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清楚，這不是“文明的衝突”

兼答“你什麽時候能說以色列人的壞話”

各位好，此次哈以衝突的文章，我已經連著寫了四篇了，大多數朋友留言支持也好，少部分人攻擊謾罵也罷，本來今天想再寫一篇相關薦書目錄，就略作收尾。不過，早上的時候，我我看到了朋友圈有人在傳這張圖——以色列部隊裏，一個猶太教徒和一名穆斯林在並肩祈禱，突然有點感想，想寫一篇隨筆。

我很佩服這位穆斯林以色列士兵，因為按照哈馬斯的規矩，一旦他被俘，會遭遇比猶太士兵更殘酷的虐殺。

小的時候，我讀但丁的《神曲》，那是中世紀最後一位偉大詩人對人死後世界的想象。當時就覺得很奇怪——在但丁的想象當中，地獄與煉獄的各種酷刑與懲罰，可謂是腦洞大開、想象力無限豐富，漫畫家車田正美還以其為模板創造了聖鬥士星矢的冥王篇。可是一旦詩人在煉獄山頂登天，進入想象中的天國，故事就一下子變得乏味了起來，除了宗教的說理和詩人的自我懺悔，你幾乎看不出升上天堂的靈魂享受了什麽實在的幸福，詩人隻能用籠統的“與上帝同在”的描述，大而化之。

這種反差是怎樣造成的呢？後來上了大學，我學了曆史，漸漸理解了但丁——這件事真的不能怪他，因為人不能憑空想象自己從未見識過的東西，對於一個生活在中世紀的人來說，你讓他描繪他所恐懼的酷刑與磨難、他能連給你說上三天三夜不帶重樣，因為目之所及，眾生皆苦。但你要讓他描述一下“無上的幸福”，你讓他能怎麽說？

我曾經在一本專門講食物史的書籍當中閱讀過專門講中世紀貴族飲食的那一章，看完之後得出的結論就是他們吃的那些東西以現代的眼光看實在是不堪下咽。所以，哪怕是中世紀錦衣玉食、有無數仆從侍奉的王公貴族，他們所謂奢華的生活，其實也不及一個現代中等以上國家普通工薪階層所能享受到的生活品質之萬一。

而也基於此，我們也可以理解為什麽中世紀的古人那麽看重死後的世界——你問，一個購買贖罪卷的歐洲人，真的相信“金幣叮當作響，靈魂升入天堂”嗎？葛洪這樣的道士真信他能百日飛升麽？一個抽了大煙，被山中老人忽悠去做刺殺任務的阿薩辛，真的相信他死了以後，天堂會有七十二個聖處女供他享用麽？

我說，其實無所謂信與不信，因為塵世的乏味、辛勞與不寬容，對他們來說著實沒什麽好留戀的，既然無可留戀，那含不如搏一搏，單車變摩托呢。對天堂的向往是要有的，萬一死後這能上去呢？

但我們不妨設想一下，假如我們有一台時光機，能將但丁這樣的古人拉到現代巡遊一圈，再讓他回去重寫《神曲·天堂篇》。他會怎麽寫呢？他一定能把天堂寫的跟《地獄篇》《煉獄篇》一樣生動、具體。他會說，天堂就仿佛是圖書館、大學的樣子；是高檔餐廳、咖啡館的樣子；是電影院、迪士尼的樣子；更可能是大型shoppingmall、音樂節的樣子。

當然不是那種你會被“撿”東西、或者突然出來個恐怖分子把你綁去做人質的音樂節……

毫無疑問，在一個中世紀古人的眼光中，一個生活在現代正常國家的現代人，其自由與富足，就宛如生活在他做夢也想象不到的天堂裏。

但從但丁生活的中世紀晚期到現代，不過也就了了幾個世紀的時光，人類社會中很多國家，究竟是怎樣從那個爛泥堆裏一樣的中世紀世界，飛升到能夠讓人們真正享受生活的現代社會呢？

這就需要一個解釋，而這個解釋，就是曆史學上所謂的“現代性”問題——相比中世紀，一個現代國家的現代人已經宛如在天堂裏了，但他們是怎麽上去的。那些很多方麵仍停留在中世紀的國家，可否重複這個過程，完成現代化改造？
人類現代幾乎所有“主義”的展開，都是為了解答這個問題發生的——

有人說，成功的現代化需要一個民族完成民族意識的覺醒、整合和獨立，建立主權國家。這就是民族主義。

有人說，成功的現代化得益於商貿的自由展開、自由人與自由人的自由協作，激發社會更大規模更具活力的協作。這就是商貿自由主義。

還有人說，一個成功完成現代化的國家，強力社會主動幹預、進行統合、引導、管理與兜底，讓老有所終、幼有所養非常重要，這就是的社會主義。

甚至有人說，別扯那些花裏胡哨的，為什麽有些國家能完成現代化，有些不能？還不是因為某些民族可以用劍與火完成拓張、殖民，“用xx的劍為xx的犁獲取土地”……這就是法西斯主義。

