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維新一聲炮響，在‘自由主義’表皮下送來了軍國主義；

十月革命又一聲炮響，在‘社會主義’表皮下送來了集權主義。

秦暉：“主義”的扭曲

新文化運動已經過去了一個多世紀，如今反思，令人感慨。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巴黎和會對中國不公，導致民族主義在新文化運動中占了上風，這是過去人們經常強調的。但是巴黎和會的不公其實在幾年後的華盛頓會議上基本得到了糾正，新文化運動尤其是其激進一翼的趨向極全化卻沒有改變，甚至變本加厲。這是為什麽？

筆者認為，比所謂“救亡壓倒啟蒙”更為深刻的變化，來自“啟蒙”本身。首先是西方自-遊主義經明治後日本中轉的變異版本。日本式自-遊主義要求人們從家長和藩主束縛下解放個性，解放的結果是效忠天皇與國家，這種“偽個人主義與軍國主義二位一體”的版本其實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即對中國有影響，一戰後影響更大。

而原版的西方自-遊主義本來影響就弱，一戰後受“反資本主義”潮流影響更弱。戰後日本對華影響大增，日本式自-遊主義以魯迅-巴金式的反家庭反禮教“啟蒙”方式不僅沒有被“救亡”所“壓倒”，反而與救亡相得益彰、互相激勵，出現“啟蒙呼喚個性，個性背叛家庭，背家投入救國，國家吞噬個性”的悖反現象，而這又與一戰後西方社會主義經俄國中轉的變異版本一拍即合。於是正如筆者在一次講座中歸納的：

“明治維新一聲炮響，在‘自-遊主義’表皮下送來了軍國主義；

十月革命又一聲炮響，在‘社會主義’表皮下送來了集全主義。

法家學說成為兩者的共媒，而儒家道德與自-遊民-煮西學成為共同的犧牲品。”鴉片戰爭後因“反法之儒開創學西之風”而出現的轉型機會，一變而為“馬克思加秦始皇”。中國社會從“儒表法裏”經曆了無數波折之後，隻是變成了“馬表法裏”。

當然，這並不能否定新文化運動的大方向。今天的改革也並不是重新要回到“儒表法裏”的時代。事實上，如果“秦製”不是積弊深重，隻靠“尊王攘夷”國人是不可能這麽熱心地掀起“新文化”大潮的。而人類的現代化盡管可以有無數的“特色”，但明確“群己權界”、己域要自由，群域要民煮，無疑是個普遍規則。

平心而論，自-遊主義與社會主義對實現這些規則都是至關重要的。在西方，兩者隻是“群己權界”的界有不同的劃定：左派傾向於在經濟方麵擴大群域而在倫理方麵擴大己域，右派則傾向於經濟方麵擴大己域，而在倫理方麵擴大群域，從而導致經濟領域的自由放任vs福利國家、倫理領域的婚姻規範vs同性戀權利之類的爭論。

但是，以個人權利為基礎，“由身份到契約”，以個人同意讓渡某些權利來建立公共領域，這些原則其實是共同的。“我們越往前追溯曆史,個人就越表現為不獨立,從屬於一個較大的整體”。而現代化就是要擺脫這種狀況，追求人的自由個性——作為客觀過程描述，曆史是不是真的如此容或可商，但作為價值訴求，馬克思的這個說法其實與自-遊主義並無二致。當近代中國麵臨“三千年未有之變”時，這個問題也擺在了人們麵前。

然而無論在東在西，“個人獨立性”從來不是一蹴而就的。西方中世紀是個“小共同體本位”的體製，擺脫小共同體的束縛是第一位的，為此他們曾經需要一個“市民與王權的聯盟”，即霍布斯與博丹的時代。到了“市民”擺脫“封建”以後，他們就開始與王權鬥爭、要求擺脫對“大共同體”的依附了。這就是洛克與盧梭的時代。

而秦製下的中國恰恰是個“大共同體本位”的體製，不僅壓抑個性最嚴重的是秦製，古儒向往溫情脈脈的小共同體，也反感秦製，現代化價值觀本來與這種“反法之儒”處於類似西方走出中世紀時“市民與王權”那樣的聯盟狀態。而這個時候西方“市民”恰恰又已經擺脫王權，由此形成的反王權專製、爭取民主自由的思想資源本來是國人最能接受——尤其是持古儒立場者最能接受的。這就是戊戌前乃至辛亥前的狀態。

