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喬生｜朱大可印象

(2022-07-05 12:35:37) 下一個

朱大可是一個富有詩性和個性魅力的人。這是我最初的直覺，也是我讀了他一係列文章後的結論。我們都是華東師大中文係的學生，我是七八級的，他是七九級。那是個可以彪炳曆史的時代，像所有的狗都要叫一樣，大家都在努力發聲。在那些熱鬧的聲浪中，我讀到了大可的文字，記得他的文字是孤傲有力量的，有著鮮明的質感。離開學校後我們有些交往，不算多，卻生出一件有意思的事情，我會在下麵講。

　　今天，我之所以寫大可的印象，源於一個發現，他兒童、少年時生活的環境，竟然和我少年時活動的一個主要場合重合，這有意思！那地方在上海西區，是一個富有上海特色的高檔區，西邊是太原路，北邊是永康路，被人稱作“外國弄堂”。我一直以為那些房子是法式建築，看了大可的文章，才知道它們是西班牙建築。當我成年後回想上海時，那個地區就會像蒙太奇一樣跳出來，外國弄堂住的人，是一些特別的上海人，其中不少是蜇伏不出的人，你能看見他們的麵孔，但看不透麵孔後麵的東西；你不知道他們各自複雜的曆史，不可能輕易讀懂他們的內心。平時他們安靜地生活著，他們的麵孔隱藏在丁香樹後的窗子裏，在動亂中才被啟底，暴露於光天化日之下。那個地區隱藏著大魔都所有的最深刻、複雜的魔幻因子。

　　而大可就是在這裏生活、成長的。他是這樣描述他的居住環境的：

　　“四周的鄰居除了少數平民。大都是大資本家、高級醫生、大學教授、電影導演、少數共產黨高級幹部和外國僑民，以及一些奇怪的前朝名流的遺少，如陳獨秀的女兒陳紅一家，民國第一總統黎雹洪的長子等等。我家是個例外。”“到了文哥後期，那樓住進一個單身老太太，雇有一個保姆，深居簡出，很少與外界接觸，這就是後來在美國寫成《生死在上海》的鄭念。”

　　我家離朱大可住的外國弄堂有兩條馬路，小學五年級六年級，我一直在這裏玩耍，一放學就跑來，我有幾個同學就住外國弄堂裏，我們一起玩官兵抓強盜、撐背跳、打彈子，抽賤骨頭、刮香煙牌子，玩到天黑也不願意回家。我對這裏的有磨滅不了的印象，寬敞如夢的弄堂、攀爬著爬山虎藤蔓的牆垣、混雜著夾竹桃、無花果樹的後花園，始終留在我的記憶深處，煥發出一種經久不息的陰柔的美。

　　我想，這個環境給朱大可打上的烙印必定是深邃、混合的。雖然我和他的人生軌跡有很大的不同，卻感到一種神秘的精神契合。為了弄清大可後來的思想裂變，我們必須從最初開始，先看他和一個女孩的故事吧：

　　我有幾本非常好玩的書，來自女同學俞欣。她是那種典型的迷你資產階級，身材纖細小巧，膚色白皙，聲音輕柔得宛如耳語，而家裏的花園卻大如操場。我們是莫逆之交。念小學一二年級時，每天她都到我的窗下叫我一起上學。她的叫聲細弱得像蚊子，但我卻能清晰地聽到。

　　“老大可！”她形銷骨立地叫道。

　　“來啦，老俞頭！”我在窗口吼道。

　　我們那時流行互相在名字前加個“老”字。那是童年友情的偉大標誌。但她偷著親我的時候更像是我的妹妹。我喜歡她臉上的“百雀靈”護膚霜的香氣。我們差一點就成了夫妻。她好幾次對我說要和我結婚。我們好得形影不離，連小便都互相密切跟著。

