類型地下工作，鬼鬼祟祟的四屆人大

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最高權力機關立法，討論國家大政方針，本該是正大光明的事情。

當選人大代表，參政議政本該是光榮神聖，責任重大的事情，可是在1974年那個特殊的時期，卻神秘而詭異。

且看，當年全國人大香港代表吳康民的回憶。

1. 忽然接到開會通知

    1975年元旦過後不久，我忽然接到通知，要召開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了。

    港澳地區的代表們出發雖是同一天，但為了保密，是分別到了深圳再集中的。那時候沒有直通火車，也沒有直航飛機，到大陸隻能通過羅湖海關。

    過了羅湖橋進入深圳，在火車站的貴賓室大家才集合在一起。這時，大家才知道了彼此的代表身份。吃過午飯，乘車赴廣州，住進了珠島賓館。

    當時的珠島賓館是不對外開放的，專供高幹居住，由於四屆人大代表的進駐，賓館內外戒備森嚴，部分接待人員，沒有出入的特許證也不能踏過賓館前的小橋半步。

    會議的規定是：“未經批準，不得外出，不要向外打電話，不要會客。”基本上是切斷了與外麵的一切聯係，開會前消息一點不透風。

    到了賓館，打開衣箱，我才發現收拾行李太匆忙，忘了帶上一柄牙刷。

    賓館不供應牙刷，也沒有小賣部，去哪裏找一柄來呢?外出不可能，打電話不可以。告訴接待人員，他們也頗感棘手，但答應幫忙。結果是第二天才能弄到。

    在珠島賓館大概住上兩三天，主要是等待安排飛北京的軍用專機。

    在等待的時間，並無發出任何文件，也沒有開過任何大小會議。大家隻是聊天過日子。

    到了出發的一天，我們乘坐巴士去機場，倒沒有太多的戒備，巴士也沒有放下窗簾，還可以觀看一下廣州的街景。

    廣州的白雲機場是軍民兩用，軍用專機也是停在那裏，和民航機並列。一般旅客也看著我們乘上專機。他們也估計到這些人是去北京開會的，但開個什麽會，就不一定料到。還要說明一點，我們這些港澳客人，當時是穿得相當樸素的，男的大部分備上中山裝，女的也就穿上深色的衣褲。並不像今天開會那樣，穿紅戴綠、西服煌然的。因為那時候的國內大氣候畢竟與今天下同。

    2. 人民大會堂的秘密通道

    到了北京軍用機場，掛上窗簾的大巴士把我們送到了西苑賓館。

    西苑賓館，占地麵積很大，也很陳舊。多數房間並不附有洗手間，而且飯堂和住宿的這一棟並不連在一起。

    每天三次就餐時，都得跑個二三百公尺。一月份，北京天氣很冷。從有暖氣的房間出來，通過一個廣場和甬道，再進入有暖氣的飯堂，一出一進，一冷一熱，使人很容易感冒。

    保安部門經常來個通知，說蘇聯和東歐“修正主義集團”使館的車子，常在附近徘徊窺伺，進行偵察，要我們提高警惕。說去飯堂的時候，走路盡量要往邊靠。吃三頓飯，要縮頭縮腦地出入，真令人啼笑皆非。

    1月12日，發下了會議的日程表：

    13日晚，舉行第一次大會，聽取張春橋和周總理的報告。

    14、15日，開各代表團會議。討論政府工作報告和修改憲法。

    15日晚，召開主席團會議，說明討論情況，並通過各項人選名單。

    16日，各代表團會議，討論各項任命和選舉。

    17日下午或晚上，舉行第二次大會，通過各項決議和人選。

    第一天去人民大會堂開會，為了保密起見，通知要走秘密通道。

    晚飯後，點好人數，乘坐大巴士出發。先去一家大賓館，然後由該賓館的地窖走入地下通道。

    那條地下通道有五六公尺闊，大概可以行駛小汽車。但據說首長們的汽車，還有另外一條地下通道可達。

    通道隻有微弱的燈光，總之隨著人流走，並拐了幾個彎子。走了40分鍾左右，便到達大會堂。現在完全記不起來，是從哪一個梯口，進入大會堂會議廳的。

    大會堂的會議廳燈火通明，大會即將開始。

  3. 會議開得很輕鬆

    大會開幕之前，大家都在猜，毛澤東主席會不會出席大會?大會開始後，沒有見到他，大夥都有點失望。

    周恩來總理抱病出席了大會，並作了政府工作報告。這個報告比往屆的短，但周總理還是不能全文宣讀。他隻念了前麵一段和末尾一段，作個交代。不過文件每人都有一份，可以自己閱讀。周總理的出現，獲得了全場的熱烈掌聲。

