蓴鱸之思
孤獨的旅人
正文
四川50年代初期的“鎮反”運動 & 節選自《九死一生——我的“右派”曆程》作者：戴煌
四川50年代初期的“鎮反”運動
（摘自《當代四川簡史》 當代中國出版社出版發行 1997.5）
二、鎮壓反革命
1950年12月開始，全川貫徹執行中共中央《關於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指示》，大張旗鼓地開展鎮壓反革命運動，運動中堅決糾正在一段時間內某些幹部中曾經存在的對反革命分子“寬大無邊”的偏向。重點打擊土匪（匪首、慣匪）、特務、惡霸、反動會道門頭子和反動黨團骨幹分子。鎮壓反革命運動在1951春形成高潮。3月13日，重慶市實施一次大逮捕，共抓捕反革命分子4000餘人；3月27日，成都市公安機關實施大逮捕，共抓捕反革命分子1200餘人。
在鎮反運動中，根據“首惡必辦、脅從不問、立功受獎”的政策，一些罪大惡極的首惡分子被判判處死刑….
從（1951）5月份開始，根據中央製定的謹慎收縮的方針，全麵轉入清理積案工作。對反革命分子除判處死刑者外，其餘分別判刑，或強製勞動改造，或管製；對有悔改表現的予以寬大處理。
大規模的鎮反運動在1951年冬基本結束以後，鎮反鬥爭仍在繼續。從1950年10月至1953年上半年，全省共清查出（包括自首）反革命42萬餘人，其中匪首和慣匪17萬人，惡霸11萬人，特務4.6萬人，反動會道門頭子3.7萬人，反動黨團骨幹分子2.8萬人，其他反革命分子1.9萬人，均分別作了處理。
五、城市民主改革
1951年4月，中共西南局召開第二次城市工作會議，強調指出：“根據幾個月的經驗，所有廠礦，無例外的都要經過充分的民主改革階段，才說得上完成了接管，才能正式進入生產管理階段”。“必須經過鎮壓反革命，才能結束民主改革階段。”
工礦企業的民主改革，一直與鎮壓反革命結合進行。
重慶市在1950-1951兩年間。國營廠礦共處理反革命分子2093名。1951年11月，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清理廠礦交通等企業的反革命分子和在這些企業開展民主改革的指示》後，重慶、成都等地開展了工礦企業的民主改革大檢查，到1952年底，對中小廠礦、私營廠礦進行民主改革補課。全省54個市、縣搬運行業的民主改革中，共鬥爭處理封建把頭3004人，其中77人被判死刑，206人判刑其餘予以清洗，悔過較好的交群眾監督勞動。
四川的企業，經過民主改革，取消了一係列壓迫工人的製度，並清查和鎮壓了反革命分子和封建把頭。
（摘自《當代四川簡史》 當代中國出版社出版發行 1997.5）
二、鎮壓反革命
1950年12月開始，全川貫徹執行中共中央《關於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指示》，大張旗鼓地開展鎮壓反革命運動，運動中堅決糾正在一段時間內某些幹部中曾經存在的對反革命分子“寬大無邊”的偏向。重點打擊土匪（匪首、慣匪）、特務、惡霸、反動會道門頭子和反動黨團骨幹分子。鎮壓反革命運動在1951春形成高潮。3月13日，重慶市實施一次大逮捕，共抓捕反革命分子4000餘人；3月27日，成都市公安機關實施大逮捕，共抓捕反革命分子1200餘人。
在鎮反運動中，根據“首惡必辦、脅從不問、立功受獎”的政策，一些罪大惡極的首惡分子被判判處死刑….
從（1951）5月份開始，根據中央製定的謹慎收縮的方針，全麵轉入清理積案工作。對反革命分子除判處死刑者外，其餘分別判刑，或強製勞動改造，或管製；對有悔改表現的予以寬大處理。
大規模的鎮反運動在1951年冬基本結束以後，鎮反鬥爭仍在繼續。從1950年10月至1953年上半年，全省共清查出（包括自首）反革命42萬餘人，其中匪首和慣匪17萬人，惡霸11萬人，特務4.6萬人，反動會道門頭子3.7萬人，反動黨團骨幹分子2.8萬人，其他反革命分子1.9萬人，均分別作了處理。
五、城市民主改革
1951年4月，中共西南局召開第二次城市工作會議，強調指出：“根據幾個月的經驗，所有廠礦，無例外的都要經過充分的民主改革階段，才說得上完成了接管，才能正式進入生產管理階段”。“必須經過鎮壓反革命，才能結束民主改革階段。”
工礦企業的民主改革，一直與鎮壓反革命結合進行。
重慶市在1950-1951兩年間。國營廠礦共處理反革命分子2093名。1951年11月，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清理廠礦交通等企業的反革命分子和在這些企業開展民主改革的指示》後，重慶、成都等地開展了工礦企業的民主改革大檢查，到1952年底，對中小廠礦、私營廠礦進行民主改革補課。全省54個市、縣搬運行業的民主改革中，共鬥爭處理封建把頭3004人，其中77人被判死刑，206人判刑其餘予以清洗，悔過較好的交群眾監督勞動。
四川的企業，經過民主改革，取消了一係列壓迫工人的製度，並清查和鎮壓了反革命分子和封建把頭。
四川建國初至文革初大約一半的刑事案件為錯案
據《當代四川簡史》報道：
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根據中央：“建國以來的冤假錯案都要平反”的決定，四川政法部門對建國初至文革初處理的32萬件刑事案件（其中不少係“反革命”案-編者）中的31萬件進行了複查，平反了十多萬件.....
因每案可能是一人，也可能是數人，《當代四川簡史》未能描述涉案總人數。
據《當代四川簡史》報道：
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根據中央：“建國以來的冤假錯案都要平反”的決定，四川政法部門對建國初至文革初處理的32萬件刑事案件（其中不少係“反革命”案-編者）中的31萬件進行了複查，平反了十多萬件.....
因每案可能是一人，也可能是數人，《當代四川簡史》未能描述涉案總人數。
一個“右派”記者筆下的勞教及“留場就業”生涯
作者介紹：
戴煌，男，江蘇人，1944年參加新四軍，同年加入中共。解放後任新華社（北京）
高級記者，縣級幹部（15級）。1958年4月，30歲的戴煌因仗義執言被劃為“右派”，開除
黨籍，離婚，發配北大荒農場“監督勞動”，曆盡饑餓浮腫、九死一生。1961年9月“戴帽”
回京，再婚。1962年夏，經新華社動員，他再次直言，寫下數萬字的《回顧》。1964年4月
因“堅持反動立場、翻案”被開除公職、勞教兩年，以後在京郊 “留場就業”。1969年秋
林彪發布“1號命令”後，被發配到山西勞改係統建築工地勞動。20年內，曆經人情冷
暖，生死磨難…..1978年底終獲“改正”。
以下為正文：
1966年3月上旬的一天，高莊教授的“勞教”兩年到期了。指導員對他及時宣布解
除“勞教”，讓他從圍繞著破破爛爛鐵絲網的南院“右派”隊，搬到了隻有半截花牆的
北院“就業職工”隊。
這立刻在“右派”隊引起了不同反響。像我和高莊這樣也是後來“加重處罰”被送
來“勞教”的人，就以為到期也會及時解除的；但從1958年春天就進來“勞教”的人則
大發牢騷：“晚來的人都走了，我們已被‘勞教’七八年的人，為什麽反而成了無期徒
刑？！”
1966年4月23日，我的“勞教”兩年也到期了。但我並沒有像高莊那樣，被及時解
除“勞教”。等了幾天，仍然沒有動靜，我想，這是否與我的一次絕食有關？
這次絕食發生在3月底，起由是關於發放食堂糧票。按照慣例，每月28號晚上分發
下個月的食堂糧票，各人精打細算，基本上都能吃到下個月的28號。獨獨在這個3月份，
由於隊部工作上的拖拉延誤，28號晚上沒有分發糧票，29號早上就有很多人沒有糧票吃
早飯，照樣餓著肚子去出工。
雖然，我的糧票略有富餘，不僅自己吃了早飯，還三兩二兩地接濟了一些人也吃了
早飯，但到了中午，這些被接濟的人還是隻能麵對食堂的窩頭饅頭幹瞪眼。此刻，我身
邊還有幾兩糧票，足可吃一頓午飯，但為了抗議隊長們這種不按製度辦事而損害了大家
合法權益的行為，我開始了絕食。
同組的蘇自田和組長範寶新以為我也斷了糧票，蘇自田給我送來了半斤糧票，範寶
新還買好飯菜端到我的麵前，我也拒絕吃。
範寶新覺得事情不妙，連忙放下他自己的碗筷去隊部匯報：“戴煌絕食了！”分管
我們這個組的小王隊長立即跑了來，再三勸我吃飯，我也毫不動搖。
晚上，我繼續絕食。晚飯後，隊部終於從大隊部領來了糧票，當即分發。
