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的嚴重腐敗早已存在隻是被掩蓋得很好
https://xuwenli2018.blogspot.com/2023/06/blog-post_25.html
（2023年6月25日）
徐文立 於 2023年6月24日 週六 上午1:25寫道：
實際上中共的腐敗早已存在（早期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共中央總書記的向忠發，「吃喝嫖賭什麼都幹」）；在一定程度上，腐敗的普遍性和嚴重性並不亞於現在的腐敗，隻是被掩蓋得很好，普通人不了解而已。
畢文有二例，我也另舉二例。——徐文立
腐敗非改革開放造成 是傳統常態
中國民主黨創始人之一、布朗大學退休高級研究員徐文立指出，很多人誤認為中共過去沒有那麽腐敗，腐敗主要是從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改革開放以後才出現的。他說，當然改革開放之後，官員們貪腐的機會和數額增加了。但是實際上中共的腐敗早已存在，在一定程度上，腐敗的普遍性和嚴重性並不亞於現在的腐敗，隻是被掩蓋得很好，普通人不了解而已。徐文立在1978-1979年北京“西單民主牆”運動期間主辦“四·五論壇”的合作夥伴呂樸的父親呂驥曾經擔任中國音樂家協會會長。一次呂驥回憶在延安時見毛澤東的情形。
徐文立說：“當時毛澤東見到他（呂驥）以後也沒有跟他什麽廢話，也沒什麽話可說，就把他自己的抽屜打開，裏頭都是人參。然後拿出一、兩根，（說）‘去補補身子吧’。也就是說，毛澤東這個抽屜裏頭都是人參。你可以想象所謂當年他們艱苦奮鬥的那個根據地和那個年代，他就富裕到這個程度，而且毛澤東的《毛澤東選輯》出版的版權讓他成為中國首富，可是老百姓知道嗎？”
徐文立還講了一個親身經曆過的事。他在長春上學的時候有一個好朋友，父親是吉林省軍區政委。上個世紀60年代大饑荒餓死無數人的時期，同學父親到北京開會，同學同行，住在解放軍西直門總參謀部的招待所。
徐文立說：“有一天請我到他們那個招待所去見麵。我去了以後他父親很高興地說：今天你多來了一個客人，我們可以多一個菜和多一瓶茅台。哈哈你看，我一個當時還不到20歲的年輕小孩子去見我的朋友，因為這個原因，他的父親高興的時候可以加一個菜，可以再加一瓶茅台。所以這是中國老百姓長時間不了解的，它給你屏蔽得非常嚴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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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督官員事關全民 為何通過黨內方式處理？中共對於監督官員的相關規定，盡管涉及到9000萬人的永久執政黨，甚至也涉及到非黨官員，但有些規定和文件常常以黨內文件的形式下發，有時甚至隻下發到某一級別的官員，例如“縣團級”等等。從上個世紀80年代開始，一直有人要求領導幹部公開財產。
1994年召開第八屆全國人大常委會時，曾經將《財產申報法》正式列入立法規劃，但是根本無法進入立法程序。1995年4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和國務院辦公廳聯合發布了《關於黨政機關縣(處)級以上領導幹部收入申報的規定》，但是中國百姓根本無法了解他們申報的情況。這種操作方法既無透明度，也不符合現代治理的法製原則。
徐文立認為，這種國家事務黨務化的原因主要是為了便於中共統治。
