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倫多務實小民
昨夜，多倫多冷月無聲，寂寥之下，看了很多博客，想到自己也開通一個，權當記錄所見所聞，所思所想
明治維新一聲炮響，在‘自由主義’表皮下送來了軍國主義；
十月革命又一聲炮響，在‘社會主義’表皮下送來了集權主義。
秦暉：“主義”的扭曲
新文化運動已經過去了一個多世紀，如今反思，令人感慨。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巴黎和會對中國不公，導致民族主義在新文化運動中占了上風，這是過去人們經常強調的。但是巴黎和會的不公其實在幾年後的華盛頓會議上基本得到了糾正，新文化運動尤其是其激進一翼的趨向極全化卻沒有改變，甚至變本加厲。這是為什麽？
筆者認為，比所謂“救亡壓倒啟蒙”更為深刻的變化，來自“啟蒙”本身。首先是西方自-遊主義經明治後日本中轉的變異版本。日本式自-遊主義要求人們從家長和藩主束縛下解放個性，解放的結果是效忠天皇與國家，這種“偽個人主義與軍國主義二位一體”的版本其實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即對中國有影響，一戰後影響更大。
而原版的西方自-遊主義本來影響就弱，一戰後受“反資本主義”潮流影響更弱。戰後日本對華影響大增，日本式自-遊主義以魯迅-巴金式的反家庭反禮教“啟蒙”方式不僅沒有被“救亡”所“壓倒”，反而與救亡相得益彰、互相激勵，出現“啟蒙呼喚個性，個性背叛家庭，背家投入救國，國家吞噬個性”的悖反現象，而這又與一戰後西方社會主義經俄國中轉的變異版本一拍即合。於是正如筆者在一次講座中歸納的：
“明治維新一聲炮響，在‘自-遊主義’表皮下送來了軍國主義；
十月革命又一聲炮響，在‘社會主義’表皮下送來了集全主義。
法家學說成為兩者的共媒，而儒家道德與自-遊民-煮西學成為共同的犧牲品。”鴉片戰爭後因“反法之儒開創學西之風”而出現的轉型機會，一變而為“馬克思加秦始皇”。中國社會從“儒表法裏”經曆了無數波折之後，隻是變成了“馬表法裏”。
當然，這並不能否定新文化運動的大方向。今天的改革也並不是重新要回到“儒表法裏”的時代。事實上，如果“秦製”不是積弊深重，隻靠“尊王攘夷”國人是不可能這麽熱心地掀起“新文化”大潮的。而人類的現代化盡管可以有無數的“特色”，但明確“群己權界”、己域要自由，群域要民煮，無疑是個普遍規則。
平心而論，自-遊主義與社會主義對實現這些規則都是至關重要的。在西方，兩者隻是“群己權界”的界有不同的劃定：左派傾向於在經濟方麵擴大群域而在倫理方麵擴大己域，右派則傾向於經濟方麵擴大己域，而在倫理方麵擴大群域，從而導致經濟領域的自由放任vs福利國家、倫理領域的婚姻規範vs同性戀權利之類的爭論。
但是，以個人權利為基礎，“由身份到契約”，以個人同意讓渡某些權利來建立公共領域，這些原則其實是共同的。“我們越往前追溯曆史,個人就越表現為不獨立,從屬於一個較大的整體”。而現代化就是要擺脫這種狀況，追求人的自由個性——作為客觀過程描述，曆史是不是真的如此容或可商，但作為價值訴求，馬克思的這個說法其實與自-遊主義並無二致。當近代中國麵臨“三千年未有之變”時，這個問題也擺在了人們麵前。
然而無論在東在西，“個人獨立性”從來不是一蹴而就的。西方中世紀是個“小共同體本位”的體製，擺脫小共同體的束縛是第一位的，為此他們曾經需要一個“市民與王權的聯盟”，即霍布斯與博丹的時代。到了“市民”擺脫“封建”以後，他們就開始與王權鬥爭、要求擺脫對“大共同體”的依附了。這就是洛克與盧梭的時代。
而秦製下的中國恰恰是個“大共同體本位”的體製，不僅壓抑個性最嚴重的是秦製，古儒向往溫情脈脈的小共同體，也反感秦製，現代化價值觀本來與這種“反法之儒”處於類似西方走出中世紀時“市民與王權”那樣的聯盟狀態。而這個時候西方“市民”恰恰又已經擺脫王權，由此形成的反王權專製、爭取民主自由的思想資源本來是國人最能接受——尤其是持古儒立場者最能接受的。這就是戊戌前乃至辛亥前的狀態。
