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階級鬥爭主課

【科大瞬間】特刊

《我們心中的科大》六十周年慶

作者 | 賀凱芬 614

敞篷卡車載著同學們，沿著京北一條公路向東行駛。1965年秋，開學後不久，根據“階級鬥爭是學校一門主課”的最新指示，上級決定，各大學高年級學生和部分教師赴農村參加“四清”，即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學校迅速行動。新開的《量子場論》課程正學得雲裏霧裏，畢業論文的事兒參考文章還沒讀，就都為集訓班讓了路。先學習中央關於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前十條》和《後十條》，又聽了 “桃園經驗”的介紹。除個別身體欠佳的同學而外，全年級都被安排到順義縣後沙峪公社參加四清運動。

臨出發前，嘉禎在宿舍裏小聲嘟囔：“花錢到學校是來學知識的，?”，我瞧了她一眼，知道她說的是此去並無生活補貼，按規定在社員家吃派飯每天需交4角錢，這筆錢還得伸手向家裏討要。見我沒搭茬，嘉禎也不再言語，默默地收拾行裝。雅凡身體虛弱，有時胃痛起來在床上打滾，對下鄉多少有些顧慮，同學們鼓勵她說，細嚼慢咽，沒問題的。雅凡也不再遲疑，決定與同學們一起奔赴農村。

汽車在前方遇到一條南北走向的小河，應該是溫榆河。河不寬，水也很淺，卡車直接從河上開了過去，泗上大隊到了。我和一位男同學被通知下了車，扛著行李進了村。卡車繼續在鄉間道路上行駛，將其餘同學陸續分派到公社的各個大隊。

泗上是一個沿河的小村，位於後沙峪公社的最西頭。河邊有很寬的一片荒草地，秋風中草已泛黃，有人在刈草，為冬天作貯備。一座座草垛散立在草地上，有小豬在奔跑。我覺得很希奇，以前下鄉見到的豬都是圈養的，這裏的小豬身材修長，矯健靈活，在野地裏覓食，為泗上之一景。

一眼望去，就知道這是一座很貧窮的村莊。農舍十分矮小，都是土坯壘的，看不到一間瓦房。我住進一戶社員家裏，收拾停當後，想著該為房東挑擔水，發現水缸是滿滿的。時值深秋，夜晚來得早，村子又沒通電，晚飯後不久，整個村莊就已籠罩在濃濃的夜色之中了。與房東寒暄了幾句之後，回到自己的小房間，將窗台上的油燈點亮，黃豆大小的火苗輕輕地搖曳，把我巨大的身影投射在粗礪的土牆和天花板上，不免暗自思量，未來幾個月的夜晚，都要在這無邊的黑暗中渡過了。

不料，在泗上隻住了兩天，四清分團就派人來通知我調到吉祥莊大隊去工作。吉祥莊是一個有幾百戶人家的大隊，由五個生產隊組成。其中一、二、三隊的村莊連成一片，另外兩個小村遠遠地甩在東邊和北邊，它們是第四和第五生產隊。老人們說，吉祥莊原本名叫包莊，它北鄰後沙峪，周邊坐落著花梨坎、喇蘇營、火神營，總之，“包”著它的不是“殺”就是“砍”，不是刀“喇”就是“火”燒，特不吉利，所以改名“吉祥莊”。是不是改村名帶來的吉利呢，反正比起泗上，這個大隊看起來生活條件好多了，最主要的，電已經通到大隊的各個村，家家戶戶都安裝了電燈。神奇的電力一下子拉近了與文明社會的距離，我也不再感覺長夜難耐。隻是因為被分配在東邊的第四生產隊工作，又常要到大隊開會，深夜獨自返回時穿過大片農田，繞不開新堆的墳塚，一路上總是糾結著開不開手電筒，該怕鬼還是該怕人。有一回半夜剛進村，迎麵撲過來一隻毛烘烘的大家夥，我急忙打亮手電，它轉頭就跑，我不知道那是一條狗還是一頭狼。

整個後沙峪四淸分團是由中科大師生與北京市幹部混編的。在我到吉祥莊四隊之前，這裏已經派駐了一位北京市的幹部，他是我的領導。我一進村，這位工作組長就拿出一本該村的花名冊，花名冊上每個姓名後麵有一欄，標明了其階級成份。於是我知道，這個三十多戶人家的小村莊有一戶地主，一戶富農，還有兩戶上中農。成份“高”的，就這麽幾家。