徐文立說：“黨內做一些什麽規定，他們幾個人一說就算了。要成為一個現代社會的行政管理的法規的話，你至少還要走一些必要的程序。像習近平和毛澤東這樣的法盲或者是黨的權力高於一切的這樣的人來說，嫌麻煩。
徐文立說，中共不僅要自己說了算，而且還經常朝令夕改，於是黨務化處理國事就成了共產黨領導人的最佳途徑。
徐文立說：“就是所謂黨說了算，其實就是毛澤東說了算，就是習近平說了算。形容中國共產黨行事方式有一個很生動的比喻，叫黑箱操作。這就是典型的黑箱操作。”
徐文立認為，中共的腐敗是製度性腐敗，製度不變，腐敗無法杜絕。
徐文立說：“中國共產黨，從它建黨以來，它就是一個獨裁的黨，排斥一切政治力量的黨，特別是他建立政權之後更是這樣做。這樣做就把自己置於沒有輿論監督，沒有真正的民眾監督，沒有反對派和反對黨的監督，這樣的三無監督的一個政黨，你說他能不腐敗嗎？”
ruxie bi 於 2023年6月23日 週五 下午7:58寫道：
謝謝。
徐文立於2023年6月23日周五 13:01寫道：
中 國 大 勢
徐文立
（2010年1月18日）
https://xuwenli2018.blogspot.com/2020/07/2010118.html
http://45.35.61.42/hero/201001/zgmzdlhzb/3_1.shtml
（摘錄）
……
請諸位靜心地注意以下幾點中國大陸社會的基本事實和變遷：
（一） 當今的中共，早已是變了性的中共；變性中共，能有什麽前途？
1921年由蘇俄一手助產的原本還有點理想主義色彩的中國共產黨早已壽終正寢。（後來「共產國際」大量經費的給予，早已讓中共最高層腐敗不已了。）
中共的變性始於1949年之前，更充分的證據是學者楊奎鬆先生研究發現：1950年4月，中共政府“出台了一個《中央級行政人員工資標準(草案)》，規定黨政人員最高一級的工資收入可以是最低一級的28.33倍”，比至今仍然是二等公民的中國大陸農民的收入在當年就至少高出50倍。可是，1949年之前，那個被中共罵得狗血噴頭的“腐敗政府”——中華國民政府“1946年頒布的標準，除總統和五院院長等選任官外，文官共分為37個級別，最高一級的收入是最低一級收入的14.5倍。”那個被中共罵得更應“無地自容”的西方國家政府“除極少數國家外，英、法、德等國的，包括行政長官在內，最高最低工資差，均在8-10倍左右，美國、日本差距較大，也隻有20倍。而且，它們差距之大，多半隻是總統或首相個人的工資較高，有時會高出下一級行政主管一倍以上。”可知，西方發達國家政府官員高低之間的收入差距，多半遠小於所謂的“新中國”官員的收入差距。
看看這些硬碰硬的數據，最尷尬的恐怕是那些睜眼說胡話的毛派信徒。
結論是肯定的：中國現實社會的不公平、不公道，始作俑者恰恰是毛澤東。
三年的內戰，作死了主要是中國農民千萬以上，國共雙方都有罪錯，國民黨是造錯者，共產黨則是造罪者；1959年到1961年三年史無前例的大饑荒，中共作死了又主要是中國農民幾千萬，造罪者是極權主義的共產專製，成罪者則是“赤色皇帝”毛澤東；1957年反右和1966年至1976年文革十年，毛澤東更是把中華民族良心的脊梁打斷、把中華民族知源的根脈切斷！
1978年之後，鄧小平領導的中共的變性過程隻是更加露骨，為了走出經濟困境，中共“打‘左’燈向‘右’轉”，開始認可公民擁有私有財產的合法性，不再高調消滅“萬惡之源”——私有製，實質上拋卻了所謂共產主義的理論；中共一發而不可收，官商勾結，繼1949年之後第二次侵吞全民財富，中共權貴成為了最卑劣的私有者——高度壟斷的“權貴私有集團”，今日中國的“一黨專製”就是靠高度壟斷的權貴私有集團在支撐。
