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道路
對中國社會現實的思考與評論
8.6 工業化道路首先是權力重組之路
中國工業化道路首先是為社會重組掃除障礙，然後才是工業化之路。一個社會的工業化絕不是一個簡單的社會物質生產技術的學習與社會生產結構的簡單重組，而是一個完整社會的重組，也必然涉及社會文化思想與社會組織結構，社會利益團體關係，利益與權力與的相應調適，需要調整的越小，工業化的阻力就越小，反之則越大。相較於中國傳統社會與文化，毫無疑問，日本社會無論在文化，社會結構，地域及與人口，曆史文化包袱，日本民族與社會在工業化之路都有輕車簡從之便。而中國則不然，太多的曆史文化包袱，以皇權為中心，社會的傳統習俗與文化思想雖然以儒釋道為體，而當涉及根本利益其本質卻是以暴力文化為根本。社會表麵以儒家思想為準則，而儒家道德並不能規範豪強尤其是皇權對社會的掠奪，社會文化的本質就是儒家為體，同時以皇權暴力為根本為基礎的社會權力結構，任何可能危及甚至僅是不受皇權青睞的事物，無論是社會思想文化或習俗，都可能遭到毀滅性摧殘，而無需經過任何法律程序（法律程序屬於所謂西方文化的話語，而不是中國傳統文化的話語），皇權就是法律，就是法律程序，就是一切暴力行為的依據。在皇權暴力為根本的社會文化環境下，一切社會事物，文化思想習俗，乃至社會利益集團，階層與傳統社會的宗族都以依附皇權作為生存的根本，而以皇權為核心由上至下形成鐵板一塊的社會結構，如果社會是一部機器，所有零件與整部機器都是圍繞皇權利益而運行的。這樣的社會結構及文化根本，決定整個社會與國家的命運，“一言興邦”未曾見，一言毀邦卻常有之，形成中國傳統社會最堅硬的板塊與沉屙，決定中國社會周期性顛覆的本質。
社會的運行有其自有內在的的軌道與邏輯，不為外在事物所轉移，清廷所處曆史周期決定了洋務運動的命運。掌握皇權的滿清皇朝曆經兩百來年的延續，有如曆代皇朝經曆所謂盛世，又逐步走上腐敗，結黨營私、相互傾軋、賣官鬻爵、賄賂成風，官場與社會脫節的老路，這已成為中國傳統社會與皇朝崩潰不可逆轉的命運。以曆代皇朝所經曆的軌跡與命運，滿清皇朝進入與社會脫離的末期，無論從氣數與命運都已走入末年，這就是天時，天不假年，皇朝的末期也必然相應國家社會對外來事物的應對。就如同曆代皇朝末年對社會的脫節與無知，滿清皇權對社會民情乃至國際相關情勢完全脫節，初始狂傲無知，以天朝自居，後又累遭挫折，進退失據，對西方列強畏敵如虎，又累累硬碰而簽下許多不平等條約，皇權中樞無論是對國內外時局，或是官員的應對建議都已以失去判斷能力，可以說明皇權中樞對外回應已經失據，盲人騎瞎嗎，所做為者乃苟延殘喘，百足之蟲死而不僵，這也是許多皇朝末期的普遍現象。
清廷不可能伴隨工業化產生及時相應的權力重組，清廷權力重組是外力脅迫的無奈，而曆史也不會給清廷以自己的時間表進行權力重組，這是洋務運動必然失敗的原因。洋務運動雖帶來中興的跡象，並不能改變清皇朝已入暮年的命運，即中國傳統文化所說的天時。中國社會從上至下整個權力結構，皇權中樞到社會底層，官場彌漫腐朽陳糜之氣，這是每個皇朝暮年的基本與普遍的現象，並非清皇朝獨有，幾個洋務官員與社會精英所能帶動僅是社會一隅或表麵的改變，無法撼動整個皇朝官場之靡腐，更難啟革新除弊之風，而中興官員與社會精英同樣受到傳統文化或皇權暴力的製肘與脅迫。清廷與中國社會傳統對改革的顧忌與抗拒，雖有地方開明官員與社會精英的積極推動，整個社會文化與思想的整體無疑處在相當滯重與被迫的心態。
