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問甘地 - 印度領袖對中國抗戰的態度(上)

訪問甘地 - 印度領袖對中國抗戰的態度(上)
 

1938年10月廣州武漢失守，抗戰進入戰略相持。12月，當時中國二號人物汪精衛，在戰爭最為緊張之際，於越南發表“豔電”公開叛國投敵，使抗戰士氣受到巨大打擊。國際上，隻有蘇聯為了保持與日本的緩衝帶，給予中國有限的支援(飛機、誌願飛行員和後勤支援)。危急時刻，環顧世界，沒有幾個國家願意給予中國物質上和道義上的支持。
 

在國內，兩黨外的民間人士、普通民眾和海外華人都在用各種方式支援抗戰。1938年12月底幾位中國民間人士，趁到印度參加會議，前往訪問印度獨立運動和國大黨領袖甘地、尼赫魯、波士，詩聖泰戈爾和工運領袖甘華麗等人，尋求他們對中國抗戰的看法和支持，返國後發表訪問記，載於《消息》雜誌第12卷第1期(1939年3月)。關於印度獨立運動領袖對中國抗戰的態度，這幾年國內有不少討論，誤解不少。此文提供了不少有意思的細節，及印度領袖表達的見解及其背景，原文摘錄如下 -
 

首先要說到印度的旅行。印度的鐵路網是相當完密的，行車時刻也相當準確，但火車上的設備，卻是一團糟。車廂是英國式的，此一截與彼一截不相接，此一車與彼一車也不相通，所以要到一個站才能下車叫飯，又一個站才能送進來，再一個站才能付賬，這一來要去掉幾個鍾頭。查票的也是一樣，幾分鍾查完一段，又要坐著等大半個鍾頭，到了站才能過去查第二段。這不過是一個例子，其它如車役的少與不靈活，車廂內的肮髒，衛生設備的簡陋等，就是同中國比較，也是落後的。也許這是殖民地所特有的情形吧!
 

十二月三十日早晨乘車向華達(Wardha)進行，第二天早晨便到了那裏。這是一個小市鎮，我們到這裏是要訪問甘地，他的修道院就在這鎮附近一個名叫錫加安(Segaon)的小村裏。到了華達，我們就被招待到一個富人的家裏去休息。這富人擁有鎮裏一大半的地產，但後來他變成甘地的信徒，把家產的大部送給甘地，任他支配。那天我們在他那裏吃午飯。我們八九個人同主人們在走廊下席地而坐，吃的是道地的印度飯，放在一個銅盆裏，拿手來吃，一切都是素的，至於味道，那是酸甜苦辣不調和的混合，大概隻有印度人能夠欣賞。中國人，尤其是驕養慣的，當然不能下咽。
 

下午，我們就乘車到甘地的修道院。說修道院，這是因為找不到一個更合適的名詞。這是印度教徒靜修、研究、勞作和從事於一般身心鍛煉的一個地方，印度話叫做Ashram。甘地的修道院裏有二三十個人，他們住的不過是幾座泥土的房子，裏麵的設備是非常簡單的。我們進了修道院，便被領到一所房子的走廊上麵，把我們自己帶來的鋪蓋打開，這便是我們的"寢室"。我們休息了一下，便去謁見甘地。
 

在一所小房子的門口脫了鞋，走進一個大概算是客廳的鬥室，便看見我們仰望已久，名聞全世界的甘地先生。他是坐在席子上，盤著足，腰上隻係著一條"道帶"(Dhoti)。他的樣子同我們經常在照片上所看見的差不多，卻不像我們所想的那麽瘦弱。他誠摯地與我們每一個人握手，請我們坐下，便開始與我們談話。我們在不同的時間和他淡了兩次，時間差不多兩小時。我們所談的，主要是關於中日的問題，現在把他所發表的意見摘錄於下:
 

"不久以前，有一位中國朋友，請我給他一篇對中國民眾的致辭，但我謝絕了，而理由是這樣的: 如果我隻說我同情於中國的奮鬥，那是沒有多大意義的，我所希望說的是: 中國的得救，隻有用非武力的方法才能完成。但我隻是一個旁觀者，而中國的人民，卻是在一個生死關頭的鬥爭中，我怎能對他們說: '不要那樣做，要這樣做' 呢? 他們決不會接受這新的方法，同時對於舊的方法也許發生疑問，因此，我若給他們什麽'忠告'，那隻有混亂了他們的思想，無補於事。
 

