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ik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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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勝平再次挑釁在前，徐文立應對在後
馮勝平6月17日為何要在4小時冗長的視頻3:19-30處前後點名徐文立並暗諷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2DWKPZsn7vY
十揭馮勝平
及其《上書習近平》
https://xuwenli2018.blogspot.com/2023/06/blog-post.html
徐文立編撰
（2023年6月22日）
「『黨主立憲』嗎？既『黨主』何有『憲』？即便有，也是『偽憲』；拿著毛澤東玩剩下的把戲，馮勝平不惜賤作陰麵的形象上書，可悲！」
馮勝平（視頻截圖）
馮勝平 王滬寧
合影
（網絡圖片 馮勝平發布）
王滬寧（取自網路）
十揭馮勝平
網絡鏈接
徐文立：馮勝平先生——你，是誰？！
本文網址：https://www.aboluowang.com/2015/0117/501432.html
http://45.35.61.42/hero/201903/xuwl/5_1.shtml
徐文立：馮勝平先生意欲何為？
http://45.35.61.42/hero/201903/xuwl/4_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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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勝平致習近平信是維護專製、編造美國曆史
作者：鍾國平
https://www.bannedbook.org/bnews/zh-tw/comments/20161014/726926.html
鍾國平：馮勝平的“革命使人墮落”是赤裸裸的維穩之作
https://groups.google.com/g/lihlii/c/AWEZebjZf90/m/JCyrYByCBwA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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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鍾國平：美國曆史上從未有過“華盛頓革命集團”
https://www.bannedbook.org/bnews/zh-tw/comments/20161014/726926.html
鍾國平：評“馮勝平致習近平總書記的第二封信”
http://www.wailaike.net/news-1145000-0.html
鍾國平：裸奔的馮勝平《致習近平先生的第三封信》
https://www.cdp1998.org/file/2014090901.htm
鍾國平：用篡改美國曆史來合法化毛澤東（反）革命集團的專政
https://www.cdp1998.org/file/2014090302.htm
鍾國平：憲政之爭就是政權的合法性之爭
https://www.cdp1998.org/file/2015021801.htm
Monday, March 28, 2022——劉剛揭批馮勝平的鏈接：
本文網址：http://jasmine-action.blogspot.com/2022/03/blog-post_28.html
推文鏈接：https://twitter.com/LiuGang8964/status/1508538713952948233
2023-06-19 01:42:01（馮勝平再次挑釁在前，我（徐文立）應對在後）馮勝平為何要在4小時冗長的視頻3:19-30處前後點名徐文立並暗諷為「不真誠的人」？！請回答！
文革中的《九級浪》｜周六八點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2DWKPZsn7vY
一
徐文立：馮勝平先生——你，是誰？！
https://www.aboluowang.com/2015/0117/501432.html
附件
1，25年前美國作者約瑟夫·布魯達《誰在保護北京的間諜》(刊登於《高級情治概覽》(EIR)1990年5月18日，第73頁“國內欄目”)(附中文翻譯件)
2，小參考總第515期(1999.08.19)發表的——
“全美學自聯安全工作組”1990年《全美學自聯關於中共特務滲入民運組織進行破壞活動的調查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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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勝平先生：你，是誰?!
——請看25年前美國報刊上的《誰在保護北京的間諜》及《全美學自聯關於中共特務滲入民運組織進行破壞活動的
調查報告》
徐文立
(2015年1月12日)
海外特務的故事，講的不是普通人，而是在自由環境下，為幾鬥米而享受不斷造謠、挑撥離間、詆毀他人的長舌婦的樂趣。
現在公布25年前美國作者約瑟夫·布魯達《誰在保護北京的間諜》(刊登於《高級情治概覽》(EIR)1990年5月18日，第73頁“國內欄目”)的報道及1990年《全美學自聯關於中共特務滲入民運組織進行破壞活動的調查報告》，不是想故意地揭露一個可能的“特務”，而是鑒於信口雌黃黨現已漸入“狂境”，破壞民運至今，而且沒有一個可以拿出來明說的實質性內容!同時，也是為了讓人們了解一些發生在『1989六四』期間幕後的故事。
現在發表的這二篇報道告訴人們，馮勝平就“最可能是特務”的人!是真是假，讀者自有判斷。扯胡平先生等等人，那是馮勝平先生為了掩飾自己的身份而為吧?是為了“洗白”自己，華麗轉身成為“學者”、“專家”，乃至“國師”吧?
這樣的人有什麽資格“把民運人士概括為四類”，有什麽資格借“扣帽子”的打手方式去攻擊、揶揄民運和中國人?而且，馮勝平先生所謂的“三民論”、“四類論”反反複複地說，越說越得意，越說越癲狂，自以為無人痛斥，猶如“定論”了!和我有過真正接觸和共事的人都知道，我不但坦言、還多次發文，表示不主張在民運內部抓特務，因為：(1)民主是個開放的體係，公開而透明，任何人都有權參與;(2)民運沒有財力和人力去做抓特務這件事;(3)民運沒有處置和懲罰特務的權力;(4)在內部抓特務的結果，隻會亂了自己，得意了對手。當然，民運內部高度警惕可能的特務是必然的、也是必須的。至於特務有沒有那麽多，我不敢確切地論斷。如果連中國各地各界各鄉(甚至包括監獄、港澳台及海外)的各級“情報員、報告員(他們是拿報酬的，不是自幹五)”都算“特務”，那麽，有幾千萬，我也會相信。
馮勝平先生以“旅美學者”的身份給習近平“皇帝”寫的公開信我讀過。
不巧他遇到了鍾國平!真是“既生瑜何生亮”?!
讓人們看清了他沒有任何學術和政治的誠信，誇誇其談，吊書袋而已，讓許多好心人猛醒，讓他從可能的“國師”的寶座上跌落了下來!
正如春秋冬月2所說：“鍾國平——他以鋒利的刀筆剝下了馮勝平先生的畫皮”。“我將另開一主貼將他的觀點全盤照登出來，希望看到馮勝平先生的自我辯護，不過我估計馮勝平先生的辯論會是非常蒼白的。”
至今，人們沒有看到馮勝平先生為此的辯白。
讓人頗為感觸的是，一副“悲天憫人、通情達理、純如學子”樣子的馮“學者”居然會造謠言、編故事，居然會弄錯各個曆史人物寫的文章和著述。現在馮先生再以他人名義為自己的觀點辯護，人們已經無法相信了。共黨的核心是一群流氓騙子，這話一點也沒錯。
馮先生的“三萬進言書”，唯一值得“肯定”的是他“忠黨愛國”的拳拳之心和盼鐵成鋼的熱情。可惜這個“共產黨、中共國”，已經行將就木，隻有他這類人不這樣看，還自以為中共“風景這邊獨好”呢!還自認為唯有中共才能救中國，習近平獨裁好得很呢!還自認為中國沒有了中共必亂、必垮呢!還自認為中國斷然民主不得呢!還放肆地認為中國人除了“順民、刁民”，就是“暴民”呢!大陸共產黨都不敢明說的話，馮先生在海外替他們說!那麽，他是什麽貨色不是昭然若揭了嗎?!
隻問一句：把一個好端端的國家治理成食品有毒、飲用水有毒、連空氣都有毒，它能不行將就木嗎?你勝平，不甘小平、近平，狂要“馮勝平”；一旦他們明白你是用捏造的美國、英國曆史，在“忽悠”他們，你的“忠黨愛國”就可能一錢不值、甚至大禍臨頭了!
我一直以來，不告訴公眾我為什麽認為“他最可能是特務”。可是，馮勝平先生2014年12月29日發表的《致徐文立先生的一封公開信——兼答民運中熱衷抓特務的人》，真是非逼我走這一步，公布這二份資料!
至於其他人是否是特務，隻要資料充足，各人都會有自己的判斷，需得著馮先生這種人像中共那樣居高臨下地教導我們如何從“政治立場的表象背後”去判斷他人真實身份嗎?你有資格分類嗎?你有資格教我們嗎?你沒有資格，你隻有任務，這不是我猜測的，而是根據這二篇報道判斷的。你若認為這些報道不充分，那麽你自己找點什麽其他的借口，不要拉其他人來墊背。
如果說你是在25年前被揭露了這可能的身份，這不表明你今天就沒有這個身份了。特務是終生的工作和“榮譽”，特工不是臨時工。
至於這個大千世界，他人怎麽活著原本不關你的事，尤其在自由的世界。然而你怎麽活著卻有人關心，不是我，是你的卓越的身份引起媒體的興趣。然而，你去嘲弄普通的民運人士怎麽活著，隻能說明你眼小、人小!任何人不讀書、不經商、不打工而能活著的就一定是民運嗎?你有人類具有的邏輯思維能力嗎?再者說，民運人士怎麽活著需要你去婆媽地指指點點嗎?他人做什麽需要你過問嗎?我不說婆媽是小人，但你一個六十一歲的男人用婆媽的手法對民運人士和中國人指指點點，你就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小人!
馮先生的哲理“寫拿破侖就必須要有拿破侖的胸懷”實在高，是否可以同樣地說“寫民運人士必須要有民運人士的氣概?”是否可以照樣地說“寫中共可以接受的公開信必須要有中共的背景”呢?我應當恭喜你，你獻給習近平的三封“萬言書”，能夠自由地發表在國內網站而不被刪除;你向習“皇帝”進言的“實施1982憲法即是憲政”的思想看起來和習近平提的“依法治國”有著高度的“共識”;如果你不想當“國師”，我不敢相信中國還有誰，如你這般以“前(“中共定的反革命組織”)中國民聯的核心成員”“海外學者”的身份一而再、再而三地“進諫”“苦勸”習近平，還踏上了幾十年未敢涉足的台灣去推銷你的“黨主立憲”!
你說民運是中共黨史的最後一章?告訴你不要隻懂中共黨史不懂中國民主史，民運起源於共產黨還沒出生的年代，包括在海外，而且隻要中國不民主，它還會不斷持續下去，它的起源和中共沒有一毛錢關係，它的結束同樣不由中共來定性、預測，這是人民對自由權利的要求決定的。反抗文明的人隻會恐嚇和說謊，但這一套，請不要拿到人們麵前來炫耀。中共這個曆史敗類，若說與民運有什麽聯係的話，那就是以民運為名竊國並自立“正統”，然後打擊追求權利與自由的民運人士及民運事業。你對民主製度的攻擊讓我理解了你的立場：中共當政成為“正統”，所以民運不能再搞了，必須跪在皇帝前“進諫”，如同各朝各代那樣。——這就是你的論斷“中共的運動史結束於民運”的真實寫照。
中共專製不終，民主運動不竭!
至於馮先生寫的致我和我的朋友們的公開信的內容，對不起，你自己去欣賞吧。特務最敏感於他人談論特務，而且隻有他們會“對號入座”。但這些不重要，胡平先生的“幾條煙”和“見好就收”在這裏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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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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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1
誰在保護北京的間諜
作者：約瑟夫·布魯達
(翻譯件)
已經有證據顯示布什(老布什——譯注)政府可能在美國的土地上為中國間諜活動提供保護。根據最近披露的消息，一個在去年成功控製了《中國之春》集團的中國人是一個中國國家安全部派出的滲透性諜報工作人員。《中國之春》一直是全美最重要的反鄧小平政權的中國學生組織。但該組織在被馮勝平(馮被指為中國間諜)掌控之後發生了極大的方向性的變化。馮在華盛頓特區的一個雙間辦公室工作，這個辦公室是前國務院情報長官兼CIA副局長雷·克萊恩的。克萊恩是喬治·布什的長達幾十年的最信得過的情報人員。這使人們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馮所涉入的中國諜報戰是得到白宮許可的。
針對馮的這一指控集中在一係列的(中國)國家安全部的內部文件上，這些文件據報道是被泄露給反北京政權的反對派手中，抑或是被他們偷出去的，然後以私帶方式送出中國大陸。這些文件，加上相關的證據，都證實了：他們當時正集中力量對付當時持續了幾個星期的中國學生運動問題。
其中一份文件簽署時間為1989年4月，標題為“進展總結”。這份文件談到了中國派駐美國的旨在破壞中國學生組織的間諜活動。該文件詳細描述了馮勝平在“滲透”《中國之春》的活動中所擔任的角色。文件稱，馮以及他的“任務小組”(這是國家安全部對他們的稱呼)在當時的目標就是一個州一個州地接管在美國的組織，而馮和他的任務小組的工作使得這個目標有望實現，而文件說當時這個工作正在進行中。報告說，在反鄧小平政權的組織中，真正的反對者正在被孤立。其他的文件還描述了馮和他的助手們的另一個日常工作，即定期向上級領導匯報在美國的中國學生運動領袖的消息。
《中國之春》由王炳章博士於1982年創辦，是美國第一個反對北京政權的學生組織。它在組織美國的中國學生方麵做得非常成功。在1987年春的中共中央第12屆常委會上，鄧小平親口指責王炳章博士。鄧指控王妄圖“帶領中國走向資本主義的道路”(這個就是鄧在1986年底到1987年1月間發生的學運後所談的資產階級自由化問題——譯注)。
北京——很可能還有它在華盛頓的盟友——很焦慮。而且，中國本土上的學生也變得越來越激進。《中國之春》的平麵印刷雜誌那時是通過私帶的方式進入到大陸的，這份雜誌加劇了中國學生的激進程度，這也是中共官方在那以後一直這樣說的。
馮發動圍攻
在1989年1月8日，馮和他的15名支持者在《中國之春》執行委員內部發起攻勢，將王和所有的組織創辦者全部開除出去。馮，原本是普林斯頓大學一個默默無聞的學生，此時立即進駐華盛頓特區，在克萊恩的一個兩間房的辦公室裏麵工作，辦公室位於K大街。馮擔任《中國之春》負責人後的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發起指控王炳章貪汙款項的大規模行動。王被迫建立一個新組織——中國民主黨，但局麵遠不如從前，加上當時正處於天安門大屠殺前夕。1989年6月30日，北京時任市長陳希同，發表講話，為天安門大屠殺做辯護。他在講話中特別點名指控王博士和他的中國民主黨“煽動學生”並“趁動亂之際直接插手”。
接管北京之春不久後，馮和他的同伴開始修正他們對中共政權發出的反對聲音，使得批評變得非常溫和。同時，雷·克萊恩創建了一個新的刊物，《中國及亞太通訊》，任命馮為編委會成員。通過那個編委會，馮交往了一係列現職的和已經退休的美國情報機構人員。
事實證明，克萊恩對馮的“投資”非常有用。在北京1989年6月的大屠殺事件發生不久，克萊恩隨即拽著馮參加在華盛頓特區的一個又一個的記者招待會，以在會上“解釋”所發生的事情，也“解釋”喬治·布什總統的行為，布什總統當時的行為導致整個社會斥責他為背叛了被屠殺的中國學生的膽小鬼，並激起國際社會的憤慨。
克萊恩與馮一起組建了一個新的組織，叫做“中國團結委員會”。這個新組織表麵上宣稱要作中國學生運動和美國情報人員之間的橋梁。雖然我們不知道馮以此身份與哪些人見麵，但是克萊恩的親密同僚，具有亞洲情治背景的前CIA局長威廉·柯爾比和前五角大樓情報機構長官理查德·斯蒂威爾將軍必然包括其中。
由於有了這樣的關係，《中國之春》發言人所采取的路線會變成那樣也就不足為奇了：他們說什麽北京學生“做得太過”以及“應該通過協商”等等之類的話。這其實是白宮的路線。而且就在發生天安門大屠殺之後不久，馮開始指責林頓·拉魯切(登載本文的雜誌創辦人——譯注)以及《高級情治概覽》(就是登載本文的雜誌——譯注)的“極端主義”，並扣之以“騙子”的大帽子。這，也是白宮的態度。柯萊恩自己也曾指責過林頓·拉魯切是中國學生麵前的“魔鬼”。
本文刊登於《高級情治概覽》(EIR)1990年5月18日，第73頁“國內欄目”
英文原文鏈接——
注：“王被迫建立一個新組織——中國民主黨”，有可能叫中國自由民主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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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2
誰在保護北京的間諜
作者：約瑟夫·布魯達
(英文原件)
Click here for Full Issue of EIR Volume17, Number21, May18,1990
Who's protecting Beijing's spies?
by Joseph Brewda
Evidence has emerged that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may be protecting mainland Chinese intelligence operations on U.s. territory. According to recent revelations, a Chinese national who seized control of the China Spring group last year is a penetration ag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Ministry of State Security. China Spring had been the most important U.S.-based Chinese student organization opposed to the Deng Xiaoping regime. Its policy changed dramatically after Feng Shengping-the alleged P.R.C. operative-took charge. Feng works out of the Washington office of former State Department intelligence chief and CIA deputy director Ray Cline. Cline is a decades-long trusted operative for George Bush. This has led some to conclude that the P.R.C. intelligence coup involving Feng was approved by the White House.
