旗人永福

-京城尋親記

 

文革中期，曾有位忘年交，一個流落在滬的京藉旗人。隻知道他叫永福，個子不高，戴副深度近視鏡，長得像溥儀。因為之前還沒讀過《我的前半生》，所以更準確的說，看到溥儀的照片，便聯想起永福。

 

永福是地道老北京，講一口兒話音。對人輕聲細語，恭敬有加。說起滿人姓名，入關前，其漢名隻取其聲、不介意用字。如努爾哈赤曾譯成弩兒哈奇，多爾袞作多裏哄，巴雅喇(號兆裏兔)寫成把牙喇。因怕被漢人譏為“化外夷狄”，以後將兒改爾, 兔改圖，牙改雅。康熙時始用雅字，如順治帝二、五子名福全、常寧。康熙諸子承祜、承瑞、承慶、長華、長生、萬黼。乾隆諸子為永璜、永璉、永璋、永珹、永琪、永瑢、永琮、永璿、永瑆、永璂、永璟、永璐、永琰(太子)和永璘。皇子取名用意永久康平，上行下效，永福應是滿人常用漢名。

 

50年代後，相比在上海人數稀少的北京人，在京滬籍人士像東晉初年的南京，“過江名士多於鯽”，大都能講咬文嚼字的普通話。永福是此生見到唯一一個長居上海、會講上海話的老北京，還是旗人。一次暑期在滬時，他邀請我去他家聊天，這邊同我講北京方言，不時回頭與家人來幾句“上海艾話”，那場景真有點幽默。永福的話題，大多是早年北京的記憶和生活，也時常念叨著要回北京尋找家人。他上海的家在山陰路積善裏，五口人擠在石庫門盡頭一個小間。石庫門是中西合壁建築，比北京四合院的門臉氣派，不過裏麵幾十家人擠在一起，隻有一條窄巷，沒有四合院的適居和鳥語花香。

 

永福大約在1927年從京東通州來上海，時年16歲，在教會當木匠，大概也打些零工。一直沒有弄清楚他為何離家出走。算起來他出生在1911年，正是辛亥革命爆發之時。後來在上海娶妻生子，一直沒有再回來過。時光如梭，一晃就到了70年代中，如火如荼的運動也到了強弩之末。

 

隱約感覺永福並非通州人，通州話雖然混有北京天津河北方言，但說出來有點”垮”，一聽就不是帶京腔的北京胡同用語。50年代以前，通州屬於河北，清民時也曾在京城河北間變更管轄權，49年後，名稱數變，先是通縣，後來叫通州區。通州城離北京長安街東建國門不過十餘公裏，清末時交通不便，沒有直通的路。永福在京那會，還沒有建國門。門是日本人占據北平時，為了方便修路扒出的一個豁口，但從未建過門樓，也不屬於京城城門“內九外七”之列，後來叫“建國門”是沒有辦法，總不能叫“建國豁口”吧。還有這建國兩字，原指的不是新中國，而是中華民國。

 

文革時盛行的唯血統論，並非紅衛兵新發明，其實早就深植華夏傳統中。近代太平天國有之、辛亥革命發揚光大，到了文革已輕車熟路。

 

太平天國時期，太平軍所到之處，不分老幼，殺盡旗人，有記載的超過20萬。南京和江南蘇杭重鎮，旗人絕跡。太平天國失敗後，清廷重新調集旗人駐軍南方。這些旗人在辛亥革命中，大都沒逃過被殺噩運。辛亥革命由民族主義發展成種族仇殺，武昌革命士兵在起事前公議“禁令十條”，其中即有“勾結滿人者斬”、“私藏滿人者斬”。起事之時，各隊先秘密處決朝夕相處的滿族袍澤。辛亥年對滿人的殺戮一直都被有意隱去。

 

滿清是唯血統論的變本加厲者，遍布各地的滿城和八旗就是明證，隻是到了清末，“排滿”呼聲四起，清廷意識到危險，才開始考慮將旗人融入漢族。1901年慈禧懿旨廢除“滿漢不通婚” 祖製，實行滿漢通婚，讓旗人盡快融入漢族，以免有朝一日被種族滅絕。1902年再次宣布準許滿漢通婚，但為時已晚。辛亥革命爆發時，武昌起義蔓延各地，滿人在多個城市被虐殺，《紐約時報》記者描述南京慘況，數以千計的滿人，不分老幼，都被無情殘殺，在現代史中前所未見。各地滿城陷落，革命軍要求長得像滿人者念六六六，有口音的立刻處決。武漢西安廣州旗人被殺十萬之眾，幾無幸存者。

 

