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宗教文化、精神的當下意義的一些思考/錢理群

關於宗教文化、精神的當下意義的一些思考

——《從未名湖到生命泉：百名北大基督徒見證錄》第3冊 讀後有感

/錢理群

一

2021年感恩節，我突然在網上收到來自美國的一位北大老學生的信，並附上了這部《從未名湖到生命泉：百名北大基督徒見證錄》第3冊的書稿。信中深情寫道：“我們這一百多名同學現在雖散居在世界各個國家，但是未名湖是凝聚我們的共同記憶，是我們天路曆程的起點。老師們是我們成長的引路人。我們始終記得北大百周年校慶的紀念冊《精神的魅力》引用的《沙恭達羅》中的這句詩：‘你無論走得多麽遠，都走不出我的心，正如黃昏時候的樹影拖得再長，也離不開樹根。’”“感恩老師當年的教導，感恩今天老師再次審閱我們百名學生在離校後幾十年的心路曆程。我們翹首以待！”

寥寥數語，立刻打動了我的心，不僅是因為這麽多不同年代、不同係別的學生還記著我，而且我們依然心心相印，這在這個大動蕩、大分裂的時代是多麽不容易！我為之寫點什麽，是義不容辭的。

但在仔細拜讀了書中的文章，真要動筆時，卻有些猶豫，以至拖了許久，沒有如期交稿。原因大概就在我雖然有強烈而自覺的宗教情結，卻始終不願皈依於某個具體的宗教。這背後有複雜的時代、思想、文化的背景，也有我個人思想、性格的因素，一時也說不清楚，不說也罷。這樣，我和作為本書作者的這些北大學子，既有精神與文化底蘊上的根本相通，但也確有相隔的一麵；更重要的是，因為我不信教，就沒有在宗教教義的理解上下過任何功夫，不懂就沒有發言權。

思之再三，還是就我們共同關注的宗教文化、精神問題，作一點討論，盡管我對宗教文化、精神的理解也是極其膚淺的，屬於中小學生的水平。但我也有一個內在的衝動，就是我從在北大任教，到如今到養老院休養，始終如一地在關注與思考“中國向何處去？世界向何處去？自己向何處去？”這樣的大問題，有著幾十年如一日的現實關懷；而我在觀察當下的中國、世界與我自己的命運時，都強烈地感覺到宗教文化與精神的重要性。就在2021年年末，我還在養老院裏的聖誕節晚會上作了一個發言，不妨抄錄一段，算是我的“讀後感”的一個開頭吧——

二

“我不是基督教徒，卻願意參加‘相約聖誕聯歡活動’，並且講話。原因就在於我雖不信教，但宗教文化、宗教精神卻對我很有吸引力。而且，我認為，宗教文化、宗教精神對於我自己，也許包括在座的居民朋友的養老人生，具有特殊的重要性。這是因為我們進入老年人生階段，就要直麵一些青年、中年人生階段可以不加注意，可以回避的問題。我指的是，生與死的問題，以及從生到死，生命的最後階段的‘自我形象的重塑’，以及對‘死後自我’的主動、理性安置，等等。今天，我想和諸位討論的，就是‘生前的自我重塑’裏的宗教文化、精神問題。

“為什麽在人生進入養老階段時需要一個‘自我重塑’？原因就在於我們每個人的青年、中年人生，在自有意義與價值的同時，也必然充滿了遺憾。人到了晚年，回顧、總結自己的一生時，需要有一個自我反省、反思，自我調整、完善的問題，把滿意的部分保留下來，不滿的地方加以舍棄，還要有新的補充和發展。

這就說到了人性問題。在我看來，每個人的人性總是有善有惡，問題就在於我們如何處理：是揚善抑惡，還是揚惡抑善？我自己總結，在我的，或許也是我們這些七、八、九十歲老人生命中，最大的人生遺憾和教訓，就是我們在外在環境的支配、影響下，常常是揚惡抑善，而不是揚善抑惡。這就是我經常說的，我們這些人在曆經沒完沒了的各項‘運動’時，總是與天鬥，與地鬥，與人鬥，與自己鬥。鬥來鬥去，就把人性惡全部誘發出來，把本性中的善壓了下去，造成人性的扭曲。我們現在老了，就要總結教訓，作根本性的調整。這就是我一再說的要‘寬鬆，寬容，寬厚’；‘三寬’的核心就是‘揚善抑惡’。我們是不是可以為自己的養老人生，定下兩個目標：在老年人的自我修養上要揚善抑惡，在處理養老院裏的人際關係上，也要堅持揚善抑惡、以善相處的原則。而要實現這兩大目標，就需要吸取新的思想資源。

