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石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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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人在紐約，上海人在東京。如今，全世界的中國留學生加起來超過50萬，每年都有年輕人踏上越洋求學之路。這潮流，從上世紀80年代初，中國首次舉辦托福考試便開始了。然而從1980年代到2010年代，從60後到00後，他們的留學生涯，又怎可一概而論？時代在變，留學的人，留學的心態，都在變。
80年代：世界大門重打開
提及1980年代的出國熱，我們的第一反應可能就是那批出國留學、進修的藝術家：陳逸飛、陳丹青、陳凱歌……
在《八十年代訪談錄》裏，當被查建英問及“為什麽要來美國”，陳丹青回答道：“非常簡單，我說過無數遍，就是為了出來看看美術館，看原作。我祖籍是廣東台山，舊金山、紐約好多親戚，辦個擔保就出來了，當時國內美術界自費留學，陳逸飛走得最早，八零年，單個兒出去了！這之前誰敢想自費留學呀！所以陳逸飛很有勇氣，他帶動了很多畫家的中國夢。”臨走之前，好友阿城在機場送別，兩人“連擁抱都不會”，互相扶著胳膊流淚。幾年後，阿城也到了紐約，兩人“白天出去亂逛，看博物館，站馬路邊吃冰淇淋……”
對於像陳丹青這樣的藝術家而言，上世紀80年代的留學潮，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國內多年的封閉，帶來一種深重的危機感——“好多事情完全在視野和想象之外”。“我清楚我們是斷層的一代，既不知道中國的過去，也不知道什麽是西方。然後我出來了，發現我們在自己地盤上幹的那點事兒就是一小兒科。”陳丹青說，“我不會不認識我是誰，我看見那麽多同行興奮樂觀，走向世界呀，進入主流呀……我很難告訴你80年代的反差：紐約的一切，西方世界的一切，沒有中國的位置。現在不同了，可二十年前我很自然會驚訝：80年代中期中國發生的事倒好像暴動成功，一個個都認為自己成了。”
另一方麵，當年的國人看待出國留學，普遍有一種心態，認為能出國就是成功，是精英中的精英，這也讓陳丹青非常看不慣：“我出國時大家擺酒席送行，有哥們兒站起來祝酒：丹青，你出去了！要做李政道楊振寧，要做貝聿銘……我心下吃驚：原來是這思路？！你相信嗎？我那時就討厭中國諾貝爾得主，討厭這類思路。我們有獎主，我們有愛國主義，中國人的意識到了愛國主義，到了‘國際承認’，就到了頂了——赤裸裸的事功主義，抱大腿，找虎皮，認同權力……”
文藝青年如此，普通青年又如何呢？1985年，國家提出了支持留學、鼓勵出國、來去自由的方針，一場史無前例的出國熱潮席卷全國，第二年，自費留學的人數就突破了10萬，上海的美領館門口，年輕人排起長隊申請簽證。
除了自費，當時出國還有一個重要的途徑：公派，或者說委培。2010年曾爆出“學曆門”危機的唐駿，他當年的留學經曆，就是“公派”的代表。
80年代初，唐駿本科讀的是北京郵電學院，畢業後考研究生，獲得光纖通信專業第一名，但是因為沒有選上過“三好學生”，他沒能獲得出國留學資格。這一年，北京一共隻有75個留學名額，而北郵隻有2個。眼看母校出國無門，唐駿想到其他學校碰碰運氣——他打電話給北京各個大學的研究生處，問他們有沒有多餘的出國名額，終於在北京廣播學院找到了一個機會：學校老師答應把他的材料報上去，“看教育部批不批”。唐駿沒有選擇等消息，而是自己拿著介紹信，去找教育部出國司副司長，每天一大早等在人家上班的地方問好，下班時間再準時出現，翻來覆去地“偶遇”加上打招呼，這才求到了一個去日本留學的機會。
