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殤》——白湖蒙難四十四年祭

【科大瞬間】特刊
《我們心中的科大》--建校60周年慶

《湖殤》——白湖蒙難四十四年祭 
梁偉清(644) 

４４年前的４月２０日前後，是我在安徽白湖一打三反運動中被宣布隔離審查的日子。 
——自己的事，自己都不說，不但可能永遠被湮沒，還可能被人篡改； 
——我們來到這個世界上，學說話大概隻花了兩三年的時間，卻要花一輩子去學閉嘴。 
——沉默是一種權利，開口也是一種權利，與智慧無關； 
——我選擇說真話，留真相，因為把真相留在人間總比帶走有價值； 
——如果有年輕人在某一天讀完本文後說：“原來如此！”我將十分滿足； 
——於是便有了下麵這篇文章：《湖殤》。 

為了閱讀本文時心情輕鬆一點，特邀讀者先行欣賞一下民國才女林徽因在她花季年齡時的玫瑰情懷： 

你是人間四月天 
我說你是人間的四月天， 
笑響聲點亮了四麵風；輕靈 
在春的光豔中交舞著變。 
你是四月早天裏的雲煙， 
黃昏吹著風的軟，星子在 
無意中閃，細雨點灑在花前。 
那輕，那娉婷，你是，鮮妍 
百花的冠冕你戴著，你是 
天真，莊嚴，你是夜夜的月圓。 
雪化後那片鵝黃，你像；新鮮 
初放芽的綠，你是；柔嫩喜悅 
水光浮動著你夢期待中白蓮。 
你是一樹一樹的花開，是燕 
在樑間呢喃，－你是愛，是暖， 
是希望，你是人間的四月天！ 

你可曾擁有過此生不能忘卻的人間四月天？你可曾在四月天擁有過象林徽因一樣“是愛，是暖，是希望”的情懷？一群對未來生活充滿憧憬的才華橫溢的激情青年，在他們大學生活的最後一個人間四月天本應有林徽因筆下的梁間呢喃，也應該牽著所愛的手在暖陽花海中徜徉。但等待他們的卻是一場惡夢，而正是這場惡夢使得這群科大學子的命運在４４年前的一個四月天發生重大轉折。他們的人生厄運從此而開始。 

一、“一打三反”的概況與回顧 

直到最近我才知道白湖農場地處安徽廬江縣境內，它是１９５３年圍湖造田而成，分成東西兩個大圩。其占地約１６２平方公裏，是中國著名的特大型農場之一。從上世紀五十年代開始它已經是一個勞改農場！現在它的名字叫做安徽省白湖監獄管理分局，在這裏關押改造過的犯人已經超過３０萬。我原來以為它是軍墾農場，至今我才明白我們是被禁閉在一個勞改農場裏被批鬥了１２０天。這段往事經常使我想起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前蘇聯作家索爾仁尼琴筆下的古拉格群島…… 

根據同學們所提供的數據，一個隻有二百多人的大學生團隊（科大四係６４、６５級），被整肅鬥爭的比例超過４６％。也就是說，將２００多人的四係學生圍困在白湖孤島上，剝奪了所有人的人身自由後，由軍人挑動和強迫其中的一半對另一半進行了長達３至４個月的殘酷鬥爭。其中使用了“背靠背揭發”、“誰不辦就辦誰”、大小會批鬥、無產階級專政高壓、日夜跟蹤監視、誘供和欺騙恐嚇及挑撥離間等等反人道手段。這是一種大規模的的精神迫害和人權踐踏及人格汙辱，我把它叫做“思想屠城”。而這些被批鬥整肅的大學生的年齡隻不過介乎２３—２６歲，他們手無寸鐵，隻是和平地表達了對毛澤東、林彪、江青、中央文革和文化大革命錯誤的不滿和批判。而打倒“四人幫”後的中共中央已經把文革定性為一場“浩劫”，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曆史已經證明這些被整肅的學生是完全正確的。雖然在打倒“四人幫”和否定文化大革命後這些同學的檔案都得到了清理，但對這些處於人生青年時期的同學們的精神和前途已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永久傷害，一些人的身體及精神狀態更是受到了嚴重的摧殘。據我所知象潘高健、馬梅傑、蔣榮傑、季柏青等一大批同學的婚姻家庭及事業前途都受到了多年甚至是一生的損害，多對熱戀中的男女同學被殘酷地棒打鴛鴦，因而情斷白湖，遺恨終生。 