在我看來，一個重要方麵，就是宗教文化、宗教精神的資源。在我的理解裏，宗教文化、宗教精神的核心，就是揚善抑惡，自覺地追求真、善、美，排除假、醜、惡。在上帝麵前，人的一切邪思惡行，都使不出來，而人內在的美好人性卻都自然誘發出來。我觀察過許多宗教徒，他們的最大長處，就是說話、做事都有底線。我將他們的生命存在方式，概括為真、誠、純，這大概也是‘返老孩童’，全都是‘可愛的人’。而在我看來，‘可愛的人’也是‘可笑的人’：真誠——但有點傻；沒有機心——但不懂世故；天真——但幼稚；有赤子之心——但永遠長不大，是個小老孩兒。

可以說，在宗教文化、精神的熏陶下，揚善抑惡的結果，就把我們塑造成了可愛的人、可笑的人。這正該是我們生命的最終追求。我一再地表示，希望將來在我的墓碑上寫下這幾個字：‘這是一個可愛的人’。這也是我今天在這個‘相約聖誕聯歡活動’上，我給大家的聖誕祝福：希望我們養老院裏的老人，都成為‘可愛的，又有點可笑的老頭、老太！’”

我的講話引來熱烈掌聲，引發強烈共鳴：這大概不是偶然的。

三

其實，因為這是公開演講，我並沒有把話說完。特別是讀了本書的文章後，我更想做兩點補充和發揮。

我注意到，好些同學在說起自己的“信仰之路”時，都談到了“夢碎天安門”的經曆。這恐怕是我們“北大人”共同的心結。這更是中國改革開放的曆史進程中的一個大逆轉的開始，二十多年後的今天，就顯出了後果：當今的中國又回到了“文革後期”，我們重新麵臨“中國向何處去？世界向何處去？自己向何處去？”的新的曆史選擇。

在追問中國為什麽會走上“複歸”之路的原因時，除了根本性的體製問題之外，不可回避的就是大陸中國人的國民性、人性的被改造。“六四”之後，中國拒絕政治體製改革、單一化的經濟改革路線不僅強化了中國的極權體製，而且把大陸中國人改造成了“沒有理想、信仰的經濟人”，其基本生存法則就是“趨利避害”，結果就培養出了我一再提到的“精致的利己主義者”，更多的是“粗俗的利己主義者”，而日益製度化的極權體製的基本統治手段，就是“跟我走就有利；不跟就不讓活”。這樣，這些失去理想與信仰的精致、粗俗的利己主義者，就成了當今中國極權體製的群眾基礎。

這正提醒我們，體製與人性（國民性）正是當今大陸中國的兩大核心問題；其中一個重要方麵，就是價值、理想、信仰的重建。我注意到，本書的許多作者都是在“六四”之後，逐漸走向信仰之路的，他們的經驗就很有借鑒意義。當然，如前文所說，我並不認為，皈依宗教是建立信仰的唯一道路，我自己就是通過自己的路而一直堅持我的信仰的。但不管通過什麽途徑，始終不渝地追求信仰，追問“我從哪裏來？我到哪裏去？”尋找“回家之路”，則是我們北大人共同的特質、本性。

四

我還注意到，本書的一個重點，是“疫情手劄”。單就是《新冠病毒下，我的靈修之旅》《病情中的掙紮與祈禱》《黑夜究竟有多長——新冠疫情下的交集與思考》，這些題目就讓我怦然心動。坦白地說，我（或許也包括許多中國與世界的知識分子與普通人）對“疫情後的中國與世界”充滿了焦慮與困惑。我最近網絡采訪中有一個講話，談到我們將麵臨一個“無真相，無共識，不確定的時代”，引起了大陸網民，包括許多“90後”、“00後”的青年的強烈反響。坦白地說，處於這前所未有的曆史大變局、大動蕩之中，我們確實有不知所措之感。正像書中的一位作者所說，在我們成了孤獨、“失落的人”的時候，就“渴望能夠抓住永恒的東西”。

可以說，在動蕩不安中，追尋“生命的永恒”，就成了我這兩年養老人生的最大課題。我找到了人的“日常生活”，找到了“大自然”，找到了“曆史”，特別是“土地裏長出的地方史”；也就是在這樣的思想背景下，宗教文化、宗教精神又喚起了我的新的關注與思考：我也還在繼續尋路。應該說，這樣的“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永遠處在追求“永恒”的尋路過程中，也是我們“北大人”的基本精神。

讓我們這幾代北大人，就在培育“揚善抑惡”的人性之美，建構“信仰”與追求“永恒”這三大共識基礎上，相互理解、支持，在嚴寒中“抱團取暖”吧！

於2022年1月18-19日

作者簡介

錢理群，北京大學中文係資深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中國現代文學研究，魯迅、周作人研究與現代知識分子精神史研究。被認為是當代中國批判知識分子的標誌性人物，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最具影響力的人文學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