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4 在合肥重建科大

在合肥重建科大

阮耀鍾(5802)

 

咬著牙重建科大

中國科大自 1969 年 12 月開始遷入安徽，至 1970 年 10 月基本完成搬遷。總計組織貨運裝車70 餘次，運貨量 865 噸， 裝運儀器、器材、圖書、檔案等 35000 箱;遷出家屬 470 多 戶，組織職工、學生、家屬客運 20 多批，約 6000 人次，用 火車皮 510 多節，搬遷費達 77 萬元。將近一年的搬遷之後， 中國科大從北京搬到了合肥。須知，這 510 多節，865 噸， 35000 箱貨物，從北京裝車，到合肥卸貨，全是靠科大師生兩隻手! 並且是在萬般無奈，悲憤交加的心情下搬的啊!

學校遷入合肥時，儀器設備損失 2/3，教師流失 50%以上。教學、生活用房嚴重不足，校舍麵積不到 6 萬平方米， 而科大在北京時有 24 萬平方米的房子。1972 年，全校講師 以上職稱的教師不足百人。【1】

我在淮南煤礦接受工人階級再教育完了之後，又到壽縣農場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我也記不得是什麽時侯讓我回合肥，到科大在合肥的校址──合肥師範學院。當年還有合師院的人住在校內，我與合師院的人住同一幢樓。附近的農民還來科大校園內牧牛。

科大在北京時有 24 萬平方米的房子，合肥師範學院隻有 6 萬平方米房子，隻有原來的四分之一。尤其是合肥師範 學院是文科學校，電、水和煤氣等條件遠遠不能滿足科大的需要。科大到合肥後蓋的第一幢樓是化學樓，當年蓋化學樓的磚是方勵之他們燒的。蓋樓的磚都要學校的老師自己燒， 古今中外史無前例，可見科大二次創業是何等之艱苦!

在北京，科大有科學院作後盾，沒有一所大學能比。現 在下遷合肥，科學院的後盾沒有了，原來講課的絕大多數都是兼職老師，都沒下來，除了錢臨照院士、楊承宗教授外， 其他都是年輕的助教，幾乎都是我們這些剛 30 出頭，有的 30 還沒出頭的年輕人，合肥又是如此條件，好好的科大決不能敗在我們手上，沒有別的選擇，隻能是咬著牙，拿出“不要命的上科大”這種拚命精神重建科大。

1970 年 6 月 27 日中共中央批轉《北京大學、清華大學關於招生(試點)的請示報告》，《報告》提出廢除招生考試製度，實行“群眾推薦，領導批準和學校複審相結合的辦法” 招收工農兵學員，從此高等學校開始招生複課。科大搬遷尚未結束(到當年 10 月搬遷工作才基本結束)，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不甘落後，積極準備招生。

在缺乏資金、沒有實驗室、實驗儀器大量損壞的情況下， 在校的科大人集電工、管道工、泥瓦工、搬運工、裝修工和采購員於一身，以“不要命”的精神，在最短的時間裏恢複教學和科研。科大人咬著牙在合肥重建科大，於 1972 年開始招收第一批工農兵學員，是國內少數最早招收工農兵學員的大學之一。

老人都知道，當年的工農兵學員上大學是來“上、管、改”的，是來管理大學，改造我們這些“臭老九”的。當年科大是我們這批科大人為主力，我們頭上沒辮子，屁股上沒尾巴，我們認為當老師就要好好教書，當學生就該好好學習， 我們就不信“上、管、改”那一套。我們一方麵和學生整天“泡”在一起，另一方麵又認真教書，嚴格要求學生，使得當年科大工農兵學員的質量在全國名列前茅。曾任南開大學校長的饒子和院士，就是當年科大的 732 工農兵學員。732 共45 名學生，出了饒子和、沈保根二位科學院院士，還出了一位全國知名的企業家──李西廷，深圳邁瑞生物醫療電子股份有限公司的總裁，排在中國家族財富榜 226 位。我認為這與當年科大對工農兵學員既愛護，又嚴格要求，也有關係。

