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春橋姚文元心腹朱永嘉懷念蹲監時光

朱永嘉，1931年生，曾就讀於複旦大學曆史係，師從譚其驤、周予同等文史名家。後任教於複旦大學曆史係，從事秦漢史、三國史、明史等方麵的教學與研究。

上世紀60年代，朱永嘉因“寫作組”而興，由複旦大學一名普通教員一躍而起，成為上海政治舞台的重要人物。“文化大革命“期間，他直接領導上海市委寫作組，專供張春橋、姚文元及當時的上海市官方”禦用“，被張、姚等人倚為心腹。曾官至上海市委常委。

1983年，朱永嘉因”反革命罪“等，被判有期徒刑14年。這之前，他已被隔離審查了6年，關在上海提籃橋監獄。

1988年，57歲的朱永嘉保外就醫，之後又提前釋放。出獄後，他寫了四五百萬字的書，著有《晚年毛澤東重讀古文內幕》、《論曹操》等，還拿到了不菲的稿費。

總體來看，鄧時代對政治犯 還是十分寬大的。

翻看幾大造反派領袖的經曆，鄧時代都對他們給了出路。某種意義上講，朱這一類人沒有受太多苦，也談不什麽傷。雖然被判刑，失去自由了，但是羈押期間總體受寬待，後麵或保外就醫，或假釋（提前釋放）。出獄後大多給了出路，由於政治寬鬆，有的還挺風光。相對於他們幹的那些事可以說寬大無邊。這和文革期間（以及之前）對政治上有“問題”的人動不動就人格侮辱，身體傷害，直至肉體消滅 形成強烈的對照。

當然，從結果看，這些人政治上、思想上是沒有悔改的，後附朱永嘉寫的《懷念在提籃橋的六年監獄生活》，讀來感覺蹲監時光總體不錯，有時候還好不“愜意”，字裏行間甚至流露出幾分“自得”（和屁民比起來，人家可能有資格自得吧？！）。這又和文革初很多人寫的“傷痕文學”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朱永嘉出獄後，他寫了四五百萬字的書，著有《晚年毛澤東重讀古文內幕》、《論曹操》等，還拿到了不菲的稿費。現在還在著名左派網站“烏有之鄉”上還很活躍。

日子爽得不得了，哪裏會有反思，後悔？更不會羞愧，沒有傲嬌就已經不錯了。

朱的回憶文章讓我們見識之下特殊時代特殊人群的生活也還是非常獨特的。（作者自述客觀，估計很難客觀吧，難免粉飾和自吹，這樣更符合人性和他的人生經曆)

附：

朱永嘉：懷念在提籃橋的六年監獄生活 （懷念這個詞就用得很有意思）

　　從媒體上看到一條消息，標題為《上海提籃橋監獄將關閉，改造為商業產地》；７月１１日《文匯報》刊登文章《提籃橋監獄搬遷尚待時日》提到政協委員遞提案催促搬遷，看來提籃橋監獄搬遷成定局了。內容有英國人１９０３年修建，被稱為“死亡之城”的提籃橋監獄位於上海鬧市區，因占據了寶貴的土地將麵臨關閉，規劃官員承諾保留監獄的“原汁原味”，同時將這個３３２８５平方米的監獄改造成“包含商業、文化和寫字樓的綜合設施”。為此，許多報刊和雜誌還介紹了上海提籃橋監獄的曆史及相關人物。提籃橋監獄的命運，也許遲早會被拆除。在那兒會建起商業化的辦公樓和商住樓。不僅監獄本身，包括監獄周圍的民居也會被拆建新的高層。

　　就我而言，對提籃橋監獄還有一份特殊的感情。我在那兒足足蹲了六年的時間，對裏麵的人和事，對裏麵的景物，實在難忘，有時還呈現在夢中，似乎我仍在那牢獄中，是一份很難忘卻的記憶。我不知道這所監獄能不能留下來，還是先把我在提籃橋這六年難忘的生活記憶，用文字比較客觀地把它保留下來吧！沒有任何控訴的意味，隻想如實地訴說，或許還有一點趣味呢！

　　隻要有人群聚居的地方，它自然構成一個社會，監獄雖然因關押犯人而成為一個非常封閉的場所，在監獄內部還是構成一個相對獨立的小社會。在監獄裏麵有管教，有犯人，無論管教還是犯人，都有等級關係。犯人在監獄中過的是集體生活，衣食住行都有嚴格的秩序，對犯人的管理還有一套獎懲製度，在犯人之間還有一套與社會上不同的榮辱觀念。當然監獄的生活還不能完全脫離整個社會，至少犯人與其親屬之間還有定期的交往，家屬的探監也是一道特殊的風景線。

　　出獄以後，我與朋友聊天時，喜歡誇揚自己的生活圈子，說我去過的地方，你們去不了。朋友好奇，問是哪裏，我說提籃橋，大家哈哈大笑。人們抱著好奇的眼光看我，這在常人心目中確實是一個奇異的地方，問題是你抱什麽眼光去看待它。要知道它也是我們社會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不過在常人心目中，它總還有一層神秘的麵紗，曾經在那兒呆過的人，都不願講罷了。我現在想挑開這層麵紗，也許還有不少可以讓人們欣賞的地方呢。

　　我們都知道，上海提籃橋監獄是一座古老的監獄，那是英國人在虹口區建的一個比較牢固的監獄。解放初，我還在中學讀書的時候，就進去參觀過，那是進行愛國主義教育，參觀的目的是講述帝國主義如何壓迫中國人民的往事。我在裏麵看到過陳壁君在服刑，她是汪精衛的夫人，她是一個人的單間，有床，有桌子，有椅子。她一個人默默無語坐在牢房裏讓人們參觀，偶爾也與前來參觀的人講上幾句話，她看上去還安詳，沒有什麽特別痛苦的表情。我還參觀過那兒的絞刑室及絞刑架，以及犯人勞動的場所，那時候裏麵關押的犯人不多，顯得空蕩蕩的沒有多少犯人。這是一九四九年十月間的事，我們去參觀的那一天，陽光明媚，沒有什麽陰森恐怖的感覺，那是我青年時期對上海提籃橋的第一印象。

