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道的魅力
道成了肉身，豐豐滿滿地有恩典，有真理，魅力四射，令我折服
司徒雷登二三事
/遊永上
“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裏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約翰福音》12:24）這樣的心誌是許多來到華夏大地的西方宣教士所共有的，這也是司徒雷登一生的真實寫照。
他曾說自己是中國人更多於是美國人。可以說，司徒雷登為中國的教育以至於中國的和平付出甚多，但更重要的是作為牧者，司徒雷登用他的一生活出了基督的生命樣式。他所追求的真理的大道，他所實踐的自由的公義，以及為他所服事的人們能得到和平，直到今天依然對中國社會形態產生影響。
燕京大學和校訓
1904年，作為美南長老會的宣教士，28歲的司徒雷登攜妻子，遠渡重洋，從美國回到了他的出生地——中國杭州，開始了在中國的宣教生涯，也展開了他在中國教育史和中國基督教宣教史上濃墨重彩的畫卷。
擅長學習各種中國方言的司徒雷登，在講台前布道、與信徒交談，很快融入了中國當時的社會生活。他的中文水平相當高，被視為“中國通”。1908年，司徒雷登受聘於南京金陵神學院並擔任南京教會事業發展委員會的主席，他積極提倡“基督教青年會不應受教會、教義和組織上的約束。可以公開討論如何將基督教的教義，應用到政治、社會、學術和經濟問題上”。這種思想和宣教實踐與他創辦燕京大學和參加政治活動息息相關。1918年秋，司徒雷登奉華中布道團之命籌辦一所教會大學。辦校初期，他強調“基督教運動的前途，實賴教育”並采納誠靜怡博士的建議，定名為“燕京大學”，司徒雷登任校長、校務長。
1922年，司徒雷登為燕京大學找到了合適的校址——燕園和勺園，兩處景色優美的園子合為一體；司徒雷登又專門聘請了美國著名設計師墨菲，按照中國文化理念設計建成了當時中西合璧的美麗的燕京大學的校園。它正好坐落在清華園的西麵，時常可以聽到“立德立言，無問西東”的歌聲飄蕩。60多年後的北大學生用林黛玉的一句話作為回應：“不是東風壓了西風，就是西風壓了東風。”不過把句式變成了肯定句。這是兩校之間的一點小樂趣。
燕京大學是由四所美國及英國基督教教會聯合在北京開辦的大學之一，也是近代中國曆史上規模最大、質量最好、環境最優美的大學之一。司徒雷登是一位虔誠而活躍、謙卑而善良的基督徒，他認為燕京大學“應該與宣揚基督教互為助長，相得益彰”，“燕大是整個宣教事業的一個組成部分”，應“保持濃厚的基督教氣氛和影響”。他提倡“思想自由化”，要“宣教士完全可以壯著膽子去宣傳基督教的生活方式”。
他還認為：“信仰和表達信仰的方式則純屬個人的事。”他還在校園裏創辦了“基督教團契”。司徒雷登校長在開辦之時就為燕京大學製定了校訓：“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務。”校訓源於《聖經》中的兩句話，一是“你們必曉得真理，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約翰福音》8:32）這一句也是美國弗吉尼亞大學的校訓，由美國第3任總統傑弗遜書寫在該校的校門正上方。另一句是“正如人子來，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並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贖價。”（《馬太福音》20:28）司徒雷登將這兩句糅合在一起作為燕京大學的校訓，對學校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這一校訓不僅融合了基督教的信仰、科學的方法和無畏的探索精神，而且折射出當時燕京大學先進的辦學理念。這一校訓還對燕大學生影響深遠，司徒雷登曾自豪地說：“我所知道的大學校訓沒有哪一個像這個一樣，對學生產生那麽重大而有力的影響。”