由於作為骨幹教師的中科院的兼職教師都沒有隨科大下遷，科大的師資隊伍幾乎被抽了“脊梁骨”，“全院辦校， 所係結合”也有名無實。這時，科大黨委書記劉達提出辦 “回爐班”。即在全國範圍內挑選了 300 多名1968~1970 屆畢業學生，讓他們重新回校學習，完成因“文革”而被迫中止的大學學業。經過兩年以上的培訓後，這批學員被補充到師資中。此外，科大又從全國各地物色調入 200 名教師，從而初步形成了以年輕人才為主體的師資隊伍。這是劉達在當年困難的處境下出的一個高招! 不僅當時緩解了科大嚴重師資不足的困難，並且這些“回爐生”日後都成了科大的骨幹， 解決了人才斷層問題。

合肥師範學院就一幢教學樓(現在的教一樓)，一幢藝術樓(後變為出版社，現在臨時改為辦公樓)，藝術樓對麵還有一座樓(就是現在的校史館)，以及圖書館，這幾幢樓稍為好 一點。還有一幢 121 樓，在圖書館西南麵，現在拆了。在艱 苦條件下頑強拚搏，似乎是科大人與生俱來的品格，剛忙完搬遷，不少老師便自發開始搞科研。像方勵之在教一樓三層 走廊頂端在一個用木板隔的“房間”中開始他的天體物理研究，我也在 121 樓要了一個房間，靠一台示波器和一把電烙鐵，開始研究低溫電容液麵計，開始幹我下遷後的第一項 科研。該項科研於 1978 年獲科學院重大科研成果獎。

與極左思潮頂著幹

1971 年 4 月 15 日—7 月 31 日，國務院在北京召開全國教育工作會議。在會議通過的《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紀要》中 全麵否定解放後 17 年的教育工作方針。提出了“兩個估計”，即:在教育戰線上是資產階級專了無產階級的政，是“黑線 專政”;大多數知識分子的世界觀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1】

說實在，對這“兩個估計”我們雖然嘴上不敢說，但心裏是不服的。我心裏對毛澤東說的知識分子要接受工人、貧 下中農再教育也是不服氣的。文化大革命開始，劉少奇派工作組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毛澤東派工、軍宣隊就是無產階 級革命路線? 工、軍宣隊當中不少是沒考上大學的，僅僅是因為我們多讀了幾年書，就要接受他們的再教育，心裏能服氣嗎? 文化大革命中知識分子稱為“臭老九”，排在地(主)、 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右(派)、叛徒、特務、走資派之後，排行老九，所以稱為“臭老九”。

1971 年 9 月 22 日，國務院、中央軍委決定將中國科學技術大學領導體製改為安徽省與三機部雙重領導，以安徽省為主。學校劃歸三機部領導後，因原有 37 個專業中有 18 個 專業與三機部不對口，三機部也想作為包袱扔掉，科大一度麵臨解體，人心惶惶。

1972 年 9 月 26 日，劉達同誌東山再起，重又擔任中國科大黨委書記。劉達出山後，與武汝揚和錢誌道聯名寫信給 周總理，請求科大搬回北京。但周總理接到信後沒有表態。 劉達對全校師生講:“周總理已看了我們的信了，但周總理沒表態，周總理沒表態，也等於表態了，我們隻好安安心心在合肥辦了。”這時，大家看到領導已盡了最大努力，我們隻好安安心心在合肥辦了。科大剛搬來合肥時，盡管工軍宣隊再三施壓，“搬遷是毛主席的戰略部署，誰反對搬遷誰就 是反對毛主席的戰略部署，誰就是反革命!”黨員登記時， 必須寫上願意“紮根安徽”，才讓你登記，這些高壓措施都無法真正解決大家的思想問題。真正讓大家安安心心在合肥 辦科大，還得歸功於劉達。

科大搬回北京已無希望，隻能在合肥辦了。科大在北京時，基礎課教師主要靠科學院各研究所的科學家，到文革前， 科大才建校 8 年，尚未形成自己的基礎課教師隊伍。至於科大的專業課教師隊伍更是薄弱，每個專業隻有我們為數可憐的留校學生，並且多數留校學生一留校就下鄉搞“四清”去了，“四清”一回校就是文化大革命。再加上科大下遷合肥， 教師隊伍流失二分之一。為彌補科大師資的嚴重不足，科大從全國各地調集師資，我們低溫物理教研室用解決兩地分居為條件，從北京大學和北京物理所調入了吳杭生、張裕恒、 張其瑞等，大大的增強了師資力量。吳杭生和張裕恒後來都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其它專業也是一樣，想方設法從外地調入師資。