對於這件事，會不會影響到對我及時解除“勞教”呢？我認為，即便有所影響，隊
部也應該有個明確的說法，不能“不宣而戰”地默默拖延對我的“教養”期。
4月30日出工時，我向組長說：“我去隊部說件事。”就來到了隊部。隊部的屋子
裏空空蕩蕩，隻有指導員一人在，我直截了當地對他說：
“指導員，關押我兩年的期限已過了。你們為什麽還不給我解除勞教？你們還懂不
懂得法律？就是一個真正的罪犯，被判刑三年五年、十年八年，甚至更長的時間，到期
不釋放人家，你們也得說明為什麽不放，為什麽加刑，加多少，並且還要出示正式的法
律文書。而我們這些人被‘勞動教養’，還美其名說是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為什麽反
而不作任何說明，就把我們無限期地這樣關押下去？”
這位指導員似乎還有幾分涵養。我說了許多帶有幾分責問的話他竟沒有插一句話。
他靜靜地聽我說完，略加思索後，沒有正麵回答我的問題，隻是這樣說：
“我們隻是個管理機關，對你們的去留沒有決定權。我們一定向上級反映你的意見，
望耐心等待。”
隔了一個多月，我被值班人員叫到隊部，指導員正式向我宣布：
“根據上級的指示，你的兩年勞動教養已經期滿，現在宣布解除。至於工作安排，
上級將和新華社聯係，然後才能決定，望你繼續耐心等待一段時間。”
這樣，我也步高莊教授的後塵，由圍繞著破破爛爛鐵絲網的南院“右派”勞教隊，
搬到了沒有鐵絲網的北院“就業職工”隊，結束了“勞教”生涯。
未完待續！
作者介紹：
戴煌，男，江蘇人，1944年參加新四軍，同年加入中共。解放後任新華社（北京）
高級記者，縣級幹部（15級）。1958年4月，30歲的戴煌因仗義執言被劃為“右派”，開除
黨籍，離婚，發配北大荒農場“監督勞動”，曆盡饑餓浮腫、九死一生。1961年9月“戴帽”
回京，再婚。1962年夏，經新華社動員，他再次直言，寫下數萬字的《回顧》。1964年4月
因“堅持反動立場、翻案”被開除公職、勞教兩年，以後在京郊 “留場就業”。1969年秋
林彪發布“1號命令”後，被發配到山西勞改係統建築工地勞動。20年內，曆經人情冷
暖，生死磨難…..1978年底終獲“改正”。
以下為正文：
1966年3月上旬的一天，高莊教授的“勞教”兩年到期了。指導員對他及時宣布解
除“勞教”，讓他從圍繞著破破爛爛鐵絲網的南院“右派”隊，搬到了隻有半截花牆的
北院“就業職工”隊。
這立刻在“右派”隊引起了不同反響。像我和高莊這樣也是後來“加重處罰”被送
來“勞教”的人，就以為到期也會及時解除的；但從1958年春天就進來“勞教”的人則
大發牢騷：“晚來的人都走了，我們已被‘勞教’七八年的人，為什麽反而成了無期徒
刑？！”
1966年4月23日，我的“勞教”兩年也到期了。但我並沒有像高莊那樣，被及時解
除“勞教”。等了幾天，仍然沒有動靜，我想，這是否與我的一次絕食有關？
這次絕食發生在3月底，起由是關於發放食堂糧票。按照慣例，每月28號晚上分發
下個月的食堂糧票，各人精打細算，基本上都能吃到下個月的28號。獨獨在這個3月份，
由於隊部工作上的拖拉延誤，28號晚上沒有分發糧票，29號早上就有很多人沒有糧票吃
早飯，照樣餓著肚子去出工。
雖然，我的糧票略有富餘，不僅自己吃了早飯，還三兩二兩地接濟了一些人也吃了
早飯，但到了中午，這些被接濟的人還是隻能麵對食堂的窩頭饅頭幹瞪眼。此刻，我身
邊還有幾兩糧票，足可吃一頓午飯，但為了抗議隊長們這種不按製度辦事而損害了大家
合法權益的行為，我開始了絕食。
同組的蘇自田和組長範寶新以為我也斷了糧票，蘇自田給我送來了半斤糧票，範寶
新還買好飯菜端到我的麵前，我也拒絕吃。
範寶新覺得事情不妙，連忙放下他自己的碗筷去隊部匯報：“戴煌絕食了！”分管
我們這個組的小王隊長立即跑了來，再三勸我吃飯，我也毫不動搖。
晚上，我繼續絕食。晚飯後，隊部終於從大隊部領來了糧票，當即分發。
對於這件事，會不會影響到對我及時解除“勞教”呢？我認為，即便有所影響，隊
部也應該有個明確的說法，不能“不宣而戰”地默默拖延對我的“教養”期。
4月30日出工時，我向組長說：“我去隊部說件事。”就來到了隊部。隊部的屋子
裏空空蕩蕩，隻有指導員一人在，我直截了當地對他說：
“指導員，關押我兩年的期限已過了。你們為什麽還不給我解除勞教？你們還懂不
懂得法律？就是一個真正的罪犯，被判刑三年五年、十年八年，甚至更長的時間，到期
不釋放人家，你們也得說明為什麽不放，為什麽加刑，加多少，並且還要出示正式的法
律文書。而我們這些人被‘勞動教養’，還美其名說是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為什麽反
而不作任何說明，就把我們無限期地這樣關押下去？”
這位指導員似乎還有幾分涵養。我說了許多帶有幾分責問的話他竟沒有插一句話。
他靜靜地聽我說完，略加思索後，沒有正麵回答我的問題，隻是這樣說：
“我們隻是個管理機關，對你們的去留沒有決定權。我們一定向上級反映你的意見，
望耐心等待。”
隔了一個多月，我被值班人員叫到隊部，指導員正式向我宣布：
“根據上級的指示，你的兩年勞動教養已經期滿，現在宣布解除。至於工作安排，
上級將和新華社聯係，然後才能決定，望你繼續耐心等待一段時間。”
這樣，我也步高莊教授的後塵，由圍繞著破破爛爛鐵絲網的南院“右派”勞教隊，
搬到了沒有鐵絲網的北院“就業職工”隊，結束了“勞教”生涯。
未完待續！
續： 一個月後，“文革”大戰登台了。指導員又對我說：
“由於文化大革命，新華社的領導人吳冷西、朱穆之、鄧崗等人都戴起了高帽子，
敲著臉盆兒遊街示眾。新華社人心很亂，沒人敢過問你的事，你隻能暫時在我們這裏留
場就業了。”
這就是說，我成了一個“二勞改”的“留場就業人員”，到蘋果園、梨園、桃園、
葡萄園、草莓地去修枝、除草、打農藥、施化肥、采果、裝箱，麥收時也一齊去大田割
麥子，忙了夏天又忙來了秋天，不斷地忙碌著……
“文革”伊始，北京城到處是自生的紅衛兵和來自全國各地接受毛澤東檢閱的紅衛
兵，一片亂哄哄。紅衛兵和許多“造反派”胡亂打死人，許多胡同常常向外拉死人去火
葬場的恐怖消息，不時傳到三餘莊來。
接著，我聽到了來自新華社的一些傳言。據說，新華社內的“衛東彪戰鬥隊”之類
的“造反派”，在張貼“打倒”、“火燒”、“炮轟”、“砸爛”吳冷西、朱穆之、鄧。
崗等人的大字報中，有時也列有我的名字，同樣在我的名字上也打了紅××。原因是他
們曾“鼓動”我“鬧翻案”，“事敗後又包庇”我隻勞教兩年，而沒有給予更嚴厲的懲
罰，其中跳得最高的人，認為我“應該被處以極刑”。
也正是在這種時候，“良鄉（北京南郊一個縣-編者）機械廠”傳來的消息說，周總理
的那位老同學被人活活打死了！據說那是良鄉一些中學的紅衛兵和機關“造反派”，紛紛
拿著鋼絲鞭和鐵棍木
棒，到“良鄉機械廠”大院“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他們把這位老先生拖上了土台子雙
膝跪地，扒光了他上身的衣服，鋼絲鞭和鐵棍木棒一古腦兒地一陣猛打，打得他滿身滿
頭鮮血直流，當場斷了氣！
接著又從新疆傳來消息說，在公安醫院監護我的那位年青善良的徐幹事，也被人打
死了！據說他帶著一些“就業人員”去新疆支援邊疆建設，新疆當地的一些“造反派”
要對這些“就業人員”大打出手，他上前說理攔護，說這是違反黨的政策的。這些“造
反派”竟說他是“庇護牛鬼蛇神的現行反革命”，在拚了命地痛打一些“就業人員”的
同時，對他的頭部也施以重擊，他當場倒地不治而亡！
正當這許多無辜者橫遭死難的時候，團河勞改農場的年輕幹部也都臂套“紅衛兵”
袖標，在農場所有林蔭大道的要道路口，來回巡邏放哨，阻擋外麵學校湧來的紅衛兵，
或一些勞教“右派”和“就業人員”原機關前來要人回去批鬥的“造反派”：
“我們這裏也有紅衛兵。如果你們所說的這些人有問題，我們這裏也不會輕饒他們
的。”
這樣，不知保護了多少人的性命。
對此，我們應該感謝團河勞改農場的領導者。如果是在北大荒或“良鄉機械廠”，
這些人即便不會慘死於皮鞭棍棒之下，也會遍體鱗傷，鮮血橫流。
1966年冬天，天津、唐山間掀起了“一定要把海河修好”①的熱潮。位於茶澱車站
以西也歸北京市公安局勞改處（後改稱勞改局）管轄的清河勞改農場，也抽調了大批勞
力，奔向了整修海河水係的工地，團河勞改農場也抽調了包括我在內的一批“就業人員”
前往清河支援。
