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偷渡客的自述（四）：遣送後的審問

竺紹平是我相處近20年的一位朋友。在茶餘飯後，他經常談起偷渡到香港的之事。有一天晚上，我突然想起，在奉化近50萬人中，有這樣經曆的人雖然極少，但它卻從一個側麵反映了當時社會的經濟現狀和老百姓追求幸福的心理。因此，我花了二個半天與他交流，並形成了以下材料。

內容概述：1980年5月到8月，竺紹平先生因生活所迫、穿越邊境線、偷渡到香港、遣送回大陸、旅途被押送、逃離收容所，故事起伏跌宕、曲折離奇、驚心動魄。回家後，他還是繼續過著那非常艱辛但又無奈的生活。但是，隨著我國改革開放領域的不斷擴大，他的生活又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四

　　那天的中飯和晚飯都是在港英陸軍集中營吃的。中午的主菜是炒帶豆、空心菜和一隻雞腿，晚上的主菜是五隻蝦、炒青菜和一塊紅燒大肉，每人一份，飯和湯隨自己吃。當時我想，在家裏從來也沒有吃得那麽好啊，香港真是好。

　　但是，好景不長。在港英陸軍集中營吃完晚飯以後，香港警察經過羅湖橋將我們遣送到深圳，移交給深圳警察。

　　到了深圳以後，我們六、七十人被關在一間不大的牢房裏，人人隻有一個立腳的位置，根本沒有地方睡覺。而且整間房子隻有一扇很小、高高的小窗，裏麵空氣沉悶、混濁，熱得要死，象地獄一樣，隻有靠鐵門的地方才能呼吸到新鮮空氣。我在那裏熬過了被遣送回大陸後的第一個夜晚。

　　第二天上午9點，也就是22日，警察也沒有給我們吃早飯，就將我們三、四人連在一起，銬上了那種用鐵鍛鑄的土洋銬，有好幾斤重，一串串像“青夾蟹”一樣被送到了樟木頭收容所，並沒收了我們身上帶的所有財物。但是，我的那30元錢，因怕被小偷偷去，事先就藏在自己褲腰的夾層裏，所以，沒有被搜去。

　　在樟木頭收容所裏，警察對每個人都進行了嚴格的審問。兩個警察坐在一張長條桌前，手裏拿著一根木棍，被審問的人就坐在他們對麵的地上，開始一個一個提取我們進行審問。對那些不老實的“犯人”，警察就用那木棍敲打一下頭以後，再繼續審問，直到達到他們的要求。

　　審問輪到我了，開始時候還是問叫什麽，哪裏人這些問題，我都作了如實回答。後來，警察又問我：你為什麽要“叛國投敵”跑到香港去？我回答說：香港本來就是我們中國的領土，是因為你們的政府無能，割讓給別人的，如果你們現在有能力可以將它去要回來啊。我家裏沒有土地、沒有工作、沒有飯吃，隻是想去自己的國土上找工作、過好日子，你們怎麽能說我是“叛國投敵”呢？如果我家裏有好日子過，誰會來冒這樣大的風險。說得那些警察無言以對，但給了我兩木棍。雖然我說得有道理，但是，權力在他們那裏，我還是被關在樟木頭收容所。

　　在樟木頭收容所被關押、審問兩天以後，深圳警察又將廣東省以外的人都送到了廣州沙河收容所，我在那裏又被關押了兩個多月。

　　在廣州沙河收容所，我們每個人都有一個編號，在香港抓到的編號前加兩個0，在深圳抓到的編號前加一個0，在廣州抓到的編號前沒有加0。對於我們編號前加有兩個0的那些人，獄警就看管得特別嚴格。

　　在這兩個多月時間裏，主要是對每一個“犯人”進行進一步審問、發電報到原籍調查，核實每一個人的真實身份。

　　在沙河收容所被關押期間，警察每天隻給我們吃兩餐，每餐是三兩飯、一撮空心菜。但是，如果有外國的觀察團來了，我們的夥食就“改善”了，不但一天可以吃上三餐，而且還能吃到一些沒有肉的骨頭。我們都盼望外國人多來看望、看望我們。

　　在外國觀察團來之前，獄警們事先都會來通知我們，要求我們表現得自然一點，隻能說好話，不能說反話，否則就給你們關到小鐵籠子裏去。

　　在沙河收容所，那裏曾經有人組織過兩次逃亡事件，聽說其中有一次成功了，逃出了3人，被打死2人。但是，我沒有去參與那些沒有把握的逃亡事件。