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縷神恩眷此生，以筆叩華赴使命 /餘傑（92級中文係）

萬縷神恩眷此生，以筆叩華赴使命

/餘傑（92級中文係）

終於到離開的時候了。

2012年1月11日中午，用過簡單的午餐，我們一家三口來到樓下。秘密警察頭子薑處長帶領六名手下，乘坐兩輛車來接我們去機場，一直將我們送到登機口。他們不準任何親人朋友前來送行。

在登機的那一刻，年僅三歲的兒子光光被我抱在懷中，靠在我的肩上，他以為那些便衣警察是爸爸的好朋友，便向他們揮手並用稚氣的聲音喊道：“叔叔，再見，再見！”這荒謬的一幕是我離開中國的最後場景。我沒有立即告訴光光，他說“再見”的那些“叔叔”究竟是什麽人。但我發誓，當我們到了美國，在兒子成長的曆程中，我會把全部真相告訴他。

在座位上坐定片刻，飛機緩緩駛出停機坪，駛上跑道，然後是加速、起飛。我坐在靠窗戶的位置，往下張望萬家燈火的北京城，仿佛是科幻電影中的鏡頭，而不是一座我曾經生活了十九年的城市。關機前一分鍾，我收到了好朋友王怡發來的一則手機短信——那是一句《聖經》經文，“耶和華對亞伯蘭說：‘你要離開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創世記》12:1）此刻，我的眼淚忽然掉下來：無論是去是留，上帝的安排總是最好的。

見證政治和人性的黑暗

我出生在四川成都郊外的一個小縣城。我的家庭很民主，父母很尊重我，家裏很多事情都跟我討論，不像傳統中國家庭對子女的權威，我在這種寬鬆的環境下長大。十六歲那年，初中畢業，發生天安門屠殺，對我的衝擊非常之大，可以說一夜之間完成了自己的成年禮。

我是一個早熟的少年，趕上了八十年代的末班車，大量閱讀了思想文化解放運動中的重要著作，如劉賓雁和蘇曉康的報道文學、劉曉波的文化評論等。1992年，我考進北京大學，有一年所謂的軍政訓練，那是1989年以後當局對北京大學和複旦大學新生的馴化和洗腦。那一年很痛苦，第一次看到人性的黑暗和邪惡，比如很多同學出賣自己的良心，向長官告密，拍馬屁以求入黨等。很多此類事情，令我反複思考人的獨立、人的自由這樣的基本觀念。

軍訓完回到北大，九十年代初的北大是最低潮時刻。經曆過八九以後，很難聽到教授講真話，也很少人認真做學問，一方麵是1989後的政治高壓，另一方麵是1992年鄧小平講話以後商業化的衝擊。官方用錢收買知識分子，好多此前我尊重的老教授為了得到博導等職稱而龍爭虎鬥，我非常失望，對知識、文化、文學能否賦予生命以永恒的價值，開始有了懷疑。念完碩士之後不願繼續念博士——如果念博士然後留在學校當教授，二十五歲就能看到此後一生的道路，多麽乏味。

在北大七年求學期間，身邊沒有一個老師和同學是基督徒，也沒有人向我傳福音。室友曾去海澱堂買回幾本《聖經》，我要來一本，常常挑選《雅歌》、《傳道書》等文字優美的部分閱讀，也選修了一門《宗教文學》課程，將《聖經》當作文學經典閱讀，並未覺得它跟我的生命有什麽關係。

一見鍾情的妻子和兩個人的教會

1998年，我出版了處女作《火與冰》，一炮而紅，其尖銳的文化批判吸引了無數年輕人的心，幾個月便暢銷百萬冊。那時，我每天收到幾百封讀者來信，其中一封信鼓勵我說，“在已經不再蔚藍的天空下，如果還有一雙眼睛與你一起哭泣，你就要堅持寫下去。”我與這位讀者通信了幾個月，有一次，她來北京出差，我們相約在北大校門見麵。我們一見鍾情，我在見第一麵的時候就向她求婚，她果然成了我的妻子。這段故事，我後來寫成長篇自傳體愛情小說《香草山》。

