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大瞬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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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大瞬間】特刊
《我們心中的科大》--建校60周年慶
“一打三反” 親曆記
王裕群（5806）
“文化革命” 長達十年，其間穿插著許多階段，是一 個又一個的小運動。“一打三反”運動是其中甚為慘烈的一 次運動。這次受衝擊最嚴重的是對“文革”運動持有異見的 人士。
1970 年早春，科大正處在搬遷合肥的忙亂中。由於合肥 的校區容納不下全校人員，各係學生及部分教工被分散到淮 南煤礦、白湖農場、銅陵、馬鞍山、壽縣農場等地駐紮。
我家八口人（公婆、侄子侄女、我們夫婦及兩個兒子） 擠住在校園西側的西平房。我丈夫當時屬於一分部成員，很 快被發配到壽縣農場。因兩個孩兒幼小，我留在校區老弱病 殘組成的“留守組”參加運動和勞動。搬運從北京運來的儀 器設備和清理校園是我們的主要任務，勞動任務非常繁重。
第一波衝擊
李東林是安徽省著名的造反派頭頭，他被分配到我校任 “工宣隊”隊長。他似乎對科大懷有天生的敵視。在全校的 大會上，他的口頭禪是： “告訴你們，這裏是安徽，不是北 京！”，“誰不辦就辦誰！ 誰不鬥就鬥誰，誰不批就批 誰！”，“要堅決反對溫情主義！”
大約是在二月的一天，我係幹事曹洪大同誌在主樓三層 的大房間裏一個人獨自整理淩亂擺放的雙層床。猛地拉一張 床，他沒有看到上層放著的一尊毛澤東半身塑像，經震動掉 落地上被摔得粉碎。他知道這下闖下大禍，心慌意亂之下， 用舊報紙包起碎片扔進樓道的垃圾道。
第二天，收垃圾的工人發現了這些碎片，他也怕承擔罪 名，遂將此事報告有關方麵。“領導”追查到我係，老曹的 問題躲不過去了！我係留守組召開大會，宣布我們係出現反 革命事件，要求大家擦亮眼睛，克服“溫情主義”，認清問 題的嚴重性，進行鬥爭！可是，大家對此意外事故定性為 “反革命事件”還是難以接受，批判曹的力度達不到要求。
軍宣隊當時的領導是薑政委、石政委、曲政委。好像曲 政委是分管我係的，他給我的印象為人比較溫和。他親自來 做思想動員工作，他講了一個發生在合肥的事情：有一位農 民拉著排子車，請了一尊毛主席塑像，放在車上怕摔壞了， 就將塑像用繩子捆好掛在脖子上吊在胸前，以此表達對毛的 崇敬。可是卻因此被民兵抓住，說他“把毛主席捆起來了， 是反革命！”此農民被判“反革命罪”。曲書記以此例說 明： “動機與行動的一致性”，教育我們：即使曹洪大沒有 反毛的動機，但行動已經構成“反革命行為”。最後，曹洪 大幾經嚴厲批判後，被開除公職，全家被返送回老家。
我至今不知道後來如何為曹洪大平反。令人欣慰的是， 我得知，多年以後，曹洪大進入中央黨校工作，曾與當時隨 遷合肥的陳瑞生教授會見過。
“一打三反”的開端
大致 70 年三月份，一場新的運動“一打三反”來臨。 “一打三反”的“一打”是“打擊反革命分子”，“三反” 是什麽已經不記得，但在工軍宣隊把持下，要通過這一運動 把科大人壓服。
運動的開始是宣傳“北大經驗”，是對付有“反動思 想”的人員，要求交代對“文革”不滿的思想，內容有十幾 條之多。記得有“對問題要上綱上線”，還有一條是交代問 題“要竹筒倒豆子”，即要徹底痛快地把自己的問題“倒” 出來，不要擠牙膏似的被動交代。負責我係留守組的工宣隊 員在動員大會上宣稱：“你們當中百分之七十以上都是有問 題的，我們已經掌握情況！”“有的人長期偷聽敵台，有的 人看反動小說‘西行漫記’，有的人拉琴竟然拉美國國歌！ 這都是嚴重的政治問題！必須老實交代！”看來，這場運動 不再是針對“走資派”、“階級敵人”，而是針對全體知識 分子，所有的教工學生均成為整肅對象。
