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石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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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傳統帝國的曆史，就是這句話的最佳注腳。曆代中國治國者，都沒有對腐敗聽之任之，曆朝曆代都會有政治強人發起“反腐運動”。但吊詭的是，隨著強人的離世，反腐運動總會人亡政息，腐敗就會卷土重來。例如，明代開國皇帝朱元璋對官吏腐敗懲處之嚴，在曆代皇帝中極為少見。清朝的雍正皇帝，懲處腐敗也不遺餘力。兩人在位時，敢於貪汙腐敗貪汙的官員大大減少，但兩人去世後，腐敗就卷土重來，甚至愈演愈烈。
朱元璋、雍正的反腐措施為什麽沒有演變成相關的製度沿襲下來？為何腐敗的生命力如此頑強，而嚴厲的反腐卻在明清兩代難以持續？在曆史學家張宏傑看來，主要有以下三點原因：一、曆代統治者都堅持“利出一孔”；二、權力不受製約；三、低薪導致腐敗的惡化。
什麽叫“利出一孔”？天下所有的好處，天底下所有的利益，都要從一個孔出來，那就是都要由權力這個孔出來，由皇帝來賜予。在古代中國，“政治地位高於一切，政治權力高於一切，政治力量可以向一切社會生活領域擴張”。確實，如果說西方資本主義社會是金錢萬能，那麽中國傳統社會則是權力萬能。這是古代中國腐敗的第一個基礎：權力支配一切。
中國曆史上的一個重要規律，就是官員們私下征收的雜費，一旦經由朝廷拿到台麵上來明確化，那麽另一些灰色雜費又會偷偷滋生，因為“揩國家的油”是官員群體改不掉的本性。這也是所謂的“黃宗羲定律”的一部分，也是利出一孔的必然結果。黃宗羲說，“斯民之苦暴稅久矣，有積累莫返之害。”確實，中國曆史上每次國家稅費改革，農民負擔在下降一段時間後，都會因為出現新的稅費而漲到一個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所以康熙說，“自古以來，惟禁止火耗而已，不可開。”“若將火耗明定額數，人無忌憚，愈至濫取。”也就是說，如果明定火耗標準，官員不但收起火耗來更會肆無忌憚，而且在標準之外還要多收。康熙皇帝認為，既然“揩油”是官員群體的本性，那麽皇帝能做的就隻能退而求其次，讓他們少揩一點而已；但完全不給他們揩油的空間，是不可能的。
仔細探討起來，這種“陋規”思維並不止存在於官場，甚至遍及全社會。民國時人記載說，在北平仆人們來買東西時，商店照規矩會自動把價格提高一成，作為仆人們的傭金，這在北平通俗叫做底子錢。小康之家給仆傭的工資很低，因為他們明知廚子買菜時要揩油，仆人購買家用雜物時也要撈上一筆。明清皇帝的政治思維，與市井細民的持家打算，真是完全同構、如出一轍。所以，晚年麵對官場貪風，康熙的應對策略是一方麵默許官員們在一定程度上需索火耗，另一方麵是提倡理學。他希望官員們以“存理遏欲”為思想武器，保持廉潔，或者至少在揩油時保持一定的“度”。這種解決方式，實際上還是把問題輕輕推到“良心”二字之上。應取與不應取，隻有一線之隔，如果保持這一線之防，端在人心之“正”與“不正”了。反腐敗的防線如果完全寄托於人心的話，注定是脆弱的。
第二個基礎，則是權力不受約束。雖然中國曆代王朝為了約束權力也進行了一些製度設計，但是因為“有治人無治法”，所以這些製度實際發揮的作用很小。中國傳統的權力製約機製是封閉的，它排除外來力量的參與，特別是拒絕引入民間的監督力量。因此，所有官員都處於同一權力體係之內，受到“官大一級壓死人”這個同樣的遊戲規則的左右，監察官員打“大老虎”，隨時可能為其反噬。所以，傳統時代，大多數時候監察官員隻能“打打蒼蠅”。萬曆年間，左副都禦史丘舜曾經說：“（官場）貪墨成風，生民塗炭，而所劾罷者大都單寒軟弱之流”。