①毛澤東的題詞。
清河農場以潮白河為界，潮白河以東、茶澱車站以西的幾個老分場，創辦於新中國
建國伊始；潮白河以西的幾個分場，創辦於“大躍進”的1958年。因之那裏緊挨潮白河
西岸的第一個點就俗稱“581”，由此向西的第二個點叫做“582”，再向西的就叫
“583”、“584”，最後一個點是整個清河農場掩埋死人的地方，叫做“585”。
這樣，整個清河農場由東而西連綿數十裏，南北寬約十餘裏，擁有“勞改人員”、
“勞教人員”、t‘就業人員”不下4萬人，是北京市公安局勞改處在北京市境外最大的
勞改場所，大大地大於同樣歸其所屬的黑龍江興凱湖農場和吉林白城子農場。
來到了清河農場，我沒有立即被派往海河工地，而被分配到位於582這個點的潮白
河分場的直屬隊，任務是為修建組當小工，或去葡萄園挖溝埋覆越冬的葡萄藤條。
未完！
“由於文化大革命，新華社的領導人吳冷西、朱穆之、鄧崗等人都戴起了高帽子，
敲著臉盆兒遊街示眾。新華社人心很亂，沒人敢過問你的事，你隻能暫時在我們這裏留
場就業了。”
這就是說，我成了一個“二勞改”的“留場就業人員”，到蘋果園、梨園、桃園、
葡萄園、草莓地去修枝、除草、打農藥、施化肥、采果、裝箱，麥收時也一齊去大田割
麥子，忙了夏天又忙來了秋天，不斷地忙碌著……
“文革”伊始，北京城到處是自生的紅衛兵和來自全國各地接受毛澤東檢閱的紅衛
兵，一片亂哄哄。紅衛兵和許多“造反派”胡亂打死人，許多胡同常常向外拉死人去火
葬場的恐怖消息，不時傳到三餘莊來。
接著，我聽到了來自新華社的一些傳言。據說，新華社內的“衛東彪戰鬥隊”之類
的“造反派”，在張貼“打倒”、“火燒”、“炮轟”、“砸爛”吳冷西、朱穆之、鄧。
崗等人的大字報中，有時也列有我的名字，同樣在我的名字上也打了紅××。原因是他
們曾“鼓動”我“鬧翻案”，“事敗後又包庇”我隻勞教兩年，而沒有給予更嚴厲的懲
罰，其中跳得最高的人，認為我“應該被處以極刑”。
也正是在這種時候，“良鄉（北京南郊一個縣-編者）機械廠”傳來的消息說，周總理
的那位老同學被人活活打死了！據說那是良鄉一些中學的紅衛兵和機關“造反派”，紛紛
拿著鋼絲鞭和鐵棍木
棒，到“良鄉機械廠”大院“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他們把這位老先生拖上了土台子雙
膝跪地，扒光了他上身的衣服，鋼絲鞭和鐵棍木棒一古腦兒地一陣猛打，打得他滿身滿
頭鮮血直流，當場斷了氣！
接著又從新疆傳來消息說，在公安醫院監護我的那位年青善良的徐幹事，也被人打
死了！據說他帶著一些“就業人員”去新疆支援邊疆建設，新疆當地的一些“造反派”
要對這些“就業人員”大打出手，他上前說理攔護，說這是違反黨的政策的。這些“造
反派”竟說他是“庇護牛鬼蛇神的現行反革命”，在拚了命地痛打一些“就業人員”的
同時，對他的頭部也施以重擊，他當場倒地不治而亡！
正當這許多無辜者橫遭死難的時候，團河勞改農場的年輕幹部也都臂套“紅衛兵”
袖標，在農場所有林蔭大道的要道路口，來回巡邏放哨，阻擋外麵學校湧來的紅衛兵，
或一些勞教“右派”和“就業人員”原機關前來要人回去批鬥的“造反派”：
“我們這裏也有紅衛兵。如果你們所說的這些人有問題，我們這裏也不會輕饒他們
的。”
這樣，不知保護了多少人的性命。
對此，我們應該感謝團河勞改農場的領導者。如果是在北大荒或“良鄉機械廠”，
這些人即便不會慘死於皮鞭棍棒之下，也會遍體鱗傷，鮮血橫流。
1966年冬天，天津、唐山間掀起了“一定要把海河修好”①的熱潮。位於茶澱車站
以西也歸北京市公安局勞改處（後改稱勞改局）管轄的清河勞改農場，也抽調了大批勞
力，奔向了整修海河水係的工地，團河勞改農場也抽調了包括我在內的一批“就業人員”
前往清河支援。
①毛澤東的題詞。
清河農場以潮白河為界，潮白河以東、茶澱車站以西的幾個老分場，創辦於新中國
建國伊始；潮白河以西的幾個分場，創辦於“大躍進”的1958年。因之那裏緊挨潮白河
西岸的第一個點就俗稱“581”，由此向西的第二個點叫做“582”，再向西的就叫
“583”、“584”，最後一個點是整個清河農場掩埋死人的地方，叫做“585”。
這樣，整個清河農場由東而西連綿數十裏，南北寬約十餘裏，擁有“勞改人員”、
“勞教人員”、t‘就業人員”不下4萬人，是北京市公安局勞改處在北京市境外最大的
勞改場所，大大地大於同樣歸其所屬的黑龍江興凱湖農場和吉林白城子農場。
來到了清河農場，我沒有立即被派往海河工地，而被分配到位於582這個點的潮白
河分場的直屬隊，任務是為修建組當小工，或去葡萄園挖溝埋覆越冬的葡萄藤條。
未完！
續： 一天上午，刮著大北風。我正脫了棉襖絨衣，彎腰掩埋葡萄藤條，突然感到好像有
一股電流，從骰骨向上快速閃射到腦後的頸椎骨，腰就彎得直不起來了。我試著扭扭腰，
腰就疼得像是截斷了似地，怎麽也直不起來；試著就那樣彎著腰鏟鏟土，也照樣疼痛難
忍。
活是沒法再幹了。我隻得彎著腰掛著鍬，一步一停地慢慢挪到了分場部醫務室。醫
生撈起襯衣看了看，摸了摸，又用小木槌上上下下地敲了敲脊椎骨，說是“閃了腰，受
了風，脊骨沒受到傷害”，給了我一包止痛片，而不給我開工傷假條。但是我的腰不能
直，頭上冒著汗，咬著牙，好不容易伸直了，可又不能往下坐。費大勁坐了下來，又不
能站起來。躺在炕上，連翻身也不能翻，這哪還能繼續參加勞動？
在這十分困難的時刻，我碰到了兩位好心人：一位是修建組組長兼技師陳德和，一
位是直屬隊的指導員於友善。
我一輩子也忘不了他倆。
陳德和身材瘦小，但結實精幹。他出生於江浙地區，畢業於清華大學土木工程係，
曾擔任過國民黨軍隊的一個工兵團團長。
1949年1月，他率領他的工兵團全體官員跟隨傅作義和平起義。起義後，工兵團隨
著所有的起義部隊接受了和平改編，他與許多軍官奉命集中學習。學習了一個時期，
“上麵”有人說為了更好地提高他們的思想，把他們全部劃入北京市公安局勞改係統，
“邊學習邊勞動”，無形中成了沒有被判刑也沒有被勞教的“留場就業人員”。他們明
白，這是沒有法律文書的變相勞改，所謂的“既往不咎”不過是騙人的空話。
盡管如此，他們也隻能“規規矩矩，不準亂說亂動”，兢兢業業地勞動著忍受著。
未完！
當陳德和得知我的腰受損經過後，他也認為這是“閃了腰，受了風”，但他不像醫
務室的那位醫生那樣隻給我一些止痛片而死活不管，而是非常耐心地為我積極治療。每
天晚上燒炕，他都為我燒熱一塊磚頭，用濕毛巾和濕布包包好，放在我的腰背下，再把
我的被窩兩邊和腳底下掖掖好，讓我全身炯得汗如水洗。他說用這樣的辦法來驅趕寒氣。
同時，他教我學會麵部“八段景”，每天早起自我按摩一番，“這樣更有利於你的康複
和防病”。
但康複不是一朝一夕之功，而需要一個相當長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我還得吃飯，
還得參加勞動。而勞動就得常常彎腰轉身，這是我沒法對付的。於是陳德和向指導員於
友善作了請示匯報：“能不能給老戴分配個不彎腰的工作？”
於友善身材細長，麵色黃瘦，常鬧胃病，說話細聲慢語，從不對任何人發脾氣。所
以大家背後都稱他為“於善人”。
“於善人”聽了陳德和的請示匯報，略加思考後說：“行，我再和範隊長商量一下，
下午再答複你。”
下午，他答複陳德和了：讓我去馬廄放馬。這樣既不用彎腰，也無須快速大轉身，
活也輕鬆，還可以散散步，免得老在炕上躺著。尤其是，這樣我既歇了病假，又算是照
常出工，工資一分也不少。真是上上上上的設想，設想得太周全了！
不愧是“於善人”！
從北大荒到這次進監獄，我從未幹過這樣輕的活，也極少碰到過為一名處於困難中
的“右派”設想得如此周全的隊長、指導員。我滿懷感激地一手牽著一條韁繩，把老白
馬和青花馬牽出了馬廄，把韁繩放得長長的，漫步於渠北的田間大車道上，讓它們自由
自在地低著頭啃食路邊的荒草。第二天，又牽牧於渠南的田間或葡萄園之間的大車道。
時間長了，我發現老白馬確實很老實，並富有人性。它的右眼蒙上了一層白翳，已
經完全失明。有幾次，趁我環顧四野沒注意的時候，輕率好動、不安本分的小青馬竟突
然地咬我踢我。我幸有破舊的軍棉大衣擋護，未損毫毛。就這樣，老白馬也沒有輕饒了
小青馬。每當其時，它總要拿出懂規矩、做長輩的氣度，嘶嘶地咬一下或踢一下小青馬，
以示懲戒。那意思好像是教訓小青馬：不該對放牧人無理！
這使我大發感慨！我想：連一個年長的牲畜，都知道教育自己的後代要與人友好相