但是日本則不然，日本近代化要從“走出周製”開始。他們的自由訴求不是衝著王權而是衝著小共同體，那是很自然的。
日本人“脫儒入法但不入歐，而是走向‘大東亞’”，導致明治後日本沒有建立陷正民煮而是建立了“一君億兆臣民”的“軍國”體製。軍國主義的膨脹最終不僅禍害了亞太各國尤其是中國，而且也給日本帶來災難，使明治後得以振興、一戰後進一步崛起的這個“強國”到了二戰便化為了一片廢墟，直到戰後才在美國強勢影響下擺脫“秦製”而走上陷政民煮的軌道，同時由“軍國”轉向和平發展。但是，如果就日本自身的曆史進程看，明治維新的“脫儒入法”、“偽個人主義與軍國主義結合”無疑是一種合乎邏輯的變革。
明治時期的啟蒙思想家津田真道曾宣稱：“宇內國體數種，概括為君民二政”，亦即君主製和民煮製。而“君政其內，唯封建、郡縣二體”，前者如明治前日本及先秦中國，後者如秦後之中國。津田承認民煮製更“文明”，但現在日本還不夠條件，而中國秦製以來的曆史表明“封建生於國初草昧之世，郡縣形成於稍具文明之秋”，所以後者應該成為日本現時的目標：“天下皆郡縣，四海唯一君。陪臣及陪臣的陪臣，皆為朝臣。”以後到“文明”進一步提高時，再考慮轉向“民政”。
盡管如所周知，後來日本並沒有自行完成向“民政文明”的進步，而是軍國主義栽了大跟鬥後在被占領狀態下實現的民煮化，但是，日本的現代化確實是從走出“周製”（“封建”）開始的，而明治維新確實完成了這個任務。明治後日本一度得以“富強”，雖未必就是“秦製”之效（戰後日本在民煮製下的富強無疑遠超於戰前，即便在短暫的“大正民煮”時期，日本經濟也是比明治更加發展的），但確實是走出“周製”加上學習西方之效。從這個意義上講，明治天皇不能比之於華盛頓，但比之於彼得大帝、路易十四和威廉一世，還是當得起的。
然而，中國在這方麵向日本學習，結果就東施效顰，比日本還不如了。中國早在兩千多年前已經結束了“周製”，而“秦製”之弊則積重難返，儒者既已積鬱思變，學西理所宜然。由“反法之儒”承接的“西學東漸”所開啟的中國現代化，實際就是要走出“秦製”。然而日本學西速效，使國人欲循其“捷徑”，卻從日本那裏學來了“走出周製”的藥方。
結果是明治式的“富國強兵”沒有學來——本無“周製”可以走出的中國並未獲得走出周製的好處，反倒使“秦製”之弊變本加厲。以儒家而非法家為敵的“日本式自-遊主義”猶如在日本那樣沒有給中國帶來民煮陷政，卻也沒有帶來日本式的富強，隻是使中國的新文化運動也走向了“偽個人主義破壞小共同體而為軍國主義開路”的方向。
需要強調的是，中國向日本學習，是一個思想史上被嚴重忽視的問題。中國人在“走俄國人的路”之前曾經“向西方尋找真理”，這是M幾次說到的事。這些年來又時興談英美的影響和德法的影響，說是中國自-遊主義來自英美的“經驗主義傳統”，而社會主義來自法德的“歐陸理性主義傳統”。據說，社會主義是從法德先傳到俄國再傳來中國的。旅法勤工儉學學生是早期gcd的重要力量。還有人強調二戰前德國對國民黨也有重要影響，等等。這些說法不是沒有一點道理，但我認為被太過誇大了。
如留法勤工儉學本起於左翼無政府主義性質的工讀運動，這個運動本身就相當激進。一些參與該運動者並未去法國，但也成了激進派（如M）。更有許多工讀生來法前已是激進派，在法國也沒怎麽讀書——很多人都是勤工而未能儉學，很快就像來法前一樣搞激進運動去了。很難說他們受到法國思想界激進傳統多少影響。更值得一提的是：那個年代並非工讀的普通中國留法學生（李石曾、張道藩、徐悲鴻等）中，甚至從工讀生轉入普通留學生者（如蕭子升）中，後來皈依共產主義的比例並不比留英美的高。
從另一方麵看，說新文化運動激進派在轉向LN主義前曾經是“日式自-遊主義”者。原因除了這些人從來不是政治上的親日派外，可能更由於人們印象中以往明治思潮的主流是“維新”改良，說康梁一黨學日本可以理解，陳獨秀等人早就有激進革命思想，似乎更像人們所說的法國傳統，怎麽說是“日式”的呢？
其實日本所謂的“維新”無論就“脫亞入歐”還是“去周就秦”而言，對他們的“封建”都是很激進的革命，其暴力和流血的程度並不亞於辛亥。而中國的維新也早就有暴力勤王、圍園殺後的選項。事實上，辛亥前所謂革命派與立憲派的論戰中雙方都有人早說過：他們的分歧其實不在“革命”與否，而在“排滿”與否。或者說其實是“政治革命”與“種族革命”之別。而明治維新並無“排滿”與“種族革命”問題，陳獨秀更不像章太炎那樣排滿。所以從辛亥到五四，革命者受日本影響並不比立憲派小。