　　我是一九八二年八月二十三日判刑的，判了有期徒刑十四年。從我解放初去參觀算起，時間過去了那麽多年，現在卻輪到我到這個監獄去服刑了。哈密路看守所用兩輛吉普車送我去提籃橋服刑，因為我的書籍多，一輛車子裝不下。臨走時，看守所的所長給我說笑話，你是孔夫子搬家，一輛車子裝人，一輛車子裝書。到了提籃橋監獄，猶如鬼門關，監獄裏有三重大門，這下子進門就有一點陰森森的感覺了。進了大門以後需辦理收押的手續，要填表，填上自己的姓名、性別、年齡、案由和刑期等等，要蓋手印，十個手指都要蓋，還要照相，是穿著囚服照相，照正麵還要照反麵。這大概是入獄的例行公事，我沒有太當一回事，人家怎麽過場，我也依照這個程序。然後過兩道門、三道門才進入關押的監房了。我被安置在八號監，八號監有五個樓麵，我被安置在四樓中間的一個監房裏。

　　一九七六年十月末，我自日本返回上海，一下飛機，便被架往一不知何地的場所，開始我被隔離審查的生活。後來我才知道這兒是大場，是警備區警備團的營部，過去也來過，是來這裏總結好八連的經驗，我還發過文章，推薦好八連指導員王傳友的經驗，他後來是團政委，警備區政委了。這世上碰巧的事也真多，在那個時候我也不提這些往事，否則對大家都不便。

　　記得我在隔離審查期間，不能叫我名字，給了一個編號，我是上海第一個隔離的，所以編號是一〇一，後來我取了一個假名叫淩益。關在那裏我的同案犯，大家都是一個人單獨住一個單間，有大床，吃飯是送上門的。

　　在大場受審查時，還有六個戰士，三班倒的陪伴我，在那兒白天日子還好過，晚上可苦了，那兒蚊子多而大，不能掛蚊帳，通宵達旦一百支光電燈，無法入睡，頭頂一支蚊香，腳邊一支蚊香，頭邊有一個哨兵，腳邊也有一個哨兵，他們陪我受蚊蟲叮咬之苦，他們所以那樣做是怕被看管的人自殺。那時馬天水也被隔離在那兒，有過自殺的念頭，吃了大量安眠藥，被哨兵發覺，從嘴裏摳出來。

　　其事我怎麽可能自殺呢，我讀曆史的，這種政治上的浮沉看得多了，根本不當一回事。現在可以換一個視角去觀察生活，比我在台上看到的也許更真實。時間充裕了，好好讀書嘛。這種情況下，傻瓜才去想個人得失。這時為人決不能緊張，更不能慌張，要沉著，要隨遇而安，安心了才能有收益。更不能有幻想和妄想，那會害得你死無葬身之地。

　　我與哨兵們相處久了，也熟悉了，所以那時我還有人可以聊天，談家常，雖然這是不允許的，沒有人知道時，大家交流說天說地，所以不感到寂寞。看守我的戰士都是農村來的青年，他們文化水平不高，都在談戀愛了。但寫不了信，他們會要我幫他們寫情書，我就幫他們寫情書，還要寫詩，這樣他們對我很親，給我講他們的戀愛史，講他們家鄉的故事，這也是我當時了解社會生活的一個口子。

　　相互之間相處久了大家熟悉了，如朋友一樣，隻要管理人員不知道，他們就會帶我去散步，挖地裏的胡蘿卜給我吃，帶我去他們的大澡堂洗澡，當然也有無聊的時候，我一個人看著地上的螞蟻，看著它們排著隊進進出出那副忙忙碌碌的樣子，似乎我也進入了他們的世界。

　　到了哈密路看守所，我的待遇就不同了，雖然還是我一個人一間房關著，巡查的哨兵隔著門上開的一個小窗口向裏麵張望。我說話的機會很少了，偶爾哨兵會打開小窗口，也會跟我聊一會兒，他們隻是以好奇的眼光看著我，見我老是坐著看書，他們問我看什麽書，有趣嗎？那時也有放風的機會，無非是到院子裏泥地上走幾步，伸伸手腿的筋骨。在房間內看著牆上貼的剪紙，朝南一麵還有兩扇窗子，我把吃飯剩下的飯粒留下來，放在窗前等麻雀來光顧，有時也會有一兩隻麻雀來光顧，我就感到很快活了。

　　那時也不定期的可以允許有家屬前來探望。探望則另找場所，用吉普車送我們出去，於是，我可以看到馬路上人來車往的熱鬧場麵，好久沒有見到這種景象了，見到也覺得有趣。有一次車子經過國順路，可以見到我家的後牆，如果能回家去看一下就很開心了。

　　每次家屬來見，我母親必到，還有夫人和兒女來談家常，問問家裏人的狀況，孩子們的生活情況，他們的悲慘遭遇從未向我吐露過，怕我瞎操心，而且會加重思想負擔，總是隻講好消息來安慰我。其實他們不講我也明白的，如果他們講了，我也是無能為力的。

　　一九八二年的九月間，我到上海提籃橋監獄以後，情況馬上發生大的變化了。

　　我原先在隔離室是單獨關押，按理說，我們作為政治犯，被判刑之後，也應該單獨關押的。但是，為了更嚴密地控製我們，到了提籃橋監獄卻是與刑事犯關在一起。我住進去的那間監房，隻有三點三平方米，地板是水泥地，上麵鋪了一塊木板，關押三個人在裏邊，那是非常擁擠的了。前麵是鐵欄和鐵門，鐵門上鎖的，獄警巡查時，我們全部都在他的監控視線範圍之內，沒有一點遮掩的地方。