Accusations against Feng center around a series of Minis- try of State Security internal documents which had reportedly been leaked to, or stolen by, opponents of the Beijing regime and smuggled out of the mainland. The documents, and sup- porting evidence, have been making the rounds of the Chi- nese student movement over recent weeks.
One document, dated April1989 and entitled"Summary of Progress," deals with P.R.C. intelligence opera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directed against Chinese student organizations. The document details Feng Shengping's role in"infiltrating" China Spring. It notes that a state-by-state takeover of the U.S. organization, made possible by Feng and what the min- istry refers to as his"task force," was then in progress. It reports that actual opponents of the Deng regime within the organization were being isolated. Other documents report on Feng and his associates' role in regularly funneling informa- tion to their superiors relating to Chinese student movement leaders in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Spring was formed in1982 by Dr. Wang Bing- zhang, as the first U.S.-based student organization opposed to the Beijing regime. Its organizing among the Chinese student community in the U.S. proved to be quite successful. In the spring of1987, Deng Xiaoping himself denounced Dr. Wang in his speech before a plenary session of the12th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In that speech, Deng accused Wang of trying to"lead China on the road to capitalism.”
Beijing-and possibly its allies in Washington-was worried. Meanwhile, students in China itself were also be- coming increasingly radicalized. China Spring literature smuggled onto the mainland became instrumental in that growing radicalization, as Chinese authorities have since stated.
Feng launches a preemptive coupHowever, on Jan.8,1989, Feng and15 of his supportersran a coup within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of China Spring, and expelled Wang and all of the organization's founders. Feng, who had been an obscure member based at Princeton University, promptly moved to Washington, D.C. to work out of Cline's two-room office on K Street. Feng's first action as head of China Spring was to initiate civil action against Wang for allegedly pilfering funds. Wang was forced to establish a new organization, the Chinese Democratic Party, in greatly reduced circumstances-and as the revolutionary events in Tiananmen Square approached. On June30,1989, the mayor of Beijing, Chen Xitong, delivered a speech justi- fying the Tiananmen Square massacre, in which he specifi- cally denounced Dr. Wang and his Chinese Democratic Party for"inciting students" and having had"a direct hand in the turmoil.”
Shortly after taking over China Spring, Feng and his associates began modifying their opposition to the P.R.C. regime to that of mild criticism. At the same time, Ray Cline formed a new publication, China and Pacific Rim Letter, and placed Feng on its editorial board. There, Feng joined a number of active and retired U.S. intelligence agents.
Cline's"investment" in Feng proved to be handy. Imme- diately following the June1989 massacre in Beijing, Cline dragged Feng from one Washington press conference to an- other, in order to"explain" what had happened, and also to"explain" the behavior of President George Bush, whose cowardly betrayal of the massacred Chinese students was then provoking international outrage.
Cline then worked with Feng to form a new organization known as the China Solidarity Committee. The stated pur- pose of this new organization was to serve as a liaison be- tween the Chinese student movement and the U.S. intelli- gence community. While it is unclear whom Feng is meeting with, Cline's close associates with Asian intelligence back- grounds include former CIA director William Colby and for- mer Pentagon intelligence chief Gen. Richard Stilwell.
Given such connections, it is not surprising what the line adopted by China Spring spokesmen has become. The Beijing students"went too far" and"should have negotiat- ed," they say. This is the White House line. It was also shortly after the Tiananmen Square massacre that Feng began denouncing Lyndon LaRouche and EIR for"extremism" and for being"crooks." This is also a White House line. Cline, for his part, has taken to denouncing LaRouche before Chinese students as the”devil."
EIR May18,1990©1990 EIR News Service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Reproduc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without permission strictly prohib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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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1990年全美學自聯關於中共特務滲入民運組織進行破壞活動的調查報告
小參考總第515期(1999.08.19)專門報道各種受中共查禁的言論和新聞
http://www.bignews.org/990819.txt
全美學自聯關於中共特務滲入民運組織進行破壞活動的調查報告
90(4)1
報送：
全美學自聯總部，理事會，監委會，救援委員會
中西部學自聯常務理事會
全加學自聯總部
全澳學自聯總部
抄送：
中國民主陣線理事會，監委會
中國民聯聯委會，監委會
中國自由民主黨聯絡委員會
香港全支聯常務委員會
主席，付(副)主席，各委員：
現將我們調查到的有關中共派遣特工滲入民運組織進行破壞活動的部分情況，向學自聯和各主要民運組織報告如下：
為維護其專製獨裁統治，中共反動派曆來敵視海外民運組織。國安部把對民運組織的滲透破壞，列為其海外特務工作的重點，以實現中共特務總管喬石“有計劃派入，分步驟導控”的目標。
“八九”民運期間，中共暴政受到國內民主運動的巨大衝擊，中共獨裁者陷入極端孤立的境地。但作為當時海外主要民運組織的中國民聯，因遭到中共特務的嚴重破壞而分裂，陷於癱瘓，除發表幾個聲明外，無法在鬥爭中發揮應有的作用。
“六四”以後，中共對民主運動的血腥鎮壓震憾了全世界，絕大多數有良心的中國人從這次大屠殺中擦亮了眼睛，看清了中共反人民的本質，也喚醒了相當多的中共黨員的良知，不少國安部的特工人員目睹鄧李楊集團的法西斯暴行後痛心疾首，或自動停止活動，或倒戈起義，站到人民一邊來。由於中共的法西斯麵目的暴露，我們的國大陸下工作和國外反間諜工作進行得相當順利。
但必須指出，少數死心塌地為中共效忠到底的特務，為了實現其罪惡目的仍在猖狂活動。令人痛心的是救援國內人士陳子明、王軍濤的行動，由於特務密報連絡暗號和行動路線致使二十多位傑出民運人士被捕，參加救援工作的同誌幾乎被一網打盡。中共頭子得意地稱：“這是近年來海內外配合得最漂亮的一仗”，並傳令嘉獎得力特務分子。
我們在全美中國學生學者大會期間負責大會的聯絡、接待和安全保衛工作。因特務破壞了王軍濤、陳子明等同誌救援工作，全美學自聯授權我組對中共特工混入民運組織進行破壞活動展開深入的調查。我組根據掌握到的國安部的有關檔案，在大量人證、物證、書麵證據的基礎上我們又進行了多渠道的核實查證，現已查明：
房誌遠(丁楚)是出賣王軍濤救援工作的罪魁之一，房誌遠和更早混進中國民聯的中共國安部成員馮勝平(餘叢)一起策劃和進行了一係列的分裂中國民聯和破壞民主運動的活動。
丁楚真名房誌遠，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專業畢業，出國時遵照國安部的指示，護照上使用房西苑的名字。
丁楚在一九八零年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專業就讀時，曾與王軍濤、胡平等參與自由選舉，在中共秋後算帳的壓力下，丁將北大自由選舉的內情向中聯部作了詳細交待，得到中聯部賞識，畢業後即被分配到廣東省港澳辦公室(原隸屬中調局的特務機構)工作，備受重用。
一九八六年丁楚為出國留學，接受中共國安部潛入中國民聯作特務工作的條件，履行了加入特務組織的手續，接受特工訓練，專赴北京接受指示，於一九八六年底持F-1簽證入美(按規定國家幹部須持J-1簽證，才準出國，國安部為使其特工人員長期潛伏美國，不受J-1回國兩年的限製，八五年後，大多數特工持F-1赴美)。
丁出國後，即向國安部駐美頭目楊長春報到，打入民聯後，丁根據國安部的指示，參與策劃分裂民聯的活動，使民聯陷於癱瘓。丁被任命為民聯陣總幹事和中國之春雜誌的主編，一手掌握了民聯的組織、財務和宣傳大權，長期向中共提供情報，其中包括中春雜誌投稿人的真名實姓、原稿複印件及民聯組織情況和民聯秘密成員登記表。在中共追捕王軍濤、陳子明的行動中，丁楚鑽進救援組織，騙取聯絡暗號和聯係方法，通過國安部特務組織，定時向中共大使館黨組書記王維琪(國安部駐美特務頭目)報告王、陳出走路線及有關線索，直接導致王、陳兩人被捕和國大陸下救援組織的破壞，使民主運動蒙受無法彌補的損失。
