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山子往事（十一） -- 地震那年

（十一） 地震那年

地震

1975年2月4日19點36分遼寧營口海城一代（大石橋）發生7.3級大地震。神奇的是，幾乎沒幾個人直接死於地震，因為有預警並事先疏散。在遇難的一千五百多人中，一多半是被凍死和火災燒死的。這在人口密集區裏那種房倒屋塌的強烈地震中很罕見。《中共國史料·遼寧大事記摘錄》記載：

• 1975年1月4日 省委、省革委會召開遼南、遼東9個市地和重點單位負責人參加的防震會議。1月10日，全省各地震台（站）會議預測營口至金縣以及丹東地區近期可能發生六級左右地震。1月13—22日，全國地震會商會確認遼東半島營口、金縣及丹東地區上半年可能發生5～6級地震。1月28日，省地震辦公室召開了盤錦、營口、旅大、丹東等市地震辦、台、站負責人會議，研究捕捉大震的措施，並調動5個地震監測流動台到遼寧南部地區開展工作。2月3日晚，省地震辦公室根據各台（站）的報告，向省委、省革委會報告了可能有較大地震發生的預報意見。2月4日10時30分，省革委會向全省發出做好地震預防工作的電話通知，並向鞍山、營口市發出了五條防震指示。（注：當晚發生地震 – 神奇啊）
• 1975年2月4日 19時36分，海城、營口一帶發生裏氏7.3級強烈地震，震中在海城縣岔溝公社附近，烈度9度，波及6個市、10個縣，受災麵積約1200平方公裏。由於預報準確，防震措施得力，損失大為減輕。地震造成1575人死亡，5273人重傷；破壞城鎮各種建築物508萬平方米，農村房屋86.7萬間；部分鐵路、橋梁、農田、配電係統、通信線路、水利工程、石油天然氣輸送管道、工廠機器設備等受到不同程度損壞。經濟損失22.2億元。

我家那時雖然離震中接近200公裏，但地震預報的地理位置準確度隻能有個大致的估計，所以我家那時也是屬於在被監控疏散的區域裏。

地震預報不僅位置不可能精確，時間也準不了。即便這樣，海城地震的預報工作也已經是世界奇跡了。那年冬天，我們被折騰了好久，說好的地震就是不來，到最後都拖得沒脾氣了、不在乎了，它才姍姍來遲。

記得那時從上到下，有一整套的疏散通知機製。老鄰居小五的爸爸就是負責我們這個院裏的聯係人。經常是在天剛黑，六、七點鍾的時候，他就過來通知，“今晚小心，可能會在後半夜有地震，不能在室內住”。可那是三九隆冬的夜晚，外麵可是不好熬的。

各家各戶都搭起了秫秸（當地話叫將稈兒，就是高粱稈去掉所有葉子後的直稈）帳篷。就是在院外遠離房子的地方支一個三角地震棚，兩頭再用秫秸堵上以禦寒風。在朝陽的方向上，再留一個開口，用透明塑料布包成一個透亮的窗戶。這個“窗戶”到了太陽下山後還要用秫秸給堵上，這樣裏麵在夜裏可以稍暖和一點。

[地震棚示意]

鬧了幾天大家被凍得實在是受不了了，就開始想招兒，在窩棚裏搭個土炕吧。說幹就幹，可是材料從哪裏來？幾個鄰居一商量，就把西廂房裏一個空屋子裏半倒的間壁牆給徹底推到，出來的磚頭就夠幾家用了。

那時我們小孩都很興奮，家家有一個室外的窩棚，裏麵又搭起了一鋪小炕，爐子就在外麵，可以燒秫秸暖炕。我們鑽完東家鑽西家，玩捉迷藏的遊戲很給力。可惜有人告密，或者就是當官的眼睛雪亮吧，剛剛高興了一天，就有人來通知，這是挖社會主義牆角（的的確確是的，按字麵意思就是如此），必須馬上停止並送回屬於公家的東西。