而最後有人說，不要輕易地總結與定論，要對人類的既往曆史與經驗保持謙卑，謹慎一點點探索向現代前行的道路，這就是保守主義。

總而言之，“主義”之所以是一個近代概念，就是因為它就是為了回答人類在近代才遭遇的“現代性”問題的——沒有一個未受蠱惑的現代人想回到中世紀的生活當中去，每一個人都想過精彩、富裕而參差多態現代生活，這就是現代性的目的、這就是主義的目的、這就是“文明開化”為什麽是現代不可阻擋的潮流，讓“世界大勢，浩浩湯湯，順之者昌，逆之者亡”。

然而，近代文明史上，卻一種主張與這個目標剛好相反，它的主張和指向不是要把信封它的人和全世界帶入現代，而是回到中世紀去，這就是原教旨宗教主義和其所滋生的恐怖主義。
因為方向與其他主義是相反的，所以恐怖主義並不趨向於文明，它趨向於一種反文明。所以它與其他主義之間的衝突，也就絕非什麽“文明的衝突”，而隻是文明與非文明之間的衝突。

提到“文明的衝突”這個詞匯，很多人會想到美國學者塞繆爾·亨廷頓的名著《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

911之後，恐怖主義成為全球關注的熱點，每一次恐襲發生之後，亨廷頓這本書都會被拿來說事兒，很多人都說：你看亨廷頓的預言實現了吧？這就是文明的衝突啊。

但是，其實包括亨廷頓本人在內的一眾正規研究者，都是反對這種似是而非的歸納的。因為這樣的敘事，隱含著一個潛台詞，那就是它把恐怖主義視為了某些文明（比如伊斯蘭文明）對其他文明進行抗爭、進行衝突的一種有效手段。這其實相當於變相將恐怖主義“正常化”了。

於是時至今日你仍能看到有些腦子不清涼的人說：屠殺婦孺怎麽了、綁票撕票怎麽了，弱者跟強者抗衡，不采取點非常規手段的能行嗎？失去人性失去很多、失去獸性失去一切！世界就是個黑暗森林！講什麽江湖道義？

這就是“文明衝突論”對恐怖主義的變相洗白。

但是我們必須不能忘記的是，如前所述，恐怖主義不可能成為一個文明成就自身的手段，因為它的最終指向是一定是反文明的。不信你去考察一下中東曾經的伊斯蘭國或者阿富汗的塔利班，靠恐怖主義立國之後折騰了那麽久，最後都是越整越回去，其治下的領土越弄越像中世紀。且其恐怖主義手段在“清除異教徒”之後，主要折騰的都是他們自己的國民。

而且放眼整個世界，恐怖主義也並非伊斯蘭文明獨有的，猶太複國主義活動中曾經出現的某些極端派別、紅色高棉波爾布特所執行的國家恐怖主義、都是其他文明曾經出現過的毒瘤。所以與其說恐怖主義是一個文明與其他文明發生衝突的手段，倒不如說它是一個文明在現代化進程遇挫時所產生的某種癌變更恰當些。

而今天的伊斯蘭文明之所以遭遇恐怖主義的肆虐，也是因為這個文明在解決現代性問題時遭遇了比其他文明更多的挫折、因而積聚產生了更多的癌變。

將這番邏輯講述的更清楚的，是英國中東史學者、《劍橋伊斯蘭史》的編纂者伯納德·劉易斯。

與亨廷頓隻是在《文明的衝突》中標簽化的對伊斯蘭文明做總結不同。劉易斯的研究更加深入和細致，因而他更反對將恐怖主義視作伊斯蘭文明與其他文明衝突手段的說法。

911事件發生後不久的2002年，劉易斯出版了他對伊斯蘭文明現代轉型的總結性之作《哪裏出錯了？中東的伊斯蘭與現代性的衝突》(What Went Wrong? The Clash Between Islam and Modernity in the Middle East）一書，在該書當中，劉易斯係統反思了伊斯蘭世界走向現代的曲折曆程，並指出了這樣幾個問題：

第一，迄今為止（二十世紀初）的中東世界現代化曆程，總體上是讓人失望的。它甚至呈現出一種鮮明的“退行性”——20世紀初一戰後的土耳其凱末爾主義，所嚐試建立的是一個歐洲式的現代世俗公民國家。但到了二戰後的阿拉伯民族運動興起時，運動領袖所用於動員的口號，就變成了“容量”較小的民族主義。到了70年代，伊朗伊斯蘭運動興起時，精神進一步退行到原教旨宗教主義。進而滋生出現了恐怖主義、極端主義……整個中東世界的社會寬容度，在過去一百年中，不是越來越大而是越來越小了。

