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是為人而設立，人不是為國家而生存

自1933年希特勒上台到1945年二戰結束，共有50萬人逃離德國，其中大部分為猶太人。流亡者中有許多各界名人，很多人在戰爭結束後仍滯留國外。其中，愛因斯坦卡西勒和弗洛伊德是少數在大屠殺開始前就得以逃離德國的猶太知識分子。

愛因斯坦：納粹德國沒有自由與寬容

阿爾伯特·愛因斯坦是個卓越的物理學家，但他對政治的敏感程度也是極高的。

1933年1月30日，阿道夫·希特勒正式就任德國總理，德國進入納粹時代。很快，愛因斯坦攜妻子愛爾莎一道，成功逃離德國，踏上了去美國訪問的旅途。

納粹對猶太人的歧視迫害，早在希特勒攫取最高權力前就已經開始了，隻是程度遠沒有後來那麽嚴重，但愛因斯坦還是從一些納粹的日常表現中看到了危險。

1931年，在一封寫給朋友的信中，愛因斯坦表明了自己想要放棄德國國籍的想法。“議會的解散，經濟的崩潰，納粹分子的巷戰，共和黨的軟弱，所有這些預示著將要到來的災難。”在希特勒還沒有執掌政權時，愛因斯坦就在考慮永久地離開德國了。

1933年愛因斯坦在英國發表演講，表達了他對歐洲的擔憂

希特勒一上台，便立即開始有計劃有組織地清除猶太人的文化影響。1933年3月2日，愛因斯坦，還有一批藝術家和作家，遭到了納粹黨報《民族觀察者》的猛烈抨擊。

逃亡成功後的愛因斯坦在美國發表講話：“隻要我還能有所選擇，我隻願意生活在一個政治自由寬容且在法律麵前人人平等的國家裏。言論自由和書麵發表政治意見的自由也是政治自由中的一個部分，尊重個人信仰是寬容的一部分。這些條件目前在德國都不存在。在那裏，特別是那些以促進國際間相互理解為事業的人正慘遭迫害。”

1933年5月，負責宣傳的戈培爾煽動了德國國內的“焚書行動”。詩人海因裏希·海涅曾經預言性地認為，從焚書到燒人僅有一步之遙。

遠在美國的愛因斯坦拒絕了德國大使讓他返回德國的命令，而是乘船返回歐洲，於5月26日到達布魯塞爾的德國公使館，交還護照，宣布放棄德國國籍。從這一刻起，愛因斯坦永遠地與德國斷絕了關係。

卡西勒：我們在納粹德國沒有可追求的了

與愛因斯坦同樣對納粹有清醒認識的人還有德國的哲學家卡西勒。 卡西勒是新康德主義馬堡學派的重要代表，《符號形式的哲學》和《人論》的作者，也是猶太人。

1933年春天，希特勒當上德國總理不久，卡西勒就洞察了納粹的本質，他毫不懷疑納粹會做出任何瘋狂的舉動。 “將猶太人趕盡殺絕”是納粹黨的目標，這一目標也從來沒有改變過。但是在希特勒剛上台時，他感到自己的權力還不夠穩固，還必須注意自己在國際上的形象。因此，他在對猶太人的政策也經常有反複，時而進行殘酷的迫害，時而又似乎有所緩和。

這種斷斷續續的緩和哄騙了相當多的猶太人，他們認為，事態很快就會變好，或者將穩定在可以忍受的水平。 但卡西勒從納粹的行動綱領和日常表現中看清了納粹主義的本質。納粹主義本質上具有非理性的毀滅性，它的終極目標決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對猶太人的迫害，而是對猶太人的滅絕。 卡西勒私下對妻子說：“我們這種人在德國沒有什麽可追求，也沒有什麽可期盼的了。”又說：“我猜想這個政權將持續十年，但是它激起的邪惡可能持續一百五十年。”

1933年5月2日，希特勒當上德國總理後的第四個月，卡西勒辭去漢堡大學校長職務，及時逃離了德國，他先是在英國牛津大學講學，後又去了瑞典和美國授課，1945年在紐約逝世。

弗洛伊德：是奧地利離開了我

當戈培爾焚書的消息傳到另一位思想巨匠弗洛伊德耳裏的時候，生活在維也納的弗洛伊德頗為天真地說：“他們進步多了！要在中世紀，他們燒掉的就是我了，如今他們隻燒我的書就感到滿意了。” 此時的弗洛伊德認為納粹隻會焚書，不會燒人。至少，作為奧地利公民，弗洛伊德認為自身是安全的。

但弗洛伊德的天真很快就碎了一地。1938年3月11日，德軍侵入奧地利。 朋友們勸說和催促弗洛伊德盡快離開，但弗洛伊德極不情願，他回答說：移居海外猶如戰士放棄了自己的崗位。 朋友最終用“泰坦尼克號”上二副的故事說服了弗洛伊德。當“泰坦尼克號”開始下沉鍋爐爆炸的時候，二副萊托勒被氣浪頂到海麵，得以幸存。後來，在接受審訊時，萊托勒這樣回答為何棄船而逃的訊問：“我從來沒有離開船，是船離開了我。” 逃亡的障礙，既來自於外在的製度，也來自於內在的認知。“我從沒有離開奧地利，是奧地利離開了我。”這在一定程度上給了弗洛伊德安慰。