處，而作為萬物之靈的人，卻“與人鬥，其樂無窮”，甚而濫殺無辜，豈不天良喪盡？！
未完！
一股電流，從骰骨向上快速閃射到腦後的頸椎骨，腰就彎得直不起來了。我試著扭扭腰，
腰就疼得像是截斷了似地，怎麽也直不起來；試著就那樣彎著腰鏟鏟土，也照樣疼痛難
忍。
活是沒法再幹了。我隻得彎著腰掛著鍬，一步一停地慢慢挪到了分場部醫務室。醫
生撈起襯衣看了看，摸了摸，又用小木槌上上下下地敲了敲脊椎骨，說是“閃了腰，受
了風，脊骨沒受到傷害”，給了我一包止痛片，而不給我開工傷假條。但是我的腰不能
直，頭上冒著汗，咬著牙，好不容易伸直了，可又不能往下坐。費大勁坐了下來，又不
能站起來。躺在炕上，連翻身也不能翻，這哪還能繼續參加勞動？
在這十分困難的時刻，我碰到了兩位好心人：一位是修建組組長兼技師陳德和，一
位是直屬隊的指導員於友善。
我一輩子也忘不了他倆。
陳德和身材瘦小，但結實精幹。他出生於江浙地區，畢業於清華大學土木工程係，
曾擔任過國民黨軍隊的一個工兵團團長。
1949年1月，他率領他的工兵團全體官員跟隨傅作義和平起義。起義後，工兵團隨
著所有的起義部隊接受了和平改編，他與許多軍官奉命集中學習。學習了一個時期，
“上麵”有人說為了更好地提高他們的思想，把他們全部劃入北京市公安局勞改係統，
“邊學習邊勞動”，無形中成了沒有被判刑也沒有被勞教的“留場就業人員”。他們明
白，這是沒有法律文書的變相勞改，所謂的“既往不咎”不過是騙人的空話。
盡管如此，他們也隻能“規規矩矩，不準亂說亂動”，兢兢業業地勞動著忍受著。
未完！
當陳德和得知我的腰受損經過後，他也認為這是“閃了腰，受了風”，但他不像醫
務室的那位醫生那樣隻給我一些止痛片而死活不管，而是非常耐心地為我積極治療。每
天晚上燒炕，他都為我燒熱一塊磚頭，用濕毛巾和濕布包包好，放在我的腰背下，再把
我的被窩兩邊和腳底下掖掖好，讓我全身炯得汗如水洗。他說用這樣的辦法來驅趕寒氣。
同時，他教我學會麵部“八段景”，每天早起自我按摩一番，“這樣更有利於你的康複
和防病”。
但康複不是一朝一夕之功，而需要一個相當長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我還得吃飯，
還得參加勞動。而勞動就得常常彎腰轉身，這是我沒法對付的。於是陳德和向指導員於
友善作了請示匯報：“能不能給老戴分配個不彎腰的工作？”
於友善身材細長，麵色黃瘦，常鬧胃病，說話細聲慢語，從不對任何人發脾氣。所
以大家背後都稱他為“於善人”。
“於善人”聽了陳德和的請示匯報，略加思考後說：“行，我再和範隊長商量一下，
下午再答複你。”
下午，他答複陳德和了：讓我去馬廄放馬。這樣既不用彎腰，也無須快速大轉身，
活也輕鬆，還可以散散步，免得老在炕上躺著。尤其是，這樣我既歇了病假，又算是照
常出工，工資一分也不少。真是上上上上的設想，設想得太周全了！
不愧是“於善人”！
從北大荒到這次進監獄，我從未幹過這樣輕的活，也極少碰到過為一名處於困難中
的“右派”設想得如此周全的隊長、指導員。我滿懷感激地一手牽著一條韁繩，把老白
馬和青花馬牽出了馬廄，把韁繩放得長長的，漫步於渠北的田間大車道上，讓它們自由
自在地低著頭啃食路邊的荒草。第二天，又牽牧於渠南的田間或葡萄園之間的大車道。
時間長了，我發現老白馬確實很老實，並富有人性。它的右眼蒙上了一層白翳，已
經完全失明。有幾次，趁我環顧四野沒注意的時候，輕率好動、不安本分的小青馬竟突
然地咬我踢我。我幸有破舊的軍棉大衣擋護，未損毫毛。就這樣，老白馬也沒有輕饒了
小青馬。每當其時，它總要拿出懂規矩、做長輩的氣度，嘶嘶地咬一下或踢一下小青馬，
以示懲戒。那意思好像是教訓小青馬：不該對放牧人無理！
這使我大發感慨！我想：連一個年長的牲畜，都知道教育自己的後代要與人友好相
處，而作為萬物之靈的人，卻“與人鬥，其樂無窮”，甚而濫殺無辜，豈不天良喪盡？！
未完！
續： 半個多月後，我已完全康複了。海河工地要人，我遂和一些人被派往工地，與581
的人一起勞動。
581，是582即潮白河分場的第一隊。我們所從事的勞動，是從新開辟的海河一條支
流的溝底挖土裝車。裝好車，用馬拉或鋼纜牽引，爬過一裏多長的緩坡，把土倒在坡頂
之外。這樣，緩坡越堆越長，越堆越高，形成一條寬而深的河岸，將來既可蓄水通航，
又可防洪防險，一舉數得。
但勞動是繁重的。不論是挖土裝車的人，還是跟著滿裝著泥土的小車來回跑或拉著
空鋼纜下到溝底鉤車的人，都是絨衣汗透，一刻不停地幹。每晚收工躺在潮濕陰冷的窩
棚裏，都是精疲力竭，骨節酸痛。
春節過後農忙時，我才跟著這批人回到581，修水渠，育秧苗，割麥子，插秧，除
草，施肥，灌水，排水，割稻子，脫粒，從春忙到冬。
大家的勞動成績是顯著的，但工資的分配卻很有“意思”：不論大家多麽勞苦，有
些人卻不能拿到該得的工資。比如說，每個月按國家規定，三級工是41元，二級工36．
5元，一級工32元，等外一級27元，等外二級25元，等外三級23元，但在發工資的時候，
一些人卻往往拿不到這些錢。
為什麽？因為和農村生產隊一樣，實行的是“工分製”：割一畝麥子或一畝稻子多
少工分，挖一方土多少工分，育一畝秧苗多少工分，施一畝肥多少工分……每月結算，
全隊人員共掙多少工分，除以全隊人員的月工資，得出這個月的工分值，再用這個工分
值，乘以每個人當月所得工分數，這是這個人當月應得的工資。
這樣，不論每個人如何盡心盡力地幹，多創造了多少實際價值，但年老體弱勞動技
能差的人，往往拿不到國家規定給他的工資。他們的虧損部分，都被身強力壯勞動技能
高的人“搶”去了。
這就是說，農村生產隊“多勞多得”的人，是從他們給生產隊多創造的價值中得到
的回報，並不是從其他隊員頭上刮油水。而在這種勞改隊，不管大家多創造了多少價值，
則全部都被農場拿走，工分高的人隻能從工分少的人身上“多勞多得”！
這真是絕妙的“科學管理”——用有限的工資支出，去引發無限的剩餘價值！這是
舊世界的許多地主資本家望塵莫及的！
另外，每天麵對著牆頭黑板報上的毛主席像早請示晚匯報，三呼“萬壽無疆”和
“永遠健康”的宗教儀式，也使大家十分心煩！
我覺得，我們這個號稱以“解放全人類”為己任的政黨，迷信墮落到如此地步，是
令人極為痛心的。這是在迅速走向崩潰，而絕不是象征著團結統一與健康強大。
讀讀《老三篇》，也許是有益的，但也沒有必要在人人幾乎都能倒背如流的時候，
還要強製進行老和尚念經似地“天天讀”。如果長年利用這許多寶貴的時間，讓大家各
有所愛地讀些世界文學名著或社會科學、自然科學著作，甚或琢磨琢磨一些棋譜，那該
有多好！
為此，我曾在小組學習會上公開發表過意見，得到了全組一致的支持。但一散會，
就有表麵是人背後是鬼的“積極分子”向隊部打了“小報告”。
一天，隊部孫指導員找我去談話，要我平時在組內說話要小心，同時交給我一大遝
子如此這般的“小報告”。可見這種“積極分子”在我的身上沒少下“功夫”。
萬幸的是，孫指導員是個很有頭腦很明智的人。他說：
“現在的這些做法，是與我們黨的宗旨背道而馳的。但胳膊拗不過大腿，我們也毫
無辦法，隻能表麵上應付著。望你多加小心，不然要吃大苦頭的。這些個亂七八糟的紙
條兒，你就拿回去悄悄燒了吧。”
嗬，一個多麽富有理智的共產黨人！
未完！
的人一起勞動。
581，是582即潮白河分場的第一隊。我們所從事的勞動，是從新開辟的海河一條支
流的溝底挖土裝車。裝好車，用馬拉或鋼纜牽引，爬過一裏多長的緩坡，把土倒在坡頂
之外。這樣，緩坡越堆越長，越堆越高，形成一條寬而深的河岸，將來既可蓄水通航，
又可防洪防險，一舉數得。
但勞動是繁重的。不論是挖土裝車的人，還是跟著滿裝著泥土的小車來回跑或拉著
空鋼纜下到溝底鉤車的人，都是絨衣汗透，一刻不停地幹。每晚收工躺在潮濕陰冷的窩
棚裏，都是精疲力竭，骨節酸痛。
春節過後農忙時，我才跟著這批人回到581，修水渠，育秧苗，割麥子，插秧，除
草，施肥，灌水，排水，割稻子，脫粒，從春忙到冬。
大家的勞動成績是顯著的，但工資的分配卻很有“意思”：不論大家多麽勞苦，有
些人卻不能拿到該得的工資。比如說，每個月按國家規定，三級工是41元，二級工36．
5元，一級工32元，等外一級27元，等外二級25元，等外三級23元，但在發工資的時候，
一些人卻往往拿不到這些錢。
為什麽？因為和農村生產隊一樣，實行的是“工分製”：割一畝麥子或一畝稻子多
少工分，挖一方土多少工分，育一畝秧苗多少工分，施一畝肥多少工分……每月結算，