更重要的是，所謂“日式”主要並不是就文本上的引經據典而言，而是就“問題意識”而言。即便西方的文本轉經日本傳來，那蘊涵的問題意識往往就已經不是西方的，而是日本的，而且對中國問題而言已經出現“誤置”了。如我前麵總結，所謂“日式自-遊主義”就是急於走出“周製”的日本人針對小共同體發動個性自由運動，而脫離小共同體的個人卻被用作大共同體的工具。
這本不是要求走出“秦製”的中國人的問題意識，從徐繼畬到譚嗣同甚至勞乃宣本來也沒有這種意識，英美回來的胡適也沒有這樣的意識。但這樣的意識主要經由留日回來的章太炎、楊度、魯迅和陳獨秀等一大批人傳播，終於成為主流，以至於後來很容易就接軌於“俄式社會主義”，事實難道不是如此嗎？
僅就留學的影響而言，zg創黨骨幹如以“一大”代表加“南陳北李”共15人計，其中就有6人留日出身，其他人則基本無留學經曆。尤其是其中並無一人留學過法國。留學美國的陳公博也是參加創黨後才去的（有趣的是去後就脫黨了），至於大量留學俄國那就是更晚的事了。顯然，除了俄國以外，日本對新文化運動左轉的影響要比法國大得多。而日本的這種影響後來雖不及俄國大，但無疑比俄國更早，也為俄國後來的影響創造了條件。
但是當時日本的影響卻比較“潛在”。首先，甲午後中日幾度為敵，稱引日本思想資源實不如稱引他國合乎時宜。其次，中國人多把日本看成西學的“二傳手”。由於易知的原因，盡管事實上日本的文化遺產並非全都由中國傳入，但中國人總認為曆史上的日本是學生，即使在明治崛起後的日本那裏受盡屈辱，對純日本“國粹”的文化資源還是很少人有興趣。
一個有趣的現象是：盡管很多人認為中西文化差距比“一衣帶水同文同種”的中日文化差距大，但事實上留歐美的中國人皈依基督教的很不少，然而留日中國人，包括政治上的“親日派”乃至汪精衛那樣的人在內，似乎沒有什麽人去信神道教。
中國人學習日本，主要就是因為日本“脫亞入歐”很成功，他們在日本受到的新潮影響也被理解為間接的西方影響。例如李大釗、李漢俊等不少中國人是從日本左派大師河上肇那裏知道《資本論》的，但人們通常都認為他們接受的是馬克思的影響，而不是河上肇的影響。
瑞士-德國學者布倫奇利（J.K. Bluntschili，當時經日譯轉中譯為伯倫知理）對日本思想界影響很大，中國人也經由日人介紹而受到他的強烈影響。但他在西方反倒沒有那麽大的影響。在西方他主要就是個國際法學家，而在日本他被當成重要的國家主義思想家，很多中國人也受到“伯倫知理國家學”的熏陶。顯然，他們引的是西歐文本，但“問題意識”卻主要是日本式的。
這種情況當時非常普遍。如梁啟超“於孜孜閱讀中切身感受了曾使日本明治維新獲得成功的各種社會思潮的作用及其本人所受的衝激與影響,其中他對近代西方文明的接觸了解又主要是通過日譯西等, 即不免是西學日化的輸出方式實現的,故梁氏的啟蒙思想, 雖授之於西洋,卻是受之於東洋, 因此是其特點所在。”
其實何止是梁啟超，清末民初許多留日旅日思想者所利用的資源都有“授之於西洋,受之於東洋”、“欲憑西學本義，卻假東學魂靈”的特點，具體地說，即稱引的著作、文本多源自西洋，而“問題意識”及其帶來的文本理解則受到東洋的極大影響。著作文本的“西學東漸”與問題意識的“東學西漸”是當時的兩個文化現象。然而，著作稱引是直觀易見的，問題意識的由來卻需經過分析才能勾勒出來，因而往往不被注意。
2020 年 3 月 31 日
2月18日落筆了“記憶與反思”，本想就此罷手了，尤其是不願再碰觸2月19日的傷疤。
四年前的2月19日，我在轉發“央視姓黨”的微博照片時，加上了“當所有媒體都有了姓，並且不代表人民的利益時，人民就被拋棄到被遺忘的角落了。”的一段評論，於是引發了“十日文革“式的全網大批判和留黨察看一年的黨的組織紀律的處分！因此，每年的2月19日我都堅決的放下手中的筆，以守護曾經的這一天。
但此次中國武漢肺炎疫情的暴發，恰恰驗證了“當媒體都姓黨”時，“人民就被拋棄”了的現實。沒有了媒體代表人民利益去公告事實的真相，剩下的就是人民的生命被病毒和體製的重病共同傷害的結果。
