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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對中國民主黨從來就沒有「心慈手軟」過

(2022-06-01 08:09:17) 下一個

中共對中國民主黨從來就沒有「心慈手軟」過

https://xuwenli2018.blogspot.com/2022/05/blog-post_37.html

作者: 徐文立 “江澤民對於中國民主黨的態度鮮明：必須堅決徹底地粉碎” 2022-06-01 03:23:12

1998年6月，一眾民運人士便籌建中國民主黨。最先組成的是浙江省籌委會。

江澤民對此非常關心，表示「近來有一個動向，就是國內外的敵對分子相互勾結，策劃所謂『合法組黨』，或者打著什麼別的旗號搞組黨的政治圖謀，實際上上是想在中國搞出一個與共產黨分庭抗禮的反對黨，最終推翻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製度。對他們的這種政治野心，我們要保持高度警惕，一有風吹草動，必須立即製止在萌芽狀態，必須堅決徹底地粉碎他們的這種企圖，切不可心慈手軟。」

搞學運、工運、組織起家的中共對中國民主黨這樣大逆不道的政治組織從來就沒有「心慈手軟」過、如同對待「法輪功」一樣。

實情如——

1）劉賢斌：民主黨人印象（之四）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155899

「1998年6月，在浙江組黨之前，浙江朋友希望各地民運力量能夠與他們一道去衝擊和突破黨禁，但我們四川與徐文立、秦永敏交換意見後，一致決定不同意，並對浙江的朋友們進行了勸告。後來，浙江的朋友們還是以“中國民主黨浙江籌委會”的名義到浙江省民政廳公開申請注冊，從而拉開了組黨運動的序幕。不久，浙江當局抓捕了王有才等十幾個民主黨人，徐文立和秦永敏立即展開了聲勢浩大的救援行動，也許在這種壓力之下，浙江當局被迫陸續釋放了被關押的人員，甚至王有才也在被關押五十多天後得以釋放。

王有才獲釋後，山東的XXX、XXX又到民政廳申請注冊，這樣組黨運動就開始朝全國蔓延。在這種情況下，徐文立、秦永敏果斷改變態度，決定介入組黨運動，並分別以“中國民主黨京津黨部”和“中國民主黨湖北黨部”的名義申請注冊，從而將組黨運動推向了高潮。後來有人對徐、秦二人迅速轉變態度的行為表示不理解，認為二人有投機之嫌，並指責他們成立“黨部”的舉措太激進，直接導致了當局後來對組黨運動的嚴厲鎮壓。在這裏我要替他們說句公道話，我認為，在當局的眼裏，“籌委會”和“黨部”在性質上是一樣的，都是對當局專製統治的挑戰，組黨運動會不會被鎮壓主要取決於中共最高領導層的態度，並不取決於我們是以溫和的“籌委會”的名義還是以比較激進的“黨部”的名義去申請。而且對於徐、秦二人改變態度介入組黨運動這件事我也能理解，我認為，在當時國內民運界，膽識、才幹、經驗和影響力能超過徐、秦二人的並不多，如果組黨運動真的能夠極大地推動國內民運的發展，真的能夠啟動中國的民主變革進程，我覺得他們本身就有責任來領導這場運動。前不久我看了徐文立的一篇回憶文章，他說在“八九”民運中，他在監獄裏看見年輕的學生不懂政治而自己又無能為力時，他對此感到特別著急。我由此想到，作為一個具有曆史擔當的民運領袖，如果組黨運動真的是一次中國民主變革的曆史性的機遇，他肯定會勇敢地承擔起運動的領導責任，即使是自己錯誤地估計了形勢，他也會坦然麵對一切後果。所以我很不願意看到有些朋友對徐文立、秦永敏妄加指責，我認為至少不應當懷疑他們的個人品行。在我看來，他們當時的所作所為不是投機行為，而是曆史關頭的當仁不讓。」

2）王平淵（真名：王建軍《中國民主黨迎接21世紀宣言》秘密撰稿人）：中國政治格局的“有效突破”

https://blog.bnn.co/hero/200912/zgmzdlhzb/20_1.shtml

「五十年來中國政治格局中，中共一黨統治的局麵在1998年被風起雲湧的民間組黨運動衝出一道缺口，隨著“民運三君子”徐文立、秦永敏、王有才的被判刑，組黨運動進入調整期。如何理解、看待這一重要的曆史事件，是每一位關心中國政治前途和命運的有識之士所麵臨的深刻問題。

