閉關鎖國從來不是被迫的，而是製度性的自主選擇

在大英帝國時期，整個決策階層對任何有效信息都是渴求的，任何一位前往世界各地的探險家或者旅行者，任何一位活躍在世界貿易體係中的商人，他們獲取的信息幾乎都會在極短的時間內傳回國內，讓每一個政治家都在充分開放和透明的信息流中做出最有利的判斷。正是解決了整個社會的信息溝通問題，使得這個海島小國越發強大。而在中國，皇帝管製信息的行為最終傷害最大的就是皇帝本人，因為他完全被自己製造的預設立場封閉了。但不幸的是，整個國家的命運就掌握在這個完全被封閉起來的皇帝之手。

曆史隻是談資，無人吸取教訓。

關於道光二十年（1840）之前的社會，有著太多錯誤的說法。當前人們的普遍認知是：這時的中國是一個閉關鎖國的社會，沒有人對外界有所了解，也沒有人生活在海外，整個國家都處於極端的信息匱乏之中。

但事實上，當時中國的沿海社會並非如此封閉。人們忽視了當時已經有數百萬華人分布在東南亞地區，他們與中國內陸依然有著緊密的聯係。沿海的人們對海外世界和西方人並不陌生，也知道他們的堅船利炮有多麽先進。

就算是清政府的地方官員，也並非全然無知。曆任兩廣總督和位於廣州的海關監督對西洋世界都有所了解，與洋人打交道也是他們的職責之一。在嘉慶七年至十四年（1802—1809）之間的澳門危機期間，廣東各級官員也見識了英國人強大的軍事實力。在同時段的南方海盜潮時期，廣東官員也嚐試著與西方人聯合去解決海盜問題。在他們的意識中，已經知道自己的軍事實力是不如西方國家甚至海盜的。對於西洋的先進武器，這些官員也大都有所認知。可以說，以兩廣總督為代表的官員們的消息並不算閉塞。林則徐也絕非“開眼看世界”的第一人，許多官員，如吉慶、百齡等人都曾經主動與西洋人打交道，去了解他們，他們的和平姿態甚至比林則徐的咄咄逼人更可取。

在中國民間，也有著一個以行商為代表的與洋人做生意的階層，他們會說西語，對海外的產品和技術更加推崇，對西洋貿易規則也越來越熟稔。

因此，海外的華人、國內與海外有聯係的沿海居民、國內沿海地區的官員和商人，他們都擁有豐富的西洋信息，這讓那種認為中國在道光二十年（1840）時是鐵板一塊的無知說法根本站不住腳。

可是，我們又無法否認，雖然已經存在一個“開眼看世界”的群體，但在國家層麵上，中國仍顯得如此無知。這是為什麽呢？

這就要從明清的封建集權製度說起。這個製度的最核心任務是保證社會穩定，並以一人為中心來格式化整個社會。

雖然有大量沿海地區的華人身處海外，但他們在皇帝的眼裏並不是有益的階層，而是不肖的臣民。皇帝對他們不僅不幫助，而且首先想到的是打擊，甚至殺害。對那些身在海外的人，皇帝也想方設法地把他們與國內的親戚隔離開，避免“有害的”（卻往往是真實的）信息傳入國內影響穩定。因此，海外華人雖多，但他們對國內的影響幾近於零。

沿海的官員雖然也知道真相，但他們如果說出真相，不僅不會得到表彰，反而有可能在錯綜複雜的官場鬥爭中被清算，於是他們選擇將有效信息過濾掉，隻說皇帝喜歡的、抓不住把柄的話。最終，皇帝無法從官員處得到任何有價值的信息。

沿海的商人階層更了解西洋世界，青睞西洋產品，甚至采取西洋式的生活方式。但他們在帝國的鏈條末端，隻能扮演幫助帝國榨取洋人財富的角色。我們通常認為以十三行為代表的商人階層是富裕的尋租階層，卻不知道，他們為了完成帝國的任務，大都被壓彎了腰，且大規模地破產，有的甚至賠上了性命都無法滿足皇帝的榨取。帝國甚至長時間無法湊夠足夠的行商與外國人做生意。長期處於這樣低下的地位，於是沒有商人能夠說出真相，也沒有人敢提意見。