　　小學三年級才開學，她就塞了幾本書給我，說是她最心愛的，問我想看嗎。我歡天喜地地拿回家去了。它們是一套《安徒生童話集》和一本叫做《一千零一夜》的怪書。但還沒有來得及歸還，她就從我們班裏突然消失了。老師說她家搬走了。我為此傷心了很久。後來我才知道她父母被打死，而她則被送到蘇南的一個小城，與老祖母相依為命。這書是她預先藏在我這裏的。她年幼的心靈仿佛預見了巨大的災難。我的童年自此揭過了最黑暗的一頁。在她離去之後，我淪為一個性別自閉症患者，幾乎無法再與其他小女生說話。

　　讀這段文字，誰的心弦能夠不被撥動？這是一段搖人心旌的描述，在有限的文字內把兩個孩子的交往寫得悱惻動人，充滿詩性的迷幻。如果我們每個人都去檢點孩提往事，大概都會有類似的發現，小男孩小女孩，老大可！老俞頭！她像妹妹一樣親我，我喜歡她臉上的“百雀靈”香氣，不可避免地想起結婚。這種兒童的夢境喜悅，甚至是人類最高幸福之一。然而，它夭折得那麽突然，大可還沒有來得及把借她的書還給她，她就從班裏突然消失了。老師說她家搬走了，他為此傷心了很久。後來大可才知道她父母被打死，而她則被送到蘇南一個小城，與老祖母相依為命。

　　悲婉色彩蒙上大可的童年，編寫了他的性格密碼，日後真正的力量就從這裏開始。

　　他和“外國弄堂”的人曾經一起經受苦難和磨礪，關於鄰居、關於空房子和遊戲，關於看書，和好友在上海馬路上近似於夢遊的遊蕩，都有不俗的描寫，這裏我不一一細述了。

　　但我要引用他寫父親的那段文字：

　　在那最後的時光裏，我幾乎每天都跟父親在一起，我躺在他身邊，陪他說話，跟他肌膚相觸，希望時間能靜止這個時刻。我們談論文學、曆史和音樂。他一直勉勵我好好寫作。假如你想當一個作家，那你就要變得更加勤奮。他說，你是我見過的最有想象力的孩子。然後，他就開始跟我講他自己的故事，關於他的童年，他在廣州的歲月，以及他跟母親相識的日子。後來我才懂得，他在向我拷貝他的記憶，以便在他辭世之後，這些記憶能被子代傳承下去。

　　讀到我這段文字的時候，我的心顫抖起來，這是一段溫馨、有深度的文字，又是一幅多麽絢爛、迷人的圖畫。我注意到“肌膚相觸”四個字，大可的父親是幸運的，任何一位父親，如果在生命的最後時刻，有他的獨生兒子終日相伴，和他“肌膚相觸”，都是幸福的，這種父子感情能夠療傷，能夠醫治不公世界帶給他的任何創傷！同時，我們的大可先生也是幸福的，這時候，父親的病榻就是課堂，他們在僅剩的時間裏討論文學、曆史和音樂，這時上蒼憐憫的眼光也落到這對父子身上，他要給他們營造一個恬靜的好氛圍的課堂。在娓娓細語之中，兒子獲得的不僅是知識，他不僅了解到父親坎坷的人生，了解到他和母親的相識，至關重要的，是在交談中折射出一種人性光芒，就像春天裏幼苗破土而出一樣，純粹、纖弱的人性就在這時顫巍巍滋生！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我以為，這是富有意義的傳承，大可後來思想的裂變、詩性的抒發一定和這病榻上的討論有關，這裏是出發點！同時，這幅圖畫又是高度濃縮的，它是大可從少年到青年的概括，讀懂這圖畫，你就讀懂了他的生命曆程。

　　父親說，你是我見過的最有想象力的孩子。啊，多麽熱烈的觀察，一個父親給兒子這樣的評價，是十分難得的，很可能父親通過長時間細心的觀察，有了驚人的發現，他必須給兒子最大最熱烈的鼓勵！我相信，這將給年輕的大可增添無比的自信。

　　我以為，自信是成功的一大要素。由此，往後的思想裂變和才華爆發，變得不可遏止。在我看來，這裏蘊藏著朱大可之所以成長為朱大可的全部雛形。

　　大可的主要理論著作是《流氓的盛宴》，《華夏上古神係》，得到學界的高度肯定。他做學問，充滿了奇思妙想，與大學裏的大多數人做學問不同，他把學問做得像詩一樣。他打破了學問和藝術之間的界限，建立自己的構架，在他的園地中，詩和學問之間是沒有界限的。下麵那段話，濃縮地表達了他對“人民”這名詞的見解：