幾天之後媒體上、網絡上瘋傳著2月23日中央召開全國上下約17萬人參加的大會，被稱為中國曆史上參加人數最多的中央大會。且遠勝於當年七千人的廬山會議的規模，有著比七千人大會更重要的現實意義，也被稱為是一次偉大的會議。
網上許多人在用各種方式吹噓和吹捧這次大會的偉大意義，並且格外的強調這次會議中最重要的黨的主席的長篇講話，是一個鼓舞人心、英明正確的戰略部署，為世界指明了防治疫情的方向，號召用舉國體製的力量，應對大考，戰勝疫情，並取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製度的偉大勝利。“體現了”黨中央對疫情形勢的判斷是正確的，“彰顯了中國共產黨領導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製度的顯著優勢。”
一時之間，舉國上下都在為偉大領袖的講話而歡呼雀躍，似乎中國又進入了那個曾經偉大的大躍進時代，又進入了四處紅旗飄舞，高舉紅寶書，三呼領袖“萬歲、萬歲、萬萬歲”的時代。更有許多人在從各個角度解釋自己從2月23日講話中發現的精華，以為中國又進入了一個新時代。
我也好奇並認真的學習了這篇講話，但我從中看到的卻與各種新聞媒體和網絡上報道的“偉大”完全相反。那裏站著的不是一位皇帝在展示自己的“新衣”，而是一位剝光了衣服也要堅持當皇帝的小醜。盡管高舉一塊又一塊的遮羞布試圖掩蓋自己根本就沒穿衣服的現實，但絲毫也不掩飾自己要堅決當皇帝的野心，和誰不讓我當皇帝，就讓你滅亡的決心！
講話分為一、二、三、四和最後，我也來個一、二、三、四和最後吧！
一、 第一部分是“關於前一段疫情防治工作”
這裏講的是表彰自己的偉大成績，包括1月7日的批示。“親自指揮、親自部署”要有正確的戰略策略，要靠統一領導、統一指揮、統一行動，舉國體製的醫療物資和生活用品的保供和維護社會穩定、防止社會失序，以及加強宣傳教育和輿論引導。總之都是一尊親自靠“巨大政治勇氣”做出的決策和親自指揮而取得的重大成績。
網上有位名為李錦的專家，出版過國企政策的書籍多本，被媒體譽為“我國國企政策與新聞第一解讀人”。專門寫了篇《“17萬人大會”的抗疫曆史傳奇》的長文，將曆史上的“七千人大會”與“17萬人大會”並列稱為黨史上空前的事情，必將載入史冊。對此次會議大肆吹捧，已到了無恥之極了！
中國曆史上的“七千人大會”可謂是黨內執政的一次危機，並提出了“不怕批評，敢於接受批評，敢於自我批評”的信息。對“反右傾”和“大躍進”及瞞產、瞞報等問題進行了批判和對真相的追查，最終劉少奇用“三七”開承認了七分人禍的錯誤。毛則在大會上終於作了檢討：“凡是中央犯的錯誤，直接的歸我負責，間接的我也有份，因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別人推卸責任，其他一些同誌也有責任，但是第一個負責的應當是我”，同時也做了自我批評，事後還做了一些平反的工作，這才讓危機渡過了。
這次的大會，也許同樣麵臨的是黨內執政的危機，但人們沒有看到大會上有批評的意見，沒有對事實真相的追究與批露，沒有查清疫情暴發的原因，更沒有人檢討責任和承擔責任。卻在試圖用各種偉大的成績掩蓋事實的真相，好像這個疫情是從1月7日的批示才開始。那麽去年12月發生了什麽？為什麽沒有及時公布信息？為什麽會發生1月1日中央電視台追究8名謠言者的新聞？為什麽會有1月3日的訓誡？為什麽會有1月3日對美國通報的疫情信息？為什麽不提1月7日之前已發生的各種危機？為什麽1月7日的批示未向社會公布？至今也未公布！為什麽1月7日之後還會召開了各種聚集性的全國大會？為什麽還出境訪問？為什麽在雲南敲鼓慶春節？……
這所有隻用1月7日和1月20日來試圖終止與斬斷國民與社會對疫情發生原因和擴散原因的追究。不再提為何沒有及時公布疫情等等的原由，正是掌握權力者不想承擔任何責任，也拒絕社會追究這些責任。隻想用偉大成績來為自己遮羞，同時動用各種黨所控製的媒體，用所謂的宣傳教育和輿論引導，規範和完善信息發布機製，宣傳黨中央的決策部署，迷人感人的事跡，引導輿論的正能量等方式堅決堵住各種追查事實真相的言論。堅決堵住追究造成這次疫情責任的言論，堅決不承認吹哨人的作用，不承認體製與決策無能的事實！
