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家寶：我的母親

溫家寶：我的母親

更新時間：2021-04-18 10:41:02

作者： 溫家寶  

　　

　　 二〇二〇年 十二月 庚子冬

　　

　　 媽媽走了。她離開了我們，離開了人間，回到生養她那片土地上。

　　 媽媽還在，她永遠活在我們心中，活在她深深愛著的學生們中，活在她眷戀的鄉親們中。

　　 媽媽名叫楊誌雲(曾用名楊秀安)，1921年農曆11月14日生於天津北郊宜興埠。父親楊鳳翔，是名村醫，靠開個小藥鋪維持生計;母親楊馬氏，家庭婦女，不識字。

　　 媽媽可能是姥爺、姥姥領養的孩子，人們都這麽說，可媽媽至今不肯講。姥爺、姥姥待她像親閨女一樣，誰也不願再提這段往事。

　　 媽媽生在苦難的時間和苦難的地方。

　　 宜興埠是津北重鎮，自古是由津門去寶坻和冀東的必經之路，這一地理位置使它成為攻守天津的軍事要地。

　　 近代以來，由於內憂外患、戰亂不斷，宜興埠長期處於災難之中。媽媽童年時，家鄉已是窮苦不堪、民不聊生的鄉村。村子裏是土道、土房、土炕，莊稼畝產不足百斤。人們多從事蕎麥皮、麻杆、秫秸、香草等買賣，艱難度日。一首民謠道出了當時的情景:

　　 住土房、睡土炕，男人外經商、家中無米湯，孩兒哭叫餓、女人淚汪汪，麻杆換來玉米麵，糊弄肚皮度饑荒。

　　 1936年，姥爺因病去世，年僅45歲。藥鋪靠姥姥一人經營。姥姥請了山東兩個姓趙的夥計，幫助料理藥鋪。除開藥鋪外，還租了“聾十爺”(姓楊的一戶地主)的10畝地。

　　 那年10月，日本侵略軍在天津郊區進行了奪取平津的“假想敵”式的大規模演習。六七千名日軍從宜興埠外西北到東南，形成半月狀弧形包圍圈，槍聲、炮聲大作，許多莊稼和農田被毀。老百姓不敢出門，莊稼不能收割，生意不能做，生活困苦，衣食無著。

　　 1937年4月22日，日本侵略軍全麵侵占華北的戰爭迫在眉睫，決定修建臨時飛機場，為向天津空運兵員和物資做準備。地址選在宜興埠村東南。當時許多農田被毀，許多農民被抓去幹活,使宜興埠又一次受到損害。“七.七”盧溝橋事變，標誌著艱苦卓絕的八年抗戰的開始。

　　 1937年2月至1938年1月，父親在宜興埠士範小學任教。這期間，父親和母親戀愛結婚。1938 年4月，父親考入國立北京師範學院(後改為北京師範大學)文科史地組(後改為史地係)。那一年媽媽生了第一個兒子，爺爺給他起名光華(光複中華之意)，不幸僅活了一歲，因患肺炎而天折。

　　 1942年9月15日(農曆八月初六)，媽媽在國難中又生下了我。爺爺心疼，給我起名“家寶”。那一年，日寇在華北大掃蕩，津北一帶也成了他們“清鄉”和實行“三光”政策的地方。

　　 10月的一天，一股日寇進入宜興埠，將全村老小集中村西南廣場，四周架起機槍對著村民，威逼交出八路軍。媽媽抱著剛出滿月的我擠在人群中，驚恐萬分。鬼子吼叫著，揚言不交人就開槍。場院一片寂靜， 媽媽怕我哭鬧，把我緊緊抱在懷裏。

　　 在兵荒馬亂中，藥鋪開得不安寧。偽軍、國軍常來騷擾。一天下午，媽媽正在屋裏靠著窗戶的地方用木盆洗衣服，一隻狗臥在外麵窗下，媽媽並未看見。突然來了一群偽軍，開槍把狗打死。媽媽埋頭洗衣服，沒看見外麵發生的一切，槍聲把她驚呆了,放下衣服,半天說不出話來。我被嚇壞了,緊緊抱住媽媽,躲在她背後。這時,隻聽到外邊一片狂笑聲。