要正確認識這一重要的政治變局，首先遇到的是方法論上的困難，因為任何特定的重大政治曆史事件都是具體的，單一的、不可重複也不可逆的，因此，隻能對其作描述，不能對其作歸納；另一方麵，由於缺乏係統、完整的理論作前提，也無法對其進行演繹分析；同時，由於事件本身的複雜性，一般科學中常用的決定論的、統計的、線性的、非線性的、“新、老三論”的、混沌的方法也都顯得無能為力，相對來說隻有類比的方法能夠較清晰地顯示事件的過程，簡化並揭示事件的意義，甚至作出較準確的未來預測。但要作出有意義的類比必須首先找出最相似的參照物，以大規模的、複雜的政治曆史事件而論，最近似的參照係應該是股市。股市中最深刻，最有哲理性的理論——波浪理論的創始人艾略特就明確指出：他的理論所揭示的規律不單是自然界的，更是社會和人的心理，行為的運動規律，他之所以用於股市是因為股市有幾百年積累的最完整的數據資料可供分析，有千萬人和億萬資金的大規模運動可供參照和驗證。因此，以股市中積累的各種理論工具和概念術語作參照，可以幫我們更清晰地認識複雜的曆史事件，並為我們提供一個絕佳的看問題的新視角。

一般來說，股市在底部運行時要想展開一輪上升行情，必須有“基本麵”、“技術麵”的配合。基本麵是指外部的大環境、大氣候，技術麵則要突破—條沉重的“阻力位”，也叫“頸線”。股市底部不管以什麽方式運行——頭肩底、Ｗ底、三重底，圓弧底，還是潛伏底——要想上攻都必須先突破這條“頸線”的阻力，升勢才能被確認。但頸線突破是有條件的，即需要有“成交量的配合“，所謂“帶量突破”，如果沒有成交量的配合，這種突破就是“假突破”，“無效突破”，甚至“多頭陷阱”，就是政治上所說的“引蛇出洞”，“欲擒故縱”，隨即“消滅於萌芽狀態”。所以，確認頸線突破的是否“有效”，重要的標誌是看是否有成交量的放大，即是否有大量買盤跟進。以這種理論分析今年中國政治格局的變化，我們可以看到，在“宏觀基本麵”角度，隨著97香港回歸和十五大的召開，中共完成了鄧以後的權力交接；98年二、三月的“兩會”以後，中國政壇出現了“北京之春”的寬鬆局麵；四，五月份的北大百年校慶；六月份的克林頓訪華“直播”；十月初的簽署“聯合國人權公約”；官方報刊、雜誌、出版界的相繼活躍；使國內的民主氣氛升溫，自由化呼聲高漲，這就為蘊蓄已久，後來遍地開花的大規模組黨運動提供了適宜的氣候和寬鬆的“宏觀基本麵”。

如果像以前的曆次小範圍，少數人的組黨很快被打壓下去一樣，今年六月的浙江王有才組黨一案被打壓後無人響應，則通過組黨突破中共一黨統治鐵板一樣的沉重阻力和政治頸線的努力就是“孤立事件”或“無效突破”，但我們隨後看到的事實卻是：六月末“中發聯”開始活動；九月山東，武漢提出組黨，隨即全國十幾個省市跟進；十月初“中發聯”正式成立並順利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成立的第二天(10月5日)中國政府簽署聯合國人權公約；在這前後，“自由公民論壇”，”中國文化複興運動”，“中國人權觀察”，“全國反腐敗觀察”，“下崗工人群體”等政治性組織也相繼成立或積極活動，使組黨運動急劇升溫。直到十一月初，以徐文立為代表的國內民主黨人順應潮流成立“中國民主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籌備工作組”，國內外民運人士積極響應，緊接著“民主黨京津黨部”和“武漢黨部”相繼成立，把全國組黨運動推向高潮，形成組黨運動強勁、淩厲的“第一浪上攻”。由於此次民間組黨運動對中國一黨統治局麵的突破是“放量突破”，在浙江組黨後有大量後來者跟進，形成“量的放大”和“量能的支撐”，即哲學上所說的“量變到質變”，故可以確認此次組黨對中國黨禁“頸線”的突破為“有效突破”。