全隊人員共掙多少工分，除以全隊人員的月工資，得出這個月的工分值，再用這個工分
值，乘以每個人當月所得工分數，這是這個人當月應得的工資。
這樣，不論每個人如何盡心盡力地幹，多創造了多少實際價值，但年老體弱勞動技
能差的人，往往拿不到國家規定給他的工資。他們的虧損部分，都被身強力壯勞動技能
高的人“搶”去了。
這就是說，農村生產隊“多勞多得”的人，是從他們給生產隊多創造的價值中得到
的回報，並不是從其他隊員頭上刮油水。而在這種勞改隊，不管大家多創造了多少價值，
則全部都被農場拿走，工分高的人隻能從工分少的人身上“多勞多得”！
這真是絕妙的“科學管理”——用有限的工資支出，去引發無限的剩餘價值！這是
舊世界的許多地主資本家望塵莫及的！
另外，每天麵對著牆頭黑板報上的毛主席像早請示晚匯報，三呼“萬壽無疆”和
“永遠健康”的宗教儀式，也使大家十分心煩！
我覺得，我們這個號稱以“解放全人類”為己任的政黨，迷信墮落到如此地步，是
令人極為痛心的。這是在迅速走向崩潰，而絕不是象征著團結統一與健康強大。
讀讀《老三篇》，也許是有益的，但也沒有必要在人人幾乎都能倒背如流的時候，
還要強製進行老和尚念經似地“天天讀”。如果長年利用這許多寶貴的時間，讓大家各
有所愛地讀些世界文學名著或社會科學、自然科學著作，甚或琢磨琢磨一些棋譜，那該
有多好！
為此，我曾在小組學習會上公開發表過意見，得到了全組一致的支持。但一散會，
就有表麵是人背後是鬼的“積極分子”向隊部打了“小報告”。
一天，隊部孫指導員找我去談話，要我平時在組內說話要小心，同時交給我一大遝
子如此這般的“小報告”。可見這種“積極分子”在我的身上沒少下“功夫”。
萬幸的是，孫指導員是個很有頭腦很明智的人。他說：
“現在的這些做法，是與我們黨的宗旨背道而馳的。但胳膊拗不過大腿，我們也毫
無辦法，隻能表麵上應付著。望你多加小心，不然要吃大苦頭的。這些個亂七八糟的紙
條兒，你就拿回去悄悄燒了吧。”
嗬，一個多麽富有理智的共產黨人！
未完！
續： 在581，我勞動了將近兩年。1968年秋收過後，我被調到582第三隊。
在這個隊，共有兩個“右派”組，我被分到其中的一個組，從事大田勞動，挖河、
打壩或修路。
在這裏，我碰到了1947年夏天護送高莊父子去解放區的原北平藝專的黨員學生朱程。
他個頭矮小，廣東人，比我大幾歲。沒想到這位精明的為黨立過不少汗馬功勞的地
下黨員，也被打成了“右派”。他談起多少年前的往事，猶如發生在眼前。
他說，他原在昆明西南聯大讀書，喜歡繪畫。抗戰勝利後，他本可從西南聯大畢業，
但奉地下組織之命，轉到北平藝專邊學習邊做地下工作。1947年“五•二○”運動後，
眼看國民黨特務可能對高莊教授下毒手，地下黨命他護送高莊父子去解放區，並給了他
一支駁殼槍，以防不測。
他們從北平出發，坐火車到了唐山開灤，由那裏向開灤西北步行。步行了多半天，
高莊8歲的兒子走不動路，腳上也磨起了水泡，朱程就背著他走。又走了五六裏地，前
麵是一大片高粱地，從高粱地裏突然鑽出來五六個手端長槍的人，紛紛喝問：
“是幹什麽的”？
朱程按照事先的約定首先答話：“我們是走親戚往回走的。”
“親戚在哪裏？”
“開灤十字街口。”
這幾個人立即放下槍奔了過來，有一個人邊奔這說：“是朱程同誌和高莊教授吧？
我們昨天就在這兒等候你們了，我們是專門來接你們的……”
緊緊地握手。朱程如釋重負。
“這裏還是遊擊區。”那位似乎是領頭的人補充說，“再向前走幾裏地，就是解放
區了，就是到‘家’了。”他笑嘻嘻地說。
但是朱程不能去那個“家”。他的這次使命就是把高莊父子交給前來接應的人，然
後立即往回轉，北平還有新的任務等待著他。
建國後，由於他做過多年的地下工作，警惕性高，並研究和熟悉敵情，先後在唐山、
天津兩地公安局擔任過治安科長，後調到國家的一個軍事工業部當部長的秘書。
1955年肅清“胡風反革命集團”，由於他的胞兄朱穀懷被列為“胡風骨幹分子”，
他也就成了“胡風分子嫌疑對象”，被“隔離審查”了半年之久，結果什麽問題也沒有。
1957年整風鳴放，部機關《整風快報》主編約他寫稿，請他談談自己被冤整的經過，
以幫助部領導牢記主觀主義、盲目整人的教訓。一連動員了好幾次，他才寫了1000來字，
發表在《整風快報》上。
十多天後，“反右”開始了。這篇1000來字的自己被冤整的經過，被認為是“惡毒
攻擊黨的肅反政策”和“秋後算賬”，他就被打成了“右派分子”。
他不服，為自己解釋說明了幾句，這又被認為“態度惡劣，頑固到底”，被送交
“勞動教養”。
1961年，他被解除了“勞教”，同時被摘去了“右派”帽子，一直在當著“留場就
業人員”……
“這有什麽道理好講？”朱程談完了自己的過去感歎地說，“我們的黨弄到今天這
地步，是過去搞學生運動、做地下工作時做夢也想不到的！”
未完！
在這個隊，共有兩個“右派”組，我被分到其中的一個組，從事大田勞動，挖河、
打壩或修路。
在這裏，我碰到了1947年夏天護送高莊父子去解放區的原北平藝專的黨員學生朱程。
他個頭矮小，廣東人，比我大幾歲。沒想到這位精明的為黨立過不少汗馬功勞的地
下黨員，也被打成了“右派”。他談起多少年前的往事，猶如發生在眼前。
他說，他原在昆明西南聯大讀書，喜歡繪畫。抗戰勝利後，他本可從西南聯大畢業，
但奉地下組織之命，轉到北平藝專邊學習邊做地下工作。1947年“五•二○”運動後，
眼看國民黨特務可能對高莊教授下毒手，地下黨命他護送高莊父子去解放區，並給了他
一支駁殼槍，以防不測。
他們從北平出發，坐火車到了唐山開灤，由那裏向開灤西北步行。步行了多半天，
高莊8歲的兒子走不動路，腳上也磨起了水泡，朱程就背著他走。又走了五六裏地，前
麵是一大片高粱地，從高粱地裏突然鑽出來五六個手端長槍的人，紛紛喝問：
“是幹什麽的”？
朱程按照事先的約定首先答話：“我們是走親戚往回走的。”
“親戚在哪裏？”
“開灤十字街口。”
這幾個人立即放下槍奔了過來，有一個人邊奔這說：“是朱程同誌和高莊教授吧？
我們昨天就在這兒等候你們了，我們是專門來接你們的……”
緊緊地握手。朱程如釋重負。
“這裏還是遊擊區。”那位似乎是領頭的人補充說，“再向前走幾裏地，就是解放
區了，就是到‘家’了。”他笑嘻嘻地說。
但是朱程不能去那個“家”。他的這次使命就是把高莊父子交給前來接應的人，然
後立即往回轉，北平還有新的任務等待著他。
建國後，由於他做過多年的地下工作，警惕性高，並研究和熟悉敵情，先後在唐山、
天津兩地公安局擔任過治安科長，後調到國家的一個軍事工業部當部長的秘書。
1955年肅清“胡風反革命集團”，由於他的胞兄朱穀懷被列為“胡風骨幹分子”，
他也就成了“胡風分子嫌疑對象”，被“隔離審查”了半年之久，結果什麽問題也沒有。
1957年整風鳴放，部機關《整風快報》主編約他寫稿，請他談談自己被冤整的經過，
以幫助部領導牢記主觀主義、盲目整人的教訓。一連動員了好幾次，他才寫了1000來字，
發表在《整風快報》上。
十多天後，“反右”開始了。這篇1000來字的自己被冤整的經過，被認為是“惡毒
攻擊黨的肅反政策”和“秋後算賬”，他就被打成了“右派分子”。
他不服，為自己解釋說明了幾句，這又被認為“態度惡劣，頑固到底”，被送交
“勞動教養”。
1961年，他被解除了“勞教”，同時被摘去了“右派”帽子，一直在當著“留場就
業人員”……
“這有什麽道理好講？”朱程談完了自己的過去感歎地說，“我們的黨弄到今天這
地步，是過去搞學生運動、做地下工作時做夢也想不到的！”
未完！
續： 1969年，雨季衝壞了公路上的一些路段。三隊的兩個“右派”組奉命前往修補，從
路邊附近的一些荒土丘取土，用小平車推到路上缺土的地方，然後再用木夯打實。
我的任務是推上。為了加快運土速度，每次空車返回時，我都推著車猛跑。一次正
在猛跑，左邊的車輪突然停止打轉，而右邊的車輪繼續向前滾了一個半弧圈，左邊的小
車把就猛地向裏一打，打中了我的左肋，當即被打得暈頭轉向，輕輕地呼吸一下都疼痛
難抑。
組長和朱程他們都讓我停車坐在一邊歇歇。半小時後，覺得呼吸時的疼痛已減輕了，
遂又起來繼續推土。
不料，還沒有推幾趟，當又飛快往回奔跑時，左邊的車輪又一次突然停止轉動，左
邊的車把又把我的左肋猛打了一下。這一次，我連極輕極輕的呼吸似乎都不能進行了，
似乎肺葉每一次小小地掀動，都推擠著受傷的肋骨，疼不可耐。
我的傷勢很重。據朱程等人推斷，經過這接連兩次的猛烈擊打，左肋骨被打斷了幾根
已肯定無疑。
