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集體主義的狂歡

前兩天上海浦西全麵封控的前一晚，我的朋友圈開始被TudiMusic的雲蹦迪現場刷屏，一個直播國外音樂會現場的視頻號裏突然湧入無數的上海市民，並開始在互動區裏瘋狂“甩菜”，留下帶地理坐標的深深烙印。人們把這一天戲稱為浦西“大年夜”，白天瘋狂囤年貨，晚上在家吃年夜飯，還有蹦迪春晚，集體在家躺平四天等待大年初五出門“迎財神”。

 

那一刻，相信大多數還沒有經曆過封控的浦西市民（包括我）對一切還是保持樂觀的。我們跟隨一個強有力的號召，參與一場史無前例的運動，在運動開始之時賦予它充足的儀式感，並期待在運動中履行自己的公民職責。這種將個人使命與時代主題深深綁定的感覺似曾相識，我上一次如此強烈的感受還是在2009年。上大一的我經過一番“個人暑假自由與集體主義榮譽感的鬥爭”後，參加了國慶60周年的群眾遊行方陣，在每一次經過長安街的時候，都產生了一種“投身於時代”的“光榮感”。我，一個19歲大學生，參與創造了一次社會主流敘事裏的大事件。而當我再次連接上這種感覺的時候，那種個體的渺小和社會的宏大對比讓我腦海裏有7個清晰的大字—“集體主義的狂歡”。

 

當個體選擇將自己無條件融入一場集體運動，追求與他人的一致性，並主動放棄獨立和理性思考的能力，形成了勒龐在《烏合之眾》中所描述的“群體無意識”，就是一種非理性的集體主義狂歡。常見的表現是網絡上跟隨一種統一的聲音製造輿論暴力的“鍵盤俠”，民粹運動中打著政治性口號而對民眾施暴的“納粹”等等。他們的共同點是仿佛服務於一個至高無上的“群體性目標”，但是在操作中卻無不掩蓋了人性中美好善良的那一麵。

 

這幾天的上海疫情消息，從方方麵麵都讓人感到揪心，從電話錄音裏暴露的健康雲/疾控/醫院隔離點數據管理各自割裂，“領導”說“作為專業人員我們一直在建議無症狀在家隔離但是沒有人聽”，到無數嬰兒被單獨隔離無人照看給無數家庭造成巨大心理挫傷；從突發哮喘卻因為醫院集中收治新冠病人而無法得到醫治導致死亡的護士，到救護車到樓下但是按規定不能改變收治對象死亡的哮喘老人，還有微博上無數因為疫情封控而發出SOS的血透病人；從比我們早幾天被封控生存基本保障都堪憂的浦東人民，到在各種微信群裏流傳的“醫護人員打架”，“抗疫誌願者與小區居民爆發衝突”的視頻。

 

足以見得，一個以秩序、精細而聞名的城市，在遇到重大突發性公共事件時它的管理體係也是非常脆弱的。而於此同時，“有獎舉報上海人，抓一人5000元”，“都是上海/香港的鍋，‘精準防疫’反過來看自己的笑話”，網絡上此起彼伏的留言也讓人從另一個層麵懷疑人生，追求自己的那個0早就超過基本的人本主義關懷。

 

疫情已經第三年，“動態清零”和“長期共存”是科學問題，是政治問題，更是公共政策和社會治理問題。政策的製定不應該是大手一揮片麵追求單一KPI，而從製定到執行落地更是有方方麵麵需要考量。在基層的管理能力和效率已經明顯跟不上疫情發展的速度時，是不是要調整方向，或者即使方向保持不變，有什麽樣的手段可以確保在層層執行的時候動作不變形，不因噎廢食本末倒置，不讓疫情產生的次生災害超過疫情本身。所有這些，都不是喊一句人定勝天的口號可以解決的。

 

回到集體主義的話題，當下我們每個人都處在疫情防控這樣一場公共事件之中，保持個體的清醒，才能從各自的角度更好思考如何避免“非理性的集體主義狂歡”。作為普通市民第一要務是保護好自己和家人，注意防護盡量不感染，一旦感染做好隔離，對已經感染的鄰居給予力所能及的理解和幫助；而作為社會公共係統的管理者和守護者，除了辛苦執行行政命令外，也懇請把你們看到的問題及時地反映，並能夠有變通性地嚐試解決，而不是一刀切。

 

體製的組成者是每一個人，在一個運轉有序的社會裏，我們無法越俎代庖，每一個層麵都應該有義務解決每一個層麵的問題，我們相信係統的兜底，也應該相信每個人的糾偏能力，不是一出現問題就甩鍋給一個無形的力量。

 

祝大家早日解封，還能在4月出門賞春光

 

 

 

 

作者：  曉思

[sandstone2]

回複 '有一天我會' 的評論 : 還有這樣的？

[sandstone2]

回複 'diaoerlang' 的評論 : 有道理。

[有一天我會]

我老家舉報一個上海人獎一千元，如果認定陽性的獎三萬元

[diaoerlang]

供給製配給製半軍事化用到這麽個高度商業化的都市，三五天可以，時間一拖久肯定亂套，粉紅戰狼都會冤枉居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