突破局麵形成後一般會遇到什麽情況呢？以股市理論來看，由於多方戰線拉長，均線發散，支撐減弱，各項技術指標超買、鈍化、背弛，上升空間有限，必然會遇到空方的沉重打壓，在圖形上形成“反抽”或“回調”，甚至“回補跳空缺口”。“調整形態”與“上攻形態”相比極為複雜，時間可長可短，任何理論對此的描述和解釋都遇到困難，即股市進入你來我往，撲朔迷離的“盤整期”。如果空方力量強大則向下盤，多方力量強大則是橫盤或向上盤，這要依“宏觀基本麵”的情況而定。以此來觀中國的組黨運動，9、10月份組黨運動進入高潮後，各地公安機關對異議人士開始加緊監控和打壓，各地民主黨人士被抓了放，放了抓，對組黨形成“上升阻力”。到12月初，官方對全國形勢作了全麵打壓，一方麵正式逮捕三地民主黨領袖徐文立，王有才，秦永敏，多次逮捕各地抗爭人士，兩次查抄“中發聯”北京總部；—方麵急劇收緊輿論尺度，整肅以《方法》雜誌為代表的國內報刊，雜誌，出版社係統。一時間“烏雲壓城”，終於遏止住了體製外組黨勢力和體製內民主化，自由化勢力的上攻勢頭。徐文立等人被抓後，國內外人士作出強烈反應和抗爭，各先進國家政府也作出迅速，高規格，強有力的反應，但並未能阻止中國政府對徐文立三人的審判和判重刑，12月17日以後，徐文立，王有才，秦永敏三人先後被判刑13年，11年，12年，把此輪組黨突破後的“回調”打到最低點。雖然有國內外民主人士的絕食抗議和各大國及北歐諸國的強烈抗議，仍可以認為組黨浪潮進入“調整期”。

從理論上講，“有效突破”以後的“回調”有三點值得注意：一是“回調”一般不會跌回“頸線”以下，因是“放量上攻”，有“量”的支持和確認，所以，已凝聚起來的社會能量和“人氣”一般不易打散；二是調整時間的長短任何理論也無法準確給出，理論上是不可知的，因為影響它的不確定因素和突發因素太多，使它持續的時間可能很短或很長，這要依“宏觀基本麵”或國內、國際的社會“大氣候”而定。三是回調“盤穩”以後的走勢必是新一波上攻。上攻的高度任何股市技術分析專家都能告訴你其“量度升幅”在理論上至少可達到多高，如果有宏觀基本麵的配合，形成“艾略特波浪理論”所描述的“爆炸性”的“主升浪”，則升幅更為壯麗，可觀，這是理論上的預期。具體到中國的組黨運動，經過第一波上攻突破和打壓回抽後，調整期需要多久誰也不知道，但有下一波上攻是肯定的，下一波的“目標位”也是確定的，“宏觀基本麵”也是配合的。最重要的是“宏觀基本麵”，任何大規模的民眾運動和社會曆史事件莫不成於斯，長於斯．那麽，我們所麵臨的宏觀基本麵究竟如何呢?概而言之，人類曆史上的“第三波”“世界民主化浪潮”已把全球三分之二的國家推入民主製的廣闊航道；人類已進入信息時代，“知識經濟”的大潮已濤聲拍岸；由跨國公司和國際互聯網所推動的全球經濟，信息一體化進程正在加速發展，勢不可擋；市場經濟的根係已深入傳統經濟的板結土壤，使建立於其上的集權政治風雨飄搖；民主自由人權的觀念和“公民”意識正在突破“臣民”，“順民”的桎梏，廣泛普及，深入人心；開放的國度再退回到封閉狀態已不可能；人類將進入下一個千年；正所謂“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則昌，逆之則亡”。在這樣的大趨勢下，固守黨禁是否合時宜，是否能成功，是否識實務，結論就不言自明了。

在筆者寫這篇文章時，據報中國“工人黨”已於1999年元月一日宣告成立，國內外民主黨人和“文化複興運動”組織的接力絕食正在繼續，“中發聯”仍在活動，《方法》雜誌99年第一期已出版發行，下一波民主浪潮的能量正在積蓄，隨後的事態我們就不必再說什麽了。