第二，中東在走向現代過程中遭遇的真正的問題，在於其社會基底嚴重缺乏自由，包括思想自由、經濟自由、婦女自由等等，這些在其他文明走向現代前多少存在一個或數個自由，在中東地區一應俱缺，且越向社會底層延伸越匱乏，這導致了中東社會走向現代的難度天然比其他文明高得多。

第三，而在現代化曆程遭遇挫折之後，中東習慣於把挫折的責任推給別人，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英國支持了阿拉伯的民族起義、幫其擺脫了“突厥桎梏”又進行了相對寬鬆的多的“戰後托管”，而中東世界就隻記住並仇恨了英國“托管”。二戰之後以色列建國，中東又將阿拉伯民族無法統合的原因，歸因於這個國家的存在（實則阿拉伯聯邦曆次嚐試夭折的原因主要是各國無法達成共識），必欲消滅之而後快。而在多次中東戰爭攻以不成，反而受挫之後，中東世界又將原因歸咎於西方對以色列的支持。還有1978年的伊朗伊斯蘭革命、兩伊戰爭、甚至薩達姆吞並科威特……中東世界已經習慣於將自己現代化的失敗永遠找到一個外在的原因，以發泄自身的挫敗感。

第四，現代進程失敗造成的挫敗感、仇恨、憤怒、貧窮和壓迫，導致中東發生了螺旋式下降，最終很多人投入原教旨恐怖主義的懷抱。恐怖主義的主旨是要求中東乃至整個世界退回到中世紀去，以重塑這個文明在當時榮光。

應當說，劉易斯的這本著作，成功預言了之後的中東亂局，乃至“伊斯蘭國”這種奇葩的出現。可謂切中時弊，他係統的解釋了中東世界是怎樣掉進恐怖主義怪圈中的，想出來要從何處下手。

但問題在於，劉易斯是個猶太人，所以對於仇猶者來說，這本書充其量隻能算猶太人對其敵對民族的“可恥汙蔑”，寫了也白寫。

那請允許我推薦另一本反思力度稍微輕一點、也更容易找到的書，它是另一位英國史學家尤金·羅根的《征服與革命中的阿拉伯人，1516年至今》。

在這本著作當中，羅根通過對土耳其征服阿拉伯、給阿拉伯人套上“突厥桎梏”以來曆次曆史事件的客觀陳述，其所想表達的觀點是相似的——阿拉伯人在現代進程中遭遇的最大敵人，是其自身。阿拉伯在五百年的近現代史上，不是沒有遇到過好的現代化契機，但每一次都被剛好錯過了。一再的失敗讓這個民族焦躁而戾氣深重，而這又將加劇他們錯失機會的可能性。

問題出在那裏？還是這個民族思想自由度的問題。

當你與一個典型的阿拉伯人進行交流，你會發現這個人也許修養十分良好、性格也很溫和、甚至為人十分慷慨，但是你一定會感覺到，他的思維世界當中，有很多“高壓線”是不能被觸碰的，一旦你碰到了，任之前多好的關係他都要跟你翻臉。整個伊斯蘭世界的這種禁忌感，甚至遠遠強於同樣以守戒森嚴著稱的猶太民族。據統計，今天的以色列已經有超過半數的猶太人是“猶太族”而已經不是真正嚴格的“猶太教徒”，以色列甚至有20%的人口是阿拉伯人。但這個比例在任何一個其他中東國家是不可想象的。與其他民族已經在思想上完成世俗化不同，阿拉伯民族的在整體上，依然是一個宗教民族。

這在一個國家完成現代性變革的過程中非常致命。打一個可能不太恰當的比喻，其他民族的思維方式好比是一台安卓手機，用的是開放源代碼的安卓係統，任何思想家的著述、理念的革新就好比是第三方的APP應用，可以自由接駁在這個手機中隨時更新。而中東伊斯蘭世界人們的思想則類似一台蘋果手機，用的是不開源的ios係統，它的好處是運行穩定、少出毛病、用戶可以最省心、最安全的使用，但問題就在於，一旦離開了官方的維護和更新，這套係統和其插件就會迅速落伍，很難再跟得上時代。

這類問題，在伊斯蘭世界遭遇現代變革時反複的出現，成為一個難解的bug。比如備受外界詬病和非議的“可以娶四個老婆”的習俗，其實在公元7世紀，這個聖訓被提出來時可能非但不是一種落後，反而算是進步——因為同時代除了歐洲在實行至少名義上一夫一妻製外，其他民族大多根本沒有男人娶幾個老婆是上限的規定，必須“平等對待她們”更是聞所未聞，那個時代的女性在大多數民族中都是被壓迫、物化和奴役的存在。

