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倫多務實小民
昨夜，多倫多冷月無聲，寂寥之下，看了很多博客，想到自己也開通一個，權當記錄所見所聞，所思所想
上海又在發生一些悲劇，不少人以抗疫的名義非常暴力！
受者當然是受害者，很多施者又何嚐不是？轉頭他也可能嚐到暴力的滋味。
這自然讓人想起當年紅衛兵的悲劇，也許性質不完全一樣，烈度也要誇張/血腥很多倍。祈禱上海的悲劇早些結束，不要滑得更遠。
人世間，有暴力作惡，也有大度包容，雅量和解，讓人看到人性善良的光輝。
這裏分享一個清華老書記以德報怨的故事，讓人看到人性善良的光輝！
希望有更多的和解來溫暖我們的心靈，當然，更期望不要有那麽多的暴力悲劇重演。
羅征啟，１９３４年出生，清華大學建築係畢業，清華大學黨委原副書記。１９８５至１９８９年任深圳大學校長。
文革期間，羅作為清華黨委宣傳部副部長，遭受了嚴重的迫害。
當時學校分為兩派：井岡山兵團總部（因其核心的戰鬥組以林彪指揮的“２８團”命名，故自稱“團派”）和井岡山四一四總部（因成立於１９６７年４月１４日，故簡稱“四一四”）。
“團派”以蒯大富為首，因有是中央文革和毛澤東的撐腰支持，是掌權的； “四一四”是比較溫和的一派，是在野的。大部分黨員幹部和許多教師是傾向或支持“四一四”的。羅也是支持“四一四”的。
他和一幫人參與起草/修改了一篇重要的大字報 《四一四思潮必勝》。
據說毛澤東對《四一四思潮必勝》有看法。毛澤東和中央文革都不喜歡“四一四”，他們支持團派蒯大富們。
“團派”得知毛主席批評《四一四思潮必勝》後很高興，一方麵在學校組織人大張旗鼓地批判這張大字報，說《四一四思潮必勝》是反革命宣言；同時，他們的專案組開始抓人，羅征啟也在列。專案組審羅時也動用了肉刑逼供。有的下手非常狠，羅吃了不少苦頭。其中有一個學生叫孫耘的，平常並不主張打人，但有時候也得表姿態。有一次，孫耘正在審訊，孫錚擔任記錄，忽然聽到外麵有人進審訊室，孫耘馬上跳起來，左右開弓打了羅十幾巴掌，但是對羅不曾下狠手往死裏打。
時代洪流的裹挾下，很多人都有些異化，但是走多遠，也取決於每個人。
後麵羅僥幸得以逃脫到廣東。孫耘等人到羅家把羅父抓走，還抓走其他一些親朋，但是混亂中出了兩條人命。“團派”的孫耘和另一個姓王的同學隻好到北京公安局自首，承擔責任。當時人多手雜，七手八腳，到底是誰打死的，也不好確定。因為死了人，公安部門就把孫耘當首犯，送到海拉爾關押，從１９６８年一直到１９７９年。這１１年間，孫耘有６年是坐牢，其餘時間是勞動改造。沒有正式判刑。
孫耘是１９６２年考進清華，是當年河北省的理科狀元。在清華他本是個好學生，平時表現也不錯，但不知為何加入了“團派”。粉碎“四人幫”後，孫耘事件就成了清華一件有名的大案。而羅重回清華領導崗位。
接下來請看羅征啟的自述：
１９７８年下半年的一天，有人敲我家的門，開門一看是孫錚（她就是文革中整我的那個專案組的成員，後來和孫耘結為夫妻），她一進門就說：“羅老師，你認識我嗎？”我說：“認識，你是孫錚。”她說：“我代表孫耘來向你請罪。當時我們年輕無知，傷害了你和你的家人。很對不起你和你的家人。”我問她：“孫耘在哪裏？”她說：“還關著。”“他是罪犯，這十多年時間大部分被關著。”我問：“判刑了？”“沒有，但案卷上寫的是反革命殺人犯。”她的態度很誠懇。我問她：“你找我，希望我做什麽？”她說：“我隻是希望你原諒我們。孫耘如果能出來，他一定親自來向你請罪！”我家裏擠，就把她帶到辦公室，說：“你等一下。”我寫了一封信，寫完讓她先看了一下。信是寫給海拉爾公安局的，請北京市公安局轉。因為孫耘是北京市公安局送到海拉爾的。信中說，孫錚來向我道歉，態度是誠懇的，孫耘去我家抓人，有曆史的原因，他不是指揮者，也不是直接打人至死者。我代表被害人家屬，負責任地聲明不再追究這件事了，請你們釋放孫耘。孫錚看了這封信，當場淚流滿麵。她說：“羅老師，我沒有想到你會這樣做。我不知道該說什麽，我代表孫耘感謝羅老師。”