這裏我插個小故事：後來在學校有人拆凳子，當時叫毀壞公物。老師教訓他，說你在家也這麽拆自己家裏的東西？那個小子嘴硬：是呀，所以我愛校如家。

我們這幾家苦苦哀求也沒有用。估計這還是不在運動風頭上，不然這就是大問題了，“一打三反”抓的就是這樣的典型。無奈，我們看著辛辛苦苦搭起來的小炕還沒有徹底燒熱燒幹，就又要自己扒炕了。其實，我們的土炕是非常危險的。據事後統計，雖然幾乎沒有幾個直接這次死於地震的，但僅因為地震棚失火死亡的就有三四百人；當然，凍死的也有三四百人。

那寒冷的天氣晚上在外麵實在是太難受，再熬幾天就受不了了。我姥姥從一開始就拒絕出來，她堅信生死有命，不遭那份罪。我們也慢慢地不出去了。記得剛剛開始時，我們被告知隨時可能地震，連臨時回屋子裏取東西都不行，太危險。可是經過若幹天的折騰，就算到了晚上我們也不出去了。

慢慢的，拖疲條了，好像就沒有事兒了。那天晚上，我正在屋裏坐在小板凳上洗腳，地震突然來了，嚇得我兩腳水澇澇的就往外跑，路上眼瞅著屋裏和棚頂接觸的牆縫處不斷簌簌往下掉東西。到了院裏，正看到廂房頂的一個煙筒被甩了出來砸在地上。後來聽說有人逃出了房子，但房子本身沒事兒，反倒是被倒下的煙筒砸到了。

我出來之後才發現，就我一個人腿快逃命，家裏別人都沒有出來呢。我想趕緊回去看看，這時震動已經停止了，我媽媽扶著我姥姥，隻是我姥姥還是不情不願地被我媽半拖著往外移。我看到很是慚愧：膽小鬼總是在關鍵時刻掉鏈子，怪不得他老人家要”狠鬥私字一閃念”呢。

鄰居們也都出來了，但周圍沒有倒塌的房子。大家都說主震都不太大，房子都沒有倒，就算有餘震也不會大，沒事兒了，就都回去睡覺。後來據說我們這裏的震級大約是5.5左右，監獄的房子還是比較結實的，挺得住。

第二天中午，媽媽在做午飯，準備迎接下午就要回來過春節的兩個哥哥。隔壁王哥也過來蹭我們家的煙火氣，因為他的父母都經常不在家。突然，餘震來了，這時王哥和我正在廚房裏。王哥比我還利索，撒腿就跑。此時我媽正在門口，手裏端著一個大簸箕，裏麵裝的是各種豆子，大概是在做臘八粥的準備吧。王哥一腳就踢飛了簸箕，衝了出去。

這回我學乖了點，回屋裏看姥姥去了。

這次的餘震不如頭一天晚上的主震大，但也不小，記得震中是6.5級左右，到我們這裏也就是5級以內的震動。我姥姥不想動，說沒有用，讓我自己跑。但這時餘震已經結束了。我看見王哥從外麵訕訕地回來了，紅著臉不好意思地幫我媽撿掉在地上的豆子。

後來好像還有兩次更小一點的餘震。我們已經不在乎了，所以我也就沒有多少記憶了。那地震棚失去了作用，不久就成了各家燒火的柴禾。

到了第二年的唐山地震，我已經是“老運動員”了。那次我半夜被搖晃醒來，可以從容地扶著家裏人出去避難，沒有了慌張。

發大水

那年是個災年。夏天突發大水，把裏麵的幾個營都給不同程度地淹了，隻有我們外麵的一營沒有被波及。估計裏麵的營都是建在窪地上，隻有我們一營在火車線路邊上，一般都比較高，在早年建鐵路勘探的時候就有考慮的。

這時，曲辰大學又開始要搬家了，要去另一個山裏麵，不過終於不是勞改農場了。所以裏麵的幾個營開始先救災，就是先擠到一營來，然後馬上坐火車離開，去新的地方去建設社會主義，而我們一營則在此留守直到最後。

從裏麵的營向外搬東西，路途太遠，隻能靠汽車。我看到許多家庭的東西都被水泡的一塌糊塗，慶幸的（不幸中的萬幸）就是沒有人員傷亡（起碼我沒有聽說曲辰大學有），再就是誰家都沒有貴重物品，泡了就泡了吧。

