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必須去政治化—阮耀鍾教授對“錢學森之問”的回答
文章來源: 科大瞬間2022-04-30 18:28:02

【科大瞬間】特刊

教育必須去政治化——

中科大阮耀鍾教授對“錢學森之問”的回答

第164 期

【編者按】 

“為什麽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傑出人才? ”這是著名的“錢學森之問”。這也是許多中國人以及海外華人共同關心的問題。中國科大博士生導師、原材料科學與工程係副主任以及《方LZ文集》的主編阮耀鍾教授通過自己幾十年對教育的思考,給出了他的回答。”

 

去年4月,我度過了80歲生日。如今,我已是名符其實的“80後”。回首往事,最令我魂牽夢縈的是校園的生活──從小學讀到大學畢業,接著又留校教書直至退休,退休後依然住在校園裏!這一輩子,我與學校結下了不解之緣,也一輩子經曆了新中國的“教育改革”。因此,我很想在有生之年談談自己對教育的幾點拙見。

一輩子的教育改革

往事曆曆,我對這輩子經曆的“教育改革”依然記憶猶新。1952年,全國高校實行院係調整,全盤學習蘇聯,理工分家,文理分家,拉開了新中國成立後教育改革的序幕。
讀初中時,我學的是英語,髙中和大學改學俄語。念高中時,學的是蘇聯的米丘林學說,把摩爾根的基因遺傳學說斥為資產階級的、反動的,批判摩爾根的基因遺傳學說。現在,事實證明,摩爾根的基因遺傳學說是對的。 

1958年我上大學時,在各行各業搞大躍進的同時、又提出了搞“教育大革命”,明確提出了“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要求培養黨的馴服工具,倡導人們做一顆“永不生鏽的螺絲釘”。  

1966年開始文化大革命,全國停課鬧革命,砸爛了“舊教育”,結束了“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從1966年至1971年,大學6年不招生。1972年春開始招收“工農兵學員”。這些新生很多隻有初中文化程度,有的實際水平隻有小學程度,畢業的學生怎麽能叫大學生?文化大革命實際是革文化的命,毀了教育,毀了一代人。 

教育的目的是提高民族的文化素質,培養人才。 

1977年恢複高考,又一次開啟了教育大改革。隨後,又有1985年的教育體製改革,2000年前後的高校合並、教育產業化…… 

折騰了半個世紀,直至2007年10月24日,時年91歲的申泮文資深院士仍然在質疑:“教育改革 路在何方”?[1]時至今日,教育的出路,依然眾說紛紜,莫衷一是。 

1964年毛譯東提出了培養千百萬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隨即有人寫出了少兒歌曲: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但是,曆史和現實都與它南轅北轍:新中國成立伊始,那些由封建主義,資本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培養出來的錢學森們,毅然衝破重重阻力,紛紛回歸,報效祖國;而如今,我們共產黨自己培養的“共產主義接班人”,包括許多高幹子女,特別是第一代中央領導幹部的子女,本應是天然的共產主義接班人,卻紛紛移民定居美歐日澳等發達國家,去接資本主義的班;更有一批官二代,公司在海外上市,坐擁海外上億豪華房產和股票,已經變成了資本家;而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毛澤東、鄧小平,這些無產階級革命家都不是無產階級出身,也都不是無產階級培養的,而是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培養的。曆史和現實都已經證明,什麽培養這樣那樣接班人,這種提法本身就不科學。我認為,教育工作,無論理工科類還是人文科類,就像科學研究探索真理一樣,向學生傳授人類共同的科學知識。知識本身並沒有什麽階級性,沒必要給教育強加什麽政治使命。

阮老師與物理係張永德教授(右)合影

第一、科大的教授治校比其它學校做得好

科大校友:胡森(右1),阮老師(左一)

當年,給我們上課的嚴濟慈、華羅庚、錢學森等等都是中科院赫赫有名的大教授。在當年的反右傾、拔黑旗插紅旗政治氛圍下,校領導相當開明,公開在會議上講,我們是為你們服務的。從課程設置到教學安排,全聽教授的,一切由教授說了算。 