明末，監察體係淪為了黨爭的工具，盡管有所謂的監察體係，監察官員和其他官員一樣，也受利益最大化原則支配。當他們發現巴結權貴有利於自己時，就會輕易將手中的監察權力作為向權貴們討價還價的資本。所以，在曆史上很多時期，監督者與被監督者很容易“貓鼠一窩”，在竊取“天家”利益時結成同盟。曆代王朝後期，隨著官僚體係的腐敗，監察係統也會高度腐敗。
明代言官的權力非常巨大，特別是“風聞言事”的特權讓他們擁有非同尋常的殺傷力。這並沒有導致明朝官場風紀特別嚴明，反而導致了明代後期言官係統的腐敗特別嚴重。因為手中握有的監督和考察官員的權力，他們公然索賄，買官賣官。明代後期人稱科道監察官員為“抹布”：“言其隻要他人淨，不顧己汙也。”監察係統腐敗的結果，是這個係統完全失去作用。比如崇禎年間，都察院考核地方官吏，已經完全流於形式——拘私情，通關節，結果全是“稱職”，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第三個是低薪製導致腐敗的惡化。中國古代王朝，腐敗還有一個特殊的背景，那就是低薪製。朱元璋不能理解元代官吏貪汙橫行的製度基礎正是薄俸製，他製定的俸祿水平比元代還要低。比如明代正七品縣令月俸隻有七石五鬥，以今天的購買力計算，最高估計也不過在 2500 元人民幣左右。那時的官員，並不享受國家提供的福利待遇，不但不享受別墅、小車、年終獎，也沒有地方報銷吃喝費。用兩千餘元養活一個大家庭甚至家族，這個縣令的生活隻能是城市貧民水平。所以，明清兩代的清官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窮，比如海瑞；而之前的清官，比如包公，並不是這樣。
包公的清，是指他正，但他並不窮。權力巨大，不受約束，又隻給開低薪，這就形成了“渴馬守水，餓犬護肉”的局麵。你讓一條狗去看著一塊肥肉，卻一天隻給它二兩粥喝，那麽無論你怎麽打它罵它嚇唬它教育它，它也還是要偷吃，因為不偷吃它就活不下去。即使是最低薪的朝代，也仍然會有個別清廉官員出現。所以，對個體來說，低薪隻是貪腐的必要條件，而不是充分條件。
朱元璋的反腐手段，令人不寒而栗。但是，從曆史大數據來看，收入過低，很容易引發大麵積的貪腐。那麽，由此又引發一個問題，為什麽中國曆代大都實行低薪製呢？這是因為中國古代社會一直存在一個問題，就是官員數量過多。中國曆史上有一個鮮明的規律，就是曆代官吏數量呈不斷擴張趨勢。明代劉體健稱“曆代官數，漢七千八百員，唐萬八千員，宋極冗至三萬四千員。”到了明代，文武官員共十二萬餘人。
為什麽官員會越來越多呢？這是皇權專製製度不斷強化的結果。中國曆史上的君主專製製度強化，表現出兩個方向：一個是皇權不斷向下延伸，控製起社會的方方麵麵，國家權力不斷向基層擴張；另一個方向是隨著君主專製的發展，官員權力被不斷分割，皇帝也信不過官員們，所以要讓官員相互製衡，由此造成一官多職，官僚隊伍進一步擴張。
官員越來越多，但稅收是有限的。中國傳統稅收，主要隻有農業稅一途，官吏數量過於龐大，使得俸祿成為財政支出的第一大項。西漢末年，官員俸祿支出就占國家財政收入的一半。所以，支付官俸成為財政上一大難題；為了節省開支，薄俸製就成為大多數時候不得已的選擇。
表麵光鮮，掩蓋不了內部的腐爛，始終擺脫不了“問題越解決越多，越解決越糟”的曆史窘境——腐敗橫行，直至徹底拖垮一個又一個的王朝。認識曆史，重要的不是看一個王朝表麵上短暫的繁榮，而是看它在曆史長河中的影響和作用，更是看它在廣闊空間中的定位，探尋曆史興衰的根源。
作者： 毒步尋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