而皇權及統治集團與現實社會的隔離與脫節，對權力與利益的算計，官員貪瀆與懶政都是皇朝末期社會惡疾，這些屬於權力結構中的問題使整個社會成為一盤散沙，對社會之改革拿不出恰當的規劃，即使有規劃也得不到及時的推行，甚至出於私利遭受官員及社會利益團體的阻滯，這是洋務運動不像日本民族維新得以順利推行的原因。甲午戰敗不僅是社會之萎靡使中國工業化落後於日本遭受之惡果，挫折，踟躕不前，更使清廷作為皇朝末期的危機更是雪上加霜，致使國家民族遭滅頂之災。
清廷以其皇權暴力的本質以及做為少數族裔統治者的心態，與社會現實的脫節，必然對任何社會的變革都自然包有敵意與疑慮的態度。任何社會變革都可能改變原有社會的秩序與帶來不同社會群體力量消長，從而危及作為少數族裔的皇權統治，對因循守舊的皇權都是警訊。對“師夷長技以製夷”，洋務運動更是抱持的疑慮態度，但又不得已或被迫而為之，隻要不傷及皇權利益，不妨一試，缺乏日本明治維新上下一心的堅定意誌，這就決定洋務運動缺乏完整的計劃，主事者識見不足或相機而行，守舊人士的反對，成果不如明治維新。甲午戰敗更決定了清廷乃至中國近代的命運。
而清廷末期，中國洋務運動的變革之路，僅是一場生產技術改革運動，而不是以社會變革運動。中國傳統社會舊傳統文化思想滯重，僅憑統治集團少數精英是難於推動社會變革的，隻有一場推翻舊皇朝的軍事戰爭才能徹底打破舊傳統文化思想主導甚至壟斷社會的格局，為社會上層建築及權力結構注入新血。誠然一場推翻舊體製的軍事勝利是無法掃除舊思想舊文化的，然而推翻舊體製毫無疑問會將代表舊文化舊思想的社會精英或官僚相對暫時排除於體製之外，減少社會變革噪音與阻力。清末洋務運動中國缺乏的就是一場蕩滌舊體製與文化思想的軍事勝利，使中國社會的現代化道路不得不在新舊思想與文化，以及統治集團的利益之間左右搖擺，甚至當權者以小集團及個體利益犧牲國家社會利益，清廷皇權政變就是最好例證，使中國社會一再喪失改革以自救的機會，崛起的日本荼毒落後中國已勢成必然，中國在劫難逃。
與中國處同一曆史時期的日本順利進入工業化，而古老中國由於文化的滯重，以及處於皇朝末期社會的萎靡，難於及時回應社會變革之需要，實現工業化，進入近代社會之門，工業化之門於中國可謂咫尺天涯。要完成工業化，中國就必須實現社會權力的全麵重組，社會權力的全麵重組就是社會的全麵重組，這必然是一個痛苦與血腥的過程。
8.7 太平天國
太平天國成功是否可能帶來中國社會重組的機會，洪秀全本質乃鄉下流氓，非一代英主。十九世紀中葉或清朝末期中國也曾有過可能重組社會的機會，卻失之交臂，這就是十九世紀中期的太平天國運動。太平天國無疑曾經有過一鼓作氣，推翻滿清皇朝的機會，由於戰略錯誤與內鬥，終使轟轟烈烈，曾經有望奪得天下的太平天國最後灰飛煙滅。中國曆代皇朝開朝的曆史可以說是時勢造英雄，同時也是英雄造時勢的曆史。比較太平天國事件與中國曆史上曆代皇朝興替，太平天國領袖洪秀全並不具備一代開朝君王的胸襟與謀略，先失大權於楊秀清，而後大開殺戮，自毀羽翼，都是略短才拙之必然。縱使太平天國不內鬥而推翻滿清，中國也必然是戰亂不斷，一如民國軍閥混戰，再受列強操控，中國之國運將更加危難。如果洪秀全是李世民或朱元璋之類的一代明主，中國或將不會有近代的悲慘曆史，馬上得天下的一代明主與新皇朝更加自信，比舊皇朝更容易感悟與主動改變以適應社會之變革。