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伢子飯後閑聊
有心靈感動時，記錄一點點感想，盡管缺乏使用文字的天賦，還是樂在其中。
很久就想寫一篇紀念我母親的文章，以表達我對她的感激之心，懷念之情。母親1931年出生，於2017年5月去世，享年八十六歲，在我們家族也算是高齡。母親是一位非常普通的家庭婦女，她性 格開朗，非常能幹，吃苦耐勞，待人真誠，熱情善良。
大概從我記事起，我就經常聽母親講一些有關我們家的往事。母親的記憶很好，講故事的生動有趣，不緊不慢，有名有姓，她講的故事總是讓人聽了以後印像深刻。母親隻上了兩年學，她會一些簡單的心算，還算的準和快，買東西結帳時，別人都算不過她。
母親是外公家的獨生女兒，外公會做小生意，住在縣城裏，家境不錯。母親小時候正逢是日本人侵略中國打到了南方，老百姓聽說日本兵快打到我們縣城了，日本鬼子還沒有到城裏，整個縣城的幾百人都早嚇得跑光了。後來，聽說有十幾個日本兵到了城裏，到處放火燒房。我母親和外公一家人“躲難”到了離城四五十裏，一個叫“三眼橋”的小鎮，他們在那裏住了一年多。外公還在那裏做生意賺了不少錢。他們“逃難”回家後，家裏的房子也被日本人燒壞了，外公花了很多錢請人才把 房子修好。
我母親很不喜歡日本人，她常說“日本人好拐啊”，就是很惡的意思。她說美國人真好，很大方，抗戰勝利後，美國人送了很多免費的奶粉，食用油等救濟物資到了我們那小縣城。我家有兩個可以裝十幾加侖的鐵皮桶，上麵有“亞細亞”幾個大字，已經用了幾十年還很好。每次我們往鐵桶裏放東西時，我母親總會提到美國人當年送免費物資的故事。
母親“逃難回城後，她讀了兩年小學，外公就不讓她讀書了。輟學的原因可能是我外公家附近沒有學校，上學要到很遠的地方去，不方便。當時很多家庭也都不重視小孩的教育，而且我外公也有些重男輕女的思想。母親一生都責備外公沒有讓她多上幾年學，因為，一個與她同年，一起長大的表姐當時讀了中學，是國家幹部，一生都有很好的工作。她表姐每次回家探親，都會順便看看我母親 ，表姐離開後母親總會說起這件令她一輩子心酸難過的往事。
母親十六歲就嫁給了我的父親，父親當時是二十歲。母親經常給我提起她們結婚時那體麵熱鬧的 婚禮，請了很多客人，熱鬧了三天，吃了幾十桌＂情席＂。後來，母親做媳婦時，有很多不高興的事情。她每次提起公公和婆婆都是一些難以忘懷的抱怨。公公是個油漆工，生活很節儉，平時對親戚朋友很大方。母親講得最多的是她炒菜時，她剛把油放入鍋裏，公公走過來說她放了太多的油， 他說完後，便把油從鍋中舀出來，母親也不敢吭聲。她經常說公公蠢死了，對家人特別節儉，好吃的東西都用於招待客人了。她懷孕要生我哥哥時，連一隻雞也沒有吃過。所以，哥哥生下後，身體不結實。後來，我們長大後，每次做菜時，她總是說做菜不能放太少的油，要不菜後不好吃。
1949年紅色政府進行“土改運動”時，我們家有一棟十三間房的房子，房子大部分都被強迫分給別人住了。到了1958年，中國開展“趕英超美”的“大躍進運動”，全國人民大煉鋼鐵，街道幹部到我們家搜查，強行拿走我們家的銅烤火盆，燒水壼去煉鋼鐵。到後來，我們家的房子也被政府三天三夜快速給拆掉了，然後在那裏蓋起了一個農機廠，我們一家六口被趕到一所很矮很小的房子住。母親講述這些令人心痛的往事時，她都記得清清楚楚，是哪個街道幹部，哪個鄰居，大小組長當年帶了一幫人到我們家幹這些傷天害理的事。
