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上記事(上)

北上記事(上)

1948年初，內戰的天平開始傾斜。中共在五一節前發布口號，號召推翻蔣介石集團建立新中國，呼籲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及社會賢達，召開新政治協商會議，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在港民主黨派及無黨派民主人士，5月5日聯名響應，並通電各界“共同策進，完成大業”。口號發布之時，多數民主人士還在上海；香港成為民主人士的臨時政治避難所和中轉站。8月周恩來致電中共香港分局：“為邀請與歡迎港、滬及南洋民主人士及文化界朋友來解放區，並為他們籌劃安全的道路…" ，派錢之光前往香港，會同方方章漢夫潘漢年連貫夏衍等人，安排護送來港民主人士進入解放區。
 

具體安排是邀請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代表來解放區商討，“北來人士，擬先集中哈爾濱招待商談"。會議名稱“政治協商會議”。視戰事發展，次年春在華北或哈市召開。當時考慮政協由30個單位組成，每單位6人，共180人參加。為此在東柏坡修建政協禮堂，但因戰事進展迅猛，1949年初北平已告解放，逐將新政協改在北平舉行。
 

9月周擬定長江以南民主人士77人名單、平津24人名單，征詢各界意見。到年底將名單具體為在港列名響應“五一號召”的各民主黨派人士及無黨派人士均可參加，並與民革、救國會、農工黨及致公黨接洽。從1948年8月到1949年8月，秘密經過香港北上的民主人士，約有350人。其中 119人參加了第一屆全國政協全國委員會。另外先期於6月在北平召開的政協籌備會議，在23黨派團體134名代表中，基本由上述77(+24)人組成。9月21-30日召開的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的663位代表中，由香港北上的民主人士占了170位。
 

從香港秘密乘船北上

同年9月起，大批國統區民主派人士分批借道香港秘密北上。他們由海路北上，先後有二十多批，人數較多的批次如下。
 

第一批為民盟沈鈞儒章伯鈞、民革譚平山蔡廷鍇。於1948年9月12日晚乘蘇聯貨輪“波爾塔瓦號”北上，27日到達北朝鮮羅津港，改乘火車於29日抵哈爾濱。第二批民促會王紹鏊、救國會方與嚴、力揚等人，9月17日離港，10月初到達哈爾濱。中間還有10月29日張曼筠(李公撲夫人)、沈粹滇(鄒韜奮夫人)、民革周穎乘"湖南號"，經仁川到天津。第三批為無黨派郭沫若、民進馬敘倫、致公黨陳其尤、農工黨丘哲、民盟馮裕芳、沙千裏、宦鄉、曹孟君、韓練成、翦伯讚、侯外廬、沈誌遠、許寶駒、許廣平、周海嬰等17人。因已租的蘇聯貨船"阿爾丹"出了事故，改乘"華中輪"11月23日離港北上。
 

第四批有李章達、千家駒、陳劭先、陳此生、夏康達、林植夫、盧於道等8人。乘掛英旗的"南美"號離港，登陸煙台，經濟南石家莊，抵達西柏坡村，1949年初到北平。李章達因心髒病又於6月返港手術，51年再度回京，兩度從香港北上。第五批的有民革李濟深、朱蘊山、李民、梅龔彬、李澤霖(李民欣)，民盟鄧初民、吳茂蓀，民建章乃器、施複亮，孫起孟，農工彭澤民，還有文化界茅盾洪深等人。12月26日聖誕節第二天乘蘇聯“阿爾丹”輪北上，次年1月7日到達大連。第六批為台盟謝雪紅李純青、民建楊美真吳羹梅等十幾人，2月16日離港，乘船到北朝鮮鎮南浦，3月9日抵達北平。
 