新皇朝之官僚也必然以新血為主，比舊官僚更願意學習與接受新事物，中國社會也會因皇朝興替，一掃萎靡之氣，像倒幕戰爭之後的日本上下精曆圖治，新朝盛世也是可期的。即使有甲午之戰敗亦不足懼，曆代皇朝新創之初，皆有對外戰敗之事例，也皆能及時調整而適應或再戰，不若舊皇朝治末期一敗而一蹶不振，新舊皇朝之社會人心氣數是決然不同的，這就是天時。然而曆史不能假設，太平天國領袖也不具備李世民與朱元璋才能與謀略，而清廷這條掌握中國命運之破船就將就著往前漂泊，這就是潛伏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民族命運密碼，以當時中國傳統社會文化思想與曆史之沉屙，非一代英主無以安天下，悲也，命也。
太平天國運動一方麵打擊撼動了清廷的社會結構，而另一方麵卻也從外部迫使清廷權力體製做出相應調整，並使一批具有遠見卓識的官僚與社會精英得到為清廷及社會服務的機會，一些重要洋務官員既是在鎮壓太平天國嶄露頭角的官吏，這些官員積極推動了中國社會的洋務運動，出現所謂中興的時局，清廷統治得以在內外壓迫與風雨飄搖中拖延時日。
8.8 辛亥革命的曆史必然
積弱而內憂外患受列強欺淩，使古老中國放下文化的自大與傲慢學習西方先進技術，而甲午戰敗無疑打破中國社會以“師夷長技以製夷”的純技術路線改變中國的企圖，僅以學習技術是不夠的，洋務運動受舊文化與皇權體係的掣肘，難於及時適應社會變革，從而改變中國落後的境況。公車上書要求改變，並出現許多民間議政團體，要求學習先進的社會製度，從各方麵，包括政治體製進行變法維新，希祈中國走上君主立憲的道路。這都是受甲午戰敗催生，也得到清廷的回應，然而最後卻落得政變收場，維新推動者或被殺或流亡海外，皇權暴力站在十字路口決定中國的命運，維新戛然而止。戊戌變法的失敗有兩個根本原因，其一觸動舊體製即得利益，激發作為統治者的滿人對漢人的疑慮，導致維新帶來阻力與困難。其二是康有為等維新黨人狂妄無知，企圖推動不切實際的“合邦”，以及軟禁慈禧的傳言，使維新落為高層權鬥而敗落。維新黨人所作所為也表現出中國維新人士與明治維新推動者的根本不同，明治維新的推動者都具有藩地管理及治軍經驗，計劃紮實可行。而康有為等人不明國內外社會現實就裏，改革設想不切實際，這也是中國傳統精英重仕途，輕農工商，落下與社會實際隔離的普遍問題。戊戌政變導致維新失敗加深中國社會各方麵矛盾，中國進入近代社會之門，咫尺天涯。清廷已成為中國現代化的障礙，中國命運第二條路，社會重組之路隻能是革命之路，以暴力重組中國社會已是不可避免。
8.9 中國道路1911-1949
辛亥革命的勝利推翻中國曆史最後一個皇朝，但並未等於中國從此擺脫舊文化，進入新時代。文化是一個民族的群體記憶，絕不會因為某個社會集團退出政治曆史舞台，甚至被殘忍的消滅，以及革命帶來的政權的更迭而改變。社會文化的改變隻能是漸進而漫長的，既然文化改變漸進而漫長，辛亥革命成功之後的中國也必然帶有許多舊曆史的必然痕跡，即皇朝興替之時，烽火遍神州，城頭變幻大王旗，群雄並起，逐鹿中原，也是華夏塗炭，黎民遭難的日子。
