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小姐在成都的牽手門事件，暴露了毛時代計劃經濟形成的一個中國社會特有的新種姓現象。那就是各個國家壟斷行業的近親繁殖，跨代利益輸送的裙帶關係。人們喜歡詬病的政商軍界高發的紅二代綜合症，也被很多其它專業領域複製，即國內見怪不怪的油二代、鐵二代、電二代、銀二代等等。這些領域的技術官僚也大都出自行業內的，比C9低至少一個檔次的這樣那樣的“黃埔軍校“，比如董小姐和她的獵物兩人和他們的父輩，都是石油人和石油院校畢業的。
西方社會裏的一些professionals也呈現類似的世家慣性。最顯著的是醫生這個職業，下圖的數據說明，80後的醫生們的父母裏至少有一個是醫生的比率是22%。相比之下，律師世家的比率低很多，但也遠高於隨機抽樣的概率。
學術圈更是如此。去年8月Nature上有篇文章 “Socioeconomic roots of academic faculty” 發現，美國tenured professors的父母中至少一個是PhD的比率比全社會的高25.3倍。而且這個統計現象近50年是穩定的。作者們試圖去分析解釋上述現象的形成機製。
鑒於大學教授群體對一個國家的創新能力和政策製定的重要性，這篇論文指出
Analyses of the socioeconomic backgrounds of faculty will both improve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social reproduction of the highest levels of academic attainment and scientific influence, and provide a quantitative basis for studies of how representational diversity influences which and what kind of discoveries are made.
中國人津津樂道的書香世家現象，事關最高級別學術和科學實力的社會繁衍（social reproduction），是一個應該重視的問題。
聯想起牽手門裏那個中國教授的女兒的招搖過市，差別咋這麽大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