凡是挨整肅的同學，檔案都被塞滿了一大堆駭人聽聞的結論，以後被發配到最邊遠最貧困的小縣城或小廠礦甚至是最底層的生產隊。在以檔案治國的毛時代，這無異於背負沉重的十字架而永世不得翻身。為了在社會上證明自己，至少也要比一般人多花上幾倍的時間和力氣，甚至窮其一生而終於徒勞。在一些極左橫行的地方，即使在清理了檔案之後這種傷害並未停止。以筆者為例，１９８０年在我已經拿到研究生的錄取通知書後，車間的黨支部書記仍然不給我簽名放行，理由竟然是我的思想沒改造好，到首都北京讀書不合適。因為他老婆是廠裏的人事科長，所以他熟知我清理之前的檔案材料，在這種體製下，一位小小的車間黨支部書記就可以決定一個人的命運。而此時離開白湖已經十年，離檔案被清理幹淨也已長達兩年！白湖留下的惡夢仍然象一條無形的絞索在我的脖子上纏繞！ 

由於當時失去人身自由和消息被封鎖，可謂無知者最無畏。其實６４４、６５４這些挨整肅的學生情況一度非常危急，甚至可以說是命懸一線，因為這次運動就是衝著思想言

論而來的。１９７０年１月３０日，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來將中共中央《關於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的指示》的討論修改稿報送毛澤東、林彪，並提出：“我們幾經討論，認為現在需要發這樣一個指示，給在備戰動員中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破壞活動以打擊。”毛澤東批：照辦。３１日，《指示》發出。（《周恩來年譜》下卷第３４６頁，中央文獻出版社１９９７年５月）。文件指出：“蘇修正在加緊勾結美帝，陰謀對我國發動侵略戰爭；國內的反革命分子也乘機蠢動，遙相呼應，這是當前階級鬥爭中值得注意的新動向”。因此，要在全國“對反革命的各種破壞活動”“堅決地穩、準、狠地予以打擊”。 
正是這個中央文件使這次運動呈現出三大特點： 

１.要從重從快判殺一批思想犯。 
２.批捕的審批權可以下放到市、縣革命委員會首長一級。省革命委員會一級掌握本省的批殺大權。 
３.可以不經過任何法律程序就捕殺，因為當時的中國司法已蕩然無存。 

７０年３—６月份是全國從重從快大殺思想犯的幾個月，７０年３月５日，光是北京就在這一天槍殺了遇羅克等１９人。７０年２月安徽省蚌埠市固鎮縣的方忠謀因“攻擊毛主席，為劉少奇翻案”被兒子和丈夫揭發，４月１１號便被槍殺。從案發到槍殺隻有短短的兩個月，這便是從重從快的含義。請看下麵這份名單： 

２月１２日，南京召開數萬人參加的“公判大會”，處決了“政治犯”查金華等人。 
３月１１日，南京軍事學院訓練部長蔡鐵根以“反革命集團罪”在常州被處決。 
３月１９日，“政治犯”張坤豪等在河北省保定市“三皇廟”體育場公判大會後被處決。 
４月１１日，被丈夫和兒子舉報的方忠謀被以“現行反革命”罪判處死刑而槍斃。 
４月１４日，“政治犯”的毛應星等，在甘肅被處決。 
５月８日，“政治犯”，２４歲的女知青丁祖曉被處決。 
５月３０日，“政治犯”忻元華等，在新疆被處決。 

上麵的名單隻不過是冰山之一角，單是在１９７０年，在全國一共就逮捕了２８.４８萬“反革命犯”，據統計這是自１９４９年後全國以法辦的名義逮捕和槍殺思想言論“犯”最多的一次政治運動。 

遇羅克的主要罪行是他的代表作“血統論”，方忠謀的主要罪證是為劉少奇翻案。須知他（她）們的“反革命言論”和四係６４、６５級中被批鬥學生的言論相比隻能算是小巫

見大巫！單是合肥市的革委會主任就手握生殺大權，遑論安徽省革委會主任！當時我所在三排的排長（軍代表）就曾厲聲威脅我：“你們這些思想言論已足夠槍斃幾次！”足見命懸一線並非虛言。至於到運動後期所有被整肅的學生為什麽都隻當作人民內部矛盾處理，個中原因不詳。