所以，道光二十年（1840）之前的實質是：不是沒有人知道真相，特別是19世紀之後，帝國的軍事實力之孱弱，在沿海的精英階層中已經是共識了，但這真相在集權製度之下卻無法傳遞給皇帝，供他決策。也就是說，皇帝預設了立場（華夷秩序），隻有符合這個立場的信息才能回饋給他，而當這個立場已經與真實世界嚴重不符時，哪怕全國人民都知道了真相，皇帝的決策也依然不會改變。

但我們也不能由此苛責皇帝（具體來說，是當時的道光皇帝），因為在封閉環境中接受教育和長大的人，是學不會開放思維，也不會接受新知識的。大權在握的皇帝所接收的信息就足以支撐他決策的正確性——最終的問題在於封建集權式製度而不是個人。

我們可以將中國古代集權製度與英國製度做個對比，來說明信息收集方麵的差別。在大英帝國時期，整個決策階層對任何有效信息都是渴求的，任何一位前往世界各地的探險家或者旅行者，任何一位活躍在世界貿易體係中的商人，他們獲取的信息幾乎都會在極短的時間內傳回國內，讓每一個政治家都在充分開放和透明的信息流中做出最有利的判斷。正是解決了整個社會的信息溝通問題，使得這個海島小國越發強大。而在中國，皇帝管製信息的行為最終傷害最大的就是皇帝本人，因為他完全被自己製造的預設立場封閉了。但不幸的是，整個國家的命運就掌握在這個完全被封閉起來的皇帝之手。

另一個現代人充滿了誤解的問題是關於“改革開放”。中國曆史上從不缺乏改革時期，也不缺乏開放時期。需要說明的是，現代人錯誤地將改革與曆史上的變法對應起來。雖然“改革”與“變法”在字麵上接近，在內容上卻是南轅北轍的。改革的核心在於放鬆管製、減少幹預，目的是賦予民間經濟更多自由；而曆史上的變法（如商鞅變法、王安石變法，以及漢武帝變法、唐朝的兩稅法、明朝張居正的一條鞭法）卻大都以收緊權力、加強幹預、增加財政為目的。因此，幾乎所有的變法都產生了擠出民間財富、達到普遍貧窮的結果。

古代曆史上真正的改革時期，對應的是以漢朝的文景之治為代表的休養生息的時期，幾乎在每個朝代初期，都會有這樣的一個寬鬆時期，減少權力的任性、強化民間的自治，從而達到經濟快速發展的目的。

而在中國古代，大的開放時期也至少出現過四次，分別是魏晉南北朝時期對佛教和西域知識的大量引入，唐宋時期所代表的開放精神和麵向海洋，元代的世界思維，以及明末的西學運動。這四次的開放並不比現代這一次弱。

但中國古代曆史上一個困擾了兩千年的問題是：不管一個時代采取了多少改革和開放的措施，但到最後，集權主義所產生的穩定需求，最後都會導致權力重歸閉塞，將之前的所有成果盡數推翻。

以本書所描寫的時段為例，當人們談論起晚清時期的閉關鎖國時，並沒有意識到，這樣的閉鎖政策恰好是從明末的大開放逐漸演化來的。

明末的大開放時期曾經充滿了希望，本書也詳細地追尋了當時所取得的成就：在世界史上，任何一個文明在發展到高峰之前，往往會有一次大規模的知識引進，將其他文明的先進知識引入本土文明，而引入的方式，就是一次大規模的翻譯運動。不管是阿拉伯帝國的興起，還是歐洲的文藝複興，都能看到明顯的大翻譯運動的痕跡。而在明末也有這樣一次大翻譯運動，也是中國古代曆史上兩次大翻譯運動之一（另一次是佛教翻譯運動）。這次運動中，人們幾乎將西方科學所有的學科都翻譯成中文並引入國內，這既包括幾何、算術、天文、地理、力學等自然科學，也包括信仰和哲學。在當時，西方科學從發現到引入中國的時間差往往隻有幾年到十幾年，在隻能依靠航海溝通的時代裏，這樣的時間差已經是奇跡。

徐光啟（1562-1633），字子先，號玄扈，諡文定，上海人，萬曆進士，官至崇禎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內閣次輔。1603年，入天主教，師從利瑪竇學習西方的天文、曆法、數學、測量和水利等科學技術，勤奮著述，是介紹和吸收歐洲科學技術的積極推動者。