所以，現在的中共是完完全全地變了性的中共，稱它為“中國私有權貴黨”，最為妥帖。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當今的中國，怎會容忍極少數人聚合的權貴私有集團長期作威作福呢？那麽，實為“中國私有權貴黨”的中共還會有前途嗎？變了性的中共能會有前途嗎？
古諺道：名不正則言不順。不正不順即是死途。此其一。
……
ruxie bi 於 2023年6月22日 週四 上午11:48寫道：
閑話中國共產黨走向腐敗的過程 畢汝諧（作家 紐約）
獨立中文筆會秘書長楊子立在拙作畢汝諧之綁架北京市公安局後麵有個很有意思的留言，引起了我的回憶與思考。
毛澤東時代8級以上的高級幹部，大都家風凜嚴；高級幹部對自己家孩子的管束和懲罰，往往比老百姓家還嚴厲。舉兩個例子：
8級高幹胡繩的第二個兒子胡錦州，一聽這名字就知道他是1948年錦州解放生的；錦州不愛學習，從小調皮搗蛋，也就是愛打個架，沒幹過什麽別的壞事；
文革前胡繩卻通過王震把錦州送到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幹農活，一輩子就不是讀書人而是勞動者了。看看吧，文革前高幹走後門是把孩子送去幹體力勞動，那個時候體腦差別城鄉差別是很大的，
高幹真的算是老百姓的表率。
第二個例子，共產黨處理少數民族問題有個機構，國務院民族事務管理委員會；文革前有個7級高幹紮西旺徐，他是個西藏人，長征時跟著紅軍鬧革命；他有個兒子紮西，我們都管他叫小紮西；他也是一個愛打架的家夥，被老紮西送到的溫泉附近的北京市工讀學校，那裏的學生都是流氓小偷，那裏的老師都是彪形大漢；結果小紮西真的變成了流氓，也就是說老紮西毀了小紮西一輩子。
請楊子立君做一個科學實驗，請你拿一個最喜歡的蘋果放在桌子，每天看看它欣賞它但是不做任何事情；一天過去，一個星期過去，一個月過去，肉眼可見其慢慢失去了芬芳，失去了水分，變成了一個癟蘋果；你再不理它，它就就變成爛蘋果，引來了無數蒼蠅和害蟲。這就是中國共產黨走向腐敗的過程；1949年的中國共產黨是一個光榮偉大正確的蘋果，現在它變成了一個臭不可聞的爛蘋果！因為中國人民沒有把它放在冰箱裏保鮮，沒有把它製成罐頭以便長期保持其優點，幾十年下來，爛成今天這個樣子！
再說說幹群關係的演變；上世紀50年代，我們小時候如果迷了路，隻要跟陌生的叔叔阿姨說我爸媽媽都是黨員，老百姓就會像電影裏那些老鄉保護八路軍傷員那樣愛護你，把你送回家；如果換了今天，老百姓一聽是共產黨員的孩子，馬上就會把你往井裏扔，而且絕對會挑一口最深的井！
1967年冬天，首都老紅衛兵合唱團演借口紀念十月革命50周年，演出卡秋莎等等蘇聯列寧斯大林時期的革命歌曲，是在護國寺影劇院；我和一幫西山北京軍區的野小子去了，我們去晚了，劇場自行車存車處滿了存不下了；有個野小子說那就存老鄉家吧。他隨便敲開一戶居民院子，道明原委，人家一聽說是西山解放軍的孩子來了，很高興地答應了；散場已經很晚了，人家一直候著。這就很像革命戰爭年代結下的軍民魚水情，當年不是有掩護八路軍的堡壘戶嘛。現在老百姓對共產黨恨之入骨，幹群關係也是慢慢惡化的。
1996年，我的父母第二次來紐約探親，這兩個一輩子沒有犯過政治錯誤經濟錯誤生活錯誤的赤膽忠心的老共產黨員，講起當今共產黨比1948年的國民黨更腐敗，歎息不已；我害怕他們因為革命信仰破滅影響身體健康，就說算了算了，別發牢騷了，反正你們年輕時不跟著共產黨走也沒有出路。他們說：不，當初如果我們不跟共產黨走，還有別的出路。
這就是知識分子幹部和那個工農幹部的根本區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