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大瞬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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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大瞬間】特刊
教育必須去政治化——
中科大阮耀鍾教授對“錢學森之問”的回答
第164 期
【編者按】
“為什麽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傑出人才？ ”這是著名的“錢學森之問”。這也是許多中國人以及海外華人共同關心的問題。中國科大博士生導師、原材料科學與工程係副主任以及《方LZ文集》的主編阮耀鍾教授通過自己幾十年對教育的思考，給出了他的回答。”
去年4月，我度過了80歲生日。如今，我已是名符其實的“80後”。回首往事，最令我魂牽夢縈的是校園的生活──從小學讀到大學畢業，接著又留校教書直至退休，退休後依然住在校園裏！這一輩子，我與學校結下了不解之緣，也一輩子經曆了新中國的“教育改革”。因此，我很想在有生之年談談自己對教育的幾點拙見。
一輩子的教育改革
往事曆曆，我對這輩子經曆的“教育改革”依然記憶猶新。1952年，全國高校實行院係調整，全盤學習蘇聯，理工分家，文理分家，拉開了新中國成立後教育改革的序幕。
讀初中時，我學的是英語，髙中和大學改學俄語。念高中時，學的是蘇聯的米丘林學說，把摩爾根的基因遺傳學說斥為資產階級的、反動的，批判摩爾根的基因遺傳學說。現在，事實證明，摩爾根的基因遺傳學說是對的。
1958年我上大學時，在各行各業搞大躍進的同時、又提出了搞“教育大革命”，明確提出了“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要求培養黨的馴服工具，倡導人們做一顆“永不生鏽的螺絲釘”。
1966年開始文化大革命，全國停課鬧革命，砸爛了“舊教育”,結束了“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從1966年至1971年，大學6年不招生。1972年春開始招收“工農兵學員”。這些新生很多隻有初中文化程度，有的實際水平隻有小學程度，畢業的學生怎麽能叫大學生？文化大革命實際是革文化的命，毀了教育，毀了一代人。
教育的目的是提高民族的文化素質，培養人才。
1977年恢複高考，又一次開啟了教育大改革。隨後，又有1985年的教育體製改革，2000年前後的高校合並、教育產業化……
折騰了半個世紀，直至2007年10月24日，時年91歲的申泮文資深院士仍然在質疑：“教育改革 路在何方”？[1]時至今日，教育的出路，依然眾說紛紜，莫衷一是。
1964年毛譯東提出了培養千百萬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隨即有人寫出了少兒歌曲: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但是，曆史和現實都與它南轅北轍：新中國成立伊始，那些由封建主義,資本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培養出來的錢學森們，毅然衝破重重阻力，紛紛回歸，報效祖國；而如今，我們共產黨自己培養的“共產主義接班人”，包括許多高幹子女,特別是第一代中央領導幹部的子女,本應是天然的共產主義接班人，卻紛紛移民定居美歐日澳等發達國家，去接資本主義的班；更有一批官二代,公司在海外上市,坐擁海外上億豪華房產和股票,已經變成了資本家;而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毛澤東、鄧小平，這些無產階級革命家都不是無產階級出身,也都不是無產階級培養的，而是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培養的。