孫錚走後，我將這封信通過清華辦公信箱送給北京市公安局。我還把這封信給我愛人、父母、姐妹們都看了，他們都同意我的做法。一個月以後，孫錚和孫耘來到我家，孫耘說：“羅老師的信一去，海拉爾公安局就把我放了。公安局看了羅老師的信也很感動。他們說我這十年改造態度好，沒有什麽不同意見，就把我放了。”我說：“出來了就好，今後好好幹吧！”他們說：“我們兩人想考研究生，不知行不行？”我說：“我讚成！你們準備得怎麽樣？”孫耘說：“專業方麵我在監獄裏有準備，就怕政治課。”我說：“政治課好辦。”我立即讓政治教研室搞了一份研究生考試的政治課複習提綱給他們。
他們參加了當年的高考，報考的是哈爾濱工業大學。考試結果出來以後，孫耘、孫錚又來告訴我。孫耘總分第一名，孫錚也考得不錯。但是，哈工大看他檔案裏麵有“反革命殺人犯”的記錄，不敢錄取他。他們對我說：“即使哈工大不錄取，我們也滿足了，是我們有錯。”我考慮了一下，又寫了一封信給哈工大黨委和黑龍江省招生辦，並轉黑龍江省委。大意是：孫耘考試成績好，這不奇怪，他原來就是業務尖子。文革時期，他們二十歲左右，沒有人生經驗，犯了嚴重錯誤，但是是在文革那個特殊環境下犯的錯誤。這些年有深刻反省，態度很誠懇，現在劉少奇的問題都解決了，應當是化冤解仇，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
信發出去後不久，黑龍江省委派來了兩個人找我，查詢確認這封信的事。我說：“這信是我寫。孫耘是個才子，年輕人犯錯誤，已經懲罰了十幾年了。像這樣的人，拉他一把，就成了人才；推他一把，就成了社會負擔，何必呢？”他們說，省委書記楊易辰看了信還是不敢定。送到中紀委王鶴壽那裏，王鶴壽又送到胡耀邦那裏。胡耀邦批示：“這是個好事，責成中紀委第二辦公室代中央起草一個文件，給黑龍江省委和哈工大黨委，這兩個學生可以錄取。這樣的人才應當愛惜。此事可以登報。”（當時我沒看到耀邦批示的原件，隻看到了新華社記者唐賢美手中的一份文件）
一大群記者拿著有這個批示的文件找我，談登報的事。我當時在中央黨校學習（是“第一期中青年幹部”培訓班，同期學習的有尉健行、田紀雲等）。我認真考慮後，給耀邦回了一封信。信的大意是：感謝您對我的理解和支持。但您讓登報的意見，我認為不妥。當前全國打砸搶的遺留問題還沒有完全解決。如果這件事一登報，容易造成文革中的問題一風吹的結果，可能造成反複。如果您認為有必要，登個內參就可以了。
信寫好後，仍請那位新華記者唐賢美帶回去呈耀邦，聽說耀邦又立即批示同意。後來新華社“大內參”登出來了。
孫耘和孫錚被哈工大錄取後，專程來看了我。此後他們每年都到清華來看我。１９８３年以後我調到了深圳，他們還常常到深圳來看我。他們寫的論文也都寄給我。
２００５年，孫耘夫婦帶著女兒在北京請我吃飯，共有１２個人參加，有“團派”的，也有“四一四”派的，氣氛十分融洽。曆史的誤會，“我們當年都認為我們是正義的”，回想起來很多都很可笑，也很可怕。許多年過去，“相逢一笑泯恩仇”。
席間，孫耘請我和他們全家一起照相，並對他女兒說：“你要記住這位爺爺，他是我們家的大恩人，沒有他，就沒有我們家，你一定要記住！”在場的人十分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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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後麵南下，參與創建深圳大學，一樣用愛，用包容，關懷學生提攜後輩，廣受好評。
2022年仙逝，網上眾多人撰文悼念。
現在一般都是一板子打到一派頭上， 另一派就幹淨了？
打人者若父親是當年的副部級以上， 打了也就打了， 挨了的也就挨了。
這就是說不清道不白的曆史
羅征啟：一位不該被國人遺忘的教育改革家
對於那些躲在後頭，以操弄人們鬥來鬥去為樂事的，絕對不要輕輕揭過 -- 一定要好好記住他們的“恩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