1985年秋，唐駿獲得了中國教育部全額獎學金，赴日本攻讀研究生，就讀於名古屋大學，師從語音信號處理領域世界排名第一的教授板倉文忠。不過，唐駿在日本留學期間的研究成果始終被教授輕視，與教授的關係也不好。1988年，他拿到了碩士學位，本可以繼續讀博，但他認為“在日本的中國人永遠做不大，永遠處在社會底層”，因此動心打算去美國繼續留學。
1990年暑假，唐駿借著去美國參加學術年會的機會離開日本，先到了美國北部小城密爾沃基的馬凱特大學。但此時他的留學處境已和當年的公派留學大不相同，一切都要靠自己。小城治安不佳，在經曆了一次險情後，唐駿決定轉往洛杉磯，找自己在加州理工學院讀博士的同學借宿。在那裏，他和其他學生一樣，去教室蹭課，去圖書館看書。他很喜歡洛杉磯的環境，但這所大學的門檻之高，並不是當時的他所能企及。
在美國，留學無門的唐駿轉而創業：隻要填一份簡單的表格，交100美元，就能開公司，不盈利還不用交稅。唐駿的第一家公司主要負責給日本公司開發軟件，當時他的第一項發明就是“卡拉OK打分器”，通過這個軟件，他賺了8萬美元。這之後，通過邀請國內演藝明星到美國“走穴”，唐駿又賺到了不少錢。
但是內心深處，他總覺得自己“在美國都是跟華人打交道，沒有真正融入美國社會”。而那個曾經的“博士夢”又回來了，並給他埋下了“學曆造假”的伏筆——為了在美國獲得博士學位，唐駿經人介紹選擇了函授的“西太平洋大學”——這個名詞在唐駿的“學曆門”中一再出現，成為“野雞大學”的代名詞。1993年，唐駿申請了這所學校，據他自己回憶，因為有當年名古屋大學的課程學分和發表論文作為基礎，許多課程不用修就過了，“後來他們通知我博士論文通過了，我也拿到他們正式的博士文憑”。這個博士學位花費不多，僅3000美元，卻在日後讓唐駿付出了更高的代價。事後，唐駿曾表示：“最後悔的事情就是拿了這個博士學位。不要說還花了我3000美元，現在就是給300萬我都不會要。它在事業上、在名聲上都沒有幫到我什麽忙，反而惹出這麽大的麻煩。我進微軟沒有靠這個學曆，回國也沒有拿這個學曆到處宣講，包括在《我的成功可以複製》這本書裏，我從來沒有說過學曆對我有多重要……”
90年代：兩隻皮箱一個夢
2013年，陳可辛導演的電影《中國合夥人》讓我們再度重溫了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出國留學熱潮。影片中3個主角的原型就是“新東方三傑”，鄧超飾演的孟曉駿，原型本來是新東方的徐小平，徐小平還親自寫了劇本初稿。不過最後，孟曉駿身上被融入了更多陳可辛本人的留學經曆，徐小平的劇本被改到隻剩18個字：“合夥人、新夢想學校、還有3個主角名字”。
初到美國的陳可辛，帶著野心，帶著對前途的期許，“跟戲中的孟曉駿一樣，本來很相信美國的一套，但是在美國也碰上不少的釘子。”電影裏，鄧超的很多經曆，完全就是陳可辛的翻版：“以前在美國打工，外國人覺得中國人可能溝通有障礙，結果在餐廳也做不了侍應。侍應是跟客人講話最多的，也可以收小費，而我隻能做busboy，busboy就是收拾桌子，幫人倒茶倒咖啡，叫可樂叫喝的，而點菜就輪不到你了。”
好萊塢電影工廠給陳可辛留下的回憶也並不是那麽美好：“美國的製度比香港死板，更權威，但沒有議價能力，沒有談的餘地。”大企業的掣肘太多，讓陳可辛最終作出決定：回流香港，“我的堅持，就是堅持創作裏自己說了算”。
而劇本被刪到隻剩18個字的徐小平，留學經曆其實與陳可辛不無相似：“到了國外，按理說可以自由自在追求自己的夢想，No！到了國外有一個殘酷現實——生存。我到了國外就不得不去打工，我們這一代全打工，孟曉駿打過工、陳可辛打過工、據說馬英九也打過工，打工是這一代中國人的宿命，因為中國太窮了。但是在這個時候，反而我的興趣就來了，天天洗盤子，我會什麽呢？我有音樂，一邊洗碗，一邊寫歌，洗碗有洗碗的節奏，嘩啦嘩啦的水。洗碗洗碗，洗的是留學生涯，後來這首歌成了新東方第二校歌，每個人都要留學，傾聽留學的心酸以及洗碗的節奏。”