第七批30餘人，2月28日乘掛葡萄牙旗的“華中”號啟航。有工商界陳叔通包達三張絅伯、無黨派馬寅初、民革柳亞子、民盟宋雲彬、法學家張誌讓、作家萬家寶(曹禺)、文化界葉聖陶鄭振鐸傅彬然，教授沈體蘭、婦聯鄧康(鄧裕誌)，3月5日抵達煙台，在煙台停留兩天後，經萊縣濰縣青州德州滄州天津，18日抵達北平。第八批有民盟黃炎培、民建盛丕華俞寰澄、學者常任俠，3月14日晚乘挪威"達維恩"號輪船啟程，23日登陸天津，再抵北平。
 

第九批乘“寶通號”貨輪3月21日北上，27日抵達天津。人員包括致公黨黃鼎臣、民革張文、民盟周鯨文周新民楊子恒劉王立明、農工黨李伯球、民主革命同盟譚惕吾、民促會徐伯昕。除了民主人士，還有一大批文化藝術界人士也隨船北上，如史東山，張瑞芳，白楊，舒秀文，於伶，曾昭掄，俞大絪，費振東，汪金丁，羅文玉，沈其震，馮乃超，狄超白，邵荃麟，胡耐秋，陽翰笙，嚴濟慈，黎澍，薛迪暢，臧克家，丁聰，特偉，李淩，黎國荃，於立群，郭大力，朱智賢，陳邇冬，傅天仇，林礪儒，黃藥眠，陸誌癢，還有民盟新馬分部主席胡一聲等、前往北平出席全國婦女代表大會的代表、三聯書店職員、56名達德學院華僑學生和華僑民主人士家屬，共250多人。
 

第十批有民盟薩空了、新華社金仲華、戲劇家歐陽予倩、音樂家馬思聰，乘坐"三民"號輪船3月28日離港，4月5日抵天津，8日到達北平。第十一批為民革何香凝和家人，由廖夢醒陪同，4月初乘希臘輪船"大西洋"號北上，12日至天津，再乘火車前往北平。第十二批離港北上的是李達王亞南薑椿芳等民主和文化界人士一百多人。5月5日深夜乘太古輪船公司“嶽州號”貨輪北上，14日抵達天津塘沽。
 

民主人士中有幾類人，部分受國民黨迫害，上了黑名單，上海解放前夕，轉赴香港避難。第二類是國共雙方都極力爭取的人物，如李濟深，不僅與國民黨，還與港英、美國和桂係有往來，接觸頻繁。第三類屬於中間勢力，…。
 

經朝鮮進入東北

政協有關曆史文件和回憶文章對此有詳盡介紹，特別是參予組織接應人員描述的操作細節，不再贅述。但當事人方麵，還沒有看到親身經曆者的自述和專文回憶。可能與當時的保密環境有關，在很長一段時間，仍需要維持這一通道已備不時之需。時間過去七十餘載，雖然已經無法再追蹤當事人的口述實錄。但仍能從親曆者已發表或未發表的文字中，追尋支言片語的線索。以下引用第六批親曆者的北上經曆，出處附後並配以佐證:

"… 一九四九年一月，我到錫蘭參加會議，會後就回到香港，在那裏考慮我的行止。在我離開上海的時候，我是在國民黨特務的恐怖下，在一位朋友的家裏躲了一個星期; 因此，許多朋友都勸我不要再回上海。…"
 

這位上海的朋友，就是救濟總署的楊顯東先生。1948年時住在上海，擔任糧食緊急購儲會顧問。楊是曾留學過美國的農業專家，建國後北上，一直擔任農業部副部長40年。
 

"正在猶豫的時候，一位中共的朋友來對我說: 中共中央當局希望我馬上到北方去，同他們商討 … 的一般問題。我答應了，但我有一些公私的事必須回上海處理。正在這時候，我接到電報，要我回上海去參加一個緊急會議。當時，國民黨的反動派正在以和談做備戰的俺護，我估計在短期中不致發生嚴重的問題，因此，就在舊曆年前飛到上海住了三天，又飛回香港。"
 