人們這樣評價燕京大學：“雖然她隻存在了短短的33年，但在不到10年的時間內，就從不名一文的爛攤子，一躍成為國際知名的綜合性一流大學；雖然她隻有9988名注冊學生，但它為中國各個領域培育了諸多頂尖人物和高水平人才，就連1979年鄧小平訪美訪問團的三分之一成員都是出自燕京大學的畢業生。雖然她的名字已經消失殆盡，少有提及，但她的精神和曆史將長存於世。”
這樣說也許更趨於表象：北京大學將革命曆史留在了紅樓，卻將名字融入了燕園。北京大學不僅繼承了湖光塔影、亭台樓閣，還傳承了對真理的渴望、自由的追求以及服務社會的理想。北大再無校訓，卻將燕大的校訓銘刻在中國乃至世界大學教育史的豐碑上，所有這一切正是燕園的精髓和靈魂。燕京大學不再是停留在曆史書卷中的記憶，而是發揚光大了。可以想象就在不久的時代，上帝之子的光必定會照亮東方，幫助人們從蒙昧中蘇醒，雖然鐵幕重重，可這光已經無人能阻擋。
抗戰勝利後，司徒雷登提出過對“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務”校訓的另一層次的理解：在上帝的世界裏，隻有得到真理，才會獲得自由；但在現實生活中，隻有得到了自由，才能知曉真理。他的這一新認識，更讓今天的我們有了更深刻地了解和體會。
從校長到囚徒
司徒雷登為燕京大學奠定了公義、公平和公正的思想基礎，這不僅是他對學生的基本要求，也是他自己一生的實踐。他同情學生運動，甚至親自帶領燕京大學的學生上街遊行。“九一八事變”後，中華民族反抗日本侵略的鬥爭風起雲湧，北京及全國各地的學生包括燕京大學的學生南下請願，要求政府積極抗日。當時司徒雷登從美國募捐回來，在校門口碰上學生們返校，學生們不知道如何麵對校長，怕被責備荒廢學業。司徒雷登決定當天召開一個全校大會，會上他看著這些回來的學生，先沉默了兩三分鍾，然後說出了這樣的話：“我在上海下船登岸首先問來接我的人，我們燕京大學的學生是否去南京示威請願了，他們回答我說燕京大學的大部分學生都去了，是大部分都去了。我聽了之後，才放下了心。如果燕京大學的學生沒有去請願，那就說明了我幾十年的教育是完全失敗的。”
1937年“七七事變”發生之時，燕京大學正處於日本軍隊的包圍之中，西麵不到兩公裏就是日本人的大本營，日軍士兵不時地從燕京大學周圍的路上走過。戰爭開始後幾天內就有2000多人湧入學校，尋找安全的避難所，而當時的國立大學和其他官辦學校已經被關閉。由於燕京大學具有美國和英國教會背景，盡管燕京大學的師生都積極參加了反對日本侵略的多次抗議活動，日本侵略者也把燕京大學視為他們前進中最主要障礙之一，千方百計逼迫學校關門。但是燕京大學沒有屈服，奮起抗爭。日本的侵略行徑在燕園裏引起波動，司徒雷登回到學校，他在校園的校旗、國旗旁升起了第三麵星條旗，並以校長的名義向駐北平日軍侵略者當局致函宣告：燕京大學是美國及國際財產，堅決反對日軍進入校園搜捕愛國進步學生，燕京大學不會逃離包圍著它的威脅，它要在北平繼續辦下去。