1938年，弗洛伊德與女兒安娜逃離維也納到達巴黎

弗洛伊德終於下定決心帶全家移民英國，但此時已經困難重重了。“德軍飛機搶占了各飛機場，維也納街頭爬滿了納粹坦克。長期隱蔽的奧地利納粹分子們湧上了大街，他們穿著褐色襯衫，佩帶著萬字臂章。”一夜間，納粹在奧地利已經無處不在。 迫於國際壓力，納粹德國同意弗洛伊德出境，但是必須繳納超過3萬馬克的“帝國逃亡稅”。弗洛伊德一時拿不出這麽多錢，隻能向親友借債。 但納粹並不滿足，他們還想從弗洛伊德那裏盡量多搜刮些錢財。衝鋒隊數次闖入弗洛伊德，搶掠日常生活費，還帶走了弗洛伊德心愛的女兒。 由於美國方麵的強力幹預，弗洛伊德的女兒總算是平安歸來。

就這樣在一次又一次的盤剝羞辱恐嚇後，弗洛伊德一家終於獲準離開奧地利。但還有最後一道手續必須履行：弗洛伊德必須在一份聲明上簽字。聲明是這樣寫的：“我，弗洛伊德教授，特此證明，奧地利歸並德意誌帝國後，德國當局，特別是蓋世太保對我顯示了與我在科學界聲譽相當的尊重和禮貌，我完全能夠按照自己的意願自由行動，並未有任何不滿之處。” 弗洛伊德在聲明上寫下了自己的名字，但加上了一句話：“我要向每一個人竭力推薦蓋世太保！”蓋世太保以為這是一句讚美他們的話。

1938年6月4日，弗洛伊德和他的家人乘火車離開了維也納，定居於英國倫敦。

“我們不相信這種邪惡的事情真會發生”

像愛因斯坦卡西勒弗洛伊德這樣及早逃離了的猶太人，相對數字是很小的，大量未能逃離的猶太人死於納粹的大屠殺中。 這其中，有很多人本來是完全可能在納粹統治的早期逃離的。而他們之所以沒有逃離，最終在大屠殺中喪生，最重要的原因，一是對於德國的熱愛，一是對於納粹的錯誤認知。 很多猶太人已經在德國生存了好多代，他們對德國有著高度的認同，德國是他們的祖國。不少猶太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為德國衝鋒陷陣，獲得過榮譽勳章。他們不願意相信德國最終沒有他們的容身之地。

例如諾貝爾化學獎得主弗裏茨·哈伯便是一位曾經把自己全身心奉獻給德國，並且自以為崇高的猶太科學家。在納粹上台後，哈伯被驅逐出境，因此精神大受打擊，第二年（1934年）便去世了。

出於對人性的信任，德國的猶太人也大都沒有料想到會被趕盡殺絕。以色列建國元勳之一的梅厄夫人在回憶錄《我的一生》中說： “當初所有的人，包括我，做夢也想不到希特勒消滅猶太人的誓言真的會執行。在某種意義上，我認為，這應該歸因於善良人們的起碼信任，我們不相信這種極為邪惡的事情真的會發生，或者這世界會允許這種邪惡發生。”

然而，並不是所有的人都有“人性”，人的邪惡有時真的是不可想象的。任何暴政的改變，不可能冀望暴政製定者的自我覺悟。不願與納粹同流合汙，又沒有勇氣和條件正麵抗爭時，便隻有死亡和逃亡兩種選擇了。

國家是為人而設立

愛因斯坦逃離德國後，遭到德國上下的一致批判，甚至遭到蓋世太保的跨國追殺。愛因斯坦生前一直憎恨他土生土長的德國，正如《愛因斯坦的一生》的作者傑根·納菲所說：“愛因斯坦憎恨納粹，因此也憎恨德國人，他當然也憎恨德國。”

但是，在今天的德國，還會有人否認愛因斯坦是一個愛國者嗎？

在德國，至少有超過30間學校以愛因斯坦命名。在德國有愛因斯坦旅遊路線，遊客可以參觀愛因斯坦工作和生活過的地方。有關愛因斯坦的電視節目和書本更是層出不窮。 2003年，德國曾經舉行過一次“德國偉人”的評選活動，有數百萬的電視觀眾參加了投票，愛因斯坦進入“偉人榜”的前10位。

2005年是愛因斯坦逝世50周年，德國政府把這一年定為“愛因斯坦年”，舉行了各種各樣大型紀念活動。甚至在總理大樓和其他政府大樓外牆上，用紅色油漆描繪上“E = mc2”的巨型字樣。

“國家是為人而設立，人不是為國家而生存。”愛因斯坦說過的這句話被鐫刻在今天德國政府大樓上。從納粹時代走過來的德國人民已經相信：國家應該是人民的保護者，而人民不應當是國家的奴隸。

愛因斯坦此言，早在希特勒上台前兩年就在接受采訪時提出了。他對國家的態度，不是來自於對人性和民族情感的空想，而是依據他對現實的邏輯推演和對民主製度的深刻理解。

因此，希特勒一上台，他就能夠迅速反應過來，這時的德國已經不再是與他血脈相連的母體，而是由政治家創造出來的意識形態和強權的載具。他輕而易舉地識別出希特勒“民主程序”背後的獨裁本質。

我們沒有愛因斯坦聰慧的大腦和敏銳的政治感知力，但仍然可以通過閱讀和學習來提升我們的政治素養，理解政治運行的規則。

 

文：王彬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