　　在監裏，犯人要穿囚服，理發要剃光頭，我受優待，剃了一個小平頭，倒也舒服。大概一個月有一次理發的機會。狹窄的牢房裏沒有床，也沒有椅子，大家都盤腿坐在地板上，麵對著鐵門。牆角還要放一個馬桶，大小便都在監房內，每天早晨有勞役犯來倒馬桶，一天三餐是勞役犯送來，也蹲在那兒用餐，飲水早晨發一杯。吃喝拉撒都在小監房，其味可以想見。

　　我們還要經常被強迫在這裏麵勞動，白天把棉被折疊成方形堆在一起，然後在地板上拆紗頭，那是把棉紡廠和服裝廠生產多餘的零頭布，拆成紗頭，給工人擦拭車床油汙用的。天地盡管那麽狹小，還得保持監房的整潔，不斷有人來查衛生。

　　在牢房裏睡覺太慘了！晚上睡覺的時候，三個人不能朝天平睡，要側著身子才能睡得下。誰也不能蜷腿，因為那樣別人就無法睡了，翻身時要三個人一起翻，所以弄得大家經常睡不好覺，精神上的打擊，肉體上的折磨，那很痛苦啊。作息時間是固定的，六點起床，九點睡覺，聽哨聲鈴聲指揮，整個生活都帶有機械化集體化的特征，這大概也是以現代工業化管理的方法來管理犯人，而犯人的生活完全帶有軍事化的特征，一切都是整齊劃一。

進監不久，監獄領導在會客室找我們同案犯一起開了一次座談會。我一進會客室的門，隻感覺那個會客室的陳設比康平路的會客室還考究，沙發、燈光、地板都那麽豪華。監獄的會客室尚且如此，政府會客室就不知如何豪華了。八十年代初，風氣變了。

同案犯都到齊了，王秀珍對我還是以老師相稱呼，師生同牢相會，真不是滋味。談話時監獄領導講話還是很客氣，沒有訓斥，還有哲學意味地講了過去、現在、將來如何對待，他是鼓勵我們要向前看，還是出於好意。我腦子裏想的，當然要向前看，至於對過去怎麽看，還得好好想想才能弄明白呢。

　　與我關在一起的那兩個人，一個是小青年，名字叫朱東彪，文化大革命中誕生的，所以取毛澤東和林彪中的“東彪”這樣的時髦名字。那年他隻有十八歲，是打群架進來的，他的一個眼睛幾乎瞎了，是打傷的，個子矮小，瘦瘦的，麵相很凶。另一個是中年人，大概五十多歲，人比較胖，因貪汙罪進來的。（政治犯，刑事犯，經濟犯，齊了）

　　朱東彪被隊長叫去時，那裏把獄警叫隊長，那個中年犯人立即向我訴苦，說這個小家夥壞，經常欺負他，還打他。朱東彪這個小青年對我還客氣，還不敢對我動手動腳的，我和他處得也不錯，詢問他的家庭情況，問他進來的原因。後聽說我是政治原因進來的，刑期比他長，他就佩服了。

　　監獄中，在犯人之間的榮辱觀與外麵是顛倒的，誰的刑期長，誰犯的是重罪，反而受尊敬。其他的犯人要伸大拇指對你表示欽佩。過了幾天，他忽然對我說：隊長要我匯報你的情況，你看怎麽辦？我說你見到什麽，就說什麽，我給你說過什麽，你就匯報什麽，不要說假話就行了。又過了兩天，他回來對我說，隊長叫我去匯報你的情況，我是如何如何說的，我聽了以後，對他說很好啊！

　　因為我帶的書實在多，放在一個大行李包裏，然後集中放在一間專門的監房裏，並規定好日子，大家可以一起去拿各自的東西。朱東彪看到我行李袋除了衣服外，都是書，他就問我帶那麽多書幹嘛，多帶一點吃的東西不好嘛？我對他說，那也是糧食，不過是精神上的糧食，你不僅需要吃飽吃好，也需要學文化知識，做人要有精神，讀書可以充實自己的精神。

　　沒有多久，這個小家夥把我當父輩看待了，因為大家都姓朱啊。旁邊那個中年犯人對我講，自從你進來以後，這小家夥變規矩了，也不打我了。我說我們一起和平共處，我這個人有一個長處，就是隨遇而安，不管到什麽環境都能適應，善心待人。小孩子打架不懂事，問題是缺少教育。過了一段時間，因為他們太聽我話了，所以監獄隊長把朱東彪和那中年人都弄到農場勞動改造去了，想不到我反而害了他們。

　　其實監獄從管理者的角度講，他們就是故意讓犯人之間要有一點矛盾，才能掌握情況啊！然而成天吵架鬧個沒完沒了，甚至鬧出嚴重傷殘或致命的事情來，他們也頭痛。他們對犯人的管理既是希望有矛盾，但又要完全處於掌控之內，獎勵犯人向隊長打小報告，這樣既可以了解犯人之間的情況，又不會團結一致來對付他們。對在押的犯人還要進行思想教育。否則的話，那麽多刑事犯在一起，他們還可能進行犯罪和如何逃避懲治的經驗交流場所。

　　提籃橋監獄的組織情況是：一個樓麵一個中隊，我屬於四中隊。五個中隊構成一個大隊，管理一個大隊的獄警，叫大隊長，管理一個中隊的獄警，便叫中隊長。一個中隊有一百幾十號犯人，要一個中隊長或幾個小隊長來管也難，所以更多是用犯人來管犯人。隊長找犯人談話時，不能平起平坐。隊長坐在椅子上，犯人在旁邊坐在一個小板凳上。一高一低，上下等級分明。

