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曉康談《河殤》

《河殤》是中國中央電視台製作的六集電視紀錄片，於1988年6月11日首播。在1980年代“新啟蒙運動”的大背景下(摒棄傳統，支持改革開放，向往工業文明)，《河殤》被一些人認為是繼承了1910年代新文化運動的脈絡，對諸多中國文化符號辨析和評判，包括黃河黃土文明、長城和龍等，同時表達了對工業文明，海洋文明的向往。約2億至3億中國觀眾收看。

該片第一次用電視媒介總結了中國困局的原因——困局源於中國文化有太多傳統包袱。

1988年的《河殤》在80年代的中國學生運動史有承先啟後的意義，是當時社會中“反傳統”思潮的一個代表，客觀上與八六學潮和八九學運的思潮悉悉相關。

《河殤》以類似報告文學的風格對中國文化進行了批判，其主要論點是：中國以河流、大地為根基的內向式“黃色文明”導致了保守、愚昧和落後；為了生存，中國必須向以海洋為根基的“藍色文明”學習，並應該建立以市場經濟為基礎的經濟體係。為了令這套係列片的論證更加權威，作者引用了眾多西方理論，包括魏複古的水利文明、東方專製論，黑格爾有關中國陸地文明趨於保守的說法，小湯恩比的一個早期觀點——“除基督教文明外，所有其他文明，不是已經湮滅，就是步向死亡”。

蘇曉康和王魯湘為《河殤》總撰稿人，夏駿為導演，學者謝選駿為全片的主要內容最初策劃者，金觀濤和厲以寧作為該片顧問。

《河殤》片名出典於屈原《九歌·國殤》，一曲禮讚為黃河獻身的中華誌士仁人的樂歌。紀錄片分為六集，分別為《尋夢》、《命運》、《靈光》、《新紀元》、《憂患》和《蔚藍色》。

六四天安門事件後，中國大陸主流媒體在批判趙紫陽的同時，也對《河殤》抨擊。該片被認為是宣傳“資產階級自由化”、“虛無主義”思想的典型和“反革命暴亂的藍圖”，該節目自此被禁，該片的總撰稿人蘇曉康和王魯湘亦被官方稱作為“動亂的幕後推手”，均被中央高層點名通緝。八九學運期間蘇曉康與北京作家上街遊行支援學生，後蘇曉康逃往國外，王魯湘被判處有期徒刑9個月，而導演夏駿亦被央視開除公職和編製，調至廣告部工作。

作者表態

2014年，總撰稿人之一的蘇曉康表示，以現在的眼光看，《河殤》的思考水平有限，並且很膚淺，表示西方文明也有毛病。

2015年，另一位總撰稿人王魯湘指出，《河殤》並非對中華文明抱有敵意、或是全盤否定中華文化，而是針對80年代各種舊觀念對國家發展的束縛，進行一種文化批判上的策略安排，就是要用非常激昂的措辭，故意達到一種“片麵的深刻”，因此才會鞭笞自己的祖先、傳統和曆史，憧憬甚至誇大西方文明的優點。而最終的目的是為了建構一個現代文明的“夢”，希望中國像開放的海洋一樣，建成一個開放、現代化的國家。但同時他也承認，《河殤》以及當時的自己對中華傳統文化的了解不夠深入。

兩位作者亦均否認該片有政治意圖和背景。 實際上是市場化的產物（為了追求轟動和收視率），當然也是思想探索的產物。蘇特別指出，河殤根本談不上什麽理論，隻是一種激情。因為激進，出格，反傳統，這種激情影響了許多人。）

（附：新啟蒙運動和80年代文化熱

在1983年由中國中央電視台製作的紀錄片《話說長江》大獲成功後，中國國內掀起“河流片熱”的風潮。1986年，央視和日本NHK電視台耗時三年合拍了另一部“河”的紀錄片《大黃河》。然而這部影片在一開始並沒有通過央視高層的審批，僅在日本單方麵播出。為重新帶出該片，時任央視副台長陳漢元委派導演夏駿拍攝一部新的有關黃河的紀錄片，重新帶出對黃河的拍攝。

夏駿親自邀請了蘇曉康和王魯湘來為影片撰寫解說詞。原先該片曾以《大血脈》作為片名，在王魯湘的建議下，最終片名確定為《河殤》。

1987年9月，《河殤》正式在中國中央電視台立項。央視聘用了《走向未來》主編金觀濤和經濟學家厲以寧作為該片的顧問。）

六四天安門事件後，中國大陸主流媒體在批判趙紫陽的同時，也對《河殤》抨擊。該片被認為是宣傳“資產階級自由化”、“虛無主義”思想的典型和“反革命暴亂的藍圖”，該節目自此被禁，該片的總撰稿人蘇曉康和王魯湘亦被官方稱作為“動亂的幕後推手”，均被中央高層點名通緝。八九學運期間蘇曉康與北京作家上街遊行支援學生，後蘇曉康逃往國外，王魯湘被判處有期徒刑9個月，而導演夏駿亦被央視開除公職和編製，調至廣告部工作。）

六集電視片《河殤》解說詞 - 對風憶塵的日誌 - 倍可親 (backch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