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石峪
沙石峪網絡博客
題記，又到七七事變紀念日，瀏覽網絡，感慨很少看到關於抗戰的文章，偶爾有了幾篇，也是大詞疊加口號，忽然想起總應該有人去寫去讀那些日子吧。
或者是我，或者是你。
為我們族群的那段苦難的曆史，也是我們自己的曆史。
謹以此文敬贈我們父輩、祖輩、曾祖輩的抗戰。
橡樹，2025年7月7日。
現在，再看七七事變，確實存在偶然與必然。
一直以來，中日等院校學界都在探究七七事變真相，結論很多，爭議也多。
近二十年來，我每次找到更新的七七事變資料進行推演，都是感慨諸多。
很多事情不知道便不知道了，知道了，就是一種心累。
我一貫認為，分析一段曆史、一個事件，都需要將之放在時空維度，維度盡量大，結論也就盡量靠近真實。反之，如是就事論事去觀察一段曆史或一個事件，結論無非你所情願，也就談不上真實了。
這裏，綜合甲午戰爭、日俄戰爭、直至九一八事變日軍吞掠東北，中國對日抗戰帷幕拉開，可以看到，當時東北抗聯抗戰之外，更相繼爆發較大規模的1932年“一·二八”淞滬抗戰，1933年長城抗戰，1936年綏遠抗戰等等大規模抗戰。
相比九一八事變，中國在1932-1936年的抗戰更為主動和頑強，並且以慘重犧牲取得一定局部勝利，以至於一些史書和網文都記載為“大捷”。
各種“大捷”敘事流行至今，難免熱血上頭，故而國軍敢死隊用大刀砍翻了日軍成為“標本曆史”，傳說諸多，繪聲繪色，荒唐更深。
其實，在1932-1936年的抗戰階段，因為中日國力軍力本就差距太大，再加上關東軍占領東北，俘獲張學良號稱亞洲最大規模的奉天兵工廠，實際戰力更是陡然領先國軍，雙方交戰，傷亡交換比經常誇張，不提也罷。
這個時間段幾乎與民國的“十年經濟發展”重疊，中國需要首先發展經濟，然而花錢買進設備，建設關內的“奉天兵工廠”，發展軍工，發展國防。
如要做到這點，時間，就是必要前提。
於是，有限妥協，隱忍簽約，爭取時間，也就成為國民政府在這個階段的抗日總方針。
再於是，中國屢敗屢戰、步步退讓成為常態。
日本民粹情緒高漲，從天皇到士兵、平民，都是步步緊逼，更加驕狂。
日本的驕狂，成為七七事變的一個重要原因。
這裏，需要簡介日本何以在平津地區部署“中國駐屯軍”。
日本的中國駐屯軍，是滿清向列強開戰失敗及1900年簽訂《辛醜條約》的產物，日本以保護路礦港口僑民為由，以一個步兵旅團及炮兵聯隊、戰車隊、騎兵隊、工兵隊、航空隊、憲兵隊等特殊兵種部隊，主要部署在北平、天津、塘沽、秦皇島、山海關等地及控製周邊的交通要道。
這是曆史留給中國的隱患。
日本的中國駐屯軍司令部設在天津的海光寺，七七事變之時，日軍司令官為田代皖一郎中將（他七七事變之後腦溢血猝死，由香川清司中將接任），下轄一個步兵旅團，旅團長為河邊正三，以及炮兵聯隊、戰車隊、騎兵隊、工兵隊、航空隊、憲兵隊等特殊兵種部隊，總兵力約近6000人。
此外，日軍還控製華北地區冀東保安隊、蒙漢回自衛軍等雜牌偽軍5萬人。
旅團下轄2個步兵聯隊，第1聯隊駐守在北平，聯隊長是牟田口廉也大佐，第2聯隊駐守在天津，聯隊長是萱高大佐。
可見，直接關聯七七事變的日軍人物，就是河邊正三少將、第1聯隊長牟田口廉也大佐、以及第1聯隊第3大隊長一木清直少佐。
其中，時年45歲的一木清直少佐及日軍第3大隊正是在宛平外圍舉行實兵演習，藉口“士兵失蹤”挑釁中國守軍和率先炮轟、進攻宛平城的元凶。