　　犯人之間也是有等級的，小監房的犯人是最底層的；可以在監門外陽台上給小監犯送點水和送飯、倒馬桶的則是勞役犯，比小監犯高一等，因為他們可以走來走去。他們在送水送飯時，也會在犯人之間幫助傳遞一點信息。他們勞動強度也是蠻高的，最繁重的是倒馬桶，那麽多小監的馬桶一個一個倒過去，小桶並大桶，那大桶夠重的，一路上是臭氣熏天。協助中隊長管理犯人的叫事務犯，他們可以在前陽台與隊長們一起相處，犯人的食品，便由監獄通過勞役犯來逐一分發的。其實他們的權力不小，我記得工總司的副司令潘國平曾經做過前陽台的事務犯。

　　我們每個星期三的早晨可以吃一次花生，每人是一匙，是由勞役犯給每一個監房順序發下去的，潘國平做事務犯，在七大隊的前陽台，每次他可以拿到一個大口瓶裝得滿滿的一瓶花生，他為此很得意地自誇呢！

　　潘國平現在已去世了。他的晚年很坎坷。他是退伍軍人出身，在玻璃纖維廠當工人，文革時參加工總司是副司令。安亭事件時，他衝在前麵，是他與張春橋簽安亭事件那五條的。一九六七年初我見他時，是一個毛頭小夥子，不懂什麽事。文革後，他兩次入獄，幹了傻事，死得孤苦伶仃，怪可憐。聽說大殮時，連名字也沒有掛。

　　一個事務犯，隻管一個中隊，我所在的八大隊有好幾個中隊，中隊之上，還有一個總事務犯，他是犯人中最威風的人，他在犯人麵前可神氣了。他能指揮很多勞役犯，要有一點組織能力，記得他是一個強奸犯，原來是一個中學教師。他見了我還是點頭哈腰的，比較客氣。

　　剛進監獄時，洗澡也是一件很痛苦的事。天冷了，一個月洗一次澡，也是集體化的。大家排了隊一起去洗淋浴，澡堂幾十號人一起脫了衣服光著身子，然後排成幾個長隊。其場麵實在非常壯觀，在外麵是看不到的。上麵是幾根管子上的一個個小眼噴水下來。

　　由於管子長而迂回，水冷熱不均勻，所以一會兒是冷水，凍得直發抖，一會兒是熱水，燙得你直叫。淋濕以後，抹皂動作慢一點，水又來了，還沒有衝洗幹淨就沒水了。便要擦身穿衣服了，真是活受罪。這個犯人集體洗澡的設施和方法，大概也是當年英國人留下來的西方的監獄文明。為了管理上的方便，讓洗澡也來一個集體化、機械化。

　　在八號監也有放風的機會，那時放風有二個地方，一個在屋頂上，是一個平頂，有高牆。一個中隊的犯人一起放風，可以曬太陽，犯人可以伸伸腿，走幾步，也能在犯人之間聊幾句。有一個隊長，在中間看管，由事務犯替他搬上靠背椅和凳子，放上一杯茶。他找犯人談話時，犯人要坐在小板凳上。

　　無論如何，放風對犯人而言是一次精神上放鬆的機會。另一個放風的地方是在兩個監房的大天井，有兩副籃球架，那時犯人可以丟幾下籃球的運動。也有賣書的攤位，可以買幾本書。放風也是犯人應有的權利，犯人都病了，他們也不好辦。

　　我是一九八二年九月間收監的，住在小監房，光線非常暗淡，書都保管在倉庫裏，沒有辦法讀書。監門離窗戶的距離遠，這樣的日子很難過了。我就盤算著日子，我在隔離室呆了快六年，在那兒的缺陷是孤獨，沒有人說話，好處是可以讀書，生活比較安靜，隻要自己不在個人得失上胡思亂想，在精神上折磨自己，清苦的日子還可以過得下去，好比和尚麵壁修行那樣。

　　到了提籃橋監獄，還必須處理各種人際關係。其中有管我的隊長，有事務犯、勞役犯，有同監的犯人，處理好方方麵麵的關係，才能求得一個比較安詳的小環境，才能生存下去。在牢裏規定一個月見家屬一次，在高牆內，排著隊等候親人的見麵，這一天對於犯人們來講，幾乎是過節日一般，是最高興的日子。如果哪個犯人沒有約定的家屬來接見，他就會如沒頭的蒼蠅那樣終日忒忒不安地自言自語，表現出那種垂頭喪氣的樣子。

　　有一次見家屬的時候，我盤算了一下，留下還有八年的刑期，還有九十六個月，換一句話說，要經曆九十六次接見，這種對親屬和自己都是既盼望又難耐的等待的苦難的日子實在太漫長了，這種折磨人的生活如何過呀，得想一個辦法來改善自己呆監房的處境。

　　作為政治犯與刑事犯的待遇沒有區別麽？沒有區別。刑事犯努力改造還有減刑的機會。政治犯則沒有刑期的變化。除非政治形勢上有某種需要，這不是個人的努力所能決定的。有沒有可能向上麵提出改善環境的訴求？我知道這時提了也沒人來理睬你啊？

　　好在那個老熟人李庸夫後來當了上海市司法局長，給我們這些人提供了一些方便。李庸夫過去是市委書記梁國斌的秘書。在一九六十年代，大家一起在康平路辦公廳見麵，上樓下樓抬頭不見，低頭見。大家知根知底的。文革時梁國斌倒黴，他去了黑龍江農場當慰問團；文革結束以後，他反而出頭了，成了我們的專案組長。

　　我被收押進提籃橋監獄後，記得李庸夫來看過我三次。第一次他來看我時，我有意不與他照麵，前陽台的事務犯對我很好，他偷偷過來給我講李庸夫來看你了。於是，我就故意低下頭拚命拆紗頭，把眼睛和手的距離放得很近，表示光線太暗，看不清，你們還要強迫我們勞動，意思是讓他了解牢房的生活條件的真實狀況。李庸夫在我監房看了幾眼，什麽也沒有說，回頭就走了。