我對當年我們家住過的小矮房的印象還很深刻。當時我大概三四歲，正是中國開展“人民公社大食堂”運動期間。那時候，大家都要在公共食堂吃飯，不準在家做飯。我父母親每天都會從食堂帶回一缽大概三兩的飯給我們姐弟三人和奶奶。我們都高興地站在一個小桌旁看著奶奶給我們分飯。 每次奶奶都會拿一根筷子小心翼翼地把飯分成四份。哥哥和姐姐每次都會讓我首先挑一份最大的飯，最後一份小的飯留給了奶奶。有一段時間，母親在縣茶廠食堂工作，我和哥哥有時候到茶廠去玩，每次到了那裏，食堂的一個叫世叔的大師傅就會在一個很大的鍋裏炒一碗幹幹的油飯給我們。那時我每天都是很餓的，肚子總是餓的咕咕叫，偶爾能這樣飽食一頓，我特別開心，至今難以忘懷。
後來，我們家搬到了縣老郵局宿舍，有了兩間大一點房子。那時候，我們日常做飯，取曖都依靠木頭柴火。很多人沒有錢買不起柴火，就要到離城三四十裏的大山裏去撿一些農民不要的小樹枝回家做飯。去“撿柴”非常辛苦，早晨四五點就起床，到傍晚的時候才回家。當地農民不準城裏人到他們的地盤去“撿柴”，有時運氣不好，碰到了當地農民“擋柴”，就把城裏人所撿的樹枝都“沒收”了。我對當年母親“撿柴”回家的印象特別深刻，有好幾次，天都快黑了，隻見我母親滿頭大汗挑著一擔很長很重幹樹枝回家。
我十一二歲時，覺得“撿柴”很好玩，老吵著要和別的小孩一起去，但是母親總是不讓我去。有一天 ，她同意我和一個朋友去“撿柴”，我早上五點就起床，腰間係一根很長繩子，背後插一把長彎刀， 腳上穿著一雙草鞋，帶上母親給我準備的大碗飯加上一個油煎蛋，把飯掛在一根粗又長的木棍上。我看上去像一個經常上山“撿柴”的小夥子，我心裏特別激動。我和朋友很早就出發了，晚上八點鍾才回家。我每次到了山上就肚子餓了，早早把帶去的中飯給吃掉了，別人吃飯時，我什麽吃的東西都沒有了。我在山上很害怕，老是跟在朋友的後麵撿一些小樹枝，總覺得山上可以撿的樹枝並不多。我一共去過兩次“撿柴”，每次父親還到半路上去迎接我，我第一次撿了十七斤，第二次 撿了十八斤。“撿柴”真是一件很難很苦的活，我兩次都累得半死不活。後來朋友還想邀我一起去， 我再也不去了。
1964年前後，我們家裏買了一台彈棉花機。從此，我母親開始了她十幾年做彈棉花小生意的艱難的工作。那時候的彈棉花機是人力的，完全依靠一個腳不停的上下踩動踏板來帶動機器轉動，工作非常辛苦，任何時候都是汗流浹背。當時我們附近有很多家彈棉花的機器，但我母親彈棉花的生意特別好，她總是對別人非常友好，喜歡和他們聊家常。這個小生意給我們家帶來了穩定的收 入，日子也過的越來越好。有時，母親每月掙的錢比我父親的工資還多。生意特別忙時，母親帶著姐姐和哥哥從早上六點開始工作，一直做到晚上十點左右才收工，機器不停轉，幾個人拚命工作 ，輪流吃飯。母親則更忙，她不僅要管彈棉花，還要做飯，洗衣服等家務。我們長大後，每當回憶那段彈棉花的日子時，我們都感歎那時候母親真辛苦，真能幹。
1968年文革期間的“城鎮居民上山下鄉”運動期間，報紙，廣播每天都在宣傳“我們也有兩隻手，不在城裏吃閑飯”。街道居委會想方設法把一些所謂“出身不好”的“地富反壞右”的家庭從城市趕到農村去。我們家被街道居委會宣布第一批下鄉名單，這些要下放農村的都是一些“階級成份”不好， 家裏有房子的家庭。我們街道居委會黎主任不懷好意，早就打我們家房子的主意，街道居委會的人，大小組長每隔幾天就有人到我們家來催我母親去農村“掛鉤”，尋找願意接收我們家的生產隊， 盡快搬到農村去。母親總是敷衍這些大小組長，口裏答應，並無行動。那時候，父親被關在“五七 幹校”，母親帶著我們三姐弟在家，她每天都是提心吊膽，擔心害怕。