但是晚上收工後，醫務室的大夫也束手無策。莫說去清河農場醫院住院檢查治療，
就是開個假條在本隊休息幾天的待遇也不給。他隻給了我一些止痛片，第二天照常忍痛
上工。醫務室大夫的這種態度，比起直屬隊的“於善人”和範隊長對人的關心，真有天
壤之別！
1969年10月，林彪的“一號命令”下達。北京的大批幹部紛紛去了“五七”幹校。
我們這些家在北京、天津、上海等大城市的“政治犯”和形形色色的“犯”，則被上麵
架著機關槍的一列列火車，送進了更加漫長而黑暗的隧道。
這隧道在山西。
開始，我們在山西南部侯馬東邊數十裏的春秋年代古城曲沃的一座監獄裏堆土燒磚。
約一月，從維熙等人去了晉東南的晉城煤礦下井挖煤，我和另外一些人被調往山西省勞
改第一支隊——太原建築工程隊，被編入這個工程隊的第三隊。
第三隊住在太原北郊太原鋼鐵公司所在地的尖草坪，惟一的任務是為太鋼服務：修
鐵路，築公路，疏通下水道，鋪設柏油路，搶修鐵路橋下的涵洞，另外還砌房子，做木
工……
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逃並摔死於溫都爾汗的事件發生後，中央對下嚴格保密，
連勞改隊的頭兒們也全被蒙在鼓裏。但到了國慶節前後，我從報紙上的一些異常跡象，
感覺似乎已經發生了什麽極不尋常的事件：
第一，越南的一個規格很高的代表團訪問中國，我們特舉行盛大宴會予以招待。這
個代表團團長在致謝詞時，按照我們的“老規矩”敬祝毛澤東主席“萬壽無疆”之後，
又“敬祝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毛澤東主席的親密戰友林彪副主席身體健康、永遠健康”！
而主人的致詞卻“別開生麵”，隻有“萬壽無疆”而沒有“永遠健康”，這是耐人尋味
的。
第二，國慶日當天的《人民日報》及《山西日報》第一版，似乎隻有毛澤東的巨幅
照片而不像在這之前許多年的重大節日那樣，也有林彪的照片，同時在國慶社論中，對
林也隻字不提，好像他突然消失了、失寵了。
第三，毛澤東召見各大軍區司令，帶頭高唱《三大紀律八項注意》，這也使人感到
很特別……
根據諸如此類的跡象，我對一些談得來的人說：“肯定林彪出了事！”沒隔多久，
中央果然下達了有關林彪叛逃和林的《五七一工程紀要》等文件。
在這些傳達到全民和勞改人員的文件中，還有毛澤東在湖南滴水洞給江青的那封信，
說早在林彪叛逃之前，他就看出“有的朋友”在利用他達到不可告人的目的。可既然如
此，為什麽還要在《憲法》、《黨章》中公然把這位“朋友”列為惟一的接班人呢？
未完！
路邊附近的一些荒土丘取土，用小平車推到路上缺土的地方，然後再用木夯打實。
我的任務是推上。為了加快運土速度，每次空車返回時，我都推著車猛跑。一次正
在猛跑，左邊的車輪突然停止打轉，而右邊的車輪繼續向前滾了一個半弧圈，左邊的小
車把就猛地向裏一打，打中了我的左肋，當即被打得暈頭轉向，輕輕地呼吸一下都疼痛
難抑。
組長和朱程他們都讓我停車坐在一邊歇歇。半小時後，覺得呼吸時的疼痛已減輕了，
遂又起來繼續推土。
不料，還沒有推幾趟，當又飛快往回奔跑時，左邊的車輪又一次突然停止轉動，左
邊的車把又把我的左肋猛打了一下。這一次，我連極輕極輕的呼吸似乎都不能進行了，
似乎肺葉每一次小小地掀動，都推擠著受傷的肋骨，疼不可耐。
我的傷勢很重。據朱程等人推斷，經過這接連兩次的猛烈擊打，左肋骨被打斷了幾根
已肯定無疑。
但是晚上收工後，醫務室的大夫也束手無策。莫說去清河農場醫院住院檢查治療，
就是開個假條在本隊休息幾天的待遇也不給。他隻給了我一些止痛片，第二天照常忍痛
上工。醫務室大夫的這種態度，比起直屬隊的“於善人”和範隊長對人的關心，真有天
壤之別！
1969年10月，林彪的“一號命令”下達。北京的大批幹部紛紛去了“五七”幹校。
我們這些家在北京、天津、上海等大城市的“政治犯”和形形色色的“犯”，則被上麵
架著機關槍的一列列火車，送進了更加漫長而黑暗的隧道。
這隧道在山西。
開始，我們在山西南部侯馬東邊數十裏的春秋年代古城曲沃的一座監獄裏堆土燒磚。
約一月，從維熙等人去了晉東南的晉城煤礦下井挖煤，我和另外一些人被調往山西省勞
改第一支隊——太原建築工程隊，被編入這個工程隊的第三隊。
第三隊住在太原北郊太原鋼鐵公司所在地的尖草坪，惟一的任務是為太鋼服務：修
鐵路，築公路，疏通下水道，鋪設柏油路，搶修鐵路橋下的涵洞，另外還砌房子，做木
工……
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逃並摔死於溫都爾汗的事件發生後，中央對下嚴格保密，
連勞改隊的頭兒們也全被蒙在鼓裏。但到了國慶節前後，我從報紙上的一些異常跡象，
感覺似乎已經發生了什麽極不尋常的事件：
第一，越南的一個規格很高的代表團訪問中國，我們特舉行盛大宴會予以招待。這
個代表團團長在致謝詞時，按照我們的“老規矩”敬祝毛澤東主席“萬壽無疆”之後，
又“敬祝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毛澤東主席的親密戰友林彪副主席身體健康、永遠健康”！
而主人的致詞卻“別開生麵”，隻有“萬壽無疆”而沒有“永遠健康”，這是耐人尋味
的。
第二，國慶日當天的《人民日報》及《山西日報》第一版，似乎隻有毛澤東的巨幅
照片而不像在這之前許多年的重大節日那樣，也有林彪的照片，同時在國慶社論中，對
林也隻字不提，好像他突然消失了、失寵了。
第三，毛澤東召見各大軍區司令，帶頭高唱《三大紀律八項注意》，這也使人感到
很特別……
根據諸如此類的跡象，我對一些談得來的人說：“肯定林彪出了事！”沒隔多久，
中央果然下達了有關林彪叛逃和林的《五七一工程紀要》等文件。
在這些傳達到全民和勞改人員的文件中，還有毛澤東在湖南滴水洞給江青的那封信，
說早在林彪叛逃之前，他就看出“有的朋友”在利用他達到不可告人的目的。可既然如
此，為什麽還要在《憲法》、《黨章》中公然把這位“朋友”列為惟一的接班人呢？
未完！
繼續：
和王三兒發生激烈衝突後，我被從尖草坪的太原建築工程隊三隊，調到了太原城內
的同一個工程隊的二隊。這時，二隊住在太原城中心“五一”廣場附近的上官巷，與省
公安廳同一條巷子，不久，又搬遷到南城區的二營盤。轉來轉去，我仍然當木工。
當木工，少不了上梁架屋支模型，常常在幾層樓高的磚牆上杠著木料模型板來回走。
如果不小心或大風一刮，就可能掉到樓下去，即使不粉身碎骨，也會重傷致殘。幸好，
我沒有發生過這種意外。但是經常與斧子、刨子、鐵釘之類打交道，免不了總要出點事：
一次上電鋸分剖舊枕木。當我和一位師傅抬著一根枕木往電鋸台的厚鋼板上擱置時，
一隻手沒有從枕木頭下快速抽出，被壓傷了一節小指骨。雖然沒有流血，也沒有腫大，
但也“傷筋動骨一百天”，隱隱作痛了好幾個月，卻沒有停止工作。
一次修理一排舊平房的門窗。有一個窗戶的窗扇老是關不嚴。經研究，原來是兩個
窗扇都因多年的風吹雨打和太陽的曝曬，中間對關的一側都鼓突不平了。為了削去這鼓
突的部分，必須動用歪嘴刨。當我一手扶穩一個窗扇的下端。一手拿著歪嘴刨上下快拉
的時候，不小心一下拉到扶著窗扇下端的右手大姆指根下手掌裏側的肌肉上，拉出來的
口子足有一寸長，鮮血直流。連忙跑去醫務室消了毒，縫了五六針，也照常該幹啥還幹
啥，一天沒歇。
一次拆樓房模型。當拆到一塊樓板下橫梁模型上的大方木時，對方那一頭的釘子已
完全起掉了，而我這一頭的一根長鐵釘還連著方木頭，於是，那一邊的方木頭突然，往
下一落，我這一邊的方木頭往上猛地一翹，把我的右手狠狠地擠夾在方木頭與橫梁模型
板之間。當我連忙撬脫了這邊的方木頭，脫下右手的棉手套一看，右手食指第一節肌肉
已被擠裂，半塊肉隻被邊上的一層皮連著，手套裏都是血。和我一起拆模型的夥伴連忙
讓我左手托舉著右手腕，攙扶著我去附近的一家醫院急救室，請醫生打了破傷風預防針，
清洗了汙血，打了麻藥，縫了四針，還給我開了三天的工傷假條。
我進入漫長的隧道之後多次負傷，而這是第一次正式得到工傷假條。實際上我們遠
未能獲得人世間最起碼的自由和權利，而隻能在黑魆魆的似無盡頭的隧道中磕磕絆絆地
向前摸。
然而，客觀地說，這條黑魆魆漫長隧道的那一頭，也曾豁然閃亮過湧入新鮮空氣的
大出口。那是1975年深秋，鄧小平代替病危的周總理主持國務院工作的時候。盡管那時
天際已經湧動“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陣陣烏雲，鄧小平仍爭分奪秒地爭來了一道這樣的
