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人都可沉浸於感動，唯賈平凹應予克製

西安封城14天以來，我未著一字。 武漢封城期間，我寫了十幾篇文字。自然有湖北是老家，關注得多一些的緣故。而西安之於我，在全國省會城市中，去得最多，朋友也最多。

未提筆寫點什麽，不代表對西安疫情持漠然態度。七八個朋友被困家中或羈旅古都，我忍不住一一詢問是否安好，有無吃的，有沒有被“挖蘿卜”轉至城外。 封城之下，西安被媒體披露的所有故事，樁樁件件，我都了然於胸。每一件事，都值得寫入文字，感歎評說幾句。

一字未寫的原因，是發生在西安的這些事，武漢封城期間都上演過，有的簡直像一個模板印出來的，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武漢當時兩眼一抹黑，現今積累了不少經驗。有甚好說的呢？ 與魯迅所說的“耳不忍聞”，“還有什麽話可說呢”，事情雖然不是一個事情，卻是同一種感受和心境。 有過武漢封城、通化封城、石家莊封城、揚州封城、瑞麗封城，殷鑒不遠，西安就從沒真上過心、抄過一次作業、有過一點預案？

即便冒被刪文封號的風險，也忍不住要說：以我對這個城市乃至這個省份某些官員顢頇、虛浮和慫賴程度的一貫了解，西安今天遭遇的一切，早已埋下伏筆、有了定數。 重申一遍，就是如此。秦嶺別墅事件以後，那個地方的諸多官員，沒見丁點的長進。 此番它們演繹的各種生硬、驕橫、冷漠、折騰、混亂，真苦了長安城裏1200萬蒼生黎民，也苦了那些疲於為他人奔命的抗疫人員。

如果沒有賈平凹發聲，西安封城的事，我是打算繼續沉默的。人微言輕，說了也白說，弄不好還可能被它們扣上一頂蹭熱點、賺流量的帽子。

我所耿耿於懷的是，空前大疫之下，文人雲集的西安，可以沒有一個寫日J的作家，所有作家也可以一言不發，但不要說些類似小學三年級作文水準的話。

無從肯定，賈主席是在怎樣的情境下，說了這番可概括為“感動”的話。西安正舉全市之力“清零”，似乎還無暇統一動員各界名人站出來發聲，為抗疫鼓勁加油。 大概率的，這番感言屬於他的“自選動作”。

文學“陝軍”，曾令人刮目相看。彼時的陝西作家，是因親身經曆和感受了國家及個人命運的多舛與變化，體驗了平民所遭受的生存苦難，才創作出反思民族曆史文化、感懷愛家戀土的黃土地人生死悲歡的文學作品。 不回避苦難，甚或與苦難相伴，以此換來平民意識、平民生活體驗和悲憫情懷，這是陝西文學的不幸，這又是陝西作家的幸事，算是上帝給予他們的創作恩賜。

正是這種直麵苦難的審美意識，鑄就了陝西作家的悲憫情懷，促使他們表達對社會弱勢群體和卑微人群寄予的格外關注與深切同情，張揚被社會淡漠的良心、良知和人文關懷，從而形成獨具陝西作家特色的文學苦質精神———直麵苦難，承載苦難，超越苦難。

抗疫中的任何一次封城，都近乎悲壯。此番西安抗疫，不論省市層麵還是市民層麵，都是不惜代價的。作為與西安相隔千裏的人都不乏某些基於人性的悲憫之情，身居西安的賈主席，當然也可以感動的。

而此次西安封城中的生命之重、人間悲歡，怎一個“感動”了得。 相對於人生苦難，拯救遠比頌揚重要，批判更比謳歌實在。寫平民、寫苦難、寫悲劇，這是文學的功能所在。

賈平凹是陝西最有才華的作家之一，文學苦質精神在他身上的烙印比較明顯。但凡他尊重現實、尊重生活、心懷悲憫，文字便充溢著靈氣，《古堡》《浮躁》《美穴地》等作品莫不如此。 而《廢都》之後，他雖顯高產卻因缺少必要的生活體驗，使得《白夜》《土門》《高老莊》《懷念狼》《病相報告》等後續作品呈現東進西尋、捉摸不定之態。 現今陝西文學因創作實績衰淡，曾經的輝煌不複存在，“陝軍東征”隻在大學課堂上被人提及了。 陝西文學已然落伍，很大程度上與陝西作家無視生活苦難，從生活體驗中挖掘和升華審美思想源流不夠有關。

單從社會身份、職務層次方麵說，賈平凹是陝西文學界執牛耳者。大疫之下，高揚文學的苦質精神和救世理想，提升陝西文學的審美品格和社會價值，進而走向審美的澄明之境，這才是賈主席首先應秉持的姿態。 從這個意義上說，對於抗疫乃至其他任何災難，全西安人都可沉浸於感動，唯獨賈平凹應予克製。

感動得多了，賈平凹就不再是成色十足的賈作家，而成地地道道的賈主席了。

對於可以隨口而出的感動，保持適度的克製，包括賈平凹在內的靠文字吃飯的人，不論有名或無名，身上便會少去很多的油膩味兒。

 

作者：禿筆的老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