土改前這戶地主隻有三十多畝地，不過像四隊這樣一個小村子，他的財產就頂了尖了。地主老婆看起來不到四十歲，卻纏一雙三寸金蓮，在那個年代，這個年紀而不是天足的，實屬少見。夫妻倆住在村南一座小土房裏，早先他們擁有村北一溜兒高大的瓦房，青磚鋪地，窗明幾淨，加上寬敞的庭院，十分氣派。土改時大瓦房分給了一家雇農，這戶雇農早年逃荒落戶到這裏，村裏人最憤憤不平的是，本村這座最好的瓦房竟然分給了外來戶！

關於該地主後續的故事，是文革期間聽說的。1967年，幾位男同學相約回後沙峪公社看望老朋友，他們回來後說，文革初期，吉祥莊四隊的造反派奪了生產隊長的權，還組織批鬥村裏這個唯一的地主，令他挑著一副扁擔，造反派們在扁擔上不斷添加磚頭，終於將其折磨致死。

再說那戶富農。老富農總是和兩個兒子一起隨集體出工，大兒子是個啞巴，未成年的小兒子也是個啞巴。打中歇的時候，大啞巴最喜歡比比劃劃地演啞劇，先比劃鋤地播種施肥、莊稼茁壯生長，又比劃收割脫粒磨麵，在比劃完燒火做飯吃飯以後，大啞巴的一隻手從脖頸處往下劃拉到肚皮，再拐到肛門附近，以一個向外甩的動作結束這一輪表演。接著他又重新開始，鋤地播種施肥?，收割脫粒磨麵?，直到手從肛門那兒向外一甩，逗得大夥兒咯咯直樂。

我也跟著樂，不過沒忘記自己是工作隊的，階級鬥爭這根弦兒還得繃緊。我心裏琢磨，大兒子是啞巴，怎麽小兒子也是啞巴？啞巴還會遺傳？聯想到老富農從來一言不發，莫非這兩個兒子也都是裝的，以此對抗新社會？得向村裏的貧下中農問個究竟。討教結果大夥兒都說，真的是啞巴，他倆從小就都不會說話。原來這事兒跟階級成分沒啥關係，他的表演不過是一個聾啞人對生命的感悟：種好地，吃飽飯，資源還可以循環利用呢，嗬嗬！

住在村西北角的一戶上中農，院門口永遠守著兩隻凶猛的大狼狗，誰也不敢靠近。村民們反映說，這家人仗著有兩個壯碩的大兒子，非常霸道，合作化那會兒，怎麽一來二去，就把房後的一大塊地變成了自留地，足有四五畝呢！他們從不參加集體勞動，專門伺弄自己那塊地，口糧就夠了，真不公平！村民們還說，困難時期那會兒，村裏發生了“搶青”，就是說，玉米棒子還沒有完全成熟的時候，全村人就紛紛到地裏去哄搶，這個富農帶著兩個大兒子搶得最多，在自家屋裏的地麵上舗了厚厚的一層青棒子。懾於他家幾個壯漢的淫威，大夥兒敢怒不敢言。

另一戶上中農在花名冊上最引人注目，在其階級成份後麵有個括弧，注明是“被殺戶”。寡婦戶主有個20多歲的兒子，是村裏唯一的高中畢業生，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家庭問題未能上大學。後來我調到大隊的工作組並奉命寫吉祥莊村史時，曾專門回到四隊，了解該戶主被殺的情況。寡婦說，那一年，47或48年，有一天半夜三更，突然來了幾個人，把孩子他爹帶走了，從此再沒有回來。為什麽帶走？寡婦說不知道，別的村民則說，就是“搬石頭”，把他當“石頭”搬了；什麽叫“搬石頭”？“反正就是帶到北山上，推到懸崖下麵，然後再搬些大石頭滾下去，?”；為什麽他是“石頭”？村民們說不知道，“這家人老實著呐，就知道種地。”

村西南一戶陳姓貧農，是活著從“北山”回來的一個，他下半身癱瘓，整日盤坐在炕上，不能勞動，與唯一的兒子相依為命。他說自已不是“石頭”，是被拉到北山上幹活的，夜裏睡在又冷又濕的山地上，落下了病根。