但這種遮羞式的宣傳，大約隻能欺騙那些願意被你欺騙的人，卻無法欺騙那些隻相信事實與真相的人。
無論目前的防控取得了多大的成績，都無法挽回那些失去了的生命和失去了歡樂的節日，失去了親人的破碎家庭。也無法挽回因疫情而造成的重大經濟損失和家庭對幸福生活的追求！
滿篇的講話中根本不提造成疫情的原因，不提疫情擴大化的失控原因，全社會沒有看到“早發現，早報告，早隔離，早治療”的情況。同時不提黨的領導的統一體製之下的弊病；不提誰應對疫情的擴大化承擔責任；更不會檢查和檢討自去年12月以來出現各種問題的原因和責任。曆史上的皇帝尚有“罪己詔”，七千人大會尚有檢討、自我批評和認錯，但這偉大的“十七萬人”的大會，卻隻有表揚和功勞，並無原因、真相與責任。
這哪裏是“七千人大會”啊，這隻能是天安門上招手接見紅衛兵啊！
不提原因、真相與責任的自我表彰，都是些傻瓜也知道的“馬後炮”。偉大與英明正確的戰略策略，本應都是防禦疫情發生和擴大的工作，但卻都發生在鍾教授的嚴重警告之後，而非發生在鍾教授的呐喊之前。這也敢稱是英明？也敢自吹為成績？也敢自吹是“及時製定和打響了疫情防控的人民戰爭”？明明是在事後不得不進行的各種挽救，是在補漏洞、堵窟窿，卻被吹成了“該出手時，必須出手”，真是不知天下還有“無恥”二字了！
皇帝可以騙自己是穿了衣服了，但連孩子們都知道皇帝是光著屁股的，那些不敢說皇帝沒有穿衣服的人，都知道什麽是穿著新衣，什麽是沒穿衣服。齊奧塞斯庫以為人民仍然會相信他的謊言欺騙時，卻不知道船已調頭了！
二、 關於當前加強疫情防控重點
這段講話的核心大約在“對借機惡意攻擊的輿論堅決依法製止”上！
疫情防控的部署是在告訴社會，目前的情況全黨、全國都納入了一體，是在同一條船上。將疫情發生的原因和責任下放到各級政府的頭上，告訴全黨和社會，必須團結一致，共同努力去取得勝利。取得的所有成績都是我領導的，沒我你們都不行。如果不能取得全麵勝利，則我死就會中國共產黨死，中國共產黨死，中國也就死了！
因此必須保住湖北、保住武漢、保住北京，用舉國體製支援重疫災區，並切實維護社會穩定。尤其是防控的重點要提高新聞輿論工作的有效性。讓全國人民都知道，做好防控工作，沒有我不行，沒有黨不行，沒有統一指揮不行，沒有所有人共同為維護核心的努力不行。
皇權意識的傳統是國為君天下，臣為君命，故同船同命。沒有了君，就沒有了國，也就不會有臣的地位與權力了。因此隻能是同船同命運，要先共同保住這條船，保住這個君，才能保住臣與民。
當一個現代的國家中，民為天下之主時，則並非是同船同命的概念，也並非都與執政黨和執政黨的領袖同命運。如果是個民主製的國家，民主製度可以選擇誰當船長，也可罷免和撤換船長。同樣不但可以撤換船長，還可以撤換整個管理體係中的大副和水手們。
即使是現代的中國也同樣，可以沒有一尊，也可以沒有執政黨，但絕不能沒有人民的權利和利益的保障。
這次疫情中可以看到的現實是，黨在維護黨的利益，官在維護官的利益，君則隻是在維護一尊的核心地位與利益。正是這種體製造成了，隻聽君命而不顧民情的情況。當疫情已經發生時，卻不敢在沒有君令的情況下，向民眾公布疫情。不敢公布事實與真相，反而用抓批“謠言”的方式，限製和阻止真相的傳播，才造成了不可控製的傳播。
此時所有人並非站在一條船上，各自嚴守著各自的利益，卻將一國之民拋棄於後。但當疫情發展到失控時，皇帝卻變成了英明的指揮與部署者，讓全黨全國都被捆綁於這個指揮和部署的船上，成為了必須和隻能為皇帝承擔責任的人。皇帝可以隨意的撤換任何不為維護皇權而獻身的臣子，也可以用同船同命的方式要求所有人為了黨的利益去打好這場保衛戰，迎接此次大考。
如果沒有上命之錯，又何來危機與大考？既然黨中央已對疫情形勢有了準確的判斷，既然親自指揮已采取了有力有效的舉措，既然各項工作部署都是及時的，那麽為什麽會有疫情全國性、全球性的傳播呢？這些並非事前、事中的舉措與預防，而是造成了事後的補救。當疫情失控的大量傳播時，也才出現了危機。如果是事前的預防，又何來的大考？