但是能從外地調入的師資畢竟有限，為此劉達同誌不顧 極左思潮的幹擾，舉辦“回爐班”，在全國範圍內物色 1967 -1970 屆科大畢業生，調回科大。這些科大畢業生大學剛畢業，並且實際上他們在大學也沒有真正念完，再加上當時知識分子又不值錢，所以很容易調入，從全國範圍內挑選 300 多名 1967-1970 屆科大畢業生，舉辦“回爐班”，經過兩年以上的培訓後補充師資。在 1974 年初開展的“批林批孔” 運動中，劉達同誌因為主張舉辦“回爐班”，而遭批判，批判“回爐班”為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回潮班。

1973 年 3 月，鄧小平恢複國務院副總理職務。1975 年受命於危難之際的鄧小平提出要全麵整頓，科學院在胡耀邦領導下開始整頓。1975 年 8 月 13 日，根據中國科學院的要求， 科大黨委起草《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匯報提綱》。給中央的《匯報提綱》中提出，要把科大的體製由雙重領導，以地方為主、 改為雙重領導，以院為主。科學院決心要把科技大學辦好。

1975 年 10 月 23 日，科大黨委領導受科學院領導委托， 代中國科學院起草了《關於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幾個問題的請示報告》(簡稱“代擬稿”)，以便向國務院領導報告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情況。“代擬稿”提出: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的任務主要是為中國科學院所屬各研究所及其它科研部門培養科學技術人員。這些人應具有一定的自然科學理論基礎， 並掌握近代科學實驗技術和至少一門外國語能力的又紅又專的科學技術工作者;招收應屆高中畢業生，經過文化考查， 擇優錄取，學製四年。學生要學好近代自然科學理論基礎 ──數學(包括計算技術)、物理、化學、電子學及其測試技術，以及必要的專業基礎知識。學生在校期間，就要參加科學實驗活動，完成一定的科學研究任務;學校要搞好科學研究，使學校既是一個教學單位，又是一個科學研究單位，也 是一個中間試驗性和一個小批量生產一些產品的單位，為發展我國科學事業做出更大的貢獻。“代擬稿”還提出試辦理科中學以便為科大準備生源及教師隊伍建設等問題。【2】

“代擬稿”中提出的這些辦學思想現在看來似乎非常平常。但是在當年“四人幫”橫行的年代，提出這些，是需要有膽識的，是要冒風險的。《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匯報提綱》 和《代擬稿》是胡耀邦在鄧小平支持下指示科大起草的，是 胡耀邦在科學院“百日維新”中的重要內容，胡耀邦在科學 院的“百日維新”中與極左思潮的鬥爭，功不可沒!

我們這個年齡的人都還記得，1973 年一位名叫張鐵生的考生，交了一張“白卷”，成了“英雄”，甚至還在 1975 年 當選為第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深受江青、王洪文的寵愛。江青稱他是一塊“有棱有角的石頭”，並說“我要用這塊石頭打人了”。當時二派的鬥爭，像我們這些不是搞政治的也看得出來，當時知識分子從內心講，都是站在“右派”這邊的。 在安徽，“天高皇帝遠”，科大不買安徽省領導左傾思潮的賬。

1975 年 11 月下旬，毛澤東發動“反擊右傾翻案風”。安徽省委書記宋佩璋先後二十多次對科大的運動作出“指示”，要求大批“匯報提綱”、“代擬稿”，追“風源”，查“黑手”，在科大層層揪“走資派”，定武汝揚同誌重犯走資派錯誤(那時劉達同誌已調離科大)。【3】 但是宋佩璋的這些做法遭到科大師生員工的抵製、抗爭和鬥爭，當年科大反對宋佩璋在安徽也是出了名的。