順著村民們手指的方向，我看見，遠遠地籠罩在薄霧中的，就是“北山”，那座神秘的“北山”。誰能告訴我，那裏究竟發生過什麽，懸崖下散落了多少屍骨，山穀裏遊蕩著多少冤魂？

一年多以後，在文革大批判的傳單中，我又讀到了這個在吉祥莊學會的詞：“搬石頭 ”。

這幾個成分高的農戶都姓李，李姓是這個村的大姓。村裏外來戶很少，也容易分辨，那些牙齒像煙熏過的，無論男女老幼，一定都是本村原住民，當是該村的水含氟量很高的緣故。外來戶與原住民隔閡很深，一個例子是，一群原住村民姑娘和小夥，多數讀過初中，組織起一個青年突擊隊，要了一小片地搞玉米高產試驗，幹勁很足；而分得地主大瓦房的雇農有個女兒，陳姓癱瘓老漢有個兒子，年齡也都與之相仿，卻從不參加他們的活動。我始終搞不懂原住民與外來戶之間為什麽格格不入。

另一外來戶姓王，早年是個挑著扁擔走街串巷賣小金魚兒的。老王頭住在村東北角，在村裏也很孤立。我去他家時，總見他老婆坐在炕頭上，樣子癡呆，嘴角流著哈啦子。村裏人揭發說，困難時期村裏缺乏豬飼料，老王頭竟然建議給豬喂食大糞，他就是個騙子！真是匪夷所思，我想。直到1968年在石家莊一個部隊農場勞動，我才知道，那裏的農村，茅廁的蹲坑直通豬圈，人們上廁所時，一頭肥豬汙糟糟的長嘴就會從下麵拱上來，接吃正在拉出的大便，令上廁所成為一件無比痛苦的事。也許老王頭賣金魚到過這一帶？總之，該地區因為這個落後習俗而流行絛蟲病，在部隊農場時我們連隊炊事班的同學到市場采購，還親眼看見過長滿“豆”的絛蟲肉，據說用於做熟食。

在四隊時我住在婦女隊長的家裏。婦女隊長看起來三十多歲，與老母親兩人同住一個農家小院，我住進了西屋，和老大娘睡一舗炕。很快我就學會了從井裏提水，用扁擔挑水。那時候井水的水麵離地麵大約兩米，將繩子左右擺動幾下，鐵桶一歪，就可以裝滿一桶水提上來。老鄉們告訴我，五幾年時，拿個葫蘆水瓢一彎腰就能在井裏舀水，就是說，僅十幾年間水位就下降了一兩米。現如今，華北地區地下水位已經形成一個大漏鬥，據說有的地方打幾十米都不出水。水位下降如此之快，真該引起我們嚴重警惕。

四隊的生產隊長瘦高的個子，皮膚黧黑，種莊稼是個好把式。哪塊地適合種什麽，什麽時候該播種，什麽時候澆水除草施肥，他了然於心。每天早晨社員在地頭集合，都聽他派活，該犂地的犂地，該施肥的施肥，該拔草的拔草…。有次四隊長還領著我們在夜裏摸黑開渠放水澆地。那時候有機井的用機井澆地，沒有機井就得靠水庫給水，這次可能正好輪到夜裏給水。四隊長大字不識，上麵召集開會，他全憑腦子記，回來傳達還真八九不離十。那時候工作隊執行“紮根串連”的方針，與隊幹部保持距離，不過從貧下中農那兒我們還真沒聽到說四隊長有什麽“四不清”的事兒。文革中四隊青年組織紅衛兵，帶頭的一個高個子年輕人奪了生產隊長的權，我聽說後不免擔心，上來的這位小青年有沒有老隊長那麽實誠，他熟悉怎麽種莊稼嗎？

我們進村時，老玉米已經掰完，連秸稈都已收割了，畄下的根係粗壯結實，像龍爪一樣深深地摳進土地。那天男勞動力被派去“招楂子”，就是用鎬頭刨出玉米的根，我說我跟男勞力去，他們說這活兒你哪能幹得了？跟婦女們幹活去！我堅持要去招碴子，結果鎬頭揮了不一會兒就累得滿身大汗。打中歇的時候，看那些莊稼漢子一個個從井裏提水喝，我也有樣學樣兒，要喝井水。他們說：“不行不行，你可受不了這個。”我正渴得喉頭冒煙，哪管這一套，還是痛痛快快喝了一大碗。

