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失業的大學畢業生讓中國領導人習近平感到尷尬。中國年輕人的失業率創曆史新高，使該國嚴重的經濟困境在國內外都暴露無遺。 八月，習近平政府決定采取一個行動：國家統計局決定停止發布年輕人的失業數據。
但習近平政府無法掩蓋或躲避中國的經濟困境。 這些問題不僅僅是病毒大流行後的經濟萎靡不振，也不僅僅是中國在邁向超級大國道路上很快會被遺忘的一段彎路。 被吹捧的中國模式（那種自由經濟化與國家控製相結合，創造了中國超音速的增長）已經進入了窮途末路的階段。
這些消息不應讓人感到意外。 經濟學家甚至包括中國的政策製定者們多年來一直警告說，這種中國模式存在著根本性缺陷，並且將不可避免地土崩瓦解。 但習近平過於專注於鞏固自己的權力，無暇采取必要的改革來解決這個問題。 現在問題是如此地嚴重，而修複成本是如此之高，以至於可以扭轉局麵的時間可能已經過去了。
與近年來許多評論家的假設相反，如果目前的趨勢持續走下去，中國可能永遠不會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事實上，它已經下落了。
但是，中國下滑的軌跡並不一定能確保未來美國在全球的實力。中國可能會成為一個沒有想象中那麽強大的競爭對手，並為世界其它國家提供不太有吸引力的發展模式。 但經濟失敗也可能增強習近平克服美國主導地位的決心，如果不是通過變得更富有，那就通過其他可能更有具破壞性的方式。
中國模式的消亡在很多方麵都是中國過去經濟成功崛起的結果。 1980年，當中國的自由市場改革剛剛開始時，用人均收入做指標，中國比加納或者巴基斯坦還要貧窮。如今，中國擁有一個有能力設計5G電信網絡和電動汽車的總值18萬億美元的經濟規模。
中國模式的引擎是投資，而且是大量投資於工廠、高速公路、機場、購物中心、公寓樓，和其他凡是你能想到方麵的投資。 中國在改革開放時期之初一窮二白，建設許多新基礎設施是非常必要的。 擁有更好的交通運輸係統有助於提高經濟效率；新建的住房為從農場遷移到城市尋找機會的家庭提供了住所。 這些投資將中國變成了世界的工廠，並產生了令人瞠目結舌的經濟增長率。
隨著時間的推移，中國的經濟發展成為一個更加先進的形態，但國家和企業仍然在繼續投資建設。 經濟增長率仍然很高，但現在經濟正產生一些過度的浪費，損害了經濟的健康。 一家研究公司榮鼎集團(Rhodium Group)的合夥人Logan Wright估計，中國有2300萬至2600萬套公寓沒有被售出，這足以容納意大利全國的所有人口。 他推測，其中許多建好的公寓永遠不會被顧客購買，因為它們是在那些人口正在下降的城鎮裏建造的。 一家在上海的谘詢公司Automobility的創始人Bill Russo表示，中國的汽車工業有足夠的閑置工廠產能每年生產超過1000萬輛汽車（是供應整個日本汽車市場數目的兩倍）。 北京當局喜歡誇耀其龐大的高鐵網絡（是世界上最大的），但運營該網絡的國有企業卻已背負超過8000億美元的負債，並一直產生巨額虧損。 一個研究所Cato Institute曾將中國的鐵路大建設形容為“高速的債務陷阱”。
一個智庫Bruegel的亞洲經濟問題高級研究員和專家Alicia Garcia-Herrero告訴我說，中國人“繼續進行超出其實際吸收能力的投資”。 “這就是他們模式出錯的原因。”
由於所有這些收益很少的投資（其中大部分是通過借貸融資來的），中國債務的擴張速度遠遠快於其經濟的擴張。 十年前，中國的債務總額約為該國經濟總量的兩倍；現在它是經濟總量的三倍。 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高級研究員Michael Pettis寫道，中國是“曆史上債務負擔增長最快的國家之一”。
政治因素也加劇了債務問題。 中國共產黨一直宣揚高增長率作為其合法性和治理能力的證明，因此當增長率低於目標時，當局就會釋放信貸來提振經濟。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估計，中國地方政府以基礎設施項目融資的名義積累了9萬億美元的債務。
中國領導階層早就清楚其投資策略存在風險。 早在2007年，當時任中國總理的溫家寶說： “中國經濟存在結構性問題，造成發展不穩定、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 中國的政策製定者也明確清楚如何解決這些問題：正如經濟學家所說，中國必須“再平衡”，這意味著它需要減少對投資的依賴，培育新的經濟增長的引擎，尤其是國內的消費，與其他主要經濟體相比，中國國內消費要低得多。 為此，經濟學家一致認為，中國需要開放金融行業並放鬆國家對私營企業的控製。