緊急令：讓全國所有在押的數以萬計的原國民黨縣團級以上人員，立刻寬釋出獄或脫離
勞改就業場所，去社會安排工作或回故裏養老。當時，我也身在其中的這個太原建築工
程隊的一些四周圍著電網鐵絲網的場子裏和大院裏，立刻就有這樣的一些人背起了行李
卷，提著內裝餐具洗臉盆等雜物的舊網兜或破紙箱，迅速離開這些並不叫人留戀的場院
揚長而去。據說他們後來還分乘多輛大轎車瀏覽了太原市容，並參觀了大寨大隊。
這一度給我帶來了莫大希冀：既然我們黨的最高司令部，對原本與我們誓不兩立的
營壘中縣團級以上人員，都施以如此“禮遇”，那麽對同樣在押的我們自己隊伍中縣團
級以上人員的寬厚，肯定為時不遠了！
但是，我錯了！在人們眼看著陣陣風雲的迅速變幻中，鄧小平再度下台了，周總理
也辭世了。人們擠滿了天安門廣場，發出“揚眉劍出鞘”的怒吼，悲憤地悼念周總理並
為鄧小平鳴不平。這怒吼震撼了全中國，全國各地處處響應。太原市中心的“五一”廣
場也人頭攢動，白花如潮。為了自己，也為了全國人民盡快走出這黑暗的隧道，我再次
臂戴黑紗，避開隊長、指導員和一些“積極分子”的耳目，來到了“五一”廣場，並在
廣場的一角發表了演說，鼓動人們去爭取真正的社會主義的正義、民主與自由……
未完！
和王三兒發生激烈衝突後，我被從尖草坪的太原建築工程隊三隊，調到了太原城內
的同一個工程隊的二隊。這時，二隊住在太原城中心“五一”廣場附近的上官巷，與省
公安廳同一條巷子，不久，又搬遷到南城區的二營盤。轉來轉去，我仍然當木工。
當木工，少不了上梁架屋支模型，常常在幾層樓高的磚牆上杠著木料模型板來回走。
如果不小心或大風一刮，就可能掉到樓下去，即使不粉身碎骨，也會重傷致殘。幸好，
我沒有發生過這種意外。但是經常與斧子、刨子、鐵釘之類打交道，免不了總要出點事：
一次上電鋸分剖舊枕木。當我和一位師傅抬著一根枕木往電鋸台的厚鋼板上擱置時，
一隻手沒有從枕木頭下快速抽出，被壓傷了一節小指骨。雖然沒有流血，也沒有腫大，
但也“傷筋動骨一百天”，隱隱作痛了好幾個月，卻沒有停止工作。
一次修理一排舊平房的門窗。有一個窗戶的窗扇老是關不嚴。經研究，原來是兩個
窗扇都因多年的風吹雨打和太陽的曝曬，中間對關的一側都鼓突不平了。為了削去這鼓
突的部分，必須動用歪嘴刨。當我一手扶穩一個窗扇的下端。一手拿著歪嘴刨上下快拉
的時候，不小心一下拉到扶著窗扇下端的右手大姆指根下手掌裏側的肌肉上，拉出來的
口子足有一寸長，鮮血直流。連忙跑去醫務室消了毒，縫了五六針，也照常該幹啥還幹
啥，一天沒歇。
一次拆樓房模型。當拆到一塊樓板下橫梁模型上的大方木時，對方那一頭的釘子已
完全起掉了，而我這一頭的一根長鐵釘還連著方木頭，於是，那一邊的方木頭突然，往
下一落，我這一邊的方木頭往上猛地一翹，把我的右手狠狠地擠夾在方木頭與橫梁模型
板之間。當我連忙撬脫了這邊的方木頭，脫下右手的棉手套一看，右手食指第一節肌肉
已被擠裂，半塊肉隻被邊上的一層皮連著，手套裏都是血。和我一起拆模型的夥伴連忙
讓我左手托舉著右手腕，攙扶著我去附近的一家醫院急救室，請醫生打了破傷風預防針，
清洗了汙血，打了麻藥，縫了四針，還給我開了三天的工傷假條。
我進入漫長的隧道之後多次負傷，而這是第一次正式得到工傷假條。實際上我們遠
未能獲得人世間最起碼的自由和權利，而隻能在黑魆魆的似無盡頭的隧道中磕磕絆絆地
向前摸。
然而，客觀地說，這條黑魆魆漫長隧道的那一頭，也曾豁然閃亮過湧入新鮮空氣的
大出口。那是1975年深秋，鄧小平代替病危的周總理主持國務院工作的時候。盡管那時
天際已經湧動“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陣陣烏雲，鄧小平仍爭分奪秒地爭來了一道這樣的
緊急令：讓全國所有在押的數以萬計的原國民黨縣團級以上人員，立刻寬釋出獄或脫離
勞改就業場所，去社會安排工作或回故裏養老。當時，我也身在其中的這個太原建築工
程隊的一些四周圍著電網鐵絲網的場子裏和大院裏，立刻就有這樣的一些人背起了行李
卷，提著內裝餐具洗臉盆等雜物的舊網兜或破紙箱，迅速離開這些並不叫人留戀的場院
揚長而去。據說他們後來還分乘多輛大轎車瀏覽了太原市容，並參觀了大寨大隊。
這一度給我帶來了莫大希冀：既然我們黨的最高司令部，對原本與我們誓不兩立的
營壘中縣團級以上人員，都施以如此“禮遇”，那麽對同樣在押的我們自己隊伍中縣團
級以上人員的寬厚，肯定為時不遠了！
但是，我錯了！在人們眼看著陣陣風雲的迅速變幻中，鄧小平再度下台了，周總理
也辭世了。人們擠滿了天安門廣場，發出“揚眉劍出鞘”的怒吼，悲憤地悼念周總理並
為鄧小平鳴不平。這怒吼震撼了全中國，全國各地處處響應。太原市中心的“五一”廣
場也人頭攢動，白花如潮。為了自己，也為了全國人民盡快走出這黑暗的隧道，我再次
臂戴黑紗，避開隊長、指導員和一些“積極分子”的耳目，來到了“五一”廣場，並在
廣場的一角發表了演說，鼓動人們去爭取真正的社會主義的正義、民主與自由……
未完！
繼續： 不久，太原建築工程隊各隊人員進行大調整。或許為了避免我這個人在城中“惹是
生非”，把我也調到了位於太原東南郊唐代名相狄仁傑老家附近東太堡的工程一隊。在
那兒，我主要還是當木工，有時候也幫助拉土燒磚。
不日，毛澤東主席辭世。緊接著，那橫行霸道連公帶母的四隻螃蟹被烤上了鐵鏊子。
雖然華國鋒同誌仍然堅持“抓綱治國”和“兩個凡是”，但翌年鄧小平就再度出山。我
感到我們從小就跟著黨鬧革命，後來隻因不願味著良心講話而被關押了十幾年的共產黨
縣團級以上幹部，走出這漫長隧道的時機已經成熟。我向工程一隊的負責人提出：
“國民黨的縣團級以上人員都釋放了，共產黨的縣團級以上人員為什麽還要繼續被
關押著？這符合馬克思主義的邏輯嗎？”
這個隊的負責人倒還比較開明，他們對我提出這樣的問題不但不生氣，華東政法學
院畢業的政治幹事邢鳳舞同誌還對我說：
“你寫申訴材料吧，我們一定給你層層轉達。”
未完！
可是，通過勞改係統上轉的申訴材料均石沉大海。我本人直接寄給新華社一些老熟
人如穆青、戴邦等同誌的材料，也都遝無回音。也許這些同誌覺得時機尚未成熟，有口
難開吧！
但這也使我想到，同是新華社的人，人與人是大不一樣的。
1975年秋天，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把新華社總編室負責人解力夫同誌也選為新的常委。
我立即給他寫了信。因為1956年秋天到1957年夏天，我們同在外交學院學英文時，我覺
得他為人忠厚老誠，在我被打成“右派”時，他也隻在迫不得已時輕描淡寫地說幾句，
從不乘人之危落井下石。鑒於此，我要求他盡可能設法幫我走出這漫長的隧道，重回新
華社。他接信後，果真向社長轉達了我的要求。
“你真糊塗啊！”社長對他說，“戴煌反對‘神化與特權’，矛頭是指向毛主席的，
你怎麽能夠把他弄回來？再說，現在機關還有幾百位同誌在五七幹校勞動著，他們的工
作安排還都沒有著落，能讓戴煌回來嗎？”
這樣，解力夫真誠地為我所作的努力，才付之東流。
而在這之前，我給新當選為中央候補委員的新華社另一負責人打電話，要求他協助
解決我的問題時，那冷冷的答複是令人寒心的。他推托說，過去他在攝影部，而我在國
內部和國際部，對我的問題不甚了然，等等。
節選自《九死一生——我的“右派”曆程》作者：戴煌
生非”，把我也調到了位於太原東南郊唐代名相狄仁傑老家附近東太堡的工程一隊。在
那兒，我主要還是當木工，有時候也幫助拉土燒磚。
不日，毛澤東主席辭世。緊接著，那橫行霸道連公帶母的四隻螃蟹被烤上了鐵鏊子。
雖然華國鋒同誌仍然堅持“抓綱治國”和“兩個凡是”，但翌年鄧小平就再度出山。我
感到我們從小就跟著黨鬧革命，後來隻因不願味著良心講話而被關押了十幾年的共產黨
縣團級以上幹部，走出這漫長隧道的時機已經成熟。我向工程一隊的負責人提出：
“國民黨的縣團級以上人員都釋放了，共產黨的縣團級以上人員為什麽還要繼續被
關押著？這符合馬克思主義的邏輯嗎？”
這個隊的負責人倒還比較開明，他們對我提出這樣的問題不但不生氣，華東政法學
院畢業的政治幹事邢鳳舞同誌還對我說：
“你寫申訴材料吧，我們一定給你層層轉達。”
未完！
可是，通過勞改係統上轉的申訴材料均石沉大海。我本人直接寄給新華社一些老熟
人如穆青、戴邦等同誌的材料，也都遝無回音。也許這些同誌覺得時機尚未成熟，有口
難開吧！
但這也使我想到，同是新華社的人，人與人是大不一樣的。