　　李庸夫來探望後的第二天，隊長便對我說了：你以後不要拆紗頭了。於是，我由三個人一監改成兩個人一監了。原來同監的兩個犯人走了以後，換了一個做過裁縫的中年犯人來與我同住，上麵叮囑他，要他好好照顧我的生活，照顧好了可以積分。一般的刑事犯可以評勞改積極分子，根據他的積分來評選。他用的一本１９７５年出版的《新華字典》那是給學生用的。我手邊沒有字典他送給我了，至今我留在手邊，簡單的讀音翻一下這本小字典便可以了，複雜的問題，查《康熙字典》與《說文解字》，有的查《辭海》。我拿這本小字典時，便想到那個時候，那個人。他曾經做過工宣隊，是裁縫出身，偷了一台縫紉機入獄的。

　　那時還允許我在監門上安放一塊紙板，我可以進倉庫找幾本要看的書，在監房的紙板上放書，並用筆寫寫劃劃，寫幾句讀後感之類的。同時，我的夥食也得到改善了，中午給我加一角錢的營養費，每天可以多吃到一個小雞蛋了。這大概是李庸夫叮囑他們特別對我的關照吧，因為那時李庸夫已經升任上海市的司法局長，監獄的領導都得聽他的。據傳他曾經因為審判我們有功，所以官升一級。其實，在那個時候，他也隻是奉命辦事而已。

　　對於監獄來講，它的上級是勞改局，勞改局的上司是司法局，李庸夫便是他們的頂頭主管的上司了，他的一句話，下麵當然是照辦，在這一點他還是講究政策的。

　　我們好幾個人都關在一個樓麵，包括徐景賢、王知常、肖木，還有曾經在遊雪濤小組搞簡報的李家政等人。但是，大家都沒有機會照過麵，相互間並不知情。過了一段時間，李庸夫第二次來看我。這次他把我們幾個同案犯召集在一起，在大隊的辦公室一起見麵。這樣我與徐景賢、王知常、肖木及王洪文的小兄弟戴立清、陳阿大、葉昌明、黃金海他們終於又見麵了。這次由於我們的生活有所改善以後，李庸夫來關心一下我們的生活狀況，見我們精神狀態還不錯，他也就放心了。

　　從那次會見以後，八大隊開始組織我們這批同案犯在一起學習討論問題了，當然是在他們幹警參與下進行座談討論的，所謂監控嘛。說實在的，那種學習也隻是形式而已，實際上還是大家談天說地的閑聊。同時，從那以後，我們可以在監房門外的走廊上散步了，不用成天關在小監房內，坐在那裏一點也動彈不得，人不能走動生活怎麽過呢？

　　蹲在監獄裏，還得處理好與幹警的關係，不怕官，隻怕管嘛。那時監獄裏的幹警們要參加文化考試，補高中文憑。有的隊長來找我補課了，那就給他們開小灶單獨在小監補課，幫他們去應付考試。高中的語文、曆史、地理我還是應付得了的，隻要把課本給我看一下，我就能講了。這樣我們與幹警的關係親密起來了，有時候也一起閑聊，大家讀報。有時他們對形勢變化判斷沒有我敏感。

　　有一次報上登了胡耀邦登泰山去蓬萊觀海，還題字。我說，胡耀邦做這事還太早，他的日子不會太長。他們問我根據在哪裏。我說登泰山，古代是皇帝祭天封禪。秦始皇登過泰山，去過蓬萊。胡資格還嫩，不要真的把自己當總書記，他隻是一個管家。他那樣忘乎所以，老人們會容得了他嗎？

　　後來有一次報上登彭真接見中央的警衛部隊隊長們的消息，我說中央出事了，說不定胡耀邦要下台。幹警奇怪，問我憑什麽？我說就是彭真接見中央警衛部隊，是非常事件，宮廷有情況了。後來果不其然，胡耀邦下台了。幹警們佩服我的預見。其實風起於青萍之末，由微知著嘛。而且從胡耀邦當時的處境講，他更應該謹小慎微，決不應該忘乎所以，口無遮攔地輕舉妄動。這一類現象，也是讀曆史的人的常識。

　　有時候，他們還將自己家裏的事情講出來與我商量，讓我幫出點子。於是我與家屬接見時，時間超過一點他們也眼開眼閉的，送吃的東西多一點，送錢多一點，他們也都能寬鬆放行了。有一次，有一個我不認識的幹警來找我，說賈植芳托他帶信來給我問好。一時我有一點摸不著頭腦，他說那時賈植芳也在八大隊服刑，他們認識，所以托他來問好了。出獄以後，我與賈植芳還有往來。天下事真是無巧不成書。

　　有一次，王知常對我說：監獄想在犯人中辦一個大專班，要請我們做教員。於是，我一口答應，我說這個辦法好，人活在世上，總要做一點於人於己的善事。這樣我們便幫助監獄辦了一個文科的大專班，招了四十多個學生，那些學員都是很年輕。我記得有一個叫周天安的，性格很倔，但為人很講義氣。這些人處理得好，是一塊好料，能幹一番事的料。學員中還有幾個女學生呢！她們從女監過來聽課，幫她們從初中文化補起。

　　同時，從監獄犯人中找了幾個理科出身的犯人，其中有張楊、張曰梁，他們都很有水平，這樣成立了一個教研組。張曰梁後來在新疆，張楊在北京，後來都與我有過交往。我們花了三年的時間搞教育，有二十八個學生犯人參加了電大考試，據說考分還是全市第一呢。有一次，我還曾去女監給她們上大課呢！男的犯人進女監是很少很少的，也有女的幹警到我們這兒聽課。盡管環境仍然是監獄，但是在這個小環境，我還能自得其樂。

