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是什麽5：曆史的波峰和波穀

什麽是華夏人？在“曆史是什麽2：穿越生命的迷霧”中，人的認知是感知器官在特定生存環境中對社會認知的反饋修正，因此華夏人的自我認同屬性是基於華夏社會認知的。本博認同按照華夏文化傳承來定義華夏人：凡是認同華夏文化並接受華夏社會認知傳承的人，即便沒有華夏人的DNA血統，也是華夏人；凡是不認同華夏文化且沒有接受華夏社會認知傳承的，即便有華夏人的DNA血統，也不是華夏人。

元朝清朝都是華夏曆史上的正統王朝，基於其統治華夏地區的整個官僚係統是認同華夏文化並接受華夏文化傳承的，那些崖山後無華夏明朝後無中國的說法都是無的放矢的。元清無疑給華夏文化帶來了重創，但元清的接連出現也說明華夏文化和社會認知的傳承出了大問題。

存天理滅人欲的程朱理學，已經跟“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的孔子儒學出現了根本性的分歧。雖然“勇於直麵生存環境，迎難而上不信邪”跟封建皇權有著根本性的不協調，但程朱理學是對這種精神的直接否定。存天理滅人欲伴隨著皇權進化而出現，宋以及宋後再沒有出現皇權被篡，這些都不是孤立的現象，後續在皇權跟相權的博弈中再詳細寫。

存天理滅人欲的程朱理學，根本造就不出強者，從根上就不行。華夏曆史的頂點出現在唐，宋明接連被遊牧民族滅掉，程朱理學功莫大焉。民國五四時期發出的打到孔家店的呐喊，真的是找錯了對象，因為程朱理學早已完成對“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的孔子儒學的根本性修正，早就在事實上打倒孔家店了。

春秋戰國後的2000多年間，華夏曆史經曆了兩次曆史波峰和兩次曆史波穀：第一次的曆史波峰出現在漢，隨後迎來五胡亂華至南北朝的第一次曆史波穀；第二次曆史波峰出現在唐，隨後一路衰退，清朝中後期至民國出現華夏曆史的第二次曆史波穀。現在是華夏曆史上新的曆史波峰初起的階段。

從漢到唐，雖有五胡亂華至南北朝的曆史低穀，但大唐盛世的曆史波峰是超過漢的，因此從春秋戰國一直到唐，華夏曆史的整體走勢是一路向上的。盛唐成為華夏曆史向上走勢的頂點，盛唐也成為華夏曆史向上走勢的轉折點。從盛唐開始，華夏曆史的整體走勢一路向下：元朝是華夏大地第一次完整性的被遊牧民族攻陷，隨後明朝的最頂端也沒有達到盛唐的高度，隻能當做是向下的曆史走勢的反彈來看待，清朝中後期到民國出現華夏曆史上的第二次曆史波穀。民國成為從盛唐開始的華夏曆史向下走勢的最底部，其最低點出現在日本侵華到日本投降期間。這段從盛唐開始的向下的曆史走勢最後是由彭大將軍在抗美援朝時正式終結的：“西方侵略者幾百年來隻要在東方一個海岸上架起幾尊大炮就可霸占一個國家的時代是一去不複返了”，這個莊嚴的宣告是華夏曆史向下走勢終結的標誌性事件。此後，華夏曆史又開啟了向上的走勢，一路向上。

也就是5000年的華夏史，期間從三皇五帝到盛唐是向上的走勢，從盛唐到民國是向下的走勢，從民國後又開始了向上的走勢。現在的曆史階段對應著清末民國曆史波穀後的新曆史波峰的成長期，而這次的新曆史波峰將會孤峰直上的超越唐。接下來本博對新曆史波峰做背景分析。