1976 年 1 月 8 日，周恩來總理逝世。噩耗傳來，科大全校師生無比悲痛。全校師生員工不顧“四人幫”的阻撓，自發到校禮堂隆重悼念敬愛的周總理，錢臨照先生主動登台發表悼詞，追思周恩來總理對知識分子的愛護與關懷，對發展科技教育事業的期望，還以萬分崇敬的心情追述周恩來總理畢生公而忘私的美德，言辭懇切，聽者動容，這也是一次與左傾思潮的鬥爭。我帶著女兒參加了校禮堂舉行的周總理追悼會。

1976 年 4 月，北京爆發悼念周總理，反對“四人幫”的群眾運動。“四人幫”以搜捕“反革命”、追查“政治謠言” 為由，責令各單位清查。科大被上級定為重點清查單位進行清查。但那時候，與左傾思潮的鬥爭中，文革中科大的派性全無，大家齊心一致應付、抵製和抗爭上麵的清查。我原來是科大“東方紅公社”的，但在文革這段時間，關著房門， 可以無話不說的四位知心朋友，全是“延安公社”的，這一段追查“政治謠言”的經曆，我至今還記憶猶新。

上麵講的是在政治上與“四人幫”頂著幹。在業務上，科大人也不買極左思潮的賬。當年的工農兵學員(那時不叫學生，叫學員)上大學是來“上、管、改”的，是來管理大學，改造我們這些“臭老九”的。我在“請中科大學子不要太在意排名”【4】一文中曾提到，“當年科大是我們這批科大人為主力，我們頭上沒辮子，屁股上沒尾巴，我們認為當老師就要好好教書，當學生就該好好學習，我們就不信‘上、管、 改’那一套。”複旦大學的老師來科大參觀，看到我們的工農兵學員在看英文的專業參考書，甚是奇怪，他們看我們對學生的教育抓得很緊，問我們:“難道你們不怕工農兵學員造反?”由於認真教書，嚴格要求學生，使得當年科大工農兵學員的質量在全國名列前茅。如，後來成為南開大學校長的饒子和院士，就是科大當年的工農兵學員，我看全國工農 兵學員中當選科學院院士的恐怕也為數不多。

後來鄧小平說:“據我了解，科技大學辦得較好，年輕人才較多，應予扶持。”不知小平同誌是不是把我們這些也算作“年輕人才”了，那真是太過獎了，太抬舉我們了。我們從不認為自己是什麽人才，隻是對“臭老九”的稱呼，心裏不服。我們這些人都隻是憑良心幹活，不甘落後罷了。

方勵之說:“從(淮南煤礦)礦井出來以後，我就開始轉到廣義相對論研究，轉到天體物理，宇宙學的研究。大學一九七一年開始複課，圖書館終於開了，雖然雜誌還很不全。 一九七一年，我開始轉到天體物理學研究，我的第一篇宇宙學論文，可以說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時代的第一篇宇宙學論文，是我一九七二年發表的。國外就有人在文章中提到我們， 我記得，是英國的《自然》雜誌。但也很快受到四人幫組織的《文匯報》的批判。因為宇宙學在中國一直是被禁止的學科，像蘇聯一樣，認為研究宇宙學是唯心主義的。有很多朋友也說，你搞這種東西幹什麽?然而，好就好在當時科技大學的領導，像劉達，他說:你別管它，就做你的。所以不但我做，還有別的同事一起做，慢慢形成一個小組。我們小組， 在七十年代的科技大學，是發表論文最多的。在國內宇宙學方麵也是最早做的。”方勵之的研究組於 1978 年“全國科學大會”上榮獲“先進集體”獎，這是名副其實的“先進集 體”，這些才是真正的“年輕人才”。方勵之領導的不到十個人的科研小組，後來出了方勵之、張家鋁、周又元三位院 士，在中國也是個奇跡!