在此,我舉一個例子來說明。據58級校友黃吉虎回憶,錢學森給科大58級近代力學係講《火箭技術概論》,期末考試從上午8點30分開始,是開卷考試,可以帶講義和課堂筆記,甚至是做過的作業。考試一共有兩道題目,第一道是概念題,占30分,這道題還比較好做,第二道題非常棘手,占70分。考到中午,竟然沒有一個人交卷。錢先生一直在考場陪著同學們。快到吃午飯時間了,錢先生說,先去吃飯吧,吃完午飯回來再考。說實話,午飯誰也吃不香,腦子裏一直在想著這道難題。當年的考風真好,在飯廳和來回的路上,各人思考各人的,沒有互相討論。大家都認為,作弊是十分醜惡的事情,理應自覺遵守考試紀律。大約下午三點多鍾,陸續有四位同學暈倒,被監考的助教抬了出去。其餘同學仍然繼續苦戰,一直到傍晚,隻好交卷了。考試成績出來後,卷麵竟有95%的同學不及格。當時,誰敢責問錢學森,你的書是怎麽教的?誰敢責問錢學森,你的題目是怎麽出的?等黃吉虎他們快畢業時,錢學森說,你們的數理基礎不行,得延長半年畢業。二話沒說,大家都延長半年畢業,教授說了算。從這個例子,我想足以說明科大的“教授治校”比其它學校做得好。

第二,科大的民主辦學做得好。
建校伊始,科大給學生講課的全是科學院各研究所的專家,當時的口號是“全院辦校,所係結合”。1970年,科大從北京下遷合肥,給我們上課的專家都沒來合肥,“山中無老虎,猴子稱大王”,我們這些猴子就稱“大王”了,誰願研究什麽課題,就研究什麽課題,絕無人幹涉。
1980年,我在美國碰到一位北大副教授,她跟我說,她想做什麽課題,必須經她老師同意。老師要她做什麽課題,她不得不做。她的老師三十年代有過成就,可如今已跟不上科研的發展,落伍了,她很痛苦。科大就不存在這個問題,那時我還隻是個講師,選什麽研究課題全由自己作主。並且科大下遷後,不少新的校係領導都是我們的同學,相互直呼其名,誰也不敢擺領導的架子,所以整個科大民主氣氛特濃。後來等我們這些“猴子”當了教授,我們嚐到過學術自由的甜頭,科大學術自由的風氣自然也一代一代往下傳。


第三、科大有比較寬容政治氛圍的傳統。

科大的政治氛圍相對的比其它學校寬容。科大首任黨委書記鬱文收羅了不少“右派”和其它單位認為“政治上有問題”的年輕人,充實了科大的教學隊伍。有人說,鬱文發了筆“洋財”。而科大第二任黨委書記劉達又積極地保護了這筆“洋財”。正因為科大的寬容,踐行了蔡元培先生提倡的“兼容並包”, 科大才有了今日之發展。 

在文革中的1972年,被打倒的劉達書記解放恢複工作。他沒有整打倒他的造反派,而是發展入黨,一起工作。我在科大一輩子沒挨過整,一輩子沒整過人,就得益於科大的寬容。在此,我再講個自己的親身經曆。前幾年,我與國內外三十多位朋友匯編《方LZ文集》,我和福州的林祥榕二人是主編。一天,我接到老幹部處打來的電話,說是接省裏的通知,要我們暫停編書。我到老幹部處找到這位給我打電話的老同誌,申述理由。這位老同誌最後答應我們可以繼續編。近年來,領導請我“喝茶”時,我就多次講過,我一輩子都感謝這位老同誌的寬容! 