在明末，還有一群高官顯貴願意睜開眼睛看世界。當以利瑪竇為代表的傳教士來到中國，徐光啟、李之藻、瞿太素等人迅速將他們介紹到中國的智識階層當中，形成了一次西學運動。這些代表人物既有內閣的首輔、次輔，也有地方上的鄉紳階層，甚至包括宮廷內的皇室成員和太監。這些人大部分並不是為了宗教而與傳教士接觸，而是帶著明確的學習和實用主義態度，他們看到了西方科學的先進性，也意識到這些知識可以為我所用，可以解決中國的問題。他們試圖在軍事、水利、天文等各個領域，將這些先進的知識與中國古老的體係完成對接。

而在經濟層麵上，隨著隆慶開關的進行，中國和世界的貿易聯係也越來越密切。在東南沿海地區出現了擁有世界眼光的對外人才。另外，東南沿海地區以鄭芝龍為代表的政治勢力也是最能和西方打交道、最懂得在近代規則下博弈的力量。當明朝變成了南明，鄭氏與南明朝廷合作，成了中國古代曆史上少有的充滿了貿易精神和開放心態、懂得貿易規則的政權，可惜的是這個政權最終沒有維持下去，而是被北方更加保守的政權所取代。

即便到了清朝，中國依然繼續享受著這次開放的成果。康熙皇帝是清朝最懂得利用西方科學知識的統治者，雖然現代人談起他來，總是津津樂道於他的“民族精神”和強大武力，忽略了他與世界的接觸。

在康熙時代，清朝擁有最強大的西洋大炮部隊，裝配著最先進的西洋式武器，對整個亞洲地區形成了壓倒性的軍事優勢。就連皇帝本人也對西洋的數學、幾何、天文學、地理學知識充滿了興趣，不斷地找北京的傳教士給自己講解，甚至自己做題鞏固知識。他還擅長利用西洋知識來解決工程問題。在與俄國人打交道的過程中，皇帝的談判隊伍中就有會拉丁語的西洋人士，而與俄國人簽訂的《尼布楚條約》的正式文本用的竟然是拉丁文。為了獲得最科學的地圖，他將西洋人士派往全國測量地理，獲得了精確的中國全圖。

康熙皇帝對西洋事物也很癡迷，他知道西方的藥品更能治病，使得宮人也以擁有西洋藥材而自豪。他的宮廷裏充滿了西洋的器具。他本人甚至提倡皇室成員學習西洋語言。

而在貿易上，康熙皇帝在滅亡了鄭氏集團後，毅然選擇重啟海外貿易，建立了比之後的一口通商要先進的四口通商體製。當人們對貿易政策依然有疑慮時，他又出台措施，鼓勵海外貿易。當日本決定閉關鎖國時，康熙皇帝甚至鼓勵中國商人與日本交流。

中國皇帝對西洋知識和西洋物品的利用，在康熙時期達到巔峰。但我們也要看到，清朝對西洋知識的利用，已經與明朝有了重大的區別。

人們普遍認為明清都屬於中國封建集權的高峰期，但明朝的官員、文人和社會相對於清朝，依然有更大的獨立性。這使得明朝時對西學感興趣的人群是龐大的，正是他們發展出轟轟烈烈的大翻譯運動。而他們的興趣又通過對政策的影響，使得明朝政治上對西學的接納程度遠高於清朝，這一點正是帶給我們希望的地方。

到了清朝，隨著密折製度的建立，集權的加強，大臣們已經失去了獨立決策的機會，都以當皇帝的奴才為榮。因此，即便是康熙時期，對西學感興趣的也隻有皇帝一人而已，在大臣和社會群體中，我們已經看不到獨立思考、接納西學的人群。

康熙皇帝本人雖然推崇西方傳教士的學問，卻隻是讓傳教士和西方技術為自己服務，他並不想推廣西學，甚至害怕人們在西學的影響下產生抗拒權力的手段和思想。他對西學的態度，是禁止人民學習，隻準自己利用。這就鎖死了西學，使之無法在全國產生影響，將西學變成了皇帝圈養的金絲雀。他的這種做法在曆史上還會一次次重演，那就是統治者隻想利用西方科學技術發展官營事業，對百姓卻充滿了警惕，將他們獲取先進知識的通道全部堵死。