一天小五拉我去坐大卡車去裏麵發水的營，他和開車的司機熟。那車要去四營拉東西，去的時候是空車。我覺得挺好玩，就跟著去了。我是第一次在卡車的貨箱上，手扶著車廂前麵的橫杠，臉吹著風沙，興奮地看著一路的景色。五年了，這是我第一次離開這個方圓幾裏地的小圈圈。

大概有三、四十分鍾吧，我們就到了目的地，這時沿途已經是慘不忍睹了。我們的車走的路基比較高，但一眼望去是漫無邊際的洪水，覆蓋著曾經的喧囂，“一片汪洋都不見”，隻有遠處幾個零落的房脊顯示著這裏曾經還有煙火。

[水淹七軍]

這時是下午四點多鍾，按說本該是很熱的天氣，但偏偏是陰天，外加上大水環繞，頓感陰風慘慘，有點發冷，還有點餓，甚至有點害怕，因為四處無人。司機下車去聯係搬運東西去了，我們小孩下了車，也無處可去。心裏有點後悔來這個地方。嗯，小五拉我去的長途跋涉都不太順，上次是五年前，要學紅軍長征，光腳在沙土路上走路，折騰過一次，還把鞋都弄丟了。

過了一會，司機招來人搬東西，都是一些家具，裝上了車，滿滿的，然後用繩子固定牢。回過頭來，他發現我們還在，躊躇一下，說這次裝得太滿了，拉不了你們了，你們等下一趟吧。這下我們都傻眼兒了。看著茫茫無際的大水，陰颼颼的，下一趟車能不能來我們都不知道，我們隻好央求他把我們帶回去，讓我們在家具縫隙裏呆著就行。

後來還不錯，他給我們擠出一點縫隙，讓我們好歹是可以離開這裏了。車順利地回來了，我回到家後發現家裏晚飯還沒有做好呢。我好像曆險歸來，從來沒有像此刻那樣感覺幸福和踏實，那種家給人帶來的滿滿的安全感至今難忘，且肚子已經不那麽餓了。記得上次是被媽媽訓斥，我離家出走，是吃完午飯走的，出走了一個下午，到了晚飯前我餓得受不了，就回家了，迷途知返，回來得及時，所以我的家人甚至不知道我離家出走了。這次的感覺有點類似，大人們都不知道我去了那麽危險的地方，我又在飯點兒的時候準時回來了。

這場大水我沒有找到任何曆史紀錄，隻找到這一年河南駐馬店的板橋水庫潰壩發水事故，淹死了八萬多人。雖然當時也是沒有見到報道，但後來在網上爆出很多信息。也許是我們這場大水不夠報道的級別吧，但是我上初中時還見到同學穿著被水泡過的棉衣、家裏蓋被水淹過的棉被。

被混水泡過的棉衣棉被上麵有很明顯的記號，就像尿床後在褥子上留下的圖案一樣，隻是那種圖案到處都有，而不是局限在一小塊地方。

社會主義大集

那年還有一個精彩的節目，叫“割資本主義尾巴，趕社會主義大集”。

那是我在高山子最後一次有點記憶的運動了。當然後麵還有“批鄧、反擊右傾翻案妖風”和“評水滸”，不過那時我已經離開高山子了。

這次運動與以前的不同，不是車站這邊勞改農場組織的，而是那邊高山子公社組織的，也就是地道的“農民運動”，著重砍那個“資本主義尾巴“，就是我們這邊這些老九們賴以生存的那個大集。

記得那是在1975年，電影《青鬆嶺》正在熱播，配合運動的形勢。“長鞭哎，那個一呀甩哎，啪啪地響哎，哎哎咿呀，趕起那大車出了莊哎咿嗨呦”。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3C2zugWEJU