就在老幹部處給我打電話的同一天,福州市的相關領導也登門找林祥榕。第二天,這些領導再次找林祥榕,要他“老實交待”。林祥榕說;“我都八十歲了,還有什麽可交待的?我就認為方勵之了不起!”──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科大的寬容顯而易見。

科大第一任黨委書記鬱文(圖片來自網絡)

中國科大第二任黨委書記劉達(圖片來自網絡)

第四,科大得益於三不管

科大下遷合肥後條件非常困難,為什麽能第二次崛起?這是非常值得探討的問題。辛厚文作為八十年代科大的副校長,我認為,他給出了非常有啟發性的回答。科大是鬆綁最多的一個學校。第一,我們歸科學院管,所以教育部不管我們;第二,科學院有一百多個所級機構,隻顧得上給我們一些科研補貼,教育問題根本不管;第三,安徽省對我們彬彬有禮,除了黨的事務,其他事也不管。所以我們是“三不管”,想做什麽就都能做。科大下遷合肥後,是行政幹預最少的高校,可以說,這是科大下遷合肥後,能第二次崛起最重要的原因。

第五,科大老師不按教學大綱講課。

我在科大教普通物理中的“熱學”,我從來沒有看過教育部規定的教育大綱。據我所知,科大老師都不按課本和教育大綱講課。我清楚知道,“熱學”課的重點和難點在哪裏,最難講的是焓與熵,學生最難理解的也是焓與熵。學了“熱學”之後,學生常開玩笑說,學了焓是“含含糊糊”,學了熵是“傷腦筋”。所以,如何講清楚焓與熵,是講好熱學課的關鍵。難道講熱學課的教授還需要教育大綱來指點嗎?

科大前副校長龔昇說,科大數學係實際上是沒有教學計劃和教學大綱。科大好就好在沒有。沒有教學大綱的好處是什麽呢?就是你講你的我講我的,真正可以把專家的長處發揮出來。現在大學可悲的地方就是有教學大綱。我按照教學大綱來講,你也按照這個教學大綱來講,講到後來就沒有特色了,就等於做的東西都一樣了。沒有大綱的結果就是使得科大數學係的老師教數學是真正執行“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方針,這方麵北大、清華等那些老學校是絕對不能比的。整個科大的其他係也類似,這就是科大的長處與特點,後來成為科大的一個傳統。

其實,這五條絕不是科大的創造。蔡元培先生早就提出過現代大學的三項基本原則:“第一,大學應當是獨立的和自主的;第二,大學應當具有思想自you和學術自you;第三,大學學術與思想自you需要相應的自you的社會政治環境。”因此,科大隻是根據這三項基本原則,按教育規律辦教育而已。

中美教育的差距
退休後,我一直考慮的另一個問題是,美國原是殖民地,建國才二百多年,就成了世界頭號強國,這是為什麽?我想,這必定與美國的教育有關。緊接著的問題是:中美教育的差距何在?在此,我談三點淺見。
第一,美國的教育理念就是教導學生獨立思考。

網上有文說,美國第三任總統傑斐遜親自為美國小學撰寫的誓詞是:“我保證使用我的批評才能,我保證發展我的獨立思想,我保證接受教育,從而使自己能夠自作判斷。” [4] 我的初稿曾送一位朋友審閱。他指出,上麵這段話並非傑斐遜所講,而是美國天體物理學家卡爾•薩根(CarlSagan)於1992年7月4日,在傑斐遜故居芒特切羅的獨立日慶祝會和入籍儀式上的講話。薩根說:“……所以,在我看來,作為一個公民的一部分責任就是不要因為恐懼而隨大流,而應該保持質疑。你們幾分鍾之後就要進行公民宣誓了,而我希望你們的誓言裏應該包含類似下列的內容:‘我承諾我將質疑我的領導們所告訴我的一切。’這倒真是傑斐遜的思想。‘我承諾使用我的批判能力。我承諾去發展我的思想獨立性。我承諾加強自己的教育,這樣我就可以做出獨立的判斷。’而如果這些話不是你們誓言的一部分,你們還是可以做出這些承諾的。在我看來,這些承諾將是你們給你們的國家(美國)的禮物。” 這段話雖然不是傑斐遜說的,而是卡爾•薩根說的;不是小學生誓詞,而是公民誓詞中可以新加的內容。但兩者的本質是一致,都是倡導美國公民應該做到獨立思考。

阮老師與加州州立大學普莫娜分校王作躍教授(左)