另一滲入民聯核心的中共特工馮勝平(餘叢)，一九八二年複旦大學國際關係專業畢業。餘叢出國前正式加入中聯部，並履行入黨手續。餘叢初進入美國時的任務是向美國政府滲透，民聯成立後奉命打入民聯，隨時向中共提供民聯及留學生的情報。他曾數度回國向中共情報部門聯係，一九八六年底和一九八七年初，國內發生大規模學潮，餘受中共急召火速專程回國匯報留學生動態。
餘叢曾配合中共在美的其他特務進行活動，國安部副處長級幹部以國內某機構駐美代表赴美活動時，餘叢曾配合他進行搜集情報。
餘叢與丁楚一起，按照國安部的指示，積極策劃和從事分裂民聯的活動，餘還極力向美國政府和美國國會滲透，最近餘叢試圖鑽入美國國會籌辦的中國民主與人權基金會做執行幹事，由於特務身份暴露，被美方斷然拒絕。
以上丁楚、餘叢兩人問題的每一細節都有充足的證據，在此僅公布部分材料。
(一)，我組通過國安部內線協助，查到房誌遠及馮勝平兩人正式加入中共特務組織—國家安全部，其中有房誌遠和馮勝平的正式編號登記表格。
(二)，我組由國家安全部內線，查到房誌遠密報給國安部的中國之春雜誌投稿人的有關書麵資料(包括投稿人真實姓名和背景材料，以及投稿人的原稿考貝件)、民聯組織活動的書麵報告其中有民聯秘密成員的名單和正式登記表格等絕密資料。
(三)，由國安部內線提供的機密文件，見簡報1989(8)16號、該文件清楚顯示國安部通過其特務進行分裂民聯的罪惡活動，控製了民聯的核心及內部動作，達到了中共特務機關對民聯製訂的“有計劃派入，分步驟導控”的目標。
(四)，國安部內線X提供材料：丁楚(房誌遠)和餘叢(馮勝平)，在美國的領導原是中共駐美大使館的楊長春，後為王維琪。丁、餘二人來美後，先後到楊處報到，楊是國安部的一個小頭目，公開身分是教育處的黨組書記，具體負責特務工作。丁向楊報到時，有人問楊：“他為什麽要到使館向你報到?”楊答：“天知，地知，我知，別人沒有必要知道。”
(五)，國安部內線Z揭發：丁楚一直向國安部報告民聯情況，他是經過一個中間人向上報的。而餘叢常親自跑到大使館匯報。國安部對民聯和中春的情況記錄得很詳細，每發生一件事，國安部立即知道，楊長春為此得意洋洋地說：“中國之春的一舉一動都在我的眼皮底下。”
(六)，國安部內線K揭發：八九年四月間的一個晚上，餘叢去使館找楊長春匯報，因為時間太晚，楊留餘在使館過夜，教育處的一秘王祖榮與楊不合，就質問楊：“幹嗎叫一個民運分子在使館過夜?”為此，王祖榮還向北京的上司打了小報告，說楊與民運分子勾搭。楊說：“馮勝平是中聯部正式外派人員，王想陷害我。”事情鬧到了韓敘大使那裏，韓向王交了底，才把事情擺平了。
(七)，國安部內線D揭發：在一次教育處會議上，王祖榮發牢騷說：“丁楚、餘叢有什麽了不起，楊長春把他們當寶貝，就知道往上爬。”楊長春和王祖榮鬧矛盾，知道丁楚、餘叢真實身分的人就多了。
(八)，國安部內線H揭發：最近民聯總部從紐約搬到華盛頓餘叢辦公室，是國安部的幕後主使，他們早就策劃這件事了，因事先沒有通知王祖榮，事後，王很不高興，揚言：“我就是要不斷地提餘叢和丁楚，提他們的身分，他們也得歸我管，看你安全部尊不尊重我。”
(九)，國安部內線L揭發：王軍濤、陳子明被捕後，某說：“多虧了丁楚”。丁楚隨時與王軍濤聯係，王軍濤很相信丁楚。因此中共掌握王、陳的線索，一直等到最後一刻一下子抓了他們，也抓了港支聯的策應人員，對中共來說，丁楚真是立了大功。事後國安部指示丁楚，有人問王、陳是怎麽被捕的，你就說是王軍濤的一位助手出賣的。(注：王軍濤被捕後，丁向外麵解釋說，王軍濤是被他的助手費遠出賣的。)
(十)，國安部內線J揭發：八八年下半年，中共僑辦主任廖暉來紐約，丁楚參加了廖暉的座談會，丁故作姿態提了幾個問題，說要與政府對話，有人為此大罵丁楚，國安部的頭目脫口說：“這個人不要罵了，人家進去在裏麵作不容易。”
(十一)，國安部內線M揭發：“國安部要我監視某校的民聯分子，告訴我幾個人的名單，還把這幾個人給中春投稿的拷貝件給我看了，這些拷貝件是丁楚提供的，有一個留學生參加民聯才一個星期，他周圍的同學都不知道，但國安部卻知道了。”
(十二)，國安部內線A揭發：“民聯開除王炳章之後，召開四大之前，我接到國安部指示，要在留學生中間多講丁楚的好話，說丁楚這個的能幹，觀點溫和，實際，目的是要使丁楚出任民聯要職。
(十三)，國安部內線N揭發：中共國安部官員在內部介紹丁楚的情況時說：“丁楚有時動搖，但關鍵時刻還是能配合。安全部在民聯內放了不少人，最起作用的要算丁楚，我們對民聯的情況非常清楚，大部份靠丁楚。”
(十四)，民聯秘密成員Y.J.揭發：一次，我的一個同學突然跑來問我：“你怎麽參加中春了?領館都知道了。”我大吃一驚，因為我的同學都不知道我參加了中春，他接著對我說：“昨晚我在一個中國同學家聊天，聊到民聯和中春時，一個在座的同學講，中共領館對中春的情況了解得很清楚，這個學校的Y.J.就是中春的。他用Y.J.的筆名給中春投稿，領事館都知道了。”我細想一下，中春內知道我的真名的，隻有兩三個人，而知道我的Y.J.筆名的，就隻有丁楚一人，別無他人，因此我覺得丁楚有問題。
(十五)，中共高幹子弟H.W.揭發：房誌遠(丁楚)1980年在北大參與學生兢選挺積極，事後聽說有秋後算賬，他很害怕，托人向中共求情，在一位高幹子弟的安排下，中聯部派人與房誌遠聯係，那時房誌遠在北大讀國際關係，業務歸中調部和中聯部管，中聯部的人找房說：“你可以寫個材料，詳細說明北大選舉的情況，再認識認識，我們可以幫你疏通。”房照辦了，上麵認為這份材料寫得不錯，有很多內情，上麵很滿意，房因此沒有挨整，後來很受重用。
(十六)，民運人士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等揭發：去年七月二十八日，丁楚對某某某講，我已和王軍濤聯係上了，還派人送給王軍濤兩萬美金。
丁又對某某某講，我與王軍濤、陳子明隨時都有聯係，我們經常通話。十月份，王軍濤、陳子明被捕後，丁突然改口否認上述講話。丁還對某某某講，我們已查清，王軍濤是王的助手費遠(經改所副所長)出賣的。在另一場合，丁又講王的被捕，是因為香港方麵有問題，但香港方麵的人說：“我們參加營救數十次，從來沒有出過這樣的事，一定有國安部特務臥底。”
(十七)，國安部內線Q揭發：去年七月，丁楚通過一個中間人，向大使館的國安部負責人王維琪定時密報王軍濤、陳子明等的逃亡路線。陳、王被捕後，上級透露：“捕王、陳是海內外配合最漂亮一仗，相關人員都立了功，房誌遠立了大功。”
(十八)，國安部內線K揭發：”馮勝平我很熟，我們前後腳來美，我們都屬於中共情報係統外派較早的一批成員，我在西部，他在美東，他曾跟我說過：“我們幹這種工作很夠剌激。”聽使館的領導說過，馮勝平是個很能幹的人，他原來的任務是，畢業後打入美國的政治圈。但不知後來他怎麽跑到民運組織中去了。我們倆曾共同策劃過一些事，如組織人員到以色列去秘密訪問，就是我倆一起搞的。”
(十九)，國安部內線T揭發：“馮勝平當然是AGENT(間諜)，他和我同校同一專業畢業，比我高一年級。現在複旦國際關係專業歸國安部管(以前是中調部和中聯部管)，大部份複旦國際關係專業畢業生被送出國前，都要履行手續，我還沒有見過一個不履行手續就可以出國的。
(二十)，留學生某某某揭發：“我來美之前，我母親告訴我，馮勝平剛參加了中聯部，為正式工作人員。並且入了黨，那時，馮很驕傲地跑到我家，向我媽媽道別，他說要到美國去了，參加了中聯部，並入了黨，那是一九八二年的事。”
(二十一)，中共官員S揭發：八六、八七兩年，某某某以體改所駐美代表的身分來美活動，他赴美前曾被賈春旺(中共國安部長)召見，任命為國安部的副處長級幹部，赴美從事活動。某某某說他每次去美國都是先住在馮勝平家裏，他在美國的活動，很多是馮勝平幫助安排的，他倆合作在美國奧克拉荷馬州TULSA市舉辦了一次吸引美國商人前往中國大陸投資的討論會。
以上是我們已經查證的部分事實，因涉及保護當事人的原因，有些重要材料沒有列入。
上述材料清楚證實中共特務滲入民聯核心之後所起的嚴重破壞作用。我們必須認識中共是有長期特務統治經驗的法西斯政黨，我們與中共特務組織的鬥爭，是爭民主反專製的一條重要戰線。我們不可書生氣十足，被中共特務的喬裝打扮蒙蔽了自己的眼睛，被中共特工所散布的謬論所誤導，把複雜的鬥爭看得太簡單了。
(在適當的時候，我們將發出第二批材料。揭發材料中的有關證人，必要時可向有關部門作證。)
附件：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部情況簡報
(1989)(8)10號
略：這個簡報總結了國安人員邵華強反水事件，通報了國安人員道(導)控下“有效地引導了中國民聯四大”，孤立王炳章，最終作出決議開除王炳章出民聯的過程。
全美學自聯安全工作組
王晾(簽字)
責任編輯： 趙亮軒 轉載請注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二
馮勝平先生意欲何為？
——答馮勝平《致徐文立先生的一封公開信》
徐文立
（2014年12月29日）
馮勝平先生一反“著名”的“三封萬言書”，對習近平先生的“含情脈脈”；以編故事、造謠言的《致徐文立先生的一封公開信》來向我徐文立“興師問罪”。人們不禁要問馮勝平先生“意欲何為”？
馮勝平先生《致徐文立先生的一封公開信》，2009年11月26日初稿，2014年12月26日修改，2014年12月29日借他人之手發表；一篇文章整整準備了5年，才在現在公開發表。人們不禁要問馮勝平先生“意欲何為”？
我的確是在退休之後，卻還是不斷提醒朋友們：海內外民運中彌漫著“失敗主義、取消主義、替代謀略、爭當’國師’、準備被招安之五大邪風，甚囂塵上。”希望大家保持高度警惕。
我的確是在接到國內學者鍾國平先生《美國曆史上從未有過“華盛頓革命集團”——評馮勝平先生《致習近平先生的一封信》等三封信後，不斷地將這三封信轉發給各位朋友們。因為這三封信特別點出了馮勝平先生“頂層設計”是：“通過篡改美國曆史而編造出來的’華盛頓革命集團’理論試圖為‘取消民主運動’、‘歸順權勢集團’、‘建立［黨主立憲］的假民主憲政’等各種輿論造勢,提供所需要的‘曆史源頭’及‘理論基礎’。假以民運人士加美國學者身份、深諳民情的萬言書尤其是加上一些‘故作尖銳狀的時局批判’,極容易騙取讀者信任,將其鼓吹的‘假民主憲政’和虛假曆史當作真民主憲政和真實曆史,引導讀者主動放棄自由與民主的念頭與行動。
馮勝平先生說’人民應該再給這個黨一個機會’,如果你問‘憑什麽’,那麽這就是他的答案:——
你們既然崇拜美國的憲政民主,那麽我以30年’美國曆史專家和美國學者身份’告訴你們:美國的民主憲政是由‘華盛頓革命集團’通過結合‘普世價值’與美國‘特色’搞的‘黨主立憲’而來的,所以你們應該歸順‘中共革命集團’,等他們結合‘普世價值和中國特色’,搞一場‘黨主立憲’,之後中國就民主了,你們老實呆著,等到那一天就行。既然‘華盛頓革命集團’打天下坐天下到今天,那麽,如果你們要學習美國,就意味著等待‘中共革命集團’,他們會聽取和采納我的‘諫言’而效法‘華盛頓革命集團’,你們等著就是了!
一段杜撰、捏造的美國憲政曆史讓人們等到的將是‘中共黨主’的‘帝王夢’,其實就是‘假憲政夢’。”
這樣一來，不但讓馮勝平先生在民運朋友和民眾中中失了起碼的學術和政治信譽，恐怕也讓習近平先生察覺到了馮勝平先生在“忽悠”他！
這樣一來，就讓人們明白了，為什麽：“馮勝平先生一反著名的“三封萬言書”，對習近平先生的“含情脈脈”；以編故事、造謠言的《致徐文立先生的一封公開信》來向我徐文立“興師問罪”了？
馮勝平先生《致徐文立先生的一封公開信》，2009年11月26日初稿，2014年12月26日修改，2014年12月29日借他人之手發表；一篇文章整整準備了5年，才在現在公開發表了。
馮勝平先生，還用我多說什麽嗎？
附《美國曆史上從未有過“華盛頓革命集團”——評馮勝平先生《致習近平先生的一封信》等三封信。馮勝平先生的致習近平先生的進言信，恐怕就不勞我再發表了吧？至於，世人皆知的馮勝平先生當年如何攻擊誹謗王炳章先生的往事，也就不必由我來重提了吧？
朋友們再看看附件中的鍾國平先生的評論，恐怕什麽都明白了
三
馮勝平致習近平信是維護專製、編造美國歷史
作者∶鍾國平
（2016年10月14日）
https://www.bannedbook.org/bnews/zh-tw/comments/20161014/726926.html
——評馮勝平先生《致習近平先生的一封信》（修正版）
鍾國平
（小注∶此文發表之後，承蒙一些專家批評，現做了一些小的修改重新發表，請諒！）
馮勝平先生在《致習近平先生的一封信》中主張「黨內民主，以法治國∶讓少數人先民主起來」，他以美國實現民主化的「歷史」為藍本，試圖說明「從一黨為大的黨內民主出發」可以達成全社會的民主。
他的「美國藍本」說，當年美國就是以「華盛頓革命集團」為核心開始搞「黨主立憲」，從而發展到了今天。這位號稱三十年前到美國讀書時就通讀了《美國製憲會議筆記》巨著的「學者」馮勝平先生，以學者和專業人士的身份提出了「華盛頓革命集團」的說法，筆者搜遍所有的英文學術與非學術資料，沒有找到任何一個此種說法的學術出處，而文中對美國歷史的篡改與歪曲，更是隨處可見。筆者將之集中分析於以下五個要點中∶
一、馮先生說∶「美國建國初期，也是一黨——華盛頓革命集團——獨大，沒有與其它政治勢力分享政權┅┅沒有與被趕到英倫三島的保守派共同製憲，也沒有與國內自由派托馬斯·潘恩和亨利·帕特裏克分享政權。（華盛頓的）朋友麥迪遜忠實地記錄了製憲會議的全過程。」
事實上根本不存在一個「華盛頓革命集團」。1774年，富蘭克林召集13個殖民地秘密組成大陸議會並召開第一屆會議，1775年的第二屆會議任命華盛頓為總司令，因為在所有議員中他最有作戰經驗，指揮過不超過1200人的軍隊。任命華盛頓更是出於政治上的妥協∶非常多的議員厭惡北方殖民地的那種反抗精神，而華盛頓是弗吉尼亞州的農場主，而且具有領導能力、作戰經驗，富有貴族精神，家境富裕。因此他的背景讓每個議員都覺得滿意。獨立戰爭勝利後，他解散部隊，辭去一切職務，回老家經營農場去了，直到1787年再次被選為弗吉尼亞州的費城會議代表。
費城會議代表都是各州指派的專業人士，原定70名代表，實際到會55名代表，平均年齡42歲。富蘭克林被尊為議長（「patriarch」）；華盛頓為會議主席，就是主持人，自己不參與發表意見；威廉·傑克遜被選為秘書長，做會議記錄，但他的筆記太簡略，而麥迪遜的筆記並非由代表們指定，但內容詳細，最終成為歷史文件留下來，與華盛頓無關。52名代表曾在殖民地政府或州政府任過職，一半以上是律師，75%曾經當過大陸議會或邦聯議會的議員，29名參加過獨立戰爭。這些人為一個獨立的國家而戰，沒有任何人以華盛頓個人為中心形成過「華盛頓革命集團」！
美國史料記載∶傑出人物中有人未參加製憲會議，原因如下∶托馬斯·傑斐遜在法國任大使，他在給在英國任大使的約翰·亞當斯的信中表示對這次會議的支持；帕特裏克·亨利（這才是此人的姓名的正確順序，大學者連人名都沒搞清楚）拒絕參加費城會議，他說他聞到了「專製」的味道；其他的如約翰·漢考克生病；另有未入選者是因為選民認為他們不適合和平時代的國家管理。馮先生提及的托馬斯·潘恩是1775年才移民到美國的，雖然寫的膾炙人口的小冊子《常識》銷量極大，1777年卻因密通法國而後遭到邦聯政府解職，1787年他已經去了倫敦，加入最終於1789年爆發的法國大革命。┅┅所有這些原因都與華盛頓無關！
二、馮先生說∶「美國的憲法是人製訂的。具體地說，是戰勝了英國殖民者的華盛頓革命集團製訂的，在相當長一段時期內也是由這一集團執行的。」