北京的滿族人，五十年代慢慢恢複身份，文革時沒有再受到係統衝擊。原因很簡單，他們已經身無長物、遠離政治、長年隱姓埋名，對社會無足輕重，紅衛兵才懶得理他們。21世紀初，一項基因研究發現滿族人血統中的漢族基因已超過30%。清廷和慈禧擔心的事，成為過去。回想清朝初期采取的各種種族隔離（將漢人趕出北京）和禁止通婚政策，真是反諷。

 

文革後讀《揚州十日記》和《嘉定屠城記》，講述 17世紀清軍入關時，漢民族麵臨滅族時的絕望。辛亥革命將所有滿人當作代罪羔羊，任人宰割的滿人竟沒留下任何文字記錄。現在能看到的文獻，隻有少數歐美傳教士的記載。如英國傳教士在西安目睹旗人士兵放下兵器，跪在地上，哀求革命軍放過，仍被無情殘殺。漢人抓滿族女孩做奴婢，強占滿族女子為妻。滿族家庭把女兒扮成漢人，由於沒有纏足，很容易就被發現。僅在西安和武昌，就有3萬滿人被殺，各地如廣州荊州和福州，都有大屠殺記錄。 漢民族對滿族的虐殺，淹沒在曆史中，從沒受到追究。 1911年北京60多萬滿人，到1949年隻餘3萬人。與南方相比，北京旗人已算幸運，雖如驚弓之鳥，仍能易服剃發（一如270年前的漢人）、隱姓埋名、流落異鄉。

 

如果還有機會，一定會與永福談談他早年的生活，和旗人在辛亥後的遭遇。現在隻能想像當時的景像，1912年初，他母親抱著他從旗營出逃到通州鄉下，衣食無著生活艱難，仍給他起了個美好的名字。永福、永福，永遠福康、幸福。

 

辛亥後留在京城的殘餘旗人，成為城市貧困人口，生存都成了問題。宣統二年時京城滿蒙漢軍二十四旗有67萬人，占京城人口近半。辛亥後俸銀停發，旗兵原來"不農不工不商"，導致貧薄者借債無門、謀生乏術；前清王公貴族靠典賣祖產度日，生活淒慘；知道的有榮壽固倫公主生活窘困，將鳳冠送進當鋪；順承郡王後裔以賣畫為生；前清王爺，靠拉洋車糊口。1924年的報紙提到旗人家中無物典賣者，到粥廠領粥充饑，軍閥混戰致粥廠停止放粥，靠領粥糊口的滿人陷入生活絕境。當時北平從娼者，大多為滿族，滿人生活艱難貧困潦倒，或"流為竊賊、或墮為娟優"。1931年9月報刊曾有鐵帽子王拉洋車，倒斃城門下的新聞，報道滿人生活的悲慘，"屯居之旗人，京東、京北一帶，大半衣食無完，困苦萬狀"。曆史循徊，北宋靖康之恥，押解至東北的漢人宗室受盡金人侮辱，這回落在了金人後輩的滿人身上。

 

滿人長期隱姓埋名，連老舍也多年不敢提及他的身份。滿人入學、就業中備受歧視，民國時期公司雇人，不錄取有滿人姓氏者。以後慢慢理解了永福為何16歲時，頭也不回的離家而去。他一直在教會裏做工友，兼幹木匠活。教會大概是唯一能平等待人之地。永福沒上過學，解放初期在上海上掃盲班，字寫得很漂亮，做木匠活時，總是將方案畫在紙上。

 

文革最後一年，在離開50年後，永福來京尋親。經長輩安排，任務層層落實，由我負責帶他尋找失去聯係已久的家人。永福乘火車來京，住在家裏。周末一天，我們從永安裏出發，換乘公交車到通縣農村，按照村名找到地址，記得正值炎炎夏日，村前村後沒有幾棵遮蔭的樹木。我們一家家的打聽詢問。很遺憾，隻有兩家人還能想起永福的兄弟和母親，好像許多年前就離開了，他在村裏已經沒有一位親戚和朋友。他沒有心情在北京多待，很失落的回了上海，以後再也沒來過。自永福返滬後，文革結束、改革開放、恢複高考，我也上學工作出國留學，再沒有機會見到他。

 

人生憾事，是沒能完成長輩交待和期盼的事情。遺憾之處，不僅是事情沒辦成，還在於以後再沒機會補救，因為人都不在了。回憶起永福失望的樣子，讓我感慨終生。他翹首指望多年的事，最終沒有辦成，讓他抱憾而去。

 

 

 

 

英意籍攝影師菲利斯·比特於1860年拍攝的通州燃燈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