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富”作為一個貶義詞組,已經蓋棺定論,消失在曆史的長河裏,所有人都知道“仇富”是不道德、不理智,有悖於現代文明觀念的。
但是“仇富”作為一種社會行為,有深刻的存續的根源。當社會矛盾累積到了一定程度,利益分配格局亟待深刻調整的時候,“仇富”又會以各種各樣的名義借屍還魂。
在最近的“新東方”俞敏洪捐贈課桌的事件裏,有一篇題為“我一點都不同情俞敏洪”的文章,就是當前以“愛國”“講政治”的麵目出現的仇富行為。
首先表個態,俞敏洪畢業於北大,手創的“新東方”教育集團一度是中國教培行業的領軍者,“新東方”在美國上市,意味著以財務透明和監管嚴苛為典型特征的美帝資本市場對中國服務型企業管理的高度認可……
做人要有一點自知之明,俞敏洪不管在個人的成就,和“新東方”所具有的超越性的商業意義,都不是平台監督員主流、靠舉報和黑人為生的人渣群體能比擬的。後者不管怎麽看俞敏洪,不管說什麽,對比社會的主流民意,隻能印證一件古詩。——不廢江河萬古流。與仇富主義先前的版本比,這個文章雖然也仇富,但是它有一些偽裝的,有一些自以為是的“理論支撐”,顯得比較高端。 它的核心邏輯是“教育實際公益性的,資本改變了學校的公益屬性”,而“新東方”就是教育資本化的代表,俞敏洪以一己之力幹擾了公共教育。
這是瞎扯淡。
教育作為公共產品的屬性顯而易見,但是政府和社會作為公共產品提供者,不可能完全滿足各種層次、各方麵的需求;況且由政府和社會提供的公共產品主要著眼於滿足基本的發展需求,更高的、更加多樣的需求則隻能靠市場提供。
最顯而易見的例子來自於住房,為了滿足低收入人群安居的需要,政府提供了廉租房,但是要住更好更大的房子,要選擇更優越的地理位置,隻能靠業主自己掏錢購買。認為因為有了房地產公司,所以摧毀了每個人住大房子的願望,這顯然是荒誕的。
九年義務教育也不是純粹是公共產品,因為家庭總要承擔一部分開支,而隨著教育水平的提高,個人和家庭所負擔的比例會越來越大,這個數值隨著經濟發展物價提高而增長,表明這是市場現象。反過來說,之所以需要市場提供教育產品,恰恰是公共產品在質量和數量上的不足。比如英語教育,為了考試升學和為了出國留學,需要的英語教育是完全不一樣的,這種個性化的差異也是需要付費的。
俞敏洪創辦的“新東方”,為學生家長提供了更好更多元的選擇,而且解決了幾萬人的就業崗位。“新東方”在美國上市,等於是拿美國股民的錢擴大中國的生意,生意利潤轉化為員工工資、場地租賃、稅收,以及捐掉的幾千萬的課桌椅。這是不是比空洞喊愛國口號的人,對國家和社會貢獻大多了?
有人質疑教輔市場加重了家長負擔。如果要留住那些優秀老師,卻不肯給他們恰當的薪酬,這就不是創造就業崗位,這才是勞動壓榨和價值剝削。
——我們可曾聽過新東方教師連續加班授課猝死的?可曾聽說“新東方”強製推行“奮鬥者協議”,要求老員工“自願”放棄一切續約權力,從新人做起的?可曾有“新東方”員工討要離職補償,被公司陷民於罪,用“釣魚”方式送入監獄的……假如有以上行為的公司能被稱為民族驕傲,“新東方”為什麽就禍國殃民呢?
我毫不懷疑黑俞敏洪的文章是有人組織力挺的。原因很簡單,在自願捐贈這件事上,也要思路清奇的扣一個“資本入侵教育”的帽子,這就是要趁著整頓規範課外輔導,追殺“新東方”,在愛國的名義下,用扣帽子、打棍子的方法讓俞敏洪社死。一般人不會用這些下三濫的招數,寫這種文章。
不管哪個版本的仇富,都是站不住的。
何謂“資本”,通俗而言,資本就是專門用於再生產的剩餘,資本是中性的,它隻是生產經營活動的活動的工具,你能說你家的螺絲刀是姓資還是姓社?你家的天然氣體現了社會主義優越性還是美帝的罪惡感?
資本在工業和後工業時代的重要性顯而易見,擴大再生產有兩種方式,一種是個人積累,另外一種就是尋求資本市場的幫助。在農業社會,剩餘不多、商業不發達,幾代人積累就能成為小康之家。而進入現代經濟以後,很多行業入門動輒需要成百上千億的啟動資金,靠省吃儉用根本不可能實現。沒有資本的扶持,今天的一切重要的物質文明都不可能誕生,拿資本定義俞敏洪的生意是否道德,顯然是荒誕的。
仇富解決不了公共富裕的問題。不是說俞敏洪倒了,“新東方”的錢就均勻散入尋常百姓家。恒大已經提供了這樣一個例證,恒大深陷危機,最先出事的不是許家印,而是恒大供應鏈上大大小小的供應商、恒大的普通員工,以及掏光“六個口袋”想要實現擁有獨立住房的恒大買房人。
我們不妨拭目以待,看看“新東方”倒下以後,教育產品是嚷社會更滿意,還是呈現一個極少數人獲益、大多數人都是輸家的局麵。
作者: 多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