碩士畢業之後，他就選擇回國創業。“我們的社會、教育和家長要嗬護每一個孩子那麽一點點的好奇心，每一個孩子對文學、藝術、探險和考公務員的追求。你要讓他去追求，點燃他的激情，不管那東西是否有用，能不能產生價值，是否符合你的喜好。如果這形成了社會風尚，我們青年人就不需要去美國……每個人的自我實現才是中國夢。”徐小平說。
雖然創業的項目正是送中國孩子出國留學的“新東方”，但徐小平如今麵對“要不要把孩子送出國”的問題，卻越來越傾向於否定的回答：“上世紀彌漫在中國青年間的美國夢，今日正變成中國夢。過去幾年，大量美國常青藤人才開始把中國作為他們實現人生夢想和抱負的目的地。這個潮流，越來越強勁、澎湃。我本人1987年出國留學，畢業後找不到合適的工作，壯誌難酬，回到中國才實現了我的價值。中國的問題，往往就是機會。我相信未來。”
無獨有偶，羅輯思維的羅振宇也說：“剛畢業的大學生最不應該做的是什麽？考研、工作、考公、創業、出國——我選的答案是出國。這個答案有點出人預料，出國在過去印象中都是好孩子幹的，為什麽不建議大家出國呢，因為中國目前的發展是世界級的機會，上車容易下車難，徐小平老師前半輩子就是做出國留學生意的，但現在當他看到有孩子要出國就盡力勸阻，因為中國各方麵發展太快，一旦斷開連接，再連上就太難了。”
最近，徐小平還在湖南衛視《天天向上》節目中親自載歌載舞演唱了他創作於1988年的那首洗碗歌——《留學生涯》，歌詞是這樣的：“西方月亮升起來，和家鄉的一樣圓；讀了一天PHD，卻要去Chinatown洗碗；打黑工，不浪漫，沒有錢，更困難；留學出國，前途渺茫後路已斷；歲月來去匆匆，忙亂；青春一誤再誤，短暫；山窮水盡疑無路，出國好像是陽關；兩隻皮箱一個夢，雄心壯誌離家園；誰知留學的辛酸，中國這才發護照探親，外國卻不給VISA入境；再苦再累不要緊，夫妻分居怎麽
行；說是國內不happy，出國卻更hungry，沒有選擇地生存……”
00年代：不要為了賺錢出國
和90年代的“兩隻皮箱一個夢”不同，00年代出國的心態裏少了點功利，添了些多元。
陸小寧就是在2000年出的國。當時她25歲，剛從複旦中文係碩士班畢業，“學的是文科，感覺在國內讀博沒有多大意義，很多課程在碩士階段就學過了。而且覺得自己還年輕，不想一眼就望穿人生，應該出去感受世界”。
準備工作細碎而繁瑣，“托福和GRE的成績是必需的，新東方太遠，我就近在上海上了英語補習班。另外還要寫一份個人陳述，談談學習計劃；把本科和碩士的成績單都做好英文公證。當時不像現在網絡發達，給學校寄申請材料不能用電子郵件，都得郵寄，每所學校的申請費是50美元，郵費也不便宜，所以沒辦法申請很多，就寄了10所大學。”
最終，陸小寧獲得了美國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的錄取通知，攻讀比較文學係博士學位，有全額獎學金。“去美國的第一個學期根本跟不上，最困難的還是語言。雖然我的英語在國內非英語專業裏都算是佼佼者，但是到那裏一上課就懵了——第一個學期講歐洲現實主義文學，都是專業術語，還要讀原著小說，閱讀量非常大。課堂上，同學們都爭相發言，隻有我不發言，落差就會很大。” 陸小寧說，“自己以前是很自信的，從小就是‘別人家的孩子’，很會讀書的，沒想到一去就感受到了這麽大的心理落差，自信心被擊得粉碎。”
除了學業壓力，師生之間的相處方式也讓陸小寧一時之間難以適應。“比如迎新會吧，老師同學們都在一起喝酒、吃點心、聊天，我就非常不適應。在國內，我們最多是小圈子的朋友會在一起吃飯聊天，遇到這樣的雞尾酒會，都不知道怎麽開口說話，聊什麽話題……而且師生關係也很不一樣，中國的傳統是尊師重道，和老師之間有距離感，在美國則是直呼其名，有的博士生年紀比老師還大。教學模式也以對談為主，不是板書式的，需要你多說話，積極闡述自己的觀點，老師也會不斷批評你，通過一來一往的批評和辯駁去提高學術水平。”