王平淵

1999年1月5日」

3）製造雙胞胎對衝民運組織，你搞不如我搞是中共的拿手好戲

https://xuwenli2018.blogspot.com/2022/05/blog-post_13.html

徐文立

（2022年5月13日）

「我們組中國民主黨和反對黨始於1979-1980、1993-1998，其中被中共偵查到，他們早就準備製造「雙胞胎」毫不奇怪

王有才倘若起始就瞞了浙江創黨諸賢們奉命行事的呢？

https://xuwenli2018.blogspot.com/2022/05/blog-post_16.html

（2022年5月16日）」

製造雙胞胎，來對衝所有民運組織（包括中國民主黨）；你搞，不如我搞，我來領導，是中共一貫的拿手好戲。

至於，哪一次、哪一個是中共「製造雙胞胎，來對衝哪個民運組織（包括中國民主黨）；你搞，不如我搞，我來領導」；「雙胞胎」其中之一，全部由中共人員組成、還是他們慣用的用中共特務「摻沙子」操控，特務佔多大比例？具體又都是誰？那是要在中共被推翻之後，由專業人士、而非當事人充分佔有資料，在自由的環境下，長期研究、分析……得出結論；當然，也還會有所謂的眾說紛紜……。

當然，在現實中，有人有能力、有證據、有魄力隨時隨地揭露中共特務，是最好、最功德無量的事情！

但是，對於我一個近八十的老翁來說，歷經種種，細思極恐，疑難雜症最後還是交給歷史吧！

不必諱言，水落石出時，當事人可能早已「灰飛煙滅」了，不值得糾結……。

當下就說當下。言者自言，聽者自聽，智者自辯吧！

以「中國民主黨」為黨名創黨，在1979年底就有了第一次的準備，預備1980年春節起事：由武漢的秦永敏、上海傅申奇、楊曉雷發起，事前知會並邀請了我（北京徐文立）、安陽劉二安……。

我當時已因：

（A）1978年11月26日開始創辦了、「準」政治組織《四五報》而後稱《四五論壇》的民辦雜誌社；

（B）發動和領導了中共30年大慶日民間「『星星美展』—藝術要自由、政治要民主」的遊行全勝而終；（中共因國民經濟瀕臨崩潰，那一年，主動放棄了他們從未間斷過的「十一」遊行）

（C）組織、整理、發售魏某庭審紀錄；

（D）接受各國記者採訪；

（E）組織民主墻前群眾集會。

……

我已經被高度監視（被審判中得知，連我出家門到大院大門口倒垃圾都有紀錄），1980年春節我去武漢出席「中國民主黨創黨會議」完全不可能；再說在中國大陸建立反對黨的社會條件也完全不成熟，我提議放棄，準備與會者也同意放棄。

為了建立政治反對黨於1980年6月10-12日在北京甘家口會議上我與王希哲、孫維邦、劉二安進行了討論，因此在1981年被定為組織反革命集團罪。

我於1980-1981年請台灣老資格民主人士鄭XX等等人和海外聯絡，準備建立以台灣、香港為基地和橋樑的世界性「中華民主統一促進會」。此名，後來長期被中共盜用、變味。

我於1980年11月15日提出全麵改革中國社會的「庚申變法建議書」。

因此在1981年我被定為反革命宣傳煽動罪。

雙罪併罰，我被了判「民主墻案」中最重的刑：15年徒刑4年剝權。

1993年被假釋後，1993～1998年5年時間，我藉為父母奉安、探親訪友、旅遊：

三次秘密離京赴天津、旅遊山東之京東；

二次秘密離京赴哈爾濱、長春之京東北；

二次秘密離京赴河北、山西、陝西之京西北；

旅遊去上海、南京、蘇杭、廈門等等之京東南；

探親旅遊去重慶、成都之京西南。

再次聚攏了1979年「民主墻」後失散全國各地的異議人士開始秘密組黨，建立和舉起了中共大陸政治反對派的旗幟；建立了「空中民主墻」對內外發聲，為建黨創立了輿論和組織基礎。