碩士畢業之前的春節，我們回到家鄉辦完簡單的婚禮，然後我們的蜜月是到廣州參加給中學生編一套《新語文讀本》的會議。在那個會議上，我們遇到平生所見的第一位基督徒。他是南京某大學的一位年輕學者，建議把《聖經》的一些篇章選進去，引起很大爭議。我支持他的想法，晚餐後他來到我們的房間，向我們傳福音。我們用原來的理性框架跟他辯論，那時我無法接受童貞女懷孕這類事情，他也沒法用邏輯理性來說服我。他說我們太驕傲，這一句就印在我心裏，盡管我心裏不承認。

回到北京以後，我很快畢業了，但一畢業就失業，當時的中宣部部長丁關根下令不準任何文化學術機構聘用我。於是，我成了沒有戶口、不能辦結婚證和身份證的“黑人”，這種狀況持續了一年多。

在那段艱難的日子裏，我妻子在2001年聖誕節受洗成為基督徒，後來在一間家庭教會聚會。但那地方非常遠。我出於對她的疼愛，就建議說，沒必要跑太遠，有沒有可能自己建立小小的查經班？恰巧我們發現身邊有幾個基督徒，連同我們一共三對夫婦就開始在我家裏聚會。我們沒有人帶領，是我妻子看《聖經》和各種基督教書籍來跟我們講。我一開始是旁觀者，慢慢就愈來愈投入。有一次，因為大雪，其他兩對夫婦都沒有來，於是妻子就在家對我一個人開講。我正在讀高行健的小說《一個人的聖經》，我就說，上帝真有幽默感，我們是“兩個人的教會”。

在我們家聚會有兩年多時間，這兩年多對我是很重要。這種團契跟文學寫作沙龍完全不一樣，若我搞一個沙龍，請十個朋友來，我會研究他們在學術上、文學上的成就是跟我差不多或是比我好，我才會請他們；但在家裏做團契完全不是這樣，因為大家是來聽上帝的話語，而不是來聽任何人講，不會有身份的限製，有些人完全是日常生活中接觸不到的群體，比如理發師、清潔工和上訪者。這兩年時間，因為在我家裏聚會，每到周末，前一天就開始打掃家居，準備拖鞋茶水。就是在這樣的一些瑣碎的工作中，上帝慢慢去除掉我的驕傲，讓我謙卑下來，讓我學習愛身邊的人，具體的人，甚至不可愛的人，而不是在文字中去愛抽象的人、遙遠的人。

過去，我是少年成名的作家，雖然遭到政府打壓，但心中有一種士大夫的自以為義，但在小組查經中，上帝讓我看到自己是全然敗壞的罪人的本相。有一天，聖靈突然感動我，我對妻子說：“我想做一個決誌禱告。”於是，妻子就帶我一句一句地禱告，禱告我之後，我還自作主張地添加了一句：“慈愛的天父，我是餘傑，我是全然敗壞的罪人。”我生怕上帝不知道我是誰，特別要告訴上帝我的名字！

2003年聖誕節前夕，我在北京的一間家庭教會受洗成為基督徒。

為弱者發聲遭逼迫，曆經酷刑不變信念

朋友邀請朋友來參加，團契很快就有三十多人。有一次，打掃樓道的清潔工阿姨聽到我們唱讚美詩，先是趴在門縫上聽，然後就輕輕敲門，就這樣成了我們的會友。還有一次，我們在郊外的洗禮邀請劉曉波來參加，他說他很喜歡跟我們在一起。不久，我們的家已沒辦法容納這麽多人，於是就到外邊租公寓來聚會。上帝一直眷顧我們這群小羊，從溫州差遣了一位牧師帶領我們。

方舟教會雖小，卻因為敢於敞開大門接納那些不被別的教會接納的人而具有其特殊性：六四受害者及其家屬、維權律師、異議作家、上訪者等紛紛成為我們的會友。為了接納六四殘疾人士齊誌勇弟兄，我們受到警察騷擾，被迫多次搬家。

漸漸地，我越來越清晰地看到上帝對我生命的安排。英國作家和神學家、屬靈偉人C.S劉易斯，在給他的小讀者回信時說過：“為什麽我成了一個作家？簡單地說，是因為我的笨拙以及我的手指讓我做不了別的事情。”我也是一個笨拙的人，上帝讓我成為一名作家，成為其手中一支小小的鉛筆，是將我安置在另一個槍林彈雨、千錘百煉的戰場上，為祂打一場美好的仗。很多中國作家，如莫言等人，寫作的目標，乃是為著“眼目的情欲，肉體的情欲和今生的驕傲。”而我寫作的目標，是在這個彎曲悖謬的時代，為光作見證。