當天夜裏我的肚子那個疼啊，出了房門來不及找廁所，蹲在窗前的土地上就解決了。第二天天蒙蒙亮，院子裏“沙沙”的響聲把我驚醒，從窗戶上僅有的一塊玻璃向外看，啊，是我的房東，那位寡言少語的婦女隊長，她正在默默地鏟土，將我弄髒的地方蓋上。沒有一句粗話，沒有一句抱怨。我既羞愧又感動，趕快跑出去想接過鐵鍁。她在晨光中勞作的身影，也永遠留在了我的記憶中。

那會兒工作組幾乎每天晚上都要召集社員開會，講政策，傳達上級會議的精神，等等。這種會也不知道是為誰開的，那些主要勞動力從來也不參加，來的多是些六七十歲的老大娘。農村有所謂的“等會”，比方說通知八點開會，且得等呢，九點半能開上就不錯了。也有每會必到的，比如一個駝背老太，通常第一個到會，她的腰彎到幾乎九十度，總是頭先伸進到屋裏，跟著才是背和腰，一進來，就爬到炕上靠著牆打蔫兒。男社員裏頭，小個子老張頭是唯一熱心來開會的，時不時他還喜歡發表點評論，說幾句俏皮話，比方說：“瞧瞧這炕頭上，大夥兒貼餅子似地貼了一圈，誰都不吭聲?” 。

這比喻真叫絕了。年輕人可能不知道什麽是“貼餅子”，那時候北方農舍通常將灶台砌在進門的屋子裏，上麵架一隻大鐵鍋，用秫秸杆當燃料，火力很猛；在大鐵鍋裏放上半鍋水，等燒熱了，將和好的玉米麵做成餅狀，一隻一隻地圍成一圈貼在鐵鍋裏水的上方，蓋上鍋蓋；水蒸火烤之下，玉米餅上麵軟糯可口，底下帶個焦黃香脆的殼兒，非常好吃。老張頭把靠牆圍坐在炕上“等會”的社員描繪成一圈“貼餅子”，虧他想得出！他那些脫口秀似的比喻常讓我忍俊不禁，也為枯燥的“等會”平添了幾分生氣。當時我想，與許多文化人幹癟無味的語言相比，老張頭可謂是妙語連珠，應該用筆記錄下來。可惜終未實施，現在後悔不迭。

老張頭是個老黨員，四十年代後期就入了黨。他說，（工作隊）找我們開會，說啦，你們誰願意加入共產黨就舉手，我看半天都沒人吭聲，就舉起手，說：我入。“我就成黨員了”。老張頭說自己的兒子是被鬼子打死的，這孩子是在給八路軍送信的途中中的彈，犧牲的時候才十來歲。這麽多年來，老人最大的心願就是孩子能被追認為烈士，為此，老張頭一有機會就申訴。這次工作組進村他也一再反映此事，不理會四清的任務是“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

冬天的時候，我被調到了吉祥莊大隊的四清工作隊，擔任材料員，於是從四隊那個孤零零的小村來到這個由三個生產隊連成一片的極大的村落。上級分團十分重視吉祥莊的運動，科大的付教務長何作濤，當時作為後沙峪四清分團的團長，就選定吉祥莊作為他“蹲點”的地方。

吉祥莊大隊四清工作隊的隊長是北京市的一名幹部，五十多歲，年輕時是京郊一個小煤窯的礦工，他說那時候每天要從坑道裏往外背煤，人幾乎總是赤條條的，每天掙的錢立馬就喝酒吃肉用掉，對他們來說生活是沒有明天的；付組長是個胖乎乎的中年婦女，她也是北京市派來的幹部，主持會時手裏拿個小本本，一邊聽匯報一邊嘬牙花子，好像對誰的工作都不滿意。

我班的朱正負責大隊幹部的四清工作，還兼管北邊的第五生產隊的運動；派駐一隊的有五係的趙誌皋老師和我班的黃月娥，派駐三隊的是六係的駱世興老師，我除了擔任大隊工作隊材料員之外，也跟著駱老師參加三隊的工作。年級輔導員張錫祥也在這個村工作過，不太記得是常駐還是有時過來看看。除科大師生外，工作隊員中也有幾個是北京市派來的。