在上任之初，習近平似乎接受了這些需求。 2013年，他簽署了一份共產黨改革藍圖，承諾讓市場在經濟中發揮“決定性”作用。 但這些改革從未發生。 進行改革會削弱國家的權力，從而削弱習近平自己的權力。 中國領導人不願意用削弱政治控製來換取經濟增長。
事實上，習近平掌握的權力越大，國家對經濟的幹預就越重。 習近平依靠國家產業政策來推動創新，並對高科技和教育等重要領域實施了侵入性的監管。 造成的結果是中國的私營企業正在倒退。 根據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數據，兩年前，私營企業占中國100家最大上市公司股市總價值的55%； 到2023年中期，這一比例下降到僅為39%。
康奈爾大學經濟學家Eswar Prasad告訴我，現在重建私營企業的信心也許是中國經濟政策製定者麵臨的最緊迫任務，“從這一點來看，他們似乎並沒有完全意識到需要做什麽，或者也許他們不願意這樣做，我認為這對中國的增長產生了一些相當嚴重的影響。” 他補充說，政策製定者糾正既定方針的機會“相當渺茫”，因為他們認為私營企業是“創造更多增長所需要的因素但不是真正理想的途徑”。
在中國迫切需要刺激國內消費之際，習近平嚴厲的疫情封鎖措施對經濟收入造成了毀滅性的打擊。中國模式在壓力下破裂了：驅動經濟的需求少到以至於陷入通貨緊縮，如果這種情況持續下去，可能會進一步抑製經濟複蘇所需要的投資和消費者支出。 北京大學教授張丹丹最近估計，16至24歲青年的失業率可能接近50%，是官方統計數字的兩倍多。 房地產曾經是經濟增長的主要貢獻者和中產階級財富的儲藏室，但現在該行業的投資、銷售和價格都在下降途中。 最大的私人房地產開發商碧桂園正瀕臨違約邊緣，其在香港上市的股票自今年年初以來已損失了三分之二的價值。
中國經濟並非無法修複，但修複將代價高昂且是個痛苦的過程。 中國政府將不得不注銷壞賬，關閉僵屍企業，並推行政策製定者迄今為止一直在避免的全麵性市場改革。 采取這些改革措施將重啟經濟，進入一個新的增長階段，不是以過去的高速度，而是以能夠維持國家經濟進步的速度。
中國政府並沒有表現出采取這些改革的興趣。然而，各個政府機構發布了多點計劃來支持經濟，但這些計劃隻不過是行政調整和模糊不清的聲明。 習近平向公眾傳達的提振信心的信息本質上是“忍耐”，他最近在中共高層思想雜誌中發表的一次講話中說： “我們要保持曆史耐心，堅持穩中求進、循序漸進。”
經濟學家預計中國並不會很快陷入類似於2008年華爾街次貸危機那樣的金融危機。 但他們預測中國經濟的增長前景黯淡。 Rhodium的聯合創始人Daniel Rosen表示，如果中國進行適當的改革，它可能會在調整期間經曆非常低的增長率，但隨後會出現3%至4%的年增長率，這對中國那麽大的經濟體來說是不錯的。 但如果不進行這些改革，經濟增長可能會放緩至2%至3%。 Prasad預計，未來幾年中國經濟將以3%至4%的速度增長，但如果沒有更多以市場為導向的政策，中國經濟可能無法維持這一增長速度。
這些增長比率並不低得驚人，但可能還不足以讓中國在未來幾年裏從後麵追上美國，甚至在未來年代中成為一個美國強有力的競爭對手。 Prasad告訴我，對於中國領導人來說，“問題是這是否足以實現他們想要達到的目標。”
習近平在過去十年裏不斷積累個人權力。現在責任必須歸結到他這裏了。 理論上說，經濟的困境應該促使他與美國和解，以阻止與西方的經濟關係進一步惡化，並保持外國技術和資本的流入以幫助中國的發展。但習近平正在帶領中國走向一個相反的方向。
在上個月舉行的最新一次金磚（BRICS）發展中國家組織峰會上，論壇的成員國（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和南非）同意增加包括伊朗和沙特阿拉伯的六個成員國。 習近平似乎將金磚國家組織視為對抗西方的製衡力量。 中國共產黨的新聞媒體《環球時報》認為，“隨著更多誌同道合的發展中國家加入金磚國家組織，他們將形成更強大的集體力量，發出更響亮的‘金磚聲音’，推動世界走向良好治理。”
這種言論表明，盡管（甚至正因為）中國國內麵臨的經濟困難，習近平仍然毫不畏懼地尋求重塑世界秩序，他唯一改變的僅僅是策略而已。 Bruegel的Garcia-Herrero說： “我認為這就是他的計劃：‘我的經濟可能不會比美國更大’，但我的國家集團經濟總體會更大。”
換句話說，如果中國無法僅憑一己之力超越美國，也許它可以通過金磚國家組織整體來超越美國。 但這個計劃可能行不通：金磚國家組織的六個新成員的經濟總量僅比英國稍大一點點。