"說到非武力的方法，我是相信，個人間應當應用，國際間也應當應用，如果我們對外是用武力的，那麽，對內的時候也不能實行非武力了。
 

"但是，一個相信非武力主義者，卻也不必勸中國人放棄他們武力的鬥爭。假如不是對這方法發生了信仰的，假如放棄了武力不是覺得更剛強、更勇敢的，那麽，消極的不用武力是沒有用處的。(作者按: 甘地以前曾說過: 我寧可冒險用武力一千次，也不肯叫我自己的民族失卻丈夫之氣。)
 

"可是一個相信非武力主義者，卻不能因為愛日本人的原故，就要祈求日本軍事的勝利，同時他也不應當祈求中國方麵的勝利，他隻應當祈求公理的勝利。
 

  "至於對中國抗戰的展望，我隻能這樣的說: 如果中國戰勝了，而學習了日本的方法，那無非是以暴易暴，不會給世界一個新的希望; 如果中國戰敗了，中國人卻不應當悲觀，因為中國是不能用武力來征服的，中國是必定會再起來的。能夠有這樣的精神，也就是非武力主義的應用。"
 

甘地的這一番話，有許多地方當然不是在抗戰中的中國人所能讚成的。中國和印度的處境是絕不相同的，因為一個是沒有武力可言的殖民地，一個是可以用武力抗戰的獨立國家。我們想: 假如甘地生於今日的中國，他會不會還是主張非暴力，抑或他會讚助抗戰? 他在談話中說過，他在南非洲布爾和祖魯叛變事件，以及在歐戰期中，都曾為英軍組織救護隊，這些工作，似乎都與他非武力的原則相背。雖然他說過那是站在人道主義立場做的，也許這就表示了他的非武力原則的相對性，假如他遇到像今日中國的境遇，他也許不得不相當地變更他的方法。
 

在我們會見甘地幾天以後，一位著名的日本基督徒賀川豐彥也去訪問他。賀川也是世界知名的，甚至被目為日本的甘地。這是他們第一次會見，賀川談了許多不相幹的話，甘地卻不耐煩地問他: "日本人民對於中日戰爭抱什麽態度?" 賀川卻避免回答這個問題，隻說他的見解，在日本和一般人不同。於是甘地坦白地說: "假如我是你，我就把我的 '異端' 宣布出來，讓他們把我槍斃。假如我是你，我就把你所提倡的合作社或其它工作放在一邊，把你國家的榮譽放在另一邊，衡量這兩者的輕重，如果你覺得日本的榮譽是被出賣了，我便要勸你公開的反對日本的侵略，這樣，便可以使日本因你個人的死而活著。"
 

"我是有這樣確信的"，賀川回答說，"但我的朋友們卻勸我不要這樣做。"
 

"不要聽你朋友們的話，如果你內心的朋友告訴你: '做這個'。朋友無論怎樣好，有時會蒙蔽我們。當我為不合作運動而決定入獄的時候，我的朋友也勸我不要這樣做，然而我入獄以後，反得到新的自由，以前我所看不見的，在漆黑的囚室裏反無所不見。"
 

甘地對賀川說的這一段話，使我們可以更明了他對中日戰爭的態度。
 

我們在修道院住了兩夜，覺得那裏的生活別有滋味。每天是四點鍾就起來，在星光中做禮拜，儀式是很肅穆的，有唱詩，讀經，祈禱等節目。一天三頓飯，也是素食，不過有許多牛奶幹果之類，滋養料還算豐富。早晚飯後，甘地照例有一小時的散步，我們在後麵追隨，和他閑談。他是很健步的，我們幾乎趕不上。
….…
 

我們會見甘地以後，又參觀了幾處民眾學校及手工業教師養成所。在華達的時候，又會見在那富人家養病的現任國大黨主席波士先生(Subbas Chandra Bose)。從華達我們就到加爾各答。這是印度最大的城市，街道整潔，交通便利，是完全歐化的。那裏有些國大黨的領袖。我們和他們都曾談到印度一般的問題，關於這一點，在下麵還要說到。
 

(編注: 國大黨創建於1885年，目標是爭取印度人分享政府權利，後遭到英國殖民當局反對，國大黨的目標開始轉向爭取印度獨立。1924年，聖雄甘地成為國大黨主席，開始帶領全黨投入印度獨立運動。)

訪問甘地 - 印度領袖對中國抗戰的態度(上)
訪問泰戈爾 - 印度領袖對中國抗戰的態度(中)
訪問尼赫魯 - 印度領袖對中國抗戰的態度(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