當前的所有舉措都是在失了先機的情況之下的補救，是在掩蓋與糾正錯誤的不得已和不得不采取的措施。全世界都知道如能提前預告與預防就不會有武漢500萬人的流動，不會有武漢各種的聚會，不會有幾十萬人的密切接觸，不會有幾萬人的確診，也不會有幾千人的死亡和全國不得不居家隔離的春節，更不會有不能營業與開工的各種經濟損失了！
防控的重點不是在那些具體的工作上，而在於不改變這種體製上的弊病，則無論用什麽樣的舉國體製，能解決了此次的疫情問題，也還會再出現下一次的災難。十七年前的教訓，並沒有讓這個體製發生徹底的改變，也才有了今天的疫情再次暴發。此次不解決根子上的問題，下次也一定會再出現更大的災難。
疫情發生的原因也許尚未查清，但疫情出現之後，未能及時讓國民知情，則在於“上無令則下不行”。同時也在於“媒體姓黨”，沒有了新聞和言論的自由，如今又加了個“對借機惡毒攻擊”要嚴懲的罪名！
真相並不會造成社會秩序的不穩定，反到是沒有真相才會造成社會的混亂。
當問題已經出現，社會要求查明真相時，執政黨卻將所有人的命運試圖用捆在一條船上的方式，讓所有人都共同努力來救這條船。並試圖用同為一條船而堵住要查明真相、追究罪首責任的那股力量的嘴，試用用以法製止借機惡毒攻擊來扼殺可能對聖君不利的言行。
即使是同在一條船上，各級的責任也各有不同。船長本就應承擔船長的責任，這是大副及水手們無法替代的。想用同船一體的概念掩蓋船長應承擔的責任則是幕後的真實目的。
“同舟共濟”是當今必須共同努力解決疫情的必要，但卻不能用此來掩蓋船長的責任。
三、 關於統籌推進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
新中國執政黨的文化是習慣於將兩種完全對立的情況統一於一個命題之下。如憲法中的“人民民主專政”，“民主”與“專政”本是完全對立的兩種體製，卻能合並為一個特殊的無法合理解釋的詞。在漢語詞典中的解釋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它擔負民主革命的任務；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它實質是無產階級專政，此時已經沒有了民主而隻剩下專政了！
中央的文件中經常可以看到的是“既????，又????”的用語，每當“既”和“又”連在一起時的兩個定義通常是相對的，這大約就是一種兩麵開刀的藝術。
講話的前者是強調防控的重點，後者則是強調經濟社會發展的重點工作，於是就有了既要重點防控疫情，又要抓好經濟發展工作的部署與安排。
如果一個民主製的國家，信息是完全開放與公開的，經濟是由市場化的方式自我調節的，那麽任何時候與任何情況之下，這個小政府都無法用非市場化的手段去調控經濟與人們自由選擇的生活方式。即使是在疫情有危險的情況下，政府可以提出對疫情防控的要求，卻無需為人民選擇的市場行為提出限製。
但在一個專政的國家，一個非市場化的國家中，極權的宏觀政策調控則成為市場經濟的障礙。這個統一指揮的調控中，既包括了要服從於疫情防控的一切嚴格的要求，同時又要精準複工，卻又難以獲取疫情防控的真實信息，還要由企業承擔重點防控的疫情控製，要保證不發生病情的出現，這就更難上加難了。疫情並不能將企業家們變成神仙！
疫情是一種關係人情、生命和難以防控的風險。企業經營同樣是有各種風險的，也涉及員工、股東和上下遊等。在完全市場化的情況下，企業家會在這兩種不同的風險中做合理的評估和防預的對策，並做出適當的選擇。
但非市場的情況下，則難以進行合理的安排。也許上下遊並不能因疫情和各種規定給以配合，也許你的生產複工也因各種規定而無法滿足上下遊的要求。尤其是當政治排在第一位時，任何人都不再以市場的需求和信息做出判斷而隻能服從於政治的責任。又有誰敢跨越雷池呢？在這種連完全複工正常生產都難以兌現時，又何談擴大與維護就業呢？
兩麵開刀則必然會出現左右為難的局麵，但這已成為執政黨文化的特征。因此才有了衝在第一線的醫務人員，本是為挽救生命的主力軍，卻大量的被感染而變成了被救治的病人。失去了許多的生命，失去了優秀的醫學界人才。