司徒雷登支持學生的抗日愛國行動，盡一切可能幫助保護師生，是廣大師生的精神支柱，他用自己全部精力庇護這些中國未來的棟梁。他組織教師學生，自我保護，嚴禁任何告密行為，一經核實有告密的人嚴懲不貸。對於日軍的栽贓破壞，則嚴正反擊，挫敗了日軍屢次進入校園的企圖。對於燕大師生的愛國抗日行動，則全力支持，保護了各方愛國人士。司徒雷登對校園裏所有人公開表示：“願意投身戰鬥，到前線作戰的支持，願意知識救國，留在校園學習的歡迎；願意到重慶，還是延安的，聽憑個人追求，缺乏經濟能力，提供經濟資助。”就這樣，一大批出自燕園的抗日誌士活躍在抗日鬥爭的各個地方，司徒雷登也因此成為日本侵略者的眼中釘肉中刺，欲除之而後快。
1941年12月7日，日軍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次日淩晨，日軍包圍占領了燕京大學，強迫學校接受管理，遣散學生，美麗的燕園淪入日軍之手，被用作傷病醫院。第二天司徒雷登和一批師生相繼被日軍逮捕，他拒絕與日軍當局合作，被押送到山東濰縣（今山東濰坊）的樂道集中營。
集中營裏還關押了一些國內外的知名人物，以基督教宣教人員為主，其中有山東大學創始人之一赫連博士、齊魯大學教務長德位思、巴黎奧運會400米冠軍，宣教士埃裏克利德爾（《火之戰車》的主人公）、美國繼任駐華大使恒安石、蔣介石顧問雷鎮元和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賽珍珠等人。
日軍的殘暴是有目共睹的，當他們抓捕到這批有重大影響力的人時，首先是威逼利誘，迫使他們屈服，之後又是慘無人道的精神和肉體折磨。日軍每天逼迫他們幹重體力勞動，卻隻給極其少量的食物，聲稱是為了防止逃跑。這些被捕的人大都與司徒雷登一樣有傳教士和基督教會背景，所以很容易就團結在一起，相互幫助扶持，但是長期幹重活，又食不果腹，很快許多人病倒了。
此時，他們唯一的依靠就是心中的上帝，他們共同向上帝禱告，求上帝的憐憫和保守。為了堅定信心，他們在那樣的環境下開始禁食禱告，一方麵是真誠地祈求，另一方麵把省下的食物讓給婦女兒童、老人病人。上帝聽到了他們的祈禱，不久，集中營的情況傳遞到了外界，引起了各國的抗議，並拒絕與日軍交換戰俘，日軍不得已被迫保證了集中營的食物供應。集中營裏的囚徒再一次向日軍提出舉行公開敬拜的要求，他們不但為此向上帝禱告，也為日本人禱告。在被允許後，敬拜上帝的活動就再沒有停止過，集中營裏每天都會傳揚讚美的歌聲。他們還組織團契、開設查經班、主日學，為集中營的孩子補習課程，直到他們被解救。
1945年8月17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後兩天，司徒雷登被解救出來，他在集中營監獄中度過了三年零八個月又十天。當司徒雷登抗戰勝利後回到燕大，有人問他有沒有被日本人鞭打，他回答：“基督耶穌已經為我們受了鞭笞。”
當時的司徒雷登聲望如日中天，成為那時在華最有影響力的外國人，然而中國人常說盛極必衰，因為在風雲詭吊的政治社會裏，個人無法掌控自己的命運。就在中華民族為近代以來首次的最終勝利而揚眉吐氣之時，司徒雷登的道路卻悄悄扭轉了方向，進入了他一生中最無奈的境地。
別了，司徒雷登
真正使司徒雷登在中國家喻戶曉、人人皆知的是毛澤東的《別了，司徒雷登》這篇文章。抗戰勝利後，司徒雷登對中國文化、中國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習氣知之甚廣，且他的道德品格、基督教博愛平等的思想讓中國各階層人士都能接受他，出任駐華大使已是推崇有加，眾望所歸。兩黨都有他的學生，毛澤東在重慶第一次見到司徒雷登就滿臉笑容地對司徒雷登說：“久仰，久仰，你們燕京大學的同學在我們那邊工作得很好。”幾天後又專程宴請了司徒雷登。