二、我的遭遇 

這種受汙辱和傷害的經曆是刻骨銘心的。為了回憶那段往事，我們不妨重溫一下毛澤東的兩篇文章。這兩篇文章本來是國共內戰時期在共產黨軍隊圍殲國民黨軍隊時毛澤東為了攻心和施加高壓而寫的，但在運動中卻被用來對付手無寸鐵的學生，用高音喇叭反複廣播，在大會小會的批鬥中被反複使用。其中最主要的段落如下： 

《南京政府向何處去？》——“兩條路擺在南京國民黨政府及其軍政人員的麵前：一條是向蔣介石戰犯集團及其主人美國帝國主義靠攏，這就是繼續與人民為敵，而在人民解放戰爭中和蔣介石戰犯集團同歸於盡；一條是向人民靠攏，這就是與蔣介石戰犯集團和美國帝國主義決裂，而在人民解放戰爭中立功贖罪，以求得人民的寬恕和諒解。第三條路是沒有的。” 

《敦促杜聿明等投降書》——“你們現在已經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黃維兵團已在十五日晚全軍覆沒，李延年兵團已掉頭南逃，你們想和他們靠攏是沒有希望了。你們想突圍嗎？四麵八方都是解放軍，怎麽突得出去呢？你們這幾天試著突圍，有什麽結果呢？你們的飛機坦克也沒有用。……在我們的層層包圍和重重打擊之下，你們的陣地大大地縮小了。你們隻有那麽一點地方，橫直不過十幾華裏，這樣多人擠在一起，我們一顆炮彈，就能打死你們一堆人。你們的傷兵和隨軍家屬，跟著你們叫苦連天。你們的兵士和很多幹部，大家很不想打了。你們當副總司令的，當兵團司令的，當軍長師長團長的，應當體惜你們的部下和家屬的心情，愛惜他們的生命，早一點替他們找一條生路，別再叫他們作無謂的犧牲了。現在黃維兵團已被全部殲滅，李延年兵團向蚌埠逃跑，我們可以集中幾倍於你們的兵力來打你們。……” 

毛澤東的這兩篇文章，把我的思緒帶回到４４年前那個淒風苦雨的四月—— 

１９７０年４月初，在科大四係軍工宣隊的電報催促之下，我不情願地告別了家人來到四係師生所在地安徽省白湖農場報到。由於遲來，所以多次的超體力懲治性勞動我都沒有參加。我是故意遲到的，因為早在６９年底還在北京校園的時候，我就判斷這次搬遷去安徽一定會充滿艱險磨難，所以我把行李打包交給學校搬運處後並沒有跟隨大隊伍行動，而是一心一意地回廣東過年了。我對於去安慶和所謂的“二十八個半”行動均一無所知。在即將告別玉泉路科大校園之際，我戀戀不舍地繞校園走了一圈，隻見人們麵容凝重，行色匆匆。初冬的寒風卷起滿天的廢紙和落葉，更增添一層亂世逃難的荒涼。正在這時，高音喇叭裏卻播出“十送紅軍”的歌曲，我立即想起了李後主的“最是倉惶辭廟日，教坊猶奏別離歌”，一種國敗家亡的心境油然而生，前路茫茫的感覺真是催人淚下。 

在白湖一報到便感覺到我所在的三排排長（軍代表）充滿了惡意和殺氣。他個子不高，圓臉，上門牙稍刨，眼大且寒氣逼人，操一口濃重的安徽口音，聲音尖而略帶沙啞，年齡和我們相仿。他對我講話時口氣相當嚴厲而且不斷地用大眼睛觀察打量我的反應，仿佛要從我心窩裏掏出什麽似的，我當時便疑心他是特務連出身。 

我的床位被安排得十分奇特：左邊是６５４２班的陳同，他是我們年級中有名的肌肉男，發達而健碩。右邊是６４４的一位同學，由於平時沒有交往，故不知其名，他體弱，和我不在一個量級。運動開始後我才知道這一左一右的任務就是為了監督我的：預防自殺、逃跑及“反革命串聯”等等，是專為“對敵鬥爭”而安排。最重要的是我床位的斜對麵即是這位三排長，是觀察監視我的最佳位置。果然在運動高潮中當我轉側不能入睡的深夜甚至淩晨時分，我都曾發現他在隱蔽地窺探我。事後回憶起來這是十分周密精細的布局：所有和我過從甚密的同學不是在其他排就是遠離我，即使離我最近的胡海泉也相隔至少十幾個床位，我的周圍全部都是平時不曾深入談論時政的同學。一左一右的兩位保鏢同學更是甚少交往。我至今仍然百思不得其解：運動還沒展開，軍代表憑什麽作出如此精確的安排？ 