為什麽浙江也出現了全國病人第二多的地區，但卻沒有一例醫務人員染病呢？原因與差別正在於一種是按完全行政管理的方式，下級絕對服從於上級，政治第一且信息無法公開。另一種則是市場化的方式，將信息公開並各有靈活性，首先尊重人民的利益與權利！
經濟社會發展確實麵臨著巨大的壓力，停工與延長假期本就給社會帶來許多的問題，但試圖用舉國體製的計劃經濟的方式並不能有效解決這些問題。這也正是為什麽會前武漢發出了17號令，會後則撤消了17號令的原因。前者也許是想增加複工的可能，後者則重在疫情的防控，導致了朝令夕改的再次衝突。
靠中央或國家統籌，還是靠市場自我調節，仍是中國經濟發展中的主要矛盾。個別省市敢政府付費用專車、專列、專機去迎接農民工入境，支持企業複工，這也許是市場化的需要，政府給以支持和補充，但絕不是統籌防疫和發展的安排。
原本，防疫的事是政府應盡的責任，而企業的事是市場的自我調節，但雙麵開刀的統籌則將兩種責任關係混為一談了！企業也成為了防疫的責任主體了，承擔了本應由政府承擔的責任，也被政治第一捆住了手腳！
新加坡、日本、韓國等周邊國家都出現了疫情，但各國卻采取了適合於本國國情的措施。政府承擔政府的責任，社會承擔社會的義務，企業負責企業的經營，各司其職讓國家在沒有統籌之中，也並未影響國家的發展和國民的正常生活。
雖然疫情尚未結束，無法認定疫情後續的變化，但分工與職責的承擔，則十分清楚。這些國家並不會追求領導者的偉大勝利，隻追求人民的生活幸福，也絕不會讓人民用鮮血與生命為代價去換取勝利，並承擔本應由決策者承擔的錯誤責任。
國家為複工出台了一係列的減稅、減息、減費等政策，以支持中小企業自救與發展，許多人將此認為是一種上天的恩惠。但卻不知如果疫情被有效的在初期被公布於眾，並相應防治，又豈會有如今的各種損失與困境，又何需靠各種政策支持才能活下去？與其說這是政府對企業的恩惠，不如說這是政府不作為造成的惡果，是理應承擔的賠償。
在武漢的疫情防治中，更多的看到的並非是黨與政府走在了前麵，而是各種民間組織與私人企業走在了前麵，並無私的奉獻了許多。為了人的生命在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如果沒有這些民間的支持和支援，則政府早已走不到今天了！
雖然中央下達了上千億的資金以支持疫情防治，但如沒有此前不負責任的隱瞞疫情的錯誤，又豈會有後續的發展與不得已的投入？政府的投入是在補救自己決策的失誤，而民間的投入則是為了保護人民的利益免受政府失誤的侵害。這是兩種完全不同的內涵，不能並列與同解，更不能將政府的責任與民間的奉獻混為一談。
但在一尊的眼中則所有的一切都來自於偉大的親自指揮與親自部署！
這種認識上的差別，更重要的體現出的是人格上的素質差別！
四、 加強黨的領導
這才是所有講話中最重要的部分，引用唐太宗“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之言，一語道破了聖心之意。重不在我為上，重在各級組織要落實聖諭，讓黨旗高高飄揚，尤其是用此疫辨誠臣。
你若衝在前，必被我所用，你若退於後，必被我所殺之“決不容忍”！關鍵時刻要衝上去，並用關鍵時刻來考察幹部，委以重任。
此疫的責任在於重大疫情防控機製、公共衛生應急管理體係的短板，而非黨的領導的失責失職，以此來推卸黨的領導的相關責任。正是一邊高喊加強黨的領導，高喊此次“兩個親自”的功勞，一邊卻在加強黨的領導的同時，將責任推給了黨的領導之下的短板，似乎這樣就能回避社會對疫情未能及時發布與公告真相的責任追究了。但這恰恰揭穿了這個體製的病根。所有在講話中存在的這些黨的組織中的問題，其根源都來自於一個不受人民監督，一個不受法律約束的執政黨，隻忠於皇權與維護核心的體製，來自隻講對黨負責在前，而將人民於後的責任關係的必然結果。
中國的改革最成功的是“黨政分開，政企分開”。承包製首先要打破的正是黨的領導，黨決定一切。承包製就是要讓人民自己說了算，自己對自己負責，同時對人民負責。先交國家的，再交集體的，剩下的是自己的。如果堅持黨的領導，又如何承包呢？這裏最簡單的道理正在於如果你要領導，你就必須承擔責任。就像這次疫情的暴發正是在“東西南北中，一切服從於黨的領導”之下發生的，那麽這裏所有的責任就不是哪一塊短板的問題，而是黨的領導的責任。而承包切割了黨的領導，卻明確了承擔責任的人，也因此才有了改革的成功。