曆史和現實都已經證明,什麽培養這樣那樣接班人，這種提法本身就不科學。我認為，教育工作,無論理工科類還是人文科類,就像科學研究探索真理一樣，向學生傳授人類共同的科學知識。知識本身並沒有什麽階級性，沒必要給教育強加什麽政治使命。
阮老師與物理係張永德教授（右）合影
第一、科大的“教授治校”比其它學校做得好
科大校友：胡森（右1），阮老師（左一）
當年，給我們上課的嚴濟慈、華羅庚、錢學森等等都是中科院赫赫有名的大教授。在當年的反右傾、拔黑旗插紅旗政治氛圍下,校領導相當開明，公開在會議上講,我們是為你們服務的。從課程設置到教學安排，全聽教授的，一切由教授說了算。
在此，我舉一個例子來說明。據58級校友黃吉虎回憶，錢學森給科大58級近代力學係講《火箭技術概論》，期末考試從上午8點30分開始，是開卷考試，可以帶講義和課堂筆記，甚至是做過的作業。考試一共有兩道題目，第一道是概念題，占30分，這道題還比較好做，第二道題非常棘手，占70分。考到中午，竟然沒有一個人交卷。錢先生一直在考場陪著同學們。快到吃午飯時間了，錢先生說，先去吃飯吧，吃完午飯回來再考。說實話，午飯誰也吃不香，腦子裏一直在想著這道難題。當年的考風真好，在飯廳和來回的路上，各人思考各人的，沒有互相討論。大家都認為，作弊是十分醜惡的事情，理應自覺遵守考試紀律。大約下午三點多鍾，陸續有四位同學暈倒，被監考的助教抬了出去。其餘同學仍然繼續苦戰，一直到傍晚，隻好交卷了。考試成績出來後，卷麵竟有95%的同學不及格。當時，誰敢責問錢學森，你的書是怎麽教的？誰敢責問錢學森，你的題目是怎麽出的？等黃吉虎他們快畢業時，錢學森說，你們的數理基礎不行，得延長半年畢業。二話沒說，大家都延長半年畢業，教授說了算。從這個例子，我想足以說明科大的“教授治校”比其它學校做得好。
第二，科大的“民主辦學”做得好。
建校伊始，科大給學生講課的全是科學院各研究所的專家，當時的口號是“全院辦校，所係結合”。1970年，科大從北京下遷合肥，給我們上課的專家都沒來合肥，“山中無老虎，猴子稱大王”，我們這些猴子就稱“大王”了，誰願研究什麽課題，就研究什麽課題，絕無人幹涉。
1980年，我在美國碰到一位北大副教授，她跟我說，她想做什麽課題，必須經她老師同意。老師要她做什麽課題，她不得不做。她的老師三十年代有過成就，可如今已跟不上科研的發展，落伍了，她很痛苦。科大就不存在這個問題，那時我還隻是個講師，選什麽研究課題全由自己作主。並且科大下遷後，不少新的校係領導都是我們的同學，相互直呼其名，誰也不敢擺領導的架子，所以整個科大民主氣氛特濃。後來等我們這些“猴子”當了教授，我們嚐到過學術自由的甜頭，科大學術自由的風氣自然也一代一代往下傳。
第三、科大有比較寬容政治氛圍的傳統。
科大的政治氛圍相對的比其它學校寬容。科大首任黨委書記鬱文收羅了不少“右派”和其它單位認為“政治上有問題”的年輕人，充實了科大的教學隊伍。有人說，鬱文發了筆“洋財”。而科大第二任黨委書記劉達又積極地保護了這筆“洋財”。正因為科大的寬容，踐行了蔡元培先生提倡的“兼容並包”， 科大才有了今日之發展。
在文革中的1972年，被打倒的劉達書記解放恢複工作。他沒有整打倒他的造反派,而是發展入黨,一起工作。我在科大一輩子沒挨過整，一輩子沒整過人，就得益於科大的寬容。在此，我再講個自己的親身經曆。前幾年，我與國內外三十多位朋友匯編《方LZ文集》，我和福州的林祥榕二人是主編。一天，我接到老幹部處打來的電話，說是接省裏的通知，要我們暫停編書。我到老幹部處找到這位給我打電話的老同誌，申述理由。這位老同誌最後答應我們可以繼續編。近年來，領導請我“喝茶”時，我就多次講過，我一輩子都感謝這位老同誌的寬容！