　　 1948年12月，平津戰役進入第二階段，解放軍攻打天津。國民黨守軍為了空室清野，掃清射界，下令放火燒毀了津北70多個村莊的農舍，致使14萬村民毀屋喪家。宜興埠被燒民房200多間。爺爺全家住在西下坡，房子全部被燒為灰燼，1926 年辦的士範小學也被燒得蕩然無存。姥姥家和她的小藥鋪沒有幸免。已是年過半百的姥姥隨村民倉惶逃難，在路上把隨身帶的一.點積蓄全部丟失。看著經營多年的小藥鋪沒了，家沒了，又身無半文，今後的日子怎麽過?她悲痛欲絕，痛苦多日，自此一病不起，於1949年逝世，終年51歲。

　　 那些日子裏，媽媽要服侍姥姥，又要照顧我，還要處理小藥鋪的後事。我看得出來，她的心情很沉重、很難過。

　　 媽媽好強、自立、向上。

　　 解放前，為了苦苦支撐起這個家，媽媽到處找工作，先後在宜興埠士範小學、天津縣七區中心校任教。她深知每份工作都來之不易,因而十分珍惜。抗戰勝利前後( 1944 年7月至1946年7月)，她曾在天津“馬大夫醫院”護士學校學習，後因我無人照管而辭職。

　　 媽媽上學不多，為了找工作，曾上過師範專科學校培訓班、簿記夜校。三十多歲的人,又要操持家務、管教孩子，又要上課、寫作業。1954 年，她忍痛離家，和一群年輕人赴甘肅支教。在天水伏羲小學當一名教師，一去就是大半年。那一年我才12歲，剛上初中。爸爸上班,無暇照顧我，晚上還要和爸爸一起做飯。就在那時，我學會了蒸窩頭、熬稀飯。三歲的妹妹寄養在五姑奶奶家。

　　 媽媽1959年到東門裏小學擔任語文教師兼班主任。她年輕時讀書多，語文基礎堅實。她的學生於亞回憶:

　　 我們語文課一直由楊老師教。同學們很喜歡上她的課，從拚音識字開始，到讀書作文，每堂課都講得清清楚楚。朗讀課真的把人帶入課文中，幾遍下來基本上就能背誦了。她腹有詩書，最愛講故事，讓同學們懂得做人的道理。

　　 學生孫秀庭回憶:

　　 楊老師為我們打下的基礎異常嚴格、紮實。記得老師有一根教鞭，至今它點在黑板上的“噠噠”聲有力地回響在我耳邊。往深處理解，老師在教授知識的同時，潛移默化地給我們灌輸做人的道理，處事的準則，漸漸地，我們班具備了一種班風:它是被學習的風氣引導的、自覺自律的、注重道德品質的。

　　 於亞問：我們身上是不是都具有一種為一個信念獻身的精神?

　　 我說有，會為某種崇高美而感動。如果為一個正義的事業去戰鬥，即使獻身也在所不惜——即便到了這個年齡仍然是這樣。孫秀庭答。

　　 媽媽到了九十多歲高齡，她的學生仍然惦念她。他們在事業上都有成就了，但他們在一起的時候還經常提到楊老師:

　　 我們的楊老師到了人生九十多歲的高齡，我們仍然是有老師在的孩子，這是我們人生一大幸事。如今已年近古稀的學生們]這樣回憶老師。

　　 媽媽是個極富同情心的善良人。

　　 媽媽同情窮人。

　　 宜興埠廟前鄰居韓家是貧農，孩子多，生活困難，偏偏全家都患上肺結核。媽媽從年輕時就和他們家是朋友。解放後，韓家隻有一對姊弟(韓玉琴、韓富奎)在天津。媽媽在自家生活窘迫的情況下，照顧這對孤兒，直到姐姐在國棉七廠找到工作，弟弟在天津35中畢業，當上體育教師。韓富奎在35中上學時無處可住，媽媽讓他住在自己家中，九平方米的小屋本來擁擠不堪，又添了個大小夥子。