當時在香港負責與民主人士個別聯係的，是夏衍、連貫、喬冠華。夏連兩人都曾常住上海，與滬藉民主人士相識。
 

"在香港住了一些時，二月十六日就在一個半秘密的狀態中，乘船到北朝鮮的鎮南浦登陸。"
 

按照預定計劃，這批北上民主人士安排在2月16日晚上出發。為了避開港英和國民黨特務耳目，要走的人都是個別臨時通知，事前誰都不知道會與誰同船。而且各人走不同的路線。為了不讓人看出外出旅行的模樣，民主人士不隨身攜帶行李，到達約定地點，由接應人員護送上船。攜帶的行李，則放在原來住處，另行派人搬運上船。
 

這次"從香港經過北朝鮮到東北解放區，同行的有十幾個人"。其中有台盟的謝雪紅、李純青，民建的吳羹梅楊美真等人。
 

謝雪紅是台灣彰化人，台共創始黨員，台灣民主自治同盟發起者和首任主席。也是二二八事件中台中二七部隊組建者。1947年起義失敗後，轉赴廈門香港。謝1957年被打成右派開除黨籍，曆經多次批鬥，1970年被迫害致死。1986年雖獲平反，但仍留了個政治尾巴。李純青是三十年代入黨，在滬主持《大公報》社評並主編《時代青年》，北上後任天津《進步日報》副總編。以後在上海《大公報》、天津《大公報》任職。1954年起任職中宣部，兼任台盟副主席，是實權派人物。民建吳羹梅, 江蘇武進人，中國的“鉛筆大王”。他的中國標準國貨鉛筆廠，是中國第一家民族資本鉛筆廠。楊美真是民建核心成員，也是章乃器夫人。
 

前幾批次北上人員，為了保密，要走的人，有的西服革履，扮成經理模樣；有的則是長袍馬褂，扮成商人坐船到東北做生意，口袋裏還放一套貨單，準備好套話應付海關檢查。但也難免臨時出差錯，其中馬寅初先生扮成賬房先生，結果被港英海關查到一張西裝革履的照片、與麵前這位穿馬掛者身份反差很大，懷疑他是通緝要犯，下令扣船不準出港。經船員上岸交涉解釋，塞了“吃茶錢”，才得放行。
 

船到北朝鮮，眾人在鎮南浦登陸。鎮南浦是朝鮮北部的重要港口，平壤的海上門戶。接應人員將北上的民主人士，用汽車運往平嚷的東北局辦事外招待所。
 

"到了平壤，我們就被招待到一個中共的辦事處，在那裏我們享受豐美的飲食，和舒適的住處。當我們踏進客廳坐下的時候，一位女同誌便用親切的語氣對我們說: '你們到了家了'。我們在那裏住了兩天，他們常常說這句話; 這就使我們忘記身在異國，感到非常的快慰。的確，我們是到了家了。在蔣管區裏，我們天天在恐怖中生活著; 現在我們是一個自由的人，我們重新享受家庭的溫暖，這就是人與人間的愛。…"
 

平壤辦事處對內稱“東北局駐朝鮮辦事處”，對外則稱“平壤利民公司”，負責人朱理治，當時朝鮮連接中國北滿、南滿、大連以及山東的四個重要城市，為南浦、新義州、滿浦和羅津。東北局根據需要，在這四個城市設置了4個辦事分處，過境人員的接送任務，主要由位於東海岸的羅津辦事處完成。
 

"二月中，我從香港經過北朝鮮到了安東、沈陽、北平、以後又到過東北其他幾個重要的城市，我所得到的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各地方的人民政府和中共的朋友們犧牲克已，忠實地為人民服務的精神，和他們虛心學習，自我批評的民主作風。"
 

"從那裏，經過平壤和新義州，就渡過鴨綠江大橋，進入國境，那就是安東。在安東和沈陽住了幾天，就在三月九日到了北平。不久以後，我和中共當局開始交換意見。…"
 

