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土四明
浙東山川、風俗、人物述說。
竺紹平是我相處近20年的一位朋友。在茶餘飯後，他經常談起偷渡到香港的之事。有一天晚上，我突然想起，在奉化近50萬人中，有這樣經曆的人雖然極少，但它卻從一個側麵反映了當時社會的經濟現狀和老百姓追求幸福的心理。因此，我花了二個半天與他交流，並形成了以下材料。
內容概述：1980年5月到8月，竺紹平先生因生活所迫、穿越邊境線、偷渡到香港、遣送回大陸、旅途被押送、逃離收容所，故事起伏跌宕、曲折離奇、驚心動魄。回家後，他還是繼續過著那非常艱辛但又無奈的生活。但是，隨著我國改革開放領域的不斷擴大，他的生活又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五
在調查、核實清楚每一個“犯人”的真實身份之後，8月12日上午，浙江、江西兩省共60多人（其中浙江籍的20多人、江西籍的40多人），三、四個人一串，又戴上了那土洋銬，上了鐵管車，由武警、公安押解到廣州火車站，上了一節專門遣送我們的車廂。警察將浙江、江西籍的人分成兩截，各為半節車廂，中間留出一些空間。
在我們被遣送的這幫人中，大部分都是在廣州、深圳等地的偷竊、盲流和流竄作案人員，真正偷渡者不是很多，偷渡成功到香港的就更少了。我們浙江就隻有我和舟山老溪頭43歲的王阿表2人偷渡到了香港。
據王阿表說，他的父親和哥哥是在解放前夕去香港的，而且他們有過通信來往。所以，他是帶著地址和電話號碼去的。在偷渡中，他受了傷，到香港以後，在岸邊的一戶老百姓家裏躲藏了一天。當時根本沒有想到應該請房主給自己的父親打個電話，或者告訴房主自己父親的住址，也許父親會來接他。後來，他被香港邊防警察發現、抓了起來，並將他送到香港陸軍總醫院治療。
他說，他在香港陸軍總醫院一共住了8天，不但有護士精心服務，而且每天吃病號飯，一生中從來也沒有享受過那麽好的待遇。在住院期間，他曾經請求警察給他父親打個電話，但警察不肯幫忙，最後也被遣送回大陸了。
在火車上共有8個武警、公安，4個武警拿著衝鋒槍，各有2人把守在車廂兩頭；4個公安別著手槍、手裏拿著警棍，坐在椅子的靠背上看著我們，有時就在車廂裏轉。
當大家情緒穩定以後，有一位負責遣送、押解的警察對我們說：我們現在是奉命將你們遣送回原籍的，江西的到萍鄉，浙江的到金華。你們要規矩一點，配合一點，這樣，我們可以給你們一天吃三餐，如果你們自己有錢的話，還可以買些東西吃，否則，別說我們不客氣。當時，我暗暗地高興在自己褲腰的夾層裏還藏著30元錢。
在途中，我就用那30元錢，買了一些吃的分送給大家，包括那幾位武警和公安。因此，警察對我還算不錯。
當火車到達湖南株州站以後，聽說是車輛的調度上有點問題，因此，我們下車以後在當地又被關了兩天。
上車以後，警察聽說江西有人準備在途中組織逃跑，因此，他們就將那幾個嫌疑人的手，銬在火車椅子的鐵腳上，將腿銬在另一邊椅子的鐵腳上。這時，有一位警察對我們說：你們這些人，是我們政府用4頭豬、一噸汽油一個人向香港政府換來的，你們還想跑？據說，當時香港政府每向大陸遣送一名偷渡者，中國政府就得給香港4頭豬、一噸汽油。
實際上，我們浙江也有人提出並商量過途中逃跑的事，但是，在當時的情況下，三、四個人被銬在一起，行動極不方便，逃跑的可能性極少。如果隻有我一個人，完全是有把握逃跑的。因此，我反對那時候逃跑，說隻能以後等待機會再說。所以，那中途逃跑的方案我們並沒有實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