美國教育強調懷疑精神。耶魯大學校長萊文在回答“大學生最重要的任務”時說:“首先,對學生來說,就是要對任何事情都提出質疑。第二點是學習,雖然你應該先提問題,但你需要學習、讀書,以得到更多的信息來回答這些問題。最後是獨立思考得出自己的結論,學會如何獨立思考。”[5]科學的本質是懷疑,正是這種懷疑精神培養了創新精神,促進了美國的科學發展和社會進步。
而我們的教育則要求學生聽話,聽父母的話,聽老師的話,聽毛主席的話,聽黨的話,要堅持這個,堅持那個,這不許懷疑,那不許妄議,導致人們思想禁錮,扼製創新精神,影響了科學發展和社會進步。
第二,美國的教育是前鬆後緊。

美國父母送孩子上小學時,說的是“好好玩!”,而不是“好好學習!”據我所知,美國是從高中開始抓緊的,到了大學,尤其是名牌大學,幾乎是“玩命”。美國大學是寬進嚴出,美國大學4年,對美國學生而言是最勤奮的4年,積蓄人生能量的黃金4年。
然而,我們的教育有個口號,“不要輸在起跑線上”。從小學甚至幼兒園開始就抓得很緊,這種補習課,那種培訓班,幾乎使人眼花繚亂,小學生就忙得不得了。我們的教育是前緊後鬆,高考前很用功,很努力,考上大學後就放鬆了。而中國的大學又是嚴進寬出,學生幾乎個個都能畢業。中國大學生是放鬆的4年,很不利於人才的培養。
第三、美國和西方的教育是獨立的,行政權力不能幹預。
美國和西方的教育是獨立的,行政權力不能幹預。英國有個著名的故事:牛津大學是英國政府辦的,政府出了很多錢。幾百年的老校了,它有個傳統,招生不隻看考試成績,還有個三人教授考核小組的麵試,考察學生的綜合素質。大概10多年前,英國北部某郡的一個女孩子考了滿分,那個郡的人就認為滿分了肯定能上牛津。教授考核小組考察後覺得她素質不行,沒有要。這個郡的議員就要求議會幹預,因為這偏遠地區好不容易有一個。英國教育大臣也跟牛津說情,副首相也去,布萊爾也去。但牛津說這是幾百年的傳統,學校無權更改考核小組的結論。布萊爾非常失望,有一次和別人談到牛津,就說牛津太古板了,不與時俱進。牛津的學生、老師對布萊爾非常不滿意,就取消了授予布萊爾的名譽博士。這件事鬧得不亦樂乎,最後牛津還是沒有收這個學生。英國政府和布萊爾確實幹預了,但絕對沒有說,“錢都是我們政府給的,你不能不聽話,何況還有政治因素。”牛津大學也就敢這麽硬,就算是首相也不給麵子。政府全力支持教育,就要放手讓學校按規律去辦到最好。難怪牛津大學現在還是世界一流。[6]

美國的大學校長和係主任都是學校自主,在全國甚至全世界聘任的。哈佛大學第 27任校長拉裏•薩默斯,是從400人的候選人中、經過9個月的逐層選拔,真可謂“精挑細選”產生的。[7] 哈佛大學第 28任校長德魯·福斯特搜尋工作曆時一年,是何等慎重!我們的大學校長都是任命的,豈能與此相比。[8]
行政權力對教育的幹預筆者是深有體會,幾十年教育改革瞎折騰就是行政權力幹預的結果,科大下遷完全是行政權力幹預的惡果。

對當前中國教育的擔憂

改革開放後,我們的教育有很大發展,我很高興。但是我覺得當今的教育仍有不少問題,令人擔憂。尤其是,如下三個問題,我一直想不通: 

第一、教育為什麽要搞產業化?