與美國競爭的決心長期以來一直是習近平經濟議程的核心組成部分。 近年來，他加倍擴大了幹預產業的政策力度，包括國家的財政支持，尤其是企圖讓中國企業在人工智能和半導體等領域領先於美國這個競爭對手。 他以“自給自足”為重點，試圖通過用國產替代品替代外國進口產品來降低中國對於美國製裁的脆弱性。 他的一項全球基礎設施建設計劃倡議“一帶一路”就是中國企業開辟西方以外的貿易和投資渠道。 金磚國家組織甚至正在討論建立自己的共同貨幣，以減少對美元的依賴。
中國可能沒有實現所有這些目標的經濟實力。中國仍然處在相對貧窮的水平，人均收入僅為12,700美元，是美國的六分之一。 它可能沒有資源來支持其軍事能力的持續擴張，或支持旨在增強其海外影響力的舉措。有一個例子是，中國國有銀行已經大幅削減了對低收入國家的經濟發展貸款。
中國經濟放緩可能會削弱習近平對現有世界秩序的意識形態的攻擊。例如，中國試圖向全球南方（發展中國家）表明民主與發展並非密不可分的，獨裁者也可以擁有財富、國際上的尊重和政治權力。 這些說法在中國經濟步履蹣跚的情況下更難有說服力。 中國的經濟困境顯示，威權政權無法既加強控製又維持經濟進步，最終，政治改革必須伴隨著經濟改革。
習近平不太可能接受這個難以接受的真相。 相反，他將更緊迫地推行他反對西方世界的議程。 如果不能快速增長，那麽他將不得不尋找其他方式來證明他對人民的壓迫是合理的，而一個反對美帝國主義全球主導地位的遊行示威可以達到這一目的。 也許習近平不能（或不會）讓中國變得富裕，但至少他會讓中國變得偉大。
因為這一原因，經濟疲軟的危機可能會讓中國領導人變得更加危險，更容易支持和捍衛中國的民族主義事業，更容易陷入像軍事占領台灣那樣的外部冒險。 人們隻能希望習近平能以史為鑒，並認識到一個國家的力量隻能在其經濟實力允許的範圍內發揮作用。
(這是我的原始翻譯。
原文英語作者： Michael Schu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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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質上它就是一個全世界最大的獨裁權貴政權主導的野蠻且不可長期持續的對全世界窮人的掠奪。
簡單的說就是：全世界資本家聯合起來，將對全世界窮人的掠奪進行到底。
這個模式剝削全世界的窮人（中國的窮人被剝削的最狠）、無視最基本的人權、竭澤而漁般的揮霍不可再生的資源、破壞地球的自然環境和生態平衡，是CCP勾結全世界資本家共喝全世界窮人血的盛宴。
由於貪婪和自私，擁有資本、技術、人才的所有的發達國家都參與到了其中，都是助紂為虐的幫凶。
今天全世界的窮人窮成這個樣子，貧富懸殊到如此程度，所有的發達國家難逃其責。
又由於主導者CCP最貪婪、最自私、最殘暴、最野蠻，奉行的是“走自己的路，讓全世界所有的國家都無路可走，都臣服在我腳下”的最終原則，使得發達國家今天終於發現：原來CCP向西方發達國家要的，不光是資本、技術、人才，最終連自己的命也要。
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能夠複製這種“中國模式”。
就連中國自己，其實也不過是遇上了千載難逢的天時地利人和，就是那隻趕在好運風口上的豬。
運氣來了，想不飛起來都難。
說什麽中國CCP領導的偉大英明、中國人民勤勞勇敢吃苦耐勞，全是鬼扯。
若真是那樣，那請你告訴我，從1949年到1999年那幾乎五十年的時間，你去哪裏英明領導、吃苦耐勞了？
土地、資源、人口，你哪樣缺了？你看看你們那時的GDP，說你們窮的屁股不招蒼蠅，一點也不冤枉。
你看看CCP執政前的中國曆史，一直到清朝，難道不是經常財富居世界前列？有什麽值得驕傲的？
那麽多的人口、那麽廣袤的土地、那麽豐盛的資源，本來就應該是那樣。
被你CCP毀到慘不忍睹，終於剛剛開始回到中國本該有的樣子，你就說是你領導英明執政有方？
純粹就是臭不要臉的謊言。中國最好的時期就是沒有你們的時期，其次是你們不作惡的時期。
眼看他起朱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樓塌了。
搬個馬紮坐好，看這頭豬怎麽落地吧。你們這群竊國大盜！
套用一句網絡名言，中國模式就是走中國特色的路，讓子孫無路可走。
在中國現行體製下，地方官員完全成了當地霸主。他不僅主宰了政府，也主宰了當地財政經濟及企業。就是通過這種主宰，當地財富也就輕易進入當政者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