1975年秋天，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把新華社總編室負責人解力夫同誌也選為新的常委。
我立即給他寫了信。因為1956年秋天到1957年夏天，我們同在外交學院學英文時，我覺
得他為人忠厚老誠，在我被打成“右派”時，他也隻在迫不得已時輕描淡寫地說幾句，
從不乘人之危落井下石。鑒於此，我要求他盡可能設法幫我走出這漫長的隧道，重回新
華社。他接信後，果真向社長轉達了我的要求。
“你真糊塗啊！”社長對他說，“戴煌反對‘神化與特權’，矛頭是指向毛主席的，
你怎麽能夠把他弄回來？再說，現在機關還有幾百位同誌在五七幹校勞動著，他們的工
作安排還都沒有著落，能讓戴煌回來嗎？”
這樣，解力夫真誠地為我所作的努力，才付之東流。
而在這之前，我給新當選為中央候補委員的新華社另一負責人打電話，要求他協助
解決我的問題時，那冷冷的答複是令人寒心的。他推托說，過去他在攝影部，而我在國
內部和國際部，對我的問題不甚了然，等等。
節選自《九死一生——我的“右派”曆程》作者：戴煌
戴煌眼中荒唐的現實：
“國民黨的縣團級以上人員（1975年）都釋放了，共產黨的縣團級以上人員為什
麽還要繼續被關押著？這符合馬克思主義的邏輯嗎？”
“國民黨的縣團級以上人員（1975年）都釋放了，共產黨的縣團級以上人員為什
麽還要繼續被關押著？這符合馬克思主義的邏輯嗎？”
補遺！！！
接倒數第三節（為什麽還要在《憲法》、《黨章》中公然把這位“朋友”列為惟一的接班人呢？）
對我的這些看法和說法，是否也有“積極分子”向隊長指導員們打了“小報告”，
我不知道。但為了一些與此無關的事，我與三隊的副指導員王三兒發生了激烈的衝突。
衝突的起因說來話長。
王三兒是山西本地人，瘦高個子，文化不高，但說話卻陰陽怪氣，常常使我們備受
精神的折磨與人格的侮辱。在林彪出事前的一次晚飯後，他整隊訓話。我們都坐在小板
凳、小馬紮或磚頭上，坐得整整齊齊，他在隊前坐著一把椅子，還把一隻腳擱在椅邊上，
搓著腳丫子。他從我們當中一些人的所謂“歪風邪氣”談起，談著談著突然用一隻手指
著我們全體說：
“啊哈！你們都是劉少奇的孝子賢孫！嗯，你們都應該脫胎換骨，像林副統帥那樣，
對偉大領袖緊跟、緊跟……”
林彪叛逃的文件下達後，他照樣坐在那把椅子上向我們訓話說：
“唔！現在你們既是劉少奇的孝子賢孫，又是林禿子的孝子賢孫！你們今後應該像
旗手江青同誌那樣，赤膽忠心……”
後來隨著政治風雲的急劇變幻，從“四五”天安門事件、鄧小平再度受難，到江青
等人的鋃鐺入獄，不過短短半年，我們這些人在王三兒一類人的口中，又先後成了“鄧
小平的孝子賢孫”和“‘四人幫’的孝子賢孫”，而不知他們這些隨時變換著政治嘴臉
的人，究竟是哪家的孝子賢孫！！
對這種人，我是十分鄙視的。然而正是這種人，特別陰險毒辣。他們為了自己在現
有“官位”上向上躥一躥，不惜用我們這些人的頭顱當墊腳石。其陰狠的手法之一，叫
做“搜監”。在林彪出事後，王三兒改罵我們是“林禿於的孝子賢孫”的時候，他突然
發動“搜監”，很想從我以及與我談得來的一些人的床上床下搜出有關林彪事件的書信
或其他文字來。但他的這種不得人心的舉措，得不到其他隊長的支持，從而我提前得到
了風聲，盡可能地把不能讓王三兒們看到的書信文字，藏了個嚴嚴實實。
王三兒隨著政治氣候的變化隨時變換著自己的嘴臉，而且還貪婪卑鄙，他利用自己
的淫威，把一個探望“就業人員”的父親的插隊女知青給奸汙了！這更令人十分惱怒！
大概他也覺察到大家對他的蔑視，老想找茬在我們麵前恢複他已失去的“威風”。
一個休息日的下午，我正坐在球場旁邊的一棵樹蔭下閱讀一本《列寧全集》，他又在我
的麵前陰陽怪氣地說：
“你還想耍你的記者筆杆嗎？你還想坐小汽車、大沙發嗎？依我看，你這一輩子就
死了這份心吧！我們黨是不會再重用你這種人的！我勸你得空養養神，明天好幹活……”
我終於忍無可忍，與這個披著公安人員外衣的政治暴發戶，發生了空前激烈的衝突：
我當著當時在場的許多“就業人員”的麵，抬起一隻手指著他厲聲說：
“你算個什麽東西，也配對我說這種話？！”
這時，在一旁的一些平時對他也敬而遠之的隊長、幹事都沉默不語，等著瞧熱鬧。
這個人麵獸心的家夥一見孤立無援，臉白得像張紙，語無倫次地說：
“你還以為你是個老共產黨員和新華社記者嗎？你這個大“有派”還想翻天嗎？”
“‘右派’不‘右派’，曆史和人民自會作出公正的裁決！”我說，“你們這種人
說了不算數！”
這次與王三兒的激烈衝突，使我想到日後的風雲如何，自有曆史的公正安排，不是
哪個算命先生所能夠“推算”的。我麵對如此豐富多彩的人生，即便個人此生無望，也
該力求積累點真正來自人生的第一手資料，以幫助後世的有誌者，懂得做一個怎樣的人。
說實話，當時我對未來的命運如何，自己也十分茫然。
接倒數第三節（為什麽還要在《憲法》、《黨章》中公然把這位“朋友”列為惟一的接班人呢？）
對我的這些看法和說法，是否也有“積極分子”向隊長指導員們打了“小報告”，
我不知道。但為了一些與此無關的事，我與三隊的副指導員王三兒發生了激烈的衝突。
衝突的起因說來話長。
王三兒是山西本地人，瘦高個子，文化不高，但說話卻陰陽怪氣，常常使我們備受
精神的折磨與人格的侮辱。在林彪出事前的一次晚飯後，他整隊訓話。我們都坐在小板
凳、小馬紮或磚頭上，坐得整整齊齊，他在隊前坐著一把椅子，還把一隻腳擱在椅邊上，
搓著腳丫子。他從我們當中一些人的所謂“歪風邪氣”談起，談著談著突然用一隻手指
著我們全體說：
“啊哈！你們都是劉少奇的孝子賢孫！嗯，你們都應該脫胎換骨，像林副統帥那樣，
對偉大領袖緊跟、緊跟……”
林彪叛逃的文件下達後，他照樣坐在那把椅子上向我們訓話說：
“唔！現在你們既是劉少奇的孝子賢孫，又是林禿子的孝子賢孫！你們今後應該像
旗手江青同誌那樣，赤膽忠心……”
後來隨著政治風雲的急劇變幻，從“四五”天安門事件、鄧小平再度受難，到江青
等人的鋃鐺入獄，不過短短半年，我們這些人在王三兒一類人的口中，又先後成了“鄧
小平的孝子賢孫”和“‘四人幫’的孝子賢孫”，而不知他們這些隨時變換著政治嘴臉
的人，究竟是哪家的孝子賢孫！！
對這種人，我是十分鄙視的。然而正是這種人，特別陰險毒辣。他們為了自己在現
有“官位”上向上躥一躥，不惜用我們這些人的頭顱當墊腳石。其陰狠的手法之一，叫
做“搜監”。在林彪出事後，王三兒改罵我們是“林禿於的孝子賢孫”的時候，他突然
發動“搜監”，很想從我以及與我談得來的一些人的床上床下搜出有關林彪事件的書信
或其他文字來。但他的這種不得人心的舉措，得不到其他隊長的支持，從而我提前得到
了風聲，盡可能地把不能讓王三兒們看到的書信文字，藏了個嚴嚴實實。
王三兒隨著政治氣候的變化隨時變換著自己的嘴臉，而且還貪婪卑鄙，他利用自己
的淫威，把一個探望“就業人員”的父親的插隊女知青給奸汙了！這更令人十分惱怒！
大概他也覺察到大家對他的蔑視，老想找茬在我們麵前恢複他已失去的“威風”。
一個休息日的下午，我正坐在球場旁邊的一棵樹蔭下閱讀一本《列寧全集》，他又在我
的麵前陰陽怪氣地說：
“你還想耍你的記者筆杆嗎？你還想坐小汽車、大沙發嗎？依我看，你這一輩子就
死了這份心吧！我們黨是不會再重用你這種人的！我勸你得空養養神，明天好幹活……”
我終於忍無可忍，與這個披著公安人員外衣的政治暴發戶，發生了空前激烈的衝突：
我當著當時在場的許多“就業人員”的麵，抬起一隻手指著他厲聲說：
“你算個什麽東西，也配對我說這種話？！”
這時，在一旁的一些平時對他也敬而遠之的隊長、幹事都沉默不語，等著瞧熱鬧。
這個人麵獸心的家夥一見孤立無援，臉白得像張紙，語無倫次地說：
“你還以為你是個老共產黨員和新華社記者嗎？你這個大“有派”還想翻天嗎？”
“‘右派’不‘右派’，曆史和人民自會作出公正的裁決！”我說，“你們這種人
說了不算數！”
這次與王三兒的激烈衝突，使我想到日後的風雲如何，自有曆史的公正安排，不是
哪個算命先生所能夠“推算”的。我麵對如此豐富多彩的人生，即便個人此生無望，也
該力求積累點真正來自人生的第一手資料，以幫助後世的有誌者，懂得做一個怎樣的人。
說實話，當時我對未來的命運如何，自己也十分茫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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