    這一次的人大會議，隻有開幕和閉幕的兩次大會，剩下的是幾次的各省市代表團的會議。沒有小組會，而且根本也沒有認真討論過憲法草案和政府工作報告。人選也沒有什麽醞釀。因為，這些文件和人選都是“無產階級司令部”決定的，包準沒錯。所以，即使是有限的幾次代表團的會議，實際上也變成了“表忠會”。發言的人，都是談毛主席和共產黨對自己的關懷，說把一個普通工人或農民，或者是一個不懂事的“娃娃”，培養成全國人大代表，這個恩情說不完。記得有一位中醫院的赤腳醫生，說得十分激動……於是，嘶啞的聲音，激昂的口號，此起彼落。

    當時的港澳地區的人大代表，好像都沒有發過言。上台講的都是“憶苦思甜”的工農群眾。應該說，港澳代表當時還是受到另眼相看的。“海外關係”的陰影仍然籠罩著大部分內地人。雖然說是“統戰對象”，但“港澳關係”，並不吃香。

    有個別代表也顯出他們的階級成分的優越感，見到我們有點冷淡，說得嚴重一點，是有點瞧不起。

    既不用發言，也不用動腦筋，更不用應付記者。會議倒開得挺輕鬆的。

    說起記者，和今天可大不相同。因為會議秘密進行，港澳記者當然不可能有。內地記者雖然參加了大會，但也不會來采訪我們。是覺得我們沒有憶苦思甜的采訪價值呢，抑或諒解我們仍然處於“地下”狀態?這就無從探究了。

    於是我們幾個人，一有閑暇，便聚集在楊光先生的房間中聊天。楊光是工聯會的理事長，代表工人階級，又是主席團成員，他住的房間也就大了些。

 4. 江青的“騷操作”，怪異方式接見人大代表

    有一天晚上，大家正在看電影。突然打出字幕。請廣東省代表團立即回到會議室。據工作人員通知說，“首長”要來看望。

    當時，大概是晚上八時左右。一等，就等了三個多鍾頭。

    聚集在一起的代表都在猜，是哪一位首長呢?不會是毛主席吧?可能是周總理?可能是……

    等待久了，於是有人提議唱歌。先是合唱，革命歌曲、毛主席語錄歌。後來便有人點名要代表唱。先是由能唱的文藝界代表唱。紅線女第一個，石慧是第二個，還有兩三個不太出名的年輕人唱。文藝界的唱完了，又點名要高級幹部唱。李堅真大姐倒很主動，帶頭唱了客家山歌，果然寶刀未老，贏得一陣陣喝彩。

    那時趙紫陽已經恢複工作，他也是代表，於是許多人要他唱，他說不會。有的代表就喊：“忠不忠，看行動!”

    熙攘了幾個小時，已經是午夜。忽然門口人頭攢動，“首長”來了。

    來的首長原來是江青，是由韋國清陪著。

    江青進來時怪裏怪氣的。想必大家都看過眾多的紀錄片，對她應該有一點印象。她大概自認是文藝界的旗手吧，所以一坐下就先找文藝界的代表。於是紅線女、石慧便被召喚坐到她的身邊去。江青便自顧自地和她們談話，並沒有想到眾多的等待了三個多鍾頭的我們。

    她的談話聲音不大，大家並不知道她在談些什麽。過了一會兒，突然她又沒頭沒腦地轉過頭來，說道：“你們看過《日本沉沒》沒有?”

    《日本沉沒》是一出日本影片，好像在香港也放映過，隻是沒引起多大的注意。據說江青整天泡在高級領導的小電影廳裏看從國外輸入的“內部片”，這種影片在內地的絕大部分代表當然沒有機會看過。

    江青接著嘮嘮叨叨地說，這部片子反映了“資產階級的沒落心態”，可以一看，還吩咐手下把片子調來。

    但結果不知怎的，直到大會閉幕，誰也沒有看過這部片子。

5. 人事安排與橡皮圖章

    在醞釀選舉領導人的時候，隻有一張名單，並無任何簡曆。一些陌生的名字，引起了不少疑問。副總理候選人孫健，副委員長候選人姚連蔚，大家都在問：他們是什麽人?