運動的風聲日緊。終於在四月中下旬的某一天，三排長突然對我宣布：由於你有嚴重問題，從今天起你必須接受審查，不準亂說亂動，要老實交待！從這一天開始我就被剝奪了自由：上廁所有人尾隨監視，吃飯不能自己去打，由陳同或其他人吃完飯後代打送來（當然是冷菜冷飯），床頭也貼上了標語，一條是：坦白從寬、抗拒從嚴；頑抗到底、死路一條！另一條是：堅決打擊一小撮帝修反別動隊！無產階級專政萬歲！我左右二位保鏢的臉部表情也從這一天開始變得嚴肅起來，眼神亦十分冷峻。我當然十分理解他們，因為他們是在執行任務，逢場作戲是必不可少的。在長達１００多天的時間裏，他們從來沒有打過我的小報告。有一次胡海泉趁著路過我床前之機（上廁所必經之路）給我彈射了一個互相串聯的小紙團。雖然我以螳螂般的速度抓住了小紙團，但是我還是感覺得到身邊的陳同猛地一震。但他隨即恢複常態繼續靠在床頭寫東西，他好像什麽也沒看見，極其平靜。我明白他什麽都看在眼裏了，隻是心照不宣罷了。如果他當時揭發，他會立一功，而我和胡海泉必定罪加一等，全排批鬥是必然的。 

在運動的初期我並不緊張，甚至還相當輕鬆。隻是交待一些無關痛癢的問題，一付燉不爛的心態。在大量的時間裏我都在回憶默念唐詩宋詞，卻在紙上裝模作樣地寫寫畫畫。由於我的床位最靠近廁所，所以凡是三排上廁所的人都必須經過我床前，使我得以觀言察色來判斷運動的形勢。我特別關注蔣榮傑，季柏青，馬梅傑及胡海泉的動態，因為我和他們平時交流最多，可以算得上一榮皆榮，一損俱損的關係。但直到運動結束我都沒機會看到蔣，季，馬三位同學一眼。胡海泉與我在同一個排，可以天天打照麵。他有一件藍色棉大衣，咖啡色燈蕊絨翻領，經常披著從我床前走過上廁所。我見他抬頭挺胸而表情剛毅，便判斷他並沒有交待什麽核心言論。他彈給我的紙團上寫“沒事”二字，使我信心大增。每次見他披著那件棉大衣從茅草房的另一端緩緩走來，後麵還跟著一個尾巴，竟使我奇怪地想起了《紅燈記》中的李玉和、《紅岩》中的許雲峰甚至獄中的方誌敏形象，真是大義凜然，視死如歸，十分悲壯。但是到了五月份形勢卻急轉直下。有一天高音喇叭突然廣播了五係揪出了“許小昆反革命小集團”的消息，而且四係也揪出了“馬小昆反革命小集團”，一時間真有黑雲壓城城欲摧之勢。“××不投降就叫他滅亡！”“坦白從寬！抗拒從嚴！”每個班排每天都在緊鑼密鼓地開著大大小小的批鬥會，口號聲在每個學生排營房的裏裏外外此起彼落，甚至在我離開白湖的好幾個月後每當我要睡覺時還覺得這種口號聲在耳畔回響。被批鬥的男同學胡須如野草而麵有菜色，而被整肅的女同學則披頭散發形容憔悴。此情此景如在目前。 

在這之前我交待的很少，隻不過是在敷衍罷了。直到有一天我被警告：“你不要以為我們不知道你的反動言論”，並向我出示了我在某某場合講的幾條證據。形勢的緊逼使我不得不作出必須的選擇和評估： 