真實情況是∶費城製憲會議既不是華盛頓提出的，也不是他擔當實際領袖，更不是他參與意見的∶1786年5月，南卡羅來納州的查爾斯·平克尼在馬裏蘭州的安納波利斯召開的安納波利斯會議上向邦聯議會請求召開修改邦聯條例的會議，得到6個州的強烈支持，通過了一項議案，呼籲所有州在1787年5月相聚於費城以討論如何在「大公約」下改善邦聯條例。這就是費城會議的來歷。所有代表都是由各州依照他們的法律推舉出來的，製憲會議上代表們尊富蘭克林而不是華盛頓為議長（「patriarch」），也就是說製憲是在富蘭克林領導下完成的，馮先生很誇張地說的「富蘭克林一錘定音」之類的酸倒一整排牙齒的話恰好印證了富蘭克林而不是華盛頓在會議中的領袖地位，也說明了沒有一個「華盛頓革命集團」在製定美國憲法！
史料記載，華盛頓沒有搞助選活動，也不因為當選總統而興奮，他的太太還因華盛頓的當選而不高興。但因為初任總統責任重大，他更是全國最富有的人之一（這一點很重要，因為當年的總統薪俸低，卸任後沒有收入，若沒有強大的財富做後盾，卸任後的生活質量會大受影響），加上他的威望高，所有州都投票給他。華盛頓是美國歷史上唯一全票當選的總統和唯一無黨派總統，約翰·亞當斯票數第二，為副總統，亞歷山大·漢密爾頓被任命為財政部長，托馬斯·傑斐遜為國務卿，埃德蒙·蘭德夫為司法部長，這樣的內閣成員從能力和從資歷上看，哪一個不是最佳人選？哪一個與所謂的「華盛頓革命集團」有關係？哪個「其他政治勢力」，如果還存在的話，比這些人更加稱職？居然說沒與「托馬斯·潘恩」分享政權，請問馮先生知道他連大學都沒讀過，在英國是一個破產的小業主，於1774年底到的美國，1777年任外交部長期間，因與法國秘密談判的醜聞被揭露而於1779年被從邦聯議會開除的經歷嗎？還有帕特裏克·亨利，他是律師也曾擔任弗吉尼亞州州長，但他是反對憲法的「反聯邦主義者」的代表人物。根據美國憲法，所有人就職必須宣誓捍衛憲法，馮學者認為他合適入職內閣嗎？還有什麽人，請拉個清單！
關於政黨問題。第一屆總統任期中，華盛頓就因為兩黨之爭感到頭疼，已經擬定了不再連任的告別信，但是考慮到正在與法國、西班牙等國進行領土方麵的外交談判，以及國內形勢不穩定，各界仍然強烈要求華盛頓繼續擔任一屆總統，兩個對立黨派的創始人漢密爾頓和托馬斯這時居然也聯手要求華盛頓繼續擔任一屆總統，這樣華盛頓沒有發表這封告別信，勉強繼續擔任一屆總統。然而兩個黨派之間的分歧越來越大，華盛頓自己年事已高，對政黨之爭感到困頓，毅然決定必須辭任第三屆，讓其他人擔當此職。華盛頓修改了幾年前寫的告別信，於大選前兩個月在報紙上公布，很快轉載於全國100多家報紙和其他媒體。這樣華盛頓擔任了兩屆總統。
「華盛頓致美國人民的告別詞」已成為美國重要的歷史文件，至今每年華盛頓總統誕辰那天上午參議院都指定議員朗讀。在信中，華盛頓特意提到他反對政黨政治，他寫道，「我已經告訴過你們這個國家處於政黨之爭的危險中，尤其是以地區為界限來分黨立派的危險。現在讓我以更全麵的角度，以最鄭重的態度告誡你們全麵警惕黨派問題的惡劣影響。不幸的是，這種派性與我們的本性是不可分割的，並紮根於人類思想裏最強烈的慾望之中。它以各種（即隱性和非正式的——筆者）形式存在於所有政府中，但多少還能受到抑製、控製或約束，而在顯性的形式下（即公開的政黨形式——筆者），派性問題特別明顯且確實是政府最危險的敵人。」
三、馮先生說∶「美國第一次總統選舉，390萬人中，隻有不到20%的人有選舉權。沒有選舉權的人包括女人（50%），2/5的黑人（10%），不納稅的窮人和反對過革命的人（20%）。」
實際上，1787年舉行的聯邦製憲會議就把投票資格交由各州決定。選舉人口的確定在當時依據以下法律∶
根據從英國普通法演變而來的州法律，婦女婚後沒有財產，財產屬於丈夫。因此當時人們認為由丈夫代表全家投票是恰當的。
關於黑奴，南方代表要求算人頭以增加南方州的人口基數從而獲得較多議席；北方要求不算，因為黑奴是市場上購買的，屬於財產，應該徵收財產稅提高政府收入，而且算人頭會虛增人口基數，不公平。最後妥協為∶每個黑奴按3/5的人頭算人口，在憲法中屬於「所有其他人」。
投票權需要年滿21歲的男性公民，但參加叛亂或其它犯罪而被剝奪權利的人除外。
至今美國憲法仍不保證是公民就必然有投票權，投票權依然由各州法律決定。例如現在，多數在外國和海外屬地出生的美國公民、未在選舉機構登記的、緩刑期的、假釋的、在監獄服刑的以及被判重罪的美國公民，和18歲以下美國公民不能投票。
四、馮先生說∶「華盛頓革命集團完成了從革命黨向執政黨的過渡，自我分裂成聯邦黨和反聯邦黨」。「這不是君主立憲，也不是民主立憲，而是典型的『黨主立憲』」。
這完全不符合歷史事實。當年邦聯議會授權代表們修改邦聯條例，由於整個會議對外保密，當會議結果是一部美國憲法而不是邦聯條例修改案的時候，整個公眾社會一片驚愕！於是社會立即分裂為贊成的和反對的兩大陣營，贊成者被稱為聯邦主義者，反對者稱為反聯邦主義者——不是「政黨」。反聯邦主義者擔心一個強大的國家政府會侵害他們的個人自由及權利。漢密爾頓、麥迪遜和傑伊三位費城會議代表撰寫了一係列文章向公眾解釋憲法，消除反聯邦主義者的擔憂。這些文章被統稱為《聯邦主義者》文集。
根據美國史料記載，在第一屆政府產生以前，美國根本沒有政黨，不存在「黨主立憲」，美國歷史上第一個政黨——聯邦黨是在1791年成立的，由財政部長漢密爾頓發起，主要是銀行家與企業家，第二年，國務卿托馬斯·傑斐遜組建了民主共和黨與之抗衡。雖然華盛頓總統同情聯邦黨，但是他始終在兩黨中間保持中立。也就是說，兩黨成立根本不是從任何一個黨分裂出來的。事實上從聯邦政府剛產生，內閣的兩位部長就對憲法理解發生了分歧。
五、馮先生說∶「美國國父們的傑出貢獻在於把權力製衡的原則（普世價值）和美國現實（美國特色）有機地統一在一起，創造了人類歷史上第一部以三權分立為基礎的國家機器。製憲會議代表要決定的第一個問題是總統的人數和權力，富蘭克林一錘定音；爭論的另一個焦點是議會的許可權，代表們終於在富蘭克林的另一句名言上達成共識。」
這完全是捏造。在200多年前的18世紀，全世界根本沒有普世價值這個概念，更不存在與美國特色結合的問題。
而且，製憲會議爭論的第一個問題是議會結構而不是總統的人數和權力。當時南卡羅來納州的查爾斯·平克尼拿出一個方案，沒有被採納，埃德蒙·蘭德夫代表弗吉尼亞州拿出麥迪遜的方案，該方案對人口眾多的大州有利，人口少的州反對此方案，於是新澤西州的威廉·彼得遜拿出一個替代方案，但是大州又反對，亞歷山大·漢密爾頓也拿出一個方案，由於和英國太相像而被放棄，於是在弗吉尼亞與新澤西州方案之間產生了劇烈的爭論，導致會議處於停頓狀態。最後不是富蘭克林一錘定音而是康涅狄格州代表羅傑·謝爾曼提出合併兩個方案，國會由上院（二樓）與下院（一樓）組成，上院按每州兩名代表，下院按照每個州的人口比例。這就是著名的「謝爾曼大妥協」。隨著這一大妥協的達成，會議也較順利地就行政權問題達成了協議，為了避免一個機構獨掌權力（像英國議會那樣），美國憲法給予總統較大的權力∶包括官員任命（含法官）、否決法案，三軍統帥等。同時就商業也達成妥協∶所有涉稅法案隻能由下院提出。
後記∶
通過篡改美國歷史而編造出來的 「華盛頓革命集團」理論試圖為「取消民主運動」、「歸順權勢集團」、「建立『黨主立憲』的假民主憲政」等各種輿論造勢，提供所需要的「歷史源頭」及「理論基礎」。假以民運人士加美國學者身份、深諳民情的萬言書尤其是加上一些「故作尖銳狀的時局批判」，極容易騙取讀者信任，將其鼓吹的「假民主憲政」和虛假歷史當作真民主憲政和真實歷史，引導讀者主動放棄自由與民主的念頭與行動。
馮勝平先生說「人民應該再給這個黨一個機會」，如果你問「憑什麽」，那麽這就是他的答案∶——
你們既然崇拜美國的憲政民主，那麽我以30年「美國歷史專家和美國學者身份」告訴你們∶美國的民主憲政是由「華盛頓革命集團」通過結合「普世價值」與美國「特色」搞的「黨主立憲」而來的，所以你們應該歸順「中共革命集團」，等他們結合「普世價值和中國特色」，搞一場「黨主立憲」，之後中國就民主了，你們老實呆著，等到那一天就行。既然「華盛頓革命集團」打天下坐天下到今天，那麽，如果你們要學習美國，就意味著等待「中共革命集團」，他們會聽取和採納我的「諫言」而效法「華盛頓革命集團」，你們等著就是了！
一段杜撰、捏造的美國憲政歷史讓人們等到的將是「中共黨主」的「帝王夢」，其實就是「假憲政夢」。
2014年8月27日最後定稿
（編者注∶作者為國內學者）
四
評“馮勝平致習近平總書記的第二封信”
2014-08-11 來源：鍾國平博客
http://www.wailaike.net/news-1145000-0.html
從整體內容上看，馮先生這封信完整敘述了中共主導下的“憲政民主”戰略規劃和憲政民主改革的路線圖。在這封信中，馮勸諫習近平“主動開展以憲政民主為核心的政治改革”，而“政治改革的核心就是‘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實現憲政民主”。若將這兩句話合在一起，意思很明確，就是要“打起憲政的旗幟，貫徹執行（中共）自己製定的憲法” 馮先生認為既然既得利益集團和自由派都不會支持習近平的“強國夢”，但都會支持習“搞憲政”，那麽與其打壓不如因勢利導，用馮先生的話說“與其鞠躬謝幕，擊鼓傳花，把矛盾留給下一代，不如開創曆史，推行憲政。”
馮先生所說的“憲政民主”是什麽概念？雖然文章並未定義，但在信中已經提出來，1、“要實現憲政，當務之急是落實法律的尊嚴和權威”，也就是，“黨可以在法之上，但它必須以法治國”，而不能“置自己規定的法律條文而不顧”。2、要實施民主就是從“黨內民主選舉”開始：“先在若幹城市設立政治特區，做民主選舉的模擬實驗”，然後在即將退位的時候，“實行黨內民主選舉”。“在可控的情況下，由地方選出黨代會代表，黨代會代表選出中央委員，再由中央委員選出總書記。”另外，他還用“曆史事例”引述憲政改革成功的“寶典”----可控性（也就是強權政治），就是：整個憲政改革必須由大權在握的鐵腕人物主導，路徑則是：“頂層設計，強製推行”。
總之，馮先生所倡導的“憲政民主”是以“強權鐵腕”為前提的、由皇帝親自領導的、黨在法之上的“依法治國”和皇權交接過程中的“黨內選舉”。所依之法是中共自己的憲法，所指的民主是“黨內民主”。皇權交接的具體步驟是：在“可控”情況下，以“黨內民主”方式逐級選舉“黨的代表”、“中央委員”、最終選出“總書記”。換句話說，馮先生關注的並非憲政民主，而是關心在皇上穩坐龍椅十年之後，如何選擇一位以“總書記”為名的非血親的新帝，也就是十年後的新皇上接班的問題（看似特別有遠見）！為了安撫大眾，這種皇上接班策略以“憲政民主”的外衣出現，以避免既得利益者和自由派對皇上所提的“強國夢”的不滿。
鑒於馮先生將皇帝的接班問題歸為“憲政民主”問題，我希望澄清幾個基本概念，以便讀者真正認識憲政民主與皇帝接班之間的差別：
1、憲政民主是否能接受“黨比法大”？馮先生強調中國目前“有憲法無憲政”，認為黨比法大不是問題，有憲法卻不遵守才是問題。然而，憲政民主的必然特征就是“人人平等、法律至上”，這個平等包括任何黨派與任何個人的平等。若黨大於法，那麽社會就不是人人平等了，也就從定義上不屬於憲政民主社會了。在美國，政府行政機構雖然為權力機構，而且通常為執政黨指揮，加上非常有錢，但是在法律麵前，它的地位與被它起訴的哪怕是一個非法移民的地位都是相同的。這是因為憲政民主社會不接受人人不平等，當然也更不接受“黨比法大”，否則執政黨將因為違憲而下台。2、什麽是法製？在中國大陸，說簡單和通俗一點，就是：“刀”下之治。馮先生所談的“依法治國”實際上是法製而不是法治，其淵源最早來自古代法家思想：統治者先設定一個法律，他自己不受該法律的製約，但其他人都必須遵守該法律，然而在一個管理失控、腐敗墮落的皇權專製體製下，原本為皇上不受法律製約的律條演變成整個權力階層均不受法律製約的實際操作。於是曆史上有強勢官員在皇上的撐腰下，對朝廷進行整肅（改革），於是“改革”幾乎成為“進步”的代名詞，這就是馮先生所形容的“法律的尊嚴和權威”，但是以悲劇告終的“改革者”為多，例如商鞅變法以自己被五馬分屍而處死。不過馮並未提及強權推行法製者多以失敗告終的事實。
3、遵守法律是否等同於“法治”？馮先生描述 “中國人重情，美國人講法；中國人辦事托關係，美國人有事找律師”。馮先生認為這“體現了兩種不同的生活方式，也由此衍生出兩種不同的政治製度----人治和法治。”但這不是人治與法治的差別，而是不同社會在日常生活中的法律執行層麵的問題，也就是“法製”的問題。那麽，真正意義上的法治與人治的區別是什麽？法治是“法律為王，一切個人、黨派、機構、權力擁有者，一律處於法律之下，任何個人和機構不得置於法律之上”。人治是什麽？簡單說，就是“王就是法律”！詳細說，就是法律服從於統治者的意誌，也就是以“法製”為工具的“帝王高於一切（含法律）”的體製。所以，所謂遵守法律是法製的問題，不是法治的問題。
4、強權是通向民主憲政的必由之路嗎？馮先生說“掌控權力是改革成功的前提”，“曆史上凡成功改革，如俾斯麥、彼得大帝和蔣經國的改革，無一不是大權在握的鐵腕人物”。從曆史背景看，彼得大帝是18世紀的人物，那個時候即使非改革者也照樣得強勢，否則會被趕下台去性命難保，然而在那個時代，即使強權人物也照樣有改革的失敗者，如拿破侖；俾斯麥為19世紀的人物，雖然號稱“鐵血”首相，但是在他之上的國王才是真正擁有實權的國家元首，他晚年就因為與新國王不合而被迫辭職，結局雖然不像商鞅變法，但也是以改革失敗而告終，而且他的改革並不與民主憲政有關。隻有蔣經國的例子與民主憲政有關，然而蔣經國改革在1987年末，當時台灣處於國際孤立地位，且世界格局正發生巨大改變，從1980年起，許多國家開始走向民主化，根據Cheibub, Gandhi, and Vreeland （2010）的統計，二戰剛結束時，民主國家有34個，1980年民主國家已上升到54個，並從此進入民主轉型高峰，到1988年台灣民主化的時候，民主國家已經達到66個，而2008年民主國家已經達到118個。這就是蔣經國民主轉型的國際背景。台灣利用民主化打破被大陸孤立，以解決台灣在國際上喪失合法地位的問題。也就是說，台灣的轉型成功的根本原因不是因為蔣經國的強權，而是因為國際和國內形勢的綜合條件促成的，他轉型時已經要去世了，根本不存在強權問題。5、最後必須提到一點，關於作者談到的順民、刁民和暴民的“三民主義”問題，這是站在專製極權位置和立場上對人民的極大的侮辱和蔑視。事實上是，在曆史的任何時候，人民都是人民，但人民的地位不同，例如在專製集權時代，人民實際上是一個讓人民本身感到羞辱的詞匯，然而在民主憲政時代，人民是一個讓每個人感到驕傲的詞匯，正如美國政府自稱“我們人民”而不是“我們政府”。任何一個真正主張憲政民主的人都絕對不會以如此輕蔑的口吻稱呼自己，這樣稱呼人民隻能說明作者自己將自己置於“人民”這個階層之外，或者說，將自己置於皇上的“謀士”或更加重要的位置上。然而請作者記住：在皇上心裏，一切他治下的人，都是他的私有財產，不是人！
參考文獻：
Cheibub, José Antonio; Gandhi, Jennifer and Vreeland, James Raymond. （2010）. “Democracy and Dictatorship Revisited.” Public Choice, vol. 143, no. 2-1, pp. 67-101.