    兩個女的副總理候選人吳桂賢和副委員長候選人李素文，有的人還依稀知道她們曾經是“勞動模範”。而孫健、姚連蔚呢?誰也不知道他們原來是幹什麽的。我當時問過趙紫陽，他說他也不知道。就是到了今天，絕大多數人還是不知道他們的底細。

    在一片不知道的氣氛下進行選舉，當然完全是走形式。那時候，大家的民主覺悟也很低。總之，是中央提名的準沒錯，於是選舉“一致通過”。

    但在人事安排上，由於林彪已經自我爆炸，他的主要成員自然不可能參加當時的領導班子。而且由於相當部分老幹部的複出，對於“四人幫”也形成一定的壓力，使他們也不可能占到優勢。

    國家主席是不設立了，於是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委員長代行了國家元首的若幹職責。這個職位仍然由德高望重的老帥朱德擔當，第一副委員長和第二副委員長也是德高望重的董必武和宋慶齡，第三才輪到康生。共22位副委員長，也隻有康生一人是壞的。

    國務院呢，仍然由重病的周恩來掛帥，輔助他的，便是第一副總理鄧小平。張春橋要當總理的野心落空了。副總理12人，除張春橋外，接近“四人幫”的也隻有兩三人。部長中，“四人幫”的人和接近他們的，四五人而已。在國務院中，他們也是少數。

    由於四屆人大“四人幫”並未取得優勢，所以會後不久，他們便又興風作浪，繼續批林批孔，並製造個“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來，最後招致他們的徹底滅亡。

    但力量的較量，是在中央，而不是四屆人大。雖然選舉是采用無記名投票進行，但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也隻不過是完成一次“橡皮圖章”作用而已。

6.  人大代表的吃喝遊玩小插曲

    人大會議結束之夜，天安門、東西長安街的街燈大放光明。當晚廣播中有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閉幕的消息，此時這次會議才算是公開了。

    在等待無記名投票的點票工作時，3000名代表還在宴會廳美美地吃了一頓。記得吃的好像是“佛跳牆”之類的燉品，還有冷菜，總之是很豐盛的了。這一頓是不是空前，我不知道，卻肯定是絕後。這十幾年來，在大會堂開會，時間不管多長，點票多麽費時，是再也沒有備飯餐的；有的，隻是發給每人一份麵包、蛋糕之類的點心。

    會議既已公開，我們的行動便稍為自由。我們幾個香港來的代表去了一趟頤和園。那時昆明湖水剛好結冰，是薄冰還是堅冰，我們還拿不準。見許多小孩子都下去玩耍，大概是可以站得住吧。我們便戰戰兢兢地站上去，為的是拍下一張到北京參加四屆人大會場外的照片。那時，會場內是不準照相的，全體合照更加沒有。由於可以留念的東西很少，這張“如履薄冰”的照片，對我們來講是很有紀念意義的。

    會議結束，大會為我們安排上了一次百貨大樓，讓我們買點東西。

    著名的王府井百貨大樓，為了接待全國人大代表，暫停對外開放。由於事先打過招呼，售貨員便都熱情招待。我在那一年買下的兩雙功夫布鞋，直到現在還在開會期間穿著。

    “文革”期間，“鬥”氣甚盛，各種服務行業的服務質量大大下降，售貨員的態度尤甚。對顧客不理不睬已是習以為常。如果稍為“撞”火，惡言惡語相向，也並不少見。那天百貨大樓專場接待過後，我又去過一次。由於屬於“微服出巡”，又不掛任何標誌，果然看盡了冷麵孔和受了不少悶氣。

    我們在北京等了兩天，終於又乘坐三叉戟軍用專機，回到了廣州。

7.  港區人大代表的“責任與使命”，怪異而擰巴的現實

    在廣州，是要和廣東有關方麵商量一下，回港要不要公開參加會議這件事。因為這是港澳代表第一次整批參加人大會議。中央大概隻管內地的，對港澳代表還沒有明確的口徑。

    會議雖然已經公開，但代表的名單沒有公開。對於內地來說，也沒有大張旗鼓宣傳的任務，看報紙的內容，宣傳並不高調，除了刊登幾個正式文件之外，就隻有唯一的一份新聞公報。

    不過，內地的代表如果回到原單位，還是要傳達一下。據說要傳達的精神是：會議的偉大勝利，首長的親切關懷，自己的感激之情。

    港澳當然應有區別。港澳代表既然沒有公開，港澳地區的“階級鬥爭又十分複雜”，所以也可以不宣傳，不表態；不過，又不硬性規定保密。小範圍內的熟人，也可以把情況說一說。

    其實，當時香港關心這件事的人絕少，傳媒也很少在這件事上找尋內幕，就連參加了主席團，名字已經公開了的費彝民和楊光也沒有受到新聞記者的特別注意。

    近年，有些記者會這樣提問：“當年為什麽會選中你擔任代表?”

    那時的香港政府做法和中國政府把香港人作為香港“同胞”看法相反，他們一貫把中國作為“外國”看待。

    在那個年代，“政治”是大大的禁區。至於直接與北京政治建製掛上鉤的事，對許多人來說，是極為“招忌”的。香港政府或明或暗都加以限製和“歧視”。

    不過，當這種秘密的、不必向選民交代的人大代表，我們的內心也並不好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