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社北京辦事處在北京飯店長期租用一個大套間,設一名主任,兩三名記者,還有負責廣告的人員。主任姓陳,負責行政,也采訪大事,不太介入我的具體采訪事務,我也大部分時間隻在港澳中心。有時候去辦事處,偶爾向他匯報一下和某些預委會成員的訪談,他會點評一下,某某政治上比較不成熟之類。他能力極強,在中央高層有廣泛的人脈,和港澳辦主任魯平的關係,情同父子。他太太患病期間,曾乘坐中央一名領導人出訪的專機到倫敦治病,這是一般人無法想象的。他基本上不和香港記者接觸,但不少人知道他的神通廣大而對他很感興趣。有人還專門問我,他頭上細密的卷發是不是真的。
因為他的重要性,報社領導對他十分倚重敬重。兩會期間,他負責我們團隊的采訪任務。一天的工作完成之後,有時去京廣中心吃宵夜。有一次聽他談1989年6月發生的大事,他那時負責采訪,也負責輪流寫社論。5月21日,即中央下達戒嚴令豎日,報社社論開天窗,隻寫“痛心疾首”四個字。一份黨的喉舌報紙敢於這樣,是石破天驚的。民心昭昭,而報紙的性質卻擺在那兒,每天的社論該如何下筆,是焦頭爛額的煎熬。他說在苦思無計之時,忽然靈光一閃,找到一個落筆點:香港群情如此激昂,是因為港人第一次意識到遠在北京發生的一切,和自己是息息相關的。由這點落筆成文,成就了一篇他終生難忘的社論。
那晚宵夜後不久,發生了一件事情,也成了他另一個終生難忘。
那天我還是在北京采訪。早上看報,頭版不是我報道的預委會開會,而是主任的一條內容僅百來字、而紅底標題特別大的新聞:鄧小平在劉華清陪同下,在青島觀看海上軍事演習。鄧小平那時已經老病,香港新聞界”等死隊“每天準備著接收死亡信息。這條新聞無非是想透露鄧的健康良好,並在參與重大事務。
但江澤民震怒了,親自下令,以”泄露國家機密“罪名抓人。公安警車包圍了報社辦事處,幸好他當時人在外麵,接到消息,馬上坐飛機遠走內蒙古,在誰也不知道的地方,躲避了半年多。中央向報社追責,報社領導全體退縮,把所有責任推在他身上。他從藏身處打電話給報社一個鐵哥們求助,這哥們放下電話,隨即向上麵通報他的行蹤。後來事情漸漸冷卻,他後麵有實力的人也竭力為他斡旋,終於風平浪靜之後,他再次露麵,但報社已經心意鐵定,堅決把他掃地出門。
他再次露麵之後,有一晚在報社辦事處單獨相處時,我表達了對報社領導層的憤慨。他沉默良久,隻就某一位領導說了半句話:“我以前認為他很不錯。。。”
97年董建華成為香港第一任特首時,媒體都極其驚訝地發現,他以特首特別助理的身份,進入香港高官行列,這背後當然是魯平等人的安排。之後曆經董建華、曾蔭權、梁振英三朝,直到林鄭上任,他才離開港府。港府官員薪金,循港英舊例,高薪養廉,所以他的月薪,那時是18萬。更主要的是,這是一個極其重要的職位,對新聞界來說,是絕好的信息來源渠道。報社的領導,對自己當時的短視和寡義,是否曾經後悔?
鐵哥們,嗬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