中國人都知道這樣的一句經典預言，“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即謂每隔五百年必有一位聖明君王出現，期間也必定伴有傑出的曠世奇才相輔佐。此預言也可以有另外一種更符合華夏曆史的解讀，“五百年必有”一語道盡華夏曆史周期的悲慘與艱辛，“王者興”乃舊王者無道，官逼民反，草頭王並起，接著便是幾十年甚至一兩百年的割據與戰亂，社會生產與物質資產遭受極大的破壞，戰爭帶來人口的大批滅絕，而此時的華夏曆史也是一部逐鹿天下，建立一統皇朝之戰爭曆史。沒有統一，戰爭就不會終止，至少不會有太久的和平，統一是中華文化大一統的表現，也是根本，像血液流淌在每一個炎黃子孫的血管，統一戰爭會出現最後的勝利者，最後的王者，即名世者，非名世王者無以安天下。原意之名世者指王者出現，也必有大才能之士，即名世者出現安撫天下，而曆史的現實是，“千裏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名世者常有，而王者不常有。以華夏之曆史，真正的王者才是真正的名世者，炎黃子孫，誰人不知秦皇漢武，唐宗宋祖，真正王者與華夏曆史同在，又有幾人記得在王者麾下的大才能之士。讖語乃隱語，言讖語者孟子也未必明了這一層讖，這就是讖語或隱語的吊詭，情理之中，意料之外，一語成讖，民族文化決定民族命運。
辛亥革命勝利，順利推翻滿清皇朝並不意味中國必定進入和平建國的時期，未來如果不是曆史的簡單再現，至少也是曆史的濃霧摸索前行，而像中國這樣幾千年曆史與穩定文化傳承的國家，其不斷重複的曆史周期也預示著難於逃脫的分裂隔離與統一戰爭的命運。推翻滿清到新中國建立，經曆了四個曆史時期，北洋政府，第一次國共內戰，抗日戰爭，第二次國共內戰。而處在當時曆史迷霧中的中國，軍閥及各種政治力量眾多，最有機會者，袁孫蔣毛，而袁孫蔣毛，誰是名世者，將決定未來中國的道路及中華民族複興的命運。
8.10 袁孫蔣毛 誰是名世者
袁世凱原滿清官僚，靠編練新軍起家，辛亥革命期間逼清帝退位，以和平的方式推翻清朝，成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中國曆史每逢皇朝興替，社會必有大亂，袁世凱在推翻清皇朝至民國建立的過渡過程中，以軍事為後盾，政治為折衝，維護中國社會的穩定，使中國社會不至於由於政體的更迭為外敵所乘或陷入內戰，進而遍地王者興的混亂，袁世凱是有功勞的。就中國傳統曆史與文化而言，袁世凱有機會成中國新時代的為名世王者，然而袁世凱或許對中國社會的誤讀誤解，或許缺乏真正一代英主的雄才大略，為空名而急於稱帝，成為曆史笑柄。後人看來在民國改製稱帝是及其愚不可及之事，然而當年在資產階級革命獲得成功的法國，拿破侖稱帝是否也及其愚蠢呢，不是同樣有人也懷疑革命成功的法國社會不接受一個皇帝，然而拿破侖稱帝並獲得成功。關鍵的問題不是一個皇帝的名號，而是社會大眾不需要一個舊皇帝，社會需要一個新領袖，一個能夠保護革命成果，對內維護社會秩序與穩定，對外保家衛國的新領袖，而新領袖的名號，總統或皇帝，對當時備受動亂與革命恐怖的社會而言，並無關宏旨，而拿破侖滿足了法國社會大眾者最根本最重要的願望。拿破侖的軍事勝利及一係列措施不僅捍衛了法國資產階級革命的成果，也喚起法蘭西民族的極大自豪感，拿破侖法典不少法條沿用至今，說明拿破侖是一個跨越所處時代的政治領袖。在新皇帝的領導下繼續革命，無疑是絕無僅有況世無雙的，也僅有法國文化才擁有的法蘭西式英雄浪漫。
