的急切功利性，熱衷於超近距離的貼身肉搏，這突出表現為儒家的“麵子文化”，即等級競爭。

今天，習近平把上海抗疫重重地押寶在他的麵子上：看吧，環顧世界，唯有我習某才能夠做到新冠病毒“清零”，豐功偉業啊；溥天之下，皆我臣屬；溥天之下，盡表忠心！

開啟小人心境：這就是習近平的“初心、使命”不可告人的真正用意所在！清零政策來自權力最高層，而下層執行者在習某巫祝之辭誘導下，層層加碼，步步緊逼，使防疫措施變得越來越嚴苛，越來越不通人情，越來越背離常識，卻迎來了中國式“麵子”大豐收！    

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今天，活躍在上海街頭的“大白”誌願者，大多來自社會底層，他們深知等級社會的底層生活之艱辛、悲愴、卑賤、滄桑，受欺受壓，吃苦甚多，在心坎中積滿了多多的怨恨，為此張公百忍，隻是期盼著猴年馬月有個身份升遷，從此羊與狼的位置對調，角色得以變換，從此終於有了發泄的口子和對象，就如二十年媳婦熬成婆婆那樣。今天好機會來了，讓底層誌願者們身披白大褂，臂佩紅袖章，頓時獲得了權力，身價躥升！於是人們就見到了大白們在上海街頭的變本加厲，肆無忌憚。

更是有不少大白門來自外省市的農村地區，他們往往有著毛澤東情結，相信毛澤東的詛咒語“農村包圍城市”，內心對待上海，這個以魔都著稱的城市有著較深的嫉恨，於是今天找到了發泄口子，爭當“南京路上好八連”，侮辱上海人一番，五十步笑百步，好不痛快啊！

上海本地市民，生存在全民抗疫的如此高壓境遇，顯得勢單力孤，不得不進行一場忍耐之心的大考驗。雖說是有海派氣質，但是多年來在習氏毛左政治侵染下，上海人漸漸變得麻木起來，中國傳統習性在增強，一個“忍”字當頭，懂得“看三勢”，學會“拎得清”，不做“填刀頭”，好漢不吃眼前虧，識時務者為俊傑，好死不如賴活著——與內地的庸眾一樣，都是媳婦受熬的心態——如此則喪失了做人的真誠性和崇高性。

                                                                                                  施衛江

                                                                                               寫於 美國紐約                                                                                                                                                                                                                                                          2022年5月26日

[KMT88]

名副其實的變態管理

[portfolio]

痞性+匪性——中共的邪惡本性。

[ahniu]

農業文明的反噬。

[balancedview]

一篇博客可以寫得如此狂暴。不堪入目。

[Firefox01]

可能與最近的網絡不穩定有關，造成多次按動發表按鈕。其實，這種一刀切地執行中央的指示，不正是黨中央多年以來所要的嗎？過去的政令不出中南海的現象一去不複返了，豈不是好事一樁？至於水何時能覆舟，隻有鬼知道了。

[一覽青山]

我說你重複了多少遍？發出來之前不檢查檢查？

[modems]

媽呀，太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