工作隊女隊員有五六個人，晚上睡在一鋪炕上。炕沒有燒火，隻是在褥子下麵舖了些麥草。我搬進去得最晚，睡在沒有麥草的地方，十冬臘月寒氣逼人，不久膝關節就疼痛難忍。分團有一位科大的校醫，針灸技術十分了得，一根十幾厘米的鋼針在我腿上從足三裏一直穿進去，在腿肚子的皮膚處都能感覺到針尖，隻治了一次我的關節就不再痛了。

想到四隊那位雙腿癱瘓的陳大爺，我就請校醫去看看，試針之後校醫說，沒有反應，治不了了。那時這名校醫在公社已遠近聞名，每天天不亮就有村民去敲門求治。農村貧困又缺醫少藥，那年冬天吉祥莊大隊的老支書患了感冒，看病後說自己“半頭豬沒了”。

村子大，故事就是多，我調去時，那裏已經揭出不少“四不清”的事兒。先說有一個李姓隊長，他的名字我記得很淸楚，不過文章裏還是諱掉為好，他的故事離奇之處在於，這個40多歲的男人原先是國家十七級幹部，怎麽到村子裏握鋤把兒來了？原來，三年困難時期，他受不了吃配給的日子，抱怨說：“七級工八級工，不如回家種溝蔥”，鐵飯碗不要了！

記不清他是大隊長還是生產隊長，反正大概在城裏混久了，也許和三教九流都打過交道，哪裏還像四隊長那樣是個樸實的莊稼漢？工作隊一進村，社員們就強烈反映他多吃多占，還拉攏一幫子生產隊幹部搞特殊化。即便是在困難時期，社員們也經常看見這夥人晚上聚在隊部裏大吃大喝；秋後分糧食時，他們總是給自己那幫人稱高秤，給普通社員壓低秤，…。他們中一個關鍵人物是生產隊會計，這個矮敦敦的小胖子二十多歲，讀過幾年小學，駱老師拿他的賬本給我看，上麵的字寫得一遝糊塗，塗塗抹抹弄得汙七八糟，那本賬簡直無從查起。

我一來大隊，就聽說這位李姓隊長當年差點被劃成右派，雖未戴帽子，卻是個內控的對象。後來我知道這不是空穴來風。那時工作隊在一間農舍辦公，臨窗是土炕，對麵沿牆擺了一排老式櫃子，從上麵開蓋子的那種，權當工作隊的辦公桌用。在整理資料時，我發現有幾個文件袋裏放著李姓隊長的檔案，其中一個袋子裏胡亂塞有一些寫了字的紙張。其中一張巴掌大小的紙片引起了我的注意，在其油印表格最大的一個空檔裏，潦潦草草地寫著兩行字：“xxx溜須拍馬?”。這張薄薄的紙片看起來像是一張小字報，很可能是“鳴放”期間為征求群眾意見印發了空白表格，由什麽人填寫以後投進意見箱的，上麵並沒有署名，怎麽塞到了李隊長的檔案袋裏？噢，原來是“從筆跡”看出來的，文件袋裏另一份材料回答了我的疑問。

大隊書記那頭也有故事，不過是另一番景象。這個中年漢子腦殼渾圓，額頭很寬，渾身透著精明，跟人說話時，兩個眼珠子骨溜溜地轉，似乎隨時在揣摸對方的心思。這位書記沒當過什麽國家幹部，不過是個土生土長的農民，可是他被揭出曾組織地下包工隊，到城裏承包某些建築工程項目，這種行為在當時是不合法的，屬於“自發的資本主義傾向”，所以叫“地下”。要是擱到現在，八成這老支書能把包工隊經營得紅紅火火，說不定還能榮獲個“農民企業家”的稱號。

 

給地下包工隊當會計的那個人成分為上中農，五十多歲的他，一副膽小怕事的樣子。可能是當年受教於私塾，他的字寫得中規中矩，賬做得工工整整。包工隊的賬本上，每個外來小工領了多少工錢都寫明數字，後麵跟著本人的印章，或者是按的手印。翻遍他的賬本，朱正發現，在一條領取70元工錢的後麵，印章的紅色印泥十分模糊，看不出字樣。倒黴的老會計，背上了貪汙之嫌疑，最後賠了70元，了事。