　　既然要給學生上課，我就向監獄提出要備課看書報。於是，監獄就把郵局訂報刊的目錄給我圈，我劃了不少報紙和雜誌，如《世界經濟導報》《經濟研究》《哲學研究》《曆史研究》等報刊雜誌。我特別看重《世界經濟導報》，那時的《世界經濟導報》在上海開外界風氣之先，是老朋友欽本立在編，他原是我在華東局內刊編輯部一起工作的，那時他負責經濟組的工作，我負責曆史組的工作。他與我常一起在丁香花園聊天。他喜歡喝白酒。我們倆門房間閑聊時，他邊吃花生，邊喝白酒。大家談得很投機。他在編《世界經濟導報》時，衝過了頭，被封了。人也死得早了，好像是得肺癌死的。其實這個人倒是一個難得的才子，書呆子氣太重，缺少能屈能伸的精神，不懂得有的時候，退一步天地寬闊的道理。一個知識分子怎麽可能頂得住泰山壓頂呢？他為人的骨氣我還是佩服的。

　　在牢房裏，我除了繼續讀“二十四史”以外，還有報刊可看。為了備課，我可以有一個監房與另一位教師共用一支日光燈，一起看書，議論問題了。書報越來越多後，他們又開設了一個監房給我們放置書報作為閱覽室。為了改善光線，還允許我在靠窗處放了一張寫字台，這樣我生活的條件大大改善了。

　　學生與我們住在一起，生活也方便得多。這些學生在生活上便幫我不少忙。有熱水洗澡時，用不到排隊上那集體淋浴的澡堂了。他們還會幫我擦背，師生之間的關係比外麵還親密。因為整天生活在一起，他們犯規帶銬子時，我便站在隊長旁邊看著，隊長見我在一邊，很快就把他們放了，他們更加感激我了。

　　這些人大多是為打群架流氓活動進來，其實對他們好好教育都是可以改造好的。有一個學生一直犯規，上學以後，就要家人幫買書看，家長說他過去在家裏也不老實，現在可好了，要讀書了。刑滿釋放以後，他還找上了工作，結婚時家長特地把我與肖木接去喝喜酒呢！

　　後來提籃橋監獄的犯人大專班學生畢業時，我已離開監獄了。為此，監獄還特意請我回去參加他們的畢業典禮。犯人學生們再三感謝我們幾位教師對他們的辛勤教育，我私下對他們說了：我們寫作班的幾位老朽，今天我們雖然身在牢房，亦不失為人的本性，在監獄舉辦文化補習和大專班，積善積德，利己利人啊！肖木在監獄參加習美，也給犯人辦過班。他們搞藝術創作、繪畫、書法、泥塑這些玩意兒。他是《支部生活》的編輯，在裏麵編《勞改報》。李家政也是才子。他從小參加新安藝術團，後來在歌劇院。在監獄他幫他們辦新岸藝術團，給犯人演出，還到外麵無錫、常州、蘇州去演出。習美的作品到中山公園去展出。

　　犯人也有人性善良和美好的一麵。我們這幾個搞文化的犯人，在裏麵就給犯人做一點文化教育的工作，讓犯人的生活也能豐富多彩一點。善與惡是相對的，不要因為他們過去的惡，而忽視他們善良的一麵，應當以善良來改變他們過去的惡習。

　　我們能這樣做，還得感謝兩個人，一是司法局長李庸夫，一是那時的監獄長劉雲耕。李庸夫這個人有政策水平。他第三次來找我們，也是在八大隊的會議室。他是一本正經地對我們說：你們在裏麵能否寫一點關於文革的回憶錄。他還說過可以為我們準備材料，幫助我們回憶，講還允許我們在一起可以互相議論。這件事他說了一次，後來也就沒有下文了，我想大概政治氣候還不允許吧。

　　其實他這個建議是對的。毛澤東、周恩來在世時，都允許、鼓勵和支持溥儀那些晚清君臣、國民黨戰犯、特務犯，還有漢奸犯人等寫回憶錄。

　　記得文革後期，提籃橋監獄還關著一些汪偽時期的人物，他們想寫回憶錄。我知道後，說這很好啊。汪偽那段曆史還得有他們這些當事人來說才行呀。我讓寫作班曆史組黃美真來做這件事，後來他成為這方麵的專家了。

　　我回家以後，還常夢見在監獄的艱難生活情景。肖木對我說過，他夢見監獄都是被惡夢驚醒的，心中悲涼。我說我很少有這種情況，實際上肖木在監獄編《勞改報》，還繪畫寫大字，他活動的地盤比我還大一些，我感覺到他的精神受到了嚴重的摧殘，思想上委屈的很。可能各人的心理感受不一樣吧。我遇事都達觀一些，他比我多愁善感一些，在個人情感上我麻木一些，對什麽都無所謂的。

　　當然，肖木作為王洪文的秘書，在北京被審查期間，逼供信什麽苦頭都吃過了。他曾經對我說過：晚上用大燈泡對著他照射，前後左右，二十四小時都站有武裝軍人，不讓人休息和睡覺，他就是由於受到這樣的殘酷折磨之後，精神上產生恍惚的神態，好順著他們的誘供走……他寧死不屈，實事求是，有什麽說什麽，絕不血口噴人，不上他們的當。肖木當時有這些想法也很自然。他太緊張了，有一點過敏了。

　　審判“四人幫”前，我也曾乘專機被押到北京關在秦城監獄，要我作證，證明姚文元也是武裝叛亂的主謀。我想這個事情難辦，硬頂也不好辦。於是我想起，在毛澤東去世以後，姚曾指示我編戰後世界曆史長編時，提前編一個專題，即赫魯曉夫是如何上台的。我是受這個啟示，所以參加了上海的武裝叛亂。開始他們拿到這個材料很高興，後來就不找我出庭了。最終他們才想明白拿這個材料作證，對他們的審判很不利。所以我在北京安心讀書養病。

