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石峪
沙石峪網絡博客
引言。
曆史難免被情緒、立場、價值觀等等耽誤，如是胡適先生筆下各款風姿搖曳的“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每次出場，總是擦脂抹粉，俗不可耐。
其實，極左極右敘事都是擅長將曆史“打扮”俗氣，卻又獵奇、狗血，往往更能夠刺激讀者偏聽偏信，從八卦奇聞中去窺探所謂的曆史……
前幾天，我在《盧溝橋事變88年紀：從衝突、停戰、政治博弈、再到全麵抗戰》講述七七事變經過，就有很多情緒敘事，他們往往過度強調“通州事變”，日本華北駐屯軍曆史原因等等對全麵戰爭的影響，完全忽視1937年全球亂局之下的中日戰略關係……
這種敘事，使得人們更多偏聽偏信，對曆史產生怨恨、仇恨。
我寫作抗戰史超過20年，往往以為：
曆史有益開智，能夠智慧與理性學習曆史，也就可以淡忘怨恨、仇恨，繼而心平氣和地反思曆史，更廣視角地眺望未來。
我在體製外寫作，思想自由，卻為工作原因及朋友信任，可以源源收集多方史料，也就可以較為專業以多維度、多視角看待曆史，故而，希望在事實與邏輯軌道敘事，講述我所了解的從七七事變蔓延中日全麵戰爭的三大戰略原因。
為更多朋友閱讀方便，我盡量簡潔及省略一些敏感敘事。
多謝朋友閱讀、轉發、支持。
一、國際原因。
1937年國際關係及政治態勢極端複雜，為爆發中日全麵戰爭炮製了國際環境的原因。
割裂世界史去看局部事件，勢必認知局限。
中日關係在1930年代出現三次重大危機，九一八事變、一二八事變、長城事變，都是中日大規模軍事衝突，每一次都是刺激中日關係到了全麵戰爭的臨界點，卻又為中日外交談判化解。
延遲全麵戰爭，爭取時間，發展經濟，積極備戰，無疑符合中國利益。
同樣，日本咄咄逼人，卻又忌憚爆發全麵戰爭，也就力圖將中日危機“封閉”在中日關係框架，杜絕歐美列強幹擾，繼而企圖以政治和武裝手段，步步蠶食中國。
無疑，雙方均未有成熟的全麵戰爭的戰略構想。
然而，當時的中日危機，總是國際關係及政治態勢的組成單元之一，不可分割。這樣，從國際視角去看七七事變之演繹，必然與1937年突發諸多極端複雜事件相互幹擾、共振，直至受到重大影響。
1937年繼續受到全球性經濟蕭條影響，卻又出現三大政治現象。
其一、德國和意大利的納粹勢力快速崛起，現成陣營，造成歐美一戰之後的政治動蕩。
其二、英國經濟蕭條，對歐美關係的主導地位下降；美國實施羅斯福新政複蘇經濟，同時，美國孤立主義上揚，強調商業利益，忽視全球政治與外交變化，使得一戰之後主導全球關係的英美關係，已經空前衰敗。
其三、蘇聯得到大量美國投資、美國與德國的“管理經驗和技術”等等，數年間迅速崛起，為全球工業大國。
當時蘇聯在無形之間，成為德意陣營與英美陣營的“政治緩衝”，兩麵取巧，得到更多政治、軍事、經濟等等發展機會。
很多曆史書往往刻意強調德意陣營與英美陣營聯合“反蘇”，卻又未曾詳述蘇聯神秘崛起之深層原因，大致於此。
受此三大政治現象刺激，1937年國際關係及政治態勢極端複雜，形成蘇聯、法國、德意、英美共同博弈西班牙內戰、德國“軍國主義”膨脹威脅波羅的海及東歐局勢緊張、英國簽約妥協和默認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亞等諸多極端和複雜場景……