我現在耳朵裏也還響著這個旋律。我家雖然下鄉，但下的都不是地道的“鄉”，而是勞改農場，和“貧下中農”們真的沒有多少交集。我對農村的理解也就是《青鬆嶺》裏的畫麵和我在高山子大集裏感受到的氛圍編織出來的怪物。《青鬆嶺》裏的逃亡的富農分子車老板兒錢廣搞投機倒把，被李仁堂出演的前車老板，那個黨的化身帶領青年人奪了錢廣手裏的馬鞭子。那“啪啪啪三鞭子”讓我們小孩興奮了好久，也曾經學著做那鞭子，練“啪啪啪”（別誤會，這是《青鬆嶺》的台詞，說的是“階級敵人”錢廣在駕車經過村口怪樹時，會給馬三鞭子，把馬鎮住，不然馬就會受驚 – 東北話叫“毛了”）。

[青鬆嶺上的金光大道]

那時還有一本厚厚的小說《金光大道》也是這次運動的助燃劑。可惜那本書太厚，又不吸引人，我試著看了幾次，隻有前麵二十幾頁的“引子”部分還能看，說的是舊社會的事。我隻對張金發感興趣，對高大泉沒有什麽好感。當然，幾年後張金發的反動言論 “誰發家誰光榮，誰受窮誰狗熊” 就被扶正了，成為 “萬元戶” 光榮。

後來人民日報頭版頭條社論《社會主義大集好》，帶頭宣傳，接著搞“哈爾套經驗”，還拍了《鶯歌燕舞》紀錄片。 下麵就跟著唱戲，宣傳了好久。我們那裏運動啟動得早，好像是春天就開始了，記得那時剛剛鬧完地震。

模仿耄搞大慶、大寨，江青學著搞天津小靳莊，王光美學著搞河北桃園經驗，毛遠新就也學著搞遼寧哈爾套大集，就是“限製資產階級法權”、“割資本主義尾巴”，作為社會主義的“新生事物”向全國宣傳。哈爾套公社（現在叫鎮）離我以前呆過半年的三江口不遠。

當時並行的還有“破除東北貓冬舊習”、“在冬季大搞農田基本建設”（我們東北講究冬天不動土）。1974年末，毛遠新認為冬閑是“閑了社會主義，忙了資本主義”。為了“讓實踐證明”在冬天裏能夠動工，他和幾個隨行人員用丁字鎬在凍土地上刨了一陣，就決定破除冬季不能在田裏勞動的觀念，動（qiáng）員（zhì）哈爾套全體幹部群眾參加農田建設。

但是農民自有自己的看法，對這種勞命傷財、損人不利己的勾當不積極，都盡量找時間搞副業，到集市上賣點東西準備過年更實在。幾日過後，上工地勞動的農民越來越少，而趕集的農民逐漸多了起來。

這時有捧臭腳的獻計，何不搞“社會主義大集”？正中毛遠新下懷，認為是限製“小生產”的好辦法，於是他坐鎮哈爾套，強推“社會主義大集”，其實質就是強製統購統銷，外加敲鑼打鼓地宣傳，為他積累政治資本。《中共國史料·遼寧大事記摘錄》記載：

• 1975年1月5-6日 省委在彰武縣哈爾套公社召開大型現場會議。推廣趕“社會主義大集”和“割資本主義尾巴”的“哈爾套公社經驗”，批判了農村集市貿易和農民家庭副業。

這股“社會主義大集”的春風吹到我們這裏時春天已經快過去了。別的倒沒有什麽，隻是我們依賴了近五年的大集稀裏糊塗地就被封了，“三不管”市場也不讓擺攤了。這下可壞了，大人們在一起商量，這可上哪裏去買東西？菜都吃不上了，更別提肉了。

“資本主義的集市”被取消了，我倒是不在乎這些，隻是好奇這“社會主義大集”是啥樣的。一等不來、二等也不來。過了好久，應該是在初夏吧，終於有一天得到通知，明天就是社會主義大集日了，好像還不是初一、十五，就是一個星期天。

那天我滿心歡喜，早早就出去看了。不過，社會主義大集不在原來的“資本主義大集”的地方了，而是“遊街”式的，不用我們翻山越嶺，在家門口等著就行。我傻嗬嗬在家後麵的馬路上等著，直到快中午了，才聽到鑼鼓聲從原來的大集處翻山過來，一隊人馬像現在的紅白喜事那樣由遠及近。其實那時真正的紅白喜事倒是沒有敲鑼打鼓吹嗩呐的。