半天勞動，半天學習，人人寫交代材料。每天開批判 會，反對溫情主義， 實行“誰不鬥就鬥誰，誰不批就批 誰”，形成了人人自危的一片恐怖氣氛。
看來，工軍宣隊有一個摸底的過程，一批“革命骨幹” 是他們依靠的對象，並鼓勵群眾鬥群眾，互相揭發，慢慢形 成了他們重點整肅的對象。
為了發動這個運動，首先被拿出來示眾的是三係六五級 的一個以王學為首的、由四五個女生組成的“反革命小集 團”。她們首先被帶到合肥總部，召開全體大會，聽她們 “現身說法”。這幾位同學站在台上，先交代她們的“罪 行”。我聽出來，原來王學的母親是我中學母校“北京實驗 中學”的副校長卞仲耘！這令我震驚。早在北京期間就聽說 過，母校一群初中的造反派（全是一幫十幾歲的女孩子）在 六六年八月五日批鬥校領導時，竟然將卞校長活活打死，成 了北京中學生殘暴打死校長老師的開端！我一下子就對王學 產生極大的同情。一個母親因文革而喪生的孩子怎麽不會對 這場慘烈的運動產生極大的抵觸情緒？
不知道她的“問題”是怎樣暴露的，是否被什麽人告 密，不得而知。王學的日記及與男朋友的通信全部被搜查出 來，她一下子落入深淵，任人宰割。她的思想無處可藏，隻 有認罪，也隻有痛罵自己，狠批狠鬥，上綱上線，才能得以 存活下去！而那幾個同情她的好朋友也逃不出被批判的厄 運，與她一起聲淚俱下地往自己身上潑汙水。她們成了“現 行反革命”！
她們的現身說法警示著所有的聽眾，無異於告訴我們： 誰要是有類似的“反動思想”，就必須老實交代，如果抗 拒，就比這樣的下場更慘！
據說她們將到其他係所在地輪番現身說法，而後，各係 都將照搬這一模式，對有問題的教工和學生們實行無產階級 專政。
與此同時，跨係地組成了一支“天兵天將”隊伍，他們 是一批極左的積極分子，鬥爭中鐵麵無私。記得其中教工有 餘××為代表，學生中有陳××。他們是一支特種部隊，哪 裏運動開展不力，他們就打到哪裏煽風點火。
當時，校一級的兩派頭頭被隔離起來異地辦學習班，不 準他們與群眾接觸。隻有在全校開大會時，他們才集體入 場。這時，我不時看到熟悉的麵孔，從前掛滿笑容自信的 臉，現在變成消沉落寞的模樣，知道就是他處於了被批鬥的 境地。
我們不時聽到一些校學習班的風聲。在北京階段，“延 安派”的頭頭曾經設法與上麵聯係，我係的陳×從前認識戚 本禹的老婆，曾打算通過她找戚本禹反映情況，這件事李恒 昌參與過，也不知什麽人又揭發出他曾經說過“林彪頭上有 反骨”，成了攻擊林副統帥的罪行，導致他“畏罪自殺”上 吊而亡。李恒昌是我們係幹事，大家非常熟悉的老同誌，他 早年參加解放軍，是從部隊調來科大的。他一直積極工作， 吃苦耐勞，群眾關係極好。在搬遷中，他戰鬥在第一線，是 北京站的總指揮之一，起早貪黑地安排運輸人員和器材。到 合肥後，他又擔任“文攻武衛大隊”隊長，相當於過去的人 保部，每天黑夜執行巡邏，保護校園的安全。在我心中，他 是一個難得的好同誌。他的突然自殺，對我們又是一次震 撼！他是搬遷到合肥後，第一位被迫害致死的職工。
腥風血雨向我們撲來！
六係的 64、65 級同學被安排在淮南煤礦。不久，為展 開“一打三反”運動，一些同事陸續被調到淮南參加“教工 學習班”。看來事先隊伍已經涇渭分明，有的人是革命動 力，有的人是革命對象。
我們一部分人仍然在合肥留守。從北京陸續運送過來的 各係儀器設備、後勤物資不斷地到達火車站。隻要車皮一 到，我們就立即出發去車站接車，有時半夜大喇叭響徹校園 ，調動我們去卸貨。然後再搬著沉重的示波器、穩壓器等等 抬上三四層樓。當年合肥的建築非常簡陋，樓梯被我們踩得 顫顫巍巍，牆壁是葦箔和泥巴糊的，稍不小心就撞出個大窟 窿，時時真擔心樓板無法承載如此沉重的設備而塌陷。我們 就這樣邊勞動邊開展“運動”。