一木清直後來在1938年3月敘功晉升中佐，獲天皇授予的金鷹三級勳章。
1941年，他晉升大佐，為主力部隊第28聯隊長。
太平洋戰爭期間，一木清直及第28聯隊調往南方戰場，加強編成近4000人的旭字一木支隊，在1942年8月作為突擊部隊，參加瓜島戰役。
當時，已經50歲的一木清直本該為日軍一位成熟將領，卻又雞血上頭，極端輕蔑美軍貪生怕死，完全無視戰場態勢，所部登陸未逢美軍之前，數次電報自嗨“如入無人之境”……
最終，他極為愚蠢地指揮900人輕步兵，分為兩波，強攻美軍萬餘海軍陸戰隊及雷區和堅固陣地。
這場雞蛋碰石頭的激戰，結果毫無懸念。
一木清直及其登島日軍全部被美軍大炮、坦克、重機槍等打成渣渣。
50歲的人，狂妄如斯。
就此可想，他在45歲，如何狂妄。
再說第1聯隊長牟田口廉也大佐。
這也是一位狂人。
1937年7月7日，駐屯軍步兵旅團旅團長河邊正三少將正在秦皇島檢閱部隊，事變突發，牟田口廉也即為現場最高指揮官，下達了開火命令，引發了盧溝橋事變，為挑起中日全麵戰爭的直接責任人。
後來，牟田口廉也敘功得到天皇嘉獎並升為少將，1941年4月為第18師團中將師團長，編入日本南方軍，參加新加坡戰役立功，升任駐緬甸第15軍司令官，轄3個師團及特種部隊共計15萬餘人馬。
時年牟田口廉也走馬上任，完全無視印緬交界地區的科希馬丘陵和那加山脈等地形極端複雜，無路可走，機械化部隊難以機動，後勤無法保障，沒有製空權，雨季洪水極端天氣等等實際戰場條件，匆忙製訂了全力以赴，20天攻略英帕爾、科希馬、印度東部阿薩姆邦的“烏號作戰”計劃。
一個紙麵光鮮卻又完全不切實際的計劃。
然而，牟田口廉也篤信經過“烏號作戰”，即可扶持建立印度（東部）傀儡政權，不僅一勞永逸截斷中印公路後勤線，也可以幫日本打開南亞局麵。
完全就是當年七七事變吞掠華北扶持偽政權的翻版。
1944年3月8日，56歲的牟田口廉也親率日軍3個師團、偽印度國民軍第1師（俘虜印度士兵編製偽軍）等共10萬人，發動“烏號作戰”，翻山越嶺，向印度的英帕爾地區發起大規模攻勢。
旋即，日軍遭到絕對優勢的中國遠征軍和英印軍隊的聯合反擊。
結果毫無懸念，日軍深陷盟軍、痢疾、瘧疾、大雨、饑餓等等重圍，全線崩潰，牟田口廉也憤怒之下，完全無視日軍由天皇任命合格撤銷師團長的慣例，一氣將三個師團長全部撤職，創日軍曆史奇聞……
是役，牟田口廉也所部日軍減員十之七八，死裏逃生的日軍官兵稱之為“鬼畜牟田口”。
如此再看，55歲的牟田口廉也如此不恤下屬，好大喜功，本質與一木清直完全一樣，就是極端的自負、狂妄。
（戰後，牟田口廉也被問責撤職，編入預備役，戰後幸運移送至新加坡受審，1948年3月被釋放回國，得以安享晚年。）
再看時任“中國駐屯軍”步兵旅團長河邊正三少將。
河邊正三與前二者不同，為日軍將星輩出的1912年陸大第27期的第二名、“軍刀組”成員，與東條英機、岡部直三郎、今村均、本間雅晴、橫山勇、磯穀廉介等人同學，為日軍影響較大的將領之一。
1936年4月，河邊正三被任命為時任“中國駐屯軍”步兵旅團長。
七七事變爆發，河邊正三正在秦皇島檢閱部隊。
當時，駐屯軍司令官田代皖一郎患病住院，駐屯軍參謀長橋本群少將代職，於是電令河邊正三速返北平約束部隊和善後事件。
河邊正三回到北平豐台鎮，與牟田口廉也等人一起布置部隊繼續攻擊中國軍隊及宛平城，並且親自下令炮轟宛平城。