這一點對教育是最重要的,比前麵兩點更重要。英國有個著名的故事。牛津大學是英國政府辦的,政府出了很多錢。幾百年的老校了,它有個傳統,招生不僅隻看考試成績,還有個由三人教授組成的“考核小組”的麵試,考察學生的綜合素質。大約十多年前,英國北部某郡的一個女孩子考了滿分,那個郡的人以為滿分了肯定能上牛津。教授考核小組考察後覺得她素質不行,沒有錄取她。這個郡的議員就要求議會幹預,因為這偏遠地區好不容易有一個考滿分的。英國教育大臣也向牛津說情,副首相也去,時任首相布萊爾也去了。但牛津說,這是幾百年的傳統,學校無權更改考核小組的結論。布萊爾非常失望,有一次同別人談到牛津,就說牛津太古板了,不與時俱進。而牛津的學生、老師對布萊爾也非常不滿意,就取消了授予布萊爾的名譽博士。這件事鬧得不亦樂乎,最後,牛津仍然沒有錄取這個學生。英國政府和布萊爾確實幹預了,但他們絕對不會說“錢都是我們政府給的,你不能不聽話,何況其中還有政治因素。”而牛津大學也就敢這麽硬,就算是首相也不給麵子,因為他們認識到,政府全力支持教育,就要放手讓學校按客觀規律去辦到最好,行政權力不得幹預。難怪牛津大學至今仍是世界一流的大學。[6]

同時,美國的大學校長和係主任都是學校自主在全國乃至全世界聘任的。哈佛大學第27任校長拉裏•薩默斯,是從400名候選人中,經過9個月的逐層選拔產生的,真可謂“精挑細選”。[7]

搜尋哈佛大學第28任校長德魯•福斯特的工作,曆時一年,是何等慎重![8]而我們的大學校長都是行政任命的,豈能與此相比?

行政權力對教育的幹預,筆者是深有體會:幾十年教育改革中的許多瞎折騰都是行政權力幹預的結果;科大下遷完全是行政權力幹預的惡果……。

對當前中國教育的擔憂

改革開放後,我們的教育有很大發展,我很高興。但是我覺得當今的教育仍有不少問題,令人擔憂。尤其是,如下三個問題,我一直想不通:

第一、教育為何搞產業化 ?

我念書的時候,小學、中學的學費都很便宜,上大學不要學費。現在,我的外孫女上一個好一點的幼兒園,一年要兩萬多元。須知,2017年底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也不過是25974元,月均才2000元多一點點。[9] 因此,多少民眾驚歎“念不起書”!我認為,這是教育產業化造成的。

科大校友潘榮華對我說,佐治亞州有一個Hope Scholarship Program,高中畢業B以上,上本州公立學校,就免學費。科大校友陳祥旭對我說,考上了頂級私立大學(比如斯坦福大學),而家庭年收入$12萬以下的(具體數字也許有出入),就不用支付學費。科大校友張宏標說得更清楚:“斯坦福大學家庭年收入$12萬5千元以下,免學費;$6萬5千元以下,全免(學費,吃住,學雜費)”。我還從未聽說過國內哪所名牌大學,因家庭經濟困難可以學費、吃住、學雜費全免的! 

撫養和教育兒童是父母和社會必須承擔的責任。教育的初衷是讓每個人通過學習知識了解世界,了解社會,成為最好的自己,實現自我價值。基礎教育,就是人們在成長中為了獲取更多學問而在先期要掌握的知識。就如同蓋房子先要打地基,要想學好一門語言就要先認字一樣。基礎教育是造就人才和提高國民素質的奠基工程。教育產業化對基礎教育產生明顯的弊端。據說如今個別中、小學教師為了開辦家教而在課堂上對學生有所保留,以便學生參加他們的有償培訓。一些課外輔導書、輔導班的髙昂價格使不少家長苦不堪言,但是,由於怕孩子輸在起跑線上,硬是承受了難以承受的巨大經濟壓力。教師的職責本是教書育人,老師要為人師表,怎麽能搞“教育產業化”,要教師去“創收”,使教師淪為利欲熏心的商人呢? 