記得一件小事。當時除了白天勞動、開會，晚上也要安 排活動。俞××是四係項誌麟先生的夫人，由於項先生視力 嚴重退化，俞××必得先攙扶他去四係會場再來我係會場， 經常因此而遲到，受到批評。有天晚上是學唱樣板戲，她又 遲到了。而大家都在學唱，她卻不開口唱。不知道被哪位積 極分子發現了，她被當場責問“為何不唱？”她答： “我從 來不愛唱歌，更不喜歡唱京劇。”這下，被上綱上線，曰： “唱不唱樣板戲是階級感情問題，是對江青同誌的態度問 題，是對文化大革命的立場問題，是大是大非問題，不是愛 好不愛好的問題！”可是俞××梗直脖子，一聲不發，任憑 別人批判上綱，不卑不亢。
當年，就是如此，不知什麽事情被抓住辮子，就迎來一 場批判。
不久，傳來了淮南學習班的消息，使我們十分震驚的是 鐵林挨鬥的情況。當時隻聽到隻言片語，根據後來了解的情 況，回憶如下：
鐵林是一位女實驗員，她的先生是外單位的，所以她單 身帶著五歲的女兒來到合肥。責令她去淮南學習班也隻能將 女兒一起帶去。
有一天，這個小女孩與另一個比她大兩三歲的孩子一起 翻看“人民畫報”，其上有一幅毛主席的大照片，這女孩指 著照片說：“他像胡傳魁”。可憐的孩子，大概樣板戲裏胡 傳魁給她的印象太深了！可能是那個大孩子“會告狀”吧， 這句話就被匯報到上麵去了！這下成為嚴重的問題，涉及到 她的媽媽，有人認為“小孩這麽說，一定是她媽媽教的！”
於是，鐵林成為被批鬥的對象，非要逼迫她承認“對毛主席 懷有刻骨仇恨”。她不認罪，就被辱罵並有人動手打她；她 還不承認，就揪著她的頭發遊街，拖著她到食堂前，讓煤礦 工人圍觀，當眾開批鬥會，直到她癱倒在地。
此後，有人威逼她的女兒，誘導孩子承認說：“是媽媽 教的。”並告訴她： “隻要你這樣說，你的媽媽就能回到你 的身邊。”那麽小的孩子怎麽知道問題的嚴重性呢！因此鐵 林遭到更為嚴厲的批鬥，給她扣上“現行反革命”的帽子。 但是，鐵林的表現始終堅強。可是，後來孩子又“翻供” 了，實話說“不是媽媽教的”。
有的同事如尤姍琪、 紀風等同情鐵林，鬥爭不積極， “革命派”們就懷疑是她們“教孩子翻案”，遂將她們兩人 作為鐵林同夥進行批鬥。連續地批判鬥爭，巨大的精神壓力 給這幾位女同誌帶來身心嚴重的摧殘。
多年以後，我遇到了紀風的丈夫幺子瀚老師。他告訴 我，在淮南學習班期間，紀風曾托付過高京生，他帶回來一 張紙條，上麵寫著：“如果我不能回到合肥，請告訴老幺我 沒有罪！”幺老師還告訴我，一打三反運動之後，紀風情緒 低落，精神緊張，他曾與吳有夫一起帶紀風去安醫看病，診 斷她患了精神疾患“強迫症”。紀風 2008 年因患免疫力低 下的硬皮病而去世。
我尚不知道鐵林、尤姍琪她們現在可還安好，也不知道 那個當年五歲的小女孩受到如此驚嚇後，給她的生命產生了 什麽樣的影響。
鐵林，僅是在學習班被蹂躪的一個例子。還聽到我係 656 年級有一位學生在被隔離審查期間設法逃出而臥軌自殺 的消息。
我的煉獄
在留守組，我被責令“交代反動思想”。我大概早就上 了黑名單，是事出有因。
早在 1968 年秋天的“清理階級隊伍”階段，我係 60 級 學生許嘉陵被“專政”，在一天的全校大會上他被示眾當場 逮捕。此後，他的交代材料中涉及到我。許嘉陵是老幹部許 滌新的兒子（許滌新同誌早年在上海，後來在重慶曾在周恩 來身邊工作過），我曾是他的授課老師並任政治輔導員。所 以，1967 年“二月逆流“”之後，許嘉陵曾約我在小鬆林談 過一次話，主要是告知我老帥們和文革小組在懷仁堂吵架的 具體情況，並談及江青及陳伯達當年在上海的一些曆史問 題。我思想上當然是站在老帥們一邊，對文革小組極為反 感。但是作為老師，我還是嚴肅地告誡他：“這些問題涉及 大是大非，心裏知道，不可到處亂說！”沒有想到，他的言 論還是被揭發出來，而被專政後他又牽連到許多人，把我也 “交待”出來。