那時候，到農村去“掛鉤”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農民並不歡迎城裏人去，城裏人去農村隻會增加農民的負擔。我們家有一個姓餘的熟人，她家是一個“地主成份”，當時，她的丈夫和我父親都被關在同一個“五七幹校”，餘家有一棟大房子，她兒子是我的同學。 她多次邀我母親和她一起去鄉下 “掛鉤”，聯係接收的生產隊。有一次，她們兩人花了十多天去了幾個地方“掛鉤”。其中有一個生產隊同意接受餘家，但是沒有一個生產隊願意接受我們家。回來後，母親向街道居委會報告，她去很多地方“掛鉤”，但沒有找到生產隊，她會繼續去“掛鉤”，街道居委會也沒有什麽辦法。餘回家後不久，她趕快帶著全家搬到農村去了，家裏的房子也很快被別人住進去了。沒有多長時間，餘又後悔不該那麽快搬到農村去，還責怪我母親沒有勸阻她。母親說我怎麽可以勸阻她呢？她比我見識廣，精明多了。
我舅舅是外公的過繼兒子，他和外婆住在一起，有一棟很大的房子。舅舅三十多歲，他是五十年代 的中學畢業生，在那年代，他也算是高學曆。舅舅很會講，就想賺大錢，聊天時什麽都知道，我父親經常說他隻會吹牛，沒有真本事。舅舅從來沒有正式的工作，他有三個孩子，家裏很窮。在“城 鎮居民上山下鄉”運動期間，舅舅沒有被居委會列在下放農村名單中。由於每個下放去農村的家庭都可以得到一筆一千多元左右的補助經費，當時大部份條件好的家庭每個月的收入隻有三五十元 ，一千多元是普通家庭兩三年的收入。舅舅貪戀這筆錢，財迷心竅，很快就動心了，他主動要求搬到農村去。我外婆拿他沒有辦法，母親也不斷地勸他不要去，但是舅舅執意要去，很快就把手須辦好了，領取了一千多元。
記得那年大年前一兩個星期，我們送他們一家去農村。那天天氣非常冷，天寒地凍，搬家的卡車輪 胎上都套上了防滑鏈條。他們搬去的地方是舅媽的老家叫“花塘”，在離城有七八十裏的大山裏。 山裏天氣特別寒冷，卡車經過大山時，遠遠可以看見山壁上掛著的透明冰柱足有兩三米長，我從來沒有看見過這麽大的冰柱。卡車到了離“花塘”不遠的地方就不能走了，於是就把他們的家具就卸在路邊一個農民家，然後，我們再一件一件地把東西搬到離馬路三五裏的新居。他們一家六口就這樣搬到農村去了，外公外婆幾十年辛辛苦苦建立起來的家就被這個不掙氣的兒子毀掉了。
第二年夏天，我和哥哥去舅舅家看外婆，在那裏住了幾天。舅舅不會幹農活，他也不能幹，家裏什麽也沒有，在山區農村的日子過的很艱難。一天，不知道什麽原因，我哥哥很生氣，他一定要回家 ，盡管已經是下午了，我們還是告別了外婆離開了舅舅家。我們兩人大概走了十多裏路，來到一個 叫“引來嶺”的山嶺上，迎麵正遇到了我母親，她見到我們兄弟倆非常驚訝，她的眼淚一下就流出來了。母親是一個很堅強的人，平時也很少哭，看見她哭，我心裏非常難受。原來，她在農村“掛鉤”聯係生產隊走了幾個地方，有一個叫“長田”的偏遠山村還同意接受我們家。事後她正準備順便 去看看外婆，沒有想到在這個荒涼的地方看見了我們。一個女人帶三個小孩，丈夫被關在“五七幹校”，街道居委會不斷地逼迫她去農村，生活中的委屈和壓力都是難以想象，那時候我們家的生 活真是艱難。
“城鎮居民上山下鄉”運動折騰老百姓一年多後終於停止了，我們家躲過了這一劫。當年，如果不 是我母親堅持頂住街道居委會的種種壓力，沒有被壓倒，我們家早就被趕到農村去了，我母親真是我們家艱難中的頂梁柱，是她保住了我們家。我們周圍有很多的熟人，同學都被趕到農村去了， 後來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回到城市。很多人回城市後，他們的房子也沒有了，連一個住的地方都沒有，一切都得重新開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