袁世凱不是拿破侖，在一個受盡列強欺淩的國家，沒有取得任何對外戰爭勝利以及社會認可成就，而其作為權力基礎的軍事集團內部也並未達成一致的情況下，僅通過對社會的軍事威脅與政治壓迫，以及賄賂而稱帝，這對當時已普遍接觸與認知西方新文化思想的中國社會各界無疑是難於接受的。如果袁世凱能像拿破侖一樣在對內安定社會，對外取得一定的軍事勝利的基礎上稱帝，曆史也許有不同結局。也許有人對此種評論不以為然，然而中國社會數千年之傳統文化，新皇朝絕非不無可能，與拿破侖不同的是，拿破侖先建功而後立業，袁世凱想先立業而後建功，無功無德，無於使社會信服，社會也不給他建功的機會。袁世凱稱帝也許是隻有舊中國傳統社會才會有的中國式笑話，袁世凱也終成笑話，說明袁世凱盡管洞察時代變遷，積極推動維新，亦有成效，本質仍然是一個舊式政治人物，眼睛看見了新時代，也經曆時代的變遷，而思想還停留在舊時代，停留在“師夷長技以製夷”，這無疑是中國許多近代政治人物的普遍特征，說明中國傳統文化是何等之滯重，中國傳統社會接受新時代是何等之艱難。袁世凱謝世之日，據說書案上留有親書“為日本去一大敵，看中國再造共和”，也曾以一代英雄自許，冀望帶領華夏抗擊列強，尤其是狼子野心的倭寇，而一朝失策，回首已是百年之身，亦惟望中華再造共和。英雄也罷，梟雄也罷，袁世凱是滿清垮台後中國的第一個王者，可惜個人才略所限未能成為名世王者，而他是當時中國最大軍事集團，北洋軍閥的共主，袁世凱稱帝失敗，北洋軍閥也出現分裂，雖有其他領袖，不論是誰，都不足於成為北洋共主，中國軍閥混戰都勢不可免，中國又進入皇朝興替過程的至暗時期，軍閥混戰。後人應站在當時曆史環境客觀公正地評價曆史人物，不應該用後世標準，更不應該以意識形態標準苛責曆史人物。
孫中山，袁世凱之後，孫中山無疑是最有機會統一中國，帶領中國進入現代社會的政治領袖。孫中山致力中國革命，推翻滿清，海內外奔波，喚醒國家民族，無論其革命生涯，社會人望還是革命之思想都使之成為中國社會眾望所歸不二人選，而中華時乖運蹇，孫中山竟在多年努力，生聚教訓，改組國民黨，聯俄容共，辦軍校，南方廣州終成進步青年及誌士之革命聖地，有望以武力脅迫或北伐，統一中國之時，天不假年，竟撒手一生為之奮鬥的事業，中國走出皇朝興替過程之戰亂再遭破滅。孫中山之後，誰可能成為中國真正的王者，名世者。
孫中山之後，國民黨幾個領袖人物都無擔當大任之能，廖仲愷被暗殺，胡漢民許崇智都被汪精衛蔣介石聯手排斥出局。最可笑的是汪精衛，汪精衛無疑是中國近代史重要的政治人物之一，卻也是最糟糕的政治人物，年輕時謀刺清朝攝政王，抗戰最艱難之時判國投敵，看似風馬牛不相及，實則表現其人的意氣用事以及政治上致命的短視，正是這種短見為蔣介石成為中國軍政獨裁者掃清道路，也使與他結盟共同反蔣各式人物恨之入骨，這是政治才拙視短，反複無常所致，最後落千古罵名。
蔣介石是孫中山之後，孫中山革命事業與政治遺產的全麵接盤之人，孫身邊的幾個國民黨要員都是靠大樹的乘涼者，也惟有蔣能完成他統一中國的遺願，然而蔣介石並沒有意願全麵接受孫中山的政治理想。蔣介石能成為國民黨，進而成為中國的最高領袖，時也運也，也應驗了一句古語，“時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此處並非指蔣無英雄之雄才大略，而是孫中山走後，國民黨原有幾個領袖皆政治才能平庸之輩，不僅使蔣成為領袖，更使蔣的權力失去掣肘，一意孤行，蔣性格之偏狹與不足表露無遺，私心剛愎自用，終使中國再次陷入內戰。