教研室的積極分子們得到消息如獲至寶，隨即對我展開 攻勢。我麵臨一個艱苦的抉擇。在經曆了嚴重激烈的思想鬥 爭之後，決定承認與許嘉陵有過這次談話。我從一個原來 “在曆次政治運動中立場堅定”（這是我的曆次政治鑒定的 開頭一句話）的共產黨員一下子變成了“革命對象”，迎來 激烈的批判鬥爭。之後，接著在其後的“整黨”階段，我進 行“自我批判”，深挖思想根源。當時的軍宣隊某副政委與 我個別談話，他說，在幹部子弟中流傳一些小道消息，對文 革有抵觸，可以理解，善意地勸告我放下包袱繼續前進。此 事在北京遂告一段落。
但是，到了合肥，又逢“一打三反”，我的問題舊事重 提，也在意料之中。尤其在王學集團現身說法之後，我預感 在劫難逃。我曾很想找曲政委談一下我的想法，但是幾經猶 豫，沒有機會走上前。
我成為留守組的重點對象，開了兩次大會要我“老實交 待”，都不能過關，第三次，我挖空心思，決心更徹底交 待，爭取過關，精心地寫了一篇自我批判文章。在批判大會 上，剛念出第一句：“我最大的罪過是錯把江青同誌誤認為 是‘睡在毛主席身邊的赫魯曉夫式的人物’。”主持會議的 胡建凱老師“啪”地一拍桌子，吼道：“王裕群繼續放毒， 把她拉下去！”我很委屈，好不容易決心“竹筒倒豆子”又 不讓說下去，怎麽才能過關呢？
我成為留守組的重點對象，開了兩次大會要我“老實交 待”，都不能過關，第三次，我挖空心思，決心更徹底交 待，爭取過關，精心地寫了一篇自我批判文章。在批判大會 上，剛念出第一句：“我最大的罪過是錯把江青同誌誤認為 是‘睡在毛主席身邊的赫魯曉夫式的人物’。”主持會議的 胡建凱老師“啪”地一拍桌子，吼道：“王裕群繼續放毒， 把她拉下去！”我很委屈，好不容易決心“竹筒倒豆子”又 不讓說下去，怎麽才能過關呢？
在校園裏，我沒有垂頭喪氣的挨整模樣，可是凡知道我 被審查的同事沒有人敢與我接觸，很熟悉的同事見到了也像 是陌路人避之不及。隻有回到家中，見到兩個可愛的孩子， 我的心便充滿柔情，忘卻世間的冷酷淩厲。
在一次在去車站搬運物資的路上，胡建凱悄悄遞給我一 張紙條，上麵寫著“橈橈者易折，皎皎者易汙”。我心領神 會，他是在暗暗同情我，鼓勵我。我理解，一些被推上前台 的同誌也是出於無奈來擔當這樣的角色。多年以來，我們始 終是知心的好朋友。近年，老同事好朋友聚會，提起往事， 李清華也對我說： “當時那樣做，是為了保護你呀！”
七月流火的日子， 我被通知“到淮南學習班接受審 查”。當時，我的丈夫在壽縣農場勞動改造，家中有癱瘓在 床的 87 歲的老公公和 70 歲身患嚴重高血壓的婆婆，還有年 僅兩歲兩個月和七個月尚未斷奶的兩個幼兒（隨遷來的侄兒 侄女已經離開合肥），我離開這個家，他們如何生存？可 是，沒有辦法顧及這些。
當我被押送到淮南學習班，迎麵看到“歡迎”我的大標 語： “王裕群必須老實交代”、“王裕群不投降就讓她滅 亡！”我還看到昔日老五係德高望重的同學兼同事顧俊廉， 他坐在門檻上目光呆癡而茫然，一臉落寞的神情，顯然他也 成為批判的對象，令我十分詫異。
這個學習班是借用煤礦的一個幼兒園不大的院子，緊緊 挨著鐵道邊。院子裏有一個公用的露天水龍頭。房間分別做 宿舍，各班會議室和辦公室。我被分配在一間十多人擠住的 宿舍雙層床的上鋪。我的頂頭是一位 65 級的“反動學 生”，不知為什麽她被放在教工學習班裏。
這裏的負責人是一個姓丁的部隊連級幹部，人稱丁隊 長。我在學習班期間，沒有見過校係領導人光臨過，這裏成 為丁隊長一手遮天、指揮役使的陣地，導演著一個施虐、戲 弄、逼供的獨立王國。全班一共有六七十名六係教職工，被 分為四五個小班，每班大約十多人。每班有一兩位班長，是 工軍宣隊選拔出來的積極分子，他們都是我們熟悉的同事， 隻有兩三位男士，以女將為主，可能她們鬥爭性更強吧！被 批判的對象分散在各組，每組兩三名，其他是“革命群 眾”。