１.一律都堅守已經沒有意義。 
２.必須對輕重緩急作出安排。 
３.有一句話不到最後時刻不能說。 

其實我在文革中對毛的批判言論並不多，隻不過是一些諸如“毛澤東像斯大林的晚年”之類的大路貨。我的主要言論都集中在江青和林彪身上。其中反對林彪較激烈。因為我對林彪搞大樹特樹和個人崇拜甚是懷疑和反感。即便如此，按照文革時期的專政標準被投入大牢已經足夠了。在這種無產階級專政的高壓之下，最受折磨的其實是對家人的焦慮。在形勢最嚴重的時候我想到了坐牢，也想到了被殺，因為在文革時代什麽都可能發生。但我想得最多的還是已年過八旬的祖父母，辛勞一生的父母及年幼無靠的弟妹。因為我們這一生已經見過太多的株連：地富子女、曆史反革命家屬、右派子女、黑幫子女等等，這種株連已經使千萬個家庭多年陷於萬劫不複之中。這是精神的最大壓力也是求生的最大動力。但我沒有響應“竹筒倒豆子”，我是擠牙膏式的交待。這種不痛快的方式被認為是態度不好，導致了後來連畢業分配會議都不讓我參加。其中對林彪最尖銳的言論有： 

“林彪大樹特樹實際上是樹他自己。” 
“林彪在挾天子以令諸侯” 
“林彪要上台一定是玄武門之亂” 
“林彪如果上台我就到香港辦報紙揭露他” 

這最後一條被認為是不但有思想，而且是有計劃和有行動了。加上我是廣東人，春節後又遲遲不歸，所以一直懷疑我在廣東策劃“投敵叛國”。但這一條我一直堅持到運動的末期，看到形勢已經鬆動的情況下才承認的。 

在運動最嚴厲的時候，兩位保鏢日夜監視陪伴我，不準我去打飯，上廁所要報告而且有尾隨。長達３—４個月連散步放風的權利都被剝奪了，這點連監獄的犯人的待遇都不如。如此遭遇，我怎麽可能懷念白湖飯菜的飄香和風景的秀麗？ 

到了六月下旬，氣氛明顯有所放鬆，對我的監管也不那麽嚴格了，我也可以自己去打飯了。從同學們的臉上也可以看出形勢和心情在變化。七月初，三排對我和胡海泉等人開了最後一次批判會，並讓我們作了檢討。也就是在這次批判會上我第一次聽到“梁偉清不投降就叫他滅亡！”的口號，至今我都不知道這句口號是“領導”預先擬定的還是領呼人的即興發揮。我當時相當的驚愕，因為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既然運動已經接近尾聲怎麽還喊如此充滿火藥味的口號？是不是要把我打入另冊？當然，後來的事實證明我隻是一場虛驚。 

到了七月中下旬，開始見到大家有說有笑，一臉的輕鬆，也沒有人再看管我了，但也沒有人理我，上麵也沒有任何人跟我打招呼。我見到同學們都開始收拾行李了，我的問題仍然無人過問。我也不焦急，因為憑我對政治鬥爭的敏感性，我知道不可能把我當敵我矛盾處理了，頂多是延遲分配或分配得比較差。終於有一天，鄭漢磷和朱冬軒代表上麵和我談分配了。 

三、畢業分配 

我被取消了參加分配會議的權利，所以我沒有聽到分配文件的傳達。鄭是主談，朱沒有說話。經過一番必不可少的挽救教育之後，直入主題： 

“現在要分配了，廣西有名額，你去嗎？”我對廣西曆來不看好，除了劉三姐和漓江外，我實在不知道廣西有什麽可以吸引我的。 
“我不想去廣西，我想回廣東。廣州有名額嗎？佛山也可以。”我不假思索地回答了鄭漢磷。你們可以想象當時他們臉上的表情，因為整個６４、６５級哪怕是畢業結論最好的人也沒有一個可以直接分配到廣州或佛山，遑論我這個“反革命邊緣分子”？這種又臭又硬的“死不改悔”態度必定使得他們哭笑不得了，我也立即覺察到有“癩蛤蟆想吃天鵝肉”的嫌疑。 
“不可能！湖南怎麽樣？”鄭漢磷有些不耐煩了。 
“好的，我去湖南。”我對湖南曆來有好感，不管是“停車坐愛楓林晚，霜葉紅於二月花”還是“惟楚有才，於斯為盛”都給我印象深刻。我知道沒有選擇的餘地了，也隻能如此了。 