第一次曆史波穀是漢化的胡人以及未漢化的胡人在長江以北作亂，長江以南依然是華夏的。這個時期佛教快速發展對華夏文化的衝擊很大，但作為華夏社會文化傳承主力的士大夫沒有對華夏文化喪失信心，也就是華夏文化的社會向心力沒有喪失，在隋唐時期徹底的本土化了外來的佛教文化。元朝是華夏大地第一次完整性的被遊牧民族統治，但華夏文化的社會向心力依舊沒有消失，雖然這個時候的程朱理學對孔子儒學做了根本性的修正。但清末民國的第二次曆史波穀不同，這次的曆史波穀對華夏文化的衝擊太大，使得很大一部分社會精英對華夏文化徹底喪失了信心，他們要將華夏文化連根拔起，雖然他們並沒有找對華夏文化的根。這波對華夏文化喪失信心的人認為是華夏文化導致了華夏落後於西方，要將華夏文化徹底打碎扔掉去迎接他們所認為的先進文化。

跟佛教東來在五胡亂華後的快速傳播不同，雖然當時佛教在社會底層和上層均得到快速的傳播，但佛教主要是作為對華夏文化缺乏死後靈魂安慰方麵的補充，且當時作為社會文化傳承主力的士大夫也沒有喪失對華夏文化的認同，最後將佛教本土化為究竟文化的佛宗八派，而禪宗也作為世間最為究竟的文化傲然立於世界。但清中後期到民國期間的華夏曆史的第二次曆史波穀不同，這期間華夏對外戰爭是屢戰屢敗，士大夫以及主流知識分子們也逐漸由開始的狂妄自大轉變為文化上的嚴重自卑。從1840年開始的100年間，長期挨打的事實也將多數知識分子的文化脊梁給壓彎了，其中很多人的文化脊梁是被徹底打斷了，他們真的對華夏文化絕望了。

看一下當時的社會精英代表們在民國時期都幹了些什麽：正朔的政府代表蔣介石，加入了基督教做了基督徒；汪精衛更是直接投日叛國；王明博古之類的馬列唯蘇聯派也不少。這些現象不是偶然的，是當時的社會精英的文化脊梁被打斷後的一種本能的選擇：既然華夏文化不行落後了，向外看就自然而然了，無非在西方、日本或者蘇聯之間做選擇的問題。所以後麵才有毛潤之說了不少不明不白的話：類似路線錯了，知識越多越反動，讓知識分子接受窮人的再教育，這些應該都是針對言必稱希臘、馬列的人說的，而當時這波人在知識分子裏麵應該是占大多數的。

而華夏曆史選擇了毛潤之代表的馬列本土派，將馬列融入到華夏文化中。改開前的種種曆史運動或是無心插柳的將千年來套在華夏人身上的程朱理學的腐朽思想給打碎了，徹底的解放了華夏人身上的思想禁錮，那個能勇於直麵生存環境迎難而上的華夏文化的核心精神在戰天鬥地中又重新回來了。改開後又將西方文化的優秀部分融入華夏文化中，這種以華夏文化為骨架，融合著馬列以及西方科技文化的新的華夏文化，目前代表著人類社會能匹配社會化大生產的最高水準。

為什麽說毛潤之代表的馬列本土派是基於華夏文化的，是因為他們對“勇於直麵生存環境，迎難而上不信邪”的華夏文化的核心精神在曆史波穀中作了最佳詮釋，而後續的改開又對“海納百川，兼容並蓄”做了當時環境中的最佳詮釋。前後兩次幾近完美的對華夏文化核心精神的詮釋，將融合後的新的華夏文化推向目前人類社會認知的最高水準，因為融合後的新華夏文化能最大程度的跟社會化大生產匹配，後麵對這塊再做詳細的闡述。

毛潤之代表的馬列本土派，止住了清末民國在曆史波穀中的探底走勢。融合後新的華夏文化跟現代社會化大生產的匹配程度，代表著目前人類的最高水平，這種匹配帶來的巨大的物質生產能力，將推動華夏曆史走向超越唐的新曆史波峰。資本主義時代這種代表物質生產的曆史推動力是無可匹敵的，華夏曆史再次走向新的曆史波峰也是不可阻擋的。

目前，這種向新曆史波峰衝擊的氣象已成。更重要的是，“勇於直麵生存環境，迎難而上不信邪；海納百川，兼容並蓄”的華夏文化核心精神最適合資本主義以及其後的社會化大生產環境，而融合後新的華夏文化也是最匹配生產力發展的文化，終將會引領全人類走向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馬克思定義的社會主義，這也是華夏新曆史波峰的曆史意義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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