司徒雷登70歲生日之際，燕京大學為他舉辦了隆重的壽宴。當時在北平的名流幾乎悉數到場，國共雙方均派出了高級代表出席盛會，並送來祝壽禮品。國民政府主席林森送來錦旗，周恩來、董必武、葉劍英等作為中共代表，也參加了宴會並對司徒雷登的品德人格以及對中國的文化、教育事業和中國人民做出的巨大貢獻高度讚揚。司徒雷登之所以備受尊敬，且根植於中國人特別是知識分子的心中，這固然源於他對中國的愛和奉獻，也與他的基督教普世價值觀和世界主義情懷不可分割。在司徒雷登看來，宣教士、教會和教會學校不應該單純地教授人們信仰宗教、背誦教義、遵守教規，而是應該教會人們在現實生活中，在教義的指導下解決複雜的人生問題及提供社會生活的精神力量和精神支柱。
1947年，司徒雷登在南京履職，他以促成中國和平為己任，癡迷於組建中國的聯合政府。他曾表示：“我之參與，若存一線希望，促使國民黨人與共產黨人組成聯合政府及統一的軍隊以結束此場耗竭民力、自相殘殺之內戰，我即不惜代價，全力以赴。”可惜司徒雷登生不逢時，中共不可能聽他的；蔣介石領導下的國民政府不聽他的；美國政府也偏袒國民政府，他作為大使又不得不服從美國政府的政策，一切努力都失敗了，中國內戰全麵爆發。司徒雷登痛責自己失職，寫道：“我辜負了中國人民對我的信任，我未能說服任何一方為達成和平協議而做出讓步。”
1949年4月，解放軍占領南京，當時的蘇聯駐華大使都隨國民政府遷到廣州去了，司徒雷登卻仍然留在南京以觀變化，顯然他是想和中共保持接觸，他表示：“中國問題不隻是一個對華政策問題，而是關係到世界和平的問題，希望解決好中美關係，這對世界和平是一大貢獻。”
針對這種情況，中共特派曾經燕大的學生黃華，任南京軍管會外事處主任，毛澤東轉托時任燕京大學校長的陸誌偉寫信給司徒雷登，表示他可以個人身份到北平參加燕大校慶。周恩來則通過黃華表示歡迎司徒雷登回燕京大學一行，欣然盼晤。獲此消息，司徒雷登很是興奮，他通過黃華和陳銘樞向中共領導人傳遞了建立新關係和他本人可否去北平的信息，得到答複：中國願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與任何國家建立外交關係，歡迎他以老朋友的身份前往北平。但是他就北平之行“可否與中共建立聯係避免新中國徹底倒向蘇聯”向美國國務院請示，卻遭到拒絕並要求他立即返美。司徒雷登隻能在解放了的南京坐等了一百多天，最終不得不離開了中國。
司徒雷登返回美國後，美國國務院向他下令三個不許：不許演講、不許談美中關係、不許接受記者采訪。與此同時，遠在大洋彼岸的毛澤東發表了《別了，司徒雷登》一文，而就在毛澤東發表此文的兩個月前，當毛澤東得知司徒雷登打算到北平，以便共同探討新時期的中美關係時，還將他稱為許多中共人士的老朋友。為什麽在短短兩個月之後司徒雷登在中共眼中的形象全變了呢？答案很明顯，他其實是在替美國政府背罵名，代人受過。
因此，可以說毛澤東的文章並不是針對司徒雷登個人的，它真正批評批判的對象是美國政府。毛澤東對他有這樣的認識：“司徒雷登個人畢竟對中國是有感情的，對中國的高等教育事業是有貢獻的。”許多事實表明，中共對司徒雷登給予了比較客觀而公正的評價。毛澤東周恩來和葉劍英在與到北京訪問的國民黨粵軍元老陳銘樞談話時，不僅對司徒雷登在日本占領時期所表現出的頑強精神及數十年來在中國從事教育工作的成就表示讚揚，還對他寄予了最重要的希望——從國與國之間的長遠利益考慮，毛澤東表示：“希望今後美國不再援助蔣介石，希望美國能按照羅斯福總統、史迪威將軍和華萊士先生的方式製定其政策，如果美國將來能這樣對待中國，中國自然會同樣有所回報，而這一切的實現就有賴於司徒先生回國的努力了。”