　　 我家居住的西裏大街達摩庵前胡同，是社會底層市民生活的地方，他們都靠勞動和經營而生活，收入低微，勉強度日。隨著時間的變化，這裏的房屋愈來愈破舊，道路愈來愈泥濘，胡同越來越混亂，居民越來越擁擠。

　　 剛搬來時，胡同裏來了一戶讀書人家，人們相待都很客氣。稱父親“溫先生”、母親“楊老師”。父母親為人老實，待人謙和，與每家相處得都很好。

　　 房東劉奶奶，孤身一人，無親人照顧，靠租賃院裏兩間房子和一點積蓄為生。我家租住院裏靠外的一間北房，住了四十多年。媽媽對老人很好，房租雖貴些，但一直按時付款，還時常給老人送點東西。院落、茅廁、廚房收拾得利利索索。“文革”期間，我家被“疏散”到農村;“文革”後又回到這裏，直到街區拆遷才搬家。

　　 胡同鄰裏許多人家都是媽媽的朋友。他們當中有蹬三輪車的、開拔絲作坊的，開醬園的，還有孤兒寡母。父母與他們交往不深，但彼此相處是熱情真誠的，有時還互相幫助。這裏沒有職業和文化的隔閡,沒有虛情假意。多年來,父母沒有與一戶人家鬧過不和。這種關係一直持續到那個“史無前例”的年代。當家裏受難時，街坊悄悄同情我們，在晚上沒人的時候撕去胡同裏給爸爸貼的大字報，沒有一戶落井下石的。

　　 記得，那時家裏飯菜很簡單，每頓飯一般隻有一個菜，很少吃肉。有時讓我到肉鋪買上兩毛錢肉，還要說明要肥瘦，這就是改善夥食了。遇到年節喜慶之日，家裏吃頓“撈麵”，媽媽總是端著滿滿一碗麵條， 放好炸醬和菜碼，給鄰居一家家送去。這是媽媽對鄰裏的心意，也是她待人的熱忱。

　　 媽媽一生簡樸，活得清白。

　　 解放後，1950 年，爸爸、媽媽和我搬到天津，租住隻有幾平方米的一間小屋，可謂家徒四壁，身無分文。爸爸的工資每月僅37元，可光房租就要8元(一袋麵粉錢)。這間小屋伴我們全家幾十年，其間家裏又添了妹妹和弟弟。媽媽省吃儉用，我們的衣服都是補了又補。就是這樣，工資上月接不到下月，每月還要借點錢。那時，爸爸有個小本子，專門記賬用的。

　　 我從小就知道生活的艱辛，簡樸的生活習慣貫穿一生。

　　 記得上初中的時候，有一次媽媽給我做了雙新布鞋。那天，我高興地穿上新鞋.上學，不巧下學時正趕上大雨。我到家時，媽媽冒雨倚門等候，遠遠望著我光著兩腳走路，手裏抱著那雙新布鞋。她趕忙跑到我跟前，一把把我摟在懷裏。在雨中,我望著媽媽,她流淚了,滿臉是淚水和雨水。

　　 人窮誌不短，媽媽嚴格要求自己，同時也嚴格要求自己的孩子。記得天津剛剛解放，城裏無安身之地，家鄉房子已毀，爸爸、媽媽帶著我回到宜興埠，暫借一遠房親戚的一間房子住，我在爺爺租用村中楊家下場倉庫作校舍的士範小學繼續上學。

　　 一天，我在街上撿了一分錢放在衣兜裏，被媽媽發現了。她邊打邊問錢是哪兒來的，竟把一個掃帚打散了。從那時，我就懂得一個道理，不是自己的錢一分不能要。這個道理我記在心裏幾十年，一次都沒違反過。

　　 妹妹比我小9歲，她.上幼兒園經常是我接送的。一次下學回家，她帶回了一個布娃娃。媽媽追問她是從哪兒拿來的，她隻是哭，硬是說不清楚。媽媽讓我帶著妹妹立刻把娃娃送回園裏。到幼兒園才弄清楚是園裏給每個孩子發的。

