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識如何可能的問題解決後,接下來就是認識的起點問題。認識的起點是什麽,或者社會認知起點於何處,或者說一種文化的根植於何處,三者是等價的命題。在人成為人的數百萬年的演化進程中,認識的起點問題能成為問題大概也就在5000年以內,人才有能力開始審視族群的過往,開始考慮族群的根是什麽,把根植在哪,以此為族群的萬世傳承立一個根基。
西學的起點表現為對世界本源問題的追問,本源問題的終極追問是存在,不管它是什麽首先它是存在的,是一個存在,沒有比存在更本源更靠前的存在,不管它是物質存在還是精神存在,總之追問到存在就要打住了,不能在繼續追問下去。以本博目前的淺見,任何的西學哲人中如果其哲學不以存在問題作為其根基,可以忽略,尤其是西學的現代哲人,任何不以存在問題作為其哲學根基的,任他吹的天花亂墜也直接忽略掉。現代西哲可以去反以存在問題為根本的形而上學,反到底再建立新的路數的形而上學,因為根在存在。如果連植根於存在的根都沒了,其學也是飄起來的。
對於將起點設為本源問題的西學,當然可以進一步追問,西學憑什麽能去設此起點?當然他們可以去挖掘出一大串的前柏拉圖的哲人以及流派,然後去演繹是如何地演繹到柏拉圖的集大成。曆史演繹隻是表現,依然沒能回答西學何以能?然後有聰明人再去挖掘古希臘的城邦文明,地中海的海上貿易等等基於物質的東西,然後再去論證以海上貿易的不確定性去追尋確定性的海洋文明,以此做為本源問題的憑據。此古希臘城邦和海上貿易的假說也是漏洞百出(以後打假古希臘大概率會逐漸成為華夏大陸的一個流派),但基本追問到此也就打住,西學主流對此不再懷疑也不再繼續追問。義理高於考據,西學對此深得其神髓,甚至更進一步的發展成:考據為義理服務。
對於西學憑什麽能以本源問題作為其認識的起點,此問題有待功力深厚的大哲去答複並繼續追問到底。下麵本博隻是簡單談下西學跟一神教神學之間的微妙關係。基督教,猶太教,伊斯蘭教,三者同為一神教且同出於中東(三者的聖城均為耶路撒冷)。柏拉圖將世界分為流變的現實世界和永恒的理念世界,理念世界獨立於現實世界而存在,其高於並統攝現實世界,其至高理念為至善,柏拉圖哲學外設的二元世界與一神教的現實眾生世界和天國,以及上帝,在結構上是同構的。當基督教的羅馬教廷根基不穩,新教革新的時候,笛卡爾也喊出了我思故我在,開啟以人的“我思”作為哲學認識的起點,其後西學開始大轉向。再考慮到柏拉圖、亞裏士多德等古希臘大哲的著作多來自於對阿拉伯人轉述的翻譯,我們是否可以大膽的繼續追問:為什麽以及憑什麽能生長出一神而不是眾神?一神教和古希臘的大哲到底誰先誰後?更進一步,考慮到一神教神學跟古希臘哲學的某種同構,以及在文藝複興時期對阿拉伯人著述的大量翻譯,是否是產生一神教的中東地區原創了古希臘哲學(三個一神教同出中東,中東有生長此種文化的土壤)?
目前華夏大陸對古希臘文明的追問還處於在野的非主流狀態,主攻方向也還停留在對曆史考據的打假。當然這是以華夏大陸的思維模式去設定的主攻方向,因此對其殺傷力不夠大,而真正的暴擊是去深挖中東地區的文化演化以及中東地區何以演化出來一神教文化,對能生長出此種文化的土壤徹底追根究源,將古希臘的根在義理上植到中東地區。這才是華夏大陸的疑古希臘流派後續的發展方向,從義理上入手而不是曆史考據。
反正本博認為以究源和追問精神著稱的西學在認識如何起點這個非常重要的問題上,做得不夠好。西學起點的不足,不影響起點以後的西學文化傳承。瑕不掩瑜,上古時義理高於考據,對西學當然也一視同仁。
笛卡爾的“我思”出現後,如何走到康德的先驗哲學是後續的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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