對於高等學府,教育產業化一經實行,擴招成了這一產業盈利的一大措施,各高校生源大量增加使得原本的精英教育變成了大眾教育,使得教育質量大幅下降。教育對一個國家和民族的發展和振興非常重要。日本明治維新以後,就重視教育。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日本作為戰敗國處境非常困難,但日本政府咬著牙抓教育,才有今日之發展。 

對於教育的投資,短期內雖然不會有太多的收益,但是卻是整個國家的支柱。教育改變命運,不僅對於個人如此,對國家也是一樣。再窮也不能窮教育,所以世界上每個國家的教育投入都很大,尤其是發達國家。  

教育的目的是為了提高全民的素質,豈能作為賺錢的手段?它違背了教育道德!筆者希望盡快淨化教育領域,給教育工作者一個良好的環境傳授知識,同時給學生一個純淨的知識殿堂。

第二、現今城鄉教育差別為何這麽大?

我來自農村,1952年小學畢業時,允許報考紹興一中。而如今,盡管依然聲稱“人人生而平等”,為何農村孩子就不能上城裏的學校?甚至,連生活在城裏的農民工的孩子,也不能上城裏的學校?這是為什麽?我百思不得其解。哪位能給我一個信服的解釋?我初中是在農村念的,是鄉下的中學──學勉中學,還不是縣城的中學。那時,學勉中學的師資力量不亞於縣城的中學──諸暨中學。如今,我老家諸暨縣已改為市,諸暨中學是市重點中學,無論是師資力量還是教學設施,學勉中學遠遠無法與諸暨中學相比!難道農村就應該比城市低一等?農村人應該比城裏人低一等?本來,我們共產黨人的奮鬥目標是消滅三大差別,為何我們的做法卻反其道而行之,擴大城鄉差別呢?我也百思不得其解。哪位能給我一個解釋?
1955年我初中畢業時,我老家諸暨屬於金華專區,雖然我父親在紹興工作,但我不能考紹興一中了,隻能考金華專區內的高中。於是,我考取了金華地區最好的高中──金華一中。那時,金華一中的學號是按升學考試的成績排列的,與我同班的同學中也有諸暨中學畢業的,而我的學號比他們居前很多。這也說明,鄉下學勉中學的教育質量並不亞於縣城的諸暨中學。

我初中畢業時,很多農村同學去杭州製氧機廠工作,沒有一個人說他們是農民工,他們的子女都成了城市戶口。1958年我高中畢業,大學招生在分線麵前人人平等,不像現在,考名牌大學,安徽的錄取分數線比北京要高很多。憑什麽北京的錄取分數線可以低很多?理由何在?我們是進步,還是退步?哪位能給我一個解釋?“做事要有雄心,做人要有良心”,這是我的座右銘。退休後,雄心己無,但良心未泯,想到這些,我的良心很不安!

1958年我高中畢業,是免試保送上科大的。當年,高考招生在分數麵前人人平等。而如今,高考錄取分數線地區差別很大。例如,今年安徽高考本科(第一批)錄取分數線:文科為550分,理科為496分。而北京文科為480分,理科為423分。憑什麽北京的錄取分數線比安徽低70多分?理由何在?教育是進步了,還是退步了?哪位能給我一個解釋?我真想不通我們為什麽要這麽做!我相信,追求自由、平等、公平也應該是共產黨人的初心吧!我是一名有五十多年黨齡的老黨員,“做事要有雄心,做人要有良心”是我的座右銘。退休後,雄心己無,但良心未泯。每當想到這些問題,我的良心很不安!當我從網上看到,有的山區孩子,還要攀崖上學(見下照片),我心裏很不是滋味,甚至可以說,我的心在滴血,解放這麽多年了,怎麽還有如此苦的孩子?!

山區孩子還要攀崖上學(圖片來自網絡)

十八大之後,我們科大來了幾百外國留學生。我的左右鄰居住的都是外國留學生。我一家人住一套,他們一個人住一套。我的房子是自己花錢簡單裝修了一下,家具全是舊的,一件新家具都沒買。僅是裝修,包括購買家用電器,我總共花了十幾萬,是我這輩子花的最大一筆錢。而外國留學生住的房子一律是學校花錢裝修的,家具、家用電器配備齊全,都是新的。科大哪來的錢?全是老百姓的錢,納稅人的錢!2018年3月,新華網的一篇文章,很自豪地宣布:中國成為亞洲最大留學目的國。我國教育部發布的2018年教育預算清單[9]中得知,2018年來華留學生的預算總數高達33億2千萬元,來華留學生資助標準,一個普通的本科生,資助高達6萬7千元,博士接近10萬元![9] 東南大學資助一帶一路每位留學生 20 萬[10].
為什麽我們不能把納稅人的錢花在我們自己的孩子身上?而花在外國留學生身上,我很不理解,誰能給我一個解釋?