就在老幹部處給我打電話的同一天，福州市的相關領導也登門找林祥榕。第二天，這些領導再次找林祥榕，要他“老實交待”。林祥榕說；“我都八十歲了，還有什麽可交待的？我就認為方勵之了不起！”──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科大的寬容顯而易見。
科大第一任黨委書記鬱文（圖片來自網絡）
中國科大第二任黨委書記劉達（圖片來自網絡）
第四，科大得益於“三不管”。
科大下遷合肥後條件非常困難，為什麽能第二次崛起？這是非常值得探討的問題。辛厚文作為八十年代科大的副校長，我認為，他給出了非常有啟發性的回答。科大是鬆綁最多的一個學校。第一，我們歸科學院管，所以教育部不管我們；第二，科學院有一百多個所級機構，隻顧得上給我們一些科研補貼，教育問題根本不管；第三，安徽省對我們彬彬有禮，除了黨的事務，其他事也不管。所以我們是“三不管”，想做什麽就都能做。科大下遷合肥後，是行政幹預最少的高校，可以說，這是科大下遷合肥後，能第二次崛起最重要的原因。
第五，科大老師不按教學大綱講課。
我在科大教普通物理中的“熱學”，我從來沒有看過教育部規定的教育大綱。據我所知，科大老師都不按課本和教育大綱講課。我清楚知道，“熱學”課的重點和難點在哪裏，最難講的是焓與熵，學生最難理解的也是焓與熵。學了“熱學”之後，學生常開玩笑說，學了焓是“含含糊糊”，學了熵是“傷腦筋”。所以，如何講清楚焓與熵，是講好熱學課的關鍵。難道講熱學課的教授還需要教育大綱來指點嗎？
科大前副校長龔昇說，科大數學係實際上是沒有教學計劃和教學大綱。科大好就好在沒有。沒有教學大綱的好處是什麽呢？就是你講你的我講我的，真正可以把專家的長處發揮出來。現在大學可悲的地方就是有教學大綱。我按照教學大綱來講，你也按照這個教學大綱來講，講到後來就沒有特色了，就等於做的東西都一樣了。沒有大綱的結果就是使得科大數學係的老師教數學是真正執行“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方針，這方麵北大、清華等那些老學校是絕對不能比的。整個科大的其他係也類似，這就是科大的長處與特點，後來成為科大的一個傳統。
其實，這五條絕不是科大的創造。蔡元培先生早就提出過現代大學的三項基本原則：“第一，大學應當是獨立的和自主的；第二，大學應當具有思想自you和學術自you；第三，大學學術與思想自you需要相應的自you的社會政治環境。”因此，科大隻是根據這三項基本原則，按教育規律辦教育而已。
中美教育的差距
退休後，我一直考慮的另一個問題是，美國原是殖民地，建國才二百多年，就成了世界頭號強國，這是為什麽？我想，這必定與美國的教育有關。緊接著的問題是：中美教育的差距何在？在此，我談三點淺見。
第一，美國的教育理念就是教導學生獨立思考。
網上有文說，美國第三任總統傑斐遜親自為美國小學撰寫的誓詞是:“我保證使用我的批評才能，我保證發展我的獨立思想,我保證接受教育，從而使自己能夠自作判斷。” [4] 我的初稿曾送一位朋友審閱。他指出，上麵這段話並非傑斐遜所講，而是美國天體物理學家卡爾•薩根(CarlSagan)於1992年7月4日，在傑斐遜故居芒特切羅的獨立日慶祝會和入籍儀式上的講話。薩根說：“……所以，在我看來，作為一個公民的一部分責任就是不要因為恐懼而隨大流，而應該保持質疑。你們幾分鍾之後就要進行公民宣誓了，而我希望你們的誓言裏應該包含類似下列的內容：‘我承諾我將質疑我的領導們所告訴我的一切。’這倒真是傑斐遜的思想。‘我承諾使用我的批判能力。我承諾去發展我的思想獨立性。我承諾加強自己的教育，這樣我就可以做出獨立的判斷。’而如果這些話不是你們誓言的一部分，你們還是可以做出這些承諾的。在我看來，這些承諾將是你們給你們的國家（美國）的禮物。” 這段話雖然不是傑斐遜說的，而是卡爾•薩根說的；不是小學生誓詞，而是公民誓詞中可以新加的內容。但兩者的本質是一致，都是倡導美國公民應該做到獨立思考。