[有點懵圈的老牛]

等那隊人馬走近了，我們才看見，領頭的是一個單駕牛車，牛頭上帶著大紅花（多虧是中國牛，對紅色不敏感），車上放著一個大鼓，有人在上麵起鼓隆咚搶地敲著。後麵跟著的有吹嗩呐的、敲鑼的，就像一個馬戲團入場式。後麵還有幾輛馬車驢車，估計是每個生產大隊都要出一輛車，但車上空空如也。

我還一直在執著地尋找那些大集的特征：要賣的貨物，商品。可惜，我還是圖樣圖森破，哪裏有什麽商品？“社會主義大集”就是沒有商品，這個牛頭上的紅花可能是今天唯一可以作為交換的物品，估計要送給今天最賣力的表演“藝術家”了。我是大失所望，完啦？就像忍了半天要打噴嚏，結果不小心給憋回去了，沒有“阿嚏”一下爽一爽，隻剩下流清鼻涕了。

原來，社會主義大集就是取消商品經濟，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共同富裕 — 我們走在大路上]

真正的哈爾套大集，在75年1月搞了三次，把社員的家底搜刮一空送到供銷社後，已經沒有可以搞“大集”的東西了，所以2月的“大集”就開始把內容變成了學“理論”、批“孔孟之道”和“小生產”的批判會。甚至入夏時第六次大集的中心內容是“計劃生育”，本質上荒唐透頂，但形式上還是共通的：都是計劃。就這樣，有時收購，有時做樣子，哈爾套大集陸陸續續搞了十幾次，曆時一年多，你糊弄我、我糊弄你，再拍一個電影《鶯歌燕舞》，推向全地區（阜新）、全省、全國。

是的，那時已經開始計劃生育了。1973年7月，國務院設立計劃生育領導小組，華國鋒任組長，12月第一次全國計劃生育工作匯報會確定了“晚、稀、少”方針，提倡晚婚（農村女23周歲，男25周歲，城市更高）、一對夫婦生育兩個孩子、間隔四年左右，並逐漸開始采取強製結紮、強製墮胎甚至殺嬰等手段。

那個“大搞農田基本建設”的活動也一直在我們那裏推廣。一年後我搬家到了山上，邊上的山坡地在那個冬天被修成了土梯田，到了夏天大雨一衝，“梯”滑下來就沒有了。現在衛星地圖上還能看到那些痕跡，就像陝西黃巢溝的故事，至今大地還用一個個被撕裂的口子來記錄當年荒唐的曆史。修梯田的都是曲辰大學的工農兵學員，期間也有不少趣事，有機會我也會寫一寫，不過那是另一個故事了。

[家邊上的土梯田]

那一年地震、水災、人禍等不斷，搞得天怒人怨，好像預示著什麽。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到了第二年，唐山大地震終於震塌了假大空的共產主義大廈，文革折騰到頭了，也就自然內爆了。就算沒有英明領袖，文革也像耗盡燃油的汽車，無以為繼，走到了盡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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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 昨日，我的小學同學，那位眼鏡，居然看到了我的這篇文章，聯係上了我，讓我想起在高山子時和他的故事。我很是感慨，因為我們已經失聯四十年了。

一次，中午放學，他和我追逐著打鬧，他撿起一塊小石頭擲向我，正好砸到我的頭上，開瓢了。當時我還戴著帽子，血順著後腦勺流了下來，流到後脖頸上，但我自己看不見。

他追上來看到了，估計是血淋淋的，挺嚇人，馬上就開始哭了，是那種出聲音帶眼淚的真哭，估計是怕我就此掛了。而我這時已經足夠大了，不會因為疼痛而哭泣，事實上那也不太疼。當時我還覺得挺有意思，是你給我開了瓢，怎麽還是你哭？

後來我們去衛生所包紮了一下。我就像戰爭電影裏傷員，頭上纏了白色的經緯繃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