安東即現在的丹東。當時在沈陽負責接待工作的是管易文，1949年北京和平解放後調任中央統戰部接待赴任處長。曾任上海市政府副秘書長、國務院參事。以下周文稱呼他為"交際處長"。
 

從沈陽到北平

從1948年8月到1949年8月，秘密經過香港北上的民主人士，約有350人，其中 119人參加了第一屆全國政協會議。大部分分批北上的民主人士匯集到沈陽後，再乘火車進北平。關於這段經曆，陪同許廣平北上的周海嬰，八十年代寫過一篇回憶文章，記述了一些細節: 
 

沈陽旅居 - 我們一行抵達沈陽，被安排住在鐵路賓館。鐵路賓館是俄式舊建築，內部開間較大，才騰空不久，其設施條件之好在當地算是首屈一指了。隻是室內暖氣太熱，我們這批江南生長的人，對這種幹燥的環境很不適應，一個個熱得臉紅耳赤流鼻血，隻好經常敞開氣窗，放些冷濕空氣進來。幸而街上也有凍梨、凍柿子賣，吃了可以去火。賓館的房客僅有我們這十幾個人，許多客房空關著，聽說尚有更多民主人士即將抵沈，大夥都翹首以盼。不幾天，住進多位從大連那邊來的貴賓，他們是李濟深、蔡廷鍇、章伯鈞、朱學範、章乃器、彭澤民、譚平山、鄧初民、孫起孟、吳茂蓀、閻寶航、洪深、朱明生。又不幾天，從蘇聯繞道而來的李德全和馮玉祥秘書賴亞力抵達，大家紛紛前去慰問馮玉祥夫人李德全。他們臉上尚顯露在蘇聯船上失火而致的燒傷疤痕。最晚到達的是王昆侖和女兒王金陵，據說是到歐洲考察繞道巴黎抵達沈陽的，詳情沒有介紹。後來了解因為這些秘密“通道”，當時說不準仍舊要利用，因此誰也不打聽。賓館一層餐廳供應一日三餐，每桌十人，坐滿便上菜開飯。一日三餐之外，按供給製待遇，不論男女和年齡每人每月發給若幹零花錢。那時使用的是東北幣，大約相當於現在的三五百元。從當時的經濟狀況說，這個數目不算少了。有趣的是除了另發毛巾牙膏一類生活日用品，還每人按月供應兩條香煙。
 

從沈陽到北平 - 我們住的沈陽鐵路賓館，隔幾天就有一次當地首長出麵舉行的接風宴，歡迎又一批民主人士抵達。住在賓館裏這許多知名人士，經常聚在一起討論黨中央提出的由李富春同誌傳達的為準備召開新政協的征詢意見。平時則在各自的房間裏看書讀報，或相互串門聊天，或到文娛室玩撲克。按照上麵的意思，這一大批民主人士，原打算請他們到哈爾濱住上一陣，待平津解放，大軍渡江後再圖南下。可是形勢發展很快，隻不過兩個月時間，解放戰爭已勢如破竹，也許開春便可以去北平，不需要轉到哈爾濱再去等候了。因此，把北上的計劃改為到吉林、長春、撫順、鞍山、小豐滿、哈爾濱這些地方去參觀學習。參觀學習完畢，仍坐火車轉回沈陽的原住地飯店。交際處領導告訴大家，為了準備到北平，可以定做些簡易的木箱，數量多少不論，每人按需提出。我們這一批人除了零用錢買的雜七雜八之外，行李確實增加不少。公家發的有每人定做的皮大衣一件，日本士兵穿的厚絨線衣褲一套，俄國式的長絨羊毛氈一條，美國軍用睡袋一隻。僅僅這些物品就足夠塞滿一隻大木箱。以至後來一隻隻大木箱在走廊裏排列成行，蔚為壯觀。

(未完待續)

 

1949年9月21-30日開國政協(一屆政協第一次會議)文件袋。

1950年6月一屆政協全國委員會二次會議文件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