阮老師與加州州立大學普莫娜分校王作躍教授（左）
美國教育強調懷疑精神。耶魯大學校長萊文在回答“大學生最重要的任務”時說：“首先，對學生來說，就是要對任何事情都提出質疑。第二點是學習，雖然你應該先提問題，但你需要學習、讀書，以得到更多的信息來回答這些問題。最後是獨立思考得出自己的結論，學會如何獨立思考。”[5]科學的本質是懷疑，正是這種懷疑精神培養了創新精神，促進了美國的科學發展和社會進步。
而我們的教育則要求學生聽話，聽父母的話，聽老師的話，聽毛主席的話，聽黨的話，要堅持這個，堅持那個，這不許懷疑，那不許妄議，導致人們思想禁錮，扼製創新精神，影響了科學發展和社會進步。
第二，美國的教育是前鬆後緊。
美國父母送孩子上小學時，說的是“好好玩！”，而不是“好好學習！”據我所知，美國是從高中開始抓緊的，到了大學，尤其是名牌大學，幾乎是“玩命”。美國大學是寬進嚴出，美國大學4年，對美國學生而言是最勤奮的4年，積蓄人生能量的黃金4年。
然而，我們的教育有個口號，“不要輸在起跑線上”。從小學甚至幼兒園開始就抓得很緊，這種補習課，那種培訓班，幾乎使人眼花繚亂，小學生就忙得不得了。我們的教育是前緊後鬆，高考前很用功，很努力，考上大學後就放鬆了。而中國的大學又是嚴進寬出，學生幾乎個個都能畢業。中國大學生是放鬆的4年，很不利於人才的培養。
第三、美國和西方的教育是獨立的，行政權力不能幹預。
美國和西方的教育是獨立的，行政權力不能幹預。英國有個著名的故事：牛津大學是英國政府辦的，政府出了很多錢。幾百年的老校了，它有個傳統，招生不隻看考試成績，還有個三人教授考核小組的麵試，考察學生的綜合素質。大概10多年前，英國北部某郡的一個女孩子考了滿分，那個郡的人就認為滿分了肯定能上牛津。教授考核小組考察後覺得她素質不行，沒有要。這個郡的議員就要求議會幹預，因為這偏遠地區好不容易有一個。英國教育大臣也跟牛津說情，副首相也去，布萊爾也去。但牛津說這是幾百年的傳統，學校無權更改考核小組的結論。布萊爾非常失望，有一次和別人談到牛津，就說牛津太古板了，不與時俱進。牛津的學生、老師對布萊爾非常不滿意，就取消了授予布萊爾的名譽博士。這件事鬧得不亦樂乎，最後牛津還是沒有收這個學生。英國政府和布萊爾確實幹預了，但絕對沒有說，“錢都是我們政府給的，你不能不聽話，何況還有政治因素。”牛津大學也就敢這麽硬，就算是首相也不給麵子。政府全力支持教育，就要放手讓學校按規律去辦到最好。難怪牛津大學現在還是世界一流。[6]
美國的大學校長和係主任都是學校自主，在全國甚至全世界聘任的。哈佛大學第 27任校長拉裏•薩默斯，是從400人的候選人中、經過9個月的逐層選拔，真可謂“精挑細選”產生的。[7] 哈佛大學第 28任校長德魯·福斯特搜尋工作曆時一年，是何等慎重！我們的大學校長都是任命的，豈能與此相比。[8]
行政權力對教育的幹預筆者是深有體會，幾十年教育改革瞎折騰就是行政權力幹預的結果，科大下遷完全是行政權力幹預的惡果。
對當前中國教育的擔憂
改革開放後，我們的教育有很大發展，我很高興。但是我覺得當今的教育仍有不少問題，令人擔憂。尤其是，如下三個問題，我一直想不通：
第一、教育為什麽要搞產業化？