耶穌道成肉身來到我們中間，《聖經》真理也要以文學藝術的形式加以闡釋、傳播和傳承。一千多年前，當佛教從西域進入中國時，采取一種迂回包抄策略。可以假設，如果沒有敦煌壁畫、沒有雲岡石窟、沒有引人入勝的《西遊記》，佛教不可能紮根於中國。不是每一個中國人都讀過佛經，但沒有一個中國人不熟悉《西遊記》。與之相比，新教入華已兩百多年，基督信仰仍未完成對中國文化的更新、洗滌和升華。其重要原因，就是中國基督徒和教會缺乏趙天恩牧師所倡導的“中國文化基督化”的異象。在華人世界裏，如果有基督徒作家寫出了如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與罰》那樣的長篇小說，如果有基督徒音樂家寫出了如同巴赫的《馬太受難曲》那樣的樂章，若有基督徒畫家畫出了如同達·芬奇《最後的晚餐》那樣的畫作，那麽，文化鬆土的工作就完成了，磐石中就能有泉水流淌出來。

我因為公開捍衛言論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與劉曉波一起從事人權活動、點名批評最高統治者，成為當權者的眼中釘。2010年12月9日，就在劉曉波的諾貝爾和平獎頒獎典禮當天，我被秘密警察從家中綁架到北京郊外的一處黑監獄，被施加酷刑數小時至昏死。

當我失去知覺前夕，我默默祈禱：“主啊，我不知道您的心意，您若讓我殉道，死在這裏，我也願意。”我突然感到上帝那雙溫暖的大手穩穩地托著我，我清晰地聽到上帝對我說了兩句話，一句是，“那殺身體不能殺靈魂的，不要怕它”；另一句是，“就是你的頭發，也都被數過了”。於是，我在一種平安的心境中陷入昏迷。後來，我被送到醫院搶救，醫生經過一晝夜的搶救，讓我脫離死亡的陰影。我蘇醒過來後，醫生告訴我，如果遲送到一個小時，就沒有辦法搶救了。上帝沒有讓我成為殉道者，上帝讓我活下來。

當我被釋放並在一年多之後攜全家離開中國後，我常常思考這個問題：上帝為什麽讓我活下來？我想到了當年在納粹德國對英國發動瘋狂的空襲時，C.S劉易斯應邀到牛津大學的一個學生團契所分享的一段信仰見證。當時，很多大學生都去參軍了，每天都有陣亡者的通知書寄回校園。那些沒有通過體檢、未能入伍參軍的同學如此追問說，在這個時候躲在防空洞裏讀書，還有什麽意義呢？這時，C.S劉易斯語重心長地對他們說，這場仗早晚會過去，希特勒注定會失敗，但當倫敦上空納粹的飛機消失後，另一場屬靈的大戰即將來到——馬克思的聲音、弗洛伊德的聲音，各種世俗的思想和價值都將蜂擁而至。那時，誰可以升空，去參與這場屬靈的“不列顛空戰”呢？劉易斯說，這就是上帝讓你們活下來的原因。我突然領悟到：這也是上帝讓我活下來的原因，上帝讓我繼續為真理和自由而寫作。從此以後，活著的不再是我。

創造恩賜如泉湧，立誌文化宣教開新路

到了美國之後，我們定居在華府郊區的弗吉尼亞州。三十九歲，在異國開啟人生下半場，其間經曆了不少的困難及神跡，上帝的恩典總是夠信祂的人用。

從2013年到2018年，我妻子在一家華人教會做全職傳道人，她頗有講道的恩賜，每次講道要花費數十個小時精心準備。她不單單是對著台下兩百名會友講道，更是對著華人世界成千上萬的饑渴慕義的心靈講道。在youtube上有一個“劉敏傳道講道集”（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oVQVcAaPilOiGLo7mb8fP5HkiPZIT6Lp），每集都有數十萬的世界各地的弟兄姐妹收看。