司徒雷登最為遺憾的是沒能堅持自己的心誌，前往北平，回到燕園，他自責為“太注重使命和職責”，一貫以誠信和公義為標準的司徒雷登，作為代罪羔羊，終於隻能眼睜睜看著“中美關係的大門被重重的關閉”而望洋興歎。後來，毛澤東1970年接見斯諾時，請這位老朋友向美國傳遞互開大門的信息。而當年正是司徒雷登親自安排了黃華陪同燕京大學新聞係教授斯諾訪問的延安。司徒雷登和毛澤東都不會喜歡“關門”的結果，特別是對詩歌研究頗深、遣詞造句高手的毛澤東，在這篇文章的標題上是否就用了最喜歡和最擅長的雙關語，現在已無從探究，但是從他會見基辛格和尼克鬆時的談話，以及後來常被提及的鄧小平“美國友好論”，卻讓人可能產生稍許遐想。向來以煉字精辟且精確的毛澤東沒有用告別、送別、離別，甚至罵別，而唯獨用了“別了”，至少有惋惜、歎息，甚至不舍的字麵含義，但是博大精深的中文裏“別了”至少還有一種意思就是“不要”。那麽《別了，司徒雷登》，僅這幾個字標題的內在含義，就不由得使人浮想聯翩了。
司徒雷登的遺願是將骨灰埋葬在中國，最好是燕園。但是由於幾個馬列老太的堅決反對，致使這個願望沒有能夠最終實現；直到2003年，司徒雷登的骨灰安葬在杭州半山安賢園和他的父母家人在一起。《聖經》告訴我們：曾經基督耶穌也不為自己的族人所接受，能在這一點上真正地效法耶穌，應該是司徒雷登這一生最好的結局。
最後，用司徒雷登自己的一段話（《在華五十年：從傳教士到大使——司徒雷登回憶錄》）作為本文的結尾，因為他的話到今天依然可以品味到其中的真實性、哲理性和預見性。
“我人生中的大部分時光都是在中國度過的，我和這個偉大的國家與民族之間必然有著難以割舍的精神紐帶。這不僅是因為我出生在這裏，也因為我在這裏長期生活，和無數的中國人成了朋友。作為一個在中國成長的美國男孩，後來又作為傳教士和中國文化學習者、福音教派神學教授而擔任大學校務長，這些經曆是我人生中特殊的榮幸。1946年，由於局勢的特殊，我被‘扔’到南京擔任美國駐華大使，度過一段並不愉快的日子。1949年我最終黯然離開中國回到美國。
在中國我經曆了不少政權----腐朽沒落的清王朝；理想主義者孫中山領導的早期國民國政府；孫中山去世後軍閥混戰貪官橫行的民國政府；開始致力於民族統一和現代化的國民政府；統治中國半壁江山不可一世卻短命的日偽政權；二戰勝利後卻飽受內戰創傷的中國，還有剛剛執掌中國大陸的共產黨政權。經曆了這麽多現代曆史的變遷，目睹了一個古老又嶄新的文明所承受的成長的傷痛。中國努力去適應這個新世紀的世界，將來的某一天他必將在物質和精神上都成為一個世界強國。
回望過去的80年，我心中那個清晰而又神聖的上帝指引著我的人生之路，我意識到我人生中的許多重大決定是在外部的束縛和內心的勉強中做出的。一次次地，有一種力量，似乎不是來自我的內心，但卻迫使我走向自己並沒有追求也沒有預料到的人生體驗和旅程。無論如何，能夠在半個世紀的中美文化和精神層麵的關係中起到一些作用，我已經心懷感激了。盡管這種關係現在破裂了，但是我堅信將來在日漸興起的世界民主模式和世界大家庭中，中美之間將會重新建立一種牢固且豐富多彩的關係。”
作者簡介
遊永上，出生於上海。1983-1987年，中文係本科。現居美國德州。1989年於中國決誌。1990年於休斯頓中國教會受洗。作者個人見證刊於《從未名湖到生命泉》第一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