開春的時候，我受命為吉祥莊寫村史，為此走訪了許多村民，印象最深的，是老人們講述地道戰的故事。這個村子和抗戰時期華北平原許多農村一樣，在黨的領導下開展了地道戰。老人們在講述往事時都兩眼放光，看得出，地道戰是他們這輩子幹得最為得意的一件事情。在老人們的描述中，吉祥莊的地道四通八達，就像在電影《地道戰》裏看到的那樣，各家各戶的灶台也都挖通成了地道的出入口，地道內部的設計也頗費心思，易守難攻。在鬼子掃蕩的時候，吉祥莊的地道保護了群眾的安全。這個村莊的南邊有個白辛莊，老人們說，那個村的地道修建得過於簡陋，挖了條壕溝，架上木板秫秸，再覆蓋上泥土就草草完成，結果鬼子掃蕩時很快就被發現，煙熏火攻之下，白辛莊的大人孩子犧牲慘重。

寫村史最難確定的是事件發生的時間，采訪中老人們會說是吃觀音土那會兒，或者搬石頭那年，公元紀年隻好由我自己估計。不管怎麽說，一份村史也總算完成了，謄寫在方格稿紙上，釘成了一大本交上去。遺憾的是未給自己留底稿，經過文革和其後摧枯拉朽的鄉村建設，想來這些傾注了自己不少心血的文字也早已“紙船明燭照天燒”了。

材料員也兼任交通員，一次我到順義縣政府去送材料，返回時走在鄉間竟迷了路。寒冬裏夜幕早早降臨，莊稼已經收割完畢，田野裏荒蕪而空曠，我跌跌撞撞，深一腳淺一腳，找不到回村的路，多次絆倒在田埂旁水渠邊，心裏既害怕又慌張。忽然，遠處隱隱傳來音樂聲，順著聲音的方向，依稀見到微弱的燈光，我決定就朝這裏走，管它是哪個村子。多虧了那時村村安裝的高音喇叭，我總算摸到一個有人的地方，定睛一看，居然就是吉祥莊。走進工作隊的隊部，老隊長正蹲在凳子上吧嗒吧嗒抽悶煙呢，看見我就說：“你可回來了！打電話到縣裏，說你早就離開了，我正琢磨要不要去報公安呢。”

還有一次奉命進京辦事，我穿著上麵發的舊軍用棉襖棉褲，每件足有三斤重，其厚無比，登上久違的無軌電車，引來眾人好奇的目光。那是1966年初，大動蕩的前夜，縷縷硝煙一定已在京城升起，可我卻一絲也沒有感覺到，整個思緒還沉浸在順義縣的那片黃土地上。

 

除了大隊材料員的工作，我還隨駱世興老師參加第三生產隊的運動。三隊所在的村子叫馬家墳，據說是清軍入關以後，正什麽旗還是鑲什麽旗安營紮寨的地方。村裏有一座萬年龜馱的石碑，三米多高，碑文刻的就是這一段曆史。一次我和月娥到該村的芮姓老鄉家，據信這個特殊的姓氏也源自清軍的大舉入關。我倆在小炕床上吃飯時，芮姓老人一直坐在木椅上盯著我們看，評論眉毛耳朵額頭，有沒有福相。

與四隊相比，三隊顯著要富裕得多，到社員家裏吃派飯，主婦經常會給做“壓餄餎”。當時農村很少有白麵吃，也就是春節包兩次餃子改善一下生活，平時用玉米粉製作的“餄餎”就算是細糧了。將曬幹的玉米粒用石磨碾過，最粗的是玉米碴子，用於煮棒碴粥；篩出的玉米麵，用來做窩頭或者貼餅子；而餄餎，則要使用最細的籮篩出來的玉米粉，還要加入榆樹皮磨成的粉做為粘合劑。要是誰家院子裏有一棵大榆樹，鄉親們都會很羨慕，春天捋榆錢，和在玉米麵裏做餅子，秋天剝下榆皮碾成粉，鄰居們會來討要做餄餎用。將添有榆皮粉的玉米粉加水揉成團，放在一個木製的圓筒狀模具裏，模具的底部有許多圓孔，用一根木柱象壓蒜泥一樣壓進模具，一根根餄餎麵條就從園孔中鑽出來，落進燒開了水的柴鍋裏，煮成這種北方農村特有的美食。

