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沒有可能新的大國競爭時代還沒開始就結束了呢？今天那些發生在與北京多代人衝突的擔憂都是基於對過去得到數據的線性推斷，可以一直追溯到中國似乎有希望取代美國而成為世界最大經濟體的時代。然而，越來越多的跡象表明，中國對它曾經尋求與美國之間的競爭毫無準備。
由於中國領導人習近平的錯誤的管理，長期處於下滑狀態的中國經濟現在正處於自由降落的狀態。 一個很恰當的例子是：今年，美國經濟預計增長速度將從1976年來首次超過中國，這突出地表明中國已進入長期緩慢增長的時代。更令人驚訝的是，為了穩定中國的財政狀況，習近平在很大程度上放棄了雄心勃勃地改革中國增長模式的計劃，而是選擇加倍投入到讓中國陷入目前經濟困境的政策。
換句話說，習近平眨眼了。
習近平的逆轉很說明問題。這充分表明他對將中國不可持續的經濟模式轉變為能將中國共產黨“高質量”增長承諾予以兌現的計劃缺乏信心。更重要的是，中國經濟奇跡的失敗可能很快會削弱中共為地緣戰略主導地位進行長久持續戰鬥的能力。
這就引申出一個讓人幹著急的問題： 假如中國不能成為競爭對手，而根本無法承擔競爭的代價會怎麽辦呢？
在充滿激烈資源競爭的環境中，中國的陸軍、海軍和國內安全機構之間幾乎肯定會出現緊張關係。
人們常說，習近平利用中國人民對其殖民時代屈辱的怨恨，啟動了現代與美國的競爭。但中國放棄“韜光養晦”（隱藏能力和等待時機）政策的決定早就開始了。事實上，在習近平上台之前的幾十年裏，中共精英們就明確表示，一旦國際力量對比向有利於中國的方向轉變，這一格言就會被拋棄。 當華盛頓看來被2008年金融危機徹底削弱時，中國官員就采取了行動，押注在海外投資和經濟脅迫等會是戰勝西方國家的關鍵，他們大部分的估計似乎是正確的。
遠遠超出其他因素，中國的經濟影響力仍然是該國產生巨大影響力的基礎。中國市場的吸引力，加上北京影響其他國家經濟狀況和塑造政治觀念的能力，讓中國能夠將自己與世界捆綁在一起。中國經濟擴張的成果也為其實力的投射提供了保障，提供了包括一帶一路的倡議、軍事現代化和擴大多邊承諾的花費成本。中國的GDP增長也為中共帶來了國內紅利，使用國家資本主義的模式來打破私營企業與政府機構之間的壁壘，從而動員企業為政府服務。
盡管如此，中國在年均GDP增長率超過6%推動下的飛速崛起似乎已經結束。中國經濟多年來一直在降溫，並受到長期過度投資、巨額債務負擔、和勞動力萎縮等一些係統性缺陷的困擾，給中國的財政狀況帶來了巨大壓力。 另外，由於中國缺乏有效的國內疫苗，以及中共不願批準和購買西方疫苗，這使得滾動式封鎖成為一種疫情下永久性生活方式。中國這種災難性的疫情應對措施加劇了那些經濟係統性下滑的趨勢，並可能是不可逆轉的趨勢。迄今為止，中共的封鎖控製措施導致工業產量暴跌、失業率飆升、資本外逃和貨幣貶值等一係列問題。
中國經濟的外部環境正在惡化，世界銀行警告說類似於1970年代的滯脹和全球對中國出口（中國增長的引擎）的需求減少，穩定中國經濟的努力將會因此而變得更加困難。 中國經濟仍然嚴重依賴大量進口的燃料、糧食和其他價格已大幅上漲的商品。西方技術轉讓的限製也造成了負麵影響。另一個挑戰是中國最大的市場（美國和歐盟）對習近平支持俄羅斯入侵烏克蘭而感到越來越失望。 就連像蘋果這樣的大型跨國公司也已經正在將供應鏈轉移到東南亞和其他被認為更穩定的地區，而外籍人士正在放棄中國的職場，不少新大學畢業生則成群結隊地離開本土。事實上，中國的人才流失過程已經開始。
迄今為止，盡管習近平的下屬警告需要采取果斷行動以避免金融危機，但習近平迄今幾乎沒有提出任何解決中國危機的新想法。習近平的大賭注僅僅是包括全力以赴的基礎設施建設來推動經濟增長，但同樣的方法事實上助長了中國當前的債務泡沫、大規模的工業產能過剩，以及建造了大量僅完成一半的公寓樓房的鬼城。而且此類投資不太可能實質上刺激中國經濟，因為它們專注於支撐中國經濟中生產效率最低的部分，那就是國有企業。 更糟糕的問題是，習近平幾乎沒有為中國消費者提供任何幫助，這才是他努力刺激國內消費、減少不平等和減少經濟依賴於出口和沒有成果投資等問題的關鍵。消費者是2021那年中國疫情經濟反彈中不可或缺的一個因素，但中國人現在越來越擔心工作職位的保障和無休止封鎖導致的持續民眾收入的損失。