定下分配方案後，雖然我不知道未來什麽在等待著我，但我感到無比的輕鬆，真有一種大病初愈的感覺。我重新獲得了自由，於是決定到外麵走一走，曬一曬久違的太陽。這時謝指導員從他的辦公室徑直向我走來，這使我感到奇怪，因為在這之前他從來沒有跟我說過一句話。看來他是有備而來。 

“這是你的電報”，他遞給我並帶著異樣的表情，我至今仍然清晰地記得他那嘲弄的眼神和嘴角輕蔑的微笑。我迅速把電報打開並飛快地掃描了一下。“祖母逝世速歸”，我看了一下日期是五月份的，已經過去兩個多月了。突然而來的打擊加上三四個月的身心摧殘使我覺得旋暈，我蹲了下去。等我重新站起來的時候，發現他已經走了，沒有作任何解釋，一種被欺淩但又十分無助的感覺立刻浸透了全身。是的，他代表著權力和無產階級政，我這一介草民和他心目中的反革命邊緣分子在他眼裏又算得了什麽？ 

我自懂事開始就和祖母生活在一起，直到１１歲才回到父母身邊。我是家裏的長孫，不但不能給她送終，而且連發一封唁電的權利都被剝奪了，這成了我心中永遠的痛。扣押私人信件不但在法治國家是非法的，即使在今天的中國也是違法的。但在那個時代的中國，階級鬥爭是不講法治和人性的，人權被踐踏是家常便飯。家裏父母見我幾個月沒有任何音信，甚為焦慮。後來弟弟告訴我，母親那幾個月茶飯不思，夜不能寐，幾乎病垮。直到我自由後給家裏發了電報才好轉。而我的電報隻能對父母說假話：工作繁忙，平安勿念。 

當我從祖母去世的悲傷中蘇醒過來後，才想起我該去收拾行李了。當我走進陰暗潮濕的行李房，才發現所有人的行李都已經收拾完畢，滿地都是草繩和破紙箱並散發出一股黴味。我已經快四個月沒有看到我的行李了，卻發現書箱和皮箱早就被撬開。我知道這是必然的待遇——審查對象被抄家了。在文革中我目睹了無數的抄家事件，但怎麽也沒有想到會落到自己的頭上。我有兩本讀書筆記，一本抄錄了大量的唐詩宋詞及我所喜歡的海涅，普希金，歌德，雪萊等的詩歌；另一本則記錄了我對馬恩列斯毛及歐洲一些思想家著作的讀後感，其中特別對毛的一些說法提出了質疑。這本筆記本就被剪得七零八落，估計是拿去當作我的罪證吧。但最使我憤懣的是我祖父寫給我的家書被毀。１９６５年當我被科大錄取後，我祖父給我寫了一封家書，我十分珍愛，一直小心翼翼地收藏在箱底。我祖父是晚清時代人，由於他幼時家境還算殷實，很是讀過一些書。這封家書是他已年過八十高齡之際手執毛筆用文言文寫成。 我隻記得信的末尾有“務應刺股懸梁，使百尺竿頭更進一步。他日若衣錦還鄉，為祖當九泉含笑矣”之字句。對於一位清末過來的老人，實屬平常話語。但竟然連一封這樣的家書也不放過（我估計是當作封資修思想被付之一炬了），階級鬥爭真是毫無人性可言！事後我想：幸虧我沒有情書，否則隱私變羞辱，情何以堪？ 

離開白湖的日子終於到了，我記得是１９７０年８月５號的早上。３、４個月以來我終於看到了蔣榮傑和季柏青，他們眼神憂鬱，臉色蒼白。他們在二三十米外以目光相送，我想上前告別但沒有可能，隻好無奈地離了。我知道蔣榮傑家裏困難，我領了第一個月的工資（４６元）就給他弟弟蔣榮根寄了２０元過去，權當慰問吧。但我始終沒有見到馬梅傑，直到１９９７年在深圳才見到他，這時已過去２７年了。 

２０１２年同學們一起去銀川玩的時候董雪生問我：你還記得畢業分配後在合肥吃飯告別的時候，我問你一打三反為什麽會弄成這樣（挨整），你知道你是怎麽說的嗎？ 

我當然記得。當時女同學單獨一桌，我是這樣回答董雪生的：“主要是野心太大了”——其實我毫無政治野心。即使在那個瘋狂年代我也毫無政治野心。這隻不過是自我調侃之言，瘋狂故事皆源於瘋狂時代，如此而已。 