科大下遷合肥後，科大人身處逆境，頑強拚搏的精神， 我認為方勵之是最好的例子。他白天在磚廠燒磚，晚上利用業餘時間從事天體物理研究，注意，搞科研隻能用業餘時間。 網上有一篇文章說，方勵之帶領幾個年輕人，晚上躲在地下室從事天體物理研究。我知道，方勵之的天體物理研究是從科大下遷合肥後開始的，並且是從零開始的。但是不是真的躲在地下室，我沒考證過，其實想考證很容易，隻要打個電話問一下程福臻教授就可以了，但我認為這些都無關緊要。

我常跟朋友半開玩笑的說，“四人幫”橫行的年代其它學校不敢抓工農兵學員的教育質量，科大敢抓，科大撈了一筆業務資本; 科大頂著“四人幫”，反對宋佩璋，科大又撈了一筆政治資本。但這當然都是笑話，關鍵是科大人雖身處逆境，但不甘沉淪。科大雖來自北京，到了安徽，也具有“大雪壓青鬆，青鬆挺且直。”的黃山鬆精神。

下遷後的第一項科研

我下遷後的第一項科研，也是我大學畢業後的第二項科研，是研製低溫電容液麵計。1972 年科大開始招工農兵學員，老師也可以搞科研了。 那時，科大是“山中無老虎，猴子稱大王”，因為無“老虎”， 我們這些“猴子”想幹什麽就幹什麽。大家各自選題，無人指導，也無人幹涉，體現了科大的自由、民主，這點是“老牌”大學不能比的。這樣每個人都能做自已喜歡的課題，幹起來特有勁，苦也甜。每個成功的科學家，無一不是做他最喜歡的課題。若覺得科大是個謎，“自由、民主”應該算是謎底之一。一個國家也一樣，隻有自由、民主，才能充分發揮每個人的積極性，怪不得有這麽多革命先賢，為自由、民主奮鬥終生。

我之所以選擇研製低溫電容液麵計這個課題，因為當時液氦的液麵測量在國內是個尚待解決的問題。當時北京大學、 浙江大學和上海科技大學等不少單位都在研究這一課題。當年我們國家從法國進口了一台使用超導磁體的核磁共振儀， 帶了一台低溫電容液麵計，上麵三所學校，都仿效從法國進口的液麵計研製。我認為搞科研不應跟在別人的屁股後麵研 究，必須走自己的路，才能創新。

如何消除引線電容的影響，是本課題的難點和關鍵。為了消除引線電容的影響，我真是冥思苦想，有時走路都在想這個問題。經過無數次的試驗和失敗，苦苦研究了幾年。大約是 1974 年左右，我帶 73 級工農兵學員去北京物理所實習， 同時也把我研製的低溫液麵計帶到物理所做實驗。聽說物理所有一台儀器，可以測量很小的電容，我借來說明書一看， 發現它用“變壓器電橋”消除了引線電容的影響。於是我借用了這一方法，消除了引線電容的影響。當然，用“變壓器電橋”消除引線電容的影響，並非我首創，但把這一方法用於低溫電容液麵計，我是第一個。

整台儀器的電子線路都是我自己設計的。我們那個年代，大學裏學的是電子管線路，到七十年代就過時了。如今科技發展很快，許多知識很快過時，必須自學新的知識，緊上科技發展的步伐。我自認為這方麵我做得還是比較好的。

文化大革命中，聊天、打撲克、下象棋、裝收音機都可以，看書卻要受批判、遭非議。我選擇了裝半導體收音機。 因為六十年代我一看晶體管電路出來了，趕緊自學晶體管線路。通過裝晶體管收音機，學習晶體管線路。到七十年代， 一看又出來了集成電路，又趕緊自學集成電路。在低溫電容液麵計這個課題中，我全部采用了當時最先進的集成電路， 這是這個課題取得成功的第二個原因。

大約是 1975 年或 1976 年，科大第一台氦液化機安裝成功，請上海冶金所的同誌幫我們調試氦液化機。當時，科大低溫物理教研室就我一個人有科研項目，於是就拿我研製的低溫電容液麵計作試驗。上海冶金所的同誌認為我研製的低 溫電容液麵計做得很好，建議我開個鑒定會。於是，我就邀請了一些國內同行開了個鑒定會。

當時我已研製了三台低溫電容液麵計，鑒定會的第一天，請一位代表用肉眼觀察玻璃杜瓦瓶中液氦的液麵高度，並報數; 其他代表觀察三台低溫電容液麵計的指示，鑒定是否與肉眼讀數一致。等做完第二天實驗，我說，明天再做重複試驗。代表們說，不用再做重複實驗了，今天三台液麵計的指示很一致，等於是重複試驗了。

