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3 難忘的 1978

【科大瞬間】特刊
《我們心中的科大》-- 建校60周年慶

第一章 情係科大

難忘的 1978

李佩（研究生院外語係首任主任）

一、1978——我教學生涯的新起點

1）籌建外語教研室

1977 年初，嚴濟慈(時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研究生院院長)召開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研究生院的籌備會，任命我為外語教研室主任，分配給我三名當時剛從北大畢業的學習外語的“工農兵學員”【1】，三人的專業分別是英、法和德語，他們就是組成我們外語教研室僅有的人力資源。記得當時我要他們做的第一件事是學習打字，那時還沒有筆記本電腦，外語教員編寫教材、教案等等都要自己寫，能用打字機就快捷清楚多了。

學校準備1978年10月開學，麵對將招收的883名研究生的外語學習，我忙於撰寫教材、招聘中外教師。文革時科大搬遷合肥，北京的戶口未動，很多外語老師都願意調回北京。回來的一批是不同語種的老師，成為當時外語教研室的骨幹。而那時外語課平均一個班20多名學生，一位老師負責兩個班的課，師資仍然不足。黨委副書記李俠兼管人事，就曾帶著我去動員從別的學校退休了的幾位老教師來任課，應付當時的局麵。1979年招的學生僅172名，師資的壓力就輕多了。

那時第二外語的班不但有各小語種：德、法、日、俄，還有英語。因為那時多數學生在大學學的都是俄語，而研究生院的多數導師熟悉的是英語。我們對第二外語要求是：“借助字典能閱讀本專業的文獻”。學習二外的期限是一年，78和79級的學生因為深感考入研究生院的機遇來之不易，學習都非常刻苦用功。不少人學了一年二外，對這門語言就基本能運用自如了。

2）招收第一屆應用語言學研究生

1978 年研究生院開學後，聘請英語教師任課極為困難，

因為從上世紀50年代後期到60年代中，學生都學俄語。很多英語專業的老師，也都學俄語並改教俄語。我l961年調入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外語教研室去教英語，就是因為政治氣候在轉變。教育界的領導們發現了科學技術先進的國家不僅僅是蘇聯。記得當時外語教研室的主任和書記都是俄語專業的高材生，由於工作需要，他們派了幾位俄語老師到外語學院去學英語，另有中科院外事局由於家庭背景不宜任職的英語翻譯也調來教書。盡管如此，仍無法解決長期以來人力資源缺乏的問題。

當年研究生院的黨委書記馬西林就對我說：現在各大學和研究所都在招研究生，你為什麽不招一批學生來自己培養? 我回答說：“我沒有這方麵的經驗，而且我才是個講師。” 馬書記立刻說：“不要管職稱，能幹就行，經驗是從實踐中得來的呀!”我認為很有道理，立刻著手招生。當時多數學校已招生完畢，例如，北外王佐良、許國璋教授、北大李賦寧教授等，都說他們隻能招一、二名研究生，但報考的學生水平都很好，就將第二、三、四名介紹來參加我們的英語師資培訓班，加上別的單位代培的入選，一共招收了25名。這就是我院招收的第一屆應用語言學研究生。

其中四名是我有意識招收的：

葉念倫，葉君健的兒子，葉君健當時是有名的翻譯家，是我在中國譯協開會時認識的，以翻譯安徒生童話集聞名，並得過丹麥政府的勳章，表揚他為中丹文化交流所做的貢獻。

葉念倫原是學工程的，想學好英語，繼承父業。我請了葉君健來擔任英語師資班的主任，並請他給學生講講翻譯原理。葉念倫在英語師資班結業後，立即得到機會去了英國。學習之餘，常為國內派出的代表團做有關科技問題的翻譯。戴樹仁，是化工冶金所郭慕蓀院士推薦的，戴樹仁考郭的研究生，郭因名額限製未能錄取，但認為這學生的英文根底很好，他本人也願意來英語師資班學習，他後來有機會到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改回他的專業。因為英文好，攻讀博士學位後，一直留在該校工作。

張啟營，他的父親是北京大學的教授，那時住在我對麵的一棟北大宿舍樓裏，母親當年在民族學院教英語，我們同行，因而有機會認識，他們一家回國時，張啟營已是美國的小學生了。77、78年間，他母親曾告訴我，張啟營根據父親的願望考入師大數學係學習。但他不喜歡自然科學，我立即勸說他來參加我們的英語師資班。張啟營後來回到美國，考入美國國務院的語言學院任教。