這樣，遠東突發七七事變，與中日同時保持友好關係的德意陣營、英美陣營在歐洲相互對峙，都是無暇顧及，也就妥協和默認了日本暴行。
此外，蘇聯態度至關重要。
在日蘇關係緊張態勢下，蘇聯更希望中日危機分化戰略壓力，繼而轉向國內軍備、經濟、肅反、以及重點博弈及吞掠東歐及波羅的海地區。
就此，蘇聯向中日各種斡旋、承諾，使得日本相信了蘇聯的中立，中國相信了蘇聯的援助……
於是，那年的日本，稱霸亞洲，因此更加狂妄而愚蠢。
那年的中國，過於弱勢，無辜受害。
二、日本原因。
受國際形勢刺激和九一八事變“鼓勵”，日本軍政高層之“擴大派”在與“不擴大派”的爭論中，占據優勢，卻又忽略中日戰略變化、忽視中國抗戰信念。
綜合最新資料可見，日本軍政高層之“擴大派”與“不擴大派”在國際戰略方向上都是“防蘇”，沒有分歧。
如論二者區別，“不擴大派”為謹慎侵華、“擴大派”為極度狂妄侵華。
（參考《盧溝橋事變88年紀：從衝突、停戰、政治博弈、再到全麵抗戰》）
這種狂妄大致表現為三。
一是“擴大派”從1928年“五三濟南事件”、九一八事變、直至七七事變，都是極度輕視中國隱忍和抗戰決心，其中，日本“二二六事變”刺激日軍“下克上”風氣大熾，關東軍和華北駐屯軍“急於建功”，最終施壓和影響日本戰略方向。
二是“擴大派”崇尚武力和叢林法則，偏信無視中國傳統文化對“關外”東方三省與華北的區別理解，更是無視中國在1937年國共合作大勢、民眾覺醒、及蔣介石“廬山講話”表明的中國抗戰底線，最終冒險點燃全麵戰爭。
三是“擴大派”缺乏戰略遠見，以為可以在歐美列強無暇關切遠東之際，套用九一八事變模式去“輕鬆”處置七七事變，一戰“膺懲”中國，繼而鞏固在東北、華北勢力，轉向“防蘇”戰略方向。
最終，日本“擴大派”的狂妄湮滅了石原莞爾等人“戰略預警”，以《處理華北時局要領》允許增兵華北、繼續以政治和軍事手段強勢壓迫華北，直接突破中國抗戰底線，主要推動爆發了中日全麵戰爭。
其中，7月25日夜間至26日，相繼爆發廊坊事件和廣安門事件，為七七事變形勢惡化、轉向全麵戰爭的標誌性事件。
7月26日，廣安門事件爆發，日軍參謀部經天皇批準，鑒於增調國內5個師團約20萬人正在陸續抵達華北，故向華北駐屯軍司令官香月清司中將下達正式作戰任務。
曆史資料和時間證明，日軍率先出手，七七事變就此演變為戰爭。
7月27日，日軍向北平發起全麵攻勢，以野戰軍、化妝特種兵、火炮、戰機等對北平外圍之南苑、北苑、西苑等實施無差別攻擊，不乏屠殺中國平民。
現實殘酷，日軍逼迫，宋哲元退無可退，遂向全國發表自衛守土通電，決意守土抗戰。
次日，第29軍副軍長佟麟閣、第132師師長趙登禹等在攜帶守軍、家眷、平民等撤退路上，遇伏殉國，現場遺屍，慘不忍睹。
中國軍民傷亡慘重，自然加深對日仇恨。
就此，七七事變加速向全麵戰爭演化。
第29軍與轄區與東北軍有著千絲萬縷關係。
7月28日，受北平淪喪及諸多事件刺激，原東北軍將領張慶餘、張硯田、沈維幹領導偽“冀東自治政府”保安隊發生兵變，對通州地區日軍及日本人實施無差別反擊，發生著名的“通州事件”。
綜上時間窗口可見，“通州事件”實為日軍全麵攻擊北平、中國軍民傷亡慘重，全麵抗戰爆發之後的一個應變事件。
在戰爭驟發，日軍進逼，中國軍民傷亡慘重及家眷遇襲等情況下，任誰為張慶餘、張硯田、沈維幹，都可能操戈一擊（如此案例，在2014-2022年俄烏戰爭期間，也是同樣有過）……
三、中國原因。