我的布朗大學的學生研究發現：中共建立「網路防火牆」，就是應因我最早提議在全國範圍內，異議人士由傳真機，進而開始學習和安裝計算機+網路保持聯繫和開展政治活動。

1997年11月29日，徐文立和《路透社》駐京記者艾伯樂的談話提出「結束一黨專製，建立第三共和，保障人權自由，重塑憲政民主」。

1997年12月21日，徐文立、秦永敏告全國工人同胞書。

1998年2月1日，徐文立就中國加入兩個國際人權公約事宜致全國人大的公開信。

1998年2月4日，徐文立1998年就西藏問題提出建議。

1998年3月20日，徐文立公開信──就申請建立「中國人權觀察」事宜致中共中央、國務院、人大、政協並致日內瓦聯合國人權委員會。

1998年4月21日，安琪專訪中國著名持不同政見者徐文立先生；徐文立發表：中國政治轉型期的民運對策與戰略。

1998年5月18日，徐文立發表：建立全麵的保護私有財產的法律框架是中國經濟改革取得成功的關鍵。

1998年6月25日，徐文立記述：1998年6月25日那一天，浙江王有才、王東海、林輝三人提出籌組「中國民主黨」。當晚，我和秦永敏通了長時間電話，一方麵覺得浙江的朋友步子走得過急了一點。同時商定，以大局為重，號召並身體力行統一在全國建立「中國民主黨」地方組織，以形成全國的規模，造成國際的影響。以現在的結果看，這個預期目的達到了，以至於現在，「中國民主黨」在有些人、甚至當年的反對者那裏，都已經趨之若騖了；（注：看看那一對所謂民運隊伍的紅二代—王軍濤和魏京生。魏1998年公然誣衊中國民主黨是特務黨；王軍濤2003年初親口對我講：「民主黨就是個笑話！今後千萬不要和我提什麼中國民主黨！」除了誣衊和嘲諷，中國民主黨和王軍濤、魏京生有過半毛錢的關係嗎？！可是，自2010年王軍濤、魏京生就開始恬不知恥地以「中國民主黨主席和中國民主黨顧問團主席」自居、自稱。無恥之極！難怪人們把共產黨稱為「共匪」，就是明搶暗奪嘛！什麼紅二代，活脫個匪二代！）

1998年7月1日，徐文立、秦永敏、毛國良關於簽署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公約》問題的原則聲明。

1998年11月9日，徐文立與查建國、高洪明、劉世遵、何德普等人成立中國民主黨京津黨部。

1998年11月24日，徐文立公開宣布：「未經批準」不能成為拘押、騷擾中國民主黨建黨和籌備人員的理由。

1997～1998，徐文立每天都要接受各國通訊社直接和電話採訪十幾起；出門回家，傳真紙會頂到房間門口……。

1998年11月30日，我第二次被捕，被判民主黨案第一波最重的13年徒刑、剝奪政治權利3年。

有關歷史，須盡可能的澄清；同時也就可知道，我為什麼一定會第二次被捕、入獄。

附件：

1，民主墻的行動 ——記1979年10月1日民間人士舉行的「星星美展」和平示威遊行（2009年6月26日在「中國的憲政民主化：民主墻-天安門-零八憲章」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的發言）

https://blog.bnn.co/hero/200906/xuwl/3_1.shtml

再發此文以感謝「實地攝影大師」——王瑞先生30年前所攝的珍貴照片首次發布

https://blog.bnn.co/hero/200907/xuwl/1_1.shtml

2，《徐文立人生影集——紀念中國民主牆40週年》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mk-rZ2pjLI&t=1636s

附件

作者: WangYoucai “希哲，你現在知道你當年的分析其實不對吧？” 2022-05-31 22:19:27 [點擊:74]

我98年因為中國民主黨第一次放我的時候，浙江省委書記是李澤民。把我放出來後，江澤民可能很驚訝。趕緊將吉林的省委書記張德江調來浙江替代李澤民。據浙江省公安廳看守所的警察對我說，“我們知道你肯定會又抓進來的。”張德江一到浙江就來浙江省公安廳看守所視察來了，這個已經是我第一次放出來後三個月之後與王策見麵後被監視居住在綠洲賓館後後來徐文立不搞籌備委員會後江澤民從日本訪問回來後決定零容忍的的事了。據有人告訴我，李鵬一開始就要零容忍，朱鎔基說他們合法的來，我們也合法的來。喬石是浙江人，因為89年的原因，加上與江澤民的鬥爭，他應該跟89年一樣，屬於中立色彩。但對我個人還是比較好的。不過，這些信息都是聽人瞎說的。跟89年很不一樣，89年，當時鄧小平開個會，我們不到20分鍾就知道會議的全部內容了。

98年我們也是下了功夫的。可以說如果不是我，根本不可能讓民運人士組黨活動這麽久，還能放出來。很早就把這些人關起來外界不可能或者有很少信息知道的。等監獄放出來知道了。已經不知道是X年X月了。