五
裸奔的馮勝平《致習近平先生的第三封信》
——評馮勝平的“黨主立憲”即“行中國《1982憲法》”
鍾國平
馮勝平先生（下稱“馮”）近日再次以“萬言書”向習近平表忠心：“憲政之路”就是實行“六十條”（即習的三中全會《決定》）；“憲政就是嚴格按照《82憲法》治國”。這次馮非常直接，他說：中國的“立憲，隻可能是‘黨主立憲’，……，行的是中國‘1982憲法’。”不僅如此，馮還以最直白的方式攻擊“民主”，他說，“民主不能結束專製；它往往隻是專製的另一種形式。在古典政治學意義上，民主是最壞的一種政治製度。亞理士多德視民主為暴民政治，成為兩千年西方政治學主流。”在光天化日之下馮又生造謊言了：首先，馮所說的“憲政”就是執行某一部憲法，但即使在亞裏士多德的時代，憲政也沒有如此簡單。而亞裏士多德的著作中根本沒有說“民主是最壞的一種政治製度”！更何況我們憑借常識也能知道“民主就是暴民政治”的所謂理論根本不是西方政治學的主流，西方政治學主流是建立在社會契約理論基礎上的憲政民主，與暴民政治有著天壤之別。
2013年2月馮公開發表的第一封信與第二封信裏，我們還能看到披著民主憲政外衣的假“憲政”和假“民主”，而這封信直接丟掉外衣裸奔了。有興趣的讀者可以隨筆者回顧一下這兩封信：在第一封信中，馮主張《黨內民主，以法治國：讓少數人先民主起來》，這個時候雖然馮通過編造一個“華盛頓革命集團”來提出“黨主立憲”的假憲政，他解釋說中共可以“效仿”，即以習近平為核心，搞中共“黨主立憲”，但他仍試圖承認假憲政的目標是：“從一黨為大的黨內民主出發”，達成全社會的民主。馮的第二封信在字麵上尚未將民主當作洪水猛獸加以否定和攻擊。馮提議通過逐級選舉“黨的代表”、“中央委員”、最終選出“總書記”的方法搞所謂的“黨內民主”，以求皇權交接過程的平穩性，使得紅一代、紅二代、……紅世世代代維持江山。
那麽，馮何以能夠公開地攻擊民主、推銷假憲政的呢？
這次，馮又玩上了假學術。他說：亞裏士多德的《政府論》談到共和製異化後變成民主製，這是“多數人的專製（TYRANY OF THE MAJORITY）。”並舉蘇格拉底的例子說“民主就是暴民政治”。
然而，這一小段話就有六處之多的謊言陷阱：
1）《政府論》不是亞裏士多德寫的，而是英國哲學家約翰·洛克寫的，這篇文章倡導的就是主權在民的民主社會。文章說，政府的合法性建立在與人民訂立的社會契約而不是神或家族的權威基礎之上，政府若違反社會契約或不建立社會契約，人民就有權推翻它。該民主思想深深地影響了美國和法國的大革命。
2）亞裏士多德寫的是《政治學》。真實的內容是：它將那個時代存在的政治製度分為三大類，這三大類中，運作成功的政治製度以位於今突尼斯的君主製、位於斯巴達的貴族製和位於雅典的憲政製為代表。與這些同類但已經被異化了的政治製度分別為：暴君製、寡頭製與民主製。《政治學》第四卷指出：在運作不成功的製度中，民主製是對政治社會傷害最輕的一種”！亞裏士多德提出：所有六種形式中，憲政製是最好的製度。他評價製度好壞的標準是：好的製度維護所有人的利益，而壞的製度僅維護一部分人的利益。
3）馮再次通過移花接木推出一個似是而非的概念叫“多數人的專製（TYRANY OF THE MAJORITY）”。其標準術語是“多數人暴政”，英文拚寫為“Tyranny of the Majority”（馮再次拚寫錯誤）。“多數人暴政”（或馮所說的“暴民政治”並非由亞裏士多德在兩千年前提出，而是由美國的約翰?亞當斯（Adams, J. 1788）首次提出。亞曆克斯?德?托克維爾（Tocqueville, A. d,1835）出版的著作《論美國的民主》引用了該術語，並被廣泛接受；約翰?斯圖爾特?米爾（Mill, J. S,1859）發表的《論自由》又引述了托克維爾的這個術語，使之真正流行起來。
4）蘇格拉底的例子並不能印證“民主是暴民政治”。他的被處死盡管讓後人遺憾，但是柏拉圖在著名的作品《對話》中說，蘇格拉底拒絕逃離監獄避免一死，因為他認為就算他被不公正地定罪與判刑，但作為一個公民，他要留在雅典以維護法律的權威，因審判與判決符合法律程序。
5）現代意義上的民主製度，其目標就是以法律為基礎維護全體公民的權利與利益，如果不考慮所有人生而平等這個條件的話，這與亞裏士多德談所的六種製度中最好的“憲政製度”有相通性，而亞裏士多德所說的由“憲政製度”異化為“民主製”的時候，政治製度便成為維護社會中一部分人的利益的工具。這種製度即使號稱“憲政”，它仍是約翰?亞當斯所說的“多數人暴政”。
6）馮借助《政治學》中的民主製來否定現代意義上的民主製度，繼而混淆“民主製度”與“多數人暴政”這兩個概念。現代意義上的民主製度與亞裏士多德時代的最好的製度“憲政製”有很大差別：亞裏士多德認為憲政製隻適合“有財產的男性自由人”。他在《政治學》中說，奴隸要麽是天生的，要麽由統治者（君主或議會等）按照法律剝奪自由而成為奴隸的，因此對他們要專橫；對兒童要有權威；對妻子要說服與拉攏。而現代意義上的民主製度認為人一律生而平等，不分民族、種族、地位、性別、財富，而且任何人或政府都不可剝奪這種平等的權利。為保障所有人的平等權利，避免以假“憲政”為借口、以偽法律為工具打擊少數人，現代民主社會建立了以社會契約為基礎的憲政體係。
馮舉出幾個例子來攻擊民主為多數人暴政，包括蘇格拉底被處死、法國大革命的血腥、希特勒的獨裁與種族滅絕政策和中國的文化大革命。由於蘇格拉底的案件已經分析，在此筆者分析其他幾個例子如下：多數人暴政總是在表麵上披著民主的外衣，故意讓人混淆民主與多數人暴政的概念。實際上，多數人暴政所保護的“多數人”的權利，不是真正的多數人的權利，而是披上民主外衣的“以多數票為依據”的假多數，它實際上以法律甚至憲法的名義威脅少數人、剝奪體製外的人的平等權利。例如在信仰方麵，權力機構以多數“票”為由，將馬列主義、愛國主義確立為官方信仰，從而以“合法”的外衣排擠少數及打擊體製外不服從的平民，指控他們為異端、邪教或反馬列主義者、損害國家利益的賣國者，強行改造宗教教規、強拆教堂、甚至逮捕入獄。馮所談的法國大革命是在民主製度下，因為議會的無能與低效而遭到毀壞，那以後發生了暴政與動蕩；納粹德國則是在民主製度被希特勒操縱而遭到毀壞後，轉變成暴政的曆史悲劇；中國文革是毛澤東為了保住皇位自毀法律造成的製度性失敗，但在法律被毀之前，毛政權也不是民主政權，所以根本談不上民主製度被毀壞的問題。總之，這些國家的悲劇都發生在沒有民主製度或民主製度遭到毀壞的時候，因此並非民主體製本身的特征，而隻能說明民主製度的重要。馮將多數人暴政定性為現代民主製度的特征加以攻擊完全不符合曆史事實。
下麵分析現代民主製度如何針對多數人暴政的問題進行防範，以此說明多數人暴政並非現代民主製度的特征：首次對多數人暴政問題采取防範措施的曆史事件是美國1787年的費城製憲會議。製憲代表們就議會模式和結構問題發生異常劇烈的爭論甚至使會議陷入多日停頓。這是因為如果按照人口比例表決，那麽人口多的州有可能損害到人口少的州的利益。然而如果按照每州票數相等的原則來投票，那麽人口少的州就會壓製人口多的州的意見。也就是說，任何一種方案都可能導致多數人暴政。最終代表們終於達成以下協議來應對可能發生的問題：1）給少數派以否決權（設置兩個並行的議會，一個以人口做基數的眾議院，一個按每州兩票的參議院，任何法案若在任何一個議會遭否決，就不能成為法律）；2）將立法、司法及執法（行政）權力分開，使之相互獨立，以防止濫權；3）賦予總統否決權與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對法律的複核權及解釋權；4）將權利法案以最高權威的內容寫入憲法，禁止一切其他條文或法律與之衝突。這就是現代民主製度的產生過程。
再看馮如何在第三封信中推銷他的假憲政：對於“憲政就是嚴格執行1982憲法”的這個觀點，他不論述其合理性與合法性，而是直接跳到結論：實施“1982憲法”就是憲政。為什麽省掉論證過程？因為這種說法沒有任何理論依據或現實根據（他舉的例子都是錯誤的），所以誰也無法論證。那麽他怎樣讓讀者相信他呢？就是再次利用閃耀著“學者”光環的派頭，以“直言各種危機和社會弊病”的“膽量”，去分析“執行1982憲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他說：強勢反腐使得既得利益集團失去安全感，於是在貪婪與恐懼的雙重刺激下，強烈希望有一部法律以能保證他們的安全，用馮的話說，這是實施1982憲法的“現實基礎”。這封信不再提“人民應該再給黨一個機會”了，不再需要看人民的力量和聽人民的聲音了，他甚至認為，“除了平等，國人對自由也有一種先天的恐懼”，說國人“三日無君而惶惶然”。這也就是說國人是實施憲政的障礙，換句話理解，那等於是說，隻有既得利益集團才是實施1982憲法的關鍵的支持力量，而且他認為既得利益集團對習近平實施憲政的支持才是至關重要的。
然而可行性分析，無論是否成立，都不能替代論述“為什麽實施1982年憲法就是憲政”，更不能以此論證“實施1982憲法就等於是實施憲政”這樣一個偽命題。他之所以用偷梁換柱的方法顧左右而言他，回避論述他自己提出的命題，是因為，無論從公共知識還是專業知識角度看，他對憲政的定義與內涵的解釋都違背了“憲政”的真實定義與內涵，他說的憲法根本不是憲法，而是偽憲法，他說的憲政根本不是憲政，而是“暴君專政”。然而從客觀效果來看，他貌似在利用歪曲和生造的方法使讀者接受他說的內容，誤認為他的論述不是謊言而是來自於公共知識和專業知識。
除上述問題外，筆者還要澄清馮關於“英國三百年前”的那場曆史事件的錯誤敘述。馮說“通過憲政，英國貴族放棄一部分公權，保留一部分特權，換取了財產和人身的安全”。馮指的顯然是1688年發生在英國的光榮革命，然而所引述的這段曆史卻是篡改虛構故事套用到他解釋的中國現狀之上，與真實曆史事實完全不符：這場革命起因於英國國王詹姆斯二世。他因信仰羅馬天主教而嚴酷迫害清教徒，並頒布信仰自由的法令要求英國議會廢除因為信仰而拒絕羅馬天主教信徒擔任政府公職的法令，同時國王還親法國並損害了英國在貿易中的利益，這些引起貴族們不滿，此時，清教徒瑪麗二世的王儲地位因為詹姆斯二世得子而化為泡影，於是貴族們請瑪麗二世與他的荷蘭丈夫威廉三世國王回英國統治，最後政變成功，詹姆斯二世終身流亡法國。1689年，威廉三世與瑪麗二世簽署了議會擬定的“權利法案”，聯合登基成為英國的新國君，英國從此成為君主立憲製國家。在這段曆史中，放棄權力換取安全的是英國王室而不是英國貴族，英國君主從此失去絕對權力，議會從此掌握英國政權。
限於篇幅，筆者最後簡單解釋作為公共知識和專業知識的“憲政”的概念，以便讀者根據真正的憲政知識自行判斷“行1982中國憲法”是否是憲政，以及中國現政權是否具備合法性：
談到憲法，就必須提到前麵所說的英國哲學家約翰?洛克的《政府論》。這是一篇關於社會契約的理論。洛克明確反對君權神授，主張生命、自由、財產是人類不可剝奪的天賦人權。他認為，在自然狀態下人是完全自由的，但是在沒有約束的情況下，強者可以自由地侵犯弱者，如劫掠，強奸，謀殺等，因此，人們需要選出一個社會管理的代理機構，這就是政府，社會中的自然人就是公民。政府的使命是保護每個個人的權利、並使其他人的同等權利得到尊重。然而政府隻有得到人民的同意和授權才是合法。如此，憲法成為政府與公民之間訂立的社會契約。由於社會契約的目的是為了人民的福祉，因此，對於法律或政治結構中出現的失誤，公民可以通過選舉或其他手段，甚至暴力來改變它。這個社會契約理論極大地鼓勵了美國及法國的大革命，同時為英國的光榮革命做了強有力的辯護。美國的《獨立宣言》、法國的《人權及公民政治權利宣言》都是以這個理論為基礎形成的。美國是人類曆史上第一個製定以維護每個公民自由與權利為目地的憲法的國家，而在此基礎上形成的政府和各種其他法律製度，就是憲政。我們可以看到現代意義上的憲政與亞裏士多德描述的憲政是完全不同的。而這種憲政與馮描述的“嚴格執行1982中國憲法”就相距更遠了。正如馮在他的信中所說，1982憲法，不僅有四個堅持這樣的剝奪公民自由權利的最高條款或基礎條款，而且他直言：“在‘82憲法’中，沒有三權分立，沒有司法獨立，沒有軍隊國家化，也沒有最高領導人的民主選舉。”因此，馮以“執行82憲法可以使得中共政權很安全”為理由“力薦”習政權執行“82憲法”，他說“學美國的三權分立，中國學不起。一定要學，隻能是天下大亂”。也就是說，他談的憲政不是憲政，而是保證政府不倒台的統治中國人民的策略。他還振振有詞地說“美國沒有照搬英國大憲章，因此中國也不必照搬美國”，以此來支持他自己所說的“黨主立憲”。
寫到此，相信讀者能夠自己判斷：中國政府有沒有與公民訂立過約翰?洛克所描述的社會契約？65年來中共所執掌的權力可曾得到過以社會契約理論為基礎的公民授權？中共政權可曾維護過公民的自由與權利？…… 在此筆者想對馮先生說：如果您建議不要搞現代意義上的憲政，因為害怕和擔心中共失去政權的話，您可以用最直接的方式說出來，何必以攻擊民主的方式來為“專製極權統治”披上憲政的外衣？何必枉言“國人對自由與平等有著先天的恐懼”？何必為了維護中共專製極權統治而說“中國不能學習美國的三權分立”？
最後作為總結，筆者要告訴馮“學者”：中國人不需要一個虛假的“黨主立憲”，而需要一個您從來不會提起的“公民立憲”。您說美國是所謂的“華盛頓革命集團”製定的憲法，那麽，筆者憑借真正的而不是假冒的專業知識告訴您：美國是人類曆史上第一個以“公民立憲”建立政權的國家！中國也會如此，這是曆史的發展趨勢，它或許來得很遲，但是一定能夠到來，由不得為了維持政權而不擇手段的您或中共來阻擋。
參考文獻：
Adams, John (1788). A Defense of the Constitutions of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Vol. 3 (London: 1788), p. 291
Mill, John Stuart (1859). On Liberty (2 ed.). John W.Parker & Son., (London:1859), p6
Tocqueville, Alexis de (1835). De la démocratie en Amérique (Democracy in America, English translation printed at New York, 1838.), Vol. 1, Saunders and Otley, (London:1835)
六
用篡改美國曆史來合法化毛澤東（反）革命集團的專政
——回《美國曆史上從未有過“華盛頓革命集團”嗎？》
鍾國平