初來者先要接受“歡迎儀式”，就是“打態度”。我被 分配在 65 級學生朱某某為班長的班裏。當天晚上，我坐在 （這對我是客氣的了）大家的對麵，班裏十多人都是平時的 熟人。他們念毛主席語錄，舉著拳頭喊著口號威脅我；我卻 沒感到害怕，反而覺得有些滑稽。此後幾天，大家幫助我 “學習北大經驗”，還是要“上綱上線”、“竹筒倒豆子” 等等；同時對我宣布“學習班紀律” ： “不許與人交談，包 括上餐廳、上廁所”等等。接著，開始了長達一個多月的被 專政階段。
第一個浪潮是批判我的“階級鬥爭需要論”。因為，我 對文革運動很困惑，不明白為什麽那麽多無辜的幹部群眾受 到不應有的冤枉，聯想到所知在革命過程中、延安整風中、 曆次運動中也多有被冤枉、被誤殺的自己忠誠的同誌，所以 自我解釋為“這是為了階級鬥爭的需要罷！”同事們貼出大 字報、開會批判這種論調。我心中卻暗喜，自己竟然形成了 一個“理論”！
此後的日日夜夜是難熬的寫交待階段。那年，七八月的 安徽盛夏，持續四十度高溫的炎熱烤灼著我們。有時我們在 烈日下勞動，用鐵刷刷鐵坑柱的鐵鏽；更多時間，我坐在院 子裏幼兒園孩子用的小板凳上，窩在小桌子上寫交待材料， 時間長了，腰酸背痛。蚊蠅也欺負我們這些生客，蚊子特別 厲害，渾身被咬過之後留下長期不消失的紅包，又癢又痛， 最後化膿流湯。難以入睡的夜晚，每每尖利的氣笛聲劃破夜 空，運煤火車從窗邊疾馳，轟鳴呼嘯而過，是又一種恐怖威 懾，受到驚嚇的 65 級女生曾從上層床跌落地上。
我們與下煤礦的工友們同食堂用餐，幸虧當年對工人同誌 們尚且關照，雖然炎熱難當，中午還是學工人們喝滾燙的豬肝 菠菜湯，讓渾身出透汗以解除疲勞。這是生存的需要。 我坐在 小院中寫材料，不時會聽到從各個房間裏傳出的叫罵聲、拍 桌子打板凳的聲音，那是組長及積極分子們嗬斥被整同事的 戰鬥；有時卻聽到從辦公室傳出丁隊長與組長們吃西瓜、嬉 鬧的笑聲。這真是悲喜兩重天啊！我納悶的是，有的組長自 己的父母或親人也在受磨難，但她仍能坦然地充當“革命闖 將”，她的內心是什麽滋味？
我的第一批交待材料被朱組長狠狠地劈頭蓋臉地扔回 來，說“不合格”，必須寫清楚“何時、何地、何事，如何 想的！要具體，不得含糊其詞！別想蒙混過關！”
隨時召開的批判會在敲打著我。我孤立無援，感覺自己 像一葉孤舟漂浮在驚濤駭浪中，不知何時迎來滅頂之災，不 得不挖空心思地逐一細細回顧文革以來經曆的每一件事。這 給了我一個沉思默想的梳理過程。恰恰是這個過程，使許多 過去模糊的感覺上升為理性的判斷，反而使“反動思想”更 加清晰而確定。黨的教育，不僅讓我們“做馴服工具”，同 時也教給我們要“為真理而奮鬥”、“五不怕”、“實事求 是”、“明辨大是大非” 、“人民利益高於一切”、明辨 “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要“舍得一身剮敢把 皇帝拉下馬” ；我認為一個共產黨員應該“從不隱瞞自己的 觀點”，要坦蕩、正直、無私；我最憎恨虛偽、撒謊、阿諛 奉承。這些紮根在腦中的理念給我明辨的眼睛，清醒的頭 腦，越來越覺得自己的認知並沒有錯！要把心中的想法痛快 地寫出來！
從江青裝模作樣“代表毛主席向同誌們問好”到天天 “早請示晚匯報”；毛的“無法無天”、“革命無罪，造反 有理”到紅衛兵的瘋狂打砸搶；從老帥們大鬧懷仁堂（所謂 “二月逆流”）到自己的父親被打倒被炒家；從“文攻武 衛”到“全國ft河一片紅”奪權運動；周總理日日夜夜接見 各地造反派，苦口婆心勸解矛盾，疾呼“抓革命促生產”， 他在孤身奮戰……。我曾痛心疾首地為這個“文革”自毀江 ft、自毀長城而痛哭，到認清這是“最高統帥”的有意而 為。我認定“文革是一場大劫難”，相信這樣的倒行逆施不 可能長久，曆史將會給出答案。可是，我也悲哀地看到“它 對中國的摧殘，它留下的後遺症，一百年也洗刷不清。”