鄧少林，他的父母是我在昆明讀書時就認識的，後來他們一家去了美國，在聯合國圖書館工作。新中國成立後回到祖國，他的父母為北大創辦了圖書館係，培養了新一代的圖書館專業人才。鄧少林原在大學學化學，文革後因為英文好，就在化學所做情報資料翻譯工作。他非常高興來研究生院參加我們的英語師資培訓班。

我辦英語師資班的目的是盡快充實英語師資力量，所以給學生開課的老師都是學有專長的一流人選：開語言學概論的美籍老師 Mary Van De Water，講英美文學的黃繼忠老師，講翻譯技巧的許夢雄老師，還有 Michael Crook 給這個班的學員上普通物理，這是我的創意，作為研究生院的外語老師，應該有一點科普常識，和學生才能有點共同語言。

英語師資班是兩年製，學完後相當於碩士生。第一年完全上課，第二年加了實習課，每人教一班理工科研究生的英語，我們在職的英語老師分別到他們班上去聽課，給予指導。

3）舉辦出國人員英語培訓中心

大約1978年，中科院秘書長鬱文訪問美國一些學校，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得知該校語言學係主任 Russel Campbell（以下簡稱 Russ）將來我國為別的學校舉辦出國人員英語培訓中心，鬱文當時就請該校也為中科院舉辦這種班。

當時為 UCLA 校長任翻譯的是該校社會學係主任成露西（她在美國用的英文名字是 Lucie Chen，她是原人大副委員長成思危的妹妹）。1978年冬，他們到北京來籌辦1980年開班事宜，我了解到他們為出國人員的英語培訓為期一至二年，每期收的學員限100人左右，按原有的英語水平分班，有A、 B、C三個等級。一年後，A班學生畢業，掌握了到美國進修所需的課堂學習方式和社會生活習慣。所以按等級分班，可能同時會有四、五個班，每個班的人數不能多，要給學生足夠的課堂練習時間；不同等級的班使用不同的教材，不同的教學方法。他們來開課時，派六位教師，有的已有多年教學經驗，或已獲得語言學博士學位，其中一人擔任組長。在籌辦會上，他們要我也安排一位中方組長（我當時請於振中老師兼任），六個中方的年輕教師配合他們工作。1980年我們的英語師資班學生畢業，剛好派六名去參加他們的工作，吸取他們的經驗。

我記得培訓中心是在 1980 年春季開學，當時地點還在林學院（文革期間，科大在玉泉路的校園被高能所和海軍占用）。首批學員有120人，UCLA 的校長，語言學係主任 Russ Campbell、成露西和他們請來的六位教師都到齊，舉行了隆重的開學典禮。

1981年夏，我們遷回玉泉路（因鄧小平有指示：凡在文革中占用了學校校園的軍事單位必須立即退出）。外語教研室的辦公地點又回到教一樓。培訓中心的老師們都分配在教一樓二層不同的辦公室，第一間就是美方主任和中方主任的辦公室。第一任美方主任 Margaret Van Naerssen 和我們共事兩年後又回來給我們自己辦的應用語言學學生開過社會語言學課，也寄來了她在美國寫的教材供我們參考，至今都和我們有聯係。

Russ Campbell 當時每年都要回來視察工作，1989 年他來後就對我說，美方的老師們對我方派去配合他們工作的年輕人很滿意，他給我們師資班全體學員講課時也發現他們不但英語水平好，而且熟悉國外的社會情況。他問我是如何培養這批學生的，我詳細地告訴了他當年招生和開課的情況。他立刻就說：你這是目的性很強的定向培養，不是一般的語言學，可以叫作“應用語言學”。我在 UCLA 那邊培養的學生也大多是到學校教書，我回去後就把我們係改為“應用語言學係”。所以應用語言學這名稱來自 Russ Campbell，不是我的創造發明。

UCLA 當時還和我們有個協議，我們每年可派一、兩位年輕教員到 Russ 的應用語言學係學習一年或兩年，根據論文水平和學習成績，可以拿到 UCLA 的碩士學位。師資班出去的好幾個教師先後到 UCLA 學習，回來後留校工作，分別為我們隨後舉辦的“應用語言學”班開課：如“語言學概論”、“測試”、“篇章分析”、“社會語言學”等並撰寫出教材。