宋哲元與第29軍高層存在重大決策失誤。
長城抗戰及《何梅協定》，日本策劃“華北五省自治”及迫使南京改組華北軍政體係，成立冀察政務委員會。
就此，宋哲元為第29軍軍長及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高度集權和統領平津、河北、綏察等軍政事務，為事實上的地方軍閥。
七七事變之前，日本策劃冀察政務委員與殷汝耕偽“冀東自治政府”，未遂。
但是，宋哲元卻又敷衍國民政府，將第29軍及平津、華北地區視作籌碼，居中謀利，數度妥協日本“現地要求”，鞏固勢力範圍。
如此到了西安事變之後，國共合作，國內軍政巨頭紛紛通電擁護南京抗戰，再加上九一八事件淤積6年仇恨，國民政府當然也就有了底氣加速“去軍閥”政治改革，著手解決“華北特殊化”問題。
宋哲元內心抗拒，卻又畏懼社會各界輿論聲浪，也就托病“擺爛”，在1937年5月遠走山東樂陵。
就此，七七事變突發，第29軍及冀察政務委員會群龍無主，平津情況類似九一八事變，危機萬端。
然而，宋哲元情況不明地直至7月11日，才不慌不忙趕回天津主持應變。
然而，宋哲元與第29軍高層應變七七事變決策卻發生重大失誤。
失誤之一，當時，南京政府希望盡快派出國家化改編的西北軍孫連仲等部數萬精銳，先於日軍主力進駐華北，遏製要點，限製日軍戰略發展，尋求聯絡歐美列強斡旋停戰，廢除中日秘密簽署的“何梅協定”。
然而，中日秘密簽署的“何梅協定”，卻是宋哲元第29軍坐大平津華北的基礎文件之一。
最終，宋哲元違背南京對日外交原則，秘密主持對日“現地”和談，妥協應允了日軍之要求道歉、撤軍、將參與事變部隊調離華北等等條件，為日軍發現中國政府與地方出現重大戰略分歧，繼續擴大事變提供了政略和戰略的機會。
失誤之二，宋哲元為“捍衛”華北勢力範圍，無視日軍秘密增兵情況，拒絕孫連仲等部進入華北布防，推諉南京關於要求第29軍司令部撤退保定，在滄州、保定、石家莊沿線搶修聯合防線預備抗戰等，造成了第29軍疏於備戰，一戰即潰。
大敵當前，宋哲元如此決策，也為日軍後來速戰推進保定，劉峙倉促迎戰失敗，華北戰線崩潰；以及日軍速戰擊破滄州防線，韓複榘不戰而逃和山東淪喪，釀成華北全局被動，預埋了戰略禍患。
（抗戰初期之宋哲元、韓複榘和劉湘三人往事，確實讓人尋味。我後續有空將陸續再寫，還望感興趣朋友支持）
失誤之三，宋哲元在七七事變至平津淪陷期間，向南京方麵隱瞞對日“現地談判”和封鎖軍事備戰等重要信息，嚴重影響南京的外交判斷和戰略走向。
此後，七七事變急速惡化，南京倉促應變，以至於不得不放棄華北、山東防線，唯有依賴山西抗戰牽製日軍，發起淞滬會戰，以犧牲京滬杭地區為代價進行主力決戰，造成中日全麵戰爭初期的重大戰略被動。
無疑，長城抗戰時期的宋哲元，可謂抗戰將領。
在七七事變之後的宋哲元，卻又一言難盡。
綜上所述，從國際、日本、中國等視角去看，大致可以厘清從七七事變到中日全麵戰爭等三大戰略原因，即歐美列強極端博弈，導致國際環境空前複雜、不利中國；日蘇長期對峙及蘇聯轉移戰略矛盾，日本民粹主義高漲及長期蠶食中國、致使中日關係急劇惡化；中國處於曆史變革關鍵階段，中央與地方存在明顯矛盾等等……
如今再看，這是曆史遺留之悲劇、之遺憾，卻又何嚐不是現人登高望遠，看清來路、淡忘仇恨，眺望明天的寶貴的經驗與教訓。
作者：流浪的橡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