在合肥和大家分手後，受餘天祿的盛情邀請，到他位於西湖邊上的家裏小住了幾天。記得他有一位才１３、４歲的小弟陪我遊玩了西湖。這是我第一次玩西湖。八月的西湖真有“暖風吹得遊人醉”的感覺，也使我的心情得以舒緩。至今仍然不忘餘天祿同學待人之寬厚。 

四、後遺症 

運動的結束和畢業分配並不意味著好日子的到來，事實證明厄運才剛剛開始。在以檔案治國管人的年代，檔案如影相隨，恰如一根絞索永遠勒在人的脖子上。到湖南報到後，所有科大的學生都被安排到洞庭湖農場接受再教育。幾乎是和白湖一樣的草房，一樣的通鋪，一樣的泥濘，一樣的兵管秀才模式。和我在同一個連隊的有林善敬、朱冬軒等人。在這裏我經曆了林彪的“９１３”事件，這使我大為寬心，因為在我的檔案中反對林副主席是一大罪狀。賀平（鄧榕老公）和我同一連隊，他是哈軍工的。林彪出逃的消息是從他處得到，比文件傳達早得多。在一年半的艱苦勞動中，我非常賣力。第二次分配後，幾乎所有人都如願以償，或回家鄉，或去長沙、株洲、湘潭等最好的城市。如林善敬、朱冬軒、黃仁初、徐新林、金忠權等去長沙，章善梁去了湘潭，惟獨我被發配湘西——漵浦縣沅江邊上。這是汨羅江的上遊，是屈原順流而下行吟天問、九歌和離騷的地方。這使我意識到：所謂思想改造是徒勞的，因為有檔案在起作用。 

我所在單位叫湖南省維尼綸廠儀表車間，當時隻是一個籌建處和工地，一切從零開始。這一幹就是八年。從翻譯儀表資料、寫操作規程、校驗安裝、培訓工人一直到試車開車投產，也是盡心盡力了。電工原理、電子線路、控製論、高數、英文等課程就是在這裏自學的。也許是應了“木秀於林，風必摧之”的傳統，老實幹活竟然也充滿了磨難。車間黨支書是位工人提拔的極左分子，他帶領著幾位不學無術但又酷愛獻媚表忠的三四流大學生不斷地折騰：批林批孔他們衝在最前麵，批鄧也衝在最前麵，毛死又哭得最傷心，批“四人幫”還是他們嗓門最大。直到上麵布置批判“兩個凡是”他們才像被打了鎮靜劑一樣停止了鼓噪。我認為這是難度極高的事情：除了演技，還必須加上深度無恥和人格分裂才能做到永遠正確，永遠都是左派，永遠都是最革命。我則是潛心業務，堅持“大會不發言，小會不發言，寧可前列腺發炎”的原則。結果還是被當作落後典型批判，說我“不關心政治就是最大的政治，不表態就是最大的表態”，真是躲都躲不開。環境如此惡劣如何生存？不管我工作多麽出色，加工資、評獎金、提拔重用永遠與我無緣，因為我有那份檔案。即使檔案已被清理，也並不等於萬事大吉。 

１９７８年可以考試了，我知道我的機會來了，這是我唯一的跳板，我必須背水一戰。但難以想像的是，即使我被錄取，這位黨支部書記竟不簽字放行，理由之荒唐竟是“思想沒有改造好，到北京讀書不合適”，真讓人啼笑皆非。哪怕是黨支部書記這小小的權力一旦屬於私有，也足可以毀掉人的一生。研究生畢業後我終於如願以償地分到了珠海市，１９８４年把家裏人也調到了珠海市。在被折磨了長達１４年之久，曆經千辛萬苦之後我終於擺脫了白湖一打三反留給我的厄運。 

在這裏我要十分感謝四係的楊衍明教授。我在湘西的山溝裏備考研究生期間無處買書借書，寫信向他求援。他立即給我寄了一箱書，真是雪中送炭，盡解我燃眉之急，我能考上研究生，楊教授功不可沒。在科大的幾次重體力勞動中我曾照顧過楊教授，沒想到在我危難困頓之時便得到了他的鼎力相助，真是杯水之恩當湧泉相報。不知楊教授現在可安好？祝他好人一生平安。 