在清朝，隨著開明皇帝的去世，西學的圈養化產生了最壞的結果：當一個對西方知識更加無知、思想上更保守的皇帝上台時，就輕而易舉地結束了中國的開放之路。而恰在同時，科學在西方產生了爆炸式的進化。在明朝，西方科學傳播到中國的時間差隻有幾年，但在清朝，任何的新知識都不會再傳入中國。中國在皇帝的挾持下徹底扭過了頭，再也不學習海外的先進知識了。

清政府對社會的超強控製，對海外貿易也產生了最壞的結果，從四口通商退回到一口通商，而這一口，也成了斂財的工具——清政府和官員不斷地從外貿中榨取收入，直到連官方指定的商人（行商）都出現了大規模的破產。

從明朝後期打開國門迎接西方貿易，到一群承認西學先進性、主動引入西方知識的文人和官員階層出現，中國進入了一個充滿無限可能的時機。但不幸的是，明朝打開國門的時候，已經是國內政治和經濟走下坡路的時候，它無力調整統治秩序，這個衰老的政權也在國內反叛和對清戰爭的雙重壓迫下走向滅亡。

但明朝文人所主導的西學精神即便到了南明政權以及鄭成功時期，依然保留了下來。在這些南方政權中，我們還可以看到對西學知識的倚重，加上形勢的逼迫，讓他們必須開放國門，接受西方的武器和商品。但他們最終無力抵抗更加強大的北方政權，被納入了集權體製中。

清政府在早期為了擴張，也必須利用西方的軍事技術和其他科學，在一個雄心勃勃的皇帝手中，依然表現出了一定的開放性。隻是這個皇帝也有著巨大的維持穩定的需求，不允許西學流向民間。當帝國結束了擴張期，進入穩定期，就關閉了所有窗口，產生了中國曆史上最僵化的閉鎖。

從大航海時代到海通的三百年時間裏，中國曾經帶著希望迎接西學的到來。在第一個百年裏，它充滿了好奇和試探，並接納了更加先進的知識；在第二個百年裏，隨著明清的改朝換代，西學知識在顛簸中繼續傳播，直到被一個聰明的皇帝利用，但最終在另一個保守的皇帝手中落下了帷幕；到第三個百年，中國已經沒有了西學知識，隻有自大，但即便這樣，知道西方、了解西方的中國人並不少，隻是製度將他們的消息全部過濾，留給皇帝的，隻有他心目中那個萬年永駐的中央體製。當西方人從大航海走向工業革命，最終鋪向世界的時候，中國卻拐了個巨大的彎，最終徹底浪費了這三百年的機會。

本書的寫作目的，就是不想讓這寶貴的三百年淹沒在一句“閉關鎖國”之下，而是要讓讀者看到，中國也曾經有機會去學習西方、向世界開放，不管是在技術、商業、資金還是製度上。也讓現代讀者明白，中國曆史上不止一次發生過對外開放，但如果不吸取曆史的教訓，就會回歸封閉的原點。

那麽，到底什麽是所謂的“閉關鎖國”？

閉關鎖國並不是硬性地將所有的貿易斷掉，而是在保留了部分對外貿易的名義下，以維護穩定的名義出台各種互相抵觸的政策，在官僚執行過程中，讓對外貿易變得困難重重，直至無法順利地進行，從事實上將國門關閉。

閉關鎖國也不是被迫的，而是一個製度性的自主選擇。

由於集權式製度對開放性的天然恐懼，皇帝更傾向於禁止百姓接觸海外新事物、學習新知識，從而利用製度和輿論的力量，將百姓閉鎖在信息大壩之內，最終產生對世界的厭惡和輕視。

我們也可以看到，晚明時期的開放已經“製造”了一批開眼向洋的人，即便到了清朝，東南沿海地區特別是廣州一帶依然有人是知道海外世界的，但整個社會的輿論場已經故意去排斥他們、不去了解海外世界了。

我們可以說，大航海時代以來，中國也曾經生機勃勃，充滿了希望，但中國的皇帝卻花了三百年將大門重新關上。隻是他們不知道，隨著大門的關閉與新技術的斷絕，政權最終也必將在外部的衝擊下倒塌。從這個角度說鴉片隻是一個契機，它的非正義性給了清朝的潰退一個借口。、

 

 

 

作者： 郭建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