與此同時，習近平的標誌性經濟倡議一個個地從中國國有報紙的頭版消失了。這些經濟倡議包括習近平推動的共同繁榮主張，其表麵上旨在通過讓普通中國人在中國財富中占有更大比例來減少極端的社會不平等。引入房產稅以減緩中國臭名昭著的房地產（精英們已經積累在此了巨額財富）泡沫的計劃也被擱置。長期以來，科技巨頭日益增長的影響力被視為對中共權力的日益增長性的威脅，但現在中國監管機構也發出信號結束習近平對中國科技巨頭的打壓行動。盡管如此，因習近平的政策下中國科技股重創而損失了數十億美元的外國投資者仍然保持了警惕。許多西方銀行警告說，現在在中國投資的監管風險遠大於潛在的收益，這些外國投資者也可能不來營救北京的經濟。
就在習近平即將就任第三任黨總書記的幾個月時刻，像中國總理李克強這樣負責經濟增長問題的中共官員現在公開反對習近平和那些僅關心中國政權安全和政黨控製的人物(中國國務院副總理韓正和胡春華)。盡管習近平表現出冷靜的態度並警告人民不要質疑他的零新冠政策，但李克強拒絕支持這些政策，而是談論中國複雜而嚴峻的局勢。這種意識形態和技術官僚派係爭奪影響力所產生的政策分裂的環境，令人毛骨悚然地想起中國已故領導人毛澤東的時代。 就像當年一樣，今天的黨內衝突會產生贏家和輸家。目前看來，輸家可能會包括習近平，他可能會在今年秋天舉行的第20次全黨代表大會期間被迫做出關鍵的人事讓步，以確保他獲得保證第三任期所需的支持力量。在2022年剩餘時間內，中國日益惡化的國內挑戰仍將是黨的首要任務，解決這些挑戰將在中國經濟資源中占據越來越大的份額。 順帶的一個好處是美中緊張局勢可能會保持緩和的狀態，至少在中短期內會是如此。
然而，更難以預測的是，中國對資源和權力的爭奪將會如何影響中國各種利益的相關者。一段時間內將第一次發生如下事件，中國的國有企業、省級和地方政府、私營企業和人民將被迫爭奪一塊不再變大的蛋糕。因此，資金發放的權衡將會是很必要的，甚至包括那些中國年增長率在10%左右時被認為不可思議的權衡。這種權衡將包括削減顯示中國民用和軍用力量的現有和計劃中的投資。
中國對外發展貸款是北京擴大與亞洲和非洲外交關係的關鍵工具，近年來已經下降了96%，從2016年的750億美元降至疫情期間約40億美元。 一帶一路倡議相關項目的總體平均價值在2010年至2019年期間平均每年為2550億美元，到2020年也跌至不足810億美元。盡管這些數字未來可能會略有回升，但中國決策人在經濟步履蹣跚時將很難證明這種支出的合理性。
中國國防開支的某些方麵也需要進行類似的權衡。在資源競爭激烈的環境中，中國陸軍、海軍和國內安全機構之間幾乎肯定會出現緊張關係。由於中國通常期望地方政府官員向軍隊提供訓練和大規模演習所需的物資和支持，軍隊和民間的關係也會出現如此的緊張。 隨著時間的推移，中國經濟放緩也可能導致內亂，這可能迫使軍隊更多地犧牲其更廣泛的現代化改革而參與維護國內的安全。潛在的經濟問題也可能阻礙為新宣布的像太空部隊那樣的項目計劃提供全額資金。 從長遠來看，中國可能會被迫在某些核心任務中做出選擇，例如監視中國海岸、建立南海前哨、維護防空識別區，甚至保護其尚未定論的邊界等等。 無論何種方式，中國軍隊都將被迫試圖使用更少量的資源來執行更多的任務。
最終，中國持續的經濟降溫和習近平的信心危機將導致一種他、中共和中國民族主義者最擔心的結果： 廣泛認識到中國可能根本無法與美國競爭。
(這是我的原始翻譯。
原文英語作者： Craig Single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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