即便是吃白薯幹，三隊的人也比四隊的講究。四隊的都是將生白薯直接切成片，在房頂上曬成幹，吃起來一股石灰味兒；三隊種的是那種紅心白薯，蒸熟了再切片曬幹，吃起來味道甜又有嚼頭，和現在食品店裏賣的一樣。

三隊的婦女很少下地勞動，工作隊發現，原來她們都在家裏忙著接私活兒！走進各家各戶，都可以看到炕頭上桌子上堆著一摞摞雪白的亞麻布料，婦女們盤腿坐在炕上，有時還幾個人聚在一起，邊嘮嗑邊對照參考圖樣，根據印在布料上各色小圓點的提示，用絲線靈巧地繡出漂亮的十字花圖案。我這才知道，原來自己在工藝美術商店裏百看不厭的那些十字花床單、桌布、靠墊?，竟是這些農村婦女飛針走線繡出來的！圖案上的每個十字都不多不少挑過同樣數目的布料絲，其走針之準確嫻熟令人歎為觀止！這些婦女從外貿公司領來活計，在土坯壘成的炕上，製作出精美的藝術品，輸出到世界各地，為國家換取寶貴的外匯，同時獲得微薄的報酬。三隊富裕的秘密被我們窺得一斑。

盡管為國家賺取了外匯，在工作隊看來也不是什麽正道兒，需要給婦女們以社會主義思想的教育。我們女同誌理所當然地肩負起這個使命，上門勸說她們下地幹農活。可惜收效甚微。任你講什麽“大河有水小河滿，大河無水小河幹”的大道理，她們隻是微微一笑，低著頭繼續飛快地挑著十字花，交活兒晚了可是要扣錢的呢。

不過婦女工作也還是有成效的，例如月娥在一隊就引導婦女學習識字，還教她們看地圖，告訴她們中國有多麽大，北京在哪裏，吉祥莊在哪裏，等等。記得有一位高高個子的婦女隊長，人特別開朗，笑起來咯咯咯咯，說起話來哇啦哇啦，她原來是個文盲，在工作隊的鼓勵下，學習十分積極，幾個月就認識了百多號的字呢！

婦女們在家繡花掙錢，男人們在外盯著權力。在三隊，我目睹了一次領導班子的換屆。生產隊的場院裏立著一塊大黑板，選舉那天，上麵寫著若幹候選人的名字，全村的主要男勞力都來了，圍在黑板前麵，有人在唱票。圍觀的人明顯分成了兩派，他們神色緊張，一個個都跟烏眼雞似的，盯著票數的輪番領先。兩派的劃分似乎也與村裏的姓氏有關，雖沒有拳腳相加，這場麵已足以讓我這個書生第一次知道，即便是在一個小小的村莊，也充斥著對權力的追逐。當然，比起文革期間派鬥時“權權權，我們的命根”這類赤裸裸的宣示，比起後來某些地方權力與金錢的公然結盟，生產隊裏為那點蠅頭小利的鬥法，實在是原始得太多了。

四清工作隊的規矩是輪流到各家吃派飯，這倒像是提供了個多棱鏡，用以觀察農村社會的方方麵麵。說是多棱鏡，還是缺了幾個反射麵，比如地主富農家是不去的，當權派家是不去的，等等。不過無論如何，這是我第一次有機會接觸這麽多農家，看到形形色色的人物。有幾件事印象深刻，記在這裏。

先說在四隊的時候，那個分得地主大瓦房的雇農的女兒，某天晚上突然跑到我住的地方，說“今晚我得睡在您這兒了，我媽‘鬧黃鼠狼’，嚇死我了！”然後繪聲繪色地說，她媽去喂豬食時，忽然覺得一隻黃鼠狼從豬圈頂上跳到她脖子上又鑽進她後背，於是她媽就被黃鼠狼附了身，?。據說，這村的女人經常會“鬧黃鼠狼”，有的時候許多女人一起鬧，一旦被附了身，這女人就會以黃鼠狼的口吻說話，比方她們會說：“我從豬圈頂上跳下來”，“我要進屋裏去”，“我跳到房上”?；有一次一個被附身的女人說自己正在“往白辛莊走”，過了一會兒，又說“我不去了，我要回家”，說完這番話，這女人就突然醒過來了。這些故事聽得我目瞪口呆，猜測這村子有什麽致幻物質傳抪，還是流行了某種精神疾患？