我不計後果地寫下所有的想法。這僅僅是“思想”，我 沒有向任何人散布過這些想法，難道由於有憂國憂民的“思 想”就是犯罪嗎？當我能夠不加掩飾痛快地（雖然是被迫 地）說出所有的疑慮和見解，我感受到了從未有過的暢快。 禁區突破了，思想解放了，反而心中的壓抑解除了！我感覺 自己浴火重生！這是劫難帶來的境界升華，一個脫胎換骨的 過程，是一生最寶貴的經曆。心裏沒有了恐懼，甚至也不考 慮還有什麽在等著自己。
每日上交“交待材料”，總計不下百篇。說來也奇怪， 待我“反動思想”挖掘殆盡，當我準備迎接未知的懲罰的時 候，我卻被宣布“解放了”！通知我“回到革命隊伍，應當 將功贖罪，積極參加運動。”
“高高的舉起，輕輕的放下。”這是什麽政策？令我迷 惑。
近來，看到朱柏生同學寫的文章，提到周總理親自對科 大運動有過一個批示：“中國科大的革命小將在文化大革命 的大風大浪中學習遊泳，他們還不會遊泳，嗆了幾口水，現 在是讓他們自己總結經驗教訓的時候，不是整他們的時 候。”這是我第一次見到這個批示，令人驚喜！也許，真是 當年周總理解救了科大眾多有思想有見解的青年學生和教職 工；也許是執政的南航及 12 軍軍代表具有政策水平，放過 了我們這些“思想犯”。如果處在其他單位，像我這樣的 “反動思想犯”早有下獄或被槍斃的可能性。我是劫後餘 生，想來後怕呀！
九月初學習班結束，回到合肥的家，見到久別的公婆和 思念的孩子。可憐我那剛剛九個月的小兒子原來圓胖的笑臉 變成尖瘦的小臉，他竟然一下就認出媽媽。我摟著兩個孩 子，不禁淚流滿麵，挨整以來，第一次哭了。
我要感激老年的婆婆！她與我們一起承受了苦難，在極 端困難的情況下，她默默承擔起撫養我的兩個幼兒同時照料 臥病不起的老公公的重負，此後她卻從未向我訴說過當年的 苦。
回校以後，我鼓起勇氣，找到係辦公室，向軍宣隊代表 王能平狀告淮南學習班的領導丁隊長，反映他以找我個別談 話之機的非禮行為，以及他與一些女骨幹份子的不嚴肅關 係。不久，這位丁隊長就離開科大了，是否與我的舉報有 關，不得而知。
到 70 年秋，開展了文革以來第二次“整黨”運動。雖 然我在學習班過關了，整黨卻過不了關。我常常隻有在孩子 們熟睡以後，半夜起來，寫下兩萬多字的“鬥私批修”自我 檢查。在整黨會議上做了近兩小時的自我批判後，沒有迎來 更犀利的批評，但是不能通過“恢複組織生活”，在長達五 年的時間裏被“掛”起來了。其間，開過多次黨支部會議討 論我的問題，但是我無權參加。不少同情我的好朋友們與幾 位堅決要處理我的人意見相持不下。
有些同事事後奚落我說：“你真傻，你幹嘛承認呢？” 還有當年順風順水的人說： “其實我當時對江青也有看法 呀！”可能我真是傻，對政治的險惡沒有認識，沒有經驗， 我就是我。無論如何，我說的是真話，沒有愧對自己的良 心。
在 71 年初的寒冬之際，毛主席“最高指示”要進行 “拉練”，我們教工隊伍半個月行程七百餘裏。我再次拋下 幼兒，與方樹堯等人擔任宣傳員，在隊列之外跑前跑後鼓舞 士氣。所到之處，極目望去，赤地千裏，沒有一棵樹木；所 到村莊，一貧如洗，少見婦女兒童，四十幾歲的男人就被稱 為“老爺爺” ；憶苦思甜會上，老百姓向我們講述“兩次大 動亂”之苦。
當隊伍路經壽縣農場十幾裏處休整之時，我請假去農場 探望久別的丈夫。隻見他穿著破棉衣，腰中係一根麻草繩護 暖。他被分配在名符其實的“老牛隊”，與老牛做伴：早春 二月冒著冰茬和老牛一起下水田耙地，夜晚趴在老牛肚子上 取暖；秋天，駕著老牛打場，跟在老牛屁股後麵，一旦祂拉 屎便用雙手捧著接屎，以免弄髒穀物；同時“老牛”是“批 判對象”的代名詞。他也曾與劉達老書記同室而居，入夜打 點兒白薯酒就著花生米二人對酌，也常常偷“參考消息”來 讓老書記看點新聞。因為對他的批判尚未結束，我們不便隨 意交談，隻能淡淡地相互告別，匆匆離去。