我現在在國外，沒有國內的任何信息，至少現在沒有人跟我接觸，我現在參與這些發展中國民主黨的活動，也是做布朗運動，不像在國內。當然布朗運動如果發生奇點，按相變理論，也可能也會有機會產生很大的變化。但是畢竟是布朗運動，方向是很難把控的。當然，另外，中國是個巨正哲係統，發生奇點的機會是很少很少的。

我寫這些，不是想透露什麽，而是主要想表達我在海外現在做的還是布朗運動。

政治活動通常不是用來分析的，政治活動就是實踐的活動。是非常特別碎片化的。不能推導的。

結果是不能預測的。因為不確定因素太多太多。

要補充的是：還有一個聽來的瞎說是曾慶紅其實是實用主義者，他在這方麵更中立一些，據說他派了一些人加入民運，萬一一旦有機會，會改頭換麵的。這個也是我當時以為方覺是習近平的動作，後來看看我對方覺的以為是錯的。我看不出來習近平有這個腦袋的思考能力。

作者: 老王社長 “有才先生指的是希哲“當年”哪篇文章的分析？是這篇嗎？” 2022-06-01 01:39:49 [點擊:39]

王希哲：評王有才的釋放

（1998年8月30日）

1974年，李一哲在他們的大字報《關於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製》序言裏，介紹自己時自嘲地說：“我們是所謂’不畏虎’的年輕人。但也並非不知道虎的凶殘。甚至可以說，我們是被那種動物吞噬過一回，但終於咬不動，吞不下去的餘生者。臉上留著爪痕，不是漂亮人物！” 這段話，是李一哲青年們那時麵對共產黨鎮壓機器而極端渺視的自負氣概的寫照。但不很準確。因為“咬不動”是可以說的。李一哲們都沒有向高壓和監獄投降。但“吞不下去”卻未必。事實上，不說以前，，大字報以後，韋國清就又把他們“吞”了（投入監獄）兩年。若不是76年四人幫的垮台，怕難說還要吞多久。誰都能看到，過去的半個世紀裏，隻要中國人民對中共的專製統治有所反抗，共產黨要吞誰，簡直是沒有吞不下去的。更不消說咬在口裏後，你反抗，他還會把你好好地吐出來這樣的事。但這樣的事情今天居然就發生了！

浙江中國民主黨籌備會主要負責人王有才，在被中共專政機器吞噬了一個多月之後。在其同黨仍在大肆活動下，竟被撤銷了逮捕，釋放回到家中。

王有才的《逮捕通知書》的拷貝件就在我的手上，罪名是“煽動顛覆國家政權”。這個罪名是嚇死人的，撤銷了，真是個奇跡。

讓我們探討一下它的原因。

１。這次浙江的中國民主黨籌備會表現了一種不畏強暴，前赴後繼的群體戰鬥精神。

你們看，當王有才，王東海，林輝等人被捕後，王培劍，朱虞夫，祝正明，毛慶祥，王榮清，毛國良等第二線力量立即不斷地向海內外發出抗議，要求再注冊，申請上街示威，並同時在陳希同審判，大洪水募捐，印尼虐華等舉世矚目的全局性事件中以中國民主黨籌備會的名義，勇敢地公開活動，特別是為災民捐獻和送到災區，浙江警方都不得不為他們的精神表示讚賞。這個黨的氣勢和鬥爭水平，已足以使官方對他們刮目相看。

但是，不畏強暴，前赴後繼，有理有節，這樣的鬥爭，過去也都發生過。特別是一九七九八零年的民主牆運動和全國民刊協會運動，那時的民主戰士，也都表現出過大無畏精神。你們看，魏京生入獄，劉青站出來；劉青入獄，劉國凱率全國民刊協會都站出來。但其結果，他們幾乎無一幸免地被中共的專政機器吞食了下去。入獄少則幾年，多則十幾年。使行人到此，有淚沾襟。所以，僅僅大無畏精神，還不能說明王有才的奇跡。

２。第二個原由是國內外團結一致的聲援和國際社會的關注。

這當然是一個重要原因。七月十日，民主黨人大逮捕事件一發生，北京徐文立就倡議發起海內外同聲共氣的後援會，從法律，經濟，道義各個方麵對浙江中國民主黨以支持。於是，二十幾個城市由林牧老先生率領的上百人的簽名呼籲；浙江，湖南的申請遊行示威；東北王文江，西安張鑒康，北京周國強等律師的聯名聲明要求為浙江民主黨案作義務辯護，武漢中國人權觀察秦永敏接待民主黨賑災代表毛慶祥；徐文立要求率團旁聽王有才出庭受審並願陪同入獄；因宣傳獨立工會身處勞教迫害中的山西大同煤礦工人李慶喜公開向浙江民主黨人捐款100 元。