　　 媽媽脾氣不好，對孩子從不溺愛，十分嚴厲。現在回想起來，媽媽在我小時候對我的教誨，讓我終生受益。

　　 媽媽是把這樣的事情作為道德的根本，嚴格要求全家。天津剛解放那年，爸爸考入華北人民革命大學，畢業後曾在天津市工商局工作一段時間。當時，正值私營工商企業改造時期，爸爸的工作需要同私營工商企業者打交道。媽媽非常警覺，經常囑咐爸爸千萬不能收人家任何錢和物。爸爸非常老實，從不沾惹是非，更不拿人一分錢，結果，在以後的“三反五反”運動中，自身幹幹淨淨。

　　 媽媽一生結交的都是同事、鄰居、普通百姓，從未高攀過一個當官的。1978 年在農村待了近10年才得以落實政策，回到原來的家——達摩庵前胡同那間狹小破爛的小屋，在這裏一住又是15年。1985 年我調人中央，媽媽從未因我的升遷向組織提過任何要求，更沒有打我的旗號給家裏辦過任何事情。媽媽和爸爸一生從事神聖的教育事業，全靠微薄的工資度日，死後沒有留下任何財產和積蓄。

媽媽堅強而有主見。

　　 從我記事時起，就看到家裏的大小事情都得她操心、拿主意。爸爸一生艱辛、坎坷。他經曆新舊兩個社會，在滄桑世事中，安分守己，隻希望活得太平，但終於也沒有逃脫政治的漩渦。1959 年“審幹”期間，因“曆史問題”，他離開了多年的教師崗位，被“限製使用”。開始在農場勞動,後來到校圖書館工作。那些年,家裏仿佛出了大事情，媽媽憂心忡忡，又要勸解爸爸，又要照料全家。

　　 “文化大革命”的災難落在我們家中。爸爸被揪鬥，關在學校監視居住，停發工資。大字報從家門貼到胡同。媽媽從自己不多的工資中，先給爸爸留足夥食費，自己親自送到學校。她不放心這點錢能否送到爸爸手中，非讓造反派給收條為據。1970 年，全家又被強製疏散到農村。先是要全家到內蒙古五原(妹妹當時在通遼下鄉)，當時父母已年過半百，實難帶幼子適應那裏的環境。經反複交涉、多方聯係，後改遷到天津市北郊區小澱公社勞動，一待就是六年。粉碎“四人幫”後，爸爸調到天津北郊區宜興埠九十六中學做教員。

　　 1978年11月5日，天津市河北區教育局作出關於父親政治曆史問題的複議意見，認為“文革”期間的審查，“未發現新問題”。1979年6月26日，天津市河北區教育局又撤銷1958年作出的《關於對溫剛限製使用的意見》。1982年辦理退休手續，1986 年改為離休。

　　 父親能忍，但有個性。我剛滿周歲時，正趕上日寇清鄉、掃蕩，行人過道卡，均要嚴格盤查，不準帶一粒大米。有一次，媽媽因奶水不夠，讓父親買點米帶回家。天黑了，爸爸懷揣一包大米過路卡，日寇持槍盤查，非要搜身不可，父親寧死不依，差點被刺刀挑死。

　　 “文革”期間，父親被關在學校,經常遭受野蠻的“審訊”和打罵。一天，造反派一拳將父親的臉打腫，眼睛被“封”得看不見東西。父親忍無可忍，指著心口說:“小子，朝這兒打!”