　　人民曾經是一個偉大的名詞。正是它構成了潮流的主體。它在大多數情況下是溫順可愛的綿羊，但卻在某些非常時期突然轉向了自身的反麵，也就是轉向反抗暴政的巨大勇氣。這種反叛激情是與參與者的人數成正比的。人民在這個限度內改造著曆史，企圖把它引向世界正義的新秩序。人民的可歌可泣的事跡，成為人類記憶中最明亮的書頁。　　　　

　　在中國，有相當一部分作家，他們寫作是一隻眼睛瞄著殿堂，瞄著晉升的仕途，想著在官方文學史上留名，想著多得俸祿，這些是他們的動力，也果然取得了成功。這樣的作家我們沒有少見。而另有少數作家，他們所有的追求和努力，不在上所之希冀，而是為了思想本身的價值，為了文學本身的純粹。他們活躍在民間，潛伏在民間，也矢誌在民間，朱大可就是這類作家中的一個突出代表。

　　我以為，大可文章就可貴在有思想主導，表述獨特的見地。如果沒有思想主導，任你什麽樣的才華，都無法寫出那般文字，而惟有犀利、獨特的思想，又輔之以朝霞般的才氣，才可能寫出大可的絢爛文章！

　　看看大可對中國建築的分析：

　　這種時間算術幾千年來始終支配著中國人的靈魂。隻有權力才會對另一種權力的遺產感到恐懼。正如項羽對秦朝宮闕的大肆焚毀那樣，每一個新王朝的本質，總是建立在對前朝建築的毀滅之上。正是這種“項羽邏輯”導致了中國曆代建築的徹底覆沒。在某種意義上，被拆毀就是中國建築的命運。而我們至今仍在接受這種敘事邏輯的統治。

　　我覺得，除了思想之外，大可的行文有一種特殊的句式，字與字、詞與詞的搭配有他自己的特點，很容易辨出，這是文字老到的體現。可以舉書法的例子，你拿一些古帖給我看，蒙上作者的名字，我一眼就能認出，是王羲之、顏真卿、懷素、黃山穀、米芾寫的，還是歐陽詢、柳公權、張旭、王鐸、傅山、董其昌寫的。我相信許多熟稔書法的人都能做到。說實話，我覺得大可的文字組合有獨具匠心的創造，很好辨認，不會混淆於他人。請看下麵對上海外灘獨特的“情欲”描寫：

　　我已經說過，上海的舊式情欲帶包括南京路、淮海路和衡山路等等。而外灘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條。它的在情欲地理學上的顯著地位，完全取決於它和黃浦江的親昵關係。文革時期，它的長達一公裏的醜陋的水泥欄杆邊，曾經站滿了上千隊喃喃對語的情侶。他們彼此摩肩擦踵，猶如一個漫長的愛情鏈索，整齊地排列在發臭的黃浦江水岸，從外灘公園一直延伸到氣象信號台。

　　1968年，民兵組織“文攻武衛”經常在上海外灘圍剿談情說愛者。他們成批地逮捕戀人們，用卡車帶往革命委員會總部。執法者揮動軍用皮帶對他們嚴刑拷打，逼迫他們交待“黃色下流”的“罪行”。情侶們的慘叫和外灘的東方紅鍾聲遙相呼應，儼然是對後者的一種神經性回聲。

　　大可的文學創作和學術研究，大概屬於大氣晚成。就是說，他在思想裂變和藝術爆發之前，有一個相當長的醞釀和成長期，這與我心有戚戚焉。這怎麽說呢？實話講，我從1969年發表第一篇文學作品以來，到我退休時為止，我發表了幾百萬字的文學作品，我總覺得寫寫而已，不足為訓。然而，等我到了64歲，突然醒悟，仿佛一覺醒來，發現了自己的才華和價值（主要是思想價值），好像換了一個人。我定了一個十年的寫作計劃，內容龐雜，現在已完成大半。雖然其中小說的發表不盡如人意，但文字是留下了。我敢肯定，這是他們的問題，不是我的問題，