這一點對教育是最重要的，比前麵兩點更重要。英國有個著名的故事。牛津大學是英國政府辦的，政府出了很多錢。幾百年的老校了，它有個傳統，招生不僅隻看考試成績，還有個由三人教授組成的“考核小組”的麵試，考察學生的綜合素質。大約十多年前，英國北部某郡的一個女孩子考了滿分，那個郡的人以為滿分了肯定能上牛津。教授考核小組考察後覺得她素質不行，沒有錄取她。這個郡的議員就要求議會幹預，因為這偏遠地區好不容易有一個考滿分的。英國教育大臣也向牛津說情，副首相也去，時任首相布萊爾也去了。但牛津說，這是幾百年的傳統，學校無權更改考核小組的結論。布萊爾非常失望，有一次同別人談到牛津，就說牛津太古板了，不與時俱進。而牛津的學生、老師對布萊爾也非常不滿意，就取消了授予布萊爾的名譽博士。這件事鬧得不亦樂乎，最後，牛津仍然沒有錄取這個學生。英國政府和布萊爾確實幹預了，但他們絕對不會說“錢都是我們政府給的，你不能不聽話，何況其中還有政治因素。”而牛津大學也就敢這麽硬，就算是首相也不給麵子，因為他們認識到，政府全力支持教育，就要放手讓學校按客觀規律去辦到最好，行政權力不得幹預。難怪牛津大學至今仍是世界一流的大學。[6]
同時，美國的大學校長和係主任都是學校自主在全國乃至全世界聘任的。哈佛大學第27任校長拉裏•薩默斯，是從400名候選人中，經過9個月的逐層選拔產生的，真可謂“精挑細選”。[7]
搜尋哈佛大學第28任校長德魯•福斯特的工作，曆時一年，是何等慎重！[8]而我們的大學校長都是行政任命的，豈能與此相比？
行政權力對教育的幹預，筆者是深有體會：幾十年教育改革中的許多瞎折騰都是行政權力幹預的結果；科大下遷完全是行政權力幹預的惡果……。
對當前中國教育的擔憂
改革開放後，我們的教育有很大發展，我很高興。但是我覺得當今的教育仍有不少問題，令人擔憂。尤其是，如下三個問題，我一直想不通：
第一、教育為何搞產業化 ?
我念書的時候，小學、中學的學費都很便宜，上大學不要學費。現在，我的外孫女上一個好一點的幼兒園，一年要兩萬多元。須知，2017年底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也不過是25974元，月均才2000元多一點點。[9] 因此，多少民眾驚歎“念不起書”！我認為，這是教育產業化造成的。
科大校友潘榮華對我說，佐治亞州有一個Hope Scholarship Program，高中畢業B以上，上本州公立學校，就免學費。科大校友陳祥旭對我說，考上了頂級私立大學（比如斯坦福大學），而家庭年收入$12萬以下的（具體數字也許有出入），就不用支付學費。科大校友張宏標說得更清楚：“斯坦福大學家庭年收入$12萬5千元以下，免學費；$6萬5千元以下，全免（學費，吃住，學雜費）”。我還從未聽說過國內哪所名牌大學，因家庭經濟困難可以學費、吃住、學雜費全免的！
撫養和教育兒童是父母和社會必須承擔的責任。教育的初衷是讓每個人通過學習知識了解世界,了解社會，成為最好的自己，實現自我價值。基礎教育，就是人們在成長中為了獲取更多學問而在先期要掌握的知識。就如同蓋房子先要打地基，要想學好一門語言就要先認字一樣。基礎教育是造就人才和提高國民素質的奠基工程。教育產業化對基礎教育產生明顯的弊端。據說如今個別中、小學教師為了開辦家教而在課堂上對學生有所保留，以便學生參加他們的有償培訓。一些課外輔導書、輔導班的髙昂價格使不少家長苦不堪言，但是，由於怕孩子輸在起跑線上，硬是承受了難以承受的巨大經濟壓力。教師的職責本是教書育人，老師要為人師表，怎麽能搞“教育產業化”，要教師去“創收”，使教師淪為利欲熏心的商人呢？
對於高等學府，教育產業化一經實行，擴招成了這一產業盈利的一大措施，各高校生源大量增加使得原本的精英教育變成了大眾教育，使得教育質量大幅下降。教育對一個國家和民族的發展和振興非常重要。日本明治維新以後，就重視教育。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日本作為戰敗國處境非常困難，但日本政府咬著牙抓教育，才有今日之發展。