　　李庸夫還來秦城監獄看我，問我在做什麽？我說在讀《漢書》，他說讓我好好讀書，將來還要用我。所以我先後在北京的秦城監獄與複興醫院蠻逍遙的，對審判四人幫的事不聞不問，一心隻讀聖賢書。當然也有不高興的事。我住的房間樓下過道對麵是太平間，經常有人哭聲，偶爾聽到一次孩子的哇哇聲，我高興新生命降臨了。

　　對所有的被關押者來講，監獄生活畢竟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我們在獄中生活，比照一般刑事犯人的條件有所改善，肯定與李庸夫這個老朋友的關照有關，他是監獄當局的頭頂上司，他的關照當然能起作用。我在監獄中住過一次醫院。有一次我小便尿血，整個尿液都是鮮紅的，我與中隊的醫務犯說了，立即送我去醫院檢查，那就是提籃橋的醫院。

　　我住的地方正是當年王造時先生睡的病房，他死在那裏的。我聽了也很感慨，王造時我認識。文革開始前夕，因為一件假案入獄的，入獄以後就沒有人理了，他也就這樣不明不白死在裏麵了。所以，有沒有人關心和注意，大不一樣。

　　我在醫院住了半個月，說是腎盂腎炎，血是止住了，迄今體檢化驗小便，還有少量紅血球。我在監獄最後兩年患了坐骨神經痛，痛得無法走路，那是由於長期睡地板，受潮引起的。那時出門都是由兩個犯人扶著走的。好在我參與辦了監獄中的大學，都是我兩個學生料理我的生活，靠打針吃藥才慢慢恢複的。

　　說句公平話，因為有人關照的緣故，監獄長劉雲耕對我們的管理，應該說還是比較人性化的。另一方麵還得看我自己主觀上如何對待監獄服刑的問題。我這個人有一點好處，便是始終樂天達命，既然自己無法改變現狀，那就樂觀地對待它。人既是一個一個的，有它個人的生活，也有是社會的，因為個人的生存離不開群體，人既然生活在監獄這個大環境，那就要積極對待，處理好自己周圍的人際關係，盡可能在自己周圍形成一個比較和睦的環境。隻要讓人三分，善意待人，人家也會善待你的。你對周圍的犯人是如此，對管理我們的幹警也是如此，即便在監獄也是補台的，我這個補台不是打小報告這一套，而是幫他們辦學，感化周邊的犯人，幫助他們把矛盾處理好，盡可能把問題解決在萌芽狀態，盡可能不給監管者製造麻煩，出難題，這樣他們也盡量不為難我了，在他們的職責範圍內盡可能照顧我的生活。否則，在思想上自己折磨自己那就難了。

　　我這樣介紹我在監獄的經曆，並不是為了讚美監獄的生活。自古以來，監獄都是比入地獄還恐懼的地方。記得嚴打的時候，從勞改農場曾押來一批死刑犯，我見他們一個又一個從囚車上帶著腳鐐手銬跳下來走進牢房，我被分配去看守一個年輕的死刑犯。我陪了他一個通宵。我問他犯了什麽罪，他說是在勞改農場打群架，兩幫犯人鬥毆上了屋頂，掀瓦片互毆，因此被判死刑。一個晚上跪坐在那裏，頭頂著地板痛苦，打心底裏我非常同情他，這個處罰太重了，判死刑要慎之又慎，不能那樣成批的殺，應該著眼於改造。

　　監獄的生活應該是犯人服刑改造的地方，人失去了自由，畢竟是件非常痛苦的事情。對於各類犯罪分子，關押僅僅是處罰，並不是目的，目的是使犯人在接受懲罰的過程中，改惡從善。在關押的過程中通過人性化的對待，是可以轉變不少人的人生目的，也可以使監獄內部有一個比較良好的管理秩序，否則的話，犯人受不了，管理人員也受不了，就會變成互相折騰的過程，隻會增加互相間的仇恨。不過，曆來犯人都鬥不過牢頭惡霸的，因而沒有友善，那也就達不到通過懲罰使人改惡從善的目的。

　　問題是我們這一批所謂的“犯人”，所以被關押是上層某種政治鬥爭的需要，卻把我們當成刑事犯關進牢房進行所謂的改造。它隻是改變了我們生活的環境，從思想觀念上講我從參加地下黨的那一天起，依照入黨的誓言，我始終都是共產黨的忠誠者，是毛澤東思想的忠誠者，是出生入死為推翻舊中國三座大山和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戰士，都是共產主義偉大事業的墾荒者。

　　這個本質，不管承受多大的委屈，對黨的癡心永遠不會改變，思考的是如何在這樣特定的環境下，保全好自己的身心健康，相信這世界上還是好人多。深信自己今後仍然有機會為國家民族和社會主義事業貢獻一份力量的機會。其實王知常與肖木，我的同案犯何嚐不是如此。

　　我被關押了十多年，家裏的所有成員均因我而遭受到殘酷打擊。我的一個女兒原先在部隊服役，還是全國共青團代表大會的代表，是黨組織培養的重點對象。我被關押後，她也開始倒黴了，莫名其妙地被複員回家，那時她的部隊在吉林，對這場突然到來的沉重打擊根本沒有任何的思想準備。她想不通，到我兄弟那裏去大哭了一場。複員回到上海之後，被安置在寶山水泥廠做最艱苦的搬運工，白天黑夜搬運沉重的大石塊，讓一個姑娘幹男人的苦力工作，那種受盡折磨的生活難以想象。

