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中,二舅來美度假,他是杭州筧橋中央航校第五期畢業生。談到抗戰和撤退台灣的經曆,其中印像最深的是,他在大廈將傾之時,對胞澤命運的感慨。
時間回到抗戰初期,1937年底,中國空軍原有四百架飛機消耗殆盡,11月初已不到36架,不少還是小飛機、戰傷和故障機。日方記錄到從8至10月間,共擊落中國飛機181架、地麵擊毀140架。
“南京快失守時,我們奉命執行運送任務。說起來不好意思,幫助幾個人撤出來,接他們回南昌的基地。
我飛的是一架'史汀生'機,美國產小型機。前後一共飛了三次。用這架飛機運出的人,有南京作戰指揮官、俄國顧問、最後一位是園鳴湘,南京空軍的指揮官。
我降落在南京市內大校場機場,機場已被日機轟炸過,跑道上一個接一個的彈坑,為了避免飛機翻覆,地麵部隊在每一個彈坑裏放上一個馬燈。為防止日本人來轟炸,飛機隻能在晚上降落,第二天天亮之前就得飛走。有幾架飛機在降落時損壞,不能再飛,我的飛機萬幸沒有損失。
最後一次飛南京,地麵部隊已經準備好要破壞機場,由一個爆破小組執行,說要破壞機場不讓日本人利用。其實沒有用,南京淪陷後,日本人抓來民工很快就修複了。
飛機起飛時,看見機場的衛兵仍站著筆直向我敬禮,也不知南京陷落後,他們的命運如何。”
“抗戰勝利時,我們筧橋中央航校第五期八十來名學員,活下來的大概隻有一半。死亡的一半中,真正死於戰爭的,也隻是少數。有各種各樣原因,像飛機質量,意外事故,都能輕易結束一個飛行員生命,我們國家實力太弱,技術差,設備落後,簡直與日本人不成對手。加上美國、蘇聯支援的飛機,在戰爭初期階段,我們的飛機在同一時間也隻有百來架。與日本幾千架陸軍海軍航空兵飛機和強大的飛機製造業相比,簡直無法抗衡。”
接著談到撤退台灣時的情形。
“抗戰結束,終於和平了,接下來就是接收日軍飛機和機場工作,由於空軍組織機構不夠完善,接收工作做得一塌糊塗。空軍到了地麵,就好像很了不得,權大得不得了。為了接收日軍基地和物資,從戰時指揮部派出了32個指揮官,從石家莊到青島,到處隨便派人去指揮。一個個精密工廠隨隨便便就交到一個人的手上,也不考查這個人能力。現在想想,實在是荒唐。
戰勝後接收日本飛機,各地機場日本剩餘飛機其實很少,也派不上用途,沒有正式加入空軍。不過空軍確實有一支專門使用日本飛機的部隊,基地在濟南和北京。沒有多久,這些飛機開始出現問題,但壞了沒有零件器材,這些飛機終究也沒能派上用途。人員方麵,空軍沒有接收日軍飛行員,他們都回去了。日本飛行員軍紀很嚴明,比我們強。
我從空軍參謀學院畢業後,沒有回到戰鬥部隊。先派到北平,在接收地區司令部任職。轉到地麵上後,開始是了解行政業務,後來地區司令部改為軍區司令部,軍區司令部管轄範圍很廣,每個司令部包括多個城市的空軍基地和設施。全國當時有十個空軍軍區司令部,像東北軍區,華北軍區等等。 後來青島需要空軍指揮官,我就被從北平派到了青島。
山東地方勢力有兩種,分為皇協軍及遊擊部隊,本來他們想向國民黨投靠,要求編入,但是陳誠不肯。這樣一來,這麽一大批人就投靠共產黨, 變成了反對國民黨的人。
撤退時,先從東北開始。蘇聯把東北交給了中共,我們隻有幾個大城市。沒過多久,東北形勢緊張。一次與美軍駐青島巴格裏德上校交談,上校分析說, 看共產黨的攻勢,國軍在東北已站不住腳。東北後撤,北平也保不住,現在隻有兩條路可走:一是到天津、二是到青島,陸地走已來不及,必需靠空軍。
我聽到後,馬上跑到北平向司令稟報。司令聽後,訓道,我們現在正在想辦法發奮圖強,你卻來要我們撤退,根本把我的話當耳邊風。現在想起來這件事,我當時也實在是太年輕,這種話即使是對的,司令也有參謀幫他出謀劃策,哪裏用得著我以下級身份對上司講。
我於是回到青島,沒有幾天,就收到北平緊急撤退的電報。回到北平,當時共軍炮彈已經落到機場,傅作義是北平城防司令。他盡力保護機場,維持飛機跑道。對不願起義的要人、他也禮送出境,使一大批人還有機會活著出來 ,算是仁至義盡。
我走時,飛機非常短缺,能坐的地方都坐得滿滿的,大家都知道坐不上飛機就意味著死亡或被俘。飛機將要起飛之際,看到飛機傍有一位士兵,眼睜睜望著我們離去,知道我們將一去不返。他完全可以去逃命,去發勞騷或者反抗,但還是向往常一樣,平靜地向我們敬禮,跟我們揮手道別,我真不知道換了自己會怎樣。那個情景,過了這麽多年,至今想起來還不勝感慨。”
感慨完,他還不忘調侃一下。“日本人來時,老百姓站在我們這一邊,大家還都一條心。共產黨來了則不同,民心是向著他們的,我們被放到了民眾對立麵。這一筆糊塗賬,不知道哪一年才算得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