北伐勝利使中國看到和平建國的曙光，然而蔣介石想一心獨大獨裁，借裁軍獨吞北伐勝利成果，釀成中原大戰。公平而論，孫中山病逝後留下的政治遺產與當時中國社會的現實，國民黨班底的幾個領導者，無論曆史評價如何，蔣介石無疑是唯一可擔當領導北伐與統一大業的軍事領袖。國民黨陣營雖然有幾大軍事集團，除蔣介石的中央派係，其他都是外來加入的軍事集團，也遠在外省，而近在一側且能征善戰的桂係李白，在國民黨黨內資曆及軍事力量都不如蔣，蔣無疑是國民黨內最有朝氣與魄力的政治與軍事領袖，他也領導北伐，完成統一中國的大業。
蔣介石對北伐勝利與統一中國是有功勞的，不論蔣馮閻之戰原因如何，蔣桂大戰明顯蔣係預謀在先，設下圈套，讓桂係去跳。蔣桂大戰爆發之時，桂係頭領李宗仁白崇禧皆不在桂係駐軍所在地，李宗仁在首府，其任職地南京，白崇禧在天津，桂係之部隊零散於各省駐地，無法形成有效集中集群之戰鬥力，開戰之前，還有意給桂係軍隊送情報，中央軍有異動，並提醒遠在南京已受監控的李宗仁有電報，趕快跑，分明下套給桂係鑽，至於為何不直接抓李白，那太過明顯抓捕在先，於法無據。蔣要桂係擔挑動內戰之名，更重要的是蔣認為已穩操勝卷，戲碼演足，黨內外也無非議。如此情節如非曆史真實發生，令人難於置信，惟有電視劇可以編設出來，蔣介石卻做到了。桂係倉皇應戰，也自然敗北。從此埋下中國地方政治及軍事集團對中央或蔣介石集團的極度不信任，中原大戰接著爆發，而蔣馮，蔣閻之戰誰是誰非，誰先開戰，已無關宏旨，至少作為中央的蔣絕不會吃虧。中國從此軍閥內戰不斷，耗盡國力，為倭寇所乘。中國的軍閥混戰也為中國紅色革命力量創造生存與發展的時空，毛澤東的《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麽能夠存在》應該成為從政者必讀的政治分析教科書，並非意識形態，而是條理清晰剖析透徹的社會政治分析文章是訓練基本思想方法的極好範本。
民族文化決定每個作為文化載體的社會個體的行為，從而決定民族的性格與命運。在孫中山的離世之後，國民黨無法產生一位足於讓全黨信服的領袖，高層及各種派係明爭暗鬥，北伐勝利帶來不同軍事集團的力量膨脹，以中國的文化傳統，國民黨政內部必然走向分裂，各個政治與軍事派係合縱連橫，罔顧國家民族利益，為私利互鬥，也必然走上傳統暴力文化的老路，內戰，以軍事實力決定是非成敗。國民黨已從一個為理想為國家民族利益奮鬥的革命政黨墮落成為政客及新軍閥的工具。孫中山的救國理想與堅韌不拔的多年的革命生涯，使之成為當時中國社會眾望所歸的政治領袖，孫中山的病逝對中華民族之國運乃一劫數，以中國之文化命運，隻能以最傳統最暴力的方式來決定，誰是掌握中國命運的最終的王者，名世者。然而二十世紀的世界已不是中世紀東西方隔離的世界，中國已被西方堅船利炮強行拖入西方資本生產模式的世界體係已一個世紀，中國已不可能隔離世界之外，獨自玩逐鹿中原的老遊戲，列強環伺，隨時找機會從中國身上撕下血淋淋的一塊，而推翻滿清的中國也一直在內戰與列強的壓迫之下艱難的前進。實現工業化的日本必然把工業化與社會轉型失敗，內戰不斷，積弱不堪的中國作為其爭霸世界的第一個目標，這就是中國近代的必然命運。袁氏誤國，推翻滿清到北伐，中國失去十餘年（1911-27），蔣介石偏狹，容不得人，又才拙無法迅速統一中國，以舊軍閥手腕統治中國，各方離心離德，北伐之後中國僅是名義上的統一，而非達成實質統一，北伐勝利至抗戰全麵爆發，連年內戰，中國又失去十餘年，國家積弱也激發日本覬覦中國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