當這個國家再次回到了黨領導一切，但黨絕不對出現的問題承擔責任管理體製中時，那麽不但會出現本不應出現的疫情暴發，也會讓疫情擴大到影響經濟發展和人民安康幸福的地步，也許還會在黨的領導中出現更嚴重的其他問題。
從徹底否定鄧的一係列講話精神到修改憲法都證明了，這個執政黨在試圖重新建立一黨專政的黨國體係。這個一黨專政也違背了憲法的精神，將人民踢出去，由黨代替了人民民主。此後看到的正是紀委領導著監察委、黨的網信辦領導著國家的體係B，並可任意的製定超越國家法律的相關規定。因此這個國家早已不是黨的領導的問題，而是隻有黨的國家，而無人民的利益與權利了！
這段話還告訴所有的黨員，你們今天都同在一條船上，但如果你不去努力的救這條黨國的船，那麽我就將你扔到船下去，讓你死無葬身之地！另想當“逃兵”，沒門！加大問責的刀已經架在了你們的脖子上了！
講話的最後提出了三點要求，並引用了著名的古詩來鼓勵全黨下定決心衝向第一線，落實再落實這些黨領導一切的指示。
我隻好奇的是皇上重提了2018年1月就提到“像非典那樣的重大傳染姓疾病，也要時刻保持警惕，嚴密防範”，要“時刻保持如履薄冰的謹慎，見葉知秋的敏銳……第一時間提出意見和建議”。但這次為什麽這句話沒有用在自己身上？皇上自稱今年的1月7日就做出了批示，說明早已知道了疫情的特殊性和危險性，否則又何需批示？但為什麽這個見葉知秋的敏銳卻未能讓這個批示公示於眾，甚至沒向社會透露絲毫疫情的公開消息？中國已於1月3日向美國通報了疫情情況，為什麽如履薄冰的謹慎，卻未能將在1月3日向美國通報的信息也同時向中國人民公告呢？
從全文的開始到最後，我所能看到的都是在用各種謊言來當遮羞布，試圖掩蓋自己根本就沒穿衣服的事實。在試圖證明自己的英明偉大時，卻已將自己置於無法自圓其說的困境之中。越是吹則讓遮羞布飛的越高，越是露出了其內心的恐懼和赤裸裸的維護皇權地位的野心。也許這些口號與古詩會讓許多人倍受鼓舞，但聰明的人都能看到這些美麗裝飾的背後，是其絕不為此次疫情暴發和領導失誤準備承擔任何的責任，反倒準備用全國人民的努力與生命的代價換來的疫情防治的“勝利”為自己慶功，準備迎接全國人民歡呼“萬歲”的戰果。
中國執政黨用隱瞞前期疫情暴發的原因，靠後續封城的舉國之力，騙取了世衛組織的信任，並贏得了國際的稱讚。但身曆其中的中國人卻難以再次欺騙。生活在言論自由的民主國家的人，也許並不知道沒有新聞自由與言論自由的痛苦，但中國人知道這次疫情的暴發和所引發的一切本不應出現的痛苦，都來自於這個嚴禁新聞自由與言論自由的體製。
不管中國的管理體係上有多少的短板，但如果有了言論自由，那麽國民在提前知道事實真相時，就會主動的采取各種自我保護，也不會發生這麽嚴重的失控和傳播。比如被當成謠言者的李文亮的微信，不正是在告誡朋友和親屬們要嚴防疫情的傳播嗎！如果這不當成謠言，而變成政府對社會警告，那麽又何需1月7日的批示和後來發生的一切呢？或許僅靠民間的言論自由的傳播就早已取得了防治疫情的偉大勝利了，也根本就不會有後來的巨大代價的付出！
無論如何去吹噓黨的領導和“兩個親自”，都無法向中國人民解釋1月1日的中央電視台的抓批“謠言”的廣播，都無法改變整個社會對疫情暴發現任的追究。也許不是今天，但遲早這些政黨對人民欠下的債，都是要還的！
我無法為2月23日的講話歡呼，反倒從中看到了更大的危機，這種危機會在那些為講話而歡呼的聲音中更快的發酵。當無恥和無知的人們試圖甘心於偉大領袖的愚蠢中生存時，這個社會就會在烏合之眾中難以發展與維持了。也許不遠的將來，執政黨也會在這種愚昧中清醒，再來一次“打倒四人幫”的運動，再來一次鄧小平式的改革，重新挽救這個民族和國家！
24日公安係統學習2月23日講話的大會上，給出的信號是政治第一。全國的公安係統要為了“政治第一”而行動起來。拿起刀，扛起槍，堅決消滅一切借機惡毒攻擊的勢力，為維護社會穩定而不惜一切代價！
你願意成為這個代價嗎？代價能讓你從夢中清醒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