第三、青少年為什麽要搞政治?

眾所周知,搞政治是成年人的事,應保護青少年免於受到政治意識形態的幹擾。

在世界曆史中,首創在青年人當中搞黨派政治團體的人是德國的希特勒,他搞法西斯青年團組織,讓青年人給他的反動政治當炮灰。

張伯苓是位老教育家,張伯苓本人是基督徒,也是國民黨員,但他在學生中既不宣傳基督教,也不宣傳國民黨教義,而是保護師生不受任何政治幹擾,讓學生安心為祖國複興複強而學習。

梅貽琦教授也是一位老教育家,他也不主張在大學教育中推行黨派政治教育,西南聯大沒有政治課。西南聯大的高等教育是最成功的,傑出人才輩出。

再看一看毛澤東的“初心”。1941年1月31日,毛澤東給他在蘇聯學習的兩個兒子岸英、岸青寫了一封信。信中說:“惟有一事向你們建議,趁著年紀尚輕,多向自然科學學習,少談些政治。政治是要談的,但目前以潛心學習自然科學為宜、社會科學為輔。總之注意科學,隻有科學是真學問,將來用處無窮……” [11]

582同學合照:左起阮老師、韓誌全、黃綺、麥汝奇、王桂芹、曹毓娟、左愛珍

最近,聽說有的大學在學生中招“信息員”,據說還有報酬,連續當三年信息員,可以免試保研。“信息員”的主要職責是收集老師的“錯話”,向上匯報。清華大學許章潤教授的下崗就部分緣於“信息員”的舉報。憲法第三十五條明文規定公民有言論自由,當然包括說錯話的自由。誰能保證不說錯話?我奉勸同學們千萬別去當“信息員”,別做這種缺德事。近日,筆者看到在小學生中也舉辦了“小小情報員”活動(見下照片),令人難以置信,難怪有網民驚呼:培養“猶大”從娃娃抓起?!這成什麽教育?!

西安高新第一小學“小小情報員” (圖片來自網絡)

我國的經濟建設事業,在加入WTO之後,走上了全球化的道路,接受了國際上經濟發展的遊戲規則,國家的經濟實力取得了迅猛的發展,成就舉世矚目。試問,我國的教育改革,要不要走全球化的道路,借鑒國際上教育發展的先進經驗?美國隻花一百多年就從殖民地發展成世界頭號強國,而我們教育改革進行了近七十年,為何還存在申泮文的質疑和錢學森之問,還不知路在何方?究竟原因何在?筆者認為,我們以往的教育改革是在行政權力的指揮下,以意識形態為目標進行的。不是學校自主按教育規律,以提高國民素質、培養人才為目標進行的。這是問題症結之所在。因有些敏感,本文就不展開論述了。

不忍不問 不敢多答

以上是我的書生之見,謬誤之處實屬難免,今冒大不韙,大膽進言。不少人是臨死前才講真話,我不想。對著名的“錢學森之問”,錢學森本人肯定知道問題的答案,他隻是不願捅破這層窗戶紙。我遠遠沒有錢先生聰明,總是笨頭笨腦,直來直去。今天,我也隻是回答了“錢學森之問”的一小部分,估計還及格不了。不是我不想全麵回答,主要是不敢繼續回答。因為,我深知,寫本文有風險。但是,出於中國人的良心、知識分子的良知,我不能不寫。有的人讀了本文可能不高興,但懇請你們理解,為祖國唱讚歌固然是愛國,指出存在的問題,同樣也是愛國,而且是更難能可貴的愛國。筆者已是“80後”老翁,寫此文毫無私心,完全是出於憂國憂民。但是,好心未必有好報。前兩年,因為寫了一篇博文《由妄議中央大政方針想到的》,我不僅被多次“喝茶”,並且把我的所有博客全封了。我生怕再答下去,又把我的微信給封了。