對於教育的投資，短期內雖然不會有太多的收益，但是卻是整個國家的支柱。教育改變命運，不僅對於個人如此，對國家也是一樣。再窮也不能窮教育，所以世界上每個國家的教育投入都很大，尤其是發達國家。
教育的目的是為了提高全民的素質，豈能作為賺錢的手段？它違背了教育道德！筆者希望盡快淨化教育領域，給教育工作者一個良好的環境傳授知識，同時給學生一個純淨的知識殿堂。
第二、現今城鄉教育差別為何這麽大？
我來自農村，1952年小學畢業時，允許報考紹興一中。而如今，盡管依然聲稱“人人生而平等”，為何農村孩子就不能上城裏的學校？甚至，連生活在城裏的農民工的孩子，也不能上城裏的學校？這是為什麽？我百思不得其解。哪位能給我一個信服的解釋？我初中是在農村念的，是鄉下的中學──學勉中學，還不是縣城的中學。那時，學勉中學的師資力量不亞於縣城的中學──諸暨中學。如今，我老家諸暨縣已改為市，諸暨中學是市重點中學，無論是師資力量還是教學設施，學勉中學遠遠無法與諸暨中學相比！難道農村就應該比城市低一等？農村人應該比城裏人低一等？本來，我們共產黨人的奮鬥目標是消滅三大差別，為何我們的做法卻反其道而行之，擴大城鄉差別呢？我也百思不得其解。哪位能給我一個解釋？
1955年我初中畢業時，我老家諸暨屬於金華專區，雖然我父親在紹興工作，但我不能考紹興一中了，隻能考金華專區內的高中。於是，我考取了金華地區最好的高中──金華一中。那時，金華一中的學號是按升學考試的成績排列的，與我同班的同學中也有諸暨中學畢業的，而我的學號比他們居前很多。這也說明，鄉下學勉中學的教育質量並不亞於縣城的諸暨中學。
我初中畢業時，很多農村同學去杭州製氧機廠工作，沒有一個人說他們是農民工，他們的子女都成了城市戶口。1958年我高中畢業，大學招生在分線麵前人人平等，不像現在，考名牌大學，安徽的錄取分數線比北京要高很多。憑什麽北京的錄取分數線可以低很多？理由何在？我們是進步，還是退步？哪位能給我一個解釋？“做事要有雄心，做人要有良心”，這是我的座右銘。退休後，雄心己無，但良心未泯，想到這些，我的良心很不安！
1958年我高中畢業，是免試保送上科大的。當年，高考招生在分數麵前人人平等。而如今，高考錄取分數線地區差別很大。例如，今年安徽高考本科(第一批)錄取分數線：文科為550分，理科為496分。而北京文科為480分，理科為423分。憑什麽北京的錄取分數線比安徽低70多分？理由何在？教育是進步了，還是退步了？哪位能給我一個解釋？我真想不通我們為什麽要這麽做！我相信，追求自由、平等、公平也應該是共產黨人的初心吧！我是一名有五十多年黨齡的老黨員，“做事要有雄心，做人要有良心”是我的座右銘。退休後，雄心己無，但良心未泯。每當想到這些問題，我的良心很不安！當我從網上看到，有的山區孩子，還要攀崖上學(見下照片)，我心裏很不是滋味，甚至可以說，我的心在滴血，解放這麽多年了，怎麽還有如此苦的孩子？！
山區孩子還要攀崖上學（圖片來自網絡）
十八大之後，我們科大來了幾百外國留學生。我的左右鄰居住的都是外國留學生。我一家人住一套，他們一個人住一套。我的房子是自己花錢簡單裝修了一下，家具全是舊的，一件新家具都沒買。僅是裝修，包括購買家用電器，我總共花了十幾萬，是我這輩子花的最大一筆錢。而外國留學生住的房子一律是學校花錢裝修的，家具、家用電器配備齊全，都是新的。科大哪來的錢？全是老百姓的錢，納稅人的錢！2018年3月，新華網的一篇文章，很自豪地宣布：中國成為亞洲最大留學目的國。我國教育部發布的2018年教育預算清單[9]中得知，2018年來華留學生的預算總數高達33億2千萬元，來華留學生資助標準，一個普通的本科生，資助高達6萬7千元，博士接近10萬元！[9] 東南大學資助一帶一路每位留學生 20 萬[10].