我們雖然暫時不能回到中國，但上帝為我們的宣教開辟了一條新的門，那就是寶島台灣。這幾年來，幾乎每年我們都有機會到台灣訪問和宣教，我們走遍了台灣的每一個縣市，甚至到台東的深山中跟布農部落的弟兄姐妹一起分享上帝的話語。

剛到美國的時候，我還擔心自己的寫作如何持續下去——在一個英文的環境中，中文的寫作何以保有生命力？上帝卻賜予我源源不斷的靈感，讓我每年平均寫作超過一百萬字、出版五本書。我以《香草山》和《我聽見斧頭開花》兩本書兩度榮獲湯清基督教文藝獎——這是華人基督教界最高的文藝獎項。

2021年，我將出版迄今為止最重要的著作《大光：宗教改革、文明更迭與觀念對決》三部曲。它可以說是“中國版的《前車可鑒》”。被譽為“知識分子宣教士”的薛華（Francis August Schaeffer）以四十年時間研究西方思想史，指出西方文化衰落的根源，是人僭奪上帝的位置，要作宇宙的主宰，致使文化體係百病叢生、獨裁統治肆虐全球。他大聲疾呼，惟有恢複對上帝的信仰，人類才有希望。他也批評教會的軟弱：“教會領袖不了解與一套錯誤前提作戰的重要性，所以世俗思想和新神學的洪水泛濫了教會。大多數教會領袖還在錯誤的戰場上作戰，因此，雖然他們原本應在防衛、交流上占絕對優勢，現在卻隻能悲哀地甘拜下風。對這個嚴重的薄弱點，福音派至今仍無法補救。”

受薛華的啟發，我在近百萬字的《大光》三部曲中，將詳細梳理五百年來的西方宗教改革史、清教徒神學史和英美保守主義政治哲學史，進而探討兩百年來的中國近代史和中國教會史，更指出中國轉型的“發動機”乃是基督新教及其觀念秩序。

我有充分的自信，迄今為止，在華語思想領域從未有過一本著作，像《大光》三部曲這樣論述中國近代史、中國教會史以及與西方近代化諸模式之關係。《聖經》中說，認識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參《箴言》9:10）。我能寫這本書，不是因為我擁有多少智慧，乃是因為我有幸被《聖經》真理光照。如此，我如盲人今得看見，迫不及待地與讀者分享重見光明的甘甜與喜悅。這是上帝引導我看到的光明與真理，也是華人教會和華人社會的出路所在：英語民族何以催生普世價值？首先，清教徒清新剛健、敬虔奮發的生活方式、觀念秩序及精神和心靈秩序，對婚姻、家庭及小區等小共同體的建構產生了點石成金般的轉化作用；其次，宗教改革的先驅們基於對上帝所造之人的罪性的認識，設計出權力分割與製衡的教會組織架構，現代民族國家的立憲共和政體即由此複製而來；第三，宗教改革中誕生了博大精深的加爾文神學及政治哲學，由此衍生的英美保守主義政治哲學，至今仍是維持美國及英語國家強大的“定海神針”。對於個人來說，這三大要素乃是基於《聖經》的“人生說明書”；對於國家和民族來說，這三大要素乃是既有教堂、也有憲製的“大國崛起”之磐石。

“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見了大光；住在死蔭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們。”（《以賽亞書》9:2）中國破碎、重建及救贖的秘密皆在於此。願我的思考和寫作成為中國社會和平轉型、福音廣傳的祝福。

作者簡介

餘傑，1973年出生於四川成都。1992-1997年，北京大學中文係本科；1997-2000年，中文係碩士研究生。2012年赴美，2018年歸化成為美國公民，現居弗吉尼亞。2003年在北京受洗成為基督徒。曾在方舟教會、豐收教會擔任長老、主日學老師等。著述多達六十多種，如《火與冰》、《香草山》、《走向帝製：習近平與他的中國夢》、《用常識治國：右派商人川普的當國智慧》、《顛倒的民國》、台灣民主地圖係列、“基督與生命”係列訪談等，涵蓋中國當代政治、民國曆史、清教徒神學和保守主義政治哲學等領域。最喜愛經文：“你們必曉得真理，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約翰福音》8: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