可是這種7世紀的進步，到了現代社會卻必然落伍了，而伊斯蘭教又因為“封印先知”概念的存在幾乎不可能發生基督教式的宗教改革，於是這個文明中的人們不得不遵循一些在7世紀看來相當文明，但在現代已經遠遠落伍的規則去生活。

宛如一個人，執著的用著一代蘋果手機在現代生活。

所以阿拉伯乃至整個中東世界遭遇的“現代性問題”在其文明內部，即便其實現了“把以色列從地圖上抹去”這個夢想，這個問題還是不會得到解決，阿拉伯人依然會焦躁，就像擺脫了“突厥桎梏”之後有英法托管、英法托管之後有以色列存在一樣。這個民族焦躁的根本原因，在於其窗外的世界已經走向了現代，而它自身卻遲遲無法完成現代性變革。

一個民族，哪怕它能征服整個世界，如果其內部依然是一個教條戒律森嚴，無論外來者還是本地人都動輒得咎，觸犯戒律要受到高昂懲罰，甚至被石刑砸死的狀態。請問，這種征服世界的輝煌，對生活在這個民族中的每一個人來說，究竟又有什麽意義呢？

相比於一個生活在現代社會中的人的自由與舒坦，你依然是一個生活逼仄的中世紀人。

以色列的軍隊當中，參軍的阿拉伯士兵已經可以依據他們的信仰做禱告了。請問哈馬斯的武裝當中，會允許以色列士兵按他們的信仰做祈禱嗎？別說極端組織哈馬斯，就算是正常的中東其他國家，現在也無法做到這一點。

什麽是現代性的差距？這就是現代性的差距。

所以我說，今天的以哈衝突，本質上講不是一場“文明”的衝突，以色列這個國家現在有20%的人口是阿拉伯裔，在議會當中也占了相同甚至更大的比例，他們在這個國家中可以按照自己的信仰生活。甚至這次哈馬斯恐襲中，有大量受襲喪生的以色列人，一查都是阿拉伯裔的。

我可以斷言，即便在巴勒斯坦地區這一畝三分地上，即便讓以色列把哈馬斯全滅了，阿拉伯文明也不會消失，因為以色列自己就有阿拉伯公民。

可如果真讓哈馬斯占領了巴勒斯坦全境，這片土地上，可還會有猶太文明？

甚至，可還會有現代性的阿拉伯文明？

不會的，因為這個哈馬斯組織，它的恐怖主義行動綱領，就是要把人類拉回前現代的，是反文明的。

所以這不是一場“文明的衝突”，這隻是一場文明與反文明的衝突。讓我們所有珍惜現代生活的人，站在文明的一邊。

我相信阿拉伯世界最終將通過某種方式完成自己的現代性變革，但這個契機，絕對不會是哈馬斯和它的“聖戰”給的。

今天拉拉雜雜說的比較散，最後我再推薦一本書好了，以色列作者施羅默·桑德寫的《我為何放棄做猶太人》。

有人總說我光說猶太民族的好話，不批評它的缺點，其實你讀這本書，以及它的前作《虛構的猶太民族》，會發現作者把我能想到的對猶太人的壞話都說盡了。

作者在書中無情的揭露了傳統以色列人對“上帝選民”理念與大屠殺苦難的鼓吹，大膽的質疑了猶太民族的定義方式，深刻批判了猶太人自傲而排他的劣根性、嬉笑怒罵的把猶太人身份的凝固不變、猶太人的道德優越性、猶太複國主義的種族政治、以色列的等級差別與殖民主義貶的一文不值……

而質疑與批判之後，桑德主張，以色列必須建成一種世俗的、寬容的、非排他性的、超越猶太複國主義的真正寬容、現代的國家。

而看著這樣的照片，我覺得，以色列可能已經在實現桑德主張的路上了。

值得注意的是，這個桑德，不僅就是猶太人，而且他一直就在以色列特拉維夫大學任教。說這麽多鐵杆“以奸”的話，以色列人都沒有讓他的生活受任何幹擾，教授依然當著、書依然一本接一本的出……

你問我，什麽時候才願意說以色列人的壞話，哈馬斯的好話？

我想，大約是等到巴勒斯坦民族中也能誕生這樣一位反思者，寫了《我為何放棄做阿拉伯人》《虛構的巴勒斯坦民族》這樣的書，卻依然不會被同胞目為叛徒，被打死拖在摩托車後麵遊街的時候吧……

到時候，我也一定多說這個民族的好話、說他敵人的壞話，因為這證明這個民族終於學會擁抱了寬容、允許人們自由思考和生活的現代性，值得誇一誇了。

 

 

作者： 林中的維吉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