驚愕於王希哲先生（下稱“王”）的這篇文章，表麵上看用一個又一個的有力反問來質疑與批評署名鍾國平的文章《美國曆史上從未有過“華盛頓革命集團” ——評馮勝平先生「致習近平先生的一封信」》，而實際上展開的卻是用違反曆史常識、編造曆史故事以及用機械類比等邏輯錯誤堆砌起來的胡言亂語和潑婦罵街。現在筆者按照王的行文順序分八點逐一解析，最後分析王先生的“集團類比法”為全文作結：
- 一.王說，“沒有‘華盛頓革命集團’，200餘年至今獨立於英國的美國，是天上掉下來的！”
在此，筆者要請問王，何以認為“國家獨立的唯一途徑是必須有一個’xxx革命集團’？”曆史上，羅馬帝國時代最強盛的法蘭克王國自公元六世紀起，在日耳曼人影響下，國王死後，統一的國家分成幾個小的王國傳給國王的兒子們；20世紀初挪威從瑞典獨立，冰島從丹麥獨立，二戰以後不少國家的獨立，1993年斯洛伐克的獨立，前蘇聯解體後獨聯體國家的獨立，……，這些均未經曆戰爭，沒有“革命集團”。曆史不是靠“反問”的文學修辭問出來的，是人類用實踐寫出來的。曆史不能推演，因此，拜托不要跟著語文老師學曆史！
- 二.王說，“沒有‘華盛頓革命集團’，以華盛頓為代表的那個曆史上的反英革命領袖群體也就是不存在的；號稱‘聯邦黨人’的那個集團及其文集，也就是不存在的”。
若斷言，有了“華盛頓所代表的那個革命群體”，才有“聯邦黨人”那個集團和他們的文集，那隻能說明言者的曆史知識太貧乏。首先，聯邦黨的成立是在憲法被確認、華盛頓被選為總統以後的事，聯邦黨的成立比憲法出台晚4年的時間；其次，那個文集不叫“聯邦黨人”文集，因為那時沒有政黨，那時的文集有兩套，一套叫“聯邦主義者”文集，另一套叫“反聯邦主義者”文集。兩個觀點對立的文集均由社會分化出來的兩種對立觀點的代表人物寫的，兩大陣營的代表人物都是美國國父，而製定憲法的過程中，華盛頓沒有發表過意見。那麽請問，這是不是意味著“華盛頓革命集團”在還沒有形成時，就已經分裂成了對立的“聯邦主義者”和“反聯邦主義者”兩大陣營了呢？既然還沒有形成一個“華盛頓革命集團”，整個社會就分成了兩大陣營。那麽如何又說有一個“華盛頓革命集團”呢？
- 三.王接著說，“聯邦黨人創立和解釋至今的美國憲法，也就是不存在的。”
然而曆史上聯邦黨不僅沒有創立憲法，更加沒有“解釋憲法”，因為1787年製定憲法的時候，還沒有聯邦黨，聯邦黨成立於4年後；另外，王先生怎麽連美國這樣基本的“法治”常識都不知道：解釋憲法的權力歸屬聯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而聯邦黨卻是由當時的財政部長亞曆山大?漢密爾頓創建，由銀行家與企業家組成的，和法官與司法權力分支沒有關係，所以聯邦黨根本就沒可能“解釋憲法”，作為銀行家和企業家，他們也沒有興趣解釋憲法，他們角逐的職位是行政分支的總統，並非首席大法官，而總統若試圖解釋憲法，那就是違憲，是要下台的。曆史上除了第二位總統是聯邦黨人以外，沒有任何一個總統是聯邦黨人，不僅如此，聯邦黨僅僅經過29年時間就解散了，請問哪裏有一個政黨解釋憲法至今？
- 四.王認為，若沒有“華盛頓革命集團”，那麽“以華盛頓命名的那個美國的首都也就是不存在的，高聳入雲的華盛頓紀念碑也是不存在的.....”。
憑借“以華盛頓命名的首都與以華盛頓命名的紀念碑”反過來推理出“華盛頓革命集團”的存在，這是明顯的邏輯錯誤，因為以人名命名城市或建築物很常見，但是並不代表被命名的人就是一個集團的領袖，命名的事物與被命名的人之間不存在這樣的必然聯係。曆史不可以胡亂聯係，更不可以用“反問式推理”給“推”出來！若要證明你的觀點，請拿出曆史資料與文獻來。用推論或用“反問句”的修辭絕對不能顯示專業知識修養，而隻能顯示言者的無知與缺乏邏輯思維能力。
- 五.王再次反問，“今天，被美國人尊號為‘國父們’的，不是‘華盛頓革命集團’，是什麽”。
事實是：美國國父中，既有讚成聯邦化的聯邦主義者，也有反對聯邦化的反聯邦主義者。不僅在憲法尚未通過的時候形成了“觀點對立和分裂”的兩大陣營，甚至在費城會議的過程中就已經有三位代表因反對聯邦化而退出會議。這些人也是美國國父，但也同時是反聯邦主義者，他們的“反聯邦主義者”文集不僅同樣是美國曆史上的重要文件，而且美國的《人權法案》就是因為反聯邦主義者對憲法提出嚴重質疑以後在兩年之內加上去的。因此就您所問的問題，我回答：美國國父們由“聯邦主義者”和“反聯邦主義者”構成，他們不屬於一個“被您個人臆想出來的‘華盛頓革命集團’。”
- 六.王以“當然，打天下坐天下”，來表示對“華盛頓革命集團”的理解和對他們的“打天下坐天下的陰謀目的”表示同情。
在中國，打天下坐天下是幾千年來不變的曆史，它指的是“以血緣為基礎”的統治權的傳承方式。在王的文章中，他試圖將這個原始野蠻的弱肉強食世界中發生的現象當作“普世的曆史現象”強加到美國的曆史中。究竟能否如王所願，將“打天下坐天下” 變成所謂的“曆史規律”強加到美國的權力傳承方式上呢？當然不能，因為中美曆史是根本不同的，絕不因為王對知識的不尊重而可以任意篡改和任意定性。我們通過權力的特征分析就可以明白，為什麽美國的權力傳承不會因為王編織一個“華盛頓革命集團”而被他“扔進‘毛澤東革命集團’的籮筐裏麵去”。
先說中國的曆史：某個家族打了天下，那麽這個國家或朝代的“皇位就由這個家族的後代繼承”，這叫家天下；而在一黨執政的當下，則是“政黨的第一代人幾乎都死了，然後第二代人接班，世世代代接下去”，這叫“黨天下”。這個說法的背後就是“權力的私有化”。這種權力的私有化帶給社會的是：濫權；政治不公開不透明；權力交接過程殘酷而血腥。
再對比美國曆史：權力來自於選民，在法律控製之下，它屬於“公權力”。它帶給社會的是：法律規範下的公權（即權力由“公”民選舉而來，且相互製衡，否定“王即是法”）；政治公開透明，權力更替合法而平靜。
再從能力上進行對比：打天下坐天下者，一般低能而跋扈（基於特權），如習近平，可以憑借一篇被學術界評價為“漏洞百出的”經濟學論文，在吃馬列飯的博導的“指導”下，拿到一個法學博士學位，而論文卻不敢公開發表（按國內學術界規定，博士學位獲得者必須有三篇公開發表的論文），這種博士隻能是權力影響下得來的；比一比美國225年來的44位總統，除7位將軍和5位副總統繼任者外，其餘的32位總統中，23位為律師或法律學者；1989年至今，除小布什為哈佛大學MBA外，其餘為耶魯、哈佛法學博士。即使7位將軍中也有兩位是西點軍校畢業，兩位為律師；5位副總統繼任總統中，4位為律師或法律學者。
那麽，中共為什麽做起了表麵文章？當然是要掩蓋“打天下坐天下”的原始野蠻落後的權力繼承方式，尤其在被文明社會包圍的情況下，這是中共執政者必需的“皇帝新衣”！於是乎，居然有王這樣的“民運老前輩”力圖以編造美國曆史來美化這種野蠻血腥的權力傳承模式！也著實令人扼腕！
- 七.王說“開國連續執政的總統和‘國父’華盛頓，漢密爾頓，亞當斯們確從沒正式組織過什麽‘黨’，他們甚至反對多黨政治，堅持由他們那個集團統一執政，主張多黨，和事實拉出了民主黨的是華盛頓革命集團的另一派傑佛遜們……”。
遺憾的是王連基本事實都沒搞明白：美國的前五位總統被尊為國父，其中，華盛頓沒有組建民主黨，他是唯一的無黨派總統，亞當斯是唯一的聯邦黨總統，其餘三位總統都是民主共和黨成員；也就是說，除華盛頓反對政黨政治之外，其餘的四位要麽是黨派的創始人，如托馬斯?傑斐遜（民主共和黨），要麽是組黨的重要參與和組織者，如詹姆斯?麥迪遜。這四位中沒有人反對多黨政治，按照王的標準就是“華盛頓的遺訓沒人聽”，那何以判斷“華盛頓革命集團”延續200多年呢？
而王所說的“拉出了民主黨的是華盛頓革命集團的另一派傑佛遜們……”根本就和曆史不符：傑斐遜他們建立的是民主共和黨，與民主黨相差萬裏之遙！在國會上許多民主共和黨人自稱“共和黨人”，因此這個黨派在當時也叫“共和黨”，怎麽居然將：傑斐遜說成是民主黨的創建人！
- 八.王說“‘學術’上說，也確實在正式的組織上從不存在什麽‘聯邦黨’，也就不存在組織統一的‘華盛頓革命集團’……”。
在《美國曆史上從未有過“華盛頓革命集團”》中，筆者說了不存在“華盛頓革命集團”，未曾說過不存在這個概念的原因是“因為不存在‘聯邦黨’。”筆者僅僅在陳述事實，那就是：在學術上完全沒有“華盛頓革命集團”這個概念，公眾之中也沒有這個概念，那既然這個概念，既非公共知識，又非專業知識，筆者怎麽可能探究“為什麽沒有這個概念”的問題呢？需要找到“為什麽沒有這個概念”的是王本人，因為是您而不是公眾和讀者提出的這個概念。換句話說，這個“因為……，因此……”的命題是您自己硬加到鍾國平的文章裏去的，然後您自己反駁自己的偽命題，“自導自演”或者說“自說自話”一段辯論，和原作者沒有關係。
順便談一下為什麽筆者在《美國曆史上從未有過“華盛頓革命集團”》中提到“在學術上沒有‘華盛頓革命集團’這個概念”：1、寫文章的馮先生，自稱是30多年前就研究美國曆史與憲政的學者，因此必重視學術概念；2、公認的知識的來源有兩個，一個是公共知識，即被所有人中的絕大多數認同的信息，另一個是專業知識即學術知識，是被學術界一直研究與使用的信息（就是說學術上有生命力的信息）。由於“華盛頓革命集團”這個概念，既沒被所有人中的絕大多數認同，因而不算公共知識；又沒被學術界提及，更不用談生命力問題了，因而不算專業知識。充其量“華盛頓革命集團”不過是一個個人的見解而已。
我們通常都知道要“尊重知識”，但這絕不是指“尊重個人見解”。將“個人見解”包裝成公共知識或專業知識並試圖強加給受眾的行為，要麽是欺騙，要麽是愚蠢。
文章到最後，王終於顯露了自己的意圖：那就是，企圖用一個現實的“毛澤東革命集團”去對應一個虛構的“華盛頓革命集團”，以便用“華盛頓革命集團對美國的專政還擺在那裏”來暗示“毛澤東革命集團對中國的專政還擺在那裏”是合理的。
但是，專政與民主是完全對立的政治體製——這源於學術共識和生活常識。
退一萬步說，即使讀者被強求接受“存在著一個的所謂華盛頓集團”的偽命題，這也絕對不能推導出王的第二個偽命題，那就是：“因為‘毛澤東革命集團’是專製集團，所以‘華盛頓革命集團’必定也是專製集團，因此‘毛澤東革命集團’的專製是可以被接受的，是合理的。”
事實上：無論王多麽希望以反邏輯的方式甚至是潑婦罵街的方式去推演他鼓吹的結論，“毛澤東革命集團的專製與獨裁”都是不合法的，因為毛澤東革命集團，其實是‘反革命集團’，既沒有在執政前經過公民立憲，也沒有以公民確立的憲法為依據進行選舉，更沒有權力更替的和平與秩序。這些在美國200多年前就已經有的特征，“毛澤東（反）革命集團”一個也不具備。
王所提出的這些問題的特點，集合起來就是：反邏輯、篡改曆史、編造故事、不尊重知識以及潑婦罵街的無知與蠻橫，最終就是要強行讓讀者相信“‘毛澤東（反）革命集團’的專製和獨裁是合法的”。王就是以這樣的方式在客觀上幫助和維護了中共的專製統治，並支持了所謂的“黨主立憲”。豈有此理！
七
鍾國平：憲政之爭就是政權的合法性之爭
習近平在登基初始主動談及憲政與中國夢，結果2013年元旦“南方周末”準備刊登元旦賀辭《中國夢 憲政夢》時，中共突然對這篇文章進行封殺，從此開始打擊關於憲政的討論，直到現在甚至提出“三個決不允許”以禁止討論憲政改革和一切“西方思想”。兩年來，抓捕的異議人士、律師及通過網絡表達最溫和的意見人士超過胡溫執政十年的總和，而我們都清楚，胡溫時代的言論自由已經在維穩政策下連年倒退了。
憲政討論的大背景是什麽？是中共的嚴重腐敗和“一黨專製”引起社會的強烈不滿。每年光是“群體事件”（中共詞匯）多達幾十萬起，甚至更多。而所謂“執法人員”打死平民事件屢屢發生，幾乎沒有任何肇事者負法律責任，因為他們打死人是在“執法”，也就是說，執法是踐踏人權與生命尊嚴的合法藉口，剝奪公民生命無需上法院等待判決那麽繁瑣了，中共的法律成為非法暴政的保護傘。對中共來說，正如「六四」大屠殺事件發生後，槍杆子消滅了人民的聲音一樣，所有憲政討論的聲音也必須消失。然而，想壓製就事論事的聲音容易，想壓製民間的不滿和腹議卻很難。因此，有關習近平的任何話題都可能轉化為質疑中共執政合法性的導火索。
而習近平於登基初始為顯示姿態而談的憲政及中國夢話題就這樣直接激活了社會對憲政的公開討論，實際上它是社會質疑中共政權合法性的過程。為什麽這麽說？因為憲政是民主政府的合法性標誌。沒有憲政的政府可以存在，但絕不是民主政府，也就是說，聲稱自己是民主政府而不實施憲政的政權就是偽政權；靠槍杆子維持而不是靠憲政維持的政權就是軍政權，與民主政府是根本對立和水火不容的。中共清楚地知道，憲政問題繼續討論下去，則中共政權的非法性將徹底暴露，中國大陸現在是民主國家的謊言將被徹底揭穿，因為中共從未取得民主執政的合法性。
那麽在真正的民主共和體製下，政府是如何取得合法性的呢？
首先是政府必須與全體公民訂立社會契約，也就是一個政權與全體社會訂立的執政協議。這個執政協議的名字叫「憲法」，內容包括社會授予政府哪些權力，這些權力用來保護公民的哪些權利，這些權力如何在不同部門之間進行切割，以及政府的產生與換屆的法律程序。最重要的是，政府權力與公民權利之間的界線在哪裏，也就是政府權力的邊界線在哪裏。
其次，憲法的製定是在正式的新政權成立以前，由臨時政府或監管政府組織全社會選舉代表製定，這些代表叫製憲會議代表，這不是官職，在憲法得到全社會認可後（全社會的認可是必須的法律程序），這個製憲會議將取消，製憲代表完成使命、各自回家。那麽以後要修改憲法條款呢？從法理上說，這樣的程序需要再走一遍，但由於政府已經產生，實際程序可能會簡化。
第三步，執政協議，即憲法，通過後交予全國人民表決批準。這樣才開始選舉產生正式的政府，臨時政府或監管政府解散。政府所有官員被選舉出來後，均要宣示效忠憲法，而不再是效忠任何政黨、政府和個人。這樣，一個合法的政府就算產生出來了。
再對比審視中國大陸這個號稱共和國的政權有沒有合法性：
首先，雖然現在中國有一部被稱為憲法的法律，但是這部憲法不是政府與人民之間簽訂的執政協議，因為它不是由人民選舉的製憲會議代表製定的，按民主憲政的定義說，製憲會議代表不是權力部門的官員，民主政府的官員必須在憲法確立後產生。如中國的人大代表或政協代表都是權力部門的官員，他們無權製定憲法。這部中共法律、或曰憲法是中共這個臨時政府自己主持和自己訂立的，其本質就是某些號稱學者的人所苦心推銷的「黨主立憲」，在這種非法程序下產生的憲法是偽憲法，這樣的政權是偽政權。
其次，從內容上看，這部法律也不具備執政協議的功能：它沒有設定權力邊界，也沒有切割權力（注：權力分工或政府分部門不算權力切割，因為分權的意思是由人民獨立選出，當選者直接向人民負責而不是向其他權力部門負責），更沒有任何權力機構的負責人直接或間接由人民選舉產生。與此相反地，這部法律將人民關進了中共權力大廈的籠子：這部法律規定任何人不得反對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社會主義道路，馬克思列寧主義和無產階級專政，還規定愛國是公民的義務，並規定不履行義務者將被剝奪權利。