其實,對教育應思考的問題還很多。比如,是否必須堅持黨的領導?可不可以去行政化?大學要不要辦企業?大學如何評估?是用論文數,或是人均論文數,還是論文的引用率?由誰來評估,是官員還是專家?大學校長是不是必須是院士?院士可不可以像美國那樣,僅是個榮譽?院士是否可以有退休年齡?是否有必要單獨辦個科學院?等等等等。筆者思考很多,但自知人微言輕,還不如不說,或者,留待適當時候說。毛澤東說,讓人說話,天塌不下來。──所以,應該讓人說話,讓人講真話,暢所欲言、集思廣益方能促進社會進步!最後,在本文定稿前,承蒙數位朋友和校友提出修訂意見,誠表謝意!

毛澤東說,讓人說話,天塌不下來。所以,應該讓人說話,讓人說真話,暢所欲言、集思廣益方能促進社會進步!

最後,在本文定稿前,承蒙數位朋友和校友提出修訂意見,誠表謝意!

阮教授與她的博客粉絲

2015年阮老師與夫人在科大櫻花大道

作者後記

2019年科大有幾個學生要來采訪我,讓我談談教育,並且還要攝像錄音。我確實對我們的教育有不少思考,不想把我的想法,隨我一起進火葬場化成灰。於是,我答應采訪了。但是我的普通話不行,雖然我的文筆也不行,比普通話要好多了,於是,我才寫了此文。

但此文發表後沒幾天,2019年7月17日此文被封殺。科大物理學院有個微信群,因為轉載此文被封。

2021年初,網上又在傳我的這篇文章,但用的照片卻不是我的照片,而是我大學同學曹烈兆的遺像。很多朋友拿這篇文章來問我,這照片是怎麽回亊。但後來網上這篇文章也被封了。2021年6月初,網上又在傳我的這篇文章,但用的照片是方LZ的照片。最近幾天這篇網上文章也無法瀏覽了。為此,我又一次修改了這篇一再被封的文章。為了讓讀者認識我的真相,加了一幅十多年前一位業餘攝影愛好者幫我拍的照片(圖1)。 

但是,最近網上又在傳我的這篇文章,但用的照片卻不是我的照片,而是我一個大學同學曹烈兆的遺像。很多朋友拿這篇文章來問我,這照片是怎麽回亊。我不便一一作答,於是才送科大校友,請他們在公眾號上發表此文,權作我的回答。


參考文獻及資料:

[1]南開教授中科院資深院士申泮文:教育改革 路在何方

douban.com/group/topic/

[2]收到的英文郵件如下:

USTC is the most amazing achievement in the historyof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after 1949. So it is not just about USTC, it isabout China. In the 6-hour document film "China, a century ofrevolution" made by Americans, there is a few minutes introduction t0 USTCin 80s. It is the only school introduced in the film. USTC is a milestone inthe history of China. One day if someone want to write a history of highereducation in China. USTC will be the most important school since 1958 up tillnow.

[3]全球頂尖一百材料學家榜單公布news.sciencenet.cn/html

[4] 小學生第一課──送給全中國的小朋友

wenku.baidu.com/view/a5

[5]北大和耶魯校長對話

doc88.com/p-81892947174

[6]朱清時:領導覺得自己懂教育,就容易行政幹預

news.sohu.com/20100308/

[7]校園政治:深度挖掘哈佛大學前校長薩默斯為何下台

blog.sciencenet.cn/blog

[8]美國大學如何選拔和任命校長?

sohu.com/a/232462170_17

[9] 批評教育部2018年財政預算歧視中國公民

blog.sina.com.cn/s/blog

[10]中國成為亞洲最大留學目的國

mp.weixin.qq.com/s?

[11]節錄自《紅牆內的子女們》,延邊大學出版社,1998年

2019年7月3日第17稿於中國科技大學

【注】本文圖片除注明外,均由作者提供。

編輯:許讚華,理實

校對:滕春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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