直到 1975 年，黨支部的一次會議讓我參加，顯然是要 對我做出最後的處理意見。王能平主任親自出席了會議。有 些黨員同誌們表示：沒有聽到過王裕群的不良言論，隻知道 對她扣上的一些大帽子，卻不知道她的具體反動思想言論是 什麽，不好表態。王能平發言講“她的問題是反對文化革 命，反對中央文革， 反對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 部。”我當即發言表態： “我希望將我的交代材料發給同誌 們傳閱，以便讓大家了解我的問題所在。其二，我心目中的 無產階級司令部可能與王能平主任的概念不同，我認為周總 理、陳毅、葉劍英等老帥們才是真正的毛主席無產階級司令 部的代表。”他們當然不會將我的交代材料公開出來，那將 使“反動流毒”擴散，而我提出的“無產階級司令部”恐怕 也是大多數同誌們認可的。這次會議仍然沒有解決問題。不 久以後，當時黨支部書記通知我說： “已經同意恢複你的組 織生活。但是，要給你做一個結論，有如下三條：1.不能正 確對待父親被審查的問題，立場不堅定；2.對毛主席感情不 夠深厚；3.對周總理感情深厚。你是否同意？”我想了想， 回答：“你們這樣說，豈不是分裂無產階級司令部嗎？為什 麽把毛主席和周總理對立起來，這是說不通的。”他說： “如果你不同意，也可以不寫結論。”我答： “那就不寫 吧！”
我還要求： “將從前我寫過的交待材料全部歸還給 我！”那可是我以生命為代價寫出的真實見解，是曆史的見 證。可是，有關人員告訴我：組織研究決定，運動中所有的 交待材料統一燒毀，既不能歸還也絕不保留。
銷毀材料，就是銷毀了證據，即湮滅了被整肅對象被迫 害的證據，也銷毀了造反派迫害群眾的證據。這一段曆史便 難以考證了。
令我自豪的是，1976 年，在周總理去世的日子裏，我和 丈夫雙雙率先戴上黑紗，以致全校響應，使三孝口一帶的布 店黑布售罄。我們積極參加自發組成的哀悼周總理委員會， 策劃全校行動。校廣播站、圖書館、各係教工學生熱烈響 應，成功舉辦了“紀念周總理生平展覽”，為總理設靈堂， 並違背上級指令，公開舉行了全校師生的追悼大會。在會 上，錢臨照老先生和我代表教工發表演說，我的悼詞對總理 表達深切懷戀，引發全場震天的慟哭，在悼詞中仍然隱含著 對中央文革派的挑戰。
我係教職工“反革命小集團”
淮南學習班最重要事件應該是打擊“反革命小集團”， 對這個小集團的鬥爭持續了很長時間，早在我到學習班前， 就已展開了。
被打成這個小集團的成員，我記得有七八個教職工：張 ××、林××、粟××、汪××、蘇××等（沒有得到過他 們認可，我不便寫出他們的名字）。這些教師多數是在 60 年前後從其他大學調入科大的，比我們首屆畢業生年紀大四 五歲，應該是經曆過反右鬥爭的。所以，他們在文革中大多 是“逍遙派”。無事的時候他們經常在一起打橋牌，打撲 克。此間，當然免不了閑談對文革的看法。
不知道起因是什麽，據說是從一位姓蘇的實驗員開始突 破的，講到這幾位老師有過“反動言論”。這樣一來，這些 同事逐漸一個個被牽涉進來。學習班的領導們顯然經過精心 策劃，采取了“分化瓦解”的手段：把這幾位教工分別安排 在不同的小組，各個擊破。最為常見的手段是，首先“打態 度”，擺明“坦白從寬，抗拒從嚴”，“負隅頑抗，死路一 條”的後果；然後，采取“誘降”、“詐降”手段： “我們 早已掌握了你的情況，你想的什麽我們都知道（這已經令人 感到他們在運用唯心論了），現在就是給你一個機會——老 實交待，給你一條生路！”，或者“你們的同夥某某已經把 你的問題揭發出來了，你不交代，隻有死路一條！”這些被 審查的對象摸不清別人會說出什麽來，於是不得不編造不著 邊際、莫須有的“罪行”，即使如此，革命闖將們還不放 過，於是“逼供”越來越升級。