當時，中日長期對峙，雙方衝突從拳棒互毆，槍彈對射都是“常態”，如今炮聲一響，炸毀我方專員公署建築，炸傷了宛平守軍營長金振中等多人，使得七七事變即刻升級……
七七事變之後，日本全麵啟動侵華戰爭，日本調集關東軍、朝鮮軍和其他部隊與華北駐屯軍整編為華北方麵軍，河邊正三出任副參謀長，開始侵華軍事生涯，陸續為日軍教育總監部本部部長、華中派遣軍參謀長、第3軍司令官、緬甸方麵軍司令官。
在緬甸方麵軍司令官任上，河邊正三為“鬼畜牟田口”的“烏號作戰”支持者，二人同樣熱切戰功，無視作戰不利，傷亡慘重，一味蠻幹，最終釀成慘敗，二人轉而內訌，互相推責，最終雙雙撤職回國。
（河邊正三資格深、人脈廣，幾經活動，他在1945年3月晉升陸軍大將，為防衛本州中部的第15方麵軍司令官、陸航總軍司令官、以及日本投降後為第一複員軍司令官，逃過戰後審判，也是安享晚年。）
綜上來看，日軍大隊長一木清直、聯隊長牟田口廉也、直至旅團長河邊正三，他們在侵華戰爭及二戰期間都是同樣的急於建功立業，軍事生涯也就都是詮釋了當時日本陸軍的三個特點：
驕狂、驕狂、還是驕狂！
就此，在日軍“下克上”最為瘋狂的時代，在驕狂的日本天皇的默許下，無數驕狂日本人“立功心切”，終於挑動戰火，給中國帶來莫大苦難。
當然，驕狂之外，另有中日政治外交和軍事博弈等更深層原因。
七七事變爆發，日本軍政高層迅速出現“非擴大派”和“擴大派”兩種應變態度。
以近衛文磨、石原莞爾為代表的“非擴大派”認為日本應該戰略關切蘇聯，避免中日全麵戰爭、故而適當施壓中國即可，不能擴大戰爭。
以陸軍大臣杉山元、陸軍參謀本部若幹部門領導及少壯參謀為代表的“擴大派”則列舉1932-1936年期間的中日戰爭，主張擴大戰爭一勞永逸解決華北問題。
為此，7月8日，“非擴大派”推動日本內閣和外交通過“不擴大事件和局部解決”的政策，訓令日本軍政一律恪守。
然而，7月9日，日本陸軍參謀本部卻又為日本善後決策，專門製定了《處理華北時局要領》，含糊提出要以武力，將事件控製在平津地區，以及“為保護僑民”，戰事可能最大限度外溢山東地區。
兩條政策存在縫隙如此明顯，卻又同時發布，如無高度控權的日本天皇默許，絕無可能。
這個縫隙也就為驕狂的日軍提供了“下克上”及擴大事態的理由。
就此，在七七事變至八一三淞滬抗戰的57天，中日開始了政治、外交和軍事的大博弈。
當時，中國方麵在平津地區駐軍為宋哲元第29軍，轄有陸軍第37、第38、第132、第143師，第9騎兵師、特務旅，加上地方保安部隊，總兵力約10萬。
看似重火力和空軍不如日軍，第29軍兵力卻又占據絕對優勢。
故而，當時現在，都有文人寫史認為，七七事變之後，如是第29軍全軍抵抗，以優勢兵力主動出擊，圍殲區區數千中國駐屯軍，即可避免全局被動。
然而，現代戰爭體係複雜，並非橫店影視劇的“數人頭、打雞血”的爽戰。
前文提及，日軍分散駐守北平、天津、塘沽、秦皇島、山海關等地軍事基地，控製周邊的交通要道，現代戰爭並非橫店影視劇的“數人頭”，一旦戰事爆發，日軍即可從朝鮮、東北抽調援軍快速沿北寧線入關參戰。
同時，日海軍也可從本土運載援軍從天津、青島等地登陸參戰。
這樣一來，第29軍可能主力尚未集結，即可被優勢日軍各個擊破。
因此，事件爆發，在日本“擴大派”與“非擴大派”在糾結決策同時，國民政府和第29軍高層對於善後事件卻又發生了極大戰略分歧。
第29軍高層認為不能打，隻能談判解決問題。