為什麽我們不能把納稅人的錢花在我們自己的孩子身上？而花在外國留學生身上，我很不理解，誰能給我一個解釋？
第三、青少年為什麽要搞政治？
眾所周知，搞政治是成年人的事，應保護青少年免於受到政治意識形態的幹擾。
在世界曆史中，首創在青年人當中搞黨派政治團體的人是德國的希特勒，他搞法西斯青年團組織，讓青年人給他的反動政治當炮灰。
張伯苓是位老教育家，張伯苓本人是基督徒，也是國民黨員，但他在學生中既不宣傳基督教，也不宣傳國民黨教義，而是保護師生不受任何政治幹擾，讓學生安心為祖國複興複強而學習。
梅貽琦教授也是一位老教育家，他也不主張在大學教育中推行黨派政治教育，西南聯大沒有政治課。西南聯大的高等教育是最成功的，傑出人才輩出。
再看一看毛澤東的“初心”。1941年1月31日，毛澤東給他在蘇聯學習的兩個兒子岸英、岸青寫了一封信。信中說：“惟有一事向你們建議，趁著年紀尚輕，多向自然科學學習，少談些政治。政治是要談的，但目前以潛心學習自然科學為宜、社會科學為輔。總之注意科學，隻有科學是真學問，將來用處無窮……” [11]
582同學合照：左起阮老師、韓誌全、黃綺、麥汝奇、王桂芹、曹毓娟、左愛珍
最近，聽說有的大學在學生中招“信息員”，據說還有報酬，連續當三年信息員，可以免試保研。“信息員”的主要職責是收集老師的“錯話”，向上匯報。清華大學許章潤教授的下崗就部分緣於“信息員”的舉報。憲法第三十五條明文規定公民有言論自由，當然包括說錯話的自由。誰能保證不說錯話？我奉勸同學們千萬別去當“信息員”，別做這種缺德事。近日，筆者看到在小學生中也舉辦了“小小情報員”活動（見下照片），令人難以置信，難怪有網民驚呼：培養“猶大”從娃娃抓起？！這成什麽教育？！
西安高新第一小學“小小情報員” （圖片來自網絡）
我國的經濟建設事業，在加入WTO之後，走上了全球化的道路，接受了國際上經濟發展的遊戲規則，國家的經濟實力取得了迅猛的發展，成就舉世矚目。試問，我國的教育改革，要不要走全球化的道路，借鑒國際上教育發展的先進經驗？美國隻花一百多年就從殖民地發展成世界頭號強國，而我們教育改革進行了近七十年，為何還存在申泮文的質疑和錢學森之問，還不知路在何方？究竟原因何在？筆者認為，我們以往的教育改革是在行政權力的指揮下，以意識形態為目標進行的。不是學校自主按教育規律，以提高國民素質、培養人才為目標進行的。這是問題症結之所在。因有些敏感，本文就不展開論述了。
不忍不問 不敢多答
以上是我的書生之見，謬誤之處實屬難免，今冒大不韙，大膽進言。不少人是臨死前才講真話，我不想。對著名的“錢學森之問”，錢學森本人肯定知道問題的答案，他隻是不願捅破這層窗戶紙。我遠遠沒有錢先生聰明，總是笨頭笨腦，直來直去。今天，我也隻是回答了“錢學森之問”的一小部分，估計還及格不了。不是我不想全麵回答，主要是不敢繼續回答。因為，我深知，寫本文有風險。但是，出於中國人的良心、知識分子的良知，我不能不寫。有的人讀了本文可能不高興，但懇請你們理解，為祖國唱讚歌固然是愛國，指出存在的問題，同樣也是愛國，而且是更難能可貴的愛國。筆者已是“８０後”老翁，寫此文毫無私心，完全是出於憂國憂民。但是，好心未必有好報。前兩年，因為寫了一篇博文《由妄議中央大政方針想到的》，我不僅被多次“喝茶”，並且把我的所有博客全封了。我生怕再答下去，又把我的微信給封了。
其實，對教育應思考的問題還很多。比如，是否必須堅持黨的領導？可不可以去行政化？大學要不要辦企業？大學如何評估？是用論文數，或是人均論文數，還是論文的引用率？由誰來評估，是官員還是專家？大學校長是不是必須是院士？院士可不可以像美國那樣，僅是個榮譽？院士是否可以有退休年齡？是否有必要單獨辦個科學院？等等等等。筆者思考很多，但自知人微言輕，還不如不說，或者，留待適當時候說。毛澤東說，讓人說話，天塌不下來。──所以，應該讓人說話，讓人講真話，暢所欲言、集思廣益方能促進社會進步！最後，在本文定稿前，承蒙數位朋友和校友提出修訂意見，誠表謝意！
