鳯 還 巢
喜樂的心，乃是良葯。
必須要說，香港記者確實是“圖樣、圖森破”。像我這種二十出頭、諸事懵懂、不過因為能夠寫通順句子的青蔥，被推到要聞政治版第一線，腿腳能夠飛跑，腦袋卻跟不上速度。但是，這群人裏麵也有心眼成熟早、願意豁出一切挖新聞的記者。
明報和信報是香港中文報紙裏水平比較高、口碑比較好的。明報的記者是一個男士，姓杜，年紀比我們這群姑娘大，常常一副不很看得起我們的神情，不大和我們說話。有時候在酒店大堂遇見他從外麵回來，想著他可能去哪兒挖掘到什麽了，就試探著問他：“有沒有料啊？”
他就一臉糊塗地反問：“料？什麽料啊？沒有啦！”嘴裏說著，腳下走著，趕緊去按電梯，怕我們追著他問。
我們不屑又無奈地看著他的背影，說他“鬼”，說他“陰”。其實人家如果獨家挖到什麽好料，那是他辛勞的成果，有什麽義務和理由要讓你分一杯羹？
信報的記者是留學英國的洋記，自覺和我們這些沒喝過洋水的土記不在同一個水平，極少和我們交往，習慣於獨立地默默地挖掘。有一次在睡覺前，她敲開了某個港方男委員的門，堵在門口不讓關門，開始問問題。那男委員穿著三角內褲，十分尷尬，她倒是鎮定坦然，選擇無視。我報社的北京辦主任和我們提起時說：有需要這麽來嗎？
東方日報的報格不高，但是銷量最大，他們的記者很拚。有一段時間是一位姓潘的姑娘上京，比我大幾歲，有點神經質。一次，她和成報記者同住一房，正好商務中心送來一封信，是成報香港那邊傳真上來給記者的。潘姑娘開門接收，並不交給收件人，而是拆開自看。成報記者是個文靜秀麗的姑娘，事後很委屈地和我們訴苦，說潘姑娘總盯著她，她聽了一個電話，也要究底是誰打來的，說了什麽，怕得了什麽信息不和她分享。
我和潘姑娘也算熟絡，常有聚談。有一次會議結束，港澳辦設宴聯歡，記者也參與。我看見主席台坐著港方成員羅德丞，隨口說：為什麽羅德丞能夠坐主席台？潘姑娘坐在我身邊，聽見了，大加讚賞，說我這一次的觀察很有政治敏感度，弄得我既受寵若驚，又慚愧難過，可知我一貫的政治敏感度，在她眼裏，是何等光景！
南華早報向來是香港獨大的英文報紙，後來出現競爭，有了一份英文虎報。虎報的記者是大陸長大、留學海外、然後到香港工作的任姑娘。她有飄逸的長發，風情的眉眼，柔軟的腰肢，動人的步態，在我們這群天真幼稚的姑娘中間，別是一道風景。政務組組長梁振英會後出來簡報，任姑娘提問的時候，不忘秀發一撩，眼風一拋，斜眼望著他，嘴角微微含笑，梁振英就深深地、深深地看著她。。。這場景自然也成為我們吃飯時無聊時的談資。
電視台記者是另外一群，他們總是神龍見首不見尾，總是出出進進永不停息，扛著笨重機器的攝影記者，總是跟在後麵跑來跑去，非常辛苦。每個電視台都有一個記者長駐北京，那就是號稱“等死隊”的一群，他們的終極目標是等候鄧小平的死訊，確保能搶在第一時間報道出來。等死的過程漫長，所以，他們都在漫長的等待中變成了老北京，有時會和我們通報一些不很重要的信息。但總體上，我們和他們的交流不多。
我當年在深圳，不少夫婦結伴赴港，老婆商場掃貨，我們貓個地方補充精神食糧，把最近一段時間的報紙雜誌書籍狂讀一番，象饑餓的人撲在麵包上。很多觀點不一定認同，但是國際化的視野，獨特的視角，某些議題和我們迥然不同的思路/邏輯 還是給人很多啟迪。
但我是個膽小鬼，怕惹麻煩，返回深圳前都會把那些東東扔到垃圾桶。扔的時候都好心疼。一痛金錢，香港的報紙雜誌書籍都比較貴，我又貪多求廣，一次要花兩百港幣。關鍵太太花幾千港幣人家大包小包拿東西回去了，我隻拿了空氣。二痛資料。在我看來，那裏麵很多寶藏的。有的還值得深入學習品味。時間有限，都隻是囫圇吞棗。結果還沒有看完就得忍痛扔掉，覺得好可惜。碰到我實在喜歡的又有點長的就用手機拍下。三痛資源浪費。其實好多人想看的，我剛買來才掃了幾眼就扔進垃圾桶真的好浪費，有時候我還會看完直接退給賣主。（人家還不領情，說不退錢。其實我隻是不想浪費）另外，就是看到落馬洲下車前還舍不得扔，就直接留在地鐵上，留給後來有興趣的人。
（一）是香港的報紙版麵真多，厚厚的一摞，當時大陸的報紙隻有二頁紙。
（二）是同樣的新聞事件，卻與大陸有著不同的表述方式。
不同觀點的報道，還是在80年代的香港第一次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