相比之下，生活上的不習慣吃披薩吃麵包，反倒不是什麽大事。因為有全獎，囊括了學費和生活費，經濟上也不需要辛苦打工。在美國的求學經曆，帶給陸小寧最大的改變，就是擴大了知識麵，鍛煉了心理素質和承受能力。而一些從前“從來不是問題”的事，也因為出國留學“變成了問題”。
比如身份政治。“從前在國內，我算是主流社會裏的人，不用考慮身份問題。可一到美國，立刻變成少數族裔，以前從來不會去想身處弱勢地位、邊緣地位的人群會是什麽感受，如今卻會不斷湧現——這是很重要的人生學習過程。”
又比如政治熱情。“同學們的政治熱情也感染了我，會和他們一起去參加反戰遊行，對於政治有了更多參與意識，也開始意識到生活中很多東西和權力結構都是有關係的。”
去美國之前，陸小寧從美劇、好萊塢大片裏了解到的美國都是高樓林立、摩天大廈鱗次櫛比。可是到了離紐約不遠的長島才發現，怎麽到處都是一二層的矮平房？交通係統也不像國內那麽發達，和自己從小生活的鬧市感覺大不同。“越後來越發現美國就是一個大鄉村。”
雖然有了美國優秀高等學府的博士文憑，但對於少數族裔的陸小寧而言，留在美國高校，在人文學科找到終身教職的希望非常渺茫。“雖然人文學科學到的能力和知識都是可以轉換的，但身為外國人還是有很大局限——公務員不用想了，政府機構很難進，想去媒體工作的話，英文沒有那麽地道也是一道坎，剩下的可能隻有自己創業了……在國內的時候從來沒有想過，讀了那麽多年書，讀到博士，還會找不到工作，心理上的焦慮是難免的。”
後來，陸小寧跟隨德國籍的先生去了德國定居，直到在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覓得一席教職之後，才舉家移居到英國。回首當年，陸小寧很想對有留學打算的年輕一代說：不要抱著賺錢的目的出國，“如果你想靠出國留學來變得富裕，來改變生活現狀，我覺得你需要重新考慮——因為現實可能恰恰相反——假如你沒有比較好的經濟基礎，一路讀下來，到最後可能什麽都沒有。也許你擁有了更多的生活經曆，眼光也得到了開拓，但這些都是不能以金錢估量的東西。據我所知，想在國外致富，可能隻有金融、科技專業才有一點可能，而如果你在國內就成績平平的話，想一到國外就成為拔尖人才，那概率也是很小的。”
10年代：不貴族也難精英
高中剛剛畢業的小李，最近正在忙著辦理出國手續。據她說，整個班級的同學，有一半都在準備出國讀大學。10年代，出國留學不再是一件了不得的事，隻要家庭經濟條件允許，許多父母都會想方設法把孩子送出國去深造。“也有一些同學是在國內高考成績不理想，沒有考上自己的第一誌願，才選擇出國的。”小李告訴記者。
不過，在創辦了“留美預科”的薛湧眼中，這新一代的留學潮，卻有著許多盲目與誤區。
現任波士頓薩福克大學曆史係副教授的薛湧，1994年就曾留學美國，在耶魯大學攻讀碩士、博士，有豐富的留學經驗。在他看來，過去讀大學，往往需要特別準備，所以美國的寄宿學校叫Prep School，即大學準備學校。如今大學普及，這個概念就淡化了。但是，隻要大學還是高等教育，讀大學就必須進行特殊的準備。放棄準入門檻是錯誤的——當今美國大學的種種問題多是因此造成。
“我幾年前講過一句大家不愛聽的話：留美不屬於所有人，甚至不屬於大多數人。隻屬於少數人。隻有少數人會成功。我們那代留美的人大多數都成功，因為我們留美是跨過了學術門檻；而現在留美，大多數會失敗，因為他們僅僅跨過了金錢的門檻——他們留美是因為父母有錢，不是因為他們做好了準備。”薛湧說，“這一點，做留學生意的人大都不願意捅破，但我堅持這麽說，我也堅持不做留學中介，不做留學應試教育，就是教學生怎麽讀書——明白告訴大家，不會讀書，出去隻能失敗。這在當初聽起來是個笑話。現在怎麽樣？海歸變海待的多了，中國家長吃到苦頭的多了，媒體報道的留美學生醜聞多了……家長們和學生們才漸漸明白：留美不僅僅需要錢、分數，最終還是需要知道怎麽讀書！”