師資班的學生有幾個自己有辦法去國外進修，另有幾位年輕老師經過與康乃爾（Cornell）大學語言學係的交換項目，到該校進修一至兩年，同時幫助該校教中文。蔡素文和肖朝良老師、師資班的張亦政、邢國安、張伊未等就是這樣出國的。我和 Cornell 定的交換項目，條件是我們去的人除了教中文外，可以去選修語言學的課，生活待遇由他們負責。在他們那裏學習中文的美國學生，每年來一名教英語，我們送他（她）去語言學院繼續學中文，一切生活費用由我方負責。

二、1978 年——改變青年學子命運的新起點

1）時代與機遇

談到教育與科研問題，我們難忘周總理與鄧小平。1971 年 9 月林彪事件後，周總理於 1973 年初召鄧小平回京任副總理，主管教育科技。鄧小平當即命令全國大專院校複課，招收文革中失學的大學生回校補課。在文革中，失學的中學生有些被保送到大學讀書，他們都有上山下鄉接受工農兵再教育的經曆，因之名為工農兵學員，當時的學製定為三年。

在此之前，1972年9月間，周總理就提出：“科學院必須把基礎科學和理論研究抓起來，同時要把理論研究與科學實驗結合起來。高能物理研究和高能加速器的預製研究，應該成為科學院要抓的主要項目之一”。這項指示是周總理答複張文裕和朱光亞等教授請郭沫若和劉西堯轉呈他的信件（摘自《周恩來選集》下卷473頁）。

同年10月間，對中學畢業生可以直接上大學的講話，是在會見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李政道教授時的談話節錄（摘自《周恩來選集》下卷473頁）。會談的重點是：“對學習社會科學理論或自然科學理論有發展前途的青年，中學畢業後，不需要專門勞動兩年，可以直接上大學，邊學習邊勞動。當然這總是少數，大多數人要參加勞動，不一定升學，國家沒有這個力量......”。 1977年中共10屆3中全會，恢複了鄧小平的黨政職務。 7月29日，鄧小平聽取方毅和劉西堯匯報教育工作時，指示： “高校要恢複招生，逐步培養研究生。”8月13日，中央召開高校招生會議的文件中明確了高校招收研究生的意義，鄧小平一貫胸懷富國強兵的思想，這時才有了落實的舉措。

1978年，經黨中央國務院批準，中國科學院在北京創辦了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研究生院，成為改變無數青年學子命運的新起點。

2）中美聯合招考物理研究生項目（China-United States Physics Examination and Application Program 簡稱 CUSPEA）

1979年4月2日至5月18日，李政道教授應中國科學院邀請為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研究生院的研究生們講授“統計力學”與“粒子物理和場論”兩門課程。講課時他發現有些學生素質很好，於是采用了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物理係博士生資格考試的試題，給少數研究生進行了筆試和口試，立即錄取了 5 名學生，於 1979 年秋送哥倫比亞大學就讀。這些學生的一切費用，均由該校資助。當年11月，李先生又向嚴濟慈（當時兼任研究生院院長）提出繼續接收中國學生到哥倫比亞大學及美國其他幾所院校讀書，仍沿用前次的考試方式，哥大又錄取三名，另錄取十名分別到紐約州立大學等校讀書。 1979年兩次錄取送往美國讀博的學生，可以說都是項尖人才。例如陶榮甲，在科大讀書時，先是“走白專道路”受批判，後又被定為“五一六分子”。但他不管政治環境如何，都在默默發奮讀書，被李政道選走時已38歲，在哥大獲博士學位後，到另一大學教書，不久成為該校物理係主任。陳成鈞被錄取時已42歲；裘照明33歲；吳真31歲；陳天傑40 歲。

第二次錄取的學生中年齡最大的是 41 歲，最年輕的任海淪23歲，當時是中科院理論物理所的研究生，到哥大就讀後，因成績優秀，留在李政道那裏工作多年。唯一的女生名叫徐依協，28歲，文革中曾在農村插隊8年之久，因家庭出身不好（父親是人民大學教授，母親是茅以升的女兒）不能保送升學，但她硬是在勞動之餘，自己補完了高中的課程，又學習了大學的數學、物理。1977年大學恢複招生，研究生院開始招考並可接受同等學曆的學生時，徐依協考取了研究生院。2005年研究生院舉行的校友返校日她回來了，和好幾位自費留學生都在會上發言，深有感慨地敘述改變他們命運的機遇。

CUSPEA 正式廣泛招生始自 1980 年。李政道征得我國教育部、中科院、北京大學等單位的同意，和眾多學者如錢三強、王淦昌、王竹溪、黃昆等的讚助後，擬訂了他為發展祖國科學教育的計劃，並征得了美國幾十所大學的支持，邀請物理係教授參加命題並來華麵試。所有這些細瑣的工作都經他親自處理，但日後就由他的秘書 Irene Tramm 女士和李夫人秦惠?來承擔了。