這一項目，鑒定會代表一致給予高度評價，並且說，低溫電容液麵計，阮耀鍾做的是目前國內最高水平了，若無別的高招，建議別人也不用再研究了。據我所知，國內後來一直沒人再從事低溫液麵計的研究。

這是我的第二項科研，是在下遷到合肥後做的。這項科 研我花費了四、五年時間，當時科大剛從北京下遷合肥，條件異常艱苦，我用一把電烙鐵和一台示波器，擊敗了所有競爭對手。該項目於 1978 年獲得“科學院重大科研成果獎” 和“安徽省重大科研成果獎”。這是我繼低溫熱導儀之後的第二項科研。我的第一項科研“低溫熱導儀”是在科大下遷前完成的。

科大的春天終於來到鄧小平關於辦好科大的批示

1976 年 10 月，“四人幫”被粉碎，舉國歡騰，迎來了科學的春天，科大也迎來了春天，而且科大的春天來得比別人更早!

1977 年撤銷工、軍宣隊，尤其是在 1978 年的“全國科學大會”上，鄧小平提出“科學技術是生產力”、“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一部分”，為知識分子摘掉了“臭老九”的帽 子，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前所未有。以前，毛澤東每次發動運動，幾乎都是整知識分子。一直到現在，我還想不通， 毛澤東為什麽這麽恨知識分子。照理說毛澤東也是中專畢業，應算是小知識分子，在北京大學圖書館也當過管理員，多少對知識分子應有所理解。像我這樣的人，出身於貧下中農，高中畢業免試保送上大學，我一直抱著對黨和毛主席感激之情，緊跟黨，崇拜毛澤東，在大學裏加入了共產黨。但不知道為什麽要死勁把我們往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推，推到共產黨的對立麵。

1977 年 6 月 20 日中共中央決定將宋佩璋調離安徽，由萬裏任中共安徽省委書記，消息傳到學校，舉校歡騰。

在“四人幫”橫行的最後幾年，科大與科學院密切合作， 代表科學院起草“匯報提綱”和《代擬稿》，“反擊右傾翻案風”時遭受批判。如今“四人幫”垮台，科學院和科大這對患難與共的“父子”開始揚眉吐氣，科學院對這位昔日 “科學院的落難公子”倍加疼愛; 對這位蠻講父子情誼的“獨生子女”寵愛有加; 對這位挺爭氣的“落難公子”十分讚賞。

1977 年 8 月，中國科學院在京召開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工作會議，郭老親自接見了參加會議的全體同誌，並合影留念。 會議提出要繼續堅持“全院辦校，所係結合”的方針辦好科大，科大既要成為教學中心也要成為科學中心。新華通訊社 以“一定要辦好中國科技大學”為標題報導上述消息;《人民日報》編者按語稱“在教育要大上的形勢下，中國科學技 術大學先邁開了一大步”。由於有數年頑強拚搏打下的基礎，所以春天一到，科大起跑比誰都快，一度在高校中領先，就 不足為怪了。並且科大人本來就強調創新，富有創新精神， 科大又多次邁出第一步。

1977 年底科大當時雖然隻有 8 個教授，10 個副教授， 126 個講師，可是科大人為了把“四人幫”耽誤了的時間奪 回來，真是跑步奔向未來，像我們這些人當時還是助教，跑得比誰都來勁，比誰都快。像方勵之這些年輕人才，這時候也不用業餘時間，偷偷摸摸研究天體物理了，可以光明正大、 理直氣壯地研究天體物理了。可想而知，這時中國還有誰能趕上他們!