但是日本則不然，日本近代化要從“走出周製”開始。他們的自由訴求不是衝著王權而是衝著小共同體，那是很自然的。

日本人“脫儒入法但不入歐，而是走向‘大東亞’”，導致明治後日本沒有建立陷正民煮而是建立了“一君億兆臣民”的“軍國”體製。軍國主義的膨脹最終不僅禍害了亞太各國尤其是中國，而且也給日本帶來災難，使明治後得以振興、一戰後進一步崛起的這個“強國”到了二戰便化為了一片廢墟，直到戰後才在美國強勢影響下擺脫“秦製”而走上陷政民煮的軌道，同時由“軍國”轉向和平發展。但是，如果就日本自身的曆史進程看，明治維新的“脫儒入法”、“偽個人主義與軍國主義結合”無疑是一種合乎邏輯的變革。

明治時期的啟蒙思想家津田真道曾宣稱：“宇內國體數種，概括為君民二政”，亦即君主製和民煮製。而“君政其內，唯封建、郡縣二體”，前者如明治前日本及先秦中國，後者如秦後之中國。津田承認民煮製更“文明”，但現在日本還不夠條件，而中國秦製以來的曆史表明“封建生於國初草昧之世，郡縣形成於稍具文明之秋”，所以後者應該成為日本現時的目標：“天下皆郡縣，四海唯一君。陪臣及陪臣的陪臣，皆為朝臣。”以後到“文明”進一步提高時，再考慮轉向“民政”。

盡管如所周知，後來日本並沒有自行完成向“民政文明”的進步，而是軍國主義栽了大跟鬥後在被占領狀態下實現的民煮化，但是，日本的現代化確實是從走出“周製”（“封建”）開始的，而明治維新確實完成了這個任務。明治後日本一度得以“富強”，雖未必就是“秦製”之效（戰後日本在民煮製下的富強無疑遠超於戰前，即便在短暫的“大正民煮”時期，日本經濟也是比明治更加發展的），但確實是走出“周製”加上學習西方之效。從這個意義上講，明治天皇不能比之於華盛頓，但比之於彼得大帝、路易十四和威廉一世，還是當得起的。

然而，中國在這方麵向日本學習，結果就東施效顰，比日本還不如了。中國早在兩千多年前已經結束了“周製”，而“秦製”之弊則積重難返，儒者既已積鬱思變，學西理所宜然。由“反法之儒”承接的“西學東漸”所開啟的中國現代化，實際就是要走出“秦製”。然而日本學西速效，使國人欲循其“捷徑”，卻從日本那裏學來了“走出周製”的藥方。

結果是明治式的“富國強兵”沒有學來——本無“周製”可以走出的中國並未獲得走出周製的好處，反倒使“秦製”之弊變本加厲。以儒家而非法家為敵的“日本式自-遊主義”猶如在日本那樣沒有給中國帶來民煮陷政，卻也沒有帶來日本式的富強，隻是使中國的新文化運動也走向了“偽個人主義破壞小共同體而為軍國主義開路”的方向。

需要強調的是，中國向日本學習，是一個思想史上被嚴重忽視的問題。中國人在“走俄國人的路”之前曾經“向西方尋找真理”，這是M幾次說到的事。這些年來又時興談英美的影響和德法的影響，說是中國自-遊主義來自英美的“經驗主義傳統”，而社會主義來自法德的“歐陸理性主義傳統”。據說，社會主義是從法德先傳到俄國再傳來中國的。旅法勤工儉學學生是早期gcd的重要力量。還有人強調二戰前德國對國民黨也有重要影響，等等。這些說法不是沒有一點道理，但我認為被太過誇大了。

如留法勤工儉學本起於左翼無政府主義性質的工讀運動，這個運動本身就相當激進。一些參與該運動者並未去法國，但也成了激進派（如M）。更有許多工讀生來法前已是激進派，在法國也沒怎麽讀書——很多人都是勤工而未能儉學，很快就像來法前一樣搞激進運動去了。很難說他們受到法國思想界激進傳統多少影響。更值得一提的是：那個年代並非工讀的普通中國留法學生（李石曾、張道藩、徐悲鴻等）中，甚至從工讀生轉入普通留學生者（如蕭子升）中，後來皈依共產主義的比例並不比留英美的高。

從另一方麵看，說新文化運動激進派在轉向LN主義前曾經是“日式自-遊主義”者。原因除了這些人從來不是政治上的親日派外，可能更由於人們印象中以往明治思潮的主流是“維新”改良，說康梁一黨學日本可以理解，陳獨秀等人早就有激進革命思想，似乎更像人們所說的法國傳統，怎麽說是“日式”的呢？