在海外，由民主黨海外發言人徐水良牽頭，立即組成包括了幾乎全部海外民運組織（除中國人權）的民主黨海外後援會，在美國、歐洲、日本、香港，開展了一係列轟轟烈烈的抗議、示威、遊行、募捐等活動。這些活動原計劃九月上旬美國國會複會期間再推向一個新的高潮。民主正義黨在波士頓召開緊急會議決定，屆時由該黨主要負責人帶隊到白宮舉行接力絕食聲援。

國際方麵，事件一開始，美國國務院發言人和國務卿奧布萊特就對浙江案向中共政府表達了關注。過幾天，聯合國人權委員會觀察員羅賓遜夫人將去北京。她的皮包裏裝滿了中國國內外民運團體，向她提供的中國民主黨案的材料。同時，在華盛頓，在自由中國運動連盛德、葉寧的成功遊說下，共和黨眾議員羅爾巴赫等將發起議員聯署，專門就中國浙江民主黨迫害事件向國會提出對中共政府譴責的議案。

國內外反應如此強烈，壓力如此巨大，這是過去沒有過的。但這還不能完全說明王有才被釋的奇跡。如果沒有更深刻的原因，以中共傳統的頑固，它是不會輕易在外部的壓力下作如此迅速的妥協的。

３。第三個原因是中共自身的變化。

我觀察這應該是最根本的原因。如果說七月十日前，浙江公安、國安部門對申請注冊的民主黨人的拘留、審訊、逮捕仍然反映著中共政府中的舊思維舊力量在按幾十年一貫的舊軌道慣性運作的話，那末後來，對民主黨人的逐步釋放和容忍；最後，王有才的撤銷逮捕。確實是向我們暗示中共政府中掌握中樞的一種新思維、新力量已經在逐步起作用了。

今年十月聯大開會，中共政府將按照江澤民向全世界作出的承諾，簽署《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了。這個公約一簽，無論中共的頑固黨人們還怎樣的認定“天不變道亦不變”；也無論世人還會怎樣用懷疑的眼光打量中共政府，事實上，中共政府已不可能再一成不變地按它舊的統治理論，舊的統治方式統治下去了！“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無論如何與聯合國人權公約是不能相容的。它是難以通過強詞奪理的解釋來為共產黨的階級歧視，階級迫害行為找到庇護所的。這個公約一旦通過中國政府的簽署，便成為了中國的統治法和統治意識形態（主權國家承認和加入的國際法約高於其國內法）。那末，舊式的由一部分自命“無產階級”的特權人統治和壓迫另一部分人的建立在階級鬥爭學說上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和其根深蒂固的意識形態，都將在人權公約麵前一步步冰消瓦解。

中共政府中不應沒有明智的人，他們不會看不到這一點。他們很可能企圖在新局麵到來之前，試圖找到一些應付這種新局麵的政策和方法。聯係到一周前，浙江傳來的消息說，公安當局與民主黨第二線人物協商時就已鄭重地試探提出，如果民主黨人願意接受把政黨名稱改為社團；接受共產黨的領導和有主管單位三個條件，就可以考慮釋放王有才並同意其社團合法注冊。透過浙江公安的這個破天荒的意向，我們不難猜測，後來的撤銷逮捕，釋放王有才，的確是中共政府中的新思維在力求尋找一種新的統治方式，尋找一種可以與反對力量和平共存、和平對話的方式。雖然他們仍然堅持要“領導”反對派。這在轉變過程中，是可以理解的。

如果今後更多的跡象證實，浙江中國民主黨案的確是中共轉變其統治方式的一個起點，那麽，海內外（特別是海外）的中國民主運動應該如何因應呢？需不需要把激烈對抗的方式也相應地轉變為和平協商的方式？這是應該討論的。但是也不能過於樂觀。因為一來這個主動權在中共手裏，我們無法一廂情願；二來中共頑固的傳統力量太強大了，它不可能輕易改變，前途還會有曲折。對它保持一定的壓力還是必要的。

1998年8月30日

於波士頓

最後編輯時間: 2022-06-01 01:4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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