五、回望白湖 

有人問：你麵對一群年將７０的老頭老太寫這樣的文章有用嗎？我的回答是：有用！因為在網絡時代，我不但麵對年輕一代而且麵對全世界。 

一打三反運動是文革的一部分。文革雖然被執政黨否定，但並沒有認真地總結反思。不但沒有全民的反思，政府層麵也沒有深刻的反思。我們的檔案雖然被匆匆清理，但當局從來沒有給出什麽說法。這就似乎形成了一種想象空間：一打三反政治上是正確的，清理檔案隻是一種策略。 

你能保證你的子孫後代不再被卷入一打三反式的災難嗎？６４４、６５４這批人的父輩大部分不是共產黨的各級領導幹部，就是工人和貧下中農出身，是執政黨的依靠力量。但他們絕對預料不到他們的子弟會被陷入到一打三反的災禍之中。 

對國家政治災難的反思並產生了良好效果的有：法國反思了人權並製定了著名的人權宣言；美國反思了種族歧視並製定了種族平等的嚴格法律；德國反思了法西斯納粹主義並寫進了憲法。這些國家都是法治和長治久安的典範。 

我從來都主張在同學之中寬容和諒解，不要再去追究曆史責任。因為對於一個１８，９歲至２５，６歲的年輕人，在文革這種年代是純屬被欺騙利用並最終被拋棄的一代。 但對於科技大學一打三反運動的決策者和政策執行者是必須追究曆史責任的。 

據查證，６９，７０屆的分配文件於１９７０年６月份已下達，要求７月份必須分配離校。也就是說，中央應該在五月份之前已經在籌劃分配事宜。這就決定了中央不可能同時又籌劃在全國的高校學生中大張旗鼓地開展一打三反運動。科大以學生為重點對象不顧拖延分配而大搞運動完全是一種自主理解和怎樣執行的行為。我在湖南洞庭湖農場時向同時接受再教育的哈軍工，北航，北農大，中南林，湖南農等校的學生了解過，他們說隻是以教育學習為主，並沒有在學生中大抓思想犯。這也是有力的佐證。 

除了大環境之外，各地政策的偏差所造成的後果也相差巨大。比如“三年大災荒”時期，每個省所餓死的人數相差巨大，有的甚至相差十倍以上。其中河南，四川，安徽餓死的人最多，這就是掌權的區別。科大的一打三反被嚴重擴大化，這與當時的掌權者對“敵情”和“階級鬥爭形勢”的判斷有關，也與他們的極左思維有關。 

此外，人性是有差異的。當年守衛柏林牆的東德士兵向偷渡者開槍時，有的瞄準了腦袋和心髒，有的卻故意抬高了準星。朱柏生遇到了石政委，使他得以絕處逢生。不幸的是，我們卻攤上了冷血加極左的操刀手。如果四係不是被包圍關門整肅，出人命是不容置疑的。但是這種關門整肅，卻使得政治迫害和身心摧殘更加殘酷和令人發指。我不知道在一打三反中被迫害致死的科大師生得到了怎樣的善後處理，但是如果這些雙手沾滿了科大師生血淚的投機者，不但不需要擔責，還利用這種“政績”長期升官發財的話，這種抑善揚惡的弊病，必定後患無窮，於國於民都十分有害！白湖蒙難已過去４４年，我這位當年的“反革命邊緣分子”不但沒有按照他們的批判改造世界觀，反而得出了下麵的結論： 

——暴力的專政和高壓隻能使人暫時閉嘴和違心地說假話，而絕不能使人停止思考和說真話。 
——人類不應該有思想罪和思想犯，這是衡量一個社會是否文明進步的重要標準之一。 
——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一位有良知的知識分子的立命之本。 

英國偉大的思想家洛克在三百多年前就預見到：“權力不能私有，財產不能公有，否則人類就進入災難之門”。 
我們這些物理學子所敬仰的物理天才愛因斯坦在社會科學方麵的深邃思想之光也可以穿透宇宙的黑洞到達地球
的東方：“在我看來，強迫的專製製度很快就會腐化墮落。因為暴力招引來的總是一些品質低劣的人，而且我相信，天才的暴君總是由無賴來繼承，這是一條千古不易的規律”。 

謹以此文追憶在科大逝去的青春年華。 

謹以此文獻給在白湖蒙難的所有同學們。 

來源：網刊《文革博物館通訊》809期，2015年2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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