　　因為曆史的原因，一些上歲數的老年人，還在幹應該年輕人幹的事情，這大概也是中國特色的一個景象吧。

　　《東觀漢記·明德馬皇後》中說：“穰歲之後，惟子之誌；吾但當含飴弄孫，不能複知政事。”

　　而大可和我都不安靜，無法悠閑地含飴弄孫。雖然我也在享天倫之樂，但我們都有孽債在身，都被命運和性格中的某些因子鞭策。我想，大可和他父親肌膚相觸時的真摯交流，和那個叫“老俞頭”的女孩兒的夢幻往事，都是因子，所有這些都注定了我們還要折騰一陣子！

最後講我們交往的一件軼事了，蠻有意思。

　　大概是1992年，我們是在大可的陝西路上的家見麵的。他父親過世後，母親為了離開使她無比傷心的舊居，費了很大功夫，換了房子。關於這個新家，他有一段文字，我摘錄於下：

　　一座獨立的三層洋房，殖民地新古典主義風格，擁有羅馬式的外立柱和旋轉式樓梯。新家位於二樓東側，主體為一個大間，約２２平米，加上８平米的朝南室內陽台，一個儲藏室改的５平米飯廳，一個４平米衛生間，總共３９平方米，房租２５元，比原先的還貴了一塊錢。但母親必須為此支付高昂的租金，她的退休金僅有７０元，在付掉２５元之後，隻剩下４５元。

　　清清楚楚，一筆不苟。我很少這麽做，我的老家主臥多少平方，客廳多少平方，我住的房間多少平方，我從來不甚清楚，也沒有記下來，記的是大概數。這反映了大可的一部分性格。

　　我記得這新房，內牆很高，很氣派，在上海屬於好房子。就在這房子裏，他把新書送給我，我把近期發表的七八個中篇小說交給他。那次見麵挺簡單。二個月後，他寄來文章，是對我中篇小說的評論。那時沒用電腦，是紙質的。我帶著欣喜的心情，急迫地讀完，一時心情十分複雜，怎麽說呢？他的不少見解都很獨特，發人之所未發，但是，也尖銳，尤其是說到我的幾篇小說中都有一個情結：亂倫；雖然有時並沒有確定的行為描寫，但這種亂倫更多是潛意識，在字裏行間彌漫。我不免有些尷尬，在這之前，我並沒有意識到，別的批評家也沒有這麽說過。那麽，我的創作潛意識中，是不是有亂倫意識呢？我無法回答。

　　我沉默了幾天，想過來了，我的小說發表出來，就是交給批評家和讀者了，怎麽解讀是他們的事，他們的解讀，必定帶著他們對世界和人生的理解。我手中的稿子就是大可的解讀，是他帶創造性的解讀，我為什麽不能接受？我寫信對大可表示感謝，隨即把稿子寄給一家評論雜誌社的一個編輯。

　　那是經濟大潮起來的年代，社會在急速地轉型，那個編輯粗粗地看了，覺得不適合他們刊物，他自己也在匆匆轉型。他說寄還我了，可我始終沒有收到，這事就沒有下文了。

　　在寫我小說的眾多評論中，這是唯一一篇沒有付梓的文章。

　　歲月荏苒，一直到2019年，忽然收到大可的微信，傳的是照片，拍的是八張格子紙，用藍水鋼筆寫的字，字體峻峭灑脫，我眼前一亮，哦，原來就是那篇評論文章的底稿。大可說，他收拾陳年雜物，居然發現這個了！就拍照給我。我猛然醒悟，就像樹上懸掛著青蘋果一樣，他心裏還一直懸掛著此事呢。我又讀了多遍，塵封多年，此刻讀的感覺不一樣了，我恍然意識到，大可說的情結其實存在，當時就他說破了。

　　我把底稿打成電子稿，交給南京大學的教授丁帆先生，丁先生成人之美，在他主編的《揚子江評論》上發表了。

　　掐指算來，已經27年！算一件值得紀念的軼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