　　 他雖然有些倔強，但常念及全家老小，能忍非常人所能忍的苦痛，變得更加少言寡語。沒事時，經常抄寫古詩詞或報刊中有意思的文章，以解惆悵之情。

　　 媽媽最理解他，仿佛隻有她能窺見他內心那些難以言表的思想和感情。她從不埋怨父親，反而總是寬慰和體貼他。他們相濡以沫七十五載。

　　 父親沒有留下什麽，他把艱辛、苦痛和摯愛都帶走了，走得那麽安詳，仿佛這個世界就給他這條路。

　　 媽媽教我做人。

　　 媽媽愛讀古書，經常給我講嶽飛、文天祥、諸葛亮等曆史人物的故事，也講我熟悉的長輩往事。她做家務時，我常纏在她身邊，她邊做活邊給我講故事。媽媽常說，人要努力、向上。她總是把做人、誌向、責任同刻苦、認真結合起來，使我深切懂得人不僅要有作為，首先要學會做人。媽媽這些話深深觸動了我的心。我常邊聽邊落淚，下決心為國家和人民而努力學習，做一個有氣節、有學識、有本領的人。每每憶起媽媽說話的神情和至今難以忘卻的話語，我從心中油然萌發一-種崇敬和感激之情 。

　　 對於我擔當大任，媽媽是憂慮的。我手中一直保存母親的兩封信。一封信寫在2003年11月，我剛擔任第一屆總理的時候；一封寫在2007年10月，我即將擔任第二屆總理的時候。

　　 第一封信寫道，“你今天能位居人臣，如此高的地位，沒有任何靠山，家裏更不用說了，得來多麽不易。你的性格是力求完美，但國家這麽大，人口這麽多，很難做到完美。”她要求我做到“要上通、要人和，千萬記住孤樹難成林。”

　　 第二封信寫道，“過去五年的成就是你用心血換來的，來之不易。後五年的工作是艱難複雜的，繼續保持，談何容易。這麽大的國家，這麽多的百姓，經濟又是這麽錯綜複雜，許多事情都要你一一完成，其效果能達到一半，就謝天謝地了。這麽多事，你一個人肩膀有多寬能承受得住?這就需要大家同舟共濟，平平穩穩渡過五年難關。”

　　 媽媽的心在孩子身上，也在國家身上。她每天看新聞，了解國內外大事。她從不過問我的工作，但經常用各種方式告訴我群眾的反映，提醒我注意。

　　 2009年2月2日，我在英訪問期間，專程到劍橋大學發表演講。那一天，雪下得很大，劍橋禮堂座無虛席。我演講的題目是《用發展的眼光看中國》。我以充滿感情的話語，向師生們介紹中國的過去、現在和未來，演講博得陣陣掌聲。

　　 臨結束時，出現一個“插曲”。一名西方模樣的學生擾亂會場，大喊大叫，並向主席台扔鞋子。我昂首站立,不為所動，表現出冷靜和鎮定。會場安靜後，我講道:“這種卑鄙的伎倆，是不能破壞中英兩國人民友誼的。”“人類的進步、世界的和諧，是曆史潮流，是任何力量不可阻擋的。”我的話引|起會場長時間熱烈的掌聲。

　　 我不知道就在這一刻，坐在電視機前收看電視直播的母親，因擔心兒子和受到刺激，而突患腦血管栓塞，從此視力減退、說話困難、行走不便。那一年母親已88歲高齡。

　　 我退休了，在中南海工作了28年，其中擔任總理十年。對我這樣出身的人來說，“做官” 本是偶然之事。我奉命唯謹，如履薄冰、如臨深淵，受事之始，即常作歸計。

　　 退休之後，回到媽媽身邊，我的心情很高興，但看到她病情一天比一天嚴重，又感到難受。八年來，我很少外出，經常陪伴她。

　　 “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媽媽的愛，媽媽的恩情是無法報答的。她的許多教誨已經滲透到我的細胞中、融入我的血液中。人們之間許多事是可以相互模仿的，甚至是苦心孤詣做作的。但是，唯有真誠、樸實和善良的情感和心靈是做不了假的。隻要看他的眼睛，看他的同情心，看他在危難中的勇氣，看他在關係國家前途命運關鍵時刻的擔當精神,就可以窺見他的真實。我同情窮人、同情弱者，反對欺侮和壓迫。我心目中的中國應該是一個充滿公平正義的國家，那裏永遠有對人心、人道和人的本質的尊重，永遠有青春、自由、奮鬥的氣質。我為此呐喊過、奮鬥過。這是生活讓我懂得的真理，也是媽媽給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