一次隨駱老師到一家去吃派飯，去之前他特別告誡我，到那家你會看見一個女人和一個小夥，要注意那女人不是小夥子的媽，而是他老婆。幸虧駱老師事先提醒，否則我一定會搞錯。那小夥子27歲，中等身材，濃眉大眼，長得相當帥氣；旁邊站著個矮小的女人，皮膚鬆弛，毫無光澤的蓬亂頭發胡亂在腦後挽了一個髻，寬大的褲腰在前麵打一個大折，再拴根帶子，褲腿在腳踝處用一條綁帶收口，典型的一副農村老太婆裝束。如果不是駱老師告訴我，我怎麽也不相信她隻有41歲。 除了驚世駭俗的婚姻，更據反映，數年前某日，女人原老公到小夥家飲酒，返家即暴斃，兩周後小夥與這女人同居。這件事是管還是不管？真是難壞了駱老師，他後來問過公安，答複說：除非開棺驗屍。此事最後不了了之。我倒長了見識，農村的故事原先隻在戲台上看過，比方小芹羞見二黒哥啊，還有白毛女怒砸黃世仁?。

60代的農村還保留許多傳統習俗，過大年不動火就是一例，事先攤好的薄餅，摞起來能有二尺多髙，春節要吃上好幾天。攤薄餅那家的主婦有兩個孫子，都隻有三四歲，一個又黑又瘦，渾身總是沾滿泥巴，另一個白白胖胖，幹幹淨淨，身穿淡蘭色工褲，十分洋氣，朱正抱起這孩子連說好可愛。我心裏有些納悶，都是自己家的孫子，差別怎麽這麽大？後來才知道，穿工褲男孩的父母都是城裏的工人，他們把孩子交給奶奶撫養。在同一個家庭裏，城鄉之間的差別就這樣不加掩飾地展現在我們麵前。

朱正承擔了大隊黨組織建設的任務，他從一開始就注意觀察村裏的黨員，物色吉祥莊未來的掌舵人。一次聽他說，第五生產隊的隊長是個好苗子，他是位複員軍人，思想品德好，為人正派，身體也健康。於是，朱正有意識地培養這位自己心目中的千裏馬，讓他逐漸參與和熟悉大隊的核心事務，以便將來取代那個一門心思搞地下包工隊的老支書。老支書本是個聰明人，眼珠子一轉就明白了七八分，對競爭對手十分警覺；這位千裏馬則越來越忙，經常開會到深夜，家務活也沒功夫幹，惹得他那位嬌小的屋裏人氣不打一處來。鬧到後來，這位未來的掌舵人每次在深夜開完會，拖著疲憊的身子穿過莊稼地回到五隊那個小村，都會吃上閉門羹，半天也敲不開。為調解矛盾，我們的伯樂朱正同學不得不頻頻上門，對嫂夫人曉之以理，動之以情。

如果我沒記錯，1966年夏天到來的時候，五隊長成功當選為大隊黨支部書記，為吉祥莊留下了“不走的工作隊”。到了麥收時節，突然上級一道命令下來，後沙峪四清工作分團匆匆撤離，文化大革命開始了。

自此之後，我再沒有回到過這個曾經戰天鬥地的村莊。半個多世紀匆匆過去，但那一個個鮮活的麵孔，依然留在我的記憶中，總有把它們記錄下來的衝動。常常會想，在後來幾十年的風風雨雨中，這些村民們，無論是樸實的、善良的、幽默的，還是狡黠的、無奈的、寡言的，?，他們又經曆了怎樣的命運？偶爾也會惦念那位高大英俊的新任支部書記和他美麗善良的妻子，特別是，他們能夠安然渡過那動亂的十年嗎？

寫這篇回憶時，我點開了平板電腦上的電子地圖，先尋找到泗上，再將手指從這裏向東滑過去，就到了通往外部世界的門戶——北京國際機場。在泗上和機場之間，我搜尋到記憶中熟悉的名字：後沙峪、花梨坎、火神營、喇蘇營，而為我開設過“階級鬥爭主課”的那片黃土地，已然鳳凰涅槃，成為了“吉祥家園”。

                  2018-7-6 初稿，寫於中科大建校60周年之際

[新中美]

我在鐵匠營住過小半年，不過那時候已經沒有農田和農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