1980 年在北京成立了 CUSPEA 辦公室，具體事物的執行者是研究生院的副院長吳塘，北京大學副校長沈克琦。在國內的工作是發布招考信息，並與 20 餘所高等院校和中科院有關研究所聯係有關閱卷、評選等事宜。CUSPEA 委員會的主任是中科院的副院長物理學教授嚴濟慈，該會每年都開會審查確定名單，向美方推薦。所有從報考、閱卷到決定名單的過程都由專業人員主持，要求是嚴格公正。這個項目延續到1988（89年結束），加上1979運行的小規模遴選，10 年間共選送的 CUSPEA 學員達915名之多。

在 CUSPEA 項目中，我參與的任務是擬訂英語試題，組織研究生院和北京大學的英語老師閱卷和提供合格考生的名單。

為 CUSPEA 考生用的英語試題，我認為應強調聽力和寫作，次之是閱讀理解（包括詞匯的用法），後來得知國外導師給學生閱讀的參考書多，閱讀速度一定要快，改變了我的想法，四種語言技能都重要，都要有紮實的基礎。

記得當時我在聽力部分，不完全采用 TOEFL 的方法，增加了聽寫，聽一段短文（聽兩遍）回答選擇式的問題。另聽一段短文（聽三遍），寫出全文。在語言結構部分，多用填空、改錯等方式。在閱讀理解部分，考詞匯的用法和所給短文的大意。寫作是就所給的題目寫出個人的評論，這可以看出表達能力的水平。實際上，在物理專業的測試中，因為試卷是英文的，李政道教授當時就囑咐閱卷的各位教授們注意考生的英語表達能力了。

英語水平最後的一項測試是口試，由主持當年專業考試的美國大學物理係教授或他們的夫人執行。我每次都去旁聽學習，他們往往是問考生選去哪一所大學，為什麽；閱讀過哪幾本物理方麵的書籍；是否參考過某某期刊上某某物理學家的論文，主題是什麽等等。

總之，這些測試英語水平的方式，在當年確是很新穎的，對能被遴選、推薦的學生們的英語水平，基本上提供了保證。

3）首創自費留學

1980年，教育部規定了全國每年將派遣500名大學生出國深造。就全國而言，每所學校分配不到幾名。研究生院的美籍英語老師 Mary Van De Water 對我說：“你們的學生專業都很強，英語的水平也不錯，為什麽不讓他們試試申請自費留學，如果他們能被美國的學校錄取了去讀博士，很容易得到資助。如果他們自己無法籌到出國的旅費，研究生院可以考慮暫借，他們很快就能還上的。” 解放前，自費留學很普通，新中國成立後尚無此例。我認為 Mary 的話是有道理的，但這是否符合國家的政策?我考慮再三，就和 Mary 一起去找當時我院的一位副院長彭平。我願意找他去討論 Mary 的建議，因為我了解他是個敢於創新的人，解放前他從事地下工作，沒讀完大學就去了延安，整黨時受張春橋等人誣陷，關在獄中，而他在解放前因組織學生運動也曾被國民黨追捕坐牢。在處理研究生院的日常事物中，他有時為解決一個問題會不顧常規。

果然我將 Mary 的建議向他匯報後，他思索了一番，就表示同意。他當時說：我反正蹲過兩次監獄了，如果這事違背了國家政策，大不了再蹲監獄!你們先找部分學生談談，出問題我負責!

Mary 找來一份去美國留學的申請表，我們複印了幾百份，立即有200多名學生填寫了給兩三個大學的申請書。Mary 和我同時給那些學校的招生辦寫信說明研究生院學生所受的專業與英語訓練的情況，作為各校錄取的參考。

當時 Mary 考慮到發出這樣一大批到美國的信件，國內的郵局會感到奇怪，因此專門為郵寄這些信件，那年寒假她去了香港。申請的學生中約有 100 多名 1982 年接到了錄取書。從此，自費留學的大門敞開，教育部也認為這是培養人才的好途徑，國內其它院校的學生當然也就聞風而起了。

 

【1】 文革期間大學生、中學生都去了農村、工廠、軍隊（多數在邊遠地區）接受工農兵給予的“再教育”。1973年各大專院校恢複招生，當時大學學製暫定三年，畢業的學生被稱為工農兵學員。1976 年開始各校才恢複了原來的學製。

 

《科大瞬間》文學城編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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