有一天半夜兩點，尖利的哨聲把大家從睡夢中驚醒，招 呼全體學習班成員起床，批鬥“反革命分子”張××。隻見 張×× 被勒令站在二百瓦大電燈泡下烤著，無數飛蟲繞著 燈泡和張××滿處亂飛。我們不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麽事情， 也不知道要張××交代什麽問題，總之不少人揮舞拳頭大聲 喊叫，張××也不知所措，總是答非所問。這樣折騰了好幾 個鍾頭才收場。這種策略，不知是誰發明的！
我在“被解放”後，見證過對我組成員汪××先生的攻 關過程。汪先生是一位不善言語、非常老實低調的同事，顯 然他被“打”得蒙頭轉向，隻有試探著猜測“說什麽才能讓 造反派滿意”，所以久久不能過關。
據我後來聽說，他們越交待越離譜，最後上升到“要越 境”、“要搞槍”。這些胡編出來的狂言，令造反派們興奮 不已，認為獲得極大成果。
我不知道後來有關方麵對這些被“逼供”的同事們是如 何定性、如何平反的。凡是遭遇過這樣經曆的人們，心靈上 受到的傷害是不會被遺忘的。
壽縣農場的一位女士
壽縣農場是科大“一分部”行政人員的駐紮地。我的丈 夫當年算是一分部工作人員，他在 1970 年初到達合肥不足 一個月時就被勒令去農場參加運動，而後於 1972 年被派往 定遠縣“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直到 1973 年初才回合肥。
他告訴我一些農場的運動情況，講到一位傳奇的女士陳 淑慧。
陳淑慧是曾經教過我們“原子物理”的江書定先生的夫 人。不知她的問題是如何發生的，但是她成為一分部首要打 擊對象。而在長達三四年時間裏，她沒有屈服過。
她白天受批判，還要參加勞動，到晚上，她幾乎不睡 覺，連夜寫大字報闡述自己的觀點，常常數千字，第二天早 上起來，大家就會看到她新貼出來的大字報。這樣處於亢奮 狀態，不服輸，不認罪，一直持續很久。有意思的是，當林 彪出事之後，報紙上對林彪的報道減少，但是並沒有向大眾 傳達，隻是黨內後來秘密傳達。陳淑慧很敏感地發現這種情 況，她及時貼出大字報，說：“警惕目前有反林彪副統帥的 動向！”這張大字報讓人們很尷尬，難以回複，又無法告訴 她真相，陳淑慧就借此話題不斷出擊。
大約已經到了 72 年，對她的鬥爭一直沒有結束。由於 陳淑慧“負隅頑抗”，有一天她被揪回合肥，召開全校大 會，聲勢浩大地批判她一人，打擊她的囂張氣焰。我所在的 位置比較靠近舞台，清楚地看到兩個男士抓住她的雙臂，壓 著她做“噴氣式”，其中一位竟然是我係的幹事（我很詫 異，陳是一分部的人，與我係無幹，他為什麽這麽積極地主 動去充當打手呢？）。為了防止她掙紮、出聲喊話，在她的 脖子上勒了一根繩子或鐵絲，她被勒得舌頭半伸出唇外。由 於批判會時間很長，陳淑慧被折磨得終於癱倒，幾乎休克， 他們不得不用一輛鐵皮兩輪車把她送到衛生所去了。
據說，後來她被送往南京的醫院鑒定，證明她患有“精 神病”，才放過了她。
結語
我相信，人們對於苦難的記憶是難以磨滅的，在苦難中 得到的教益是最深刻的，苦難是人生一筆最重要的財富。
我根據自己的記憶，記錄下了那一段不堪回首的歲月的 這些事實，可以作為了解那一段曆史的縮影。
由於本人當時的處境，無法了解全部真相，更不了解背 後的細節。而今，又無法找相關人士核實。如果文中有不準 確、或與事實不符的情況，請當事者糾正或補充。
在此，對過去所有以各種方式關照、幫助、同情過我的 領導和朋友們表示永遠衷心的感謝！也對在執行政策中，對 受害者網開一麵、良知未泯的工軍宣隊同誌們表示感謝！那 些參與批鬥的當年積極分子們，相信他們能夠反思，吸取教 訓。
2017.8.5 於加拿大
來源：作者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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