一部憲法原本是要規定政府不能做的事情，但中國大陸的憲法卻反過來規定公民不得做的事情，使得公民權利被法律剝奪，所謂的第35條和保護人權的條款形同虛設。這哪裏是公民限製政府權力的執政協議，這分明就是綁架人民的賣身契！這樣的法律居然也被稱為憲法，其實根本就是「反憲法」！
最後，由於中共建政以來至今都沒有執政協議（或授予政府合法性的憲法），因此這個政府從1949年至今都仍然是臨時性的政權，不是合法的民主政權；
一個連執政協議都沒有的政權，根本無從談起將執政協議即憲法交由人民批準，那麽，這個執政黨怎麽具備合法性呢？
從以上三點看，中共政權是臨時政權，根本未曾取得過合法性。這一點中共比我們平民更加清楚，從中共篡政以前的中共黨報——新華社的報紙文章就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尤其在1989年「六四天安門大屠殺」之後，這個政黨為保住政權而開槍、公開向人民宣戰的事實已經清楚地告白天下，中國共產黨是一個未經人民授權的非法執政的政黨。
雖然在高壓與暴力統治之下和在不間斷的洗腦運動中，中國人民未能正式公開地挑戰這個執政黨合法地位，但是在人民心中或明或暗地已經了解和認識到這個執政黨不僅是非法執政，而且自從「八九六四」以來完全是綁架全體人民和篡政竊國。
習近平登基之時就非常清楚中共的地位，胡錦濤溫家寶等人希望通過表演獲得人民的同情及認可，卻是越表演越砸鍋。當習近平提出憲政及中國夢之後，憲政話題的討論陡然升溫，然後以“南方周末事件”為起點，憲政研討不斷被官方打壓。但如此強烈的人民的意誌哪裏那麽容易就被打壓下去呢？所以，中共始終壓不下去。
於是有人出來開始“引導輿論”了：兜售“黨主立憲”的假憲政。先是無中生有地編造說美國有一個“華盛頓革命集團”，他們就是實行的“黨主立憲”，那個製定憲法的五十五位國父就是“華盛頓革命集團”的人，有如“毛澤東集團”一般，都是華盛頓的跟班。但是，生造曆史的人卻不會提到：美國的製憲會議是在聯邦政府成立前製定的，這部憲法得到了全美所有各州的確認，然後才有了聯邦政府的。這個合法成立的政府取代了之前沒有政府的功能的“邦聯政府”。當年的“邦聯政府”就是一個各州的聯絡協調機構，類似今天的歐盟一樣，各州好似各個獨立國家一樣。所以，無論你如何抹黑美國的曆史以及美國政府，美國聯邦政府從開始運作的第一天就是合法的民主政府，是按照全國批準生效的憲法產生的。中共有嗎？讀者可以自行判斷。
為了給“黨主立憲”做背書，有人說“打天下坐天下”是天經地義，是任何政權存在的基礎，還舉出例子說明哪個民主國家的政府也都是如此。果真是如此嗎？先看看這個俗語，原來的完整表述應該叫作“打天下者坐天下”。這是什麽意思？就是誰用暴力得到了“天下”，這個“天下”就是他的。再簡單不過吧？但是，這背後有一層含意，那就是“天下”永遠是“私有”的而不是如民主社會那樣國家是所有公民的。“坐”天下，就是“統治”這個國家，也就是說權力是私權力而不是公權力。而民主社會的政府權力為公權力，這已經是常識了吧？換句話說，民主政府不是在“統治”而是根據憲法“服務”這個國家。“統治”與“服務”的差別似乎太抽象，不容易區分。那麽，仍然回到憲法的最原本的定義，“服務”的意思就是權力由選民掌握，被選出來的人隻能按照憲法的規定得到被授權的那部分權力，而且人民可以將權力收回（通過重新選舉或彈劾）——這才是公權力的含義，這才是真正的權力歸屬人民！因為權力由人民給予，也由人民收回。
再看中國式的“坐”天下：第一、“天子”或“皇帝”的權力從來就是暴力角逐中的勝者掌握的，根本與人民沒有關係。在角逐權力之後，贏家是誰，天下就是他家的。這不僅體現在權力未曾在人民手上，更體現在人民根本沒有選擇的權利，人民就是不折不扣的被“統治”者。也就是說，給“黨主立憲”做背書的“打天下者坐天下”其實就是指：執政規則不是基於一切權力歸屬人民的公權力製度，而是基於“槍杆子”或者說暴力維護的私權力製度。第二、正因如此，“打天下者坐天下”的江山永遠都隻能靠暴力來維持。這就是中共在自己製定的法律中所說的，“國家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暴力工具”。第三、"坐天下者"決不會允許一個可能淘汰自己統治地位的選舉製度的存在，與憲政體製下執政者由人民直接選舉產生。相反，中共在憲法中確定中國共產黨為永久唯一的法定執政黨。這種明顯反憲政的基本條款已經告白天下：中共絕不會搞憲政，權力隻能屬於中共獨家擁有，絕不會由全體人民去選擇。請問如此赤裸裸地將權力私有化的政黨是一個民主憲政製度下的政黨嗎？不！這是一個明明白白的反憲政製度的、與美國和其他民主國家絕對對立的專製獨裁政黨。
當權力為私權力而不是公權力的時候，任何注腳都無法改變專製和反民主政權這一事實。那就不要再羞答答地拿什麽“民主”和“憲政”當遮羞布了！民主政權的合法性是由具體的法律和法定程序確認的，不是皇帝的新衣。
總之一句話：憲政之爭毫無疑問地就是執政者的合法性之爭。這才是中共最害怕的話題！
八
馮勝平的“革命使人墮落”是赤裸裸的維穩之作
鍾國平
馮勝平先生（下稱“馮”）一改過去兩年向習近平公開進諫的風格，以“革命使人墮落”為標題，專為“咱老百姓”撰寫了一篇萬言書，苦口婆心地表達了反對將共產黨趕下台的立場。與我們普通老百姓的觀點不同，我們通常了解到情況是，在民運圈內，對於結束專製政權的路徑的觀點有兩種，兩個不同觀點之間也持續地在爭論，即暴力革命和非暴力民間反抗運動。而我們通常特別將走暴力推翻政權的道路叫作革命，以區別廣場運動、非暴力不合作等等非暴力運動，或借用其他國家的經曆而稱為“顏色革命”、“天鵝絨革命”和“茉莉花革命”。而馮則將暴力革命、顏色革命以及最溫和的天鵝絨革命等統統歸為革命，因為無論路徑如何，最終的結果都是推翻現政權，換句話說，馮認為，凡是以結束中國共產黨統治為目的的任何手段，都是革命。因而，馮的標題“革命使人墮落”的真實意思就是“推翻中共的統治將使人墮落”。
雖然文章的閱讀對象變了，但是與前三封致習近平的公開信相比，其思路、觀點、甚至許多語言都沒有變，並且有諸多重複的和一脈相承的表述。對於馮的前三篇文章，筆者分別撰文指出其造假曆史故事、篡改文獻內容和以個人認知而非真實的公共知識為基礎，對謊造的曆史進行虛假的定性，並特別針對其第三篇文章指出，馮一改前兩篇避免攻擊和否定民主的風格，直接赤裸裸地表示反對民主的立場，並以張冠李戴和直接篡改內容的方式稱自古以來西方學者們就認定“民主是最壞的製度”。我當時將這種公開反對民主製度的言論稱之為“裸奔”，因為異議人士不會如此憎恨和排斥民主製度，堅持專製製度，這是異議人士與普通沉默的中國人的最大區別，也是異議人士之所以為異議人士的原因。
然而馮的這一篇新作更是直接突破了“裸奔”的境界，公開地站到了“堅持維護中國共產黨統治”的立場上，不僅重複地使用中共的語氣和語言，批評國內外的民運人士、維權律師及維權群體，更是直接地表達了馮勝平自己堅決維護中共政權的觀點。至此，他已經表明了自己作為中共維穩大軍的重要寫手的身份，從根本上脫離了“異議人士”這種身份了。
正因如此，馮在開篇直接說他“在政治上是不正確的”，但在邏輯上卻是“站得住腳”的。既然如此，本文先羅列一番馮所表達的“政治上”的立場，以客觀公正地理解馮文的本意，然後分析一下在邏輯上，其表述的政治立場究竟能否站得住腳。全文的目的就是要從實質上懂得馮所表達的真實的政治立場究竟是什麽。記得徐文立先生曾經寫過一篇文章回應馮勝平先生的一封花了5年時間才完成的致徐文立先生的公開信，他的標題就是：“馮勝平先生，你，是誰？”，而今天，馮先生以這篇新作自己回答了徐文立先生去年提出的這個問題：他確確實實是那個誰。
馮列出了十點理由來評價他對目前形勢的看法，以最後得出他的全文結論，在此筆者將內容按照其內在的邏輯綜述為五點，以便進行邏輯分析：
1、“動亂”的土壤已經形成
馮開篇即表示：中國已經形成“動亂”的土壤，這個詞匯在中共官方上一次的公開使用是1989年4月26日《人民日報》發表的“四二六社論”，當時中共官媒形容學生請願是一場“動亂”而不是愛國運動。這個社論我們都清楚是李鵬主導的。然而在天安門大屠殺之後，中共逐漸將之前的“動亂”、“反革命暴亂”去掉了，代之以“1989年春夏之交的一場風波”。李鵬竟然發表回憶錄，以推卸其對1989年學生運動的歪曲定性和血腥鎮壓的責任。
這次看到馮對中國形勢的“定性”用詞，猛然讓我回想起了一個窮凶極惡、揮舞著拳頭向全國發表電視講話、譴責學生運動並誓言派軍隊武力鎮壓學生運動的李鵬。我們普通“百姓”或可能使用“革命”一詞來形容我們的抗爭和民主運動，但是根本不會想到用“動亂”這樣的詞匯來描述因我們的抗爭而引發的局勢，而且更不會將自己追求的事業惡毒地形容為“動亂”。
2、所謂推翻中共統治的理由根本不存在，所提之理由是謊言
馮在第一個要點中就指出革命的目的有兩種：改變製度的革命和改朝換代的革命，而由於中國曆史上的革命全都是後一種，即，改朝換代並繼續專製統治，就是他所形容的“取而代”。因此，他推定中國未來若出現革命（即以任何方式推翻中共政權），那隻可能是“取而代”而不可能是“改變製度”。馮認為革命者的目的就是實行新的專製，即，“與其你獨裁，不如我獨裁”
為什麽革命是根本沒有理由的呢？他的解釋是：當年晚清既然已經承諾要搞“君主立憲”，那麽，如果不被推翻的話，清朝開始就走上改變製度的道路了。在這種情況下，孫中山他們憑什麽還要堅持二次革命、推翻清帝國呢？孫中山要求憲政，而憲政都開始了，還有什麽理由革命？據此，馮推論說，既然已經宣布改製，而革命者仍不放棄革命，堅持推翻統治者，那麽，他們自然不是為了改變製度，而是為了自己統治中國，也就是“取而代”之說。這就意味著，所謂的改變製度其實是革命者的謊言。以此類推，現在中共已經承諾“依法治國”，正在走向“黨主立憲”的憲政道路了，你又憑什麽要推翻中國共產黨的統治？那自然也是謊言，目的不過是要“取而代”，自己上台搞獨裁。
馮說他的邏輯沒有問題，但是以古喻今雖然看起來很有哲理很高深，但馮的以古喻今在邏輯上卻是不成立的，因為他所引述的曆史事件與他推測的未來事件之間不存在必然的因果關係——我們今天發生了某件事與曆史上某個時刻發生了某件事之間沒有必然的聯係，除非你能證明曆史上的某件事直接導致了今天的某個事件的發生。例如，曆史上胡耀邦的下台，導致他被認為早逝，從而引起學生公開悼念，最後引發學生運動。這就是曆史事件與當今事件之間的因果聯係。若事件之間沒有這樣的關係而胡亂聯係、強製類推曆史於未來，邏輯上就是犯了機械類比的錯誤。這是基本的邏輯錯誤。
3、若中共的統治被推翻，後果很嚴重：中國將陷入長期大規模流血衝突與混亂
馮以“革命是嗜血的動物”為標題設想了中共被推翻後，不僅被革命的人會喪命，大量的革命者也會遭到血洗清算。他將法國大革命初期的各階層力量輪流奪權以及羅伯斯庇爾主導的“恐怖統治”與中國、俄羅斯的共產黨奪權後的大殺戮相提並論，認為革命都會導致革命者被血洗的命運。
然而事實是，民主革命的許多國家在實現民主化之後並未發生大規模的對反革命者、或革命者的清算，而法國大革命初期持續兩年的“恐怖統治”時期仍處於法國民主化未成功的階段。如英國、美國實現民主化之後沒有如同法國那樣的血洗清算。而對於法國而言，“恐怖統治”雖僅持續兩年不到的時間，而且以“叛國罪”處死的17000人在當時震驚了整個法國與歐洲。這場羅伯斯庇爾主導的“恐怖統治”以羅伯斯庇爾本人被斬首為結局，自那以後，所有的政權，無論怎樣輪替都不再出現這種以意識形態與立場不同而處死公民的恐怖統治運動。羅伯斯庇爾墓碑上的文字表達的是整個法國對他的批判和否定，從此民主國家不再有“恐怖統治”。這才是真正民主國家的曆史過程。法國的這段曆史特例讓所有民主國家汲取了教訓，今天，民主國家的政權都被禁止主導宣傳任何意識形態和確認某個意識形態為正統，這樣保護了公民的自由權利而防止了政府濫權導致的曆史悲劇。
因此，筆者的觀點是：中國若實現了民主化，很難想象會出現法國那種以“叛國罪”為由的對反革命者、或革命者的清洗運動。更難想象會出現馮文提到的獨裁專製暴政的俄共和中共搞的幾千萬人被殺戮的大清洗運動。
馮故意將法國大革命初期的一段特例拿出來與俄共、中共的內部大清算相比，好像任何革命都會導致對反革命者、或革命者的大清洗。而各國民主化的過程中，隻有那一段是特例。與此同時，馮將蘇東坡革命的平和形容為民主化過程中的特例，說“蘇東共產黨政權，幾乎都建於一夜之間；一夜之間消失，自在情理之中”。這自然是將法國大革命曆史中的特例作為普遍性，而將蘇東劇變後的平和篡改為特例的曆史的卑劣手法。
馮將民主化初期發生的小概率事件與共產黨的殺人的曆史混淆，給人的印象就是：凡革命就會導致對反革命者、或革命者在勝利之後被大清洗的結局。因此可以推論，中國民主化之後也會有新的對反革命者、或革命者的大清洗。
為了進一步理解法國大革命初期即1792－1793年間的恐怖統治，筆者簡短介紹一下當時的背景：當時的法國處於歐洲君主專製政權的包圍之中，雖然英國已經民主化，但是英法之間的敵對關係並未因民主化而消失。因此，法國政界當時麵對極為複雜的內外交困的形勢一度出現非常複雜的權力更替過程，同時還必須應對對外戰爭。在這種情況下，羅伯斯庇爾上台執政。他的極大的不安全感導致了利用國家權力對國內公民進行殘酷的大屠殺，他自己將之稱為“恐怖統治”。兩年間共17000名法國公民被處死，之後他被推翻並被處死，對國內公民發起的以叛國罪為名的大屠殺運動宣告結束。
曆史告訴我們，民主化革命與專製政權奪取政權的曆史是完全不同的。血腥清洗的是專製獨裁政權的普遍做法，而非民主政權的普遍做法。這種混淆概念和以偏概全的邏輯錯誤，能夠如馮在文章開頭所說的“在邏輯上立得住”嗎？
4、所謂民運其實隻是以民主為推翻中共政權的借口，無異於騙子
接下來的第三至第九點，馮以巨大的篇幅，從各個角度論證革命者其實就是騙子，欺騙普通的“百姓”。下麵筆者逐條分析馮的論述過程：
第三點馮認為革命者以民主為幌子進行欺騙，根本不是要改變製度。理由是：英國、美國的民主革命是以自由、獨立、憲政為目標，他們提出的是“不自由毋寧死”，而中國人“隻會騙”，因為中國人沒有獨立性，不要自由，用他的話說，中國人革命“從來不是為了自由『……』無論是毛左還是民鬥，都不想結束這個製度，而更想結束自己的政敵。”
我承認，中國民運人士多數不是從追求作為個體的自由獨立出發而從事民主運動，更多地是考慮“民族、國家進步”，這是缺少對民主製度的理解以及受到民族主義愛國主義等愚民教育影響所致。然而馮文將這一現象形容為“上詐下愚”的欺騙，這從邏輯上是站不住腳的，因為馮根本無法證明革命者在主觀上試圖“欺騙”任何人。馮文中沒有任何一個地方可以證明民運人士的目的是欺騙大眾。當他無法提供證據來證實自己的判斷時，那麽他就是在貼標簽、扣帽子，不僅邏輯上因缺乏論證而不成立，現實中也顯得十分卑鄙。