1977 年開始，科大率先對外開放，選拔優秀青年教師赴歐美進修訪問;

1978 年 3 月，成立全國第一個研究生院，這是國內迄今為止唯一由國務院批準成立的研究生院;

1978 年 3 月 8 日，中國第一個“少年班”在科大誕生。 《人民日報》以《中國科技大學少年班的豪邁誓言: 我們要 跑步奔向祖國的未來》為題報導科大“少年班”的誕生。那時不僅是少年班，整個科大都在“跑步奔向祖國的未來”;

國內大學中第一個，也是唯一的“國家同步輻射實驗室” 於 1978 年 3 月開始在科大籌建;

1980 年，實行學分製，實行導師製;

1982 年，設立我國第一個以個人名義命名的獎學金—— 郭沫若獎學金;

1983 年，獲準興建我國第一個國家實驗室——國家同步輻射實驗室，這也是國內高校中迄今唯一的大科學工程;

......

持續的改革創新也為中國科大帶來了累累碩果，為學校贏得了廣泛的國內國際聲譽。

1983 年，英國《自然》雜誌撰文稱讚中國科大為“招風的大樹”;同年底，中國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先生稱讚道:“據我了解，科技大學辦得較好，年輕人才較多。”

雖然科大要求遷回北京的呼聲和努力一直沒有停止，但是，科大人務實，說歸說，寫歸寫，幹歸幹，絲毫沒有因此減慢前進的步伐。從 1979 年至 1989 年舉辦的 CUSPEA (China-U.S. Physics Examination and Application)考試，科大一直遙遙領先。當時我們這些科大老師，在清華、北大， 都是學生輩的，為什麽 CUSPEA 考試還考不過科大，幾所名牌大學的校長很難理解; 科大英語四級和六級考試的成績遙遙領先其他高校，科大的優秀率還高於其它高校的及格率; 科大新生入學考試的成績比清華、北大高二十多分，曾出現 一個班上有四位省高考狀元，稱為“一班四狀元”;......這 一切，使後來任中國科學院院長，當年任浙大校長的路甬祥都覺得科大是個謎。

但這一切，都已成曆史。隻能說明科大終於闖過了“下遷”這場大災難，以我看，科大下遷遭受的這場災難，不亞於汶川大地震，這次汶川大地震有來自全國各地，甚至世界各地的同情和支援，我想以後地震災區要重建校舍，總不會 讓老師去燒磚。科大在這場大災難中沒有垮掉，科大二次創 業成功了!但是，年輕的科大人要懂得“創業難，守業更難”， 如今競爭更激烈!所謂“青出於藍，勝於藍”，我相信年輕 一代科大人一定會比我們更強!

科大老師能把書教活

有一次，我曾問我的學生:“你覺得科大哪個物理老師 的課講得最好?”他說了兩個老師。一個是方勵之老師，另 一個是吳杭生老師。他說，吳杭生老師講的物理圖象很清楚， 吳杭生老師是科學院院士，可惜已去世;方校長上原子物理， 一學期原子物理講完了，發現書上很多東西，方老師都沒有 講，但方老師的物理思路講得很清楚。最後一堂課結束時， 同學們是全體起立鼓掌，向方老師致意感謝。

“最後一堂課結束時，同學們是全體起立鼓掌，向老師致意感謝。”這樣的事我還是第一次聽說，可見方勵之的課講得何等的好，多受同學歡迎。我自認為自己的課也講得不 錯，但從未享受過“全體學生起立鼓掌”的殊榮。可惜方勵之 1987 年被迫離開科大後再也沒有回來，後來去美國一所大學給美國學生上課了。這樣的好老師不能給中國學生講課，去給美國學生上課，實在太可惜!

方勵之不僅講課出色，他寫的書也很出色。科大自己編的第一本教科書，是方勵之和李淑嫻著的《力學概論》，1986 年由安徽科學技術出版社出版。科大以前用它作為力學課的教材，我一個 59 級的同學用過這本教材，給學生講力學課， 她非常讚賞這本教材。當然，現在因為眾所周知的原因，不許用這本教材了。為了讓大家了解這本書的特點，我摘錄本書序中的一段話:

“普通物理中的力學，是相當難教的，凡是教授過這門課的老師，大都有此體會。一方麵，力學是整個物理學的基石，它包含許多基本的觀念、方法和理論，需要學生極為準確地加以掌握，以備後繼學習之用;另一方麵，初入大學的學生，往往看輕力學，誤認為新的內容不多，似乎在中學裏都已學過，結果力學反而被疏忽了。”