在薛湧看來，高中畢業甚至初中畢業就去到一個不同的語言文化環境中接受教育，屬於隻有少數人能夠應付的挑戰，類似唐僧取經。讓普通孩子對付這樣的挑戰，實在勉為其難。“所以，我勸大家至少不能太著急，高中畢業後複讀一兩年，為留美進行有針對性的準備。現在高考都複讀，留美豈不是更需要？否則，就是揠苗助長，給孩子過大的壓力，容易造成心理崩潰，嚴重厭學。事實上，最近《華爾街日報》的報道已經印證了這一點——在加州大學讀書的中國學生作弊成風，原因是：出國前學業壓力太大，都不喜歡讀書了，突然到了美國，脫離父母監督，享受著無限自由，更不把學業當回事，等到考試才知道交代不過去，隻好作弊。
薛湧認為，如今的大學教育，已經從精英教育蛻變成平民教育。“至少在發達國家，幾乎誰想上大學都能上。美國的年製的社區學院，大致相當於中國的大專，基本都是開放錄取，即交學費後即注冊。即使許多四年製的大學，往往也錄取90%左右的申請者，很少需要什麽競爭。西方高等教育這種滄海桑田式的變化，也使留學變得相當容易。看看那些市麵上風行的中介服務，絕大部分都是包錄取的，保證你交錢就有結果。”薛湧說，“我在美國的大學讀書、教書已經快二十年，當然明白其中的奧秘。美國大學有4000多所，質量參差不齊，財政狀況各有所異。特別是在經濟危機中，許多低層次的大學難以維持，需要中國學生的學費。美國大學的學費，一般而言不過是個標價，即賣東西時的要價，而不是實際的‘售價’。比如學費標價3萬美元，美國學生申請，往往會得到不同數量的獎學金。大學要3萬學費、給1萬獎學金是很常見的事。這就如同買東西時的減價折扣。中國學生則往往按標價交學費，當然就成了大學的搖錢樹。”
這也是為什麽，海歸變海待的越來越多了。有些用人單位甚至見到海歸就頭疼，認為性價比不高。其實，找不到工作的，不僅是中國留學生，還有美國當地畢業生。“在美國，大學畢業生的失業率越來越高。那些找到工作的大學生，職位也越來越低。在加油站打工的，在超市賣貨的，在圖書館站台出納的，在餐館跑堂的，都有許多大學生。‘海歸—海待’式的留學生命運，不過是這種趨勢的自然延伸。”
薛湧表示，“近年來媒體上有許多報道，說留學生的回國率越來越高。其實，根據最近美國出入境簽證資料分析，留美的中國科技博士們，90%以上都留在美國，是世界各國中比例最高的，和二十年前幾乎沒有區別。為什麽？因為這些科技博士是留學生中的精英，當初美國大學拿出獎學金請他們去讀書，畢業後前途寬廣，自然一去不歸。回來的則大多是在外麵很難站住腳、缺乏競爭力的人。可見，教育畢竟不是‘一手交錢、一手交貨’的普通商品。錢所能購買的東西，也就到此為止。你可以花錢通過中介服務把留學的事情‘搞定’，但去了那裏，往往發現班裏80%的同學都是和你差不多的中國學生。這種學校，教授一般不會太和你為難，給分很鬆。你混到畢業大體不成問題，甚至可能成績單還不錯。但是，四年時間你恐怕學不到什麽東西。你拿到的大學文憑，不過是一張漂亮的裝潢紙而已。”
作者：闕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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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台坐客 發表評論於 2023-09-25 06:23:13
能不能學到東西，很大程度在學生自己。美國即使社區大學也沒有薛說的那麽不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