馮文的第四點“革命使人墮落”，應為全文的看點，因為標題就是取自這一論點。那麽，馮的這一判斷又是什麽意思呢？馮認為以改朝換代而非改變製度的虛偽表演，目前正披著“維穩和維權的外衣”緊張地進行著。在這裏，馮說，老一輩民運僅限於“辦辦雜誌”、做一做“思想啟蒙”的工作。新一輩民運卻“沒有底線”，他們在國內時，“隻是維權”，而不是要推翻政權（這裏提醒一下：對於馮來說，隻要不是以推翻政權為目的，即不是革命——筆者注）。但是後來他們陸續流亡美國，則表現得“一個比一個極端。”（此處當然是形容推翻中共政權的公開表態與行為了）。馮的這一段可以換個說法這麽來理解，會更加清晰明確：國內的異議人士表麵上不是要革命或者說不是要推翻中共政權，而在逃離中國之後，個個都成為激進的革命者，或者說以推翻中共政權為目標的革命者。按照馮的說法，這些人比老一輩異議人士更“沒有底線”，而這裏“底線”就是指他們說謊，在國內時隱藏了他們的真實意圖。那麽這些人是誰呢？馮指出，是“體製外的死磕派和和體製內的通吃派”。體製外的死磕派又是誰？馮在文章結束語中其實已經指出來了，與政府死磕的就是那些維權律師。當下中國政府在全國範圍內打壓維權律師及維權人士的時候，馮的新文字出台，形容這些“死磕派們”是在“借維權”的行動而“沽名釣譽”、“造謠惑眾”、“死磕當局”。我想說的是，這些定性用詞不僅與中共的一模一樣，而且麵對全世界各律師團體、人權機構以及各國政府正在對中共打壓維權律師的行動進行強烈譴責的時候，馮居然“正大光明、光明正大”地站到了中共政權一邊，所用的詞匯讓人感覺好像在讀新華社的社論。而他給這些死磕派扣的帽子仍然是沒有任何實例證明其結論。這在邏輯上能行得通嗎？
他的邏輯是：《曆史的先聲》記載了中共奪權後要搞民主的承諾，但是最終沒有兌現承諾。而死磕派，他認為“也會這樣”，他認為，人“百煉成渣”，所以，坐牢的人出來了會更加專製暴虐。
請各位讀者自己判斷，上述邏輯是否成立，這種機械類比的邏輯錯誤再次上演。兩個截然不同的曆史狀況硬被他扯到一起，認為二者具有相似性。如果這二者具有相似性，那麽是不是說死磕派律師未來也會如中共那樣真的組織軍隊在國內與中共一拚生死呢？他自己對此又進行了否定，他說死磕派現在要用他人的人頭祭民主大旗，他們自己是不會回國的。筆者不禁想問，為什麽在這裏二者又沒有了相似性呢？這是哪門子邏輯？
接下來，馮以“以卵擊石”的所謂道理來說明，憑借民間力量與強大的政府對抗隻會使“千萬人死於非命”。他認為，既得利益集團會“放棄自身利益”，從而達到“人類社會得以緩慢而穩定的進步”的目的。在此筆者提出兩點：1、即使在民眾沒有對抗政府的時候，中共的統治不是使得8700萬平民死於非命嗎？那麽死於非命的原因究竟是“推翻政府的抗爭”，還是專製統治的暴政呢？2、為證明既得利益集團會放棄自身利益，馮文舉出兩個實例。一個是華盛頓遺孀主動釋放所有奴隸，算是主動放棄了自身利益。然而，華盛頓遺孀是個人還是處於統治地位的“既得利益集團”呢？這個例子與馮想說的“道理”有何關聯？馮的第二個例子說，中共四中全會確立“依法治國”的政策，就是“主動放棄既得利益”的表現。在此筆者更要問：政府非法綁架、誘捕、秘密關押、恐嚇當事人、拘押不相關的未成年人、剝奪其受教育的權利、拘押無辜的81歲的老人、拒絕給予被拘押人士以必要的醫療救助等等等等。所有這些都是在習近平提倡“依法治國”兩年之後的今天發生的事情。那麽這是否說明政府，作為既得利益集團“放棄了他們的既得利益了”呢？下一個問題就是：“以卵擊石”能夠用來比喻民間反抗暴政的運動或革命嗎？若是“以卵擊石”，那麽結局必定是以抗爭者失敗而告終。馮先生又在何處論證了中國人民抗擊專製暴政必定將以失敗而告終了呢？沒有論證的結論符合哪一種邏輯了？
馮文的第六點說，現在的革命者根本搞不了民主，因為他們是刁民，他們改不了製度，那麽馮所說的這些刁民具體指誰呢？馮說，“是目前國內維權和海外民運的主力”。也就是國內的維權人士和海外民運人士。在這一點上，馮的邏輯是：中國努力了三千年都沒有能夠做到，所以他們這些刁民也做不到。請問：三千年的曆史能夠證明未來也隻能持續嗎？這個在邏輯上的問題與前麵所說的一樣不通，不再贅述。
馮文在第七點提出的觀點與之前寫給習近平的公開信完全一樣，就是“沒有法治的民主是災難”，在這裏，馮將民主與憲政剝離，將民主形容成與法治不相關聯的製度，然而，現代民主製度永遠是靠法治來保障的，今天的民主社會同時也是法治社會，而不是人治的社會，今天的民主法治製度用法律術語來說叫“憲政民主製度”。馮說“民主實際上是人治”。然曆史上，人治的民主隻存在於古希臘時代。那麽馮所說的“沒有法治的民主”與中國人今天所追求的常常被簡稱的“民主”的憲政民主有什麽關聯？古希臘那種民主是我們今天追求的民主嗎？既然不是，那麽，用古希臘的民主來否定今天的憲政民主，這又是什麽邏輯？如果連一個判斷句的主語都沒有弄清楚的話，後麵的任何論述能夠成立嗎？
另外，馮在這裏還特意強調“任何主義都是危險的”。筆者鄭重地提出，搞“主義”的是中國共產黨。所謂“主義”，用政治學術語來說，就是“意識形態”，是用理論係列闡述的某種哲學思想或理論。然而，馮或許不了懂，自由憲政民主不是主義，不是意識形態，而是普世價值，也就是說，是普世接受的價值觀。價值觀與“主義”是兩碼事。同時，在前麵已經談及，任何民主政府，為了避免再次發生羅伯斯庇爾利用公權力以“叛國罪”為名倡導愛國主義濫殺無辜的曆史重演，也為了保障公民的信仰自由，已經悉數否定將任何意識形態（即，主義）拿來作為政治上的標準意識形態。現在隻有專製政府才會強製性地灌輸意識形態。因此，馮所強調的“危險的主義”與中國民主事業根本就是沒有關聯的。為什麽要在這裏提及呢？其實質就是讓人們不敢再提作為普世價值觀的自由、憲政和民主，不再為自由、憲政和民主而奮鬥，中共的紅色帝國就能夠永不變色了，如習近平2014年12月視察南京軍區機關時，所指望的：“要把紅色資源利用好、把紅色傳統發揚好、把紅色基因傳承好”。
馮文的第八與第九點都采用了同一邏輯，就是直接貼標簽，沒有任何實例或證據去證明。第八點說，精英（即革命者）與貪官一樣，都是腐敗的受益者，所以他們聯合貪官“反對反腐”。這個論斷可以明顯看出，凡是習近平政權打擊的貪官，都是貪官，都腐敗。言下之意，好像是說，習近平政權沒有打擊的都不是貪官，都不腐敗一樣。他說，這些人是沒有良知、投身腐敗的人。他們是誰？馮說，他們是“教師、記者、醫生、律師”。讀者是否能記得，習近平政權要打壓的“新黑五類”不就是這些人嗎？隻不過少了一塊“訪民”。馮在第九點顯示自己好像是“異議人士”一樣，陳述了毛的諸多邪惡的行為，尤其是他的鬥爭哲學。然而其目的並非是批判毛，而是要說，每個人心裏“都有一個『小毛澤東』”，意思就是，每個人都是專製的產物，永遠改不了。對於這樣的沒有任何根據的指責，筆者認為不僅邏輯上站不住腳，而且馮也顯示出他自己的共產黨的思維模式，即，以貼標簽代替論證。
最後一點，馮再次重複了致習近平的第三封信的主張，認為“黨主立憲”才是中國的出路，而這個“黨主立憲”絕不是美國的憲政，而是指政府自覺地自我限製自己的權力，並保護公民的私權。然而馮提出政府自我限製權力的前提條件是：保證政府不癱瘓，首先，從政治學上說，君主立憲是指“君主為虛位的國家元首”的憲政製度，而馮提出的“黨主立憲”是否指“中共為虛位的國家元首”的憲政製度呢？如果是，那麽這個黨主是否應當全部退出政治權力體係，成為虛位的政黨呢？如果是，那麽“政府不癱瘓”就不會成為中共需要關注的問題，因為中共不再具有管理國家的實權了。其次，如果馮所談的“黨主立憲”指的是中共憲法中所說的“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的話，那麽，這樣的政府不就是專製獨裁政府嗎？與民主憲政、與立憲又有何幹呢？既然如此，這個觀點不就是二元悖論了？這種邏輯矛盾使人無法理解馮所談的“黨主立憲”究竟是要民主法治還是要專製獨裁。這樣的邏輯健全嗎？
5、結論：隻有按照中共現在的“依法治國”和共產黨領導，百姓才能有自由
這一段作為結語，其內容實在有點滑稽。馮指出，維權律師、維權運動使得中國的自由空間更小，還不如不要抗爭，這樣自由還會多一點。那麽，中共統治66年，有什麽時候，中國有過自由了？沒有自由的情況下，談論自由的多少不是很荒誕嗎？馮說，若真有幾百萬人上街，“必再次看到坦克”。這自然是指1989年的民主運動終以六四大屠殺的曆史而結束。不過，這樣的論斷，除了能夠來恐嚇百姓、也恐嚇革命者們，照樣是沒有任何根據沒有任何論證來支持的。事實上，今天或以後的中國局勢與1989年已經非常不同，無論是政治、經濟、意識形態、官民關係、領導人的威信與號召力等等，還是國際局勢、國際關係和地緣政治，都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遷。沒有任何論述，直接說，坦克會再次上街，根本就是缺乏邏輯的妄斷。
至此，筆者就馮的每個論點進行了複述與分析，但是卻沒有發現馮所宣稱的“政治不正確，但邏輯上能說得通”的自我評價。反而，筆者卻找到了徐文立先生去年所提問題“馮勝平先生，你，是誰？”的標準答案。最後，筆者建議所有讀者及馮勝平先生本人再也不要說自己是“異議人士”了，你與中國共產黨之間沒有任何“異議”存在，“得寵”、間或“失寵”算不上“異議”；偽裝的“異議”就更不是什麽“異議”了。馮先生的把戲該收場了。
九
推特佳評
非常邪惡的角色
馮勝平是很好的朋友，他的政治觀念從“黨主立憲”改爲“趙家人立憲”，我都不同意。他把“趙家人立憲與清王朝、英國、美國、日本等囯作比較，認爲這些國家都是”趙家人立憲”，這有基本概念的混亂，喬木發明的”趙家人“衹能指在馬列主義理念上建立的共產專製政權，與他列舉的皇族有本質的區別。（1）
馮先生要説明他的“趙家人立憲”衹能與前蘇聯政權和金家王朝作比較，但是戈爾巴喬夫解散蘇共前蘇聯政權瓦解後，至今仍舊實現不了真正立憲，仍舊是專製政權。
“趙家人”代表的共產政權，不但是所有資本主義的敵人，也是所有王朝的敵人，隻能做“假朋友”，“趙家人’要走的道路，就是現在的”中國模式“，與資本主義建立的人類文明秩序格格不入。馮先生所言中國當前首要的是”統一“，是為中共政權69年要統一臺灣張目，與民主、憲政背道而馳。（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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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針見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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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勝平是幾近公開的共匪特務。其角色專門設計為：在有潛力的異議人士落難之時，以古道熱腸的麵目出現，在經濟上對該異議人士施以一定援手，以在長遠達到控製影響的目的，是非常邪惡的角色。
@zhangli63745952 @ericxunzhang
zhiguo
@zhiguo9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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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家人立的憲是他們永遠執政的憲！永遠剝削老百姓的憲！一切和這個有矛盾的都要消滅！這個老馮不知道是真憨還是假憨！與虎謀皮不懂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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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勝平的黨主立憲非常荒謬。英國、日本沒有幾千萬王室成員，東印度公司、三菱公司也沒有皇支部。老百姓一個王室還養得起，君主也可以比較超然，所以能立憲。在中國，共產黨滲透到各個細胞，遍地黨支部，連個鎮委書記都如同皇上一般。這還能“立憲”？荒謬絕倫。
十
劉剛揭批馮勝平
剛剛看到明鏡網的這個視頻，是由王軍濤、馮勝平、鄧聿文、何頻談李進進之死。這個視頻透露出許多重要信息。
https://twitter.com/LiuGang8964/status/1508538713952948233
馮勝平透露的重要信息：
【1】“紀念胡耀邦趙紫陽基金會”主辦活動時，李進進向馮勝平要過經費。特別提出黎明等人來美國參加李進進組織的活動事，黎明的差旅費就是馮勝平出資。
【2】馮勝平講李進進在很多年以前就同何頻交惡，李進進讓馮勝平去勸說何頻能重歸於好。何頻立即打斷馮勝平，不許透露細節。
馮勝平講的那次黎明來美參加的活動應該是指我多次發文揭露的這次會議：
紐約大腕茶敘22：小習要學小蔣，民運大佬紛紛納降！附50多大佬受降照片！
http://jasmine-action.blogspot.com/2012/10/blog-post_7.html
這裏暴露出李進進、馮勝平、何頻三人之間的關係：
【1】李進進舉辦會議，為何讓馮勝平出錢？馮勝平為何就如此爽快地掏錢？這表明這次會議是讓多個人掏錢，從而掩蓋從中國國安出錢。而這些能夠分散出錢的人，應該就是受到中共的指令才肯出錢，再由中共分別向這些人匯錢，從而掩蓋“胡趙基金會真正金主。
【2】王軍濤同何頻及李進進的關係都比馮勝平更加緊密。李進進同何頻發生齟齬，為何要找馮勝平從中調解，而不是找王軍濤來調節？
這表明馮勝平、何頻、李進進都是屬於一個神秘組織，馮勝平在那時甚至可能是何頻的上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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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 March 28, 2022
劉剛揭批鏈接：
本文網址：http://jasmine-action.blogspot.com/2022/03/blog-post_2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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