你可以看看方校長寫的這本書，看他是怎麽解決這二個問題的。我們僅僅是從政治考慮，不用它作教科書，因人廢書，實在可惜。

我有一個體會，大學老師要想教好書，必須自己搞科研， 這樣才能把書教活。科大一直很重視基礎課，最好的老師教基礎課。並且科大老師都從事科研，所以才能把書教活。

科大第一個改革者──溫元凱

科大最先實行改革的是溫元凱。溫元凱曾於 1982 年到 法國，用溫元凱自己的話說:“從那開始，我對那種極左的、 貧困的社會主義產生了深深的懷疑。我在巴黎的兩年裏閱讀了大量的書籍，既有自然科學的，也有社會科學的，希望從中找到答案。在法國期間，我還被邀請到美國、英國、德國、 比利時、意大利等九個國家去講學，更多地了解了世界。由 於到過西方九個國家，我就有比一般科學家廣得多的閱曆。 我的一個想法是，我們中國人不笨也不懶，為什麽中國還這麽落後?關鍵是體製的問題。如果我們能夠改革這個體製， 中國人同樣可以激發出聰明才智。我婉拒了一些國家讓我留下來的邀請，決心回國推動改革。於是我回到了中國科技大學。”我很理解溫元凱的心情，或者說，我的心情也與溫元凱差不多。但是我更多的是考慮自己的業務，在政治上想得比較少，因為我知道自己不是搞政治的料。但是，作為一個 有良知的知識分子，要他一點也不考慮政治很難。

溫元凱 1982 年從法國回到科大後，國內外巨大的反差激發了他尋求變革的力量。溫元凱給萬裏副總理寫了一封信， 倡議在中國科技大學實施教學改革，得到了萬裏熱情洋溢的 批複。萬裏是一個思想開放的政治家，他要求安徽省委支持溫元凱。溫元凱是科大第一個搞改革的，他當時擔任化學係主任、支部書記，溫元凱的改革主要是搞創收，他創立了國內最早的校辦公司──“中國振華新技術開發公司”，通過為工廠解決技術問題收取服務費，賣高營養麵包賺錢。但當時我和大多數科大老師都認為，大學的改革是否成功，應該看教學質量和科研水平是否提高，並不是看你賺了多少錢。 所以我和大多數科大老師對溫元凱的改革采取觀望態度，科大黨委對溫元凱的改革也采取觀望態度。

後來改革的呼聲越來越高，聽說科大黨委派人到上海交大取經，上海交大說:“我們還是跟你們的溫元凱學的，怎麽還到我們這裏來取經?”這樣，科大領導不得不讓溫元凱在校禮堂作了一次報告，介紹他的改革。那次溫元凱在校大禮堂的報告會我也去聽了。溫元凱一開始是這樣說的:“我從法國回來，自己搞搞科研不是不行，但是我認為我們國家必須改革。我也知道，凡是改革者都沒有好下場，在中國改革能否成功，也不是決定於改革者的方案是否正確，而是決定於皇帝的態度。”對於溫元凱的這一開場白我印象特深， 就這麽幾句話，讓我改變了對溫元凱改革的態度，由觀望變為支持，因為溫元凱的改革不是為了自己!

1984 年，溫元凱的專著《中國的大趨勢》問世，列 1984 年全國最暢銷書第二位，對當時的中國改革形成了極大的衝 擊。溫元凱應邀在全國兩百多所大學、幾百個城市做有關改革開放的講演，受到的歡迎程度超乎想象。溫元凱成為知名的社會活動家、演說家，被港報稱為“中國當代四大思想家” 之一，1988 年又被評為“中國改革十大風雲人物”之一。

但是，至今我仍認為溫元凱的改革不是真正的教育改革。管、方二位校長在科大實行的改革，如下麵將介紹的“教授治校在科大”、“民主辦學在科大”、“學生自治在科大”等，才是真正的教育改革!

1. 《中國科技大學南遷之謎》
2. 《文革十年中國教育大事錄》
3. 《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大事記》
4. 《我為劉達同誌當了一次“信使”》

參考文獻

[一] 阮耀鍾:《請中科大學子不要太在意排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