7月12日，本著息事寧人原則，第29軍代表及實際二號實權人物張自忠與日方簽署了停戰協定。
然而，第29軍和“冀察政務委員會”二號領導秦德純相對親和南京，卻不知中日代表簽署停戰協定，沒有報告國民政府，這也就使得國民政府與第29軍互深猜忌。
於是，在依靠國民政府力量抵禦外敵的關鍵時刻，第29軍脫離中央戰略與日軍談判，終於掉了“鏈子”。
這也為日本“擴大派”看到了離間國民政府與地方政府、最終武力政治雙管齊下切割華北獨立的希望。
於是，就在中日地方代表簽署停戰協定同日，因為有了日本陸軍參謀本部拋出《處理華北時局要領》為“擴大派”張目和埋線，日本天皇簽署命令，批準了日軍參謀本部秘密調動獨立第1、第11旅團、朝鮮軍第20師團進入平津地區。
局勢變得複雜。
當時，日本屢屢發起事變，氣勢咄咄逼人，中國朝野抗戰情緒高漲，國民政府也就在第29軍的“地方視角”之上，評估推測日軍發動七七事變或有三個原因：
一是搶在中國完成抗戰準備之前，壓迫中國屈服。
二是日本人與第29軍的矛盾。
三是推動華北獨立。
也就在1937年早些時候，日本人藉口衝突與華北綏遠地方勢力談判，推動成立了多個地方偽政權。故而，無論日本如何企圖，國民政府在這個情況下特別顧慮宋哲元與第29軍出現政治意外。
就此，得悉日本與中國地方簽訂停戰協定、日軍秘密調兵華北，國民政府唯有一個決策，即無論如何，中國都需要表現一個姿態，讓驕狂的日本人在決策進取的同時，考慮到中國必然激烈反抗的戰爭風險。
這是中日雙方都難以承受的戰爭風險。
事實上此後中日八年戰爭也是證明這點。
於是，國民政府也就調動西北係中央軍孫連仲、龐炳勳、高桂滋等4個師，北上平津，意圖加強華北防務和避免華北出現政治意外。
就此，日本在七七事變的主要矛盾和對手也就從宋哲元和第29軍，轉移為直接針對蔣介石和國民政府。
7月17日，日本陸軍大臣杉山元等“擴大派”推動事態發展，日本陸軍省、參謀本部越過日本內閣和外交，向中國發出最後通牒，要求宋哲元道歉，免職抗戰將領馮治安，第29軍撤出八寶山防線，中央軍停止北上平津，否則，日本將大舉增兵平津及華北。
最後通牒如此驕狂和咄咄逼人，激起中國各界極大憤慨。
同日，在孔祥熙、徐世昌、何應欽、胡適等各界大佬猶豫不決之際，蔣介石力排眾議，發表“最後關頭”演說和《對盧溝橋事件之嚴正聲明》，即曆史著名的廬山講話。
講話指出，中國對日本“再沒有妥協的機會，如果放棄尺寸土地與主權，便是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如果戰端一開，那就是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我們隻有犧牲到底，抗戰到底，惟有犧牲的決心，才能博得最後的勝利”。
七七事變之後，中國首次明確亮出了自己的底線。
7月18日，日本“非擴大派”骨幹石原莞爾聞悉蔣介石廬山講話，向陸軍大臣杉山元、次官梅津美治郎提交了“華北撤軍”報告，認為日本動員力量有限，為避免陷入全麵和持久的戰爭，需要“盡量將華北日軍悉數撤退山海關一線”，以中日談判善後七七事變。
然而，石原莞爾遭到杉山和梅津聯手痛罵。
就此，日本“擴大派”勢力大張，更為驕狂，開始籌劃增兵平津、華北。
一場慘絕人寰的戰爭已經勢不可免。
作者：流浪的橡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