其實日本所謂的“維新”無論就“脫亞入歐”還是“去周就秦”而言，對他們的“封建”都是很激進的革命，其暴力和流血的程度並不亞於辛亥。而中國的維新也早就有暴力勤王、圍園殺後的選項。事實上，辛亥前所謂革命派與立憲派的論戰中雙方都有人早說過：他們的分歧其實不在“革命”與否，而在“排滿”與否。或者說其實是“政治革命”與“種族革命”之別。而明治維新並無“排滿”與“種族革命”問題，陳獨秀更不像章太炎那樣排滿。所以從辛亥到五四，革命者受日本影響並不比立憲派小。

更重要的是，所謂“日式”主要並不是就文本上的引經據典而言，而是就“問題意識”而言。即便西方的文本轉經日本傳來，那蘊涵的問題意識往往就已經不是西方的，而是日本的，而且對中國問題而言已經出現“誤置”了。如我前麵總結，所謂“日式自-遊主義”就是急於走出“周製”的日本人針對小共同體發動個性自由運動，而脫離小共同體的個人卻被用作大共同體的工具。

這本不是要求走出“秦製”的中國人的問題意識，從徐繼畬到譚嗣同甚至勞乃宣本來也沒有這種意識，英美回來的胡適也沒有這樣的意識。但這樣的意識主要經由留日回來的章太炎、楊度、魯迅和陳獨秀等一大批人傳播，終於成為主流，以至於後來很容易就接軌於“俄式社會主義”，事實難道不是如此嗎？

僅就留學的影響而言，zg創黨骨幹如以“一大”代表加“南陳北李”共15人計，其中就有6人留日出身，其他人則基本無留學經曆。尤其是其中並無一人留學過法國。留學美國的陳公博也是參加創黨後才去的（有趣的是去後就脫黨了），至於大量留學俄國那就是更晚的事了。顯然，除了俄國以外，日本對新文化運動左轉的影響要比法國大得多。而日本的這種影響後來雖不及俄國大，但無疑比俄國更早，也為俄國後來的影響創造了條件。

但是當時日本的影響卻比較“潛在”。首先，甲午後中日幾度為敵，稱引日本思想資源實不如稱引他國合乎時宜。其次，中國人多把日本看成西學的“二傳手”。由於易知的原因，盡管事實上日本的文化遺產並非全都由中國傳入，但中國人總認為曆史上的日本是學生，即使在明治崛起後的日本那裏受盡屈辱，對純日本“國粹”的文化資源還是很少人有興趣。

一個有趣的現象是：盡管很多人認為中西文化差距比“一衣帶水同文同種”的中日文化差距大，但事實上留歐美的中國人皈依基督教的很不少，然而留日中國人，包括政治上的“親日派”乃至汪精衛那樣的人在內，似乎沒有什麽人去信神道教。

中國人學習日本，主要就是因為日本“脫亞入歐”很成功，他們在日本受到的新潮影響也被理解為間接的西方影響。例如李大釗、李漢俊等不少中國人是從日本左派大師河上肇那裏知道《資本論》的，但人們通常都認為他們接受的是馬克思的影響，而不是河上肇的影響。

瑞士-德國學者布倫奇利（J.K. Bluntschili，當時經日譯轉中譯為伯倫知理）對日本思想界影響很大，中國人也經由日人介紹而受到他的強烈影響。但他在西方反倒沒有那麽大的影響。在西方他主要就是個國際法學家，而在日本他被當成重要的國家主義思想家，很多中國人也受到“伯倫知理國家學”的熏陶。顯然，他們引的是西歐文本，但“問題意識”卻主要是日本式的。

這種情況當時非常普遍。如梁啟超“於孜孜閱讀中切身感受了曾使日本明治維新獲得成功的各種社會思潮的作用及其本人所受的衝激與影響,其中他對近代西方文明的接觸了解又主要是通過日譯西等, 即不免是西學日化的輸出方式實現的,故梁氏的啟蒙思想, 雖授之於西洋,卻是受之於東洋, 因此是其特點所在。”

其實何止是梁啟超，清末民初許多留日旅日思想者所利用的資源都有“授之於西洋,受之於東洋”、“欲憑西學本義，卻假東學魂靈”的特點，具體地說，即稱引的著作、文本多源自西洋，而“問題意識”及其帶來的文本理解則受到東洋的極大影響。著作文本的“西學東漸”與問題意識的“東學西漸”是當時的兩個文化現象。然而，著作稱引是直觀易見的，問題意識的由來卻需經過分析才能勾勒出來，因而往往不被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