毛澤東說，讓人說話，天塌不下來。所以，應該讓人說話，讓人說真話，暢所欲言、集思廣益方能促進社會進步！
最後，在本文定稿前，承蒙數位朋友和校友提出修訂意見，誠表謝意！
阮教授與她的博客粉絲
2015年阮老師與夫人在科大櫻花大道
作者後記
2019年科大有幾個學生要來采訪我，讓我談談教育，並且還要攝像錄音。我確實對我們的教育有不少思考，不想把我的想法，隨我一起進火葬場化成灰。於是，我答應采訪了。但是我的普通話不行，雖然我的文筆也不行，比普通話要好多了，於是，我才寫了此文。
但此文發表後沒幾天，2019年7月17日此文被封殺。科大物理學院有個微信群，因為轉載此文被封。
2021年初，網上又在傳我的這篇文章，但用的照片卻不是我的照片，而是我大學同學曹烈兆的遺像。很多朋友拿這篇文章來問我，這照片是怎麽回亊。但後來網上這篇文章也被封了。2021年6月初，網上又在傳我的這篇文章，但用的照片是方LZ的照片。最近幾天這篇網上文章也無法瀏覽了。為此，我又一次修改了這篇一再被封的文章。為了讓讀者認識我的真相，加了一幅十多年前一位業餘攝影愛好者幫我拍的照片（圖1）。
但是，最近網上又在傳我的這篇文章，但用的照片卻不是我的照片，而是我一個大學同學曹烈兆的遺像。很多朋友拿這篇文章來問我，這照片是怎麽回亊。我不便一一作答，於是才送科大校友，請他們在公眾號上發表此文，權作我的回答。
參考文獻及資料：
[1]南開教授中科院資深院士申泮文：教育改革 路在何方
douban.com/group/topic/
[2]收到的英文郵件如下：
USTC is the most amazing achievement in the historyof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after 1949. So it is not just about USTC, it isabout China. In the 6-hour document film "China, a century ofrevolution" made by Americans, there is a few minutes introduction t0 USTCin 80s. It is the only school introduced in the film. USTC is a milestone inthe history of China. One day if someone want to write a history of highereducation in China. USTC will be the most important school since 1958 up tillnow.
[3]全球頂尖一百材料學家榜單公布news.sciencenet.cn/html
[4] 小學生第一課──送給全中國的小朋友
wenku.baidu.com/view/a5
[5]北大和耶魯校長對話
doc88.com/p-81892947174
[6]朱清時：領導覺得自己懂教育，就容易行政幹預
news.sohu.com/20100308/
[7]校園政治：深度挖掘哈佛大學前校長薩默斯為何下台
blog.sciencenet.cn/blog
[8]美國大學如何選拔和任命校長？
sohu.com/a/232462170_17
[9] 批評教育部2018年財政預算歧視中國公民
blog.sina.com.cn/s/blog
[10]中國成為亞洲最大留學目的國
mp.weixin.qq.com/s?
[11]節錄自《紅牆內的子女們》，延邊大學出版社，1998年
2019年7月3日第17稿於中國科技大學
【注】本文圖片除注明外，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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