　　我的大兒子也從部隊複員了，被分配到上鋼五廠做汽車修理工。第三個孩子在長興島的農村裏插隊做農活，他在那裏一邊勞動，一邊暗自複習功課，並參加考大學，曾經幾次都達到大學的錄取分數線，就是因為我的原因而不予錄取。幾番折磨總算勉強錄取進同濟大學的一個大專班，畢業後被安排到一個有毒的實驗室工作，他隻好去澳大利亞“洋插隊”。我從一九七六年底被隔離審查開始，我夫人隻好獨自承擔全家的生活重任，單靠她一個人的那點工資養活全家人，還要給我零花錢，這日子過得非常艱難啊！

　　回顧往事，我感到很內疚。我還在市委機關上班時，從來沒有讓自己的夫人踏進我辦公場所一步，公事與家事我是分得很清的。我夫人的單位要培養和發展她為共產黨員，她征求過我的意見。我對她說：你的條件還不夠，離真正的共產黨員的標準還有距離，繼續努力吧，暫時不要急於入黨，也不要做什麽官，踏踏實實做好你的會計工作就行了。所以她始終保持低調做人，勤勤懇懇做好自己的本分工作。我出事以後，她單位要組織對她的批鬥，但是卻找不著她的任何“罪狀”。

　　我政治上栽跟頭以後，複旦大學找她勒令我們家立即搬遷，要掃地出門，本來我們家人口多而居住的房屋很窄，我夫人理直氣壯地反駁說：你們落井下石，逼我搬房子，我還要找你們要人呢！當初就是你們送老朱去市委機關工作的，現在他人去哪裏了？後來專案組對她以及她的單位說過，對我是不判刑的，不久便可以回家了。結果他們說話不算數，後來我還是被判了刑，讓她一人承擔全家的生活重擔。

　　我在上海提籃橋監獄被關押的時間大約有六年多，提前兩年出獄的，那是我夫人幫我到處奔波的結果。由於我母親中風病危，我又有嚴重的心髒病，她多次往有關部門申訴都沒有結果。後來她對司法局說，我母親病危了，父親又早已去世，我父親在台灣還有一筆相當規模的遺產，如何去爭取？那是我父親在一九四八年上海金圓券風潮時，蔣經國限價，商店被搶購，台灣沒有金圓券的事，父親便考慮把店裏的玻璃運到台灣去開一個分店，並在台北昆明街買了一幢三層兩間的店鋪，把幾千箱玻璃運到了台北市，並在那裏買了大量的地皮來堆放玻璃。後來土地漲價了，所以在台灣的分店經營情況很好。

　　我申請提前釋放出去，是想辦法去爭取那筆遺產，因為我母親已病危，以後的事情就不好辦了。在台灣經營的經理從小與我在一塊的，我們很熟悉，如今他也年紀老了，將來更麻煩。司法局認為我的這個理由成立，經李庸夫同意並報上海市委批準我保外就醫。因此，我於一九八八年十二月提前出獄的。如今夫人離開我遠行已五年了，至今我仍懷念她在我艱難時刻對我的堅信。這也是對我能度過那些艱難時刻的支持力量。不僅我的夫人是如此，王知常的夫人、肖木的夫人也都是如此。她們都無所畏懼，對自己的丈夫不離不棄。

　　上個世紀末，我曾去澳洲探望自己兒子的家。那兒有四口，小夫婦和一兒一女，在出行之前我還特地去提籃橋監獄，想陪著我夫人再去看一下提籃橋的監獄，進了門房間，見到過去的獄警。他說你現在進不去了。於是陪我到旁邊的勞改局，見了尤大。他是當時監獄的幹部，與我交談過許多次。大家見麵如老朋友了。他家住在中原新村。我心目中還不時惦記著那時的人和事。在提籃橋監獄這六年，是我生命曆程中很有意義的生活，怎麽也難以忘卻這值得珍視的六年牢獄生活。我在提籃橋監獄時，也遇到過當時曾在那兒服刑的人。從海外回來重遊故地，有一種說不出的感慨。找自己蹲過的那間班房，講在那時的經曆，找那時管教他們的幹警，獄警與犯人之間也會有一種特殊的感情。這兒也是一條非常特殊的風景線。人間自有真情在啊！

　　早年我讀過雨果的小說《巴黎聖母院》。我經曆的提籃橋監獄這個場所，包括它的犯人和監管人員，它應該像聖母院那個最醜陋的大堂敲鍾人卡西莫多。他的外表醜陋異常，但心底卻又極為善良。那小說裏最美麗的純潔的是艾絲美拉達那個能歌善舞的吉卜賽女郎。她卻被聖母院副主教弗羅洛陷害而送上了絞刑架。卡西莫多把弗羅洛摔死後，到公墓裏找少女的屍體，死在她身旁。如果人間真的沒有罪惡，真正是一個和諧的社會，那還要監獄做什麽呢？監獄也會真正的消亡。那麽提籃橋監獄也許會如卡西莫多的遺骸那樣供人瞻仰，它會具有特殊的意義。

　　提籃橋監獄又有東方巴士底監獄之稱。我們知道公元１７８９年法國大革命的勝利是以攻克巴士底監獄為其象征的。隨後發表了著名的《人權宣言》。巴士底監獄雖然作為革命勝利的象征，還保留在那裏供人參觀，但整個資本主義這幾百年的曆史還離不開監獄呀！美國的《獨立宣言》和法國大革命的《人權宣言》並不能取消監獄的客觀存在呀！

　　現在我們也不能取消監獄的存在，希望它如卡西莫多那樣，雖然有一個非常醜陋的外貌，但卻有一顆非常善良的內心世界，非常慈善地對待犯有過失的人，真心地保護那象征美好和善良的又被冤屈的美麗的吉卜賽姑娘艾絲美拉達。但願人間不再有巴黎聖母院副主教弗羅洛那樣發狠心隨意陷害善良的惡人。但願人間不再使用絞刑架，那麽即使發生冤案、錯案、假案，還能有挽回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